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笔记《世说新语》记载了不少魏晋人物的故事，其中有两篇都讲到了曹操和袁绍。

少年时代，有一天，曹操同袁绍一道去观看人家结婚。光看热闹还不过瘾，曹操撺掇袁绍“抢新娘”，两人偷偷地溜进主人家的花园中藏起来。傍晚时分，等到客人走得差不多时，他们突然大叫：“有小偷！”

正在交拜的新郎及亲友闻讯都从洞房涌出，赶往花园察看，室内只剩下新娘一人。曹操乘机钻进洞房，拔出刀子，威胁新娘不要喊叫，将她劫持出来，与袁绍会合后拔腿就跑。黑夜中，他们迷了路，袁绍陷入了带刺的灌木丛中，他怕刺，不敢动弹。眼看主人家很快就会追来，再不跑就可能被逮住，曹操大喊一声：“小偷在这里，快来抓呀！”

袁绍吓坏了，一着急，顾不得刺痛，嗖地就从灌木丛中蹦出来，然后和曹操丢下新娘，逃之夭夭。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两兄弟某次闹翻之后。袁绍派人乘着夜黑刺杀曹操，刺客来到曹操住处，隔着窗户用短剑向曹操掷去，掷得稍微低了点，没刺中。曹操受惊之余，估计刺客还会再次掷剑，但这次一定会掷得高一些，于是就贴着床席躺下。果然，当短剑再次飞来时，偏高了，又没刺中。

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曹操和袁绍那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年少时的故事在长大后还会重复上演，而且一轮比一轮更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古灵精怪的对策

曹操少年时期“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的生活，与其家庭背景密切相关。曹操的祖父曹腾年轻时就入宫充当太监，开始是以小太监的身份伺候皇太子读书，等到太子登位当了皇帝，他也鸡犬升天，被委任为大长秋。

大长秋是皇后的近侍官，也是最大的宦官，俸佚只比丞相和太尉稍低一点，曹腾在宫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间，曹腾一共服侍了五个皇帝，还迎立了一个皇帝，因功又被封为费亭侯。太监在生理上是不能生儿子的，但朝廷允许宦官养子袭爵，曹腾援引此例，领了一个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爵位，这就是曹操的父亲曹嵩。

有养父的权势和财富作为资源，进入仕途的曹嵩青云直上，很快就做到了司隶校尉，灵帝时转为大司农、大鸿胪。大司农、大鸿胪都是卿官，古代三公九卿，卿已属大吏之列。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曹操的母亲在他孩提时便已去世，父亲曹嵩大约因忙于公务，也很少对他进行训导，加上家里势大而富有，很容易就让曹操养成了游手好闲、放荡不羁的习性。

曹操终日沉溺于打猎赛狗，游荡乡里，无心从事操行的修养和学业的研习。学堂里的老师要求背书，让他不胜其烦，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对策。

某日，老师突然发现教案上摆了一块“大便”，气得他胡须翘老高，问究竟是谁干的，曹操镇静自若地站起来，应声道：“我！”

慑于曹家权势，老师自然也不能拿曹操怎样，但曹操接着说出来的话更让他吃惊不已。

“我可以把这东西吃了，但是我吃了这东西后，您不能再强迫我背书。”

言罢，曹操居然真的吃掉了“大便”。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大便”是曹操用竹筒把糯米和红糖搅一块做成的食物。经过这件事，老师再也不敢强迫曹操背书了，还说：“阿瞒（曹操的小名）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日必成气候。”

老师的赞语或许只是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如果曹嵩看到了，肯定不会认为儿子所为是什么大智大勇。曹操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那些荒唐放纵的行为都是偷偷地瞒着亲人特别是父亲干的，但事情终究还是被曹操的叔父知道了。叔父经常向曹嵩告状，让曹嵩对儿子进行规范，曹操因此被曹嵩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曹操认为叔父多管闲事，搬弄口舌，对之极为不满，叔侄间一时成了对头。一天，曹操在路上碰到叔父，突然倒在地上，而且歪着脖子，张着大嘴，连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叔父问他怎么了，曹操说：“我中了恶风！”

