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个自己从未深入思考过的问题是危险的，我们读书是别人替我们思考，我们不过是在重复作者的精神过程而已。所以一个人如果整日读书，他将逐渐失去思考能力。

——叔本华

叔本华（1788—1860）在世时，他的哲学整整沉寂了三十多年，但之后，他就像一个从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战争中凯旋的英雄，一下子名噪全欧、誉满天下了。前去拜访他的各国人士络绎不绝，全国的报章杂志也在不断登载他的名字。还有他的信徒们，他们三番五次替他做肖像画、做雕塑，当神一样供奉在屋中顶礼膜拜，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竟然有两位太太也曾去造访。最后，我们这位素来被认为是极忧郁、极悲观的哲学家，“乐观”地躺在沙发上溘然长逝了。

近代，很多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尼采、克尔凯郭尔、瓦格纳、托马斯·曼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其中尤以尼采所受的影响最大。这位狂傲不羁的存在主义先驱在回忆购买叔本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一个不知名的幽灵悄然对我说：赶快把这本书带回去！我一回到家就把我的宝贝翻开，然后我就屈服在他那强力、崇高的天才的魔力之下了。

他花了十四天的工夫，几乎是废寝忘食地沉浸在那本书中。他又说：

我像热爱叔本华的所有读者一样，刚读第一页，便恨不得一口气把全书读完。而且，我感觉到，我是很热心地、专注地倾听他吐出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

叔本华的哲学为何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有如此魅力？当然，这首先得归功于他独树一帜的“意志哲学”，此外，他超群的语言才华也功不可没。华莱士在《叔本华的一生》中这样写道：

当读者翻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的瞬间，最先获得的印象就是他那独特的语言。这里面没有像谜团一般的康德式术语，没有黑格尔诡异的辩证法，没有斯宾诺莎的几何学：一切都既清楚而又有次序，全部美妙地集中于对主要概念——意志世界、斗争、痛苦——的论述上。

这是何等直率坦诚！何等生动有力！何等坚强刚直！他的前辈们，曾以种种理论对那不可见的意志做出抽象的解释，但这些理论却很少能清楚明白地揭示世界的真相。而叔本华，一个商人的儿子，在对这一问题的叙述、举例和推论方面都很详明，甚至还富有幽默感。

叔本华1788年2月22日诞生于波兰格但斯克，他父亲名叫海因里希·弗罗里斯，母亲名叫约翰娜·亨利德。两人在1785年结婚，当时海因里希38岁，约翰娜19岁。

叔本华的先祖原是荷兰人，在他的曾祖父时代才移居格但斯克。他们一家素来就是有钱有势的地方望族，俄皇彼得大帝和皇后凯瑟琳到格但斯克游览的时候，他的家就是俄国皇室的专用招待所。家业传到他祖父手中，他祖父把事业扩展，又置了许多产业，家族声势更加浩大。

他的父亲海因里希个性刚愎而且暴躁，据说海因里希的相貌丑陋，身体矮胖，宽阔的脸上嵌着一双突出的眼睛，鼻子粗短朝天，嘴巴又宽又大，并且从小耳朵就不太灵光。不过他天资甚高，长袖善舞，具有商业头脑，并且早年曾旅居英、法多年，英、法文学知识相当丰富，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尤为偏爱。他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爱好自由，尊崇独立。他很欣赏英国的政治和家庭制度，因此家庭布置及家具等都是仿照英国的风格。叔本华之所以对英国独具好感，大概就是因为他在幼年时期耳濡目染，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叔本华一生对自己的祖国——德国，却抱有轻蔑的偏见。他比较尊重外国的思想家，每天都读《泰晤士报》，但从来不看德国报纸，假如后来不是因为德国报纸会登载关于他的新闻，他也许永远不会过目。此外，父亲海因里希还抱有世界主义的理想，他企图把叔本华教育成“世界公民”，甚至他之所以为叔本华取名“阿瑟”，就是因为此名可适用于欧洲各国。

