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录
【原文】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督款，或先怀忽易忿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门人徐爱书
【译文】
王阳明先生在研究《大学》中的“格物”等核心观念时，坚定地以郑玄的注解和孔颖达的疏解为主要依据。这一选择颇为引人注目，因为朱熹等大儒们普遍认为这个版本存在误导。当我初次听闻此事时，内心感到相当震惊，并对先生的这一学术立场产生了疑虑。
为了真正理解先生的观点，我决心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探究。我综合了各种资料，进行了详细的参照对比，还亲自向先生请教。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领悟到先生学说的独特魅力。它如同冰冷刺骨的水流，让人瞬间清醒；又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温暖人心、照亮前行的道路。这种学说既深邃又富有激情，让人无法抗拒其吸引。正如《中庸》中所言，后世圣人亦会对其正确性深信不疑。
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智慧过人，更以其和蔼可亲、坦荡磊落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广泛尊敬。他平易近人、不拘小节，总是以真诚的态度待人接物。然而，正因为先生年轻时个性豪迈、热爱诗词文章，并深受佛道两家思想影响，使得他的学说在初听之下显得有些离经叛道、难以捉摸。因此，很多人对他的观点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不愿意深入探究其内涵。
然而，真正了解先生的人都知道，在贬居贵州的三年里，他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但正是这些困境促使他修身养性、静心思考，最终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他的学说也因此而更加纯粹、深邃，并归入了中正之道。这一转变不仅彰显了先生的卓越才华和坚定信念，也让他的学说在学术界独树一帜。
我有幸能够长时间跟随先生学习，亲耳聆听他的教诲。我发现先生的学说虽然入门时看似浅显易懂，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其博大精深之处逐渐显现出来。表面看似粗疏简单的理论背后蕴含着精妙绝伦的思想。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它的精髓时却又发现还有更多未知领域等待你去探索。这种无穷无尽的感觉让我对先生的学说充满了敬畏和热爱。
令人遗憾的是当今学术界有些人对先生及其学说知之甚少甚至抱有偏见。他们往往只与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或从未真正了解过他的思想就妄下结论认为其不可信或不值得研究。这种轻率的态度使他们无法领略到先生学说的真正魅力所在。即使是一些跟随先生学习的学生也常常只能领会到皮毛而无法深入其精髓这也像相马时只关注马匹的性别和颜色等表面特征而忽略了识别千里马的关键要素一样令人惋惜。
为了传承和发扬先生的学说，我将他平日里的教诲详细记录下来并分享给同学们传阅我们共同学习、互相讨论、考核订正以更好地理解并掌握先生的思想精髓这样做不仅是对先生谆谆教诲的尊重和感激之情的表达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领略到先生学说的独特魅力并从中受益，希望我们都能不负先生的期望和教诲。
学生徐爱谨记
【解读】
这篇文章是整篇传记的起始，它为我们呈现了王阳明先生的整体形象以及他思想的核心精髓。说到王阳明，这位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可谓是心学领域的先锋和奠基人。他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心即理”等深邃的哲学观点，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更对明朝后期的国家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致良知”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的良知，只要我们去发掘、去实践，就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和谐。而“知行合一”则强调知识和行动要相互结合，不能只知道不行动，也不能只行动不知道。至于“心即理”，它告诉我们心是万物的本源，是理解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
然而，在王阳明生活的那个年代，这些前瞻性的思想并未立即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相反，很多人对他的心学持怀疑、轻视甚至诋毁的态度。就连王阳明自己的弟子徐爱，在最初接触心学时也感到惊讶和不解。但徐爱是个聪明且好学的人，他并没有被初次的困惑所吓倒。通过深入研读王阳明的著作和与他本人的交流，徐爱逐渐领悟到了王学的深邃和博大，被其深深吸引，并最终成为了王学坚定的支持者和传播者。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往往需要时间和努力去发掘和理解。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正是这样一份宝贵的智慧遗产，它经历了时代的考验和磨砺，至今仍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原文】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叫‘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译文】
徐爱问了一个关于《大学》中“在亲民”这个词的问题。他提到，朱熹觉得这里应该写作“新民”，并且朱熹还找到了后文中的“作新民”作为他的依据。但是，先生您却主张维持原样，写作“亲民”。徐爱想知道，您这样主张有何根据呢？
先生耐心地解释说：‘作新民’的‘新’字，它的含义是指那些愿意自我更新、自我提升的人。但是，这个‘新’和我们讨论的‘在新民’中的‘新’其实并不是同一个意思。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作新民’来作为依据。实际上，‘作’和‘亲’这两个字在语境上是对应的，但它们的意思并不相同。
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大学》里讲到的‘治国’、‘平天下’等部分，都没有特别强调这个‘新’字。反而有很多地方提到了与‘亲’相关的内容，比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等。这些都明显带有‘亲’的意味。
