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对外宣言》（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７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２４页。

８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退出了中共。①达林认为，经过陈炯明叛乱，孙中山终于明白，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能胜利。因此，孙中山开始与中共联合，以便在此后的斗争中依靠人民大众。②１９２２年８月西湖特别会议后，李大钊即以个人身份首先加入了国民党。

总之，孙中山对中共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这一变化与时局的发展及其自身处境有很大的关系。面对一战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社会上流行的世界主义思潮，孙中山特别强调三民主义，尤其是借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以反对世界主义，并且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也这样认为。直到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才对军阀有了彻底的认识，认识到“中国军阀须根本推倒”③。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走上与中共合作的道路。

可以说，孙中山代表的中国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苏俄是“双向寻求联系目的各不相同”④。孙中山对中共的态度从不认同到走向国共合作，既有其对自身思想的反思，也包含此时对苏俄支持的需求。

二、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成立之初，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该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同时，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⑤由此可见，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７—２３８页。

②［苏］Ｃ．Ａ．达林：《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侯均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２７页。

③《对外宣言》（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７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２５页。

④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７７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５页。

８２第二章联俄与容共共产党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对其他党派采取的是排斥的态度，并且将共产党的任务规定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中共一大到二大的一年间，中国社会一边经历着四川、湖北等地的军阀混战，一边又在混乱的政局中看到一丝希望。

张国焘回忆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时称：“这个时期，中国的形势的确有些使人乐观的征象。华盛顿会议主要虽是解决英、美、日等列强在太平洋区域的冲突及限制军备，但其议案也规定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协议改善关税制度暨治外法权等。当时一般人多抱乐观，认为华盛顿会议开辟了减轻外力侵凌的途径。奉系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日本人在华势力受到实际打击，代之而起的是反日爱国的军人吴佩孚等。他们觉得循此发展，可以扭转第一次欧战以来日本灭亡中国的趋势。”随着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主义兴起，胡适等人对吴佩孚寄予厚望。①中共并不盲从这些社会思潮，而是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得出了中国社会需要彻底推翻封建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的结论。１９２２年５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两次会议为以后中共发表对于时局的正确分析奠定了基础。

在广州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林伯渠表示对孙中山的支持，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北伐都值得钦佩。但是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因为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运动，并竭力支持香港海员罢工而支持陈炯明，对孙中山颇有微词。在这次会议中，虽然对怎样对待国民党的问题存在争议，但总体上中共的态度还是倾向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大会还邀请孙中山莅临并发言。②在随后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颁布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章和团纲。团纲中强调：“资本主义的列强欲达到其侵略的目的，自然要努力破坏中国的独立和自强，扶植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收渔人之利；同时又因为列强间的互相竞争，各自特别扶植其势力所及的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获得特别的权利……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的两重压迫，日在恐慌崩坏之中，于是其中开明分子为自身生存与发展起见，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１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２２、２２５页。

８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压迫这两种愿望……这种反抗封建的民主革命战争，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上有重大的意义。具体说起来，这种革命战争终局的胜利，是在能够得着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利。这种革命战争现时正在奋进途中，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我们无产阶级和最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这种革命的斗争，造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不应该取旁观或反对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无产阶级虽可以得着些自由与权利，然而不能得着完全解放，因为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战胜以后，他们马上就会变成大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配的关系———依然存在。所以接着民主的革命成功，便会发生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①由此可见，尽管此时中共还认为一旦民主革命完成，无产阶级就要准备与资产阶级斗争，但是决定援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已经大体确定。

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称：“民主派的失败，便是人民不能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在这样状况之下的中国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面八方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不良的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这样状况是必然要继续下去的……真正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

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色彩；他们的行为，除了革命运动以外，该党议员于民国元年、二年及六年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１９２２年５月），《“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９—３１页。

８４第二章联俄与容共在国会和敌党抗争的内容，以及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拥护民主政治的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战争。”①此时中共已经明确认识到，“国民党是比较革命和民主的党派”，确定要联合国民党，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而这个战线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在正确分析中国社会情况后，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又重申了无产阶级应当联络扶助民主派的思想。与此同时，也强调了共产党不能放松对资产阶级的警惕性：“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终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②最后，中共二大发表的宣言称：“……但是压迫在世界侵略的资本主义极大组织之下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那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①《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７—２６页。

②《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７页。

８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

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奋斗……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最后，中共确定了统一战线的奋斗目标，包括：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等。①至此，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最终形成。中共确定的革命政策，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和对时局的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二大的纲领和一大相比更加成熟且更加切合实际，这反映出中共自身的成长。虽然在制定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党内统一思想的工作不是十分顺利，但中共最终坚持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并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为民主主义革命。另一点也值得注意，虽然中共通过数次会议的讨论之后，已经确定要同国民党建立联合统一战线，但却始终保持着对资产阶级的警惕性，这一点在此后的国共合作中也一直存在。

三、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的推动据包惠僧回忆，早在中共正式成立之前，陈独秀、沈定一等就同戴季陶等人非常熟悉，并一起接触过从苏俄来的共产国际代表，“上海方面，参加新文化运动并主张改革中国政治的除新青年派（《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时被称为新青年派）外，还有上海《星期评论》，负责人是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等。《时事新报》（是研究系的报纸）主编是张东荪。伟基思克由陈独秀介绍同戴季陶、张东荪见面，会谈了好几次，对中国政治改革有些共同的意见，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７５—７７页。

８６第二章联俄与容共最后发起组党。”①虽然他们最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比较熟悉彼此情况，这也为此后的国共合作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共产国际很早就提出国共合作这一议题，据包惠僧记载：“（约在１９２１年９、１０月份）陈独秀回到上海，马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联合国民党，发动我们的政治斗争问题。当时，共产党的分子都是一些不满现状的纯洁天真的青年，都把国民党看成是堕落腐化的集团，把孙中山呼为‘孙大炮’，如果这个问题提到党中作民主讨论，是很难通过的。因此，最初没有提出讨论通过，只是在马林与陈独秀的默契之下，由马林去找孙中山商谈。”②会谈的结果如前所述，孙中山对国共合作不感兴趣，还含蓄地表达了他对中共的不满。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放弃对国共合作的推动和对国民党的支持，尤其对中共方面做了许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

１９２２年１月，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萨发洛夫发表了他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敏锐地指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勾结。③马林在１９２１年１２月拜访过孙中山后，对国民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认为：“国民党的领袖多数都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考察日本、法国、美国期间，同各社会主义党派建立了联系，曾试图使社会主义理论去适应中国古代哲学……南方的领袖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倾注全力去争取对工人的影响。他们知道，虽然无产阶级还很年青，人数也很少，但为了实现其民族主义目标，他们需要无产阶级。”④从中可以看出，马林是倾向于国共联合的。

几乎在同一时期，共产国际驻广州的代表利金也希望中共与国民党走向联合，而不要孤立地活动，并表示了对共产党孤立活动状况的不满。他指出：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①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１１页。

②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０９页。

③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１９２２年１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④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１９２２年９月７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８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小组的名称最准确地表达了这些组织的性质，不仅是因为这些组织的人数微不足道（所有小组成员总数不超过２００人），而且是因为现在，即过去两年之后，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本质性的特点，这就是：１．脱离群众；２．试图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组织范围内；３．推崇小组个别成员在小组全部工作中反映出来的个人威望；４．积极活动能力较差……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也没有联系。这是我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二个不幸。这里又表现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所特有的小组习气。

它们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①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对中共产生了很大影响。１９２２年６月，中共在发表对时局的第一次看法时，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战争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要务。同时，中共二大也决定要联合国民党进行民主革命，而不是排斥国民党，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

紧接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希望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于这一问题，陈独秀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他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写信，陈述其理由：“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理由如左：（一）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①《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０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６—８８页。

８８第二章联俄与容共六条意见为荷。”①然而，陈独秀最终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而未坚持自己的意见。

１９２９年，陈独秀在离党前后所写的《告全党同志书》提及此事时称：“大会（二大）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②在共产国际的努力下，李大钊首先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亲自主持入党仪式，安排他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③，并下定“容纳群才，扩张党势”的决心。④此后，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参与到国民党的工作中来。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从党外联合走向党内合作。

１９２３年１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⑤对于共产①《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１９２２年４月６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２１页。

③李大钊：《狱中自述》（１９２７年），《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８９０—８９１页。

④《复四川支部函》（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６０６页。

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的问题的决议》（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３６页。

８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国际的这个决议，陈独秀最终也表示服从，他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表示：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次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①因此，中共三大正式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认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深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②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在１９２３年７月发表了第二次关于时局的主张，明确表示支持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才能够救中国。③从国民党方面来说，虽然孙中山并不认同苏俄方面宣传的苏维埃制度以及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他对苏俄的组织宣传工作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在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苏俄的组织宣传工作的效力。

他痛定思痛，决心重振国民党，他这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宣传组织工作的重要性。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想法，并且委托陈独秀和马①《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２３年６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８６—４８７页。

②《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③《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１９２３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３３页。

９０第二章联俄与容共林制订国民党改组的计划。①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也参与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中来。

在共产国际推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马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马林的工作方法欠妥，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觉得难以接受。在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与中共即开始讨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等人因为不同意这一提议，与马林之间发生了冲突。②抛开张国焘由于与马林发生争执而对其产生的成见不谈，马林本身的工作作风强硬，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也值得深思。在中共三大上，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仍然是重点讨论的问题。三大虽然通过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案，但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马林对于一些共产党员反对他和陈独秀提出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耿耿于怀。③马林的工作作风甚至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的微词。④此外，在此过程中，在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三方面希望通过这次合作达到的目的各不相同。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始终信仰三民主义，他希望通过国共合作来壮大国民党，所以他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严格遵守三民主义，不要违背，否则就将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⑤中共则希望通过国共合作来壮大自身，所以时刻不忘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并且强调要向国民党渗透，争取国民党左派。⑥共产国际也希望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希望国共双方最终都能够和苏俄站在一起，投入世界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⑦①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９１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８—２４６页。

③《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２０日之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６１—４６２页，第４６７页。斯内夫利特即马林。

④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９３页。

⑤《陈独秀谈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２版，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９１页。

⑥《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１６页。

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的问题的决议》（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３６—４３７页。

９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第三节中国国民党改组一、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努力到１９１９年，孙中山并未真正改变原来中华革命党涣散松弛的状况，也没有能够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此时的国民党，距离孙中山笔下“系中国之存亡”的强大革命核心力量的目标，仍有很大的差距。面对陈炯明叛变后的被动局面，孙中山开始重提国民党自身的建设问题。

１９２２年９月，孙中山开始着手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实际工作。９月４日，他召集在沪的各省国民党负责党员共５３人开会，座谈的主题便是如何改进国民党的问题。６日，他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该起草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拟定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并经由孙中山修正。此后，孙中山又召集各省国民党代表对拟定的党纲、总章、宣言等进行了集体讨论和修订。１９２３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宣言》正式发表，宣言重申了孙中山的主张“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①。次日，孙中山又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党务改进会议，正式发布了新的党纲和总章。孙中山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表明此次党务改进的初衷，称：“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②此次党务改进与孙中山以往主持的党务工作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此次成立专门委员会并组织党员代表集体讨论，前后历时数月，并公开发表宣言，如此郑重的形式在国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人直接参与到这次改进工作中来。可见，孙中山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确立联①《中国国民党宣言》（１９２３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页。

②《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１９２３年１月２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６页。

９２第二章联俄与容共俄、容共的政策，并且在具体的党务工作中有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１９２３年初的党务改进方案，在贯彻落实方面并不能算得上及时有效。７月２０日，孙中山批准公布一系列各级党部的组织通则，如《中国国民党总支部通则》、《中国国民党支部通则》、《中国国民党分部通则》、《中国国民党通讯处通则》、《中国国民党海外总支部通则》、《中国国民党海外支部通则》，而此时距离《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的发表，已经过去半年多。

实际上，１９２２年下半年至１９２３年，孙中山并未将党务改进作为急迫的任务来推进。２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继续致力于与地方实力派建立和巩固军事联盟的工作。２月２２日，在接受东方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孙中山称：“广东欲再建政府与否，不能明答，惟欲尽全力以促进统一。至其手段，则以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固不俟言。余与张、段之三角联盟，现正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吴若不从余之主张，当用联盟之武力讨之。”①同年７月，陈独秀等人向孙中山主张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孙中山还是强调军事的重要性，认为当前的关键问题，还是要争取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

同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遣鲍罗廷前来广州，充任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的政治顾问。１０月６日，鲍罗廷抵达广州，很快便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鲍罗廷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认为，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之所以成效不大，在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于改组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达到理解有组织的国民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高度”②。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鲍罗廷成为促使孙中山重新启动并大举推进国民党改组工作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鲍罗廷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强调政治工作和组织宣传是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鲍罗廷在他的札记中这样记录他与孙中山的谈话：“当我详细地向他描述这方面的工作时，他立即说：‘这项工作我们没有，我们应该有。’”③鲍罗廷到广州之初，多次在包括欢迎宴会在①《与东方通讯社记者的谈话》（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２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②《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７０页。

③《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６５页。

９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内的各种场合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言论使孙中山深为所动，后者在双十节举行的国民党党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国民党多年来势力未见增进的原因时，将“党中缺乏组织”列为首条，并表示：“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首须立远大之眼光，不可斤斤于目前之小利。”①另一方面，鲍罗廷直接推动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１０月１１日，孙中山即致电上海国民党本部，令其改组。１０月１８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１０月１９日，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１０月２４日，令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量本党改组问题，详为审议，悉心擘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②。次日，有１００余人参加的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

会议当日即任命胡汉民等９人为特派临时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全面改组工作。１０月２８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首次会议决定，开始着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分部登记，设立广州市党部；统一宣传机关；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及设立讲习所等工作；推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伧、戴季陶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并决定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首先着手在广州、上海两地实行“试点改组”，进行党员登记，成立区分部、区党部，推行民主集中制。“在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主要是在国民党领导人当中，改组工作早在代表大会之前两个月就开始了；对代表大会的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争论。在另外几个城市除了散发一些书籍之外还派去代表，负责解释改组的必要性和代表大会的任务。在这方面，共产党也做了大量工作，它向各地发了与改组和代表大会有关的指①《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６８页。

②《致党内同志函》（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４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３４页。

③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９３—９４页。

９４第二章联俄与容共示。”尽管在鲍罗廷看来，这一切都“不能认为是各地的令人满意的筹备工作”，但他仍承认这些工作“毫无疑问具有很大意义”。①共产党员为国民党的“试点改组”做了大量工作。据鲍罗廷载：“从谭平山同志提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使广州的共产党员人心振奋，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早就向往的工作。”②１１月２４日，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等文件。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通知各地党组织，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即将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一大。③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孙中山发表了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宣言指出：“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宣言突出强调改组的必要性，并简述改组的办法：“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宣言明确了改组的目的：“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④当日，孙中山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孙中山当天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发表演说，重申改组的用意是“志在将本党势力在中国内地各省尽力扩充”，“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故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演讲中，孙中山介绍俄国革命的胜利经验，指出国民党从前未能“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是“因为未有①《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３５页。

