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谁是天子儿

武则天晚年的政策调整最大的两点：一是结束恐怖政策，一是向李唐回归，选定自己的儿子作为武周的继承人。

武承嗣自垂拱年号确立以来，就有一种野心，想做皇帝。在他看来，武则天称帝以后，武氏王朝的下一个皇帝，理应是他。要当皇帝，首要的一着，便是先成为储君。但储君是“皇嗣”李旦，这在武周帝国刚建立时便已经确定了，倒储意味着废掉乃至除去李旦等人。武氏家族第二号人物是武三思，也具有同样的野心。只是因为他的地位低于武承嗣，他不能越过武承嗣，所以他不想过早地把野心暴露出来。他对于武承嗣的所作所为，全力支持。

但从史书记载中，很难发现诸武子弟才能的过人之处，即便是较为活跃的武承嗣、武三思也属平庸之辈。但武则天对他们屡屡委以重任，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甚至被任命为宰相。在建立周朝后命相之时，武则天曾公开表示：宰相的班子里必须留出一个席位给武氏宗亲或武则天的娘家人。

李唐宗室起兵失败后，武则天在政治上的盟友，也日益向势力日增的武氏一族倾斜。在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时，武则天常委任武氏子弟为统帅前去讨伐。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营州契丹起兵反周。武则天先后派武三思、武攸宜前去讨伐。可惜武攸宜才非所望，“师无功还”，但仍拜为左羽林大将军。就是这样一位才能平庸之辈，竟然在武则天当政期间“总禁兵前后十年”。第二年，另一位武氏子弟武懿宗受命讨伐契丹，赵州百姓因为武懿宗的懦弱无能而遭生灵涂炭。可见，武则天重用诸武绝非是因为他们才能相当，而是看重诸武对她的忠心不贰，利用他们来监督牵制文武百官。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承嗣发动了第一轮夺储斗争。他用的是群众请愿的方式。这是在效仿武则天建立武周帝国之前，策动民众到宫门请愿劝进的方式。但武则天当时的形式是水到渠成，大量准备工作已做到了前面，人心已被震慑住了，而此时的武承嗣还不具备和平过渡的条件，武则天的威势他还不能全部借到。武承嗣策动一个叫王庆之的洛阳百姓出头，率领数百人上表。但是，这个行动首先受到宰相岑长倩的反对。

岑长倩是贞观宰相岑文本之侄。他在高宗朝末年，便已官至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一月，武承嗣任文昌左相，他则任文昌右相，被赐姓武氏。岑长倩愿意接受武则天为皇帝，可以接受武周帝国、但不愿接受武承嗣为太子。和岑长倩持一致反对态度的还有地官（户部）尚书格辅元与通判纳言欧阳通。

上表活动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武承嗣便与来俊臣结成武来联盟。来俊臣的目标首先是岑长倩。岑长倩被调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西征吐蕃。这样，就把他从中枢调离了。岑长倩在西征的半路上，突然被捕，押回洛阳，下诏狱，罪名是谋反。以岑长倩下狱为突破口，来俊臣又把欧阳通及格辅元等数十人都诬为谋反之罪下狱。十月，岑、格、欧阳等人均被杀。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一月，武来联盟又采取了第二次行动。第二次行动的对象，是七位素负声誉的大臣。其中三人是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其余四人是卢献、崔宣礼、魏元忠和李嗣贞。来俊臣控告这7人犯了谋反大罪。经过狄仁杰、魏元忠和乐思晦儿子的斗争，武则天决定从宽处理这两案。她对公卿大臣说：“古人说以杀止杀，我今天要以恩止杀，给他们七人一条生路，都授个官职，以观后效。”自公元686年恐怖政策推行以来，武则天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温和的语气。

这次大狱虽然因为狄仁杰等人的机智斗争，七大臣部分保全了性命，也让武则天知道来俊臣等的刑讯逼供，但这一切其实都是在武则天总的指导思想下发生的，她还是为武来张目，把狄仁杰等人远贬。此时的武来集团如日中天。

俗话说，盈不可久。武来势力大张的时候就是要被武则天压制的时候了。就在长寿元年，岑、格、欧阳三宰相既死，武来联盟再次提出立武承嗣废李旦的要求。武承嗣不敢当面向武则天提出，仍然指使平头百姓王庆之出面。但这时，李派的中坚李昭德出来了。所谓李派，是指也拥护武则天和武周帝国，但要求李唐的子孙继承皇位。李昭德当时正作为武则天的私人心腹受宠，任凤阁（中书省）侍郎。王庆之把武则天缠烦了，她叫李昭德把他拉出去打屁股。

李昭德把王庆之带到光政门外，那儿站立着大群的官员，另一边还聚集着王庆之的那些党羽。大家都在等候来自宫内的消息。李昭德等出来后，指着王庆之对朝士说：“这个坏家伙要求废掉我们的皇嗣，立武承嗣为太子，你们给我打。”于是一顿暴雨般的拳脚过后，王庆之耳目流血，顿时死于非命。他那数百名党羽，立刻作鸟兽散了。

李昭德的活动，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借着这个机会，与武则天有过一次秘密谈话。公元692年夏天，李昭德对武则天说：“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子，又是亲王，就不宜再把持中枢机要了。”武则天不以为然地说：“承嗣是我的侄儿，所以我才委以心腹之任。”李昭德又说：“自古以来，帝王家父子之间还有篡权夺位的事，更何况姑侄了，怎么能把大权托付给他呢？他如果趁机生变，您的宝座还想太平吗？”武则天听了这话，如梦惊醒，说：“这是我原来没想过的。”武则天像被人点到痛穴一样，清醒了过来。她很快采取了措施。长寿元年八月，武承嗣被罢相，武攸宁从门下省长官纳言被罢为冬官尚书。与此同时，武则天换了几个新宰相：司宾卿崔神基、秋官侍郎崔元综、夏官侍郎李昭德、检校天官侍郎姚王寿、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

武承嗣等人受此挫折，在武则天面前也毁谤李昭德。武则天说：“这事你就不用说了，朕任用李昭德，才能睡得着觉，心里安稳，我这是让他替我分忧代劳。”这样，武派权势过盛的局面得到了控制，李派在武则天的扶植下有所恢复。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后，李派开始对武派进行攻击，首先从言论上开始了一轮批判酷吏政治的潮流。侍御史周矩、右补阙朱敬纷纷进言。周矩提出：“臣暗地听众人议论，都说现天下太平，何苦要反呢！何况这些被诬告的人哪里尽是英雄豪杰，个个想当帝王呢？不过是怕苦刑而自己诬诏罢了。现在满朝官员都忐忑不安，怕陛下早上与他们还是亲密无间的，到晚上就变成了仇人，性命不保。满朝都是陛下的仇人，陛下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周矩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武则天面前：你究竟依靠谁？是依靠酷吏，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还是把权力从酷吏手中收回，依靠文武臣僚治理天下？朱敬则认为，武则天过去用严刑和威严来排除对她称皇的异议，今天既已革命，众心已定，应该省刑罚、崇尚宽简。否则，过去好的策略在今天就变成了坏东西。

这些人的话都说得很中肯，武则天动了心，开始对酷吏加以限制，并整肃告密者。她派监察御史严善思对告密者进行审讯。严善思公正直率，荣命追查，竟查出850多个告密者，其所告内容大多出于虚构。因此对这些人予以严惩。这些告密者其实大多是武承嗣、来俊臣等人的徒众党羽，专以告密为能事。罗织之党受到挫折，他们对严善思加以报复，终使他坐罪流放远州。武则天很快察觉他是被冤枉的，又召他回朝廷。从此，告密之风也一蹶不振，制狱也逐步衰退，刑罚稍宽。不久，来俊臣因犯贪赃罪被贬为同州参军。酷吏王弘义也因罪被流放琼州。侯思止也因违反了禁止民间藏锦的法令被李昭德察觉，武则天下令将他杖杀于朝堂。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对司刑平恕公道的官员加以保护和任用。徐有功是最有名的李派法官。他初任蒲州司法参军。徐有功以用法宽恕，敢直接与武则天争辩。徐有功于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前夕被提拔为司刑（大理）丞。在任期间，他多次顶住酷吏的嚣张气焰，将被关押到大理寺狱中的数十近百家无辜之人营救出来。尽管由于他多次与武则天就定罪量刑的问题在殿廷上发生争论，甚至激怒了武则天，但他的职位却不离司法系统，后任为刑部员外郎和刑部郎中。

随着李派势力的逐渐恢复和发展，武则天又不放心了，反过来扶植武派。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来俊臣又坐赃，九月，贬同州参军事。虽然由正四品下贬至从七品上，但同州是紧挨首都的地方。来俊臣的罪行，肯定要比侯思止、王弘义的严重，按理早就该下狱当死了，却一再得到宽大的待遇！要杀来俊臣，罪名俯拾即是，但她舍不得杀，留下他还有用处。果然，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来俊臣东山再起，他帮武则天再次对李唐派势力加以打击。

