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1897—1969），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1928 年8 月至1930 年5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上篇：在清华大学

一、年轻的大学校长

1928 年北洋政府垮台之后，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他只有三十一岁。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他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和傅斯年等人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据说这份宣言是当时唯一的印刷品，而“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

1920 年，罗家伦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正值上海实业家穆藕初斥资五万元设立奖学金，资助“有能力、有学识、有领导才干”的北大学生赴欧美留学, 罗家伦、周炳琳、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被选中。

这件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清朝末年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人们说这是北大的“五大臣出洋”。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新潮社”成员合影。前排右起为汪敬熙、康白情，后排右起为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

出国后，罗家伦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他又去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访学。

留学期间，他就撰写《科学与玄学》一书，翻译了剑桥大学史学教授柏雷的《思想自由史》，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有研究者认为：“从他留学期间的言论和活动，可以看到他是位有思想和能力的爱国青年才俊。”（《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27—28 页，苏云峰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刊印）

冯友兰与罗家伦是北大校友，他是用河南官费出国留学的。他回忆到当年的情况时有这样一段叙述：“在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还是好好学习的，但是对学位的态度很有不同。有些人不要学位，随便选课。有些人认为，只要有个硕士学位就够了。因为要想得到博士学位，就要选一些学校要求选而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的功课。”罗家伦和陈寅恪大概属于那种只要学问不要学位者，而冯友兰则是“想要得个博士”的人。（《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5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注意这一情况，对于了解他们的思想、个性和成就，很有帮助。

1926 年罗家伦回国后，担任了东南大学史学教授。第二年，商务出版社出版《思想自由史》，他在译者序言中说：“能为纯粹的知识的主张而殉道，是人类最光荣、最高尚不过的事；能自己为思想言论自由作自觉的牺牲，以唤起他人对于此事的觉醒，是对于社会最有实利的贡献。”

（转引自《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28 页）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和抱负。

然而就在这一年，即1927 年，本来是准备为纯粹知识而殉道的罗家伦，却被卷入国民革命的风暴中。当时他不仅加入国民党，还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1928 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日本政府为了阻挡北伐，出兵侵占济南，与我军发生巷战，酿成济南惨案。在这次事件中，担任外交事务的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蔡公时被日军挖眼割耳，残酷杀害。

当时罗家伦也是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他与熊式辉到日军司令部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日军司令，罗家伦临危不惧，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尽管这次谈判没有成功，但是罗家伦的表现却影响很大，令人称道。

随后，罗家伦随军进入北京。战地动员委员会是一个接收单位，罗家伦是文化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因此在1928 年8 月29 日，他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正式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49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在中外教育史上，三十出头就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似不多见。

二、上任前的是是非非

清华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要由外交部长任命呢？这与它的历史有关。

清华大学原来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其目的是培训可以直接插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由于款项来自美国，整个交涉由外交部门经手，因此在1908 年拟定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中规定：“赴美留学生将由美国退还赔款支付费用??外务部负责创办培训学校并任命留学生监督。”（《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11 页，三联书店2001 年版）这里所谓外务部，就是后来的外交部；所谓留学生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该培训学校一开始叫游美肄业馆，后改为清华学堂、清华学校，一直归外交部门管辖。

为了改变这种依赖外国培养高级人才的状况，该校从1916 年起提出要逐步改为大学，经过十年努力，到1925 年才成立了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这样一来，清华就有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留美预备部不再招生，直到1929 年在校学生全部毕业为止；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接受四年专业教育，毕业后不再享受出国留学待遇；国学院招收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力的学生，研究以经史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培养国学教师以及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在这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全校师生从人员结构、教学内容到未来出路，都面临着一系列变化和考验。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的归属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国民政府想让清华大学隶属于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但是外交部却以历史关系为由不愿放手。这一点，从该校《南下代表报告书》中可以看出。该报告书说：“自大学院所召集之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全国教育学术机关应归大学院管辖后，大学院即根据此项原则，提议清华大学应直辖于大学院。经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故清华大学应归大学院管辖，在法律上已不成问题。惟外交部始终声称与清华历史上有特殊关系，不允完全放手。而大学院蔡院长，又素持礼让态度，不愿力争。

一则恐伤外交部与大学院之感情，再则恐酿成僵局影响学生之学业。结果遂由大学院暂时会同外交部管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册上，第50—51 页）

