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一套四卷本丛书是怎样编撰成书的

2013年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修班的讲话中指明：“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五百年时间。”接着，他依照自己的体会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分为六个时间段，精辟地概述了这六个时间段的发展进程。第一时间段是从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到19世纪初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这个时间段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第二个时间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个时间段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第四个时间段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逐步形成。第五个时间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第六个时间段是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想近五百年来的发展，做出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精要概括，激起了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对学习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浓厚兴趣。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和北京电视台随即组织专家编辑筹备并拍摄了一部题名为《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的电视政论片，分为50集，来讲解习近平同志上述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在该片拍摄过程中，北京市委讲师团曾经约请我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这一集，并且寄来了他们编写的初稿。我对初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同时表示我年事已高，最好请年轻学者讲解。后来我没有参与讲解。《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这部大型电视系列片从2013年5月初在北京卫视开始播出，每晚一集，广受观众欢迎。同时，有不少受众在学习中也提出一些问题：诸如世界社会主义为何不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算起，而从空想社会主义出现算起；是谁把1516年莫尔著《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定为世界社会主义的起点；除了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之外，是否还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是否还有其他分期分段标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如何。为了回答读者的这些疑问，《北京日报》理论部约请我撰写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的答问》的文章，并发表于2013年6月24日该报020版。我在文中提出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依照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大阶段，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从地区到全球的革新这样不断发展的四个历史进程。社会主义五百年长波激流、高扬跌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冲毁了部分旧社会，开创了一片新天地。我在文中还谈到社会主义五百年对我们的五点主要历史启示。拙文在《北京日报》刊登后，第二天我就接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副总编辑兼学术著作与高等教育分社社长饶涛博士的电话。他认为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我把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划分为上述四个阶段很有新意。他提出要我担任主编，并由我来约请几位专家撰稿，编辑一套四卷本、每卷大约25万字的丛书。同时，他提出，这套书要写得有深度，并且一定要在2016年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之际出版，将其作为一部有分量的完整的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书籍献给读者。如果我同意担当主编并约请作者，只要拟定出各卷提纲递交出版社即可。

我认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这一套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是很有胆识和谋略的。当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世界社会主义的源头，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由来；没有世界社会主义的迂回曲折，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崭新创造；只有充分汲取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成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才能越来越有力地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重新振兴。我从事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将近七十年，亲身经历了七十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和苦乐祸福，深感世界社会主义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正确领导各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而其挫折从内部情况来看主要是由于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和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造成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根据他毕生从事革命事业的经验，语重心长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1]我在1949—1978年从事教研工作期间就曾深受“左”的影响，在课堂和文坛上发表过很多错误言论。1978年在我们党确定了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后，我痛定思痛、幡然悔悟，在教研工作中尽力纠“左”防右，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原则重新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尽管我现已年近九十高龄，还指导三名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还承担较重的科研任务，然而我还乐于应约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这套《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因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的学术工程。

经我进一步斟酌，我把这一套四卷本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定名为：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1516—1848）”；第二卷，“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1848—1917）”；第三卷，“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1917—1991）”；第四卷，“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1978—2016）”。我约请了几位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工作的中年学者来撰稿。这几位学者与我志同道合、观点一致，他们的治学态度也都纠“左”防右、不偏不倚。第一卷由中国人民大学蒲国良教授执笔。第二卷我本来先后约请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学者撰写，但因他们都另有任务，最后只好把我自己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题讲座”专栏发表的相关文稿加以删改和补充而编成。第三卷由北京大学孔寒冰教授执笔。他因教务繁忙另请年轻教师项佐涛博士与他共同完成。第四卷由中国人民大学郭春生教授执笔。总之，这套丛书由我们老、中、青三代五位作者共同写成。