来俊臣得以东山再起的原因，主要是武则天对李唐余孽的忧虑，凑巧又因为公元696年与公元697年之际发生了一起谋逆案。那起谋逆案是刘思礼一綦连耀谋逆案。公元697年，一个与名门望族有关系的刺史刘思礼被一个术士的夸夸其谈的预言所惑，组织了一次夺取皇位的阴谋。长社人张憬藏是一个著名的术士，他曾给许多人物相命，刘思礼曾从他那里学过相命。他预言，刘思礼以后将飞黄腾达，位至太师。刘思礼认为，太师是人臣之极，绝不是通过一般途径可以爬得上去的。于是他起了谋逆的想法。他企图拥立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做皇帝。他认为綦连耀身上有龙气。他吸收了一批京师官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个天官（吏部）侍郎。这就更刺激了人们的幻想。但在他们行动前，此事泄露。告发的人是来俊臣。正全力关注于契丹威胁的武则天已不能容忍，便让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约有36家，都是海内名士，全被族诛，亲党连坐流窜的达千余人。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李、武两派就在这种拉锯战中不断斗争着，而武则天则是平衡这两股力量的那只制衡的手。直到武则天感到自己年岁渐老，她才确定了还李归唐的政策。

武则天的政策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由威酷变得宽仁，这一方面是人老以后，性格渐趋内敛；更重要的是她和平过渡的大方针已定，不愿再为轻易杀戮，而引发人心的动荡。

残忍疑忌是前期武则天的主要心态特征之一。但武则天称帝之后，不免也有所反省。这种反省，使武则天渐渐显得仁慈起来了。当然对臣民的疑忌依然不能消除，所以她表现出了矛盾的心境，时而残忍，继续推行恐怖政策；时而担心刻薄有余，延揽人心不足，于是多施仁政，颇为仁慈。逐渐地，仁慈之心战胜了残酷之心，成为她晚年心境的主导方面。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李旦王妃窦氏之母庞氏被家奴密告，武则天令给事中薛季昶查按。薛季昶将庞氏定为死罪，徐有功却认为庞氏无罪。薛季昶于是奏徐有功袒护逆党，请交法官论罪，竟判处徐有功绞刑。徐有功得知这一判决后，叹息道：“难道只我一人要死，别人就永远不死吗？”说罢从从容容地吃了饭，拿一把扇子遮住脸，躺在椅子上睡了。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大概武则天也对徐有功的态度产生了好奇，认为他表面上装得刚强而坦然，内心必定忧惧，就派了个人秘密地窥视他。窥视者去的时候，发现徐有功已经睡熟了。第二天早晨，武则天召见徐有功，问道：“你近来处理案件，为什么总是失之于宽？”徐有功答道：“失之于宽，不过是人臣的小过，好生恶杀，才是陛下的大德啊！”武则天听了，沉默良久，下令免除庞氏的死刑。这些都是武则天反省的表现。

武则天晚年对嗜杀的反省，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与周围环境作用的结果有关系的。总的说来，武则天心境如何，与她所接近的人有些关系。而佛教特别是禅宗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当她与薛怀义等奸僧接近时，她嗜杀之念较强；当她与神秀、义净等高僧接近时，她嗜杀之心减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种宽仁谨慎的态度还表现在她纳谏上。公元698年以后，武则天接受谏议的事例比以前多了。

武则天迷信佛教，晚年尤甚，却容许某些反佛教言论的存在。例如狄仁杰，就曾提出过极为尖锐的反佛言论。公元700年四月，有个西域僧人邀请武则天到所在寺庙去观看埋葬舍利，车驾已行至半途，被狄仁杰所拦阻。狄仁杰列举了许多不能去的理由，其中的一条是：佛为夷狄之神，不足让天下之主屈尊去拜他。这种强烈的反佛观点，在武周时仅见狄仁杰此例。武周帝国的支柱之一是佛教，从黑河女主说到弥勒转生说，或者以佛教经典，或以杜撰疏注的方式，论证武周帝国是神意志的产物，佛的地位在“天下之主”之上。现在，狄仁杰指斥佛为“夷狄之神”，其地位在武皇之下，真是大胆！但是武则天却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狄仁杰的指责，而且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打道回宫。武则天给自己一个台阶，说这么做是为了培植臣下的凛然正气。

武则天此时的宽仁谨慎还表现在用人方面。在恐怖时期，她也注意搜括人才。那时，她采用的是放手招官的方式。对于通过这种方式当官的人，她不甚爱惜，常常将他们随意杀掉。但在晚年，她对“求贤”采取了慎重态度。一些为武则天所信任的大臣，都有推荐人才的权利。特别是几个著名的大臣，如狄仁杰、陆元方、朱敬则、魏元忠等。他们推荐上来的大臣多被重用，很少被随意杀掉。

结束了恐怖政治的武周帝国，这时能够集中一定的力量，收揽更多的人才来对付严重的外患。负责指挥反击突厥的将领有魏元忠、姚元之、薛季昶、薛讷等，都是一时的人选。他们虽不能彻底消除边患，消灭默啜的势力，但能持重自守，保持与默啜对峙的局面。边境上出现了一种稳定的相持形势。自高宗朝中期开始的军事逆转，至此基本不再发展了。

武则天后期，结束了恐怖政治，她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但是，迫在眉睫的李武争位问题亟待解决，她必须选择，而且要为这个选择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二节 李武并贵

立子与立侄的矛盾，是武周后期的一个核心问题。

到了武则天执政的中后期，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那就是武周帝国的继承人问题。武则天必须为自己的身后之事作好打算，留给继承人一个稳定的、能够继续发展的帝国。而李武两派已经成为两大势力，再消灭哪一方，都会给政局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不是武则天所希望的。她的目的是两方既共同存在，又相互牵制，保证自己居中掌控的权威地位，再试图将两派捏合在一起。

从李渊建国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唐朝的中央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安。政治面貌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皇权的继承失去了秩序。中国封建专制王朝长期遵循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在唐代前期，嫡长子继承制相对失去了这种约束力，最高权力的继承靠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唐朝前期的皇位继承，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预立的储君无一能平稳地继承皇位，如隐太子李建成、恒山王李承乾、燕王李忠、孝敬皇帝李弘、懿德太子李重润、节悯太子李重俊等，不是被废黜便是被杀害。

第二，真正继承皇位的，都是依靠“宫廷革命”上台的，比如太宗、中宗、睿宗、玄宗。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子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储君。相对于名义上的储君，一直存在着强大的竞争对手--“潜在的储君”。

继承人之间互相争斗，大臣各投阵营，从内廷到外朝，由中央而至地方，就形成了庞大的政治集团。这些政治集团以“一君两储三方”的格局出现。一“君”是指有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两“储”是指政治集团间分化组合成最大的两个集团，各自拥护一个皇位继承人选（名义的储君或潜在的储君）；三“方”是指两大政治集团与握有实权的君主构成三方力量。

这一政治格局是伴随着唐帝国的创建而产生的，与唐朝开国史紧密相连。自太原起兵开始，李渊一家便是分工合作创立基业。李世民、李建民、李元吉在军事斗争中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智囊班子、武装力量和外围人员。所以在唐帝国建立以后，李世民等人与高祖的关系，便和以前皇子与皇帝的关系不尽相同。李建成是名义上的储君，李世民、李元吉拥有强大的实力和继承皇位的某种合法性。特别是李世民，有扫荡天下的大功，是潜在的储君。最后分化组合的结果，是唐高祖、秦王、太子与齐王形成“一君两储三方”的格局。太宗既已依靠武力夺取皇位，以他崇高的地位和威望，便成为诸位皇子仿效的对象。李泰很有其父之风，招揽人才，觊觎储位。李承乾也积蓄力量，准备夺权。他们不但想杀死对手，也着手挟持太宗。于是李泰、李承乾与太宗又构成了“三方格局”。作为政治强人，唐太宗果断地将两个继承人集团都消灭了，让李治继承了帝位。但李治的软弱使李氏失去了政治上独尊的地位。

推动这一格局持续影响政治的，是武则天改唐为周。

唐代前期皇位继承混乱的一个重要渊源，就是皇权与贵族的矛盾和斗争。陈寅恪认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以玄宗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前期最高统治集团表面上推属李氏或武氏，自高宗初年至玄宗末世，百年有余，实际上最高统治者轮转分歧混合，虽有先后成败之不同，但可视为一牢固的复合体，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黏合，宰制百年世局。”

武周代唐以前，皇位继承人选，仅仅在李氏一家中产生。然而武周代唐以后，皇位继承人选的范围就扩大到了李、韦、武几家特殊的贵族：武承嗣、武三思、韦后（中宗李显之妻）、安乐公主（韦后之女）、太平公主等都试图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在武则天称帝期间，特别是王朝后期，李氏和武氏各有一个实力集团，与在位的武则天构成三方格局。作为皇帝的武则天，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唐初延留下来的几大政治势力插手皇位继承人的现实；另一方面，她也在利用甚至导引这种现实，为己所用，维护自己的政权稳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武则天扶持武氏凌驾于李氏之上。毕竟，帝国的皇帝是姓武的，大部分实际掌权的官员是武氏门下客，许多忠于李氏的大臣被剪除，甚至皇储李旦也改姓武氏了。

太子的缺位，使武承嗣等人因此跃跃欲试。政治上的权威要靠时间来树立，一个家族占据皇权的时间越长，便越具权威性，越具合法性。反之，这个家族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越受到质疑。武周代替李唐，长达数十年，足以使李氏的绝对权威受到削弱，而武氏的特殊地位逐渐为贵族乃至全国老百姓承认。但是李氏也在暗暗积蓄力量，力图恢复独尊地位。尽管诸武子弟来势汹汹，而当时武则天的二子李显、李旦均遭幽禁，形同囚犯，但是诸武的企图却遭到了朝中执政大臣的坚决反对。李武太子之争的问题实质上是诸武子弟与支持李唐宗室的大臣之间的太子位之争。

