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六个月，但尔维既没有夏倍上校的消息，也没有伯爵夫人的消息，以为他们和解了，大概伯爵夫人怀恨在心，故意托别的事务所办了手续。于是有一天，他把借给夏倍的钱结算清楚，加上应有的费用，写信给法洛伯爵夫人请她通知夏倍伯爵料理；但尔维断定她是准知道前夫的住址的。

法洛伯爵的总管刚好发表为某个重要城市的初级法院院长；他第二天就复了但尔维一封信，教人看了非常丧气：

法洛伯爵夫人嘱代声明：贵当事人对先生完全用了欺骗手段；自称为夏倍伯爵的人已明白承认假冒身份。此致……

台倍克

但尔维嚷道：“呦！竟有这种混账东西！他们居然会盗窃出生证。你热心罢，慷慨罢，慈悲罢，你可上当了！哪怕你是诉讼代理人也没用！这件事平空白地破费了我两千多法郎。”

又过了一些时候，但尔维有天到法院去找一个正在轻罪法庭出庭的律师说话。他偶然闯进第六庭，庭上刚好把一个叫作伊阿桑德的无业游民判处二个月徒刑，刑满移送圣·特尼乞丐收容所。照警察厅的惯例，这种判决等于终身监禁。

听到伊阿桑德的名字，但尔维对坐在被告席上，夹在两名警察中间的犯人瞧了一眼，原来便是冒充夏倍伯爵的那个家伙。

老军人态度安详，一动不动，几乎是心不在焉的神气。虽则衣服破烂，面上也有饥寒之色，但仍保持着高傲庄严的气概。他的眼神有种坚忍卓绝的表情，绝对逃不过法官的眼睛；但一个人落入法网以后，就变了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法理的问题，好比他在统计学家心目中只成为一个数字。

他被带往书记室，预备等会和同案判决的游民一齐送往监狱。凭着代理人在法院里可以到处通行的特权，但尔维跟他到书记室，把他和别的几个奇形怪状的乞丐打量了一番。书记室的穿堂另有一番景象，可惜立法大员，慈善家，画家，作家，都没有研究过。

像一切诉讼实验室一样，这穿堂是一间又暗又臭的屋子，四壁摆着长凳，被那些川流不息的可怜虫坐得发黑了。他们都到这儿来跟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受难者相会，从来没有一个人失约。倘若你是个诗人，一定会说，在这么许多灾难汇集的阴沟里，阳光是羞于露面的。那儿没有一个位置不坐过未来的或过去的罪犯，很多是受了第一次轻微的惩罚，便横了心变成积犯，终于上了断头台，或者是把自己打一枪送了性命。所有倒在巴黎街上的人，都在这些暗黄的壁上留着痕迹。凡是真正的慈善家，大可以在壁上把那么多自杀案的理由研究出来，不至于再像一般虚伪的作家只会慨叹而没能力加以阻止；因为自杀的原因明明写在这间穿堂里，而穿堂又是一个苗圃，制造验尸所与葛兰佛广场的惨剧的。

那时，一批精神抖擞而浑身都是苦难的疮疤的人，挤在那里一会儿静默，一会儿低声谈话，因为有三个警察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腰刀拖在地板上发出铿锵的声音。夏倍上校就坐在这些人堆里。

“你还认得我吗？”但尔维站在老军人面前问。

“认得的，先生。”夏倍站起身子回答。

但尔维轻轻的说道：“倘若你是个规矩人，怎么会欠了我的钱不还呢？”

老军人满面通红，好像一个姑娘被母亲揭破了私情。

他高声嚷道：“怎么！法洛太太没跟你算账吗？”

“算账？……她写信给我说你是个骗子。”上校抬起眼睛，表示深恶痛绝与诅咒的意思，仿佛在祈求上帝惩罚她这桩新的卑鄙行为。

“先生，”他因为感情冲动，声音变了腔，倒反显得安静了，“请你向警察说一声，让我到书记室去写个字条，那一定发生效力。”

但尔维向警察打了个招呼，把他的当事人带进书记室；伊阿桑德写了一个字条给伯爵夫人，交给但尔维，说道：

“把这个送去，你的公费和借给我的款子保证能收回。先生，虽则我对于你的帮助没有把我的感激表示出来，但我的情意始终在这里，”说着他拿手指着心口，“是的，整个儿在这里。可是穷人有什么力量呢？他们除了感情以外，什么都谈不到。”

“怎么！”但尔维问他，“你没要求她给你一笔年金吗？”

“甭提啦！”老军人回答，“你真想不到，一般人看得多重的表面生活，我才瞧不起呢。我突然之间害了一种病，厌世病。一想到拿破仑关在圣·埃兰纳，我觉得世界上一切都无所谓了。倒霉的是我不能再去当兵。”他做了一个小孩子般的手势，补充道：“归根结底，与其衣服穿得华丽，不如有感情可以浪费。我至少不用怕人家瞧不起。”