最初，第一、三、四卷的作者按照我的要求拟定全书分章分节提纲，由我略加修改后加上我拟定的第二卷的提纲，统一交北师大出版社审定，然后我们分头撰写。两年多来，我们在教学之余努力写出初稿。我初读之后提出需要增补的内容，大家又分头写出第二稿。我在通读第二稿的过程中，对章、节、目三级标题做了必要的修改，尽力做到全书体例、规格一致，标题鲜明活泼。同时，我对文字内容的一些提法和表达也做了微调，尽量做到全面、准确、稳妥。除此之外，我还对史实做了一些订正和补充。可以说，这是一套前后连贯、内容完整的史书。这套丛书的各卷都用简短的前言和结语，对本卷的内容做出扼要概括。读者只要细读各卷的章、节、目三级标题，就能掌握全卷的要点。我们都是本着以史为据、以论研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来论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力求使之成为一部客观、公正、翔实的信史和力作。读完这一套丛书，读者必能对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兴衰成败获得较为系统、完整、翔实、细致的了解。这套丛书必能有助于我们以史鉴今、鉴往知来，增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激励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志和干劲。

这套丛书的出版，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审读和杜松石、韩拓、张爽三位编辑的费心尽力帮助。

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和运行规律

为了帮助读者总览这套四卷本丛书的内容，我想有必要在序言中依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教研经验，经过细心观察与认真思考，简要地概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和运行规律。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及其含义的变化，本丛书第一卷有具体的说明。各家各派历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达。据英国学者格里菲斯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名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论文集介绍，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多达260余种，当今更是多达三四百种。我自己在以往的论著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有过不尽相同的概括。2013年，中国工人出版社约请我主编一套《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共分20册，谱写了25位人物传略）。我在这套丛书序言中这样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简而言之，我认为社会主义是能够减免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争取劳动人民福利权益、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这几十个字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即社会主义既要继承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更要取代资本主义，开创比资本主义更新、更好、更高的文明社会，使劳动人民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享有幸福美满的生活。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理应是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长期以来诸多革命先辈都认为可以通过世界革命很快由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践证明，世界资本主义迄今还有较强的自我调节力和生命延续力。劳动人民的联合斗争只有逐步减少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才能最终达到免除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制度，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制度。而且，社会主义将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将是人类社会长期奋斗的目标，将是比社会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经历了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和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这样四个进程。从这四个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世界社会主义是从源于西欧16世纪初期的涓涓细流，到19世纪中叶，它已由多支分流汇合为绵绵江河；随后它由少数思想家的光辉思想变为有几百万群众参与实践的社会运动，浩浩荡荡、波澜壮阔；到20世纪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它更加激流汹涌、浪涛澎湃；然而，在20世纪末它突然急转直下、陷入谷底；但是，迅即它又峰回路转、重新升扬；到21世纪社会主义又成为弥漫全球的浩瀚洪波。可见五百年间世界社会主义并非直线奔腾、一泻万里，而是川流不息、波浪起伏、一波三折、新潮迭涌、迂回前进、愈益壮大。这表明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从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大概需要长达一千年的漫长历程，迄今走过的五百年不过才是一半路程。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要有耐心，艰苦探索，逐步渐进，不积跬步，难致千里，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冒失猛进。我们认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态势。

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态势，我们认识到世界社会主义的运行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依我个人体会，大体上包括以下五个要点。