武则天清楚她所处的环境，在对待李武两大集团上，她始终采取相互制衡的手段，力图避免任何一股势力激增，而对她的权力构成威胁。但立皇嗣的问题不解决仍是武则天头痛的事。她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自古以来，任何帝王都是以自己的儿子为皇嗣，没有立旁支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儿子虽是她生养的，但从宗法关系上说，儿子是李家的，她只是李家的媳妇。只要儿子是皇嗣，这天下终究是李家的。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困扰着她，她无法果断地作出决定。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就是把她的儿孙都改姓武。于是出现了两类亲王并立的情况。但令武则天烦恼的是，这两类亲王虽都姓武，却明显是两个阵营，在宗法关系上，他们血质不同，合不到一块儿去。

到长寿二年（公元693年），继承人问题再起风波。正月初一，武则天主持祭享万象神宫大典，非常隆重。在这盛大的元日大典上，继武则天之后为亚献、终献的分别是魏王武承嗣和梁王武三思，而没有皇嗣李旦的位置。李旦此时正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皇妃刘氏和窦氏（李隆基之母），被告发在宫内搞迷信活动，诅咒武则天，乞求非分之福。正月初二，刘、窦二妃被秘密杀害。窦妃之父润州刺史窦孝谌、母庞氏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在此后也受到奴婢的诬告，差点被满门抄斩。此举目的明显是针对皇嗣李旦，李旦不敢对武则天稍有违拗，事后来到母亲跟前，强装不知，容止自如。

一个月之后，皇嗣李旦诸子全部降低封爵，皇太孙李成器降为寿春王，恒王李成义降为衡阳王，楚王李隆基降为临淄王，卫王李隆范降为巴陵王，赵王李隆业降为彭城王。武则天还对儿孙们加以监视、幽禁，怕大臣与他们接触。前尚方监（少府监）裴匪躬和负责宫内侍奉的宦官头领内常待范云仙，因未经批准而私自拜谒李旦，被腰斩于市。这时，她似乎倾向于提高武氏诸王的地位。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前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进入新的回合。

这时，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因为太平公主的荐引已经来到宫中，以年少貌美得幸于武则天。诸武极力巴结二张，想通过他们谋求储位。神功元年六月底，武承嗣、武三思再度拜相，这是二张吹风的结果。

然而，形势的发展对武承嗣、武三思极为不利。尽管他们打出宗姓继嗣的传统招牌，声言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但立子弃侄已是人心所向。宰相狄仁杰再度依照当年李昭德的思路对武则天进行劝解。他为此事同武则天作了多次交谈。狄仁杰强调：“陛下现在享有的天下，是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矢而开创的，他完全有理由传之子孙。高宗天皇大帝去世时，把二子交托于陛下。陛下今欲将皇位移交给他族，恐怕也太有违天意了吧！”立侄对于武则天来说不仅意味着弃子叛夫，是对自己合法性的否定，而且身后的地位也并无保证。这是武则天多次作出传子不传侄决定的重要前提。为了强李抑武，狄仁杰想办法把庐陵王李显从房州召回。宰相王方庆、王及善等也逐渐站到狄仁杰的立场上，支持召回庐陵王。

而且，这次继承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又和外交问题纠缠在一起。两派都想利用外交压力使继承人的归属朝着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发展。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五月，东北的契丹反武周，在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率领下，攻陷营州都督府，所向皆下，女皇大发兵以迎战。当大周情势紧急之时，九月，吐蕃遣使来议和交涉，要求割让安西四镇之地；同月东突厥先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又遣使来，要求以归还河西降户作条件，换取出兵助国讨契丹。女皇命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往讨。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此时东突厥首领默啜乘间袭击契丹的松漠根据地，使孙万荣军势一时受挫。稍后契丹复振，攻陷冀州（今河北冀县），又攻满洲（今河北河间县），兵锋深入，河北震动。至翌年（公元697年）三月，与王孝杰军17万会战于东硖石谷，武周军大败，王孝杰殉阵，契丹乘胜攻入幽州（今北京）境内，杀掠百姓，武攸宜不能克。围攻幽州时，孙万荣还以李显、李旦被废为借口，并移檄洛阳朝廷曰：“何不归我庐陵王？”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触动了武则天。四月，女皇以河内王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往击契丹。六月，武懿宗至赵州（今河北赵县），不战而南退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屠赵州。

武则天不得不起用李唐派。第一个被启用的人是狄仁杰。之后，年近八十的益州长史王及善，被起用为滑州刺史。武则天和他进行了长谈之后，进一步发现了他的才能，任命他为中书令，进入宰相班子。这种情况对武派是不利的。河北危机越发展，武派的无能表现得愈充分，李唐派士族被重用得越多。武派氏族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独立解决河北危机，或者让李唐派士族越来越多地夺走他们的权位。这时候，新情况出现了。

这一年六月，东突厥默啜又乘孙万荣进攻幽州的时候，再次袭击他的后方基地，使孙万荣军心恐惧动摇，所部奚人叛变，与武周军夹攻孙万荣。孙万荣大败而逃，中途被部下所杀，传首神都，余众皆降于东突厥。至九月河北大定，女皇大宴通天宫，改元为神功，以示庆祝。殊不知，一个更危险的敌人正在身边成长。默啜久有东突厥复国之志，借此次机会坐大。默啜借唐兵除去了心腹大患契丹，又得到唐廷的分封和大量物资，兵强马壮，羽翼丰满，意欲南侵，图谋河北。

在战事吃紧之时，默啜进行称臣后的第二次交涉，提出三项要求：

（一）请与女皇结为母子；

（二）请将女儿嫁与“天子之儿”以结和亲；

（三）请将六州降户、单于府之地以及农器、种子赐给东突厥。

女皇君相恐怕又生一敌，同意所请。这就使得问题复杂起来，因为它与武周国内头号政治问题，即储位归属问题连在一起了。“天子之儿”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李显、李旦；一是指武承嗣、武三思。照武派看来，如果默啜接受了武延秀，那就意味着在天下人面前否定了李显、李旦“天子之儿”的地位，这对于他们实现夺储目的是有利的。时任凤阁舍人的张柬之劝谏说：“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这位后来的李派中坚的话看似保守迂腐，实际是想破坏武派的盘算。

武氏家族内打算以武承嗣之子、淮阳王武延秀为人选。武延秀年青俊美。这样的人物，想必默啜是可能接受的。这便是武氏家族的如意算盘。为了争取这门亲事的实现，武周帝国决定全面满足默啜的要求。他们希望把一场对他们不利的危机转化为一场政治上的胜利。

但当武延秀一行到达突厥的黑沙以后，默啜翻脸撕毁和亲协议，理由之一是女婿人选失当，并公然声称，他将举兵进犯，进犯的目的是兴李灭武。他对武周的使者阎知微等说：“我的女儿准备嫁给李家天子之儿，你今将武家儿送来，此天子儿吗？我突厥世代降附李家。我听说李家后代没绝，还剩下两个皇子，我现在要出兵施压，助他二人重登皇位。”于是，他发兵攻打武周，动员兵力达十余万。

默啜是由大约现在张家口一带进入河北。当他入境后，武则天作出部署：由武重规等指挥30万军队，由李多祚、阎敬容指挥15万军队，抵抗突厥兵。但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九月十一日，默啜还是攻陷了赵州，突厥的一支偏师南下进攻相州，这是他进攻的顶点了。

默啜进犯的目的，是想引起武周帝国内部武、李两大派系斗争，从而乱中取利。却不料，它使得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出现逆转局面，悬而未决的储位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

九月十五日，李显正式登上太子位，皇嗣李旦退位为相王。再过两天，李显被宣布为河北道大元帅。不过，太子其实不出征，女皇另命宰相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统兵赴敌。

这个划时代的事件，无论对默啜，还是对武周士民，都几乎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朝廷募兵以击突厥，本来应募者不满千人，李显复位后，募者云集，不久就超过5万。武周军还没出发，默啜大掠了一场后就开始撤军了。

河北战场上的硝烟还没散尽，李派就积极展开了巩固李显储位的活动。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击退突厥进犯的问题，不如说是如何才能巩固李显的储位问题。突厥的压力减轻之后，李显是否还能保住他的储位？

新任安东道经略薛讷作出了一种试探，他向武则天上奏，认为如果将李显升为皇嗣的诏命明确化，对于稳定国内和外交形势有利。武则天同意了他的看法。第二个进行同样性质活动的人物是王及善，他向武则天提出了一项建议：让李显与朝臣见面。

其实，武则天对于立嗣这件事关武周气运的大事是不会意气用事的，李显的复位不是权宜之计。武则天晚年面对向李唐回归这样一种大趋势，没有逆流而动，最终选择了儿子作为太子。之后，她便要试图糅合李、武两家势力，希望两股势力能在她设计的框架内和平共处。