叔本华的母亲约翰娜，旧姓叫特罗志内尔，是格但斯克市议员之女。她聪明美丽，富有文学才华，曾出版过不少小说和游记，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女作家，外语也说得很流利。她和丈夫性情本来就不甚相合，所以经常借娱乐活动来减少摩擦，旅行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叔本华小时候就不时随着父母出游。叔本华说：“性格（或意志）遗传自父亲，而智慧遗传自母亲。”这大概就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如果这句话可以成立的话，叔本华在先天上就已经被播下了“怪僻”和“天才”的种子。

1793年，格但斯克被普鲁士占领，失去了自由，并改称但泽。此事对一向以“自由、独立、共和”为理想的海因里希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于是叔本华一家举家迁往汉堡，因为那里是自由市。

1797年，叔本华当时九岁，随父母游历。一家人途经法国，在巴黎近郊勒阿弗尔滞留一段时间，海因里希为了使孩子彻底学会法语，把他托付到一位商业上的朋友古列佛埃尔家中，然后夫妇俩返回汉堡。叔本华在此地总共住了两年，和古列佛埃尔的孩子安狄姆同受私塾教育。这一时期是叔本华一生中最愉快、最值得回忆的欢乐时光。

1799年，叔本华返回汉堡，进了学校，但他的教育完全是为了迎合将来从事商业的需要，这是他父亲的刻意安排，因为他父亲一心想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他在法国受教两年，法语异常娴熟，对自己祖国的语言反倒几乎完全忘却，因此他在家里又同时勤修德语。

他的父亲是商界名人，母亲和当时大半的文艺界人士都有往来，很多名人雅士经常到他家做客。也许是在两相比较之下，叔本华开始厌恶商业生活的庸俗和市侩，从此在心里埋下了学术的种子。

不知为什么，在这种十四五岁的小小年纪，学校的老师居然也能发现叔本华有哲学的天赋。从这事上我们不难了解，大概叔本华除了有惊人的才华外，个性上也必有某些特殊的地方，诸如孤独、缄默、沉思之类。说他是天生的“哲学坯子”，亦无不当。

叔本华曾向父亲要求转入普通中学，但一开口就遭到严词拒绝。后来，他父亲渐渐察觉叔本华的请求并不是小孩子一时天真的瞎想，才开始意识到事态严重了。不过他父亲并不是那么冥顽不灵，也不是存心要扼杀独子的兴趣，只是文人命薄的观念让他始终不愿意轻易放弃原有的计划。商海的经验阅历让他很懂得人的心理，他知道此时此刻采取高压手段是最愚不可及的事，于是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两个方案，让叔本华任择其一：一是顺其本意走学术研究之途，进入高等学校就读；二是加入他们夫妇出游旅行的行列。

1803年春天，叔本华在双亲的陪同下，开始周游欧洲各国。三人经荷兰远渡英国，再转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地，历时近两年才返回汉堡。不过即使在游历期间，他的父亲也命他进修英语、法语，母亲也嘱咐他写日记，对他的教育丝毫不曾放松。

1804年秋天，叔本华与父母回到但泽，在玛丽教堂接受了基督教的“坚信礼”。翌年年初，遵照父子间事先的约定，叔本华开始投身商业。他在他父亲某位挚友的店中实习，但他对这种工作始终提不起兴趣，经常偷闲看书或耽于沉思。晚年，他曾回忆说，他恐怕是最差劲的店员。

几个月后，叔本华的父亲忽然去世了，尸体在他家谷仓旁的运河上浮出水面。是不慎失足还是跳河自杀，原因无法证实，不过一般风评认为是后者。有人说，叔本华家从但泽迁居汉堡约损失了总财产的十分之一，在汉堡生意情况又远不如以前，他父亲是因不堪经济上的损失才自杀的，但这点理由似乎不够充分。不过，据说在死前几个月，他的精神好像就已经失常，经常忧形于色，性格愈加暴躁，稍不顺意立刻大怒，行为也愈加乖张怪异。附带说明一下，叔本华的祖母和一个叔父都曾罹患疯癫症。

