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多民族的統一朝代。蒙古部族早年生活於大興安嶺北部、斡難河一帶及其西部的廣大地域。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統一，建國於漠北，號大蒙古國。一二七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一二七六年，元滅南宋。一三六八年，元順帝妥歡貼睦爾率眾退出中原，明軍攻入大都。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國至元順帝出亡，通稱元代。蒙古人原來沒有文字，成吉思汗時借用畏兀兒字母書寫蒙古語，從此有了蒙古文。一二六九年，忽必烈頒詔推行由國師八思巴創制的主要借鑒於藏文的新的拼音文字，初稱蒙古新字，不久改稱蒙古字，用以「譯寫一切文字」。同時，元代統治者重視學習漢文。元太宗窩闊台于太宗五年（一二三三年）頒有《蒙古子弟學漢人文字詔》，鼓勵、督促蒙古子弟學習漢語。忽必烈亦重視吸取漢文化中的有益成份，為藩王時，曾召見僧海雲、劉秉忠、王鶚、元好問、張德輝、張文謙、竇默等，詢以儒學治道。其後的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元英宗碩德八剌均較為主動地借鑒漢族封建文化，且頗有建樹。有元一代，居於統治地位的蒙古貴族及色目貴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包括漢民族在內的多民族文化的影響。可以說，蒙元文化是由蒙古貴族主導的包容多民族文化的封建文化。其中，中土漢人和熟悉漢語的少數民族文人積極參與蒙元文化建設，他們用漢語撰著的漢文著述數量極為豐富，其內容涉及到元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元代文獻的主要組成部分。

明修《元史》，未撰《藝文志》。清人錢大昕撰有《補元史藝文志》，「但取當時文士撰述，錄其都目，以補前史之闕，而遼、金作者亦附見焉」[1]，共著錄遼金元作者所著各類書籍三千二百二十四種，其中元人著作二千八百八十八種（含譯語類著作十四種）。該書參考了焦竑《國史經籍志》、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等著作，增補遺漏，糾正訛誤，頗顯錢氏學術功力。今人雒竹筠、李新乾撰有《元史藝文志輯本》，既廣泛參考前人論著，亦實際動手搜求尋訪，「凡屬元人著作，不棄細流，有則盡錄，巨細咸備」[2]，共著錄元代作者所著各類書籍五千三百八十七種（個别著錄重複者計為一種，如方回撰《文選顏鮑謝詩評》分别著錄于詩文評類與總集類），除十一種蒙文譯書外，皆為漢文書籍。其中現存著作二千一百九十六種（包括殘本、輯佚本）。具體分佈情況如下：經部，著錄書籍一千一百一十七種，今存二百二十種；史部，著錄書籍一千零二十六種，今存二百七十三種；子部，著錄書籍一千零七十六種，今存四百八十八種；集部，著錄書籍二千一百六十八種，今存一千二百一十五種。與錢《志》相比，《輯本》具有兩項顯著的優點：一是增補了戲曲、小說類著作；二是每一書名之後記以存佚，頗便使用者查尋。可以說，該書是目前較為詳備的元代目錄文獻。持此《輯本》，元人著述狀況及現存元人著作情況可以略窺概貌。需要說明的是，元人著作散佚嚴重。僅據元人虞集所作詩序，可知《胡師遠詩集》、《吳和叔詩集》、《黄純宗詩集》、《楊叔能詩集》、《會上人詩集》、《劉彥行詩集》、《楊賢可詩集》、《易南甫詩集》、《饒敬仲詩集》、《張清夫詩集》、《謝堅白詩集》、僧嘉訥《崞山詩集》等未著錄於《輯本》别集類，則編纂元人著作全目的工作，尚有待於來日。

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結論中「總論元文化」一節曰：「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今之所謂元時文化者，亦指此西紀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間之中國文化耳。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其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3]今以現存元代古籍為例，略述元代學術文化之盛。

經學是一門含有豐富哲學內容的、體現儒家思想精要的古老的學問，長期居於中國學術文化的主導地位。元代結束了兩宋以來的長期分裂局面，元代經學亦在借鑒、調和宋代張程朱陸理學的進程中，產生了許衡、劉因、吳澄等理學名家。清儒編纂《四庫全書》，收錄了約三百八十種元人著作，其中多有對於元人經學著作的讚譽之詞。例如，評價吳澄《易纂言》曰：「其解釋經義，詞簡理明；融貫舊聞，亦頗賅洽，在元人說《易》諸家，固終為巨擘焉。」評價許謙《讀書叢說》曰：「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尚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評價梁寅《詩演義》曰：「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於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評價趙汸《春秋屬辭》曰：「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為多。」[4]清末學者皮錫瑞認為元代為經學積衰的時代，「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5]承認元代經學在中國經學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且有如趙汸《春秋屬辭》這樣的「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之作。

