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版说明

（一）德文版

1900年，《梦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由莱比锡和维也纳的弗朗茨·多伊蒂克（Franz Deuticke）出版社出版。

1909年，第2版（增补修订版），由上述同一出版社出版。

1911年，第3版（增补修订版），由上述同一出版社出版。

1914年，第4版（增补修订版），由上述同一出版社出版。

1919年，第5版（增补修订版），由上述同一出版社出版。

1921年，第6版（为第5版重印版，另增新前言并对参考书目做了修订）。

1922年，第7版（为第5版重印版，另增新前言并对参考书目做了修订）。

1925年，作为《弗洛伊德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的第2卷和第3卷（增补修订版）由莱比锡、维也纳、苏黎世的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出版。

1930年，第8版（增补修订版），由莱比锡和维也纳的弗朗茨·多伊蒂克出版社出版。

1942年，作为《弗洛伊德全集》的第2卷和第3卷（为第8版重印版）由伦敦的意象出版有限公司（Imago Publishing Co.）出版。

（二）英文版

1913年，布里尔（A.A.Brill），译。出版社：伦敦乔治·艾伦公司（George Allen & Co.），纽约麦克米伦公司（The Macmillan Co.）。

1915年，第2版，出版社：伦敦乔治·艾伦和尤恩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

1932年，第3版（由若干非指定人员全面修订并大部分重写），仍由上述两公司出版。

1938年，作为《弗洛伊德主要著作》（该书为第3版重印，其中第一章基本删除），由纽约的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社出版。

目前这一全新版本，由詹姆斯·斯特拉奇（James Strachey）翻译。

实际上，《梦的解析》成书于1899年。这件事在弗洛伊德关于约瑟夫·波普（Josef Poper）的第二篇论文（1932c）开头中提到过。他说：“《梦的解析》这本书最终呈现于我面前是在1899年冬天（尽管扉页标明的日期推迟到20世纪）。”我们还可以从弗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通信（Freud，1950a）中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在1899年11月5日（第123封）的信中，弗洛伊德宣布：“昨天，这本书终于问世了。”在此之前的一封信中提到，弗洛伊德本人似乎在两个星期前就已收到两本样书，其中一本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弗利斯。

在《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1905d）这两部书的逐次修订中，弗洛伊德一直或多或少地使它们在体系上“跟得上时代”。在《梦的解析》第3版之后，书中的改动就没有再以任何形式说明，这给以后几个版本的读者造成了困扰。因为新的材料有时暗示，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弗洛伊德对最初写书时的一些观点有所修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弗洛伊德的第一部文集（《弗洛伊德全集》）的编者们在第1卷中重印了《梦的解析》的第1版原文，并在第2卷中增加了后来补充的新材料。但是这项工作做得不够系统，增补的材料没有标明日期，致使这项计划的大部分优势没有体现出来，随后的几个版本只得又回归到最原始的、没有争议的孤卷本。

到目前为止，增补内容较多的部分是关于梦的象征意义的论题。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和本书中解释说，他对于这一论题重要性的全面认识来得较晚。在第1版中，仅有几页篇幅讨论梦的象征意义，以及在第六章“梦的表现力”结尾部分（通过几个性象征的例子）举了一个单独而典型的梦例。第2版（1909）没有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做任何增补。但是在第五章“典型的梦”中插入了几页关于性象征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第3版（1911）中都有较大的扩充，但是第六章的内容仍然没有任何改动。显然，改写工作拖得太久了，在第4版（1914）第六章中添加了一节关于象征意义的全新内容，并将原来第五章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移至本节，同时增加了大量新材料。在以后的各个版本中，尽管增加了很多新内容，但整本书的结构没有变化。在两卷本的版本（1925）之后，即第8版（1930）中，第五章“典型的梦”一节中已被删除的一些段落又重新加了进去。