武则天在立嗣问题上顺从大势，倒向了李派，但在权力分配上仍给武派留出位置。武则天暮年，精神减损，朝廷大政，悉委诸宰相。这些宰相中既有李派的狄仁杰、娄师德、王及善、姚崇、陆元方、魏元忠，也有武氏家族的武三思、武攸宁以及武则天亲信之臣吉顼、李峤、苏味道等人。这样，一批元老重臣得入宰相集团，而武姓侄儿也在中枢中得预朝政，他们可以牵制诸宰相；她的心腹吉顼出入内宫，起监视两派的作用。在她暮年的权力中枢中，仍是这么一种互相制衡的群体。

武则天的这种努力对整个政策向李唐回归，同时保全武氏起到了一定作用。只是李唐派的势力在暗中已准备多年，一朝爆发，重创了武则天。不过，这并没有摧毁武则天设计的政治框架，武家势力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毕竟根基很深，李唐派的东山再起要等到中宗即位后。这虽然已是武则天的身后事，非她所能预料的，但这果的根苗是她栽种的。

中宗李显虽然出身李氏，但他对日益壮大的宰相功臣集团特别是曾为储君的李旦心怀疑忌。刚刚回到京城、没有亲信的中宗便依靠武氏残余力量平衡局面。而此时能够而且愿意对抗相王及宰相功臣集团的，只有残余的诸武势力。于是中宗便扶持武氏残余势力，同时提高皇后韦氏的地位，并力促韦武合流，共同对抗相王及宰相功臣集团。这便是中宗即位后武氏势力仍能保存的原因。

到武则天晚年时，她在两个天平上不时各加一些砝码，以保持平衡。这种转变是因为她老了，减法的杀伤力太大，她担心自己控制不了而生变。用加法，两派的实力都有增加，两派中一派被完全消灭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武则天晚年更坚决地执行“李武并贵”的政策。所谓并贵就是两派并存且相互牵制。她把李显召回立为太子，但又让李氏兄弟和武三思等人盟誓共相容，还把拥李的宰相魏元忠等人外贬。多方牵制搞平衡的权术确实让她超脱于各派之上，扮演着最后终结者的角色。但并贵的政策让两方都不安心。李派最终靠政变结束了武则天的执政生涯。那是李派潜藏深伏，蓄积多年的结果，也因为武则天太老了，无力掌控局面了。

庐陵王复立为太子之后，李、武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消解。武则天在传位的准备过程中，为调和这种矛盾进行了努力，表现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特有的远见。武则天对身后政治前景的规划是出于如下考虑的：即让李姓做皇帝，维持李唐江山；同时，又要让武姓享有在她称帝期间已经享有的一切权利。

于是在武承嗣去世和李显太子身份确立之后，武氏人物毫无顾忌地得到迅速提拔或被委以重任。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八月，武承嗣去世的第三天，以春官（礼部）尚书武三思检校内史，武三思再次被摆到了首相位置。同月，武重规以司属（宗正）卿兼天兵中道大总管，掌并州（今太原市）城中的天兵军。九月，夏官（兵部）尚书武攸宁拜为宰相。十月，下令在洛阳城外屯兵驻防，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统领。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七月，武则天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接替会稽王武攸望。以上安排的意图非常明显，武氏人物被授以掌握军政大权的要职，并控制着洛阳、长安、太原三大政治中心。

武则天深知，仅仅抬高武氏仍无法保证其对政治前景所作规划的落实。于是，又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在圣历二年腊月，赐太子李显姓武氏，赦天下。这无异于告诫李显，今后继承了皇位，不能否定武周帝国的合法性，不要忘记武氏家族的权利。这个时候，武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已经不是武承嗣了。他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八月病死。武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梁王武三思与定王武攸暨。二是在同年六月，命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盟誓，告天地于明堂，并将誓文铭刻在铁券上，藏于史馆。李显等人做出了保证维护武氏权利的承诺。经过如此周密郑重的安排，武则天感到可以放心了。八月戊申，武三思正拜内史，去检校（代理）之名。十月，武则天将幽闭于宫中八年之久的相王李旦诸子解禁，令出阁置官署。

在调和李武矛盾的过程中，武则天也知道，武氏家族中人，在才识、气度、人望上都无法和李唐宗室中的后起人物相比，她很快又将武三思罢相，但她不允许他人把武氏人物不放在眼里。在此前后，发生了一件令武则天大发雷霆的事情。

被武则天倚为腹心的吉顼，当时是宰相中的重要人物，以天官（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吉顼甚至有可能是武则天选定的顾命大臣的人选。武则天需要一位在她身后能保证“李武并贵”继续执行的人。吉顼是迎立李显建议的倡导者之一，同时，又与武派有一定的交往，吉顼的两个妹妹是武承嗣的妾。

但是，吉顼日益偏离武则天设计的李武并贵的框架。他预见将来武氏的政治前景堪忧，而向李派一边倒。早在突厥攻陷定州以后，武则天要吉顼在相州募兵。吉顼初到相州募兵的时候，人们都不肯前来应募。当李显恢复储位并被任命为河北道元帅的消息传到相州以后，人们争着出来应募。突厥侵略军撤走以后，吉顼回到洛阳，把上述情况告知武则天。武则天对他说：“民心是这样的吗？你可以和大臣们讲述一下。”吉顼便在朝臣中大肆宣扬，引起了武氏家族的强烈反感。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腊月，吉顼又与武懿宗在武则天面前发生正面冲突。起因是两人争赵州之功。吉顼身材魁伟、口齿伶俐，而河内王武懿宗却短小委琐，不善言辞。二人在武则天面前争功，吉顼表现得有些盛气凌人，武则天当场就很不高兴，心想：“吉顼当着朕的面，犹敢小视我武氏诸人，往后哪里还能倚靠得住！”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自己精心设计的政治规划。吉顼有拥立李显之功，又胆敢鄙视诸武，武则天不能再容忍了。几天后，吉顼似乎尚未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不久，他又去见武皇。正当他想援引古今，卖弄才华的时候，武皇勃然大怒：“你说的这一套，我听得多了，不用废话！朕过去做宫女时，曾向太宗表示，只要给我铁鞭、铁锤、匕首三件东西，就可制服那匹狂烈的狮子骢，连太宗听了都壮朕之志。难道今日你还想污朕匕首耶！”于是，吉顼被贬为安固县尉。

吉顼向女皇辞行时，流着泪对女皇说：“臣今日远离宫阙，恐怕同圣上永无再见的日子了。今天愿陈一言。”女皇命他坐下，对他说：“你有什么话就对朕说吧。”吉顼说：“合水土为泥，有争端吗？”女皇说：“没有。”吉顼又说：“分一半为佛，一半为天尊，有争端吗？”女皇说：“有争端。”吉顼顿首说：“宗室、外戚的位置如果摆得很分明，则天下安宁。今太子已立而外戚还是王，这就是陛下驱使他们在日后争斗，两不得相安了。”女皇叹口气说了实话：“朕也知道这事难处，但业已造成了这种局面，朕也不知怎么处理好了。”

吉顼以佛道之争为喻，指出李武并贵政策可能导致武、李冲突。在吉顼看来，强使武、李共立盟誓之类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它并不能使武、李和好，恰恰相反，将会使他们相互争权，相争的原因就在于未定分。定分是吉顼的基本观点。正所谓安分守己，权力的界限不明，等级不清，就容易起争端。从历史的经验看，吉顼的话确实言之有理。亲王势力隆盛超过了皇嗣，确实是产生动乱的根源。但是，武则天不能不坚持这个政策，这大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缘故吧。

武则天既然顺应了大势让李唐血脉继承武周，就不得不以武氏家族来作为平衡日益增长李派势力的砝码。

第三节 面首惹祸

骆宾王曾在《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这样描写和论述：“洎乎晚节，秽乱春宫”“陷吾君于聚麀”，指斥武则天淫乱。武则天对这些批评大多是充耳不闻，没有气极败坏的举措。这是因为她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被人说中了要害，而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君王。对于君王来说，私生活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武则天的生性是统治，是征服，是扫平敌人，是攫夺大权。公平而论，武则天的确是当时最精明强干的政客，胜过那些学识渊博的儒臣，胜过历代雄心大志的皇后。只有与雄健的男人或俊美的少年调情放荡才是她的消遣，她借此寻求轻松愉快。

武则天所纳的第一个面首是薛怀义。据《旧唐书·外戚传》记载：薛怀义本名叫冯小宝，是洛阳城里一个贩卖脂粉等台货的人物，因生意交往便结识了贵族公主的侍女或侍从，再在侍女或侍从的帮助下结识了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太平公主见薛怀义身体魁梧强壮，于是引他进宫正式向武则天加以推荐，武则天便任命他为侍从。

薛怀义不但是面首，还是女皇的得力助手。他组织一批高僧从《大云经》里找出了所谓女主降临天下的预言，为武则天建立新朝提供舆论准备。武则天命他修白马寺。薛怀义又仗着这种恩宠，作威作福，欺压朝臣，但武则天对他一味袒护，可见宠爱之深。

武则天蓄养面首一事，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招来大量非议的举动。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朱敬则上疏指斥武则天的私生活。他说：“陛下的内宠有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本来已经足够了。最近又听说尚舍奉御柳模，自夸他的儿子柳良宾肤色白皙，须眉俊美；长史侯祥云自称阳道壮伟，正可在内宫侍奉皇帝。这些没有廉耻、不和礼法的行为在朝廷泛滥。”奏疏上达武则天手后，武则天召见朱敬则，还赏赐有加。陈寅恪曾有议论：“武则天是皇帝或女王，而非太后，既非太后，而是皇帝，则皇帝应具备的礼制，武则天也应具备。区区张易之、张昌宗、薛怀义等男宠，和唐代皇帝后宫人数比是少多了。否则朱敬则何以能畅言无禁忌，而武则天又何以公然加以赏慰，不羞愧？”

