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

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死于公元七七〇年，他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

杜甫经历了安史乱前的所谓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他和人民共度乱离的生活。这就使他有可能深刻地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而诗，便是他有力的武器。

杜甫不是贵族，但也并非劳动人民出身。他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历史条件，也就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同情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的一生，约可分为四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游历时期。

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由于刻苦学习，使他能够从“读书破万卷”以至“群书万卷常暗诵”，为他的创作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

从二十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漫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

在游齐、赵期间，他结交了李白和高适，除打猎取乐外，他们也经常赋诗或论文。对这段游历，诗人晚年还很向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快意诚然是快意，却没有给他的创作带来光彩。在现存不到三十首的诗中，还没有代表性的佳作。这只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人民，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大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诗人已丧失了他的“裘马”了。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毕竟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艰苦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走向人民，深人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宫时期。这是安史大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诗人没有丧失气节，消极地等待长安的恢复，而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只身逃出长安。在为官期间，由于和肃宗政见不合，他仍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回鄜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行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原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爆发的一次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叛乱。由于大野心家安禄山实行民族歧视，到处烧杀淫掠，这就使得唐王朝进行的平乱战争具有维护统一、制止分裂的正义性，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历史表明：当时不仅大河南北的人民纷起抗击，白面书生也拿起了武器，“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刘长卿《吴中闻潼关失守》）诗人畅当便是其中之一。甚至妇女也自动参军，《旧唐书：肃宗纪》；“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玉二娘，相与敌血，请赴行营讨贼，皆补果毅。”回纥等少数民族也出兵“助顺”。这说明平定安史叛乱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杜甫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公元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宫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杜甫的弃官，并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实际上他从此却真是走向人民了。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几个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所以说“晚憩必村墟”、“田父实为邻”。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并有着深厚的友谊，这从“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枣熟从人打”、“药许邻人劚”一类诗句也就可以看出。愈爱人民也就愈憎厌官僚，所以他曾公开的说：“不爱人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邻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生活仍然很苦，常常不免要逃难和挨饿受冻。前人说杜甫是个“菜肚老人”（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实际上他往往是连菜也没得吃，而且也并不始于老年。在他逝世不久以前，还因为逃难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总是向人民看齐，觉得自己比人民还是好得多。但是，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杜甫都是一刻也不曾忘记国家、人民和政治的。比如漂泊夔州时，关于朝廷的消息，他就是问之于地方官的，所谓“朝廷问府主”；有时也问之于过往的使者，所谓“相看多使者，一一问函关”。

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他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他说：“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又说：“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正是诗人忠实的自白。《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七七〇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途中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却要作人民的代言人，待人的身后萧条，自不在话下。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一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僵师。诗人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我们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关系和他如何接近人民的过程。前人说：学杜诗“须是范希丈（范仲淹）专志于诗，又是一生困穷乃得！”（清·吴乔《围炉诗话》卷四）不是没有道理的。

杜甫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对儒家学说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言律诗都可作“奏疏”。

看，其实何止五律？儒家也谈“节用爱民”，“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相反，他热爱劳动人民，也欢喜劳动，并甘心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思想，他是反对和亲的，但并非无条件的反对。他说，“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并责备唐王朝：“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由。于时代、阶级的限制，他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是杜甫的忠君是和爱国爱民密切结合的，所以苏轼可以说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而周紫芝也可以说“少陵有句皆忧国”。对此，我们必须作具体分析，把精华与糟粕区别开来。

