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套 掌控人生三十六计——玩转当代的“孙子兵法”(2)

书名:
南怀瑾教你掌控人生36计
作者:
孙朦
本章字数:
16076
更新时间:
2023-10-23 17:56:41

其实,世间的大多数事情,没有什么是不可能调和的,只要懂得妥协的道理,一切矛盾和争端,都可以化解。对抗可能会遇挫,而妥协则往往会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电视上,有一期栏目讲了这样一个案例:几个邻居家的小男孩在玩捉迷藏,一个小孩不小心从窗台上掉下来摔伤,他的家长将其他几个孩子的家长告上法庭,要求他们各赔偿各项损失费8000元。其他家长不同意,经法官从中协调,受伤孩子的家长妥协,只各收他们2500元。邻居之间重归于好,握手言和。专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妥协也是一种智慧。

说到妥协,我们总会想起诸如投降、怯懦、软弱等字眼。但是《现代汉语词典》给它的定义是“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和争执”。由此可见,它的目的是避免矛盾和冲突,所采取的方法是退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无不包含妥协的意思在里面。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冲突,大到国家与社会,小到家庭与个人。而解决冲突的方式无外乎两种:对抗与妥协。长期以来,人们崇尚斗争哲学,妥协被看作是软弱、怯懦、叛卖、变节、拿原则做交易的同义词。但现实生活中,对抗有时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

生活中的是与非,黑与白,都是相对而言的,执著于是,未必就是;执著于非,未必就非,关键在于人们的良心向哪边倾斜。细细思量.人生有哪些冲突不可以避免呢?兄弟失和,夫妻反目,同事朋友间的是是非非,十有八九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你争其多,我嫌其少;你嗓门高,我比你更高……如此这般,没事变成了有事,小事变成了大事,而大事则变得不可开交。比如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了一脚,如果不懂妥协,就会彼此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开车在路上,碰到有车“夹塞”,你偏不相让,于是两车刮蹭,结果是叫来警察谁都走不了。而事后仔细思量,却又悔不当初“退一步海阔天空”。

妥协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博大的情怀。与他人达成妥协,使自己与他人都受益,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高尚的道德观、念。它不仅体现着人性的仁爱,更体现着一种智慧的技巧。

“妥协”是双方或多方在某种条件下达成的共识,在解决问题上,它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它却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有不少的好处。

可以避免时间、精力等“资源”的继续投入。在“胜利”不可得,而“资源”消耗殆尽日渐成为可能时,“妥协”可以立即停止消耗,使自己有喘息、休整的机会。也许你会认为,“强者”不需要妥协,因为他“资源”丰富,不怕消耗;理论上是这样子,问题是,当弱者以飞蛾扑火之势咬住你时,强者纵然得胜,也是损失不少的“惨胜”,所以强者在某些状况下也需要妥协。

可以借妥协的和平时期,来扭转对你不利的劣势。对方提出妥协,表示他有力不从心之处,他也需要喘息,说不定他根本要放弃这场“战争”;如果是你提出,而他也愿意接受,并且同意你所提出的条件,表示他也无心或无力继续这场“战争”,否则他是不大可能放弃胜利的果实的。因此“妥协”要创造“和平”的时间和空间,而你便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引导“敌我”态势的转变。

可以维持自己最起码的“存在”。妥协常有附带条件,如果你是弱者,并且主动提出妥协,那么可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却换得了“存在”;“存在”是一切的根本,因为没有“存在”就没有明天,没有未来。也许这种附带条件的妥协对你不公平,让你感到屈辱,但用屈辱换得存在,换得希望,相信也是值得的。

“妥协”有时候会被认为是屈服、软弱的“投降’’动作,但若从上面所提几点来看,“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人生智慧,一个深谙生存智慧的人,应该懂得在恰当时机接受别人的妥协,或向别人提出妥协,毕竟人要生存,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

不过,“妥协”也要看状况。

第一,要看你的大目标何在,也就是说,你不必把资源浪费在无益的争斗上,能妥协就妥协,不能妥协,放弃战斗也无不可。但若你争的本就是大目标,那么绝不可轻易妥协。

第二,要看“妥协”的条件,若要面子就要求面子,要里子就要求里子,但不必把对方弄得无路可退,这不是为了道德正义,而是为了避免逼虎伤人,是有利害考量的;更何况,除非你把对方杀了,否则他的力量是永远存在的。如果你是提出妥协的弱势者,且有不惜玉石俱焚的决心,相信对方会接受你的条件。

总之,“妥协”可改变现状,转危为安,是战术,也是战略,政治家很喜欢这种艺术,所以有人说“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

国学话谋略:

待人接物太较真的人,人生观往往是非黑即白,不对即错,并认为自己有原则性。这种人很难拥有一种更为综合的观点,即灰色区域。其实世界上很少的事物是绝对的黑和白、绝对的对和错。大部分情况,是处于这二者之间,即灰色领域内。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庄子提出,人得了道就是真人,真人有真智慧。南怀瑾先生讲到,庄子将人的生命价值说得十分清楚。什么叫真人?“不逆寡”,即顺其自然,一切不贪求,摆脱常人贪多的通病。“不雄成”,走出自大的负面心理,得道的人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一切的成功都是自然,看淡成败得失。

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人都有许多美好的梦想,人人都希望寻到自己的最佳位置,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有时会在瞬间被无情地现实打击的粉碎。在很多时候,人人都需要在心中添把火,以重新燃起某些希望。在很多时候,人人都需要在心中洒点水,以灭掉某些欲望。人在一生中会遇到成千上万个对手,如每一次赛跑、每一次竞争、每一个利益……数也数不清。人生最大的敌人、最难对付的敌人是谁呢?其答案就在自己的眼前,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如何战胜自己,就在于你们如何去克制这一颗心,把这颗心克制得干干净净,自然,你们的理智也就能清清楚楚,不为物欲所蔽,不为杂念所侵,不为邪恶所乱。关键在于自身的心不为外界物象所惑。

我们要明了,除了自己以外,无论是谁,都不能使你的梦想实现,好比体操可以强健体魄,但你必须亲自手握运动器材,费上自己的力气和时问,日行不辍,才能生效,若想安坐不动,差人代劳,岂非笑话?“人苟不为自身最爱之友,即为自身最恶之敌。”一个人成功与否,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与克服,正如你的义务,他人不能代偿,你的权利,亦不得由他人代理。

其实,要想战胜自己,也得要有相当的勇气,因勇气是使人向人生高潮猛进的唯一力量。想要成就伟大事业,亦得需要勇气来完成。成与败,荣与辱,完全在于心中的一念之差,能正其道而做,就是克服了自己,成功无疑,荣誉就是属于你的。如一念之间有所差错,背道而行,你就是失败者,可能受到无限的羞辱,故此,我们的心要常常自省自勉,不要让尘飞梦幻的思念所占据,不要好逸恶劳,贪图虚荣享受,养成勤奋无比的习惯,克勤克俭,多方面地充实自己,坚定己心,永远走在时代的尖端,把一切贪恋、腐朽、浮嚣、恶念、愤怒、怨恨完全除掉,化为一股有利于心的力量,成就大事,成为大器,敞开你们的心扉,存心淳厚,充满人生的光辉,使自己有一颗勇敢的、诚实的、慈悲的、宽大的、忍受压制的心,人生即能绽放出无比的光辉。

人生的战场中,你自己才是最可靠的武力,向外求得的东西是不能维持长久的。

“没有风浪显不出水手的腕力,不面对自己,看不出自己的意志。”时代永远在向人类作最严厉的考验,优胜劣败,生死荣辱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而且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人生就好比一场大赌局,没有永远的赢家,也没有永远的输家。在人生的道路上要经得起大风浪,因为只有在惊涛骇浪中,才能真正了解自己,输得起才能赢得起。如果把立志比作是播下种子,奋斗是辛勤的浇灌,那么成功就是丰硕的果实。然而生活中总是会有挫折、磨难,经不起失败或挫折考验的人,当他们遇到经济上的、生活上的或名誉上的挫折、失败时,精神就崩溃了,进而走上了犯罪或轻生的不归路。

