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奥利瑞先生去世之时，尽管他是我亲密的同事，我还是没有勇气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害怕见到他的坟墓。许多人的民族主义与他所教授的民族主义不同，与我的民族主义也不同。同他的朋友约翰·F.泰勒一样，他属于爱尔兰民族的浪漫流派。莱昂内尔·约翰逊以及我自己就是以这种浪漫流派为出发点的，只要它是建立在文学、艺术和爱尔兰批评主义基础之上。如果能关心或看到老朋友的话，或许他的灵魂会接受未出席他葬礼的人的道歉吧。没能出席他的葬礼让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从他那里以及从泰勒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我看来，泰勒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演说家。理想的爱尔兰，或许以此为出发点，幻想中的爱尔兰，我就是在为这样一个爱尔兰而努力奋斗。本质上，那种理想的爱尔兰就是他们的爱尔兰。他们是最后一批提到理解生活和民族性的人。格拉顿这一代人加深了这种理解，他们读荷马的作品，读维吉尔的作品；戴维斯这代人也加深了这种理解，他们受马志尼的理想主义的影响以及中世纪欧洲革命家的理想主义的影响。

奥利瑞参加了芬尼亚运动。我们都知道这场运动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他相信这种运动对人们的品性有好处。他因参加了芬尼亚运动而受到长期监禁，他对此从未有任何怨言。甚至到最后，在提起牢狱生涯时，他认为，正是他的罗马人的勇气让他能描述其痛苦。

如果诸多失败的预兆没有让人们泄气，那么道德记忆中人的行为价值，行动中心灵的高度，对他而言似乎比其直接结果要更重要。一个人不要因任何爱国托词就依赖或放弃他的尊严。我听他说过：“我只有一种宗教，即古波斯人的箴言：时刻准备，永不撒谎”，“人们不能以拯救一个民族为借口，去做某些事情”，“人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哭喊着拯救一个民族”，我们可能不会忘记矛盾激情中的正义，“无论是多么糟糕的事业，好人都能够为他们的正当理由而奋力拼搏”。他的朋友有着强烈且深沉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按照人们的成就把人们区分开，而是按照人们的真诚度，按照人们对直接且明显的逻辑的掌握度把人们区分开。在他看来，这种直接且明显的逻辑对于真诚是至关重要的。他也没有理解到风格或文学的真正意义，尽管他以及他的朋友都是伟大的读者，但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不可能停留在缺乏伟大性的地方，所以他们希望看到（尤其是约翰·奥利瑞）一种伟大的爱尔兰文学。当莱昂内尔·约翰逊、凯瑟琳·泰南（当时的名字）以及我开始改造爱尔兰诗歌之时，我们想要保持由格拉顿留下来，又由约翰·奥利瑞传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尽管我们的任务是在迷宫中探索新路径。我们努力创造一种比那些用英语创作的前辈爱尔兰诗人的作品更微妙的节奏，更有机的形式。但是，我们也总是努力牢记某些虔诚的观点以及高尚的心灵态度。在我们看来，只要一个民族能够用智性来概括，那么这种智性就是民族本身。如果你问一位古斯巴达人，是什么造就了斯巴达，他会回答是莱克格斯法典造就了斯巴达。许多英国人会回头去读班扬和弥尔顿的作品，正如我们会回头去读格拉顿和米切尔的作品一样。莱昂内尔·约翰逊能够将这种传统的一部分融入他的艺术中，但我不能，因为他有天赋，他能够用优美的诗歌来表达他的政治思想，这也是我所缺乏的。另一方面，我一心想着爱尔兰（他有其他兴趣），我从阿林汉姆和沃尔什那里获得了对乡村招魂术的热情，从弗格森那里获得了对英雄传说的兴趣。与此同时，阅读欧洲文学作品，在爱尔兰创造我的表达的象征符号。一种强烈的思想经常浮现在我脑海。主要是受到威廉·莫里斯个人的影响，我梦想着强化爱尔兰人的仇恨，直到我们带着爱国主义激情，像莫里斯和罗斯金那样去仇恨某些事物。米切尔已经将从卡莱尔那里得到的仇恨全部倾倒出来，融入爱尔兰人的血液中。

