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李敖先生我非常尊重您，我对您刚刚那样说马英九先生好像不太公平。我想问一个文化的问题，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屈原的文化？

答：这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刚刚讲过了，我对政府不满，可是我的表达方法就是第一类的。所以我认为那是个弱者的表达。现在的人类要有不是弱者的表达，要用清醒的，理性的并且快乐一点的表达。我最后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都知道王安石，王安石是在中国的宁波做过官，他的小女儿很可怜，死在了那里。后来他调开了，临走时买了一个小船，在对面的小船上和他的小女儿再见。“今夜扁舟来做别，此生从此各东西”。回家乡是好难的事情。大家看到唐朝人写诗，几乎有一半都是“天上明月光，疑时地上霜”，都是思故乡的。因为故乡对他们太遥远了，太难得了。为什么我现在说李敖我不还乡呢。我这次回来不是怀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不是还乡没有衣襟，没有眼泪。为什么我要这样，因为时代不该有乡愁，这是个错误的情趣。屈原有一个错误的情绪，他对政府是个错误的态度，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心态来开创我们的未来。

说明提示：

2005年21日上午9时30分，李敖北大演讲会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约500名北大师生参加了这场活动。

李敖（1935年4月25日），字敖之，祖籍吉林省扶余县人，台湾作家、中国近代史学者、作家、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时事批评家。台湾无党派人士，曾任台湾“立法委员”（又称民意代表）。因其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曾于2005年9月访问大陆，在北大、清华、复旦等三所顶尖高校发表演讲。有《李敖大全集》、《李敖五十年》、《李敖智慧书》等多部著作。近年来在凤凰卫视主持了《李敖笑傲江湖》和《李敖有话说》等节目，深受两岸三地华人朋友的喜爱，李敖也为广大大陆观众所熟悉和热捧。

4.话题与歧义（王蒙）

大家好！今天讲的题目是“话题与歧义”。我主要是谈一些热点，人们喜欢议论的一些事，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也比较有趣的，他是被人们所关心的一些话题，另外我尽量做到，在我们过去的文章里面多次写过的，多次发表过的我就不说了，我在这儿说一些我原来没有得到机会写文章的一些东西，因此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话，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这儿讲完了以后也许会引起一些批评，有很大的歧义这是肯定的，我只是希望网络报道的时候不要太夸张，不能相反。

关于五四与传统文化。

第一个问题，谈一下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传统文化。五四不多说了，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的发源地，我现在谈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就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很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刺激，可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又确实面临着一个挖掘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热度，我想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然五四到现在不止30年了，快90年了，是更多的年头了。我想这里头有很多的原因，首先是历史的一种选择，在五四时期中国正在迎接一场风暴，迎接一场大的变动，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简单，它的特质在于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乃至于和谐，而不是在推动社会的大的变革。所以对于五四时期的那些呼唤暴风，呼唤改革，呼唤革命，呼唤翻天覆地的仁人志士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惰性的因素，甚至是反对的因素，所以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是胡适还是鲁迅、陈独秀，也不管是胡之辉还是李大钊，他们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且在当时令国人大大地感到悲痛的是从传统文化上找不到通向现代化，通向富国强兵，发展科学技术的契机。如果说那时候的一些言论比较激烈，态度也比较情绪化，那么恰恰是因为现在经过五四的洗礼，我们已经吸收了，已经接受了大量的推动民主、科学、社会进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包括一个有争议的词，五四价值等等，是在你接受的许许多多东西以后，你回过头来再看传统文化，觉得传统文化有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面临着不是一个风暴接着一个风暴，一个颠覆接着一个颠覆，一场大的斗争接着一场大的斗争，而是更倾向于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和发展生产，发展文化的这样一个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原来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有些有利于就是合情合理的给社会的各个方面一个规范。

所以，我非常不能赞成一种看法，就是把弘扬传统文化和继承五四的精神对立起来，甚至一讲传统文化就得骂一顿五四，或者一讲五四就一定不能够要讲传统文化，我觉得那样就错了。文化的问题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临河的模式，不是说吸收这个文化了就不能吸收那个文化，前不久我参加过一个讨论中国民族的节庆或者节日活动的一个研讨会，我就不接受那种说法，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中国民族的节庆，因为现在西方的节庆已经侵入到我们这儿来了，又是情人节，又是圣诞节，不一定要对立起来。你如果说是情人节、圣诞节是舶来品的话，那五一也是舶来品，三八也是舶来品，六一也是舶来品，不一定是对立的。

关于国学热。

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出了一个新的名词，这个新的名词更敏感一些，就是国学热，国学热是媒体起的作用特别的大，这个东西的出现也符合了社会的上上下下的许多方面人们的心愿，就是被我们撂下的太久了，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老庄之道一直到易经，现在到新华书店一看，什么风水，这个风水连韩国都要申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更加紧张，我们得赶紧弄这个风水，不弄风水的话就变成韩国的了，当然你撂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又拿出来，觉得孔子说得多好啊，是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而不同了…，越说越好，说得很好听，很美好，国学热就出来了，一直发展到什么呢？今年9月，暑期开学的时候，有好多小学都穿上古代服装以念三字经来参加开学典礼，新华社发了有紫阳小学，还有南京的夫子庙小学，紫阳小学接近清朝，夫子庙小学我没弄清楚，这整个有一点像天主教（笑），还有成都有的小学，因为成都很热，9月1号开学，非常热，有的小学在大太阳底下学生们都穿上古代服装，热得一身汗，好多家长都心疼得不得了，我有一点糊涂，中国出什么事儿了？大清复辟了？（鼓掌）

对不起，三字经我也发表一个看法，三字经的好处很普及，很容易记忆，容易背诵，有些话语也都挺好，教不严师之过…，有些说法挺好，但是三字经用今天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的内容相当的单一、片面，就是它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什么都合理，什么都听话，训练成这样一个孩子，里面不讲身体健康，里面不讲精神活泼，不讲儿童天然的一个游玩的权利，他不讲发挥你的想像，你的个性，他不讲创造性，他很少有积极的，就是让你的精神得到解放，智力得到解放，活力得到解放的东西，而相反呢都规范起来，规范当然是必要，我们学校也是有规范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有规范的，但是只有这些东西它是不够的。我一想起我们的小学生穿着清朝的服装在那儿大太阳底下晒着，在那儿念三字经，咱们的五四就这么白搞了吗？至于吗？

关于国学，词源上只解释是国家办的学，这是古代的解释，辞海上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国家办的学，一个是中国的固有文化。这个中国的固有文化的说法能不能跟这个国学完全站得住？我也有怀疑。就现在一般讲国学都讲先秦诸子的，研究《红楼梦》的人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研究明清小说的有没有我不知道，研究唐诗的人都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研究李白、杜甫的都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冯志先生是研究杜甫的，是写杜甫传的，从来没有人当他是国学家，当然年纪大了他就是国学家了，我也快成国学家了（笑），因为我还讲老子呢，固有文化这种说法我也不太喜欢，什么叫固有的文化？文化能固有吗？文化都是在不断地接触、开创、交流、碰撞、消化、融汇之中得到的。琵琶不是我们固有的，黄瓜不是我们固有的，所以黄瓜叫胡瓜，南瓜是不是我不知道，洋白菜肯定不是我们固有的，要不怎么叫洋白菜呢？番茄肯定也不是固有的，因为带番字，土豆在新疆都叫洋芋，肯定也不是固有的，白薯是菲律宾的，这个固有以哪一年算起呢？皇帝元年？还是炎帝元年？和那个时候没有关系，哪个都不是固有的，没有办法，许多科学家更不是固有的。所以对这个定义我也不大喜欢，我个人不大愿意用这个定义。但是很多大学有国学院，这个我没意见，我赞成，大学里面的事好办，为什么呢？大学里面学院多得很，北大有多少个学院，有20多个吗？

（台下说）30多个。

30多个学院有一个国学院，有国学院的同时还有文学院，还有法学院，还有其他的，可是如果让社会上，把这个国学变成一个最重大的口号，我就有一点搞不清楚了，我不敢说不对，我也没有这个胆，但是我搞不清楚了。和这有关的，现在和五四联系起来的，很多问题现在都出来了，一个是白话文和文言文，越来越多，这本来有道理的，五四时期是不是对文言文批评得太过了？我想这个检讨可能是有道理的，有人就给我讲，他说白话文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的问题，而且它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审美的意向，比如说你把老传全部翻译成白话文，包括《论语》和《孟子》都翻译成白话文，基本上翻译出来以后，很多内容都没有了。我想这些都说的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白话文是从洋文那儿制造出来的，这在20年前《文艺报》上就曾经有朋友这样写，说我们民族文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丢掉了，五四以后呢，是根据英语创造的白话文，这就跟活在梦里一样了，白话文首先是我们嘴上说的文，就是我们口语，这个口语的存在是我们固有的，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即使是在几百年以前，人们见面首先说话不可能全部都是纯的文言，里面夹杂一些半文的话肯定也有，但是不可能纯文言。

关于文白之争与繁简之争。

前不久我又听到一种，也是让我大惑不解的说法，说白话文有两种，一种是老的白话文，原来在中国有生长的，源远流长的白话文，说五四以后的作家只有三个人会老白话文，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张爱玲，其他的人都是受英文影响而写自己的白话文，这纯粹是梦话。说中国原来有白话文，难道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吗？四大才子基本上都是白话文，《镜花缘》是白话文，《镜花缘》里面夹杂一些半文言，很好的，最好的白话文小说尤其是北京话小说是《儿女英雄传》，虽然它的思想水准相当的陈旧，相当的老气，但是它说的话都很通顺，《儒林外史》，《三拍》也是白话文，过去很多话本，解放以后也还出版过，解放以后江苏省有一个《扬州评化》的一个专家叫杨少堂，他讲武松，这个武松，我看过他的半部武松，是45万字，全部都是以口语白话记录下来的，把武松讲得活灵活现，非常的详细、周密，加了很多的创造，这都是白话文。那么老舍的白话文更不用说，鲁迅的白话文里面文言文成分比较多，很多是把文言文用在白话文里面，所以对于这个白话文的说法也制造了一些稀奇古怪的…