在第4、5、6、7版（1914—1922）中，第六章结尾处有奥托·兰克（Otto Rank）的两篇文章（《梦与文学创作》和《梦与神话》），但随后被删除了。

关于参考书目的问题。第1版中参考书目只列了大约80部书，其中的大部分，弗洛伊德都曾在正文中有所援引。在第2版与第3版中，这些书目没有变动，但在第3版中，弗洛伊德又增加了一个新书目，包括1900年以来出版的大约40部书。在这以后，这两个参考书目所包含的著作数量不断地快速增加，到第8版时，第一个书目已列出大约260部著作，第二个也增至200多部。到了这个阶段，第一个书目（1900年以前出版的）中仅有少数是弗洛伊德在书中真正提到的；而第二个书目（1900年以后出版的）也不能跟上当时有关分析或准分析方面作品发表的步伐（第二个书目很可能是人们从弗洛伊德在各个序言的评论中整理出来的）。而且，弗洛伊德在正文中援引过的许多著作，并没有列在任一书目中。看来很有可能是从第3版以后，参考书目的编列工作主要由奥托·兰克负责。

二、史料说明

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的部分通信的公开发表，使我们得以了解《梦的解析》一书写作过程的一些细节。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一书中，弗洛伊德曾回顾最初写作时那种悠闲的节奏：“以《梦的解析》为例，早在1896年，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就已完成，但直到1899年夏全书才完工。”再如，在《两性解剖学上的差异所导致的若干心理后果》（1925j）一文的前言中，他写道：“我的《梦的解析》和《一例癔症分析的片断》（1905e）……是我压而不发的——即使没有贺拉斯（Horace）的九年禁令——不管怎样，我也是拖了四五年才把它们出版的。”我们目前所做的增补，以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后来一些回忆的修正，都是以作者同时代的证据为依据的。

除了本书一些零散的参考材料以外（从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这些材料至少可以追溯到1882年），已发表的关于弗洛伊德最早对梦产生兴趣的最为重要的证据，是在他和布洛伊尔（Breuer）合著的《癔症研究》（1895）一书中，他为第一个病例（埃米·冯·N.（Emmy von N.）的病例，日期是5月15日）所做的长长的脚注。他讨论的是这样一种事实：神经症患者似乎总有一种把头脑中同时出现的任何观念都联系起来的要求。他写道：“不久之前我才通过在不同领域的观察，使自己相信这种导向联结的强制性力量。几周以来我发现自己必须换到一张较硬的床上睡觉，才能做出更多或者更逼真的梦，当然，在这张床上，我也许不再有正常的深度睡眠。在刚刚醒来的一刻钟内，我能记得夜里做的所有的梦，我不厌其烦地把它们记下来，并试图解释它们。我把成功地追溯这些梦归因为两点：一是出于弄清楚一些想法的需要，这些想法在白天一直好奇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但仅仅是有所触及而终究没有想清楚；二是出于把在同一意识状态下出现的任何观念都联系起来的压力。梦的无意义甚至自相矛盾的特征，可能与第二个因素的压力难以控制的增加有关。”

遗憾的是，不能确定这一章的写作日期。这一卷的前言写于1895年4月。1894年6月22日的一封信（信19）似乎暗示，那时这些病历已经完成，1895年3月4日的一封信证实了这一点。弗洛伊德这封信（信22）非常有意义，它已经显示出愿望满足理论的端倪，在信中，他引用了一位医科学生“便利梦”的例子，这段文字在本卷第三章中有所提及。但是直到1895年7月24日，这一理论才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得以确立，他通过对伊尔玛（Irma）打针的梦的分析（见第二章）才得出这样的结果（信137，1900年6月）。1895年9月，弗洛伊德完成了《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第一部分（发表在《弗洛伊德与弗利斯通信集》的附录中），并在此书的第19、20、21节中对有关梦的一系列理论做了最初的探讨。该部分包括许多在本书中也再次出现的重要问题：梦的愿望满足的特征；梦的幻觉特征；心灵在梦和幻觉中的退行作用（布洛伊尔在《癔症研究》一书的理论贡献中已明确指出这一问题）；睡眠状态中包含运动麻痹这一事实；梦的移置作用的本质；梦与神经症症状在机制上的相似性。当然，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科学心理学设计》还清楚地表明了《梦的解析》一书向世人揭示的最重大的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精神作用——原发性心理过程和继发性心理过程——的区别。

