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的为人处世经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厚黑经。

即便是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他也处处耍手腕，时时设机关，显露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诡异心计。

1. 动真情，才有义举

１９１６年１月２２日，陈其美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苏浙皖赣四省总司令，他便积极谋划在上海和江浙两地发动讨袁斗争。在孙中山的督促下，他曾打算在４月１２日夜１２时举事，因袁军防范严密而未果。同时他又策动江阴独立，派蒋介石协助杨虎夺取江阴炮台，还攻下了吴江、盛泽，后因孤立无援而败退。４月下旬他又派夏与屿为浙江司令官往杭州举事，因事泄露，夏被捕而就义。

这时，蔡锷领导的护国军节节胜利。４月２７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亲自主持讨袁斗争，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国人起来进行反袁斗争，“除恶务尽”，并指出“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要永远铲除帝制。他宣称：“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贼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已放弃了中华革命党独占政权的政治路线，愿与各方合作讨袁，而以恢复临时约法为最低限度的要求。这对于陈其美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他亟欲迅速打开局面。

革命活动需要大量款项，但革命经费奇缺，陈其美已有几次起义的计划因经费无着而告吹。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筹集经费的各种途径。当时袁世凯一直在用金钱诱惑陈其美脱离革命，曾汇款７０万元至沪，派人贿赂陈出洋游历，为陈所拒。袁党分子视陈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便利用他亟欲谋款的急切心情，设计了一个圈套：由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等人假装开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勾结叛徒分子李海秋，由李去对陈其美说，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预备向日本人抵押一笔巨款。如果陈其美能从中介绍签约，就以借款的十分之四来资助革命。求款心切的陈其美，没有仔细考虑就同意了，约定５月１８日下午带合同底稿来签字。到了那天，李海秋便带了许国霖等人来到萨坡赛路１４号陈的寓所。大家刚刚坐定，李海秋推说忘了带来合同底稿，要回去取，李海秋一出门，就进来两个凶手，拔枪向陈其美射击，陈头部连中数弹，当场身亡。

陈其美殉难后，蒋介石闻讯赶至现场，抚尸恸哭，悲痛至极。

此时还是袁世凯统治的年月，许多人不敢公开露面。陈其美暴尸于此，令人惨不忍睹。次日凌晨２时，蒋介石毅然将陈的遗体移至蒲石路新民里１１９号自己的家里，然后用巨款购置了一具棺木，２０日午后入棺成殓。他写了一篇十分哀痛的祭文说：

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词乎？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词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

他表示：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业，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谶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

这篇祭文虽不算优秀，却动了真情，蒋介石概述了他与陈的十载相交，表述了继承遗志以竟未成之业的决心。

就在陈其美被害的第１９天，元凶袁世凯突然不治身死，武装反袁不战而捷。在陈殉难的第８５天——８月１３日，革命党人在上海隆重举行了“陈英士暨癸丑以后殉义诸烈士追举大会”。在他殉难一周年之际，他的遗体由上海归葬故里湖州，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都写挽联哀悼，蒋介石也写了一副挽联说：

天道无知，苦思公十年旧雨。

中原多故，乃环汝万里长城。

【点悟】 陈其美是蒋介石一生最大的恩人。当年蒋介石出国留学，对革命还茫然无知，正是陈其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引导他投身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及后来的反袁斗争中，又是陈其美处处给他以指点帮助，并向孙中山着力引荐了他，这使得蒋后来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和重用。

北伐后蒋介石跃居国民党领袖地位统治中国２２年，对于陈其美早年提携、重用之情没有忘记。对于陈其美，蒋介石是动了真情的，以后他对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倍加宠信和重用，对陈其美的遗孤悉心照顾和抚育。这一切都是出自于对陈的感恩之心。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冒死收尸。在祭陈其美的文中动情地说：“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这些全然是出于一番真情。

蒋介石待人冷漠、无情，有这番“义举”，可以说是“动了真情”的缘故。也是他取得统治地位的原因之一。

2.偶尔作秀，引人注目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南京自立门户，为装点门面，使之正统化、合法化，他上任伊始，一手继续高举“北伐”旗帜，另一手打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号。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的屈辱见证与沉重枷锁。废约要求肇端于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向大会提出“希望条件”七项：（一）废除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主。但是，这次列强的分赃会以“此问题不在和平会议主权之内”为由加以拒绝。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再提上述要求，也无结果。１９２４年５月３１日，顾维钧与加拉平以中苏两国外长身份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确开中外平等订约之新纪元”，由此而引发了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巨大浪潮。孙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言，表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受到全国一致响应。但是，中国历次收回主权的努力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南京政府成立后，外交部长伍朝枢就任时宣布要取消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平等地位。后又宣布以“正当”手续取消旧约，另订新约。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关税自主问题，借此增加收入，解决财政困难。在政权建立后的第三天，即“决议采取攻势的外交策略，先就关税权自动地宣告独立”，为此正式发表布告：“不平等之关税条约，尤与国家之主权相背，非迅速实行关税自主，不足以跻身国际之平等”，并“决定于本年９月１日为裁撤厘金之期，同日宣告关税自主。”同时，公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国定进口关税暂行条例》与《出厂税条例》。但由于南京政权尚非全国性政府，局面动荡，帝国主义列强不予支持。９月１日不仅厘金未裁，关税自主更是无从谈起，公布的三个条例等于废纸。

１９２８年６月，南京政府第二次北伐大功基本告成，国民党即将成为中国的新统治者。６月１５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表对外宣言，宣称“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符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７月６日外交部又发布了《关于重订新条约之宣言》，声称“对于一切不平等条约，特作以下宣言：（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期满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

