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谢其章三伏天赶稿，苦差事也。
鲁迅的文章里抱怨热天的段落很是不少，“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树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在做一点事。
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朝花夕拾·小引》）偏偏这时候国忠电话打进来，称先把手头的活儿放放，帮我一忙，赶紧给我这书写个序。我问过书名，国忠答“现代文学断片”，我说不如改为“新文学谈屑”似乎更符合你的“工作性质”。
国忠说，鲁迅《祝福》有云：“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只需将“祥林嫂”改作“现代文学”，断片便自归自地圆了。听了他的解释，我这才觉得“断片”是项伟大的工作，我不尽了解国忠到底在写些什么，虽然我和他认识已二十年。
二十年了，应该说是互相非常之熟悉了吧，亦不尽然，接到写序任务的前一天，我给国忠电话，问大热天干什么呢，他说看电视呢，我问看什么电视，他说看羽毛球呢。于是，我揶揄了一大篇，———你是不是还看女排、女足呀。二十年前，一九九五年春，我们在地坛体育场的书摊认识，怎么认识的？抢书认识的。
国忠家离地坛很近，我则极远。偌大的空场，十几个摊，十分钟001都用不了就全转遍了。有好几次，摊主告诉我刚刚什么什么好书被谁谁买走了，然后用手一指，每次都指向一个移动的瘦削的身影，———赵国忠。那一天，我们几个经常明争暗抢的淘书客，三巡过后，估计今日不会有啥好书漏网，便凑在一起闲聊，聊得起劲，“书”味相投，互通姓名，互留电话。我问国忠你怎么老来那么早呀，他说我就住北新桥骑车五分钟。
地坛的淘书岁月，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虽短，书友之间的脾气禀性，买哪类书大致有了概念。国忠一直记得我干的一件“冲动消费”的傻事。那天好像淘书一无所获，刚要离场，看见地摊上有一台收录机，很喜欢，六百块钱没还价就买了，国忠说你买它干吗还那么贵。挺大挺沉的一台机子好不容易捆在自行车后架骑回家，好像没听几首曲子就吱吱，五十块钱卖了废品。国忠一提这事就说买音响能在地摊买么，这不明摆着扔钱么。国忠从不干冲动消费的傻事，就算再喜欢的旧书，只要价格太超行市，或明摆着宰人，他便拂袖而去，甚至会骂上一两句，如果我们伸着脑袋情愿挨宰，他连我们一起骂。论经济条件，我们几个相差不多，惟国忠的爱书是有底线的，我们几个则一见好书便忘了家有妻儿老小。
姜德明先生说“赵君不是大款，访书是他的业余爱好，凡有书价高得离谱者，他是避而远之的。”（《聚书脞谈录》序）还有一件在地坛留下的遗憾之事，某天我俩一起看到了一大摞民国画报，也许都是残本，外表散乱却不破烂，摊主开价二百元不算贵。现在回想，至少应该翻翻呀，看看是啥品种或许“形散神不散”呢，越是破烂越可能藏匿珍宝，废纸堆里翻出名家手迹乃常有之事，可惜当时我俩都抱着“谁买谁傻”的心理。
地坛书摊取消之后，我们就转战潘家园，报国寺，海淀镇，002琉璃厂，隆福寺等京城大小书肆，几乎没有一处没留下我们战斗的、游荡的身影。每逢周末必相约逛摊，逛到中午找个小馆子吃饭，吃完饭再约下一周。这么既规律且逍遥的时光，维持了十四五年，如今忆及，我们都很怀念那段“小苦而微甜”（周作人语）的日子。
梅曾亮（1786—1856），清代有名的文人，喜好搜书，缺钱了就卖书给友人（见拙文《梅曾亮卖书帖》），梅曾亮写有《买书四友歌》，此诗把梅曾亮的几位书友（含梅自个儿）描画得与今人不爽毫厘。
晋鱼见书口流涎，到手恐有他人先。
索价不畏高如天，归来障簏倾铜钱。
明叔爱好不求全，索难得巧意气鲜。
细寻脱简抽闲编，默丹细字书盈额。
张子游肆如林泉，瓦南街东可忘年。
客无床坐书相连，不破一钱听管弦。
自笑买书如买田，循其四角及种边。
重装自钉端不偏，未得一读手为胼。
我念给书友听，笑谈谁像“晋鱼”、谁像“明叔”、谁像“张子”、谁像“梅曾亮”。我认定，国忠理应对号入座“客无床坐书相连”之张子，至于“见书口流涎”，应是人人有份。
我们几个若论“书运”的话，谁也不如国忠，他往往能付出极小的代价猎取高品质的珍本。周作人的《药味集》比较难找，他竟于冷摊淘到过两本。林纾《剑腥录》极稀见，他以五十元贱价得之，而且是在我眼皮底下。隆福寺旧书店内室摆过一堆晚清003民初之旧画报，我先过了一遍筛子，不料几天后国忠竟然翻检出整份之《春明画报》，也是贱价得之。说来奇怪，某些店家或摊主还真是愿意卖书给国忠，不管他骂没骂过他们。“俞家故物”是国忠最大的一笔“书运+书福”，所费区区数百元，书运眷顾，神仙也拦不住。姜德明先生不止一次对国忠说“你真会买书”。
我与国忠的交往，如果只限于淘书一件事恐怕也维持不到现在，好几位书友当年过从甚密，如今杳无音讯，就是因为淘书话题之外便无话可聊了。从一开始认识，我们即达成一个“潜共识”，———买书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将心得写出来———发表成文章———出成书。在我，更是有将“购书之成本”靠稿费写回来的谋划。在国忠，却不乏往专业研究发展的热情和干劲。
很早的时候，我们就互相介绍投稿的报刊，还是要回到“运气”上来，某些报纸很愿意要国忠的稿子而不大理睬我，我问他有何奥妙，他大声说“不难登呀！”有一家很大的报纸，离我住的小区只隔着一条小马路，奇怪的是，国忠的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只用了我两三篇，再投，就给你个不理睬。综合了买书与投稿的诸多碰壁，我还是有所醒悟，凡事皆往运气上推诿是徒劳的，检查自身的毛病吧，我待人接物远远不如国忠热情和爽快，按老话讲，我这人天生一副“整脸子”。再说得彻底些，即国忠交得住朋友，我交不住。一向所说的“做什么先做人”，虽非普世之真理，却常常被它说中。
国忠所擅长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我较为陌生，我的许多关于这个领域的常识还是与他闲聊中得来的，“鲁郭茅巴老曹”这个顺口溜式的大师排名，我是打国忠那第一次听来的，颇觉有趣。
国忠对于现代文学作家的熟悉程度，多次令我惊诧。有一回在潘家园地摊，我两块钱买到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一会儿碰到004国忠和柯卫东，习惯性地问“买什么了？”我刚说出“什么冲出什么”，国忠应声而出：“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的，多少钱？”“两块！”“太值了，傻帽儿卖书的不懂！”作为业余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国忠不很服气某些专业研究者的水平和态度，他用力最勤的两项“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名家佚文的发现”，譬如《全集怎能这样编？》，简直近乎面对面质疑了；《错谬甚多的〈唐藏书〉》等文亦怒气冲冲。国忠的怨气不无道理，某些个专业研究者有着大把的时间，拿着公家的俸禄，挣着体面的名声，却生产不合格产品。最近，我对国忠说了一个看法，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还是你我之流写作的东西具有较长久的价值。一百年以后的读者，就像现在你我对待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一样，钩沉史料就像考古猎奇，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拥有历史癖者。倒是那些忽左忽右的议论风生之雄文，只供一时赏乐，仅此而已。
我这话不是凭空乱说。海豚出版社近年出了一个“海豚书馆”系列，其中一个分支专门出版不在世的文化人遗作，这个分支的领导者是陈子善先生。陈子善的研究领域、研究趣味想必读者都很清楚，所以凡是在这个分支出版的书，必须是一九四九年之后未出版过的纯粹古董级“出土文物”。国忠为此分支贡献了三册（熊佛西，傅芸子，范烟桥），我也是三册（朱省斋，何挹彭，瞿兑之），此外我俩共同的老友赵龙江一本（毕树棠）。这几本书如果我们仨不利用民国报刊来编纂，这几位作者的文章或许永无出头之日。我跟国忠说，忆往昔，我们仨二十年前初面之时，即对这几位现代文学边缘人物强烈关注，没想到二十年后还是由咱仨完成这个专家们不屑一顾的课题，抢救下几件“破烂”，也实在啼笑皆非，中国没人了么。
005三伏天赶稿，也不知道胡说了些什么话，忽然看到一九三五年七月，老向（王向辰）说的这段话，于我心戚戚然也———“这几天恰巧陶亢德先生也来信催索这篇文章，使我正在为难。和伏园先生太熟了，认真的记，绝不是三五千字的事；在这么老热天儿，不是闹着玩的。要是潦潦草草地写一篇，又大失钦敬孙先生之道。”（《孙伏园先生》）时间紧，任务急，天老热，只好请国忠和亲爱的读者们见谅。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于都门城西老虎尾巴006目录001·知堂佚文发现记005·李健吾编《文艺周刊》010·李健吾拟印未果的《力余集》017·李健吾、穆时英%与“抄袭”022·三个爱李健吾的女人是谁027·关于《委曲求全》035·徐志摩的佚诗与佚简%039·《公演〈茶花女〉特刊》及叶公超的佚文046·《风雨谈》与沈从文的佚文%057·因《软体动物》公演而引发的一场笔战%067·《星期艺文》与林徽因的佚诗%075·林徽因的《第一幕》%082·陈梦家的佚诗%087·陈梦家的集外文%104·曹葆华的处女作及其他%113·俞平伯的佚诗%116·萧乾与画家赵望云%122·穆时英的一篇序文%129·《每日文艺》及穆时英佚文%135·张爱玲集外文《寄读者》与《诚报》%140·两个“叛徒”的一次合作%001143·徐志摩与梅兰芳%145·散落在画报上的凌叔华%150·关于“徒然社”%155·从辅仁文苑社的一张合影说起%159·谢冰莹的“声明”%162·《在大龙河畔》·海风社·《海风丛书》%167·巴金与“新时代文丛”%174·钱君%四十年代编的两套丛书180·新钟书局与《新钟创作丛刊》%%184·周黎庵编“宇宙风社月书”%188·鲜为一见的《北京文学》%192·关于《新中国文艺丛%刊》196·赵萝蕤与《荒原》%199·赵家璧编《我的良友》%202·谢冰季的《温柔》%205·《背上了十字架》及其他208·熊佛西的《山水人物印象%记》213·几册土纸本%218·闲话盗版本——%—兼及《书影留踪》223·《春明画报》谈屑228·《啼笑因缘》———从小说到电影235·星社与《星报》%238·范烟桥的《鸱夷室文钞》%242·傅芸子的《人海闲话》%245·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248·全集怎能这样编%252·错谬甚多的《唐%藏书》260·说说香港中国通讯%社“副刊稿”002知堂佚文发现记受出版社之约，近一段时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编辑于非厂文稿一事上。于非厂以画家名世，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小品文作家，先后梓行有《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通称“都门三记”，另外在《晨报》《新北京报》《新民报》等旧报刊上他还发表过许多关于北京风土人情的随笔小品。因此，编辑这样一部书，报刊上的这些文章需要一一查实，仅靠个人的收藏已远远不够，求助于国家图书馆恐怕是最好选择。
为查找散佚于报刊上的于氏作品，在馆藏的报海中一页一页地过目，倒应了傅斯年那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名言。当然，荡漾于其中，所付出的艰辛承受的寂寞以及伴随而来那种发现的愉悦，更是外人无法体验到的。比如，在“都门三记”之外，发现于非厂还写过《都门蟋蟀记》，由此颠覆了“都门三记”的说法，应称“都门四记”了。于氏还有一部题为“非厂漫墨”的作品，在当年的报上连载有近百篇，并做了出版预告，实际未能出版，也让我一篇一篇地打捞上来。在查找于氏作品的同时，考虑到过目一次这些旧报不易，顺便还浏览了报纸上的那些文艺副刊，由此又感到这里还是001一块尚未全面开发却又储藏丰富的宝地，隐埋着许多的资料信息都是过去我们未闻未见的，知堂的佚文便是这样挖掘出来的。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周作人的作品出版过很多，以我之见，收录最为齐全的当属钟叔河所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当然，这里所谓的齐全只是相对而言，仅是比以往的周氏各种“集”都“全”，遗漏恐怕在所难免，如笔者新发现的几篇作品就未见收入散文全集。
这次发现的知堂佚文共四篇，均刊载于1938年《晨报》的《晨报副刊》。说到《晨报副刊》，了解副刊史的都知道，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它即和《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京报》的《京报副刊》一起被誉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刊载过许多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鲁迅的名篇《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到了1938年的北平沦陷时期，随着大批文化人的相继撤离，除周作人在上面刊登作品外，名家的文稿已很少见到，只得依靠张金寿、吴兴华、萧菱、谢人堡等新进作家来支撑版面了。