武则天用外戚，蓄男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男性皇帝看齐，毕竟在她之前没有女性做皇帝的先例。自己就是先例，自己就是第一。除了向男性皇帝看齐之外，她难免要标新立异。武则天比较重视女权，她敢于蔑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并且敢于与旧的传统习俗进行挑战。她目睹男皇帝有三宫六院，可以网罗数以千计的宫妃采女，为什么当女皇帝的人就不可以挑选几个面首呢？

武则天晚年广纳面首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把满足性的需要当做养生保健的重要手段。她享年82岁，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其年寿之高，赫然列在第三位（仅次于清代享年89岁的乾隆皇帝和南朝享年86岁的梁武帝）。她之所以这样的高寿，除了接受佛家和道家的养生思想与学说，注意起居饮食和思想情志，并且重视导引术等体育活动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与她晚年在性生活方面过得愉快和满足也是分不开的。武则天在68岁那年，由于新接纳了很中意的面首，她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喜悦，于是决定改变年号，便将天授三年（公元692年）改为如意元年。不久她又再次改元，将如意元年改为长寿元年。

得宠后的薛怀义逐渐厌烦了在宫中的生活，不愿陪伴年老的女皇，就以白马寺为据点，在外面胡闹。他把河内老尼、嵩山韦什方、老胡等一帮人笼络在周围。这班人以神仙自命，而薛怀义俨然是他们中的主神。

有一次，这位大和尚薛怀义从皇宫前门进宫往武则天的宫院去，大摇大摆地穿过门下省的大厅。门下省侍中苏良嗣，为一谨严长者，向他招呼为礼，薛怀义假装没看见，不予还礼。苏良嗣大怒，斥道：“贼秃子，焉敢如此无礼，你进来干什么？”薛怀义捋胳膊，卷袖子，就要把他拿手的摔跤本领露几手儿，在朝廷宫门里咆哮一顿。但苏大人令侍卫制服了他，打了他十来个嘴巴。薛怀义赶忙跑到武则天的宫院英贤殿，大诉委屈。武则天听了大笑起来：“谁告诉你从前门进来的？你应当从北面进来才是啊。”侍中苏良嗣什么事也没有。这种事传出去只会使武则天的名誉受损，她不愿意把事态扩大。

武则天不愿意让这位大和尚离开，也不愿让他到外面街上散播宫阁的丑闻，于是派他管理皇宫和御花园。薛怀义告诉武则天他懂得建筑，至少会盖房子。因此这便成了他公然进入宫廷后院的借口。皇宫中嫔妃的住所一向只许女人进入。现在允许一个真正的男人进去，惹起了不少的闲言碎语。御史王求礼，一向恪尽职守。他上了一本，奏请大和尚薛怀义去势之后，再允许出入宫中女人住的宫院，以保“宫女之贞”。武则天阅完奏本，大笑起来。她觉得所奏太荒唐，仍以绝顶聪明的态度处之，置之不理。不该张扬的事她不会声张，君王的威势不需要在这个时候营造，这时正是表现宽容纳谏的好时候。

武则天的情感有了转移，她又有了新的面首。薛怀义恼羞成怒一把火烧了武周帝国的标志性建筑--明堂。明堂一场大火，骗局就被揭穿了。这么多神仙，竟然阻止不了一场明堂之火，连预告也没有一声！武则天斥责河内老尼：“你常说能预测未来，为什么预测不出明堂的大火？”于是“神仙们”遭到了灭顶之灾，老尼及其弟子被没为宫婢，韦什方闻讯自杀，老胡逃走，只有薛怀义还暂时留了下来。这事情发生之后，武则天虽然觉得很丢脸，但又不好发作。她知道这是谁放的火，也知道为的是什么。她对朝臣说，只是因为工人疏忽，一堆麻引起了火。她下令要重新建筑这座明堂。还让薛怀义来督修。

但是，这个薛怀义似乎野心不小，企图建立一支僧军。他找了千名健壮有力的百姓，把他们剃度为和尚蓄养在白马寺。白马寺离洛阳宫城不过10余里，薛怀义的僧军，实在是肘腋之患。武则天决不能容忍他的这种做法，她派侍御史周矩去处理此事。周矩将那些武僧都发配到远地，唯一留下来的还是薛怀义。武则天对待薛怀义的态度，是剪除羽翼。既剪其上层羽翼，又逐其下层支党，薛怀义的力量，便越来越弱了。但他仍不识相，在武则天面前，言多不逊。

武则天讨厌跟这种粗人纠缠在一起。用法律审问他当然不行，那未免贻笑大方。她诸事慎重，知道若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审问这个疯和尚，万一哪个环节出错，当场什么事都有可能闹出来。她的名誉和尊严将毁在这些本来不算大事的事上。武则天决定除去薛怀义，但这事又要做得周密、干净利索，不起一丝波澜。于是她派了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办这件事。

太平公主令人给薛怀义去送信，说武则天为重建明堂，有事跟他商量。随后找了二十几个健壮的妇人，都拿着绳子、杠子、扫帚把，告诉了她们怎么行事。时间到了，她和那些健妇一同到瑶光殿。瑶光殿是薛怀义去见武则天的必经之路。太平公主同时告诉武攸宁在羽林军中选一些卫士隐藏起来，预备行动。一切安排妥当，太平公主站在走廊之下等候。薛怀义通常都带着仆从骑马而来。在白马寺的那些和尚被放逐之后，现在又接到太平公主的这封信，他有点犹疑。后来，他想起武则天设法使他免受审问，告诉侍御史周矩放了他，于是推断武则天不会对他下手。为了谨慎起见，他小心翼翼地进了皇宫的北门，向四周探望了一下。在宫门和宫里的住宅之间有一座御花园。绕过一个池塘，他走到了宫中住宅的背后，在池塘与住宅当中有一段回廊。他又留心向左右前后打量没有别人，只有平日的一些宫女。太平公主正站在走廊之下，向他微笑。薛怀义下了马，把马拴在一棵树上。忽然间，好多健妇窜出来，把好多绳索往他身上套，这样把他绊倒在地，就像一条鱼落在网里一样，随之，那些健妇用木杠和扫帚棒子往他身上乱打。薛怀义大声吼叫，但他自己的仆从早跑光了。这时，卫士们也从隐蔽处跑出来，蜂拥而上。太平公主下令当场把薛怀义处死，尸体送回白马寺烧化了事。这件事做得干净利落。

武则天在宫中有一支侦察行刑的队伍，从王皇后、萧淑妃的死可以看出来；她还有另外一支毁尸灭迹的队伍，从被她除掉的太子妃找不到尸首就可以推断。但在除去薛怀义的时候，她没用自己的人马，而是让女儿去收拾，她在幕后审视。这固然因为她不屑再参与小的谋杀，也是为慎重起见。薛怀义和自己的关系太密切了，太平公主做起来会更隐秘，把握更大。

张易之、张昌宗是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入侍武则天的，此后大获信宠。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的出现给武则天养生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两个青年不但美貌，而且懂一些医药之术。武则天自己承认，他们为她配制的药有助于延年益寿。据史籍记载，武则天虽年约七十，但善自涂泽，以致“左右不觉其衰”。《新修本草》曾收录了武则天美容的秘方，不久又流传到民间。其方法是五月初五采益母草全草，不能带土。晒干后捣成细粉过筛，然后加面粉和水，调好后，捏成如鸡蛋大药团，再晒干。用黄泥做一个炉子，四旁开窍，上下放木炭，药团放中间。大火烧一顿饭时间后，改用文火再烧一昼夜，取出凉透，细研，过筛，放入干燥的瓷皿中。用时加十分之一的滑石粉、百分之一的胭脂，调匀，研细，沐浴或洗面、洗手时，用药末擦洗。此方又名“神仙玉女粉”。

林语堂说：自有了二张，武则天就像老顽童一样，可以在私下里不拘形迹，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一样，她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有时她和张氏二兄弟等近侍无尊卑上下地逗乐，在有外人的场合也不觉流露出来，所以有些外臣看不过眼，认为二张无臣下之礼，在武则天面前屡次劝谏。史书也有记载：武则天宠张易之兄弟，每侍内宴时，这两个人与群臣嬉闹，王及善看不过去，屡奏以为不可。武则天不痛快，就对王及善说：“爱卿年高，不宜在内宫侍候宴游了，但检校外廷就可以了。”王及善听了不高兴，请假一个多月，武则天也不召他问事。王及善叹道：“岂有中书令而与天子一天不见的事呢？”于是上疏请退职休养。武则天却不肯放归，反让他担任文昌左相、同凤阁莺台三品，只是不让他扰了内廷的热闹。王及善担任此职直到他去世。其实，游乐只是武则天的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武则天要在内廷建立一个“游宴内阁”，以内制外，二张就是这“游宴内阁”的核心。毕竟，只有他们两人陪伴在身边，只有他们两人的前途和利益同女皇的利益完全捆绑在一起，也只有他们两人是她最放心的。