叔父忙让曹操躺在地上不要乱动，他自己一溜烟跑去通知曹嵩。可是等到曹嵩带着几个随从慌慌张张地赶来时，却见曹操好端端地站在那里，神态和平时一样，未有任何异常。

“你叔父说你刚才中了恶风，难道这么快就好了？”曹嵩很奇怪地问道。

“我从来没有中过风呀！这是怎么说的？大概是叔父不喜欢我，所以在背后说我坏话吧！”

曹操一脸委屈，但其实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故意设计的恶作剧，为的是栽赃打击“对头”，使之失去信誉。这时候的曹操尚年幼，可是在长辈面前表演时却已能做到从容不迫，面无愧色，叔父和父亲都想不到他会做假。

曹操的目的达到了。曹嵩对弟弟产生了怀疑，不但觉得之前的那些小报告未必属实，此后再听到他反映曹操的情况，也不再相信了。

扫除了叔父这个障碍，曹操更加放荡不拘。那个时候，和曹操差不多的纨绔子弟还有不少，曹操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大家玩起来没完没了，很晚才回家。

在曹操结交的所有少年朋友中，应以他和袁绍最为要好，只是从种种迹象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平等。

袁绍的高祖父袁安是汉朝司徒，司徒位列“三公”。“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司空，其中太尉掌全国军事，司徒掌全国政务，司空掌全国监察执法，乃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自袁安以下，袁氏家族四代人中每一代都至少有一人进入三公之列，所谓“四世三公”，乃名闻天下的士族门阀。

在曹操祖父曹腾的庇护下，曹家子弟布满朝列，除曹嵩外，宗属中就是做中央州郡大官的也有好多，时称“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个家族中出了这么多高官，权势不可谓不大，社会地位不可谓不显赫，但曹家充其量也就是带有土豪气息的世家而已，按当时的标准，与士族是不相称的，只能归入寒族。

寒族素为士族所不屑。为了保持自身血统的优越地位，一般情况下，士族既不愿与寒族通婚，也不肯轻易与之交际应酬，而这与对方的官职高低、财产多少毫无关系。

卑微者

曹家最要命的恐怕还不是没有书香余韵，或缺乏世代簪缨的荣耀，而是其宦官家族的身份。

自曹腾发迹起，东汉王朝进入了宦官最得势的时候，但人们内心深处仍然看不起这些阉人及其亲属，出身名门的官僚士大夫更是羞于为伍。当朝大宦官张让平时谒者盈门，每天停留在他家门前的车辆不下数百，然而在他父亲的葬礼上，却没有一个名士现身，令张让觉得十分丢脸。

与其他专横跋扈、胡作非为的宦官不同，曹腾气度不凡，在任时懂得用人之道，很注意向朝廷推荐一些贤能之士为官。纵然如此，老爷子仍未能洗脱宦官的恶名，有人甚至把他称为“宦官中最奸狡误国者”。

曹腾以下，曹嵩等人虽非太监，但没有大宦官曹腾的荫庇，就没有他们如今的地位。即便曹腾去世，曹家与宦官集团之间仍然有着扯不断，剪还乱的各种渊源和联系。有人考证，曹腾和张让之间存在师徒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为曹腾过世而简单结束，曹嵩等在仕途上也必然都对宦官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所以曹家实际仍被看成是宦官集团的一份子。

作为宦官家族，曹氏遭到士大夫的鄙薄是件毫无疑问的事，这显然给整个家族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曹操有两个小名，一个叫“阿瞒”，另一个叫“吉利”，父祖们这样为他起名，据说就是不想让人知道其宦官出身，以免长大后受到鄙视和冲击。

在曹操生活的时代，男人的形貌和风姿颇受重视。那些奔走于上流社会的年轻男人，出门在外除了要尽量做到衣着华丽外，还要随时对着镜子涂脂抹粉，以保证以最好的仪态示人。

《三国志》中记载袁绍容貌俊秀，但对曹操长得怎么样则只字不提。根据其它的一些史料，可知曹操个子不高，眼睛细长，炯炯有神，大概皮肤也很白皙。公平地说，这副相貌已属端正，只是谈不上出众，属于放在人堆里挑不出来的那种，与美男子袁绍一比，就更是差得很远。