对于南京政府的改订新约的倡议，各国反应不一。美国率先作出反应，６月间驻美公使伍朝枢与美国国务卿凯洛洛开始会商，财政部长宋子文则在北平与美国公使马慕瑞接洽，７月２５日，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的原则，对于两国采取互惠待遇，本约于１１月批准，次年２月在华盛顿换文生效。此外，美国还同意派遣代表和蒋介石政府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蒋介石对此大为感动，在７月２５日日记中写道：“此乃美国对华政策先占一着之胜利”，希望“以言平等待我之民族，当以美国为嚆矢也。”

当时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共有十多个，即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比利时、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前６个国家为条约期满者，后６个国家为条约尚未到期者。英国鉴于中国的外交攻势，美国又已承认在先，即表示赞成修约。日本反对，其他各国大多意存观望，但最终也纷纷继美国之后与中国改订新约。由协定关税变成关税自主，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长期以来关税受外人控制的状况，有利于中国的独立与进步、此外，中国的关税收入也有了很大增加。１９２８年中国的关税收入８０００多两，１９２９年达１．１５万两，到１９３１年又猛增到２．４６万两。台湾史书称：“经过这次改订新约，八十年来所受片面协定关税的束缚，始告解除。……关税自主，便完全实现了。”尽管国民党的关税自主还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如海关总税务司仍由外国人把持，中国想改变税率仍有种种限制，如海关总税务司仍由英国人担任，但比以前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点悟】 蒋介石此番为树形象、修改旧约的做法，是其新官上任的“民心工程”。在蒋介石处人中，他虽然一贯是个不冷不热的“老样子”，但是偶尔也会“作作秀”，以标榜、显摆自己。

蒋氏虽然作秀不多，但是，在他处人经中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招式，常常也能蒙骗住许多人。

3.先下手，强拉人入伙

黄郛是个性情倔强的人，轻易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自从他再次与蒋介石合作以后，蒋一直劝他加入国民党，１９２７年春天，黄郛离南昌到九江，正要坐船赴上海，其时离开蒋介石还不过两天，忽见杨虎匆匆赶到，面交一封蒋介石的信。

黄郛打开一看，原来是黄郛的入党志愿书，蒋和张静江作为介绍人事先都已签了名，只等黄郛自签。但黄郛让杨虎将原件退回，始终不入党。

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参加者除宣誓外还要按手印，黄郛和黄兴等一批老同盟会员因不赞成这种作法都没有加入。到了蒋介石主政时期，他对国民党的组织、政治作风、政治制度都有异议，因而一直坚持自己是老同盟会员而不再加入任何党派。

对此，后来，一次蒋介石叹息着说：“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办党，我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办政，可以分工合作。无奈英士先生已死，而膺白始终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与党的政治。”语气之间透着一种深深的遗憾。

此番蒋氏拉拢黄郛“入党”之事泡汤了。

【点悟】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强拉人入伙是经常发生的事。他拉人入伙的手法很多，或用金钱，或用官位，或用人劝，或干脆软拉硬拖，如此种种，都是不顾他人意愿自己一味强人所难。他这种拉人术虽有求“贤”若渴的精神，但是却没有刘备三顾茅庐的耐心，蒋氏求“才”求“贤”，多是采取拉人入伙的简单方法，其实只是居高临下的霸王做派。此法适用于江湖术士、土匪强盗，但不适合于真正的才人贤士。

4. 喜欢奴才式的“人才”

在所有的盟兄弟当中，与蒋介石相伴最久，也最得蒋氏愉悦的当属张群。无论是黄郛还是他的其他几位兄弟虽忠于“兄弟情义”，但或多或少还与蒋有些矛盾磕碰。张群则对蒋恭顺有余，从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且从无主见，只是悉心领会蒋的意图，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因而，蒋也经常把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他去办。

１９３０年４月，张群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不久，中原大战爆发，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成为蒋介石及反蒋派各方取胜的关键。鉴于１９２８年底张群在促进张学良改旗易帜时的工作很有成效，蒋再次派张群去当张学良的说客。张群带着南京政府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委任状及巨款赶到沈阳，又一路跟踪张学良，从沈阳到葫芦岛，再至北戴河，软磨硬泡，费尽心机。张学良终于出兵助蒋，张群立了大功。

张群一生中有许多时间是在同日本人打交道。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外交，到１９３６年的对日强硬外交，张都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以至到了７０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夕，他还不顾８３岁高龄飞往日本为台湾作说客，企图阻止中日邦交。用张群自己的话说，在７０年的中日关系史上，他是“渊源最久、接触最多的一个”，“几乎是无役不从”。而每从其役，都最忠实地执行和体现了蒋介石的对日政策。

由于张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因而官运亨通。

１９４９年初，在蒋介石集团的统治行将覆灭之际，张群受命担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为挽救国民党的败亡做最后挣扎。同年底，在四川将要解放的形势下，蒋介石又想把云南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派张群赴昆明与云南省主席卢汉进行商议，遭到拒绝。当蒋介石获悉卢汉准备起义，还认为张群会有办法解决，即派张于１２月９日去昆明安抚卢汉。张到达昆明的当晚，卢汉即率部起义，将张扣留，并派人劝张弃暗投明，一起参加起义。张群回答说：“你们的起义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

卢汉终究顾及与张的旧情，１１日将张释放。张立即经香港逃往台湾。

难兄难弟撤逃台湾后，蒋介石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作了个“终身总统”，张群仍然是兄长的辅臣：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总统府”秘书长兼“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直到１９７２年５月，已届８４岁高龄才告退休。

【点悟】 张群一生受宠，这显然除了他与蒋是把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他对蒋氏忠心耿耿，又恭顺有余，全然是“蒋大哥”手下的一个忠实的“奴才”。