周作人的这四篇佚文，篇幅都不长，署名为“药堂”。一篇是《题〈会稽三赋〉》，刊于1938年7月2日，为当日刊出的《药草堂题跋》之一：题《会稽三赋》以地方志传赠人，殆犹野人献芹，非草泽中人恐未易知其味也。唯梅溪三赋文笔华赡，高坐又喜地志类短书，以此进之，想未必遽蜇于口欢，三赋注向以湖海楼刊史愚斋本为佳，南姜泉虽后出，却病简略，因惜阴轩有刊本，市中常见，适有两部，故以其一相赠，惜纸用横纹，大有近来习气耳。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002另一篇《谈关公》，刊于8月4日，为当日刊出的《药草堂笔记》之一：谈关公王渔洋居易录卷一有一则云：“偶看钟繇戎路帖，因忆亡友韩郎中诗圣秋姬人某氏好临摹晋唐人法帖，独废钟书，韩诘所以，对曰，季汉正统，关侯忠义，而斥以贼帅，狂悖甚矣，书虽工抑何足道。韩有诗记其事云，谁知太传千年后，败阙端从戎路帖。”士大夫读三国演义，礼拜关云长，我向来觉得可笑，直至姬妾也来学舌，亦可见此风之普遍矣。又阅李氏焚书卷三有关王告文，卷四有题关公小像文，卷六有谒关圣祠等诗二首。卓吾老子亦是人杰，而也如此崇礼关公，可谓奇事。案题关公小像文云，“古称三杰，吾不曰萧何韩信张良而曰刘备张飞关公，古称三友，吾不曰直谅与多闻而曰桃园三结义。”李君论关羽即以三国演义为依据，又高唱忠义，与其序水浒传颂宋公明相同，此正是其大胆有趣味处，但就此亦已足以证明鄙说，世间关羽的崇拜全是建筑在说书与演剧上也。二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熟悉知堂作品的知道，在他的《书房一角》（新民印书馆1944年5月初版）之“看书余记”中收有《题会稽三赋》一则，同样在《秉烛后谈》（新民印书馆1944年9月初版）中也收有《谈关公》一文，若两相对比着来读，确是内容不同，各有其趣，应作同题文章视之。另，《书房一角》“看书余记”中还收有《读眉山诗案广证》《白石诗词题记》两则题跋，这两则最初在报上刊载时，文后均有附记，前者发表于0031938年7月6日，后者是同年的7月15日：《读眉山诗案广证》附记法明三月十四日来信云，“学生在乡下无书可读，写字乃是借小孩的笔砚，乃近来常觉得自己有学问，斯则奇也。”此言语意相似，又适从黄州来，正与东坡不无缘分也。
《白石诗词题记》附记陆绍珩编醉古堂剑扫十二卷，有天启甲子序，今原刻本极少见。但别有山房积玉十二卷，内容完全相同，有雍正乙酉李家声序，则老实不客气的抢了去了，题叶上署淡怀居士辑，即李氏的别号，其怀实在却并不怎么淡。倪鸿著试律新话四卷，题叶后面署曰咸丰癸酉闰六月野水闲鸥馆开雕，别有一本题目改为诗话新编，陈兰甫所写的题叶篆文也改为隶书，两旁题曰，光绪戊子夏新镌，东塾草堂家藏本，著作者姓名却还不曾更换。此类事情大约颇多，可惜没有人查考了记录出来，不然倒也是于人有益的事。
两则附记对文章内容做了进一步补充，理所当然属于全文的一部分，但不知何因，《书房一角》出版时没能载入。而《周作人散文全集》的漏收，应该是钟叔河先生未能核查原报所致。由此，这两则附记也当视作佚文。
至于对这四篇佚文如何解读，其价值何在，惭愧得很，这非吾所长，好在研究、爱好知堂作品的人很多，我只做到把它们挖掘出来，供研究者爱好者去解读和欣赏便很知足了。
2010年3月004李健吾编《文艺周刊》１９３３年９月初，留学法国归来的李健吾回到了离别已两年的古都北平，先是住在七叔李少白家，不久，与恋人尤淑芬举办婚礼后，购定了崇文门内盔甲厂甲1号的住所，就从七叔家搬了出来。原先是一个人生活，如今身边多出一口，还辍学在家，自己一时又未找到合适工作，生活的负担便日显沉重了。好友杨振声、朱自清看出了李健吾的难处，推荐其到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工作，任务是撰写《福楼拜评传》并翻译《福楼拜短篇小说集》。那一时期，李健吾的笔力甚健，不时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写稿，并接连创作了剧本《梁允达》《这不过是春天》。此外，还接受了《华北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编辑工作。
《华北日报》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北方较有影响的一份官办报纸。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周刊》创刊于１９３４年４月２日，在每周的星期一出版。每次以４开一整版的版面发表作品，来稿直接寄他在盔甲厂的住所。在创刊号上，李健吾撰写的“发刊词”提出了编刊要“各树一帜”的观点，联系当年正是“京派”“海派”争论得颇为热闹的时候，他接手编辑这样一份刊物，显然有为“京派”助阵的意味。今天005看来，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观点的提出，值得欣赏的倒是作者那曲折有致的文笔。该文未见收入李健吾任何著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若任其湮没十分可惜（发刊词见附录）。
《文艺周刊》既刊创作，也载译文，举凡读书随笔、山水游记、新诗创作等都可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该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岂明（周作人）的《花镜》、俞平伯的《古槐梦遇》、梁宗岱的《蒙田论文选译》等。当年十分活跃的批评家朱光潜、李长之分别写了《中国的律诗何以趋重排偶》《论作家与批评家》。文坛新人何其芳、李广田也有诗文在本刊发表，那时他们还是在大学里读书的学生。从上面这阵容整齐的作者名单看，不难得出李健吾编的是一份“京派”刊物，但编者发稿并非仅限于“京派”，如吴组缃以《嫩黄之忆》为总题发表了三首诗，可很难把他划归到“京派”。老作家毕树棠似乎也不属于“京派”，他发表的《陈圆圆与柳如是》一文，写得挥洒自如，结实有力，显示出作者才气。再如署名“万孚”的在该报第七期发表了游记《威尼斯》，朱自清、李健吾也曾以《威尼斯》为题写过文章，意大利这座著名的“水城”给他们留下了不同的印记，若把三篇作品对照着读，实在也很有趣。“万孚”可能是程万孚。
作家废名在本报连续发表了多首新诗，不久前，笔者读到吴晓东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新发现的废名佚诗４０首》。文中提到这４０首中至少有３０首从未面世。错了，其实３０首中的《画》《画题》《泪落》《路上》《伊的天井》，都在《文艺周刊》刊登过。平时，我对报刊上揭载的所谓“新发现”“第一个”等等，常持怀疑，因为过不久便会看到有人出来更正，这样的提法恐怕只能起到吸引一些读者眼球的功效罢了。
《文艺周刊》的版式编排淡雅大方，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如在补白之处常常以人物素描点缀，被素描的多是为左拉、周作人等中外006的知名作家。这样既丰富了版面，又起到了装饰作用，显示出编者的匠心。人们常把李健吾作为翻译家、剧作家看，然而就其编刊来说，其取得的成绩也是突出的，他又不愧为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家。
遗憾的是，关于李健吾主编《文艺周刊》一事，多年来鲜有人提及，岁月匆匆，此事恐怕连李先生自己都已忘却了，究其原因，或许与刊物的寿命较短未能引起重视有关，那它是何日终刊的呢？因我得到的《文艺周刊》不全，也说不清。不过线索还是有的，从张菊香主编的《周作人年谱》上分析，窃以为这份刊物的寿命不会超过１０期，因为周作人自第6期（５月７日）发表《甲行日注》后，再没有文稿在本刊发表，相反却在《华北日报》的副刊《每日座谈》《每日文艺》上接连有作品刊登。从周、李二人的私交看，关系一向不错，李健吾结婚还是请周作人做的主婚人，若不是事出有因，周作人不会不再提供文稿。至于停刊时李健吾是否写过终刊词，若写了，又是一篇怎样的文字，还是敬请贤者来补充吧。
2001年9月附：发刊词据说今年四月很热闹，将有若干刊物出面，偏偏赶在这时候，“文艺周刊”也呱的一声落了地，虽说赶上了巧当儿，窨不免是一管南郭先生的竽。然则编者预知如此，何以还斗了胆，凑这个数数儿，落得两面不讨好，临了捱声骂，还唱这个滥调调儿。
所谓两面不讨好，却是那两面？先不是华北日报，因为活了该，谁叫你请我办，帮你忙？好也是它，坏也是它，只有007皱起眉头，叫句灰气，认声背。又不是读者，因为我既没有请你观光，不怨自己倒霉，更将怨谁？花钱只为买个痛快，能够买你骂个落花流水，也算难能可贵。闲话表过。且说究竟是那两面？第一其实简单，不过文坛消息作者而已。因为一下子就标明是我主编，倒叫人无从造谣，少却许多情报机会。打掉一角饭碗而不可气，孰可气？这年头儿做人难，正不如光明磊落，来个漆黑一团花脸戏。
然则将如何唱戏？便到了第二面。未开言，泪满襟，因为所有的委曲，委实都在这最后一面。说来话长，听我细细道来。
自己向例难得做篇身边文章，前前后后都是我，今儿个一篇，明儿个两篇，不管篇些什么，题目先标个什么？福楼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起“布法Ｂｏｕｖａｒｄ”一个名字，听说左拉也选上了它，急得两脚乱跳，还是左拉看着朋友面子，另换了个名字枪替。这不过证明立题之难。盖身边文章只有一个题目，题目就是篇里前赶后，后赶前的“我”。此外巧立名目，都是一诳。所以在《发刊词》标题之下，我乃大说其身边话，有时撒撒野，好比孙行者摔跟头，来到我佛五老峰下留纪念，深喜其自作聪明，更不知祸燃眉睫。
且说我接到华北日报请帖，万分趑趄，便向各方师友征求主意，因为说实话，师友全有各自的刊物。东问东叫干，西问西劝来，于是一鼓作气，应了人家下来。方才我先提到年月，实际推算下来，大大不利。我老说，如今年月过的多薄气，想从前我爹揭竿而起，登时如响斯应，徒手从事，该是多少义气！到而今，义气二字，就是绿树林里的青草地，也巴不见个踪迹。我说东也叫我干，西也叫我来，等008我应下人家活做，东也推头痛，西也装耳聋，活活看人家打我个死老鼠竟是：“劳你驾，费你心，抽你骨头拔你筋。”于是所谓师乎友者，一转眼成了我的刽子手，禁子哥，把我绑上法场，好叫人家喝声彩，听我句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惜乎好汉如鲫，不说一个二十年，便是三个二十年，也没有我投胎的着落。“见死不救，非仁也。”师友将何以教我？我不唯引领以望，且抱着磕膝盖儿求。
转过话头，待我挽个师长出面。听说我要办个刊物，他教了我个招子，正是徒弟下山，为师有四字相赠，字曰：“各树一帜。”苦矣哉！师，山左人也，“替天行道，”乃是梁山本事。奈我山右人，底子不外金丹白面，做些小本生意，叫我从何落草？终不过看我打家劫舍，抢钱来分些赃，末了为官方绑去正法而已。除非假借梁山声势，打着“及时雨”的旗帜，在外招摇撞骗，便是惹出乱子，也自有人寻上宋家门去。拍了半天惊堂木，空对着来来去去的听众，乃结结巴巴，红涨着脸，说不出一句正经来，不讨好的，还不正是我自己？
然则预知如此，何必太不自量，跑来现眼？因为，不瞒大众，这里不是没有一点点儿指望。两天来，我写一出戏，里面有一位诗人唱了两句：“这不过是春天，好花儿还开在后边。”如今权借他这两句滥调，做我这篇不成其为东西的煞尾。以上算做发刊词。
009李健吾拟印未果的《力余集》1933年8月底，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后，李健吾回到了古都北平，直到1935年8月又离平赴沪任教，这满满的两年间，他苦苦笔耕，一方面固然为生活的重压所迫（爱人辍学，自己又无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学成归来，也想一展雄才。他的不少重要著作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包括剧本《这不过是春天》和专著《福楼拜评传》。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写作，为其奠定了一生的名声。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心病》（1933年11月开明书店初版）和三幕剧《梁允达》（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10月初版）。此外发表在报刊上的那些诗文，其实也有出版的可能，李健吾为此写过一篇序，遗憾的是，不知何因，这部书最终未能付梓，这篇序也未见收入李健吾任何作品集。现抄录如下：《力余集》序一个人活着别无所长，意有所树而力未逮，似乎只有过往的自我还比较可以依恋。不敢妄想做到克腊西克精神的地步，我有时主张把情感缩的紧紧的，多留些空当，做为一己自由活动的园囿。我的意思是，绝不徒事感伤。然而这却010也真正折磨情感，因为情感，一种徘徊于故址废墟的苦修士，绝不会容许自己和平。其结局，得不到正当的发展，进不足为士大夫道，退不足以语众氓，终则上不上，下不下，逃不出中产阶级的气质，正好一个字可以网尽：“俗”。
每逢分析自己的时光，“俗”这个字最先来到我的意识边。聊自解嘲的是，这里不尽是习俗之俗，虽说更是世俗之俗，留恋尘世，染有不少现实的泥腥。我并不感觉这要不得，然而有时因之脸红却也不假。我这本集子，包括三间小屋，其实正中只有一个大红匾额，曰：“未能免俗”。
这三间小屋，最神秘（或者最浅显），最粗陋，也最应理知趣，加以永久封锁的，就是那十二首无以名之，名之曰诗歌的一间。因为别无更好的名词，只得听其冒了。然而可以誓之天日的，起首仅仅将这当做一种宣泄，底稿草成，便当做一种练习，好来捶凝那些茫无所归的纷繁的情绪。很有些披露了的，自然因为下述的三个原因：发表些情诗，希望感动对方，朋友勒索，不得不应付，因为的确，热衷于发表，无论如何，朋友大半不晓得我写新诗，即使晓得，也相信我写不好的。这末一点我全然同意。直到今日我重检旧稿，在诗歌这一项，发表的始终居于少数。几乎难得一首可以说做好，值得佩弦夫子加个圈圈儿的。完全付之一炬，未免心酸，踌躇再四，终于选出十二首，不负此青春一度。而这十二首之中，有两首隔了六七年，未曾一见天日。
另外一间小屋，便是游简那一部分，原本仅只预备一个人住的。然而情不自禁，也就索兴公开了。至于散文，除去朱大一篇年月较远，下余全是两年来的意外收获。凡年月在朱大一篇以前，如今统统删去，所以也仅只得到十二011篇，实际依旧露出习作的马脚，算不得什么文章。
不脱中产阶级的积习，我终于打开三间隔板，改作一道走廊，任凭过往来客游憩，但求不要兴来提字，勿令我失掉我之为我，那就是一座假山的本色，也就是我这俗子的特色了。
