1、榕树

时光之轴在回忆中诞生。这是一座普通的南方寺庙。琉璃瓦顶，石灰粉墙，朱漆大门，野庙不大不小，坐落于绵江之畔。门楣上留着一块空白的方框。王燕知道，这是预留着题写庙名的。跟几年前相比，野庙还是原来的身子，只是换了瓦顶，略加粉刷，做了些加固。这是让王燕感到欣慰的地方。小城的当政者也知道修旧如旧，作为文化公园的遗留建筑，能得到这种尊重，殊为不易。

最大的变化当然还是河湾的容貌。破旧的、密集的、零乱的房子不见了。高处和低处，泥和土，草和树，都有了精细的规划。纤细的游步道，宽阔的柏油路，沿着河流高低错落。两岸花木扶苏，或是白船形状的堤岸，或是金黄色护栏的空中走廊。掩映在绿植之中，是一些儿童游乐的设施，还有电子屏，朱红的亭子，黑色音响。不时传来熟悉的音乐，与枝头的鸟鸣一争高低。

相比于那座野庙，石桥东头这棵高大的榕树更见证了小城沧桑。王燕着迷地彷徨于榕树下，一会儿眺望古老的石桥，一会儿仰视发亮的绿叶。这棵榕树让王燕想起于坚的那首小长诗《避雨之树》。在王燕印象中，于坚的诗句就像榕树披离的枝叶，庞大，恣意，充满超然和野性。但这棵榕树终究跟人类有关，无可回避。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颗革命者的头颅悬挂在这棵榕树上，作为当政者的警告，让过往石桥的人们惊恐，肃穆，缄默。那时，这座石桥是由东进入小城的惟一通道。王燕望着新兴的公园，难以想象五年前这里还是破旧的城中村。而她曾经有一段时间反复在这片村落里出没，走过石桥，走过榕树，与村里的乡亲们交谈，摩擦，争执，劝说。王燕相信，这棵高大的榕树一定还能认出她，就像她还能认出这是一棵悬头之树。

悬头之树。一道诗歌的灵感击中了她。

在广州生活了五年，奔忙于读研和找工作，在杂志社看稿编书，王燕觉得自己固然吸收了无数新鲜的阳光雨露，但内心渐渐丢失了许多柔软的枝叶。广州当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甚至那里的榕树比这座内地的小城更为平常可见。但是，那里更多的，是密集的楼厦。灯光漫天，喧嚣遍地。许多时候，王燕觉得自己无法像这棵榕树一样，活得超然和安静。尤其是好久没有这种精神的闪电来到她的心灵中了。

好吧，就让它闪过心头，并留下深刻的烙印吧。也许，这就是“怀乡者”最鲜明的征兆。怀乡者，是雷雷为王燕贴上的一个标签。虽然雷雷学的不是文科，但对荷尔德林那些怀乡的诗歌比较熟悉。按雷雷自己的解释，他是为了接近王燕才接近王燕案头的那些诗歌的，就这叫爱屋及乌。但怀乡者作为一种文学性格，确实是雷雷无意间提出来的。为此，王燕还就“怀乡者”文学写过不少专题文章。

正因为这些文章，昔日的同事在微信上打趣王燕说，你是个怀乡者，当然不应该拒绝家乡的邀请。王燕以前在小城报社呆过四五年，这位同事现在不再是记者部主任，而调到宣传部工作了。正是这位老同事，熟知王燕跟野庙的关联，于是跟有关部门提议，野庙的保护宣传都离不开王燕文笔增华，更何况王燕现在是知名文化学者。

同事说，金瑞湾公园建成了，要为文化公园那座野庙写一则碑记。

王燕起初有些犹豫，这也是她习惯性的谦虚。老同事说，这座野庙就是你坚持保存下来的，你当然得为她的命名和身世负责到底。王燕听得出，老同事虽然带着微笑的口吻，但这并不是笑谈。雷雷笑着对王燕说，你现在成为小城的著名乡贤了，当然得回去啊。只是，一座野庙，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礼遇呢？得请我亲爱的夫人出马。

王燕说，我本来不想写，你这么一说，我反而想接下这个任务了。你看，你一个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野庙，我就更得写的。这座野庙，怎么说也是这个公园的文脉。

雷雷困惑地说，你也要写“野庙碑”？我可记得我们高中时学过的古文，这《野庙碑》不是唐代陆龟蒙的杂文吗？这可不是写赞美诗呀。我记得语文老师说，这是讽刺当政者像野庙的神明，无所作为却还剥削民众。

王燕说，此野庙非彼野庙，名字已经预定好了，不过是叫我参考一下罢了。他们预定的名字叫红军庙，是纪念一位有恩于城中村的红军。我当然知道陆龟蒙的杂文，“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这都是当年我们考卷上的句子。鲁迅称赞他“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

雷雷说，不管你怎么讲，反正我不喜欢庙啊寺啊之类的东西，我总觉得那是封建迷信，是落后的东西，是骗人财钱的地方，跟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王燕知道，雷雷是想起那次去庙观旅游的事情了。去年国庆假期，雷雷和王燕回到小城，带着父母去旅游。由于防疫不能远走，就到邻县一个文化风景区玩。雷雷走得快，无意逛进了一座三公祠。先是递给三支香，然后递来一条红绸，引到内室，一位先生指点写上姓名，就开始为雷雷算起命来。雷雷坐了下来，知道走进了一个局，就像林冲误入白虎堂，又不好随便抽身而去。他耐心听完那些模糊的判断，接着先生就推过来一本册子，上面是密集的名字和数字。雷雷想给个一百两百算了，但算命先生却说要参照本子上的，给个199、299之类的数目。雷雷一看，最少的也是199之类的，而且分为三类，功德，老人，孩子，这样各写一个数目，最低也得三个199。雷雷写了个199，逃出了三公祠。王燕知道后，一直笑雷雷小气，说花了199买了个“两年之间会有好事”的祝福，也不冤枉。