卡莱尔的仇恨更早、更深。我们难道不是一个有着古老勇气，完整无缺的土地，自我奉献精神这种原始天赋的可怜民族吗？罗斯金和莫里斯徒劳地耗费精力，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激情来实践他们的思想，但是在对每一种寻找的思想和行动的大众记忆中，留下了完美的激情和先例。或许，要找到一种能够将乡村招魂术改变成一种理性信仰的事物，这是可能的。这种理性信仰的能量会影响其他事物。例如，在弗雷德里克·迈尔斯的作品中出现的一种达到类似高潮的新招魂术哲学中去寻找，在对无数微不足道的人的调查中去寻找。一种新信仰似乎到来了，它非常简单、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是，能够融入世界的普通景物中，这样它就能让所有人情绪激昂，将人从数千年的顺从和复杂性中解放出来。为了那场伟大的战争，我们要在爱尔兰将我们古老传统的铁砧铸造成一把新剑。那场伟大的战争最终会重新建立起一个古老、自信、快乐的世界。我一直致力于这种想法，即建立各种学会。但是，我很快就会鄙视某些学会，还有一些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被我鄙视。我一边是在恶作剧式地以及嘲笑般地旁观；一边又在说着越来越不真实的话，就好像心灵态度变得越来越局限，越来越困难。毛德·冈女士仍能用她的美貌和真诚，吸引贫民窟中的人们出来，对他们讲“我们的祖国爱尔兰头上戴着星星编织的王冠”。渐渐地，她所参加的政治运动很难建立在任何持久的事物之上。这些政治运动满足于攻击微不足道的个人和事物。所有运动更多的是由他们所憎恨的事物联系起来的，而不是他们所热爱的事物联系起来，因为爱将所有运动区分开，使其个体化，使其平息下来。文学的出发点就是这种唯一的运动，这种高尚的运动憎恨伟大和持久的事物。有着旧传统的人都有着某种贵族气质，但是我们同第一种心态对立，尽管不是很强烈的对立，这种心态没有对格拉顿那代人造成影响，也基本不存在于戴维斯那代人中。它在曾经充满了美好记忆的古老爱尔兰上建立起了一个新民族。

我记得，我二十岁的时候，在我从青年爱尔兰学会回家的路上，同人争论过，有着神圣教会的爱尔兰不可能创造像彭斯这类民主诗人，尽管它不止一次地尝试，但是从长远来看，爱尔兰的天才将会是主张贵族政治的、孤独的人士。这样的爱尔兰时刻准备引导智性事物——约翰·奥利瑞多次提到过这种积极性——还有对中立和未完成的争论的拉丁式憎恨。无论何时我认识了某位老农，我都会听他们讲故事传说。故事传说源自想象，这种想象能更深刻地理解荷马的作品，而不是《佃农的周六晚上》或《高地玛丽》。这种想象是一种远古想象，在这种远古想象中，一切都是长期积淀的结果。我相信，精致文学的创造者仍能获得激情和主题，不过他对此思考很少。我想，所有最美丽的玫瑰花都被移植到了这种年老而破败的花梗上。

2

在火焰和洪水前战栗的人，

穿过满天繁星的风；

让繁星中的风、火焰、洪水

覆盖并隐藏，因为他与自豪、高贵无缘。

三类人创造了美好事物。贵族阶级创造了美好的礼仪，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远离对生活的恐惧。农民创造了美好的故事和信仰，因为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也就没什么可害怕的，因为上帝让他们无所畏惧。所有这一切都回到一种悠久的传统，因为没有恐惧，所以他们可以保存他们喜欢的事物。总是忧心忡忡的其他人基本不能拥有什么美好的事物。他们总是在改变，因为无论他们做什么或者拥有什么，最终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他们基本没有信仰，任何事物在他们那里都是目的，他们理解不了你所说的：“一切最有价值的事物都是一无是处的事物。”与花朵相比，他们更喜欢花梗。他们认为，绘画和诗歌之所以存在，或许是因为教育；爱之所以存在，或许是因为需要生孩子；戏剧之所以存在，或许是因为忙碌的人们需要休息；假期之所以存在，或许是因为忙碌的人们需要继续忙碌。他们一直害怕，甚至憎恨有实际价值的事物，因为价值有可能像火一样，会突然烧掉他们的生活之书。在生活之书中，世界由密码和象征符号呈现。他们首先害怕不虔诚的快乐和无益的悲伤。在他们看来，那些被地位、贫穷或艺术传统解放的人们，都非常可怕，就像是一种眼睛不能承受的炫目之光。他们强烈抱怨那种戒律，即如果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地做想做之事，我们就可以付诸行动。他们认为自由是世界上微不足道的事物。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与自己思维方式相似的人，我们就必须回到塔楼式的墙；回到法庭；回到有很多岩石的地方；回到小城墙包围的城镇；回到弄臣身边，就像查尔斯五世的弄臣，他利用死亡来制造欢笑；回到病中的吉多贝多公爵，或者正当年的弗雷德里克公爵身边；回到某类人身边，他们知道如果不是为了思考或兴奋而活着，那就不要活着。