孀居的约翰娜原本就不喜欢汉堡的商人社会，和叔本华的个性也格格不入，于是她在整理完亡夫的遗产后，即同其女阿德莱移居魏玛。当时的魏玛堪称文人荟萃之地，德国文学巨擘歌德以及席勒、威兰、格瑞蒙、迈尔等诗人才子均会集于此，一时传为美谈。

约翰娜携带为数不少的钱财搬到魏玛，之后不久即与这些文人雅士过从频繁，书信来往密切，过起了奢华放浪的生活。当时，叔本华仍信守与父亲的约定，独自留居汉堡继承父亲的遗志，不过他对商业生活的憎恶与厌烦却是与日俱增。那段时间是他一生最暗淡悲惨的岁月，据说他当时情绪忧郁、处境恶劣，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他曾数度致书其母，祈求她能同意让他辞去这个工作，所幸母亲也能谅解他的苦衷，终于应允下来。这个意外的好消息使叔本华感动得落泪，从此，他从囚徒般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踏上了学术研究之途。这是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叔本华十九岁。

自此之后到1813年完成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为止，这六年间，他都沉浸在一连串的学习研究中，这是叔本华之所以成为叔本华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位“智力异常丰沛”的哲学家，此时充分表现出了他惊人的学习能力。

1807年7月，他到科塔补习古典语文，在短短的半年内就获得教授们众口称誉，他们一致认为他“将会成为出色的古典文学学者”。后来，他在公开场合公然讥评某位教授，此事传到这位教授耳中，教授气愤之余，利用私人关系唆使叔本华的老师停止给他补习，在这种情形下，叔本华不得不提前离开科塔前往魏玛。

在魏玛，叔本华并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而是另租房子。他在这里心无旁骛，又埋首书中两年，取得大学旁听学历，然后进入格丁根大学，后转到柏林大学。

通过六年的狂热学习，知识在他脑中融会贯通，叔本华成了当时学识最渊博的作家。语言、文学方面他最拿手，从他在作品中对古典语言文化的一再推崇，我们不难推断，他的希腊文、拉丁文应该造诣高深，而他的英语，简直会让英国人误以为他是老乡。他听课时有记笔记的习惯，课后整理时，还会一丝不苟地附注独具自己个性的批评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盲从附和。如果教授和他的意见不相同，他会立即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问题。他的哲学系统就是这样逐渐树立起来的。

难怪叔本华曾经自豪地说：“这就是我能够有权威、很光荣地讨论一切的原因。人类的问题不能单独研究，而是一定要和世界联系起来研究——就像我这样，把小宇宙和大宇宙联合起来。”

这是一个奇异的哲学坯子。以叔本华家的财富，他原本可以像花花公子一样尽情享受，流连歌台舞榭，沉迷脂粉丛中，在他的商业生活中也尽是这样的机会，可他却偏偏选择学术研究；以叔本华横溢的才华，钻研任何学科都可崭露头角，光耀门楣，他却唯独爱上哲学，终身“无妻、无子、无家”，得到“忧郁、多疑、孤独、暴躁、厌世、悲观、愤世嫉俗、仇视轻蔑女人、诽谤爱情”的名声。这一切的一切，岂非天意？

叔本华与众不同的性格，世所罕见。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叔本华愤世嫉俗的怪僻性格和悲观的哲学，是由于他的著作未能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在失望之余产生的变态心理。但是他特异的性格应该是来自天性，至少按照叔本华自己的解释应是如此。他说过“性格遗传自父亲”。叔本华的父亲个性暴躁、刚愎，他也如此；他的父亲崇尚自由独立，因普鲁士进袭格但斯克，不惜损失十分之一的财产也要迁居汉堡，叔本华一生也始终坚守他心目中的真理。

