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第一版是根据五年前，我在德国将军被俘后不久与他们讨论时收集到的资料编写的。从那时开始，我收集了大量的新材料，其中许多材料来自我在1945年时没有机会见到的将军们，同时我也得以通过参考文献记录来核对这些证据。

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将领们的证词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阐述的，大部分章节都被扩大和修订了，同时还增加了三章新内容。在第一部分，即我自己对事件和人物的总结中，修改的内容并不多，但增加了一章新内容——关于古德里安，虽然他在1940年不过是个下级指挥官，但他对德国当年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在更完整的形式下，本书也不是在努力“书写历史”。现在编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还为时过早——应该等到证据更加完备的时候再说。在本书中，我所关心的是收集并以一种可理解的形式向公众展示历史必需材料的重要部分。作为撰写一场大战历史的准备，没有什么比从对立面收集证据更重要的了。因为只从自己“山的这一边”去观察一场战争，必然会产生片面的观点。

在我早先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过程中，这一教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仅就军事领域而言，我发现，任何战役或事件的记载，除非是在了解敌人的意图、决定、资源和行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否则都必然会产生偏差。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我就立刻抓住机会，借亲自审讯德国将领的机会，在他们对事件的记忆还没有消失，在他们的印象还没有受到战后知识或趋势的影响之前，探寻“山的另一边”。

毫无疑问，德军将领最终将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和叙述，许多盟军将领已经这样做了。就前者而言，由于战后的长期监禁和对自由的各种限制，回忆录的写作被推迟了，还有一些人的回忆录的写作仍在推迟。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延迟——或者说，历史材料出版的任何延迟都是令人遗憾的。另外，必须认识到，自传的作者通常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名誉，而不是为历史服务。任何国家的政治家和将领，在以自己的时机和方式编纂自己的回忆时，都会对自己的行动的记录进行精心的构思——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误导性了。对他们质疑，再加上逐步探索其他资料来源以提供对照检查，才有更好的机会获得真相。

我的这本书，通过收集他们对许多不同问题的答复，尽可能客观地介绍了他们回答的精华内容。如果把材料“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不仅会让本书篇幅太过庞大，而且会让读者感到困惑——更何况，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穿透“防线”的最好办法就是改变切入的方式。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审问者都知道，让审问断断续续、声东击西，就更有可能引出一些本来可能被掩盖的事实。平心而论，我必须说，在面对那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时，这个办法被多次证明有效，这也让我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我原来的看法——特别是他们的证据常常被缴获的文件所证实时。

他们的证据的准确性和诚实度因人而异。但根据我的经验，我发现德国人在讨论专业问题，比如军事行动的过程时（这是本书探究的主题），他们往往比大多数人更客观。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事实的精确性，尽管他们的结论可能像啤酒上的泡沫那样浅薄。这种对事实精确性和对详细记录事情的热衷，导致许多与1944年反对希特勒的密谋有关的人被发现并被绞死。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热衷绝对是一笔财富。

同时，我还尽可能地从其他来源核实这些将领的陈述和回答。本书中使用的大多数陈述都经过了这种交叉检查，例外情况也在文中得到了注明，特别是在证据有分歧的地方。

自然，将军们倾向于为自己在希特勒侵略中的角色开脱——但他们并非在狡辩。在这一点上，我对战前的情况比纽伦堡的检察官们更熟悉，因此在我开始战后的调查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作为军事记者，我的工作要求我密切关注欧洲的发展。我总是设法了解德国的形势变化。由于我自己的军事书籍被德国的很多人阅读，一些主要的军人甚至亲自将我的书翻译成德语，这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取得联系。

大多数曾关注过我战前著作的人都知道，我曾警告过纳粹将带来的威胁，也坚定反对“绥靖”政策。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我就指出了危险的迹象。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与德皇时期相比，德国总参谋部对希特勒的影响很小，对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来说，它们的作用与其说是推动，倒不如说是抑制。

缴获档案中的文件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戈培尔的日记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那里面充满了对将领们的痛斥，因为他们总是反对希特勒和纳粹的信条。

德军将领们大多是急于为国效力的爱国者，但一方面盟军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另一方面希特勒对国防军有着惊人的控制力（在暴君的警察和特务系统的支持下），这令他们处于两难境地。我曾在书中批评他们“视而不见”，但我也怀疑其他国家的将领们如果处于类似的情况下，是否还会为推翻这样一个政权去做更多的事情呢？

比起将领们对希特勒的屈服，他们在军队中设法保持的军人的体面更令人瞩目——虽然这种体面与纳粹准则总是发生冲突。许多盟军战俘都曾证明这一点。此外，战后我在访问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时，经常有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坦率地告诉我，德军在当地的占领军的行为（党卫军除外），比前来解放他们的盟军的行为要得体。对于这一点，必须对将军们，特别是对伦德施泰特给予应有的赞誉。

德国将领们应该受到的公正批评是，他们往往对纳粹的胡作非为置若罔闻，而且在面对自己不愿做的坏事时，他们往往缺乏抗争的勇气——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然而，很多研究都可以证明，如果不是指挥官们默默地无视或偷偷修改了希特勒的残暴命令，希特勒的暴行以及被占领国家的苦难将会变得更沉重。

并非所有军队都有抗争的勇气。我见过许多盟军方面的将军，他们私下里对盟军轰炸政策的不人道性表示遗憾，因为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恐吓平民，但我不知道有谁敢就此提出公开或正式抗议。同样，他们对盟军其他“野蛮”的事例也往往视而不见。然而，即使他们进行抗争，至多也只是仕途受挫，而不是像德国将领们那样要冒生命风险。

伍尔沃顿公园

白金汉郡

195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