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深致哀悼。”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要坐两点的公共汽车，下午就会到。这样，我还能赶得上守灵，明晚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他不能在这样一个理由面前拒绝我。但是，他看起来不太满意。我甚至跟他说：“这不是我的错。”他没有回答。于是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的。总之，我没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但他可能后天就会这么做了，等他看到我戴孝的时候。目前就有点儿像是妈妈还没有死；反之，一旦下葬，这就是一桩已经了结了的事，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

我买了两点的车票，天气很热。和往常一样，我还是在塞莱斯特餐厅吃的饭。他们都为我难受，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匆忙，因为我还得去埃马努埃尔那儿借黑领带和黑袖纱。几个月前，他叔叔刚刚去世。

为了赶上汽车，我是跑着去的。这心急，这奔跑，加上汽车的颠簸和汽油味，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可能是这一切使我感到昏昏沉沉。我几乎睡了一路。醒来的时候，我正倚在一位军人身上，他对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为了结束这对话，我说“是的”。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是走过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他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个不停，然后，我见了院长——他是在他办公室接待我的。那是个小老头儿，佩戴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他用他浅色的眼睛看着我，随后他握紧了我的手，久久都不松开，我都不知道怎么把手抽出来。他看了看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来的这里。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觉得他在责备我什么，于是赶紧向他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您不用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微薄。总之，她在这里更快活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在这里有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她和他们有共同兴趣，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事儿。您是年轻人，她和您一块儿，会闷得慌。”他说得很对。妈妈在家的时候，总是默默看着我，也不说话。进养老院的头几天，她总是哭，但那只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后，如果让她再从养老院出来，她还是会哭的。都只是因为习惯问题。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近一年来，我就没怎么来看望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要占用我一个礼拜天——还不算上去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车所费的精力。

院长还在跟我说话，但是我几乎已经不在听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想再看看您母亲吧。”我没说话，起身，他领着我朝门外走去。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我们把您母亲抬到了小停尸间里，为了不让别的老人惊恐——每次有人死了，其他人总要两三天工夫才能平静下来，这让照料工作变得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里面有很多老人，三五成群地闲聊着。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沉默下来。而我们一走过，他们又重新说开了，简直像一群鹦鹉，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走到一座小房子的门前，院长跟我告辞：“您请自便吧，默尔索先生。有事的话尽管来找我，我就在办公室。原则上，下葬定在明天早上十点钟。我们想着，这样您可以为逝者守灵一晚。还有，您的母亲似乎常常向她的同伴们表示，她希望按照宗教的仪式来安葬。这事我也已经安排好了，但我想还是应该跟您说一声。”我向他道谢。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没怎么想过宗教。

我进去了。屋子里很亮，四壁刷着白石灰，玻璃顶棚。屋子里有几把椅子，还有几个X形的架子。中间两个架子上，放着一口棺材，盖子盖着，只看得到一些发亮的螺钉，刚拧进去一点，在褐色木工染料的木板衬托下，显得格外扎眼。棺材边上，有一位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大褂，头上包着一条颜色鲜亮的头巾。

这时候，门房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来的，说话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但我可以把棺材上的螺丝拧下来，您可以再看看她。”他靠近棺木，我叫住了他。他问我：“您不想？”我回答：“不想。”他停了下来，我有点儿尴尬，因为我觉得不该那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问道：“为什么？”但他不是以一种责备的口吻，好像只是想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于是，他捻着发白的小胡子，也不看我，只是说道：“我理解。”他的眼睛很漂亮，浅蓝色，面色有些泛红。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一点的地方。女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候，门房告诉我：“她得的是疳疮。”我没听明白，就看了看那位女护士，我看到她眼睛下面，一条绷带绕头缠着。在鼻子的地方，绷带是平的。在她脸上，我只能看到洁白的绷带。

她离开后，门房说：“我先失陪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个什么姿势，但是他没有离开，站在我身后。背后有个人，让我感觉不自在。傍晚时分，屋子依然光线充足。两只黄蜂在玻璃顶棚上嗡嗡飞着。我感到困意向我袭来。我没有转身，对门房说：“您在这里很久了吗？”他立刻回答：“五年。”——好像他一直在等我问他似的。

接着，他又滔滔不绝起来。如果有人跟他说他会一辈子在马朗戈当门房，他一定会感到惊讶的。他六十四岁，是巴黎人。这时我打断了他：“啊！您不是这里人？”接着我想起来，在领我去见院长之前，他跟我提起过妈妈。他对我说必须快点下葬，因为平原天气热，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就是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巴黎住过，并且怎么也忘不了巴黎。在巴黎，逝者能在家里待三天，有时候甚至四天。这里，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那么快就要跟着灵车去下葬，怎么都感觉不适应。这时候，他老婆对他说：“快闭嘴吧，这些事跟先生说不合适。”老头儿脸红了，连忙跟我道歉。我就赶紧说：“没事，没事。”我觉得他说得对，很有意思。

在小停尸间里，他告诉我，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因为他觉得自己挺结实，就毛遂自荐想当门房。我提醒他，无论如何，他也是养老院收留的人。他说不是。我早先就觉得惊讶，因为他说到那些养老院里的人时，总说“他们”“其他人”，有时也说“那些老人”，其实他们中有些人，并不比他年长。但是很自然，这不是一回事。他是门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有权管他们呢。

那个女护士这时候进来了。天一下子就黑了，很快，玻璃天棚之上，夜色更浓了。门房转动电灯开关，我被突如其来的光线刺得睁不开眼。他邀请我去食堂吃饭，但是我并不饿，于是他建议给我端杯牛奶咖啡来。我很喜欢牛奶咖啡，就接受了。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个托盘回来了。我喝了咖啡，然后我想抽烟。可是我犹豫了，我不确定是不是能在妈妈面前这么做。我想了想，应该没关系。我给门房递了一支烟，我们抽了起来。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您母亲的朋友们也会来守灵。这是一贯做法。我得去搬些椅子来，泡点黑咖啡。”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灯光照在白墙壁上，让我很累。他说不行。灯就是这么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于是我就没怎么再注意他了。他出去了，又回来，摆放好椅子。在一把椅子上，他围着咖啡壶放了一些咖啡杯。然后他坐下，面对着我，当中隔着妈妈的棺木。女护士也坐在他那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在干什么，但就她手臂的动作看来，我有理由相信她在织毛线。屋子里很暖和，咖啡让我发热，门开着，飘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的气味。我觉得我打了个瞌睡。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弄醒了。一下睁开眼睛，房间显得更加惨白。我眼前没有一丝阴影，每件东西、每个角落、每条弧线，都清晰到扎眼。就是这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一共十来个人，悄无声息地在这扎眼的灯光中挪动。他们坐下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一把椅子咯吱咯吱地响。我看见他们，我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看过什么人，他们面孔和衣着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我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甚至要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穿着一条围裙，腰上的束带让她们鼓起的肚子更加显眼。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上了年纪的女人竟能有这么大的肚子。男人们几乎都很瘦，拄着拐杖。令我惊讶的是，在他们脸上看不见眼睛，只有一堆皱纹之间闪烁着一点浑浊的微光。他们坐下的时候，大多数都看了看我，拘谨地点点头，嘴唇都陷进了没有牙的嘴里，我都不知道他们这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不由自主的抽搐。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这时候我才发现，他们都面对着我坐下了，摇晃着脑袋，围绕着门房。那么一瞬间，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像是他们要来审判我了。