②《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７３页。

③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４页。

④《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４２９—４３０页。

９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而这次改组，正是要向苏俄学习组织、训练的方法。①１２月９日，孙中山再次发表演说，强调此次国民党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认为过去经验表明，“军队战胜为不可靠，必须党人战胜乃为可靠”。②改组和筹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１２月１１日，鲍罗廷向孙中山面陈国民党改组之详细计划：一，将改组之计划广向人民宣传；二，精细制定国民党总章；三，以广州为党的核心，以上海为第二中心；四，尽早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五，大会以后，建设地方党部。③１６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并划上海为７个区，成立７个分部。④２３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党员大会，到会３０００余人，汪精卫报告孙中山关于改良党务宗旨，胡汉民、廖仲恺均发表演说，并选出张拱辰等３人为出席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５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⑤１月１２日，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议讨论筹划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为草拟国民党政纲。该项政纲草案曾在上海执行部第一次会议中提出研究，参与研究的有胡汉民、廖仲恺、瞿秋白、汪精卫等。随后，广州四人委员会（廖仲恺、鲍罗廷、胡汉民、汪精卫）又对政纲问题讨论了很长的时间。⑥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虽然在１９２３年下半年就已正式启动，但并未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６日，鲍罗廷问瞿秋白：“中国其他报纸上谈到了国民党改组问题吗？”瞿答称：“没有，什么也没有谈。”⑦这一无人问津①《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４３０—４３９页。

②《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９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０１页。

③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１２页。

④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１５页。

⑤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１７页。

⑥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３页。

⑦《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８１页。

９６第二章联俄与容共的情形到１９２４年有了明显变化。１９２４年１月１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版元旦增刊《中国国民党改组号》，发表了一系列此前制订的中国国民党改组重要文献，包括《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孙总理演说改组原因》等。①１月１４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商团和警察举行的联欢会，并发表演说，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造势，申明党改组的目的在于“筹备一个新方法，再来建设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开一个新纪元”，勉励大家和政府始终合作，共同促成革命新事业。②１月１９日，国民党一大预备会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自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８日成立，当日终于完成历史使命。经统计，为负责筹备各项改组事宜，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前后共开会２８次，议决案件４００余件。至此，改组国民党和召开一大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二、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上午，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礼堂里，中国国民党一大正式开幕。会议举行至１月３０日闭幕，１１天的时间里，开会１７次，共１９６名代表出席此次大会。孙中山任主席，主席团成员包括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等人。共产党员代表有２３人，其中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李永声、沈定一、谢晋等７人由孙中山指定；另外１６人由各省市国民党组织分别选出，具体包括林伯渠、毛泽东、李维汉、夏曦、袁达时、张国焘、胡公冕、宣中华、廖乾吾、朱季悯、韩麟符、于方舟、王尽美、刘伯垂、李立三、陈镜湖。③与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还有的是海外华人华侨代表。他们的立场和主张也并非完全一致。１９２３年来华的苏联外交代表团成员，后来担任首任苏联驻华大使的加拉罕认为，代表们可以按照思想倾向分为左、中、右三个派别：右派和左派数量相当，皆在３０至４０人，中间派人数较多，约有８０至１００人。

①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５页。

②《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６１页。

③李新主编，萧超然等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０页。

９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加拉罕这样解释三个派别的组成和特点：“右派主要是由殖民地的代表组成。这是一些中国商人，他们是给孙逸仙财政支持的源泉，主要来自中国南方。他们与孙之间与其说是‘党的’关系，不如说是私人关系，在他们看来，孙逸仙就是无可争议的权威，而如果说他们站在南方运动一边，那只是因为他们拥护孙。左派主要是共产党员和工人。居中间的是孙逸仙本人和他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以及来自各省的大多数代表团。”加拉罕认为右派对改组持一定的反对立场，因为“他们害怕由于党的创立以及与之相关的纲领、章程和中央委员会的出现有可能降低孙的威信”。而他们同时还担心国民党会变成实际上的共产党，所以他们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加拉罕看来，“共产党人在代表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的言论给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组织工作和给党纲、党章的制定制造麻烦”①。

在开幕词中，孙中山强调了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意义，“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应该看作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孙中山还指出：“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②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一事上，的确发挥了作为“组织教练员”的作用。这次大会的组织形式几乎完全仿照了俄共代表大会。事先起草大会宣言和党章，成立大会主席团，最后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切对于当时的国民党人来说还是陌生的。

１月２３日，国民党一大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言为鲍罗廷所起草，他基本上贯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的精神。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后交给汪精卫润色，并最终由孙中山定稿。宣言分析了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并重新解释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纲领。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①《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１０—４１６页。

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９５—９９页。

９８第二章联俄与容共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释民权主义时，强调“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在阐释民生主义时，除继续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外，还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①，这就为三民主义赋予了新的社会政治内涵。②大会通过的另一份重要文件是中国国民党的新党章。据《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集》③，中国国民党在一大召开前，共颁发规约２次，总章２次。此次大会颁布新章后终于基本定型，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１９２４年的这份新党章，无论从文本还是其规定的党的组织系统，均与俄共相仿，甚至雷同。这是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具体体现。

１月２８日，在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报告时，遇到了阻力。个别代表提出要在党章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１０余人附议。这时，李大钊代表共产党发言，称“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不可”，“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人民一齐加入本党，这种发展本党的责任，是要先进诸同志与我们共同担负的”，“我们若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损失”，“有我们在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央作了联络，使革命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本党总理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从而阐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廖仲恺在发言中指出：“此次彼等（指共产党员）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汪精卫亦称：“党员跨党一层，可不必过虑，如党员违纪一律绳以党纪。”胡汉民则表示：“不必再在章程中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最后表决，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意见，未获得通过。④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３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４—１２５页。

②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３页。

③《革命文献》，第７０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６年。

④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一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８８页。

９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１月３０日，国民党一大闭幕。孙中山在闭幕词中称：“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从此以后，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奋斗。”①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是此次国民党改组工作完成的标志，它为国民党确立了新的政治方向，奠定了新组织体制的基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

三、孙中山系统阐述三民主义在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同时，自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７日下午起，孙中山在广东高师礼堂发表演讲，开始系统阐述三民主义理论，以后每周一次。“民族主义”共６讲，于３月２日讲完。演讲由黄昌谷笔录整理，经孙中山本人修改后在《中国国民党周刊》上发表。３月底，以“民族主义”为题出版单行本。“民权主义”共６讲，在４月底完成，紧接着也出版了单行本。“民生主义”则延至８月初才开讲，８月２４日，“民生主义”讲完第４讲。孙中山本计划“民生主义”讲６到８讲，后因广州商团叛乱既而准备北伐而被迫中断。同年，孙中山北上后曾有意在北京继续将民生主义讲完，终因病情恶化直至逝世而未能如愿。

其实，就在三民主义演讲前数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已经对三民主义做了重新阐释。孙中山在演讲中再次系统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理论，虽然他自己表示：“此次演讲既无暇晷以预备，又无书籍为参考，只于登坛之后随意发言，较之前稿，遗忘实多。”②然而此次演讲的内容，却无疑是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重要体现。从此次演讲的文稿中，可以看出其内容、宗旨与国民党一大宣言有一些不同之处。

演讲中，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

无论对付哪一国，都可以抵抗”③，而不像在一大宣言中那样强调“国内各种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０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７９页。

②《三民主义》（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８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８３页。

③《三民主义》（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８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１页。

１００第二章联俄与容共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①。在演讲中，孙中山还试图求诸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哲学。

对于民权主义，孙中山在演讲中再三强调“全民政治”，也不像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一样明确肯定平民是民权的政治基础。

民生主义，向来是孙中山十分重视的内容。他曾经表示：“民生主义的理论，比民族、民权都深奥，我对民族、民权两主义，可以随便演讲，但对民生主义，却不能不要充分时间准备一下，所以我想停讲若干时日，把民生主义演讲的大纲拟好后，再继续讲。”②孙中山在演讲中称：“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③这样的认识无疑存在一定的误区。

关于此次演讲的用意，孙中山在后来结集出版的《民族主义》序言中称：“兹值国民党改组，同志决心从事攻心之奋斗，亟须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为宣传之资。”④这与孙中山此前筹备改组工作时多次强调的重视宣传的思路是相符合的。

一般认为，国民党一大宣言实际上确立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以此为特征的这一阶段的三民主义，是区别于以前“旧三民主义”的“新三民主义”。然而，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致闭幕词时强调，“政纲和主义的性质，本来是不同的，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⑤。事实上，孙中山也从未明言三民主义存在新旧之分。

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通过，意味着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带有共产国际决议色彩的新政纲，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孙在接受宣言时的犹疑。对比国民党一大宣言与三民主义演讲的不同，不难发现孙中山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９页。

②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１９８８年，第４６４３页。

③《三民主义》（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８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８１页。

④《三民主义》（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８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８３页。

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０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７８页。

１０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这一犹疑的表现。①另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经历从不完善到逐渐发展深化的过程，将其笼统概括为从“旧三民主义”到以“三大政策”为特征的“新三民主义”是不符合其原意的。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前后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就其涵盖的内容看，后期的三民主义具有明确反帝内容，对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有明确的解说。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基础———三民主义思想，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始终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②总而言之，三民主义演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孙中山对三民主义思想的再一次系统阐述，更在于通过对演讲内容的考察，能够了解孙中山的学说中本来就不够彻底并存在矛盾的部分，而这些内容实际上体现的是国共两党在指导思想上深层次的分歧。

对于改组后的国共关系，两党各自的认知也存在差异。尽管表面上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与共产党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取得了喜人的进展。然而这样的联盟毕竟存在深层次的不稳定性，从而埋下了日后国共合作走向破裂的隐患。

①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７页。

②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１０２第三章国民政府的成立第一节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与建制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也是晚清革命运动的策源地。自１８９４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推动革命开始，粤籍人士就成为革命的主力，而清末多次革命起事也集中于广东，因此，其革命正统观念较其他各省尤为浓烈。①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了推动护法运动，曾三次在广州成立政府，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而１９２５年７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就是在先前孙中山创设的革命政府基础上，续谋革命的进行，以完成孙中山致力追求的国民革命。

一、国民政府正式成立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于大会第一天即提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并亲自详加说明：今日之事，实缘我们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明明白白与北方脱离关系，故组织国民政府实为目前第一问题……故本总理之意，以为此次大会之目的有二：一改组本党，一建设国家。而于建设国家，尚有应研究之问题①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３页。１９２５年７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首届国府委员共１６人，其中籍贯分布以南部省份９人最多，中部省份５人居次，北部省份２人最少，而南部诸省又以广东７人最多，几乎占全数之半，亦可见广州国府领导核心系以广东人为主。见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８７页。

１０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二：一立即将大元帅政府变为国民党政府，二先将《建国大纲》表决后，四出宣传，使人民了解其内容，结合团体，要求政府之实现。①国民党一大乃决议：“国民党当以此最低限度政纲———宣言内之政纲为原则，组织国民政府。”②同时，大会也通过孙中山所提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此即为日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张本。２月１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复通过组织部长谭平山所提《国民政府组织案》。③但后来因顾虑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专横，恐政府改组为合议制后被其把持，遂迟未实行。④及至同年底，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因冯玉祥倒戈，发动首都兵变，直系失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为处理善后问题，冯玉祥、段祺瑞及奉系领袖张作霖等纷电孙中山，邀请北上共商国是。于是孙中山发表声明，主张以“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基本政策，并任命胡汉民为广州留守，代行大元帅职务后，即束装北上。⑤不料入京后孙中山就病情严重，有一病不起之势，随侍在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考虑到孙身后国民党的领导及政府体制诸问题，乃于１９２５年２月在北京召集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议，决定将广州大元帅大本营改为合议制。会后，由汪精卫将此决议电告广州当局，电文称：“北京政治委员会拟议：帅座（指孙中山）若不讳，广州政府改合议制。合西南各省为之，以消纳灰色同志。”⑥广州留守胡汉民接电后，以中央执行委员既然有此提议，即表示不愿再代行大元帅职权，主张正式组织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由全党同志共①孙中山：《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３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１２—４１３页。

②③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６２９页。

④李守孔：《国民革命史》，第２版，台北，１９８０年，第３９０页。

⑤胡汉民：《悼谭组庵先生》，《胡汉民先生文集》，第４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第１３６２页。

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６３０页。

１０４第三章国民政府的成立同负责，以完成孙中山遗志。①此议得到廖仲恺、伍朝枢等政治委员赞成，中央政治委员会遂于２月１９日在广州集会。由于此时正值东江陈炯明部趁孙中山北上三路进兵广州，广州政府任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统领党军进行第一次东征之际，中央政治委员会依据汪精卫之电请，作成决议两项，特别强调：“一，广州政府应改为合议制；二，委员应以军事委员略为扩充成为执政委员；此时东江战事正烈，其他分子一时暂勿加入，免懈军心。”②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广州政府改组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但此际突有唐继尧滇军侵桂图粤，广州局势风云突变。先是１９２３年２月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大元帅大本营后，为促使唐继尧出师讨伐曹锟，乃于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１日，在广州召集的政务军事联合会议上，推举唐氏为副元帅，并电促就职，率师北伐。孙同时也任命唐继尧以副元帅兼建国军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令其主持西南三省北伐军事。③然而唐继尧仍施护法时期之故技，再次拒绝就任副元帅，但却欣然就联军总司令职，以图恢复其昔日控有西南之霸业。不过，当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唐继尧竟于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９日发出通电，声明已于１８日在滇就副元帅职，并宣称“大元帅……一切未竟之主张，皆吾辈应负之责任”，企图以副元帅递补大元帅的缺位。④但广州政府即于当日谴责唐的行径，并通电予以讨伐。唐继尧合法入主粤省的计划虽告失败，但滇军却兵分两路入侵广西，仍对广州政府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建国军湘军总司令谭延由北江回师广州，对改组政府之计划虽表支持，但认为不宜在军情紧急之际，改组中枢。胡汉民等人也清楚若准备尚未完成，匆促改组易生事故，因此决定将政府改组案暂时搁置。⑤３月２１日，胡汉民与谭延等各军将领联名发表宣言，声明广州政府一切制度设施，仍赓续成规。⑥①胡汉民：《悼谭组庵先生》、《国民政府的经过及其将来》，《胡汉民先生文集》，第３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第３１２页；第４册，第１３６３页。

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６３０页。

③杨维真：《唐继尧与西南政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１９４页。

④《唐继尧就副元帅职之皓电》，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第６３１页。

⑤胡汉民：《悼谭组庵先生》，《胡汉民先生文集》，第４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第１３６３页。

⑥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４６—４７页。

１０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同年５月，唐继尧加紧入侵广东的准备，派代表与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驻粤桂军刘震寰及港英当局代表密商，准备进图广州。①而广州政府也发现杨、刘与陈炯明部、北京政府、英国广州总领事互通款曲。②适汪精卫等人由京返粤，乃与胡汉民、谭延、朱培德等商议，决定断然处置滇桂军。６月初，蒋介石领导的东征军回师讨平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败走香港；而入桂的滇军也屡遭败绩，最后退回云南，广东革命基地转危为安。至此，障碍既除，国民政府组织事宜乃得积极进行。

