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9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登基称帝，大赦天下，改元黄龙。

同日，孙权追尊亡父孙坚为武烈皇帝，追尊亡兄孙策为长沙桓王，立王太子孙登为皇太子，封孙策之子孙绍为吴侯。

主公由吴王升格为皇帝，麾下群臣的官职自然跟着水涨船高了：陆逊由辅国将军进位上大将军，诸葛瑾由左将军进位大将军，步骘由右将军进位骠骑将军，朱然由昭武将军进位车骑将军，朱桓由奋武将军进位前将军，潘璋由平北将军进位右将军，等等。

而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没有升官、仿佛被孙权遗忘的人，就是老臣张昭。

张昭不仅没有升官，还在登基大典上，被孙权当众羞辱了一把。

当时，孙权颇为感慨地对百官表示，自己能有今日，吴国能有今日，全是周瑜的功劳。身为两朝元老、辅政大臣的张昭闻言，觉得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自己肯定得站出来说两句，首先当然是歌颂一下孙权的英明神武，顺带也表一表自己的功劳——毕竟他是当年孙策指定的顾命大臣，孙权能有今日，焉能没有他张昭的辅弼之功呢？

于是，张昭举着朝笏，跨前一步，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开讲，孙权却忽然抬手止住了他，然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三国志·张昭传》注引《江表传》）

意思是：假如赤壁之战前，孙权听从了张昭降曹的主意，今天恐怕已经在要饭了。

此言一出，无异于当众扇了张昭一记响亮的耳光。张昭木立当场，顿觉脸颊火辣辣的，一张老脸不知该往哪儿搁，半晌才“扑通”一声跪伏在地，脸上冷汗涔涔，嘴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张昭之所以被孙权当众打脸，首要原因就是当初那个“降曹”的馊主意。当年若不是周瑜和鲁肃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今天的孙权恐怕早已埋尸荒野了，说“要饭”都是轻的。仅此一事，就足以让孙权记恨张昭一辈子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张昭仗着自己“两朝元老”“顾命大臣”的身份，经常犯颜直谏，不止一次让老板下不来台。

虽说张昭对孙权的劝谏，总体上也是出于对社稷负责的公心，初衷肯定是好的，问题是他那倚老卖老的架势，终究让孙权不爽。

被当众打脸后，张昭意识到自己在朝廷待不下去了，便以老病为由主动请辞。孙权立刻批准，给了他一个“辅吴将军”的虚衔，又给了一个“娄侯”的爵位和一万户食邑，只让他列席朝会，再无实际职权，相当于光荣离休，但还保留顾问的身份。

孙权称帝不久，便派出使节前往蜀汉，以“并尊二帝”的说辞对盟友进行了通报。所谓“并尊二帝”，意思就是现在咱们两家平起平坐了，你刘禅是皇帝，我孙权也是皇帝，至于北边的曹叡那小子，纯属篡逆，咱们都别承认他。

对于孙权“并尊二帝”的说辞，蜀汉百官都不认同，反应十分强烈。

在他们看来，只有蜀汉才是当今天下唯一的“正统”。因为先帝刘备是汉室宗亲，继承的是大汉的国祚，名正言顺，根正苗红。所以不光曹叡是篡逆，孙权也是篡逆，凭什么跟蜀汉平起平坐、“并尊二帝”？

因此，百官纷纷表示，应该跟东吴断绝同盟关系，以彰显大义。

群情汹汹之际，诸葛亮站了出来，否决了他们的提议。

孙权称帝，诸葛亮当然也不乐意，可再怎么不乐意也只能憋在心里，绝不能跟东吴翻脸。非但不能翻脸，还必须派人前去道贺。

之所以必须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以蜀汉现在的国力，光对付一个曹魏就已经竭尽全力了，怎么可能与曹魏和东吴两面为敌？倘若罔顾现实，坚持那所谓的“正统”和“大义”，结果只能是自寻死路。

为此，诸葛亮语重心长地对百官说了这么一番话：

“孙权早有僭越篡逆之心，我们之所以不追究，是因为必须与吴国相互援助，成掎角之势。若现在与吴国断交，他们必然怀恨在心，我们就要动用兵力驻防东线，与之对抗，到时候势必先取东吴，而后再图中原。可如今的吴国，人才众多，将相和睦，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平定。双方陈兵相持，坐等岁月流逝，只能令曹贼得益，这不是上策。昔日文帝刘恒对匈奴态度谦卑，而先帝也力求与东吴结盟，这都是通权达变、深谋远虑之举，我们绝不能像一介匹夫那样，动不动就要用武力泄愤。”