然而，以上这些也不足以完全说明《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及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直到1895年底有关信件的重要意义。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科学心理学设计》的出版，才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梦的解析》的第七章和弗洛伊德后来对心理玄学的研究。

弗洛伊德理论著述的研究者们已经发现，即使在弗洛伊德最深层的心理学思考中，他对一些最为基本的概念，也不做或者很少做出讨论。例如，精神能量（mental energy）、刺激总和（sums of excitation）、精力贯注（cathexis）、量、质、强度等。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明晰的概念分析大概只见于他对《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第一篇论文中倒数第二句话的分析。在分析中，他提出一个假说，即“在精神作用中，有些必须区分的东西（如情感释放、刺激总和），它们具有量的所有特征（尽管我们无法加以测量），能够增加、减少、转移或消除，并且可以扩散到一些观念的记忆痕迹中去，如同电流传遍身体表面”。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这些基本概念都极少有解释，因为弗洛伊德认为，读者应该理所当然地理解这些概念，正如作者本人可以理解它们一样。我们真应该感谢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后公开发表的他与弗利斯的通信，这些信件对我们理解这些令人费解的术语帮助甚多。

在此我们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读者需要去参考德文原版（Freud，1950a）和克里斯（Kris）博士写的富有启发性的序言[1]。然而，可以很简单地指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点。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精髓在于，他打算把两个完全不同来源的理论结合成一个理论。第一种来源于赫尔姆霍茨（Helmholtz）的生理学派，弗洛伊德的老师、生理学家布吕克（Brücke）正是这一学派的核心成员。根据这个理论，神经生理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学，完全被化学和物理的规律所支配。如“恒定律”经常被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引用，并在1892年用这些术语来说明问题（见1940年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死后出版的一些手稿）：“神经系统在发挥功能时，努力保持某种东西恒常不变，这种东西可以被描述为‘刺激总和’。”布洛伊尔（也是赫尔姆霍茨学派的门徒）对《癔症研究》一书的大部分理论贡献也是沿着这些思路精心构建的。第二种来源于神经元的解剖学理论，这一学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被神经解剖学者接受，而“神经元”这一术语在1891年只是被沃尔德耶（Waldeyer）所介绍。这一学说认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单位是一个独立的细胞，这个细胞与相邻的细胞没有直接的解剖学联系。《科学心理学设计》的开篇清楚地表明了这部著作是如何在以上两种理论结合的基础上写出的。弗洛伊德写道，它的目的是“把精神过程描述为特殊物质粒子的定量决定状态”。他假定，这些“物质粒子”就是神经元，并指出区别它们处在活动状态还是处在休眠状态的东西就是“量”，这种“量”是受“运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这样，一个神经元就可能是“空的”，或者“充有一定的量”，即“被贯注了”[2]。“神经兴奋”就被解释为流过神经元系统的一个“量”，流动过程是受到阻止还是得到推动取决于神经元间“接触屏障”的状态，“突触”这一术语到1897年才被福斯特（Foster）和谢林顿（Sherrington）所使用。整个神经系统的功能是受“惯性”总原则支配的，根据这一原则，神经元总是趋向于摆脱任何它们可能被贯注的“量”——这一原则与“恒定”原则是相关的。弗洛伊德就是以这样一些概念或类似的概念为材料，构筑起一个以心灵作为一部神经学机器的高度复杂而又极赋天才的工作模式。

弗洛伊德理论构架的主体部分，是根据神经元的作用模式不同，而把它们划分为假设的三类或三个系统。其中，第一和第二系统分别与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有关，它们都纯粹在量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们的活动完全由冲击它们的神经刺激的量值决定。第三个系统与性质的差异相关，这种差异把意识的感觉和感情区分开。这种把神经元划分为三个系统的方法是许多精细的心理学解释的基础，如记忆机制、对现实的知觉以及思维过程，当然也包括做梦以及神经症等现象。