１９２５年６月１４日，讨伐滇桂军行动全部胜利结束，胡汉民乃于当日下午在大本营召集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与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等共同商讨组织政府方案，并达成下列决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设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关税各部。每部设部长一人，各部联席会议，另推主席一人，关于政治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之名义执行之，其各部事务由各部及各部联合会议主持之。③１９日，政治委员会再对中央政府的设置作出更清楚的规定：“设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会议，并于委员中推举一人为主席。

关于政治上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国民政府之名义执行之。”④此即为日后国民政府组织之张本。２４日，设立政府的基本原则既经确立，胡汉民乃以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名义发表通电，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之决议案，将国民政府成立的宗旨及组织昭告中外，并宣布于７月１日成立。⑤６月３０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将《政府改组决议案》、国民政府委员名单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等，一并送请中央执行委员会①杨维真：《唐继尧与西南政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１９５页。

②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４２页。

③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６３１页。

④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６３２页。

⑤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６３２—６３３页。

１０６第三章国民政府的成立审议。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宣告成立，并发表成立通告：“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三十日，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推定汪兆铭（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传贤、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等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兆铭等谨于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宣誓就职，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特此通告。”①国民政府的成立，为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革命揭开历史的新页。孙中山生前虽未能亲见革命的完成，但此后广州国民政府将掀起革命狂潮，向打倒军阀、统一全国之路迈进。

二、国民政府的初步建制（一）国民政府的组织精神国民政府成立的法理依据，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其特色可分从“党治”与“委员制”两方面讨论。

所谓“党治”，是指中国国民党以革命政党姿态独占全国政权，实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在革命政党的原则下，不但不允许其他政党过问政治，甚至不容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党治”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民国引进西方的共和政体及议会制度。然而，民初议会制度的试行被认为是失败的，孙中山于是吸纳俄共革命政党的理论及精神，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决定以国民党作为统一中国、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１９２５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就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以此标示以党治国的原则。②就“委员制”而言，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采合议制，国务由委员会议执行，有别于民国肇建以来所施行的首长制，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变①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１号，广州，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公报室，１９２５年７月，第１５页。

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１号，广州，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公报室，１９２５年７月，第５页。

１０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革。①先是１９１４年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系采领袖制，以“总理”地位领导全党。１９２４年国民党改组后，虽师法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组织，采委员制，但因尊重孙中山的革命领导地位，故于委员制外，仍保持总理的最后决定权，以总理扶持委员制。②不过，随着改组后“委员制”日趋重要，国民党领导阶层产生结构性改变，中央干部在党内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渐为党的重心所在。据统计，在孙中山北上前，其亲自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十四次，大约占总次数的四分之一，说明国民党中执会已由党内同志担负主要责任，实有助于日后权力的转移。③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不再设总理，改采集体领导方式，委员制成为党内运作的主轴。同年７月国民政府成立，亦采取委员制，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根据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规定，国民政府本于《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建设中华民国的原则，中央政治制度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从广州国民政府的组织运作观察，国民政府为行政机构，大理院为司法机构，监察院与惩吏院为监察机构，监察院内特设考试科，兼行考试权，可谓四权并备；虽无特设的立法机构，但在“党治”原则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乃所有政治的枢纽，亦可视为最高立法机关。缘此，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五权制度虽尚未完备，但形式上已略具五权分治的精神。④直言之，广州国民政府乃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革命方略》，一方面以武力扫除革命障碍，另一方面则从事建设工作，革命与建国并行，这是革命政府的特有性质，也是广州国民政府组织精神之所在。

（二）国民政府的初步建制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国府是掌理全国政务的最高机关，其特点为受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实行委员制，由委员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推定一人为主席，并设置常务委员五人，以处理日常政务。其下设置军事、外交及财政三部，后增设司法部及交通部。国民政府委员会以主席及常务委员为核心，主席对外代表国民政府，象征国家元首，但并不代表具有最后决定权；此因委员会系合议制，不论主席或常务委员均不能单独行使职权。国民政府权力的行①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增订版，第３６１—３６３页。

②③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６８页。

④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６９页。

１０８第三章国民政府的成立使，有两种途径：一是公布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文书，由主席及主管部部长署名；二是不属于各部之政务，由常务委员多数署名，以国民政府名义施行。①在实际运作上，国民政府委员会乃发号施令的中枢，而由各部会负责执行，并由委员兼任各部会首长，负实际行政责任。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成立，首届国府委员有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传贤、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共１６人，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核定，并依《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推举汪精卫、胡汉民、谭延、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由汪精卫兼国民政府主席。此外，另以鲍罗廷（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ｒｋｏｗｉｃｈＢｏｒｏｄｉｎ）为高等顾问。在政务推展方面，广州国民政府对内致力于统一军政、民政及财政，整顿吏治，扶植地方自治，其中尤以整理财政成效最著。广州时期出掌国民政府财政者，主要是廖仲恺与宋子文，廖仲恺奠定初基，宋子文推展于后，透过控制税收、改良币制，使财源增加，财政基础渐趋巩固，广东财政先后在两人的擘画之下，逐步完成统一。日后北伐军兴，国府能有足够财力支持军事行动，即为整顿财政之功。②在对外方面，广州国府本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在沙基惨案与省港大罢工的交涉中，表现出坚韧的革命精神，以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③此外，为应军事阶段以武力扫除革命障碍之需求，乃设立军事委员会为军事上之决策机关，并基于政军分治原则，成为统辖全国军务的最高领导机构。军事委员会于１９２５年７月３日成立，委员有汪精卫（兼军委会主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许崇智、蒋介石８人，除蒋介石外，其余７人同时为国民政府委员，具有很高的重叠性；另以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ａｌｉｎ，原名Ｖａｓｉｌｙ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ｖｉｃｈＢｌｙｕｋｈｅｒ）为高等顾问。在职权上，依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军事委员会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１号，广州，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公报室，１９２５年７月，第５页。

②广州国民政府统一财政的措施及成效，可参见王正华：《广州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２７），第２４编：《护法与北伐》，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５１１—５３７页。

③关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及表现，可参见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１９２５—１９３１》，台北，１９９３年。

１０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受中国国民党之指挥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①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厉行军政统一，将广州国民政府所辖各军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按其番号依次为：蒋介石第一军（党军）、谭延第二军（湘军）、朱培德第三军（滇军）、李济深第四军（粤军）、李福林第五军（粤军）、程潜第六军（湘军）。在此基础上，完成广东内部统一，并筹备出师北伐，在军事委员会指导筹划下，所有重要军事措施依次推行。

三、国民党的党政运作中国国民党建立广州国民政府，执掌广东政权后，最重要的政治措施就是开始实施训政。训政是根据孙中山遗教的规定，有其事实上的需要，但也为国民党垄断全国政权取得法理上的依据。所谓“训政”，按孙中山原意，是中国结束军政时期，迈向宪政时期的一个过渡阶段。早在清末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已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及宪法之治三个时期。②１９１４年孙制定《中华革命党总章》时，则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③孙中山认为民国以后，中国的民主、宪政道路之所以坎坷难行，很大原因是中国向来为专制政体，人民从未有一日真正当家做主过；一旦民国建立，立即要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担负政治的责任，实在是窒碍难行。因此，孙主张人民应接受政治的训练，养成自治能力。是为训政的由来。

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对于训政时期的工作规划至详，对民权的扶植亦定出具体的办法。④孙将政治权力分为两种：一为“政权”，理论上是全体国民共享，并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另一则为“治权”，包含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系由政府总揽以行使。孙中山的理想是经由政权、治权分立，达到“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效用。但在实际上，由于训政期间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国民党全代会闭会期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２号，广州，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公报室，１９２５年７月，第１４—１５页。

②《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１９０６年），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１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３４页。

③《中华革命党总章》（１９１４年７月８日），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９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００—３０１页。

④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军权、党权、民权的较量》，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１１０第三章国民政府的成立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至于治权则托付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因此，就权力位阶而言，国民党在政府之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更负有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施行的责任。①１９２４年７月１１日，孙中山为使党、政、军务分工办理，特别成立政治委员会，孙自任主席，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改任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六人为委员，并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以作为政治指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的权责划分，依胡汉民在同年７月１４日中执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中所提出的《政治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权限案》决议，包括：一，关于党事，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按照性质由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二，关于政治及外交问题，由总理或大元帅决定办理。②这两项规定说明了政治委员会的主要职掌是处理政治、外交事务，关于党务或决策方面，则仍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不过如此一来，中执会虽仍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其动力则全在政治委员会。③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病逝后，政治委员会于６月１４日召开第十四次会议，决定设立国民政府，并通过两项决议：一，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委员会，以指导国民革命之进行；二，关于政治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名义执行之。这两项决议不仅确立政治委员会的组织地位，也建立政治委员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使其成为党、政的连锁机关。④至于政治委员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主要体现于下列两点：一，国民政府组织法规与施政，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二，国民政府重要人事，包括国府委员、军事委员、惩吏委员、监察委员等，均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指导监督，而实际的指导监督机关即为政治委员会。

在法定程序上，政治委员会关于上述的重要决策或人事任命，必须经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但国府成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多系事后追认，很少是由中执会交付执行，显示当时国民党的决策权已转移至政①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２—１１６页。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１９５４年，第８５页。

③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④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４页。

１１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治委员会了。①政治委员会是训政时期国民党最重要的决策机构，对于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及政务官的任免等事项皆有议决权，并直接交国民政府执行，因此，国民党在中央层级呈现“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但在中央以下，各级党部与地方政府并无直接统属关系。县党部若不满县政府的措施，只能向省党部提出意见，由省党部转咨省政府处理；同样的，若县政府对县党部的措施不满，亦应提交省政府转咨省党部处理，双方均不得直接干预对方行动。不过，由于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了实权与资源，且待遇较为丰厚，不但能吸引较优秀的人才，亦较为外界所重视。因此，国民党的“党治”在中央最为彻底，省以下则呈现“政强党弱”的现象。②按孙中山的构想，训政是由国民党作民权的保姆，最后仍然要还政于民，实施宪政，因此，训政只是过渡阶段，是有期限的。其顺序为由下而上，先完成县自治，至一省全部的县完成自治则施行省自治，当一半以上的省完成自治后，再进而全国实行宪政，次序井然。至于训政工作的重点是推行地方自治，具体项目有清查人口、测量土地、修筑道路、训练人民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③不过后来因国民党长期执政，加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训政一训竟长达二十几年，显然非孙中山的原意了。

第二节两广革命基地的巩固１９２５年７月７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身份向军委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建议国民政府首要之务莫过于固结西南团体，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及军阀。至于其进行的步骤有三：（一）三个月内（即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以前）肃清广东境内之残逆；（二）尽本年（１９２５）内，将广西军政整理①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②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０—１９９页。

③《国民政府建国大纲》（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１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３—３６页。

１１２第三章国民政府的成立完竣，建设事业亦次第兴办，使两广同为革命政府根据地；（三）尽１９２７年内，将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省一律置于国民革命之下，使西南重行团结，与北方国民军得相衔接。①而其中成败关键，则在于巩固两广革命基地，故蒋介石“革命六大计划”归结到最后即为“统一两广”。②因此，广州国府乃致力于讨平广东内部残逆，完成粤省统一，并积极扶植、联系广西，将两广纳入国府建制，以巩固革命基地。

一、广东统一的完成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广州国民政府虽然宣告成立，但敌人仍内外环伺，广州内部危机四伏。为此，国府乃发动两次东征，肃清内部，并平定粤省南路，完成广东真正的统一。

（一）二次东征当１９２５年６月东征军回师讨伐滇、桂军，东征左翼军总司令许崇智率部回省时，将所攻占的东江潮州、梅县一带防地，让予投诚的陈炯明旧部洪兆麟、林虎部入驻。不料洪、林等利用广州当局致力于解决滇桂军，粤局动荡之际，再度叛变，对广州造成很大威胁。７月７日，蒋介石在“革命六大计划”中写道：“广东问题，首在对英，故在潮、梅，则英必以全力助陈逆（陈炯明）谋死灰复燃；在南路，则英必藉邓本殷现存势力，扩大反革命派之骚扰，我政府苟不能计期三月（即在本年十月以前），肃清潮、梅，收回南路，则英政府谋我之机，必将因陈、邓诸逆之甘为傀儡，授以资械，增大其残余势力，危及革命政府。是故欲图广州革命根据地之安全，必须以最短期间收回南路、潮梅，使反革命派无所托足，帝国主义无所凭借，为先决条件。”③因此，国民政府特别委员会乃于９月１日决定再度出兵东江，彻底解决陈炯明叛军，是为“二次东征”。④９月２８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决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１９２５年７月７日记事，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８４—３８７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１９２５年７月７日记事，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９１—３９２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１９２５年７月７日记事，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８６页。

④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６页。

１１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议：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统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四两军进占东江；以陈铭枢为南路警备司令，鲁涤平为北江警备司令，分别对邓本殷、熊克武部监视，并相机解决之。蒋介石受命后，决定督师亲征，并下达准备出发令，命东征部队分三期（１０月１日、５日、９日）次第出发，揭开二次东征的序幕。①此际驻守粤北北江、连县一带的建国军川军总司令熊克武部不稳，据报熊与陈炯明等叛军往来，密谋不轨。１０月３日，蒋介石奉军事委员会令扣押熊克武，联合各军顺利解决熊部川军，解除广州国民政府后顾之忧，东征军乃得出师讨逆。②１０月６日，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统率东征军主力第一纵队自广州出发前线，展开东征战斗行动。第一纵队系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主力，军纪严明，战力及作战意志均颇可观。二次东征以惠州攻防战为重心，当时陈炯明以林虎、李易标及洪兆麟三路进攻广州，蒋介石决定攻取东江战略要地惠州，直捣陈炯明老巢。惠州号称天险，扼东江要冲，是军事必争之地，自宋朝以来，从未被攻下，当时由陈炯明部将杨坤如率众两三千人，凭险据守经年。１２日，东征军兵临惠州城下，经两昼夜惨烈战斗，并佐以苏联援助的飞机轰炸及野炮攻击，终于在１４日攻克惠州，杨坤如负伤逃逸，杨部溃散，东征军大获全胜。③经此一役，东征军声威远播，东江陈军各部均因之胆丧。１１月４日，东征军攻占汕头、潮州，东江底定，二次东征胜利结束。至此，陈炯明一败涂地，不复为患。１１月７日，蒋介石军次汕头，上万群众热烈欢迎。１０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与国府委员谭延、邓泽如、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贺蒋介石，电文曰：我兄以十月六日自广州启节至十一月六日而临驾汕头，屈指行师，恰盈一月。群贼就歼，东江悉平，破惠州之天险，覆逆敌之巢穴。及在罗经坝出奇制胜，使群贼敛手就擒，无能漏网，尤为此次战役中最有特色之事。我兄建此伟功，成总理未竟之志，定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军之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６５２页。

