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佛教一宗一寺的“显圣”传说，所在多有。从桂林龙隐岩佛徒碑刻即以关公续接天台智（左岂右页），又加予“擎天得胜”称号来看，关公此时已经另有使命在身，这就是“战神”。另一通记述年代、地理相近的宋碑能够证实这个微妙而意义深远的变化，这就是至今犹存山西沁县博物馆的元丰三年（1080）《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雍正十三年《山西通志》概要介绍说：

沁州汉寿亭侯庙：宋仁宗时侬智高陷邕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矫捷应募。行次荔浦，祷于祠下。广源以南地，多深林，蛮伐木塞路。忽大风卷卧木，军得并进。及战，有神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顾望恇怯，军遂大克。归建庙。李汉杰撰记。［55］

其实不够确切。该碑全文甚长，为省篇幅，仅将有关文字抄录如下：

向也交（左阝右止）入寇廉、白，熙宁九年，今上矜恻下民，诏元戎举兵问罪。沁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左走右乔）捷应募者，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枞金伐鼓，行踰桂州，驻旌荔浦，遇将军之祠下。询其居民，对曰□其始，得□□□□。皇祐中，侬贼陷邕州，祷是庙，妄求福助，掷杯不应，怒而焚之。狄丞相破智高，乞再完。仁宗赐额，以旌灵贶。众骇其异，罗拜于庭，与神约曰：一军誓假威灵，平蛮得儁，长歌示喜，高蹑太行，而北归旧里，当为将军构饰祠宇。复请木（刀）绘马，执为前驱，入践贼界，士气骁锐，武威震叠，蛮将闻钲鼓，望风乞降，余众弃城而遁。进军临富良江，蛮酋遣将，乘蒙冲斗舰，举楫若飞，急趋争岸，迎官军陆战。江北神虎军鼓噪先登，强弩雨射，贼大奔（溃）自相腾轹，斩首及溺死者数万余人。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任真、贾信、董宁并指挥使，余以功之高下，递补有差。

山西沁县博物馆藏北宋元丰三年（1080）《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详尽叙述了他们奉命远驰广西抵御交阯军入侵，密林中遭遇伏击时，如何得到关公率阴兵救助，全军平安，回到驻地后集体立庙，酬谢关公的过程。

先是，我军之行也，广源以南地多深林，密于栉比。蛮人预伐，横绝其路。结营息众，势莫能前。夜有大风暴发，怒号之声，若挝万鼙。迟明视之，卧木飞尽，九军得以并进。我军之战也，众与敌均。俄有阴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人顾望，惴恐而败。精诚所召，助顺之灵。暴风夜至，阴兵昼见，神以符效，应人之祷。神虎军踊跃请行，深入万里，果立战功。归而建庙以享祀，荅神之休。庙制一新，高堂峻庑，雕焕森严。费逾千计，出于众心悦助，其赀成之不日，事有极异不著，于辞久则寂无所闻。乃（上龙下口）石镂记，永传嘉应，于神无愧负矣。［56］

碑文提到“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已与前引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公》诗句“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地域相关，时代踵继。可以见出，关公信仰在唐宋之际，已经开始从荆楚地区沿长江而下了。

请注意，这里实际上谈到在广西先后发生的两次战事，第一次是仁宗朝狄青为主帅征伐侬智高，第二次是神宗朝郭逵为主帅逐走交（左阝右止）（1076），《宋史》均有记载。也和北宋其他战事一样，这场战争依然是在“半人半神”的状态下进行的。《宋史·狄青传》说他“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颇有几分天神鬼魅的模样：

皇祐中，广源州蛮侬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岛，围广州，岭外骚动……青明日乃整军骑，一昼夜绝昆仑关，出归仁铺为阵。贼既失险，悉出逆战。前锋孙节搏贼死山下，贼气锐甚，沔等惧失色。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中及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

司马光言，侬智高攻广州，“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上岸，广州兵皆奔溃。”［57］亦或双方都有“以傩制傩”的心理和威慑功用。又《宋史·郭逵传》：