有人反驳，说孙权现在乐得三足鼎立，不会真心与蜀汉合力北伐，且称帝之后，孙权志得意满，只想守住长江，很难再有进取中原的雄心壮志。

诸葛亮则认为，此乃似是而非之论。

他耐心解释说：“孙权之所以利用长江天险自保，是因为实力不够。换言之，东吴不能越过长江北上，正如曹魏无法渡过汉水南下一样，都不是实力有余而不去做，也不是明知有利而不去取。若我们出动大军伐魏，孙权有两个选择：第一，与我们合力，瓜分魏国土地，此乃上策；第二，袭扰魏国，掳掠其百姓，显示武力，此乃下策。总之，孙权不会端坐不动。退一步说，就算他按兵不动，只要能与我国和睦相处，那我们的北伐就没有东顾之忧，魏国的兵力也会被牵制在东线，从而减轻我们在西线的压力。如此，对我们就已经很有利了。所以，孙权的僭越篡逆之罪，我们不宜公开声讨。”

诸葛亮是一个理性而务实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穿了都是利益主导——有共同利益，大家就是盟友；一旦产生利害冲突，彼此就是敌人。至于“正统”“大义”那些东西，都只是幌子罢了，要是真的用它来决定国家行为，那就是犯傻了。

随后，诸葛亮便派遣卫尉陈震出使吴国，一来是向孙权道贺，二来是就共同关心的一个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双边会谈。

这个国际问题就是：一旦两国合力消灭了曹魏，那魏国这块大蛋糕该怎么分？

蜀、吴双方本着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友好的交谈和充分的磋商，最终达成一致，出台了一个符合各自利益的“中分天下”的方案：

豫、青、徐、幽四州归东吴，兖、冀、并、凉四州归蜀汉；另外还有一个司隶州，被一劈两半，以函谷关为界，东边归吴，西边归蜀。

方案很公平，蜀、吴双方皆大欢喜。不过像这种墙上画大饼的事情，也就是孙权和刘禅的妄想罢了，人家曹叡又不是死人，哪那么容易被你们宰割呢？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几十年后来看，当蜀汉和东吴先后被魏、晋灭国的时候，蜀、吴君臣若是回想起当年的这个瓜分方案，定会感觉到一种无比辛辣的讽刺。

称帝之后的孙权，并未如蜀汉百官所言，因志得意满而失去了雄心壮志。反之，从戴上天子冕旒的那一刻起，孙权胸中就涌起了一股开疆拓土、经略四方的豪情。

当然，北方的曹魏目前还很强大，跟蜀汉幻想一下瓜分方案无伤大雅，但真要动手还是得三思而行；西边的蜀汉是盟友，也不能用兵。所以，当孙权环顾天下之时，只能把目光投向南边和东边。

吴国最南端的疆域是交州，下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自东汉末年起，交州便长期处于交趾太守士燮及其家族的实际控制之下。孙权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开始经略交州，命将领步骘为交州刺史，率部南下，先是诱杀了心怀异图的苍梧太守吴巨，继而成功招抚了士燮。此后，士燮向孙权称臣纳贡，孙权也不吝封赏官爵，双方在十来年间相安无事。

到了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孙权命将领吕岱接替步骘，开始逐步削弱士燮及其家族的势力，欲将交州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年已九十的士燮去世，孙权一边任命士燮之子士徽为九真太守，表面上予以安抚，一边对交州进行了分割，由吕岱及另一位吴国将领戴良分任广州、交州刺史，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士徽的权力。士徽及其兄弟不甘心，愤而起兵，旋即被吕岱平定。

至此，盘踞交州多年的地方势力被完全清除，交州七郡在孙权称帝前夕彻底纳入了吴国的版图。

孙权称帝之后，立刻把目光投向了比交州更南的地方。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派出使臣康泰、朱应“南宣国化”，先后招抚了扶南、林邑、堂明，令这些边陲小国纷纷遣使入贡，成了东吴的藩属国。

随后，孙权再接再厉，又准备派兵渡海，南取珠崖（今海南海口市），却受到了陆逊的劝谏。陆逊认为，珠崖是蛮荒之地，渡海作战风险很大，且当地民众都是未开化的蛮夷，对此地用兵实在没有多大的益处。

孙权接受了劝谏，遂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不过十二年后，他还是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了）。