蒋氏处人用人，有自己的标准，其中又能办事又恭顺有余的“奴才式”的“人才”是备受宠信和重用的。这是他“武大郎开店”的用人之道。

5. 拉拢有术，巧用照片“发功”

蒋介石靠黄埔军校起家，深知维系校长与学生之间关系的重要，因而从不放过任何“培养”和笼络学生的机会，其中送照片也是不可忽略的小节目。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在浮屠关成立了中央训练团。他自兼团长，举办各种训练班，其中以党政训练班最为重要。其训练内容除军事训练外还有政治训练，主要是对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国民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做较系统的讲述，并重点灌输“效忠领袖”的思想。为期一个月训练中最重要的一节是蒋介石到团接见受训人员，一批十多人，谈话十几分钟。会见后，结业时，他又分赠每个学员一张自己的照片，上款写着“某某同学惠存”，下款是“蒋中正赠”，并盖有私章。赠送这张照片，既可给学员造成深受宠幸之感，又可使其能以“天子门生”到处炫耀，而更重要的则是时刻牢记要为“团长”——“领袖”尽力尽心地效劳。

与上面所说的相比，曾奉蒋介石之命在抗战期间公开投敌的唐生明手中的蒋氏照片则有着更加不同寻常的来历。

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智在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湖南省主席，抗战初期任南京卫戍司令。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时，他曾与汪精卫一起发动过反蒋运动。抗战后他与蒋介石之间也有矛盾。唐生明由于他大哥的原因也参加过汪精卫、李宗仁等人在广西的反蒋活动。所以，派他投汪，容易取得日伪的信任。同时，唐生明又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好朋友。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关系。他才被戴笠和蒋介石看中去承担一项特殊的“重要使命”，即以不满于大后方的艰苦生活为借口，公开去敌占区上海，先以住家为名，再逐步运用过去的人事关系公开和汉奸们来往，取得其信任后，再相机开展特情活动：其一，要设法掩护和营救在上海和南京的军统特务；其二，要转达蒋介石对投敌的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并进行联络；其三，要尽一切力量发展“忠义救国军”，打击新四军。得知了这些任务内容，唐生明心中暗暗吃惊：到日本人鼻子底下搞特工，担着生命危险不说，还要背着“投敌”的恶名，将来蒋介石万一翻脸不认人，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可又不敢不受命，便推托说还要和他大哥和母亲商量一下再说。可他话音刚落，蒋介石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唐生智的别号）兄说明，这没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两天后，蒋介石约唐生明和戴笠去他的官邸吃晚饭，席间，送给唐生明一张他与宋美龄的合照，上面亲笔写着“唐老伯母惠存”，下署“蒋中正、蒋宋美龄”和年月日。回到家里，唐生明把照片交给母亲，而这位老夫人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就是不愿意让儿子去上海。经过再三劝慰，才算让儿子出了家门。唐生明把那张照片当作护身符一样看待，整个抗战期间，都存放在他母亲的身边。

唐生明经上海到南京后，果然取得了汪精卫等人的信任，被委任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江苏省保安司令等职。１９４１年，汪伪特工发现了唐生明与重庆的联系，将唐逮捕。后来由于日本人也想利用唐与重庆进行联系，做拉拢蒋介石的工作，才又将唐释放，这倒使唐的身份和活动更公开了。唐生明可说是“圆满”地完成了蒋介石和戴笠交给他的任务，但他依然不敢对那张“护身符”有丝毫的怠慢。日本一投降，他就从母亲那里取出了那张照片，端端正正地高挂在自己家的客厅中央。此后一段时间，他常常望着这张“符”来抚平自己忐忑不安的心境：他亲眼看到过去对蒋介石立过功的大汉奸一个个被杀掉，不由不担心自己的处境，因他知道的蒋、汪、日之间勾结的内幕太多、太具体，怕也闹个被“灭口”的下场。凑巧的是戴笠这时又摔死了，他的“奉命”行事又少了见证人。加之当初投奔敌占区时，为了显得逼真，还用唐生智的名义请求通缉过他。后来，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总算是由政府发了一道命令，公布取消过去对他的通缉，又任命他当了蒋记国防部的中将部员。至此，他才彻底地松了一口气。

就在唐生明担惊受怕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忙着给那些握有兵权投靠过日伪的汉奸们吃宽心丸，将他们再度收归门下，以扩大其反共力量。１９４６年春天，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新乡视察，召集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汉奸庞炳勋、孙殿英等，除设宴招待、“慰勉”一番之外，还一起照了集体相。随后，蒋介石又坐在那里让每个人轮流站在他的旁边合拍一张，以示恩宠。庞炳勋、孙殿英等大喜过望，把他们与蒋氏的合照放大印出，分送给部属、亲友、以示炫耀。

蒋介石又宴请又照相，此番做出这种姿态，是表示不再与他们计较前事，便安心地打共产党去了，这正是蒋介石的目的所在。

【点悟】 蒋介石收买拉拢人的方法和手段有多种多样。其中，利用照片“发功”，是他的绝招之一。他以照片赠人，目的是以示关爱或亲近、信任，从而笼络人心。在蒋氏主政时期，手下的喽啰也以得到蒋的相片为荣，视之为自己的“护身符”，此也为民国增添了一段笑谈。

6. 煞费苦心，拉拢外援

１９３０年四五月间，反蒋派军队以阎、冯、桂三系为基础，编成８个方面军，分别在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四个战场同时进兵，以夺取徐州，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下游，准备一举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蒋介石对各实力派的军队，早有应变的准备。他决定，以粤系陈济棠部的第八路军、朱绍良部第六路军与何键第四路军，围歼桂、张军，平定广西，再移兵中原。调蒋的主力部队用于徐州以西的陇海战场，企图一举消灭阎、冯主力。

