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蒋耘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唐启华南京大学出版社书图书在版编目（犆犐犘）数据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马振犊，唐启华，蒋耘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３（中华民国专题史／张宪文，张玉法主编）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１４８２９３Ⅰ．①北…Ⅱ．①马…②唐…③蒋…Ⅲ．①外交史研究中国民国Ⅳ．①Ｄ８２９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５）第０４５１３１号中华民国专题史张宪文张玉法主编第三卷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马振犊唐启华蒋耘著出版发行南京大学出版社社址南京市汉口路２２号邮编２１００９３出版人金鑫荣责任编辑马蓝婕编辑热线０２５８３５９４０７１照排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印刷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开本７１８×１０００１／１６印张２８．７５字数４４０千版次２０１５年３月第１版２０１５年３月第１次印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１４８２９３定价１２８．００元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ｐｃｏ．ｃｏｍ官方微博：ｈｔｔｐ：／／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ｎｊｕｐｃｏ官方微信号：ｎｊｕｐｒｅｓｓ销售咨询热线：（０２５）８３５９４７５６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总序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４０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７０位历史学教授与研究员合作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共１８卷，８００多万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本在两地出版。这套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两岸四地学者经过五年共同努力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学术界的盛举，对推动两岸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坚持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制定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理想，奋斗终生。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两党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存在差异，２０多年间经历了合作、矛盾、分裂，又合作、又矛盾、又分裂的过程，最终通过军事斗争，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移往台湾。

１９４９年以后，差不多有３０多年时间，国共两党依然处于政治、军事对峙状态，民间没有往来，官方更无接触。由于双方对历史资料采取封锁政策，并以“特藏”对待对方史料，广大民众对真实历史无以了解，加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些人的历史观念和认知，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终于迎来曙光。在中国大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深入各个领域，学术界的精神枷锁被打破，学者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１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进行学术研究，重新认识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而在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等政策推动下，台湾许多老兵、学者等，重返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和交流学术。１９９０年，台湾学者以３０余人的规模第一次赴广东翠亨村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多次赴南京、溪口、北京、上海等地出席民国史方面的研讨会。台湾学者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史档案，更是络绎不绝。而中国大陆学者于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曾组成１０人至３０人的学术团队，赴台北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也深入台湾的学术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寻找各类珍稀史料。开始时，双方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分歧和争论。譬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孙中山是否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诸多问题，都有多角度的讨论。

３０年来，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断往返交流，相互出席对方的学术研讨会，相互踏上彼岸查阅各类史料和档案文献，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各自梳理、更新以往不当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认知，学者们的观点和对众多历史问题的看法日益接近或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这是两岸实施开放、交流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它体现了历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品质，对两岸共同构筑新型的历史学科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向发扬传统美德和为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作出贡献的两岸历史学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为了向国人展示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共同研究和重构民国历史所作的努力，也为了使国人了解那段曾被曲解过、现已有所改变并恢复了其真实面貌的民国历史，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设计了１８个专题，以两岸四地学者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方式，开展共同研究。这一做法在两岸分隔以来是无先例的。我们期望这一合作对民国历史研究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２总序《中华民国专题史》的１８个专题目录如下：１．《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２．《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３．《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４．《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５．《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６．《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７．《中共农村道路探索》８．《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９．《城市化进程研究》１０．《教育的变革与发展》１１．《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１２．《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１３．《边疆与少数民族》１４．《华侨与国家建设》１５．《台湾光复研究》１６．《国共内战》１７．《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１８．《革命、战争与澳门》参与《中华民国专题史》合作研究的两岸四地的学者（排名不分先后）为：大陆地区张宪文（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朱庆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曹大臣（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３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徐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叶美兰（南京邮电大学教授）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玉龙（赣南师范学院教授）刘慧宇（福建江夏学院教授）张俊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田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太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蒋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杨乔萍（扬州大学副教授）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徐保安（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刘晖（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研究员）秦熠（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牛力（南京大学博士）吕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台湾地区张玉法（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４总序张启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钟淑敏（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唐启华（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蓝美华（政治大学民族系副教授）张瑞德（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立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卓遵宏（前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孙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教授）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高纯淑（辅仁大学兼任副教授）刘文宾（辅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李盈慧（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维真（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翎君（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进金（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吴淑凤（台湾科技大学兼任副教授）杨明哲（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李君山（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管美蓉（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学科研究员）陈英杰（德霖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欧素瑛（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王文隆（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林正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简明海（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陈佑慎（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５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香港澳门地区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刘智鹏（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教授）何伟杰（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两岸四地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本专题史各部书稿进行了匿名评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费尽辛劳。特别是一些部门和人士对本课题组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是：南京大学改革项目南京大学人文基金南京大学出版社江苏省教育厅澳门基金会台北联电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先生对各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两岸四地历史学者是第一次进行大型的学术合作，其中不当或不完善之处，尚请各方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张宪文张玉法６目录绪论／１第一章北京政府的建立／２８第一节袁世凯与北洋政治集团的形成／２８一、袁世凯其人／２８二、小站练兵／３０三、北洋军阀政治集团的形成／３５第二节袁世凯与“南北和谈”／３８一、袁世凯的政治谋略／３８二、清帝退位与孙中山辞职／４１第三节北京政府的建立／４５一、袁世凯与“北京兵变”／４５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４８第二章袁世凯的专制政治／５３第一节袁世凯的政治理念／５３第二节内阁更迭与政党分合／５５一、内阁的更迭／５５二、政党的分合／６０１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第三节内忧外患下的政治应对／６２一、镇压“二次革命”与白朗起义／６２二、举借外债／６３第四节加强专制的举措／７１一、停止国会活动／７１二、胁迫议员选举大总统／７３三、颁布《中华民国约法》／７５第三章民国初期的外交／８０第一节民初外交的国际环境／８０一、争取国际承认／８１二、善后大借款／８２三、关税问题／８２四、边疆问题／８３第二节北京政府外交体制的演变／８５一、外交部的成立与改革／８６二、外交权的演变／８７三、外交部的组织／８８四、外交部的人事改革／９１第三节民国初期的重要外交事件／９７一、袁世凯主政时期的外交／９７二、中日“二十一条”交涉／９７三、中国与欧战／１０１四、出兵海参崴／１０４五、收回中东路区主权／１０５六、收回外蒙古主权／１０５七、华工与欧战／１０６２目录第四章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失败／１０８第一节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准备与列强态度／１０８一、袁世凯的帝制准备／１０８二、日本的态度与袁世凯签约／１０９三、西方列强对帝制的态度／１１１第二节洪宪帝制／１１２一、“拥戴”袁世凯称帝／１１２二、“洪宪帝国”与“洪宪皇帝”／１１５第三节护国运动／１１６一、中华革命党及其反袁斗争／１１６二、云南护国军起义／１１７第四节帝制失败／１２０一、列强态度的转变／１２０二、北洋集团内部分化／１２２三、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１２４四、袁世凯之死／１２７第五章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１３４第一节“保和会准备会”／１３４一、“保和会准备会”的成立／１３４二、加入第二次保和会公约／１３５三、讨论中立问题／１３５第二节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１３９一、中国代表团的组成／１３９二、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中的表现／１４０三、山东问题争议／１４２四、研究系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１４４３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五、拒签《凡尔赛和约》问题／１４６六、北京政府参与国际联盟／１４７第三节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１５１第四节北京政府的修约交涉／１５５一、民初修约订约之努力／１５５二、《中德协约》谈判／１５６三、《中俄协定》谈判／１６４四、《中奥商约》谈判／１６８五、其他平等订约谈判／１６９第六章北洋集团的分裂与段祺瑞执政／１７３第一节北洋集团的内部分裂／１７３一、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１７３二、新旧约法之争／１７４三、府院之争／１７９四、张勋复辟及其失败／１８６第二节皖系军阀的统治／２０３一、段祺瑞执掌北京政府／２０３二、直系与皖系的争斗／２０５三、南方军阀和孙中山的反段斗争／２０８四、安福国会／２１５五、南北议和／２１７第七章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２２１第一节直系军阀政府上台／２２１一、直皖矛盾与北方反皖同盟的形成／２２１二、奉系军阀的崛起／２２９４目录三、直皖战争与皖系军阀的衰落／２３３第二节第一次直奉战争／２３９一、直奉矛盾激化／２３９二、第一次直奉战争及其影响／２４１第三节南北对峙下的军事乱局／２４３一、南方军阀内斗与粤桂战争／２４３二、吴佩孚“武力统一”与南方“联省自治”／２４５三、第一次北京政变与曹锟贿选／２５０第八章奉直联合执政与国民革命的兴起／２５５第一节军阀混战的加剧／２５５一、江浙战争／２５５二、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２６１三、浙奉战争／２６９四、奉系集团的分裂／２７１五、直奉皖的“联合政府”／２７５第二节孙中山与国民革命的兴起／２７７一、孙中山联俄与国民党的改组／２７７二、孙中山北上及病逝／２７９三、“五卅”运动与国民革命／２８２第九章北京政府时期的思想与社会／２８６第一节新文化与新思潮／２８６一、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努力与影响／２８６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思想解放／２９０三、“五四”运动的发生及其影响／２９４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成立／３００５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３０５第二节经济社会的发展／３１０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３１０二、近代法制体系的建立与逐步完善／３１７三、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３２２四、近代医疗卫生体系的传入与建立／３３７五、社会生活风俗的改变／３５６第十章北京政府后期的外交活动／３６２第一节对外交涉／３６２一、“五卅”运动的交涉／３６３二、罢免安格联案／３６４第二节“到期修约”及其成果／３６７一、中比修约交涉／３６９二、中西修约交涉／３７２三、中英修约交涉／３７４四、中法修约交涉／３８１五、中日修约交涉／３８７六、中墨修约交涉／３９０七、中秘修约交涉／３９２第三节南北外交的互动／３９４一、大革命期间的修约与废约／３９５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外交活动／３９７第十一章北京政府的覆亡／３９９第一节广州国民政府与北伐战争／３９９一、平定商团叛乱／３９９６目录二、两次东征与平定刘、杨叛乱／４００三、国民政府的建立／４０１四、北伐战争的开始／４０３五、平定东南，迁府武汉／４０４第二节北洋军阀的抵抗／４０６一、段祺瑞再掌政权与善后会议／４０６二、奉直联合对抗国民军／４０９三、奉直争权的“护法”与“护宪”／４１０四、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４１１五、西南军阀力图自保／４１２第三节“二次北伐”与北洋政府的覆亡／４１３一、“清党”运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４１３二、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讨奉／４１５三、国民党内的反共合作／４１６四、“二次北伐”与“济南惨案”／４１７五、奉军退往关外及“皇姑屯事件”／４１９六、张学良东北“易帜”与全国统一／４２１参考文献／４２３索引／４４１后记／４４６７绪论“一部民国史，半部为北洋”。