二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杜甫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这从以下各方面都可看出来。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无限同情，是杜甫诗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一个特征。他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地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在“三吏”“三别”中，反映出各种类型的人民在残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赴奉先咏怀》中，他正确地指出了劳动人民创造物质财富养活了剥削阶级：“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并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封建社会中的黑暗：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又呈吴郎》中，他通过寡妇扑枣的描写，说出了穷人心坎里的话：“不为困穷宁有此？”并进一步把“盗贼”的根源，归咎于封建统治者本身的骄奢荒淫：“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在《遭田父泥饮》中，他还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那种天真淳补的优良品质。“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作为一个曾经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劳动人民竟能持此种态度，是极为可贵，富有进步意义的。也正因为诗人是这样一副热心肠，在杜甫笔下，我们才能看到如此众多的人民形象。他对人民的同情竟达到如此高度：只要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怀了自身的痛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他还是“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成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宏愿，并宁愿以“冻死”来换取广大饥寒无告者的温暖。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是杜甫诗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二个特征。正如上引诗句所表明的那样，杜甫是一个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他也要求他的朋友们能够“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因此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的热忱。可以这样说，他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的时候，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旦大乱初定，他又兴奋得流泪，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也可以这样说，凡是有关国家命运的政治、军事各方面的重大事件，我们几乎都可以在杜甫的诗中找到反映。杜甫从切身体会中感到，要抵抗敌人，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因此，他大声疾呼：“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而“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也决不只是写的一匹“老骕骦”，而是蕴含着一种急欲杀敌致果的报国心情在内的诗人自己的形象。因此，“三吏”“三别”，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并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诗，同时也是爱国诗篇。因为在这些诗中也反映出并歌颂了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高度的爱国精神。“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声，也是诗人通过新娘子的口发出的爱国号召。黄家舒说：“均一兵车行役之泪，而太平默武，则志在安边；神京陆沉，则义严讨贼。”（《杜诗注解》序）

是颇得要领的。

“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一个爱国爱民的诗人，对统治阶级的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会怀着强烈的憎恨，而这也就是杜诗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三个特征。他的讽刺面非常广，也不论对象是谁。在《兵车行》中，他讽刺的矛头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揭露他的穷兵黩武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宰相杨国忠兄妹，当时炙手可热，势倾天下，但杜甫在《丽人行》中却讥讽他们的奢侈荒淫，在《赴奉先咏怀》中并把他们这种生活和人民的苦难连系起来，和国家命运连系起来。他一方面唱出“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另一面他又一再警告统治者要节俭，认为：“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唐肃宗、代宗父子信用鱼朝思、李辅国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权，杜甫却大骂“关中小儿坏纪纲”，认为只有把他们杀掉，国家才会有转机：“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在《冬狩行》中，他讽刺地方军阀只知打猎取乐：“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伴随着叛乱而来的，是官军的屠杀奸淫，《三绝句》之一作了如下的暴露：“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宫军中！”当官吏的贪污剥削有加无已，《岁晏行》）

就揭露：“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针对这些现象，作为一个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就难怪杜甫有时竟是破口大骂，把他们比作虎狼和凶手：“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万姓疮瘦合，群凶嗜欲肥。”

但阶级的局限，使杜甫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忠告他的朋友们要作清官：“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真是“告诫友朋，若训子弟”（《杜诗胥钞》）。

除上述三方面这些和当时政治、社会直接有关的作品外，在一些咏物写景的诗中，也都渗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比如说，同是一个雨，杜甫有时则表示喜悦，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即使是大雨，哪怕茅屋漏了，只要对人民有利，他照样是喜悦：

“敢辞茅苇漏，已喜禾黍高。”（《大雨》）但当久雨成灾时，他却遏不住他的恼怒：“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丸日寄岑参》）可见他的喜怒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的。

咏物诗中，如《萤火》、《虎》等，也都可以看作政治讽刺诗。吴乔说“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并指出杜甫的为人，是“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围炉诗话》卷四），这话很有见地，也是确实的。

杜甫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河山，他那些抒情诗和描写山川风物的纪行诗，也同样可以看到他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祖国的江山竟成了诗人的肺腑。

三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说得对，人民的确是要好诗的，杜甫也确实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许多好诗。他的诗，是我国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杜甫异常重视诗的艺术功夫，除《戏为六绝句》外，和李白、高适、岑参、孟云卿等也常常提到“论文”的事。他对于一篇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即所谓“毫发无遗憾”。为了达到这种完美无缺的艺术境界，他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不只是“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而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杜甫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

我们可以先谈谈他的叙事诗。这类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杜甫以前，文人写的叙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之事的就更少。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表现他的现实主义特色最为突出，最为充分。

