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玖捌回纥条云：

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

《新唐书》贰壹柒下《黠戛斯传》略云：

回鹘授其君长阿热为毗伽顿颉斤。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孥鬬二十年不解。阿热恃胜肆詈，回鹘不能讨，其将句录莫贺导阿热破杀回鹘可汗，诸特勒（寅恪案：勒亦当作勤）皆溃。

寅恪案：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然考之史籍，当日中国亦非盛强之时，而能成此攘夷之伟业者，虽以李文饶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无乃由坚昆之兴起，遂致回纥之灭亡欤?斯又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

《新唐书》贰壹陆下《吐蕃传》论云：

唐舆，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唯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寅恪案：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至大中时，其部族瓦解衰弱，中国于是收复河湟，西北逐陲稍得安谧。计其终始，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迨吐蕃衰败之后，其役属之党项别部复兴起焉。此党项部后裔西夏又为中国边患，与北宋相终始。然则吐蕃一族之兴废关系吾国中古史者如是，其事迹兹篇固不能详言，而其盛衰之枢机即与其他外族之连环性，及唐代中央政府肆应之对策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行包围之秘计，旧史虽亦载其概略，惜未有阐发解释者，故不得不于此一论述之也。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见下论高丽事节），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亦见下文论高丽事节），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由是言之，吐蕃一族舆唐之竞争影响甚巨，更不能不为一论述之也。

《新唐书》捌《宣宗纪》（参考《旧唐书》壹捌下《宣宗纪》、壹玖陆下《吐蕃传》、壹玖捌《西戎传?党项传》，《新唐书》贰壹陆下《吐蕃传》、贰贰壹上《西域传?党项传》，及《唐会要》玖柒吐蕃条玖捌党项羌条等）云：

（大中）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七关归于有司。十月吐蕃以维州归于有司。十二月吐蕃以扶州归于有司。

（大中）四年十一月党项寇邠宁。十二月凤翔节度使李安业、河东节使李拭为招讨党项使。

（大中）五年三月白敏中为司空，招讨南山平夏党项行营兵马都统。四月赦平夏党项羌。八月乙巳赦南山党项羌。十月沙州人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靡十一州归于有司。

同书贰壹陆下《吐蕃传》（参考《通鉴》贰肆陆会昌二年、贰肆柒会昌三年、贰肆捌大中三年诸条）略云：

（彝泰）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以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会昌二年赞普死，无子，以妃琳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三岁，妃共治其国。大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肯拜，曰：“赞普支属尚多，何至立纷氏子邪?”用事者共杀之。三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尚）恐热自号宰相，以兵二十万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恐热败，单骑而逃。大中三年，婢婢引众趋甘州西境，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保渭州，奉表归唐。

寅恪案：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观此可知也。吐蕃中央政权统治之力既弱，故其境内诸部族逐渐离逻逤之管制而独立，党项之兴起，张义潮之来归，皆其例也。宣宗初虽欲以兵力平定党项，而终不得不遣白敏中施招抚之策，含滉了之。则河湟之恢复实因吐蕃内部之衰乱，非中国自身武力所能致，抑又可见矣。

《新唐书》贰壹陆上《吐蕃传》略云：

是岁（长寿元年）又诏王孝杰（等）击吐蕃，大破其众，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镇守，议者请废四镇勿有也。崔融献议曰：“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竝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腧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今孝杰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若又弃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无水草，若北接虏，唐兵不可度而北，则伊西北庭安西诸蕃悉亡。”议者乃格。 （开元）十年攻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西门，失之，则西方诸国皆堕吐蕃。”始勃律王来朝，父事帝（玄宗），还国，置绥速军以捍吐蕃，故岁常战。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

同书壹叁伍《高仙芝传》（参《旧唐书》壹佰肆《高仙芝传》、《新唐书》贰贰壹下《西域传?小勃律传》）略云：

小勃律其王为吐蕃所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羁属吐蕃。天宝六载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还连云堡，与（监军边）令诚俱班师，于是拥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摄降附。

同书贰贰贰上《南蛮传?南诏传》略云：

时（贞元时）唐兵屯京西朔方，大峙粮，欲南北并攻取故地。然南方转镶稽期，兵不悉集。吐蕃苦唐诏掎角，亦不敢图南诏。（韦）皋令（部将武）免按兵巂州，节级镇守，虽南韶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惩野战数北、乃屯三泸水，遣论妄热诱濒泸诸蛮复城悉摄，悉摄吐蕃险要也。蛮酋潜导南诏与皋部将杜毗罗狙击。（贞元）十七年春夜绝澶，破虏屯，斩五百级。虏保鹿危山，昆罗伏以待。又战，虏大奔。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