叔本华转到柏林大学，本来是受到费希特的感召，希望能从他那里汲取哲学的精华，但他失望了。叔本华素来就喜欢条理清晰、合乎逻辑的文章，所以对费希特神秘的巧辩和傲慢的态度大为反感。他仍然继续听讲，但只为仔细寻找到费希特的错处后与之争辩，他的笔记也充满了尖酸刻薄的批评。

就这样，叔本华感觉柏林大学不是他修取学位的地方，他的博士论文最终送到了耶拿大学进行评审。这篇名为《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的论文讨论了世界事物的因果关系。在文中，叔本华认为，因果观念不是建立在一个单独的公理，或者一个简单、必然的真理上的，它的来源极其复杂，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类：第一是“现象”，即感官的对象；第二是“理智”；第三是在时间、空间支配下的“存在”；第四是人类的“意志”。读者阅读此论文时不难察觉出，叔本华的全部哲学系统在此时就已经奠定下扎实的基础了。

这本书出版后，叔本华回到魏玛，并送给母亲这本著作，但他母亲不仅不感兴趣，反而讥诮说，他的书根本卖不出去。叔本华也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在堆破烂儿的屋子里都不放一本你的著作的时候，我的著作还是会有人读。”他们两人针锋相对，愈吵愈烈，最后他母亲甚至气愤地把他推到楼梯下。许多年后，我们的哲学家尖刻地对他母亲说的她只会因为有这个儿子而留名后世的那些话，果然都应验了。

叔本华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把女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但他还是有过一次如痴如狂的恋爱，若非他那时挥剑斩情丝，叔本华的后半生恐将完全改变。那个令他疯狂的女人，是当时宫廷戏院最有名的女演员，名叫卡罗琳·耶格曼。她长得娇小白皙，曾经是魏玛公爵的情妇，不过叔本华认识她的时候，公爵已去世了。

为了躲避太过频繁的交际，也为了逃避“女演员的诱惑”，叔本华在1814年夏天离开魏玛，到德累斯顿住了下来。他就此离开了他的母亲，虽然母亲此后又活了二十四年，但直到他母亲的晚年，双方才恢复通信。

叔本华离开魏玛之前，开始和歌德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这两位名垂千古照耀世界文坛和哲学界的巨星，似乎都有洞察英才的慧眼。叔本华平素自视甚高，许多名家学者都被他批评得一无是处，但他唯独敬爱歌德，只要歌德出现在他家的客厅，叔本华整个心神立刻就会被吸引，而歌德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也非常器重。在耶拿，有一则故事可以证明。

某一天有一个聚会，大家围着一张茶几闲聊，唯独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独自退到窗边，神情很肃穆地在沉思，几个女孩子便开起叔本华的玩笑。歌德刚好走进来，问大家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众人一齐指着叔本华，歌德见状责备道：“不要取笑这位少年，将来他会比我们都更了不起。”

长期的孤独和抑郁让叔本华的性格越来越暴躁和乖僻了，他常被恐惧和邪恶的幻想所困扰。他睡觉时身边都会放着实弹手枪，他更不放心把自己的脑袋交给理发匠的剃刀。只要听到关于传染病的传言，他便吓得往外飞奔。在公共场所宴饮的时候，他都随身带着皮质杯子，以免被传染。他把票据藏在旧信封里，把金子藏在墨水瓶底下。

就学术研究的条件而言，叔本华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儿。他继承了丰厚的遗产，不必为衣食奔波忧心，除了教过两年书外，一生中再也不曾从事其他的职业。他又是天生的“哲学坯子”，“从小就觉得自己属于整个世界，而不仅仅属于自己，既然自认为命中注定要为公共福祉而生活，那么平常的闲暇和自由，就不能独享了”，所以，他对财富和遗产，有一套奇特的见解。他曾经写道：

我并不认为，留心处理既得遗产有什么不应该。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有这样多的钱，他就可以不用为生计忧虑，不用为贫穷忧愁，就可以从人类宿命般的奴隶生活中求得解放，去过无忧无虑的真正独立的生活。唯有获得了这种好运气的人，从降生之日起才算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因为他能够主宰时间，每天早上，他都可以说：“这一天是我的。”