不一会儿，一个女人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躲在一个同伴身后，我看不清她。她小声但持续地啜泣着：我感觉她像是要一直这么哭下去了。其他人好像都没有听见，他们神情沮丧，死气沉沉，默不作声。他们看着棺材，或者看着拐杖，或是随便东张西望，但是他们看来看去也只有这些东西。那个女人一直在哭，我很惊讶，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我真希望她别再哭了，但我不敢对她说。门房朝她弯下腰，对她说了些什么，但是她摇了摇头，嘟哝了句什么，继续抽抽搭搭地啜泣。于是门房朝我这边走来，在我身边坐下。过了好一阵子，他眼睛看着别的地方，对我说：“她以前和您母亲走得很近。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只剩她一个人了。”

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那个女人的叹息声和呜咽声少了，但她一直在擤鼻子。终于，她安静下来了。我已经不困了，但我很累，而且腰疼。现在，这些人的沉默使我难受。我只是时不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过了很久，我终于猜出，是他们中的一些老头儿在嘬腮帮子，发出的这种怪响。他们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并没有自觉。我甚至以为，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在他们心里并不算什么；但现在我觉得，那时我想错了。

我们都喝了门房端来的咖啡。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夜过去了。我还记得有时候我睁开眼睛，看到老头儿们一个个缩成一团睡着了，只有一位，两手拄着拐杖，下巴压在手背上，在盯着我看，好像就等着我醒来似的。接着我又睡着了。因为腰越来越痛，我又醒了。晨曦已经悄悄爬上玻璃天棚。不一会儿，一个老头儿醒了，拼命地咳嗽。他掏出一块大大的方手帕，往里面吐痰，每吐一口都像使出了全身力气。其他人都被吵醒了，门房说他们该离开了。他们站了起来，这样不舒服的一夜使他们一个个面如死灰。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出门时竟都和我握了手——好像过了这一夜，虽然互相一句话都没说，但彼此的亲密感倒是增加了。

我累了。门房把我带到他那里，这样我便能稍微洗漱一下。我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很好喝。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丘上空，天空一片红光。从山上吹过的风带来了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好天气。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乡下了，要不是因为妈妈的事情，这会儿去散散步该多惬意。

我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着。我闻到清新的泥土味，不再犯困了。我想起了办公室的同事们，在这个时候，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对我来说，这总是最难熬的时刻。我又想了一会儿这些事，然后被房子里传来的钟声打断了。窗户后面一阵忙乱声，接着又安静下来。太阳在天空又升高了一点，我的两只脚开始晒得发热。门房穿过院子，说院长要见我。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了字。我见他穿着黑衣服和带条纹的裤子。他手上抓着电话，问我：“殡仪馆的人来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让他们来盖棺。您想最后再看一眼您的母亲吗？”我说不。他压低了声音，对着电话命令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他们可以去了。”

然后他说他也要去送葬，我向他道谢。他在办公桌后坐下，两条小腿交叉着。他告诉我，送葬的只有我和他，还有值班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是不允许出席葬礼的，他们只能守灵。“这是个人道问题。”他评论说。但是这一次，他允许了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莱兹随车送葬。说到这儿，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感情有点儿孩子气。他和您的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院里，大家都拿他们开玩笑，大家对贝莱兹说‘这是您的未婚妻’，他会笑。他们都很开心。事实上默尔索夫人的去世让他十分难过。我觉得不应该拒绝他去。但是，根据探访医生的建议，我昨夜没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坐了好一会儿。然后院长站起来，往窗外看去。他看了一会儿，说：“马朗戈的神父已经到了，他来早了。”他告诉我至少要走三刻钟才能到村里的教堂。我们下了楼。神父和两个唱诗班的孩子等在房门前，其中一个孩子手拿香炉，神父朝着他弯下腰，调整香炉上银链子的长短。我们走到时，神父已经重新站直了。他叫我“我的儿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里；我跟着他。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丝钉已经旋了进去，屋子里站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同时，我听见院长对我说，车已经等在路上了，神父也开始了他的祈祷。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拿着一条被单走向棺材。神父、他的随行们、院长和我，一起走了出去。门口，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默尔索先生，”院长说，“我还不知道这位太太的姓名，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朝我低了低她那瘦骨嶙峋的长脸。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走出养老院。大门前面，停着送葬的车。车子上了漆，长方形，油光发亮，让人想起铅笔盒。车子边上，站着葬礼司仪，那是一个矮个子男人，穿着滑稽；他旁边还有一个神态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了，那是贝莱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宽边圆顶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裤脚拧巴在鞋上，大白领衬衫上缀着一个黑色领结。他的双唇在布满黑点的鼻子下不住地颤抖。一头白发相当细软，蹿出两只形状奇特、耷拉着的耳朵，耳廓胡乱卷着，血红的色泽在苍白脸色的衬托下，给我造成强烈冲击。司仪给我们安排了位置：神父走在前面，接着是车子，车子周围，是那四个男人；后面，院长、我、护士代表和贝莱兹先生收尾。