②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８页。

③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略稿》，第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２４６页。

１１４第三章国民政府的成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①“定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军之声威”，此语实道出二次东征的重要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二）平定南路邓本殷原系陈炯明旧属，长期统治琼崖（海南岛），１９２３年联合申葆藩等部，成立南路八属联军，任总指挥，并宣布八属自治，保境安民。②１９２４年２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琼崖护军使，据有广东南路八属，在粤省内与广州政府、东江陈炯明三足鼎立。１９２５年６月，邓本殷接受北京政府段祺瑞执政的任命，改广东南路八属为特区，奉委“高雷阳罗钦廉琼崖八属特区督办”，获将军府授“植威将军”，颁陆军中将衔。此外，并私向美国银行借款，以建筑琼崖码头、海港及开发铁路、森林、矿产权为交换条件。③１９２５年９月，当陈炯明进犯东江之际，邓本殷也从南路策应，开始动员军队准备进攻，并电请北京政府援助。１０月中旬，北京政府封邓本殷陆军上将衔，支持邓部进攻广州，并派出军舰协同作战。１０月２２日，邓本殷下达《本军对省方作战纲要》，其作战部署为“与东、北江友军协同消灭赤化，奠定粤局为主旨，对省方取攻势”，“先消灭西江南岸之敌，以全力攻取肇庆，候机会合东江友军，围攻省垣”。④当时广州国府正全力进行二次东征，负责南路防守重责的南路警备司令陈铭枢兵力薄弱，处境堪虞。１０月２４日，八属联军攻占罗定，进逼江门，陈铭枢部被迫撤往开平县单水口，西江情势告急。国府指令驻防北江的第二军增援江门，并飞调第三军一师由古劳出鹤山，侧击单水口之敌。⑤１０月３１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指挥，以陈铭枢、王均、戴岳及桂军俞作柏部，兵分四路，反攻八属联军。后来，广州国府又派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１４号，广州，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公报室，１９２５年１１月，第５１页。

②阚宗骅：《广东南路八属联军的形成及其覆亡》，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粤军史实纪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６５页。

③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７页。

④佟义东：《粤军虎将———邓本殷》，《文史春秋》，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⑤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９页。

１１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接任南征军总指挥，率自东江调回的陈济棠第十一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加入南路战斗，陆续克复钦、廉、高、雷，邓本殷率残部撤往琼崖。１９２６年１月，李济深率部强渡琼州海峡，进剿琼崖邓本殷残部。２月，邓部残众悉被缴械，南路告定，广东全省已无割据势力，国民政府根基始告稳定。①二、广西统一与加入国民政府（一）广西统一１９２０年陈炯明率粤军返粤，桂军败退回桂，丢失广东地盘。１９２１年６月，陆荣廷为恢复粤省地盘，得北京直系济助饷械，兵分三路进扰广东。孙中山乃以非常大总统身份督师进讨陆荣廷，并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揭开粤军援桂之役的序幕。②陈炯明率粤军入桂后攻势顺利，得桂军刘震寰部响应，克复梧州，并直指南宁；许崇智率另部粤军攻取桂林，黔军谷正伦及滇军朱培德出师相应，平定全桂。７月，陆荣廷通电下野，结束旧桂系统治时期。③广西底定，孙中山设大本营于桂林，特任总统府秘书长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这是广西第一次接受革命政府的管辖。④此时，李宗仁、黄绍、白崇禧三人均任职于桂军，而以李宗仁军阶最高，实力最大。李部接受陈炯明改编，出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是为李宗仁隶属革命军之始。１９２２年６月，陈炯明部粤军自广西撤防回粤，广西遂成无政府状态，各地纷组自治军，李宗仁部也改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自任总司令。黄绍所部在困顿之余，曾编入李宗仁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的第三支队，这是李、黄结合的开端。⑤不过，黄绍却非甘心蛰伏，在商得李宗仁同意暂时分开发展后，决计出梧州，联络广东，以开创新局。１９２３年，孙中山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黄、白与广州革命政府从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６５３—６５４页。

②段云章、陈敏、倪俊明：《陈炯明的一生》，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８５—１８７页。

③陆君田、苏书选编著：《陆荣廷传》，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５８—３６５页。

④陈炯明在攻占南宁后，另委杨愿公为广西省长，造成广西“一省两长”的局面。陆君田、苏书选编著：《陆荣廷传》，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６７页。

⑤王文裕：《北伐前后的桂系与国民政府》，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９２年，第１３页。

１１６第三章国民政府的成立此建立关系，确立革命方向。①根基稳固后的黄绍，为谋更进一步发展，乃向李宗仁商定合作事宜，李部改称“定桂军”，两军并于１９２４年７月正式合并，在全省政治中心南宁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以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新桂系正式形成。②１１月，广州留守胡汉民与许崇智电邀黄绍赴粤商洽，除由廖仲恺、许崇智介绍黄加入国民党外，并商定将李、黄两军统一于革命政府名下。大元帅大本营宣布取消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改为“广西绥靖督办公署”，以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黄绍为广西绥靖会办兼第二军军长，李、黄于１２月１日就职，自此新桂系正式纳入革命阵营。③此后，新桂系先后讨平沈鸿烈部并击败来犯的唐继尧滇军，于１９２５年７月顺利完成广西统一。

（二）参加国民政府由于地理环境接近，自来广东与广西即习称“两广”，在政治上常合为一体。广州革命政府自始就很重视与广西的关系，从新桂系出兵梧州至统一广西，均不遗余力地扶植、栽培新桂系，希望借此将广西纳入革命阵营，以奠定革命成功之基础。１９２５年７月，新桂系统一广西，适逢广州国民政府初立，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乃派林森、李济深前往桂省商讨：一，广西省政府组织问题。二，广西省关于党事组织、宣传诸问题。三，广西现在军政、民政情形及其整顿方法。四，熊（克武）军由黔经桂入粤问题。五，范（石生）军由桂入滇问题。六，对于北京及邻省如何应付。④但不久，广州爆发廖仲恺被刺案，政潮大起，两广接触遂陷入停顿。及至同年１０月，随着二次东征及讨平南路邓本殷部军事行动的开展，新桂系派俞作柏部出兵协同作战，助国民政府统一广东，两广关系又复回升。因此，１９２６年１月６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次全①郭廷以校阅，贾廷诗等访问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台北，１９８４年，第２２页。

②王文裕：《北伐前后的桂系与国民政府》，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９２年，第２５页。

③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３１１页。

④王文裕：《北伐前后的桂系与国民政府》，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９２年，第３７页。后来林森未至，仅李济深一人前往。

１１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国代表大会做军事报告时，就曾说：“现在广西当局，是很忠实于我们国民政府的。”①而李宗仁、黄绍也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２８日，汪精卫、谭延等国府要人亲赴梧州慰劳桂军，与李宗仁、黄绍会晤，推进双方关系。梧州之会奠定两广统一的基础，汪精卫返抵广州，当即表示“两广合作程度渐近”。②１９２６年２月初，新桂系派白崇禧赴粤报聘，商讨两广统一的细节。经往返磋商，决定由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先将军事、财政加以统一，再及于其他。③２月２４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委员有汪精卫、谭延、蒋介石、宋子文、李济深、白崇禧六人，拟定关于统一政治、军事、财政办法，其主要精神为：第一，广西依照国民政府颁布之《省政府组织法》，组织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第二，广西现有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两广财政均受国民政府财政部之指挥监督。④关于两广统一方案的实施，首先进行的是军队整编，将广西现有军队编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３月２６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为第七军军长，黄绍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全军合为九个旅，二十个团，以及炮兵营、工兵营各一，聘苏联军官马迈也夫为顾问，全部官兵约四万人。同时，参照黄埔军校规模及训练内容，开办南宁军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首任校长俞作柏。⑤在政治设施方面，１９２６年６月１日，广西省政府依据国民政府制定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省政府设省务会议，为全省最高政务机关，其下设财政、民政、教育、建设四厅，由黄绍出任广西省务会议主席兼掌财政，粟威、甘浩泽、盘珠祁分为民政、教育、建设厅长。至此，广西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１９２６年１月６日记事，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１０页。

②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３１５页。

③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７１４—７１５页。

④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７１５—７１６页。

⑤朱縥源：《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１８６０—１９３７》，台北，１９９５年，第１９５页。南宁军校自创办至抗战前夕，先后培育八千余名军事干部，桂军干部可自给自足，这是新桂系得以称霸西南、问鼎中原的重要凭借。

１１８第三章国民政府的成立在行政体系上正式纳入国民政府，两广统一工作宣告完成。①广西是除了革命基地广东之外，第一个归附国民政府的省份。诚如当时蒋介石所言：“这次广西统一的意义，非常重大，这是主义信仰的结果，不是革命武力的结果。以主义的力量收服人心，比之用武力去征服一省两省的地盘，价值大得多。”②两广统一的完成，不仅巩固革命基地，扩大革命力量，还足以正全国之视听，后来，北伐军事得以顺利发动，实亦奠基于此。

①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３２０页。

②黄绍：《五十回忆》，台北，龙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２２页。

１１９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第一节国共两党的合作歧见及争论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正式开始。尽管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有孙中山“联俄容共”思想为基础，但囿于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以及组织形态等多方面原因，国共双方对于合作的歧见一直存在，并不时发生理论上的争斗。

一、国共两党对合作方式的歧见（一）共产党内对于合作方式的分歧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遂开始与中国国民党联系，寻求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国共两党是否需要合作以及具体的合作方式问题上，经历了一个分歧、论争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发布的第一个决议中明确提出，为保持自身完全的独立性，排斥与其他党派的合作。但在当时，也有个别党员对这一决议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同其他党派共同行动，并不违反我们党的原则”，因而“应当竭尽全力与一切分子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使不能立刻夺得政权，但“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从而进一步进行斗争，最终“推翻那个获得了政权的阶级”。①不过，这种看法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９２１年下半年，《“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３页。

１２０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国内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国民生活困苦不堪。工人罢工运动以及群众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这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开始深化认识，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尤为重要的就是探索与其他革命势力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问题。在１９２２年５月的广州会议上，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各阶级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问题，要求中共支持孙中山，并提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广州会议肯定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但就国共两党的具体合作方式问题，中共党内分歧很大。瞿秋白等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联合非常必要，张国焘等人则明确表示反对。①陈独秀此时也反对国共合作，并致信维经斯基，从两党宗旨等多个方面陈述反对的理由。

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②中共中央此时坚持与国民党进行党外的平等合作，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及号召力。面对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中共党内分歧仍然很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依据其在爪哇的工作经验，坚持认为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以促进革命发展。

他认为国民党党纲的民族主义性使社会主义者可以加入；国民党松散的组织结构也使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可以很容易地在党内推进群众运动。③马林提议在保持共产党独立的前提下，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活动，但遭到中共中央拒绝。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进一步意识到与国民党等其他党派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陈独秀此时也改变先前反对两党合作的态度，致信维经斯基，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携手合作。④但此时的孙中山仍不接受两党党外合作的方法，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

①［苏］Ｃ．Ａ．达林：《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侯均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９０—９１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案（节录）》（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３４４—３４６页。

③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一九二○—一九二三年的中国问题》，《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２版，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６—２７页。

④《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１９２２年６月３０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６５页。

１２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１９２２年８月底，在马林提议下，中共召开西湖会议。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高君宇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国共两党党内合作问题，党内分歧依然很大。

马林认为，中国在长时间内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各阶级革命分子的联盟，是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党。中共需要尊重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可以推动其革命化，从而影响民众，促成革命势力的团结。马林坚持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并称这是共产国际的决策。①李大钊等人对党内合作方式表示赞同。张国焘、蔡和森等仍明确反对这种合作方式，认为国民党属资产阶级政党，党内合作方式会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混淆自身的阶级组织与政策。马林最终以共产国际之名，迫使中共中央通过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提议。②然而，西湖会议后，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宣布加入国民党外，在很长时间内，共产党员与国民党的联系都很少。③可以说，西湖会议的决议在很长时间内都未得到实际贯彻。

１９２２年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提纲指出，在殖民地的东方进行革命需要建立反帝统一战线。④１９２３年１月，共产国际就国共关系做出决议，明确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开展两党合作。⑤此时，随着“二七”罢工失败，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中共认识到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各革命分子应该集合于中国国民党，使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进行革命。⑥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召开，决定接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４１—２４３页。

②《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１５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４３页。

③《蔡和森谈西湖会议》（１９２６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４２页。

④《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１９２２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５５—３６３页。

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的问题的决议》（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３６—４３７页。

⑥《怎么打倒军阀》（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页。

１２２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①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

尽管共产国际以其强力推进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但中共内部的分歧并未因此平息。张国焘等仍坚持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会使党丧失自身的独立性。他反对马林所提议的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以免工人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②应该说，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分歧，是中共内部对党内合作方式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张国焘认为国民革命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但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中共还有阶级斗争的任务，因而反对马林提出的国民革命囊括一切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需要包括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在内。③此外，对国民党性质的不同认识，也是党内分歧产生的另一个原因。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拥有很多优秀的革命分子与工人阶级。张国焘等人则认为，国民党成分复杂，组织混乱，共产党员加入后难以有所作为，因而反对党内合作。④对无产阶级力量与独立性的不同认识也是中共内部分歧产生的原因之一。马林、瞿秋白等人均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脆弱。张国焘则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数量不多，但精干团结，必将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⑤张国焘等人虽最终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劝说下，同意党内合作。但共产党内关于国共合作方式的分歧，对中共日后的策略与行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并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具体的合作工作。

（二）国民党内对于合作方式的分歧国共合作在孙中山等人的努力下虽得以实现，然而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的方式也一直存有争议。

晚年的孙中山在总结革命失败经验的基础上，以俄为师，确立“联俄容共”的革命思想。当时的国民党组织涣散，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党员成分复①《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２３年６月），《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９—７１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８９—２９０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８７—２９１页。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８７页。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９３页。

１２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杂，脱离群众，暮气沉沉，没有革命精神。①孙中山意识到若想革命成功必须加强国民党自身建设。在马林建议下，孙中山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允许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②李大钊在加入国民党时，向孙中山明确表示，他是第三国际党员，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孙中山当即向李大钊说明：“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③孙中山这种包容开放的政策使得此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人数多了起来。张太雷、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相继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同意党内合作方式的初衷是为了革命。“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应该放在他的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④尤为重要的是，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经典学说已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各项理论。⑤孙中山坚持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开展合作。孙中山指出，这种合作互助有益，绝无大害。他强调国共合作拥有共同基础，指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大小耳。民生主义包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⑥但由于三民主义思想灌输不力，国民党内派系纷争明显，因而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声音不绝于耳。

在反对派看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与目的值得怀疑。特别是一些国民党老党员及海外党部党员，对国共合作持强烈反对态度。１９２３年蒋介石访俄归来后，即认为在俄国的共产党员不尊重孙中山，“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①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８０—２８４页。

②马林：《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１页。

③《报告者政治委员会委员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１９２６年第１４期。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４７页。