从１９１２年民国肇建到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全中国为期３８年，其中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年为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即俗称的北洋政府时期①，为时１６年，后期则为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期２２年。

从时间分隔上来看，北洋政府时期为大陆民国时期的五分之二强；从历史发展内涵上分析，北洋政府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期。短短十余年间，中国社会从落后、愚昧的封建社会形态向近代化共和制国家快速发展，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军事、文化、教育、法律、医药、工农业生产技术等全面引入中国，推动近代中国开始了泱泱六千年历史以来最大、最新的一次历史变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北洋时期的这段历史，长期以来基本没有得到如实全面的研究分析。其原因很简单，政治因素使然也。

北洋政府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在获取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地位后成立的。其后因为袁世凯的独裁复辟，以国民党人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各派系争权夺利，演成“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局面。直至１９２６年，国共合作发起北伐之役，１９２８年攻占了北京，彻底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故此，对于北洋统治下这１６年的历史，其后来政权继承者中国国民党及其南京国民政府自然不①“北洋政府”一词并非严谨之学术用语，或带有贬义，正式名称应是“中华民国政府”（１９１２—１９２８），而用“北洋外交”一词来称呼民初北京政府之外交表现，意涵指向则比较明确，本书为简洁之便，或有使用俗称“北洋政府”一词之处，但绝无贬义。特此说明。

１书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愿和不能公评，而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后，也因为北洋军阀混战祸国殃民以及当年国共合作共同讨伐之的历史因素，对北洋政府及其历史，亦存有概念化的认识与定论，只要提及北洋，无非就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固定概念，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别无评价。

现在来看，对于民国北京政府的此种评价远远不足，既有失于偏颇，也失之于片面，这种只云一点不及其余的观点，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更不合历史真相，自然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有学者形容说：如果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视为长江，那民国时期就如长江三峡，为期虽短但转向急促跌宕，变化多样，源深流急，内涵丰富。实际上，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也正如此。其中，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１６年，是中华民国史的前期阶段，也是民国历史打基础的最初发展阶段。它直接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回顾与研究中华民国史，首先极重要的一环，就是回顾与研究北洋统治时期的历史。现在看来，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开始了对民国历史的研究，到８０年代蓬勃开展，迄今已是成果累累。举凡民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内容，海峡两岸学界都有涉猎。从档案史料到口述历史再到论文、专著，成果累累。然其中绝大多数为研讨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及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４９年南京国民政府历史的内容，对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２８年北洋统治时期，仅有来新夏先生所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及寥寥几本北洋简史及若干论文见刊，占民国史研究成果总比例，直可忽略不计。然而要改变这一状况也并非易事。

北洋历史在整个民国史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完全不同于孙中山、蒋中正统治下的民国时代。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前后存在时间共计只有９２天，它是孙氏开创民国的肇始，也是实行共和制的一种政治试验，时间虽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历史地位凸显；蒋中正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自承延续孙中山的政治衣钵，贯彻其“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和“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试图按照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各阶段路线图，来彻底改造中国旧社会，引导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实现“振兴中华”的政治目的。中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有理想、有主义、有理论指导的近现代政２绪论党政治体系。无论其执政实际表现如何，其党义纲领、指导思想和政治目标，是由孙中山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欲用于指导其执政实践的理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是独裁体制下的政党政治，这一点完全有别于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政体。

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一种畸形政治。这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北洋军阀集团的政治特征共同作用所决定的。

北洋政府是以北洋集团为中心形成的，而北洋集团的形成依赖的武力基础是北洋军。北洋军是一支在清末颓局中由清廷统治者为“师夷改良”而培育组建的军队，它是在封建思想理念指导下以近代化的训练与装备武装起来的一支封建武装。由于其首领袁世凯的政治追求与手腕，使这支军队在清末急剧变化的政治动荡中，参与政治角逐，成为了“干政”的“军事集团”，最终形成了一方政治势力，而且是当时中国主要的政治势力，他们在与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及清廷的政治角逐中，纵横捭阖，渔翁得利，最后竟然取得了中央政权。所谓历史就是这样的滑稽———清廷选拔造就了袁世凯，于是产生了北洋军事政治集团，正是这一集团，最后逼迫清廷交出了政权。袁世凯与他的集团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政治手段与谋略。

然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从根本上来讲只是一个军事集团，除袁氏外，其他主要的北洋将领均或多或少缺乏执政本领，在依靠武力与谋略取得政权后，他们对于安邦治国并无全盘的计划与设计，也不会在政治上统筹全局，而当时国内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与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冲突，在刚进入共和政体的客观环境下，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国内政局变幻莫测，国际上西方列强与日本虎视中国，均欲独霸鲸吞，环境险恶。袁世凯一面依靠武力打击政治对手，以暗杀等特务手段排斥异己稳定统治，一面与列强周旋，与日本谈判，向他们大举借债以挽救财政危机，甚至不惜出卖国权，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来换取其政治支持，其目的均在于维护其统治。随着政权的延续，他的权力欲不断膨胀，更利令智昏地筹划要复辟封建体制，最后竟上演了一出“帝制”闹剧。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触犯众怒，连北洋内部势力也产生了反对意见。最后，袁氏当了８３天“皇帝”，众叛亲离，因病去世，给北洋集团的前期统治画上了句号。

从袁世凯上台起，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反对党派，一直在３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从事反对袁世凯北洋集团独裁统治的斗争。随着袁氏专制统治的加剧，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北洋军阀政权，实现真正的共和，挽救中华民国。在力主实行西方议会制度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孙中山遂与袁氏彻底决裂，组织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结果失败。袁世凯疾行复辟，孙中山领导了又一次反袁斗争，以蔡锷率领云南反袁起义为代表的武装斗争，引发了全国性的捍卫共和的革命，终于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场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

然而，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与病故并不意味着北洋政府的灭亡，强权人物的离去使北洋集团陷入了更为明显的激烈复杂的内斗。因失去权力中枢，北洋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遂呈现分裂状态。自护国战争后，各地方军阀也开始成形。虽名义上仍有北京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实际上已成为各派军阀相互争夺权力的玩物，他们将北京政府作为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幕幕军阀枪杆统治下政权不断更替的闹剧。

据统计，从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年，北洋中央政府先后组成５届国会，从袁世凯到张作霖，北洋政府的历任大总统、临时执政、大元帅及摄行大总统共计有１５人，①内阁更迭达到４０次以上，其中最短命内阁的存在是以天来计算的，如１９１７年５月２３日至２８日的伍廷芳内阁，存在５天，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４日的颜惠庆内阁，存在６天，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这些长长短短的政客内阁，操纵者就是其背后军阀派系的枪杆，一旦权力利益分赃不均便武力相向，由战场上的胜利者入主紫禁城。民国政坛成为一盘散沙，国家机器的控制力急剧下降。自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势力最大的皖系将领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其后在北洋政坛上陆续上演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安福国会、南北和平会议、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曹锟贿选、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临时执政府成立、善后会议、迎孙中山北上与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奉直联合组府、安国军政府成立等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与这一系列政治事件相伴随的军阀混战。从皖系段祺瑞的“讨逆军”进攻北京结束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粤桂战争、湘鄂之战，到第一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第二次直奉战①包括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大总统徐世昌、曹锟，临时执政段祺瑞，安国军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以及曾以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的周自齐、高凌靇、黄郛、胡惟德、颜惠庆、杜锡圭与顾维钧。

４绪论争、浙奉战争、冯张战争、直奉联合抵抗北伐军作战等，战火连绵，生灵涂炭。

据统计，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２７年，中国境内发生的所有大小战斗，共计５７７次之多。①军阀不管人民的死活，为争权夺利而火并，为满足军队与战争需要而横征暴敛，引发各地民众不断举行各种抗议斗争，反对军阀的封建残酷统治。

湖南驱张运动、联省自治运动标志着地方官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白朗起义凸现了广大农民反抗北洋军阀暴政的意志；“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及其改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始终走在反对军阀统治斗争的前列，他们历经新旧约法之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运动与护法战争，重组广州军政府，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桂林督师北伐，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努力将两广经营成为反对北洋军阀政权的基地。由于与南方军阀政治信仰不同，其合作基础脆弱，孙中山的革命屡受挫折，他从失败教训中逐渐领悟到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其时正逢苏俄政府出于自己的目的，向他伸出了援手，于是，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及改组国民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国民党肌体增加了活力，谋取广东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重大进展。随后，国民党人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北洋政权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广州政权策动省港大罢工，向帝国主义宣战，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政权带来的国家民族复兴的希望，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广州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创建的黄埔军校为基础，组建北伐军，任命蒋中正为总司令，发动了推翻北洋政权的北伐革命战争。北伐军势如破竹，打败直系军阀，占领武汉，随即国民政府迁都于此，紧接着横扫皖系军阀，攻占上海、南京。蒋中正于１９２７年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发动“四一二”事变，自立门户。时宁汉双方虽陷对立，但都先后继续进行了北伐。北洋政府至此已失去了半壁江山。在北方军队冯玉祥部“五原誓师”及晋系军阀的倒戈支持下，经过“宁汉合流”，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正朔，随后发动“二期北伐”，于１９２８年打败奉系军阀，占领北京，终结“安国军政府”，①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ｅｎｓａｇｅｎｔ．ｃｏｍ。

