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货币经济的新时代

“任何人都能创造货币，问题是如何让他被普遍接受。”

——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要关注和研究货币现象，并提出有自己特色的货币理论。可以这样说，没有货币思想理论的经济思想史不仅不是完整的经济思想史，还是残缺的经济思想史。但是，如何概括至少从亚当·斯密到当代的货币思想史，却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货币思想史所涉及的理论、方法、计量模型以及相关的经济历史，越来越复杂。杨光博士的这本《货币的真相》试图对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货币思想史，特别是自1970年以来的在全球货币视角下货币经济演变加以梳理与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努力。

本书一共9章。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作者在回顾货币思想演变过程中，不仅试图对诸如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韦伯、马歇尔、穆勒、费雪、凯恩斯、弗里德曼、卢卡斯等的理论背景和要点做了诠释，尽可能揭示了这些大家之间的深刻关联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若干关键性的问题：

（1）如何理解亚当·斯密关于“货币是一个特殊商品”？如果过去是成立的，到了21世纪，是否继续成立？

（2）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

（3）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货币金融资源，谁更为根本？

（4）费雪方程式的真正涵义是什么？对于现代货币经济的价值何在？

（5）古典学派的市场经济的bug是什么？造成bug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6）凯恩斯与古典学派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7）利率是否真的是“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

（8）在当今世界，是否只有美国存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根本不存在独立的货币政策？

（9）为什么未来预期影响现在决策？

毫无疑义，这些问题从昨天到今天到未来，还会困扰着人们。回答上述问题，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答案都不会相同。

除了上述问题，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还是本书第四章的题目：“通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货币现象”的结论是否继续成立？现在看，“通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货币现象”的结论而非是毋庸置疑的。至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存在着不可低估的“溢出”效应，但是却没有演变出弗里德曼货币数量理论所推理的那种经典意义的通货膨胀。传统的货币理论，特别是货币主义确实需要面对某种程度的“扬弃”，甚至革命，需要对所谓现代信用制度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作者在第六章中提出：“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国政府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货币与黄金脱钩了，从此世界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这段话原则上是对的，但这段话需要补充：货币，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从来都需要以信用作为前提和基础。所不同的是，自1971年尼克松关闭美元和黄金的窗口之后，世界信用货币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

（1）世界各国信用货币从此成为基于政府信用的信用货币。也就是，各国信用货币的信用基础单一化：信用即政府。政府信用的质量决定了该国信用货币的币值。

（2）世界各国信用货币要以美元的信用作为锚。也就是说，除美元之外，其他国家的信用货币都建立在本国政府信用和美元信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二元结构导致了所谓的汇率现象。

进一步说，1971年之后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替代固定汇率的时代，也就是进入本国名义的和实际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货币贬值率，不仅受制于本国经济的影响，还受制于该国货币与其他国货币汇率的波动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双重影响的“频率”并非是相同的。常常发生一个国家基于平价购买力的货币通货膨胀率和基于美元的货币贬值率的变化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甚至彼此分离。例如，在前南斯拉夫、苏联、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都发生过本国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发生数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以上贬值，却并不意味着本国通过购买力所体现的通货膨胀率达到同样的水平，这样的现象很是值得研究。

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利率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再是个别的现象。这样的利率形态的重要后果是：一方面，并没有导致传统CPI的高涨；另一方面，却全方位地减少了投资的成本，导致资产价格的上升。资产价格的上升或多或少有利于就业的扩张，而就业的扩张却没有直接引发通货膨胀，于是，菲利普斯曲线失灵。

在这些新的经济的和货币的现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作者直指当代货币中的核心问题：“货币供给由谁决定？”作者的答复是：“政府或中央银行。”作者进而提出：“那中央银行的钱哪里来的呢？是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于是，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答了前面所说的货币不仅具有内生性，也具有外生性。因为货币经济已经从仅依附实体经济，且为国民经济活动水平所决定，转变为货币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并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货币完成了从宏观经济中的因变量到自变量的转型，这就是现代货币经济的本质所在。这也就是所谓货币化的最新阶段，甚至最高阶段。

多年来，人们讨论中国高速发展和货币现象的时候，常常用M2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或M2总量占GDP规模的比重，以说明中国货币供给过大，隐喻中国存在高通货膨胀、经济泡沫化的危险。这样的忧虑并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问题在哪？在过去20年间，中国存在着两轮货币化：第一轮货币化发生在中国从非货币化向货币化转型期间，从1980年开始，持续到2010年，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如同从旱田到水浇地的转型，需要非常态的“灌溉”，导致超额的货币供给。第二轮货币化是在中国迅速完成工业化并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后，进入货币经济主导传统实体经济的历史阶段，唯有增加货币供给可以扭转中国资产、劳动力长期过低的局面，再次刺激了第二轮货币化。上述两轮货币化的互相叠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导致了M2规模居高不下。这个过程，是一种市场与政府，中国与世界持续反馈的过程，其中包含着试错，并不存在着一个可以设计的最优货币量。

令人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信用货币大规模和持续膨胀，不仅导致了传统资产价格的上涨，还推动科技资产的形成。在存在物质产能和物质产品过剩的同时，发生了信息过剩、数据过剩、甚至科技创新产品的过剩现象。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讲，他们不仅没有成为货币供给膨胀的受益者，而且在资产价格和资产财富扩张的同时，他们的相对贫困指数却在不断地上升，贫富差别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状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类不得不需要寻求新的财富模式，企望创造共享金融。数字货币应运而生。2008年的比特币，2015年的以太坊，是数字货币最有影响并持续到现在的数字货币代表。与此同时，各种稳定币相继产生。其中，在以太坊的平台上又衍生了一系列的金融创新，包括DeFi。许多国家开始将央行数字货币提到日程。中国央行发行的DC/EP成为世界央行数字货币的领跑者。现在讨论数字货币是否可以替代传统货币形态，为时过早。但可以预见到，伴随着数字货币族群以及数字货币生态的发展和成熟，数字货币和传统货币并存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因为数字货币的存在、成熟与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整个货币形态。至少这样一些问题会迅速地提到各国央行、商业银行、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面前：

（1）数字货币将怎样改变货币的供给总量。这里涉及数字货币的数量、结构、分布和交易速度？

（2）各国政府和央行将如何建立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货币政策？

（3）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是否在一定时间内存在所谓的“功能性分工”。如果存在分工，边界在哪里？

（4）数字货币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会有怎样地影响机制，对国民财富地分配与再分配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5）数字货币将怎样影响长期的资本市场和短期的货币市场？

（6）进一步说，数字货币是技术进步的产物，是以区块链作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地进步是否可以继续支撑数字货币的迭代和更新，从而拉大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的技术含量？如果是这样，是否发生数字货币主导的数字经济革命与转型？

在本书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杨光博士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货币对于决定历史进程的作用最大。”今天基于信息和数字经济的“货币”与当年马克思所认知的工业革命时代的“货币”，已经大相径庭。这本《货币的真相》有助于每个读者更新已有的货币经济学常识训练。从历史走来，为了超越历史；面对未来，是为了更好的面对当下。几乎可以肯定，未来的10年、20年，将是未来货币金融思想、理论、实践的大改变、大变革、大转型的历史新时期，人们已经很难置身度外。问题是，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货币的真相》的文字没有教科书的束缚，活泼而充满生气，值得肯定。

朱嘉明

2021年3月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