说到‘亲民’，其实它更像《孟子》里提到的‘亲亲仁民’的意思。对百姓‘亲’，也就是对他们‘仁’。当百姓之间缺乏亲情和和睦时，古代的舜帝就命令契去担任司徒，负责教导百姓五教，让他们明白父子之间要有亲情、君臣之间要有义气、夫妇之间要有分别、长幼之间要有秩序、朋友之间要有信任。这样一来，百姓之间就能更加亲近了。
再回到《尧典》，里面提到的‘克明峻德’实际上就是‘明明德’的意思，而‘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这部分，讲的就是‘亲民’，也就是把光明的德行推广到全天下的意思。还有孔子说的‘修己以安百姓’，其中‘修己’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也就是‘明明德’；而‘安百姓’就是让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也就是‘亲民’。
“所以你看，‘亲民’这个词其实包含了教化和养育两重意思。但是朱熹把它改成‘新民’，意思就变得相对狭窄了。”
【解读】
“在政亲民”这个话题自古至今都备受关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家庭领域，只要我们用心去施行“仁政”，都能带来积极的影响和成果。为什么呢？因为爱，这个简单而又深刻的情感，始终是我们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通用、最实在、最有效的纽带。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爱，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和谐，社会矛盾也会得到缓和，社会秩序自然也会更加稳定。这样的社会，是不是我们都向往的呢？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仁爱”精神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美德，更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价值观。它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发挥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所以，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面对何种挑战，都不应该忘记“在政亲民”这个重要的原则。让我们用爱去感化他人，用爱去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吧！
【原文】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译文】
徐爱问了一个关于《大学》里“知止而后有定”的问题。他提到，朱熹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每件事物都有它自己的道理和规律，这似乎和先生您的学说有些不同。
先生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我们总是在各种各样的事物上去找那个所谓的‘至善’，那其实就像是把‘义’看成了外在的东西，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至善，其实是我们内心的本体，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只要我们能够让自己的‘明明德’达到非常纯净、非常专一的程度，那就是至善了。这样理解，并没有忽视或否定那些客观存在的事物。
“朱熹在《大学章句》里提到，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理解并遵循天理，同时心里没有任何私欲，那他就能达到这种至善的境界。这其实和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至善并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我们内心的本体，是我们通过修养自己可以达到的境界。”
这样解释之后，徐爱似乎对“知止而后有定”以及至善的理解更加清晰了。他明白了，至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境界。
【解读】
什么是“至善”呢？简单来说，至善就是那些好的、对的、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这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天理、道理等等。那么，至善在哪里呢？我们应该怎样去追求至善呢？
王阳明这位大哲学家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深度的解答。他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心。这里的心，不仅仅是我们平时说的心脏，更是指我们的思想、意识。而人性的本体，其实是没有善也没有恶的，就像一张白纸，上面还没有任何色彩。但是，我们的心却有一个本体，那就是性。这个性，也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性别，而是指心最本质的属性。王阳明认为，心的这个本体就是至善的。也就是说，“至善”其实就是我们心最本质、最纯净的部分。
为什么说“至善乃心之本体”呢？这里的“本体”，我们可以理解为“根本”。就像一棵树的根，是它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它生长的基础。同样，至善就是我们心的根本，是我们所有美好行为和思想的源泉。
既然至善是心的根本，那么我们想要追求至善，当然就要从心开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身边的事物。因为如果我们只在万事万物上去寻找至善，那就把义理看成外在的东西了。真正的至善，是源自我们内心的，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修养可以逐渐接近的。
追求至善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只要我们愿意从心开始，去发掘和培养自己内心的美好，那么至善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原文】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图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译文】
徐爱有些困惑地问：“世上的万事万物似乎都有其独特的道理，如果我们只在自己的内心中追求至善的境界，真的能探究得全面吗?”先生平和地解释说：“心与理其实是一体的，你难道认为有什么事物和道理是存在于我们人心之外的吗?”