５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张作霖率残部逃往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刺杀。不久后，继任东北奉系首领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北洋政府统治中国１６年的历史至此终结。

表面来看，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就是呈现出如此的特性，政权内部复杂的派系政治斗争与区域性的军事冲突连绵不断，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一直持续，并且这些矛盾冲突互相交织融合，难分难解。战争、动乱构成了北洋历史的主体，使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以“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固定概念将民国北京政府历史简单化。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北洋统治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化国家过渡的起始阶段，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如何使国家政权在全新的政治体制下有效运行推进，统治者并无任何经验，甚至也没有任何借鉴可供参考。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三个月，参考西方体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共和体制的基本框架，但他无暇进行实践总结就被迫辞职让位。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封建官吏，并无共和民主思想，苟得大位，誓言尊重民主法制，但总是习惯于按照独裁专制方式执政。而袁世凯之后的各届军阀政权首脑，就执政本领而言更是比袁不如，如此便造成中央政权控制力的不断削弱。虽然北京政坛上政治斗争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各派系间武力相向大打出手，但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任何派系的执政者，都无法也不敢改变共和体制，不敢僭越内阁议会擅行独裁。贿选总统也好，解散国会也罢，甚至窃谋修改约法，但他们总还是不敢改变共和体制，只能在现行国家体制框架之内设法运作，贯彻主张，从未敢“开历史倒车”。除了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之外，北洋历届政府均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基本法，曹锟时期还曾在１９２３年颁布民国史上首部宪法。

而且，北洋政府也是当时被国际所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

就北洋政府执政的全面考量及就全国范围而言，北洋时期中国社会是在逐渐进步中的。就外交方面而言，尽管“弱国无外交”，但对比清末的中国，在共和体制下，北洋政府外交纵有千百个不如意而被后人指责，但总体上的变化和进步也是可见的。

因内政不修国力软弱，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外交舞台上，接连发生过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老西开事件、巴黎和会、加入国联、《中俄解决悬案大６绪论纲协定》签字、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关税特别会议、法权会议、“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大事，国家外交在继续蒙羞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回国权的努力。特别是巴黎和会上列强欲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利益转送日本，欺辱了中国，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民众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响亮口号，标志着人民大众维护国家民族尊严意识的觉醒。北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再也不可能重蹈清廷覆辙，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怒斥日本及西方列强，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最终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拒绝在会议和约上签字。总的来看，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态度，总体上是表现得比较强硬的，例如北洋军开赴外蒙平定俄国挑唆的叛乱，收回了国土，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南海也抱有高度警惕，等等，其中的原因就是袁世凯与北洋政府不同于清廷，为国为己所计，他们都要维护自己执政下的国家利益。而其中人民大众的觉醒与国内孙中山革命党人等反对派的压力也迫使他们不敢和不能卖国。至于“二十一条”的签订，其中也有进一步分析的余地。袁世凯是个政治军事强人，清季他曾率兵驻扎朝鲜，与日本直接交手作战，对日本亡华企图认识清楚。从他对日交涉的情况来看，他对日本的压迫采取的是骗、糊、拖的抗拒策略，虽然在日本支持帝制的重诱之下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犯下大错，但他也还曾明确地说过，他可以翻脸不认账。总之，他的外交政策与慈禧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是不同的。

另外，北洋外交还有一大特征，就是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留洋出身的职业外交官的出现和他们在弱势条件下为中国外交、为保护和争回国权作出的力所能及的艰难努力与贡献。在缺乏强大国力支撑的条件下，外交运筹底气不足，要维护国权，只凭口头交涉与公文往来是难以实现的，本来国际政治与国家关系遵循的就是弱肉强食的原则，强权往往压倒公理。北洋政府外交官在那样的条件下含辛茹苦地努力，才使得中国外交没有输得更惨。正因如此，这一外交群体后来才被国民政府宽恕和起用，继续在民国的外交舞台上为国效力。过去有关这一群体完全被忽视或只被单纯否定，近十年来学界对此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还原了历史，亦可告慰先人。

再者，值得一提的是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一战期间，作为参战国的中国北洋政府，并无力量派兵参战，只是应协约国要求，先后派出了１４万余人的“中国劳工旅”赴欧，在西线战场为法英军队提供战地后勤劳务。这些中国劳７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工，在远离祖国的陌生地方，冒着枪林弹雨为协约国军队工作，饱受艰苦、惊吓，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为法英夺取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三万多人死于战火，长眠在异国他乡，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然而，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中国没有享受到战胜国的利益，反而被列强任意宰割。而这些牺牲者墓地荒芜，被人遗忘。直到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强大，当年的战胜国才公开承认一战中中国劳工的贡献，举行纪念活动。这段历史决不能忘记。

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按照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在开始阶段，对外采取了抗拒列强侵华的方针。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先后收回汉口、九江租界，国人看到了国家复兴民族独立的希望。“南京事件”就是列强恼羞成怒压迫蒋中正国民政府的标志性事件。这在北洋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录。

从大历史的背景来看，北洋外交比较清末而言，是有了明显的不同，无论其还表现出多少软弱性特征、犯下过多少历史错误，其中的进步却是存在和明显的。

北洋历史的最大诟病就是政治的紊乱与战乱的频仍，但与此同时造成的中央政权控制力的弱势，却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环境。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向近代化转型的阶段，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制度及其法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系纷纷涌入中国，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交往乃至生活习惯。中国由此开始建立近代化的法律体系与律师制度；开始创办近代化的学校，高等教育体系初创成形；近代化的医院与防疫机构的创设则开启了中国近代卫生体系；工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些成绩的取得，并不是北洋政府有意识的组织和引进之功，虽然他们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但无暇落实，更确切地说，这是政府忙于内乱“无为”和“不管”的结果。

以思想理论为例。千百年来对外闭锁的中国大门一旦打开，西方各种思潮和主义学说蜂拥而入，经由学界、舆论界的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多种学说纷纷传入中国。

好奇的中国知识界，囫囵吞枣，一概吸纳，于是就形成了各种政治流派及其组织活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决定未来中国历史命运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在这时由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翻译经典介绍到国内８绪论的，经过广泛传播，影响日益壮大，信仰者在各地组织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最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组织协调下，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学说之所以能够得以传入中国，有当时外部条件的许可因素，或者说是当政者放松思想舆论钳制的结果。

试想，如果是在后来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严控之下，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体制下，各种思想理论的宣传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要想标新立异，就不会是容易的事情了。

有人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言论最开明、经济较好发展的时期之一。这种观点，代表了学者们对北洋历史的一种新解读，可供讨论，不必先予否决。有史料证明，仅就大学教授薪水而言，北洋时期的标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高的。①即使是对于北洋时代效仿西方总统内阁政治的体制运作，也可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不能仅凭“议员打架”、“胁迫通过”的表象就予彻底否定。

当然，以上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北洋历史特别是对北洋集团历史的全面肯定。现在网络上重新评价北洋历史的呼声较高，甚至有人武断地说北洋军阀四大特点是维护主权的“爱国”、不敢独裁的“民主”、尊重法制的“老实”和没有镇压知识界批评声音的“大度”②，这些对北洋军阀的美誉评价，实属标新立异的哗众取宠，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历史是一门科学，而科学必须尊重实际、摒弃偏见、追求真理。

对于民国历史上军阀执政之弊自然是要予以否定的，只是在这否定之中，我们对于北洋历史阶段及其在中华民国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应该有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与研判。

长期以来，对于民国北京政府史即北洋历史的研究撰述，与整个民国史一样，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而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２８年北洋统治时期历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受到重视。至１９９９年，国内刊发的有关北①１９２７年６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２０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５０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１．７万元；副教授一级月俸３４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１．２万元。

②《周舆说北洋军阀的民族气节》，资料来源：〈四川论坛－麻辣社区〉历史沙龙ｈｔｔｐ：／／ｂｂｓ．ｍａｌａ．ｃｎ／ｔｈｒｅａｄ６７２７６１３１１．ｈｔｍｌ。

９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洋军阀史的研究论文为１０００余篇，而１９８０年前的３０年仅为１３０篇；专著更为少见，只有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１—８册）①、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略》②和《北洋军阀史稿》③、台湾学者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等三种。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这一课题一度被视为“禁区”，二是北洋时期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研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三是北洋时期的资料匮乏。所幸的是，进入１９８０年代以后，情况有了改变。

首先是有关北洋档案史料的典藏开放利用与编选出版。北洋政府档案，自民国北京政府结束后８０年来，曾先后迁藏南京、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南京，不久后一部分又搬运至台湾，历经兵火、迁徙、散佚，秦火之余，丢毁不计其数。如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接收时为８．１万卷，历经抗战搬迁丢失，１９４７年点存为６．４万卷，再经战乱，１９４９年留存大陆的仅有７６３３卷，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至今，不足原总数的十分之一。

大陆方面所藏北洋政府档案，主体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总数约１５．７万余卷，另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天津档案馆等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部分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正在全力推动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工程，预期近年内将实现馆藏北洋档案的数字化利用开放。

在台湾方面，北洋历史档案分藏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等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史料是包括北洋外交档案在内的近代中国外交档案④，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这些外交档案近年来已陆续开放供学界使用，其中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２００１年起实施数字影像典藏计划，现已完成全部有关档案并在网络上开放，具备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①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１—８册），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

②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

③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④这批外交档案主要部分于１９４９年运至台湾，台湾“外交部”自１９５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６年２月，先后分三批移交给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其后有部分移出，近代史研究所保留１９２８年以前１６９箱。其后陆续移交的有：１９８４年３月驻美使馆档案及驻比使馆档案，１９９５年台“外交部”在美国富士比拍卖会拍得欧战中立档案，１９９７年８月驻英使馆档案，１９９９年８月驻韩使馆档案（１８８４—１９２７）等。这批外交档案曾于１９６８年编辑过初步目录，并有限度地供学界使用，但那时阅读者只能用手抄。１９８５年又全面重新编辑目录，１９８９年完成，１９９１年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外交档案目录汇编》，学者使用该档案十分方便。