曹操自己对他的长相也很不满意。同时代的很多诗人都会在诗歌中对自己或者自己朋友的长相进行描述，曹操也是一个出色的大诗人，但是他的诗作却无一及此，似乎有意要加以回避。《世说新语》里写道，后来曹操成就霸业，准备接见匈奴使者时，还自认为相貌丑陋，不足以雄震远国，以致要让一名眉清目秀、仪表堂堂的侍卫冒充自己。

因为缺乏严格的家教，从小随意惯了，曹操对妆束和举止都不太讲究。当时人以扎头巾为雅，袁绍等人都是如此，只有曹操戴一顶丝织便帽，平时又爱穿轻纱衣服，身上常带着一只革制囊袋，用来盛装手巾等细小物品，总之是毫无时尚意识。

袁绍仪表威武，与其名门士族的身份完全相称。曹操则不够稳重，与人吃饭聊天，说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以致一头扎进桌案的杯盘当中，连帽子都被菜肴弄脏了。

可以想见，即便是年少时候，袁绍也是不大瞧得上曹操的，曹操并不符合他的交友标准。他能搭理曹操，和曹操一块玩，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曹操比他更有胆量，更有心计，也更能想出各种荒唐不羁、令人啼笑皆非的奇招。

两个朋友，一个卑微，一个高贵，卑微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看高贵者的脸色，纵然如此，稍有不慎，仍会令对方大动肝火。曹操和袁绍翻脸，袁绍居然立马就动杀机，足见他在骨子里对曹操的鄙视。虽然后来两人又和好了，但曹操在其中的低姿态和可怜相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根据史实，曹操、袁绍年少交游的地点在京都洛阳。洛阳不是曹操的故乡，只是父祖仕宦之地，他的出生地是沛国谯县，即今天的安徽亳县。

上世纪七十年代，亳县城南一带发现了一个古墓群，共有十多座古墓，因为都已损坏严重，一开始很难确定被葬者的身份。后来从古墓中出土了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陪葬品，这些陪葬品惟诸侯高官能够享用，由此才确认了曹操祖父曹腾、父亲曹嵩的墓，古墓群也被证实是曹氏家族墓群，埋葬着曹氏的众多宗族成员。

亳县地处平原，缺乏石料，但曹腾墓全部用青石砌成，所用青石达上千块之多，仅从这上千块青石的长途运输，就可以看出曹氏家族在当时当地的势力之大。

曹操少年时期在洛阳和谯县都留下了踪迹。文献记载，在今亳县境内有曹操旧宅，如今旧宅的地面建筑虽然早就不存在了，但保存了据传是曹操亲自种下的两棵千年白果树，关于曹操小时如何顽劣与桀骜不驯的故事也在当地盛传。

即便是在家乡，这个曹家势力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基地，依然有人会让曹家认识到他们原本卑贱的身份。此处的父母官、沛国相袁忠曾欲以曹操行事乖张、游荡无度无由，将他绳之以法，沛国名士桓邵也公然看不起曹操。

袁忠、桓邵所为让曹操极为痛恨。后来曹操权倾朝野，袁、桓吓得避难逃至交州，曹操不依不饶，派使者令交州地方官灭了袁忠一族。桓邵见躲不过去，只得出来自首，跪在曹操面前磕头如捣蒜。曹操心如铁石：“你下跪，难道就可以免死？”仍旧还是杀了他。

如果能够快意人生，以曹操的性格，大概连那个心高气傲，派人刺杀他的袁绍都绝不会予以饶恕。只是彼时的曹操并无此能力，他所能做的是逐渐与飞鹰走狗的生活脱钩，同时跳出家族固有的圈子和氛围，去外面主动结交名士。

反叛之路

当时的宦官与士人宛如死敌，宦官残酷迫害士人，士人亦视宦官为危害国家的最大祸害，如治史者所称的“宦官亡汉”。曹操知道自己宦官家庭的出身，正是士人所蔑视的对象，对于如何摆脱这种不利影响，使得一般士人直至名士阶层能够接纳自己，他必有过一番认真考量。

考量的结果就是走反叛之路，在政治上与自己的家族分道扬镳。此举很快就初见成效，一些年轻士人，如王儁、李瓒、何颙等相继成了曹操的好友，这些人自身虽尚不属于可以领袖群伦的大名士，但都很有才华，在社会上已经小有名气，其中王儁曾得到名士的赏识，李瓒系名士李膺之子，何颙则与太学生首领交好。