还有海外闹得非常厉害，说中国的白话文不好，因为受了毛文体的影响，毛文体，开玩笑啊，谁受了毛文体的影响？在座的，你们哪位你们写的文章像毛泽东，你们举个手，我把我今天的讲演费我全部乘五送给你，如果你的文章确实写得像毛泽东，请举手，开玩笑啊，学毛泽东写文章，你没地位，没名气，没有那个自信，没有那个居高临下、所向披靡，是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尖锐，还带几分孙悟空齐天大圣的劲。至于说在政治运动的时代，有些比如说写文章讲道理不够，这里头是不是也受某个领导人文风的影响，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然后这个越演越烈，一直发展到简体字，连台湾的都跟着闹，说简体字，简体字始作俑者是国民政府，并不是共产党开始搞的简体字，现在传出去说简体字是共产党根据苏联专家的意思搞的，我都不知道这样的无稽之谈从哪儿来，我们的简体字包括用拼音文字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条，我们拒绝苏联专家的建议。比如妈妈，我们写MAMA，这个M在斯拉夫文字里面发的是TA的音，他是TATA，这个我们没有接受。

1922年，钱玄同提出了笔画方案。在1932年，我是两岁的时候，出版了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所以简体字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三个兄弟，三兄弟，有两个是孪生，有一个跟他们差一岁半，一个叫聂帮顶，一个叫聂帮记，一个叫聂帮楚（音），这个音也很铿锵有力，这三个孩子学写字的时候，整天地哭，因为他的姓很复杂，那时候得连着写三个耳朵，复杂，简化以后变成两个“又了”，所以有很大的好处，而且简体字和繁体字根本不需要对立起来，我相信北大的学文科的人都懂繁体字，请在座的人里面，你们不认识繁体字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举手，因为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然后旧诗新诗，喜欢写这些诗的都很可爱，都很好，尤其像钱钟书的诗，徐志摩的诗、艾青的诗、舒婷的诗、聂绀弩的诗，都写得非常好，现在让我有时候略感担忧的就是我们把这种文体上的一些区别，把这个题材上甚至于风格上的不一样把它对立化，变成互不相容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相通，也许这个时候我们想一下，尽管它有各种针对性，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已经提出来，“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也许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就是邓小平给景山学校上的字，他提出了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这样一个主张，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我们钻研“国学”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的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是现代化，不是古代化，不是回到明清，更不是回到先秦。

关于文学与革命。

然后我谈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革命前的文学和革命后的文学的关系，或者叫前革命的文学，或者后革命的文学的关系，世界历史上我们发现一点，就是在有些地方在革命以前或者革命的初期，它会有一个文学的高潮，譬如俄罗斯，俄罗斯它所出现的文学的灿烂，到现在是没有先例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契科夫、果戈里…太多太多了，我是讲不全的。有时候我产生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我说俄罗斯的发展常常走弯路，它非常不顺利，而且尤其是它的经济发展不是太让人舒心，中国的农村包产到户立刻粮食问题就解决了，对很多问题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俄罗斯把集体一解散，粮食生产量还下去了，有时候都无法想像是怎么回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国家文学太发达了？一个国家文学要太发达了，还有人好好种粮食吗？（笑），还有人好好的弄酱油弄醋做电池做手电弄小衣服吗？文学太好了，太吸引人了，喝一点儿伏特加，朗诵一首俄文诗，再唱个俄罗斯民歌，游览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多幸福啊！如果这个时候还再去计算什么经济效益，多么煞风景。

中国的现代文学，五四以后到1949，也是非常的活跃的，郁达夫、巴金一直到胡适、梁实秋，这也非常的多，不多说，非常的活跃。有时候文学的高潮是和社会的机遇，和历史风暴的前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不见得都从政治或者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也早就发现了，穷愁之诗易工，而欢悦之词难写。我们很多中文系的人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古典文学，越古我们就越敬仰，高山仰止，但是夏志清讲过一个理论，这是他的原话，说你们老觉得中国有古典文学了不起，因为你们外文不好，如果你要是外文好的话，你看一看英法的那个古代文学，比你中国的古典文学要丰厚得多，就拿最辉煌的唐诗来说，它的题材就运用了几种，思乡、送别、悼亡等等，相反的中国是五四以后现代文学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各式各样，什么都有，后来夏志清的话我见人就问，见北大的我问，别的学校我也问，香港我问、澳门我也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赞成夏志清的话，所以夏志清的话光杆司令，就他一个人这么说，但是他毕竟是夏志清。

我扯了半天，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革命的文学，当这个社会已经经过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达到了革命的人民夺取政权这样的一个目标，宣称人民已经把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了。这时候对文学怎么走？这个文学怎么办？也都不错。比如说苏联有法揵耶夫等等占主流的作家，还有肖洛霍夫……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他的代表团的成员里面就包括肖洛霍夫，而且肖洛霍夫走到哪儿都是这种口气，这是苏维埃的作家肖洛霍夫。在苏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发言，他说西方世界攻击我们苏联的作家是按照党的命令来写作的，这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良心属于苏联共产党（笑），我一听这觉悟真高，真会说，真招人疼（笑），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也会发出批评、责备，就是认为苏维埃时期的状况还赶不上法揵耶夫那个时期，这个问题也麻烦，苏维埃如果不是最好的文学的环境的话，那么现在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这20年也没听说又出了，都解体了嘛，解体了是不是又该出来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二号，也没见，更没戏了。1989以后，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出了一个萨卡什维利，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中国也有，尤其是到现在，现在我们发展什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今天要全面小康，所以我每天一讲话，人家给我提条子，问得我直翻眼，问我：王蒙先生，您认为文学还能够存活多久？什么时候将要灭亡？（笑）一些夸张其词的一些说法，这些比较多。

革命后的，后革命那个时候文学发达，而且孤注一掷的勇气，拼了，为了正义，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但是在革命以后呢？会是怎么样呢？怎么发展呢？我不但看到了中国会面对革命以后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惑，而且我还看到比如说大家知道南非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叫拿丁·戈迪墨，我还见过她，她讲话的时候的自信，那种使命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为黑人的权利和种族主义者做斗争，她本身是白人，但是她坐过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监狱，但是种族主义它垮台了，南非胜利了，她达到了她毕生所追求的目的，但是她的声音慢慢小了起来，07、08年还出了这么一件事，有几个抢匪——也是她毕生为之奋斗的人——进了她的家，抢她的东西，让她把她的结婚戒指扒下来，她拒绝了，结果她挨了打，这确实是一个事，就是这些热情的呼唤革命、迎接革命的作家们，在革命胜利以后怎么样继续歌唱。咱们中国还有一些说法，我完全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对他做出特别明细的判断，比如前五、六年就曾经有人回忆，说是在50年代，就是57年的时候，有人问毛主席，说如果鲁迅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情况？说毛主席回答说，也可能他在监狱里吧！也可能他不再写作了吧！当然也有很多鲁迅研究所的所谓鲁学的专家，对这种说法深恶痛绝，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也是不符合史实，这说明在这中间也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我在两年多以前我曾经提出一个议题，就是雄辩的文学和“轻薄”的文学，我们的文学不可能仅仅是雄辩，也不可能时时都找一个对立面来进行辩论，有些时候呢需要更好的表现人性。

关于市场经济和文学。

第三个话题谈谈市场经济和文学，市场经济和文学这是两回事，其实这不是一回事。我记得当年有记者采访一位老作家，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我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无动于衷。你写你的东西，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无动于衷，我没有做到，但是我也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来决定我写作或者不写作，市场经济当然有动于衷，它影响我的衣食住行、生活需要、子女教育、父母赡养以及消费的水平，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但是它和文学这是两码事。但是我们国家呢？一直也有很强烈的反映，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毁掉了文学，认为市场经济摧毁了文学，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老作家，老的革命作家，我不打算提他的名字，我最近听说，这位大师已经，他说过去我们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现在要冒着敌人的钞票前进。这我也不明白，因为过去我举的例子，就是说在革命成功了以后，有一些历史人物那种浪漫性就降低，比如说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唱起来非常悲壮，但是我提改革呢你就不能唱，冒着赔钱的危险改革，冒着闹事的危险下岗，这些都不能唱，可是我没想到呢，我所敬爱的一位老作家提出了，说冒着敌人的钞票前进。敌人的钞票来了，你收回来交给革命不就完了嘛！那钞票能把人打死吗？砸在脑袋上一摞，50万元捆成一包，从四层楼上往下照人脑袋上砸，那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如果砸昏了以后，一看旁边有50万元，也许脸上会显出苦笑兼甜笑，这个我不太明白。有一个地方举行诗歌节，有一个诗人就讲，红旗都倒了，诗还有什么用？某杂志曾经说过，现在文学状况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坏，比沦陷区坏，比白区坏，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在据说是为了迎合市场，有了什么下半身写作或者其他一些涉嫌不雅的一些写作的内容出现，我们和从前处境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文化革命前1949年到1966年是17年，这17年一共出了200本长篇小说，平均一年能出11、12本，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700至1000种，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这一年都出了一些什么长篇小说，哪怕他的专业比如说在北大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长篇小说课，好像没有这么一个课，他也说不清楚，好像就是有了更多的选择的可能，可以满足更多的个性化需要，这是一个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把有些因为有歧义，而不能顺利出版的一些内容也都出版了，一个东西，100个人，99个人否定，1个人的肯定他也出版了。但是坏处也有，好的作品也淹没在上千种的新书里面。我现在上西单图书大厦，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书以后，我就叹息，再不要写书了，到处都是书啊，你想到的他也出，你想不到的他也出，现在没有出的书了。所以有些人回忆起来，现在60年，有些人回忆起来就觉得，从59年到66年，尤其是59年到62年、63年，因为后来越来越紧了，那个期间的长篇小说最成功，举个例子《保卫延安》1959年，《三红两厂》（音），文学出版社还出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60年代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写到《游击队》、《苦菜花》等等，有一批现在的人们都还记得，或者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你要是拿两本书，一本比如说是2008年出版的，还有一本是1968年出版的，68年就不要说了，1962年出版的，你要放在一块儿看看，你不能说现在的书越写越差，反正有不同的文学环境下面，在一种不同的文学生态下面，在一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下面，人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心态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北大这样，但是我看到了，说余华有一次跟学生们交流，谈到当代文学，就不断的有同学提问，说你看五四时期作家写得多么好，现在作家写的多么差，把余华说急了，他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吧！五四时期的那些，我不说名字了，要不我说了也没关系，说什么《河塘月色》什么的，现在是个高中生作文都可以做成那样，说你们看我的作品比他们写得好多了，说我唯一的弱点就是我还没死啊，我要死了以后，你们不说我的作品好才怪呢。这也是一种说法，一个作品的被接受，被抬高或者说被重视，当然和作品的质量有关，也和许许多多的情况有关。