１０绪论在史料出版方面，大陆方面过去除有杜春和、林斌生编的《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下）①、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五卷）②（汇集了１８９５—１９２８年的有关资料）、章伯锋主编的《北洋军阀》（六卷）③（汇集了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年的北洋资料）外，主要是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陆续以专书和汇编形式公布的所藏北洋档案，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④、《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⑤等，还有该馆所办《民国档案》杂志上发表的多篇有关北洋的史料。而该馆近年来所策划编辑之《北洋政府档案》丛书⑥影印本１９６册的出版发行，更成为北洋资料的集大成者，这套丛书按照馆藏北洋档案逐全宗各选十分之一精品而成，原本影印出版，总数达１２万页之巨，在史料形式与内容价值上最大限度地为北洋政府史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基础资料，为使用者提供了方便，它的出版将对推动北洋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进入２１世纪后，两岸的北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郭剑林主编的《北洋政府简史》⑦改变了以往对北洋史全盘否定的观点，试图建造一个全新的框架，把北洋政府史全面真实地展现给读者，在体例编排、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方面有所创新，促进了北洋史的研究。来新夏也在《北洋军阀史稿》的基础上，重新邀约合作者，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撰写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述《北洋军阀史》⑧，此书现已收入“中国文库”丛书再版。其他相关的著作还有莫建来著《皖系军阀统治史稿》⑨、张华腾著《北洋集团崛起研究１８９５—１９１１》瑏瑠、桂万先著《北洋政府时期的审判制度研究》瑏瑡、张鸣著《北洋裂①杜春和、林斌生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

②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是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最后一种。

③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六卷，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④方庆秋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⑥马振犊等主编：《北洋政府档案》影印本１９６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⑦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⑧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１年。

⑨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瑏瑠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１８９５—１９１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

瑏瑡桂万先：《北洋政府时期的审判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１１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变：军阀与五四》①等。台湾方面有唐启华著《北京政府国际联盟１９１９—１９２８》、《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等②。另外，１９９９年长沙岳麓书社翻译出版美籍学者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２００８年８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加拿大籍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２００６年海南出版社将陶菊隐编写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１—８册）合编为一本书，书名为《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１８９５—１９２８》等。各出版社还相继出版了一批具有描述性、可读性的北洋时期人物传记类书籍，如李庆东撰《段祺瑞幕府》③等，但这些书学术严谨性不足。所有这些，对北洋史的研究和普及都起到了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北洋史的研究工作中，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倾向，即各个专题的研究比较深入，而缺乏整体构架。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北洋史料的全面发掘、公布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试以北洋外交历史的研究为例，对其经过状况作出简单说明。

北洋外交是北洋史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部分。过去两岸学界对北洋外交多持较负面的评价，其原因与“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历史研究因而重视革命党在民初的地位，肯定主张“反帝废约”的孙中山及广州政府，贬斥主张修约的北京政府执行“卖国外交”。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这种论述早已深入人心，８０多年来中国教科书中对北洋外交一直是贬斥的。

８０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束缚减轻，外交档案史料的开放，外国观点与档案的使用增加，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引用，都使北洋外交史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逐渐从政治宣传回归到学术研究的领域，研究成果逐渐肯定北洋外交在部分个案上的成功。近年来几本重要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此项研究全面提出新的诠释框架，改变了对北洋外交的总评，也改变了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

①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②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１９１９—１９２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８年；《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③李庆东：《段祺瑞幕府》，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１年。描述段祺瑞的书还有：李庆东撰《段祺瑞幕府与幕僚》，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程舒伟、侯建明撰《段祺瑞全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周俊旗撰《百年家族———段祺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李勇、周波撰《北洋虎将段祺瑞》，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７年；苏飞撰《细说北洋———段祺瑞》，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等。其他描述北洋著名人物的同类书籍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１２绪论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是列强势力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民族意识勃发的阶段。当时全球国际政治及东亚外交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战前的帝国主义外交受到美国威尔逊主义及俄国革命提出的列宁主义的严厉批判，①也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挑战，这四种外交潮流在中国互相激荡。一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形成，国际联盟与共产国际相继建立，东亚国际局势也由英日同盟主导转为日本独霸，再转变到英美合作压制日本以及苏联倡导反帝，变化既大又急，中外关系复杂。中国国内则有北洋外交、广州外交与地方外交的错综互动；外交官群体中留日及同文馆出身者逐渐淡出，英美留学生站到台前，崛起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当时的中国外交既有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的参与，有频繁的多边及双边国际交涉，也有国内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而外交事务与内政发展更是息息相关，致使北洋外交十分丰富而多元，是近代史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时对北洋外交的研究与理解，也密切影响到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与诠释。

近年来的北洋外交研究能有突破，是基于档案史料的大量开放以及研究观点的拓展。与北洋外交最为相关也最重要的史料是前文提及的藏于台湾的近代中国外交档案，是为研究中国外交史最重要的一手档案，分为总理衙门（１８６１—１９０１）、外务部（１９０１—１９１１）及外交部（１９１２—１９２８）三大部分。其中北洋外交部档案是研究北洋外交最重要的史料。

在史料出版方面，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陆续编辑出版了《中俄关系史料（１９１７—１９２１）》、《中日关系史料（１９１２—１９２０）》；台北还出版了《外交文牍》②、《外交公报》。

大陆方面有关北洋外交的档案，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３辑）等外，其他学术单位也编辑出版了许多相关档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数据》编辑室主编《秘籍录存》③，①参见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１９１９—１９２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２—３页。

②《外交文牍》、《外交公报》，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３年、１９８７年。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数据》编辑室主编：《秘籍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１３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程道德、郑月明、饶戈平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１９１９—１９３１）》①，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选辑》②，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１９１７—１９２４）》③等。

近年出版的重要的北洋外交官日记与回忆录主要有《顾维钧回忆录》④，颜惠庆英文原著、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⑤，《王正廷回顾录》⑥等。

其他国家相关外交档案近年出版及开放者颇多，主要有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等，⑦可在网上参阅使用。沙俄及苏联的相关外交档案迄今尚无法使用，但是共产国际相关部分档案已出版。⑧近年来，相关档案史料的大量出版与开放使用，使得运用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成为可能，令北洋外交研究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以下分别介绍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欧美四地区近年来重要的有关研究成果。⑨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民族主义强烈，外交史研究深受政治影响，与培①程道德、郑月明、饶戈平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１９１９—１９３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②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选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③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１９１７—１９２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④顾维钧著、天津编译中心编：《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⑤颜惠庆英文原著：《颜惠庆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⑥服部龙二编：犔狅狅犽犻狀犵犅犪犮犽犪狀犱犔狅狅犽犻狀犵犉狅狉狑犪狉犱，犫狔犆犺犲狀犵狋犻狀犵犜犺狅犿犪狊犠犪狀犵，中文书名《王正廷回顾录》，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２００８年。

⑦此外还有英国外交部（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ｆｆｉｃｅ）之Ｗａｔｔ，Ｄ．Ｃ．＆Ｂｏｕｒｎｅ，Ｋ．（ｅｄｓ．），犅狉犻狋犻狊犺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狊狅狀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犳犳犪犻狉狊（ＢＤＦＡ），ＰａｒｔⅡ，Ｓｅｒｉｅｓ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９４，以及美国之犘犪狆犲狉狊犚犲犾犪狋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犉狅狉犲犻犵狀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ＦＲＵＳ）等。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

⑨相关的学术研究回顾与讨论文章，参见夏良才：《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览》，天津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王建朗、郦永庆：《５０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张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５０年：回顾与展望》，《河北学刊》２０００年第６期。左双文、王杰：《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史学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川岛真：《日本における民国外交史研究の回顾と展望》（上、下），《近きに在りて》第３１、３４号，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川岛真：《２０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史研究：以日本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９年。（同书中尚有李国祁《中德关系研究的回顾》、陈三井《中法关系研究之回顾》、林明德《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张存武《近代中韩关系史的研究》）唐启华：《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１９９７年；《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兴大历史学报》第１５期，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１４绪论养爱国精神密切相关，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一说到近代中外关系史，人们都认为那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②。

北洋政府过去被定性为列强的傀儡，执行卖国外交。外交史主流论述常将袁世凯帝制与“二十一条”交涉相联结，认定袁氏为了实行帝制，不惜出卖国权，换取日本的支持；段祺瑞为了遂行武力统一，不惜进行“西原借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断送了山东权益，导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北洋军阀为了个人利益自甘为列强走狗，承认中外不平等条约，遂行卖国外交。以上诸说早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则强调广州政府及广大人民努力阻止北洋政府卖国，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并因苏俄主动自愿放弃帝俄侵华所得之不平等条约特权，平等待华，孙中山领导国共合作并联合苏俄，推动“反帝废约”，摆脱条约束缚。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之下，北洋外交遂与媚外卖国画上等号，纵使有少数外交官表现杰出，也不能改变大格局的限制。因此，过去的外交史书写，着重广州政府革命外交的成就，贬抑北洋政府外交的媚外卖国，北洋外交成为革命史叙事的对立面，北洋外交失败也是革命的重要根源，中国民族主义之兴起与１９１９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密切相关。“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及孙中山领导国共合作、联俄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都与国共两党兴起的政治宣传密切相关。在国共相继执政八十多年来，这一宣传不断复制，早已深入人心，加以档案开放的限制，更减损了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性。

改革开放，“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课题，也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获得极大发展，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西方社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视野，中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景象”③。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北洋时期的重要性，出版了一批外交史料及外①王建朗、郦永庆：《５０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１３２页。

②张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５０年：回顾与展望》，《河北学刊》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７２页。

③王建朗、郦永庆：《５０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１３４页。

１５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交官回忆录、日记，并有一批通论性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及外交官传记问世。

对北洋外交的评价，多已突破过去观念上的束缚，比较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北洋时期外交上的成绩。大陆近年来出版的通论性教科书及丛书、工具书比较多，教科书性质的如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①、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②、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③等，都有相当篇幅与北洋外交有关。丛书如石源华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丛书》④、张礼恒的《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⑤、金光耀主编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⑥，这些专书对我们全面认识民国外交官群体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许多人物尚有更深入研究的空间。工具书则有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⑦、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⑧等，可提供研究者许多方便。