某年，袁绍的母亲去世，归葬于袁绍的家乡汝南，恰好王儁也是汝南人，便与曹操一起参加了葬礼。袁家这次葬礼办得非常隆重，参加葬礼者达三万人之多，耗费了大量钱财。曹操见此情景感慨万分，他虽然也生于豪富之家，但并不喜欢如此铺张，于是借题发挥，当着好朋友的面，将心中本就存有的不满和厌恶都一古脑儿地倾泻了出来：“天下将要大乱，倡乱的罪魁祸首肯定是这两个人（指袁绍和其堂弟袁术）。要想安济天下，为百姓解除痛苦，不除掉这两个人是不行的。”

王儁也很有感触，他一向认为曹操有治世的才能，遂对曹操说：“我赞同你的说法，能够安济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呢？”言讫，两人相对而笑。

在曹操十五岁时，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宦官集团指控一部分反宦官的士大夫及太学生为“党人”，以李瓒父亲李膺等人为首的一百余人被杀，六七百人遭到终身禁锢，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一次类似事件）。

当时敢于和宦官针锋相对的朝廷官员被称为“清流”，反之，与宦官持合作态度或至少不予触犯的，则被称为“浊流”。两次党锢之祸几乎将“清流”扫地以尽，全部摒诸于政权之外，朝廷完全成了宦官的天下。

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李瓒受牵连被流放边疆，何颙也在被拘捕名单之中，被迫更名改姓逃往汝南。袁绍慕名与何颙私下结交，何颙成为袁绍的密友，何颙经常找机会潜入洛阳，与袁绍计议如何解救“党人”。

那是一个游侠笑傲江湖的时代。何颙、袁绍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党人”奔走，体现的就是游侠精神。有着游侠精神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袁绍当时拥有包括何颙在内的“奔走五友”，六个人全都能豁出性命反宦官、救党人。

袁绍是游侠，曹操也是游侠。两人早年所谓的“放荡”，其实同样是游侠的一种外在表现，只不过是浅层次表现而已。在到达一定的年龄后，随着阅历的增长，让少年们为之心潮澎湃的，便是进入游侠精神的高级阶段：下者，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上者，见危授命，匡救时局。

既然目标一致，曹操便暂时放下心中的芥蒂，和袁绍重又成为拥有共同话语的好友。他们常常在一起纵论现实政治，研讨针对宦官集团的种种策略，尽管其中充满着少年人的幼稚和意气用事。

惊人之举

曹操十岁时，一个人在河中游泳，突然看到有一只大鳄鱼翘着脑袋向他浮游过来。曹操不仅没有被惊跑，反而奋力迎击，鳄鱼无隙可乘，最后悄悄地游走了。

曹操事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直到有人看到一条大蛇吓得狂奔而逃，他才不由笑道：“我碰上大蛟（古人把鳄鱼称为蛟）都没有害怕，你看到一条蛇怎么就怕成这样？”

周围的人连忙追问究竟，曹操这才说出事情原委，众人听了无不惊诧。

这一次，曹操准备独自和岸上的“大蛟”殊死一搏。一日，他暗藏手戟，潜入宦官集团首领张让的私宅，径直进入卧室，打算刺杀张让。张让发现后连忙大叫“捉贼”，卫士们一拥而上，对其展开围攻。

曹操自幼耍枪弄棒，有一身好武艺。他所使用的手戟是一种今天早已失传的短兵器，既可近身格斗也可远距离投掷。曹操挥舞着手戟，从卧室打到厅堂，又从厅堂杀到院墙下，其间居然没有一个人能近得其身，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翻墙而逃。

张让修建私宅时仿照了宫廷规格，竣工后，因为担心被灵帝登高望远时注意到，他特地骗皇帝说，天子不宜登高，若登高的话，百姓就要逃散。灵帝视张让如父，最信他的话，自此便真的不再登高。由此，可以推测出，张宅的墙垣一定非常高大。曹操不但能够冲破重围，还能越过如此高墙逃生，足见其身手极为了得，不负侠客之名。