交（左阝右止）李乾德陷邕管，召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广南宣抚使，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至广西，讨拔广源州，降守将刘应纪；又拔决里隘，乘胜取桄榔、门州，大战富良江，斩伪王子洪真。乾德穷蹙，奉表归命。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至是，与贼隔一水不得进，乃班师。［58］

请注意“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句，即知立碑之官兵虽经密林中敌军设伏，仓促应战，犹能全身而还，立功受赏，所以要回乡为关公建庙，敬诚祈祷的心理了。

沁县关庙立碑人达到七百八十多位，包括两个属于北宋“禁军”编列的建制部队的官兵：一个是“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参加了实际作战的神虎军，另一个是前来赞襄的宣毅第二十五指挥，都是戍守西夏前线的一线部队以及上下级其他相关人员，恐怕是现存关庙碑刻中人数最多的。宋代兵制承袭晚唐五代“募兵制”，保留了一部分职业军人，即“营伍子弟听从本军”。但是基本国策却是招募灾民，理由倒也简单：“不受为兵，则恐为盗。”［59］此外还有罪犯充军及抓丁两途。往往形同乌合，因此战斗力始终不振。［60］所以在一线军队中亟需树立榜样或以“神道设教”激励士卒奋勇之志，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率阴兵助阵”的说法，并非中土素有风俗。在道教前身的方士观念中，以“兵神”著称正是蚩尤。《史记·天官书》云：

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者王者征伐四方。

《云笈七签》卷一百引唐人王瓘《轩辕本纪》：

蚩尤始作铠甲兜牟，时人不识，谓是铜头铁额。

于葛庐山发金作冶，制为铠甲及剑，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

类似今日“兵工专家”。唐初儒家祀典则以谋略之相姜尚为“武成王”，与孔丘“文宣王”对举。

［1］《全唐文》卷六八四，中华书局影印本。

［2］《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正藏》五十卷。

［3］《宋高僧传》卷十《唐荆州天皇寺道悟传》。

［4］《宋高僧传》卷十《唐荆州天皇寺道悟传》。

［5］《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载《大正藏》四六卷。

［6］参《大正藏》卷四六《修止观坐禅法要杂说》。

［7］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审查报告〉三》，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8］《全唐诗》卷五二。

［9］《宋高僧传》，中华书局排印本第 225 页。据《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叙张辽征吴时死于扬州：“辽还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刘晔将太医视疾，虎贲问消息，道路相属。疾未瘳，帝迎辽就行在所，车驾亲临，执其手，赐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还屯。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是岁，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辽病笃，遂薨于江都。帝为流涕，谥曰‘刚侯’。”

［10］乾隆《解梁关帝志》。

［11］今存佛教典籍有《景德传灯录》《续传灯录》等几种，但笔者没有发现类似记载。

［12］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是唐朝开元年间净觉和尚根据其师玄赜《楞伽人法志》而作，其中叙及北禅法统八代，第七代迳言“唐朝荆州玉泉寺大师，讳秀”。宋代玉泉寺已为禅宗丛林，宋真宗命人编纂智（左岂右页）以后的诸僧语录，即《景德传灯录》。

［13］嘉靖壬午卷之十六，毛本作“普静”。“还我头来”是禅宗所谓迷失自我。宋末周密（1232 ～ 1298）《齐东野语》卷一“真西山”条谓：“有道人于山间结庵，炼丹将成。忽一日入定，语童子曰：‘我去后或十日、五日即还，谨无轻动我屋子。’后数日，忽有叩门者，童子语以‘师出未还’，其人曰：‘我知汝师久矣！今已为冥司所录，不可归，留之无益，徒腐臭耳！’童子村朴，不悟为魔，遂举而焚之。

道者旋归，已无及，绕庵呼号曰：‘我在何处？’如此月余不绝声，乡落为之不安。时有老僧闻其说，厉声答之曰：‘你说寻“我”，你却是谁？’于是其声乃绝。时真母方娠，忽见道者入室，遂产西山，幼聪颖绝人。”按真西山即南宋理学大家真德秀（1178 ～ 1235）。“关公索头”，老僧喝断，或为此时传说。