大战初期，反蒋军连连获胜。

８月下旬，蒋介石在平汉线加强了兵力，发起郑州会战。９月６日，蒋介石发出总作战令，陇海、平汉两战场同时发起了总攻击。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冲杀，准备与阎军协力作背城一战。但是，阎此时已失去作战信心，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军陷于孤立境地，反蒋联合阵线出现了严重危机。

在中原大战酝酿的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谢持、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虽都站在阎、冯一边，结成反蒋联盟，但在由谁来领导成立党的机构是合乎“党统”的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故反蒋的党政机构未能迅速建立。１９３０年５月，汪精卫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解决纠纷，７月１３日在北平召开了扩大会议预备会议。８月７日，由汪精卫主持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宣告、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等文件，推选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７人为扩大会议常务委员，推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等７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以阎锡山为主席。９月９日，阎、汪、谢在北平宣誓就职，冯、李也在所在地宣誓就职。然而由于战场上的突变，军事吃紧，汪、阎的好景仅为一枕黄粱。

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与阎、冯等都在争取张学良，但张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想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他采取多种办法，决心把张学良拉到南京政府一边。

第一，他命令南京政府的代表，一定要盯住张学良不放，张走到哪里，蒋方代表就跟到哪里。

第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收买。

第三，企图分化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其内部扶植代理人。

第四，请出英国、法国公使做说客，劝服张学良支持南京政府。

在蒋介石多种方式的冲击下，张学良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最后，他从东北军的利益出发，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通电，站到了蒋介石一边。随即张学良派东北军１２万人入关，阎锡山按照东北军事先通知的时间节节退兵，东北军仅用１０多天时间就迅速占领平、津，接收平、津和河北省政府。

张学良出兵华北，使内部矛盾重重的反蒋阵线，顿时乱成一团。在北平的扩大会议代表，此时不知所措；阎锡山采取应急措施，企图保存实力；冯玉祥所部仍在陇海战场与蒋军苦斗，此时却对西北军已失去控制权，各军投蒋、奔张各行其是。反蒋阵线面临崩溃的境地。扩大会议派在汪精卫的率领下，逃离北平去太原。

１１月４日，阎、冯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宣布下野。汪精卫一伙在天津租界里又炮制了一篇宣言，说明扩大会议的始末和他们以后的打算，其实质是汪向蒋呈递的一份讨饶书，扩大会议派于是彻底垮台。

至此，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反蒋联盟，与蒋介石较量了７个月之久，终于以蒋介石的胜利，反蒋派的失败而告结束。

【点悟】 要想得天下，必先得中原。蒋、阎、冯、桂一番厮杀，好一番“征战”！两方势均力敌，一时间硝烟迷漫，为求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求助张学良，终于取得中原大战的主动权。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单靠自己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在力量不强大时，蒋介石往往“动脑筋”借他人之力，拉拢有实力或有名望的一方到自己的大旗下，以外援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是他在权力斗争中处人的“绝招”。

7.用人用其“长”，知人“善用”

蒋介石用人很能用在刀刃上，充分发挥手下的长处。

唐纵，字乃健，湖南省酃县人，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时就有“小报告”之称。在受训期间，他就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反映。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

唐纵黄埔毕业后，蒋介石便把他留在身边搞特务活动。１９３２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派唐纵帮助戴笠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

１９３３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开秘密会，问唐怎么办。唐纵便按照戴笠的做法，让其用秘密逮捕办法处理。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酆悌奉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纵被任为副武官，随酆去了德国。蒋介石派酆悌、唐纵去德国的目的，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国人民的统治办法。

唐纵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蒋介石和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他的这些意见很重视，先后在浙江警官学校本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几十人去学习。后来戴笠推荐吴迪宪担任京沪、沪杭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入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德国法西斯特务的做法。戴笠自己也说过：唐先生对我们发展组织有过不少的贡献，在团体中不但是元老，也是有功之臣，大家应当很好地尊重他。

唐纵从德国回国后，又回特务处。虽然这时唐纵的任务和以前的还是一样，但是官衔上多了一个“长”字。因为唐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任书记，戴为了尊重他，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特务处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１９３６年春夏间，唐纵为了宣传德国法西斯的一套东西，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举行讲演会。戴笠和不少教职员都去旁听。唐纵仔细介绍了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这是过去许多留苏学生没有讲过的。在场的特务们对唐的讲话都很感兴趣，戴笠也是不住地点头。唐讲完后，戴笠上台讲话时，要求在场的人务必学习这种“忠于领袖”的精神。

唐纵以后在许多集会讲演时，多次谈过这一类的情况。他说，德国特务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不惜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一些有怀疑的食品，特务们先尝，看会不会中毒。为了防止敌人谋害希特勒，特务们除了仔细检查准备去的地方，还先去坐坐准备坐的椅子，睡睡床铺。有次果然发生爆炸，死了几个特务，而希特勒却安然无恙。

唐纵在讲演中，还介绍了德国特务网罗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充当他们的助手，从四面八方监视反希特勒的人士和德国人民的情况。使听众最感兴趣的事，是德国如何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来为特务工作服务的问题，如秘密照相机，检查书信的紫光灯，电器窃听装置，以及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先进的痕迹学、指纹学，等等。当时一贯用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听了这些“珍闻”，莫不被其吸引，如获至宝。以后戴笠不断想法弄到这些东西，抗战前只买到几部秘密照相机、一架紫光灯；直到抗战期间，才由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供给一些设备，满足了他多年的愿望。