第一，世界社会主义是严格遵循、紧密跟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发展，而社会生产力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提高。因此，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不可能违背社会生产力水平被人为地缩短和改变。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18世纪末由蒸汽化为先导的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为依据，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深刻指出了“两个决不会”的客观规律。他这样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我们对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原理要结合起来理解，即从长远来看是“两个必然”，而着眼近期则是“两个决不会”。这个长远是多长，这个近期是多近，这就要从近百年来全部生产力的发展来重新加深认识。资本主义的英国在18世纪末带头掀起第一次蒸汽化的工业革命以后，在19世纪中后期德、美两国又率先兴起电气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领军的信息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又崛起了。新世纪以来，美、德、日等国又掀起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作为当今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在众多科技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多次发生严重危机，但是它们都能安然渡过，使全部生产力得到新的发展。美国虽然日益衰弱，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近期是绝不会灭亡的。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然历史进程要树立持久战的观点，要沉住气、耐得住、急不得、逐步走，要牢记古人明训：“欲速则不达”。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想在科技创新方面超过美国，需要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才能迎头赶上。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的自然历史进程，绝不是坐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之后，社会主义从天而降或天然赐予，而是要依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去努力争取。然而，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不但全世界无产者难以持久联合起来，即便一国之内的无产者也不易切实联合起来。因为，在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内部，就其政治态度而言也有激进、温和、保守之分，有革命、中立、改良之别。要想做到无产者的联合，就需要对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灌输，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使工人运动从自发的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斗争，从而使劳动大众在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一百多年来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表明，工人的劳动时间能够从每天十几小时减少到19世纪60年代每天10小时，到20世纪前半期又降到每天8小时，随后又由每周休息一天变为休息两天，当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时间又降到每天7小时。除劳动时间缩短外，还有工资提高和住宅、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善，这些变化都是工人阶级长期坚持不懈斗争而享有的成果。工人阶级的自由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实现都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联合起来并且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坚持不懈地斗争而取得。当今这场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更使得工人阶级队伍多元化，涌现了五颜六色衣领的工人，即除了传统蓝领工人之外，还有众多白领工人（管理人员）、灰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绿领工人（环保人员）、金领工人（高级经管人员）、粉领工人（女教师、女会计师等）。[3]这使得“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具有广泛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如果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和原动力，那么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群众性斗争则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和主动力。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有赖于社会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近现代世界政治是政党政治，由政党代表本阶级通过民主竞选取胜领导国家政权，这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产物。笔者认为，政党具有政治性、阶级性、组织性、民主性和前沿性（站在政治斗争前沿）这样五个特性；此外，政党政治还具有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这样五个特性。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宋朝理学家朱熹名言），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政党政治，要建立社会主义政党，以政党形式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逐步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进而掌握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由于工人阶级之中有先进部分与后进部分之分，所以一百多年来形成两类社会主义政党，即共产党与社会党。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这两类政党是作为两个派别同处在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政党之内的，即同处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之内。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民主党内左派和右派因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持反对或支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路线而彻底分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俄国左派带头另立共产党，随后各国左派都纷纷退出社会民主党，另立共产党。从此共产党与社会党兵分两路、分道扬镳，前者奉行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主义路线，后者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路线，两军对垒、长期对抗。一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表明，这两类政党合（作）则两利，斗（争）则俱伤。苏联和东欧多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后，由于违背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特性，破坏党内民主，又缺少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一党长期垄断国家政权，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又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因而在1989年至1991年惨败，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社会党虽然也曾在欧洲多国执政，但是因其改良主义路线过多迁就资产阶级，也未取得较大成就。当今在资本主义世界有大大小小130多个共产党，另有160多个颇有实力的社会党。可以说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自我革新及其彼此关系的改善，对于今后世界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世界社会主义兴起以来，众多先哲、先贤在19世纪都预计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法、德、美等国同时取胜，然而20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善于自我调节并笼络无产阶级，所以，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党推行改良主义，执政后更多安抚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更缺少革命意识。而东欧和东亚较为落后的国家，由于社会矛盾众多而尖锐，加上拥有先进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领导，奉行革命路线，却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并且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在苏联援助下东欧东亚有十二个落后国家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然而在1989—1991年却有十个国家丢失了社会主义成果，共产党也遭遇惨败进而纷纷改为社会党。世界社会主义遭到如此重创，这一现象该如何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上进行深层次剖析呢？显然，当今国内外思想理论界有两种极端的偏颇浅见。一种观点认为落后国家缺少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多有封建专制主义糟粕，根本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足够条件，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犯了基督教所讲的“原罪”，罪有应得，所以最终必然灭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国家大都有一定的现代化工业和无产阶级，更有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成就，它们的失败是由于党的领导层出了叛徒，推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而所造成的。我们认为，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20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早产儿是事实，这表明先天不足，但是如果后天不失调，仍然不会夭折，也能照常健康茁壮成长。我国民间对早产儿流行有这种说法：“七成八败九成人”，意即怀胎七个月、九个月的婴儿都能成活，至于说怀胎八个月生下来会夭折，那可能是根据个例而形成的一种迷信。俄国从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好是经过八个月，就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多国剧变的主要深层原因在于共产党领导人长期未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个特殊规律依笔者体会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余毒，不能让专制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第二，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第三，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的办法急于过渡到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第四，领导人要以身作则，发挥“社会公仆”的表率作用，与民众同甘共苦，逐步为长远的共产主义目标做准备，不能领导人先享有“各取所需”的特权，却命令群众日夜苦干、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简而言之，要处理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四个主义的关系，就能成功，否则难免终于失败。苏联模式的失败还使我们体会到：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可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却是只以一党为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由领袖出主义，只靠媒体显主义；这样一个由政党、国家、领袖和媒体严密控制的社会使得人民大众组成的社会难以正常发育、成长壮大。难怪有些学者深刻而形象地说，苏联是“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4]。这种社会主义一再延误自我革新，所以最终必然被人民群众抛弃。