当然，如果诗歌很悲伤的话，那我们不能喜欢这种高贵之事，淡淡的爱的诗歌；只有当我们喜欢一件事，能够以此为伴，我们才能表明我们对它的控制力，才能拥有足够明澈的能量心灵。布莱克写到，熊熊烈火和毁灭之剑都是永恒的一部分，这在人类看来非常伟大。只有在这些事物之前，在诸如特里斯坦和伊索尔特的爱之前，在高贵或被奉为高贵的死亡之前，自由心灵才允许自己拥有短暂的悲伤。或许，我们可以摆脱余下的一切：阴沉的愤怒，庄严的美德，工于心计的焦虑，悲观的怀疑，缥缈的希望，然后在快乐中重生。因为在纯粹的悲伤中有着屈服，所以我们会对比我们伟大的事物感到悲伤，不要太快承认其伟大性。那些不如我们的事物让我们感到快乐，因为纯粹的快乐掌控并孕育着一切。因此，到了世界末日，能量会欢笑，智慧会悲伤。

3

在生活中以及在艺术风格中，礼貌和沉着就是自由心灵的明智印象，因为二者皆源自万物的精心塑造，这些事物无论情感是什么，都不会被卷入困惑或枯燥。无论何时，日本人总是拿英雄行为来说礼仪。一位作家可以从他的生活中获取思想，这样或许就能锤炼他的写作技巧，这样的作家或许会发现，在日常礼仪方面有比他更优秀的人。他会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的特点是言辞和论点中带有高贵血统。他的确是礼仪标准的创造者，因为他如同某位神秘的朝臣一样，能够知道古代记录。神秘朝臣从时间的腰带上偷走钥匙，在他喜欢的金碧辉煌的古代宫殿里漫游。

有时，他或许能得到许可，戴上丑角的系铃帽，或者甚至拿着疯子的稻草，但是他从未忘记过随身带着印章和签名。他总是有着有教养之人的自由，从小就培养文字的鉴别力，这让他能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主题，不像亚麻布制品商，他们总是被迫在谈话中保持严谨。如果他不自由，那谁应该自由？他人没有一种持续的、从容的、自我愉悦的幸福——风格，“文学中唯一永恒的事物”，正如圣佩韦所说，一种仍未耗尽的能量，毕竟，论点或故事需要；在实现当即目的之后，一种仍完整的快乐——把这融入最个人、最固执的激情中，使文字、声音、事件变得理想化。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之时，就是玩弄力量之时，这是手艺人和他的手艺之间的秘密。这与他的本性密不可分，以致他让它占据了主导地位情感的绝大部分；这也与死亡密不可分。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最后的黑暗向他们靠拢之时，他们会表现出狂喜。这种狂喜呈现在战败的世界面前，一半是悲伤的自我屈服，一半是最后玩弄并嘲笑胜利之剑。