我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社会，文学事业，高潮化是所期望的，但是高潮化是未必能够持久的，许许多多的高潮都要向正常移动和过渡。老子早说过，飓风刮一早上就不刮了，太阳一出来就不刮了，当然这是老子说的，把可能没有赶上那个大风口，大的雨也不会下一天，八个小时，十个小时，1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即使再下，也要停一会儿。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逐渐走向正常的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学生活，所以现在我们谈不到什么特别激烈的文学运动或者那种文学高潮或者文学口号，写出什么什么来，谈不到这种口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处在一个相对正常的阅读专门，那是不是现在的文学就没有好作品了呢？我不这样看，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淘洗，目前就说什么作品就是好，什么作品就是不好，什么作品是不如什么时代好，都为时过早了。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水准很低，但是许多人关心它，所以我愿意在这儿谈一谈，就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个文学的大奖，它叫大奖起码它的奖金大，它是100多万欧元，中国的最高的奖项是茅盾文学奖，4、5万人民币，这是第一。第二，它有瑞典科学院的18位院士组成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他们都是终身制，死一个补一个，这里头只有一个人能懂中文，就是马悦然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呢他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比较喜欢给具有或者是色彩上沾一点，持不同政见的人给他们发奖，在西方国家它相当喜欢给左翼的文学家发奖，比如70年代末期80年代早期，他们发过海音里希·伯尔，他当时把西德批得一塌糊涂，西德政府拿他没有办法，他的驻华大使曾经跟我说，给他发奖，这真的使我们头疼，当时法兰克福一个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说伯尔他的德语相当差，他们得奖是以道德家的身份，因为谴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下面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而获得的，有过这种说法，他还曾经给葡萄牙共产党人萨马拉戈发过奖，给加西尔马尔克斯发过奖，在中国，好多人都可以看出加西尔·马尔克斯把不发展的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迷信，所谓落后的东西把它审美化，变成文学的契机，变成文学的才能。另外一位偏西方的秘鲁的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略萨，他的政治意识还特别强，写过很多政治论文，还竞选过总统，当然未能选上，他曾经痛骂加西尔·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太监。还有意大利的剧作家达里奥福，那也是令人大吃一惊的，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奖励一些流亡的，那多了，太多了，我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我亲历的事情，93年在纽约，在华美协电影社，胡适当年创业的，为美国主流社会了解中国文化搞的一个机构。我在那儿讲话，讲完话了以后，美国的蓝克儿，一个女的秘书，但是在中国肯定叫秘书长，她很强悍，这位女士就来问我，说今年北岛将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据我所知，诺贝尔文学奖是封闭的，不是先发表的，她说我知道，我当然很佩服，是不是？（笑），这是牛秘书长啊，我你知道啊，好好好，她说你什么态度？我说我祝贺啊，我说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都祝贺，我说要你得了我也祝贺，她说中国作家什么态度？我说有人会高兴，有人会不高兴，她一看两眼发光，她赶紧说为什么有些人高兴，有些人不高兴？我说你连这都不知道啊，所有的作家都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哪有老子天下第二的作家，老子天下第二就不干了。她说中国政府什么态度？我说现在这个说得早了点儿，我说现在我不当部长了，代表不了中国政府（笑）。这也是一个事实。我有一种印象，这位女士拿着中国政府当公牛，拿我们作家当红布，想这么甩一下，这么甩一下（鼓掌）。

到1992年，我接到瑞典科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的邀请信，说希望你希望推荐五个中国作家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其中完全可以包括你自己，这份材料不得少于15页，中国人讲字数，外国人讲页数，我就不懂，这个字号怎么算，是用1号字？（笑）后来我就写了，请王勇毅先生给我翻译，而且我告诉你们，我这里面推荐的有韩少功、张伟、铁凝、王安忆，还有一个人我还没写，我可能想写我自己（笑），反正也没成没关系，如果顺利的话，我不会不写我自己。但是完了以后呢，有关我的规定，因为我担任过职务，第一步要征求我驻瑞典的机构的意见，当时驻瑞典的机构就说，马悦然约你，不好，对中国的态度不好，你王蒙的身份不应该来，不可以来，第一步就挡住了，我不能去，文化部还特例又写了一封信，说由于王蒙有很丰富的经验，说可以应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建议这次还是让他去一下，跟瑞典科学院建立联系，但是我们驻瑞典机构仍然说不不不，还是不，瑞典方面着急啊，就改由SAS公司的总裁来邀请我，可是咱们这个驻瑞典的机构一看就看出来了，那航空公司的总裁邀请你干什么？你又不买飞机（笑），其实当时给我一种感觉，火眼金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这种感觉，（笑），不行，还是不能来。瑞典方面也使劲，瑞典一个女的副首相兼国防部长来中国，见到中国跟她同级别的官员，领导人，她跟这位领导就说，说我们瑞士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欢迎王蒙先生访问瑞典。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回去就问，说她说这个干吗？别人就告诉他，说那就派王蒙去吧去吧，领导人发了话，说去吧，时间已经很紧了，于是有关部门就通知文化部，王蒙可以去了，但是文化部下属的外联局火了，他也不是说领导发了话可以去，我们一直说可以去，你这儿不让去，现在我们这都忙起来了，我们不去了，不办了，这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没去成（笑），没去成，斯特戈尔磨中文系主任跑到中国来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手续没办好，我也不能说别的，我说有可能去不成，他回去就告诉马悦然，说看来王蒙对访问瑞典没有兴趣，于是马悦然也是性情中人，也是学中文学得太透了，受中国人情绪化的影响，他立刻发表一个声明，他说王蒙已经表示对瑞典科学院没有兴趣，也不准备和瑞典科学院进行交流，因此今后我们只好放弃跟中国大陆的文学的联系，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都，他把我想得也太高了。总而言之，所以说你们看着很伟大的事情，你要知道内情以后，阴差阳错，也不要以为那么伟大。结果马悦然的轻率的做法引起了瑞典驻京大使馆的不满，他们的文化专员他在香港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关于邀请王蒙先生访问瑞典科学院的情况你不完全了解，与王蒙先生个人完全无关，马悦然的说法是不公正的，不真实的。现在马悦然又到中国来了，有一段时间马悦然都不许入境，都上了黑名单来了，别人催着我问什么时候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法说这个事儿，怎么说？没处可说，得了就得了，不得就不得，得奖当然很好，100多万欧元，存在中国银行，对国家也有贡献啊（笑），得不了得不了，算了，那也没办法，但是反过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国际奥林匹克，没有竞技技巧。比如我们知道的挪威，这是当年的话，挪威跟瑞典是一个国家的时候，挪威最有名的戏剧家易卜生，他在最后的关头诺贝尔文学奖决定不给他，而给他的一个竞争对手叫比昂松，但是比昂松没有什么人记住他，但是易卜生非常有人气。如果我们列举得奖的人我们会列举出很出色的作家来，近半个世纪有海鸣威、加西尔·马尔克斯，但是我们列举那些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有一大批出色的作家，比如说俄罗斯的那批作家等等，有人老在那儿分析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在那儿分析，为什么？因为中国作家胆小，因为中国作家没有成为烈士，还有人分析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笑），外国作家自杀的数量很大，我不知道是由于吃得太多，还是由于低血糖造成的这些说法（笑），简单来说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既不必把它看得那么那么的渴望，也不必把它视为对立面，以公牛的姿态向它冲去，也不必这样。现在马悦然已经多次表示过，他最喜欢的是两位山西作家，一位是李锐，一位是曹乃谦，有一年在重庆书市，马悦然给曹乃谦站台，而且说他随时可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有马悦然这样的一个许诺，有些热衷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有些虽然对诺贝尔文学奖不无兴趣，但是已经一看马悦然也没提议，也就死了这条心，踏踏实实该干什么干什么（笑），用不着再折腾这事儿了。

我开玩笑啊，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第一项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就是胡适、鲁迅。因为有人就说鲁迅多么伟大，多么伟大，我说中国人的骄傲在于有一个鲁迅，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只有一个鲁迅，这个作为造句来说这有一定的说服力和煽动力的句子，但是这个句子不通，因为所有的作家都只有一个，没有克隆和复制，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中国也只有一个李白，中国也只有一个杜甫，中国也只有一个曹雪芹，而且只有80回再加后续40回，哪个作家都是只有一个，怎么能来俩，照抄也不好看啊。再想，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英国有俩莎士比亚？法国只有一个雨果，只有一个巴尔扎克，所以关于中国只有一个鲁迅这个说法，而且鲁迅有鲁迅的年代，鲁迅是作为一个精神的领袖，作为一个社会的良心，作为日本的一个代言人，作为一个青年的导师而出现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权利，没有精神上的权利，他跟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很难设想现在的老百姓和伟大的学生或者在座的中文系的学生，你们以嗷嗷待哺的心情等待着一位救星的到来，等待着一位精神导师的到来，说高举起你们的火炬跟着我走吧，有人跟你走吗？所以不同社会的发展，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对文学的期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把很多东西尤其是把文学道德化，有些人对于文学的期待实际上是在期待着一个圣人，圣人不出…，咱们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圣人，瞅着活着的作家，谁的模样也不像圣人，也不像鲁迅，没有那么悲情，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大的承担，但是他忘记了不同的时期，就在文学史上能够起到鲁迅这样的精神领袖的作用的作家也微乎其微，李白喜欢月，喜欢喝酒，杜甫好一点，叫诗圣，还有好多的也在那儿叹息，曹雪芹更不是，他丝毫没有，在他的作品里面并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的一种高姿态，外国的作家也是这样。

关于鲁迅和张爱玲

我再讲一个话题，我其实是讲我的困惑，在大家怀念鲁迅，谈鲁迅，思念鲁迅，阅读鲁迅的同时，当然也有感到厌烦…，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对张爱玲的热度，张爱玲的写作有一种生动感，她对颜色的描绘很好，对有些人情世故的描写，特别是对于女性心理的描写十分不错，但是怎么会，有那么好吗？我实在是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待会儿有人能够对我进行一点儿教育，我已经下过多少次决心了，我既没有教条主义，也没有政审的意思，我也没在政治部门工作过，说是由于政治上对张爱玲不感兴趣，我找了她的书，我还上国家图书馆借了她的书，但是没有几篇我是认真地读得下来的，因为我需要更多的艺术的想像，我需要更深的历史，包括对人生的思索。张爱玲说：“她说我要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我还是写不了的，我只能写发生过的事。”这个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不是天真了一点？现在张爱玲已经快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了，我觉得有点悲哀，如果选择同时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我更愿意看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谈现当代文学，那个时候惟周杨马首是瞻，周杨怎么说的看讲义，但是现在至少有一半是惟夏志清马首是瞻，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认识。

我在这儿讲了半天，介绍了一些情况，谈了许多自己的困惑，也是白白地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非常对不起！（鼓掌）。