时虏兵三万攻盐州，帝（德宗）以多诈，疑继以大军，诏皋深钞贼鄙，分虏势。皋表：贼精铠多置南屯，今向盐夏，非全军，欲掠河曲党项畜产耳。俄闻虏破麟州，皋督诸将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陇陀和石门，或径神川、纳川，与南诏会。是时回鹘、太原、邠宁、泾原军猎其北，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军当其西，蜀南诏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围昆明、维州，不能克，乃班师。振武、灵武兵破虏二万，泾原、凤翔军败虏原州，惟南诏攻其腹心，俘获最多。

《唐会要》壹佰大食条（参《旧唐书》壹玖捌《西戎传?大食传》、《新唐书》贰贰壹下《西域传?大食传》）略云：

又案贾耽《四夷述》云：贞元二年（寅恪案：旧传作“贞元中”，新传作“贞元时”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

寅恪案：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舆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据上引新书《南诏传》，可知贞元十七年之大破吐蕃，乃略收包围环攻之效者。而吐蕃舆中亚及大食之关系，又韦南康以南诏制吐蕃之得策，均可于此传窥见一二也。兹复别引史籍，以为证明于下：

《旧唐书》壹肆拾《韦皋传》（《新唐书》壹伍捌《韦皋传》同）云：

皋以云南蛮条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贞元）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说令向化，以离吐蕃之助。

《新唐书》贰贰贰上《南蛮传》略云：

贞元五年，（异牟寻）遗（韦）皋书曰：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请加戍剑南、泾原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云。

《旧唐书》壹贰玖《韩滉传》（《新唐书》壹贰陆《韩休传附滉传》同）云：

时两河罢兵，中土宁。况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近岁已来，兵众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聚，束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主要，臣请以当道（寅恪案：《旧唐书》壹贰《德宗纪上》贞元元年七月丙午，两浙节度使韩滉检校尚书左仆射江淮转运使）所贮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上（德宗）甚纳其言。滉之入朝也（寅恪案：《旧唐书》壹贰《德宗纪上》贞元二年十一月两浙节度使韩滉来朝），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觐，上访问焉，初颇禀命，及滉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贞元三年二月滉以疾薨，遂寝其事。

同书同卷《张延赏传》（《新唐书》壹贰柒《张嘉贞传附延赏传》同）云：

（延赏）请减官员，收其俸禄，资幕职战士，俾刘玄佐收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德宗）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禀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

时抱真判官陈昙奏事京师，延赏俾昙劝抱真，竟拒绝之。盖以延赏挟怨罢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

《通鉴》贰叁贰贞元三年七月条略云：

（李）泌曰：“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德宗）曰：”计将安出? ”对曰：“臣未敢言之。”上固问，不对。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故不肯言。

同书贰叁叁贞元三年九月条略云：

（李泌）对曰：“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上（德宗）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寅恪案：德宗、韦皋、韩滉、李泌等皆欲施用或略已实行包围环攻吐蕃之政策，若非当日唐室君主及将相大臣深知诸外族相互之关系，不能致此，而李长源之论尤为明畅。《通鉴》所载当采自《邺侯家传》。李繁著书虽多夸大溢美之语（如刘玄佐之入朝，实出韩滉之劝促，而《邺侯家传》则归功于李泌，司马君实谓之掠美，即是其例也。见《通鉴考异》贞元二年七月条），然校以同时关系诸史料，知其所述包环吐蕃之策要为有所依据，不尽属浮词也。

前言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舆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今述吐蕃事竟，即续论高丽者，亦为此连环之关系，不独叙述次第之便利也。

隋炀帝承文帝统一富盛之后，唐太宗藉内安外攘之威，倾中夏全国之力，以攻高丽，终于退败。炀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太宗亦遗恨无穷。自来史家于此既鲜卓识之议论，而唐高宗之所以暂得旋失之故复无一贯可通之解释。鄙意高丽问题除前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外，尚别具天时、地理、人事三因素，与其他外族更有不同。其关于唐以前及以后之史事者，以非本篇范围，不能涉及。因仅就唐代用兵高丽之本末，推论此三因素之关系，以明中国在唐以前经营东北成败利钝所以然之故，治史之君子傥亦有取于是欤?