“经略南方”就此告一段落，但孙权并未罢手，而是又把扩张的目标转向了东边。

可是，吴国的东面是一片茫茫大海，孙权能往哪里扩张呢？

答案，当然就是海的对面——夷洲。

夷洲是古地名，又作夷州，学界基本认为就是今天我国的台湾地区。

除了夷洲，古人认为大海的对面还有一个地方，称为亶洲。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若按此推断，亶洲有可能是日本，也可能是琉球群岛，甚至也有人认为是北美洲。

当孙权准备向东经略海外时，陆逊马上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同时劝阻的还有另一位大将全琮。他们的理由，不外乎还是觉得远涉重洋去经略海外，不可测因素太多，且将士们很可能水土不服，或感染瘟疫，总之就是风险高而收益低，属于得不偿失之举。

可这一次，孙权却没听他们的，而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孙权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万名士兵，带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从章安（今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出发，驶向了茫茫大海。

按照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说法，孙权派遣这支舰队的目的，是“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也就是去寻找传说中的这两个海外岛屿，似乎没有什么实用目的。而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很可能觉得这么大的行动不应该没有实用目的，所以就加了这么一笔：“欲俘其民以益众”，即掳掠岛上的百姓，回来充实吴国人口。

我们在前文说过，人口在古代，尤其在三国乱世是最重要的资源，所以司马光给出这个理由，看上去似乎很合理，只不过在我看来，这么一解释，固然合乎实用主义，但却把孙权的眼光和格局写小了。

人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探索未知的世界显然更有价值。如果卫温和诸葛直不辱使命，真的找到了传说中的夷洲和亶洲，令吴国的势力得以扩张到海外，那么此举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又岂是掳掠一些人口可以比拟的？

简言之，孙权的目的，绝非掳掠人口，而是经略海外。

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去探索未知，属于几千年中国文化中罕有的一种冒险精神；往深处说，这就是利用和控制海洋，是拓展国家势力范围的一种战略思维，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也是极其罕见的，可谓远远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

在几乎没有人重视海洋的古代，孙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探险精神和“海权思想”的皇帝。

虽然孙权此举与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但没有人能否认，其经略海外的战略思维的确是非常超前的。尤其是到了今天，当我们置身于“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再来看孙权对夷洲（今台湾省）的发现和经略，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更是怎么说都不为过。

当卫温和诸葛直的舰队终于穿越海峡，抵达夷洲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通过三国末年吴丹阳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后人才得以一窥端倪。该书称：

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

夷洲在临海郡（治今浙江临海市）东南两千里。此地冬无霜雪，草木常绿。这里有很多山，众多夷人居住在此。这些夷人分成了不同部落，拥有各自的土地和百姓。这里的男人削发、穿耳洞，女人不穿耳洞。他们的房子没有围墙，只以荆棘作为藩篱相互区隔。此处土地肥沃，五谷丰饶，海产也很丰富。夷人没有男女之防，一大家子都睡在大通铺上。

此外，沈莹还记载了许多夷洲的特异民俗，如“凿齿”之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而台湾北部的泰雅人，直到明清时期，仍有此风；又如“猎头”之俗：部落勇士“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在历史上，台湾原住民也长期保持着这种风俗。

很显然，无论是从地理方位、自然气候，还是从物产资源、风俗民情来看，夷洲正是今日我国的台湾地区。所以，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之一，沈莹也可以称作最早研究台湾的学者。遗憾的是，此书早已散佚，只有部分记载因被《太平御览》摘录而保存了下来。

卫温和诸葛直率部登陆夷洲后，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一年，其间自然是与当地部落发生了战斗。不过，具体经过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陆逊和全琮之前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吴军将士因水土不服，且感染瘟疫，纷纷死亡，“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资治通鉴·魏纪四》），一万人最后只剩下一千多人。

卫温和诸葛直撑不下去，只好带着战斗中俘获的数千夷人，于黄龙三年（公元231年）二月回到了大陆。

孙权见二人未能完成“经略海外”的使命，且损兵折将，他极为愤怒，将二人以“违诏无功”的罪名斩杀了。

虽然此次的海上经略无功而返，孙权也终究未能将夷洲纳入吴国的版图，但却开辟了大陆与夷洲之间的海上交通，扩大了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并使稍后的沈莹得以通过来到大陆的夷人获取诸多关于夷洲的第一手资料，从而留下《临海水土志》这样宝贵的著作。

可以说，孙权经略海外的这个壮举，相当于是在用行动向后世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孙权此举，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积极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