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所以立意探究莫言小说的文体创造，一方面是基于对当代文学变革的兴趣。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至今，中国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了巨大的成长，这个过程正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会相融的过程，也是其再度自我发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莫言的个人创作几乎是与之同步的，他的文学道路就是当代文学变革道路的一个见证和案例，因此，研究他的文学道路与创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变革进程的一个探究。

另一方面，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来研究莫言的创作，也出于对大量前人研究成果的规避，因为关于他的创作的研究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其思想与艺术，其作品的主题与背景、文本的诸种特征与要素等方面，都已有了许多精彩的见地与论述。以其“文体创造”作为研究的视角，既是一种不得已，同时也是试图从内部寻找研究的角度，因为这有助于探究莫言创作中的一些内部的和技巧性的问题，也有助于解答“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是如何变革的，以及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

莫言出身于农民家庭，儿时饱受饥饿和孤独之苦，这使他对生命和人性有着独特而珍贵的认识和体悟，也酝酿了他对农民和大地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对于自己的文学生涯，莫言坦诚这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才促使他走上了文学之路。莫言自20世纪80年代初登上文坛迄今，已为读者奉献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二十五部中篇小说，七十五部短篇小说，三部戏剧作品，以及相当数量的散文、创作谈、影视剧本等。他孜孜不倦、力求突破自我的写作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20世纪8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威廉·福克纳的文学思想和叙述方法激发了莫言的文学潜能——这不仅打开了莫言的世界视野，而且还奇妙地使他的写作得以与其宝贵的童年经验建立了联系。由此，莫言摆脱了跟在西方文学身后亦步亦趋的困境，找到了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和叙述原点——“高密东北乡”。文学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起源于其短篇小说《秋水》，随着不辍的笔耕，“高密东北乡”早已超越了承载莫言生命经验的原乡意义，而成为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学时空。正如王德威所言：“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所辐辏出的红高粱族裔传奇，因此堪称为当代大陆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所历史空间。”[2]

在这个历史空间中，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乡村、民间叙事、神话传说、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得以展开多重对话。在这狂欢喧哗的对话中，莫言揭开了被政治意识形态遮蔽的历史的另一种面貌，充满了欲望、暴力、性的一面，也使得个体生命从含混模糊的历史主体群像中凸显出来。莫言更通过对“高密东北乡”人们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揭示，传达出普世性的人类的生存规律和人性倾向。

童年的莫言虽未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他天马行空、奇崛瑰丽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感受力弥补了这一点。他奇崛瑰丽的想象力越过了知识的屏障，避免了理论可能带来的潜在暗示和束缚。他的乡土出身、他对农民和大地的情感，使得他远离了各种流行腔调和风尚，执拗地返回故乡和大地，在一片混沌和荒莽中开始自己的文学旅程。他凭借生命的直觉，将自己与民间说书人的传统、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相接续，并通过对这些伟大传统的创造性的化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有的腔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个性，成为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

莫言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更是一个专注于如何讲故事的人。莫言是一位对文体有着清醒的自觉和追求的作家。他坦言：“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3]

莫言之所以成为当代文坛上的一个独特存在，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文体模式，而“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4]。

莫言的小说创作虽不主动追随时兴的思潮或理论，但他的作品总是能和各种理论批评相遇。不可否认，莫言作品的丰富性和不断求新求变，在无意中为理论批评提供了一块丰饶的土地，使得他的作品常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般的被经典化的过程，并被放置在各种理论框架中加以阐释，如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民间”理论、狂欢、复调、生命意志、主体性、现代性等，不一而足。但莫言的小说创造又不断溢出理论框架，给读者和评论家带来新的挑战。随着他三十年来持续地推出作品，评论界、学界对其作品的批评和研究的热度始终不减，相关学术论文、专著可谓洋洋大观。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来研究莫言作品的相关专著有10余部，硕士、博士论文有155余部，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继续增加。面对莫言的文学世界，有评论家曾发出“徒劳”[5]的感慨。诚然，莫言已经成为被反复阐释甚至过度阐释的作家。在目前的语境下研究他的文学，不仅有“徒劳”的感慨，更有“危险”的担忧。如何不落他人窠臼而开辟一片新天地，确实是件艰难的事情。

本书拟从文体角度切入莫言的小说世界，通过对莫言小说文体的各个构成要素的研究，探究在其文体特色背后所掩藏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创作心理。别林斯基说：“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6]莫言的小说文体不仅是一个有关语言形式的概念，它也包含了莫言的创作个性、哲学观念、思想立场、文化立场。

这里指的“创作个性”与作家具体而独特的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正如钱锺书所言“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7]，传统的传记式批评不能完全解释作家创作个性的生成。作家的文学世界虽然与作者个人密不可分，却也不能把这个世界归结为作家个人感受的总和。优秀的作家可以通过对自己的个体的、具体的生命经验艺术性地把握、呼应时代意识和精神，并穿透时代意识。所以本文在分析莫言小说的文体特征时，采取直接从文本出发的做法，而非传统的“知人论文”的方法。

