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审视着自己的灵魂，

以望远镜。它看似

全无规律，却在他眼中

显现为美丽的星群；他亦

为意识添加了世间

一个不为人知的领域。

——柯勒律治《笔记本》[1]

写这本书的设想萌生于1956年的夏天，也是爱诺思会议在阿斯科纳召开的时候。在那里，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在与来自苏黎世的朋友们交谈时，表达了他想让纽约万神殿书局出版一部卡尔·荣格传记的意向。而荣格的一位助手，乔兰德·雅克比博士，便提议由我来主持传记的编写。

我们都明白这一工作并不容易完成——众所周知，荣格一向反感将私生活公之于众。事实上，他确实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同意出版这本传记。不过一旦同意，他便每周安排一整个下午，专门与我一起写传记。就他日常工作的压力，以及因年过八旬而极易疲劳的身体状况而言，这些时间已是很多了。

从1957年春季动笔时开始，这本书便被设想为一部“自传”而非“传记”，由荣格本人作为叙述者。这个设想决定了书的构架，而我的任务则基本是提问和记录。一开始，荣格显得有些沉默寡言，但他很快就对这件事燃起了热情。他开始越来越有兴致地讲他的故事、成长经历、梦和见解。

同年年末，荣格对协力合作的积极态度促成了一个关键性的进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动荡后，荣格源于童年、之后长期潜藏的一些内在意象渐渐浮现。他发觉这些意象与他晚年作品中的一些思想有所关联，却又无法准确把握其中联系。一天早上，他告诉我他想亲自执笔童年回忆的部分。彼时，他已向我讲述过很多关于早年的记忆了，不过仍有错漏之处。

这是一个令人欣喜又出人意料的决定，因为我知道这项写作对荣格而言会多耗费精力。以他的高龄来说，除非打心里觉得这是一项内心的使命，否则他是绝不会接手这类事务的。这样一来，即从荣格本人的精神生活的角度，证明了本书是一部“自传”。

不久之后，我记录下了荣格的一句话：“我的每一本书都与命运息息相关。每一次写作过程中总会有不可预测的事件出现，我无法给自己预设一个什么章程。如今这部‘自传’，也与我最初的设想截然不同。写下早年的回忆，于我而言已成了一件每日必行的事情。一日不写，身体就会感到不适。而只要提起笔，不适感便荡然无存，头脑也会异常清晰。”

1958年4月，荣格完成了自传的童年时代、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共三章内容，最初被他称为“重要的早期经验”。第三章叙述截至1900年他完成医科学业。

不过，荣格对这部传记做出的直接贡献并不仅限于上述章节。1959年1月，他住在柏林根的乡间住所，每个早上都用来校对选定章节，本书也在那时修改成文。当校完“论死后的生活”一章时，他对我说：“我内在的某样东西被触动了。一些改变正在发生，我必须写下来。”于是“晚年思想”一章应运而生，这一章讲述了他最核心的，可能也是意义最深远的信仰。

这一年的夏季，荣格在柏林根写了“肯尼亚和乌干达”一节。而“美国：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一节则取自一篇未发表的未完成手稿，论及原始宗教心理学的一般问题。

在完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与无意识的面质”这两章时，我参考了1925年一次研讨会的会议记录。荣格第一次讲述他的内在发展历程便是在该研讨会上。

“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一章的内容则基于1956年荣格与一位年轻的助理医生的谈话记录。这位助理医生来自伯格尔兹尼的苏黎世精神病院，当时荣格的孙子也在该院当精神病医生。谈话地点是荣格在库斯纳赫特的一处住所。

荣格通读过本书的原稿，并予以了肯定。间或他会订正几个段落，或添加一些新材料。反过来，我也会用我们的谈话记录来补充他自己写的章节，扩充其中过于晦涩的隐喻，再删去重复的部分。本书越是向前推进，他的工作和我的工作就越是趋向于融合。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产生即决定了其内容。谈话和随机的讲述难免带有随意性，随意的格调便贯穿了整部自传。所有章节都像是灵光一闪，匆匆阐述了荣格的人生和工作中的某些外在经历。不过作为补偿，这些章节传递了荣格智慧世界的气场，以及一个视心灵为深刻现实者的经验。我常向荣格询问这些外部事件的具体资料，却徒劳无获。他只记得他生活经验的精神实质，并且似乎也只有精神实质值得他讲述。

比文本梳理的困难更为要紧的，是固有的、更私人化的障碍。1957年下半年，一位学生时代的朋友来函邀请荣格写一写青年时代的记忆，他在回信上曾提及这一障碍。他写道：

你说得很对。上了年纪以后，我们于内于外皆向早期回归了。很早以前，有30年了吧，我的学生们要我解释，我是怎样得出了无意识这个概念的。我以研讨会[2]的形式回应了这个请求。过去一年里，我接到多方建议，说我该写一部自传。可我一直无法想象自己也会做这种事。我知道，太多的自传都在自欺欺人，全然是谎言；我也知道要描写自己，是何等的不可能——以至我根本不敢做任何尝试。