元代史學是中國史學的繼續發展時期，成就顯著，著作甚豐。其中，影響較大的著作有如下幾種。一、元順帝至正年間編纂的《遼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皆有三朝專史舊本可供借鑒，故歷時不及三年即告竣事，且整體框架完備，基本史實詳贍，為後人研究遼金宋歷史的重要著作。同時，順帝詔「宋、遼、金各為一史」，解決了長期持論不決的以誰為「正統」的義例之爭，顯示出元代史學觀念上的進步。二、馬端臨《文獻通考》。該書是一部記載上古至宋寧宗時期典章制度的通史。作者對唐杜佑《通典》加以擴充，分田賦、錢幣等二十四門，廣取歷代官私史籍、傳記奏疏等相關資料，對各項典章制度進行融會貫通、原始要終的介紹，篇帙浩繁，堪稱詳備。三、《元典章》。該書全稱《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為元代中期地方官府吏胥與民間書坊商賈合作編纂的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以前元朝法令文書的分類彙編，分詔令、聖政、朝綱等十大類，六十卷。書中內容均為元代的原始文牘，是研究元代法制史與社會史的重要資料。四、《大元大一統志》。該書為元朝官修地理總志，始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成書于元成宗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六百冊，一千三百卷，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輿地書。該書氣象宏闊，內容廣泛，取材多為唐宋金元舊志，今僅有少量殘卷存世。

元代子書保持和發揚了傳統子書「入道見志」、「自六經以外立說」的基本特色，廣泛干預社會生活，闡發個人學術（含藝術）觀點，產出了許多優秀作品。面對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交織的社會現實，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謝應芳《辨惑編》、蘇天爵《治世龜鑒》諸書推闡朱熹學說，力闢民間疑惑，探求治世方略，顯示出元代子部儒家類著作的基本格調。元代科學技術水平有了新的進展。李冶《測圓海鏡》的成書標誌著天元術數學方法的成熟，「是當時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代數著作」。[6]稍後朱世傑《四元玉鑒》用四元術解方程（包括高達十四次方的我國數學史上最高次方程），「對方程的研究（列方程、轉化方程和解方程等），朱世傑在中國歷史上達到頂峰」，「《四元玉鑒》的另一部分重要內容是有關垛積與招差問題，就其成果的水平來看達到了中國古代此類問題的高峰」。[7]司農司編《農桑輯要》、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王楨撰《農書》，三部農書，是元代農學的代表作。又李杲有「神醫」之譽，「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8]，觀其所著《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蘭室祕藏》諸書，可知時人所譽不誣。

元代文人文學創作的積極性很高，吟詩作文是當時文人的普遍行為。「近世之為詩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也，人之為詩者不知其幾千百篇也」。[9]與經、史、子部著作相比，元代集部著作數量最多。其中，尤以别集數量居首。現存或全或殘的各種别集（含詩文合集、詩集、文集、詞集）約六百六十種。閱讀郝經《陵川集》、姚燧《牧庵集》、劉因《靜修集》、吳澄《吳文正公集》、趙孟頫《松雪齋集》、袁桷《清容居士集》、歐陽玄《圭齋集》、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虞集《道園學古錄》、黄溍《金華黄先生文集》等别集，可以從其不同個體的視角，瞭解元代社會生活的諸多不同側面，瞭解作者個人的情感與情操，體味元代詩文創作的藝術成就。而閱讀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馬祖常《石田集》、孛术魯翀《菊潭集》、薩都剌《鴈門集》、廼賢《金台集》等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創作的詩文，則於前者之上，平添了幾分讚歎與欽敬。蘇天爵《元文類》，選錄元太宗至元仁宗約八十年間名家詩文八百餘篇，後人將其與宋姚鉉《唐文粹》、宋呂祖謙《宋文鑒》相提並論。元代雜劇與散曲創作成就顯著，後人編輯的雜劇或散曲總集有所收錄，較全者，有今人王季思主編的《全元戲曲》與隋樹森《全元散曲》。

總之，元代古籍內涵豐富，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居於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

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元代古籍，既有少量當初的刻本或抄本，又有大量明清時期的翻刻本、增補修訂本、節選本或輯佚本，版本系統複雜，內容互有出入，文字脫訛普遍，大多未經整理，今人使用頗為不便。有鑒於此，我們決心發揚我校陳垣先生發端的整理研究元代文獻的學術傳統，充分利用此前編纂《全元文》的學術積累，利用十年至二十年時間，整理出版一部經過校勘標點的收錄現存元代漢文古籍的大型文獻集成——《元代古籍集成》。我們的研究計畫得到了北京師範大學領導及相關院、處的充分肯定與大力支持，在「二一一」、「九八五」、自助科研基金等方面提供科研資金予以資助；海內外學界師友或給以殷切勉勵，或積極參與我們的工作；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在出版資金、編校力量方面予以积极投入，在此，謹致以衷心感謝。同時，我們深知，完成這樣一項巨大工程，不僅耗時、費力，還要承擔一定的歷史責任。我們將盡力而為，亦期待著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指教。是為序。

韓格平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1] 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序》，《二十五史補編》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第八三九三頁。

[2] 雒竹筠、李新乾《元史藝文志輯本·弁言》，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頁。

[3]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一三三頁。

[4] 上述引文分别見於《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第二二頁、九六頁、一二八頁、二二八頁。

[5] 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二八三頁。

[6] 李迪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六卷》，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九七頁。

[7] 李迪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六卷》，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六〇頁、二六一頁。

[8] 《元史·方技傳》，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版，第四五四〇頁。

[9] 吳澄《張仲默詩序》，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十四冊，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六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