唐纵每次讲演后，听众还问他许多有关德国特务的情况，他都一一作出回答。后来军统按照德国的那一套法西斯特务做法开展特务活动，唐纵尽了很大力量。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将军统局交给戴笠。这时，蒋介石感到他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此时，唐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身边搞过这项工作，这几年忠心耿耿又出过洋，又是长期在特务机关工作，蒋介石将唐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再度到蒋的身边工作，比过去更加卖力。

抗战期间，蒋介石逃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４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６个组，唐纵被提升为第６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唐纵的一切言行，总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地埋头在他办公桌上，对每一件送给蒋介石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署意见并整理得井井有条。１９４３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唐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外，还指示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店购买５０００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他还规定各个训练班都要把这本书列为必读课本。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这本书，说这是“挽救”中国和“振兴”中国的“法宝”。

唐纵经常在重庆特务训练班作“精神讲话”。许多特务学生都希望听到他在蒋介石身边主管的业务情况，可是他在这方面却讲得极少。在他口中，往往把这个独裁者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圣人”。他总爱讲他所亲自见到蒋的许多小事，用来证实他讲话的正确性。比如说蒋如何“谦恭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把蒋对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情况举出作为例子。他说到蒋如何“英明伟大”的时候，便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拉这个打那个的种种计谋作为例证。

唐纵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他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很得意地说过，有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大发脾气。唐便从他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看，曾受到蒋的称赞。唐认为这是写日记的好处。

唐纵为了讨好蒋介石，对蒋的两个儿子总是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每到重庆，唐纵总是和戴笠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作陪时，唐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唐，唐纵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唐还在家中准备酒菜，单独招待一番。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一次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用很严厉的口吻责备，一再叮嘱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类事件，说无论如何不能得罪这个人，否则会影响到军统的工作。

随时间变化，唐纵在蒋介石那里越来越得到信任，自己的羽毛也越来越丰满。

１９４５年冬，蒋介石下令撤销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主管全国情报工作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

１９４６年２月间，唐纵被蒋介石任命为内政部政务次长。

１９４６年７月，蒋介石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

【点悟】 古人云：“人之用才，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寻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因此，因才施用十分重要！

唐纵善于背后搞小动作，打“小报告”，蒋介石便留在身边专门搞特务工作；当发现他对自己忠心耿耿，工作上“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又调他为侍从室参谋；以后唐纵的每一次升迁，几乎都是与蒋介石“发现”他的长处分不开。蒋介石用人用其“长”，恰到其位，可说是“知人善用”，因此，在他的手下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人才”云集，并且杀人的杀人，放火的放火，“各司其职”，把偌大的中国搞得乌烟瘴气。

8.拿人手软，金口大开

马步芳原是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时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九师师长，１９３３年，扩编为新二军，但蒋介石只给番号，并不发饷，目的是为了控制地方势力的发展。为了向蒋介石索要军饷，马步芳组织了一个“要饷团”去南京。他们到南京后，经多次申请，蒋介石才答应接见十分钟。因他们是远道而来，再延长五分钟。见面后，蒋介石东问西问，故意消磨时间，关于要饷之事，蒋介石只是含糊地答应：“斟酌以后再说。”时间一到，蒋介石就起身送客，弄个无结果而退。

要饷团在南京活动数月，军饷还是没有要到。这时，从青海给驻京办事处运来２００匹骏马，他们就以给蒋介石祝寿为名，将马献上。军政部派人收了马，发给一些饲养费，军饷仍无着落。要饷团再次研究，认为蒋介石还是收礼的，只是２００匹马的礼物不对路。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弄来十几张海龙皮，做了一件皮大衣。这种海龙皮，毛色黑而褐黄，价格十分昂贵，而且很难买到。他们又多次托人，才把大衣送到宋美龄手中。

几天之后，军事委员会通知要饷团说：“奉委员长谕，明日上午１０时，青海代表由朱培德厅长代见。”

见面后，朱转达蒋意说：“年度预算已过，今年不可能照准，但已列入下年度军费预算。你们远道而来，留京日久，可拨给临时费１０万元。”

要饷团终于圆满而归。

【点悟】 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蒋介石也不例外。

在处人之中，他并不是一个在金钱前面“刀枪不入”的人，一旦收了人家的东西，得了人家的好处，他也“嘴短”、“手软”。

9. 不能两全时，选择其一

蒋介石有两个儿子，次子叫蒋纬国，年轻时毕业于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蒋介石特地让他追随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学习军事。蒋介石的这一安排，就是想让蒋纬国来执掌军队以辅佐大哥蒋经国，实现他经文纬武家天下的梦想。

为此，蒋介石培养蒋纬国，却并没有让他进自己最得意的黄埔军校，而是把他送到远在欧洲的德国学习军事。

１９３７年，蒋纬国到德国，先在德国山地步兵师第９８团入伍，自上等兵一直干到连长，然后，才进入德国著名的陆军明兴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仍然在德军服役，他曾参加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和捷克的战役。１９３９年，蒋纬国离开德国赴美，又先入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受训，继而来到了装甲兵中心学习。１９４０年１１月返回国内，抗战结束后，他以３３岁的年龄，出任蒋军装甲兵少将副司令兼参谋长。从蒋纬国的军事学历和才干来讲，在蒋军将领中应堪称上乘。到台湾后，蒋介石为了更好地控制军队，任命蒋纬国为“装甲兵司令”。但是，由于蒋纬国与黄埔系和政工系都无缘，蒋介石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决定在两个儿子中择一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两下权衡比较，他把自己的接班人太子选定了大儿子蒋经国，以后，他便一直没有再提拔蒋纬国。