王蒙现场答听众提问

关于网络文学与青春文学；

问：我是盛大文学的作者，您刚才提到人们对文学有道德上期待，但是对网络作者来说，几乎没有受到来自这一方面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答：我个人从理论上我对网络文学完全是支持的，我也做过极少量的浏览，包括有些人的很尖锐的博客我也都读过的，里面的某些见解还是好的，是可取的，另外我还给例如安徽的一个网络写手叫耳鸣兔的他写的红楼梦的书，他寄给我那个书，我还给他写过评论和序，还有一些书，我读着也很有兴趣，比如《明朝那些事儿》这些，但是更多的情况我还不知道。我还参与过一些网络的评奖，或者发奖什么的，所以从总的态度我是支持的，我也是喜欢，但是太具体的我也说不出来，我不觉得写了以后你是先在网络上发也好还是在出版上印出书也好有特别大的矛盾，连写新诗、旧诗我也不觉得有多么大的矛盾，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题材自己的作品的情况先上网也行先出书也行，愿意用文言文写的我也不反对，你愿意用英文写，我更不反对，因为我一直就是，老想学好英文，老学不好，你要用英文写的，那我看着我更羡慕，更有奋进，你好好用英文写。

问：我看到PPT以后，看到王蒙先生第一部作品是19岁写出来的，按照这样来算的话是青春文学，青春文学每代都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成了一个事，我想听听王蒙先生的意见？

答：我觉得跟媒体的炒作也有关，年轻人低龄写作，现在不是19岁的问题，现在好像还有，最低龄的6岁也出诗集了，当然这比较少，特例，但是我不赞成不同的派别的人在那儿互相嘲笑，互相攻击，青年人肯定有青年人的锐气，他的体力，老年人呢有老年人的优势，我特别喜欢老舍在《茶馆》里面的一句台词，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仁，老了以后有花生仁没牙。这个牙你怎么解释都行，80后浑身都长着牙，想咬一口就能咬一口，而且能咬得起来，但是花生仁少了一点，就是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吃过的盐，经历的挫折少一些。老年人是花生仁越来越多了，但牙已经不行了，锐气、硬功也不敢嚼了，尤其是作家，你要是写好了，你总是会写好的，用不着贬低别人，如果写得差劲的话，就算全国的作家被你骂死，你还是写得比较差劲，如果写得特别好的话，别人更好，大家一块儿好，咱们变成黄金时代，黄金集团，一个实力集团，更是梦寐以求的事，所以不要造成一个气氛，按年龄分。我是“30后”（笑），离“80后”差50年了，但是我在没有得到召唤前，没有完全痴呆以前，我这不是，我也写，该说笑我也说笑……

说明提示：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

5.重返先锋：文学与记忆（苏童）

我觉得有一点紧张，真紧张不是假紧张，今天的题目，先锋、文学、记忆，我把他分开来说。我一直都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不够深刻，另一个恰好是不够浅薄，这一对矛盾使得我在很多场合不善于发言，我更信任的是用文字来表达。毕竟作家和教授属于两个行业，同学们可能听多了非常有逻辑的讲座，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设想我的讲话将是散文式的。

第一个关键词，记忆。

一个作家记忆的一生，是一个百宝箱，记忆的百宝箱，这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财富。这个百宝箱打开来，是不同的财富和珍藏。我自己现在在梳理自己的文字之外，常常会想起我的少年，青年，有时候记忆犹新，有时候却恍若隔世。医学上认为，一个孩子睁开眼睛第一眼看世界，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人生中的第一记忆注定是丢失的，不管是作家也好，医生也好，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找回他的第一记忆，使他重现。

我是1961年1月出生的，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记忆是一个非常带有时代烙印的东西，是一颗子弹。那年我三岁，冬天的时候，有一个深夜，突然在半梦半醒之间，非常匆忙和慌张地被我的母亲抱起来，从我临河的房间放到外婆临街的房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年武斗，我们家临着水泥厂很高的水泥塔，一些人占据了那个水泥塔乱射，一颗子弹打在了我们家对着河的门侧。这就是我的第一记忆。也是我对社会和人生的第一个非常具有实质意义的，也是对未来带有暗示的一个有文学意义的记忆。

我们说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在这个百宝箱里梳理，掏出东西。高尔基说过，一个作家写到最后一定会回到童年。我自己的童年并非文学时代，而是动乱年代，它的特点是一个孩子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也都有，该有的比如说知识的传承等等，不该有的比如说是暴力等等。我的读者经常在我的作品中发现暴力的东西，我经常也在问自己，我的作品有暴力的倾向么，或者是哪一种偏向？但是我自己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我还是无愧的。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恐怕是我们学校学历、知识、教养最好的老师。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他是教高年级的，当时我还在低年级。但是我记得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是青紫色的，高年级的同学给他设置了一种方法，叫做蚕宝宝上山，用桌子椅子摞起来，逼那个老师像蚕宝宝一样登上去，最后有几个学生去抽下面的桌椅，那个老师从上面掉下来，脸摔在地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是青紫的。

这样的一个记忆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同学们也不用去刻意地去考证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暴力变成了某一种精神食粮，大家都在食用。问题在于，在很多年过去以后，这个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那个社会留下的可以穿越任何阶层的暴力，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他，我的想法是，我从来不去写一个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那种有点儿像血腥的铁腥味儿的时候，我从来不回避。

当然，这不是全部，关于暴力的记忆在我最初的文学记忆中，并不是全部。每一个作家的记忆都是有区别的。作为我个人，我最铭心刻骨的、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和我的生活有关。

作为我来说，写了这么长时间，回头一看，那些所谓的瓶颈啊，写作的历程啊，都被风沙所淹没了。但是你总是记得，你从哪里出发，你从哪里开始的。大家都说文学是从幻想开始，我的开始是从一场病。

我九岁的时候得了一场肾炎，肾炎并不奇特，但它引发了一个奇特的并发症，变成了重病，这把我九岁的家稿的一塌糊涂。我记得很清楚，无数个早晨，我去儿童医院看两个老中医。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我的很多同学背着书包和我相向而去。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悲伤，不仅仅是孤独，而且还有自卑。

我的家是个工薪阶层，家人都要上班，我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家。那些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九岁开始自己熬药，用煤炉熬药，要学习。更多的时候觉得那种寂寥、那种无聊，那种深刻的被抛弃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我的病还不能受疲累。更多的时候我睡在一个竹塌上，我把那个竹塌睡了一个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寻找到了第一个朋友，不是文学，是文字，我经常说起过这个非常荒诞的开始。

我父亲的书都是一些古典小说，是人文社的繁体字版的，我没办法看，所以我去寻找所有我能看的文字。文字在哪里呢？文字第一在墙上，墙上贴着很多报纸，那些字我一个也没记住，唯一记住的是那个带着时代特色报纸，叫做苏州风云报，现在也没有了。

那时候我的家人都在帮我寻找一些打发寂寥的东西，我的姐姐那时候上中学，她经常在一个很小的阅读圈子里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书，那些书都是被没收的，有些还打着收购站的印章，很多都是没有封面的。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书中看到的那些让我面红耳热的描写，亲吻的描写，性描写。我记得有一个叫玛丝洛娃的女人……很多年以后我上了北师大，有一天我去借了《复活》，一看哎呀，我九岁那年就已经看过了，看过这个玛丝洛娃。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受到了文学最初的一种熏陶。我的家人那个时候确实给了我很多温暖，我的母亲文化程度很低，自己是不看书的，她在厂里办了一个借书卡，借书给我看。这就是我文学的一个开端。

这样一个记忆当然不能奠定我的文学梦。我真正热烈的文学记忆是我上北师大以后。我那时候又一次来北大，听一个叫张曼琳的云南女作家，她当时还在校，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那天张曼琳在北大进行一次竞选，竞选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我感兴趣的是她的竞选演说。我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来北大，但是不知道是时间还是地点搞错了，结果没找着，我们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是一个文学的梦幻时代，现在想起来，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个时代，就连北师大这样比较保守的学校，一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写诗，那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学时代。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写作。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作家会像星星一样，突然闪过，突然又消失。我有一个同学，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他成了我们的一个羡慕、赶超的对象。还有一个同学，在当时的《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也特别羡慕。在这种非常具体的。带有八十年代特点的竞争情况下，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勤快，越来越固执。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非常仓促、非常踉踉跄跄的，不是怀着远大理想，而是一种追逐身边人的情绪下开始的，“你们发了我为什么不能发？”是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利益，跟文学，跟写作的意义是不相干的。我一直也不否认，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和很多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一样，其实是追逐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瞬间的激动和虚荣。事实上从来也没考虑过今后几十年会不会写？如果写了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感恩的事，也有很多遗憾的事。说感恩的是，我当时在同学中算小，但又不是最小我在这个班上，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在那个集体生活中，我觉得我有某种意义上的逃逸，一种从群体中逃逸的下意识。我刚入校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当学习委员，第二年就把我干掉了，为什么？他们发现我经常不在状态，不热心集体事务。因为那时候我在搞文学啊。我那时候最爱的两件事，一个是创作，一个是打球。关于创作，我一开始不敢在中文系写，我怕他们发现，怎么这个人老不发表，还老写。我就跑到地理系的教室去写，可是没多久我就发现也有两个中文系的学生在地理系教室里写。所以我又跑到体育系去，所以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创作别人并没有看见我在中文系写，因为我在体育系写，我的旁边坐着一堆大个子，我就在旁边写，很有一种地下工作的意思。正如我所说的那种看不见的竞争，很多同学很强，你所思考的，所憋着劲所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发表，对你来说发表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遥远。

我的问题是那时候我一直都有一种小问题，非常孤僻，又爱面子，老是退稿，一般人可能都不写了，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前面说过我一直都不热心集体事务，但是那时候第一次主动跟老师表示自己要负责班级的事务，就是保管我们的信箱。信箱来了我自己打开，什么东西我自己收起来。

第二个关键词：文学。

到了1983年，我的小说处女作和诗歌处女作在那一年里一起发表的。这些作品除非有心，一般人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从来都不拿出来见人。为什么呢？所谓物是人非，在十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自己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梳理，我觉得我刚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幼稚，所以这些作品基本上像销毁罪证一样希望把他销毁。