这份报告书是1928 年9 月中旬写的。在此之前，清华大学刚刚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夏季，许多人由于时局混乱、政权更迭，对清华大学的命运非常担心。据《吴宓日记》记载，早在6 月初，清华园就因为“交通已断，邮信不至”而人心惶惶。

到6 月中旬，校园里又有当局要解散清华的传闻。陈寅恪劝吴宓：“清华解散后，仍图居北京，则于学业进步较多。”吴宓说：“清华如解散，而京中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

薪金虽微，不计。到时再进行，今暂不须虑及也。”与此同时，吴宓还在日记中把“胡适、罗家伦之流”，视为“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者”，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想法和偏见。（同上，第77 页）7 月15 日，陈寅恪借赵元任住宅设订婚宴，吴宓与罗家伦都参加了。

那天吴不仅写了贺诗，还喝了很多酒。18 日，他听说外交部已经为清华大学物色了三位校长人选，这三个人是凌冰、张歆海、罗家伦，“而以罗为最有希望云”。（同上，第91 页）7 月19 日，吴宓再次去赵元任家吃饭，在座的还有钱端升、张奚若夫妇、金岳霖及其美国女友莉莲。吴说这次饭局是AA 制，他怀疑这20 世纪初期的吴宓。

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

其著《吴宓日记》记录了当时整个时代的大气候和大环境。

个饭局由赵夫人杨步伟发起，“似纠众拥戴赵元任为校长，而由罗家伦暗中主持一切”。但是吃饭时大家并没有提及此事，而是由“钱、张二君述南京大学院、外交部对于清华之态度而已”。（同上，第92 页）钱、张二人都是学者，当时又在大学院供职，他们的话自然非常重要。另外，杨步伟在回忆录中也间接提到此事。她说：“北伐以后，大学院又下了几次的命令要元任做校长，元任屡辞不就并荐贤自代未准，但不久就派了罗志希来长校，好些事就一变当日的清华校风了。”（《杂记赵家》第256 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年版）杨步伟争强好胜，赵元任却不爱管事。这些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们的个性和对清华命运的关心。

这一年暑假，吴宓南下探亲，回来后罗家伦已经上任。罗出身北大，与清华没有渊源，再加上他是国民党党员，因此能否获得清华师生支持，他自己并无把握。8 月中旬，罗家伦派自己的学生郭廷以到清华了解情况。

随后郭廷以在一封长信中说，除了在京毕业生声称“罗某长校，誓死反对”

外，学生会和大多数在校学生都对罗表示欢迎。另外，郭廷以还特意指出，“我师一再致意于吴宓，不知吴早已宣言不与我师合作”了。（同上，第30 页）对于吴宓的表现，罗家伦似乎并不介意。9 月4 日，吴宓与杨振声会面，杨代表罗家伦再次向他致意，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合作。杨振声与罗家伦是北大同学，共同参加了五四运动，其小说《玉君》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罗家伦上任时，特意把他和冯友兰从北大请来，分别担任教务长和秘书长。杨还说：“罗君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且平昔待朋友亦甚好。”直到这时，吴宓还是心存芥蒂，难释疑虑。（《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23 页）二人见面之前，清华学生召开大会，驱逐了部分教工。

吴宓怀疑罗家伦在暗中指使，因此他在9 月7 日的日记中说：“闻罗氏将以杨振声为本校教务长。罗之与学生勾结，为之扫除障碍，似属事实。

如是办法，岂可云正当？清华前途，益将陷于悲境矣。”（同上，第125 页）三、学术独立与“四化”政策

罗家伦是9 月18 日宣誓就职的。由于罗家伦的上任代表了国民政府的权力已经到达北方教育界，因此各方面对此都非常重视。清华董事会、北平政治分会、平津卫戍总司令、北平特别市党部、市政府、外交部、美国公使馆、燕京大学都派代表参加了这一就职典礼，新闻界也争相报道此事。

宣誓仪式由国府委员周震麟监誓。宣誓之后，罗家伦发表长篇就职演说。吴宓在日记说：“??赴大会堂罗校长宣誓就职典礼。一切如党国新仪，演说甚多。罗氏以（一）廉洁化（二）学术化（三）平民化（四）纪律化四者为标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同上，第130 页）罗家伦演说的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他说，在外交部任命他的“训令”中，并没有“国立”二字。这说明要他担任的是清华大学校长，而不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为什么有人要回避“国立”二字呢？