⑤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一九二○—一九二三年的中国问题》，《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２版，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５页。

⑥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１２４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功者也”①。同年７月，刘禹成向孙中山表示，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内有裂痕的机会加入国民党，是要吞并、消化国民党，进而推翻中国社会原有农工商各阶级的安定生活，“以行其全国恐怖计划，侵入国民党，为喧宾夺主之计，失败则吾党受人唾弃，成功则共党横行全国，国民党亦遂而消灭，所谓浑然一体，无从分别也”，劝孙中山勿“为一时之冲动，收纳共党，使国民党将来贻国家人民无穷之忧”。②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国民党上海党部召开会议，谢持、张秋白等人认为社会党有社会党的精神，但进入国民党后则应遵奉国民党的主义，不可仍存自身之党见，党中不能有党，因而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有不同意见。③邓泽如致信孙中山，表示国民党的改组动机虽然出自孙中山的乾纲独断，但鲍罗廷、陈独秀等对国民党改组怀有阴谋，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最终将使国民党陷入国际之仇怨，在海外无立足之地，在国内失去实力派之援助，孤立无援。共产党之阴谋所在，是借俄人之力，“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邓泽如更将国民党党章中所定“总理一职为选举权”，视为共产党想要无形消灭国民党的策略。④孙中山为此专门批复邓泽如，指出国民党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党员至今不理解三民主义，强调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区别，俄国与国民党的合作，并非陈独秀的意见，不能“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指出“民权主义发端于选举，若因噎废食，岂不自反对其主义乎”。⑤孙中山非常清楚国民党内对于联俄容共政策以及三民主义的认识有分歧，老同志稳健而不及，新同志猛进而太过，但均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不同的两种主义。他们误解民生主义，害怕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①《与廖仲恺书痛抉党政病根》（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４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３６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２—１０４页。

②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２版，台北，及人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③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２版，台北，及人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２２７页。

④《邓泽如写给孙中山的信及孙中山的批语》，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一八九四年—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１９８５年，第１８—２０页。

⑤《批邓泽如等的上书》（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４５８—４５９页。

１２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会被利用，以至于群起排斥，暗潮生之。①尽管孙中山一再强调联俄容共的必要性，辨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想要打消国民党内的误会与怀疑，但反对党内合作的意见与行为仍不断出现。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国民党员方瑞麟就公开提出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他党，反对共产党人跨党。他认为：“既入一党，信仰此党之主义，遵守此党之党章，即应始终归服此党，尽忠党务，不能再兼外务。盖以一个人的精神才力而言，必如此而后可……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包括于民生主义，然其途径距离尚远也。”②尽管方瑞麟的提案最终被否决，但却反映了国民党内对党内合作方式的怀疑态度以及对容共政策的反对意见。

国民党一大及随后的一中执会上，当选的４１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候补委员中有１０名共产党人，中央所辖六部中有两部部长是共产党人，其他共产党员也在这场政治资源的重新划分中担当了重要职务。相反，一批国民党老党员则被搁置一旁，这更加引起他们的不满与抗议，进而开展各项反共活动。１９２４年２月，冯自由、刘成禹、邓泽如、方瑞麟等５０多名国民党党员违反党纪在广州太平沙开会，通过“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其警告书尚未发出，即被鲍罗廷、廖仲恺与李大钊及时发现并上报孙中山。③冯自由等人在为自身辩护时，向孙中山表示：“共产党人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党，而我们这些忠于孙的老国民党员，连开会都不行。”④孙中山斥责了冯自由等人，并指出：“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⑤对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要求“不得再起暗潮，如有怀疑，当来直问①《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１页。

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０—５４页。

③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１６页。

④《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４７页。

⑤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１２６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总理为是”①。尽管孙中山不断强调对共产党的吸收政策，并依靠其个人权威压制国民党内的分歧，对反对分子进行严肃处理，但依然没有办法消除国民党内的反对声音，以至于党内反共事件层出不穷。最为显著的即是１９２４年６月“弹劾共党案”的发生。

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８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以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以党团形式存在并活动为理由，认为其言论与行为不符合国民党党义，违背国民党党员精神，妨碍国民党生存发展，并以发现的１９２３年８月刊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及１９２４年４月刊行的《团刊第七号》等文件印刷品为依据，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呈弹劾，要求孙中山及中执会进行处理。②７月３日，中执会第４０次会议召开，会议论争激烈。张继等人坚持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给国民党带来许多麻烦，而且会控制国民党的事业和行动，强烈反对国共两党联合。③７月７日，中执会发布党务宣言，明确规定了党员标准，“不问其平日属何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④，并决定呈请孙中山召开中执会全体会议，解决弹劾共产党案件。８月底，国民党一届二中执会召开，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⑤及《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决定设立国际联络处，解决两党争端，彻底否定了“弹劾共党案”。⑥冯自由也在此时致信孙中山，指责廖仲恺等人“以身跨两党之故，仍首鼠①《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１９２４年３月１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３８页。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８日），《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一八九四年—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１９８５年，第３２—３９页。

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４０次会议情况通报》（１９２４年７月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９７—５０２页。

④《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１９２４年７月７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３０页。

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１９２４年８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７２—７５页。

⑥《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２２—５２３页。

１２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两端，多方为共产党袒护”，要求孙中山“引咎道歉，以平多数党员之公愤”，开除党内一切共产党员，惩办廖仲恺等人。①随后，孙中山开除冯自由党籍，指出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的党员不了解国民党的主义，不了解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原则上没有差别，只是实现方法不同，二者基本是一样的，公开表示如果国民党内再有类似冯自由的行为，“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②张继却坚持同冯自由一样的立场，认为其依据的正是孙中山过去强调的先统一中国、再开始实行三民主义的思想，并表示不了解民权主义的党员大有人在，要求孙中山惩罚他。在孙中山表明若所有国民党党员都不服从他的指示，那么他将抛弃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后，张继才予以妥协。③但国民党内对容共政策的分歧仍然存在，且在孙中山逝世后，国共间的理论分歧终于公开化。

二、关于国共合作的理论交锋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以国民党一大宣言及三民主义为理论依据。尽管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解有所分歧，但国共双方仍能从国民革命大局出发，在政治理论方面求同存异。孙中山健在时，也一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两者不冲突，是好朋友。④孙中山以自身的威望及凝聚力，号召国民党信服三民主义，压制党内的分歧意见，以保持国民党组织的统一性。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组织形式与思想意识方面陷入危机，对三民主义及国共合作被迫服从的状态开始消失。随着国民党内部派系分化，右翼分子开始歪曲孙中山思想，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根本不同，进而反对国共合作，尤以戴季陶为最。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率先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阐释。从１９２５年４月到７月，戴季陶先后发表了《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①《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档案与历史》，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②《孙逸仙在国民党中央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２４年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２５—５２６页。

③《孙逸仙在国民党中央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２４年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２６—５２７页。

④《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８６页。

１２８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解读，形成“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主义的出台，不仅仅是戴季陶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了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一群人。戴季陶主义的出台并非偶然，它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反共活动在思想领域的高峰和总的表现。一批国民党右翼分子“苦于没有理论”反对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戴季陶主义的出台，迅速成为“右派修改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排斥左派、反俄反共的新‘圣经’”①。戴季陶的著述在国民党内广泛流传，成为右翼分子反对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工具。

早在１９２４年国民党改组后，戴季陶认为中国革命需要强有力的国民党。

为了形成纯粹的国民党，他曾劝说谭平山让共产党人放弃共产党党籍，以避免国民党内因有两个中心而产生纠纷，最终分裂。谭平山拒绝了戴季陶的建议。戴季陶深感国民党的基本政策造成含糊不清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组织上的两重纪律危险与宣传上两重理论之困难，遂辞职赴沪。②此后戴季陶坚持认为“一党有一党之中心，亦有一党之历史地位，若失却独立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必召他日无穷之纷扰，此乃集团之原则，绝不能违背也”，因而认为国民党改组之动机“殊非适当”。他提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必须造成单纯之党籍，而不能存留两党党籍，以启他日之纠纷”。③在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从思想理论方面大肆歪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政策，并以上海《国民导报》为喉舌，开展反共的理论宣传。

１９２５年４月１５日，戴季陶在中国大学以“孙中山思想的哲学基础”为题发表演讲，宣扬孙中山思想来源于孔孟正统思想，并继续发展，其根本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孙中山的思想纳入自尧舜孔孟而灭绝的道统。④５月１９日，戴季陶发表《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称孙中山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目的相同，①昌群：《反中山主义的反赤运动之过去及现在》（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２日），《中国青年》，第１５８期。

②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２版，台北，及人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９９—４００页。

③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２版，台北，及人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２４０页。

④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的演讲词———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在中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７—１３页。

１２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但哲学基础、实行方法则完全不同。民生哲学的基础是仁爱，其他一切道德都由此派生。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戴季陶明确提出：“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之统一无望。”①戴季陶在随后发表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指出，三民主义的基础是民生哲学，对于共产主义并非故意排斥，“而实在是三民主义本身具备更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基础。因为这一个思想基础不同，其所取的手段，也就完全不同”。戴季陶完全否定阶级斗争，他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戴季陶提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因而不能采取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②。因而戴季陶认为，中国的革命是有觉悟的人为没有觉悟的人革命，因而要促进国民全体的觉悟，而不是一个阶级的觉悟。戴季陶认为中国国民革命需要各个阶级，尤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摒弃其阶级性，恢复其国民性与人性，为民生主义而奋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③因此，戴季陶始终强调，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孝慈，民权主义的基础是信义，民生主义的基础是仁爱与和平，民生主义的目的与共产主义的动机和手段绝然不同。④１９２５年７月，戴季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戴季陶宣称：“主义的发生，是由多数人的共同需要而发生的……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假如这几种性质不具①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９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１６页。

②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１９２５年６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３页。

③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１９２５年６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５页。

④戴季陶：《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１９２５年７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６—５８页。

１３０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备……一定只能成为一种消极的思想，而不是一个主义。”①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更是如此，只有具备了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这个团体才能生存。戴季陶以此为基础，认为“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②。因而戴季陶号召国民党人以三民主义为信仰团结起来。

在戴季陶看来，“没有了主义，便不能成一个党”，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理解不够深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又不把三民主义视为正理。他还批驳了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身组织，还对国民党的政策、主义加以批评，不尊重团体的道德。戴季陶认为，由于吸收共产党员，国民党这个大团体内公然存在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的排拒性、组织性，使得“旧的细胞是失了生活力，新的营养又被小团体尽量地吸去”，国民党这个大团体最终变得畸形。③共产党的加入使国民党有了两个中心，大多数党员因而迷惑其中，无所适从。因而戴季陶全面批评否定了党内合作方式，希望国民党员纯粹地集中在孙中山思想与主张下面，共产党能够不要迷恋唯物史观④，而真正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⑤戴季陶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进行曲释，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竭力鼓吹三民主义的道统说，否认阶级斗争，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动机及实际工作进行批驳与否定，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阶级斗争理论进行批判，强调“一个主义”、“一个党”。戴季陶的言论旨在反对①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１９２５年７月２３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５７—５８页。

②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１９２５年７月２３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５８页。

③⑤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１９２５年７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５８—９９页。

④戴季陶：《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１９２５年７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６—５８页。

１３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反共理论，受到国民党右翼分子的欢迎。邵元冲曾著文称赞戴季陶的理论，许崇智甚至要求粤军官兵阅读戴季陶的著作。①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引起中共的强烈反击。瞿秋白、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纷纷撰文对戴季陶主义进行驳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中共与戴季陶主义之论争，不仅是主义之争，还包括对中国革命道路以及革命中各阶级地位等问题的争论，从而形成国共两党理论纷争的高峰。

１９２５年８月，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指出戴季陶及其支持者的根本错误是“只看见民族斗争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斗争的需要”。陈独秀指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同时并行”在事实上是真理，两者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力量的重要来源就是工农群众力量，国民革命的成功，与工农群众力量的发展与集中成正比。如果主张停止阶级斗争，“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陈独秀强调阶级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必要性，不可将之与“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

陈独秀还对戴季陶否认阶级斗争而以仁爱之心促进资产阶级为工农群众利益革命的方法进行了批驳，指出国民党若是“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斗争”。陈独秀批驳了戴季陶所提的团体的排拒性以及共信不立的观点，指出中国国民党作为各阶级联合的党，“于共信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存在”，若全党只允许有一个共信，不许别信存在，根本就是将“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而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显然不可行。针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和工作，陈独秀指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很少，不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２％，因而国共两党谁帮助谁结果明了。

陈独秀指出，戴季陶的中心理论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普遍理论，因其著作本身的问题而被反动派利用。②１９２５年９月，瞿秋白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的跨党及共产党的存在与①邵元冲：《读〈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书后》，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２版，台北，及人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０４页。

②《给戴季陶的一封信》（１９２５年９月），《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０３—５１１页。

１３２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宣传，其目的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①。瞿秋白指出，“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②。他将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归之于尧舜禹等人的道统，由他本人再继承孙中山的道统。戴季陶提出国民党内思想不统一，是要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Ｃ．Ｐ．”③，从而反对阶级斗争论，消弭阶级斗争。瞿秋白指出，这样的结果将会使国民党完全失去工人与农民群众的支持，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也将最终夭折。针对戴季陶提出团体的排拒性、共信不立等观点，瞿秋白指出其实质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根本上还是要Ｃ．Ｐ．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Ｃ．Ｐ．，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④。

瞿秋白指出，戴季陶用“仁慈主义”解释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认为资产阶级替工农阶级革命，其目的是让工农听从资产阶级指示，而不让工农有自身的阶级觉悟，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否认国民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愚弄民众。因而中国工农阶级必须努力进行阶级革命，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能等待戴季陶所说的绝对不会有的资产阶级的仁爱之心，这样国民革命才能成功。戴季陶提出共产党对国民党有异心、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会破坏国民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不能实现、共产党不用存在等观点。对此，瞿秋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纲领，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⑤瞿秋白认为，戴季陶的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尽力要把各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去，使①②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１９２５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５０页。

③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１９２５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５３页。

④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１９２５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５４页。

⑤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１９２５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５５页。

１３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他们都变成季陶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①。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指出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代表了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很危险的错误。”②中共中央决定“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地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以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理想……要多举事实，说明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③，也无法使民众获取民权，实现民生主义。

戴季陶主义也遭到了国民党内部的批评，以至于“在当时竟不能收圆满的效果”④。

第二节国民党的分化一、国民党内反共组织出现与汪胡政争１９２４年国民党改组完成后，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促进了广东地区革命的发展。在北方地区，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统治。冯玉祥等在北苑举行紧急会议后，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革命发展，孙中山决定离粤北上，并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发①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１９２５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５７页。

②《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７０页。

③《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５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５２５—５２６页。

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序言》（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４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２８页。