第五，世界社会主义必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人民大众与社会主义政党通力合作、并肩战斗，才能壮大实力，夺取更大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9世纪在西欧先进国家起步，正面积累了实力和经验；20世纪在东欧和东亚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进而既从正面壮大了实力、增添了经验，又从苏联和东欧的挫败中汲取了反面的历史教训。进入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就有可能从正反两面结合上升到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股社会主义实力互相配合、兼程并进的新境界，开创一个新局面。思想理论界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是普遍规律，不仅在20世纪是这样，而且到21世纪也会是如此。[5]笔者以为，这是把20世纪的特殊经验绝对化、普遍化，这既违背学理，也不符合实际。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非、拉众多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减少了国内封建主义压迫，缓解了一些国内矛盾，共产主义政党的势力大都被大为削弱，甚至已经没有共产党的活动（如东南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有的国家虽有共产党活动但是其势力不如社会党大（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所以，当今发展中国家要想像20世纪那样，由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转向社会主义道路，已经难上加难。而欧美发达国家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一百多年的发展，当今生产力社会化水平更高，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更强，国内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多，可以说其发展程度比发展中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所以，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股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势力才可能在新水平上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我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78年起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新，3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现在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社会党有广泛联系，可以为东西方、南北方社会主义力量的联系与合作架起桥梁。当今人类社会面临气候变暖、生态破坏严重、人口过快膨胀、物种灭绝加速等全球性危机，社会主义国家更要积极参与全球综合治理，与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逐步推进世界大同。

以上阐明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和运行规律之后，以下我们再来观察与思考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来的四个历史进程是怎样发展演进的。我在概述各卷要点时都补充了新资料和新见解。