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本文所使用的“文体”概念做一简要的说明。文体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概念，其内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今中外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关于文体的定义，有论者将其限定在语言学范畴内，认为：“文体有广狭两义，狭义上的文体指文学文体，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广义上的文体指一种语言中的各种语言变体……”[8]也有论者从更广博、全面的角度将文体定义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文体是一定的话语系统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独特的个性体验、主体意味、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9]。本论文大致遵从后一种对文体的定义，即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考察关注莫言小说的文体特征。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莫言小说的研究随着莫言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而呈现出阶段化、持续性的特征，笔者将学界对莫言小说的研究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以来。

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莫言小说的研究侧重于主题研究、意象蕴含等方面。于1992年出版的杨守森、贺立华编著的《莫言研究资料》集中了80年代到90年代初学者们一批非常优秀的研究文章，涉及意境、感觉、视觉、人物、语言等诸多方面。雷达《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10]从小说的主题意蕴这个角度指出《红高粱家族》的根本枢机在于民族性格的力和美。在其接下来的评论文章《灵性激活历史》[11]中，雷达捕捉到作家的主体是如何使得历史主体化，从而激活历史的问题。程德培在《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12]中敏锐地捕捉到童年记忆对莫言小说创作的重要性。童年记忆是莫言小说创作的宝贵资源，它更参与莫言的文学世界创造。他指出，儿童视角是莫言看待世界的一种新颖独特的视角，并试图分析莫言小说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心态。吴俊《莫言小说中的性意识——兼评〈红高粱〉》[13]也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动机与文本的关联方面讨论了莫言小说性描写中所蕴含的“恋母情结”。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时期，研究者也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莫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威廉·福克纳在文学观念、主题、人物等方面的关联和差异，如朱向前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14]，王国华、石挺的《莫言与马尔克斯》[15]等文章。其中，朱向前在《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中已经敏锐地指出莫言在试图探寻一条中国化的道路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探索，《红高粱家族》即是一个富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神韵的，融合了传奇故事、民情风俗和现代小说技巧的产物。

在文体学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时期，学者们也试图捕捉、把握莫言在小说文体上的追求和探索。例如，朱向前的《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16]注意到莫言小说在文体上的一些特色，比如“多角度叙述结构”、语言上通感的使用、对古典语言的化用等。朱向前的另一篇论文《莫言小说“写意”散论》[17]则从创新精神、艺术感觉、美学意境三方面分析了莫言小说的“写意”性。季红真在《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18]中指出，莫言作品中存在着“内在纷扰和矛盾”的对话结构，具体表现为凄楚、压抑、苍凉的经验性的感受，与欢乐、抗争、激愤的来自灵魂的呐喊所构成的对位性的旋律。在《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19]中，季红真分析了莫言小说文体在时间叙述、空间叙述以及语言方面的特色。季红真指出，莫言小说存在着两种时间，一种是线性的历史时间；另一种是非线性的循环演进的血缘心理时间。而“高密东北乡”则是一个在人类学意义上富有神话效果的文化地理空间。在语言方面，季红真指出，莫言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语词的任意性搭配”而营造出的一种陌生化效果。在论文中，她将任意搭配的语词分为两个语言系统：北方民间口语和当代书面语。陈思和在《历史与现时的二元对话——兼谈莫言新作〈玫瑰玫瑰香气扑鼻〉》[20]中指出莫言小说在叙事形式上表现为历史与现时的二元对话和对传统时空观的打破。李洁非、张陵在《小说叙事观念的调整》[21]中指出莫言小说因三重叙事角度的共同作用而使得作品形成了独特的叙述语言。

由此可见，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莫言小说的评价和研究，从文体学角度出发进行阐释的文章不多，但不乏精彩的论述，之后由于莫言小说文体的持续发展和变化，使得这些评论又因为历史的原因而显得相对滞后了。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以来，莫言的小说创作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态势，小说风格愈趋多样化，甚至可以说是一部一变。创作成果的丰硕和风格的多变使得莫言小说成为学界密切追踪和关注的热点，莫言小说研究也随着新的理论、方法的产生而呈现出在广度和深度上愈加深化的态势。

陈思和在1994年《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22]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民间”理论，给莫言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方法。以“民间”理论作为切入点分析莫言文学的方法论热潮自20世纪90年代初滥觞以来，一直有增无减，期间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论文。陈思和本人在《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中指出，莫言小说最基本的叙事形式是复调型的民间叙事结构，有时则呈现出“非民间叙事立场与民间叙事立场对照进行的对照型”[23]的民间叙事形态。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24]、栾梅健的《民间的传奇——论莫言的文学观》[25]等论文亦借鉴了“民间”理论这个研究角度。