七月十八日该文刊在1935年9月12日曹葆华主编的《诗与批评》第61期上。《诗与批评》1933年10月2日创刊，1936年3月26日出版第74期后停刊。它借用的是《北平晨报》副刊《北平学园》的版面，由曹葆华以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名义编刊，最初设想每隔十日出版一期，每月逢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出版，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未能严格执行。这是一个以刊发诗歌创作和介绍西方现代诗论为主的副刊，曹葆华、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叶公超、陈敬容、常风、南星等都有作品在上面刊登。
《力余集》的书名，典出《论语·学而》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李氏用此典，有不是正业的意思，是一种客气的说法。这部书虽未出版，序中透漏的信息倒是应当注意的，它对理解李先生的作品很有帮助。如“我有时主张把情感缩的紧紧的，多留些空当，做为一己自由活动的园囿”，这不是说他没有感情，而是用理智来驾驭感情，“绝不徒事感伤”。
《力余集》序中，我感兴趣的还是“我这本集子，包括三间小屋”，其中到底储藏了哪些东西。且试着做些索解：先拣容易的说。文中云：“一间小屋，便是游简那一部分”。李健吾回国前，写过一组游记散文，记其在意大利几个城市的游踪，内容即是后来出版的那册《意大利游简》（1936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
012在《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的序中作者写道：“《意大利游简》是我从国外给我未婚妻的书信，回国后，她把这些书信又给了我，我就交给开明书店出版。所以文中有云“原本仅只预备一个人住的。然而情不自禁，也就索兴公开了”。
另一间是被作者称为“最神秘（或者最浅显），最粗陋，也最应理知趣，加以永久封锁的，就是那十二首无以名之，名之曰诗歌的一间”。熟悉李健吾作品的读者都清楚，他是一位剧作家，有《这不过是春天》等多种剧本；是翻译家，有《福楼拜短篇小说集》等译著；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有《福楼拜评传》等专著；是小说家，有《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等若干小说集，或许感觉到自己涉猎的面太广了，写文学评论时他便署了“刘西渭”的名字，也有《咀华集》两册。可是没人称他是诗人，虽然他确实写过诗，只是发表的不多，序里说选出十二首，其中还有两首未曾一见天日，也就是说公开发表有十首，我斗胆地估摸一下，试着列出篇目：1930年10月27日《骆驼草》第25期《进行曲》1933年10月23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期《无题》1933年12月1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7期《Anafricaninlove》1933年12月12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8期《随笔》1934年4月23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21期《嫉妒》1934年6月12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26期《反动》1934年11月2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9期《诞生》刊发李健吾诗歌的《骆驼草》由废名所编，《诗与批评》是曹葆华编，两人都是他的朋友，提供诗稿固然有“朋友勒索”的因素，恐怕也有自己“热衷于发表”的成分在。由此离十首之数已经不远，余下的还得从序中寻找线索，特别是“发表些情诗，希望感动对方”一语更013不应轻易放过。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情诗并不是写给后来他的夫人尤淑芬的，而是另有其人，这是韩石山先生首先发现的，他的《李健吾传》之“中学时期”一章写到了这个女孩，“女孩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国淦的女儿，名张传真，甚俊秀，中学时期与李健吾同班，相恋，李健吾考入清华大学前后，两人断绝关系”。李健吾曾以“醉于川针”“川针”的署名发表过诗篇，以此来感动对方，“川针”即“传真”的谐音。署“醉于川针”的是1925年3月21日在《晨报副刊》上的《邻花》，署“川针”的是1927年11月《清华文艺》第3期上的《过巴沟桥西行》。1927年《现代评论》第6卷第137期李健吾发表的新诗《最后一信》，或许是与这位心上人作的最后诀别。三首诗收在这个集子里，盖有“不负此青春一度”的意味。
至于序中“几乎难得一首可以说做好，值得佩弦夫子加个圈圈儿的”当是作者的谦辞。我不懂诗，也无资格评价李先生的诗，不过想换个角度看，比如，您得承认曹葆华是诗人吧，编刊自有其选诗标准，而一再向李“勒索”诗稿，若全是为了照顾朋友的情分，这样的悬测多少有些牵强，此其一；其二，看看与李健吾在同一版面发表诗歌的还有哪几位，他们是何其芳、方敬、罗念生等人，这几位您也得承认是诗人吧，李健吾与他们在同版发表诗歌，作品时而还被放在显著的位置上，质量当不会差到哪去，现引录一首名为《随笔》的短诗，供读者评析：随笔太阳没有光，只是白，只是白，覆着热上心来的灰沙，014在午梦的夏日，仿佛我的销沈的岁月，嘘着枯寒的黄叶，吸入雪样的忧郁。
捎带说一句，李健吾在1936年7月19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还发表过诗歌《化石》；1936年12月出版的《新诗》1卷3期上发表过《暮春》《这不过是春天》；1937年2月出版的《新诗》1卷5期发表过《囚犯》，这几首，当然不能归入《力余集》，但李健吾所写诗歌不多，同上面十二首合并，几乎就是他诗歌创作的全部了。
剩下的一间就是散文了。序中说：“除去朱大一篇年月较远，下余全是两年来的意外收获。凡年月在朱大一篇以前，如今统统删去，所以也仅只得到十二篇。”朱大的那篇写于1931年5月，后收入到《咀华二集》，篇名《朱大的诗》，另外的十一篇均写于他在北平的这两年。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大概是这样的几篇：1934年6月《中学生》第56期《家长》1934年10月《水星》1卷1期《艺术家》1934年11月《水星》1卷2期《看坟人》1935年1月《水星》1卷4期《车窗外的西伯利亚———旅欧零简》1935年2月《水星》1卷6期《牛皋》1935年4月《水星》2卷2期《搬家》《家长》《看坟人》《牛皋》《搬家》四篇后来被收入到了散文集《希伯先生》一书（1939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于此才过其半，老实讲，我也就查到了这些，可遗漏的几篇又是什么呢？这里，我尝试着进行推论：比如写朱大的那篇，他说是散文，可是后来却收在了《咀华二集》中，换谁也得说这是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呀。我以为，015后来他是将这十二篇散文一分为三了，将评论意味强的收入到《咀华集》，把记事意味强的归入到《希伯先生》，另有不多的几篇则放弃了。这里，主要是要认定，他的散文是一种宽泛的散文，也就是后来有些研究者讲他的评论具有散文的意味，或者说是印象式的评论。
絮絮叨叨地说了上面的话，其间又是翻检资料，又是查考出处，折腾来折腾去，为的却是一册未能出版的作品，恐怕只有我这样无聊的人才干这事，我是不是闲得有些寂寞了。
2010年5月016李健吾、穆时英与“抄袭”自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了《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后，近一段时期，关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抄袭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我因此想到不久前翻看旧报时见到一件涉及李健吾先生的事，虽然，二者未必具有可比性。
1934年5月20日《华北日报》副刊《每日谈座》第68号发表了李健吾的《也算一点声明》的文章。写此文的缘由，盖因之前《每日谈座》上有署名“清明”的《文坛的批发与零售》一文，谈到李先生：“就是在某次谈话中，李健吾先生曾经说过穆时英的《南北极》亦是抄自李先生某篇小说的”。此事非同小可，《南北极》是穆时英的成名作，自1931年1月在《小说月报》第22卷第1期发表后，一时好评如潮，阳翰笙、阿英都写过推介文章。于是李健吾发表了这篇《也算一点声明》。文中他说自己从没有过什么正式的谈话，唯一一次是在中国学院绿洲社，谈的还是法国文坛现状，在那样的场合下也不可能提到穆时英。那么，缘何出现这样一种传闻呢？李先生说：“偶尔和朋友们聊天，记得是去年我方才回国，读完《南北极》，向一两位朋友说笑，大意是：‘《南北极》写的好极了，可怪的是，有几个句子我觉得很017眼熟，后来才想起我的一篇《私情》，里面有些句子相仿’”。恐怕说者无心，听者未必无意，消息借此传了出去。李健吾这里指出有些句子觉得和《私情》中的相仿，但没指明是哪几个句子，我们用一个笨办法，或许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把两篇作品比对一下。我找到两处最为接近的。
其一：《私情》：“我抬头望着天，今天怪，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月亮跟太阳会了面。”《南北极》：“我到今儿还忘不了她。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月亮跟太阳会了面。”其二：《私情》：“好呵，我偏不走，不走，不走定了！”《南北极》：“叫我走，老子偏不走，不走定了。”《私情》是篇不足三千字的短篇，而《南北极》有两万字，已接近中篇的规模，若仅凭这点相似，就指认抄袭，难以服人，多少有点冤枉了穆时英，恐李健吾自己也不敢认同，于是他说出了下面的话：“我没有一点说到穆先生抄袭，而且我自己，更不是说那种话的人，因为我非常羡慕他，一到上海，我立地请施蛰存先生介绍我去见他，表示我的敬慕。关于《南北极》，我相信这是一篇特殊的作品，并且是作者最好的一篇。拿《私情》和《南北极》相比，真是小巫之于大巫，简直不成体统。一个是小玩意儿，一个是精心细制，鸿潇自然在焉。”恭维了一番。至此，事情该结束了吧？
018没那么容易。
李健吾随后又带出一件让穆时英难堪的事：我们往往责人太甚，恨不一笔抹杀其全部的价值与认识。往年读到《现代》上穆先生的自辩，第一我以为多余，第二我以为不如他的小说来的漂亮。
这话说得比较隐晦，也不揭示是哪桩事。我们还是用笨办法，从《现代》杂志入手。
《现代》上刊登过穆时英的许多作品，比如创刊号上即有他的小说《公墓》，之后还有《偷面包的面包师》《断了条胳膊的人》《上海的狐步舞》等。而李健吾所指的自辩一事只能是下面提到的这件。
1933年6月1日出版的《现代》第3卷第2期，目录页上未标明本期有穆时英的文章，但翻到内页“社中座谈”的第三项内容———《读者的告发与作者的表白》，便与穆时英扯上关系了。一位署名“雪炎”的读者在给主编施蛰存的信上指控穆时英有抄袭之嫌，现摘引几段：蛰存先生：在《现代》的二卷六期上，穆时英君《街景》的首段是有着偷窃的嫌疑！
我是一个爱护《现代》的读者，我就不能不揭穿一个守着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作家，来故意偷懒的欺骗读者们。
然后这位“雪炎”把《街景》中的首段与刘呐鸥翻译的《色情文学》中池谷信三郎的《桥》的末段摆在一起，详细作了对比，这次确实019有抄袭之嫌。信的最后他还讥讽了穆时英几句：穆时英君请注意：我并不是写一封无聊的告发信来做敲门砖的，我以读者之一的资格说：君的表现能力并不是“非如此不可”，而偏要故意取巧，那或者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过，一个作家的成功，想不至于用剪子活换来的吧。
对这件事，穆时英的态度是只承认是“取巧”，而不承认“抄袭”。
在给施蛰存的信上他解释说：收到转来的雪炎先生的那封信，我真的很抱歉。现在让我把这事情说说明白。
我的确曾看过了呐鸥兄译的那篇《桥》，那是两年前的事了。我对于那结尾一节实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我预备写《街景》的时候，我就心里把不定怎样开场。一天下午，从大西路顺着静安寺路走，在中华书局总厂前边看见两个圣心庵里的修道女，我就猛地想起了这一节文章，我觉得这情调很配做《街景》的Prelude，所以，晚上就那么样的动手写了。因为那本《色情文化》不在手边，所以没有直抄，（否则我想索性引用了，给加一个引号的）就凭着我的笔写成了那段似是而非的文章。
事实是这样的，我承认是“取巧”，可不肯承认“抄袭”。
不管是“取巧”也好，“抄袭”也罢，好一个李健吾，只轻轻的一笔，就把人家老底揭了，暗含着的意思是你可是有前科的。李健吾承认穆时英才气过人，正因为如此，觉得他一而再地如此做法实在是020犯不着。李健吾对此的两条意见我们前面已经抄了：“第一我以为多余”，意思是对这个问题还不如不作回答；“第二我以为不如他的小说来的漂亮”，意思是说就是回答也可以更巧妙些。李健吾自己熟稔西方文学史上的典故：当时我替他想起一个光荣的例子，就是法国十九世纪初叶的司汤达，《红与黑》的作者。早年他写了一部某大音乐家的评传，几乎完全取材于意大利的某书，事后原作者知道了，大兴问罪之师，司汤达答复的极其巧妙而且聪明：“你的书好比是一片沙砾，我从中拣出金子，正所谓披沙拣金，如果不是我谁看你的书，谁知道你？”我非常同情他的答复，如果不是为了研究伟大的司汤达，我们谁去看那本意大利文的书？歌德向他朋友写信道：“最近法国出了一个司汤达，写了一部意大利游记，里面用了不少我的文章，然而我劝你看这部书：这是一个奇特的作家。”实际上，这番话未必不是又在讲《南北极》“有几个句子我觉得很眼熟”的事。最后李健吾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剽窃而能像他（案：指司汤达）那样艺术地剽窃，已经非有才分不可。何况日子还长，谁又敢用现时一棍子打死未来？