但是，从未打过一次仗的蒋纬国，却在军队中迅速扩张势力。

蒋纬国的主要靠山是宋美龄。因为宋美龄同英美的渊源甚深，所以她对在苏联长大的蒋经国有种种不满，于是把自幼受西方教育的蒋纬国视为已出。１９４８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得罪了孔宋豪门，宋美龄请出蒋介石“训子”，使蒋经国大扫颜面。

逃台之后，蒋介石、蒋经国、宋美龄都大力发展个人势力。当时官场有一妙比：称走老蒋路线为“内科”，走宋美龄路线为“妇科”，走小蒋路线为“儿科”，走美国人路线为“外科”。若想过官瘾，舍此“四科”无门。

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宋美龄为了表示支持蒋介石“传子”的大计，也渐渐退出权力核心。这样，蒋纬国虽在军中，但是，一直没有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相反，为建立蒋家王朝时，蒋介石一直把蒋经国作为太子大力培养，蒋纬国也渐渐退居次位了。

【点悟】 “中华民国”在蒋介石之后只能有一个继承人做惟一的“总统”，蒋介石不可能让两个儿子全上，两者不能全时，他只能舍一取一，选择了长子为继。

在处人之中，当遇到鱼和熊掌两者不能全时，他常是舍鱼而取熊掌，择优选择一个。他此种处人之法虽有些为难和无奈，但是，他的这种“择优”处人之道却使他“大受其善”，多年后，他的大儿子蒋经国继承他的衣钵，延续了蒋氏王朝的残喘之势。

10. 对别人在自己面前称大，不高兴

１９４２年元旦，联合起来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２６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宣言，声明一致对抗德、意、日，决不与敌单独媾和。中国排在签字国的第４位，成为华盛顿联合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１月３日，盟国决定单独辟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罗斯福建议由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蒋介石感激不尽，为此，他请求美国委派一位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不久，美军参谋长马歇尔推荐其老部下、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了蒋介石的参谋长。

史迪威是一个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的美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深谙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有１２个年头是在中国度过的。

史迪威生于１８８３年，１９００年考入美国西点军校，１９０４年毕业后任陆军部少尉，前往菲律宾服役。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３日至１２月９日，史迪威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后到了上海、广州。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３年，史迪威少校以美国驻华第一陆军语言军官身份来到北京，学习中文。史迪威在天津任美国军驻天津第１５步兵团的一个营长时，同马歇尔中校成为好朋友。１９２９年４月，史迪威以研究东方问题权威的身份回到美国。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９年，已经是上校的史迪威再度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并在这次离开中国前升为准将。在任美国驻华大使武官期间，史迪威曾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专程去陪都重庆拜会了蒋介石，同蒋介石夫妇会晤了１５分钟。史迪威记载说，这次会晤“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是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蒋介石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

１９４２年３月３日，史迪威飞赴重庆途经缅甸北部要冲腊戍，正遇蒋介石夫妇由昆明乘飞机来腊戍视察缅甸战线。史迪威到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波特酒家拜会了蒋介石夫妇。蒋介石对史迪威表示欢迎，但只简单地谈了几句就分手了。

３月６日，史迪威在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说明其来华职责共有六项：一、美国总统的代表，二、驻华美军司令官，三、驻华空军司令官，四、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五、滇顷路监理官，六、中国战区参谋长。

在蒋介石面前，史迪威突出强调他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轻描淡写地谈他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职务，提出他要全权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史迪威的傲慢神气，使蒋介石很不高兴。

史迪威走后，蒋介石一人独坐会客室内，面部阴沉难看，久久沉默不语。

【点悟】 蒋介石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人，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比谁都“大”，因此容不得别人在自己面前摆架子，耍派头。史迪威此番便犯了蒋介石的忌，结果，本来“中美友好”的氛围马上埋下蒋史之间难解的芥蒂，以后蒋氏与史氏争权夺利展开了一系列的较量。

在处人中，蒋介石是容不得有人在自己面前称大。但是偏偏有些狂妄之徒在他面前傲慢不恭，对此，蒋氏一一施以教训。此乃蒋氏处人一大特点。

11. 听取下属意见，有时也接受

１９４５年，戴笠摔死在南京江宁板桥附近后，蒋介石急于挑选戴笠的继承人。为了争夺领导权，军统三巨头毛人凤、郑介民、唐纵之间明争暗斗，丑态百出。

毛人凤知道自己的出身、资历远比不上郑介民和唐纵，很难争得过他们。但是，他考虑到郑介民兼职很多，对军统内部的工作过问很少，在戴笠出门期间，虽然也抽出点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很少更改，比较容易相处。而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在工作上常与毛人凤发生意见分歧。军统大权若落在唐纵手中，毛人凤会受到掣肘；若由郑介民掌握，自己不仅可掌实权，还可利用当时郑介民在北平军调部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兼顾军统之机扩充势力。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说：“军统大部分人员对郑介民很好，与唐纵的关系比较疏远。”

结果，蒋介石听从了毛人凤的意见，让正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并当面叮嘱毛人凤要好好协助郑介民。

这样，郑介民由于很忙，军调部的工作已使他感到头痛，同时他一向很少过问军统的工作，自己又没有大批干部，自然渐渐把领导军统的工作转到毛人凤身上来。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兼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为了进一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尽力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戴笠在世时，蒋介石已感到戴笠兼职过多，使他不能专心致志于军统特务工作，而感到不很满意。毛人凤则抓住戴笠的这些做法做文章。他给蒋介石写信，指出过去戴笠兼的公职过多，不得不和各方面应付敷衍，不但花费时间，而且还得迁就某些人，这种做法对工作是极其不利的。