但是在写《科学心理学设计》之后的几个月里，各种不解和难题不断累积出现，弗洛伊德也不断地修订他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进，他的兴趣也从理论的神经方面转向心理和临床问题的研究，最终，他放弃了原来的整个理论构架。几年之后，在本书第七章，他再一次回到理论问题。当然他永远都不会放弃“心理学的物理基础终将建立起来”这一信念，但在这一部分中，（心理学）的神经生理学基础在表面看来是被放弃了。然而，这也正是《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对《梦的解析》的读者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早期理论框架的一般模式以及许多基本观点都在这一新的著作中得以沿用。神经系统被替换为精神系统（或精神动因），物理的“量”被替换为假设的精神能量的“贯注”，惯性原则成为快乐（或弗洛伊德所称的“痛苦”）原则的基础。此外，由于有之前他对生理学基础的论述作为参考，第七章中一些精神过程的详细论述变得更好理解了。例如，对找出“记忆系统”中记忆痕迹的描绘，对愿望的性质和满足愿望不同方式的讨论，以及对言语的思维过程在适应现实要求中的强调等。

所有这些都足以证实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解析》“在1896年初一切基本内容都已完成”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例如，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是在1897年的夏秋之间才得以确立的（信64～67），虽然它本身对梦的研究并无直接贡献，但它毕竟在强调隐藏在梦背后的潜意识愿望的幼儿期根基上起到重要作用。原文直到1899年6月9日（信108）弗洛伊德才宣布。此外，润饰作用的说法似乎是在1897年7月7日的一封信（信 66）中首次提出。我们知道，梦和神经症症状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中已经提出，并在1897年秋之前也几次提及。不过，奇怪的是，后来这一发现似乎被遗忘了，因为在1899年1月3日的信（信101）中，弗洛伊德把它作为一个新发现来宣布，并将其作为这本书迟迟未能完成的一个解释。

弗利斯给弗洛伊德的信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实际写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弗洛伊德在1897年5月提到过打算写这本书的念头，但很快就被放到了一边，这大概是因为那时他的兴趣集中在自我分析上，而那年夏天，他在自我分析中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年底，这本书再次提上日程，在第二年（1898）的头几个月里，完成了第一份手稿（除了第一章[3]）。这项工作在那年的6月中断了，即使在暑假中也没有继续下去。1898年10月23日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信99）中写道，这本书“依然放在那里，丝毫没动，目前，还没有出版的打算。心理学上的不足（指第七章）和由于删除梦例的完全分析所留下的空缺（指第二章），是我目前在完成这本书中尚未克服的困难”。这样一搁就是几个月，直到1899年5月底，突然有一天，“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完成这本书的想法又开始搅动他的思绪。在此以后，进展就很快了。第一章（弗洛伊德之前的梦的研究状况，也是总使弗洛伊德感到棘手的部分）终于在6月完成，开头的几页寄给了出版社。到了8月末，中间一些章节的修订工作已经完成，而最后心理学的一章几乎是完全重写的，最后几页在9月初才寄出去。

无论是手稿还是校样，弗洛伊德都按时送给弗利斯，让他提出批评。弗利斯似乎对这本书的最终定型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他也对删除一个很重要的弗洛伊德自己的梦例分析负有责任，这当然是出于谨慎的缘故。但是最严厉的批评还是来自作者本人，这些批评主要指向写作的风格与文字形式。他在1899年9月21日（信119）完成该书时写道：“我认为，我的自我批评并不是毫无依据的，我内心深处隐约有一种形式零乱感和完美主义审美感，书中一些句子喜欢用间接性词语，对主题缺乏正视。这样，有一些内心的想法没有明确表达出来。我把形式上的缺乏看作对材料掌握不完全的标志，这样说基本是没有错误的。”

尽管弗洛伊德对这本书有如此严厉的自我批评，尽管这本书问世后受到的冷落（出版后前6年总共只卖出351本）使弗洛伊德十分沮丧，但他仍认为《梦的解析》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他在英文第3版的序言中写道：“如果一个人偶然有这样的洞察力，恐怕一生也只有一次。”