但是那个小说还是很值得玩味的，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写了一篇知青返城的小说，这个题材跟当时的时代脉络是很近的，我唯一一篇编辑一看就觉得能行的就是这篇小说，当时是《青春》的编辑她的评价，那封薄薄的信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接到信以后，我就一直看墙上的那个中国青年报，因为那上面有《青春》的目录，我等啊等啊，终于在某一天看到了我的名字，苏童，还是头条。我一直记得那种喜悦到了狂乱的地步，一个梦，总算实现了，那些发《人民日报》的同学啊，发《丑小鸭》的同学啊，我觉得对他们有个交代了。《青春》是7月1号出刊，1号一大早我就到北太平庄那个报亭去了，那个老板说你等第七期的，没有那么早，还要过个三四天，我想万一早到呢，所以2号又去了，2号还没有，到4、5号，终于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啪！”那本崭新的杂志出现在我的面前，暗蓝色的封面，上面是一个古装仕女。那时候的杂志封面真是乱起八糟的，一个青春的杂志上面是一个古庄仕女。就在那本杂志上，有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第一篇由文字变成铅字的作品。我买了两本。这本杂志我一直都放的非常严密，家人都不容易发现。其实在图书馆一查就查到了，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一种销赃感觉，其实是某一种反省。我后来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写了这样一个小说，把他变成了我的处女作，我一直都羡慕格非，羡慕余华，他们的处女作，都是认认真真写的，都是拿得出来的小说，是一个有志的青年人的作品，只有我写了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知青小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是用一种非常的手段，窃得了我文学上的，谈不上是第一桶金的第一个出版权，获得了某一种权利。而且那种小说在当时社会学对文学的某一种评判下，确实是大行其道，就这么一个大学生写的，瞎琢磨出来的小说，第二年的青春文学的奖就给了我。所以我的整个文学生活就在这样一种非坦然的情况下开始，我始终觉得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创作的热情并不比他们差，但是我的起点要比他们低，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羞耻，但确实觉得自己的起来很低。这是我自己最初的对文学的回忆。

大概到1983年84年的时候，我看见了第一个文学编辑，就是马未都。他当时在青年文学刚当编辑，他也特别认真，碰到了一个特别认真的投稿者。他觉得我的一篇小说有基础，就给我写信，那时候同城信件差不多要一个礼拜才到，约我到中青社谈修改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坐车到东四十二条的中青社去找他。看见马未都，一看很年轻嘛，马未都小眼睛那时候就小，他跟我说了一些话我都不记得了，我唯一关心的是我修改了以后你保证不保证给我发。那篇小说有点小波澜，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改了一稿之后他说还不行，后来又改了一稿，然后我就毕业了，去南京一所学院做政治辅导员，到了10月，马未都帮我发表了。那篇小说我同样销毁证据了。

我自己觉得，我对小说真正有一个美学上认识，或者对于作家这个职业开始发现之旅，是我到了南京，写了《桑园留恋》之后，这个小说只有5000字，但它特别亮，我一直都喜欢把这个小说作为我的文学生涯的真正的开端。我写这个小说和几个朋友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韩东，当时我们都在南京，他对文学、对诗歌都有特别的见解，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之所以珍视这个小说，把他看做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发现，其实小说是和自己有关的，是和自己的心灵有关的。这个小说的发表历经波折，在全国各杂志转了两年，最后一位编辑在上厕所的时候拿了几篇稿子翻，看到了我这个小说，因为很短，只有5000字，他看完了觉得不错，这才发表了，这时候是1987年2月，离小说写出来的时间已经两年了，我自己都快忘了。

1987年2月在我的整个文学记忆中是非常吉祥的一个月份，为什么呢？其实我在大学毕业后到1987年已经好几年了，那段时间对我的文学生涯来说，其实是非常黑暗的一段时期，但就在1987年2月，我发表的三篇小说中有两篇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我非常重要的作品。这个记忆对于我来说，我一直都非常感谢那年的早春之风，我觉得它吹开了我的文学生涯的一种未来。

谈《河岸》

对于这个小说，我也接受过太多的拷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一个作品，在不断地被人质疑，不断地被同一个话题探讨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你让一个作家老是去解释自己的作品，回顾自己的作品，他真的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因为你三个月前说的是一套，三个月之后你已经忘了，谈的是另外一套，所以说一个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解读，往往都是不可靠的，经不起推敲的。唯一可靠的是他的感受，比如关于河岸，它的动机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是苏州人，对于河流这个词，我非常敏感，有时候听见会一个激灵，有一种内心的火被点燃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某些词汇会有特别的感受，河流对我来就是如此。河流这两个字在我文学计划中始终是一个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它演变成什么，我不知道，以前我写过一些关于河流的散文，叫做“河流的秘密”。我始终都有一个野心，要写一个关于河流的小说，至于这个小说是什么样子，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不知道，可能是我从小是生活的经历，身边的河流，也可能是我的父辈的河流，父亲母亲的河流，我的父母是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上的人，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四周被水围困，地少人多，所以那个地方的男性公民，从大概12、3岁的时候，必须要腾出自己的那一块地，腾出锅里的口粮，跨过河流去外面谋生。

我的父亲最初是在上海一个橡胶厂，后来快成家的时候回家，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青年人在外面谋生，但是却要回家娶老婆，在外面娶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不学好。父母成家之后再次外出，一下就到了苏州，找的房子恰好就在水边，就是河流。所以我一出生就是在河边，一睁眼看见的就是河流，我小时候撒尿，从来不去别处。这是我对于河流的一种解释，是我自己记忆中对于迁徙、家庭、生活的一种依恋。

另外一种依恋，多半是出于女性的，河流这个词是非常漂亮的，它给你非常多的想像，河流的流动，河流依偎着河床，河床意味着无边无尽的岸、水与河底的世界……

至于说我要把河流这个词写成小说，我曾经有过无数的想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次准备要写，当时的想法是写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年，他一直沿着一条河走，从这地方走到下一个地方，从这个镇走到下一个镇，是一条直线。这个小说我当时只写了几百个字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放弃了。

到了大概三年前，我突然觉得我大概要开始写这部小说了，为什么，我又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老觉得中国作家到了六十岁以后，他的创作会渐渐衰退，所以我对自己一直都有一个暗示，到四十岁的时候应该写与梦想有关的小说，也就是要完成夙愿中的小说。但是这个构想一直都是不清晰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变得清晰了呢？

有一次我女儿要去加拿大，我陪她看看苏州的河，我自己已经几十年没有看了，我带着我的女儿到苏州一个叫宝盖桥的地方，那是运河最宽阔的地方，我们走到那个桥上，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特别脏特别乱，就在我们站在桥上看的时候，从我们家原来住的方向，开来了一队驳船，有六七艘的样子。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驳船了，当那些驳船在我眼前过去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一亮，我忽然间就明白了，这个河流中的故事，是发生在船上的。

我当时有点儿小激动，我当时就和我的太太和女儿说了，我下一部小说，就写驳船上的故事。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实现昭告天下的小说。

当然，对于河岸这部小说，你可有有很多解释，都是可以的，关于河与岸，关于人性的挣扎，关于放逐，关于救赎，关于罪恶，关于解脱，关于文革，关于七十年代，关于父子关系……许许多多的关于，都可以解释。

我唯一觉得比较珍惜的点是：我以前都是借用一个少年人的眼睛看人生，这一次我同样借用一个少年人的眼睛，除了看人生，还要看社会，看世界……

我自己更喜欢的是，人在河流之上的那种无尽的来回、穿梭的这么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值得我追寻、渲染的。

对于这部小说的评价，我自己不好说，毕竟它所描述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会觉得比较隔膜，确实是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不过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会让你触摸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清明上河图的一角，我觉得是清明上河图的一角，这个一角写的怎么样，当然是要留给大家评价，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小说是离我心目中的长篇小说最近的一次。我曾打过一个比方，一个作家看自己的作品，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尽管孩子都一样，但总有一个孩子你会觉得他是最有出息的，我看《河岸》就是这样。

谈网络文学

关于网络文学的问题，我经常碰到，在网络时代，这是必须要谈的问题。对于网络文学，我其实不是很了解，我最多接触80后90后，这些比我更小的年轻人，我这个正在向叔叔伯伯迈进的人，自己虽然还觉得很年轻，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我已经不再是青年作家了。

对于网络文学，我觉得就好像中学生小学生的必须课一样，所以网络也好，网络作品也好，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看的。我看完了结果总是证明了我一贯的判断，我从来不相信族群这一说，不相信什么80后，90后之类那种群体的概念，没有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你是怎么一回事。我每几年都要去上海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有时候在很多作品突然发现两三篇我特别喜欢的作品，有可能只是两三千字，你会发现他写的往往非常非常的传统，非常非常的古典，一点儿也没有所谓90后的那种奇装异服式的修饰，没有你想想中的那些东西。还有一种，不管他的思维方式也好，行文习惯也好，比如说那个囧字，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写成这样？

我的一个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在35岁之后会有一个分流，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在大学里都是一样的文学青年，但是几年过去后大多数都各奔东西了。文学从来留不住很多人，网络文学也是，现在的网络文学就像一种生产，它来的很突兀，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它消散的可能也会同样突兀。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另外一个判断就是人群的疏散，不管是什么行业，必然会有一个人群的疏散。这是一个必然，是一种分流。也许现在的网络作家、人气作家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有可能他出书以后非常火爆，也有可能他从此就不写了。这是我的另一个判断。

说明提示：

苏童，作家。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有作品百十万字，代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

6.中国梦：梦与梦魔（易中天）

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卡尔·马克思

刚刚学会与各国平等交往的“天朝国民”，却在屈辱中开始了“中国梦”。

有个问题想先问一下：世界上，真有“中国梦”吗？如果有，什么时候开始的？恐怕得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之前国人的心目中，只有“天下”，没有“中国”。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在中国人这里是“天朝”；中国人说的“中国”，则或者指天下的地理中心，比如“夏者，中国之人也”（许慎《说文解字》）；或者指天朝的政治中心，比如“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陈寿《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按语）。但无论哪一种，都跟我们现在讲的“中国”，不一个意思。显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国际社会之一员；传统意义上的“天下”，却是整个世界。天下的产权是天的，治权则属于天子。天子是“天之元子”，奉天承运，因天的授权而统治天下臣民。这个治权是遍及海内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东方和西方，在理论上都是天子的“王土”；华人和洋人，在理论上也都是天子的“王臣”。既然如此，又哪有什么中国和外国？也只有中央与地方、天朝与番邦。番邦，就是“蛮夷之邦”。它的性质属于“邦国”，地位低于“天朝”。

所以，其使节来华，见了天朝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皇帝说话的口气，也像对待自己的臣僚和子民。比如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文书，便开口就是“咨尔国王，远在重洋”，以及“具见尔国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云云。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真是哪跟哪呀！但这就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观”。甚至就在1840年，道光皇帝有关中英争端的上谕中，使用的仍然是“剿”、“抚”之类的字眼，就像当年大宋王朝之对待宋江、方腊。可是这种观念，1840年以后，就被西方列强的炮火炸得粉碎。《南京条约》规定，以后大清与别国公文来往，应该称为“照会”。意思很清楚，国与国是平等的，别老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也别老是把我们叫做“蛮夷”和“鬼子”。