唐承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其武力重心即府兵偏置于西北一隅，去东北方之高丽甚远。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唐以前中国对辽东、高丽进攻之策略为速战速决者，其主因实在此。若由海道以取高丽，则其邻国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于不善长海战之华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而百济又与新罗关系密切，故百济、新罗之盛衰直接影响于中国与高丽之争竞。唐代之中国连结新罗，制服百济，借以攻克高丽，而国力分于西北吐蕃之劲敌，终亦不能自有，转以为新罗强大之资，此实当日所不及料，因成为后来数百年世局转捩之枢纽者也。关于高丽问题，兹引史籍以供释证，而此事于时日先后之记载最为重要，故节录《通鉴》所纪唐太宗伐高丽之役于下，藉作一例。其以干支记日者悉注明数字及月建大小尽，庶几读者于时间之长短获一明确印象。并略增删胡注之文，附载陆路行军出入辽东所经重要城邑距长安洛阳之远近，读者若取时日与道里综合推计，则不仅此役行军运粮之困难得知实状，而于国史中唐前之东北问题亦可具一正确之概念也。

《通鉴》壹玖柒纪唐太宗伐高丽事略云：

上（太宗）将征高丽。（贞观十八年）秋七月（大尽）辛卯（二十日）勑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甲午（二十三日）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秣羯，先击辽东，以观其势。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冬十月（大尽）甲寅（十四日）车驾行幸洛阳（寅恪案：在今河南洛阳县。《通典》壹柒柒州郡典河南府洛州去西京八百五十里）。十一月（大尽）壬申（初二日）至洛阳。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诣洛阳。甲午（二十四日）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人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三十日）诸军大集于幽州（寅恪案：在今河北蓟县。《通典》壹柒捌《州郡典》范阳郡幽州今理蓟县，去西京二干五百二十三里，去东京一千六百八十里）。手诏谕天下，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十二月（小尽）甲寅（十四日）韶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小尽），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余艘至卢思台侧（胡注云：虑思台去幽州八百里，此漕渠盖即曹操伐乌丸所开泉州渠也），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二十八日）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二月（大尽）庚戌（十二日）上自将诸军发洛阳。是月李世勣军至幽州。三月（小尽）丁丑（十九日）车驾至定州（寅恪案：在今河北定县。《通典》壹柒捌《州郡典》博陵郡定州今理安喜县，去西京二千一百里，去东京一千二百十里）。丁亥（十九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上将发，太子（高宗）悲泣数日，上曰：“今留汝镇守，辅以贤俊，悲泣何为?”壬辰（二十四日）车驾发定州。李世勣军发柳城（寅恪案：在今热河朝阳县。《通典》壹柒捌《州郡典》柳城郡营州今理柳城县，去西京五千里，去东京四千一百一十里）。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寅恪案：《新唐书》叁玖《地理志》营州柳城郡有怀远守捉城）。而潜师北趣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大尽）戊戌朔（初一日）世勣自通定济辽水（胡注云：通定镇在辽水西，隋大业八年伐辽所置，甬道，隋起浮桥度辽水所筑。寅恪案：《通典》壹柒捌柳城郡营州至辽河四百八十里），至玄菟（寅恪案：《三国志?魏志》垒拾《东夷传?东沃沮传》云：（汉武帝）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勾丽西北，今所谓玄菟府是也。胡注云：有辽山，辽水所出），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初五日）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寅恪案：在今辽宁沈阳县西北），城中无敢出者。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胡注云：自辽东城西行三百里至建安城。胡注盖依据《新唐书》肆叁下《地理志》引贾枕所记入四夷道里也）。丁未（初十日）车驾发幽州。壬子（十五日）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丽盖牟城（胡注一下．盖牟城在辽东城东北。寅恪案：在今辽宁盖平县）。丁巳（二十日）车驾至北平（胡注云：此古北平也，旧志平州隋为北平郡。寅恪案：在今河北卢龙县。《通典》壹柒捌《州郡典》北平郡平州今理卢龙县，东北到柳城郡七百里，去西京四千三百二十里，去东京三千五百二十里）。癸亥（二十六日）李世勣等拔盖牟城，获二万余口，粮十余万石。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寅恪案：《隋书》陆肆《来护儿传》云：“大业）十年又帅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将趋平壤，高元震惧，遣使执叛臣斛斯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炀）帝许之，遣人持节召护儿旋师。」卑奢城即卑沙城也，可以参证），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小尽）己巳（初二日）拔之。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寅恪案：《通典》壹捌陆《边防典》高句丽传云：马訾水一名鸭绿水，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辽水东南四百八十里。胡注云：《汉书》谓之马訾水，今谓之混同江）。李世勣进至辽东城下（寅恪案：在今辽宁辽阳县北）。庚午（初三日）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监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初五日）渡泽东。乙亥（初八日）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既合战，唐兵不利。（江夏王）道宗收散卒，与骁骑数十冲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丽大败。丁丑（初十日）车驾度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会之，甲申（十七日）遂克之。所杀万余人，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乙未（二十八日）进军白巖城（寅恪案：在今辽宁辽阳县东北）。六月（大尽）丁酉朔（初一日）城主孙代音请降，上受其降，以白巖城为巖州。丁未（十一日）车驾发辽东。丙辰（二十日）至安市城（寅恪案：在今辽宁盖平县东北），追兵攻之。丁巳（二十一日）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上谓侍臣曰：“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象，与之宵遁，中策也。来与吾战，下策也。”高丽有对卢，年老习事，谓延寿曰：“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去安市城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戊午（二十二日）诸军并进，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己未（二十三日）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来）降。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佗器械称是。高丽举国大骇，上驿书报太子，更名所幸山曰驻跸山。秋七月（大尽）辛未（初五日）上徙营安市城东岭。上之克白鼓也，谓李世勣曰：“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粮少，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对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若贼断吾粮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则取建安耳。”上曰：“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世勣遂攻安市，攻久不下。高延寿、惠真请于上曰：“安市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乌骨城（寅恪案：在今辽宁盖子县东境地）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望风奔溃，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曰：张亮在沙城（胡注云：沙城即卑沙城），召之，信宿可至。并力拔乌骨城，度鸭绿水，直取乎壤，在此举矣。上将从之，独长孙无忌以为建安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玻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上乃止。诸军急攻安市，江夏王道宗督众筑上山逼其城，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泉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九月（大尽。寅恪案：是年八月大尽）癸未（十八日）勑班师，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乙酉至辽东。丙戌（二十一日）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小尽）丙申朔（初一日）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度勃错水（胡注云：蒲沟勃错水皆在辽泽中）。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凡征高丽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之。丙午（十一日）至营州，丙辰（二十一日）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榆关（寅恪案：《通典》壹柒捌《州郡典》北平郡平州卢龙县临榆板在县城东一百八十里据此当即今山海关地），道逢太子。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猾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十一月（大尽）辛未初七日）车驾至幽州。庚辰（十六日）过易州境（寅恪案：今河北易县。《通典》壹柒捌上谷郡易州，去西京二千一百九十七里，去东京一千四百六十二里），丙戌（二十二日）车驾至定州。壬辰（二十八日）车驾发定州。十二月（小尽）戊申（十四日）至并州（《通典》壹柒玖《州郡典》太原府并州今理太原、晋阳二县，去西京一千三百里，去东京八百八十五里。寅恪案：唐代州治在今山西太原省会西南三十里）。