天空已经被阳光铺满。光线开始压到地面，热气迅速蹿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等了这么久才走。我穿了一身深色衣服，觉得很热。那个小老头儿本来已经重新戴好帽子，这时又摘了下来。院长和我说他时，我正稍稍扭头望着他。院长告诉我，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常常在傍晚时分，由一名女护士陪着散步，一直到村子里。我看着周围的田野。通往天际山岭的柏树成排矗立在红绿交杂的土地上，零星散布的房子错落有致。我理解妈妈的心情。在这样的地方，傍晚应该是一段忧伤的喘息。今天，热辣辣的太阳漫溢出来，这田野被晒得直打战，变得沮丧消沉、难以忍受。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现贝莱兹有点儿跛足。车子渐渐加速，老头儿落在了后面。车子边上有一个人也跟不上了，渐渐跟我走到一排。我惊异于太阳在天空上升的速度。我发现田野上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沙沙的草响。汗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人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同时，他左手拿着手帕，擦了擦额头，右手掀了掀鸭舌帽的帽檐。我问他：“怎么？”他指指天上，连声回答：“晒得要命。”我说：“是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里面躺着的，是您母亲吗？”我又回了一个：“是的。”“她年纪很大了吗？”我回答：“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多少岁。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转身，看到老贝莱兹在我们身后五十米的地方。他手里摇晃着软毡帽，急急忙忙往前赶。我也看了院长一眼，他庄严地走着，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上渗出几滴汗珠，他也不擦。

我觉得队伍走得更快了。我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让人受不了。有一阵，我们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太阳的暴晒下爆裂开来，脚一踩就陷了进去，留下一个个裂口，上面还有泥浆油光发亮。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在这黑泥浆里浸过一样。天空是蓝白相间，周围是单调的颜色——开裂的柏油是黏糊糊的黑，人们的衣着是死气沉沉的黑，车子是油光发亮的黑。我有点儿迷失在这样的天地之间。阳光、皮革味、马车的马粪味、油漆味、香炉味、一夜没睡的疲惫，这一切都让我两眼模糊、神志不清。我又一次回头看：贝莱兹已经远远落在后面，裹在一大团热气中，然后我就看不见他了。我用目光寻找着他，才看见他已经离开大马路，从田地里穿了过来；我还发现，前方，马路转了个弯。原来贝莱兹对这一带很熟悉，正抄近路来追我们呢。在转角处，他追上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把他落下了。他又穿过田野，这样好多次。而我，我感到血液直往太阳穴上涌。

之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如此迅速、准确又自然，以至于我现在什么都记不得了，除了一件事：在村子口，护士代表和我说了话。她声音很独特，和她的脸不协调，那是一个悦耳的、颤颤巍巍的声音。她对我说：“如果我们走得慢，可能会中暑；但是如果走得快，就会浑身是汗，到教堂就会感冒。”她说得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还记得这一天的几个画面：比如说，贝莱兹最后在快到村子的地方追上我们时的那张脸、他那因为不安和痛苦而流下脸颊的大滴泪水。但是因为皱纹的关系，泪水竟然流不动，它们铺展开来，又重新凝聚起来，在这张被摧毁的脸上形成一层水膜。还有教堂和路旁的村民，墓地里坟头的红色天竺葵，贝莱兹的昏厥（活像一个散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土，混杂在里头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说话声、村庄、在一个咖啡馆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轰鸣声，还有汽车开进阿尔及尔时的万家灯火，以及我想到就要上床睡上十二个钟头时心头的喜悦。

02

醒来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向老板请那两天假时，他看起来那么不满：今天是礼拜六。我当时可以说是忘了这回事儿，但起床的时候突然想了起来。老板自然是早就想到了，加上礼拜天我就等于有了四天假期，而这是不可能让他高兴的。但一方面，是他们决定昨天安葬妈妈而不是今天，这不是我的错；另一方面，无论如何，礼拜六和礼拜天总还是我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情。

起床的时候很痛苦，昨天一天把我累坏了。刮脸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今天做什么，最后我决定去游泳。我坐电车去海滨浴场。一到那儿，我就一头扎进水里。那里有很多年轻人。我在水里看见玛丽·卡尔多纳——我以前办公室的打字员，那时候我很想把她搞到手。她也想要我，我觉得。但是她很快就离职了，我们没来得及勾搭。我帮她爬上一个游泳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手轻轻掠过她的乳房。她趴在游泳圈上，我还在水里。她朝我转过身来，头发遮住了眼睛，她笑了。我也爬上游泳圈，紧挨着她。天气很好，我像开玩笑一样，把头后仰，枕在她肚子上。她没说什么，我就这样待着。整个天空尽收我眼底，天空是蓝色的，泛着金光。我感到玛丽的肚子在我脖子底下轻轻起伏。我们半睡半醒地在游泳圈上待了很久。太阳变得太强烈的时候，她下了水，我也跟着她下了水。我追上她，伸手抱住她的腰，一起游了起来。她一直在笑。在岸上晒干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您还黑。”我问她晚上想不想去看电影。她还是笑，说她想看一部费南代尔[2]演的电影。穿好衣服后，她看我系了一条黑领带，非常惊讶，于是问我是不是在戴孝。我跟她说，妈妈死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说：“昨天。”她吓得后退了一小步，但没有说什么。我想说这不是我的错，但我没说出口，因为我想起来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这么说毫无意义，不管怎么样，人总是有那么点过错的。

晚上，玛丽把什么都忘了。电影有的地方还挺滑稽，不过真的很蠢。她的腿挨着我的腿，我抚摸她的乳房。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吻了她，但吻得很笨拙。出了电影院，她跟我回到我的住所。

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要到她姑妈家去。我想起今天是礼拜天，这让我很郁闷：我不喜欢礼拜天。于是我翻了个身，在枕头上寻找着玛丽的头发留下的盐味，一直睡到了十点钟。我躺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直到中午。我不想像往常一样去塞莱斯特餐馆吃饭，因为他们肯定要问东问西，我不喜欢那样。我煮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了，没吃面包，因为家里没有了，我也不愿下楼去买。

吃过午饭，我有点儿无聊，就在房间里转悠。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还挺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太大了，我不得不把饭厅的桌子搬到卧室来。我只住这一间，屋里有几把椅子（中间的草垫已经有些塌陷）、一个镜子有些发黄的衣柜、一张梳妆台，还有一张铜床。其余的我都用不着。过了一会儿，我想找点儿事做，于是我拿起一张旧报纸，读了起来。我把克鲁圣盐的广告剪下来，贴在一本旧簿子上，凡是报纸上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我都剪下来贴在里面。我洗了手，最后上了阳台。