此外，巴赫金的复调狂欢理论也给莫言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启示和影响。复调狂欢理论作为对文化转型期间的文化形态、话语形态的理论性概括和阐释，在中国当代现实和文学中找到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的互相印证和默契。以巴赫金复调狂欢理论来阐释莫言小说的论文，在莫言小说研究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相关论文可见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26]，张闳的《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27]《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28]，乐钢的《以肉为本，体书“莫言”》[29]，王爱松的《杂语写作：莫言小说创作的新趋势》[30]，张灵的《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31]等。

也有论者将人类学视野引入对莫言作品的解读中，如张清华在《叙述的极限——论莫言》[32]中认为，莫言小说所体现出的酒神精神、生命意识、崇高和悲剧的气质、狂欢化的叙事美学、源于大地的诗意等，都与人类学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人类学提升了莫言原有的民间文化经验，并使得它成为具有普世性的人类经验。此外，张清华指出，莫言长篇小说叙事美学上体现出巴赫金所论述的“复调”和“狂欢”的诗学特征，而“复调”和“狂欢”又同属人类学的历史诗学范畴。

进入21世纪以来，“本土化”书写、“如何书写中国经验”、“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叙述资源”等议题成为莫言小说研究的新的角度和视野。相关论文可见李敬泽的《莫言与中国精神》[33]，程光炜的《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34]，张清华的《天马的缰绳——论新世纪以来的莫言》[35]，陈晓明的《“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36]，孙郁的《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37]《莫言：一个时代的文学突围》[38]等文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确从文体学角度研究莫言小说的文章主要有如下几篇。

张清华在《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39]中指出，莫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并继承了审美人生哲学，这使得莫言在此基础上建构其独有的文体表达方式。其文体特征具体表现在：“追忆性”视角、叙述体验中主客体关系的融合、神秘氛围的营造等。

张闳的《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40]指出，狂欢化文体是莫言小说艺术上的突出成就。狂欢化文体表现为叙事在时间上的封闭性、完整性，单一向度被打破，以及狂欢化的话语规则。狂欢化的话语规则具体表现为多重话语系统的混杂混响，这使得莫言小说语言呈现出“戏谑”的特征。戏谑就是贬低化、物质化。戏谑同时也是一种否定性美学，它否定性的一面主要通过戏仿来实现。

季红真的《神话结构的自由置换——试论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41]认为，莫言以神话结构的思维方式在文学中表现了民族独特具体的形式，而这是他走向世界的原因。以儿童的心理和想象力为胚胎的神话结构，被置换在不同的外部形式之中，就构成了莫言长篇小说不同的文体形式。

在有关莫言的研究专著方面，目前已有五部，分别是张志忠的《莫言论》[42]、钟怡雯的《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43]、叶开的《莫言评传》[44]、张灵的《叙述的源泉——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45]、付艳霞的《莫言的小说世界》[46]。张志忠的《莫言论》从传统的知人论世批评方法出发，从主题学角度切入，主要研究莫言小说的思想意识。其中“示范性的文体”部分指出莫言文体突出表现在语言的描述性，以及现在进行时态、插语、提示。

钟怡雯的《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以巴赫金的复调狂欢理论为指导，将莫言的小说放在当代文学演变的时间纬度中进行考察，讨论了莫言小说的“狂欢化”话语、个人/主体性历史对官方意识形态下“大写”的革命历史的重构等问题。但这部作品在文体层面上的讨论主要限于语言及小说时空结构分析，且多引述他人观点来支撑立论。而出版于2008年的叶开的《莫言评传》是在其博士论文《沸腾的土地：莫言论》的基础上写就的专著。该书也采用与张志忠《莫言论》相似的“知人识文”研究方法，先梳理莫言的生平经历，再进入莫言的文本，其中对莫言文体特征的阐释多散见于文中各处。张灵的《叙述的源泉——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以文本细读为主要方法，从“民间文化”和“生命主体精神”双重视野观照莫言小说创作。

从文体学角度切入解读的专著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对复调结构、人称使用的讨论上。付艳霞的《莫言的小说世界》是近年来难得的从文体学角度对莫言小说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本书指出莫言小说语言的“拟演讲”特征和“乐观主义”的语言形象，以及莫言“准复述”式的叙事个性，并考察了造成莫言独特文体的文化语境，其中包括了“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立场以及乡土文学传统对其的影响等。