这篇《也算一点声明》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未见穆时英有回复的文字。而现在关于汪晖抄袭的争论还在继续，且看最后如何收场。
2010年7月021三个爱李健吾的女人是谁1929年12月30日《华北日报》的《华北日报副刊》第236号，刊发一首李健吾《三个爱我的女人》的新诗。这个副刊由杨晦主编，1929年1月1日创刊，1931年11月9日发行到648号时停刊，周作人、废名、冯至、徐祖正、蹇先艾、缪崇群等一批新文学作家都有作品在上刊载。熟悉李健吾创作的读者都知道，他是一位剧作家，是翻译家，也是出色的文学评论家，还没有人称他是诗人，因他写的诗不多，发表的就更少了。从这个层面看，《三个爱我的女人》就显得珍贵了。
这首诗共分四节，抄示如下：听我说听我说我见过二百八十一个月春天的花冬天的雪秋天的红夏天的热但是我没有见过一个爱我的女人她那样好那样勤022那样温柔那样用心我见过二百八十一个月她的爱超越年月听我说听我说我的母亲使我这样欢悦她的慈祥我的安帖我的悲伤她的冤业但是她老了老了离开了我的青春不能随我跋涉山林只有梦里梦我成人我的母亲使我这样欢悦她的爱超越欢悦听我说听我说有一个女人在别的世界她是芍药我是绿叶她的美丽我的节钺但是她弃了喧嚣在我迷蒙底时辰一夜的风一夜的嗔叶子绿着花已消沉有一个女人在别的世界她的爱超越世界听我说听我说有一个女人像寒宵的月023春天的红冬天的热秋天的花夏天的雪就在昨天她埋葬了我十年的青春离群底羊断弦底琴就只因为她变了心有一个女人像寒宵的月她的爱整整十月一九二九先看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诗末落款“一九二九”，诗的第一节中“我见过二百八十一个月”合成年即是二十三年零五个月。李出生于1906年8月，也就是说过了这么多的年月，正是1929年12月。即这首诗是在十二月的当月写下，当月发表的。
对这首诗，我想知道那三个女人究竟指谁？当然，这里绝没有窥探作者隐私的意思。
这样的本事，若在过去，局外人恐怕很难索解。因李健吾很少写回忆往事的文章，也很少写怀人的文章，作品中常常隐去自己，或许这与他信奉的艺术宗旨有关。1935年9月12日《北平晨报》附刊《诗与批评》上李写过一篇《〈力余集〉序》，其中有言：“我有时主张把情感缩的紧紧的，多留些空当，做为一己自由活动的园囿。”到了晚年，也就是1979年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他放开笔墨写了一些怀旧念友的文章，也就为我们索解这首诗的本事提供了可能。
那么爱李健吾的三个女人是谁呢？
我试着推测，先拣容易的说。
诗的第二节明确点出一位是我的母亲。李健吾少年失怙，自小是母亲给拉扯大的，他一生都在怀恋感激着母亲，所付出的一切努024力，也正是要让母亲的爱心落到实处。
第二位指他的姐姐。诗的第三节中“有一个女人在别的世界”，点明这是一位故人，而那时他的姐姐刚去世不久。姐姐乳名“香草”，大李健吾两岁，“她是芍药我是绿叶/她的美丽我的节钺”，运用借喻的手法，表达一种从属关系。小时候姐姐常常带着他玩耍，李的回忆文章中曾多次写到。有一天，俩人正在家院落的大车门下玩儿，“忽然起了一个黑旋风，黑了天，黑了地，我俩吓得躲在大车底下动也不敢动，单怕黑旋风把我们刮走了，我们俩紧紧抱在一起”。“天又亮了，我和姐姐这才从大车底下钻了出来。”（《梦里家乡》）还有一次，写跟姐姐去地里打枣虫。路上，姐姐前面走，他就提着个小瓦罐，蹒跚地跟在后面，姐姐举着杆子，学大人的样子打枣虫，“虫子打下来了，我就捻起来放在有水的瓦罐里。不过捻不捻全看我的高兴。我只是跟在姐姐后头专拣她错打下来的枣子罢了。”（《枣花香》）李健吾上小学时即显示出表演才能，那还是“文明戏”时期，他简直成了京城演剧界颇受器重的一个宠儿，“几乎没有一出戏的女主角，他没有饰过，几乎没有一个学校剧社，没有请他帮过忙”。（《〈线外〉序》）而演出用的服装，则全由姐姐为其准备，“演戏时，我的服装都是从姊姊那里搬到我的身上来的。她是那么爱我这个兄弟！她不声不响地给我量尺寸，给我修改。她做裁缝还不算，还当了我的衣服库。
（《“五四”期间北京话剧运动一斑》）。而今确是“叶子绿着花已消沉／有一个女人在别的世界”，幽明永隔了。
前两位比较容易推断，这第三位则较难判定。从诗的第四节内容看，写的是恋爱，且是一场不成功的恋爱，此时失恋的滋味正折磨着他的情感，以致感觉到连时令次序都有些颠倒了。那么这个女人会是谁呢？可以肯定的是，此事与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尤淑芬无关，因为尤考上清华是1930年的事，之后才经人介绍与李健吾相恋。会不025会是那位原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国淦的女儿张传真呢？李健吾确实与张传真恋爱过，并曾以“醉于川针”“川针”的署名发表过诗篇，“川针”即“传真”的谐音，以此感动对方，但俩人早在1925年李健吾考入清华大学后即断绝关系。近日，翻阅韩石山先生《李健吾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在第三章《清华时期———还乡与大奠》中写有这样的话：“和张传真的恋爱失败后，曾追求过一位同学的侄女，亦无功而返。”这第三位我以为极有可能写的就是这个女孩。“她的爱整整十月”，即从1929年2月到12月，也算是一次短促的失败的恋爱了。至于诗中“埋葬了我十年的青春”如何理解？十年即从1919年算起，那时李健吾还是个高小学生，十三岁，连中学都没上，也就是说，从这年起，算作青春时期；抑或是说从这年起他开始演戏，朦胧地懂得男女之事。总之，这个“十年”不必较真，更有可能是为对应下面的那个“十月”。
2011年9月026关于《委曲求全》1983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册《王文显剧作选》，张骏祥作的序中写道：“王文显先生是用英文写剧本的老一代的中国剧作家，我看中国话剧史上也不该漏掉这位在北方默默无闻的戏剧开拓者。”李健吾在《后记》中也说：“王先生生前是应该享盛名的，而今记得他的人却寥寥可数。人世无常而有常，行笔写来，不禁系之。”两位剧作家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王文显其人其剧呢，更遑论普通读者和戏剧爱好者了。
王文显（1886—1968），江苏昆山人。早年在英国读书，1915年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国，先后担任过清华学校的教务长、副校长、代校长。1928年清华学校提升为清华大学后他又长期任外国语文系的系主任，曾开设《外国戏剧》《莎士比亚》《近代戏剧》等课程，直至七七事变后学校南迁，他离开清华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去香港，后移居美国。
在清华任教的数年里，凡关系到他的责任的，总是照办不误，由此安安稳稳地坐在系主任位置上，被称为“不倒翁”。比如在会议上，他从不东拉西扯，均能妥帖地把会议组织好。课堂上，据张骏祥回027忆，他讲课的方法很简单，从头到尾，都是在念讲稿，年年如是，也不增删，有些学生不免会感到枯燥，同事温源宁在《王文显先生》一文中形容那情形“给人一种差不多是一位新教长老会牧师做丧事的印象”。但那份讲稿写的又真好，扎扎实实，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不尽职。而且他还常常把自购的戏剧类图书提供给学生使用。课下呢，他有些清高，缺少热情，温源宁描述他不是一个逗得起学生热爱的人。
没有学生去看他，即便去的话，大都是谈公事，公事谈完，拜访也就结束了，“没有人逗留，也没有人希望延长时间”，双方似乎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可事情又全办了，你不能说他不尽责。他还常常显示出绅士派头，衣着整饬，好用烟斗吸烟，爱在家居的小园子中养养花，对打枪、踢足球也感兴趣。难怪温源宁说：“清华没有他清华就不成其为清华了。有了他，尽管经历过各种变革，清华照样是清华。”然而，不同于他的刻板和缺少热情，王文显写的剧本却别有一番情趣，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培养出了一批知名的剧作家，像李健吾、曹禺、张骏祥、杨绛等都是他的学生。
王文显的剧本均是用英文写的，先后创作了《媒人》《白狼计》《猎人手册》《老吴》《皮货店》五部独幕剧，《梦里京华》（原名《北京政变》）《委曲求全》两部三幕剧，如今只两部三幕剧留存下来，其余的或许都遗失了。
1927年，王文显利用清华教授休假一年之机到耶鲁大学，师从美国戏剧学泰斗贝克教授学习编剧。期间，他写出了《梦里京华》和《委曲求全》。之后由贝克执导，于同年5月在耶鲁大学先上演了《梦里京华》，1929年11月又上演了《委曲求全》。两剧的演出均获成功，影响不小。1936年张骏祥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时，还见到这两出戏的剧照高高地挂在学院图书馆的墙上。
《梦里京华》暂且不论，这里只说《委曲求全》。
这是一部讽刺喜剧，表现了高等学府里一些道貌岸然的“师表”028之间的钩心斗角。善于玩弄权术的顾校长和秘书商量，企图辞掉会计科的王会计员、注册科的宋注册员及校役陆海。王会计员的妻子为保住丈夫在学校的位置，便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装扮出和校长有暧昧关系而迷住了校长，当二人正亲热时恰巧被宋注册员及陆海撞上，于是消息传了出去。老奸巨猾的关教授一直盯着校长这一职位，此时也趁机而动，拉拢陆、宋和一些学生把是非真相搅乱。董事会派来调查真相的张董事是个色鬼，也被王太太的美貌所吸引，和她讲起情话，接起吻来，于是一场案子也就冰消云散了。剧作辛辣地嘲讽了高等学府里的种种鬼蜮行径。
这部剧的中文本1932年7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李健吾翻译。那么，是什么缘由促使李健吾翻译这部剧作呢？这在他为《王文显剧作选》写的《后记》中没有提到。但1935年2月12日他为《华北日报》写的一篇《〈委曲求全〉的翻译与演出》，却对此事解释甚详，不仅如此，文中还叙述了自己在清华大学的活动，谈了自己的戏剧标准，记述了清华戏剧社的演剧活动，同时对了解当时北平演剧界的活动也不无助益，实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篇文章未收入李健吾的任何作品集，读者不易读到，现抄录于下：我翻译《委曲求全》的时候，正是没有离开清华的最后一年。这出剧平时我听人讲起，但是从来没有机会读到。我向来有戏就读，当做文学来读，情形就像一个书呆子。学校任何方面的学生活动，我自来就不加入，（天晓得我从前是怎样一个闹事的分子！如果我告诉现在的朋友，我也是“六三”被困于国务院的十八位代表之一，有谁能够相信吗？）也许由于病，也许由于厌，就是我从小在一起上学的朋友，见我守如处女，也时时纳闷。但是我始终没有丢掉一桩事，029就是戏剧。一进学校的门限，戏剧社社长何一公就来招呼我，约我这位新生去开会。我被选为一位主任，是排演，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
翻阅旧日的《小说月报》，上面有一出戏叫做《鸟》的，就是何一公的著作。他怕是张彭春先生在戏剧方面很得意的一位学生。“三·一八”事变，他的腿受了伤，说是养好了，然而不到半年，并加重起来，于是没有得到烈士的尊称，他也做了一名“三·一八”的殉难者。临终的时候，他望着我，断断续续地道：“叫戏剧社好好演几出戏，现在真是太消沉了。”这话直到如今，快十年了，这忧郁而热肠的声音，还跟着我活了下来。我鼓起勇气，接受他的遗命。我继他之后做了一年副社长，两年社长。这是我在大学时代唯一的课外活动。戏剧社每年都用来试验新的剧作，无论是中文的，或者英文的，如若自己一时没有戏；总设法邀来城里的团体，提高同学的兴趣。戏剧社自己排演的剧本，中文方面，著名的有《最后五分钟》，是初次上演，由赵元任先生自己导演；再如《压迫》，由作者的好友杨振声先生导演，而我们第一次认识马静蕴女士和她演剧的才分，也可以说从这出戏开始：她饰的是老妈，现在我还保留着《压迫》的一个场面；外如余上沅先生的《兵变》，归我负责。这都是当年崭新的独幕剧，差不多还很少试演过。英文方面，因为我们的志愿是助成中国的剧作家，恰好我们又有一位剧作家在我们的眼边，于是打算尽量排演他的著作，这就是王文显先生。我们丝毫不苟。当时学校感于我们的正经其事，还有六十元大洋的津贴。又怕学生的英语不够流利（我们是为戏剧而公演，不是为练习英语而演戏），我们决定全由教授担任。我030们试验的，有王文显先生的两出独幕剧，一个是《媒人》，一个是《白狼计》。我很喜爱后者的技巧，打算译成中文，最近向王先生寻稿本，说是找了好久找不出来，怕是遗失了。这是中国戏剧的一个不小的损失哪。
我们未尝不想试验一出大剧，然而这才真是一桩难事。我们到什么地方物色一出中国人写的长剧，合乎我们的标准？所谓我们的标准，几乎是我个人的标准。我向来不喜欢浮浅的东西，而且不大随和；我所爱好的，又多半是文学或者艺术气息浓厚的作品。说句不很恭敬的话，当时除去少数改译以外，我还没有读到一出比较成功的长剧，无论在取材上，技巧上，字句上，人物的性格上。我知道我们的时代不过是一个创始，一切只是一个准备，什么都还等着未来。但是，我说过，我是一个书呆子，时髦的东西绝对打动不了我的意向，除非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心一意在物色一出长剧，然而一点不是当时流行的普通作品。
于是我听到王文显先生现有一出三幕喜剧，易于上演，同时在中国还没有上演过。我向作者借了稿本来看。看过之后，我决定采用《委曲求全》，作为戏剧社试验的计划。
