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关东大地一场暴雨刚过，河东郡汾阴县脽上后土祠巫锦，忽然发现祠堂旁原有的一条小路上有个地方呈钩状陷了下去。出于好奇，锦拿了一把锄头照下陷的地方挖掘起来，想不到那锄头一落入泥坑，便砰然发出金属撞击的声响。锦先是一惊，继而想到莫非这地下有什么秘藏的宝贝？想到此处，一股热血涌入头顶，索性甩开膀子挖了下去。只一会儿工夫，坑中露出了一件长方形的金属铸造物。“果然有宝贝。”锦惊喜交加，更加起劲地挖掘起来。随着泥坑的不断加深扩大，整个铸造物的原形全面暴露——这是一件看上去极其古老的青铜大鼎，此鼎硕大异常，器腹如城墙般雄壮，整个造型厚重典雅、威严肃穆，周身透出咄咄逼人的恢宏气势。见到此器，锦在一阵狂喜之后，又蓦地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必须立即报告官府，否则，说不定会引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横祸。

当地官吏闻讯，觉得此事颇为新奇，便跟着锦前来现场察看，果然看见一硕大青铜鼎静卧于泥坑之中。这地方官吏从未见过有如此精美、庞大的青铜鼎，隐约感到了什么，便决定派人飞马驰报河东郡太守。河东太守闻听此报，先是大惊，接着半信半疑地亲自带人前来观察。这河东太守本是儒生出身，对古物颇有钻研，一见大鼎便两眼放光，惊叹不已。待反复验看之后，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外人难以察觉的微笑。

河东太守心中明白，鼎作为祭祀等用的礼器，在商周时期常被奴隶主贵族用来“别上下，明贵贱”，鼎是一种按照大小轻重来划分统治者权力、身份、等级的标志性器物，传言得重鼎者得天下，故才有了“问鼎中原”等成语。五年前，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于汾水河畔得一大鼎，认为是天降吉兆，将鼎迎于长安后，接连摆宴庆贺五日，并大赦天下，不久又将年号改为元鼎，以示对这次得鼎事件的纪念。那得鼎、迎鼎和送鼎甚至是以鼎为由头在皇帝面前拍马溜须者，自然是升官发财，各有所得，朝廷内外皆大欢喜。有了这个先例，河东太守不敢怠慢，除命当地官吏对此鼎严加看护外，立即回府写就奏章呈报汉武帝。汉武帝闻听汾阴又出一重鼎，龙心大悦，认为苍天又一次授意，福星高照，在证实确切无误后，便立即下诏，将鼎掘出，由河东太守亲自护送到京都长安设祠供奉。

当鼎进入长安后，朝中群臣公卿认为又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到来了，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极尽吹捧奉迎之能事，将此鼎誉为旷世珍宝、天下罕见之神品。更有阿谀奉承之徒如齐人公孙卿等，觉得只是一味吹捧尚不足以引起皇帝的重视，便引经据典，较其他人更胜一筹地趁机进言道：“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而后又借一个叫申功的古人之口奉迎道：“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

齐人公孙卿等一番云遮雾罩的吹捧和花言巧语的谄媚，搞得汉武帝激情喷涌，热血沸腾，既然得宝鼎预示着兴旺发达，又可同上古时代的黄帝一样上泰山封禅，而上泰山封禅又可以得道成仙，这样的好事怎能错过。于是，汉武帝下令群臣公卿迅速制订封禅的礼仪，以备登泰山之用。

封禅之事，不过是传说中远古时代的一种礼仪，这种礼仪到底是什么样子，到春秋时期的孔子已说不清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因梦想得道成仙，曾到泰山封禅，据说因不明礼仪，结果到泰山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给后人留下了笑柄。而自秦始皇至汉武帝又过了八十余年，这封禅的礼仪就更难以弄清了。但既然皇帝一心想要封禅成仙，齐人公孙卿等当然不能失去这个难得的讨好机会，很快按照古代传说和自己的想象创制了一套封禅礼仪和礼器。当汉武帝将这套礼仪、礼器出示给太史令司马谈、祠官宽舒等人观看并征求意见时，司马谈等群儒却依据《尚书》《周官》《王制》等古籍留下的线索，固执地认为齐人公孙卿等搞的那一套与古代不同，纯属胡闹，根本不能启用。当汉武帝问搞个啥样子才能合乎古礼并不算胡闹时，群儒们又言人人殊，难以做出一致的结论。齐人公孙卿等眼看好事行将流产，便攻击司马谈等群儒只知拘泥经典，不知因时制宜，于是朝堂之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礼仪之争。就在群儒与公孙卿之间吵吵嚷嚷、相互指责又各不相让之时，焦躁难耐的汉武帝一气之下，索性抛开公孙卿与司马谈两派，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四月与侍中奉车子侯等人去泰山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封禅大典。

群儒公卿一看皇帝不辞而别，顿时目瞪口呆。这封禅大典乃是百年不遇的隆兴之事，能随天子登封泰山，该是一件多么难得和荣耀的事情。但皇帝无情地抛下了他们，独自与侍中奉车子侯之流去了泰山，这对群儒公卿该是怎样的打击！就当时执掌天官事的太史令司马谈而言，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和职责随天子登泰山并记下这汉朝开国以来最隆盛的大事，与其说是一种遗憾，不如说是一种羞辱。他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心灵打击，自此一病不起。

就在司马谈滞留于河、洛之间忍受着官宦生涯失意的煎熬和病痛的折磨之际，他年轻的儿子司马迁恰从奉使出征的西南前线风风火火地归来。司马迁的突然出现，如同暗夜中燃起的火苗，使正处于孤独、愤懑、羞愧、哀婉、绝望中的司马谈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又燃起了生命与灵魂之旅继续行进的希望之火。司马谈躺在病榻上，在撒手人寰前的最后一刻，流着悲伤的泪水，拉着儿子的手做了如下凄婉苍凉又充满期望的告别：

