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州诗见存者三百六十首，其中可确指为某年或某数年间作者，依余所考，殆十有七八。兹篇初藳，本已分年隶属，厘订粗备。旋以每定一诗，疏通篇旨，参验时事，引绪既繁，卷帙大涨，虑其厖糅，不便省览，乃仅留其时地有征，可据诗以证事者，余悉汰之。盖兹篇意在研究作者之生活，当以事为经，以诗为纬，亦即不得不详于事而略于诗也。读者慎勿以为嘉州篇咏之有年可稽者，胥尽于是。至于编年诗谱，不容偏废，谁曰不然？别造专篇，傥在来日。
嘉州旧无年谱。撰此考垂成，或告以《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二期有《岑参年谱》，取而读之，则近时赖君义辉之所作也。以校拙撰，同者不及一二，异者何啻八九。诚以余为此考，年经月纬，枝叶扶疏，亦既自病其事甚寡而词甚费矣，故今也于其所以异于赖君者，雅不欲一一申辩，以重滋其芜蔓。其或赖君洞瞩未周，而事有关系甚巨，又非剖析不足以明真相者，则于附注中稍稍指陈之，但求有当于征实，不务抑彼以张我也。虽然，吾得读赖君此作，如入空谷，而足音跫然，忽在我前，斯亦可憙也矣。若夫筚路蓝缕，先我著鞭，伟哉赖君，吾有愧色焉。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三易藳竟，一多谨识，时距嘉州没后实一千一百六十三载也。
公《感旧赋》（《全唐文》三五八）序曰“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三相者，曾祖文本相太宗，伯祖长倩相高宗，伯父義相睿宗也。文本字景仁，以文翰位跻台辅，与虞世南、李百药、许敬宗辈齐名。所著有集六十卷，又尝与令狐德棻同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张景毓称其“五车万卷，百家诸子，吐凤怀蛟，凌云概日，不尚浮绮，尤存典裁，藻翰之美，今古绝伦”，虽贡谀之辞，不无溢美，要其声荣之重，可想见也。《旧书》本传纪其少年轶事曰：“父之象，隋末为邯郸令，常被人所讼，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谭论，善属文。时年十四，诣司隶称冤，辞情慨切，召对明辨。众颇异之，试令作《莲花赋》。下笔便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又言其为中书舍人时“所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斯则公家文学之遗传，有足征者也。
长倩字某，義字伯华，继居辅宰，并能守正不阿，然皆不获令终。长倩以忤诸武被戮，五子同赐死；義亦因政潮受牵，身死家破。先是睿宗景云三年（712）正月，義以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六月为侍中。时義兄献为国子司业，弟翔为陕州刺史，休为商州刺史，从族兄弟子侄因義引用登清要者数十人，故《感旧赋》云，“朱门不改，画戟重新，暮出黄阁，朝趋紫宸，绣毂照路，玉珂惊尘，列亲戚以高会，沸歌钟于上春，无大无小，皆为缙绅，颙颙卬卬，逾数十人。”虽然“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義于斯时，似有预感，尝叹曰，“物极则返，可以惧矣！”果尔，明年七月，太平公主事发，義以预谋伏诛，籍没其家，亲族数十辈，放逐略尽，时则嘉州诞生之前二年也。
公祖景倩，武周时麟台少监，卫州刺史，宏文馆学士。父植，字德茂，弱冠补修文生，明经擢第，解褐同州参军，转蒲州司户参军。俄以亲累左授夔州云安县丞。秩满，丁父忧去职。服阕，调补衢州司仓参军。擢润州句容县令，有政声。景龙二年（708）源乾曜为江东黜陟使，荐擢某官。既去句容，县人为立德政碑。后终仙、晋二州刺史。
植子五人，渭、况、参、秉、亚也。渭与秉、亚皆无考。况尝官单父尉，与刘长卿友善，似亦有文名，杜甫《渼陂行》“岑参兄弟皆好奇，”王昌龄《留别岑参兄弟》“岑家双琼树，腾光难为俦，”盖皆谓况也。
夷考群书，公之家世，大校如此。
玄宗开元三年乙卯（715）公一岁
父植除仙州刺史，至早当在此年，疑公即生于仙州官廨。
案景龙二年，植尚为句容县令，因源乾曜荐擢某官，则为仙州刺史当在景龙二年后。《旧书·玄宗纪》，开元三年二月，析许州、唐州置仙州。《唐会要》七○仙州条下云，“贞观八年置鲁州，九年废。开元二年析许鲁唐三州，复置仙州。”置仙州，《纪》作三年，《会要》作二年。检《会要》同卷同叶又载开元十一年十二月，敕以仙州频丧长史，欲废之，令公卿议其可否。崔沔上议，有“然自创置，未盈十年”之语。若依《会要》开元二年创置，则下推至十一年十二月，已足十年，与崔沔语不合。是知始置仙州，当从《纪》作三年为正。开元三年始有仙州，则植除仙州刺史不得早于此年明矣。