不幸这是英文的。我们没有十一位英语流畅的演员。我要求作者同意，由我译成中文，减少实际的困难，增加观众的数量和兴趣。我用了不到一个月的工夫，赶忙译出《委曲求全》，同时不等油印出来，就预备分配角色。
然而分配角色，我们却遇到一个绝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适当的女性扮演那位花蝴蝶似的王太太———剧中唯一而且主要的妇女。女同学方面，毫无办法可想，教职员家庭方面，我们试请了一次，然而依旧不相宜。最后我跑到城031里，指望熊佛西先生有所帮助，但是熊先生爱莫能助。在这种情形之下，《委曲求全》，便不得不搁置下来。
其后协和医学校公演英文的《委曲求全》，成绩好的了不得，于是为了补起自己的遗憾，戏剧社特地去请了来，在学校公演了两晚。那次的王太太，由一位卢小姐扮演，获有空前的成功。这很叫我高兴，同时也有一点黯然，想起中文译本的没落。因为选择女演员，作者写信给我，特别提醒我道：“这里有三个主要人物，是王太太，顾校长和张董事。王太太尤其重要。戏是为‘她’写的；她主有全剧；后者的成败全看她演作的好坏。……她是唯一的人，知道她需要什么，而且得到她需要的东西。她是唯一的人，知道全剧如何结束。……”看完卢小姐的王太太，我为作者和他的作品庆得其人。
现在，一晃又是四五年的距离，《委曲求全》已经由北平人文书店成书印行。我一点没有想到青年会剧团会提议上演《委曲求全》。这出乎我的意外，同时我很欢喜有一个机会，实现我学生时代的一个计划。而王太太由马静蕴女士扮演，这差不多解决了困难的一半。但是她会成功吗？其他的演员会成功吗？《委曲求全》的演出不会失败吗？这一切好留待观众解答了。
这篇文章刊载于《华北日报》第7版。本来当天该版属于副刊《教育周刊》的版面，但为配合次日（即13日）《委曲求全》的试演，遂作变通，改为刊登另一副刊《戏剧与电影》，此是第30期，为“青年会剧团第一次公演专号”。青年会剧团是新成立不久的一个演剧团体，而此时唐槐秋率领的中国旅行剧团也正在北平巡演，引起了市民浓厚的兴趣。北平虽为文化古都，可致力于演剧事业的人并不多。为给032荒凉的北平剧坛增加一些活跃气氛，青年会剧团便选定王文显的《委曲求全》作为其排演的第一部戏。这期专号除了刊发李健吾的文章外，还列出了《委曲求全》一剧的演职员名单。此剧的导演由王文显、李健吾担任；演员不全列了，只拣主要的：顾校长由赵希孟饰、陆海由刘果航饰、丁秘书由魏照风饰、宋注册员由周礼饰、王太太由马静蕴饰、王会计员由童家骅饰、关教授由舒又谦饰、张董事由李健吾饰。舞美设计则由司徒乔、秦宣夫担任。捎带说上一句，演员中的魏照风后来写了篇《〈委曲求全〉的演出》的回忆文章，文中说女作家林徽因也参与了舞美设计，并把演出时间说成是3月11日，恐怕不确。写这篇文章时魏先生年事已高，过去的事情可能记不清了，失真在所难免。而今有些研究者不加细考便贸然征引，以此造成以讹传讹。当然，依林徽因对戏剧的喜爱和与李健吾的关系，对设计提些意见是有可能的，但她并未亲自参与。
首日的试演相当成功，所谓试演就像今天举办大型文艺活动前进行的最后一次彩排。它是在东单三条协和礼堂进行的，晚八点开幕，在开幕前仅有的五百个座位已被挤得满满。这次试演有三百张是赠票，都给予北平各高校师生，剩下的二百张则对外出售，每张四角，唐槐秋率领白杨、唐若青等中旅剧团成员持的也是自购票才得以观剧。观毕，唐槐秋连夜赶写了《观〈委曲求全〉后的感想》一文，他说：“我实在是兴奋极了，倘若再不让我写点出来，我真会不仅是今晚睡不着，恐怕再过几天，我还是会睡不着。”有这样精彩的演出，“话剧的前途是有绝大的出路的”。（见1935年2月14日《北平晨报》）作为当年北平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古都的许多家报纸均对演出做了报道，盛赞演员的表演和演出成功。请看记者笔下的李健吾：校董张先生由本剧译者李健吾君担任，戴小帽红结，033黑马褂黑袍，扎腿，平底缎鞋，于讲话，于表情，均能达出官僚作威作福虚伪下流之行动，尤以背手踱步，踉跄于客厅中时，最为酷像，引观众欢笑不止，于全剧表演中，当为首屈一指。（见1935年2月14日《北平晨报〈委曲求全昨试演〉》）再摘引一段1935年2月14日《华北日报》上的报道：昨晚为青年剧团化妆表演《委曲求全》之期，东单三条协和礼堂，距离演出一小时前即告满座，后至者皆抱向隅，开幕后，各演员皆有极精彩之表演，就中尤以饰张董事之李健吾氏，饰校长之赵希孟，饰王太太之马静蕴女士，饰陆海之刘果航氏最博好评。观众皆叹为平市话剧界之空前成功。
闻明日为该团正式公演之期，想届时必有更大之盛况云。
依照计划，2月15日的演出才算正式公演，16日、17日两日还要到清华大学的九一八纪念堂去演。正式公演是进行了，到清华大学的演出则因饰王太太的马静蕴突患急性肺炎而暂时取消。早在前几年的小剧院时期马静蕴便在《茶花女》《压迫》《软体动物》等多部剧作中饰演过女主角，是北平剧坛上的著名演员，这次患病不久她即溘然长逝。据说青年会剧团为此还给她出了纪念专刊。
《委曲求全》一剧，上海复旦剧社也曾排演过，剧中王太太是由名演员凤子饰演的，她曾写过《一个业余戏剧工作者的回忆———从“复旦剧社”到“戏剧工作社”》一文，记述此事颇详，文章很容易读到，此处不赘。
写了以上这些，无非是想说明，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有过《委曲求全》这样一部产生过相当影响的剧作，有过一位特色鲜明的剧作家———王文显。
２０１０年５月034徐志摩的佚诗与佚简1932年5月17日在《天津民国日报》第五版，新增一副刊《文学周刊》，刊头是周作人题字，每逢周二出刊，每期用4开一整版的幅面刊登作品，同年7月26日出至第１１期后，随着《天津民国日报》停刊而终刊。这个刊物标明中国文学研究会主办，实际是由南开大学的几位学生负责编刊。编者在《发刊词》中说：“愿在这方田里播种能结我国的果实的文学种苗，愿从深心里唤起睡困的灵魂去触感我国古代原始纯朴的或中世辉煌繁荣的宝物。”这块园地，既发创作，也载译作，固然以新文学为主，同时也不避旧辞章。重要的作品有陈梦家的《〈歌中之歌〉译序》、戚佑烈的诗论《三百篇表现的人间苦》、刘荣恩的小说《初晚———献给我已故的母亲》，写一个青年自婴孩到成人所经历的遭遇和变迁。但从总体上看，刊物登载有分量的作品不多，绝大部分为青年学子的习作，稍显稚嫩。不过在浏览时我却获得了一种发现的愉悦，竟然找到徐志摩的文字———一首佚诗，一通佚简。
1932年6月14日《文学周刊》第５期，在版面的显著位置刊登一首《想像你的句》的新诗，署名这是“徐志摩先生遗作”，诗前还有编035者加的一段“按语”，对诗的写作时间及何以在本刊发表均有交待。
写到这，不妨插说几句题外话。自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后，编辑这位著名作家诗文全集的工作即已启动，但因种种原因，迟至1969年，才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徐志摩全集》，此后又有香港商务印书馆五卷本的《徐志摩全集》，上海书店在这基础上，后又增补四卷。而现在市上最通行且收录最为齐全的是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韩石山先生主编的八卷本《徐志摩全集》。当然，这里所谓的最为齐全，仅是相对而言，遗珠恐怕在所难免。像这首《想像你的句》，即为各种全集所遗漏，乃是一首佚诗，下面同按语一并照录如下：想像你的句这首诗是志摩先生写来送给一位友人的，大约是他未故前的那个五月里。道歉是必需的，因为诗人已经不在，不能得到他发表的地方和时候的同意。但我们以诚恳来给世界上一点美。志摩先生的友人们，不以为我们唐突吧！
想像你的句如同一支饱餐着风开向海天澄碧处的航船；运用你的字如同一只蝴蝶在花香与露气间舞动他的粉翅。
036夜深听雨时写此即以奉贻志摩这短短的一首小诗，内容并不晦涩，是赞扬某人的文字的，抑或，极有可能赞扬是某人的诗作，但作者仅用两个形象的比喻便真实自然地表达出了情感。
徐志摩在他的《猛虎集》序中，曾谈到写诗的艰辛：“且不说诗化一类的理想是谈何容易实现，就是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然而上面所录的这首，因是写给友人的，最初也没预备发表，反而给人感觉写得更加轻巧，仿佛是信手拈来一样。
1932年7月19日《文学周刊》第１０期，刊登了刘荣恩《鸡鸣寺的诗心》一文，这是对陈梦家自传体小说《不开花的春天》所作的书评。文章起首，作者先讲了一件事，说在许久前的一个夏日，收到这样一封信，不妨抄示如下：荣恩：你回来，至喜。……我现在介绍一个诗人给你，陈梦家，你也许见过他的作品。他是鸡鸣寺的诗心。你带回北国的诗情，你俩一定能结交。
志摩这封信，也未见收入已出版的各种徐志摩作品集，当是一封佚简。虽然内容不全，有些以省略号做了替代，成为残简，然仍觉珍贵。
比如它透露刘、陈的结识由徐志摩牵线，而且两人后来确实有了交037往。刘荣恩借徐志摩原话作题目的这篇文章，便写到初次见面的情景及留下的印记，在他笔下，陈梦家“头发也不长，脸也不绿，只是一个平凡的大学生。在我家他连抽了二支烟卷（他自己的），他说，他在家里不敢抽烟。原来，这位先知也在本地家乡里受压迫的。在青烟的漩涡中，真是一位爱好做美梦时代的孩子，醉了诗的人，多是美梦的追求者，幻想的追求者”。信中，徐志摩把“鸡鸣寺的诗心”许给陈梦家，看出对这位弟子非常地了解。鸡鸣寺是南京的一座著名古寺，离此不远是国立中央大学，陈梦家在该校求学时，恰巧徐志摩也在执教，因喜爱新诗，便投在徐的门下。这座寺庙之于陈梦家的生活具有一种特殊意义，隔三差五的总孤零零地一人跑来探幽访古，寻找诗意，这里俨然成了他诗絮飞扬的道场。徐志摩善于提携后进，他介绍这一南一北（刘荣恩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长期在天津生活，1948年去伦敦定居）两位诗坛新人相识，当然对他们有所期许，而两人也没辜负徐志摩的期望，陈梦家不必说了，刘荣恩后来也有《刘荣恩诗集》（1938年）、《十四行诗八十首》（1939年）《五十五首诗》（1940年）、《诗》（1944年）、《诗二集》（1945年）、《诗三集》等作品问世，只是这些均为自费出版物，多是赠给友人，读者不易见到罢了。
走笔至此，忽然生出一个想法，如果允许猜测，我斗胆地把前面所录那首《想像你的句》，也认为极有可能是写给刘荣恩的，只是发表时，在诗前的按语中，刘觉得不便说出自己的名字，而是以写给一位友人做了简单处理。
２０１１年１月038《公演〈茶花女〉特刊》及叶公超的佚文手边这册《公演〈茶花女〉特刊》是借助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复印的，原刊作为北平小剧院的“院刊”出版。说到北平小剧院，那是1929年秋末冬初时节，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余上沅、熊佛西等人，以当年戏剧系毕业的谢兴（即章泯）、张兰璞（即张寒晖）张鸣琦、王瑞麟等同学为核心，租借北平南河沿25号做院址，组织成立一个业余演出性质的团体———北平小剧院，意在“普及小剧院运动促进现代艺术之发展”（见《戏剧与文艺》1929年第1卷第7期《北平小剧院简则》）。何为小剧院运动？与余上沅相交甚深的梁实秋在《悼念余上沅》中有云：“所谓小剧院运动是一八八七年著名演员Andre’Antoine在巴黎发起，他集合一批年轻戏剧作家，在‘自由剧院’上演他们的作品，观众都是买长期季票的知识分子。他要演出的是优秀作品，外国作品也经常采用，绝不计较票房。此项运动在英德相继兴起，造成高潮。”受此影响，余上沅尝试着在国内推行小剧院运动，赵元任、熊佛西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热心参与，于是成立了北平小剧院，并出版《北平小剧院院刊》。这个演剧团体注重提高戏剧的艺术质量，不以赢利为目的，在当时北方剧坛很少话剧活动039的情况下，大大活跃了北平的话剧舞台。
《公演〈茶花女〉特刊》为《北平小剧院院刊》第6期，1932年11月15日出版。如今关于北平小剧院的资料，坊间颇为稀见，然而这册特刊却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不妨多说几句。比如它列出了小剧院会员职员及董事一览，共四项内容，对了解小剧院的人员组成以及机构设置甚有帮助：一是它的基本会员，入选者几乎都是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的师生，由余上沅、熊佛西、张鸣琦、马静蕴等33人组成；二是赞助会员，主要吸收文化界人士参与，条件是“凡对戏剧有相当兴趣并愿切实赞助该院事业者，皆得为该院赞助会员”（见《北平小剧院简则》），由胡适、杨振声、朱自清、蒋廷黻、陈衡哲、郑颖荪、梁遇春等52人组成；三是小剧院职员的分工，院长由余上沅担任，副院长熊佛西，戏剧部主任陈治策，副主任杨步伟女士，事务部主任章元美，出版部主任陈衡粹女士，组织部主任王子建。这里的两位女士，杨步伟是赵元任的夫人，陈衡粹是余上沅的夫人，当是小剧院为节约开支，拉来两位夫人白尽义务了；四是董事，包括主席、副主席及各专门委员会。主席是赵元任，副主席陈衡哲，秘书熊佛西。财务委员由周寄梅、叶公超、陈治策三人组成。常务委员是许地山、余上沅。董事为胡适、徐彬彬、袁守和、秦丽琳。
特刊还记录了小剧院历届公演的剧目及演员名单和演出时间、地点。《茶花女》公演已是第四届，之前三届是在协和礼堂举行的。第一届是1930年6月20日、21日，演出的剧目是莫里哀的《伪君子》，由陈治策翻译并导演；第三届1931年7月10日、11日和25日，演出剧目是赵元任根据英国剧作家H.H.Davies（哈伯特·亨利·戴维斯）的名作TheMollusc改编的《软体动物》，由熊佛西导演。而第二届是在1930年12月18日、19日，演出剧目共三个，均为独幕剧，分别是熊佛西编剧兼导演的《醉了》；赵元任编剧兼导演的《挂号040信》；丁西林编剧的《压迫》，由余上沅导演。顺便插说几句，《压迫》一剧演员名单中，房东一角竟是由“李云鹤”饰演的，会是后来那位权倾一时、飞扬跋扈的“旗手”吗？且看江青自述，1972年她在回答美国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的洛克珊·维特克时说，1929年，在济南进入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后随院长王泊生在北平演出，“1930年，西北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平去演出，我也参加了”（见叶永烈著《“四人帮”兴亡·李云鹤的学戏生涯》，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可见在时间上吻合；而剧中“巡警”一角由王泊生饰演，更坐实这件事。大概小剧院排演此剧，适逢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正在北平演出，受到小剧院邀请而友情客串一把。