对北洋外交的评价，近年逐渐有肯定的声音出现，如王建朗研究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出版有专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⑨及论文《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瑏瑠等。王氏书中全面展现了民国以来中国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全过程，对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抗战时期实现废约以及１９４９年后中苏订立平等新约进行了比较研究，其论文结语则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几代人与历届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最后毕其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包括一直以革命党人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包括具更大的妥协性的北京政府。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与历届政府的废约外交相辅相成。”在《５０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论文中，王氏也指出：“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词，但随着研究的①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②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③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

④该丛书包括了金光耀《顾维钧传》、张礼恒《伍廷芳传》、陈雁《颜惠庆传》、完颜绍元《王正廷传》、杨菁《宋子文传》、钱玉莉《陈友仁传》、石建国《陆徵祥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⑤张礼恒：《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

⑥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⑦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⑧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⑨王建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瑏瑠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１６绪论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郭剑林、王继庆《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①一文，指出北京政府的外交是中国外交史中很重要的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外交机构趋于专业化与技术化，外交思想反映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民族主义思想，已较清末进步很多，北洋外交的近代化具有进步意义。这些观点，在郭剑林主编的《北洋政府简史》第十三章“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苏全有执笔）中，有更进一步的发挥。

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于北京政府对外关系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一味斥责其卖国的状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是肯定其作出的外交努力”②。左双文、王杰撰文指出研究中几个重要的方向：关于北洋政府参加一战问题，王建朗认为到１９１７年，北洋政府既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长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战后他们的要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杨红林和马建标则研究了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李育民的《中国废约史》③，是在其《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④一书基础上的拓展与深入，全书包括绪论、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概览、守约中的尝试、觉醒与奋争、废约的基本实现、不平等时代的终结等章节，系统地探讨了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此书与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前后辉映。虽然王建朗、李育民的书中都强调“废约”，但他们说的“废约”实质上包括了修约与废约，并都对北洋政府修约的努力给予高度的肯定。

近年有关北洋外交的重要学术会议，主要是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７—２８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与《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首次以北洋外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报道者认为这个会议有三大特色：（一）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置于整个近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揭示北洋外交的本来面目，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二）没有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仅仅局限在政府及对外交涉的层面上，而是拓宽视角，在更宽①郭剑林、王继庆：《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学术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②左双文、王杰：《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史学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③李育民：《中国废约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

④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１７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广的领域里讨论外交及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国民外交、舆论与外交的关系、国内派系政治与外交的互动等以往研究较少的课题。（三）运用第一手的档案数据进行个案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对北洋时期中国外交的认识。①会后出版了金光耀、王建朗主编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②一书，收录了２６篇会议论文，颇可反映近年学界对北洋外交研究的前沿状况。

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杨天宏近年致力于北洋时期政治外交研究，对于法权会议及关税会议的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观点，颇值得注意。③年轻学人侯中军、马建标的研究也都值得注意。侯中军的论文④可说是代表了大陆学界对不平等条约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另外，他最近对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及辛亥革命期间的政府继承与条约问题的研究也都颇有新意。⑤马建标长期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其硕士和博士论文及陆续发表之论文⑥，都关注北洋时期外交事务与内政的关系，颇见功力。

总而言之，大陆学界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对北洋外交由贬抑到部分肯定，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在于使用档案史料，全面严谨地开展个案研究，主要关切点在于探讨外交与内政间的互动关系，整体而言对北洋外交有日益肯定的趋势。

①金光耀、郭秋香：《“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３０５—３１１页。

②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③杨天宏：《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８３—１１６页，《北洋外交与“华府条约”框架的突破———关税会议的事实与问题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④侯中军著有博士论文《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标准与数量考析》以及《不平等条约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条约概念与近代中国的实践》（《人文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６期）、《不平等条约概念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及其评判标准的探讨》（《历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⑤侯中军：《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外交交涉再研究》，《史学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成立在我，承认在人”———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国承认问题再研究》，《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５１—６４页。

⑥马建标著有硕士论文《北洋时期的外交官、公众与外交》、博士论文《权威的缺失：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１９１５—１９２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报告《爱国与卖国：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２０１０）以及陆续发表之《北洋时期社会舆论中的外交系》（《安徽史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谣言与外交———华盛顿会议前“鲁案直接交涉”初探》（《历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谣言与金融危机：以１９２１年中交挤兑为中心》（《史林》２０１０年第１期）、《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等。

１８绪论台湾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曾经相当兴盛。１９５５年近代史研究所建立，从整理编辑《外交档案》（１８６１—１９２８）起家，培养出一批扎实严谨的“南港学派”学界前辈，作出许多与中国外交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当时台湾史学界受国民党国民革命史观影响，对民初历史注重广州而贬抑北京，在外交史方面，多强调革命外交的传统，对北洋外交并不重视，评价也较低。

台湾史学界原来以传统政治史为主体，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社会科学引进，加以７０年代台湾国际地位变化，再到８０年代年鉴学派的冲击，史学研究重心转向由下到上的历史。８０年代末解严前后台湾史研究兴起，中国史研究之主流地位动摇，而上层国族史的政治、军事、外交史更是首当其冲。台湾史学主流走出民族史学的藩篱，转向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史，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代表台湾史学潮流的《新史学》大力提倡新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的论文几乎不存在。①９０年代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台湾史学界的冲击更大，政治外交史进一步受到质疑。此时出现的一批研究北洋外交的新成果，与前面提及的外交档案的进一步整理与开放有关。加上相关馆藏档案的开放，及研究院各所历年收购大批英美外交档案微卷，其与清末民初中国外交档案相关部分堪称完备，使得台北成为研究北洋外交史的最佳处所。此时一批留学欧、美、日，接受过外交史专业训练，具备较开阔国际视野的年轻学者回台，组织讨论会，建构网站，形成一个学术社群。其中有一部分从事北洋外交研究者，摆脱过去成见的限制，广泛运用中西史料，严谨地从不同的角度还原北洋外交的业绩，获致不俗的成果，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修正了过去的历史解释。②近年台湾学界对北洋外交的研究颇有成绩。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近十多年来一直研究北洋外交，除发表多篇论文外，曾出版《北京政府国际联盟１９１９—１９２８》，探索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近年出版《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１９１２—１９２８）》，作者在绪论中指出：迄今中国摆脱条约束缚的叙述典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台海两岸均以废约历程为主轴诠释外交史，该书则以修约为主线，探讨北洋修约之历程及其意义，一方面依据档案，重建北洋修约案例，探索其外交政策与交涉策略之发展，一方面将①罗志田：《评〈新史学〉》，《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第５４—６１页。

②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９９—１１３页。

１９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实证研究与革命史观对话，希望能更丰富多元地理解民国外交史。该书正文依时间先后，使用中外档案作实证研究，重建北洋政府时期的修约历程。结论部分探讨了北洋修约史的历史意义，指出：北洋修约内容十分丰富，可将中国外交与全球外交发展脉络相联结，呈现丰富多彩的面向；北洋修约理念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外交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历史意义应予肯定与重视。该书并揭示了中国外交的连续性，清末、北洋到南京政府在外交上有明显的连贯性，认为南京外交政策实脱胎自北洋，而与广州、武汉外交的关系较远，只有注重北洋修约的发展历程，以及南京与北洋外交之传承关系，才能掌握中国外交之主脉。

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翎君多年来致力于中美关系史研究，累积多年研究成果，最近出版《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①一书，主要章节探讨一战前后美国大企业在华投资与中国的国际化，指出：一次大战前后美国大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有其重要的国际化意义，但过去关于清末民初的研究多着重于国际银行团在中国的铁路活动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强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与中国政治阴霾的消极性作用。该书认为尽管北洋时期政治动乱，但此时正是近代中国亟求借由外资追寻富强，并借由参与国际会议或中外合作，试图改变中国自身地位进而谋求国际化的重要时期。一战前后美国大企业对中国的实业投资案交涉中，显现出北洋政府寻求外国技术的援助以振兴中国实业的进取性，而自清末以来即和中国逐渐形成“特殊关系”的美国，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此书实为探讨美国企业与中国工业化关联，以及中国与国际接轨尝试的重要研究成果。

此外，台湾年轻学人的研究，有应俊豪所著三本与北洋外交相关的专著，即由其硕士论文改写的《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②，由其２００５年博士论文改写的《“丘八爷”与“洋大人”———国门内的北洋外交研究（１９２０—１９２５）》③，探讨１９２０年代有条约特权的“洋大人”与军阀割据内战频仍时期的“丘八爷”发生冲突时的外交交涉，反映了过去被忽①吴翎君：《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１２年。

②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１年。

③应俊豪：《“丘八爷”与“洋大人”———国门内的北洋外交研究（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９年。

２０绪论略的条约体系下中外交涉的实况，对理解北洋外交各方面甚有帮助，近年出版的《外交与炮舰的迷思———１９２０年代前期长江上游航行安全问题与列强的因应之道》①，以１９２０年代长江上游发生的中外冲突几个个案为对象，探讨列强炮舰外交之实质与限制，以及中国中央与地方（尤其是军阀）之间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关系，甚有创意。此外，黄文德的论文《北京外交团的发展及其以条约利益为主体的考察》②，探讨了北京外交团发展历程及其维护条约权益的努力与限制，也是该主题的重要研究成果。

总而言之，台湾的北洋外交研究拥有档案史料的优势，研究成果的特色主要在史料基础扎实，探讨课题具多样性，学者受意识形态束缚少，和大陆学界往来密切，与西方及日本学界接触也多，在一些议题上具有研究优势。基本上对北洋外交持肯定态度，最近更试图提出对北洋外交全面的重新诠释与评价。

