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永恒话题。在高等教育规模小、受众人数少、在经济社会的整体结构中的地位比较有限、对市民社会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质量问题似乎不太突出。因为能够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而这少部分人又是经过大浪淘沙、千挑万选出来的，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质掩盖了质量问题。当知识经济兴起，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来，传统上高等教育所承载的集政治、文化、科技于一体的精英属性被稀释，世俗生存和生活的经济性和工具性价值现形，甚至被放大，尤其是在民办教育加盟下，高等教育迅猛扩张，当高等教育就读机会像“菜篮子”“自来水”和“天然气”一般不可或缺且容易购得，乃至成为民生的重要构成的时候，人民的满意不满意就与基础阶段有所不同。面对毕业后收益对投入的简单运算，满意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如果说基础阶段民间对教育的评价还是一种近视的、直接的、简单的、可测量的学业成绩和升入下一级教育的资质，那么，在高等教育阶段，老百姓开始从对过程的关注中解放出来，质量问题交由抽象的公众，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去议论，个人对教育的注意力暂时休息或者关闭，直到毕业的新重要关头开关才再度打开。就业是大学生个人的事，但是在毕业的时候家长们义不容辞地披挂上阵，发动新一轮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在升学率获得“指标化”地位的情势下，高等教育机构也在自我觉悟后或外力驱动下，将广开“产品销路”、提高就业率纳入责任范围。当往年的大学毕业生尚未完全就业，新一批已经加入了竞争行列，就业率就像是股市一样低迷，选择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自然成为家长们新的席上和茶余的谈资。与此同时，国际高等教育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一些昔日执守“象牙塔”精神、展现“仙风道骨”魅力、不肯沾染世俗尘埃的世界名校，现在也不得不回到人间，为了生存，将国际留学生作为“现钞母牛”，其注意力投向国外的富人或中产阶级。至于一些本来就没有多少国际学术资本的教育机构，更是抓住后发国家的“留学妄想症”和“看西洋镜”心理，向国外居民的腰包伸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波又一波适龄学生放弃祖国的教育系统远渡重洋求学寻梦，带走了举家多年的积蓄，留下了对国家教育自信的反讽。老百姓如何选择不是高等教育界应该回答的问题，高等教育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影响老百姓的选择”，“我们怎样才能不辜负老百姓的选择”。换句话说，高等教育要反躬自问，如何才能做到“让四方来贺”，而不是为别人“作嫁衣裳”？显而易见，这涉及自身的质量问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有许多观察角度。任何评价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客观白描，而是特定角度下的特定价值观体现。高等教育体积庞大，系统复杂，不可能从实体上穷尽质量问题。现场的真实的质量状态需要走实证和田野的路线才可获悉。但是，如果没有在思想层面的“先见”扫描和梳理，就会将质量的“常识”当作知识。依靠停留在与现实同一层面的认识而指望获得质量的升级，无异于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我思故我在”。作为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观察者和实践者，我们无法把握现实完满的实在，但是可以把握我们的“思想”。从“思”的层面切入质量问题，对“书斋研究”而言，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一种看法。其中，人们、高等教育、质量是三个关键词。以往的讨论对高等教育和质量这两个关键词关注较多，但是，对“人们”或有所忽略，或重视不够。事实上，从认识上讲，站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看到的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从实践或行动上看，在高等教育这个大系统中，不同的角色、职务和行为对这个系统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所以，无论是从学理上界定高等教育质量观，还是从实践上检讨质量观，都需要将人的因素考虑在内。从而，“谁的”“什么高等教育”的“什么质量”的观念，如果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或同义语反复，就是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界定。这就需要对观念主体的梳理和界定。