我们应该做一个有宽阔的心胸和优良的心理素质的人,勇敢地从不幸中站起来,因为输得起才能赢得起。即使跌倒了一千次,也要在一千零一次时爬起来,永远不要向失败低头。只要抱有这样的想法,就不会永远与失败相伴。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有耐心的人才能达到他所希望的目的。”的确如此,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通往成功的道路总会遇到许多“绊脚石”,但是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不气馁、持之以恒、始终坚定如一,最终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要抓住万分之一的成功机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有积极的心态,乐观的人生态度。只有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才能把困难看成是机会和希望迎难而上,才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战胜遇到的艰难险阻,这样万分之一就成了百分之百。

在人的一生中,随时都会碰上湍流和险境,如果低下头来,就只能看到险境与绝望,在悲观之中丧失生命的斗志,使自己坠入深渊。如果我们能够抬起头,看到的则是一片辽远的天空,它能够给我们希望,使我们奋飞。

失意是生命乐曲中必不可少的音符。有了它,生命的乐曲才会抑扬顿挫,生命才会变得华美。有的人只看到成功,却看不到成功的前面拦着一条河;有的人只看到失败,却不能听到一步之外成功的呐喊。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事情的发展按照自己所期望的那样,但是事实却足令人失望,失败的阴影会笼罩我们。一旦被它缠住,我们就会感到痛苦不堪。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灵变换状态,抛开压抑,从容乐观地对待所面临的困境。

一个樵夫砍完柴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屋子起火了,于是赶紧呼喊救火。左邻右舍都来帮着救火,但是由于火势太强,大火没有能够扑灭,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炽烈的火焰吞噬了整栋木屋。

大火终于灭了,屋子烧成了灰烬,人们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樵夫,可是樵夫却拿起一根棍子,跑进废墟之中翻找起来。围观的人们以为他是在找寻藏在屋子里的宝贝,于是一个个好奇地站在一旁等待着樵夫将珍贵的宝物挖出来。

挖了一阵子,樵夫突然兴奋地喊起来:“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围观的人们都忍不住上前看个究竟,才发现樵夫手里捧着一把没有柄的柴刀,根本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于是一个个扫兴地离开了。

樵夫找了一段木棒,做成了柴刀的柄,他拿着柴刀充满喜悦地说:“菩萨保佑,父亲留给我的柴刀还在,有了这把柴刀,我就可以为自己再建造一个更加坚固的家了。”

我们应该敬佩那些顽强地从不幸中站起来的人,正如故事中的樵夫一样,当遇到不幸的时候,他并没有被一时的厄运打倒,反而从中找到了另一个值得去高兴的事情,那就是父亲留给自己的砍柴刀还在,它就是生活的希望。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耿耿于怀。调整好心态,勇敢地面对现在和未来。要知道,悔恨过去,只会损害眼前的生活。不要让“打翻的牛奶”潮湿了我们的心情,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已经过去的事情而拒绝今天的生活,相反应该将今天的生活过得平静而充实。这样才会有丰盈的现在,也才能开创美好的未来。

很多人都不能很好地应对挫折和失败,于是每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会选择逃避,甚至会精神崩溃。这些人都是经不起失败和挫折考验的人,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输是什么?赢是什么?输只是更靠近成功一步,赢只是走完所有的失败道路后剩下的唯一一条成功的路。

成功的人都经受过失败的冲击,所不同的是成功者的心灵永远不会被击倒,而是能够积极地向着成功之路迈进,最终获得成功。成功者能够在失败的时候将负面的影响转变成令自己积极进取的能量,他们总是对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人,必须懂得即时抽身,鼓起勇气,善于舍弃,才能开创出生命的另一个高峰。

常言说,一个人征服世界并不伟大,一个人能征服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人生最大的失败是懒惰,人生最大的愚蠢是欺骗,人生最大的错误是自卑,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危险的境地是贪婪,人生最可怕的作为是只说不动。如果有一天你成了懒惰的手下败将,今日复明日,明日复明日,一年复一年,结果到了最后一天,一事无成。一个人如果不被恶习所染,把自己的希望降到最低点,把自己的理性升华到最高点,就成为了圣人。如果一个人总是不讲诚信东欺西骗,到最后受骗最大的一定是自己。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挑战,一个消极的人,只会从机会里看到问题,一个积极的人,能从难题里看到机会。传统的旧观念,犹如沉重的枷锁禁锢着人们的大脑,只有突破它,才能轻松跨进崭新的世纪。假如困难和挫折象洪水一样涌来,将你无情地甩进痛苦的深渊,不要呻吟,不要悲伤,也不要祈求上帝的拯救,而要咬紧牙关,挺起胸膛,勇敢地向逆境挑战,失落的太阳就会重新升起。面对无情的打击和阴冷的舆论所构成的压力,不要逃避,也不要妥协,只要你坚信是对的事业,就让人去说去吧!坚信地走自己的路,便可冲出重围,开创辉煌的大事业。

一个人如果被懒惰所侵蚀,只能在安逸的港湾里随波逐流;一个人如果被五光十色的物质所诱惑,就会舍弃人生的追求;一个人如果被自卑的心理所左右,就会丧失向美好目标奋进的勇气;一个人如果被怯懦的心境所支配,就会失去潇洒、风度、快乐、美满幸福的新生活。一个人只有向自身的弱点挑战,生命才能闪耀出绚丽的光彩。

一个人只有善待竞争,培养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品位,因为生活不可能时时处处都适应你,而你却要学会时时处处适应生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人要期待命运的恩赐,不要求一帆风顺的航程,只有做一个勇敢的挑战者,才能获得美好而又富有的人生。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些小人、伪君子、流氓无赖和衣冠禽兽等可恶之徒,但是仔细看一看,无非是一堆垃圾。人生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一个人能够战胜自己,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人一旦战胜了自己,就在思想上有一个大的飞跃,人生会从此打开新的一页。

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本身,但是,你只要静下心来想想,你只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就像是站在山顶看山下、站在火星看地球、站在月亮观四海一样,你会发现有更多的前所未见的很多东西,你就能超越自我,也包括超越自我的眼光和局限。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满足于现状,观念一直生活在从前的时代里,便会成为时代的落后者,被时代抛弃。如果你用老眼光观看今天的世界,得到的结果将是昏花一片;你过去成功的经验,将是当今社会过时的旧经验,将是信息时代创业的绊脚石;很多人把过去成功的经验拿来成了今天失败的原因。只有走出自我,真正地行动起来,用美德感悟这个世界的神奇,用爱心去体会这个时代的绚丽,用品格体验现实的真谛,用精神渲染人际的和睦,你就会发现战胜自己并不是一件难事。

国学话谋略:

人生如船,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可能遭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冰山暗礁……只要我们的心灵之舟不沉没,不轻易丢掉希望和意志力,就会在失败的道路上踏出一串成功的足迹。

克服十种恶习

不论你是身居高位还是地位卑微,不论你是腰缠万贯还是不名一文,不论你是年岁已长还是乳臭未干,不论你是谦谦绅士还是窈窕淑女,不论你从事哪种职业,也不论你信奉何种宗教,只要你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只要你食用来自土地的五谷杂粮,你就有可能受到坏习惯的困扰。古往今来,多少人因为自己的坏习惯含恨终生,又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的坏习惯找不到人生的幸福,更有甚者,因为自己的坏习惯葬送了最弥足珍贵的生命,三国时期的周瑜,纵使英雄气概,终究逃不过气量狭小恶习的惩罚,三气不过,一命归西。

南怀瑾说: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许多人做善事,看似种了善因,结果所得的却是恶果,其理由就因为欠缺般若智慧。修行在智慧,不要自认为在行普,往往身语意在造作增长种种恶业而不自知。

《金刚经》中讲到:

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佛说,众生都有成佛的潜质,但众生并未成佛,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被十种恶习缠缚。

哲人说,人人都有成功的潜质,但并不是人人都成就了伟业。什么原因呢?也是被十种恶习缠缚。

哪十种恶习呢?无惭、无愧、嫉、悭、悔、眠、昏沉、掉举、嗔恨、覆。

所谓无惭,就是不知道惭愧,通俗的说法,叫做不要脸。古人云:“人不知耻,百事可为。”一个人不要脸,什么不光彩的事都做得出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旦把名声搞臭了,以后做什么事都没人信任,哪会有出息呢?