王燕说，红军庙当然不是一般的野庙，陆龟蒙的野庙碑，是为了“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而家乡的这座野庙，得告诉人们“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盛”。但雷雷不相信，庙就是庙，红军就是红军，怎么可以扯到一起呢！

王燕纠正说，你看我们家乡的小城，能称得上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多半是那些红色的历史显赫。而那些历史文脉，往往是由于红色的历史而保存下来的，比如那座云山古寺，比如那片上阳祠堂。庙固然原为庙，但有了革命者的身影之后，庙的灵魂或者说内涵就变易了，老百姓对野庙的纪念和信仰，也发生变易。

雷雷固执地说，什么先生呀寺庙呀，都是现代文明发展不充分的表现。有个心愿和不如意就找寺庙诉说，如果都这样，我们的现代科学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反正我觉得赛先生才是最重要的。

王燕反驳说，人都是活在精神之中的，在天地间总得有个寄托，也并不能全视之为迷信和落后。打个比方吧，我是个怀乡者，家乡就是我的寺庙。在这座大城市里，我常常觉得漂泊无依，而你就是我的寺庙。你想想，如果不是你在这座城市里扎根，我可能就会在这座小城里工作生活一辈子。

雷雷对这个比方是颇为激赏的。能成为王燕的寺庙，雷雷的心里当然感到异常温暖，转而全力支持王燕为家乡的野庙写碑记了。

在新兴的公园里，野庙与榕树，如此兼容在公园里，让王燕感到欣慰。王燕答应写碑记之后，决定自己趁五一假期回到家乡，除了探望父母，就是想独自来公园走走，深切感受一下野庙的气场。而这棵榕树的存在，又让王燕疑惑起来。王燕想，这座野庙真的值得保留下来吗？如果说纪念红军，这棵榕树就够了，但榕树似乎全然忘掉了那颗革命者的头颅，只是一味地葱笼，超拔于人世。

这棵高大的榕树，再怎么长出新枝叶，也决不会再长出一颗头颅。跟古老的石桥一样

它既在成长，又守着旧时光。王燕看到了新的公园，在河岸城市像一张作业本。要想起那高悬的头颅并不容易，也并非必须。如果树下走来一个孩子，是否需要告诉它：一棵树，一颗头颅。事实上，岁月的中转已在榕树上已经完成。悬头之树，城池已经陌生。那根系下的坚固的地球，正好是另一颗革命者的头颅。或者说，野庙就像革命者的头颅。如果没有这座野庙作为注解，这棵树会挣脱一切人类的历史，独自苍翠于河湾。

当然得有碑记。王燕甚至觉得，写好碑记，就是再一次为大地正名，甚至比野庙本身更加重要。

榕树，野庙，石桥，是公园幸存的三件事物。绵江边的城中村不再叫彭坊村，而是叫金瑞湾。在这个河湾，绵江上千年来一直环抱县城，由南北走向拐个直角，变为东西走向。县城原在对岸，一江之隔，东岸为村，西岸为城，这种格局延续到21世纪初，古老的小城才慢腾腾地跨过步子，要向东发展。但石桥显然过于窄小，于是只好在上游另造新桥，车轮滚滚，载着小城向东迅猛奔跑。跑了几十年，才突然惊觉还拉下一片村落，像饺子馅一样，包裹在城市中央。

王燕站在榕树下眺望小城，不由得像一位古典的文士，想起了人间兴亡。这座南方的小城，曾经寺庙多达30余处，如今大部分消逝。城内原有城皇庙、文庙、武庙、候王庙、江东庙和七仙庙，只是留存在一些诗文中。大部分寺庙分布在城外和近郊。最大的是西山的龙珠寺，原址变成了国家级历史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的迁建无有碑记，王燕从县志里看过的《龙珠寺碑记》，是清朝的事。印象深刻的是收尾那几句话：“则凡当式微之余，有振衰救败之志者。”王燕不敢跟碑记作者杨于位相比，但她对碑记中那个名叫照亮的僧人颇为欣赏。照亮重新振兴龙珠寺，让杨于位看懂了人间：式微之余，必有振衰救败之志。

这座蜗居在城中村的野庙，早就脱出人们视野。几年前，野庙一度列为拆除的建筑。由于村民的全力申诉，野庙奇迹般地得以保全。为此，对杨于位《龙珠寺碑记》中的定论，王燕深以为然。在小城闹起风云的红军如此，把城中村变成金瑞湾的当政者也是如此。王燕当然知道，当政者就是希望自己应该写出不一般的碑记。毕竟，《龙珠寺碑记》只是赞颂一个僧人，而照亮复兴的只是寺庙。而红军庙，关联的是一座城池、甚至一个国度的更新。

就在王燕灵感翻腾的时候，一位熟悉的乡亲从石桥走来。野庙的命运已然定落，但这位乡亲的命运，却一直让王燕挂记和疑惑。他叫杨杭，是金瑞湾的原住民。这里还是城中村的时候，他是一位菜农。王燕动员杨杭拆迁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劝说的理由：这破旧的城中村本身就像个自闭症患者，要让儿子治好自闭症，只有走出城中村。

如今，城中村治好了，他儿子的自闭症治好了吗？王燕向杨杭走去。那个命运之谜深深地盘踞在王燕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