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

这套丛书第一卷名为《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1516—1848）》。我们费心确定的这一卷的书名就颇有新意。众所周知，恩格斯有一本经典名著，中文书名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原本是依据1883年德文版的书名翻译的。1880年该书法文版的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2年波兰文本的书名又是《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1882年俄文本的书名则改为《科学社会主义》，1884年新的俄文本又改名《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很有意思的是该书中文译本的书名也有好几种，值得我们细加分析。我收藏有1929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恩格斯著《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是林超真翻译的（即中国托派理论家郑超麟的倒读谐音字）。此书包括恩格斯的三本名著：《原始基督教史论》、《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末日》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我还收藏了一本1936年5月生活书店在上海出版的吴黎平译的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通用的这本名著的书名就是从80年前一直延续至今的。我还查到恩格斯此书最早节译的中文是1912年6—9月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上连载发表的，文章译名是《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践社会主义》，译者是施仁荣。[6]我们看到，此处把乌托邦译为“理想”而非“空想”。另外，我还查阅了《牛津英语大辞典》。其中，乌托邦有双重含义，即“空想”（dream，fantasy）和“理想”（ideal）。由此可见，乌托邦一词中文译为“空想社会主义”是取其贬义，译为“理想社会主义”则是取其褒义。蒲国良教授和我都认为，“乌托邦”既然兼含褒义和贬义，不如就按恩格斯的书名原文直译为《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这样就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批判了乌托邦中的空想，继承了乌托邦中的理想，进而把它发展为科学。为此，这套丛书的第一卷定名为《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1516—1848）》，应该说这是一个创新。我们认为这样是符合恩格斯原著的本意的，也是符合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个长波，它以1516年莫尔著《乌托邦》为起点，到1849年英国欧文著《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为终点，历经333年之久，占世界社会主义历史500年的66.6%。蒲国良教授在全卷中细述了17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生平和活动，评述了他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是非得失，其中对乌托邦社会主义首创者莫尔思想的评析，尤为周到、中肯。人们不禁要问：乌托邦社会主义为何会延续这么长久，而且只限于英、法、德、意四个西欧国家的作者？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西欧诸国，早期资本主义都还处于封建制国家内部，且刚刚开始逐步发展。从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我把它称为封建资本主义。其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从简单协作到手工工场，再到机器生产这样三个阶段；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和对立物，在封建资本主义阶段也历经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表现形态。第一阶段是16—17世纪、资本主义简单创作和手工工场初期，以英国莫尔著《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著《太阳城》和德国安德里亚著《基督城》为标志，这三部著作被人们称为乌托邦三部曲或三颗明珠。它们的共同点是采用文学游记形式，描绘了海外仙岛的岛民或者岛内圣城的市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幸福美满、和谐相处的境况。在这个阶段，还有法国维拉斯著《塞瓦兰人的历史》，也是以文学游记形式、根据见闻实录记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塞瓦兰人共产社会的胜境。更具特色的是16世纪初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他是在深入农村、工场、矿区和城市贫民区领导劳苦大众开展斗争的过程中形成自己关于“千年天国”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是18世纪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以英国温斯坦莱的《自由法》、法国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利的《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为代表，采取制定法典和阐发法理的形式来表明他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这显然比第一阶段的文学游记形式更高一筹。到19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机器生产时期，这时以法国傅立叶、圣西门和英国欧文为代表的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又更进一步以理论论述形式来论证他们的理想社会。从文学游记到制定法典再到理论论述，这表明乌托邦社会主义在333年之中的一波三折，从初级的感性认识到中级的理性认识，再到高级的科性认识，逐步升扬，其空想成分日益式微，其理想成分日益丰满。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三个阶段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规律的，这也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而逐渐加深并提高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推进社会存在，两者的辩证关系昭然若揭。

马克思、恩格斯既继承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合理的科学因素，又批判了其空想的根本错误，更创立了崭新的科学体系，终于使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并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实现并完成这个发展和转变的关键也不仅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还由于他们认清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作用、发现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特殊规律。我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这三个规律，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才使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并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还要弄清一些重要概念的历史演变。“乌托邦”一词1516年就已出现，可是“社会主义”一词直到1803年才在书刊上露头，1832年在法国圣西门派的刊物上才进而把“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名称。到1839年法国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在其创始性著作《政治经济学说史》中开始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者”组合为一个单词，即乌托邦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7]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进而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连结为一个单词，即“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表明乌托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共产主义虽然还有区别，但是两者都带有乌托邦性质这一点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继承、批判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立了共产主义新世界观，但是他们这时认为社会主义是代表社会上层的改良运动，共产主义则是代表社会下层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主张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然而，19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大工人当中影响越来越大，共产主义显得曲高和寡，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这时更多地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词使用。从1873年和1874年起恩格斯与马克思都先后自称“科学社会主义”，而较少使用共产主义。我查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们从未用过“科学共产主义”（直到1897—1898年梅林著《德国社会主义党史》才用“科学共产主义”，见该书四卷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到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晚年，他进而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更长远的奋斗目标。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把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大致预测了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景。我在这里杜撰一个新词，称之为“科托邦”或“赛托邦”（scientopia，即由science与utopia二词去尾掐头组成）。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这个“科托邦”或“赛托邦”的具体境况要通过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来实现、验证和修正。

四、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发展为科学后，关键就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并把科学社会主义付诸实践。这套丛书的第二卷集中阐述了这个主题。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三部曲：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由党领导劳苦大众开展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其支部遍布欧美八国，党员只有大约400人（主要是德国人）。当初先哲、先贤们是想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性的革命政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革命来夺取政权。这个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刚刚建立半年多，就迎来了欧洲史无前例的1848年革命。当时欧洲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远未成熟，从总体而言，这场遍布欧洲八国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重点在法、德两国。法国二月民主革命爆发后，推翻了王朝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劳资矛盾激化，迫使巴黎工人举行六月起义。因为他们准备不足，缺少坚强正确的领导，寡不敌众，只激战4天就失败了。德国三月民主革命（又称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亲自率领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同盟党员回国投身革命。然而因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势力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势单力薄，这场民主革命坚持斗争一年多，到1849年5月也失败了。随后，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到德国反动政府迫害，被迫于1852年11月宣布解散。