近来，我应邀提供一些自传的信息。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记忆里潜藏的一些客观问题，似乎需要细致入微的审视。权衡轻重之后，我决定避开其他合约，用一段足够长

的时间着手处理我生命中最初的体验，并以一种客观的方式进行思考。结果这项任务是如此之难，又如此私人化。于是，我只好向自己许诺，只要我还在世，这些结果就不会被发表，如此才能继续进行下去。这个许诺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有了它，我才确定能保持一种必不可少的超然态度和平静。逐渐明确的一点是，所有那些依旧生动可见的、涉及情绪的记忆，都会让我心绪不宁与激荡——而这又绝不是令文本客观的最佳状态！正是在我就要决定冒险一试时，你的信悄然而至。

命运自有安排——这句话完全符合我的经历——我一生中全部的“外在”经历都是偶然发生的。只有内在经验具有实质性，有着明确的意义。所以，有关外在经历的记忆都消退了，或许它们压根儿就不重要，或许它们只是在与我内在的发展期同时出现时才重要。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外在”经历，就这样从记忆里消失无踪，对我而言，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了。然而一部明智的传记通常会包含这样的内容：曾经见过的人、旅行过的地方、冒过的险、遇到的纠葛、命运的冲击等。但这些事情于我已成了幻象，只有少数例外。我很少想起这些事，我的头脑也没有将之重现的愿望，它们不再能在我心中激起一丝涟漪。

另一方面，关于内在经验的记忆不断地变得愈加生动多彩。这就使得我渐渐感到笔拙词穷，起码目前是如此。非常抱歉，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实为力有不逮……

荣格的态度在这封信中展露无遗。尽管他“就要决定冒险一试”，信却以拒绝结尾。一直到离世，他都在同意和拒绝之间摇摆不定，总有一丝怀疑挥之不去，总是回避着未来的读者们。他不认为这部自传是学术作品，甚至不把它当成自己的著作。相反，他总是称它是“安妮拉·亚菲的项目”，而他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仅仅是有所贡献。在他的特别要求下，本书未被收入《荣格文集》。

荣格对他的人际交往一向不予置评，不论涉及公众人物还是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我与许多同时代的名人交谈过，那些学术界泰斗和政界元老，像是探险家、艺术家、作家、权贵和富豪之类。不过说实话，这样的会面几乎不曾带给我什么重要的体验，只像是远海上两船相错时互相点旗致意一般。而且，这些人常常会问及一些我不能随便透露的问题。于是，不论他们在世人眼中有多重要，也不能刻入我的记忆中。我和他们的会见毫无特别之处，很快就被淡忘，亦不曾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至于我的至亲挚友——他们对我而言则十分重要，仿佛是从久远的记忆里走出后来到我身边一样——我亦无从谈起。因为这些亲密关系不只涉及我的内心生活，也属于他们。我不可以猝然把那扇永远锁着的门向公众敞开。”

不过，内在经验和丰富的思想很好地弥补了外部事件的匮乏，并像荣格所说的一样构成了这部自传的主体。对荣格的宗教观念而言更是如此——本书包含了荣格的宗教遗言。

几个不同的渠道都把荣格引向了宗教问题。童年时代的视象使他直面宗教经验的现实性，并伴他终生。而对心灵的内容及其呈现的那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那种求知欲，成了他的学术研究的特点。此外，同样重要的是他作为医生的感悟。荣格认为自己的第一身份是一名医生，而且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他清楚地认识到病人的宗教态度在精神疾病的治疗中起了关键作用。与之相符，他还发现心灵会自动产生带有宗教内容的意象——“心灵生来就有宗教性”。他亦知很多精神症皆源自对心灵这一基本特征的忽视，尤其是在人的后半生当中。

荣格的宗教观念在许多方面与传统基督教不同——尤其是他对罪恶的问题的回答及其对上帝并非全知全能全善的理解。从严格的基督教教条的角度看，荣格显然是一名“局外人”。由于他享誉世界，从其著作中得出的这个论断便被强加到他身上。这使他感到痛心。因而在本书中，荣格多次表达了身为一名科研人员，自己关于宗教的见解并未能被人们正确理解的失望之情。不止一次，他严肃地说道：“放在中世纪，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异教徒烧死的！”直到他去世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神学家开始宣称，荣格无疑是20世纪宗教史上的一位大师级人物。

荣格曾明确声称他忠于基督教，而且他最重要的著作便论述了基督徒的宗教问题。他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并谨慎地和神学方法划清了界限。这样一来，与基督教对忠诚的需求相左，他强调了理解和思考的必要性。他视这种必要性为理所当然，是生活的根本属性之一。在1952年给一位年轻牧师的信中，他写道：“我发现我的想法总是围绕着上帝，就像行星绕着太阳旋转一样，无法抗拒地被上帝吸引着。一旦我想反抗这个引力，就会觉得自己罪大恶极。”