莫言小说的海外研究相比于国内透彻、深入、专业化的研究现状而言，呈现出零散化、非专业化的现状。相关研究多是翻译者、作家、书评人对莫言小说单部作品介绍性的推荐文章，但也不乏一些独特而新颖的见解，如托马斯·英奇的《莫言与福克纳》[47]、约翰·厄普代克的《苦竹：两部中国小说》[48]等。国内学者对莫言小说的海外研究现状也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刘江凯在其著作《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49]中，梳理并分析了莫言小说在海外的翻译和接受情况。山东大学的博士生宁明在《海外莫言研究》[50]一书中就海外文艺理论界对莫言作品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概述，这是近年来在此领域一部资料比较翔实的著作。而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文学的海外研究呈现出学院化、专业化的倾向，这在法国学术界表现得尤其明显。2013年10月，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发起并组织了以“莫言——地方与普世的交汇”（Mo Yan：au croisement du local et de l’universel）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近百名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的学者、评论家参加了会议。2014年9月，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组织展开了“莫言研究：翻译、传播和交流”（Colloque international L'?uvre de Mo Yan：traductions，reception et interpretations）国际研讨会，近四十名国际学者参与讨论。但限于时间和翻译的问题，笔者未能来得及将会议内容在此处做一综述，希望留待日后完成。笔者写作时也获悉法国瑟伊出版社准备将这两次研讨会上学者提交、宣读的论文结集出版，相信很快国内学者就可以通过此书了解莫言海外研究的最新概况。此外，巴黎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寅德也于2013年推出莫言研究专著《莫言：故事发生的地方》（Mo Yan：le lieu de la fiction）[51]，这是莫言海外研究领域最新的一部专著。张寅德以“高密东北乡”作为解读莫言作品的着手点，主要论述了莫言小说的语言风格问题。张寅德指出，莫言粗狂、反潮流、如激流般的语言与莫言的出生地高密东北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密东北乡是一个被重新创造出来的想象的场所，是莫言小说独特的话语和语言风格的发源地。莫言的语言创作力极其独特，它根植于乡土文化，同时又展现了它的普世性。张寅德随后指出莫言的作品不是简单的乡土作品，莫言的小说明确讲述了围绕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日益泛滥的物质主义带来的暴力问题、环境问题和生物伦理学问题。在结尾部分，张寅德总结了莫言作品的定位，即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文学。

纵观莫言小说研究现状，学界对莫言小说长期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已经成为莫言文学世界之外的一处庞大而丰富的景观，而文体学领域则是这道景观中较少有人深入探究之处。故本书试图通过历史宏观考察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将莫言的小说放在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的纬度中展开讨论，对莫言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考察。

全书的结构和章节安排如下。《导言》部分简述莫言三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梳理莫言小说研究现状，尤其侧重莫言小说研究在文体学角度所取得的成果，指出未来可供研究者深耕的研究领域。

第一章《道路和历程：莫言小说文体创造的三阶段》将从历时的纬度考察莫言小说文体从意识的自觉到富有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生成以及演变过程。莫言小说文体特征在不同创作时期呈现出阶段性、变异性特征。与他个性鲜明、丰富多变的小说文体风格相应，笔者大致将莫言小说在文体上的创新和追求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青春激情驱动下的文体突破与多向探求；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自觉与成熟；世纪之交以来：臻于丰富的狂欢与变形。这三个阶段各成一节。

第一节“20世纪80年代：青春激情驱动下的文体突破与多向探求”，试图勾勒莫言在这一时期文体意识自觉和萌生的过程，所取得的文体成就，对当代文学文体的启发和贡献，以及在文体实验中凸显出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期，作家开始从关注“写什么”到“怎么写”。新潮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文学流派爆炸式地涌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文体风貌。众多作家如刘索拉、徐星、残雪、马原、洪峰、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扎西达娃等人在小说文体上的探索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莫言也躬逢其盛。1985年，莫言推出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莫言于写作初期在小说文体领域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透明的红萝卜》已经彰显出某些后来成为莫言“招牌”和“标签”的小说文体特征，如通透的感觉，斑驳多彩、富有画面感的语言，儿童视角等。但莫言的才华以及他的小说文体风格第一次突出展现是在1987年出版的《红高粱家族》中。《红高粱家族》富有独创性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视角，反线性反进化论的穿梭跳跃式的时空结构，抒情性、造像性的语言等文体特征使其成为20世纪80年代当代小说文体变革中最华美瑰丽的成果之一。之后的《天堂蒜薹之歌》复调式的结构呈现出“结构就是政治”的寓意。而《十三步》作为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则是莫言在小说文体领域所进行的最富有实验性、最狂飙突进式的一次尝试和探索。《十三步》复杂多变、瞬间转换的叙述人称带来的艰涩、狂乱的阅读和审美体验，使得这部作品在很长时间不被重视。20世纪80年代是莫言对小说文体进行多纬度探索和实验的时期，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壮怀激烈豪迈的一个时期。尽管有些作品如《十三步》，在文体形式上的追求部分地损害了文学的品质，但也彰显出莫言在探索一种属于自己的小说文体时所做的努力。