公之卒年，依余所考，定为大历五年，或不大谬（说详后），然但知卒年，不知寿算几何，是其生年仍无由推计也。且集中诸诗凡有年月可稽者，又不详其时作者几岁。间有语及年岁者，又类皆约举成数（如曰三十四十），文家修词，不拘摭实，故亦不敢决为谁实谁虚，是仍不足据以上推其生年也。不宁惟是。诸篇所述年岁，斟酌前后，往往互相牴牾。
否认（1）之“三十”为实数，则（2）（3）之“三十”，（4）（5）之“四十”，皆为虚数，未始不可，唯（6）曰“四十强”，而其时实已四十九岁，则在疑似之间。若（5）之“四十”为实数，则（3）之“三十”为虚数可也，（6）之称四十五为“四十强”亦可，然（1）（2）（4）三例则皆相去甚远。若定（6）之“四十强”为四十七岁，则（3）（4）（5）皆为虚数可也，（2）称二十九岁曰“三十”，尚可，（1）称二十八岁为“三十”则断不可。若认（2）之“三十”为实数，则（3）（5）并为虚数可也，（4）之“四十”或虚或实，亦无问题，（1）称二十九为“三十”，（6）之“四十强”为四十八岁，皆不甚悖于理。综观以上各例，除（3）（4）两诗不可确定为何年所作，无从假定，其余四例中，惟（2）为较无滞碍，故余即准此定《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所云“三十始一命”者为实指三十；其时为天宝三载（744）则登第之年可证也。天宝三载年三十岁，则当生于开元三年（715）。此虽别无确证，然优于其他各例则无疑也。
既知公父为仙州刺史至早在开元三年，而公之生亦在此年，则公即生于仙州官廨，为极可能之事矣。
开元四年丙辰（716）二岁
开元五年丁巳（717）三岁
开元六年戊午（718）四岁
开元七年己未（719）五岁
始读书。
《感旧赋》序，“五岁读书。”
开元八年庚申（720）六岁
公父转晋州刺史，约当此年，公亦以此年侍父至晋州。
有唐官制，一岁为一考，四考有替则为满，若无替，则五岁而罢，此其常例也。景龙以还，虽官纪大紊，然玄宗即位，大格奸滥，窃疑刺史改转，是时已复遵常轨。故植转晋州，或经四考，或经五考，其时要不外开元七八两年。唯岑氏自義得罪后，朝中遽失依冯，以常理推之，植守此劣州必历久始得上迁。今姑依五考之例，定植转晋州之时为开元八年。此固想当然耳，然亦有一事可资参证。本集《题平阳郡汾桥边柳树》诗原注曰“参曾居此郡八九年。”平阳郡即晋州，天宝元年改名。公居晋八九年之久，而集中晋州诗仅见，是必童年侍父侨寓于此。《感旧赋》序曰：“十五隐于嵩阳”，明十五以前未常居嵩阳也。十五以前不居嵩阳者，其时父方刺晋，公亦在晋州耳。十五岁之前一年为开元十六年。由开元十六年上数九年为开元八年，公之居晋盖自是年始。既知公始至晋在开元八年，则父之来守是州，必经五考，而其年则亦为开元八年矣。（若依四考计之，则转晋在开元七年，而公之居晋宜为十年，与《题柳树》诗注不合。）
开元九年辛酉（721）七岁
开元十年壬戌（722）八岁
开元十一年癸亥（723）九岁
始属文。
《感旧赋序》，“九岁属文。”
开元十二年甲子（724）十岁
开元十三年乙丑（725）十一岁
开元十四年丙寅（726）十二岁
开元十五年丁卯（727）十三岁
开元十六年戊辰（728）十四岁
开元十七年己巳（729）十五岁
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
是时，公父已逝世。家贫，从兄受书，能自砥砺，遍览经史。
《感旧赋》序曰，“十五隐于嵩阳。”案河南府嵩阳县，武后时已改名登封（即今河南登封县）。此序称嵩阳（赋亦曰“有嵩阳之一邱，”），则用旧名也。《初至虢西官舍南池呈左右省及南宫故人》诗曰：“他日能相访，嵩南旧草堂。”嵩南犹嵩阳耳。又案嵩高之名，旧有二说。《史记·封禅书》，“自殽以东，名山五。……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此狭义之嵩山。《艺文类聚》七引戴延之《西征记》，“嵩高，山岩中也，东谓太室，西谓少室，相去七十里；嵩高，总名也。”此广义之嵩山。县名嵩阳，盖取狭义，专指太室。公有《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诗，既曰二室，是公于太室少室，皆尝居之矣。其居少室，有《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诗可证。少室之居，既别有征，则诸言嵩阳嵩南者，非太室而何？李白《送杨山人归嵩山》诗曰，“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据《登封县志》，太室二十四峰有玉女峰。玉女为太室峰名而曰嵩阳，可证唐人称嵩阳皆谓太室之阳矣。
《新表》于植历官，称“仙晋二州刺史”，是植官终于晋州刺史。植捐馆之年，载籍不详，难以确指。据杜《序》称公“早岁孤贫”，则植之卒，即不在晋州任内，亦不出尔后数年中，总之，公移居嵩阳时，父已早卒，则可断言也。盖植殁后，妻子仍留寓晋州，必至本年，始徙嵩阳，故公于《题汾桥边柳树》诗注云“居平阳郡八九年”耳。