在海外，北洋外交也有较多的研究者。

日本有一贯坚实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传统，早年对北洋外交研究虽不算多，但评价比较中肯，主要有坂野正高、平野建一郎、藤井升三、北条敏子、伊藤秀一、安田淳等学者之研究。１９９０年代后日本崛起一批年轻学者，致力于与北洋外交相关的研究。探讨东亚国际关系的有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他专力研究民国经济史，除对外债、海关及经济等问题发表许多论著外，对华盛顿体制也有新见解，出版有《战间期中国〈自立への摸索〉：关"通货政策と经济发展》③。中央大学准教授服部龙二将其博士论文《东アジア国际环境の变动と日本外交，１９１８—１９３１》④增补出版，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九一八”事变之间的战争前期，东亚国际秩序之变动与日本外交之抉择。另外还①应俊豪：《外交与炮舰的迷思———１９２０年代前期长江上游航行安全问题与列强的因应之道》，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２０１０年。

②黄文德：《北京外交团的发展及其以条约利益为主体的考察》，《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③［日］久保亨：《战间期中国〈自立への摸索〉：关"通货政策と经济发展》，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９年，中译本见王小嘉译、朱荫贵校审：《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④［日］服部龙二：《东アジア国际环境の变动と日本外交，１９１８—１９３１》，东京，有斐阁，２００１年。

２１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有其他一些成果。①日本学界最全面地研究北洋外交的，当属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川岛真，他多年来广泛使用中国大陆和台湾及欧美、日本各地收藏之档案，获得质量俱佳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了多篇有关民国外交档案收藏情形的文章，对日本学者使用中国外交档案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川岛真的博士论文《中华民国前期外交史研究》②，使用庋藏于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外交档案、日本外务省所藏之外交文书以及英国殖民部档案（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等，运用多国档案对照法，对于北洋时期的外交进行全面而严谨的学术讨论，经多年修订，出版了《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③这一巨著。

该书的时间断限为中华民国前期，即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２６年。作者在序章中开宗明义表示，过去不论在台湾或是大陆学界，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华民国前期的外交皆被披上“军阀傀儡”、“卖国外交”以及“弱国无外交”的骂名，而现阶段必须回归一手档案，对于该时期的外交进行再评价。该书主要分成四个部分④，其特点：第一，提供了一个多视角研究外交的模式，呈现“历史中的外交”；第二，充实了对外交行政制度的研究；第三，依据史料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⑤该书出版之后广获学界好评，荣获“第２６回サントリ—学术赏”，中译本于２０１２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⑥总而言之，日本学界近年来有不少人①［日］服部龙二、土田哲夫、后藤春美编著：《战间期の东アジア国际政治》，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２００７年，其中收有田岛信雄：〈孙文の“中独ソ三国连合”构想と日本：１９１７—１９２４年———“连ソ”路线および“大アジア主义”〉。贵志俊彦、谷垣真理子、深町英夫编：《摸索する近代日中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９年，收有吉泽诚一郎：〈公理と强权—民国８年の国际关系论〉。饭岛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编：《シリ—ズ２０世纪中国史》，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９年，共４册，其中第２册《近代性の构造》与北洋外交相关。此外，岩波讲座《东アジア近现代通史》（十卷本）正在陆续出版中，其中第４卷《社会主义とナショナリズム———１９２０年代》，有川岛真：〈社会主义とナショナリズム———一九二○年代〉，原晖之：〈ロシア革命とシベリア出兵〉，高原秀介：〈ウィルソン主义とワシントン体制〉，后藤春美：〈アヘンと国际秩序—国际联盟とイギリス〉，片桐庸夫：〈太平洋问题调查会（ＩＰＲ）と一九二○年代〉，都与北洋外交之国际环境研究密切相关。

②［日］川岛真：《中华民国前期外交史研究》，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０年３月。

③［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４年。

④该书四部分内容为：第一部分探讨中国外交在迈向近代化的同时，在外交行政制度上所作的诸多改革。第二部分讨论北洋时期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第三部分讨论北洋外交基础的清末中国传统外交，以及这种传统外交与东亚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讨论当时中国内部的情势与外交之间的关系。

⑤参见金莹《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⑥［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２２绪论注意到北洋外交的重要性，研究成果颇多。其特色在于扎实的实证研究传统，有较强的东亚全局观，关注日、美、苏、英、中之间国际政治的互动；对于中国比较注重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广东、东北、新疆等）外交的互动。其特殊的东洋史研究传统视角，可为中国学者更全面理解北洋外交的他山之石。

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自马士（ＨｏｓｅａＢａｌｂｕＭｏｒｓｅ，１８５５—１９３４）、费正清（ＪｏｈｎＫｉｎｇ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０７—１９９１）以降，有久远的研究传统，累积了深厚的成果。他们对北洋外交注意得比较早，评价也比较正面。波赖（ＲｏｂｅｒｔＰｏｌｌａｒｄ）认为１９１７年以后中国外交是“收回国权时期”（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Ｒｅｃｏｖｅｒｙ），他的专书犆犺犻狀犪狊犉狅狉犲犻犵狀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１９１７１９３１①，以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之国权收回运动为主轴，对北洋外交有相当不错的评价。

其后，与民初东亚外交有关之论著，当推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ＡｋｉｒａＩｒｉｙｅ）之名作犃犳狋犲狉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犻狊犿：犜犺犲犛犲犪狉犮犺犳狅狉犪犖犲狑犗狉犱犲狉犻狀狋犺犲犉犪狉犈犪狊狋，１９２１１９３１②，此书建构了有名的“华会体系”（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ｙｓｔｅｍ）说，以欧战后美国威尔逊主义、苏联列宁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四者的互动关系，来诠释１９２０年代的东亚国际政治。此说甚有创意，在学界备受推崇，然而基本上忽略了北京政府的角色。

１９７０年代前后，欧美学界出现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其中有一批学者研究北洋历史，基本上他们对北洋外交的评价都不差。如英国学者ＰｅｔｅｒＬｏｗｅ，犌狉犲犪狋犅狉犻狋犪犻狀犪狀犱犑犪狆犪狀，１９１１１９１５③，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表现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认为袁世凯在交涉中成功运用了各种策略来维护国权。ＣｈａｎＬａｕＫｉｔｃｈｉｎｇ（陈刘洁贞），犃狀犵犾狅犆犺犻狀犲狊犲犇犻狆犾狅犿犪犮狔，１９０６１９２０—犻狀狋犺犲犆犪狉犲犲狉狊狅犳犛犻狉犑狅犺狀犑狅狉犱犪狀犪狀犱犢狌犪狀犛犺犻犺犽犪犻④，也用ＦＯ档案研究朱尔典使华外交生涯，对袁世凯外交也是抱持同情观点。美国学者善①ＲｏｂｅｒｔＰｏｌｌａｒｄ，犆犺犻狀犪狊犉狅狉犲犻犵狀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１９１７１９３１，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３３，中译本见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３５年。

②ＡｋｉｒａＩｒｉｙｅ，犃犳狋犲狉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犻狊犿：犜犺犲犛犲犪狉犮犺犳狅狉犪犖犲狑犗狉犱犲狉犻狀狋犺犲犉犪狉犈犪狊狋，１９２１１９３１，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③ＰｅｔｅｒＬｏｗｅ，犌狉犲犪狋犅狉犻狋犪犻狀犪狀犱犑犪狆犪狀，１９１１１９１５，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６９．④ＣｈａｎＬａｕＫｉｔｃｈｉｎｇ，犃狀犵犾狅犆犺犻狀犲狊犲犇犻狆犾狅犿犪犮狔，１９０６１９２０—犻狀狋犺犲犆犪狉犲犲狉狊狅犳犛犻狉犑狅犺狀犑狅狉犱犪狀犪狀犱犢狌犪狀犛犺犻犺犽犪犻，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２３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于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结合，研究北京政府军阀与派系政治。①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北洋外交的研究比较少。主要有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ｊｉｎ（张勇进），犆犺犻狀犪犻狀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狔狊狋犲犿，１９１８１９２０：犜犺犲犕犻犱犱犾犲犓犻狀犵犱狅犿犪狋狋犺犲犘犲狉犻狆犺犲狉狔②，认为参与巴黎和会，应是中国真正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而１９２０年在国际联盟第一届大会中，中国被选入行政院（Ｃｏｕｎｃｉｌ）非常任会员，更是西方国家接受中国为平等一员的重要象征。但是中国并非是以达到西方式“文明”的标准加入国际社会，而是以反抗条约体系，及宣称适用于西方之主权平等原则的方式达成的。另有两本研究中俄关系的专书，Ｓ．Ｃ．Ｍ．Ｐａｉｎｅ，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犚犻狏犪犾狊，犆犺犻狀犪，犚狌狊狊犻犪狀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犇犻狊狆狌狋犲犱犉狉狅狀狋犻犲狉③，及ＢｒｕｃｅＥｌｌｅｍａｎ，犇犻狆犾狅犿犪犮狔犪狀犱犇犲犮犲狆狋犻狅狀：犜犺犲犛犲犮狉犲狋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犛犻狀狅犛狅狏犻犲狋犇犻狆犾狅犿犪狋犻犮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１９１７１９２７④，Ｅｌｌｅｍａｎ挑战过去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因威尔逊背叛而对美国失望，转而倒向真正以平等对待中国之苏联的说法。他还认为围绕１９２４年中俄协议之苏联对华外交，只是名义上对华平等，漂亮的宣传而已，基本上是个骗局，实际上仍保持在华大部分的特权。北京政府外交部明知吃亏也不拆穿，借此向西方国家施压。中苏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Ｃｒａｆｔ研究顾维钧，１９９７年完成伊利诺（Ｉｌｌｉｎｏｉ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Ｖ．Ｋ．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Ｋｏｏ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ｔｏＭ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ｏａ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并曾发论文“Ａｎｇｌ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ａｒｉｓ：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ＷｏｒｌｄＷａｒ”⑤，探讨中国参战以争取参与战后和会的机会；Ｊｏｈｎ①名作有ＬｕｃｉａｎＰｙｅ，Ｗａｒｌｏｒ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犆狅狀犳犾犻犮狋犪狀犱犆狅犪犾犻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犆犺犻狀犪，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７１；ＡｎｄｒｅｗＮａｔｈａｎ，犘犲犽犻狀犵犘狅犾犻狋犻犮狊，１９１８１９２３：犉犪犮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犿犪狀犱狋犺犲犉犪犻犾狌狉犲狅犳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犿，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１９７６；ＬｅｏｎｇＳｏｗｔｈｅｎｇ（梁肇庭），犛犻狀狅犛狅狏犻犲狋犇犻狆犾狅犿犪狋犻犮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１９１７１９２６，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１９７６；这三本书都对北洋外交给予正面肯定。