从观念主体看，“谁的”范围非常广，所有的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人都是观念主体。对公立教育而言，鉴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性，确切地说，所有社会成员都是高等教育质量的观念主体。除非将高等教育看成是“私人物品”，否则这个命题就是真的。这种“泛主体主义”的认识看上去有失笼统，但是，忽视民间观念，漏掉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主体，恰恰是高等教育观念形态中的一种似非而是的“慢性病”。普罗大众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等教育的供给者，也是高等教育的需求者。作为供给者，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利关注高等教育的质量并且为保证质量而发挥作用；作为需求者，有权利要求获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尽管如此，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关注范围（圈）”和“影响范围（圈）”是不同的。关注圈反映的是注意力的广度和深度；影响圈是个体的言行对其他人或事态在思想或行动上发生作用的广度和强度。关注圈只限于个人；而影响圈则关涉个人选择的外溢效应，与其相关的事态或他人发生关系。除极少数位高权重的人外，一般而言，关注圈的半径大于影响圈的半径。二者之间的差反映了个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之间的差别。在同一个关注圈内，从静态上看，有的人影响圈大，有的人影响圈小；从动态上看，有的人影响圈越来越大，有的人影响圈越来越小。将影响圈和关注圈作为两个参照，对讨论高等教育质量观是有益的。无论是怎样的主体，都要从两个圈子的状态和动向上观察其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系。从实践的角度看，三方力量支撑高等教育的运行：政府、社会和高校。由这三者构成的循环三角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同一地区的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上看，三者都是重要的“观念主体”。三个主体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圈和影响圈上存在差别，这种差别或因系统、组织、个人角色分工使然，或因个体认识和解释的偏向使然。按照高校外部力量的控制或影响程度划分，存在“强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弱政府强社会、弱政府弱社会”等几种不同的状态。外部力量介入高校的强弱有法定、惯例或执行裁量三方面的界定依据。是不是主体越强，影响就越大？不一定。这取决于从法定地位到执行裁量的距离。从对高等教育微观行为的影响程度上看，高校是观念主体的内核，政府是硬壳，社会是外场。高校是高等教育最基本的执行机构。如果没有高校自身的观念裁量和行动执行，从法律或政策意义上看，外部力量再强大，其影响也渗透不到圈子的核心，或止于圈子之外，或在圈子里产生“形式化”的表浅作用。站在高等教育宏观系统的结构看，政府是观念主体的内核。在政府的视野里看到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大大小小、类型不同、各具特色的机构；有教育系统内的，也有系统外的。政府是高校和社会之间发生关系的间接桥梁。政府是高等教育的提供者，代表国家和公民约定社会契约，通过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进行信息加工转化为法律或政策，形成“外部压力”向高校传递。作为观念主体，政府乃是宏观层面的主体。它的影响力对法规、政策和宏观决策职能而言是直接的，对高校则是间接的。社会作为观念主体，其范围很广。相对某一所高校而言，组织外的企业、事业、非政府组织以及系统内的其他机构，都是实体性的社会机构。在公民社会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网络环境下，现实或虚拟空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网络构成社会的非实体松散组织。社会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人”。社会观念是分散的、分割的、分化的观念形态。社会对高校从正面提出要求、期待和信息反馈。因为高校在解释和转化为决策行动的过程中，构不成必须应对的信息，这种影响往往是弱影响。社会还通过媒体从负面对高校施加一定的压力。典型的情境是社会媒体将高校事件（尤其是一些学术丑闻）的信息源扩大化，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对学校产生强烈冲击。这种影响比较强烈。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现实社会或虚拟社会负载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客观存在，是重要的观念主体。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种思想或知识存在。知识论乃是西方哲学史上历久弥新的主题。随着当代自然科学成熟，形而上学受到挑战，“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思想开始分化，科学知识成为人类知识的典范。围绕科学究竟是什么、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出现了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新兴领域。在科学哲学领域，涌现出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焉阿本德等著名学者，讨论范围涉及科学进化、科学范式、科学纲领、科学方法等问题。以波普尔的科学知识进化论和库恩的科学知识革命论，形成相对竞争的理论。客观知识、猜想、范式、科学共同体等概念的出现，丰富了人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波普尔将世界三分化，世界I、世界II和世界III。世界I是客观世界；世界II是人们的主观世界；世界III是客观知识（近似于“形式知识”）的世界。作为世界III的客观知识是人们长期积累起来的关于世界的认识成果，通过书面语言和其他形式的符号外化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客观知识是人类的创造产物，由于其“物化”，具有和主体相对分离的特性。人的主观世界是一个内外信息交互作用的由“知、情、意”等元素构成的复杂世界。世界II以人为载体，是知识产生的“黑箱”。它本身是否为知识的有机构成？波兰尼提出“缄默知识”（有人译作“暗默知识”）概念，打开了黑箱的盖子，使知识的另外一个形态曝光。缄默知识也是一种知识形态，但是没有进入波普尔的世界III的范围。它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活动中。通过行为你可以观察和识别，但是你无法通过严格的语言进行描述和阐释。虽然只可意会，但是它确实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缄默知识将古今中外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矛盾”调和起来。缄默知识是知和行之间的一块儿“知识飞地”，它不是人类主观世界中杂乱信息的汇总，而是对合目的的实践活动“管用”或“有效”的“窍门”。缄默知识保持“沉默”，但是它作为特殊的知识影响行动。科学哲学借哲学的方法归纳出知识的不同形态，发掘出“范式”“缄默知识”等有用的概念。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管理学、心理学也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视角，通过不同路径揭示了人类超越“客观知识”的复杂的知识构成。诸如戈尔茨（C.Geertz）的“本土知识”、薛恩（D.Schǒn）的“反思性实践者”、布鲁纳（J.Bruner）的“民间心理学”、阿基里斯（C.Argyris）的“声称的知识”和“使用中的知识”，这些指向实践知识的来自不同学科的概念，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是全身心学习和思考的认识者，除了大脑这个心理活动的“机器”，人还“通过身体思考”。人的认识成果附着在自己的神经系统“缄默存在”，也可能通过语言外化成为“客观存在”。鉴于知识形态的多样性，考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需要既研究缄默的质量观，也分析客观的质量观。