我的卧室外面是通往郊区的主干道。下午天气很好，但是马路油腻腻的，行人很少，依旧很匆忙。首先是全家出来散步的人，两个穿着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过膝盖，硬邦邦的衣服让他们束手束脚，小女孩头上戴着一个大大的粉红色蝴蝶结，脚上穿着黑漆皮鞋。他们后面跟着一位身材高大的母亲，穿着栗色的丝质连衣裙，父亲是个矮个子男人，很瘦弱，我感觉在哪儿见过。他头戴一顶扁平窄边草帽，扎着蝴蝶领结，手上拿着一根手杖。看到他和他妻子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带的人都说他气质优雅。过了一会儿，来了一群郊区年轻人，头发油光发亮，戴着红色领带，西服收腰收得很紧，衣袋上绣着花，蹬着一双方头皮鞋。我想他们是去城里看电影的，所以出发得这么早，还一边赶电车一边高声说笑。

他们过去之后，路上渐渐就没有人了。我想各处的表演都已开始，街上只剩下一些店主和一些猫。从街道两旁的榕树上空望去，天空清澈，但并不亮堂。在对面人行道上，卖烟的搬出一把椅子，放在门前。他倒坐在椅子上，两只胳膊放在椅背上。刚才还挤满了人的电车突然就空了。烟贩边上那家叫“皮埃罗家”的小咖啡馆里也空无一人，伙计正在扫地。这真是个礼拜天。

我也把椅子倒转过来，像那个烟贩那样放着，我觉得这样更舒服。我抽了两支烟，进屋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边吃了起来。很快，天阴了，我以为夏天的暴雨就要来了。可是天又渐渐放晴了。不过，刚才飘过的像是要下雨的乌云，把街道变得更加阴暗了。我待在那儿看着天空，看了很久。

五点钟，电车伴随着嘈杂声开了过来。车里挤满了从郊外体育场看比赛回来的人，他们有的站在踏板上，有的扶着栏杆。后面跟着的几辆电车里面是运动员，我是从他们的小手提箱认出来的。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唱着歌，歌颂着他们的俱乐部将永垂不朽。好几个人跟我打招呼，其中有一个甚至对我喊：“我们赢了。”我点点头，大声说：“是的。”从这时候起，小汽车开始多了起来。

天有点儿暗了。屋顶上空，天空一片绯红，黄昏将近，街道上也热闹起来。散步的人渐渐往回走了。我在人群中又认出了那位气质优雅的先生。孩子们在哭，赖在后面要大人拖着走。几乎是同时，这个街区的各家电影院也把观众抛向了街头。他们之中，有些年轻人的手势动作比平时更果决，我想他们刚才一定是看了一部冒险片。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人们到得稍微晚些。他们看上去更庄重一些，他们还在笑，但不时也会表现出疲惫和游离。他们待在街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街区里的年轻姑娘，没戴帽子或头巾，露出头发，挽着胳膊在街上走。小伙子们设法和她们迎面撞上，说几句玩笑话，姑娘们一边大笑一边回过头去。我认识她们中的好几个，她们向我打招呼。

这时，路灯一下子亮了，夜空中最早出现的星星一下失了色。我就这么望着满是行人和灯光的人行道，觉得眼睛很累。路灯把潮湿的路面照得闪闪发光，间隔均匀的电车把它们反射的灯光投照在发亮的头发上、笑颜上或是银手镯上。不一会儿，电车少了，树木和路灯上方，夜色越来越浓，街区不知不觉就空了，直到第一只猫慢悠悠地穿过重新空无一人的街道。我想，该吃晚饭了。长时间趴在椅背上，我的脖子有点儿疼。我下楼买了点面包和意大利面，自己做了点吃的，站着吃完了。我想在窗前抽一支烟，但是空气凉了，我有点儿冷。我关上窗，回来的时候，在镜子里看见桌子一角上摆着酒精灯和几块面包。我想礼拜天总是这么令人颓丧的，现在妈妈已经下葬了，我又要上班了，总之，没有任何变化。

03

今天我在办公室干了很多活儿。老板很和气，他问我是不是太累了，他还想知道妈妈的年纪。为了不说错，我回答“六十来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看上去像是松了一口气，认为这件事情算是了结了。

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提单，都需要我处理。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之前，我洗了手。我喜欢中午洗手；晚上，我就觉得没那么愉快了，因为洗手间的公用转动毛巾一天下来，都潮湿了。一天，我把这事儿跟老板说了。他回答我，对此他也很遗憾，不过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细节。我下班晚了一些，十二点半，我才和埃马努埃尔一起出来，他在发货部门工作。办公室朝着海，我们看了一会儿港口停着的货车，它们都暴晒在大太阳底下。这时，一辆卡车开过来，带着噼里啪啦的铁链声和轰隆隆的巨响。埃马努埃尔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就跑了起来。卡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追上去。我感觉自己淹没在一阵噪声和尘埃中，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感到这种奔跑中混乱的冲动，身边尽是绞车、机器、天际晃动的桅杆和一路排开的轮船。我先抓住了车子，跳了上去，然后我帮着埃马努埃尔坐稳了。我们都喘不过气来。卡车冲上码头高低不平的路面，在尘土和阳光中飞驰。埃马努埃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来到塞莱斯特餐馆，一身的汗。塞莱斯特一直在那儿，挺着他的啤酒肚，戴着围裙，留着他的白胡子。他问我：“不管怎么说，总算还好吗？”我说还好，但现在很饿。我吃得很快，喝了咖啡。然后我回家睡了一会儿，因为我喝了太多酒。醒来时，我想抽烟。时候不早了，我跑去赶电车。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办公室里太热了，晚上，走出办公室，我慢慢沿着河堤走。天空是绿色的，我感到很满足。尽管如此，我还是直接回了家，因为我想给自己煮些土豆。