②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ｊｉｎ（张勇进），犆犺犻狀犪犻狀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狔狊狋犲犿，１９１８１９２０：犜犺犲犕犻犱犱犾犲犓犻狀犵犱狅犿犪狋狋犺犲犘犲狉犻狆犺犲狉狔，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１．③Ｓ．Ｃ．Ｍ．Ｐａｉｎｅ，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犚犻狏犪犾狊，犆犺犻狀犪，犚狌狊狊犻犪狀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犇犻狊狆狌狋犲犱犉狉狅狀狋犻犲狉，Ａｒｍｏｒｃｋ，１９９６．④ＢｒｕｃｅＥｌｌｅｍａｎ，犇犻狆犾狅犿犪犮狔犪狀犱犇犲犮犲狆狋犻狅狀：犜犺犲犛犲犮狉犲狋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犛犻狀狅犛狅狏犻犲狋犇犻狆犾狅犿犪狋犻犮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１９１７１９２７，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７．⑤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Ｃｒａｆｔ，“Ａｎｇｌ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ａｒｉｓ：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ＷｏｒｌｄＷａｒ”，犜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犚犲狏犻犲狑，Ｖｏｌ．ⅩⅥ，Ｎｏ．１，Ｆｅｂ．１９９４．２４绪论ＢａｓｅｔｔＭｏｏｒｅ，“ＲｏｂｅｒｔＬａ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①，探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中，中国代表团的美籍法律顾问摩尔及蓝辛的角色，以及他们对山东问题的看法及影响，其博士论文改写成专书犞．犓．犠犲犾犾犻狀犵狋狅狀犓狅狅犪狀犱狋犺犲犈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②出版。

Ｅｒｉｋ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和ＪｏｈｎＭａｕｒｅｒ等所编，犜犺犲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１９２１１９２２③，此论文集之特色在于由后冷战时代的视野，从各国不同的角度，重新探讨作为一战后建构全球秩序努力之一环的华盛顿会议，以为２１世纪建构全球新秩序的前车之鉴。此论文集可说是西方学者近年来对华盛顿会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颇具参考价值。

哈佛大学中国史学者柯伟林（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Ｋｉｒｂｙ）１９９７年在《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文中，逐一考察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商业和教育等方面的国际化脉动，总结民国时期对外关系的影响彻底覆盖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强调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内关系的交互作用过程，提出对近代中国的国际化、内化和外化的大命题思考。文中对包括北洋时期在内的民国外交相当肯定。④近年来欧美学界最受瞩目的北洋外交研究成果，当属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ＸｕＧｕｏｑｉ）的两本专书：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狋犺犲犌狉犲犪狋犠犪狉：犆犺犻狀犪狊犘狌狉狊狌犻狋狅犳犪犖犲狑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犐犱犲狀狋犻狋狔犪狀犱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⑤，及犛狋狉犪狀犵犲狉狊狅狀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犉狉狅狀狋：犆犺犻狀犲狊犲犠狅狉犽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犌狉犲犪狋犠犪狉⑥（暂译《中国与大战》、《西①ＪｏｈｎＢａｓｅｔｔＭｏｏｒｅ，“ＲｏｂｅｒｔＬａ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犘犪犮犻犳犻犮犎犻狊狋狅狉狔犚犲狏犻犲狑，Ｖｏｌ．ⅨⅥ，Ｎｏ．２，Ｍａｙ１９９７．②ＪｏｈｎＢａｓｅｔｔＭｏｏｒｅ，犞．犓．犠犲犾犾犻狀犵狋狅狀犓狅狅犪狀犱狋犺犲犈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２００４．③Ｅｒｉｋ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ＪｏｈｎＭａｕｒｅｒ（ｅｄｓ．），犜犺犲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１９２１１９２２，ＵＫ：ＦｒａｎｋＣａｓｓ，１９９４．④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Ｋｉｒ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Ｅｒａ”，犜犺犲犆犺犻狀犪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Ｎｏ．１５０９（Ｊｕｎｅ１９９７），ｐｐ．４３３４５８．中译本见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４４期，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第３３—４６页。

⑤徐国琦的两本书：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狋犺犲犌狉犲犪狋犠犪狉：犆犺犻狀犪狊犘狌狉狊狌犻狋狅犳犪犖犲狑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犐犱犲狀狋犻狋狔犪狀犱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中译本为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

⑥犛狋狉犪狀犵犲狉狊狅狀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犉狉狅狀狋：犆犺犻狀犲狊犲犠狅狉犽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犌狉犲犪狋犠犪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暂译《西线的陌生人———一次大战的华工》）２５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线的陌生人———一次大战的华工》）。

《中国与大战》为徐国琦的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９）修订而成。西方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史上意义的著述繁多，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总是被忽略。徐著与前人著作最大的不同是从国际史的视野探讨了中国与一战的关系。①尽管中国对巴黎和会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中国因此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想象，并由此探寻新的国家认同。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一战史研究，终于有了全方位视野下中国角色的切入点。该书自２００５年出版后，由于运用中、美、英、法、德等多国档案，观点新颖，立刻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②２０１１年２月出版的《西线的陌生人———一次大战的华工》一书，在《中国与大战》第四章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了一战时期华工的贡献。此书广泛搜集散落世界的各种材料，发挥了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研究方法的特色，探讨１４万华工的动员究竟有何意义，以中国下层社会阶层的农民或边缘人来透视中国，以其作为东西文明的信使，将华工个人或群体的生命导入更加广阔复杂的国家、族群和国际的空间，赋予历史的深度和意义。③总而言之，欧美外交史学界擅长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中考察，曾在北洋外交史研究中独擅胜场。吴翎君认为徐国琦的著述树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书写方法，这在过去中西学界的研究中是相当罕见的，诚为其著作的最大贡献。

对北洋外交历史地位的评价过去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较深，常被定性为卖国外交，近年来由于外交档案史料的开放，当年外交官日记、回忆录的出版，及各国外交档案使用方便，加上学术研究受政治干扰减轻，北洋外交研究有较大的进展与突破。大量实证研究成果展现了北洋外交相当不同的风貌，其成绩越来越受到肯定。此外，由于北洋外交的多面性，研究者从北京政府及①徐国琦《中国与大战》一书内容：从中国参战目的、“以工代兵”的参战政策、中国“外交政群体”的形成以及大战对中国的内政外交的长久影响，肯定中国政府借宣战而废除了中国与德、奥间的不平等条约，跻身巴黎和会及参与国际新秩序等成就。

②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ｂｙ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Ｒ．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Ｖｏｌ．１１１，Ｎｏ．４（Ｏｃｔ．２００６），ｐｐ．１１５２１１５３．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ｂｙＩａｎＮｉｓｈ，犜犺犲犆犺犻狀犪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Ｎｏ．１８３（Ｓｅｐ．２００５），ｐｐ．７２２７２３．③参见吴翎君《从徐国琦新著犛狋狉犪狀犵犲狉狊狅狀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犉狉狅狀狋：犆犺犻狀犲狊犲犠狅狉犽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犌狉犲犪狋犠犪狉，谈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载台北《新史学》２２卷第４期，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第１８３—２１５页）。

２６绪论各国外交档案中，看到北洋视角及各国的观点，近年出版的几本重要著作都对中国外交史与近代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解架构。加以近年中国快速成长，已是和平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其对过去中外交往历程的理解与世界未来之和平密切相关，而国人也需要与新时代相应的平允开阔的世界观。以上种种趋势与发展，让外交史研究的前景十分光明，而北洋外交可能是其中最有机会突破的领域。

总体来看，在整个民国史研究领域中，有关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１６年历史的研究，目前尚处于条件初备蓄势待发的状况，北洋史论著在民国史研究成果中所占总比例还是很小。这种现状，已对民国历史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民国史研究中的“跛腿效应”，阻碍了民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此学界目前尚无充分认识。因此，可以说，关于民国历史的研究急需“拾遗补阙”，补上北洋历史这一重要内容来做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完善民国史研究，使海峡两岸学者们笔下的民国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本民国历史，以还原民国之真实。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待学界主要是两岸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人们不应忘记，那个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的时代，是中华民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北洋时期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绝不应该仅仅是历史。

２７第一章北京政府的建立第一节袁世凯与北洋政治集团的形成一、袁世凯其人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主心骨，北洋集团的创建与发展与其不可分离。北洋政府的开场自袁世凯上台起，自其亡故后便陷入无序状态。要研究北洋历史，就必须先从袁世凯其人谈起。

袁世凯（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字慰亭，河南项城人。

其叔祖父袁甲三为清道光朝进士，曾督办安徽团练，并曾转战两淮，在“剿捻”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袁甲三子侄辈纷纷随其从军立下军功，袁家由此兴盛。

袁世凯出生之日，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世凯６岁时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但他自小喜爱兵法，常常不惜重金搜罗兵书战策，因过于痴迷而被人讥笑为“袁书呆”。１３岁时，袁世凯曾作一联曰：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显示其豪迈气概。此时他开始跟随堂叔袁保恒出入官场，学得不少应酬本领，人夸其“办事机敏”。

１８７８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在这里，他与正在陈州设馆教书的徐世昌结交，拜为金兰，徐世昌后来遂成为袁世凯的股肱重臣与２８第一章北京政府的建立北洋集团的主干之一。

袁世凯两次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但都没上榜，于是，他决心改变人生追求，效法祖父辈投笔从戎。他来到山东烟台，投靠养父的故交、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被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后随吴长庆率部进驻朝鲜。