徐爱思考后说：“比如说，侍奉父亲时的孝道、辅佐君王时的忠心、结交朋友时的诚信，以及治理百姓时的仁义等等，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具体的道理需要我们去考察和理解。”
先生听后，感慨地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得清的，因为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已经蒙蔽了人们很长时间。针对你提的这些点，我来详细说说吧。侍奉父亲时，真正的孝道不是从父亲身上找到一个‘孝’的道理去模仿，而是从你自己的内心中发自真诚地去孝顺；同样地，辅助君王时，忠心也不是从君王身上找到一个‘忠’的标准去执行，而是出于你内心的忠诚和责任；结交朋友、治理百姓也是如此，信和仁的道理都源于你自己的内心。因此，心即是理。当我们的心没有被个人的私欲所蒙蔽时，它就是最纯粹的天理。有了这样一颗合乎天理的心，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是出于最真诚的意愿：用心侍奉父亲就是孝、用心辅佐君王就是忠、用心交友和治民就是信和仁。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去外面寻找这些道理，而是去除自己心中的私欲、存养天理。”
徐爱听后若有所悟地说：“先生的教诲让我有些明白了。但是以前的学说还在我心里面留有影响，让我有些混淆不清。比如说侍奉父亲这件事吧，有很多具体的细节需要注意，比如让父亲冬暖夏凉、白天请安晚上请定等等，这些难道不需要我们去讲求和遵守吗?”
先生回答说：“当然需要讲求和遵守了！但是这些具体的事情都有一个核心前提就是先要摒除自己心中的私欲、存养天理然后再去讲求这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让父母冬天暖和这件事吧本质上是为了尽自己的孝心而不是为了追求某种形式或者结果；同样地让父母夏天凉快也是如此。如果自己的心没有任何私欲、纯属天理那么自然就会发自内心地去关心父母的冷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讲求和遵守。”
为了进一步帮助徐爱理解先生又打了个比方：“你可以把虔诚孝顺的心比作一棵树的树根而具体的事情比如让父母冬暖夏凉等就是树的枝叶。一棵树必然是先有树根然后才有枝叶长出来的不可能先找到枝叶然后再去种树根。《礼记》上也说：‘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内心深爱父母那么自然就会对父母和颜悦色、关心备至而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表现而不是刻意追求或者模仿来的。”
【解读】
心即理，这是王阳明心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当我们提到“心”，王阳明并不是在谈论生理上的心脏或血肉，而是指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意识。这个“心”非常强大，它不仅主导着我们的身体，还是整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而“理”，也不是外面世界的东西，它实际上源自我们内心的深处。当“心”与“理”完美结合时，就展现了阳明心学的独特思维路径。
有一次，郑朝朔问王阳明：“我们是否需要在具体事物上去寻求至善呢？”王阳明回答说：“至善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达到纯粹天理的极致状态，怎么还需要从事物上去寻求呢？你试着举几个例子来看看。”
郑朝朔说：“比如侍奉父母，我们该如何掌握温暖的节度，又该如何做到恰当的奉养，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寻求，才能达到至善。所以，学问、思考和辨析都是很重要的。”
王阳明解释道：“如果只是谈论温暖的节度和奉养的恰当，这些一两天就可以讲完，哪里需要那么多的学问、思考和辨析呢？关键是在于，当我们为父母提供温暖时，内心要纯粹地遵循天理；当我们奉养父母时，内心也要如此。如果不这样做，即使是小小的差错也可能导致巨大的失误。因此，即使是圣人，也还需要不断地修炼以达到‘精一’的境界。如果我们只是追求那些表面的礼节，并认为这就是至善，那就像戏子一样，只是在表演许多看似恰当的礼节，但实际上内心并没有真正达到至善。”
【原文】
亦可谓之至善矣！爱于是日又有省。
【译文】
郑朝朔有些困惑地问：“至善难道也需要我们从具体的事物上去探求吗？”
先生耐心地回答说：“其实不需要。至善的本质就是让自己的心达到一种纯然天理的状态。你想想，如果心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那在具体事物上还需要怎样探求呢？不过，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你可以试着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郑朝朔思考片刻后说：“以孝顺父母为例吧。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合理地为他们防寒降暑，如何恰当地侍奉他们。这些都需要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才能做到至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询问、思考和辨别都是非常重要的。”
先生听后，微笑着说：“你提到的这些，比如防寒降暑、奉养适宜等问题，其实只是一些表面的礼节。这些一两天就可以学会，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或思辨的功夫。关键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达到了至纯天理的境界。这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达到这种境界，我们确实需要学问、思考和辨析的功夫。否则，即使我们在礼节上做得再好，也可能只是形式主义，离真正的至善还差得很远。就像现在的演员在台上表演一样，他们可能把对父母奉养的礼节表演得非常到位，但那只是一种表演，并不是真正的至善。”
这一天，徐爱也在旁边听着先生和郑朝朔的对话，他对至善的理解又深入了许多。他明白了，至善并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内心的境界。只有内心达到了至纯天理的境界，才能真正做到至善。而这种境界的达到，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思考和辨析。
【解读】