所谓无愧,就是不知自省的意思。就像俗话说的:“人不知自丑,马不知面长。”一个人不知自省,他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就不会去努力改进,那么,学问和做人功力就会停滞不前,事业和品德就难有长进。

嫉,就是嫉妒。嫉妒心特别强的人,将别人的收获看成自己的损失,为别人的成就暗自神伤。为了不让身边的人太得意,他经常在背后搞小动作,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勾当。他们成天忙于这些惹麻烦没好处的事,哪怕一生劳碌,也百事无成。

悭,就是吝啬。节俭是一种好习惯,过于吝啬,一点好处都到不了别人手里,人际关系必然很差。因为缺乏交流,信息不畅,不易发现成功的机会,见识方面也难有长进。南大师认为,吝啬不只是钱财的悭吝,还有对法的悭吝,也就是不愿把好的想法、好的建议告诉别人。这样,别人看不到他的诚意和才能,肯定不会对他引起重视。像南大师到处讲学,将自己的心得倾囊相授,毫不吝啬。他的学识没有减少,却受到了广泛的尊重。

悔,即做事后悔。“如果我那时好好读书就好了”,“如果我好好把握那个机会就好了”,后悔其实是不求上进的表现。如果认为读书有益,哪天不能读书?哪怕已经五六十岁还不晚,花上五六年时间,即可精通一门学问。难道非得青春年少在学校里读书吗?之所以让少年儿童在学校读书,主要是因为这么小的孩子干不了什么事,反而会添麻烦,索性让他们在学校读书,既长学问,也减轻了父母的负担。真正要读书,还是在社会上打拼时学以致用,比较容易长学问。如果认为某个机会重要,哪天没有机会?现在是一个机会社会,你需要的是识别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所以,浪费任何一个机会都无须后悔。

眠,睡懒觉,也就是懒惰的意思。世界上最没出息的,无疑是懒惰不负责任的人。这种人没出息倒好,要是哪天时来运转,得到某个受重用的机会,非把人家的大事搞砸不可。

昏沉,就是昏头昏脑,迷糊颠倒的意思。这主要是身体或精神状况欠佳造成的。毛主席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一点不假。几乎每一个成就大业的人,都是精力充沛的人。有的人能力和智商都不差,人也不懒,主要是身体欠佳,一想问题就头痛,只好不想;一做事就气喘,只好不做或少做。这怎么能有成就呢?精神状态欠佳,跟身体状况有一定关系,但主要是心理调节能力的问题。有的人心事重,就像《红楼梦》里那个林妹妹一样,一点小事都要琢磨半天,这样肯定开心不起来嘛!

掉举,就是胡思乱想,注意力不集中。什么事精神专注才能做好,做事时东想西想,做出来的事肯定比较马虎嘛!

嗔恨,性子浮躁,自控能力差,喜欢怨天尤人,喜欢自怨自艾,或者容易发怒。很多女人爱唠叨,这是自控能力差的表现。以前男女不平等,女人中很少出大人物。现在男女在学习、工作机会上基本平等了,女人中还是很少出大人物,主要差在自控能力上。至于发怒,主要是某些男人的毛病。这不但容易搞坏人际关系,也容易惹麻烦。整天跟麻烦事打交道,哪有心情干事业呢?

覆,就是掩过饰非的意思。做错了事,不肯认错,总是找借口辩解,或者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这种人难当大任,也不易受人信任。

以上十种恶习,是做任何事的障碍,所以,哪怕你不想成佛,对它们引起重视,也是必要的。

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像曾子一样时时反省自己:“吾身有恶习乎?吾之恶习吾能改乎?改而立善习乎?”只有勤于反省,善于反省,勤于自律,善于自律,才能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

国学话谋略:

也许有人会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算知道自己有坏习惯又拿它奈何?不!坏习惯不属于我们自身的本性,它与好习惯一样,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可以改变的。

智慧出,有大伪

《道德经》中有云: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意思是说:大道被人们抛弃了,才需要讲仁义:智慧出现了,奸诈也随之而来;六亲不和睦,才会突显某些人的上慈下孝;国家昏乱,才需要忠臣力挽狂澜。

从中我们可以见到老子本人在对于智慧本身的问题上,是显得最为矛盾的。表面上看,老子从提出“智慧出,有大伪”到呼吁“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似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逻辑链条。但正是这对智慧本身的大“有为”,而违反了他整个思想中顺应自然的核心。

智慧并非理性,真正的理性应该是一种懂得节制的智慧,而单纯的智慧却仅会是一种危险的推动,它推动我们可以为了一个想象中的目标或所谓信念而付出所有,直至生命。是的,我们甚至会将自己都献祭给我们那些不加节制的智慧。于此,我们才有了一个词,名为:牺牲。

那些对物质与感官的欲望,仅为智慧扩张的表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物欲,因为我们占有物质,也无非是想通过物质,去达到精神上的满足而已。是的,所有物质的、感官的刺激只有在上升为一种精神上的慰籍时我们才能称其为:享受。

这样看来,问题的焦点便可以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了:你是否愿意为了一种享受而选择牺牲?只可惜,这恰恰又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无论我们是否能真正理性的去选择,除非我们本没有智慧,那么我们将永远的陷入追逐物质或思想的无尽深渊,直至人之消亡,或者说被这智慧的追逐加速的推向消亡。当然,这是善良的老子,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吧,为了维护人之存在,即使选择理论的不自洽也算不得什么了。

南怀璜说:老子也是个医生,但他是研究医理的医生,也就是医生的医生。他认为儒生们开的药方,对是对,但是药吃多了,难免又会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难免。光讲仁义道德,说得天花乱坠,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义、欺世盗名之事,结果弄巧成拙。照样害人。

中国历史上,奸臣和忠臣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是中国人太坏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忠臣?是中国人太好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奸臣?这并不是人的好坏问题,其根源在于,中国人喜欢用聪明才智办事,用仁义道德管理。聪明才智是一种水性无常的东西,仁义道德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世界上许多事却应该保持恒定,并且可以准确衡量。就好比山水地貌,水可以流动,河床与山脉却不能随便变动,流量大小应该易于控制。如果用水性无常的东西移动应该保持恒定的东西,又没有科学尺度,就乱套了。中国人爱用聪明才智,爱谈仁义道德,所以忠臣奸臣辈出,最后的结果总是天下大乱。

美国也有二百多年历史,就很难明确指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为什么?因为人家不讲聪明才智讲业绩,不讲仁义道德讲规矩。业绩可以看得见,规矩保持相对稳定。聪明过人却没有业绩,谁都不在乎你;品德优良却不守规矩,照样得坐牢。这一来,忠与奸,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了。

中国人也曾搞出不需要分辨忠奸的制度,比如春秋战国时的秦襄王,实行法治,一切照规矩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所以在他手下没有忠臣也没有奸臣,只有尽职尽责的官员和遵纪守法的百姓,国家因此富强起来,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稍有遗憾的是,秦国的法律太严苛了,秦王统一天下的野心太大了,被誉为“虎狼之邦”。但是,两千多年前的人,能将政治搞到这种程度,已经难能可贵了。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只有忠臣没有奸臣,社会风气也很好。有一年,全国处决的犯人只有九个人,可见犯罪率多么低。可惜我没有认真研究过唐朝的政治法律制度,不知道李世民是如何将天下治理到这种地步的,不敢乱说。

我们在看待历史时,经常是从智慧角度考虑问题:这个人多么英明睿智,这个人识贤辨奸的能力多么强。其实,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所罗门王说:“一类人的智慧能战胜另一类人的智慧。”你有多么英明睿智,那些另类分子就有多么阴险狡诈;你有多么善于识别忠好,那些另类分子就有多么善于伪装。所以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下面讲一段奸臣的发迹史,你就知道另类分子的手段:

明朝奸相严嵩和夏言是江西同乡。严嵩比夏言早十二年中进士,由于身体欠佳,一直在家养病,难获升迁。当夏言官居礼部尚书时,严嵩还是个芝麻小官。

严嵩为了向上爬,极力讨好夏言。一次,他设宴请夏言来家做客,却被夏言拒绝。一般人认为心意到了,对方不给面子,就算了吧!严嵩却不是一般人,他又亲自拿着请柬到夏府相邀。夏言竞拒不相见。到了这种地步,一般人也无计可施了。严嵩却不是一般人。他不以为意,回家照样设席,虚留夏言的座位,并恭恭敬敬地跑到夏言座前宜读请柬,以表达自己的诚意和敬意。

此事传出去后,夏言终于被严嵩楚楚可人的姿态打动了,决定帮助这位虔诚恭顺的同乡。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严嵩如此礼敬自己,如果不给面子,人家岂不要议论他不近人情吗?这对他的名声不好。严嵩那番表演,正是抓住了夏言爱惜羽毛的心理,可谓正中软肋。

在夏言举荐下,严嵩很快当上礼部侍郎。夏言出任宰相后,又推荐严嵩接替自己的礼部尚书之位。严嵩执掌大权后,仍对夏言恭敬如初,以下属和学生自居。而夏言则老实不客气地以恩人和老师自命,对严嵩呈送的文稿,经常改得一塌糊涂,有时甚至掷回重写。严嵩并不是一个甘心久屈人下的人,他知道,夏言迟早会成为自己仕途的阻碍,因此表面对夏言恭敬,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对付他的主意。

严嵩并不直接向夏言开战,这是他高明的地方。否则,即使他将夏言扳倒,在别人眼里也成了一个忘恩负义之徒。他的做法是,夏言对皇上疏慢不恭,他却俯首贴耳;夏言对下属傲慢无礼,他却礼贤下士,总之,处处反衬夏言的不足。结果,严嵩越来越受皇上信任和下属爱戴,而夏言则在朝廷中越来越孤立。最终,夏言因事被处死,严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掌握大权后,严嵩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拉帮结伙、排斥异己,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最终,他也家破人亡,没有落到好下场。

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用仁义道德进行管理,就给大奸大骗之徒留下了无穷的施展空间。要想堵住这个大漏洞,只有讲法治,用清晰的、可衡量的尺度来评价每个人的行为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国学话谋略:

人无智?何为人?人与它物不同,只因其自然本性中便包含的智慧。如若拥有智慧,懂得思考,即是人之天性,那这绝学弃智之言岂不是对这人之自然天性的最大违背?不知道这一基调大家是否认可,如若认可,那么老子的矛盾之出就显而易见了。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孙子·谋攻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是说,在军事纷争中,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失败;不了解敌人而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性各半;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只有每战必败的份儿了。

“知彼”的情形是十分复杂的,包括对对方的将帅、士气、作战能力、所处形势等所有方面的综合了解。如果说“知彼”难的话,“知己”就更难,所谓“当局者迷”,人们往往很难对自己作出客观的了解和评价。如果真正能做到对敌我双方有深人正确的了解和评价,那就无往而不胜了。

但在“知彼”的诸多方面中,了解彼方的主帅的性格、谋略、为人、心态、志向等因素恐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如果吃透了对方将帅,那就掌握了主动权。哪怕已方不如对方,只要能把握住对方,也不至于大败,这就是所谓的“惹不起,躲得起”。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对阵往来是十分有意思的。诸葛亮曾称赞司马懿“大有才能”,对他忌惮三分。但谋略智识毕竟远出司马懿之上,诸葛亮是不会怕他的,只是诸葛亮为人十分谨慎,对他预先加以提防而已。最有意思的是司马懿这一方,他可谓“知彼知己”,深知自己不如诸葛亮,所以处处小心谨慎,虽然没有打败诸葛亮,自己也不至于被诸葛亮打得一塌糊涂。

司马懿与诸葛亮真可谓是一对敌国“知己”。诸葛亮与司马懿两人,对于对方的优点和弱点、性格与为人可谓了如指掌,这样的对手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确是旗鼓相当。司马懿自知才能不如诸葛亮,对于自己的败多胜少,也觉得是很正常的事。但因他能“知彼”,所以就能及时避开对方的进攻,也可以寻找对方的失误来进攻,不至于“每战必殆”。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极其注意收罗人才。能否收罗住人才,在其有无德行,但能否认识人才,却在于其智识了。所以,得人在其德,知人在其智。仅能得人而不能识人,则所得皆庸才:只能识人而不能得人,则人才皆为他人所用。所以,得人与知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在用人上面,却以知人为首。无其才而使当其任,必遭摧折;有其才而不使当其任,则必不能久居。无其德而使居其位,则必败亡,有其德而不使居其位,则必远遁。若在征战之事、权力之争中,一旦知人有误,必有大祸,这样的例子,也就不必再举了。

百智之首,知人为上。若能知人善任,事业便成功了一半,再兼有雄才大略,就不虞其他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规律不仅为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所推崇,作为一种智慧,一种决策制胜方略,它同样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适用于当前的经济领域。国外的某些大公司对消费者有关情况的分析和了解,有的竟然超过了母亲对儿女的了解。而且,有的甚至是连消费者本人都不甚知道或者从来没有了解过的东西或事情,他们却了解的一清二楚,甚至毫厘不差,从而掌握了胜人一筹的商机。

例如:可口可乐公司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发现,人们在每杯水中平均放3.2块冰块,每人平均每年看到该公司的69条广告;又例如,麦当劳公司通过市场调查,准确的知道,在某个国家,每人每年平均吃掉156个汉堡包,95个热狗。在美国,有73%的企业都有非常正规的市场调研部门,专门负责对产品的调查、预测和咨询工作,并且在每一个产品进入新市场时都进行专门的市场调查,及时了解消费者的受用情况。

很显然,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是“知己知彼”的重要手段,是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的主要依据,假如不进行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决策者又怎么能够做到知己知彼呢?又怎么能正确无误地做出正确的决策呢?我们对授信客户应当细致深入地去分析研究、透彻了解、准确把握各种情况,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全盘把握、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地把握住风险,提高收益。

想要“混”得好,靠知识?靠人脉?靠能力?哪点最重要?要想“混”好,知己知彼最重要。首先自己的沉淀要足够多,对于职场新人来说,要自我进行准备,然后找出一个比较好的通路,说白了,就是要清楚从哪方面开始“混”。

以人脉“混”社会

比如高学历,就可以以知识为切入点,去吸引相应群体有共鸣的人,作为你的起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要知道自己的职业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以人脉“混”社会的人,这样的职场人,就要主动进入社会去历练,去接触人,但前提是你必须知道,你自己适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结交人。不是你认识一个人,他就是你的人脉,人脉意味着什么?就是在你需要他的时候,或者是他需要你的时候,双方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达到最终的目的。

抓住自己的闪光点

要想“混”得好,知己后更要知彼,要了解规律、规则,这种规律要符合法律、道德、人,包括社会的规则、企业的文化、企业发展的前景、企业为员工树立的价值观。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规律,每个企业有其固有的文化和特征,除了按照社会规则来走,更要把自己放到一个企业的环境,你的交际圈中,每个人的角色要符合身份和环境。对于新人来说,要善于抓住自己的闪光点,要个性不能随性,更不能任性,要把握特色的正向个性,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知道归知道,对自己的发展好像也于事无补,因为仅知道别人和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不审时度势,就算知道自己和别人也未必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反而会增添自己的许多负担。所以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还要善于审时度势,看看社会的大背景和周围的小环境,看看政策的变化,人事的变迁,事情的趋势和事态的走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观点是什么,从而再作出正确的决策。