［14］据朝鲜金九经校敦煌唐写本。

［15］王维《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禅师塔铭》。

［16］《全唐文》卷三九○。

［17］《全唐诗》卷六七三。

［18］《全唐诗》卷六七三首载：“周朴，字太朴，吴兴人。避地福州，寄食乌石山僧寺。黄巢寇闽，欲降之，朴不从，遂见害。”他所见玉泉寺也当为唐末景象。

［19］《全唐诗》卷二四八。又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五作“唐郎士元《关某祠送高员外还荆州》”。《关帝志》此诗题《壮缪侯庙别友人》。《全唐诗》该卷首云：“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宝十五载擢进士第……出为郢州刺史。与钱起齐名，自丞相以下，出使州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故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

［20］此则材料承桂林市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刘玲双女士提供，谨此致谢。摩崖在龙隐岩。按《鞞婆沙论》卷十二言：“当言名缘耶。当言义缘耶。答曰：七解脱。当言名缘。当言义缘。”造像僧得名，当自此来。

［21］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辑入《寒柳堂集》。又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 ～ 1935）为英国汉学家。1897 年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 30 余年。毕生致力于介绍中华文明。其文原载《通报》第二十四卷第四、第五合期，译文载《燕京学报》第一卷第一期。

［22］康熙刻本《玉泉寺志·词翰补遗》，承当阳关陵文管会原主任姜耀南提供复印件，谨志谢意。又据张商英《荆门玉泉皓长老塔铭》，承皓示寂于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十八日。

［23］据《玉泉寺志》，玉泉寺曾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 ～ 1162）、端平元年（1234）及元至正十七年（1357）三次毁于兵燹及火灾。玉泉寺志编纂委员会编（内部发行），2000 年 6 月印刷，第 36 页。承该书主编周天裕先生持赠，谨致谢忱。

［24］毛德《新建武安王殿记》，《解梁关帝志》卷三。

［25］《玉泉寺志》，第 156~157 页。

［26］《解梁关帝志》卷四《艺文下》辑录一组蒙汉官员在玉泉山的诗咏，其中有李俊民、刘纬、程严卿、何溟、周午、李鉴、乃贤等。《元史·刘伯林传》载

刘伯林济南人，与史天泽、严突、张柔同为汉军四大万户。其子刘马袭职万户，有子十二人，长子刘元振袭万户。元振卒，子刘纬袭万户职。或即其人。李鉴当为胡琦《关王实录》作序者。

［27］载《大正藏》（N0.1249）卷二一，第 227 ～ 230 页。台湾新文丰出版社

1983 年版。

［28］一行生平可参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4~245 页。

［29］毗沙门天王或实有其人。提云般若译《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上言：“惟有北方毗沙门子那履沙婆，曾于往昔造菩萨像，以斯福故，后得为王，名频婆沙罗，复因见我，今得生天，有大势力，永离恶道。”盖缘佛陀生于印度北方，毗沙门王可能是他早期有势力的施主。

［30］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序品第一》。

［31］北凉法众等译《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三。

［32］参《大唐西域记》卷一《缚喝国·纳缚僧伽蓝》。

［33］参《管锥编》第一册，第 320 页。

［34］周氏论文原系以英文刊载于《哈佛亚洲学报》第八卷（1945 年）第三、四号上。中译本题改作《唐代密宗（Tantrism in China）》，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7 月版。

［35］《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中华书局 1993 年 2 月校点本。

［36］《宋高僧传》卷二六《慧云传》。

［37］《全唐文》卷七三○。

［38］《金石粹编》卷一〇六，中国书店影印本第三册。

［39］段成式《酉阳杂俎》，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

［40］高彦休《唐阙史》卷下。

［41］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两《唐书》无传。大约生活在肃宗、代宗年间。乾元二年（759）《进太白阴经表》称“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上表”，唐永泰四年（768)《序》署名“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可得时代之概。