说完他又回去坐在他的凳子上。

但尔维出了法院，回到事务所，派那个时期的第二帮办高特夏上法洛太太家。伯爵夫人一看字条，立刻把夏倍上校欠代理人的钱付清了。

一八四〇年六月底，高特夏当了诉讼代理人，陪着他的前任但尔维上里斯去。走到一处和通往皮赛德的林荫道交叉的地方，看见路旁一株橡树底下，有个已经成为叫化头的，病病歪歪的白发老人。他住在皮赛德救济院，像穷苦的老婆子住在萨班德里埃一样。他是院内收容的二千个人中的一个，当时坐在一块界石上，聚精会神的干着残废军人搅惯的玩意儿：在太阳底下晒黏在手帕上的烟末，大概是为了爱惜烟末，不愿意把手帕拿去洗的缘故。老人的脸非常动人，穿的是救济院发的丑恶之极的号衣——一件土红色的长袍。

高特夏和同伴说：“但尔维，你瞧，那老头儿不是像从德国来的那些丑八怪吗？他居然活着，说不定还活得挺有趣呢！”

但尔维用望远镜瞧了一下，不禁作了一个惊讶的动作，说道：

“嗳，朋友，这老头儿倒是一首诗，或者像浪漫派作家说的，是一出悲惨的戏。你有时还碰到法洛太太吗？”

“碰到的，她很有风趣，很可爱；也许对宗教太热心了一些。”高特夏回答。

“这老头儿便是她的结发丈夫，当过陆军上校的夏倍伯爵；他被送到这儿来准是她玩的花样。夏倍上校住着这个救济院而没住高堂大厦，只因为当面揭穿了美丽的伯爵夫人的出身，说他像雇马车一般把她从街上捡来的。她当时瞅着他的虎视眈眈的眼睛，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这几句开场白引起了高特夏的好奇心，但尔维便把上面的故事讲了一遍。两天以后，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两位朋友回巴黎的时候远远向皮赛德望了一眼。但尔维提议去看看夏倍上校。林荫道的半路上有株倒下的树，老人坐在树根上，手里拿着一根棒在沙土上画来画去。他们把他细看了一下，发觉他那天的早点不是在养老院里吃的。

但尔维招呼他：“你好，夏倍上校。”

“不是夏倍！不是夏倍！我叫作伊阿桑德。”老人回答。他又像儿童和老人那样带着害怕的神气，很不放心的瞧着但尔维：“我不是人呀，我是第七室第一百六十四号。”歇了一会又说：“你们可是去看那个死犯的？他没娶老婆，那是他的运气！”

“可怜的人！”高特夏说，“你要不要钱买烟草？”

上校赶紧向两个陌生人伸出手去，神气和巴黎的顽童一样天真，从各人手里接了一枚二十法郎的钱，傻头傻脑的对他们望了一眼，表示感谢，嘴里还说：

“倒是两个好汉！”

他作着举枪致敬和瞄准的姿势，微微笑着，嚷道：

“把两尊炮一齐放呀！拿破仑万岁！”

接着他又拿手杖在空中莫名其妙的乱画一阵。

但尔维说：“大概他受的伤影响到他的头脑，使他变得跟小孩子一样了。”

救济院中的另外一个老人在旁边望着他们，听了这话叫起来：“他跟小孩子一样！哼！有些日子简直一点儿触犯不得。这老奸巨猾把什么都看透了，想象力丰富得很呢。可是今天他是在休息。先生，一八二〇年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了。那一回，有个普鲁士军官因为马车要爬上维勒于伊甫山坡，只得下来走一段。我正好跟伊阿桑德在一起。那军官一边走一边和一个俄国人谈话，看到咱们的老总，便嘻嘻哈哈的说道：‘这一定是个到过洛斯巴哈的轻骑兵。’老总回答：‘我太年轻了，来不及到洛斯巴哈；可是赶上了伊哀那！’普鲁士人听着马上溜了，一句话也不敢多讲。”

但尔维嚷道：“他这个命运多奇怪！生在育婴院，死在养老院；那期间帮着拿破仑征略埃及，征略欧洲。”歇了一会又说：“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社会上有三等人，教士，医生，司法人员，都是看破人间的。他们穿着黑衣服，或许就是哀悼所有的德行和所有的幻象。三等人中最不幸的莫如诉讼代理人。一个人去找教士，总由于悔恨的督促，良心的责备，信仰的驱使；这就使他变得伟大，变得有意思，让那个听他忏悔的人精神上感到安慰；所以教士的职业并非毫无乐趣：他作的是净化的工作，补救的工作，劝人重新皈依上帝的工作。可是我们当诉讼代理人的，只看见同样的卑鄙心理翻来覆去的重演，什么都不能使他们洗心革面；我们的事务所等于一个没法清除的阴沟。哼，我执行业务的期间，什么事都见过了！我亲眼看到一个父亲给了两个女儿每年四万法郎进款，结果自己死在一个阁楼上，不名一文，那些女儿理都没理他！我也看到烧毁遗嘱，看到做母亲的剥削儿女，做丈夫的偷盗妻子，做老婆的利用丈夫对她的爱情来杀死丈夫，使他们发疯或者变成白痴，为的要跟情人消消停停过一辈子。我也看到一些女人有心教儿子吃喝嫖赌，促短寿命，好让她的私生子多得一分家私。我看到的简直说不尽，因为我看到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你啊，你慢慢要领教到这些有趣的玩意儿，我可是要带着太太住到乡下去了，巴黎使我恶心。”

高特夏回答说：“噢，我在台洛希那儿也见得不少了。”

一八三二年三月　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