在第二节“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的自觉与成熟”中，笔者试图探究莫言的小说是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实验全面展开和深入的时期脱颖而出，并成为众多文体实验中的典范和创新之作的。90年代对于当代文学而言，是一个长篇小说繁荣和丰收的年代，众多作家在这个时期推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如果说80年代是小说文体探索的发轫期和萌芽期，那么在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文体经验积累后，当代文学在90年代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向探求的高速成长期，并收获了一大批独具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文本。莫言在这个时期也推出了两部具有革命性和启示性意义的作品——《酒国》和《丰乳肥臀》，其中《酒国》更成为20世纪90年代乃至当代文学史上文体意识最强烈、文体形式最为复杂、最富有先锋特质的作品之一。90年代对于莫言而言，也是其在不自觉中开始向传统美学靠拢和借鉴的时期。莫言在此期间推出的包括《神嫖》《夜渔》在内的短篇小说，或讲鬼怪狐媚，或讲奇人异事，颇有笔记、志怪小说信手拈来、自成篇章的姿态。《丰乳肥臀》以“母亲”以及“她的儿女们”这组典型人物群像，衍生出宏大、混响的复调结构。这种复调结构如同中国传统园林圆明园的“园中之园”结构，各个园林各有景致，但组合起来又构成恢宏博大的气度。《酒国》对丁钩儿侦查食婴案的叙述，实则是对《西游记》降妖伏魔故事的戏仿，而《酒国》中作为镶嵌文本出现的《酒国奇闻录》，从主题、语言到神韵无不可见莫言对志怪、神幻小说的继承和借鉴。

第三节“世纪之交以来：臻于丰富的狂欢与变形”，试图讨论莫言小说文体对中国传统文学和美学，以及民间文学（主要是说书人式的口头叙述）的进一步借鉴，以及在形式上的创造性化用。这一时期的文体探索始于《檀香刑》。《檀香刑》对中国戏曲结构“凤头、猪肚、豹尾”的借用，使得古老的结构形式在新的语境中焕发出异样的风采。莫言在《檀香刑》中恢复了民间口头叙述的传统，让根植于民间大地的猫腔之音超越了西方的钢铁之声，让流畅浅显又不失华丽的土腔土调充溢历史的舞台，这使得《檀香刑》成为一部充满民间气息，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神韵的作品。《檀香刑》的出现对于21世纪初当代文学在文体形式上的探索，是一种宝贵的启发。它使得作家重新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大地和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并领悟到古老传统中所蕴藏着的现代性的先锋因子，最本土的也是最国际的。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借助中国传统的“六道轮回”宗教观念，将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拉到一个宏大的宗教时空中重新审视。于是，政治和道德的判断在这个博大而混沌的时空中变得失效，宗教般的立场超越了尘世的一切价值判断。而《生死疲劳》对章回体形式的采用，不仅是为了叙述的便利和清晰，更是借此形式营造了一种轻松流畅，可以随意敷演、可以随意放置怪诞离奇情节而不为人所怪的文体环境。这种文体环境既发挥了莫言滔滔不绝、肆意汪洋、撒豆成兵、敷演演义的讲故事的才华，也使得莫言有效规避了“政治正确”的风险。纵览莫言自21世纪以来在文体形式上的探索，其文体特征愈趋丰饶多变，往往能在轻盈中，甚至是戏谑狂欢中逸出沉重。这也是莫言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接受和吸纳，以及个人愈加成熟的历史观念和世界观念在文体上的具体呈现。

第二章《文备众体——莫言小说的“混合”式文体》谈论的是莫言小说文体在体裁层面上的特征。

第一节“杂糅和并置：莫言小说文体的混合性特征”。大凡优秀的小说家都不甘受制于僵化的文体规范，力求在文体体制上有所创新。莫言在三十余年的创作中不懈地探索小说与散文、诗歌、戏剧等文体的边界所在，以及各种文体彼此之间的交融，其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着卓越的艺术价值。莫言的小说文体是一种不拘格套、灵动多姿的“混合”式文体，其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散文化、诗性和抒情性、戏剧性。其中，莫言的小说呈现出散文化的特征，而他的不少散文则呈现出小说化的特征。小说与散文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展示了莫言试图探究散文和小说这两种文体的本体性特征，以及探究文体边界所在的尝试，更折射出莫言对于“真实”与“虚构”的思考。莫言小说散文化的特质表现有两点，一则是生活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在文学中的反映，正如1938年欧洲超现实主义运动领袖布勒东来到墨西哥后发现，“欧洲超现实主义作家们通过各种文学手段所极力追求的东西，在拉丁美洲自然和社会现实中俯拾即是”。[52]二则源于莫言善于以虚实相间的游戏笔法创造“艺术真实”的小说理念。

第二节“诗性与抒情性”。在这一节中，笔者将试图论述：莫言小说的诗性与抒情性特征实则是作者主体性在文本中的表现。作者强大的主体性使得一切被表现的客体都浸透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和思想情感；被表现的对象与作者主体一起构成了主客体统一、物我本一的世界。在作者主体性的观照下，莫言笔下的万物都成为与作者物我同一的、富有思想和情感的存在，并通过自身显现出作者的主体性和灵魂。