有了正确的决策,可能还不能达到百战不殆的目的,因为你决策后如果不见诸行动,再好的决策也是枉然。所以我们要在决策的基础上,详细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谁负责?谁协调?找谁去?要开门见山,尽量少走弯路,主动出击,直指目标。当然这也牵扯到性格方面的因素,看你是优柔寡断还是雷厉风行者,如果雷厉风行,敢做敢为,成功的几率就越大,反之则容易丧失很多机会。

除了主动出击,还有就是看你是否有力量。没有力量的出击,就像挠痒痒一样,非但止不住痒,反而会越抓越痒,最后可能什么也抓不住。这里牵挂到另外一个问题,你有力量,你也出击了,但你找不到着力点也是枉然。就像一拳打到空气里或棉花里,白费了自己力气,丝毫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所以力量很重要,找到着力点更重要,否则都是枉然。所以我们要做的当然就是不断积蓄自己的力量,找到着力点而后再重拳出击,也许获得成功的概算就要大得多得多。

综上所述:我们就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可以修改一下公式,即:知己知彼+审时度势+积蓄力量+着力点+主动出击=成功。着力点算是机会、背景、领导力量,算是外因,其它的都属于内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知己知彼,积蓄力量,审时度势。如果条件成熟,不妨努力寻找着力点,主动出击;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也无知人之智,或者力量不足,形势不利,优柔寡断,还是不要去白费力气,以免乘兴而来,败兴而去,费时费力费脑子,更重要的是浪费了自己宝贵的青春!

国学话谋略:

孟氏曰:“审知彼己强弱利害之势,虽百战实无危殆也。”毛泽东《论持久战》:“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以逸待劳,把握主动权

古往今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能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以逸待劳”就是一条调动敌人的计谋,它强调在战场上,要紧紧把握主动权,从而可以引诱敌人,“调动”敌人,疲劳敌人,然后捉住战机,克敌制胜。按“损”卦的说法,就是:以静制动,“损刚益柔”。

刚即位不久的唐太宗在面对东突厥强大进攻时,就运用了此计。

唐太宗即位不满20天,东突厥的颉利可汗率领人马十多万,一直打到离长安只有四十里的渭水边。

唐太宗不理颉利的威胁,把使者扣押起来。他先布置长安的唐军摆开阵势。接着,又亲自带了房玄龄等6名将领,骑马到渭水边的便桥,指名要颉利出来,隔河对话。

唐太宗隔着渭水对颉利说:“我们两家早已订立盟约,几年来也没有少给你们金帛,为什么要背信弃义,带兵进犯?”

颉利被责备得无话可说,表示愿意讲和。过了两天,双方在便桥上订立盟约。接着,颉利就退兵了。

打这以后,唐太宗加紧训练将士,每天召集几百名将士在殿前练习弓箭。他跟将士们说:“外敌进犯,这是常有的事,并不可怕。怕只怕边境稍为安定,人们就贪图安逸,忘记战争,敌人来了就抵挡不了。从现在起,平时我做老师,教你们弓箭;战时我当将帅,带领你们抵抗敌人。”

经过唐太宗的鼓励,将士专心练武,不出几年,就训练出一批精锐军队。

这一年,北方下了一场大雪。东突厥的牲畜死了不少。大漠以北发生饥荒。颉利可汗加紧对其他部族的压迫,又引起各部族的反抗。颉利派他的堂兄弟突利去镇压,反被打得大败。突利逃回去后,被颉利责打一通。两人因此翻了脸,突利投降了唐朝。

唐太宗抓住这个时机,派出李靖、徐世绩等四名大将率领大军十多万,由李靖统率,分路出击突厥。

公元630年,李靖亲自率领三千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颉利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颉利毫无防备,发现唐军突然出现,大惊失色。将士们也慌了手脚,说:“这次一定是唐朝发动全国兵力来了,要不然,李靖怎敢孤军深入呢?”

还没有到唐军发起攻击,突厥兵先乱了起来。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活动,说服颉利一个心腹将领投降。颉利一看形势不妙,就偷偷逃跑了。

李靖攻下定襄,得胜回朝,唐太宗十分高兴,说:“从前汉朝李陵带兵五千,结果不幸被匈奴所俘虏;现在你以三千轻骑深入敌人后方,克服定襄,威震北方,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事啊!”

颉利逃到阴山以北,怕唐军继续追赶,派使者到长安求和,还说要亲自朝见。唐太宗一面派唐俭到突厥,表示安抚;另一方面又命令李靖带兵前去察看颉利动静。

李靖领兵到白道和徐世绩会师。两个人商量怎样对付。李靖说:“颉利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手下人马不少。如果让他逃跑,以后我们再要追他,就很困难了。我们只要选一万精兵,带二十天粮,跟踪袭击,一定能把颉利活捉住。”徐世绩也赞成这个意见。两支军队就向阴山进发。

颉利可汗求和实际上只是缓兵之计,想等草青马肥季节来到,再逃到漠北。他看到唐俭来到,以为唐太宗中了他的计,暗暗高兴,防备也自然松懈下来。

当天晚上,李靖和徐世绩率领唐军到了阴山,命令部将苏定方率领二百名轻骑,冒着夜雾悄悄进军。到突厥前哨发现唐军的时候,唐军离颉利营帐只有七里地颉利得知唐军骑兵来到,赶快找唐俭,唐俭已经乘机脱身回到唐营。颉利慌忙骑上他的千里马逃走。李靖指挥唐军追杀,突厥兵没有主帅,乱成一团。唐军歼灭突厥兵一万多,还俘获大批俘虏和牲畜。

颉利东奔西逃,最后带着几个亲兵躲在荒山里,被他的部下抓住后交给唐军,后来被押送到长安。

一度很强大的东突厥灭亡了。这次胜利,提高了唐太宗在西北各族中的威信。这一年,回纥等各族首领一起来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拥护唐太宗为他们的共同首领,尊称他为“天可汗”。

在唐太宗与颉利的这场战争中,唐太宗始终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他成功地消灭了东突厥,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有专家调查,一般情况下,人们只使用了自身全部能力的3%,而绞尽脑汁地思谋对策时,则会调动出平时未使用的97%的潜能。所以,工作中遭遇挫折时,千万不要轻言退缩。一定尽你的一切力量把握主动权。

有想法,更要有行动。事实上,即使身陷问题深渊,只要你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利用逆向思维,就会发现:将自己逼入绝境的困难和挫折,正是开掘无限潜能的绝佳机会。从问题中发现并把握住主动权,就能变不利局面为有利局面。

卡耐尔·桑达斯是肯德基炸鸡的创始人。他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卡耐尔·桑达斯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补贴家庭的支出,开始到田间劳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卡耐尔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但卡耐尔是个性子暴烈,不实现自己的愿望绝不罢休的人。这种固执的性格,使得他总与别人争吵,他为此不得不多次变换工作。他讨厌被别人使来唤去,便自己创业。开始时,他经营一家汽车加油站,但不久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加油站倒闭了。第二年,他又重新开张了一家带有餐馆的汽车加油站,因为服务周到且饭菜可口,生意十分兴隆,但是,一场无情的大火却把他的餐馆烧了个精光。他最终还是振奋精神,建立了一个比以前规模更大的餐馆。餐馆生意再次兴隆起来,可是,厄运又找上了门。因为附近另外一条新的交通要道建成通车,卡耐尔加油站前的那条路变成背街的道路,顾客因此锐减,卡耐尔不得不放弃了餐馆。这时卡耐尔已65岁了。然而,卡耐尔并未死心。他想到手边还保留着一份极为珍贵的专利——制作炸鸡的秘方。现在,他决定卖掉。为了卖掉这份秘方,他开始走访美国国内的快餐馆。他教授给各家餐馆制作炸鸡的秘诀——调味酱,每售出一份炸鸡他获得5美分的回扣。5年之后,出售这种炸鸡的餐馆遍及美国及加拿大,共计400家。到1902年,由他创建的肯德基炸鸡连锁店在全美国就达到4000多家。