１８８２年，朝鲜爆发了反对封建统治及日本侵略的“壬午兵变”，以士兵和市民阶层为主体，规模浩大，来势猛烈，一天之内迅速推翻了闵妃集团封建统治，并袭击了日本使馆人员，政局陷于动荡。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中国迅速出兵干预，袁世凯奉命出任前敌营务总理，指挥平叛战斗。袁世凯带头冲锋，杀死了几十名叛兵，取得了胜利。吴长庆奏称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自此袁世凯声名鹊起，朝鲜国王也请他“代韩练兵”。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以其圆滑的政治与交际手腕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被称为“袁司马”。他还和金允植、金炳始等一批朝鲜士大夫结交，并“大得都（汉城）民之心”。这是袁氏政坛发迹的开始。

１８８４年，朝鲜宫廷又发生了亲日派开化党袭击亲华派大臣并招日军进驻的“甲申事变”，国王李熙派人奔赴清营向袁世凯求助，袁指挥清军击退了入侵的日军，维系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由此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这次事变使袁世凯又获得了清廷重臣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在袁的述职报告上批复：“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厥功甚伟。”①在李鸿章的举荐下，原本一介布衣的袁世凯迅速升迁至“以知府分发”并“赏三品衔”，其上升速度超乎寻常。

１８８５年朝鲜局势恶化，袁世凯受李鸿章派遣再度入朝驻扎长达十年之久。１８９４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但日军迅速开进朝鲜，挑起了战争。７月１９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出日军重围，从仁川回国。

因袁世凯在朝鲜表现突出，博得“知兵”之名，李鸿章等遂保荐他承担督练新军之重任。

①《直督李鸿章奏派袁世凯办理朝鲜交涉事宜折》、《直督李鸿章奏保袁世凯足智多谋请优予奖擢片》，王彦成撰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二）卷六十一，哈尔滨，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０３—１１０４页。

２９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二、小站练兵清王朝自入关以后，在武装力量的配备方面，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方针。

其所依靠的核心武力是以之打天下的满族“八旗”武装，随后为稳固在全国的统治，羁縻和利用汉族，又组建了总数有５０万人的汉族“绿营”部队。坐稳江山后，经过长期的养尊处优，“八旗”子弟日渐腐化，“绿营”官兵也失去战斗力。１８５１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八旗”与“绿营”在镇压太平军作战中一败涂地。为挽救危局，清廷不得不打破禁忌，允许汉族大臣曾国藩、李鸿章等编练湘军、淮军等新军同太平军作战，最终保住了清廷的统治。但这些以冷兵器为主的旧式军队在后来抵抗西方列强近代化武装入侵的过程中，虽官兵用命，仍不免螳臂当车，不能不以割地赔款而告终。

１８９４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场大战中，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费时数十年消耗了几千万两白银精心引进编练的海军和陆军一败涂地，输给了他们一向看不起的“蕞尔东夷”。

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是袁世凯致力于陆军军制学研究和练兵的一个重要动因。在这场战争中，沿用传统湘、淮军制的中国和引进西方现代兵制的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差，使得袁世凯开始对清军的改造进行了深刻思考。战后，袁世凯住在北京嵩云草堂，摒绝杂务，邀集同志，潜心搜集、整理、翻译各类西方军事著作。这些军事著作主要以引进德国和日本当时最先进的陆军操典、制度、法令为内容，对西方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原则作了相当广泛的介绍。虽然这些军事著作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但在当时却无疑是把西方兵学、军制引入中国的开山之作。因此，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反响，以至“人皆为未见，目为奇书”。加之自甲午中日开战以来袁世凯对于中国传统军制所提出的强烈批评，及其“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①，袁世凯一时间成了众人瞩目的当代“军事奇才”。所以，当甲午战后，朝廷下令采用西制改革军队时，社会上层立即就有人提出：“袁某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畀以练兵专责，必能胜任也。”②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卷二，１９１３年，第６２页。

②杜春和、林斌生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２页。

３０第一章北京政府的建立于是，在当时督办政务处大臣们的一致举荐下，１８９５年１１月，朝廷正式敕派袁世凯就任练兵大臣，接练原由胡橘督练的淮系定武军一营５０００人，朝廷则“一切饷章，照拟支发”①。一个月之后，袁世凯对于原定武军的扩建和整顿工作正式开始，一些将领被派赴各地招兵买马，而另一部分原定武军的弱兵疲卒则被大刀阔斧地裁撤和淘汰。很快，一支７３００人的队伍便被组建了起来。该军从定武军的营址马厂迁到了天津小站，并正式更名为“新建陆军”，也称“北洋新军”。是为“小站练兵”之开始，也是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形成的开始。

北洋新军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袁世凯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发点。在清末民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拥有了这样一支极具实力的武装力量。这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武装，也是后来的北洋政府的军事支柱。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和北洋政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次第诞生的。

对于这一支颇受期待的新式模范军队，清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特别的优待，委托军事顾问汉纳根从德国购入了大批新式武器，为编练新军提供了优良的装备。

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支７３００人的队伍配置了奥制８．５毫米的步枪６４００杆，曼利厦马枪７００杆，六响左轮手枪１０００支，５７毫米格鲁森快炮４０门，步兵挂刀及马兵挂刀各５００把，步骑各军一律装备整齐。新军炮兵均配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沁机关枪和１磅到６磅一组的６门大炮。各营军官除挂刀外，还配有左轮六响手枪。其他样式装备，包括武器、工具、军服、皮靴、帆布帐篷、雨衣、毛毯、望远镜、军鼓、电话机、药品诸军需，一律配置齐全。当时曾经参观过新建陆军的英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贝思福称：“按西方的标准来看，袁世凯的部队是整个帝国中唯一装备完善的军队。”②事实上，这样精良的装备，不但当时仍以冷兵器为主的淮、湘各军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和同时的西方一流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

严格的招募制度确保了新军士兵的整齐和精壮。旧式军队因游勇散卒、①《清德宗实录》卷三七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３４４３页。

②转引自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６页。

３１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老弱病残充斥而造成的散漫和种种恶习在新军中得到了有效的改变。

在新军组建之初，袁即“派委员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其挑选标准是：年限２０岁到２５岁之间，力限平托１００斛以外，步限每小时２０里以外。当时新兵入伍条例规定：曾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软弱无力者不收……①当然，这些按照严格标准征募来的士兵享有颇为优厚的饷项：营长（统带）月可支白银１００两，外加公费银３００两；班长（头目）月支银５两５钱———以当时的米价每担米值银１两５钱计，仅正兵的月薪每月就可以买米３担。

这样高的薪饷自然使新建陆军成了一个使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新军着重招徕有文化的士兵，给予特别的优待。文化人入伍能够享受到更为优厚的政策。他们不但平时在饷项上受到更优惠的待遇，而且和新军的其他士兵相比，他们有更多的提拔和升迁机会，这显然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装备条件和新的军事训练的需要。在新军的编练和新式将官培训相结合的思想推动下，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逐步建立了一个以“随营学堂”为核心的军事教育体系。在新军开设的“随营武备学堂”里，设有德文、炮、步、骑四班，所招学生均由兵弁中择优而来。这些普通的士兵入校后，经过两年的训练即取得了充任士官和军官的资格，“如营内副将以下遇有调补，必须就新设的实缺人员及武备学堂出身者考验选拔”，同时规定：这些由学堂出身的下层将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任职后，还可以通过考试而晋级。德文班的学生在数年之后，还可以出国深造。很显然，在这种新的军事制度下，拥有一定文化的士兵就具有特别的竞争优势了。

北洋新军就是靠着这种优厚的待遇和充满希望的前程吸引了大批青年人，尤其是一些长期阻滞于科举八股的读书人，他们终于又找到了一条可以出人头地的新的出路，开始投笔报效于新军。

从另一方面看，大量文化人的投军也使得新军将弁的文化层次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他们对于新式装备的掌握和对于近代化训练、作战与指挥的适应性，这也是新军和清政府传统的“八旗”、“绿营”兵制以及湘、淮军营制相比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

①袁世凯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１８９８年，第２０—２３页。

３２第一章北京政府的建立对于将弁以及士兵文化层次的重视，为这支军队能够在日后迅速地发展和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军事人才基础。新军的规模和实力也在新的军事制度下得到了迅速的膨胀。在袁世凯任职一年后的一份报告里，他向皇帝报称，新建陆军已经组建了一个整镇（师），下辖左右两翼（旅），其中包括八个步兵营（每营８０００人）、两个炮兵营（各２０００人）、两个骑兵营和一个工兵营（各１０００人）。新军总数已经比袁接练时整整扩大了一倍。①北洋新建陆军的建立标志着影响中国政局几十年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开始萌芽，后来人们所说的北洋集团正是以这个小站班底为核心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军事政治集团。

从当时的将弁构成来看，这个小站班底基本上是由北洋武备派、“家兵家将”派、淮系旧将派、北洋依附派等几个部分逐步聚合起来的。

北洋武备派是指李鸿章武备学堂中毕业的学员。当时武备学堂聘德国军官教练，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学及炮台、营垒、操习马队、步队、攻防、守卫等各门军事教程。随着１８９５年甲午战后李鸿章政治地位的陡升，这些出身于武备学堂的学生纷纷转投新建陆军，充任帮办、统领、营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及教习诸职，并迅速得到重用，成为新军的骨干力量。这一类将领中的代表人物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怀芝、段芝贵、杨善德、王占元、田文烈等，计有１３０余人。其中以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在武备学堂时尤为出名，后人所称北洋龙、虎、豹三杰，指的就是他们三人。武备派是北洋集团中最大的势力，也是这个集团中后来对于中国政治局势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北洋政府中的大总统、副总统、临时执政、国务总理多人都是出身于这个系列。而该派更多的人则在北洋政府时代充当过巡阅使、护军使，以及各省的督军、省长等地方实力派。

“家兵家将”派指的是因与袁世凯的个人私谊而加入小站并成为袁的得力助手的一批人。其中，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多年老友、同乡；刘永庆、吴凤岭是袁的亲戚家人；雷震春、江朝宗、唐天喜等人则多是袁世凯在朝鲜统兵时的部属。仅就数量而言，“家兵家将”派在北洋新军中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他们都与袁世凯有着相当特殊的关系。当后来的个人效忠体系在北洋集团中①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