上楼的时候，我在漆黑的楼道里撞上了老萨拉玛诺，他是我同层的邻居。他和他的狗在一块儿，八年来，他们总是形影不离。这条西班牙猎犬生了一种皮肤病，我想是红皮病，这病使得它浑身毛都快掉光了，浑身是硬皮和褐色的痂。他们俩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久而久之，老萨拉玛诺都越来越像它了。他脸上长了一些发红的硬痂，头上是稀稀拉拉几根黄毛。至于那狗，也从它主人那儿学来一种弯腰驼背的走路腔调，噘着嘴，伸着脖子。他们看起来是同类，但他们彼此看不顺眼。每天两次，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六点，老头儿牵着狗散步。八年来，路线都没有变过。他们总是沿着里昂路走，狗拖着人，直到老萨拉玛诺打了个趔趄，于是他就对狗又打又骂。狗吓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时候，又该老头儿去拖它了。一会儿狗又忘了痛，重新拖起人来，然后又被打骂。于是，他们俩就待在人行道上，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狗要撒尿的时候，老头儿不给它时间，偏要拽它，这西班牙猎犬就滴滴答答尿了一路。如果狗不小心尿在房间里，就免不了又是一顿打。这样的日子已经有八年了。塞莱斯特总是说“真是不幸”，但是说到底，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在楼梯上遇到萨拉玛诺的时候，他正在骂狗。他对它说：“贱狗！邋遢鬼！”狗发出痛苦的呻吟。我对他说：“您好。”但老头儿还在骂。我问他狗怎么招惹他了，他没回答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贱狗！邋遢鬼！”我隐约看见他正弯腰在狗的项圈上摆弄着什么。我提高了嗓门，他头也不回，忍着一股怒火回答我：“它死活不肯走。”说完，他便拖着那条赖在地上哼哼唧唧的狗，走开了。

正在这时，我那楼层的另一位邻居进来了。这个街区里的人都说他靠女人生活。但是，每当有人问起他的职业，他就说是“仓库管理员”。总的来说，大家都不太喜欢他。但是他常常和我说话，有时候还来我家坐坐，因为我会听他说话。再说，我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跟他说话。他叫雷蒙·桑泰斯，个子矮小，肩膀很宽，长着一个拳击手一般的鼻子；他的穿着总是很得体。说到萨拉玛诺，他也对我说：“真是不幸！”他问我是否对此感到厌恶，我回答说不。

我们上了楼，正准备分开的时候，他对我说：“我那里有猪血香肠和葡萄酒，您要不要和我一起吃一点？”我觉得这样也省得我自己做饭，就接受了。他家也只有一个房间，外带一个没有窗户的厨房。床的上方摆着一个仿大理石的天使雕塑，白色和粉红色相间；还有几张体育冠军的相片和三张裸体女人的底片。房间很脏，床上乱七八糟。他先是点上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卷来路不明的绷带，把右手缠了起来。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和一个来找他麻烦的家伙打了一架。

“您知道，默尔索先生，”他对我说，“我并不是个坏人，但我是个暴脾气。那家伙，他对我说：‘你要是个男人，就给我下车。’我对他说：‘够了，别找麻烦。’他就说我不是男人。于是我就下了电车，对他说：‘够了，不然我就要好好教训你一顿了。’他说：‘你想怎么样？’于是我就给他好好上了一课。他倒在地上，而我呢，我想去把他扶起来，但是他竟然躺在地上用脚踢我。我蹬了他一脚，又给了他两拳。他满脸都是血。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

说话间，桑泰斯已经缠好了绷带。我坐在床上，他对我说：“您看，并不是我要找他麻烦，是他先招惹我的。”的确是这样，我承认。于是他对我说，他正要就这件事跟我讨个主意，因为我是个男人，有生活经验，我可以帮助他，然后他就是我朋友了。我什么都没说。他又问我是不是愿意做他的朋友，我说我都可以。他看上去很满意。他拿出香肠，放到锅里煮，接着他摆放好酒杯、盘子、刀叉和两瓶酒。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没说话。然后我们就入座了。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讲他的故事。他先是犹豫了一下：“我认识一位太太……这么说吧，她是我的情妇。”和他打架的男人就是这个女人的哥哥。他对我说他供养着她。我没回答，但是他立刻补充说他知道这个街区的人怎么说他，不过他问心无愧，他确实是仓库管理员。

“回到我这件事上，”他对我说，“我发现她在骗我。”他给她维持生计的钱，给她付房租，每天还给她二十法郎的饭钱。“房租三百法郎，饭钱六百法郎，时不时地送一双袜子，这就一千法郎了。那个女人不工作，但是她跟我说我给她的钱紧巴巴的，不够她用。我跟她说：‘为什么你不找一个半天的工作呢？这样我就不用再操心这些琐碎的花费了。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给你二十法郎，为你付房租；你呢，你下午和你的女伴们喝咖啡。你请她们喝咖啡还给她们加糖，付钱的却是我。我待你不薄，而你却把我当冤大头。’可她就是不工作，还总说钱不够花，于是我觉得其中一定有诈。”

于是他告诉我，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她不能解释是怎么买的。不久，他又在她那里发现一张当票，证明她当了两只手镯。“我之前都不知道她有两只手镯。我看清了她在骗我，于是我就不要她了。不过，我先揍了她一顿。然后我就跟她把事挑明了。我对她说，她只不过是想拿着我的钱吃喝玩乐。默尔索先生，您知道我是怎么对她说的吗？我说：‘你看不到人家都在嫉妒我给你带来的幸福。等你失去这些，你就会明白了。’”

他把她打到流血。以前，他从没那么狠地打过她。“我以前也打她，但只是轻轻拍两下而已。她一叫唤，我就关上窗子，打人也就这么结束了。这一次，我是动真格了。对我来说，我还没打够呢。”

他解释说，就是因为这样，他才需要听听我的建议。他停下来，调了调烧成炭的灯芯。我一直在听他说，喝了将近一升的酒，觉得太阳穴发烫。我抽着雷蒙的烟，因为我自己的已经抽完了。最后几班电车开过，把郊区的喧嚣声远远带走了。雷蒙继续说话。让他烦恼的是，他对他的情妇还有感情，但他还是想惩罚她。他先是想到把她带去一家酒店，然后叫来“风化警察”，制造一桩丑闻，让她在警察局留个案底；后来，他又找过流氓帮派里的朋友，他们也没找出什么办法来。正如雷蒙跟我说的一样，参加流氓帮派还是值得的。他跟他们说了这事儿，他们建议“破她的相”。不过，这不是他想要的。他要考虑考虑。在这之前，他要问问我的意见。在得到我的建议之前，他想知道我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想，但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问我是不是也觉得其中有诈，我觉得的确像是有点儿猫儿腻。他还问我是不是应该惩罚她，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我说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是我理解他想惩罚她的心情。我又喝了一点酒。他点了一支烟，跟我说了他的想法。他想给她写封信，信里狠狠羞辱她一番，同时说些什么让她后悔；然后，等她来的时候，他就和她睡觉，快完事儿的时候，他就吐她一脸口水，把她赶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她的确是受到了惩罚。但是雷蒙对我说，觉得自己写不出他想写的信，他想让我替他写。我没说话，他问我介不介意立马就写，我说不介意。