卡耐尔的成功告诉我们:把问题化为动力,并不像常人想像的那么难。更多的时候,把问题化为动力,往往只需要一个想法,紧跟以实际行动。

不要让错误的意识占据大脑。要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从积极的一面赋予“问题”以新的涵义。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问题虽然高举“此路不通”的警示牌,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它周围还有比以前更好、更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这就是“智慧。

“被动就要挨打”,这是一条不变的真理,要想为自己谋取利益,不能任由别人支配,将自己的行动权交给别人。而是要记住:无论何时,都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学话谋略:

上帝是公平的,机会是平等的,“没水喝”的问题摆在所有淘金者面前,可是人们却忽视了它,根本没有看到其中隐藏的机遇,甚至还嘲笑那些把问题化成机遇的人。现实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工作中,平庸者往往从表面上找原因,他们把自己的“落魄”归之于条件,归之于机遇,殊不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态度和能力。

已经读完最后一章啦!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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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成名作,最初是奉美国政府的命令,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本书于1946年正式出版,1949年出版日文版,在美国、日本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事实上,美国政府战后对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相应的反应与本书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谓是美国改造、分析日本的指导书。这本书也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已完结,累计18万字 | 最近更新: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第一章 任务:日本

书名:
菊与刀
作者:
[美]本尼迪特
本章字数:
11209

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对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我们最不了解的对手。从来没有一场战争中曾有过这么一个主要对手,由于他的行为和思考习惯与我们迥异,以至于需要我们对他认真加以考虑。我们就像1905年的沙皇俄国一样,在和一个全副武装并经过严格训练的民族作战,但他并不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员。被西方国家视为人类天性的战争惯例,很明显在日本人那里并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在太平洋的战争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海岸登陆作战,也远比那些后勤上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更加严重。这些困难使得了解敌人天性成为一个主要难题,为了解决它,我们不得不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75年前,自从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对日本的描述总是出现在一系列最匪夷所思的作品中,那些作品总是运用“但又”这一固定句型,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没有过的。当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述日本之外的民族时,他可能会说,“他们是前所未有的礼貌民族”,他不太可能会再加一句“但是他们又傲慢专横”;当他描述一些民族在行为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顽固时,他不会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非常容易适应极端的革新”;当他描述一个民族性情驯服时,他通常不会解释说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驯服于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诚且有雅量时,他不会宣称“但是他们又背信弃义、满腹怨恨”;当他说他们天生神勇时,他不会详细叙述他们如何怯懦;当他说这一民族的人完全是按照别人的观点来行事时,他不会接下去说他们怀有一颗真诚得令人吃惊的良心;当他描述说他们的军人都被训练得像机器人时,他不会继续描述那些军队中的士兵如何不服管训,甚至犯上作乱;当他描述说一个民族将自己所有热情都奉献给学习西方时,他不会再详细描述该民族极端热忱的守旧性格;当一个人写了一本书来讲述一个普遍崇尚美感的民族,说他们极端尊敬演员、艺术家,以及丰富的菊花养殖艺术时,他通常不会被迫再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这个民族如何崇敬刀剑,以及武士如何具有无上威望。

但是,所有这些矛盾表现,却正是有关日本的论著中的经纬;而且这些都千真万确。刀与菊都是这幅画的组成部分。从最大程度上来说,日本人天生好斗,但又非常温和;穷兵黩武,但又珍视美感;孤介傲慢,但又彬彬有礼;顽固强硬,但又柔顺善变;驯服谦恭,但又不听摆布;非常忠诚,但又易于叛变;天生神勇,但又胆小怯懦;固执守旧,但又顺应潮流。他们极端重视别人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同时,在发觉别人没有发现他们的过失时,他们为战胜自己的羞耻心而窃喜。他们的士兵被严格训练成武器,但是这些人又富有反抗精神。

当美国了解日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时,我们不能将这些矛盾表现和其他一些同样喧嚣的矛盾表现都弃之一旁。严重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下一步日本人会怎么办?如果没有攻入其本土,日本会投降吗?我们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吗?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什么?在针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怎么表达,才能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并且削弱日本人那种战斗到最后一人的信念?这些问题在很多非常了解日本的人中间也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当和平来临,是不是只有靠永久的军事管制才能保证他们遵守秩序?我们的战士是否要被迫在日本的每一个山口要塞与拼死决战的日本兵战斗到底?在世界和平成为现实之前,日本是否也得来一场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或者俄罗斯革命?谁来领导这场革命?除了根除日本人,还有没有别的替代方式?这些问题也让美国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被指派研究日本。我接手的任务是,要使用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所有技能,来拼出日本人到底像什么。那年夏初,我们针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已经开始展现其真正的威力。美国人仍然在说对日本的战争将要维持3年的时间,也许10年,也许更长;而日本人则认为它会持续一个世纪。他们说尽管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土还有数千英里之遥,他们的官方公报几乎不承认他们在海上的失败。日本人仍然视自己为胜利者。

但是,6月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最高统帅部在两年半时间里一直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结束针对德国的战争已经指日可待。在太平洋上,我们的军队已经在塞班岛登陆[1],这一军事行动预示着日本彻底的失败。从此以后我们的战士离日本兵越来越近,就要与其短兵相接。从新几内亚、瓜达康纳尔岛、缅甸、阿图、塔拉瓦岛和比耶克岛的战役中,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已经给了可怕的敌人重重一击。

于是,在1944年6月,回答上述一系列关于日本的问题已经变得很迫切。这些问题当中,不管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也不管它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被抛撒在日本前线的传单中所提出的问题,对每一个问题给予深入解答已经很重要。在对日本的战斗中,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目的和动议,不仅仅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了解的是,日本政府能指望人民做什么。我们不得不尝试去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在他们的行为和观点背后的制约力量。我们不得不将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抛在一边,尽可能不轻率地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给定的条件下,我们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

我的任务是困难的。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在战争状态中很容易对对方全盘否定,但是,要试图通过敌人自己的眼睛来看他们如何看待生活,这就很困难了。问题就是,如果处在他们的境地,他们会如何采取行动,而不是我们将如何采取行动。我不得不试图将战争中的日本人的行为作为我的一项资产—即有利条件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一种负债—即不利条件来运用。我不得不运用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来看待他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暂时的军事难题,而是作为一个文化难题来看待它。不管在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他们处置战争的方式提供了怎样的特殊暗示?他们的领袖激励士气的方式、安抚惶惑民心的方式、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显示出来的他们视为可资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不得不认真研究这些战争中的细节,来看看日本人一步步所展现出的他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两个国家尚处在交战中,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这是一个严重的不利因素。它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一项技术:田野调查。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他们家里来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并运用我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对于他们来说哪些是关键细节,哪些是细枝末节。我不能观察到他们在一项复杂事务中如何做出决定;也不能看看他们抚育培养孩子的过程。约翰•艾勃里[2]的《须惠村》[3]是一本有关日本乡村的田野研究,这本书非常珍贵,但是在写作这本书时,许多1944年要面对的关于日本的问题都还没有出现。

尽管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作为一个文化人类社会学研究者,我确信还是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方法和公理。至少,我还可以运用文化人类学最倚重的方法:与所研究的民族面对面接触。在美国有很多日本人,他们在日本被培养起来,我可以向他们询问他们所经历的各种具体事实,观察他们怎么判断这些事实,从他们的描述中来填充我们的知识中的诸多空白。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相信这些知识对于理解任何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家的方式是,借助图书馆的资料来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观察日本各种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中所运用的词汇的迁移变化。我相信他们所发现的答案是建立在规则以及日本文化价值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能对人们置身其中的文化进行研究,将会获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

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不读书,也不意味着我没有向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请教。有关日本的大量文学作品以及曾经居住在日本的优秀的西方观察家们,他们给我提供了一种人类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人类学者必须去亚马逊河流源头或者新几内亚高地研究那些还没有文字的部落;这些部落因为没有书写文字,无法用纸张来展现自我,因此西方对他们的评述很少而且肤浅,也就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在没有前人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田野调查者必须发现这些部落的经济生活运转方式,发现他们的社会分层如何,发现他们宗教生活中的顶级膜拜物是什么。而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却有很多前辈学人的遗产可以继承。大量细节描写被记录在那些求知欲旺盛的学者的论文中。许多欧美的男人和女人们记录了他们生活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非凡的展露自我的作品。他们并不像其他东方民族那样极其渴望冲动,在写作时将自身放在写作内容之外。日本人既写他们生活中的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具有令人惊奇的坦诚品质,当然他们不会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么做。一个日本人写日本,会忽略很关键性的事物,因为他们对这些太熟悉了,就像他们所呼吸的空气那样,他们已经感觉不到它。美国人在写关于美国的事物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和美国人一样,日本人也是最喜欢展露自己的。

达尔文说他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开始阅读文学作品,我也采取了这种做法,对所有我认为有意义的作品都努力去理解。为了理解议会演说中所罗列的一系列理念,我需要知道些什么?有些行为看起来是可宽恕的,但是他们却对其猛烈谴责;一些行为看起来是很凶暴的,但他们却很容易宽恕它们。这些谴责和宽容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地问:这幅图画错在哪里?为了理解日本人的特性,我需要了解什么?