三、目前的英文版说明

目前的英文版本是根据1930年德文第8版翻译的，德文第8版是弗洛伊德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版。同时，它不同于以往任何版本（无论是德文版，还是英文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它具有集注本的性质。编者努力把从最初第1版出版以来的每一个重要改动都标明日期，并予以说明。无论后来各版删掉或者修改了什么，被删除部分或者早期版本的原来内容都在脚注中一一给出。唯一的例外就是在第六章之后兰克的两个附录被删掉了。当初对是否将它们包含进来进行了慎重的考虑，最终还是决定删掉。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与弗洛伊德的这本书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加上，就等于增加了50页德国文学和神话方面的内容，对英文读者没有意义。

参考书目已经重新排过[4]。第一个书目中所列出的书都是弗洛伊德在正文和脚注中引用过的，它也可以作为作者人名索引。第二个书目包括了德国1900年以前的所有有关著作，它们未必都被弗洛伊德引用过，但印出来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关于1900年以前有关梦的研究材料，这是最全的一个书目，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方面较老的参考书目。1900年之后的有关资料，除了第一个书目已列入或常在弗洛伊德著作中被引用的以外，也乏人问津。但我们也必须请读者注意：德文版的这两个书目，据调查有相当一部分是有错误的。在英文版中已尽可能地进行了修改，但很多在伦敦也难以找到。所以，凡是带有星号的书目只能存疑了。

编辑所增加的内容都放在了方括号中。毫无疑问，很多读者对如此浩繁的参考书目和其他一些解释必定会十分恼火。但是这些参考文献基本上都是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很少涉及其他作者（当然，弗洛伊德自己列出的除外）。无论如何，我们得面对这样的事实：《梦的解析》是一部科学经典，时间的考验证明了这一点。编者希望，也相信这些参考书目与其他著作互相参照，能够实际地帮助认真的学习者更容易理解弗洛伊德那些错综复杂的材料。对于那些只是作为消遣的读者——如果有的话——可以毫不犹豫地跳过这些注释。

关于翻译本身还得再说两句。关于梦的文本和措辞细节，译者花了很大气力。读者要相信，凡是那些读起来很晦涩的地方，是由于解释的需要而不得不如此。如果对同一个梦不同版本的描述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理解为原文本身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协调之处。语言上的困难常常集中出现于这样一些梦例，即对它们的解释完全依赖于某个双关语。我们有三个处理此类问题的方法，译者可以把这个梦省略，或者以其他相似的梦代替；这种梦可以来自自己的经历，也可以人为编造。以上两种方法是这本书之前的译本中曾采用的方法。但这种做法遭到强烈的反对。我们还得重申一点，我们是在翻译一部科学经典，我们希望看到弗洛伊德自己所选择的例子——而不是其他人的。本书译者所采取的是近乎迂腐和麻烦的第三种方法：保持原来德文中的双关语，然后再在方括号中或注释中加以解释。当然，这样一来，原有的幽默性可能会丧失。但不幸的是，这是不得不做的牺牲。

在本书烦琐的校对工作中，帕特里奇（R.S.Partridge）夫人和里克罗夫特（C.F.Rycroft）博士做出了慷慨的贡献。帕特里奇夫人还做了大部分的索引工作。参考书目的校阅工作主要是由泰兰德（G.Talland）先生承担的。

最后，编者还必须感谢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博士，他给我们提出了许多良好的建议，并给以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他所编写的弗洛伊德传记的第1卷，给本书提供了难得的背景知识，同时对许多细节问题也提供了重要参考。

[1] 伯恩费尔德（Bernfeld）的论文《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1944）也很有价值。

[2] 值得强调的是，弗洛伊德的这些推测比任何关于神经冲动的性质，以及控制它们传递条件的系统研究都早了许多年。

[3]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他把“已写完的手稿拖了一年多才付印”。实际上，就是因为第一章还未完成。

[4] ［编者注］本书因篇幅限制，未含正文后的辅文，请读者参看英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