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发动政变

大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是个阴冷的年份，春天的冰雪比平时化冻得晚，夏天多雨，入冬以后，天气又是异样的寒冷，到了十一月，北京城里早已朔风瑟瑟，冰冻三尺，锦衣卫下属北镇抚司诏狱一间终年见不到阳光的囚室里，一个刚刚获罪挨了暴打的囚徒从昏迷中醒来，在痛彻骨髓的刑伤和吹透肌肤的寒意折磨下苦苦挣扎，尽力求生。

这个倒霉的囚徒名叫王守仁，入狱前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的六品主事，原本是个只拿俸禄不办事的闲官儿，从来不招灾惹祸。这一次却不知发了什么疯，竟在朝廷发生政变的时候冒着杀头的危险上了一道奏章——请求皇帝停止对官员的迫害，结束已经持续数月之久的恐怖镇压，因此被狠狠打了五十廷杖，关进了诏狱。

正德元年，北京城里发生了一场政变，可发动政变的人却实在特殊，此人正是刚刚登基一年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按说皇帝君临天下，大权在握，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发动政变？实在令人费解，但只要回过头来看看这场政变的起因，也就不觉得新奇了。

朱厚照发动的这场政变，与历史上所有政变的起因完全一样，都是为了夺权。

正德皇帝的父亲——大明弘治皇帝朱祐樘活着的时候是一位难得的明君，凭着识人的慧眼和君臣共治的贤明，培植了一大批忠直干练的大臣，内阁的三位阁老刘健、李东阳、谢迁都刚直无私，极能办事，朝廷中以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韩文、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为首的官员也都表现出少有的正派清廉，虽然弘治皇帝性格较为柔弱，办事犹豫，使得大明朝积累下来的弊端恶习不能改正，以致国力中平，不能彻底振作，但作为一位守成之君，朱祐樘仍然开创了一个“弘治中兴”的局面，国家大局尚且安稳，臣子们一心办事，百姓们能得温饱，一切都算是过得去。

哪知朱祐樘在前朝当皇帝时堪称贤明，在后宫里却是个糊涂人。因为一辈子只养大了朱厚照这一位皇子，所以对他宠溺有加，不知管教。于是皇太子朱厚照从小就被惯坏了，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软弱任性，自私卑鄙，道德败坏，全无责任心，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糟糕的是弘治皇帝只有这么一位独生子，明知道朱厚照不成器，却没有旁的继承人，这顶皇冠不得不硬戴在这个不成器的货色头上。

大明弘治十八年，朱祐樘突然患病不起，弥留之际把刘健、李东阳、谢迁召到榻前托孤，请三位阁老用心辅佐新君，随即撒手而去。把一个颇有效率的朝廷和一群正直干练的老臣留给了新上台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惯例，新皇帝登基之后总要立刻进行一场改革，有限的改革，澄清吏治，革除时弊，缓解土地兼并，调和社会矛盾，尽快使国家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状态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借此树立新皇帝在朝廷和民间的威信。弘治皇帝在位时流弊甚多，现在正德皇帝登基，身边尽是能臣辅佐，正该君臣同心革除时弊，臣子们对正德皇帝也抱有极大的期望。哪知正德皇帝竟是一位令人大跌眼镜的昏君，登基伊始就违反了做皇帝的起码规矩：不肯裁撤冗余的官僚，没有澄清吏治，对大臣们提出的改革措施全无兴趣，只知道宠信宦官，纵情玩乐。到后来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竟公然破坏弘治朝刚略加整顿的盐法，又不顾天下人的非议，把弘治皇帝刚刚裁撤的各地织造太监重新派遣到地方。

眼看正德皇帝继位后不是振作朝纲，兴利除弊，而是倒行逆施，处处胡来，受先帝托孤的三位阁老目瞪口呆，既痛心又愤怒，不得不联起手来尽力抵制皇帝的胡作非为，这么一来就触怒了朱厚照，他决心动用手中的皇权打击辅臣，清理朝廷，达成独裁独制，满足自己邪恶任性的私欲。

正德元年九月二日，正德皇帝派太监出宫办事，而太监趁机请求皇帝发给他一万六千引盐引，想倒卖官盐发一笔财，而这个做法破坏了明朝制定的《开中盐法》。

盐税，是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明朝建立之初对盐税征收抓得很紧，可到明朝中叶，盐法早已漏洞百出，几年前弘治皇帝下决心整顿了一番，也只是初见成效。哪知正德皇帝对政治、经济一窍不通，又任性妄为，根本不和大臣们商量，就自作主张把盐引赏给了太监，这一事件影响极坏，朝野之间一片哗然。内阁三位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忍无可忍，一起上奏公开与皇帝争执，继而下定决心要清除在皇帝身边作恶的刘瑾、张永、马永成、谷大用、丘聚、高凤、魏彬、罗祥八个太监。

其实内阁辅臣们不明白，这些太监并不是罪恶的源头，真正的邪恶来自正德皇帝的私心私欲——也许阁老们心里明白，只是他们的脑子里不敢这样去想。总之三位阁老这次是下定决心要让皇帝制裁太监，重振朝廷。这一要求不但得到满朝大臣们的支持，就连皇帝身边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荣、掌管东厂的大太监王岳也站出来支持阁老，一时间朝野内外人人愤怒，都要求正德皇帝严惩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太监。

眼看阁老、群臣和太监首领抱成了一团，内外压力如此巨大，正德皇帝丝毫没有醒悟，反而惊愕于独裁皇权受到了威胁，决定立刻发动政变，委任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领京军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十二团营兵马，又任命亲信太监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重建已经被废除多年的西厂，连夜逮捕支持文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岳、范亨、徐智。