继而我转到电影,它们是在日本编剧并导演的—包括宣传片、历史片,还有反映东京以及乡村的现时代电影。我和一些日本人一起温习这些电影。这些日本人可能在日本已经看过相同影片,当然,他们看待男女主人公乃至那些恶棍,是以日本人的眼光,而不是以我的眼光来看。当我对剧情感到迷茫时,他们看起来很理解。他们对细节、动因的理解也跟我所理解的不一样,但是这些日本人是按照电影整体结构来理解的。就小说来说,我的理解与日本人的理解之间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远比它们所呈现出来的还要多。那些在日本成长的人中间,有些人非常轻易就表现出了保护日本传统的倾向,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东西。很难说我从哪一种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这些人就日本人如何规范自己的生活,向我提供了一些只向亲近人透露的内容,这也是他们都认可的生活,不管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带着深刻厌恶来接受。

如果人类学者直接从他的研究对象中寻求资料和见解,那么他所有的努力无非是做了一件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观察家已经做过的事。如果这些就是一个人类学者能提供的所有东西,那就不能指望他比那些外国居留者对日本所进行的研究能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则具备足够的资本,因为他受过特殊训练,当他试图去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时,这种训练看起来很管用,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被各个研究者和观察家们所丰富。

人类学者对于很多亚太地区的文化很了解。在日本存在的很多社会风俗和日常习惯,甚至与太平洋岛屿那些原始部落的非常相近。这些与之相近的部落或者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新几内亚,或者是在波利尼西亚。当然,推测它们古代曾有移民和接触活动是非常有趣的话题。但是了解文化相近性的相关知识之所以让我感到重要,并不是这些可能存在的历史关联所带来的问题。相比较而言,还不如说我是为了了解在这些相对简单的文化中,社会结构是如何运转的;而且我能够从我所看到的相近和相异性当中,来获得有关日本生活的线索。我也了解一些亚洲大陆上的暹罗[4]、缅甸和中国的知识,因此我能够将日本与这些民族进行比较,他们都是一个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者在他们关于原始部落的研究中,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些文化比较是如何有价值。一个部落可能在正式惯例上与他的邻居百分之九十都相同,但是它可能否决了一些基础性制度安排。即使发生变更的制度就整体而言比例非常之小,但足以使未来的发展途径转向,开始朝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方向发展。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对那些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更有益的了。

人类学者也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技术也必须专为解决特殊难题而加以磨砺。他们凭经验得知,不同的文化中的人必须面对的情境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如何判断这些情境的意义也大不相同。在一些北极乡村或者热带沙漠,他们所要面对的是部落中关于血族责任或经济交换的制度安排,外人即使有奔放的想象力,也难以想象出这种制度安排。他们不得不去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要调查在那些部落行为中,那些制度安排的结果是什么,更要调查每一代人从年少时如何在这样的制度下调整生活状态,就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

对那些差异、调整和结果的专业性研究,能够帮我们很好地研究日本。没有人能够忽略美国和日本文化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甚至有这么一个民间笑话说,日本人声称,不管美国人做什么,他们都要反其道而行。一个研究者仅仅满足于说“这些差异太过离奇,以至于不太可能去理解这样的人”,那么这样一种有关差异的定论就是很危险的。人类学者根据经验可以充分证明:再荒谬的行为也能够被理解。他的职业决定了他可以将差异作为资产,而不是负债来运用,这方面他做的远比其他社会学者更多。正是因为所面对的都是非常奇怪的事,所以他会对这些情境和民族极度关注。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没有什么会被他视作理所当然,也没有什么会让他只关注那些被挑出来的事实,而不是全部事实。在对西方民族的研究中,一个在比较文化学上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会忽略整个区域的行为。他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索如下领域: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惯、家庭事务中广被接受的定论。但正是这些内容,当它们被投射在民族大屏幕上时,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影响要远远超越外交家们所签订的条约。

人类学家不得不提升学习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那些内容在他所研究的部落中都是日常琐事,而且与他自己国家的对应物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他试图去理解一些部落表现出的极端恶毒,或者另一些部落表现出的极端胆怯时,当他试图去了解在一个给定条件下,他们要如何采取行动和表达感受时,他会发现,他不得不把重点放在仔细观察和关注细节上,而这些细节经常不会被文明民族所记录。他有足够理由相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很多能将其深入挖掘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很值得用于对日本的研究。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任何民族中的日常琐事时,他才会从最大程度上认可人类学家所提出的前提:无论是在任何原始部落,还是在文明前沿的任何民族,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学来的。不管一个人的行为和观点如何怪异,他的感知和思考方式都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我对一些行为方式越感到迷惑,我也越发由此确信,在日本的生活中存在着决定这些奇怪行为的普遍条件。如果我的研究能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中,这些普遍条件一定能发现更多。人们就在那里学习。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我开始进行研究的另一个前提是:大多数孤立的行为之间也有系统上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细节如何组合成一个总体模式。一个人类社会必须为了生活而推出一些制度安排。它对某种情况下人们的处理方式表示许可,于是一些固定生活方式就此确立。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会顺理成章地将这些解决方式视为世界的基础。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也会努力整合它们。一个生活于此并接受了这一价值体系的人,如果他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维和行为,那他的生活就不得不长期处于防御状态,因为逆势而行会导致无效和混乱。他们试图创造更多的一致性。他们为自己提供了一些共同的基本原理和共同的动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是必要的,不然整个体系会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制度、宗教仪式、政治目标越来越相互嵌合。一个领域可能会发生比其他领域更急剧的变化,并且给其他领域造成很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本身可能是出于对一致性的需求。在史前时代,社会追逐的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强力,他们在经济交换中、在与其他部落交往中,十分强调获得强力的意志,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也是如此。在那些有文献的古老文明民族中,教堂很有必要地保留了过去数个世纪中的部分片段,而那些没有书写文字的部落则无法保留。但是,随着公众对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认可日益增长,教堂权势越来越造成了干扰,并且已经在那些领域放弃权势。话还是那么说,但意义已经发生变化。宗教信条、经济活动、政治,不再乖乖待在一个个整洁且相互独立的小池塘中,它们溢过了给它们设定的边界,水流一股股地纠结在一起。一个研究者越把自己的关注点分散在很多事实上,如经济、性、宗教和孩子培养,他就越能掌控得住他所研究的社会所发生的事,这一条通常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也能在任何生活领域有效地提出假说和搜集资料。他能学会分辨任何民族的要求,不管它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并将其理解为他们在自身的社会经历中所习得的习惯表达和思考方式。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针对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它探讨的是日本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所持有的观点[5]。它描述的是这些观点如何获得自我证明,不管它是通过什么日常活动。正是这些使得日本成为日本民族。

20世纪以来,阻碍之一是我们仍然持有最含糊不清的,也是最偏激的观念,其内容不仅包括日本如何成就日本民族,而且也包括美国如何成就美利坚民族,法国如何成就法兰西民族,以及俄国如何成就俄罗斯民族。因为缺乏这些知识,每一个国家都对其他国家有误解。当冲突双方只不过半斤对八两时,我们却担心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一个国家基于其全部历史和价值体系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当这个国家有意表现出一种与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的行为时,我们却在那里妄谈什么共同目标。我们不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做了,可能会发现那一行为过程并不是那么凶暴,只不过是因为它不为我们所了解。