此外，莫言小说中的诗性和抒情性主要通过一个独特的“诗人叙述者”形象而得以展现。这个叙述者是叙事主体和抒情主体的融合。他内心充溢着诗人般浓烈的情感，他有阐明自身思想观念的强烈欲望，这使得他常常自动暴露身份，对事件和人物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使得被叙述的一切都成为自身主体性的折射和显露。这个“诗人叙述者”强大的主体性，迫使读者通过他的个性和思想去理解和接受他所叙述的一切。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主要表现在“诗人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对叙述的干预和介入上。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大段的抒情独白和叙述者按捺不住表述自我的欲望而不自觉的“代人立言”，以及富有抒情意味和感染力的第二人称“你”的大量使用。

第三节“复调、对话与戏剧性”。此节笔者将从“何为戏剧性”、“莫言小说戏剧性的外部呈现方式”、“叙述主体的下移和叙述者的被戏剧化”、“小说在写我——一个叫‘莫言’的人物”四部分展开讨论。

莫言小说的戏剧性不仅是小说形式上的一种美学特征，它实际上折射出莫言对历史和人性的一种美学思考。莫言对“戏剧性”的深刻认知不仅来源于其从小耳濡目染、浸染其中的民间戏曲艺术，也来源于翻云覆雨、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历史与现实本身。莫言对历史和人性的美学思考，使其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戏剧性”的美学形式。

本节的第一部分“何为戏剧性”中，笔者在对“戏剧”、“戏剧性”相关理论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展开对戏剧与小说、诗歌等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对莫言小说的戏剧性特质的讨论。莫言小说的戏剧性，实质是小说中不同主体意识和思想的对话与冲突。此外，莫言小说的戏剧性也表现为与抒情性的完美融合。

本节的第二部分“莫言小说戏剧性的外部呈现方式”中，笔者认为莫言小说戏剧性的外部呈现主要表现在小说文体对戏剧文体的兼用，以及充满戏剧冲突的情节，典型化甚至脸谱化的人物形象等方面。但莫言小说中的人物也多有类型化的重复现象，这是莫言在未来的写作中需要考虑突破的一个方面。

本节的第三部分“叙述主体的下移和叙述者的被戏剧化”将在叙事学的视野里，以历时性的纬度纵观莫言的小说，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解读莫言小说戏剧性在文本内部的具体呈现，并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莫言小说的戏剧性也表现在叙述主体不断从叙述者下移到人物上，叙述者意图控制的减弱，总括所有人物意识的统一意识的消失，人物主体性的增强；到最后，叙述者也成了小说的某个人物角色和被叙述的客体，并与其他人物角色展开对话，从而使得文本内部呈现出戏剧性。

本节第四部分“小说在写我——一个叫‘莫言’的人物”，是本节第三部分的延续和深入。莫言小说中始终隐藏着一个人物，那就是他自己。以各种形象出现的“莫言”是作家莫言自身心灵分裂的产物。这个名为“莫言”的人物谱系，展示了作家强烈的自我审视要求和对自身身份、使命的认知过程。戏剧性为作家灵魂的自我对话提供了最合适的艺术表现形式。莫言小说戏剧性最极致的表现，实际上是作家主体意识激发、分裂、自省、自我审视的折射。

第三章《莫言小说叙事的时间形态和时空结构》试图从历史诗学的宏观视野，讨论莫言小说对时间的呈现以及莫言小说独特的时空结构，并剖析莫言小说的时空观念及其体现出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节“莫言小说的时间形态及其彰显”，指出了莫言小说所呈现出的两种重要的时间形态。第一种是“个人时间对史诗时间的反叛：以《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为例”。《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这两部作品处理的是“20世纪中国史诗如何书写”的问题。这两部作品所采取的时间体系迥异于革命历史叙事和政治叙事中的时间体系。《丰乳肥臀》中的时间叙述是用个体的、生存意味上的个人时间置换、对抗抽象的史诗性时间。《生死疲劳》则采取了以宗教时间体系统摄下的个体时间这种“套盒”式的时间形态，来消解革命进化论和政治历史阶段论的时间逻辑。莫言小说所呈现出的第二种时间形态是“情感化的时间形态：以《红高粱家族》为例”。《红高粱家族》的时间叙述因为叙述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情感而呈现出高度个人化、情感化的特质。此外，《红高粱家族》的贡献更在于将时间塑造成一种情感、一个形象，甚至是一个人物，使得时间如同一株红高粱的雕塑，伫立在历史与当下永远交织的时空中，对着现代人发出来自祖先和传统的声音，并给现代人以启示。