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即理”，其实是一个很深奥但也非常实用的哲学理念。他所说的“心”，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生理上的心脏，而是指人的意识、思维和精神。这个“心”非常特别，它能够通过我们的实践和经验，给各种事物赋予意义和价值。
而这里的“理”，则是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和准则。王阳明认为，这个“理”并不是外在的、固定的东西，而是源于我们内心的本性和良知。所以，当他说“心即理”时，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其实就是道德的源泉和根基。
那么，为什么这个“心即理”的理念如此重要呢？因为在王阳明看来，人只有真正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培养出真正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才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善良、正直、有道德的，那么我们的行为自然也会是善良、正直、有道德的。
这个理念其实非常实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问题，需要做出选择和决策。如果我们只是盲目地遵循一些外在的规则和标准，可能很容易就会迷失方向或者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根据自己的道德意识和情感来做出决策，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做出正确、明智的选择。
【原文】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译文】
徐爱因为对先生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理念还心存疑惑，与宗贤、惟贤等人反复讨论后仍然觉得有些模糊，于是决定向先生请教以求解惑。
先生耐心地回答说：“你可以试着通过具体的例子来阐述你的理解。”
徐爱思考了片刻，说：“就拿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这些基本的道德规范来说吧，虽然道理人人都懂，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很难做到完美。这不正好说明知识和行动是两码事吗？”
先生微笑着解释道：这其实是对知行关系的一种误解。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的内心被私欲所遮蔽，导致知与行之间的断裂。要知道，没有真正的知而不行的情况，所谓知而不行实际上是因为还没有达到真知的境界。圣贤们教导我们知行合一，就是要我们恢复知与行之间的内在联系。《大学》中提到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当我们看到美丽的景色时，内心自然会产生喜爱的情感；同样地，当我们闻到难闻的气味时，也会本能地感到厌恶。这些反应都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额外的思考或努力。这就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再回到你刚才的例子上来，我们说一个人知道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并不是因为他能说会道，而是因为他已经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了这些品质。如果一个人只是说些漂亮话却从不付诸行动，那我们怎么能说他真正知道孝顺和尊敬呢？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方面的知与行。比如一个人知道疼痛的感觉，那一定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疼痛；知道寒冷的感觉也一定是因为他曾经感受过寒冷。这些都是知与行紧密相连的例子。
所以你看，知与行其实是无法分割的。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这就是知与行的本体面目。圣人们教导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要求的只有做到了知行合一才能算是真正的知道。否则的话那只是表面的、肤浅的知识罢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功夫是多么地紧要而切实啊！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些人硬要把知与行分开来看作是两件事情呢?而我为什么又要强调知行合一是一个整体呢?如果我们连这番话的宗旨都搞不清楚的话那么在这里争论知与行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听到这里徐爱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但还是有些不甘心地说：“可是古人不是也曾经把知与行分开来讲过吗?他们这样做不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吗?一边在认识上下功夫一边在实践上下功夫这样才能更好地把事情做好啊。”
先生摇了摇头说：“你这样说反而是误解了古人的本意了。我曾经说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知与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古人之所以有时候把知与行分开来讲是因为他们针对的是社会上存在的两种极端情况。一种人做事完全不经过大脑只是凭着一股蛮劲胡干一气；另一种人则整天空想却不愿意付诸实践。这两种人都是知行不一的典型代表。所以古人才会提出知行合一的理念来纠正这两种偏差。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领会古人的用意那么即使把知与行分开来说也不会影响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领会知行合一的宗旨那么即使把知与行合在一起说也只是徒有其表而已。”