这册名为《公演〈茶花女〉特刊》，当然更多的还是关于《茶花女》的内容。刘半农、潘家洵、顾一樵、包乾元等人都有文章刊登。小剧院排这部剧，用的是小仲马原作刘半农的译本，这部五幕剧是刘用了一个多月工夫译出的，目的是“还希望国中能有什么一个两个人，能够欣赏这一出剧的艺术，能够对于剧中人的情事，细细加以思索”。
（见《半农杂文·译茶花女剧本序》，1934年6月星云堂出版）《茶花女》1926年7月由北新书局初版。可是，几年前译出的一部剧，小剧院何以会单单选上它呢？其实，这届公演从1931年下半年即开始筹备，最初选中的是徐志摩的《卞昆冈》，已排演一半，因赶上戒严令颁布而不得不放弃了。之后，徐志摩遇飞机失事惨死，为纪念他，又想到排这部剧，又因凑不齐演员而没有成功。之所以看上《茶花女》，余上沅在《我们为什么公演〈茶花女〉》中解释了五点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是这样两点：其一，在西洋戏剧史上，这是一部“把内容和外形，思想和情感，浪漫和事实，融会贯通，叫戏剧成为一个多方面的艺术”的有地位的作品，拿这个剧本做老师，可以学它“针线的严密，陪041衬的丰富，情节的曲折，周身的灵动”，这些技术学到手后，有利于将来我们自己的创造；其二，这部剧有它的现实性，中国目前的情形，“处在出茶花女地位上的女子，正是到处都有”。
值得注意的文章还有胡适的《〈茶花女〉的小说与剧本》，他着重比较了小说与剧本的优劣，“平心而论，茶花女剧本的文学价值远不如小说”，盖因“小说中有许多是哀艳沉痛的文字，在剧本里都无法表现出来”，但，“究竟因为戏剧是实地表演，其感人之力比读小说更强，所以更能弥补其文字上的缺陷”。捎带说上一句，此文因未标写作时间，收入《胡适全集》第12卷《文学·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时，该书注解“本文约作于1935年前后”，恐怕是编辑未读过《公演〈茶花女〉特刊》，不知文章首发于此。准确的注解应是“本文作于1932年11月初”。
特刊记载了《茶花女》公演的时间、地点及演职员名单。公演是在1932年11月17日至19三日，每晚八时于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上演，余上沅任导演，演员有十五位，拣主要的列，剧中茶花女马格哩脱由顾曼秋饰，男主人公阿芒由柏森饰，茶花女的女友柏吕唐由马静蕴饰，阿芒的父亲杜法尔由童饰。还有一位饰演者即后来在海峡两岸享有文名写过《城南旧事》的林海音，那时她署“林含英”这个名字，当时就读于私立的春明女中，受小剧院邀请她饰演马格哩脱的女仆那宁。后来林海音写过一篇约一万五千字的《茶花女轶事》的长文，详尽回忆了这次演出的经过，除人物使用化名外，所述史实大体可信。如写每星期有三个晚上，到导演的家中去排戏，每到这个时候，下午放学后，匆匆吃上两口饭，就一个人坐上洋车，直奔导演家。
余导演的家在西城的白米斜街，而林住南城，两地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一路在洋车上摇晃着，背着我的台词，看着马路两旁的落叶，被秋风吹了在地上滑走的声音，不知怎的，心中有异样的感觉”。此外，042还写到陈衡粹女士如何热情地款待演员，写到男女主角的戏外情，写到女演员的爱慕虚荣及演员之间的争风吃醋等等。此文已收入《林海音文集》之《金鲤鱼的百裥裙》（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读。
叶公超为特刊写了《马格哩脱与我们》，这篇文章未见收入陈子善先生编辑、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叶公超批评文集》。
此书是陈先生将迄今所能收集到的叶公超写的所有文学论文、随笔、序跋、和书评全部收入书中，“力求成为一本较为完备的叶公超文学批评集”，然而收集齐全不是一件容易事。《马格哩脱与我们》的文章不长，现抄录如下：今晚来看《茶花女》的男女们，我想多半是跑来看马格哩脱的。
马格哩脱不但能为爱情而牺牲自己的意愿，且能在牺牲之后不失去爱情，为爱情而牺牲的情节在小说与剧本里本极平常，在实际生活中似乎也不罕见，不过多半名义上为爱情牺牲的青年善男信女，实际上只是过度的钟爱自己而已，并不是恋爱别人；或是与恋爱发生了恋爱，并不是与人发生了恋爱。寻常因爱情自杀的人多数是因为自己的环境不能使他满足自己，其动机纯粹是一种自私的愤恨，并不是爱；至于为爱情而杀人的勇士，他们自己既不幸而不适于爱的条件，偏又不忍安视别人恋爱着，这是恶，是愚，更不是爱。唯有如马格哩脱这样大量，聪慧，虔诚的人才能有真纯的爱。她没有自杀，更没有杀人，而且丝毫没有怨天尤人的流露。她不但为阿芒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并且由牺牲而得着了精神的恬静，欲望的解放。
043世上有许多人平日不觉为环境所掣肘，一旦有了爱的目的，便感觉不自由，感觉到“此身非我有”的真实。马格哩脱是个富于直觉的女子，她似乎明白人生的苦痛往往不在不能合而在不能离，所以到了离的时候她已有相当的准备。当她和我们永别的时候，我们总感觉她毕竟是个得着自由的人；虽然她仍然爱阿芒，但是她对于他已无所要求。
在那最后的一刻中，她的心境所呈露的似乎只有一个“清”字的存在。
我今晚也是来看马格哩脱的。我希望今天晚上的马格哩脱能给我一些新的印象，或是使我发生一些新的感想。
有一位法国批评家说过，演得好的马格哩脱，每次都可以给你一种新观点。我正希望如此。
此文因落笔于公演之前，主要对女主人公的性格进行分析，对如何把握这一人物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寄希望于年轻的饰演者“能给我一些新的印象，或是使我发生一些新的感想”。然而，这个角色饰演得是否成功呢，恐怕是见仁见智了。
朱自清看过这部剧，他1932年11月19日的日记这样记录着：“晚观《茶花女》，茶花女甚佳。”（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报人许君远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了《评〈茶花女〉》，对剧中的演员逐一进行品评，尤其对茶花女的饰演者褒奖有加，他说：“顾曼秋扮茶花女，我觉得在中国不能再寻找比她更合适的悲剧女主角。她演过的剧不下数十种，没有一个不令人拍案叫绝。像这样天才的女演员，真是十分难得。这次她扮马格哩脱，自始至终可说无懈可击，而且看来比演《梅罗香》时成熟老到，还要增加044几倍。小剧院得到这样一位基本演员，是一件极可幸的事。这次他们公演没有一糟到底的原故，至少可以说十之九是靠着她。”戏剧家马彦祥写了《从幕前到幕后———关于〈茶花女〉的几点商榷》的剧评，洋洋洒洒，直言不讳对演员的表演提出尖锐批评。这篇文章于1932年11月23日、25日、26日连载于天津《益世报》“戏剧与电影”栏。他说凡稍知表演的人都知道，就是该怎样去利用他的一双眼睛，该怎样去指导他的一双手。而“《茶花女》剧中的诸位演员，我们知道都不是初次登台，然而我发现了每一位演员都放弃了他或她的最重要的表演工具———眼睛和手”。对剧中两位主角的表演他更是不存宽容，多加指责：“饰演茶花女和阿芒的两位是全剧的中心，应该特别出色的，然而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一步。所看见的实在不能相信是茶花女和阿芒，至多不过是两个大学生。学生演戏，演来演去，总像是一个学生，不会像别的，这是他们对于人生既缺少经验，而又不肯观察的缘故。主角如此，其余的角色也是如此。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一次的演员，没有一个是演出了脚色的身份的，连‘演什么人，像什么人’的一点都不曾做到，更不必说‘演什么人，是什么人了’。”迄未发现看了《茶花女》后，叶公超有评论发表。人们常说他属于那类“述而不作”的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轻易下笔，那么这篇距今近八十年的《马格哩脱与我们》被打捞出来，无疑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文学宝库。
2011年10月045《风雨谈》与沈从文的佚文1937年3月16日在《北平晨报》第11版，新辟了一个副刊《风雨谈》。《北平晨报》的前身是著名的《晨报》，之后从《晨报》改称《新晨报》，1930年12月16日又改名为《北平晨报》。虽屡经改名，但有一个共同点，其副刊办得都非常出色，从《晨报副刊》到《《新晨报副刊》再到《北平学园》，刊登过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在文学界有着广泛影响。
《风雨谈》是《北平晨报》在《北平学园》之外的又一个副刊，每周二、四、六出版，由方纪生主编。方纪生（1908—1983），笔名“月华生”，早年留学日本，后致力于民俗学研究和日本文学的译介。1934年出版《民俗学概论》一书，1935年与顾颉刚一起参与组建过北京的风谣学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上时常见到他翻译的作品，比如《华北日报》上有他译中武罗夫的《夏目漱石印象记》，《北平晨报》上有译藤野严九郎的《忆周树人君》等。出版过《文学家的故事》《性风俗夜话》等译著，20世纪40年代编辑过《朔风》等刊物。他自称是周作人的学生，与之交情极深。1944年周作人曾为他翻译的日本人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作序，这书大概最终未能出版。在知堂六十岁寿辰前，他利用自己在东京任华北驻日留学生监督的条件，在046武者小路实笃等日本作家支持下，编了一部日文版的纪念集《周作人先生的事》，他不仅作序，又写了《周作人点滴》，编制了周作人著作年表，出力甚多，此书1944年9月由东京风光馆出版。张中行《负暄续话》中有篇《再谈苦雨斋并序》，文中写到周作人瞑目前告诉家人，只须通知徐耀辰（祖正）和方纪生，可见两人非泛泛之交。方纪生编《北平晨报》这个副刊，值周作人的散文集《风雨谈》出版不久，他解释刊名为何也用《风雨谈》时，在《发刊小引》中说了两点：“一则自然是和知堂老人一样，喜欢那郑风里‘风雨凄凄’三章的意境，以为在无聊苦寂里，忽然来了一线带着生之喜悦的希望，正如冬天已来春将不远，颇足象征中国此时的人心。第二，‘风雨’二字，平常多用以包括万物，云‘欧美风雨’，即指的欧美的一切，适本刊无所不谈的性质相合。有此二因，就不再想其他的名字了。”对于办刊宗旨，他说：“本刊范围颇广，故其内容，在性质方面，不一定纯限于文艺，其他人间（以至于非人间的）事物，亦将在所必谈；在形式方面，因篇幅关系，当然以小品，诗歌及其他短篇创作为主，虽然间亦采登小说，译品和较有意义的长篇。此外，为增加读者见闻及艺术鉴赏的兴趣，我们亦拟报道国内外文坛消息和介绍一些纯艺术性的木刻与版画。”《风雨谈》出版到同年7月13日停刊，总共52期。停刊的原因或许是因客观形势的严峻。从内容上看，编者基本实现了办刊宗旨，刊发了大量的小品、诗歌。许多京派作家都有作品发表，尤以知堂为多，计有《妇人之美》《桑下谈小引》等六篇。还刊登了孟实（朱光潜）的文论，废名的诗歌，梁实秋的影评，李健吾、李长之的杂文，林庚的小品，曹葆华的译文等等，可谓名家荟萃。编者并无门户之见，比如还刊发了孙福熙、徐迟等沪上文人的作品。此外，刊物还为年轻作者提供了一块创作园地，发表了陈敬容的诗歌，王西彦、师田手、流金、杨刚、张秀亚的散文，田涛的小说，吴奔星杂文，伯上（周丰一）的小047品，新波的版画和黎君亮的作家志等等。
沈从文在《风雨谈》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在名家当中，仅次于周作人。这四篇均未收入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其中有两篇署名沈从文，一是1937年6月5日《风雨谈》第三十六期上的《名词》，一是1937年7月8日第50期上的《读书人》；还有两篇属名“炯之”，即1937年4月20日第16期上的《信仰》、1937年5月13日第26期《拿笔有感》。沈从文1935年8月18日在《大公报·小公园》发表文论《谈谈上海的刊物》，1936年10月25日《大公报·文艺》第239期上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1卷4期上发表《再谈差不多》均署“炯之”，如今这三文已编入“全集”第17卷，徐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也收录了这一笔名。可知《风雨谈》上署名“炯之”的文章是沈从文的确凿无疑。