第二节“‘舞台’：莫言小说一种独特的时空体”。在这一节中，笔者试图分析莫言小说是如何艺术地把握时间和空间之间的重要关系，即巴赫金的“时空体”问题。笔者认为“舞台”不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场所和地点，它更是莫言小说中一种蕴含着哲学意味和政治隐喻的重要的时空体类型。首先，文学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就是一个“舞台”时空体。“高密东北乡”因容纳了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乡村、民间叙事、神话传说、官方意识形态等多重话语，使得它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成为一个历史空间，一个汇聚了时间和空间的时空体。莫言小说中的“舞台”时空体可以粗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实的舞台，举行公共集会、处理公共事务或是众人齐聚开展各种活动的公众场所；第二种是“内心化”的舞台，这种舞台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时空，人物内心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将物理空间化为了“内心化”舞台。笔者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莫言正是通过设置“舞台”时空体，通过暴露舞台戏剧本质性的幻觉性特征，从而产生了“间离效果”，揭示出了被各种意识形态遮盖的历史的真相及人性的矫饰和伪装。

此外，在这一节中，笔者也试图讨论莫言小说处理时间的一种方式，即通过场景将时间空间化。场景化的手法使莫言将历史和时间空间化为一部长画卷，使得小说呈现出高度的戏剧性、形象性、可感性。

第四章《幻梦与传奇——莫言小说文体的寓言化风格》。在这一章中，笔者试图分析莫言小说文体的寓言化风格的生成原因及其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莫言以寓言性的诉求表达了他对历史和当下现实的理念和情感。

第一节“虚实交融、洞烛古今：莫言小说文体的寓言化风格”。在这一节中，笔者简单梳理了寓言的本体特征，分析了寓言和小说亲近的血缘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莫言小说放置在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考察莫言小说寓言性的追求与前辈作家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时代思潮等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从某一方面而言，莫言继承了庄子以奇崛瑰丽的想象和虚构来表达寓言性诉求的传统。莫言与庄子的文学血缘的亲近来自于思想开放阔达、爱谈神怪的齐文化的影响。但莫言同时又擅长在质朴平淡的日常叙事中寄寓自己对时代、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如小说《变》和《月光斩》。莫言小说的寓言性，使其表层的言说和叙述指向并企及了广远而博大的哲学理念及高度个人化的主体情感。莫言小说的寓言类型主要分为历史、社会、文化和欲望四种类型。

第二节“幻梦性与当下现实”。在“高密东北乡”这个寓言性的文学时空里，历史与当下现实是莫言小说中最重要的书写主题和对象。莫言对于历史与当下的描述是属于现实主义这个大的传统的，但莫言的现实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将其命名为“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强调的是一种因病理性（肉体和精神）的幻觉而引起的对世界的异常敏锐的感受，这种感受在莫言小说中常以“幻梦”的形式呈现出来。笔者分析了莫言小说所呈现的四类幻梦。第一类幻梦是宗教（佛教）意义上的虚空之梦，也是一种日神式的“幻梦”。人们通过对幻梦的静观而获得了宁静和解脱。第二类是由于饥饿等肉体痛苦而引起的幻梦。第三类是因为精神层面上的痛苦而引起的幻梦。第四类是由于醉酒或酒神般的“沉醉”而引起的幻梦。莫言对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叙述是现实主义风格的，而以幻梦入文，在凸显了其作品现实性和写实性的同时，也旨在提供一种超越现实苦难的可能。

第三节“传奇性和历史”的第一部分“历史：传奇化的往昔”中论者试图讨论：莫言描述的不是官方历史，而是一种往昔，一种不带政治价值判断、进化论判断的扎根于乡土文化的故事。历史在民间的呈现形式就是传说。传说是未经意识形态规训的历史叙述，它体现了叙述者的个人好恶、民间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的想象。传说永远处在变化发展中，它随着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越传越奇，遂成传奇，成为正史之外的另一种历史。

传说作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使得历史以各种变形和面貌在当下存在，并提供了一个可供历史与当下对话的一个空间和场域。莫言用他的传奇化手法讲述历史，以个体的生命的狂欢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叙事中的内在秩序和等级，使得个体从政治宣传画般的刻板印象中凸显出来，以他们原始的本能和欲望穿越了历史的宏大叙事，彰显出混杂着极度的暴力、性爱、善良、邪恶的历史面貌。

此节的第二部分是“人畜共处的有情历史”。莫言通过将动物与人并置在历史中，使其与人类一同成为历史的叙述主体，并以动物喻人，以动物比照人，实欲表达一种“今不如昔，人不如畜”的寓言性的历史慨叹。

第五章《莫言小说的语体特点》。在这一章中，笔者试图探索莫言小说的语言风格特征。语言是形式也是内容；是思想的载体也是思想本身。本章将分为三节进行讨论，分别是“杂语与狂欢”，“倾诉与独白”，“色彩和造型：莫言小说语言与印象派绘画”。