遗产若能遇到一位有高尚品性的主人，便可发挥其最大效用，因为他能从事不同于一般“为糊口而生”的工作，这样就能各得其利。就他个人来说，虽有独享安逸生活的闲适心情，但他能创造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能以百倍的代价来偿还对其他人的亏欠。反之，假如一个人不能偿还亏欠却徒然接受遗产，便该遭到唾弃。

获得大笔财富的机会应当替天才保留，因为只有天才才能够在艺术、哲学、文学方面表现他深刻的观察力，也正是因此，这类人才迫切需要没有干扰的自由，他们不仅欢迎寂寞，更会将闲暇视为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在叔本华决定以哲学为终生目标之日起，他就认为自己是天才，是杰出的哲学家。正是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造成了他孤独乖僻的个性。他蔑视“俗人”，拒绝世俗社交，深恐被凡俗的“恶德”所玷污；他也瞧不起一般学者，认为他们只是为了牟利，只知道迎合世俗的要求，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心理状态经常让叔本华感到寂寞和痛苦，但他会自我勉励：

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哲学家，上苍叫你从事这种工作，切不可心有旁骛，也不要走别人的老路。要保持高尚的心志，培养超俗的见地，痛苦和失败也是必要的，正像一艘船必须要有压舱货一般，如若不然，船就会成了风的玩具，很容易倾覆。

痛苦是天才灵感的泉源。假如在生活中处处都能随心所欲过得舒坦，莎士比亚、歌德的诗剧又怎么会诞生？柏拉图还会有哲学思想，康德还会有《纯粹理性批判》传世吗？

他的自负，使他极为重视个人声誉，他自信自己的成就应当凌驾于黑格尔之流之上，然而事实上，他所得到的却是冷遇、漠视和被遗忘。他在大发牢骚之余，又自我安慰道：

这种遗忘，证明我不配我的时代，或者我的时代不配我。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我只能保持缄默。在康德和我之间，根本就没有哲学，只有那些在大学里大言不惭的凡夫俗子，读这些人拙劣的著作，真是浪费时间。我不想加入现在的哲学争辩。人生过得很快，而了解得却很慢，因此，我不会活着看到自己赢得世俗的声誉。

叔本华虽然愤世嫉俗，但对人类并没有失去同情心。他很善于经营他的财产，到临终时，财产几乎增加了一倍。虽然他认为挥霍比贪婪更可恶，但生活中的叔本华却并不吝啬。许多贫苦的亲朋、穷困的邻居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他还是德国动物保护的提倡者。同时，叔本华在遗嘱中也指明，他的财产继承人是1848年革命后组织救助“残废军人和孤儿寡妇”的协会。此外，他的用人和狗也都得到了一笔丰厚的财富。所有这些都足见叔本华的宅心仁厚。

1854年，瓦格纳送他一部《尼伯龙根的指环》（瓦格纳伟大歌剧之一），并且称赞叔本华的音乐哲学。人们从各地来拜望他，1858年，他七十岁生日时，贺函从世界各地向他涌来。随着声誉日隆，他的为人也日渐和蔼可亲了。

他又活了两年，享受他迟到的盛誉。

1860年9月21日，叔本华起床洗完冷水浴后，独自坐着吃早餐。一小时后，用人进来，发现他倚在沙发的一角，去世了。

每一次想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我一生只喜欢读用血泪完成的著作”这句话，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叔本华。尼采，这位在思想史上最受争议的思想巨人，这位曾自称哲学史将来会以“尼采以前，尼采以后”作为分水岭的狂人，这位认为自己和海涅是德语写作巅峰的人，在回顾自己的阅读经历时，提到最让他震撼的三本书是：

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进入21世纪，人类纵然已经登陆月球，但科技飞跃的美丽新世界究竟能带给人类多少幸福？寄托心灵的乌托邦到底是近在眼前，还是遥不可及呢？这正是一个让人着迷又让人困惑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