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在阴历年关前后很冷，会下雪，每当此时，踏雪寻梅是中国文人心目中最风雅的事。

如果在深夜秉烛夜游，彼时暗香浮动，人梅相知，就更传为佳话。可在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深夜，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丑闻和冤案。

宋朝原枢密副使，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少保，行营后军都统制官岳飞已经被关押在大理寺牢狱中两个半月了。

他遍体鳞伤，饥寒交迫。

自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宋朝对官员尤其礼遇优渥，官位职阶到了岳飞这样的级别，怎么可能受刑呢？但参考北宋苏轼的“乌台诗案”就会发现这不奇怪。当时苏轼入狱前身体健康，出狱之后肢体、肤理、内腑都受创甚重，有同狱的官员曾听到苏轼在深夜受刑时的惨呼，可见覆盆之下荼毒酷甚，宋朝也不例外。

“饥寒”二字，是岳飞悲愤郁怒间绝食求死所致。

这个夜晚，岳飞不会预料到皇帝、首相（宰相中居首位者）要对他做什么。在一些传闻笔记中，时任首相的秦桧坐在临安城南端皇宫所在的凤凰山下以北，御街中段毗邻宗正寺首相府里的一间暖阁的东窗下举棋不定。

怎样处置岳飞呢？

宋朝从来没有杀过宰执级的大臣，最过分的一次是北宋哲宗朝时把前首相蔡确贬谪岭南，致其衰病而死。此举并非有意杀之，但也激起了新旧两党空前的党争，让北宋朝局彻底失控。

这时杀岳飞，朝、野、军、民会有怎样的反应殊难预料！犹豫不决间，秦桧的妻子王氏走了进来，讥笑道：“老汉竟然这般缺乏果断吗？须知擒虎易、纵虎难。”秦桧恍然大悟，写了一张纸条送进大理寺，随即岳飞在狱中死亡。

这一段关于王氏的言语不见史料，《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了那张纸条：“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两者叠加，给人一种暗示，岳飞的死是由秦桧及其妻子私下里决定并实施的，他们有能力让岳飞随时在狱中冤死。可见秦桧之奸、之恶、之权倾朝野，为所欲为。

这就把皇帝赵构摘了出去，似乎杀岳飞与其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为尊者讳，为贤者隐”是中国古代修史的核心基础，“父子相隐”更是律法的基石。与之相比，历代史官宁愿人头落地，举族没落，也不容皇帝私窥、篡改一字的坚持就显得耐人寻味。

严格地说，史书在宋朝本就是被随意篡改不止一次两次的东西。

在这一天的深夜，赵构距离岳飞并不远。临安城“南北展，东西缩”，形如腰鼓，别称“腰鼓城”。南北长约十四里，约合今七千米，东西宽五里，合今两千五百米。皇宫坐落在城南凤凰山东麓，与位于城北的大理寺相距五千余米，居高临下，赵构随时能眺望到那座监狱。

赵构的生活是很寒酸的，所谓的皇宫是由原来的州衙改建而成的，只有一座大殿。当百官云集商议政务时，它挂上垂拱殿牌匾；皇帝寿诞百官朝贺时，换上紫宸殿牌匾；殿试唱名选出状元时，它叫集英殿；祭天拜祖时，挂明堂殿；遇到宣布重大国策决定，挂文德殿；平时它的名字叫大庆殿。截至绍兴十一年，这座唯一的“多功能大厅”连百官上朝排班时的房廊都没有。

江南多雨，每到雨季，百官在泥泞中跋涉上朝，缩在殿檐下候旨。赵构坐在殿内，仅能“避风雨”而已。就是这样，在绍兴三年（1133）时，大庆殿的主梁也朽毁欲断，君臣转移到射殿办公。射殿“极卑陋，茅屋才三槛，侍臣行列，巾裹触栋宇”。

就在这种环境里，赵构接到了大理寺卿万俟卨通过秦桧上报的关于岳飞的定罪意见：“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

赵构的批复是：“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

这道命令传出皇宫，在御街大道上飞驰，踏过三万五千三百多方铺路石板，到达一万三千五百尺后的街道尽头。这里是中兴大将刘光世、韩世忠，以及岳飞的府邸，不久之后，它们会变成宋朝祭祀祖先的景灵宫，以及太学。