《感旧赋》曰“无负郭之数亩，有嵩阳之一邱”，而居嵩阳时年方十五，则与杜《序》所云“早岁孤贫”者正合。赋又曰“志学集其荼蓼，弱冠干于王侯；荷仁兄之教导，方励己以增修。”杜《序》于“早岁孤贫”下亦曰“能自砥砺，遍览经史。”盖父卒，故从兄受业，而自十五至二十，则正其勤苦向学之时也。
开元十八年庚午（730）十六岁
移居颍阳（少室别业）当在本年以后。
《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诗曰“草堂近少室，夜静闻风松”，知公又尝居少室也。集中又屡言归颍阳，（《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曰“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曰“山阴老僧解《楞伽》，颍阳归客远相过”，《郊行寄杜位》曰“秋风引归梦，昨夜到汝颖。”）颍阳即“少室居止”所在，其证有三。戴延之《西征记》称太室少室相去七十里。颍阳县故治即今河南自由县颍阳镇，在登封县西南七十里。登封县在太室山下，其距颍阳道里，乃与太室距少室道里符合，则公颍阳所居亦即少室居止矣其证一。《还少室居止凭眺》诗又曰，“火点伊阳村，烟深嵩角钟。”按舆图，少室距登封（嵩阳）与其距伊阳道里略相等，故自此凭眺，东望嵩角，则暮烟深处，时闻远钟，南瞻伊阳，则数星村火，隐约可辨。按之地望，此与颍阳正合，则颍阳即少室也。其证二。韦庄《颍阳县》诗曰，“琴堂连少室，故事即仙踪，”此尤颍阳县治在少室山下之明验，然则颍阳亦即少室也。其证三。又案《元和郡县志》五，“颍水有三源，右水出阳乾山，颍谷，中水导源少室通阜，左水出少室南溪，东合颍水。”公又有《南溪别业》诗，曰“结宇依青嶂”，曰“溪合水重流”。“青嶂”殆即少室山，“溪合水重流”即南溪合颍水也。盖以县言则曰颍阳，以山言则曰少室，以水言则曰南溪，其实一耳。
知移居颍阳在本年以后者：《会要》七○：“咸亨四年分河南伊阙、嵩阳等县置武林县，开元十五年九月二日改颍阳县。”集中凡言家园，绝无称武林者，其称颍阳者，数见不鲜，故移家颍阳，合在改名以后。然自开元八年至十六年，为居晋州之期，而十七年居登封（嵩阳），亦有诗赋可据，则是迁居颍阳，至早不得过开元十八年矣。
又案公生平所居之地，见于诗者，又有“缑山草堂”、“陆浑别业”，及“王屋别业”，疑皆天宝中迁长安以前所居之地，其迁徙年次，则并不详。姑附识于此，以俟续考。
开元十九年辛未（731）十七岁
开元二十年壬申（732）十八岁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733）十九岁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734）二十岁
始至长安，献书阙下。此后十年，屡往返于京洛间。
成室当在本年以后，天宝元年八月以前。
《感旧赋》序曰“二十献书阙下，”赋曰“弱冠干于王侯，”又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按《登科记》有上书拜官，及上书及第。《封氏闻见记》云，“常举外，有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云麓漫钞》亦云，“上书者中书试，同进士及第。”《权载之集》有《元和元年吏部试上书人策问》三道，是与制举对策无异。公献书后，盖亦尝对策而落第耳。
知本年初至长安者，赋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东山用谢安事，犹上文云“隐于嵩阳也。”献书以前，未尝涉迹帝都，故得曰“隐”，曰“东山”。
《夜过盘石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有“春物知人意，桃花笑索居”之句，似其时去新婚未久。《会要》七○，“天宝元年八月，易州永乐县改为满城县。”此诗称永乐则当作于天宝元年八月以前。永乐在京洛道中，诗盖即“出入二郡”途经永乐时所作也。然本年以前，公未尝至长安，则是诗之作，至早不得过本年。既知诗当作于本年以后，天宝元年以前，则公授室之年，亦约略可知矣。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735）二十一岁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736）二十二岁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737）二十三岁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738）二十四岁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739）二十五岁
在长安。