（贞观）二十年二月（大尽）乙未（初二日）上发并州。三月（小尽）己巳（初七日）车驾还京师（寅恪案：即今西安市）。上谓李靖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顾问江夏王道宗，具陈在驻跸时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寅恪案：唐太宗之伐高丽，于贞观十八年秋冬间着手准备，至半岁之后，即贞观十九年二月间太宗发洛阳，李世勣会集陆军即高战斗主力于幽州，于是开始出动，盖非俟至气候稍暖之时不能于东北行军也。又历二月之久至五月初，李世勣军进至辽东城下，太宗亦于此时渡辽东，但为泥淖阻滞一星期之久，始与世勣会兵，其军行已嫌迟缓，及攻围辽东城，经十有二日方能克之，已在五月中旬将尽之际矣。又顿兵安市，由六月二十日至九月十八日三月之久而不能克取其城。辽左秋晚气候转变。粮道不通，若不急速班师，则将全军覆没，江夏王道宗出奇之计，高延寿、惠真攻乌骨之策及太宗越安市先取建安之议实皆不可施行，祇为快意之谈耳，观李世勣、长孙无忌等之言可知也。至太宗虽经寒暑不肯易弊褐一事传为美谈，实则太宗明知此役利在速战速决，若至秋季不能复衣褐袍之时，无论成败如何，断不能不班师归来，舆太子相见。故不妨先作豪语，以收人心，斯亦英雄权谲之一端欤?又张亮等虽克卑沙，竟无大效者，殆以从海道攻高丽，与百济之关系甚大，观于同一李世勣之人在太宗贞观时不能克高丽，而在高宗总章时能减其国者，固由敌人有内乱可乘，而百济先已取得，要为其主因之一也。其他史籍所载太宗伐高丽之功绩多是官书讳饰其失败之词，既不足信，故亦可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