有一天，蒋介石召见毛人凤等几个平日与他最接近的人谈话。毛人凤又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后要使军统工作“专业化”，搞秘密工作的大特务们不要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他还说，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入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徇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确实也采取了些措施。毛人凤在保密局外勤站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后来，蒋介石认为经过毛人凤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

【点悟】 蒋介石虽不是“从善如流”的领导，但是，有时对于下属的意见，他也能接受并且采用。在领导岗位上只有“从善如流”，听取下面的意见，才能了解情况，进行正确的决策。蒋氏接纳毛人凤的意见，显然是认为他言之有理，并且有利于自己对于军统的驾驭，这是他出于统治的需要，也是他处人之术。

12. 重用“人才”，贵在适位

１９５１年，蒋介石在整顿台岛特务系统，撤换了一大批异己和可能夺权的分子，然后又提拔了一批中级特务，这方面人中，有一个典型的人物，叫沈之岳。

在蒋介石的特务队伍中，沈之岳是一个不等闲的角色。抗战时期，他奉戴笠之命潜入延安抗大，而没有被识破，因而被誉为“中共问题专家”。从大陆逃台后，他先后在政治行动委员会下属的石牌训练班任副主任，后来，又到“大陈警备区”当政治部主任，因为这两层经历，他与蒋经国搭上了关系。他在大陈时曾派人到奉化，拍蒋家祖坟的照片呈蒋，由此更得蒋氏父子的欣赏。后来，沈之岳从调查局督察室主任升到副局长，一直到局长，并长期主持该局的工作。

沈之岳外表文质彬彬，一副书生气。

但是，他工于心计，做事一板一眼，勤于请示汇报。在他主持“调查局”工作期间，强调应以机关而不以那种神秘恐怖形象示众。为此，他不断邀请社会各阶层人士、各机关代表和学校师生到调查局总部参观，向他们展示调查局工作的成果，同时，吸引大学毕业青年加入调查局工作，以改进特工人员的素质。

但是，在具体的调查作业中，特务们做给外界看的那副笑眯眯的面容马上就变成诡异狰狞的嘴脸。为了政治的需要，沈之岳领导的调查局横行无忌，罗织诬陷，栽赃逼供，屈打成招，制造了一桩桩冤、假、错案。而这一桩桩冤、假、错案，却铺就了沈之岳一步步向上爬的台阶。

因为蒋氏父子都对沈格外器重，因此沈在台湾官场中的地位一直稳稳当当。

【点悟】 蒋介石用人，不是任人唯贤，他有自己的选人用人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对自己是否“忠诚”，是否效忠为原则，然后才是所选之人是否适合这个岗位。沈之岳对蒋氏忠心耿耿，又善于表忠心，并且工于心计，为人又诈又狠，符合蒋氏对“调查局”用人的标准，自然受到蒋氏的器重，因此也青云直上，官运亨通。

13. 枕边风一吹，心就软

自戴笠死后，毛人凤领导的军统不过二三年就被赶出了大陆。毛人凤到台湾后，通过同乡参谋总长周至柔牵线，搭上了宋美龄的关系，成为宋美龄的嫡系人物。

１９５１年，毛人凤按照宋美龄的指示，搜集了蒋经国的情报。宋将此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蒋经国被老头子骂了一顿，便对毛人凤怀恨在心，也多方搜集他的情报。正在这时，保密局特种技术总队长杜长城，将买爆破器材和克扣队员薪饷而得的黄金，分了一半送到毛人凤公馆。蒋经国领导的“总统府资料室”搜集到这个分赃情报，即向蒋介石做了报告。蒋介石则下令蒋经国将杜长城和其所属的大队长、中队长全部处决。毛人凤被吓得向宋美龄求救。经宋美龄向蒋介石求情，才未被蒋经国整垮。

１９５６年，毛人凤患了癌症。１０月１４日，这个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一命呜呼了。

毛人凤死后，经宋美龄向蒋介石求情，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点悟】 蒋介石虽是一代枭雄，但是仍没逃脱“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常理，对于夫人的枕头风，他也是抵抗不住的。在处人中，蒋介石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事，都以强硬著称。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有两大关他难过，一是亲情关，一是夫人关。对于后者，且不说此次的毛人凤的失宠，就是在１９４７年事关生死存亡的“经济紧急处置”时，宋夫人一句话即使儿子蒋经国的上海“打虎”一场好戏夭折。夫人的分量在蒋氏心目中是何其重！

枕头风一吹，心就软，是蒋氏处人经的一大特点，许多人正是摸准了他这一特点才在蒋氏政权下胡作非为，无恶不作。

14. 以客为尊，大献殷勤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最怕台湾变得孤立无援，所以一有外国元首来台湾访问，即使把上上下下搞得天翻地覆，也务必要让外宾心旷神怡。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访。艾氏来台前的一两个星期，国民党政府上下无不郑重其事，希望把接待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而蒋介石更对艾氏的来访寄予厚望。因为，蒋介石希望和美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他非常清楚，以“国民政府”本身的力量，想要独力反攻，实际上存在着太多的阻力和困难，除非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政府支持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否则，他心中的梦想将永远仅是空中楼阁。在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有意借着艾氏的访问台湾，给北京的毛泽东看看，让中共清楚，不要再兴起攻台的任何念头，否则，背后的美国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对艾氏的访台，已经把它列为那两三年里顶重要的一件事情，侍从也很清楚艾氏来访的意义，所以，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时，当然格外用心。