在逻辑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就像安排文字，就像采用夸张、讽刺、让人惊讶的手段那样，事件的安排也被设定在那里了。这一切仅仅是有必要设立而已；而不是在于循环重复的必要性，这一切让人陷入自得其乐的自由中：就好像是浮在杯中的泡沫，就好像是马头上让人愉悦的长鬃毛，就好像是牧场上开屏的孔雀。如果它神志清醒，非常谨慎，意识到对于所有人而言，揭人伤疤是十分恼人的，就好像在喜剧中一样，喜剧比悲剧更让人伤心，我们把它称为幻想。这种快乐，由于它必定总在创造和掌控，所以仍然掌控在艺术家手中以及艺术家的口中。但是，在艺术家的眼中，它则是进入了一种对不能挽回的伟大事物的顺从而悲伤的冥想中。通过创造与自己相似的事物，以及通过在纯粹冥想中浮现在眼前的不同事物，他从一群人中脱颖而出。或许是他的敌人或他的情人或他的事业让他一直在做梦。当然凤凰能在熊熊燃烧的鸟巢中浴火重生。但是，一切憎恨和希望都在梦中消失。如果他的情人炫耀歌曲或他的敌人痛恨歌曲，那这既不是赞美也不是痛恨，而是筑造神圣鸟巢的小枝很难燃烧。这些诗歌或许能让他的情人像海伦那样出名，或是让他的事业成功，不是因为他一直是仆人，而是因为人们喜欢尊敬并记住一切为冥想服务的人。

为记忆中查尔斯的王国以及曼威的诗歌而战斗，甚至为之奉上自己的性命，这是更容易的事情。但是，一切奉献的热情都是产生奇迹的纯洁土壤中不纯洁的因素。雅典的泰门冥想了他自己的死亡，指定他的坟墓要建在发洪水的海滨边上。克娄巴特拉把毒蛇放在她胸口。他们的语言打动了我们，因为他们的悲伤不是在于对坟墓或毒蛇的悲伤，而是对所有人类命运的悲伤。那种塑造的快乐让悲伤保持纯洁，就好像它在保持爱或恨的情感那样。艺术的高尚在于矛盾对立面的交织融合，例如极度悲伤、极度快乐、个性完美、没有个性，汹涌澎湃的能量，异常的平静。塑造的快乐红玫瑰在十字架两条横木交汇点绽放，在凡人和神，即时光和永恒，相会处绽放。没有哪个新人会摘那朵玫瑰，或是发现那个相会地，因为他会了解他自己，掌控大师们经常说的开放式语言，带着对类似事物的遥远记忆。甚至光有知识都还不够，因为良好礼仪所需要的“无所畏惧”的卡斯蒂廖内的观点也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种要素，他会感到沮丧，他最好还是回归他的事业。

4

第一次见到约翰·奥利瑞，任何一个有着智性抱负的年轻天主教徒都会用青年爱尔兰学会的诗歌满足他的想象。甚至是那些不那么有名的诗人的诗歌，青年爱尔兰学会以及其他学会都会对它们进行热情解释，并庆祝那些诗人的生日。我所属的作家流派努力将自己建立在这种诗歌的主题之上。我们头脑中所想的绝大多数是，借助不屈不挠且富有激情的批评主义，努力延续爱尔兰文学中更富想象力的传统。我想，是我们的批评让克拉伦斯·曼根成为青年爱尔兰诗人的领头羊，与戴维斯并驾齐驱；塞缪尔·弗格森位居第二。塞缪尔·弗格森去世时，其诗人的身份还不为广大人民熟知。我们，尤其是我，对诗歌的攻击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即使到了今天，我仍难以想象这种不满。有些诗歌将其地位归因于其世俗或政治价值，受到批评。我们的诗歌也反过来遭到了攻击，不是针对我们特有的事物，而是针对整个世界所普遍接受的诗歌，尤其又体现在攻击其缺乏修辞，其拒绝宣扬教义或是考虑一项事业的看似必要性。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明白了对立是非常自然的，富有诗意的。这表明大多数人用独特诗歌能唤起某种高尚的感情；或者相信，我们在攻击诗歌的时候，并没有误解感情。我刚在报纸上读到，查尔斯·加万·达菲爵士在病榻上背诵他最喜欢的诗歌，其中一首是青年爱尔兰学会的爱国诗歌中最糟糕的一首。脑海里突然想到，同我们流派对立的流派把他尊为他们的领袖。我在锡耶纳的时候，有注意到拜占庭式的风格不顾圣母马利亚的风格，持续存在于好几代人中。在它屈服于一种更加自然的风格之后，不顾被人讨厌的圣人和殉道者的风格。激情越来越适应那些偏激和狭隘的视角，它们几乎就是日本人的风格，变得越来越适应那些憔悴的面容。激情会认为它是对改变的亵渎。如果完美的爱国者约翰·奥利瑞不支持我们的话，我们很有可能找不到听众。对他而言，一位作家不能创作拙劣作品，或是无视大师在幻想的或真实的事业中的榜样，就好像他不能为此而撒谎或变得歇斯底里一样，这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一种新的智性生活会开始，就像青年爱尔兰学会那样，不过要更加深远，更具个性。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让人们接受一些简单原则，新诗人和散文作家将创造一种永恒的作品。我认为，我比约翰逊盲目，尽管我是从他的诗歌来评判这一点，而不是从我所记得的他的谈话来评判。他从未谈论过他的想法，不过这在牛津大学，在他那一代人那里是非常寻常的。他也从未谈论过事实以及对生活的直接印象。在其他人看来，这种做法就是一种姿态，一种对中世纪那种无序的肤浅反应。但在他看来，这就是固有生活。他就是一个十足的传统主义者。他收集过去的短语、情绪、态度、不被人喜欢的观点，不是因为它们的不确定性，而是因为它们让心灵处于不断变化和躁动的状态。他用另一种更伟大的传统来衡量爱尔兰传统，很快就感觉到二者的巨大差异。