这件事发生后，曹操并未遭到通缉。他入宅行刺自然要化妆，很可能张让并没有看清他的真容，也未能识破其身份，否则张让绝不会如此轻易就放过他。

即便行刺行为没有暴露，但曹操反宦官的言行，也不可能不引起父亲曹嵩的注意。政治立场的不同，使得父子间产生了隔阂乃至冲突，曹嵩死后，曹操写了一首吊祭父亲的诗词《善哉行》，从其表述来看，父子的感情并不深。

曹操对此倒并不放在心上，他更在乎的是通过自己的言行，特别是行刺张让这样的惊人之举，证明自己虽出身于宦官家庭，但绝不会与权宦为伍，从而赢得士林的尊重和信任。

如其所愿，自此以后，曹操在士人中的名气更大了。袁绍视他为少年游侠中的反宦骨干，何颙则私下对别人说：“汉家将要灭亡，能够安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指曹操）。”

无论袁绍还是何颙，当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可以为曹操大造舆论，让他被世人所普遍认可。除了了解其政治态度和事迹的部分青年士人外，周围的名士都还不是特别看重曹操。南阳人宗世林名满大江南北，曹操屡次登门拜访，宗家高朋满座，宾客聚集，曹操连插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逮到机会想跟主人握个手，结果宗世林连搭理都没搭理他，愣把曹操晾在那里，场面极为尴尬。

曹操很不甘心，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又去拜访了名士桥玄。此时桥玄任尚书令，是身为卿官的曹嵩的上司，交谈中，曹操向老前辈坦陈了自己的情况和政治见解，并表态说：“我是宦官的后代，但我明辨是非。对的，我拥护，不对的，我反对，对别人或集团都是如此。”

针对皇宫中争斗异常激烈的现状，曹操认为这种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也谈到党锢之祸：“一些正直有才华的人受牵连，被打击，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

“我希望改变这种局面，使政治能够清明，天下能够太平。”

年轻人说得慷慨激昂，毫无娇柔做作之态。桥玄本是基于对方系下级的长子，才予以接见，但曹操的谈吐却令他大为惊异，他没料到曹操岁数不大，居然拥有如此宽大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

当时在一些名士中间流行看相，也就是通过看相来推测人的性格、能力以及未来的成就。桥玄以关于相人而知名，仔细观察曹操后，他很认真对曹操说：“我见到的天下名士，够多的了，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

此后，曹操和桥玄有过多次交往，两人成了忘年交。一日，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要大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拯救。能够安定天下的人，大概就是你吧！”

虽然好友王儁、何颙都说过类似的话，但桥玄毕竟是德高望重的大名士，此言一出，令曹操大有诚惶诚恐之感：“大人的夸奖有些过誉，实不敢当。”

然而桥玄的期许并没有到此为止。

“遗憾的是我已经六十多岁，时日无多，看不到你的富贵了。那就把我的儿孙们托付给你吧，请你日后多加关照。”

桥玄是同时代第一个称曹操为命世之才，能安天下的名士和大吏，他对曹操的评价很快流传开来，引起了各界对曹操的关注和重视。

“我死之后，你若是从我墓前经过，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奠，那么，车马过去三步之后，你就会肚子疼，到时千万不要怨我。”

桥玄曾与曹操如此戏言。桥玄七十五岁去世，曹操于征战途中从其陵墓附近经过，专门遣使以“太牢”致祭。太牢是古代祭祀的最高规格，一般来说只有天子才能使用，不仅如此，曹操还亲自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祭文，文中曰：“士死知己，怀此无忘！”

乱世之英雄

在品评人物这个圈子里，与桥玄相比，汝南人许邵更具权威。

许邵自然也是名士，他以名节自我尊崇，不肯应召出来做官。每月初一，许邵都会和堂兄许靖进行主持，与其他几个名士一起，根据乡里人物平时的表现给予评议，称为“月旦评”。

“月旦评”虽纯属民间的私人评议，但社会影响力非同小可。人们都知道，谁要是能够得到许邵的好评，他在社会上的身价就必然会被提高不少。

“现在你的名气还不大，你可以到汝南去见许子将（许劭字子将），或许他能对你有所帮助。”桥玄向曹操建议。

按照桥玄的指点，曹操带着厚礼前往汝南。因为有桥玄的介绍，许邵接见了曹操。察言观色之后，许邵的感觉和桥玄差不多，都认为眼前这个年轻人与众不同，日后前程恐不可限量。

尽管如此，曹操宦官家庭的身份以及某些个人品质却不为许邵所喜，当曹操问他“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时，他起初只是沉默不语。