他喝了一杯酒，站起来，推开盘子和我们吃剩下的冷香肠。他仔细地擦了擦铺在桌上的漆布，然后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色信封、一小支红木杆的蘸水钢笔和一小方瓶的紫墨水。他告诉我那个女人的名字，我发现这是个摩尔人。我写好了信。信写得有点儿随意，但是我还是尽力让雷蒙满意，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然后我高声念给他听。他边听边抽着烟，连连点头，然后他请我再念一遍。他非常满意，对我说：“我就知道你经验丰富。”我一开始还没发觉他已经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我了，直到他对我宣布“现在，你是我真正的朋友了”，我才震惊了。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说“是的”。是不是他朋友我无所谓，但他看起来真的很希望我们成为朋友。他封上信，我们把酒喝完。然后我们默默抽了一会儿烟。外面很安静，我们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过去。我说：“很晚了。”雷蒙也这么想。他说时间过得真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的。我很困，可是又站不起来。我看上去一定很累，因为雷蒙跟我说不该垂头丧气。起初，我没明白他的意思。他就解释说，他听说我妈妈死了，但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我也这么想。

我起身，雷蒙紧紧抓住我的手，跟我说男人之间总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我从他家出来，带上门，在漆黑的楼梯平台上待了一会儿。整栋楼寂静无声，从楼梯井的深处升上来一股昏幽的、潮湿的气息。我只听见耳朵里血液一阵阵流动的声音，我站着不动。在老萨拉玛诺的房间里，狗还在低声哼唧。

04

这一星期，我工作很努力，雷蒙来找过我，说他把信寄出去了。我跟埃马努埃尔去了两次电影院，他对银幕上发生的事情，总看不懂，我不得不给他解释。昨天是礼拜六，玛丽来了，这是我们早就约好的。我对她产生强烈的冲动，因为她脚上穿了一双皮凉鞋，身上穿了一条红白条纹的漂亮连衣裙，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她那对结实的乳房，太阳把她的脸晒成了棕色，整个人像朵花儿。我们坐上一辆公交车，到了离阿尔及尔几千米外的一片海滩，海滩的两边耸立着悬崖峭壁，岸上是一溜芦苇。下午四点的太阳不是很晒，但海水还有点儿温热，长长的细浪懒懒地涌动着。玛丽教我玩一种游戏：游泳的时候，在浪峰喝一口水花，含在嘴里，然后翻身躺在海面上，把水朝天吐出去。这样，水花就像一条泡沫花边一般，在空中消散，或者像温热的雨水，回落到我脸上。可是玩了一会儿，我的嘴就被盐水烧得发烫。玛丽这时候游到我身边，在水中把身子贴在我身上。她的嘴贴上我的嘴，她的舌头为我灼热的双唇带来一丝凉意。我们就这样在海浪里翻滚了好一阵。

我们在海滩上穿好了衣服，玛丽望着我，两眼闪亮亮的。我吻了她。从这时起，我们再没有说话。我搂着她，急忙找到一辆回去的公交车，一回到我住处，我们就立刻跳上了床。窗户开着，我感觉夏夜在我们晒成棕色的身体上流动，很舒服。

这天早上，玛丽留了下来，我对她说我们一起吃午饭。我下楼买了肉。上楼的时候，我听见雷蒙的房间里有女人的声音。不一会儿，老萨拉玛诺又开始骂起狗来，我们听见木头楼梯上响起了鞋底和爪子的声音，接着，在“贱狗！邋遢鬼！”的骂声中，他们上了街。我向玛丽讲了老头儿的故事，她大笑。她穿着我的睡衣，卷起了袖子。她笑的时候，我又产生了要她的欲望。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她说，这种话毫无意义，但是我好像并不爱她。她看上去很伤心。可是在做午饭的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结果我又吻了她。就在这时，我听见雷蒙屋里发出一阵争吵声。

先是听见一个女人的尖嗓门，接着只听雷蒙说：“你不尊重我，你不尊重我，我要教你怎么尊重我。”几声沉闷的声音之后，女人叫了起来，叫得极其凄厉，楼梯口立刻站满了人。玛丽和我也出去了。那女人一直在叫，雷蒙一直在打。玛丽说这太可怕了，我没回话。她让我去找警察，我告诉她我不喜欢警察。不过，住在三楼的管道工叫来了一个。他敲了敲门，里面突然没声音了；他又用力敲了敲，过了一会儿，那女人哭了起来，雷蒙开了门。他嘴上叼着一支烟，一脸油腔滑调。那姑娘冲到门口，跟警察说雷蒙打了她。“你的名字？”警察问道。雷蒙回答了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把烟摘了。”雷蒙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又抽了一口。就在那时候，警察对准雷蒙的脸重重地、扎扎实实地扇了一个巴掌。香烟飞出去几米远。雷蒙变了脸色，但他当下一声不吭，然后他怯怯地问警察能不能拾起他的烟头。警察说可以，但他加了一句：“但是下一次你记着，别把警察不当回事儿。”这期间，那个姑娘一直在哭，不断重复说道：“他打我，这个龟孙子。”于是雷蒙问：“警察先生，叫一个男人龟孙子，这是合法的吗？”但警察命令他闭嘴。雷蒙于是转向那个女人，对她说：“等着吧，小娘儿们，我们还会见面的。”警察让他闭嘴，叫那女人走，还叫雷蒙待在屋子里等着局里的传讯。他还说雷蒙醉了，哆嗦成这个样子，应该感到羞愧。这时候，雷蒙跟他解释说：“我没醉，警察先生。只是，我在这里，在您面前，我忍不住哆嗦，我也没办法。”他关上门，大家都走了。玛丽和我做好午饭，但她不饿，几乎全让我吃了。她一点钟的时候走了，我又睡了一会儿。

快到三点钟的时候，有人敲我门，雷蒙进来了。我依旧躺着，他坐在床沿上。他沉默了一阵，我问他那事情怎么样。他说他做了他想做的，但是她扇了他一个耳光，于是他就打了她。剩下的，我都看到了。我对他说，我觉得现在她已经受到了惩罚，他应该满意了。他也是这么想的，他还说，警察帮忙也没用，反正她挨揍的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他还说他很了解警察，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他还问我当时是不是等着他回一巴掌给那警察。我回答说我什么也不等，另外，我不喜欢警察。雷蒙看起来很满意。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块儿出去。我起身，梳了梳头。他说要我替他作证。我呢，我怎么都行，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照雷蒙的意思，只要说那姑娘不尊重他就行了。我答应为他作证。