我觉得，杜甫的叙事诗中，有许多艺术特色值得我们重视。例如，诗人善于选择并概括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他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通过典型化而收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的。杜甫还善于选择和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往往从同一类型的许多人物中只着重描写一个，通过个别，反映一般。例如《兵车行》，只写他和那行人的谈话，但千万行人的悲惨命运也就显示无余。《前出塞》、《后出塞》等，同样可以作为例证。

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这是杜甫叙事诗最大的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

比如白居易也是现实主义的大诗人，他的《新丰折臂翁》同样是反对穷兵黩武的名篇，但作者是站出来发言的，我们只要拿来和《兵车行》一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孰优孰劣，还可研究，但这差异却是明显的。

杜诗中很注意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做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这种例子很多。《新婚别》写那位新娘子的语言尤为成功。本来是柔肠寸断，痛不欲生，但又不能不顾虑到自己还是个刚过门的新娘子的身份，所以语带羞涩，备极吞吐。由于语言传神，所以我们读杜甫这类诗，总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

采用俗语，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诗歌语言发展上的一大革新。自一般士大夫丈人观之，这种俗语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杜甫在抒情诗中用俗语很多，在叙事诗中则更丰富。因为这些叙事诗许多都是写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如《兵车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至如《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更是有同谣谚。

他提高了俗语的地位，丰富了诗的语言，使诗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又通过千锤百炼创造出珠玉般的、字字敲得响、“字字不闲”的诗句。卢世评“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说：“合字肥字，惨不可读。诗有一字而峻夺人魄者，此也。”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在这方面，还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抒情诗也有自己的风格。抒情一般易流于抽象，杜甫却写得形象和具体。在叙事诗中，杜甫寄情干事，在抒情诗中，则往往寄情于景，融景人情，情景交融。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江山如有待，花无私”等；另一种是好象只见景，不见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但其中仍透露了忧国念乱的心情。“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人跳动的心和那个混乱时代的影子。在叙事诗中，杜甫尽量地有意识地避免发议论，在抒情诗，具体他说在政治抒情诗中，却往往大发议论，提出自己的政见和对时事的批评。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叙事诗概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而抒情诗则多用五七言近体，因之这类诗，语言特别精炼，音乐性也强，耐人含咏。

由于杜甫是一个“集大成”的诗人，因此他对后代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和巨大的。在我国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他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那“即事名篇”的写作方法，直接开导了中唐时期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他那些叙事诗，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等，实际上就是新题乐府。

杜甫运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并充分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榜样。诗，在他手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总之，凡是他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在他之前，七言律诗，照例是用来歌功颂德或应酬的，但他却用来反映现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革。

最后，有一点我们还必须谈到：杜甫是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爱国爱民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乐观精神和顽强意志的诗人，尽管吃尽苦头，也从不曾悲观消极。这也就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不可能是一种浅薄的现实主义，而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洗兵马》可为代表。诗一开始就以飘风急雨的笔调写出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中兴，赞扬了郭子仪等中兴诸将，充满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又提醒统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并以幽默而夸张的口吻嘲弄那班因人成事、趋炎附势的王侯：“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也没有忘记人民的生计：“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诗的结尾，进一步通过美妙的幻想提出了千千万万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宾长不用！”全诗的基调是乐观的，气势磅礴，色彩绚丽，但又兼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王安石选杜诗，以此篇为压卷，是有眼光的。此外，《凤凰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都是较突出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伟大的诗人杜甫，他的成就是难以尽书的，他对后代的影响也不只是在文学方面。大政治家王安石、民族英雄文天祥、爱国诗人陆游和顾炎武等，都无不受到这位诗人的教益。

一千二百五十年过去了，但当我们读到这位诗人的作品时，还宛如对面。

人民是不朽的，深切关怀人民的杜甫的诗篇，在人民心目中，也必愈益光辉灿烂，万古长存！

本书由拙作《杜甫研究》中的诗选部分改编而成，书的《例言》基本上也就是该卷的《前言》。关于注解，除新注外，对于旧注，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这些补充，一般附见于每首诗注的末尾。这篇文章原为纪念杜甫而作，用代前言，似尚无不可，但也作了必要的充实。衷心希望读者的指教！

萧滌非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一九七八年五月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