再向前，不远处就是大理寺了。之后发生的事，在宋朝的官方史书中没有过程，只有结果。

岳飞在狱中死亡，岳云、张宪在城中斩首。

传说岳飞当晚在大理寺狱内的风波亭内被害，现在杭州城内也有风波亭遗址，然而遍查南宋的正史、杂史、笔记等文献都没有关于风波亭的记载。岳飞的具体死亡地点无从考证，只能说在大理寺狱内。

《朝野遗迹》记载：“其毙于狱也，实请具浴，拉胁而殂。”狱卒在授意下请岳飞沐浴，用重锤击打胸部致其死亡。

另有一说是赐毒酒，但是赵构、秦桧对岳飞的仇恨达到了只为不见“岳”字，就把岳州改名为纯州的程度，如此刻忌，断然不会有半点恻隐之心。

真正的屈辱发生在岳飞死亡之后。

南宋律法规定，在大理寺狱中处死的犯人尸体要埋在狱中墙角下。这符合《宝庆四明志》中记载的“死于棘寺，藁葬墙角”。也就是说，南宋官方把岳飞的遗体与之前埋在狱中的犯人尸体混杂，就此埋没不可辨识。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当晚狱中诸人散去之后，一个叫隗顺的狱卒悄悄返回，他背起岳飞的遗体翻过狱墙，逃出了大理寺狱。他与岳飞素不相识，只为忠义和敬意，就豁出了性命要保存岳飞的遗体。

他的目标是西南方向的钱塘门，其实西北端的余杭门距离更近些，但是钱塘门外有一片特殊的地势更适合做这件事。

临安城是实际意义上的帝都，南宋却从始至终都只称它为“行在”，帝都永远只有一个A开封城，这算是偏安一隅之后仅存的一点所谓的志气吧。然而此时隗顺所面临的仍然是帝都级的城防。

他要在夜禁中躲过“分治烟火盗贼公事”的市民保甲巡夜人，还有殿前司、侍卫步军司、侍卫马军司等三衙军设立的左右两厢，厢下设一百十五铺，共计六百七十三人的巡检军兵。要路经秀王府、吴王府等名爵大第，以及刘光世、韩世忠、岳飞等大将的府邸，才能到达钱塘门。

临安城墙高约三丈，基广二丈，上宽一丈余，呈梯状。宋孝宗即位之后鉴于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把本是泥筑墙的临安城墙内外夹筑砖墙，也就在那之后，城墙的规模才达到了上面罗列的数字。

帝都深夜城关紧闭，隗顺只能背着岳飞的遗体攀爬泥筑的临安钱塘门城墙，出城之后再向北，到达九曲丛祠。

这不是一座祠堂，而是沿曲折地形砌造的很多祠堂的总称。夜色中隗顺选择了在北山（今浙江杭州西湖区宝石山）水边的王显庙旁安葬了岳飞的遗体。他在坟前种下了两株橘树作为标记，墓碑上刻的是“贾宜人之墓”。

宋制外命妇之号分九等，宜人是第七等，文官自朝奉大夫以上至朝议大夫，其母、妻封宜人。武官官阶相当者同样待遇。位阶再高会惹人注目，再低不足以震慑宵小，隗顺也是煞费苦心。

岳飞遇害时手指上戴有一枚翠玉戒指，是他夫人所赠的信物。隗顺又在棺木旁系一铅筒，上有大理寺“勒”字。种种设置，在这片杂乱的葬岗间留下了印迹，成为日后指认的证据。

天亮之后就是除夕，绍兴十一年的最后一天到了，世间除旧迎新，宋朝也开始销毁岳飞的一切印迹。作为一个时代最强的军人，彪炳世间无可比拟的战功，可昭日月、辉映千古的忠义，都一笔勾销！

这就是赵构的愿望，他要把岳飞的尸体混杂在历年处死的犯人间不可辨识，要把岳飞的业绩泯灭混淆，要让岳飞真正地身死名灭！

岳飞到底做了什么，让赵构恨到了这种程度，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都成了国家的禁忌？解构此间曲直，需要回溯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它涉及北宋的突然灭亡及南宋的所谓“复兴”，交织着众多历史名人在十六年间的纠葛，以及南宋之所以偏安一隅的无奈和必然。

太多的恩怨是非导致了族群核心意识的转变，这不仅是岳飞与赵构之间的私事，更是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