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我们中国人，竟然是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学会跟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然而接下来的却是屈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样的事不能尽数。但有两件，却不能不说，一是甲午战争（1895），二是巴黎和会，前者导致了戊戌变法（1898），后者导致了五四运动（1919）。比较而言，巴黎和会给国人的心理刺激，似乎又更大。因为被“蕞尔岛夷”（日本）打败，虽然耻辱，却毕竟是败了，不能不含着眼泪签那《马关条约》。可这回我们也是“战胜国”呀！当时，与会国的代表名额分为三个等级：一等国五名，二等国三名，三等国两名。中国政府几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五人组成的代表团。结果到了会上，才知道我们是“三等国”，只能派两名代表，连后来争到“二等国”待遇的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都不如，更不用说还可能要陪上一个山东。这真是奇耻大辱！

没办法，弱国无外交。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强。

中国梦，开始了。

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称为“强国”，也才能成为“强国”。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梦”，主旋律无疑是“强国”。这几乎全民的共识。问题是，何为“强大的国家”，我们又怎样才能“强大”？值得庆幸的是，国人对此有不俗的认识。据秦晖教授《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2010年6月17日《南方周末》），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那些明白人，比如徐继畲、郭嵩焘、薛福成、谭嗣同等，都几乎一致认为，所谓“强国”，决不仅仅就是船坚炮利、财大气粗，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文明、道德高尚。因为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称为“强国”；也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成为“强国”。

这无疑堪称“远见卓识”。由于这样的见识，“中国梦”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起点。剩下的问题是“怎么办”。晚清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是“像西方人那样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以前是中国，现在却是欧美。为什么？因为老祖宗创造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理念，在秦汉以后被“败家子”们丢得精光，却在西方开花结果，大放异彩。比如虚君共和，不就是“民贵君轻”吗？竞选制度，不就是“选贤与（举）能”吗？国会议员，不就是“为民请命”的乡绅吗？美国总统华盛顿，不就是“禅让天下”的尧舜吗？所以说，“三代”（夏商周）已经不在中国，跑到欧美去了（仍请参看前引秦晖文）。哈，看起来是很像，但经不起推敲。比如郭嵩焘说，英国因为“仁爱兼至”，所以“环海归心”，就未免“走火入魔”。谁不知道，英国那些海外殖民地，是他们抢来的、霸占的？又比如，他们说西方人彬彬有礼，西方社会井然有序，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也是“自作多情”。西方人，什么时候学过周公那一套？再说了，所谓“讲礼让”，人家是“女士优先”，咱们是“领导先走”，一样吗？

何况还有不能“对号入座”的。三权分立，相当于什么呢？三省六部？政党轮替，相当于什么呢？改朝换代？还有宪法，又相当于什么呢？总不能说“四书五经”就是。至于参众两院，更是无可类比。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相反，这些人在当时能有那样的见解，已经非常了不起。他们是中国梦最早的践行者。我们在致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他们！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反思。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先行者们，在开始自己“中国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三皇五帝、汤武孔孟？也只有一个原因──传统的力量。

马克思早就说过，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晚清的先贤们自然也不例外。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梦，是有“底色”的。这个“底色”，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还要来回顾一下，此前的中国人，又曾经有过怎样的梦想。

〇大同、小康、治世，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做的是“天下梦”。天下梦与中国梦，有什么不同？中国梦，想的是“中国怎么样”；天下梦，想的是“人类怎么样”。前者是关于“国家”的愿景，后者是关于“社会”的理想。

那么，怎样的社会最理想？首先是“大同”，其次是“小康”。这两个概念，是儒家的经典《礼记》提出来的，在《礼运》篇。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同”是“天下为公”，“小康”是“天下为家”。表现为权力的交接，政权的交替，前者是“禅让”，后者是“世袭”。显然，大同比小康好。所以，晚清很多人认为，美国式的共和联邦制，比君主立宪制好。君宪制当中，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又比日本式的“实君立宪”好。当然，这不是统治者的想法。他们最希望的，是一成不变。万不得已，才学日本，至少得有个“万世一系”。总之，晚清时期，是统治者选择实君，维新派喜欢虚君，革命党主张共和。因为只有共和，才能真正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然而，历史上的所谓“大同之世”，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康”。小康的特点是“家天下”。这当然比“公天下”差，但也还可对付。至少在后世儒家眼里，比秦汉到明清好。因为小康时代实行的，是周公创立的制度，包括宗法制、封建制和礼乐制。宗法制是社会制度，封建制是政治制度，礼乐制是文化制度。社会、政治、文化，三位一体。一以贯之的，则是这样一种政治思想：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这同样为儒家所推崇。不妨说，在儒家眼里，大同之世是无忧无虑，小康之世是有德有序。所以孔子说，实在不行，能回到东周，也不错（《论语·阳货》）。

遗憾的是，就连这个理想，也都成为泡影。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帝国时代。如果说“大同之世”实行的是“帝道”，“小康之世”实行的是“王道”，那么帝国时代实行的就是“霸道”。霸道，就是中央集权，国家专政，君主独裁。这是法家的那一套，即谭嗣同他们恨之入骨的“秦政”和“荀学”（《仁学》之二十九）。这时，“无忧无虑”是不可能了，“有德有序”也指望不上。能过上安生日子，就很不错。

因此帝国时代中国人想要的，是“治世”，也就是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谁能帮我们实现这理想？除了老天爷，就是圣君、清官、侠客。最好能有好皇帝，其次有清官也不错。两个都没有，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果连侠客也找不到，便只能去读武侠小说。这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指望，难怪谭嗣同他们要痛心疾首了。

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大同、小康、治世。它们寄托了理想，也表现出无奈。因为谁都看得出来，这三个梦，是每况愈下，一蟹不如一蟹。但这没办法。理想不能实现，就只好打折扣。要想“不折不扣”，就只能从这“梦境”中走出来。于是，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梦，就有了新的版本。

〇人民公社的梦想在“大同”，原则和构架却来自墨家。

新版本的主题，仍然是“大同”。实际上，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天下为公”四个字，何曾一日忘怀？只不过，有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也有一个何时实现的问题。1949年后，中国大陆进入和平而统一的时代，毛泽东就觉得应该“只争朝夕”地做起来了。于是便有了“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即便不是按照“大同”模式打造的，恐怕也有它挥之不去的影子。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这是财富“不必藏于己”（此处及以下引文均见《礼记·礼运》）；社员参加集体生产，这是劳动“不必为己”；办食堂、学校、敬老院、幼儿园，定“五保户”，这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社员过着集体生活，自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村与村、社与社之间，当然都“讲信修睦”。至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是题中应有之意。就连“选贤与（举）能”，也部分地做到了，尽管只限于选生产队长。

人民公社的样板，是大寨。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大寨简直就是“人间天堂”：“牛羊胖乎乎，新房齐崭崭；炕上花被窝，囤里粮冒尖。”农民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当然“梦里也笑声甜”。只不过我有点纳闷：这种“银光闪闪喜气多”的景象，跟改革开放以后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什么两样呢？这里体现的，究竟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也许，小康与大同，原本就息息相通、一脉相承吧！

因此我猜想，当毛泽东吟诵着“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或者大笔一挥写下“人民公社好”时，他眼前浮现的，便正是“大同之世”的美好图景。

然而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心目中的“大同”，就是儒家那个“理想社会”。墨家也是向往“大同之世”的。在墨家眼里，那是一个“兼爱”而“尚同”的社会。它的分配原则，是自食其力，按劳取酬；它的人事制度，是各尽所能，机会均等；它的人际关系，是相亲相爱，互利互助。这，就是“兼爱”。至于组织纪律，则是个人服从团体，下级服从上级。“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巨子（领袖）一声令下，墨者（门徒）“赴火蹈刀，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这，就是“尚同”。所有这些，不都是“公社的原则”吗？

甚至就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等，在墨家那里都有。墨子自己，粗茶淡饭，草鞋布衣，劳作不止。他的学生，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脚长满老茧，肌肉鼓鼓，面黑如炭，活像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所以我曾半开玩笑地说，墨子恐怕是个“社会主义者”（拙著《我山之石》，广西师大出版社）。至少，他比孔孟、老庄、商韩，都更“草根”。他的思想，也更贴近下层人民和弱势群体。何况秦汉以后，墨家还变成了“地下党”。农民出身又领导革命的毛泽东，与之产生共鸣，或者心照不宣，一点都不奇怪。

法家那一套，既适用于“强国”，又适用于“阶级斗争”。

奇怪的是毛泽东自己并不这么说。他的说法，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社会主义加法家路线”。这就又与晚清诸人迥异。他们的主张，可是“孔夫子加华盛顿”，即“资本主义加儒家理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法家，对秦始皇，恨得咬牙切齿。谭嗣同就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之二十九）他还认为，就是这一套，害得我们在世界各国眼里，变成了“蛮夷”。长此以往，还会变成猿猴、猪狗、蛤蟆、河蚌（《仁学》之三十五）。法家和秦政，怎么要得？

谭嗣同的这些话，毛泽东不会不知道。何况先秦诸子中，法家可是最现实、最功利、最没有梦想的。社会主义也好，人民公社也好，与法家何干呢？是不相干。但“强国梦”，与法家相干。

法家是主张强国的，而且能够强国。当年秦国的崛起，就是证明。实际上法家的那一套，确实管用。它对内有利于巩固政权，对外有利于国际竞争。这就很能打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中国梦”，包含着两个内容──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富国强兵的“强国梦”。前者考虑的是社会的命运，后者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这两个问题，都是他要考虑的。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会只考虑“中国怎么样”。他也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又必须考虑“中国怎么样”。中国必须怎么样？强大。谁能让我们强大？儒家能吗？墨家能吗？道家能吗？不能。谁能？法家。

何况法家的哲学，还是“斗争的哲学”。先秦诸子，墨家讲逻辑，其他三家讲矛盾。但儒家讲矛盾的统一，道家讲矛盾的转化。讲斗争的，就是法家。而且，法家讲的斗争，还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思想，也很对他的脾气。他，可是认为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能够为“阶级斗争”的纲领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精髓，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既然如此，无论强国，还是大同，都必须搞阶级斗争。“马克思”和“秦始皇”，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结果，则如众所周知，强国梦没有实现，国民经济反而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同梦也没有实现，反倒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可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人民公社破产了，文化革命失败了。留下的，是一堆问题。虽然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其中的教训，难道不该反思吗？

〇一个梦想，各自表述。

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共产主义。

表面上看，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是两码事。但内在的联系，却很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文化革命的口号之一，是“破私立公”。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天下为公，一以贯之的，不就是一个“公”字吗？