我们出去了，雷蒙请我喝了一杯白兰地。后来他想打一局桌球，我差一点就赢了。他还想逛妓院，我拒绝了，因为我不喜欢。于是我们慢慢走回去，他说他惩罚了他的情妇，觉得非常满足。我觉得他对我确实不错，我想，这真是个美好的时刻。

远远地，我看见老萨拉玛诺站在门口，神色焦虑。走近后，我发现他没有牵着他的狗。他四处张望，原地打转，使劲朝黑黢黢的走廊深处窥探，嘴里嘀嘀咕咕，睁着他那双小红眼在街上搜寻。雷蒙问他怎么了，他没有立刻回答。我模模糊糊地听他嗫嚅着“贱狗，邋遢鬼”，心情依旧焦躁不安。我问他他的狗去哪里了，他语气生硬地回答说“它走了”。然后突然间，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像往常一样，带它去练兵场。赶集的木棚边上围着很多人，我停下来看‘落跑之王’的演出。而当我要继续走的时候，它已经不在那儿了。当然，我早想给它买一个小一点儿的项圈了。但是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邋遢鬼能这样就离开了。”

雷蒙对他说，那狗可能迷路了，它会回来的。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狗能跑好几十公里找回主人。虽然如此，老头儿的神色看起来却更焦虑了。“但是您知道，他们会把它弄走的。要是有人还愿意收养它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它浑身是痂，人见人嫌。警察会抓走它，肯定的。”于是我跟他说可以去警察局的认领处看看，付点钱就可以把它领回来了。他问我会不会要很多钱，我不知道。于是他就发起火来：“为这个邋遢鬼花钱！啊！它还是死了吧！”他又开始骂起狗来。雷蒙大笑，钻进楼里。我跟了上去，我们在楼梯口分开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老头儿的脚步声，他敲了我的门。我打开门，他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他进来，但他不肯。他望着他的鞋尖，结满痂的手颤抖着。他没有看我，问道：“默尔索先生，您说，他们不会把它抓走吧。他们会把它还给我的吧。不然我该怎么活下去啊？”我对他说，认领处会把狗保留三天，等待失主去认领，过后他们就随意处置了。他默默地望着我，然后他对我说：“晚安。”他关上门，我听见他来回踱步的声音。他的床咯吱作响，我听见一阵细微而奇怪的声音通过隔墙传来，我明白是他在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妈妈。但我明天早上要早起。我不饿，没吃晚饭就上了床。

05

雷蒙往我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他跟他说起过我——邀请我到他离阿尔及尔不远的海滨木屋去过礼拜天。我回答说我很愿意去，但是我已经答应和一个女友一起过了。雷蒙立刻说他的朋友也邀请我的女友，他朋友的妻子会很乐意在一大群男人中间有一个伴儿的。

我本想立刻挂掉电话，因为老板不喜欢人家从城里给我们打电话。但雷蒙要我等一等，他说他本来可以晚上转达这个邀请的，但是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他一整天都被一群阿拉伯人跟踪，其中有他过去情妇的哥哥。“如果你晚上回去看见他们在我们的房子附近，你就告诉我一声。”我说一言为定。

过了一会儿，老板派人来叫我，我立刻烦躁起来，因为我想他又要叫我少打电话多干活儿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他说他要跟我谈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他只是想听听我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他想在巴黎设立一个办公室，直接在当地和一些大公司做生意，他想知道我是不是能过去工作。这样我就能在巴黎工作，一年中还能出去旅行一下。“您还年轻，我感觉这样的生活您会喜欢的。”我说是的，但说到底，我其实怎么都行。于是他又问我是不是有兴趣换一种生活方式。我回答说，我们从来不能改变生活，无论如何，生活都是一样的，我在这儿的生活也不会令我不高兴。他看起来不满意，说我答非所问，没有野心抱负，这对做买卖来说是个灾难。于是我就回去工作了。我也不想使他不高兴，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想，我并不算不快乐。我做学生的时候，也有过不少类似的野心。但是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事实上都不重要。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我怎么都行，如果她想的话，我们可以这么做。于是她想知道我爱不爱她。我像上次说过的那样回答她，我觉得这种话毫无意义，不过，很有可能我的确不爱她。“那为什么要娶我呢？”她问我。我跟她解释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想的话，我们可以结婚。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只是说可以。她说结婚是件严肃的事情。我反驳：“不是。”她沉默了一阵，一声不吭地望着我，然后她说话了，说她只是想知道，如果是另一个女人向我求婚，我和那个女人的关系就像和她一样，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于是她自问是不是爱我，在这一点上，我呢，我也无从得知。又一阵沉默之后，她自言自语说我是个怪人，她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爱我，但或许有一天，她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讨厌我。我不说话，我没什么要说的。她微笑着挽着我的手臂宣布说愿意和我结婚，我回答说，她愿意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于是我告诉她老板的提议，她说她愿意见识见识巴黎。我告诉她我在那儿住过一阵，她问我那儿怎么样，我说：“很脏，有鸽子和黑乎乎的院子，但人的皮肤是白的。”

后来我们出去走了走，穿过了城里的几条主要大街。女人们都很漂亮，我问玛丽有没有注意到。她说注意到了，还说她理解我。有一会儿，我们不再说话，但我还是希望她和我在一起，我跟她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塞莱斯特餐馆吃晚饭。她很想去，但她还有事要做。我们已经走到了我家附近，我跟她说再见。她看着我说：“你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吗？”我很想知道，但我之前没多想，于是她有种埋怨我的神情。看到我尴尬的样子，她又笑了，身子朝我一挺，把嘴凑上来。

我去塞莱斯特餐馆吃晚饭。我已经吃了起来，这时走进来一个奇怪的小女人，问我能不能坐在我这一桌。她当然可以。她的动作很局促，两眼闪闪发光，一张小脸圆得像苹果。她脱下束腰上衣，坐下，焦躁地看着菜谱。她叫来塞莱斯特，立刻点完了她所有要点的菜，语气精准而急迫。在等冷菜来的时候，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小方纸和一支铅笔，事先算好钱，从小口袋里掏出来，外加小费，算得准确无误，摆在眼前。这时冷菜上来了，她几口就把菜吃光了。在等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支蓝色铅笔和一本杂志，上面是本周广播节目表。她聚精会神地把上面几乎所有的节目一个个勾了出来。由于杂志有十几页，整整一顿饭的工夫，她都在细致入微地做着这项工作。我已经吃完了，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做着这件事。然后她站了起来，用和刚才一样精准得像机器人一般的动作穿上束腰上衣，离开了。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干，也就出了门，跟着她走了一阵。她沿着人行道的边缘走，步子迅速而坚定到让人难以想象。她一直往前走，不转弯也不回头。最后我看不见她了，便折了回去。我觉得她真是个怪人，但很快就把她忘了。