他听说这“是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主张，说是恐怕美国朋友看了不高兴！”罗家伦接到任命后，蔡元培让他拟定组织规程，他便与当时在大学院任职的张奚若、钱端升二人一同拟定了清华大学组织规程。他说他凭借“有一点革命的劲儿”，便在清华大学前面加了“国立”二字。（《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6 页，台北华国出版社1952 年版）他们拟定的文件经蔡元培核准，提交国务会议通过，才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

二字。

在罗家伦看来，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不再依附于外国势力并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因此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

（同上，第107 页）

这种见解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不能让清华改变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那就是中国的耻辱。因此他们有一种急切地把清华改为大学的愿望。罗家伦入主清华之前，蔡元培已经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体制。罗家伦在演说中宣布：“我今天在这庄严的礼堂里，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国立清华大学在这明丽的清华园中成立。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同上）许多人把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视为学术独立的标志。

这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学术，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政治的追求真理的活动。因此教育独立和学术独立的含义，就不仅仅是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还包括不受政治等因素的干扰。罗家伦只强调前者，不强调后者，体现了他作为党务工作者的局限性。对于这个问题，胡适、任鸿隽等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得比较清楚。比如任鸿隽曾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许多学者坚持政党势力不能进入学校，就是基于这一理念。此外，把大学变为国立，完全由国家的力量来办，也未必是好事。这是因为：第一，国家的力量应该是有限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国家包下来，很可能把好事变成坏事；第二，民间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办学智慧，私立学校是挖掘这些资源、发挥这些智慧的最好形式，所谓“学在民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对学术文化教育管制得比较松，就是一个开明的时代，相反则是专制黑暗的时代。罗家伦的演说虽然也谈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却没有强调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真谛，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务工作者的局限性。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不知从哪里学了许多不好的东西。比如喜欢用标语口号式的名词术语，喜欢用军训的方式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这些东西在短期内十分见效，但是其副作用却危害极大，也很难消除。

先说标语口号的危害。就在罗家伦上任之前，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胡适说，中国自古有一种名词崇拜，他把这种名词崇拜称之为“名教”。他发现，“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这种标语口号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因此他提出要“打倒名教”。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四化”，并且给吴宓那么深刻的印象，显然有名教之嫌，这恐怕也与他加入国民党有关。

在罗家伦的“四化”中，纪律化最引人注目。为了实现纪律化的目标，他一上任就把学生分为四队，开始实行军训。他强调，实行军训既是全国教育会议的决议和贯彻教育方针和需要，“同时又是清华学生的要求和家伦个人的主张”。军训中，他要求学生一律穿制服，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早操无故缺席就要记小过一次。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和杨振声也身穿军服，脚穿马靴，与学生一起出操。按规定，记三次小过合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当时还是学生，他一向自由散漫，经常不上早操，被记小过八次，眼看就要被开除了，正好冬天来临，在大家的抵制下，早操被取消，他才得以幸免。另外，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已经考入清华，因为受不了早操制约，又转到师大。

短期军训既有新鲜感，又可强化纪律性，这些在当时都有明显反映。但学校毕竟不是兵营， 二者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前者崇尚自由，后者强调服从。罗家伦出身北大，又在欧美留学多年，对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作为国民党要员，再加上挟北伐战争之余威，就让年轻的罗家伦头脑有些发热。好在他不是一意孤行的人，当军训遭到大家抵制时，他便知难而退了。尽管如此，“此事有损他的威信，学生对他的期待和好奇心也开始下降”（《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34 页），却已经是无法避免了。冯友兰也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之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0 页）

四、确立教师的主导地位

除了军训之外，罗家伦还是治校有方的。他知道，要完成学术独立的使命，就要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地位，努力维护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罗家伦在就职典礼上说过：“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201 页）上任以后，他经过一番考察，发现清华存在八大问题：一，机关太多，冗员充斥；二，职员薪金过高，权力太大；三，浪费惊人；四，图书太少，设备不足；五，在教师待遇上，重资历不重学识；六，学生重考试不重学问，教师重教书不重研究；七，学生人数太少，教育成本过高；八，学科配置不合理，有名无实学系太多。基于这些认识，他开始对清华大学进行整顿。其中成效最明显的就是淘汰机关冗员，提高教师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