【解读】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行合一呢？这是一个非常深奥却又极其实用的哲学概念。简单来说，知行合一就是指我们的认知和行为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达到一种完美的统一状态。这里的“知”，是指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而“行”，则是指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根据这种认识和理解所采取的行动。
要真正实现知行合一，既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上的认知，把知识当作空洞的口号或理论，忽略了实践的重要性；也不能盲目地行动，没有明确的指导和方向，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我们的认知和行为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具体来说，当我们对某个事物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后，就应该将这种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过实践来验证和巩固我们的认知。反过来，当我们在实践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也应该及时反思和调整我们的认知，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为什么强调知行合一呢？因为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如果我们只是纸上谈兵，不去亲身实践，那么这种认知就是空洞的、没有生命力的；而如果我们只是盲目地蛮干，没有正确的认知作为指导，那么这种行动也是盲目的、没有效率的。所以，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让我们的认知和行为都达到最佳状态，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问题。
【原文】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格物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译文】
徐爱向先生请教：“昨天听到您讲解‘止至善’，我感觉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但细细思考后，我觉得这与朱熹的‘格物’观点似乎有所不同。”
先生解释道：“‘格物’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止至善’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一旦你真正理解了‘至善’的含义，你也就自然明白了‘格物’的真谛。”
徐爱接着说：“昨天我尝试用您的学说来解读朱熹的‘格物’理论，虽然大致上能理解，但朱熹的观点有很多经典依据，比如《尚书》中的‘精一’，《论语》中的‘博约’，《孟子》中的‘尽心知性’。因此，我对您的学说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先生耐心地说：“子夏非常信赖圣人的教诲，而曾子则更注重自我反省和探求。信赖圣人固然是好的，但自我反省和探求往往能带来更深入的理解。当你的内心还存在疑惑时，为什么不尝试自己去寻找答案，而只是盲目遵循旧有的观点呢？朱熹虽然非常尊敬程颢，但他在遇到不理解的问题时，也并没有盲目跟从。实际上，‘精一’、‘博约’、‘尽心’这些观点与我的学说是相通的，只是你还没有领悟到其中的关联。至于朱熹对‘格物’的解释，我认为有些牵强附会，并没有真正把握‘格物’的核心。求精是达到事物本质的关键，而博览多学则是为了实现简洁明了的目标。既然你已经明白了知行合一的道理，那么这些问题应该就能迎刃而解了。
“尽心知性知天”，这是那些生来就具备良知、能自然行善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存心养性事天”，则是那些通过学习明白道理、为了利益而行善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至于“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这是那些遇到困境仍努力勉励自己行善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朱熹误解了“格物”的真正含义，是因为他颠倒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尽心知性”就是“格物知至”，但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先后顺序的。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求他们直接去做“生知安行”的事情是不切实际的。”
徐爱又问：“为什么说‘尽心知性’是‘生知安行’者才能做到的事情呢？”
先生解释道：“心的本体就是人的本性，而天理则是人性的本源。因此，尽力发扬人的本心就是把人性彻底地发挥出来。《中庸》里说过：‘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所谓的‘存心’，其实就是说还没有做到‘尽心’。而‘知天’中的‘知’，就像知州、知府中的‘知’一样，意味着治理州、县是他们分内的事，两者是合为一体的。所以‘知天’就是说人能够知晓天理，与天合为一体。而‘事天’则像是儿子对待父亲、大臣侍奉君王一样，需要毕恭毕敬地小心奉承，不要有所闪失。‘事天’意味着还没有完全与天合为一体。圣人与贤人的区别就在这里。至于‘夭寿不贰’，则是教导学生要一心向善，无论处境好坏、寿命长短都不动摇行善的心志。而朱熹却颠倒了这些概念之间的顺序让初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徐爱听后恍然大悟：“昨天听先生的教诲我就隐约觉得应该这样下功夫去理解。今天听了您的详细解释我更加坚信无疑了。我昨天早上还在想‘格物’的‘物’字其实就是‘事’字的意思都是从心上来讲的。”
先生点头称赞：“你说得对。身体的主宰就是心心发出来的就是意念。意念的本源就是感知而意念存在于事物之上。比如你在侍奉双亲时那么侍奉双亲就是一件事；你在辅佐国君时那么辅佐国君就是一件事；你在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时那么这些行为也都成为你心中的事。因此我说‘没有天理存在于心外也没有事物存在于心外。’这与《中庸》中所说的‘不诚无物’以及《大学》中所强调的‘诚意’功夫都是相通的。而‘诚意’的功夫就是通过‘格物’来探究事物的原理从而实现心与物的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