从观念主体的认识动机、认识方法、认识成果、认识影响几个方面看，还存在着官方知识、组织（机构）知识、学术知识和民间知识之间的差别。官方知识的认识动机是解决国家或者区域普遍性问题。认识方法有调研、座谈、会议讨论、“封闭制定”等手段。认识成果是以国家和政府文件（包括法律文件和政策文件）或官方身份发表的领导讲话。认识影响是相关范围内“舆论环境”“制度环境”“资源环境”的建立、变化或革新。官方知识的话语体系和修辞手法具有鲜明的特点。“讲形势、定原则、立规矩、提要求、下指示”是基本的语言特征。组织知识属于“知识管理”的话语范畴。知识管理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企业界将知识管理界定为“将个人的知识和企业知识资产有组织地集结、共享，并借此提高效率，生产价值，以及以此为目的而开展的框架构建和技术应用。”野中郁次郎，绀野登.知识经营的魅力［M］.赵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3.知识管理不仅仅适应于企业界。任何组织都存在知识管理的问题。一般地看，知识管理涉及组织内对洞见、经验的确认、创造、表现、扩散和促进应用的过程，是从挖掘到应用知识过程的一系列战略规划和实践活动。知识管理包括建立知识库、建立尊重知识、创新知识、分享知识、应用知识的内部环境，将知识作为资产加以管理，其目的是实现组织目的，提高组织绩效。组织知识就是在知识管理框架内一个组织所拥有的知识容量。这里的知识不是泛指的知识，而是可以用来提高组织绩效和“生产力”的知识。组织知识的载体为个人或机构，按照竹内弘高和野中郁次郎的模型，组织通过“共同化、表出化、联结化和内在化”共同化（socialization），从个体到个体，从暗默知识到暗默知识，通过直接体验分享和创造暗默知识。表出化（externalization），从个体到团组，从暗默知识到形式知识，通过对话和反思将暗默知识表述出来。联结化（combination），从团组到组织，从形式知识到形式知识，对形式知识及信息进行系统化并且加以利用。内在化（internationalization），从组织到个体，从形式知识到暗默知识，在实践中学习和获得新的暗默知识。参见：竹内弘高，野中郁次郎.知识创造的螺旋［M］.李萌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8-10.实现暗默知识和形式知识的转化来创造和利用知识。在这个过程中，观念主体的认识动机、方法、成果和影响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体。学术知识是从学术的立场出发，通过严格的科学或其他学术性方法对对象进行研究，发现新的事实，或对既有事实进行新的解释或分析，最后得出相对客观的认识成果，发表后首先对学术界产生可能的影响，并通过向实践的转化而获得实践影响。民间知识是和人们日常的个人或集体行为一体化的认识，通过习俗传承、传统仪式接触、社会学习等方式习得，表现为个人旨趣、集体规范、民约、禁忌或其他的行为指令。民间知识存在于民间，是最广泛的一种知识存在形式，它本身在不断变化，同时也可能向官方知识、组织知识和学术知识转化。在讨论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过程中，需要从官方、民间、组织和学术几个方面考察人们的观念。这需要持续的耐力和漫长而艰苦的工作。

作为“学术知识”的探索者和创造者，在高等教育质量观进而一般的高等教育问题上，高等教育研究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学术研究应该将一切关于高等教育的知识形态纳入视野，通过多重方法进行挖掘提炼，将个人的思考和缄默知识“表出化”，提供“形式知识”或“实践知识”供学术共同体和实践分享批评。为此我们选了一系列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成果陆续结集出版。第一期包括《大学理性研究》（张学文）、《变革时代大学的核心价值》（马凤岐）、《大学特色发展的比较研究》（单春艳）、《高等院校组织趋同机制研究》（王占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的政府角色研究》（杜瑞军）、《大学课程知识选择的实践逻辑研究》（李庆丰）、《基于学生增值发展的教学质量评价与保障研究》（章建石）和《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机制研究》（张红伟）。学术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系统，知识的创造如波普尔所言是一个猜想和反驳循环进化的过程。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能够为学术同行和实践领域的读者提供一个靶子，使它能够引起注意并且经受一波一波的批判和考验，既不被历史遗忘，又能成为别人前行的一块垫脚石，哪怕，质材还须进一步锻砺。

周作宇

2012年11月26日于新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