１３４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表《北上宣言》。孙中山北上途中，曾多次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在这两项运动蓬勃展开时，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对联俄容共政策分歧不断，孙中山以其个人地位尚能压制反对意见与行动，但对国共合作及联俄政策的不同态度已将国民党分为稳健派、急进派及综合派。各党员在孙中山带领下，虽然奉“大国民党主义”，团结一致进行革命，但也是一种不得已。①国民党“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②。孙中山身后的国民党失去凝聚核心与统帅全局的领袖，反对联俄容共政策的右冀势力纷纷开展活动，建立独立组织，分裂国民党，甚至联络国民党外的反革命者，破坏国民党及革命联合战线。汪精卫、胡汉民等对最高领袖地位的争夺，也加剧了国民党的派系分化与组织分裂。

（一）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等反共组织的成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反共活动失去压制。冯自由等公开建立组织，分裂国民党，开展反共活动。孙中山离世前，冯自由等就公开组建反共组织，提出反共纲领，公开分裂国民党。１９２４年年底，冯自由在上海与章太炎、田桐、居正、马君武、谢良牧、茅祖权、刘成禹等人互相联系，决定集合团体，以阻碍“共党祸国殃民”，“匡济危局”。③与此同时，一些国民党右冀分子聚集北京，组织“各省区国民党护党救国同志驻京办事处”，开展反共活动。

１９２５年１月７日，冯自由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公开提出各项反共要求。章太炎、唐绍仪等则在上海组建“辛亥同志俱乐部”。

１９２５年３月，冯自由在北京大学组建“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通过章程，奉孙中山为总理，将总部设于北京，规定俱乐部成员只能来源于同盟会会员、１９１２年加入的国民党党员、中华革命党党员及１９２０年的国民党党员，跨党、叛党及违反三民主义的人均不纳入，公开分裂国民党。

冯自由等人的反共分裂活动遭到国共两党的公开反对。陈独秀、蔡和森①孙中山：《与日人某君的谈话》（１９２４年２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３６页。

②《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４７页。

③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６１页。

１３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等共产党人纷纷撰文批驳冯自由等人的分裂行动。国民党中央发出通告，声明该俱乐部并非国民党所组织，与国民党毫无关系，同时要求被列名理事登报否认。①嗣后，一些列名其中的国民党党员纷纷登报澄清，甚至右翼田桐等人也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国民党中央坚持容共政策，指出加入国民党的同志，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政纲，而不问其他，其“责任与义务与一般党员无殊”，沉重打击了右翼势力。②（二）汪精卫与胡汉民的领袖之争孙中山在世时，即希望改组国民党，将其个人所负之革命重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③。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决定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管理国民党事务。１９２４年７月１日又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其权力及职能凌驾于中执会，成为国民党的权力核心。中政会与中执会均采取委员会制度，这就将国民党的党制改革为苏俄式的委员会制度，并得以固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孙中山对其身后国民党的一种安排。然而，孙中山的逝世仍对国民党内的权力承继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身后的国民党失去权威核心，内部派系分化严重，围绕领袖承继问题，汪精卫与胡汉民纷争激烈。领袖之争与权力之争、派系之争与党统之争愈演愈烈，对国民党及中国国民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中山北上前，广东革命大本营内分工明确：廖仲恺主管财政，胡汉民负责民政，伍朝枢总揽外交，汪精卫管理党务，邹鲁负责教育，蒋介石掌握军事。④孙中山北上后，以胡汉民为代理大元帅，负责广东革命大本营各项事务，任命许崇智为大本营军政部长。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诸位元老功勋的地位与影响在国民党内大略相当，具有显著竞争力。握有军权的许崇智和后起之秀蒋介石也具有显著地位。孙中山逝世后，随着汪精卫、胡汉民对最①《关于时局之训令》（１９２５年５月２３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９２页。

②《关于确定最高原则事训令全体党员》（１９２５年５月２４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９０页。

③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５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７页。

④《与日人某君的谈话》（１９２４年２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３４页。

１３６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高领袖地位的争夺，由汪精卫、廖仲恺及胡汉民三人形成的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层被打破。

胡汉民与汪精卫早年志同道合，情同手足。胡汉民善于察言观色，但做事太过锋芒毕露，汪精卫则处事有条理，性格内敛蕴藉。在国民党内，两人素有精明与长厚之评价。①孙中山曾指出，在广州革命大本营面临危机时，“有此两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

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因而，孙中山在设立革命委员会时，在委员名单中决定舍弃两人。②然而，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内，胡汉民、汪精卫的资历与声望使之均有机会成为党的领袖。汪、胡两人实力不相伯仲，因而党内其他人物的支持，特别是廖仲恺以及握有军权的许崇智及蒋介石的支持，对于谁将成为新任领袖来说非常关键。

胡汉民与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关系较差，国民党内早有胡廖交恶以及胡戴（戴季陶）交恶等说法。许崇智、谭延、朱培德等军事首领与胡汉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因而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先天失去很大支持。汪精卫自知力量不够，在北京料理结束孙中山的丧礼事宜后，即南下广州，途中专门拜访粤军司令许崇智。１９２５年５月８日，汪精卫专程前往潮汕地区拜访蒋介石，与蒋介石“倾谈党事，并谋个人行之”，欲得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也甚感汪精卫对其之亲爱。③５月９日，蒋介石同汪精卫夫妇前往拜会许崇智。通过对许崇智、蒋介石的拉拢，汪精卫成功获取了军事将领的支持。廖仲恺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政策，却不愿居于领导地位，是国民党内典型的实干家。④汪精卫此时表现左倾，尚属国民党左派，因而也就获取了廖仲恺的支持。至此，汪精卫成功获取了战胜胡汉民的党内筹码。

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广东革命大本营内的地位非常特殊，举足轻重。孙中山在世时，鲍罗廷深受信任，作为政治顾问参与到国民党党务决策之中。鲍罗廷直接受斯大林指示，在广州比苏俄使节更具代表性。他在国民党中“既①蒋永敬：《国民党兴衰史》，台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６页。

②《致蒋中正函》（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９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４５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５２页。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８页。

１３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①。因而获得苏俄顾问的支持，对于汪、胡两人来说非常必要。孙中山生前坚持联俄容共政策，但在孙中山眼里，胡汉民与汪精卫则并非如此。孙中山曾指出：“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皆不能降心相从。”②但在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与苏俄顾问走得非常近，表现得非常左派。因而在鲍罗廷看来，“汪兆铭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③；胡汉民则“成见太深，难以相处”④。鲍罗廷对汪精卫进行扶持，对胡汉民则予以排斥，极大地推进了汪精卫党魁野心的顺利实现。汪精卫获得国民党内廖仲恺、许崇智以及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支持和赞同后，成功孤立了胡汉民。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广州国民政府采取合议制度。在国民政府主席选举中，汪精卫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在此次选举中，许崇智当选军事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则被选为外交部长。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汪精卫又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胡汉民本人不懂外语，且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基本谈不上外交事务，被成功架空。汪、胡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但胡汉民此时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依然拥有政治资本。

汪、胡两人的权力之争仍在继续，直至廖案发生后，才以汪精卫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二、廖仲恺被刺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上午，廖仲恺在惠州会馆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被刺，后不治身亡。廖案的发生，引起国、共两党及社会大众的极大震动。一方面，廖案的发生是国民党右翼势力向左派发起的进攻，是国民党左、右两派斗争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的分化。另一方面，廖案的处理也是广州政局以及国民党内中央权力演变的转折点。廖案发生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７页。

②《致蒋中正函》（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９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４５页。

③邹鲁：《回顾录》（一），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９７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４３页。

１３８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会与军事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及蒋介石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并授予其全权以应付时局。国民政府随后成立了以朱培德为主席的廖案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种暗杀行为，号召大家与反动势力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①廖仲恺是坚定的民主革命志士。他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撰写、翻译《三大民权》、《全民政治》等文章与书籍，积极宣传孙中山的学说。１９２３年１月，《孙越宣言》发表后，廖仲恺与越飞前往热海。在与越飞相处的一个多月时间中，廖仲恺了解到“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对“俄国的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和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②１９２３年春，他回到广州后即积极协助孙中山开展联俄工作。

早在国民党改组之际，廖仲恺就指出，“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③。因而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廖仲恺“是始终赞助最力的一人”，态度坚决。面对党内反对改组的声音，廖仲恺表示，“我为国民党，无论何人反对，我都不怕，就是杀死我，亦所不计”。孙中山亦称廖仲恺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辅助他改组国民党，给予国民党和中国革命新的生命。④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廖仲恺拥护最力，奉行最力。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面对党内的反对容共声音，廖仲恺厉声斥责。他指出：“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①《中共中央为廖仲恺遇刺唁国民党》（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２４页。

②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２版，台北，及人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③何香凝：《廖仲恺遇害事略及其感想———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双清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８页。

④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下），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６７页。

１３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①张继等人发起“弹劾共党案”后，廖仲恺更是指出，“国民党”这个词已经死亡，“如果党员不努力工作，不服从党规，就意味着这个党已死亡”②。

廖仲恺重视工农问题，他在广州革命根据地积极贯彻扶助农工政策。在廖仲恺看来，“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国民革命的成功，一定要先开展农民运动。③他指出，只有农协才能解救农民，因而号召农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④廖仲恺也积极扶持工人运动。省港罢工开始后，廖仲恺尽心尽力援助罢工工人。⑤他指出，省港罢工是为了中国之自由独立，因而希望工商团结，以达完满效果。⑥周恩来也指出，国民党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⑦。

廖仲恺坚持三民主义，积极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开展国民革命工作。

廖仲恺以其实干精神实际上领导着广东革命政权，被鲍罗廷评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的雅各宾党人”⑧。廖仲恺对党内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右翼分子深恶痛绝，指出国民党内的“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占我国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似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３页。

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４０次会议情况通报》（１９２４年７月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９７—５０２页。

③《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廖仲恺集》，第３版，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０页。

④《农民解放的方法———在香山县农民代表会议之演说》（１９２４年８月），《廖仲恺集》，第３版，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８页。

⑤邓中夏：《呜呼廖先生之死》，《廖仲恺哀思录》，三民出版部，１９２６年，第６２页。

⑥《最后一篇的教训》（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４日），《廖仲恺集》，第３版，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８０页。

⑦周恩来：《勿忘党仇》，《廖仲恺哀思录》，三民出版部，１９２６年，第４９页。

⑧［苏］Ｃ．Ａ．达林：《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侯均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７９页。

１４０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有反革命的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①。廖仲恺特别提出，革那些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压抑农工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命，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左派力量占据主导，右翼势力受到压制，这引起右翼分子的极度不满。②右翼分子遂将矛头对准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寻找机会向左派进攻。国民党右翼分子对廖仲恺非常愤恨，视他为眼中钉。在右翼眼里，“廖仲恺汪精卫等，受总理培植最深，本党卵翼置厚。乃竟丧心病狂，献媚共党。始而鬻身，继而卖党，终且卖国。攘窃党部最高权位，制造阶级战斗，凡我同志，谁不欲得而甘心”，廖仲恺被刺身亡，在右翼分子看来“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③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讲，廖仲恺被刺身亡是种必然。

鉴于对苏俄、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的不满与愤恨，国民党右翼分子一手策划了这起暗杀事件。根据案发现场所逮捕的凶手及其身上所搜出的名单、信笺记录及枪照等物品，很快查明廖案幕后主使是朱卓文等人，其最初的目标还包括汪精卫、鲍罗廷等人。在廖案的进一步审查中，又发现粤军中的梁鸿楷、魏邦平以及胡汉民的胞弟胡毅生也直接参与了刺杀事件。随后与廖案密切相关的林直勉、魏邦平、梁鸿楷等人被捕，朱卓文、胡毅生则出逃广州。

廖案的处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翼势力，也对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的演变产生了关键影响。在廖案处理中，汪精卫与蒋介石结成事实上的联盟。在汪精卫看来，胡汉民在廖案中虽不负法律责任，但须负政治责任。④因而汪精卫派人包围胡汉民住宅搜捕胡毅生，并表示“决不能因一两同志个人之体面，故纵要犯”，胡汉民因此颜面尽失。在此之前，胡汉民在国民政府中虽仅任挂名的外交部长，且受到汪精卫、鲍罗廷等的排斥，但在国民党内仍有一定权重。廖案的发生，使得胡汉民彻底失去与汪精卫对抗的政治资本。１９２５年９月１５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决议，派胡汉民以俄使名义离粤赴俄。胡汉民的离开，为汪精卫扫清了障碍，成为汪精卫走向国民党最高领袖道路上的关键一步。汪、胡的党魁之争、权力之争最终以汪精卫的全面胜利①《革命派与反革命派》（１９２５年５月），《廖仲恺集》，第３版，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５１页。

②邹鲁：《回顾录》（一），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③朱卓文：《致海内外同志书》，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２版，台北，及人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８６页。

④陈公博：《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１９７９年，第２５页。

１４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告终。

廖案同时涉及许崇智粤军所属的梁鸿楷、郑润琦部，这已经使许崇智难脱关系。而在此时，蒋介石与许崇智间的矛盾也因军费等问题开始激化，因而蒋介石也充分利用廖案发起对许崇智的进攻。１９２５年９月９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谈话时指出，“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心欲限制本军之发展，可胜慨然”①。９月１９日，蒋介石致函许崇智，罗列其担任军政、财政部长期间的种种祸国殃民的行为，还有他将所截各军军饷“接济叛军”的叛党叛国行为。９月２０日，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并包围郑润琦等粤军各部，许崇智被迫辞去军政部长及粤军总司令、财政总监等职，由陈铭枢护送离粤赴沪。②随后蒋介石对粤军各部进行清洗裁编，获取了军权。

孙中山逝世后，由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胡汉民等人组成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尽管内部有矛盾分歧，但廖仲恺是公认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此时也突显左倾，因而权力核心掌握在左派手里，能够坚持革命。廖案发生后，胡汉民离粤，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巨变，一度形成汪精卫、许崇智及蒋介石这一新的权力核心。这一权力格局虽然持续时间短暂，但由于汪、蒋此时表现得比较左派，因而革命方向暂时未有大的改变。随着许崇智离粤，汪、蒋、许这一权力格局被汪蒋联盟取代，这对国民党中央权力格局产生了严重影响。汪精卫通过廖案进一步巩固了领袖地位，占据国民党中央主导地位，成为新的党政领导核心。蒋介石也进入最高权力中心，开始崛起。右翼势力在汪精卫利用廖案大肆排斥异己的情况下，受到打击，客观上有利于广州革命政权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日后的北伐。然而此后由于反共反汪，右翼势力开始大规模聚合，最终促成西山会议派的诞生，造成国民党的严重分裂。廖案的发生，是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演变的重要转折点。

三、西山会议派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翼分子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更为猖獗，加之当时在广州国民政府内，廖仲恺等左派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坚持孙中山的各项革命政策，使得右翼势力在新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中受到压制，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２１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２５—４２８页。