19世纪5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处于低潮，60年代重新振兴。经马克思、恩格斯尽力推动，于1864年9月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其支部遍布欧、美、非三大洲18国。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这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来推进世界革命。在第一国际多年影响下，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起义胜利，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即巴黎公社。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寄望于巴黎公社的革命能够在法国全国取胜，进而扩展到整个欧洲，促成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巴黎公社虽然有众多崭新创举，可是只坚持72天就被资产阶级反动派镇压下去了。从此欧洲革命又陷入低潮。这时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认识到：要取得本国革命胜利，不能只靠建立国际性工人政党或政党性工人国际来统一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必须建立民族国家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来领导本国的革命运动。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美、亚、非四大洲先后成立了30个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最早、领导最强、队伍最大、斗争成果最多，因而成为各国工人政党的表率。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在19世纪末的议会合法斗争中取得一些成就。然而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已从封建资本主义第一阶段上升到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大的势力，所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各国难以取得政权，更难以推进世界革命。

到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第二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第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时资本主义固有的三大矛盾（即劳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争霸的矛盾）不断激化。在俄国还要加上沙皇专制政府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所以到20世纪初，沙俄成为世界多种矛盾的集中点，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西欧的英、法、德转移到地跨欧亚两洲的俄国。1903年在国外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经过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斗争，重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始建于1898年，因遭沙俄政府迫害，难以在国内活动）。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俄国沙皇专制政府残酷压迫的特殊环境中建立的特殊类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它实行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严格纪律、严密组织，勇于坚持地下秘密斗争并与合法斗争相结合。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与和领导革命，力排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把革命引向与沙皇专制政府相妥协之邪路的企图。工农大众在斗争中创造了“苏维埃”（俄文совет音译，意为会议或委员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工农大众在罢工斗争中选出代表，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苏维埃由领导罢工的机构发展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机构，布尔什维克认为，苏维埃在领导起义胜利后，还可以成为新的政权机关。1905年10月全俄政治总罢工迫使沙皇政府答应召开杜马（议会），并给予人民政治自由。同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历经9天，几度激战，革命达到最高峰，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革命队伍被迫且战且退，1906年和1907年上半年各地工人还在不断斗争。1905—1907年第一次民主革命虽然失败，却促进了人民群众和参与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融合，积累了革命斗争的实战经验，提高了对革命斗争的认识，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准备了有利条件。从1907—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艰苦奋斗，争取群众。1914年8月沙皇政府参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更是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恨。1917年2月爆发第二次民主革命，终于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俄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由于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孟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领导层中占居多数，所以苏维埃推行拥护临时政府的错误路线，他们还要把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进行到底。布尔什维克党坚持革命路线，高举反映广大民众迫切要求的“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经过八个月非凡苦战，终于使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领导层中占居多数。这样布尔什维克于俄历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在首都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实现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1922年年底改名苏联）。

综上所述，从1847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到1917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经70年波澜起伏、新潮迭涌的反复斗争，终于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创建了政权的基地。在这七十年中，前五十多年在西欧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斗争（欧洲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和公社失败后的议会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结合）；后十多年在俄国也经过一波三折的斗争（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社会主义运动总是新潮迭涌，后浪推前浪，终于到达彼岸，取得全胜。在这七十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理论转变为实践，新的实践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五、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