如果全部指望每个民族针对自己的思考和行为习惯来进行描述,那是不太可能的。每一个国家的作家都尽其所能来展现他们的民族,但是这并不容易。一个民族用来观察其日常生活的透镜,另一个民族并不拿来使用。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通过透镜来观察的。任何民族都认为自己所观察到的内容都是理所当然。对这些民族来说,为了能让他们观察自身的生活方式而为其提供的有关聚焦和透视方面的技巧,都像出于神灵的安排。就眼镜来说,我们不必期望一个戴眼镜的人知道透镜的计算公式,我们也不会期望这些民族能够从世界角度来分析他们自己。如果我们想知道有关眼镜的知识,我们会训练一个验光师,并且期待他能够将我们拿来的透镜计算出来度数。终有一天,我们毫无疑问必将认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各民族做验光师那样的工作。

这项工作要求两样东西:足够硬的心肠和足够宽容的品德。那些心怀良好愿望的人有时会指责心肠太硬不好。那些宣称“大同世界”的吹鼓手们将自己的希望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他们确信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不管他们属于东方还是西方,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人类在心智上是相似的。这些观点有时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坚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不许别人说日本人在生活方式上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而美国人也有我们自己的。有时这些软心肠的人似乎认为,如果要达成良好愿望,只有全世界各民族都由同一张底片上印出来才行,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是,将统一性作为尊重另一个民族的条件,这种要求实在太神经质了,就好像一个人要求自己妻子和孩子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心肠硬的人认同差异的存在。他们尊重差异性。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同的人安全相处的世界—在这里,只有不威胁世界和平,美国才是地道的美国,法国如是,日本亦如是。试图通过外界干扰来阻挠这种态度的发展成熟,对一些研究者来说完全是荒谬的,因为那些研究者并不相信那些差异就是悬挂在世界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6]。他不必担心采取这种立场会使世界僵化冰冷。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一个静态的世界。英国不会失去它的英国性,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来延续。这是因为英国完好保存了自身个性,即使在不同时代出现了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国民心态,他们也能够保持自我。

对民族差异性进行研究,除了需要硬心肠,还需要足够的宽容。只有在人们确信自己的信仰并且胸怀宽容时,比较宗教学才能得以昌盛。他们可能会是耶稣会士,可能会是阿拉伯专家,或者任何不信神者,但是他们不能成为狂热者。如果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总是一副严阵以待的保卫态度,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世界难题的唯一解决途径,那么比较文化学也同样无法得以昌盛。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如果他了解了其他文化中的生活方式的有关知识,会同时增进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热爱。他们把自己隔离在一个有趣而丰富的体验之外。因为采取这般强硬的防卫态度,在他们看来,世界没有可以选择的机会,其他民族只能接受他们独特的解决方式。这就像美国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力促美国的原则四海皆准。但别的国家并不接受我们所号召的人生方式,这就跟我们总是学不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一样,或者跟我们学不会东非土著那样单脚站立休息一样。

因此,这本书就是针对日本人的习惯而写的,这些习惯是外界期待能了解的内容,但又被日本民族视为理所当然。它介绍了这样一些场景:哪些情景在日本人看来是礼貌的,哪些是不礼貌的;什么让他们感到羞耻,什么让他们感到尴尬,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这本书里所陈述的理念的依据,就是日本大街上的普通人。它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曾置身于每一个特殊场景之下。这也并不是说他们都承认在那些场景下他们将会如何反应。就这一方面来说,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描绘日本民族深刻且确定不移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态度。即使没有达到这种目的,但这至少是我这本书的理想。

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很容易发现:被调查对象的证言即使大量累加,也不会使论据显得更加充实。举例来说,谁对谁鞠躬,什么时间鞠躬,并不需要全部统计了所有日本人之后才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被他们所接受的习惯性场景,再增加一些例证即可,并不需要再从一百万日本人那里确证同一条信息。

一个研究者若试图搞清楚所有日本人赖以构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他会遇到一个远比统计上的证实更艰难的任务。人们迫切需要从他那里知道的是,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如何成为日本人观察现实的透镜。他不得不阐述日本人的观点如何影响焦点和透视。他不得不尝试使得这些能够为美国人所理解,因为美国人看待现实是通过完全不同的焦点。在这样一项分析任务中,权威的裁判官并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普通的日本人。因为这位田中先生需要使他的观点明晰化,而且,要为美国人写那些详细解释,对这位田中先生来说无疑是多余之举。

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一般不研究文明社会所赖以建立的前提。很多研究都假定这一前提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全神贯注地研究观点和行为的“碎片”,最主要的技术就是统计学。他们受制于对以下材料的分析:大量统计资料、大量问卷调查、采访记录、心理学的测定等,并且试图从中分离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以及相关依存的关系。在公共观点调查领域,运用经过科学挑选出来的人口样本,来对全国进行民意测验,这种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已经在美国高度完善。通过这种技术,可能会发现对某一个公职候选人或者一项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有多少反对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按城市和乡村、高收入和低收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进行划分。在一个有普遍选举权的国家,法律是由人民的代议机构来制定和落实的,在这些国家进行这样的民意调查具有很切实的意义。

美国人乐意参与民意调查,而且理解这样的活动,但是,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因为太过明显反而没有人会再注意它,这一前提就是:他们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民意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在已经了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为了理解另外一个国家,对这一国家人民的习惯以及态度进行系统和定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民意调查才能发挥其优势。通过仔细的样本选择,在一次民意调查中可以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政府,有多少人反对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关于国家的观点,这些民意调查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我们只有了解他们的国家观,才能够知道这些派系在大街上或议会中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对于政府的观点,比那些标志党派势力的党员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的重要性。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所组建的政府近乎是“必要之恶”,而且它还限制个人自由。除非在战争时期,政府公职所能赋予人的地位并不比他担任私营企业雇员高。美国人这种关于政府的观点跟日本人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跟欧洲一些国家的也不一样。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的观点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民间传统,深深植根于他们对于成功人士的评价中,深深植根于他们关于民族历史的传说中,深深植根于国家节日时的致辞中;根据这些间接的表现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这需要系统的研究。

为了发现在一场选举中,投赞成票与投反对票的人口比例将有多少,我们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以便获得足够多的细节;研究一个民族赖以生活的基本观点以及大家所公认的解决方法,也同样需要足够多的努力和细节描述。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观点都非常值得探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了解到我的哪些西方观点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符合,并且掌握了一些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符号时,那些西方人所熟知的在日本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就不复存在。我开始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将处于两个极端的行为,看作在其自身一直存在的完整系统的两个部分。我能够试着解释原因了。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起初在我看来那些奇奇怪怪的言语和理念,现在都已经变得具有深刻含义,并且充满经年情感。西方人所理解的善与恶,与日本人的观念之间有海一样的距离。日本人的系统是独一无二的,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它是日本式的—包括其长处,也包括其短处。

注释:

[1]塞班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主要岛屿。1944年6月11日起美军开始对其发起进攻。15日,美军登陆。此后经过多次反复交战,7月9日,美军占领全岛。在塞班岛战役中,日军伤亡4.1万人,被俘近2000人;美军伤亡1.6万人。美军夺取塞班岛,为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其他岛屿创造了条件,也为B—29远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提供了基地。

[2]John F.Embree(1908—1950),美国人类学家,精研日本。“二战”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特设的战争系任教,为对日作战军事官员提供培训。42岁时和女儿死于车祸。

[3]《须惠村》一书出版于1939年。须惠村位于九州岛,属熊本县。

[4]即泰国。

[5]这是本书中作者反复运用的一个词,英文assumption原意为“尚未加以证明的假设”。为阅读方便,权且翻译为“观点”。

[6]源自希腊神话,意为“迫在眉睫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