１４２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国民党右翼分子非常痛苦，极度不满。①廖案的发生，即是国民党右翼分子向国民党左派及国共联合战线发起的第一次攻击。然而，廖案的处理却使得右翼势力在广州受到严重打击，加之汪精卫、蒋介石利用廖案排斥、打压右翼分子，加强个人权力，使得右翼势力在广州地区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廖案后，胡汉民、许崇智等被迫离粤，邹鲁、谢持、邓泽如等人也受到牵连，鲍罗廷曾经下令拘捕他们。②汪精卫后来以北方革命局势需要，派林森、邹鲁前往北京，参加北上外交团，宣传革命。这样，一方面巩固了汪精卫的个人地位与权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广州国民党中央右翼分子无立足之地，有利于革命发展。然而，广州这种局势使得国民党右翼势力非常恐惧担忧。在右翼分子看来，汪精卫利用廖案罗织罪名，“掊去展堂”，“以便自代”，派遣林森、邹鲁等人北上更是剪伐异己，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③在上海的右翼分子多次聚集，商讨粤事。邹鲁、林森等人到达上海后就与邵元冲、谢持、叶楚伧、覃振等商讨“党务补救办法”，决定由谢持、林森、邹鲁三人“分别北上邀各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来沪筹商办法”。④邹鲁、林森途经九江、武汉等地时，也积极联络右翼反共分子。在他们看来，广州国民政府名义上是国民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⑤对汪精卫的不满，成为国民党右翼势力聚集起来反抗广州国民党中央党统的一个直接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反对。国民党右翼势力的聚集，其最终目的是为反共清党，但却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与权力争斗，造成国民党的分裂，破坏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邹鲁、谢持、林森、叶楚伧等召集在北京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是为“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这次会议至１９２６年１月４日结束。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违反联俄、容共政策，破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及分裂国民党的决议、宣言与通电。

①邹鲁：《回顾录》（一），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②⑤居正：《清党实录》，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５页。

③《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９３、１９５页。

④《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９８页。

１４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西山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强调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非以共产党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西山会议派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完全属于党团作用，受共产党指挥，利用国民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借以维持苏俄”，已经严重妨碍到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认为中俄两国历史与社会情况不同，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在中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斩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且于革命进程中有合作之机会，实为革命团体恒有之事实”，故而决定“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党籍，免使两革命团体因内部问题，而相消其革命力，益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同时强调，“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亦视为友党……取消加入本党中之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理势所不得不分，而情谊未始不可合也”。①西山会议派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明确反对党中有党，决议“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一律使其退出本党”，从而“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奋斗”，以免“两革命团体因内部问题相消其革命力”。②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员被取消党籍。西山会议派还提出，要对孙中山逝世后因反对共产派不忠于国民党而被开除党籍的成员，查明原案，恢复党籍。③西山会议将矛头对准鲍罗廷及汪精卫。西山会议派认为鲍罗廷“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混乱”，因而通过决议，解雇鲍罗廷顾问之职。西山会议派认为，汪精卫“违反总理容纳共产派归化本党之本意，与顾问俄人鲍罗廷朋比为奸，扰乱本党组织，破坏本党纪律，以致客卿专政，共产党入揽大权”，而且听从鲍罗廷唆使逼走胡汉民、谢持等人，压抑国民党人，顺从共产党指挥，并给予鲍罗廷操纵国民党中央之权，故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及①《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５６页。

②《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５７—３５８页。

③《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６１页。

１４４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职。①西山会议派在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判决书中，指责汪精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政治委员会临驭中央执行委员会”。１９２４年７月，孙中山在鲍罗廷建议下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此后中央政治委员会成为国民党权力中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与地位随之下降。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国民党右翼分子数量非常少，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右翼分子较多。中央政治委员会权力的上升引起右翼分子的不满。孙中山在世时，以其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尚能压制国民党右翼分子。孙中山逝世后，右翼分子认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大权握于鲍罗廷及汪精卫手中，对此非常不满。他们指出，中央政治委员会本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只有讨论党中关于政治事件的资格，而没有过问党事的权力，但现在中政会却不断僭越权限，干涉党事。②因而西山会议派通过决议，宣布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将党务决定权归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督促国民政府。西山会议派决定以居正、叶楚伧等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开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职务，同时以邹鲁、沈定一、傅汝霖、居正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推举林森、邹鲁、覃振、石青阳、叶楚伧五人为常务委员，并以居正、叶楚伧、茅祖权、沈定一、孙科等人为中执会各部部长。③同时通电决定中执会移至上海，广州国民党中执会停止职权。④西山会议同时通过决议，决定在上海设立国民党中央党部。１９２６年３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二大”，发表宣言，通过一系列决议，全面开展反共清党活动。他们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发挥党团作用，妨碍国民党；希望中共“痛改前非”，努力从事反帝反军阀工作，“不复驱群众为盲动的革命，庶几于‘合则相拒’之后，或有‘分则相求’之可能”。⑤在对俄问题①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５８—３６０页。

②居正：《清党实录》，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６页。

③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６１—３６２、３７１页。

④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７５—３８７页。

⑤《伪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０４页。

１４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上，西山会议派提出“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之苏俄，在革命进程工作之中，有联合必要时，自然相与提携”。①他们认为俄国对中国所取之政策“已有效法法英日之趋势”，使得中国国内民众之疑虑日益增加，认为俄国应力反在中国“获取权力之政策”，以促进两国合作。②面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广州国民党中央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７日发表宣言，从法理和事势两方面斥责西山会议派违法。③蒋介石也在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发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斥责西山会议派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背离，分裂国民党，破坏革命。④中共中央也发出通告，批判西山会议派表面反共，其实是公开叛党，公开反对广州国民政府，号召各地痛驳西山会议派。⑤西山会议派的出现反映了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更反映了国民党内右翼势力对联俄容共政策的反对。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是西山会议派产生的根本原因，对汪精卫及广州国民党中央左倾的不满与反抗则是西山会议派产生的直接原因。西山会议派设立国民党中央党部、通过一系列决议，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对抗。这种有组织、有纲领地分裂国民党的行动，使得国民党内第一次产生关于党统合法性的纷争。西山会议派的中心工作是反共清党。西山会议之召集，代表着“一种反共势力的集合，其列席人数是否合格法定人数的关系尚小，而其所代表的群众意向与对党内外所发生之影响关系则大”⑥。

西山会议派忽视国民革命发展趋势及国内主要矛盾之所在，抹杀无产阶级力量，否定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分裂国民党，分裂革命联合战线，破坏国民革命。虽然西山会议仍声称反帝革命，但其分裂行为严重影响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展开。

①《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５６页。

②《致苏俄大使加纳罕函》，居正：《清党实录》，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７９页。

③《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９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２版，台北，及人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２７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８４—４８６页。

⑤《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日）、《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９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５１—４５２页。

⑥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２版，台北，及人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３２页。

１４６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四、中国国民党二大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由于时局变化，二大召开日期一再延迟。邹鲁、谢持等人组织召开西山会议后，右翼分子开始争夺国民党中央领导权，使得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中央一度认为二大召开不了。①在当时，广州国民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内有廖仲恺被刺事件，戴季陶主义的出台，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外部又面临西方列强与北洋军阀勾结后对广东政权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召开国民党二大，以维护广州国民党的正统地位与组织团结，打击右翼势力，稳固党员的精神信仰，从而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推动国民革命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国民党二大的召开，特别是西山会议召开后，提出要“严促广州中央迅速定期召集第二次全国大会”②。中共中央曾打算利用国民党二大，增强左派力量，使右翼势力在会上没有影响。③受共产国际思想的影响，为了不吓跑国民党中派和不刺激右翼势力，决定将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会中的中共党员人数从７人降到４人，其余情况根据形势而定。④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８日，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做出决议，明确指示“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⑤。

受之影响，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退让措施，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⑥。中共中央同时指出：“非必要时，我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②《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４７页。

③《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２号报告》（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９０页。

④《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摘录）》（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１３页。

⑤《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９５页。

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８９页。

１４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①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决定对西山会议派等右翼分子进行分化拉拢。陈独秀在加拉罕安排下与叶楚伧、邵元冲、孙科等商谈，达成协议，成功分化了西山会议派，促进了国民党二大的顺利召开。

１９２６年１月１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

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李大钊、孙科等３６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邓演达、吴铁城等２４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邓泽如、高语罕等１２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黄绍、李宗仁等８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在８０名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委员中，中共党员有１５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对外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官僚等一切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遵守总理遗嘱，奋斗不懈。二大坚持孙中山所确立的联俄、容共与扶助农工的革命策略，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党务、政治报告、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对外政策、弹劾西山会议等诸多决议案，以推动党政军建设，发展工农群众运动，促进工商实业发展，为国民革命的发展奠定基础。

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出西山会议严重违法，危害了国民党之基，阻碍了国民革命之前途，同时宣布上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效。②会议认为邹鲁、谢持发表“种种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论，污蔑同志，破坏党政府之信用，纵无西山会议亦当处以严重处分。况此次西山会议，谢、邹两人事前奔走联络，利用同志会之分子，捣乱北京执行部，更进而发起西山会议。事后又派遣党徒分赴各地运动联络，攘夺党部，故谢持、邹鲁两人，纯为主动之人，其违反党纪以此两人为最。谢持、邹鲁应永远开除党籍”。

叶楚伧、邵元冲、林森、沈定一、傅汝霖、石瑛、覃振、茅祖权、张继等人附和邹鲁、谢持，而且参加了西山会议。国民党二大认为这些人虽非主谋，但违反党纪，因此决定给予他们警告处分，要求其改过自新，并在两个月内回复中央执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８９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３页。

１４８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行委员会，若不接受大会警告，则开除党籍。戴季陶虽未参加西山会议，但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惹起党内纠纷，造成不良影响，且被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国民党的工具，大会念在戴季陶已表示悔悟，且早年对国民党有功，因而决定“促其猛醒，不可再误”。①国民党二大还通过决议，决定销毁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对列名同志俱乐部、进行反共活动的居正、石青阳等予以除名处分。②在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过程中，一部分党员主张以党纪为重，要求对右翼分子严厉处分，但大会最终还是以西山会议派的党员可分几派，决定宽大处理。③国民党二大充分肯定国共合作两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指出革命势力一天天增大，使得“敌人看见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觉得他们的生命快要完了”，便拼命破坏国共合作，想要分裂革命势力，提出为了免除发生从前的纠纷，要彻底解决这种革命势力结合的策略问题。④国民党二大就共产党是否公开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在现有局势下，中共不宜公开。国民党二大还提出解决国共纠纷的根本办法，即“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解决”⑤。国民党二大通过的《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明确指出：“革命势力的集中，为促进国民革命成功之不二原则。

所以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以后凡有此类争议，须在党部指导与监督之下，用公开的形式共同讨论，务使一切误解得到合理和满意之解决。惟不容有感情攻讦的行为，致危及革命势力集中制根本政策。”⑥国民党二大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再次肯定与坚持，给予西山会议派以①《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３４８—３４９页。

②《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列明西山会议诸人兼有其他违犯党纪行为者应另行处分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１２—４１３页。

③《关于弹劾西山会议审查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８页。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３８７页。

⑥《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８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６页。

１４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沉重打击，有效地巩固了国共联合战线。

国民党二大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对外问题上，二大通过了“对外政策进行案”，表示要“与苏俄切实联合”，进一步加强联系，坚持联俄政策。①二大还向苏俄发出友好通电：“今日本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一致决议，谨以至诚之意与贵国携手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贵国为世界革命先锋，向以扶助被压迫民族为职志，深望继续予以努力。本会更当率领全体同志努力奋勉，完成中国之国民革命而促全世界革命之成功。”②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山会议派的对俄政策。针对西山会议派对鲍罗廷的指责，汪精卫在二大上予以辩驳，指出“政治委员会只是一建议机关，不是执行机关”，鲍罗廷未操纵政治委员会，且鲍罗廷尽职尽力，对鲍罗廷的攻击，“是对政治委员会全体的侮辱”。③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二大上非常活跃，但由于遵循退让政策，因而只有１５名中共党员担任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委员。相反，戴季陶、孙科、邓泽如等仍被选为中央执、监委员或候补委员，这使得右翼势力在国民党中央仍占据一定分量。在随后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谭平山、杨匏安、林祖涵等共产党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占到常务委员会的三分之一。中央党部所辖八部中，共产党员担任部长或代理部长的有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外事部。工人部、商业部由于胡汉民、宋子文个人原因，也由中共党员实际负责。八部的秘书及秘书处的成员全为共产党员，以至于领导权几乎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共产党的影响力大大增加。④国民党二大的召开具有重要意义。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处理，维护了广州国民党的正统性与完整性。国民党二大通过一系列决议，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对国民革命具有积极作①《对外政策进行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９０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９５页。

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摘要）》（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０页。

１５０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汪精卫个人政治生涯达到最高峰。蒋介石也通过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地位与权力大大提升，与汪精卫形成军事与政治两个重心。①尽管通过国民党二大，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作用与影响力大为增加，但却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等人思想的变化，这对国民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节中山舰事件一、汪蒋矛盾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后，汪精卫的个人权力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这一时期，汪精卫与苏联顾问联系紧密，思想与行为都表现出较强的左倾。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共同生存下去”②。在国民党二大召开过程中，汪精卫遇事多与鲍罗廷商量，甚至鲍罗廷可以安排一切事情。与此同时，汪精卫与中共的关系也很密切，积极主张在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中添加共产党人。③蒋介石此时也显现左倾，对孙中山倡导的联俄容共政策持赞成态度。

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政权中最忠诚最积极的人就是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蒋介石也被认为是左派的信徒。④陈独秀等中共党员也将蒋介石视为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蒋介石的地位开始提升，在取代许崇智夺取军权之后，与汪精卫形成国民党的权力重心。国民党二大的召开又进一步提高了蒋介石的政治与军事地位，其与汪精卫成为国民党中央新的党政军领导核心。虽然此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的领袖，又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主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２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３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２、８３页。

④《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５日、１７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６页。

１５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席、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主席，权力与地位明显高于蒋介石，但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也有巨大提高，从而拥有与汪精卫进行权力斗争的筹码。

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之后曾结成政治联盟，与胡汉民和许崇智等展开权力争夺。但随着两人权力地位的不断提升，两人之间的嫌隙与矛盾也开始扩大。孙中山曾评价蒋介石“受新式军事之教育，且人物雄略沈毅，将蔚为军官中之大器”①。尽管在鲍罗廷看来，汪、蒋两人都属左派，但在军事上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对蒋介石的尊重过于汪精卫。②在政治上，苏俄顾问及中共则与汪精卫的关系更为紧密。特别是鲍罗廷离开广州后，季山嘉全权代理鲍罗廷的工作，他与汪精卫的关系非常亲密。蒋介石则因北伐问题，对季山嘉非常不满，两者关系较为恶劣。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历史籍贯以及人事关系等等因素影响，显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恺任黄埔党代表后，有时要过问黄埔的事务，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

加之鲍罗廷走后，在对俄顾问的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方面，他们间的分歧渐深。这些事在旁观者看来，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军政两雄之不能并立所致”③。以季山嘉、北伐问题为导火索，汪蒋矛盾逐渐显现及扩大。