这套丛书第三卷专写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后改名，简称为苏联），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时代背景下，受资本主义列强包围的环境中，在一国孤军奋斗、筚路蓝缕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布尔什维克党依靠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军事制度，到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维埃俄国从建国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历经近二十年。其间也是经历了一波三折，才取得成功的。起初，在1918—1920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叛乱时期，党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征收农民余粮甚至口粮，取消商品、货币、市场，实行实物平均分配。列宁误以为采取这种特殊政策可以一步登天实行共产主义。到1921年战争结束后，这种政策严重损害农民以及工人的利益，引起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水兵暴动。列宁及时改正了错误，改行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带动经济发展，同时发展国有经济，依靠工农政权来实现国家工业化、全国电气化、农业合作化、经济计划化、机关革新化、文化大众化、教育普及化，也就是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表明，不发达国家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列宁预计新经济政策要实行20—50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把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于俄国的崭新创造。从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起，苏俄经济迅速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民生也得到显著改善。但在1928年，苏联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又遭遇了粮食征购困难。斯大林误认为这是由于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于是从1929年起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1930年，苏联全面向城乡资本主义进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并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的办法激发劳动大众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竭力提前完成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6年，苏联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后，宣布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与此同时，苏联还要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还要急于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1939年在顿巴斯煤矿等大型企业，已开始实行免费供应面包，即吃饭不要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由于对战争估计不足，缺少准备，苏联在1941—1945年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又经历了战争初期的失败，直至连续三年先后打赢了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克保卫战，才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于1945年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全胜，并且帮助、促进欧亚12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到1949年最终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这时社会主义制度终于由苏联一国演进为欧亚多国。随后，由苏联主导，分别于1957年和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了两次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前者有64国党的代表参加，后者有81国党的代表参加，13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代表在两会中起重要作用，显示了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已约占世界三分之一、领土约占全球四分之一，这些都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实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惜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瓦解。

因为苏联急于求成，提前结束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方式建成社会主义，所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有严重弊病的。列宁于1916年说沙皇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我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带有较为浓厚的“军事封建社会主义”色彩的。其主要弊病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个执政党（最高苏维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被削弱），党的权力又过度集中于党中央（党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被削弱），党中央的权力又过度集中于总书记（党中央缺少集体领导）。尤其是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力、三大职务于一身）、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实际上是沙皇君主专制的变种，并非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正宗。斯大林模式急于求成的路线和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以及培植一个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这三大弊病对于苏联长期的发展和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多国有普遍、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有两次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尝试。斯大林于1946年就提出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并于20世纪50年代领导苏联开始了大型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1959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一大上提出苏联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时期，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将大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1961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计划苏联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东欧多国和我国也都犯过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生产力欠发达的基础上，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重蹈了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乌托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覆辙。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还有过三次急于实现世界革命的尝试。第一次是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认为世界革命形势已经具备，于是他在1919年急于建立共产国际，并以此作为领导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列宁还想把俄国工农创造的苏维埃推广到各国。1922年成立苏联时，列宁把国家定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为苏联），这个国名没有任何民族特征和地理方位特征。列宁给国家取“苏联”这样一个奇特的名称，不仅意在表明苏联是各平等民族的联盟，而且还为了便于将来其他国家革命胜利后都可以加入苏联，使苏联成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第二次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估计世界已具有了革命形势。1947年他着意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以此推动欧洲革命；1949年他执意要毛泽东重点关注东南亚各国共产党；1949年形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后，他还支持金日成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如果1953年3月他未病故，那么同年7月可能还不会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第三次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认为世界已具备了革命形势。他发动了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此来推动世界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流行的口号是“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这是要进行世界革命的写照。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写明：“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实际上表明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世界革命的行动指南。实践证明，20世纪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这三次世界革命的尝试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三次尝试都是对世界局势缺乏准确判断、急于求成的突出表现。

正当社会主义国家忙于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试图进行世界革命之时，20世纪60年代美国却带头掀起了以电子信息化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这是继18世纪蒸汽化、19世纪电气化之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它迅速风靡全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资本主义列强以强大的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基础，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极权政治和专制文化展开和平攻势；而社会主义国家一味陶醉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中，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最终导致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1991年发生剧变。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覆灭，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执政的共产党不仅下台，而且大都改变为社会党。孔寒冰教授多年来专门研究东欧各国政治及社会主义实践，出版过《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在本卷中他对东欧各国被迫照搬苏联模式造成的恶果有较为详细、深刻的分析。尤其是本卷在总结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党群之间由鱼水不可分的密切关系转变为油水两层分的隔离关系，再蜕变为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关系。可见，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因为坚持极权主义、特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一再延误自我革新而最终被人民群众抛弃了！如果只把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归咎为后期个别党政领导人的错误而葬送了社会主义成果，那是浅薄的、片面的短见。