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李显的儿子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私下议论张易之、张昌宗专政。此事为张易之等得知后，即向武皇倾诉，武则天震怒。九月，三人都被迫自杀。这是震惊一时的大事件。自来俊臣死后四年多来，很少发生处决高层人物的事，而现在，被杀者为两亲王、一郡主！大概当时的舆论，于二张不利，故武则天逼使三人自杀，用意不只是安抚二张，也用以警告舆论。

二张想要插手朝政，必须在宰相班子中打开缺口。而此后宰相班子的变动，却在朝着有利于二张的局面发展。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底，李唐派的宰相魏元忠被任命为安东道安抚大使，领兵出征。长安三年闰四月，命宰相韦安石留守神都，派回洛阳，同时以二张集团中人物李峤知纳言事。

这年九月，二张采取进一步行动，密引凤阁舍人张说诬告魏元忠图谋不轨。武则天在朝堂当庭审理。一大群的朝臣站在殿外玉阶下边，他们在等候对质的结果。魏元忠和张昌宗被召上殿，他们各自陈述了一番，争论激烈。于是，张昌宗便提议召张说上殿，因为他是听到过魏元忠有谋反言论的证人。张说此时正站在殿外玉阶下边，当他正要上殿的时候，一些朝臣拦住了他。首先劝告他的是宋璟。宋璟对张说道：“名声和节气最重，天道难欺，你一定不可与奸小朋党去陷害忠良，以求苟活。如果因为触犯龙颜而遭贬，能流芳百世。如果有什么测，我一定上殿援救你，和你同生共死。”这席话，是宋璟当着众多的朝臣说的。

张说在经过这么多人的督促后，思想变化了。现在，他来到了殿堂上。

魏元忠并不知道张说已变化。见他进来，魏元忠立刻紧张起来，抢先说道：“张说将和张昌宗一道陷害我了。”

张说斥责道：“魏元忠，你这是什么话，你身为宰相，说起话来却像街上的小人。”

站在旁边的张昌宗，连忙催促张说道：“快说，你快说！”

张说指着张昌宗对武则天说道：“陛下，你看见了吗？张昌宗是怎样地威逼我！现在陛下面前他尚且如此，在外面如何威逼我，您可想而知！”

张说的话刚一说完，张昌宗叫道：“张说和魏元忠一道谋反。”武则天要他列举证据。张昌宗说：“张说曾经把魏元忠和伊尹、周公相比。伊甲放太甲，周公摄王位，他们都是谋反的逆臣。”

“不对！”张说驳斥道，“张易之兄弟不学无术，他们哪儿懂得周公、伊尹！魏元忠就任宰相的时候。我去祝贺，我说：‘明公居伊、周之任。’这有什么不妥呢？伊尹、周公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臣，陛下的臣子不向他们学习，又向谁学习呢？”

张说态度的变化，使得二张陷入困境。武则天斥责张说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应该与魏元忠一同治罪。这次对质，便暂时结束。

几天以后，武皇又提审魏元忠与张说。张说仍然坚持魏元忠无罪。武则天很生气，她把案子交给河内王武懿宗，由他会同诸宰相同审理。最终，武则天发下诏书：魏元忠贬禹要尉，张说流放岭表。

二张不仅拉拢了宰相班子中的武三思、李峤、苏味道、李回秀等权要人物，对他们自己的几个兄弟也作了重要安排。张昌仪从洛阳县令做到了司府少卿、尚方少监，张昌期自岐州刺史提名为雍州长史，后改为汴州刺史，张同休做到了司礼少卿，都是三、四品的高官大员。

但是，反张情绪也异常高涨起来。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七月，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皆因贫赃下狱，左右御史台受命一同审理。张易之也受到宰相韦安石、唐休璟的审查。但韦安石很快就在八月间被任命为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唐休璟也外派为幽营都督、安东都护。从唐休璟临行前给太子李显的密言中可知，他们是被二张排挤的，他说：“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这是在张昌宗恢复官职之后，反张势力的又一次受挫。以调离韦安石、唐休璟的方式，免除了对二张的审判，这并不意味着二张问题的结束。人们已看出了武皇的尴尬处境：既要保护二张，又要敷衍舆论。她已经是捉襟见肘，露出窘态了。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李派骨干张柬之得到姚崇的推荐终于当上了宰相，而此时二张集团中的房融也从怀州长史入相。到十一月，韦嗣立之兄韦承庆入相。这时的宰相班子里，杨再思、韦承庆倒向二张，房融出自二张控制的奉宸府，但宰相中崔玄炜、张柬之是倒张的核心人物，双方似乎还是势均力敌。

大概从长安四年十月起，武则天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致宰相们经常得不到见面的机会。但是此时二张侍奉在武则天身边。按理，侍奉汤药的，应该还有皇太子李显及相王李旦。而现在，李显、李旦被撇在一边，武家子弟也不得近前。甚至她唯一的女儿太平公主也不能近前。这当然与她习惯于二张的侍奉有关，但她不想表现出对武、李任何一方的偏向。在这个时候，她真正信任的人只有二张。只可惜二张不是沉稳有谋的大臣，而是她的面首，否则，顾命大臣一定会是他们俩。

武则天在对面首的迷恋中失去了对政治的敏感，而二张的野心勃勃也引来了群臣的反对。武则天病重后，李武两派都伺机而动，武周帝国的最后时刻越来越临近了。

第四节 女皇末路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的病加重了。

武则天老年政治的两个突出问题是继承人问题和执政者的健康问题。老年政治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恋栈，不愿退出权力舞台，这往往使继承人迟迟不能被确定；而拖得越晚，围绕继承人地位的争夺也就越广泛、越激烈，加之执政者因年老体衰又往往不能有效控制纷争，于是混乱的局面就出现了。

神龙元年的政变，固然是李唐派的势力在暗中准备多年，一朝爆发的结果，但也不可否认，武则天麻痹大意了，被对手钻了空子。自永徽夺宫至圣历复储，武则天确实很辛苦，她一直在与人争斗，费尽心机，才获得自己的地位。圣历之后，她才放纵了一下自己，也不过六七年之久。但就是这六七年，李派的活动瞒过了她，给了她致命一击。对政治家来说，他们是没有假期的，片刻的打盹也可能招来颠覆之祸。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时的武皇，年已七十有六。在多年勤政之后，她渴望放纵一下自己。这年二月，武则天设置了一个新的机构，名“控鹤监”。是张易之、张昌宗等人的建议。控鹤府里天天的事情不外是花天酒地，吟诗作赋，赌博嬉笑，常拿朝中大臣当笑料。似乎是武则天要把这个控鹤府弄成一个神仙洞府。这所建筑围绕在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瑶光殿。在控鹤府后面便是一里长的御花园，园中有一个长方的池塘，池塘里有两个小岛，四周全是花草树木，精雕彩绘的牌坊游廊。后来又捏造出神话来，说张昌宗前生就是古代的仙人王子晋。王子晋是传说中一位帅哥，后来飞天成仙了。为要把这个道家的仙梦实现在人间，张昌宗乃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洞箫一支，跨木鹤，周行园中，真是人人称美。到最后，控鹤府里满是些个美少年，这些美少年便成了武皇的“后宫佳丽”。

控鹤监后又改称奉宸府，府内官员称供奉，首脑称供奉令。奉宸府的设置，受到正派舆论的谴责。武则天为了掩众口，下诏称让张昌宗等人在奉宸府内编撰《三教珠英》，于是公开地召引一批文学之士如李峤、富嘉谟、徐彦伯、张说、宋之问等人。

武则天尽管健康状况日趋不佳，却经常出席宫内的宴会。既然想玩乐，奢侈和腐败是免不了的。国学大师钱穆说，当时更令人诧异的是王室生活之奢靡。太常所属乐人有数万员。供膳至2400人。卤簿用22221人。宦官、宫女之盛遂为唐政腐败一要端。种种病痛，经过高宗之懈弛，武后之放纵，到玄宗时显露出来了。

武周朝廷的最后几年被张氏兄弟所左右，特别是公元700年狄仁杰死后，武则天更是迷恋她的两个面首，对他们真是有求必应。以前十分罕见的包庇和腐化当时变得很普遍，她没有采取约束这些宠幸的行动，甚至当关于他们卖官鬻爵的行径、浮华炫耀的生活作风以及灾难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绝于耳时也是如此。武则天的名望也随之下降。

武三思是后宫宴会中的活跃分子。因为他发现了武皇内心中的秘密，即她的享乐欲望。武皇如果要享乐，便离不开二张。接近二张，就等于接近武皇。这就构成了武、张合流的又一背景。合流表现在武三思与二张促使武皇游娱玩乐上。

在武则天放松享乐时，李派面对武张合流的局面，他们也在暗中进行着艰苦细致的积蓄力量的工作。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随着李昭德被处死，李派失去了中坚力量。那年是个多事之秋，契丹、突厥的进攻一波又一波，二张也开始攀上政治舞台。在这一连串的变动中，有一个人却静坐不动声色，在那里严密观察--狄仁杰，大名鼎鼎的、审案如神的大理丞，他的名字在民间是家喻户晓的，将来他要推翻武后，恢复大唐，现在正官居鸾台侍郎。他静观天下大势，知道时机未到。他这番功业之艰巨，自不待言，就如同扭转乾坤一样。要在武则天之前重兴唐室，谈何容易。