当然也有差别。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为公”，主要讲的是权力问题，即“政权乃天下之公器”。毛泽东，却似乎还要把财产和心灵都“归公”，都“公有化”。这才有了城里的“公私合营”，乡下的“集体所有”；也才有了“文革”当中的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然而马、恩却是重视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更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取消个人权利，限制个体自由，决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法家的主张。法家甚至认为，一个国家，除了君主和官吏，只能允许两种人存在，这就是农民和战士。因为农民可以种田，战士可以打仗。显然，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

法家不讲的，儒家也不在意。据金观涛先生检索，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而个人、个性这些概念，则要到五四以后才为国人知晓（请参看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显然，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毕竟，中国文化是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所以，儒墨两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强国”也好，都不讲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法家甚至还要剥夺。

这就只能让人苦笑。前面说过，从晚清的有识之士，到后来的革命党人，都认为美国的制度最好，英国次之，日本又再次。因为美国的制度，最接近“大同”。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美国，恰恰最“个人主义”。没有所谓“个人主义”，就没有《独立宣言》，也不会有《联邦宪法》，更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个人，是可以忽略的吗？

幸亏还有道家。道家也讲“大同”，但与儒墨两家有别。儒家的“大同”，是领导海选、权力禅让的“尧舜之世”。墨家的“大同”，是村长领着大家干活，有意见逐级向上反映的“人民公社”。道家的“大同”，却是不要领导，或形同虚设。人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干嘛干嘛，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看来，同样是“大同”，道家是“个人主义”的，墨家是“集体主义”的，儒家则是“折衷主义”的（既要统一意志，又要个人自由）。这可真是“一个梦想，各自表述”。实现“中国梦”，我们并非只有一种传统可以借鉴，可以继承。

只可惜，道家的这个传统，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

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上流行喇叭裤。某大学校方担心自己的学生受到“精神污染”，便在醒目处贴出标语进行规劝：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学生们则在标语下面贴了张纸条：请问什么裤吹得响？

这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听说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但十年以后，却有了别样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头十年，胆子最大，步子最快，思想最解放，成就最显著，以至于全国人民争相学习仿效的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

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广东。作为“天高皇帝远”的南国省份，广东历来就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地方，也是一个“自作主张”的地方。“鸟语花香”的方言，“生搬硬造”的文字，“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花里胡哨”的奇装异服，所有这些，都让“中国之人”把广东看作“化外之地”。然而，正是这“教化不及，政令难达”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着非凡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敢为天下先”。这一回，只不过再次表现出“食头箸”的精神而已。

这当然不能归功于喇叭裤，却应该归功于广东对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直到现在，广东也仍然是舆论最新锐、环境最宽松的地方。这才有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广东经验”，有了关注民生、自由言说的“南方视角”。事实证明，尊重公民权利，保护个性自由，不是离“大同”更远，而是离“大同”更近。君子和而不同。没有了个体的差异，就不可能有“和谐”，还说什么“大同”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中国梦”，我们又为什么要“强国”？

国家富强，是为了人民幸福，而人民是由无数个“有生命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的幸福，就没有人民的幸福。这就首先要让全体国民，都成为“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人，充分地享有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如果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大同梦也好，强国梦也好，全都将背离自己的初衷，走向自己的反面。

实际上，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选择的自由。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工人可以下海经商，大学生可以自主择业，所有人都可以跳槽。当然，这些选择，未必都成功，也未必都主动。但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更何况，无论五四以后“我的婚姻我做主”，还是现在“我的职业我做主”，体现的都是这样一个原则：我是公民，是独立的个人。我的权利我主张，我的事情我做主！

这是何等伟大的解放啊！

其实不过“同一首歌”

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与此同时，中国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根本的变化，是我们不但可以有国家的梦想，也可以有个人的梦想。比方说，自己的公司可以发展，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国，自己的工作可以调换，自己的户口可以迁移，甚至不过是自己的冤屈可以有地方申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必“集体做梦”，也不必在同一个框架和范围内考虑“个人问题”。我们可以各想各的，甚至“同床异梦”。

其实，从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到民富国强的“强国梦”，再到自我实现的“幸福梦”，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社会、国家、个人，原本就是三位一体的。社会不稳定，个人难发展；国家不强大，个人没前途。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又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背离了这个目标，则一切均无意义。天下梦，中国梦，个人梦，岂非互为前提，彼此成全？

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大同梦和强国梦，都未能很好地实现，甚至适得其反？就因为过去这两个梦，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每个中国公民的“幸福梦”。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人民自然就幸福了，谁知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只有把每个公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才真正成为可能。这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让我们意识到的。

于是我们对“中国道路”，也就有了新的认识。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既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又要跟得上世界的潮流。事实上，人类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价值，比如真善美，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认识这些价值，我们就会发现，曾经被“各自表述”的“天下梦”，其实不过“同一首歌”；而看似矛盾的儒墨道法，其实不难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关键是，强国梦和幸福梦，融为一体了吗？

这就只能靠我们共同努力了。实际上，中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现“中国梦”，既要追求，又要反思，更要实践。只要有越来越多的践行者，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我们就总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

也许，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这个梦可以实现。

这个梦应该实现。

（本文刊载于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第23版）

说明提示：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7.心高与月徘徊，自信似云卷舒（潘守宇）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朋友您们好：

我叫潘守宇，普通话很不好，请鉴谅。我先与大家讲两个故事：它们都是关于牧羊孩子的故事。一个是：一位记者随国家扶贫人员到西北贫困地区，曾问一个牧羊的孩子：‘你放羊做什么？’。‘挣钱。’‘挣钱做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做什么？’生娃。‘生娃做什么？’孩子回答：‘放羊！’另一个故事是：一个贫穷的牧羊人，领着两个孩子放羊，弟弟望着天上飞过的大雁说：‘我们要是像大雁会飞就好了，就可以飞到天堂看妈妈啦。’父亲说：‘只要想飞，就能飞上天！’弟弟学大雁飞，没有飞起来，哥哥也试了试，没有飞起来。父亲也试着飞了几次，结果同样也没有飞起来。父亲说：‘我老了，你们还小，将来经过努力，你们一定能飞起来！’后来，经过努力他们果然飞上了蓝天，他们就是美国的莱特兄弟！

志向和自信就是这样一支火把，它能最大限度地燃烧一个人的潜能，指引您飞向梦想的天堂。朋友们，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心高与月徘徊，自信似云卷舒》。

——谈立志，自信与成功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铭心刻骨的经历，是把玩和炫耀这段人生，还是从中领略经验体会，实际上是能否成大事的两种态度。

一位老人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的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嫉妒你。身份和财富往往使你感到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然地面对社会。今天能与大家坦诚以对，谈谈体会，感到非常荣幸。

美国哈佛大学专家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成功20%取决于智商（IQ）；而80%来自情商（EQ）。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教育观点：那就是——培育人才最重要的不是灌输知识，培育性格比什么都重要，因此，下面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性格有关命运方面”的体会：

一、立志

立志是事业走向成功的大门，志不强者智不达，志当存高远，因为古立大事者，非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宇航中心的门上写着：“只要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实现。”其实人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人们志于成功的结果。

像我这样一个很平常的人，能取得今天一点成功，要是说和同一代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我吃的苦多一些，受的累多一些。我这人从小就不怕苦，不怕累。父母常教育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直到现在，我还把苦和累当成一件乐事和好事。苦可以培养人的勇敢精神；累能够磨练人的坚强意志。除了吃苦受累，我还希望过得紧张，紧张使我感到充实。

我认为：不屈不挠的理想和信念；百折不回的拼搏和奋斗，始终是一个人成功的第一要素。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一个人事业也是这样，他的成就决不会超过自己的志向，这是名副其实的真理。当一个人感到生活中有一种力量驱使翱翔时，他是决不会爬行的。

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常常想起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双城记》，上面有一句形容国家命运转变的话：“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由这里走向天堂，由这里走向地狱。”我感到田园诗一般悠闲的生活，正在和我们告别，激烈的竞争，鼓点般的节奏，正在成为我们的主流。我要与这个飞旋的时代同步。那时面临许多叹为观止的宏伟目标，但我看到能去实现宏伟目标的，绝不是奉行“苍蝇也是肉”这种0信条的小倒爷；也不是炫耀“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腐儒。“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新时代在召唤乘长风，破万里浪，敢于在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搏击的一代儒商。只有付出，才会硕果累累，要想成功就会汗迹斑斑；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我决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但一无资金，二无场地，怎么办？我想一靠孔孟之乡的礼仪，二考鲁西南人的厚道。既不用钱，也不用货，靠在厂家与卖主之间，做完美无缺，精益求精的服务。也就是在家里开公司，靠借鸡下蛋，空手道，牵线搭桥，让买金的联系到卖金的。去年新闻媒体上介绍：在我国深圳，广州出现了很多SOHO，就是起源于美国80年代中后期“小型家庭办公室”的英语缩写。真没想到，那时我竟无意领了风气之先。

当我把自己要告别大锅饭，抛弃铁饭碗，决定：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业自己干的想法告诉大家时，却遭到了反对。同学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我说：“孔子还说过：‘富若可求，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的话；孟府也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的门联。（五福：《书经·洪范》1，长寿；2，富贵；3，康宁；4，好的品德；5，善终不横夭。）我坚信推动历史发展的不仅有普罗米修斯，也有威尼斯商人。兄妹说我是神经病，而我说；成功者都是偏执狂。妻子说；下海多苦啊。而我说：能吃苦，吃半辈子苦；不能吃苦，吃一辈子苦。”

下海伊始，为了生意的成功，无数次在对方惊诧与不理解中进行着介绍，解释，又有多少次强忍下对方的轻蔑，嘲笑和不理解，甚至不公正。市工商局，公安局就曾专门过问过我倒卖的事。事实上那是驻嘉空军淘汰的歼六飞机，已拆除武器及通信系统，让我卖给了温州，人家用来做不锈钢和合金铝原料了，领导们结果虚惊一场。

对于我们搞销售的来说，则是在别人想都不愿想时，你必须早早地爬起来用十倍百倍的努力去做！他给我们最大的痛苦，不是榨尽你所有的的智力与体力的高强度劳动，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你的自尊！让你与那些你平日或许根本看不起的，在智力与你完全不一样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跑。你没有优势，但你必须取胜，我是名牌大学毕业，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在这一点上，这都等于零。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实践证明：流泪播种的，必欢呼着收获。成功者的高级皮鞋包裹的乃是一双被坎坷之旅磨砺得伤痕累累的脚！有勇气丢掉铁饭碗的人，他端起的肯定是金饭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掘得了第一桶金。