“我们家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虞夏的时候就担任天官一职，曾立下功业扬名于当时，其后就衰落了。这祖宗的事业莫非就要断送在我的手上吗？……当今天子上接虞夏商周以来的正统，在泰山封禅，而我虽身为太史却不能跟随前往，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以后，你一定要继任为太史。担任太史职位，不要忘记我想做而尚未做成的修史志愿。男儿的孝道小则忠事双亲，再者忠事国君，而最大的孝道则是修诚立身，扬名于后世，光耀祖宗。天下人称颂周公，是因为周公撰述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文章，宣扬周朝的教化，使西周自后稷以来的文化传统昭示天下。可是周厉王、周幽王以后，王道缺失，礼乐崩坏，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至今仍是学者的典范。自孔子死后至今近四百年，这期间诸侯纷争，史书缺失。当今汉朝鼎盛，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不可胜数，我身为太史却没有记载论述，荒废天下史文，每念及此，寝食难安，死不瞑目呵！你要牢记我的话，完成我的未竟事业。”

司马迁像

听罢父亲的遗言，司马迁泪流满面，他俯下身，恭敬而虔诚地回答道：“孩儿虽然笨拙，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完成您老人家的未竟事业，不敢有半点缺失。”司马谈的遭遇以及临终遗嘱，令年轻的司马迁刻骨难忘并由此产生了继承祖业的恒心大愿。就在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的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业出任太史令一职。自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参与修订历法后，又将主要精力投入著述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到了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春，司马迁为李陵败于匈奴之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判处死刑。面对从天而降的大祸，司马迁以接受腐刑为条件保全了性命。尽管遭此奇耻大辱，但继续完成父亲未竟事业的恒心没有改变。之后，司马迁将自己的全部才学、卓识和文化良知倾注笔端，终于写出了饱含血泪的不朽之作《史记》。这部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秋名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以四项史源取材，五种体裁编纂，记载了中国自黄帝以来直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丰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1]

司马迁《史记》封面

《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一个崭新的时代，堪称中国史学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就在司马迁本人以学识的广博和人格的光辉而获得了“史圣”的称誉流芳百世的同时，他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史记》书影

尽管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并“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2]，但中国历史自东周起，诸侯相兼，史记放绝，文献、典籍散失、毁坏严重。秦始皇统一六国，又坑杀儒生，焚烧诗书，酿成了空前的文化劫难。原本许多上古之人的传说和上古之事到孔子的时代已模糊不清，从孔子到司马迁时代，历史的河流又流淌了将近四百年，远古之事自然就更难以考证确凿。在这种“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学术困境中，司马迁凭着史家的良知，在其所著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将中国有史以来的确切纪年定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只记人和事，而具体的年代就只有大略推论了。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大门上方“史笔昭世”的匾牌格外醒目

毫无疑问，历史之所以被称为历史，是因为其记录了发生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的人类的活动。可以想象的是，司马迁在考证自黄帝到夏、商、西周三代的具体历史年代时，一定是竭尽心力，百般穷究，反复推研，设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实。但由于条件所囿，最终未能将中国远古文明的链条清晰而确凿地连接起来。这让后人在对太史公求真务实的精神产生敬仰之时，也掺杂着些许遗憾——这是司马迁的不幸，也是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不幸。

这双重的不幸，在历史长河的流动中，渐渐郁结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华夏子孙的心中膨胀。它压迫人们的血肉，牵动民族的神经，使后人为三代年代学的勘定，不惜疲精劳神，费尽心思。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多年来，无数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如班固、刘歆、皇甫谧、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顾炎武、阎若璩、梁启超、章鸿钊、刘朝阳、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张钰哲等鸿儒贤哲，从古代流传下来和不断发现的文献、甲骨文、金文、天文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对东周之前的史实做了无数论证与推断，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纷繁复杂以及研究条件所限，总是难以如愿，司马迁当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然是迷雾重重，难以廓清。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链条，特别是自黄帝以来至夏、商、西周三代的确切纪年问题，便成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学术悬案。

当人类在20世纪苦难与悲凉、光荣与梦想交织的河流中缓缓蹚过，中华民族子孙在21世纪的曙光中开始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时，2000年11月，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我国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一千两百多年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讯 自司马迁作《史记》以来的两千年间一直困扰中华文明史的一个千古谜团，终于在现代科学研究面前有了较为清晰的答案：今天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一千两百多年，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

中华文明是举世公认的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一直绵延流传的文明。遗憾的是我国传世文献上记载的古代确切年代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这之前的历史纪年都湮没在千古尘烟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缺憾。

而世纪之交得以完成的这份《夏商周年表》，为填补我国古代纪年中的空白作出了巨大而坚实的努力。它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了一千两百多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根据这份年表，我国的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年表还排出了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12王大致在位年。这些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不仅解决了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更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给后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编年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勇敢地向千百年来的历史难题发起了冲击。五年来，这一工程集中了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学等学科门类的两百多名老中青专家学者，并依照系统工程的要求，分别设立了9个课题44个专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以不同方法、不同方式对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问题进行了全面和全新的研究、考证。与以往千余年传统年代学研究所不同的是，这一工程采取了多学科联合攻关、交叉研究的方法，力求使每一个结论都得到多线索、多角度的支持。

随着这条消息的播发，全世界的目光在骤然投向东方地平线上这座辉煌的文明大厦之时，也以复杂的情感，热切地追索着中国科学界在探寻这座文明大厦的过程中所走过的艰辛而悠长的路。

注释：

[1]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2]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