王昌龄开元二十八年冬谪江宁丞，（说详后）有《留别岑参兄弟》诗，曰“长安故人宅，秣马经前秋。”诗作于开元二十八年而曰“前秋”，则是二十七年秋也。此本年公在长安之证。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740）二十六岁
在长安。是冬，王昌龄出为江宁丞，公有诗送之。
《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曰“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诗有悯惜之意，似是昌龄初谪江宁时赠别之作。昌龄谪官之岁月，载籍不详。《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诗曰“王兄尚谪宦，屡见秋云生。”彼诗作于天宝元年（详后），曰“尚谪宦”，则初赴江宁必在天宝元年以前，又曰“屡见秋云”，则又不只前一年，是昌龄谪官亦不得在开元二十九年也。又考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浩然因欢宴，疾发而卒。昌龄若二十七年谪官，似既谪官后，不得于二十八年忽离职守，远赴襄阳，故谪官亦不得在二十八年以前。昌龄《留别岑参兄弟》诗曰“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邑，东南棹孤舟”，明为谪江宁将之官时所作。诗又曰“便以风雪暮，还为纵酒留”，而公《送昌龄赴江宁》诗亦曰“北风吹微雪，抱被肯同宿”，明时在冬日。意者昌龄游襄阳在二十八年冬前，其谪江宁则二十八年冬耳。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741）二十七岁
是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贝丘。暮春自贝丘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
《送郭乂杂言》诗曰“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集中又有河南北诗数首，是公尝有河朔之游也。知此游在本年者，其证有三。（一）《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曰，“携手到冀州。”冀州天宝元年改信都郡，至德二载复为冀州。然公自至德二载归自北庭，尔后在长安，在虢州，在蜀，游踪所届，历历可考，绝不见游河朔之迹。且河北诸郡，自禄山叛命，逮于藩镇，变乱相仍，迄无宁岁，其地亦断非游衍之所，故诗与题所称冀州，必天宝元年未更郡名以前之冀州。（二）斯游虽不在天宝元年，要当去天宝元年不远。《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诗为此游途中所作，（详后）诗曰：“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王，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此即《感旧赋》所谓“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也。献书事在开元二十二年，自彼年下推十载，为天宝二年。此游不得在天宝元年后，既如前述，则诗曰“十载”，乃举成数言之。然数字虚用，充其量，八载而冒称十载可耳，七载以下似不宜犹称十载。故此诗至早当作于开元二十九年，亦即献书后八年也。（三）且事实上，天宝元二两年皆不得有河朔之游。天宝元年有长安诗，既在长安，则必无又在河朔之理。据《送郭乂杂言》诗，“地上青草出，经冬今始归”之句，知首年出游，次年“青草出”时，即二月间，始归长安。出游若在天宝二年，则归长安应在三载二月。然公三载登第，其年正月正就试礼部之时，安得二月始归长安哉？天宝元二年既皆不得有此游，则《寄匡城主人》诗所云“十载”，实才八载，益无疑矣。
至斯游经行之地，案之舆图，参以各诗所纪时物，其先后次第，似亦可寻，姑以意定之如此。说详下方各诗本条中：
《邯郸客舍歌》诗曰“客从长安来”，知此游乃自长安首途。
《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 井陉县属恒州，即今河北井陉县。依路线当自邯郸至此，再至贝丘。
《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曰“客舍梨花繁，深花隐鸣鸠”，与《送郭乂杂言》“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之语颇合。诗又曰“忆昨始相值，值君客贝丘，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州”，则是与王绮同自贝丘来冀也。贝丘在今山东清平县西四十里。