一夜之间，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全被正德皇帝手下那帮太监控制，大臣们变成了俎上鱼肉。曾经位高权重的阁老被剥去权力之后，变成了三个瘦小枯干的糟老头子，面对皇权暴力毫无抗拒之力，只能使出最后一招，集体上奏请求致仕退休，希望正德皇帝能出言挽留，也算给朝廷文官们留一丝薄面，哪知正德皇帝毫不客气，立刻逐走了刘健、谢迁，只留下一个李东阳，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接掌内阁，迅速搞垮了弘治皇帝留下的阁臣体系，然后动用特务力量，从上层开始对整个朝廷进行一场残酷的清剿。

在这场残酷的剿杀中，第一批遭到打击的是掌握中枢之权的阁臣，第二轮被特务们清算的就是上奏为阁臣鸣不平的御史和给事中。

在明朝，御史、给事中这两种官职比较特殊，他们的官位不高，手里掌握的权力却不小。其中御史的级别较高，他们隶属于都察院，按级别分为监察御史、巡按御史以至左右佥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都御史，共有约一百二十个席位，是朝廷耳目风纪之臣，从地方到朝廷所有监察参劾之事都在其权限内，上参皇帝阁老，下参六部九卿，地方上的巡抚、布政、按察、府县官员更是不在话下。为了强调这些人地位的神圣，权力的特殊，明朝皇帝特赐给御史们与众不同的官袍服色，在他们胸前的补子上绣着一只头生独角的神兽，名为“獬豸”，传说这种神兽力大无穷，公正无私，能审善察恶，一旦发现恶人，就会猛扑过来把坏人撕碎。由此可见御史的威风。

除御史之外，大明朝廷还另设给事中五十二位。与御史言官相比，给事中的官职更低，只是个七品小官，可这些七品小官的职责却十分重要，他们掌管着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有权力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文武百官，与御史的职能互为补充。与此同时，给事中还负责记录编纂诏旨题奏，监督各部各司的公务执行情况。甚至被外派担任乡试的主考官，在进士大考中担任同考官，殿试之时担任受卷官。就连朝廷册封宗室、藩王，派人到地方上去传旨的也是给事中。派到国外的使臣也常由给事中担任。可以说这个七品小官在朝廷中无处不插手，时时有作为。由于给事中官员职务卑微，很多都是刚入仕途的年轻人，其中多有不怕死的硬骨头。当正德皇帝借太监之手发动政变罢黜阁臣的时候，朝廷里的文武百官虽然也出来争闹，但这些人各司其职，没有直接向皇帝进谏，争闹力度有限。只有御史和给事中是专司劝谏的臣子，所以御史和给事中上的奏折最多，言辞最激烈，影响力也远非其他朝臣可比。

于是正德皇帝决定先拿御史和给事中开刀，狠狠打击一批，用暴力堵住群臣的嘴。

正德皇帝一声令下，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们立刻跳了出来，不由分说，当即逮捕了以戴铣、薄彦徽为首的二十一名上奏的言官，每人责打三十廷杖，下了诏狱。

从驱逐内阁重臣，到逮捕御史言官，这是皇帝对文臣的打击逐渐扩大化的标志。就在这个最危险最恐怖的时刻，身为兵部武选清吏司六品主事的王守仁不自量力，竟然上了一道奏章劝谏皇帝，请求释放被捕的言官。

看了这道奏章，正德皇帝龙颜大怒，立刻下令将王守仁当庭重打五十廷杖，而且首开先例，特意下旨让王守仁裸身受杖。也就是说，把这位兵部主事当众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用草绳捆绑起来，按翻在地用一根又黑又硬的栗木棍子狠狠打五十下屁股。直打得他血肉横飞，让所有殿上的大臣都听见受刑之人的悲惨哀号。打完之后不问生死，仍然赤条条地拖下去，这才有医官上来验看，若死了，扔出去叫家人收尸，如果侥幸还剩下一口气，就是说这个人在世上的罪还没受完，立刻投入北镇抚司诏狱接着受苦。

自从世上有了朝廷，从理论上说，皇帝、大臣、百姓共同享有这个国家，尤其皇帝与大臣之间如同父子一般亲切，他们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君臣共治”，皇帝对臣子们总是留着天大的面子，这有一个说法，叫作“刑不上大夫”。像黥面、杖刑之类有辱人格的刑罚一向很少施加于官员之身。可是古人早也说过：“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在中国的封建朝廷里，越是后来的朝代，皇帝的私心越大，独裁权力越重，对大臣也更不尊重，到了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已经毫不掩饰地对臣子们“以役处”，于是特设“廷杖”之刑，凡是皇帝认为大臣有罪，不必审判，拉到殿外按倒就打，毫不客气。

但皇帝责打臣子也有个限度，就是允许臣下穿着衣服接受杖刑，甚至可以多套几层棉裤，因为皇帝对臣子用杖刑只是惩戒，并不想把大臣打死。可正德皇帝的残暴无耻比所有前朝皇帝更甚，故意要让王守仁裸身受杖，就是当众脱光了衣服打屁股，而且下手格外凶狠，分明既要把王守仁当廷杖毙，更要侮辱他的人格，践踏王守仁作为一个文官所仅有的那一点点尊严和优越感。

裸身受杖，当庭打杀，这样残暴的刑罚不仅针对王守仁一个人，而是要做给整个文官集团看的。

廷杖之刑对恐吓官员是最有用的，血肉横飞、哀号不绝的场面真的能唬住很多人。经这一番恐吓，曾经因为正德皇帝发动政变罢黜阁老而撒泼打滚闹个不休的朝廷官员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全都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