曹操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不能空手而归。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许邵才勉勉强强吐出了一句：“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你在和平安定时期会成为奸贼，但到了战争动乱时期则可成为英雄。许邵的这个回答见之于《后汉书》，更早的一部晋人史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只不过颠倒了过来，《三国志》在标注中对后者加以引用，并且使之成为家喻户晓，流传至今的一句著名评语，这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不管是哪一种版本，许邵的点评都没有离开一个“奸”字，可见他确实对曹操的人品抱有疑问。史书记载，曹操听后颇为喜悦，大笑着离开了许宅，不过正如后世演义中所经常描述的那样，曹操的所谓“大笑”其实涵义很复杂，有时候他明明不满，也不会把情绪写在脸上，而是会故意用大笑来进行掩饰。

事实上，对于许邵这句褒贬皆具的评语，曹操很不满意。其依据是，对于许邵及其主持的月旦评，曹操和儿子曹丕后来都持深恶痛绝、嫉之如仇的态度，或者恨不得取许邵的首级，或者刻意夸大许邵、许靖的不和，用以丑化月旦评。

当然，曹操满意不满意是一回事，客观的传播效应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外界看来，许邵评语的重点并不在于奸与不奸，而在“乱世”两个字上，因为大乱即将到来，已成为普遍认知，不可能再有“清平”、“治世”，曹操也根本没有在太平盛世下做“奸贼”或“能臣”的条件。

只有在乱世中是否能够有何作为，才是真正重要并为人们所关心的。假如许邵说的是乱世英雄，那是再好不过，即便是乱世奸雄，其实也同样显示出点评者对曹操能力的看重——“奸”者，善于权谋，戏人于股掌之上；“雄”者，胸怀大志，称霸于天下，二者均非等闲之辈可以做到。

尔后社会舆论的反馈，说明曹操的这次汝南之行确实没有白跑一趟。士族阶层自此不仅普遍注意曹操，而且渐渐和他接近起来，久而久之，便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当成自己阶层的一份子而不再加以歧视。

在曹操生活的年代里，选拔官吏主要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采用地方举荐的方式，全国一百余个郡（包括郡一级的王国，如谯县所属的沛国），都有向朝廷察举也就是举荐后备官员的指标。

曹操在京城洛阳有家，他少年时期生活在洛阳的时间，可能还超过家乡谯县，但他们父子的户籍地都还在谯县，所以曹操入仕仍要用谯县的名额。

各郡举荐的后备官员称为孝廉，从字面理解，孝是指孝顺父母的孝子，廉是指行为廉洁之士，但其实多数还是郡太守拟提拔的低级吏员，再加上一部分在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人物。

要想白手起家成为孝廉，有的需要背景，有的需要名气，有的既需要背景也需要名声，在某些时候，名声比背景更重要。因为一个人只有舆论评定得好，拥有好名声，在被举荐时，才不致引起众多非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品评人物在当时绝非可有可无，许邵、许靖所主持的“月旦评”就与官吏的选拔提升紧密关联。

曹操的背景和名气一个不缺。凭背景，父亲曹嵩要给儿子谋这么一个出身很容易；凭名气，尽管此时的曹操还不能被归入名士之列，但起码可以算个“准名士”了，他的宦官家族背景，曾经飞鹰走狗的放荡劣迹，也早已被热血沸腾的游侠形象，以及即将创造未来的英雄造型所替代。

这一年，曹操被沛国举荐为孝廉。在全国当年的两百多位孝廉中，曹操差不多是最年轻的，虚岁只有二十四岁。同一年被举荐的孝廉互称“同年”，曹操的很多同年甚至已经鬓发花白，可以算作他的父辈了。

其实曹操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春风得意。他的游侠朋友袁绍，就因为家族过于显赫，直接到皇宫担任了郎官，而不用像曹操这样，和同乡们去争抢本郡那有限的孝廉名额。

五色棒

曹操就算脱胎换骨，也不能跟袁绍相比。孝廉是他进入仕途的必经途径，有了孝廉的资格，才能做官。

孝廉的第一步也是先为郎官。郎官是帝王侍从官，一种属于过渡性的官职，以前郎官都要先经过试用，任满后才能派至各地做县令、丞、尉，到了曹操那时候早已实质性免去了试用期。