二、自信

居里夫人在功成名就之前，一次给姐姐的信中就写到：“我们生活的都不容易，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有志向，尤其要有自信力！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代价多大，这种事情必须做到。”

因为自信，关云长单刀赴会；因为自信，毛遂脱颖而出；因为自信，布鲁诺视死如归；因为自信，比尔·盖茨弃学从商。自信就是一种催化剂，它能让您的成功达到难以想像的高度。志向产生自信，自信产生热忱，以热忱之力可以征服世界。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毅力。早年就曾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诗以明志。自信是生命和力量，自信是奇迹，自信是创立事业之本！god only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之人。有人问美国的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先生，假使你的财富一晚上化为乌有，您会怎么办？”洛克菲勒自信地笑着说：“给我10年的时间，照样再造一个洛克菲勒帝国！”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件伟大的事业不是因为自信和热忱而成功的。一心朝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相信自己能行，便会攻无不克，失去金钱的人，失去很少；失去健康的人，失去很多；失去自信的人，将失去一切。

“天上若无难走路，世间那个不成仙？”唯有自强才有希望，只要奋斗才有出路，在赚钱与发达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以沙土里也要榨出油的精神，以求生的姿态，一心朝着目标前进，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成就辉煌的人绝不轻言放弃，有人说成功者不过是爬起来比倒下去多一次而已。

“创业就是拿生命去换”。这是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先生的话。我认为创业如拼命，不死半条命，创业者的能力至少比正常人大十倍。19世纪，康乃尔大学曾做过“青蛙实验”：凉水锅里的青蛙，慢慢加热会，而青蛙下到热水锅，能奋力一跳以求生。中科院学部委员王梓坤也有一种理论：“人的高能状态论”。人受激会像电子跑到外层一样超常发挥。

创业之初，给我打电话的人，常会听到我的录音电话：“本公司人员全部外出，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其实那时公司的“全部人员”就我一人。我平时只能睡四到五个小时，生活次序仿佛受制于人，电话和手机就像一根根无形的指挥棒“摆布”着行动，由不得自己不每日里跑银行，跑车皮，跟客户谈判，请客应酬……既当老板，又当会计和打工仔，真正地“人在江湖不自由，难得浮生半日闲”。买卖做起来，生意运作开，心情又像走钢丝一样紧张，因为任何一笔大买卖都足以影响全局，一个细微环节的“掉链”都能导致功亏一篑。“锱铢之利，皆由奇谋异胜之中来。”每一次生意都是心机与血汗的累积，谁说富人的财富不是心血的结晶？

商场就是战场，这里一样有大渡河的咆哮；有草地的泥泞；有眼睛对眼睛的较量；有变节者的诬陷和告密；也有生死的考验。忘不了：为了工作，一大早将孩子从床上拉起，一起高喊：“早起的鸟儿有食吃”的情景；忘不了：顶风冒雪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路上，教被冻哭的孩子背：“雪压竹枝低，低头不沾泥；明朝太阳出，支支与天齐。”的情景；忘不了：得了阑尾炎但为了工作，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人生来是可以被消灭，但决不可以被打败，痛苦，我不怕，痛死拉倒！”

三、成功

成功是立志，奋斗后的不期而至。古人曾用三句诗词形容成功成功的三个步骤：第一句是：“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说愿望，志向在昭示着你，吸引你。第二句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说伴随着坚定的自信而执着的追求，上下求索。第三句是：“众地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光阑珊处。”这是说成功的不期而至。

我个人对成功有以下认识：成功并非等同于成名成家（否则就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注定是失败者），辉煌不在于名利，而在于人要有目标，在于对目标做最大限度的努力和追求。您不必以他人的价值去向作为自己成功的标准；您不必把自尊建立在别人的认可之上；您不必将自信放在金钱的天平上称来称去。以自己的创造和所热爱的职业，服务于社会，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呢？“就算一生要刷厕所，也要做一个出色的刷厕所人”这是前日本运输大臣的孙女，日本内阁最受瞩目的，唯一女官员，37岁的邮政大臣野田圣子少年时为自励，参加刷马桶训练课程时对自己说的话！

什么是成功的人？就是今天比昨天更智慧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慈悲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懂得爱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懂得生活美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懂得宽容的人；就是仰无愧天，俯无愧地的人！由此我想到咱们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教人学会生存，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人获得圆满健康的人生。能力的培育也应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红楼梦》上有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美国的学校有“职业教育日”活动，即请来三教九流介绍各自的生存阅历。正因为如此，这也是我今天应校长之邀，来此班门弄斧的一个原因。

说明提示：

潘守宇，男，1966年生人，兰州商学院毕业，92年参加北大工商管理硕士班学习。中国工商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协会会员。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

8.2010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业典礼的演讲（张承志）

同学们：

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邀我来向大家表示祝贺，表示一个校友对毕业生的祝福，这使我感到负担沉重。因为作为一名作家我习惯了书面语，我很怕出现语言的传达问题；而早年的毕业生就好像一个游子，回到母校，人有一种失语的感觉。所以，为大家编几句哪怕简短至极的贺词，于我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许，我只能想象自己在代表一种期望——它属于许许多多的平常人、那些不拥有权力也没有话语可能的人，他们习惯把自己的前途，寄托给自从五四以来经常是矫正世道的传奇力量的北京大学。我猜测着他们的期望，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祝贺同学们熬完了冗长的学业、拿到了宝贵的证书、从一所名牌获得了毕业。我们祝贺大家自今日起，正式推开了社会的沉重大门，迎着风浪、迷茫和斗争，走上报效养育自己的父母人民的道路。

我还想说，离开学校后你们将面临的一切，并不一定限定在专业的方向、尤其不一定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职业——同学们从今天将直面和投入的，是一段激烈的分化与重建、富裕与危机的历史，是一段可能决定中华大国命运于一瞬的历史。它的内容与蕴含，今日尚不能尽知，唯有在又一个百年之后，才能被人感慨与总结。

所以，大学、哪怕是名牌大学教给你们的知识，不仅远远不够而且面对如上命题，学科知识只是杯水车薪。

前几天在报纸上见过这样一个题目：“我们的大学还缺点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允许我“村言无忌”插嘴作答，我想说：在我们的大学里（至少文科），那缺的“一点”不是别的，缺少的唯有常识。是的，常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大脑里和我们高校的课程与教材中，缺少的东西可以数出两样：真理，以及常识。

在这样一次喜庆的典礼之上，不宜对这一观点展开与举例。唯有一个例子可以一提——那就是五四运动。

九十年前，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前辈校友，发动了拯救中国的、伟大的五四运动，把中国引入了革命的新纪元。但是，包括五四的先驱在内，我们早期的校友们没有留意、所以我们也没有从大学里读到、民众中当然更不会普及如下的常识——五四运动抗议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但巴黎和会首先是西方阵营庆祝对奥斯曼帝国五百年征战攻防的胜利的庆功会。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国才最后尽失了屏障。巴黎和会是一次西方阵营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分赃会。中国的地位，并非如历史讲义写的在“战胜国”的行列里，而在赃物或猎物的清单中。从一个宏观的视野看，一切原本清晰：中国报名加入的阵营，本来就以吞噬中国为大计。

对奥斯曼帝国缺乏常识、对阿拉伯世界缺乏常识的现象，延续至今。直至今日，常识的缺乏，导致了目光的短浅；脑袋里灌满了西方价值观的中国人，毫无对同一命运的兄弟的唇亡齿寒的历史认同感。还可以预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人们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沿着地中海的哪条陌生防线，乃是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

我想表达这样一种感觉：由于半殖民地和屡战屡败的历史暗示，我们祖国的高等教育，自它呱呱坠地问世近代伊始，就有着殖民地顺奴的遗传、与大中华天朝的“龙内障”——这些潜在的因素，不仅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也造成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知识与常识的不足。

可谓凌辱之极的八国联军蹂躏之余的庚子赔款，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临盆分娩之间的关系，是横行今日的知识分子短视、迷误、偏见与软骨现象的一种基因。我们被教授的知识，与其说与中国古典与共产主义，莫若说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渊源深厚。另一个命题是：在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之外，可怕的弱者歧视，也在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痼疾，并向人民传染。

与革命孪生的人道悲剧，反复宣传着革命的不合理。在革命失败后弥漫的唯经济论，逐渐成了一个文明古国的时髦。踏着计划经济的废墟，大家都在人云亦云：经济是绝对的、经济学无道德。经济规律是天道沧桑，它是自然的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但是在严酷的现实中，人们却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姑且不说横行的践踏公理，姑且不说这个患了不公正癌的正义问题——只是在经济范畴之内，世界经济中的道德因素，已经再也不能否认和无视。它喧嚣在水面或水底，早已不是经济的一种现象、而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

还有——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经济运动中剩余价值的分析，但却忽略资产阶级本身历史实态的揭破——也已经不能说服民众。资产阶级的历史轨迹的发掘，已经是急待开拓的领域，是沉默的世界渴望了解的题目。不去究明十六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怎样步步坐大、垄断并实现全球化；不了解它的基因和雏形、它最初的细节尤其它未来的趋向，就不可能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

所以，一旦离开了校门，从可信的常识，到普遍的真理，毕业生的继续求知和知识重建，就开始了。

离开校门之后求学才真正开始，是否是一种过分的表达呢？不，所谓“求知要从摇篮直到坟墓”，如果，我们能把求知看成人活着的一项目的，就永远不会停止自己的学习。

所谓知识重建，不是从一些真诚的学生，向世态恶俗、向市侩、向体制的异化和投降；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决心不侮辱自己的生命、决心做具备尊严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人的——追求真理的问题。

随着简直如河流一样长流不息的学生毕业，在这所学校和别的学校，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我们的努力不会终止。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愿意想象，在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的持续追求之下，我们最终一定会清除殖民主义种下的思想病灶，营造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点、与崭新的知识体系。

也是在这个百年之间，一代代的毕业生在离开校园时，都喜欢唱那首聂耳谱曲的《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大家起来，背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首歌已经久经考验，因为它道破了学生与毕业这一组命题。在一派歌舞升平之中，我们应当具备敏感、应当紧迫地意识到：也许天下的兴亡、民族的存亡，正在临近。

愿我们的同学们，明天是社会公正与探求真理的栋梁。愿我们的同学中，在这条道路上感到了艰难、遭遇了困境、孤独、甚至危险的人们，能够战胜难关，达到价值的胜利。愿同学们的灵魂，哪怕再过一百年，也仍然像今天一样年轻！

再次向同学们表示由衷的祝贺，谢谢大家！

说明提示：

张承志，男，回族，笔名：张录山，经名：赛义德。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省济南市。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