狄仁杰沉着冷静，他的智慧，他的眼光，不亚于武后。心中所虑，除莫逆之友数人知道外，绝未向他人吐露过。

狄仁杰当然是忠于唐室的。对于武氏诸侄平步青云作威作福，只好三缄其口，暂时观望。如同武则天图谋大业时一样，狄仁杰也深知他需要忍耐，需要计划，需要时机。他知道，要重兴唐室，需要一批胆大心细干练有为之士。狄仁杰并不孤单，他与张柬之等人相知很深，全系志同道合。

封建君主制社会中，最容易出现动乱的时候，往往是政权交替的时候。为了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历代统治者往往事先慎重而缜密地安排交接，其中挑选顾命大臣便是重要的一着。一般地说，顾命大臣首先必须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其次是辅佐新君，推行适当的政策。公元700年时的武则天，已76岁，李显复储后，她考虑的主要问题当然是关于后事安排。武则天的既定政策便是“李武并贵”。在推行了11年之久的恐怖政策以后，武氏家族丧尽人心，而武则天希望找的人要能在她死后继续执行并贵的政策，其任务的沉重，可想而知。现在她需要一个出将入相的大臣，在朝中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威。武则天最初注意的人物就是狄仁杰，但她也觉得狄仁杰年龄太大了，身体又不好，她希望狄仁杰能替她物色一位担此重任的人。

狄仁杰与武皇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极为重要的谈话。她要求他推荐一个“佳士”作将相。狄仁杰说道：“如果陛下要求的是文人宰相，李峤、苏味道就足够了。如果陛下要求的是卓越的奇才，臣愿推荐另外一人。”

武则天问是谁。狄仁杰说：“荆州长史张柬之。”接着，狄仁杰对比了张柬之的优缺点，其中提到的缺点是年岁太大（此时已75岁左右）。这是狄仁杰第一次推荐张柬之。这次推荐之后，武皇将张柬之由荆州长史调任洛州司马。不久，武则天又要求狄仁杰推荐“佳士”。狄仁杰仍推荐张柬之，因为他认为张柬之是宰相人才，仅任司马是不够的。这次谈话之后，张柬之被提升为司刑少卿，但还不是宰相。武则天对张柬之并不陌生。两年前，张柬之上疏反对武延秀去突厥迎亲，武皇非常气愤，将他的凤阁舍人贬为合州刺史。武则天对这个人是有所疑虑的，但还是提升了他的官职，其用意，只是敷衍一下狄仁杰，并非真的把张柬之当做“佳士”。可见，双方都持有一种极为慎重的态度。

狄仁杰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诱使武则天初步接受了一个与她谋求方向全然相反的人，即李唐派的张柬之。狄仁杰推荐张柬之，是在李显复储之后，它是一道政治伏笔。狄仁杰除了推荐张柬之外，还推荐了桓彦范、敬晖、姚崇等人，而他们都是日后政变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事情的真相，就更为清楚了，他们决不是偶然地走到一起。他们在政变前做了艰苦而细致的人事准备，而狄仁杰是幕后的总调度。

狄仁杰为什么能让武则天相信自己是“李武并贵”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呢？为什么能让自己的谋划在不知不觉中顺利地推行呢？这就在于他的处心积虑、小心谨慎和武则天的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为了使推荐获得成功，狄仁杰施放了一些烟幕，这就是他的养晦和自秽之计。狄仁杰晚年经常参加武则天召集的宴游活动，参加的人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以及一些文学之士，大都是奉宸府的那帮常客。所做的无非是吟诗作对、饮酒赌博等娱乐活动，陪武则天消遣。

在《诗碑》上，曾记录了狄仁杰的诗，其中有一句是：“老臣预陪悬圃宴，余年方共赤松游。”

“悬圃宴”指的是诗宴。“余年方共赤松游”意思是：臣老矣，余年无多，不想用心于政治，而想效仿张良，随传说中的神仙赤松子游戏于红尘之外。单从文学方面上看，狄仁杰的诗不过是一般的应景之作，读之令人兴趣索然。从政治上看，则是煞费苦心的。狄仁杰的这番表白，应该与他推荐张柬之活动联系起来看。两事发生的时间相近。更重要的是，狄仁杰一面荐举张柬之等人，作政变准备，另一方面借诗会上的表白作为烟幕。在烟幕掩盖之下，他精心筹划着对武周的致命一击。

狄仁杰的烟幕还不止于此。杂史记载：狄仁杰晚年好财成癖。狄仁杰财迷的一面出现的时间正是他暗中准备匡复李唐大业之际。试想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不惜断头，怎么会爱财如命呢？其实，这也是狄仁杰在施放烟雾。如果也算一计的话，就称作自秽计吧。如果他表现得过于高洁，就可能引起武派疑忌。个人博得高洁的名声和匡复大业相比，狄仁杰更重后者。

狄仁杰的自秽，可以从他与二张的关系上看出来。二张声名狼藉，朝中舆论对他们不断抨击。而狄仁杰和二张交往频繁，关系似乎还不错。李显复储前，二张还曾向狄仁杰探求自安之术。看来，狄仁杰在二张中虚与委蛇，不惜自己在朝中遭受抨击和鄙视。在和二张的交往中，一方面，他与张昌宗赌博，另一方面，他竟然将赢得的千金之裘在归途中赏给了他的家奴。这是财迷吗？这是何等的豪气。他忍辱负重、图谋深远、常人不能见其迹，连武则天也被骗过了，终于换来了女皇对他的高度信任。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狄仁杰觉得自己大去之期不远了。他可以含笑瞑目，因为他已布置妥当，人事已尽，其余将听命于天了。这年九月，狄仁杰与张柬之密谈一番之后，遂与世长辞了，他临终时知道朝政付托得人，毫无挂虑，时年71岁。他知时机一到，张柬之就会起事，无须他自己动手。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由于李派的又一重要骨干姚崇的再次推荐，张柬之终于登上宰相位。当时，姚崇的官职是相王府长史兼任夏官尚书，还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不久，姚崇向武则天上疏说：“臣在相王身边，如果还掌管兵权，恐怕不好，这倒不是臣惜命，唯恐对相王不利。”姚崇的潜台词是：相王李旦不是太子，可是我这个掌兵权的人却在他的府上任职，恐怕无论对太子李显还是相王李旦都不是自安之计，对武周的稳定不利。武则天认为他的想法很对。她认为姚崇是一个爱护她的人，所以将他改为春官（礼部）尚书。

随后，姚崇受到张易之兄弟的排挤。九月，姚崇出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在八月至九月短短的时间内，调动了三个宰相：韦安石、唐休璟、姚崇。而现在，武则天正处多病之秋，她迫切地感到，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宰相。于是，武则天问姚崇，在外司诸臣中，谁具有做宰相的才能？趁此机会，姚崇在临行之际，推荐了张柬之。他回答武皇说：“张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他的人已经老了，请陛下从速重用他。”武则天终于接受了推荐。十月，时任秋官（刑部）侍郎的张柬之登上相位，年已八十。两个月后，他就发动了政变。

姚崇的推荐，应该看做是狄仁杰推荐的继续。姚崇是与狄仁杰接近的人物，他本人就是被狄仁杰推荐上来的。由于他主动让出了兵权，增加了武则天对他的信任，推荐才得以成功。

张柬之被任命为宰相后即着手挑选领导政变的干部，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任命杨元琰为右羽林将军。任命之时，张柬之提醒杨元琰道：“使君身当此任，并非无故。月夜江上之言当未忘怀，愿共勉力。”史书记载：高宗驾崩不久，诸王公遭幽禁之时，张柬之接替时任荆州长史的杨元琰，两人曾于黑夜之中泛舟于江心，因为船在江中，密谈不怕有人听见。谈到武后幽禁唐室王公，二人目眦欲裂。杨元琰慨然有匡复李唐之志。

到政变前夕，张柬之已经串联了桓彦范、敬晖、崔玄、袁恕己，形成了政变的领导核心。桓彦范任御史中丞，袁恕己任右台中丞、相王府司马，敬晖被用为中台右丞，加银青光禄大夫，崔玄是武则天欣赏并一手提拔起来的大臣，在长安四年被任命为宰相。

为了使政变顺利实现，张柬之将许多政变集团的中坚分子塞进禁军里。张柬之已任杨元琰为右羽林卫将军。宫廷卫士及京都卫戍兵力各有数队，步兵骑兵俱有。南卫专掌京城巡警，保持京城的安定，北卫专司保卫皇城。南北卫又分为若干部，由六个上将军统领，其中以左羽林卫大将军最为重要。被派往禁卫军中的人物除了杨元琰还有敬晖、桓彦范、李湛等。张柬之等所以能将大批党羽派往禁卫军，原因之一是他们在禁卫军内部找到了一个地位很高的同盟者，这就是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没有李多祚的支持，张柬之要把这么多人塞进禁卫军中是不可能的。

李多祚是靺鞨族人，在禁卫军已有二十多年历史，是禁卫军中老资格的成员。张柬之和他密谈，首先挑动起他对先帝的哀思。

“将军今日之富贵，是谁赐予的？”

“是大帝。”他所说的大帝，指高宗李治。

张柬之趁机说：“大帝的儿子已处于张易之兄弟的威胁之下，将军难道能袖手旁观，不起来报大帝的恩德吗？”

“我要报德！”被感动的李多祚，对天发誓，“我一切听你吩咐！”