在荣格的等身著作之中，只有本书论及上帝和他对上帝的个人体验。在写到青少年时期对教堂的反抗时，他曾说：“那时我意识到，上帝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荣格在学术著作中很少提到上帝，若提到则会不厌其烦地使用“人类心目中的上帝的意象”这一术语。这其实并不矛盾。提到内在经验时，他会使用较为主观的语言；而涉及科学研究时，则会运用更客观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人，他的思想可以被人格、强烈的情感、直觉和漫长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影响；在后一种情况下，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有意识地克制自己，只说那些能被证明、有证据支持的话。作为科学家，荣格是一位经验主义者。在本书中，当荣格谈到他的宗教体验的时候，他假设读者是乐意与他的见解产生共鸣的。他主观的表述只能被那些有过类似经验的人——或者说，那些心目中的上帝意象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人——接受。

尽管荣格在著写这部“自传”的过程中表现得积极且肯定，但长期以来，他对本书出版的前景都持一种批判和消极的态度，这一点很好理解。他极担忧公众的反应，一来是因为他在书中对他的宗教体验、观念直言不讳；二来则是《答约伯》引起的反对声仍未消散，而被世人不理解或误解着实令人痛苦不堪。“我一生守护着这些素材，从未打算公之于世；因为倘若它们受到抨击，会比我的其他著作受到抨击对我的伤害更大。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远离尘世，远到批评之箭再也射不到我，远到能够隔开负面的回应。我受够了不被理解的苦，也因独自说着没有人懂的话而尝尽孤独。《答约伯》尚且遭遇了如此之多的误解，我的‘回忆录’只能落得一个更不幸的结局。这部‘自传’借由我从科学钻研中得到的知识来审视我的一生，二者融为一体，所以这本书对那些不知道或不能理解我的科学理念的人而言要求很高。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人生故事成了我著述的精髓，而不是相反。我和我的作品是一个整体。我所有的见解和钻研都是我的一部分。故而这部‘自传’也只是管中窥豹罢了。”

在本书逐渐成形的几年里，荣格也经历了一个彻底转型与客体化的过程。可以这么说，每向下进行一章，他便离自我更远一些，直到最后他能够隔一段距离去看他自己、他的一生和著作的意义。“若是问我的人生是否有价值，我只能把自己放入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去比较，然后我必须说，是的，它有一定意义。但倘若用现代的观念看，它便一文不值。”这句话表露的超然态度和历史连续感，正如读者稍后所见，将在本书的行文中更加强烈地显现出来。

题为“著述”的这一章，由对荣格而言最重要的几部著作萌生的简单追溯拼凑而成。我也别无他法，因为他的文集有近20卷之多。何况荣格从来没有把他的诸多观点进行总结的意向——无论是以谈话的形式还是以书面的形式。若是请他总结，他便会以他那招牌式的激烈措辞回答道：“我绝不肯做这种事。把费尽心思详细阐述的论题再缩写一遍，我觉得这种出版物毫无意义。早知道我就省略所有论据，直接采用那种晦涩难懂的理论陈述风格了。比如，有蹄类动物典型的反刍机能，把嚼过的东西再反刍一遍之类的事，根本不能刺激我的食欲……”

因此，读者应把这一章作为回应一种特殊情形写就的回顾性随笔，而不要期望它是全面的。

应出版商之邀，我在书尾附上简略的术语汇编，谨望能为不熟悉荣格作品和专业术语的读者提供帮助。经编者库尔特·冯·萨里医学博士慷慨授权，其中一部分定义取自《心理学及其相关领域词典》，其余荣格心理学的概念，我都尽可能地通过引用荣格的著作来阐释，因此也能充实词典中摘录的条目。不过，请务必只把这些引文当作提示和线索。荣格认为不存在一个终极定义，因而他不断地用新颖、迥异的方式重新阐述他的观点。他认为，明智之举是把依附于心理事实上那些无法解释的原理仍视为谜题或秘密。

在完成这项既振奋人心又困难重重的任务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尽管任务进程缓慢，他们却始终如一地关心，并用有启发性的建议和批评推动着它前进。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每一个人。在此特别列出其中几位的名字：来自洛迦诺的海伦和库尔特·伍尔夫，是他们提出这本书的设想并助之开花结果；来自科斯纳特-苏黎世的玛丽安和瓦尔特·尼赫斯-荣格，在写就这本书时从始至终都用语言和行动支持着我；以及来自马略卡岛帕尔马的赫尔，他以无比的耐心给予了我很多建议和帮助。

安妮拉·亚菲

1961年12月

[1] 英文原文如下：He looked at his own Soul with a Telescope. What seemed all irregular, he saw and shewed to be beautiful Constellations; and he added to the Consciousness hidden worlds within worlds. ——译者注

[2] 之前提及的1925年研讨会。——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