按照曹操的本意，他是想当洛阳令，可是推举官员和主管此事的选部尚书都没有考虑他的个人意愿，仍旧通过皇帝“诏除”的形式，让他做了北部尉。

与后世明清的北京城相比，洛阳城的面积尚不到它的四分之一，但彼时人口少，没有什么大城，洛阳就算是很大了。尉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官吏，通常小城设尉一人，大城设两人或两人以上。洛阳城被分成东、西、南、北四部，每部一名县尉，传统上都由孝廉担任，曹操的北部尉负责城北。

尉的品级不高，比令还低一级，是个小官。曹操也从没想过要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做下去，他的打算是先一鸣惊人，干出一番事业，将自己的抱负展示与众，然后再凭政绩步步迁升。

洛阳乃天子脚下之地，豪强权贵较多，不易管理。在曹操赴任前，城内常有惊变的事情发生，政府为此制定了包括宵禁在内的一系列严令，但落实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曹操刚到尉公署，就将由他管辖的四座城门修缮完好，同时制作了十多根五色大棒，悬挂于城门左右，申明凡违犯禁令者，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豪绅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

这些五色棒极有威慑力，在一段时间内城北治安情况良好，无人敢于违禁。可是几个月之后，仍然有人公然违禁夜行，而且被抓获后还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根本不把官差放在眼里。

曹操亲自审问，喝问违禁者：“你是何人？为什么违反禁令夜间出行？”

“我姓蹇，宫中的蹇硕是我侄儿。”

蹇硕乃受到皇帝宠信的一名宦官，此人倚仗着侄儿的权势，也可能以为曹操同出于宦官家族，不会拿他怎样，因而显得有恃无恐。

不说跟宦官有关系还好，一说犹如火上浇油，曹操怒喝道：“夜间出行，违反禁令，当受重罚，你知道吗？”

蹇硕的叔叔焉能不知城门所悬的五色棒，见曹操声色俱厉，他才自觉有些不妙，急忙辩解说：“我有急事才出来。禁令是为了防止变乱，像我这样的人，哪有变乱之理？你不应当处罚我。”

“我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违反了禁令就要制裁，徇私枉法的事我是不能干的。”

曹操不容分说，下令把蹇硕的叔叔押到城上，宣布罪状后当众用五色棒击杀。这件事轰动京师，甚至传到了皇帝耳中，自此人人都知道了北部尉曹操的厉害，不单是城北，整个洛阳城的治安情况都因而大为好转。史载：“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如果把北部尉换成是别的孝廉，恐怕根本不敢这么干，或者是干了以后也将吃不了兜着吃。曹操则不然，朝野士人和清流派官僚不消说了，自然视他这一行为是打击宦官，与宦官集团彻底划清界线的壮举，尤为奇特的是，就连仍将他视为本门子弟的宦官集团，对他也是一片称誉之声。

当时的宦官基本都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与士大夫争斗时色厉内荏，完全不被对方正眼相看。虽然他们可以假借皇帝名义陷害对方，但其实内心也有着很强的失落感和危机感，看到集团子弟中突然出了这么一个敢作敢为的青年，便都视之为未来的本门精英，大家都共同称赞和保荐他。

蹇硕受皇帝宠信不假，然而他当时还只是个小黄门，在太监中的级别不算高（曹操的祖父曹腾最早在宫中的职位也是小黄门），远在同样深受皇帝宠信的张让等人之下。尽管蹇硕内心对于叔叔被曹操诛杀肯定一百个不满，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实在也不能拿曹操怎样。无奈之下，他只得以退为进，也像别人一样举荐曹操，以期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个“瘟神”赶出洛阳。

曹操新官上任，就得以初战告捷，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京城，升为顿丘县令。这是曹操人生和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对此一直不能忘怀，功成名就之后，曾特地把当年推荐他做北部尉的老先生请去，设宴款待。

在畅饮述怀时，曹操开玩笑地说：“老先生，您看我还可以去做尉吗？”

对方回答得很巧妙，说我当初推举你时，你正适合做尉呢！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当然这是真正开怀的笑，得意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