［42］参敦煌研究院谢生保等编著《敦煌艺术之最》，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年 6 月版。编者持赠，谨致谢意。

［43］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44］同上。卷第十七。薛居正《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上》亦言“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济民之志，无何井溢，故未察其祸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与仆交卮谈。’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隐然出于壁间，见者大惊走，惟武皇从容而退，由是益自负。”

［45］据《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慧才俗姓王，浙江永嘉乐清人，宋真宗祥符初年（1008）获准剃度，年十三受具足戒，往四明山追随法智大师。因愚痴迟钝常持诵《大悲咒》，一夜忽梦身长数丈之清净僧人脱袈裟覆于其身，次日豁然开悟，所闻佛法，一时洞彻。后从慈云遵式大师，日夜精勤。宋英宗治平初年（1064），居于法慧宝阁，赐号“广慈”。不久隐退雷峰塔下，日诵《大悲咒》一百零八遍，又曾诵阿弥陀佛圣号翘足仰望一昼夜。一晚梦达极乐世界七宝楼阁清净宫殿，方知净土中品是其阶位。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春，为僧俗二众千人授菩萨大戒于雷峰塔，净慈守一禅师特作《受戒放光记》。元丰六年（1083）五月二十一日坐化，时年八十六岁。

［46］严耀中《试论汉传密教与天台宗的结合》，《汉传密教》第 69、67、77页。严著《汉传密教》一书另有《宋代的密教高潮》一章缕述此题，罗列多方证据，亦可一并合观。

［47］《中国密教史》，第 365~366 页。

［48］黑水城文献中亦发现有密宗文献，如ф221 ＋ ф228 ＋ ф266R《大乘入藏录》卷上；ф221 ＋ ф228 ＋ ф226V：1.八种粗重犯堕；2.常所作仪轨八种不恭；3.大乘秘密启发；4.咒惜财不布施者诗偈并画。参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载《敦煌研究》1996 年第二期。

［49］白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代文献》，辑入《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 年 9 月，第 398 页。

［50］《文物天地》杂志（北京）2004 年第二期 89 页。

［51］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序品第一》。

［52］北凉法众等译《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三。

［53］今泰山犹立有关帝庙一所，2003 年 1 月笔者应泰山风景区管委会李传旺主任之邀，由管委会张用衡先生陪同特意前往考察。据介绍，关帝庙位于泰山南麓，自此登山始有盘道。庙踞盘道西侧，原名关帝祠，又称山西会馆。相传山西商客建祠祀关羽，创建年代无考，明清拓修而成。建筑群分为东南、东北、西南三组。第一组由影壁、南山门（戏楼）、戏台、配殿、拜棚、正殿等组成，为祭祀区；第二组由东门、憩厅、东厢房、过厅、西厢房组成，为祭祀休息区；第三组原称山西会馆，

占整个建筑群的二分之一，大部分已改造，今存南山门、正殿和左右配殿，现为国家文物局培训中心。整个建筑规模宏敞，筑构精美，均饰彩绘交清式墨线小点金和墨线大点金。三组建筑年代各异。第一组较早，清初又建第二、三组。1983 年重修。

［54］辑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卷五，第 586 页。

［55］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六，第 41 页。

［56］原文载冯俊杰主编《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 2002 年 1 月出版，第 16 ～ 25 页，惟错讹漏失甚多，难以卒读。复查得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辑录乾隆《山西通志》卷二百〇一《艺文》亦载节本，题目作《汉寿亭侯庙记》，后蒙山西友人张小别、景晓雄提供碑拓及摄影照片，校定此文。

［57］《涑水记闻》，中华书局校点本，第 258 页。

［58］又《邵氏闻见录》卷八，亦以狄青、郭逵、杨遂、苗授“四人者，其功业、智勇、贫贱、遇合略相似，故并书之。”

［59］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五九。

［60］可参郭汝瑰《中国军事史》第三卷第五章第二节《（宋代）兵源及兵役制度》，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 327~3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