在门口，我看见老萨拉玛诺。我让他进屋，他说他的狗丢了，因为它不在认领处。那里的工作人员对他说，狗也有可能被轧死了。他问能不能去警局了解这件事，人家告诉他这类事情是没有记录的，因为这种事儿每天都会发生。我对老萨拉玛诺说他可以再养一条狗，但是他请我注意，他已经习惯和这条狗在一起了。我觉得他是对的。

我蹲在床上，萨拉玛诺坐在桌前的一张椅子上。他面对着我，双手放在膝盖上。他还戴着他的旧毡帽，嘴在发黄的小胡子下面含糊地说着什么。我有点儿被他弄烦了，不过反正我也无所事事，也不困。我没话找话地问起他的狗来，他说他是在他老婆死后有了他的狗。他结婚很晚，年轻时，他曾经想演戏剧，所以当兵的时候，他在军队歌舞团里演戏。但最后，他进了铁路部门。他并不后悔，因为现在他有一小笔退休金。他和他老婆在一起时并不幸福，但总的来说，他也习惯了。她死了以后，他感到十分孤独，于是他便跟一个车间的同事要来一条狗。那时候它还很小，他还得拿奶瓶喂它。但是因为狗比人寿命短，他们就一块儿老了。“它脾气很坏，”萨拉玛诺对我说，“时不时地，我们就会怄气。但这总算是一条好狗。”我说这狗品种很好，萨拉玛诺好像很满意。他说：“您还没在它生病之前见过它呢，它最漂亮的是那一身毛。”自从这狗得了这种皮肤病，萨拉玛诺每天早晚两次给它抹药。但是在他看来，它真正的毛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老头儿说他要走了，我对他说可以再待一会儿，对于他狗的事情，我感到很难过。他谢过我，他对我说，妈妈很喜欢他的狗。说到妈妈的时候，他称她为“您那可怜的母亲”。他猜想，妈妈死后，我应该是相当痛苦的，我没说话。这时，他带着一点尴尬，语速很快地对我说，他知道这一街区的人对我很有看法，因为我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但是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很爱妈妈。我回答说，我至今才知道人们在这方面对我有看法，可我不理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毕竟我雇不起人照顾她。“另外，”我补充说，“很久以来她跟我也没话说，她一个人待着闷得慌。”“是啊，”他说，“在养老院里，她至少还有伴儿。”然后他告辞了，想回去睡觉。现在他的生活变了，他有些不知所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他飞速地向我伸出手，我感觉到他皮肤上有一块块硬皮。他微微笑了一下，离开前，他对我说：“我希望今天夜里那些狗不要叫，我总觉得那是我的狗。”

06

礼拜天，我总也睡不醒，玛丽不得不叫我、摇我，才把我弄醒。我们没吃早饭，因为想早点去游泳。我感觉肚子都空了，还有点儿头痛。我的香烟有一股苦味。玛丽嘲笑我，说我顶着一张“丧葬的脸”。她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头发披散开来。我说她很美，她笑得很开心。

下楼时，我们敲了敲雷蒙家的门。他回答我们说就下去。我们来到街上，由于我很疲倦，也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打开百叶窗，已经大亮的天色照在我脸上，像是一记耳光。玛丽高兴得直蹦跶，不住地说天气真好。我感觉好了一些，发现自己很饿。我跟玛丽说了，她正给我展示她的漆布手提包，里面放着我们的两件泳衣和一条浴巾。就等雷蒙了，我们听见他关上了门。他穿着一条蓝裤子和一件短袖白衬衫，但是他戴了一顶扁平窄边草帽，逗得玛丽直发笑。露在袖子外的手臂很白，长着黑毛。我看了有点儿不舒服。他吹着口哨下了楼，看样子很高兴。他对我说“嗨，老兄”，而他称呼玛丽为“小姐”。

前一天我们去了警察局，我证明那姑娘“不尊重”雷蒙。他只是受到了警告，就离开了。他们没有调查我的证词。在门前，我们和雷蒙说了说这事儿，然后决定去坐公共汽车。海滩并不太远，但坐车去更快一些。雷蒙认为他的朋友看见我们去得那么早，一定会很高兴的。我们正要动身，雷蒙突然示意我看对面。我看见一群阿拉伯人正靠着烟店的橱窗站着。他们默默地看着我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完全就像是在看一些石头或者一些枯树一样。雷蒙对我说，左边第二个就是他说的那小子，他好像忧心忡忡的；不过他又说，现在这件事已经了结了。玛丽不是很明白，问我们发生了什么。我跟她说那些阿拉伯人恨雷蒙。玛丽要我们立刻就走，雷蒙身子一挺，笑着说是该赶紧动身了。

我们朝汽车站走去，车站还挺远的，雷蒙告诉我说阿拉伯人没有跟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他们还在老地方，还是一脸冷漠地望着我们刚刚站着的那地方。我们上了公车。雷蒙似乎完全放心了，不断地跟玛丽开玩笑。我感觉他喜欢她，但是她几乎不搭理他，只是不时地望着他笑笑。

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了车。海滩离公共汽车站不远，但是必须穿过一个俯瞰大海的小高地，然后就可以下坡直到海滩。高地上满是发黄的石头和雪白的阿福花，衬着已经蓝得耀眼的天空。玛丽抡起她的漆布手提包，打着花瓣玩。我们从一排排小别墅中间穿过，这些别墅的栅栏是绿色或者白色的，其中有一些有阳台，隐没在一片柽柳丛中，有几栋是光秃秃的，周围都是石头。还不等来到高地边缘，我们已经望见了平静的大海，更远一点，还能看到一大块厚实的地岬，昏睡在清冽的海水中。一阵轻微的马达声在宁静的空气中传到我们耳边，远远地，我们看到一条小拖网渔船慢悠悠地行驶在耀眼的海面上。玛丽采了几朵鸢尾花。从通往海边的斜坡上，我们看见已经有几个人在游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