《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 匡城县在今河北长垣县南十里。诗曰“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知是南旋途中所作，时在秋日也。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 大梁即滑州，隋时名东郡，唐复曰滑州，天宝元年改名灵昌郡。诗曰“仲秋至东郡，”又曰“仲秋萧条景”，又曰“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盖自匡城至铁丘，又至大梁，时则八月也。铁丘在滑州卫南县东南十里，今河北濮阳县北。诗又曰“故人南燕吏”，是匡城主人即前诗之周少府也。
《郊行寄杜位》诗曰“秋风引归梦，昨夜到汝颍”，又曰，“所思何由见，东北徒引领”，似亦此次自河北归颍阳道中作。杜位时在河朔，故曰东北引领。
《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诗曰“颍阳归客远相过”，疑亦同时所作。
天宝元年壬午（742）二十八岁
在长安。
《送郭乂杂言》诗有“初行莫早发，且宿灞桥头”及“到家速觅长安使，待女书封我自开”等句，知作于长安。开元二十九年在河朔，诗曰“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又曰“地上青草出，经冬今始归”，则诗当作于天宝元年春。又本年正月甲寅，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所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壬辰，群臣上表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公《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诗曰：“玄元告灵符，丹洞获其铭。皇帝受玉册，群臣罗天庭。喜气薄太阳，祥光彻窅冥。奔走朝万国，崩腾集百灵。”则亦作于天宝元年。《送许》诗又曰“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跨马出国门，丹阳返柴荆。”集中又有诗题曰：“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征。”足证是年六七月，公犹在长安也。
天宝二年癸未（743）二十九岁
在长安。岁晚作《感旧赋》。
《感旧赋》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若定赋作于本年，则自开元二十二年献书至本年，恰为十年。然本年二十九岁，而赋序曰“参年三十，未及一命。”何哉？若从序“年三十”之语，定此赋作于明年，则自献书至天宝三载为十一年，又与“蹉跎十秋”之语不合。此序与赋一篇之内，自相牴牾也。明年《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曰“三十始一命”，而赋序曰：“参年三十，未及一命。”同为年三十，忽曰“始一命”，忽曰“未及一命”，此诗与赋又互相牴牾也。窃意诗言“三十”当为实数，赋曰“十秋”亦然，赋序言“三十”则为虚数，故赋当作于天宝二年，二十九岁时。或疑唐制新进士四月送吏部，授官即在送吏部后。若然，则岁初作赋，曰“未及一命”，至四月授官后，乃曰“始一命”，亦无不可，故赋与诗不妨同为天宝三载所作。应曰，此不可能也。赋曰“嗟此路之其阻，恐岁月之不留，眷城阙以怀归，将欲返云林之旧游。”将谓赋作于正月乎？则正月乃就试礼闱之时，焉有既已就试，犹云欲返旧游之理？将谓赋作于二三月乎？则既已放牓登第矣，更无返旧游之必要。且赋中“雪冻穿屦，尘缁敝裘”之语，已明示作于冬日。既知作赋时未登第，此而冬日必非天宝三载冬，则其为天宝二年冬，可不待烦言而解矣。赋又曰“强学以待，知音不无；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盖二年冬，因将赴举而为此赋，意欲使达人惠顾，或见激扬耳。唐世举人，积习如此。公之此赋，倘亦贤者不免欤。
天宝三载甲申（744）三十岁
在长安。是年举进士，以第二人及第，解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
杜《序》“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唐才子传》三“岑参……天宝三年赵岳榜第二人及第。”案是年礼部侍郎达奚珣知贡举，见《唐语林》。
天宝四载乙酉（745）三十一岁
在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