作为现代文坛的一位重量级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对沈从文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地位还远未被人们认识，或许是被其突出的创作成绩所掩。其实，关涉现代文坛的许多重大争论都与沈从文有关，他还经常是论争的引发者，比如，1933年10月，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其中有云：“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各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与平庸为缘”，批评了文坛上普遍存在一种不严肃的态度，由此惹起了一场关于“京派”和“海派”的论争。再比如1936年10月他的一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抨击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种所谓的“差不多”现象。因不满于近年来新出版的书籍杂志上一些青年作家的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也差048不多”，他主张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为许多左翼作家不满，遂又引发一场持久的争论。翌年2月他又发表了《一封信》和《再谈差不多》，重申自己的观点。不仅文艺问题，即便对一些政治问题、社会现象他也时常发表见解，对现存的社会观念不计后果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蔑视。他每每自称是“乡下人”，似乎秉承湘西人的倔劲，受一种不安定灵魂的驱使，他说自己：“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都有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水云·序》），这里新发现的四篇佚文，即突出表现了这一特点。当然，他的意见或许不无可议之处。比如在《信仰》中，他说“信仰”和“迷信”几乎“暧昧不分”，都是建立在逃避“现实”的基础上。针对左翼作家往往多谈论信仰，他说：“我们需要的大作品，也许倒是那种真正‘没有信仰’的人才能够写得出的”。又如在《读书人》中，他把法西斯和苏维埃并列，认为这两种模式都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和发展方向。强调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式的国家”，建立一个“最合事实也宜于理想的政治制度”，就必须由“站在技术上和文化思想上一切的专家们”来治国，等等。应该说，好发议论又率性直言，既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的幼稚之处，恐怕为他日后离开文坛隐埋了伏笔。下面我把这四篇文章抄录于下，提供给读者自己去解读。原刊字迹辨认不清者，以“□”替代。
信仰大多数人若不是本能上需要一点什么东西控制，至少在习惯上已养成需要这个控制了。这种控制附于实际生活就是所谓“法律”、“道德”、“卫生”、“娱乐”、“是”或“非”，一049堆名词或事实。附于抽象人生就是“迷信”或“信仰”。平常我们对于迷信，多半指的是对自然力与不可知之某种事物的崇拜，在崇拜中且加上一分蒙恩的侥幸。是混和糊涂恐怖和希望而产生的一种心境。信仰就稍稍不同了一点。指导信仰的似乎感情和理性平分，且毫无可疑，理性成分或许比较多。尤其是如果我们把信仰的意义范围放窄一点时，把它从旧宗教的拘束里解放，以为它指的仅仅是对实现的“政治理想”表示一种态度时，信仰同迷信显然得分开的。迷信无选择，各以生活习惯为依据，空间差别多，时间差别反而少。信仰许可个人的选择，依据的是个人知识或常识，对当前生存制度的取舍，空间差别少，时间差别反而多。你那老祖宗怕鬼，你还是怕鬼，这是迷信。你那爸爸是保皇党，你却是共产党，这就叫作信仰。但迷信和信仰到某种意义上仍不免显得暧昧不分，共同点是承认生存受控制于“不可知”，控制于“过去”或“未来”。说真话，是逃避“现实”，更具体的说，是害怕“自由”。害怕那种不为当前生活一切名辞一切事实发生的意义所拘束，不为肉体精神空间时间所限制的“自由”。
所以信仰彻底说来纵算不得人的“糊涂”，也依然是人的“弱点”。一种想凭藉过去或未来而安慰当前的失败，忍受当前丑恶的弱点。一个有信仰的人好像就勇敢得多，强壮得多———到如今甚至于还骄傲得多。其实大多数人的信仰，恐怕还是应当称作“迷信”，才能名副其实。比较少数人的信仰，不过与奴性为邻用空虚遮掩现实的一种态度罢了。
对信仰惑疑或否认，且具有表现出这种惑疑或否认勇气的，有两种人，表现在生活里就成为疯子，表现在作品里050就成为伟大作家。托益托夫斯基所谓伟大也就在此，许多作家伟大也就在此。
目前作家中自说“有信仰”的人多，作品中表现的自然也就充满了“信仰”。事实上我们需要的大作品，也许倒是那种真正“没有信仰”的人才能够写得出的。可惜这种人社会上并不多。有的又只是呆子，痴头傻脑十分低能的白痴，或有意装疯事实上还是委委琐琐的人物，不是真正能惑疑一切敢否认一切或轻视一切的家伙。
拿笔有感我的朋友多半是“拿笔的”，十年来眼看他们各人把那一支笔紧紧的捏在手上，纵横挥洒，且因此判别个人的升沉，真是不禁感慨系之。因为其中固然有人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同时也就有人没没无闻，难以自活。有人赢得读者良好友谊，也有人为世所不齿。从事的是同样工作，用的与那个“多数”对面的工具又相同，并且所有环境机会都差不多，结果云泥异势，事情到真有点蹊跷。
糊涂人过“小糊涂”处算“命”时，凡事必曰“此命数也”。
就这件事情说，小糊涂的命定观似乎还有道理，不可厚非。何谓命数？就是在机会上肯尽人力，且明白如何去尽人力，再老老实实的在较长一分时间上等待收获而已。
作者和社会发生关系，给读者留下印象，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有作品，作品又站得住，虽说时代变而又变，当前存在的到明天究竟还是可希望存在。没有作品，或有点不三不四作品，就极力用其他法术政策推销给读者，虽一时间俨然可望“成功”，事实上过一会儿后，那个时代，倒051人不客气，会刷掉的。十年来被刷掉的作家，算算数目，真不少了。这种人从各方面看来，都比较小有聪明，知情识趣，且善观察时代性趣，明白如何下注就可以得到胜利，自见于世，在读者间成为英雄和偶像。但这种人做的是吹尿脬工作，用力太过，会自然炸裂，即不炸裂，只要一枚绣花针轻轻一戳，也就泄气□下。时间就是花针。至于另一种人，看来比较笨，比较老实，低头苦干自强不息是他唯一的信条。他常常好像落后一点，因为他不在宣言上签名，不在纪念会上说话。他好像冷酷一点，因为他把全部热情融解到作品里去了。时间一面清算前者的虚伪，同时一面也就证明后者的坚实。“教育多数得到多数”口号虽出自前者，事实上却只有后者真正能够教育多数，得到多数。
听命不是迷信，只是守分（守一个作者应有的本分）。
一个作者不能诚实工作，希图取巧，为人□□或因缘际会，转入仕途作一小官或不甚困难。惟如此来做个作家，希望半诈骗半恐吓取得读者的崇拜和信用，当然办不好。
政治与文学稍稍不同，不同处也就在此。玩政治或干政治的，自己即或无迷信，必需善于运用他人的迷信。从事文学，先要的是成绩。唯守分才能产生成绩。守分自然比较寂寞（成功后说不定还是寂寞）。假若在北京还有所谓“小京派”作家群，我希望他们能耐得住这点寂寞。
名词在父与子上巴扎洛夫临死时说：“人们怎样的信仰字眼，真是奇怪。譬如你说他是傻子，虽然没有打他，他还是难过极了，要是你说他是个聪明人，就是没有钱给他，他也052是非常高兴的。”目前把话说明白了，我当面叫你作“傻子”或“聪明人”，自然都无意义。可是我若在无意中说：“仁兄，某某说你是个傻子”，或者说：“那天我见着某某，他对你的聪明处真是五体投地。”你即或记得书上那几句话，还是不免受字眼儿支配。理由易明，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下来，过去，当前，未来，大部分就是活在一堆名词里，———为一堆名词而活!虽然某种名词常常对这种人能引起作用，对那种人未必同样有作用，但是名词还是多数人生命中的重要东西。尤其是一些最抽象最浮泛的名词，魔力且最大，对于人最有影响。
有些人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活下来时，会用种种方法去给人产生一个印象，“前进”，“爱国”。“对一切青年运动都富于同情”，“嫉恶如仇”，如此如彼。其实考察起来，这人鼻子眼睛和多数人差不多，生活也差不多。所不同的仅仅是另一些人尽自己的心，沉默而负责的活下去，这些人却善于取巧，即或和生活十分堕落，大不足道，却用种种方法给人一个雄赳赳的印象。自己既在愚众间建设了一个“真理爱护着”的印象，与之对面的当然就“落伍”了。落伍的既受愚众的贬谪，真理爱护者于是成为愚众的领袖。
这是人类的弱点，与别的动物相同的弱点。对于一切名词，多数人不能“思索”，只有“反应”。兽物的反应也许更简单一点，然而大同小异。
取一个最方便的例：在我这个短文上我用了一个“愚众”的词，若由所谓“真理爱护者”说来，必是“觉醒的大众”。也就正因为这种名词的运用，便分出“落伍”或“前053进”。毫无可疑，你若是个和我相识的大学生，即或不好意思说我“落伍”，依然会以为我“顽固。”虽然事实上我作人倒通脱不过，顽固的不过是这时节使用了这样一个名词。
那个真理爱护者或许只想利用你，我倒很懂你也爱你。
巴扎洛夫为多数人容易受字眼控制而希奇，我却觉得可悯。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与其他动物有别，是在脑力的运用，与对于事物的正确判断。但脑力运用或正确判断，到近来倒像是在朝在野都不大奖励的事。在朝在野的“有心人”不奖励思索，为的是便于统治。但自己有权利去思索，追究，认识，怀疑，有的青年人，也宁愿意放下这点二十世纪活人的权利，凡事迷迷胡胡，混下去，拖下去，提醒他这些做人的权利时，还以为是有意在害他。这实在可悯。
托尔斯泰说的好，“人怕同真理对面”。人怕同真理对面原因，大约是不习惯。有些小雀子养在笼里稍久，就不能离开笼子求谋生存。人关在一个受鬼神，帝王，医卜星相，五伦八德，以及各种事实条文作成的社会里已有几千年，所以不习惯取得一个人头脑的权利；虽然有个脑子，可是不大愿意使用脑子。正如帽子，旧的那顶迷信帽子完了，还必需换上新的，为的是不至于光着头害头风。（一个人什么事都去想想，当然容易害头风的。）惟其如此，所以南京地方“作家”交际夜时，有四五百人跳舞，几个大都会里“作家”开会时，照例是有几百人签名。这些人或自以为是“作家”，或被人称为“作家”，仿佛就够了。至于一个作家其所以成为一个作家的事实，都不大想。若多想想，跳舞会也就不那么热闹，开会时，列席签名人也就不那么多了。
054读书人“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好像已经成为一个可嘲笑的名词。它可嘲笑处因为全是“读书人”的玩意儿。读书人拈起这两个名词来作题目写文章时，一部分中国人看来，也以为只是聊以解嘲的行为，算不了什么。再加上一句旧话，“误国多是读书人”，所以在好些场合中，读书人应得的尊重，没有得到。知识是不为人所重视的。尤其是青年人，自己虽在学校里读书，却很有些人以为读书人算不了什么，书本知识不足道，知识分子对国家问题是够隔膜的。民主政治或自由主义，都是过去了的古董，只有最无用处的读书人还放不下，事实上多数人都厌恶它，再不需要它了。
话可靠不可靠且待以后讨论。
或问：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答曰：中国问题与国际问题不可分，由于世界上现在有个俄国，有个意大利国，并且还有个德国。这几个国家政体的组织特殊，且因这种组织特殊，在世界上发生了些影响。中国是个不知向何处走去的国家，自然无从拒绝这种外来的影响。朝野都有人以为“专制”在当前立国大有占便宜处。不觉油然生向往之心。易言之，就是在朝的有人看准专制便于统治，在野的又有人认定专制便于推翻某种统治局面重新建立另一种统治局面，因此法西斯和苏维埃便成为国人心目中一种幻景。十年来的内战———政治的或文学的糊涂战，也就正是拜受这两种噩梦之赐。真能代表所谓理性发达，常识丰富，热爱和平，又极关心国家出路的知识分子，以为民主政治便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人，一时间却真像是个只能读书不知其它的人，在社会已“没落”了。青年055人有“没落”之惧的，照例也就厌闻民主政治，羞说自由主义。
为生活寻出路，就右倾，为情感寻出路，就左倾，为语言文字寻出路，开口拿笔就总离不了轻视嘲笑不左不右的读书人。
不过十年来的内忧外患，因应付这种种内忧外患所取的步骤方法得来的经验，却证明中国到底是中国，由于历史，地理，民族习惯，种种原因，极端的左走不通，极端的右也办不好，要国家渐渐成为一个现代式的国家，最合事实也宜于理想的政治制度，还是比较包涵得宽广（能集中各方面人材合作），富有弹性（可在变动中减少大规模流血），多数专家来分头负责的民主政治。成为民主政治的骨干，实现民主政治理想的，即或不能说完全是读书人，至少可说少不了读书人。
我所谓读书人，指的站在技术上和文化思想上一切的专家们。
专家抬头的机会，就目前情形说来，似乎还早一点，尚待国人的觉悟与努力。假定专家抬头是最近的将来可以实现，从人材数量言是不够用的，待大量补充的。
这就轮到青年人的来选择了。此后爱国作人方式的选择，是依然盲目的凭情感主义和机会主义，从左倾右倾纠纷中，争夺打杀创造自己成一个“名人”“要人”“死人”？还是低下头来努力学一点真正能够增加国家力量的专门技术知识，创造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
这选择很自由的。不过从选择上我们却可以看出一点消息，野心家，空洞的英雄主义者，病人，照例走前面那一条路，一个身心健全的国民，却必然走后面一条路。
2010年3月056因《软体动物》公演而引发的一场笔战1931年7月10日、11日，北平小剧院借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南面的协和医院礼堂，连续两个晚上上演了一出讽刺喜剧《软体动物》。这部剧是赵元任根据英国剧作家H.H.Davies（哈伯特·亨利·戴维斯）的名作The%Mollusc而改编的。剧情很简单，写的是有闲、有钱阶层的懒惰。白太太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富家小姐，有才干，自嫁给白先生后，白先生因为爱她，事事唯命是从，致使白太太处处偷巧装懒，连陪丈夫下棋、散步、逛公园都认为是一种负担，她被彻底地懒惰化（软体化）了。剧作的上演显然与当时北平市民生活有关，一位署名“润薰”的观众在《观〈软体动物〉后》（见《北平晨报·剧刊》）的观后感中说：“北平这个地方阔人比较多，不知有多少小姐们，太太们，及各式各样的摩登们，都在那里软化，所以这个剧观众容易发生兴趣。”该剧公演后，北平的多家报刊作了评介，而讨论最为热烈的要算是《北平晨报》上的《剧刊》。