在“杂语与狂欢”一节中，莫言小说语言的杂语和狂欢特征是时代的文化形态在文学中的投射；杂语和狂欢化的语言在呼应时代的同时，也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分裂性，瓦解着中心权威的“独白”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神话。莫言小说语言的狂欢化也表现在莫言对语言肆意随性的铺张浪费以及语言本身的极度过剩和多余。

“倾诉与独白”一节中，笔者认为莫言小说语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和情感诉求。叙述者的倾诉欲望使其语言呈现出“繁复和啰嗦”的特质。这本是语言的一种缺点，但在莫言这里，繁复和啰嗦却自成一种风格。风格背后则折射出底层人物卑微、无助的心理境况。莫言小说演讲式的独白源于叙述者“倾诉就是一切”的强烈欲望，而这种欲望也折射出作家复杂的创作心理。

在“色彩和造型：莫言小说语言与印象派绘画”一节中，笔者试图从跨学科的角度，通过打通绘画与文学之间的界限，研究莫言小说语言与印象派绘画，以及后印象派绘画之间存在的契合；莫言小说语言的绘画性、造型性特征。此节涉及的西方画家主要有马奈、莫奈、塞尚、凡·高、高更、劳特累克。

笔者试图得出如下结论：莫言敏锐通透的感觉力，使他能以莫奈般敏感而准确的笔触将倏忽即逝的瞬间、缥缈的梦境凝固在文字中。莫言诗人般的激情使得他的语言呈现出凡·高般主观性的强烈色彩。莫言通过幻想和梦境为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找到了最简单的表达形式。莫言梦呓般的语言，具有清晰而鲜明的色彩，但其所蕴含的神秘气息更接近于高更的艺术气质。这种神秘性通过莫言寓言化的手法，表现出一种哲学意味。但莫言的小说语言并没有被感觉、色彩所淹没，他幸运地拥有了塞尚严谨的理性，并依靠这种理性为他丰盈饱满的文字色彩和感性，建构起坚实的结构与造型，从而将瞬间的印象化为永恒的雕塑。此外，莫言也擅长用简洁有力的速写式的线条和素描般的简单纯粹的色彩来摹写世界和人性。这种素描式的手法主要表现在莫言短篇小说中，尤其是21世纪以来推出的作品，如《倒立》《小说九段》中。这种简洁崇实的风格又与劳特累克的美学追求有着颇多相通之处。

第六章《莫言小说文体的外来影响与对中国传统叙事的继承》是本书的最后一章。本章将莫言小说放置在历史的纬度中，以比较的方式研究莫言小说文体的资源问题。本章分为两节，“相遇与碰撞：西方现代小说的启迪和影响”；“‘用耳朵阅读’和对中国传统文体的借鉴”。莫言小说的文体资源并不存在从域外的魔幻“大踏步撤退”到本土的民间文化的转换。莫言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对乡土民间文化资源和中国古典小说伟大传统从不自觉到自觉挖掘、探索、化用的过程。莫言的小说文体来自根植于乡土的民间历史文化的沉淀，来自于他作为审美主体对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的景仰和深刻的感悟。

我们在莫言的小说文体中发现历史的延续性，发现他文学血脉的基因传承和不断革新的因子。莫言没有接受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教育，其幸与不幸源于此。莫言最初的文学启蒙来自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轶闻，这包括了狐媚鬼怪、乡野轶闻、民间传说、集市上说书人谈古论今的“专业”讲述等。莫言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相遇”激发了他对自身独特而深刻的生命经验的记忆，唤醒了自己所拥有的“用耳朵阅读”得来的文学资源，启发了他滔滔不绝、富有说服力的“炮孩子”式的叙述腔调。“炮孩子”式的叙述腔调是莫言对当代文学语言的贡献之一。莫言借助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虚构的文学地理模式所带来的启发，建构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王国，开始了孤独而漫长的文学旅程。他选择避开那些来自西方文学巨匠的巨大阴影，携带着他们给予他的全部启示和灵感，重返混沌的民间大地，与民间对话。在漫长的尝试和探索过程中，他接续起久被人们遗忘的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创造出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小说文体。

《结语》部分，笔者指出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的创作就遭遇了小说技法的过于纯熟和创作资源日趋匮乏的双重困境。他所面临的压力来自于过去所取得的成绩，来自如何不重复自己的巨大挑战。而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荣誉的降临，犹如一个巨大的梦境进入到莫言的现实生活中，这个梦境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提供给他一个观察世界和人性的独特而珍贵的视角。获奖对莫言的文学创作而言既是严峻的考验，也是突破目前写作困境的机会。

在具体论述中，本书以莫言自踏入文坛至今的所有小说为研究范本，并将其文学作品放在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背景下，通过对其富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细读，阐明莫言小说的文体特征，揭示莫言在小说文体创造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以及对当代文学小说文体创造的启发。拟采取的方法主要有：文体学、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研究、跨学科研究、文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美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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