然而，若要使政变取得成功，还必须取得太子李显、相王李旦的支持。李显是政变集团拥戴的人物，政变的目的，就是要将他推上皇帝宝座，使李唐皇室复辟。李显具有号召全局的政治地位，政变若想成功，就必须以李显的名义。敬晖承担了动员李显的任务，他寻找与太子接近的机会。当时李显在宫城的北门起居，桓彦范和敬晖谒见李显，密陈政变之计，李显答应了。负责疏通与李旦关系的是袁恕己，袁恕己也完成了使命。

一切准备妥当后，张柬之派人去请为官在外、任灵武道大总管的姚崇，姚崇自百里之外赶来京师。张柬之听说了姚崇的到来，喜道：“一切完备了。”

在李派忙于准备之时，武则天的势力日渐衰弱。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底，武则天的身体状况严重恶化，长期深居洛阳宫的寝殿长生院里。从这年的最后几个月起，女皇卧病不起，有二张侍在寝侧。长久卧床，武则天信息渠道不畅通了，如同一只年老的老虎失去了嗅觉和视力，她已经不能有效掌握外朝的动静了，这给她的决策带来巨大的不便。

长安四年十二月，洛阳街头出现了许多榜文，没有署名，但内容都是相同的：说二张要谋反。谋反要有兵权，而张氏兄弟没有一个是掌兵权的。与二张接近的人，大都是些文士，也没有一个是掌兵权的。只是在张柬之大范围的人事调动之后，张易之等人产生了疑惧，才推荐武攸宜出任右羽林大将军。实际上，委任武攸宜以军职，也是由张柬之安排的，是稳住二张的一种策略。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张氏兄弟的能量也不可低估。没有掌握兵权的二张，却掌握着一种特殊权力，那就是武皇的宠信。二张可以被称为天子的近臣，是接近权力顶峰的人物。如果二张兄弟利用这种权力，为己图谋或打击政敌，那是很可怕的。比如，他们突然假传圣旨，罢免张柬之等人的职务，乃至废黜李显的储位，会令李唐派措手不及。所以，李唐派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宰相崔玄试图将张易之兄弟从武则天身边驱走。武则天病稍愈，宰相崔玄对女皇说：“皇太子、相王，都是有孝心的，都可以服侍陛下汤药。宫禁重地，请陛下千万不要让异姓的人出入。”武则天没有理睬。看来，说二张要谋反是张柬之他们放出来的烟雾，为制造政变寻找借口；而频繁调动禁军首领则更是政变的前兆，如果武则天敏锐的话，这种信号她是不会无所察觉的。这也许就是老年政治的悲哀吧。

看看张易之兄弟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对末日的来临似乎是有预感的。杂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张易之当初建了一所富丽堂皇的府第，晚上有鬼在墙上写：“能得几时？”张易之令人把字迹削去。第二天字迹又出现了。就这样写了削，削了写，前后六七天。最后张易之在“鬼书”下也题字：“一日即足。”从此再也没有“鬼书”了。

张易之的兄弟张昌仪曾对人说：“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真是途穷末路，倒行逆施啊。这也反映了为什么二张得到武则天的真正信任，现在，他们看到了武则天的末路，也就是看到了自己的末路，但无力扭转。因为他们才真正做到了与武则天“君臣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只能任车子向深渊滑落，能做的就是最后的疯狂。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的病加重了。她的寝宫里不断传出令人忧心的消息。她的身边依然只有二张兄弟陪伴着。一场政变就在眼前了。

经过周密准备，张柬之等人在正月二十二日发动了政变。政变部队分作两支：一支是“北军”，即守卫皇宫的部队，有一千骑兵，五百步兵。他们的任务是要包围皇宫，进攻长生殿，迫使武则天让位。这支队伍由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杨元琰等率领。另一支是“南牙兵”，他们的任务，是当北军进攻宫廷之际，严密守卫首都各要害地点，包围张昌宗的家丁，控制其府第。名义上由相王李旦率领，实际上则是由袁恕己负责指挥。李多祚等人另有任务，被派去迎接李显，请他出面主持政变。

计划是周密的，各方面的人事关系都已疏通好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通过玄武门这一关。由于玄武门是通往宫禁的主要门户，统治者常以精兵守之。不掌握玄武门，政变就将失败。

现在，守卫玄武门的，是一支名唤“千骑”的精锐部队。千骑的前身是“百骑”，由唐太宗建立，他挑选了一批孔武有力，特别是箭法高强的人组成“百骑”，太宗出猎的时候，百骑就簇拥在他的鞍前马后。后来，武则天又将它扩展成为“千骑”。千骑的指挥官是殿中监田归道。田归道与武三思、二张的关系不错。但在政变这个重大问题上，他支持李派。

政变发动以后，敬晖等派人去见田归道，要求他交出千骑的指挥权，受到田归道拒绝。田归道事先没有参与政变，他对张柬之等人的行动有所疑虑，必须要有权威人物出面，他的疑虑才会消释。这个权威人物就是李显。李显到了玄武门，田归道的疑虑消释了，打开了门。大群手持雪亮兵器的人奔向武则天起居的长生殿，惊恐万状的张易之兄弟俩被找了出来，斩于殿下。

政变的首领们进了长生殿，多年以来他们一直都是怀着敬畏的心情站在武则天面前，今天终于不同了。武则天听见嘈杂的声响，从床上坐起。她一点儿也没有失掉她的尊严。“谁造的乱子！”她习惯用这种权威的口吻说话。“张易之兄弟谋反，臣等奉太子之命，将他们处死。事先没有奏闻陛下，罪该万死。”人们答道，一边把李显推到了前面。

武则天看见了儿子李显，大声斥道：“也有你！赶快回去。他俩已死，你也该称心了。”李显素来害怕武则天，这时更答不上话来。桓彦范迈步上前道：“臣斗胆冲犯陛下，太子不能回去。先帝以太子付与陛下。陛下早当将主位传与太子。今求陛下退位，太子登基。”

听到这些话，武则天非常镇静，把站在面前的一排官员逐一看了一看，她看到了李湛。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李义府虽流死于远地，但在上元初年，武则天赦免了他的妻、子，让他们回洛阳。如意年间，还赠李义府扬州大都督的职位。死人虽然已不能受用，但李湛却沾了光。

“怎么，还有你李湛！你和你父亲曾受我厚恩。还有你，崔玄。我亲自提拔的你。我真想不到！”李湛答不上话。崔玄道：“今天所为正是报答陛下之恩！”

武则天知道自己是无可挽回了，于是，她对于这次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表示为了养病，她将放弃政权，政权由皇太子掌握。从法律上说，李显的帝位，便由这道制书的赐予。政变成功了，近半个世纪的武则天统治时代结束了。

神龙政变后，武则天被迫退居后宫。如果身体条件好一点儿，她肯定会利用时机，出面领导反政变的。但她身体实在不行了，她已经放弃了这方面的尝试。她现在所要做的一件事，便是给予谋划政变的张柬之等人狠狠的一击！但在近乎被软禁的情况下，她手中已无权，她的方式便是利用中宗代她去施行这一击。

政变后，武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去宫中拜见她时大吃一惊。原来，老年的武则天善自粉饰，即使子孙在身边，也察觉不到她的衰老。移居上阳宫后，不加粉饰，加之身心枯槁，结果面容憔悴得令中宗难以接受。武则天抓紧最后的时间，向儿子泣诉：“我自房陵迎你回来，本来就是要把天下授给你，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中宗也悲泣不止，伏地拜谢死罪。借此之机，武三思等得入其谋。第二年，张柬之等五人被杀。

不过，张柬之等人的死武则天是看不到了。神龙元年冬，她驾崩于上阳宫仙居殿，终年82岁。她死前的遗嘱很简单，又意味深长。她说：“去掉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附葬在高宗的乾陵。陵墓上立一块碑，上面一个字也不要写，功过由后人去评说。王皇后、萧淑妃两家以及褚遂良、韩瑗、柳奭等所有受牵累的人，都恢复其姓氏和官爵。”女皇当时的心境应是万籁空明，她所挂怀的不是当年缠斗的政敌，不是今朝嚣张的新贵，甚至不是刚刚死去的二张。

从起点奋斗到顶峰总是需要漫长的努力，可是反向的过程却来得总是非常突然，有时只在朝夕之间。隋炀帝、武则天、唐明皇，都不是昏庸无能的人，肩挑的都是盛世大国，可是，败亡都如山崩一样不可阻挡。他们的共性都是过分沉湎于安乐享受，丧失了政治家应有的敏感。美酒把猎狗的鼻子熏晕了，还怎么能闻到狼的气息？

武则天年高病重，李显在狄仁杰、张柬之等人的帮助下，逼武则天让位。武则天还李归唐，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统治。

武则天的一生，是精于权变的一生。她从一个普通的才女，经过宫廷权变，当上皇后，继而成为辅理朝政的“二圣”之一，并被尊称为天后。羽翼丰满之后，她亲临朝政，并建立起自己的大周帝国。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她把至高无上的权力当做自己的终极追求，为此费尽心机甚至于不择手段，她的眼光始终专注于唐王朝的兴衰，正如林语堂所说：武则天的期望堂皇而远大。她真正关怀的，唯一觉得有兴味的是大唐帝国。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一生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她精于权变，以驭马的方法驾驭群臣，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有效统治。历经权变，归于空明，武则天的墓碑上无字无评，一切功过留与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