《剧刊》何以如此关心此事？话要扯得远一点才能说清。
1929年9月，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教授余上沅、熊佛西等人以戏剧系当年毕业的谢兴（即章泯）、张兰璞（即张寒晖）等六057位同学为核心，组织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的演剧团体———北平小剧院，实验推行他们理想中的小剧院运动。所谓的小剧院运动，梁实秋在《悼念余上沅》一文中说：“按所谓小剧院运动是一八八七年著名演员Andre’Antoine在巴黎发起，他集合一批年轻戏剧作家，在‘自由剧院’上演他们的作品，观众都是买长期季票的知识分子。他要演出的是优秀作品，外国作品也经常采用，绝不计较票房。此项运动在英德相继兴起，造成高潮。”在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史上有“发电机一般的推动力量”（见赵景深《文坛忆旧》202页）之称的余上沅受这种思潮影响，尝试在国内推行，赵元任、丁西林、熊佛西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热心参与，于是成立了北平小剧院，由余上沅任院长，熊佛西任副院长兼秘书。他们采取业余演出的形式，不以赢利为目的，注重提高戏剧的艺术质量，在当时北方剧坛很少话剧活动的情况下，惨淡经营，先后排演了《伪君子》《压迫》《醉了》等剧，大大活跃了北平的话剧舞台。
《软体动物》是推行小剧院运动的又一部作品。主创人员有这样几位：译剧赵元任，导演熊佛西，舞台设计余上沅、陈治策，主要演员马静蕴（饰白太太）、邓承勋（饰白先生）。因那时熊佛西兼任着《北平晨报》副刊《剧刊》周刊的主编，为扩大该剧影响，便利用《剧刊》这块园地展开了讨论。
1931年7月12日，即《软体动物》连续公演后的第一天，在《剧刊》第29期上发表了赵元任的《注音注调的〈软体动物〉》一文，主要介绍了翻译过程。所谓的注音注调，即每句的台词都注了音调。7月19日《剧刊》的第30期，鼎鼎大名的胡适发表了《〈软体动物〉的公演》，对这部剧评价很高，认为演出“是小剧院的最大成功，也是中国新剧运动的一大成功”，并说了许多夸耀的话，如称赞“能描摹出那位迷人的软体动物的神气”的马静蕴是位“天才的演员”。而“元任先058生的翻译，都是可以给我们做模范的”“我们在台下听了，差不多全不觉得这是一部翻译出来的剧本”。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样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剧刊》的29期上余上沅的《〈软体动物〉的舞台设计》，自述了在舞台设计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说：“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设计是一回事，能否照设计实行是另外一回事，”北平小剧院自成立后“简直是贫无立锥”，“剧场是借的，往往还借不到手，布景服装也都是借的，不管合用不合用”“其余的一切，照样惭愧得很，都是张家李家王家的东西，并且没有机会可以仔细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戏剧艺术可说是“借的艺术”。他还举例说沙发应该达到怎样的松软程度、墙应该涂成什么颜色才更符合剧情的需要，因都是借的物品，不便改装，“在小剧院还没有剧场以前，根本上就谈不到舞台装饰设计”。
另一篇是7月26日发表在《剧刊》第31期上陈治策的《〈软体动物〉的幕后》一文，自曝了排演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花絮。比如正式公演前7月9日进行的化妆彩排活动，已到了当天的下午，许多事情却还没办妥，“大家疑惑次日是不是能公演的成”“到了晚八点要作化装排演的时候，台上还是乱七八糟的”“左右窗户还没糊上纸”，白太太用做道具的鼻烟壶一时没借到，就用了小孩吃汤药的玻璃瓶代替；双人沙发找不到，把两个单人沙发并放着权来充数；美人榻没有，借用四把椅子在上面蒙个白单子也凑合了。即便在正式公演的第一天，许多道具仍没置办利落，“左右窗户本该装上像玻璃的铁丝纱，但为经济起见，我们只糊上玻璃纸（开窗时发呼啦呼啦的响声，但观众应假装着听不见）。借来的长沙发是蒙着旧而脏的蓝布，我们只好把章元美先生的包车上所用的毛毯蒙上去遮丑”，“这一次公演总不能不说是草率”。
作为该剧舞台设计的余、陈两位，如此这般的来自曝内幕，若碰059到普通的读者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就过去了；但碰到较真且艺术修养高的读者，授人以柄，问题就来了。
８月２日，在《剧刊》的第３２期，林徽因（当时她还署林徽音这名字）发表了《讨论〈软体动物〉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对该剧提出尖锐批评。
和林徽因多有交往的李健吾，在《林徽因》一文中说她有“一副热心肠”，但“口快，性子直，好强”，“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这篇《讨论〈软体动物〉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一文，可谓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写这篇文章时的林徽因因患肺病正在北平西郊的香山疗养，未能亲临现场观看演出，她是读到《剧刊》上的相关报道后撰文的。文章直言不讳，针对余上沅、陈治策关于舞台的设计问题进行指责。
对于余、陈提到的在舞台设计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林徽因说：“凡做一桩事没有不遇困难的，我们几乎可以说：‘事’的本身便是种种困难的综合，而我们所以用以对付，解决这些困难的，便是‘方法’，‘技巧’，和‘艺术创作’”。真正的艺术家对演剧发生的种种困难应尽心竭力来解决，像这样的“凑合敷衍”“处处很将就些”，如何“要表达他的理想到最高程度为止”，而且这种种困难“决不要向观众要求原谅或同情”，因为“观众的评判是对着排演者拿出来的成绩下的，排演中间所经过的困难苦处，他们是看不见的，也便不原谅的”。此外，对于排演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她也逐条提出批评意见，一点不存宽容。
林徽因的这些略带刻薄的指摘，使陈、余二人看不下去了，在他们看来，林徽因算是一个同道，早在1925年留美期间，就共同组织过“中国戏剧改进社”，倡导新剧。如今可好，话剧公演后，不仅一丁060点捧场的话不讲，反而跳出来挑刺，不留情面的拿朋友开刀，这是不能容忍的，必须进行回击。
8月9日，在《剧刊》第33期上，陈治策发表了《〈软体动物〉用的白布单子———答林徽音先生》。文章起始即定了个调子，“我们愿看过那剧戏的观众给我们一个公平的批评”。针对林徽因的批评，他就自己写的那两篇幕后生活的文字做了辩解：“我那写的幕后种种文字，是不可作为批评的根据的”，因为这“只是一种趣话，有好些地方都不免夸大其词”，“具有笑料的资格的，为的是引人入胜”。并再次搬出在排练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来解释，甚至不惜拿出自己家中的白布单子（床单）做道具的事情等等。当然，他没忘先恭维林徽因几句，说在所有关于这出剧的讨论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了，“林先生的态度是既坦白而又诚恳”，而这不过是虚晃一枪，下面才是文章的真意，更是说出了让林徽因难堪的话：“所以引为遗憾的乃是林先生没亲自看戏，只是根据本刊上别人的文字，因此有些误会”，“林先生，您干吗不牺牲一晚的时间去看一看我们的公演呢？假使你那篇文章是看了之后才写的，你一定会都批评得对喽”。意思是说林徽因根本没有评论这出剧的资格，不配谈这出剧。
8月16日，在《剧刊》第34期的显著位置上，余上沅也发表了《答林徽音女士》的一篇长文。他先承认自己写的那篇《〈软体动物〉的舞台设计》的确有些欠妥：“因为写的时候，布景还不曾借到手，其他一切用具，都还不曾动头。但是《剧刊》很想有几篇《软体动物》的文章来热闹热闹，小剧院也想‘宣传宣传’，于是约我写了那一篇……像这样不问实际，只管下笔写去，不知道多么不可靠，多么不该‘拿出来贡献给观众评阅鉴赏’”，这不过是以退为进的战法，“林女士根据了我的那篇不可靠的文章和陈先生‘具有笑料’的文章而作061为文章，有的地方将来不免要以讹传讹”。文中，他再次强调目前小剧院因没有自己的剧场，物质上受到的限制很多，租和借是免不了的，许多好的想法苦于无力实现，所以根本就谈不上舞台的设计了，“这又如何去表达最高理想？哪位艺术家能不‘处处将就’而‘敷衍’”。随后又辩解说，“虽然是借，却也并非林女士所想像的那么‘杂凑’，‘没有计划’”，并以那个白布单子举例说：“白布单子只有一晚搭过白太太的脚，他的面积之小，照上去的灯光之暗，并不曾跳出来打在我们导演者，设计者和舞台监督的眼上”“因为我们的灯光可以补救，不幸而林女士没有亲眼看看，那是我们引为憾事的。”陈、余文章的题目，都使用了“答××”的句式，这样的回答方式表明了事态的升级，必须当个事儿了。在林徽因看来，自己的苦心孤诣不仅没得到理解，还招致一番挖苦，若不回应，岂不默认自己是在栽赃，她不是个轻易服软的人，从来都不是，于是开始了反击。在8月23日《剧刊》的第35期，林徽因又发表了《希望不因〈软体动物〉的公演引出硬体的笔墨官司》。———写到这儿，顺便插上一笔，近日我在查找旧报刊时，偶然发现了这篇文章，它未被收入到陈学勇编辑的《林徽因文存》一书，编者是把“文存”当作“全集”来操作的，力图使出版的林氏文集的句号划圆，但划圆又谈何容易，这么重要的一篇作品居然给漏掉了。
林徽因的文章，主要针对陈治策的诘难一一进行回击，全文如下：八月二日在这刊上，我根据两位小剧院公演的设计人，关于《软体动物》的“设计”和“幕后”提到的几点困难，不避嫌疑的用技术眼光，讨论起来。公平说，天是这样的热，小剧院这次的公演的总成绩又是打破记录的成功，委062实不该再“求全责备”有像我那样煞风景的讨论！看到本月九日陈治策先生标题答复我的文字，我怔了，生怕又因此，引出真正硬体的笔墨官司，来增加剧界的烦恼，更增加我个人的罪过。
好在陈先生标题虽然有“答复”字样，来得怕人其实对于我所提到诸点，并没有技术上的驳难，也没有准确的答复，只有表示承认和同意，所以现在可不必再提了。他另有几个责问，现在我回答他：一、干吗不牺牲一晚的功夫看一看”他们的公演？
答：因为鄙人是卧病在西山四个来月的一个真正的“软体动物”，没有随便起来的自由，更提不到进城看戏，（虽曾提议却被阻止了），这是我个人没有眼福，并不是不肯“牺牲一晚的功夫”（不幸今天报上又误载鄙夫妇参与跳舞盛会的新闻，就此声明省得犯诳言欺人之罪）。
二、“两次幕后生活”“只是一种趣话”“引人入胜”“可否作为批评根据”？
答：可以。我认为根据设计人自己说的“设计”和“幕后”来讨论他们的设计和幕后问题是再对没有了。尤其是我所提出讨论的并没有与事实有不符之处，更没有引用别人“口传”关于他们布景的毛病，或是臆造他们公演时，布景上种种的弊病。只是对于他们幕后组织和设计态度上发了疑问。陈先生的“幕后”虽全是些趣话却也呈露出内容真相不少，所以我这不知趣的人也就因此求全责备了的讨论起来。
三、“你忽略了‘完成了化装排演’这些字了”又“有些误会”又“化装排演和正式公演常有天渊的不同呢”。
063答：我并未误会他们任何一桩事，（陈先生亦未说明误会了些什么）我现在更要郑重声明我并未将他们化装排演误会作正式公演，不止如此，他们正式公演的情形，我知道得很详细，我所以不引用别人报告传说的缘故，就是要公平，要慎重，不敢“根据别人口头传说”。至于化装排演和公演并不该有“天渊之别”是浅而易见：排演的目的是练习次日公演时所有各方面的布置，试验各种布置之有无弊病以备次日改良的。化装排演太乱，道具与次日公演时用的太不相同，则这化装排演基本功用和意义已失去不少，次日公演的成绩必会受其影响的。
四、“那篇文章如果是看了之后写的，你一定会批评得对喽”。
答：前篇文章是根据他们设计人的文章写的，差不多全是讨论，无所谓批评。讨论诸点如（一）布景不该因为有困难而“处处将就”。（二）“借”在布景艺术里是常情，不应将这困难看过重了。（三）因为他们本来要白单子而又换了毛毡（深色的）使我对于他们色彩设计怀疑：疑心他们对色彩调和问题并未顾到；疑心他们对于色彩问题，根本不讲究；疑心他们不理会到寻常白色在台上之不相宜。（四）如窗子玻璃等小技巧，他们未曾实验些较妥方法，似乎不算卖尽力气的认真。
这些问题我希望都没有议论错了。陈先生对第二点已完全同意，别的却也未指出我不“对”的地方。
五、“公平的批评”“成功不成功”问题。
答：我没看到公演，所以我文里第一段即将我的立足点表明了。我说“读到文章……所得印象”……等等。即对064于布景也是因为没有看到公演，所以没有胡乱批评一句话。我是根据看过的人不满的意思（并且公开发表出来的），再根据当事人，所述的幕后的确实情形，用技术原则，探讨其所以不满人意的原由。在事前我虽详细的问过八九个对新剧有见识的朋友，他们那一晚对于布景的印像和意见（失望或是满意），我却没有引用这“口头传说”为的是谨慎，公平。现在陈先生既要“看过那出戏的人”公平批评，我只得老实说，他们多人没有称扬只有不满这次布景，是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也因此我有“成绩上有失败点”的话（注意点字），这并不是说他们这次公演不算一个总成功。请别“误会”。
其实演新剧最招物议的常常是布景，而新剧的布景也实在不容易讨好。被评论本不算什么一回事，布景人宜早预备下卖力气不怕批评的勇气才好。再说，一出新剧本来最负责的人（也就是最易受评论的人），是导演人，这次各方面文章里“导演”两字竟没有人提到，更不说有人评论，这个到底是导演人之幸与不幸还是问题。我承认这次布景上文字，本来只是设计人自己的几句“趣语”，不巧遇着我这样不知趣的人过于认真写了一大篇。俗语说“冤家怕是同行”！不过每件学问的促进常是靠着“同行”的争论的，希望两位设计人特别大量谅解和优容。
六、关于时间欠从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