但是，在很多时候，它们似乎就是他想象中的事物。纵观爱尔兰的诗歌，爱尔兰用伟大诗人的声音向他述说。在《死气沉沉的爱尔兰》

中，她仍是完美英雄主义之母，不过随之而来的是质疑：

他们的确在忏悔

他们离去，你的骑士精神，

那些悲伤而高尚的道路

这可能吗？

在献给约翰·奥利瑞的著作《战争之路》中，他拒绝接受这种信仰，即认为英勇爱尔兰只不过是一场梦：

一场梦！一场梦！一场古老的梦！

在和平来到因尼斯菲尔前，

某片土地上的武器必定在闪光，

某种燃烧的火焰点燃了盖尔人。

那片土地可能就在太阳底下，

对于步行中的主人非常有吸引力：

在思想范围内的那片土地被征服，

全副武装的人们竭尽全力：

通往忠诚因尼斯菲尔之路，

带来武装真理的威严和威慑，

必定战胜

永恒秩序。

我认为，我们都没有看到，古老的浪漫民族主义消失，年轻人变得不乐意去他们所相信的文学中找寻快乐，因为人们不再相信会有武装叛乱。诗意的悲剧以及一切更加严肃的文学形式，失去了它们对其他国家人民大众的控制，因为生活变得安定。喜剧感是和平时期的社会纽带，就好像悲剧感是战争时期的纽带一样。喜剧感已成为大众艺术的创作灵感，我对此十分清楚。但是，我认为，危险的记忆以及危险的现实有时候似乎非常接近。它们会长期存在，给爱尔兰富于想象的机遇。我不能预见，一个新阶级会改变爱尔兰运动的本质。

该阶级已开始在帕内尔的庇护下逐渐掌权。爱尔兰运动不需要长期的巨大牺牲，也不会给个人带来任何巨大风险。爱尔兰运动能在没有特殊人物存在以及没有那些心灵活动的情况下开展。那些心灵活动是建立在特殊时刻基础之上。约翰·奥利瑞大量地思考同农民党开展的徒劳斗争。他认为这种斗争就是改变的根源。但是，悄悄潜入獾洞的狐狸并不是来自那里。权力落入小店主，职员，某个阶级（在约翰·奥利瑞看来，准备向他人的权威屈服的阶级），某些人（摆脱农民传统，不了解文明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由于贫穷、无知、迷信的虔诚而屈服于各种恐惧的人）。马到成功，直接效益，成为一切。

那些为了某项事业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们有这种信念，像奥利瑞和马志尼这样的人有这种信念，所有富人也有这种信念，即他们相信生活高于事业。这种信念消失了。我们艺术家不是任何事业的仆人，而是纯粹赤裸裸生活的仆人。我们凌驾于一切高贵生活之上，在那里欢乐和悲伤是一体的，即伟大时代的缔造者。我们这样的艺术家同欧洲其他地方的艺术家一样，主张个性。爱尔兰的伟大时刻已经过去。

爱尔兰没有用大酒瓶来装甘甜美酒。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陶罐装得满满的，以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冬。

19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