在“总统府”装设空调，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平日，蒋先生是从不用空调的，因为他相信吹冷气会得风湿病，他是个相当重视保养身体的人，因而始终反对在他的办公室装设空调机，况且那时台湾还不会制造空调机，以他向来俭省的性格，他没事的话亦绝对不会主动要装空调。不用空调，他也不习惯吹电扇，连他的办公室原本有的吊扇，也不常使用，即使大热天也只开靠大门口的吊扇祛暑，他喜欢电扇从侧面吹，他怕电扇的风会让他的头难受，因为，他的头发一向很短，如果吹了风，头会觉得不舒服。

既不吹冷气、又不吹电扇，蒋介石夏天又怕热，在官邸平常吃饭的时候，侍卫人员就要像古时候的婢女或者太监一样，站在他的身后替他打扇子，这个扇子的用料和质量质料还特别考究，要专人到香港去买大陆产制的蒲叶扇，每当夏季气温上升、酷暑难当的时节，蒋介石的身后一定有副官人员，专门为他扬风祛暑。

可是，现在美国的总统要来，总不能再派个人，跑到老美的身后，像是伺候皇帝似的，也为美国总统扇扇子；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来访的６月天，也只有在“总统府”的会客室和办公室加班加点装设空调冷气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台湾的公家单位只有“空军总部情报署”这些和外国人经常接触的单位，少数几个办公地点有空调设备。

为此，“总统府”特地向“空军总部”先“借”了两台美制约克牌空调，十万火急地派了技工，加上侍从们这些临时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夜以继日，才在艾氏来台之前，顺利完工。

还有一次是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台，蒋介石对于接待工作也是亲自参与。

那是１９５８年的５月１４日，在巴氏到台湾的前几天，蒋介石夫妇有天晚上近１０点钟光景，突然驾临“总统府”要侍卫人员打开办公室及会客室的门，让他看看室内布置情形。

当蒋宋夫妇驱车前来时，“总统府”值班的人真是紧张到了极点，惟恐管钥匙的侍从不在，要是蒋介石看不到现场，肯定会相当恼火。

可是，等蒋介石到了介寿馆，有关人员赫然发现管钥匙的侍从还留守府内工作，个个都松了一口气。

为了迎接“客人”，宋美龄还把她的国画画作，选了好多幅送到“总统府”会客室及“总统办公室”布置，使空间显得不那么单调。

蒋氏夫妇待客之殷勤如此可见一斑。

【点悟】 常言道：“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蒋氏夫妇以客为尊，虽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但有时也故意做出一些“很有人情味”的行为，在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了进入老年之后他们人情和人性的回返。因为他们知道，对客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以客为尊才可以获得对方对自己的尊重。可以加强相互的沟通和了解，好客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丢开这处人之道，就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因此，他们也不能不去以客为尊，大献殷勤。

15. 用人哲学，察言观色

蒋介石在接见文武官员时，有一套他自己立下的成规。

大部分蒋介石要召见的人，多是最近要调动职务的高级文武官员。召见前几天，“总统府三局”的主管人员，早就把公文准备妥当。比如说，某单位要晋升一位首长，但有好几位适当人选，通常有关单位会在众多人选中，选出二至三个，呈报“总统府”，然后，由“总统府三局”安排“总统”接见这两三位候选人员的时间。在召见当天，三局交际科人员就用毛笔写好一张大签呈给“总统”。在“总统”上班前，一大早就交由侍从把这份公文摆在“总统”的大办公桌上，在“总统”抵达办公室之前，预备接见的人员，早已经由交际科人员带领到“总统府”会客室等候。

一等蒋介石来上班，并且在办公室坐定，打开有关的人事档案签呈（上面记载了今天要召见官员的相关资料）。这时，“总统府”武官知道，“总统”已经把被召见人的相关资料过目一遍，知道“总统”想要召见今天约定的人员了，就放开嗓门唱名，将在会客室等候的待召见人员一一领进办公室。这时，蒋介石通常是神闲气定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方，静待被召见人员进办公室，一旁的秘书秦孝仪、侍卫长二人也站在一边陪见。

有的人因为是第一次被蒋介石亲自召见，加上蒋介石有种不必造作就会自然流露出来的威仪，被召见人员有的会一时紧张，经常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总统”的办公室入口处，有一道矮门槛，高度约一寸左右，有的被召见人员心里七上八下，而蒋介石的办公桌就位于大门进去的正前方，有的人一见蒋介石就坐在正对面，双脚一时不听使唤，不小心踢到门槛，用力过猛，当场就扑跌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通常会和被召见人员闲谈家常一番，例如他会问人家：“你贵庚啊？”、“你宝眷啊？”、“平时读什么书啊？”

有的被召见人员，不习惯蒋介石的口音，或者听不懂什么叫“宝眷”，愣在那儿答不出来，那就会影响他自己的成绩和晋升的机会。有的人比较清楚蒋介石的个性，当他问起你平时看些什么书的时候，受召人倒不一定要说在读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名著，只要说我最近在研读“领袖训词”，蒋介石便连连夸赞“好，好，很好”，此人已然成功了一半。

尽管蒋介石接见这些文武官员时，总是脸色严肃、表情慎重，但是什么贵庚、宝眷、看什么书的问题，几乎是任何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至于一些别的问题，当然会小有差异，所以，当前面被召见人员先出来时，后面在等候的被召见人员就会很紧张地上前打听，究竟“领袖”适才都问了哪些事情。

因为，蒋介石召见人，通常不过是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喜欢从一个人的长相、气度、神态和答话内容上，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赋予重任。所以，假如一个人平时表现再怎么出色，可是假如当天晋见时，表现失态，蒋介石拿红铅笔在别人的名字上打一个大圈，那他就前功尽弃了。

所谓察言观色，蒋介石对这套传统的用人哲学，似乎特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