第三卷最后一章专写欧洲社会民主党另辟蹊径探索社会主义。欧洲各国共产党原本大都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自1917年后陆续退出社会民主党另建共产党，执行革命主义路线，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各国原来的社会民主党依旧奉行改良主义路线，主张通过议会斗争等和平道路掌握政权，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逐步改造。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用国有化政策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无独有偶，瑞典社会民主党也在1917年通过合法民主竞选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参加自由党内阁，与自由党联合执政，1920年单独执政，随后从1932年起该党连选连任，连续执政44年之久，到1976年才败选下台。随后又有上有下，2014年又重新执政。英国、德国、法国、芬兰、丹麦、挪威、冰岛等多国工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都曾经通过议会道路执政。它们执政期间采取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增加富人税收等办法，为劳动人民增加了福利权益。这类改良主义政党代表了部分工人的要求，党内民主较为充分，领导人不搞特权，少有官僚作风，上台执政时权力受制约，败选后不会亡党，而是总结经验教训，谋划东山再起。苏联东欧共产党败亡之后，仍有社会主义信念的共产党人，纷纷转向社会党。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演进中出现的一种返祖转型的奇特现象，引人深思，促人猛省。共产党该如何改革，才能做到既联合、借鉴社会党，又不改旗易帜、社会党化，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六、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

这套丛书第四卷专写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带头实行改革开放、勇于创新以来，全世界范围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纷纷革新的场景。要把握全球社会主义革新的要旨，首先要了解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大变化，要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经过革新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新阶段。郭春生教授在本卷中写到，当代资本主义有四大变化，即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剥削方式和上层建筑的重大变化，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他还写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持续增长，其中特别肯定了美国也存在社会主义因素。我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最新的实例。这就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75岁高龄的波兰犹太裔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参选中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主张，例如，他要求恢复公立大学免费教育和由政府统一支付全民医保等，这些主张得到广大青年和黑人支持。美国共产党也号召党员和选民投他一票。在美国出生的我的孙女高岸（大学生）和外孙朱安迪（骨科医生）都拥护桑德斯。尽管他在好多州取胜，但是最终无法超越希拉里。即便如此，这也是美国政治中的新现象，它表明当今美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向往社会主义。有上述四大变化和社会主义因素持续增长的当代资本主义，该称之为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呢？笔者早在1989年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0期的《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一文中就已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从16世纪初叶到18世纪末叶，可称为封建资本主义；从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末叶是自由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70年代是垄断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已发展为社会资本主义。[8]随后笔者于2001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3月20日第1521期发表《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论证了这个新阶段的资本主义有六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层次更多；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程度也更深、范围也更广、层次也更高；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第五，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联系大为增强，国际关系更加社会化；第六，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9]2012年笔者又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一期发表的《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见解，同时对当前思想理论界就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另外十种不同观点逐一加以批驳，提出了商榷意见。[10]

由于很多人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什么发展阶段这个重大问题有不同看法，因此他们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如何革新和如何发展方面也就必然各持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依旧是列宁100年前论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所归纳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至今一个都没有改变；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更加证明了当今时代是列宁所说的“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因此，他们认为：和平与发展只是短时期的时代主题，从长远来看战争与革命必定还会是时代主题，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必定还会到来；无人工厂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必定会加速无产阶级贫困化，会大量增加工人失业率，最终会促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革新理应革掉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重新回到肯定苏联经验的普遍意义，甚至认为苏联模式是伪命题。在我们看来，上述这些看法没有与时俱进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没有认清近半个世纪以来以信息化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20世纪，先后四次要实现世界革命，实践证明都未能如愿。当今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遍布全球的新时代，更是难以实现世界革命。资本主义的重重危机和种种弊病，难以通过暴力革命、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来一次性地根本解决，只能通过和平改良、不断改良和世界改良来逐步克服。当今，只有坚持不懈地开展群众性的斗争才能实现和平改良，只有通过不断改良和世界改良才能完成世界革命的任务。尽管个别国家和地区因各种尖锐的矛盾已经或者可能爆发暴力革命，然而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通过小规模的暴力革命是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