北伐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和未竟之志。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在１９２５年就为国民党拟定了初步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对北伐也非常重视。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演讲中指出，国民党“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他对不能利用郭松龄倒戈的机会直捣北京觉得非常可惜，并认为“从敌人内部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将军阀一概打倒，收复北京”。④在其随后所做的军事报告中，蒋介石认为对国民军积极整顿，国民党的力量不难统一中国，且国民政府“已经确实有力量，来向外发展”⑤。蒋介石的北伐主张最初是获得了汪精卫与鲍罗廷同意的，但共产国际及季山嘉等军事顾问却明确反对北伐，使得国民党二大最终未讨论任何有关北伐的议①《与日人某君的谈话》（１９２４年２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３４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３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０３页。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１０页。

１５２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案。蒋介石因此对季山嘉等苏俄顾问非常不满，以心闷足痛为由未出席国民党二大闭幕式来表达他的抗议。蒋介石认为他与苏俄顾问的关系是“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与共事之同志也”，感慨“凡事至欲避退不能之时，是何可怜，群疑众谤，惟有一诚字应之，以冀有以感知”。①蒋介石将季山嘉等反对北伐的原因归于其对自己的不满，同时认为国民党内“人才缺乏、精神涣散，同志不明事理，挑拨离间，极尽其能事，本党竟至于此，能不痛心”②。在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问题时，甚至感慨“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岂仅如今日而已乎？”③与此相反，季山嘉在与蒋介石商谈政局及军队组织等问题时则认为，“今之中国社会与空气，无怪其以土耳其为殷鉴，并鄙中国军人尽为贪劣者”，蒋介石认为季山嘉“语多讽刺”，且暗讽他为军阀，因而决定辞去军职，以示不满。④蒋介石因而开始纠结是“积极进行，冲破难关”进行革命还是消极下去，减轻责任，加之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辞职大加劝阻，最终蒋介石决定忍辱负重，卫党救国。但对季山嘉等苏俄顾问，蒋介石愈加愤恨，认为“苏俄同志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怀，然亦何为而然，惟有以诚格之”，并打算“赴莫斯科一游，贯彻苏俄情况，以资借镜”。⑤对蒋介石赴俄一事，汪精卫一开始劝阻，后来却同意，季山嘉则“状似不安”，这使得蒋介石疑心大增。与此同时，双方关于是否北伐的争论也陷入僵局。

在当时，汪精卫实际上是支持季山嘉的。在他看来，季山嘉心地光明，为人真诚，故而反过来劝导蒋介石应当满足季山嘉的条件，使之能够“畅所欲言，了无忌讳，了无隔阂”⑥。蒋介石曾就季山嘉的问题与汪精卫交换意见。

蒋介石认为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去，非惟为害党国，且必牵动中俄邦交，然料其为个人行动，决非苏俄当局意也”⑦。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汪精卫曾当面应允，表示将辞退季山嘉。但蒋介石对此仍表示怀疑，随后又提出“革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２８页。

②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３３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３６页。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３６—５３８页。

⑥汪精卫：《致蒋介石书》（１９２６年２月８日），转引自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４０页。

１５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命实权非可落于外人之手，虽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定一限度，要当不失自主地位”。汪精卫对此也表示赞同，但事后却将此事告知季山嘉，因而引起蒋介石的怀疑与愤恨。①对蒋介石赴俄休养一事，蒋介石在与汪精卫谈话之后，认为汪精卫有讽其离粤之意，并认为他“受谗已深，无法自解”②。

此后，黄埔军校经费被无故削减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更是加剧了蒋介石的疑惧与不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为人奸诈，在背叛许崇智投靠蒋介石后担任了第二师师长及代理广州卫戍司令。王懋功与汪精卫、季山嘉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与蒋介石关系较为冷淡。王懋功对蒋介石所做的工作汇报很马虎，与蒋介石的部下孙文学会成员王柏龄等关系也非常紧张。王懋功与汪精卫、季山嘉间的密切联系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与猜疑、愤慨和不安。③国民党二大期间，汪精卫曾提议王懋功担任中央委员，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

在黄埔军校建设方面，蒋介石曾就军校军饷被拖欠一事质询汪精卫，汪精卫“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已经引起蒋介石的怀疑，而１９２６年２月６日军事委员会又无故削减黄埔军校经费，并将削减的经费分配给王懋功的第二师，这更引起蒋介石的疑惧与不安。在蒋介石看来，此事与季山嘉有关。季山嘉对他的疑惧之心，昭然若揭。④种种事件使得此时的蒋介石深感“闷坐愁城，不如意事连续而至，所谓屋倒适逢连夜雨也。公私两败，内外夹攻，欲愤而自杀，既而悟徇外为人之心太重，岂自强不息者哉”⑤。

随后发生的事情再次挑战了蒋介石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加使之感到难以接受。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４日，两广统一委员会成立，在广东原有６军的基础上，将广西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为第八军及第九军。当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第七军的战斗序列空出。这使得蒋介石的怀疑与恐惧进一步加深，认为汪精卫、季山嘉要以第七军军长为报酬诱使王懋功背叛、推倒自己。因此在２月２６日，蒋介石扣留王懋功，废除其第二师师长之职，将其押赴上海，以刘峙接任师长之职。此举使得季山嘉等人为之震惊。王懋功师是汪精卫、季山嘉可①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２版，台北，及人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４８７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４０、５４５页。

③《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９６—２０１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３６页。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３９页。

１５４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以直接调动的军力，因而蒋介石在解决王懋功后，感慨“凡是皆有要着，要着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坎憧忧时自提防，至此略定（然亦险矣哉）”①。然而对王懋功的处理，却不仅没有彻底减缓蒋介石对汪精卫与季山嘉的怀疑，反而使得蒋介石此后更加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认为自身处于“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②的绝境之中。蒋汪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急剧恶化。

二、中山舰事件的经过随着蒋介石与季山嘉、汪精卫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一些右翼分子认为有机可乘。从１９２６年１月起，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就在广州和香港散布谣言，说许多势力都在密谋策划倒蒋活动。③广州反蒋传单不断出现，孙文主义学会等右翼团体也不断制造谣言，谣传“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又传言“汪精卫、王懋功都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并传要到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有贪污。④右翼分子的这些活动旨在制造广东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合和猜忌。显然，这些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蒋介石虽然在国民党二大前后表现左倾，但对共产党的活动却始终心存芥蒂。特别是在黄埔军校中，共产派与孙文主义学会间的纷争愈来愈烈，在蒋介石看来几乎分裂军校，因而非常忧虑。蒋介石认为，“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如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⑤。北伐及季山嘉的问题已经使蒋介石疑心大发，此时广州城内流传的关于共产党要反蒋的种种谣言更使蒋介石觉得不安与疑虑。汪精卫与中共的关系此时依然密切，蒋介石因而更加认为汪精卫是幕后陷害他的主使：“疑我、谤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惟自恨缺乏政治能力，又乏组织长才，前以政治组织信人太过，故未加注意，亦毫不防范。今后若欲脱人羁绊，免受束缚，则非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４０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４１页。

③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④《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９８页。

⑤《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６年３月９日。

１５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事事详思熟虑不可。”①蒋介石因此下定决心，要在“四面皆敌，肘腋受制，陷于重围垓心”的情况下“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②这最终导致了令人震惊的“中山舰事件”的发生。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下午，从上海开往广州的定安号商轮被土匪抢劫，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轈打电话给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要求派一艘巡舰前往保护。鉴于当时黄埔军校校内无船可开的情况，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遂打电话给黄埔军校省代办处，请求派船以应急需。③代办处王学臣接到电话后，“想情系教育长（邓演达）之谕”，即将此事报告给时任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及省代办处主任的欧阳钟，欧阳钟旋即赴海军局进行交涉。④３月１８日晚，欧阳钟前往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因公外出未在，作战科科长邹毅遂与欧阳钟等三人前往李之龙寓所，李之龙夫人接待了他们。邹毅给李之龙留下函件，内称“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往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邹科长自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⑤。李之龙遂与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议，自由舰由于机件略有损坏，正在修理，遂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听候差遣。

李之龙遂命令宝璧舰及中山舰舰长，“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⑥。

嗣后邹毅要求欧阳钟补交“军校驻省办事处要舰公函”，内称“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为要”。⑦３月１９日早上６时，宝璧舰出口，中山舰７时出口。下午６时许，两艘兵舰到达黄埔，随即向邓演达请示任务，然而邓演达却表示并无调舰之事。恰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４４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４６页。

③《交通股员黎时雍报告》（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４日），转引自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④《交通股王学臣报告》（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６日），转引自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⑤⑥《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３），第５０２页。

⑦《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３），第５０３页。

１５６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逢此时，正在广州的苏俄布勃诺夫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邹毅告知李之龙后，李之龙即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可否调动中山舰回去预备参观，蒋介石表示允许。据李之龙报告书称，之前调中山舰去黄埔时，因邹毅函件称“系接邓教育长（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因而认为蒋介石在黄埔，“故不能径向蒋介石请示也”，而调回中山舰时，办事处说蒋介石已返省，因而向蒋请示。①此时已觉身处危境的蒋介石本就非常多疑，神经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蒋介石对中山舰开赴黄埔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而开回省城则请示他，感觉事情蹊跷。加以３月１９日当日，汪精卫曾接连三次致电蒋介石，询问蒋介石当日是否回黄埔，而中山舰开回省城后，通宵不熄火，戒备甚严，这一切使得蒋介石疑心加剧，非常忧惧，深感有人不满意他，要推倒他。②当时流言说苏联顾问季山嘉要趁蒋介石由广州乘船回黄埔的途中，将之劫持至中山舰，强送海参崴。尽管蒋介石事后表示“不能完全相信”，但在当时确实使蒋介石深感被人陷害，处境危险。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最初决定前往汕头东征军指挥部“避祸”，但行至途中，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于是返回东山寓所，“誓牺牲个人一切，以党救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③３月２０日凌晨，蒋介石以李之龙矫令叛变为由，派王柏龄等人拘捕李之龙，派欧阳格等占领中山舰，解除中山舰之武装，并派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武装。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予以缴械，并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缴械集中看管于广州造币厂，拘押第二师的各级党代表，宣布广州戒严，命令吴铁城派兵监视苏俄顾问团，将顾问团卫兵的武器予以收缴。３月２１日，蒋介石前往拜会汪精卫，汪精卫“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而蒋介石感叹“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④随后汪精卫称病隐居不知去向，蒋介石更加认为汪精卫对其陷害，“可不寒心”，并且认定汪精卫唆使王懋功背叛自己，进而“挟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共党，欲反政府。呜呼，抹杀余之事业，余所不恤，而其抹杀总理人格，埋没总①《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３），第５０３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７２—５７６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４７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４８页。

１５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理系统，仇党卖党，竟至于此，可不裂眦乎”。①对中山舰的调动，蒋介石认为“李之龙本人亦是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他不过是执行他人的命令而已”，将矛头指向季山嘉与汪精卫。②尽管蒋介石为了自救而断然主动出击，采取措施，但现实的情境却使他不得不在事变当天下午下令取消戒严，释放被拘押的共产党员，撤去对苏俄顾问团的包围并致歉意。汪精卫、谭延等党内同志的不满，自身所受陷害的无法诉说，进一步加剧了蒋介石内心的忧虑，毕竟“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拘束，难保无自由及不规之形态”，“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③当布勃诺夫使团派人询问事变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时，蒋介石旋即表示是对人问题。苏俄顾问表示马上令季山嘉、罗加乔夫等人离粤回国。苏俄顾问团的退让方针使蒋介石承受的精神压力及面临的现实困境骤然改变。

苏俄顾问对蒋介石的态度直接造成汪精卫失去了后援力量。３月２２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开会，决定汪精卫暂时休假，撤换苏俄顾问，查办李之龙。形势的发展使得蒋介石所处的危险局面急剧改变，谭延等人也转变态度，蒋介石开始占据主动地位。２２日晚，蒋介石在黄埔演讲中声称中山舰事件中李之龙即使“真正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并表示从东征回到广州３个月来，精神上受了很大苦痛。３月２３日，蒋介石向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表示此次起因在于，在未有调舰命令的情况下，中山舰驶入黄埔又开回省城，且“露械升火”停泊于黄埔军校前，回广州后又“无故升火达旦”，为“防其有变乱政局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惟此次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④中山舰事件实质上是国民党右翼势力利用汪蒋矛盾而故意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右翼分子攻击广州国民党中央，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并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５１—５５２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７６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４８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４９—５５０页。

１５８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借机攻击汪精卫和苏俄顾问，打击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的制造者实为西山会议派和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从之前散布倒蒋谣言到事件中矫令中山舰出港，再到事件发生后积极逮捕共产党员，整个过程中都有国民党右翼势力积极活动的身影。如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欧阳钟就是广州孙文学会的骨干分子。中山舰事件之后，苏俄方面的态度使得反蒋同盟流产，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最终不得不称病出走，造成了广州国民党中央权力重心的缺失，为蒋介石权力与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关键条件，直接促成了蒋介石对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掌控。

三、蒋介石地位的上升国民党一大召开时，蒋介石尚不是中央执行委员。通过东征及讨伐杨、刘等军事战绩，蒋介石获取了大量政治资本。廖仲恺遇刺案的发生及处理，则直接促使蒋介石进入国民党最高核心层，其地位与权力得以迅速提高。特别是胡汉民、许崇智被逼出走后，蒋介石与汪精卫成为国民党新的权力核心。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同时，又收编了许崇智的粤军，实际上掌握了广州革命大本营的军事大权。在蒋介石通往最高领袖的道路上，为了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政治资本与力量，蒋介石对联俄容共政策表现出积极的赞成态度。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５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演讲时宣称，为国民革命而死，就是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死，因为“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也”。蒋介石同时还强调中国国民革命与国际革命不可分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纷争之必要，因而希望诸同志不生裂痕，团结精神，开诚相见，“不负我总理之所期”。①在联俄问题上，蒋介石在同年１２月１１日的演讲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并没有受俄国人指挥，即使有这件事的时候，我可老实说，只要他革命先进国的苏俄，诚心诚意来帮助我们民族的独立和平等，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只要为求我们民族独立和平等之故，亦并不是什么耻辱……我素来主张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战线是应该统一的。”②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中，蒋介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６６—４７０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７２—４７３页。

１５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石严厉斥责西山会议派对孙中山革命政策的背叛，表现出对联俄容共政策的拥护态度，使得鲍罗廷视之为极左派信徒，而这种左派面目为其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后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等职务，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权力与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负气出走，蒋介石的权力地位获得了关键性的发展。

中山舰事件后，陈公博、谭延、朱培德等前往汪精卫寓所商讨此事，汪精卫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并且明确表示：“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①汪精卫曾打算动用军队与蒋介石对抗，苏联顾问季山嘉对此也表示支持，其他一些势力，如谭延等，也表示支持汪精卫，组成反蒋联盟。但汪精卫和季山嘉的决定却遭到当时代表共产国际、具有最高权力的苏俄顾问使团布勃诺夫等人否定。苏俄顾问使团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并不希望看到汪、蒋的分裂。他们认为中共“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任何过火行为都会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一再复活一些尚未根除的军阀陋习，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②。因此决定对蒋介石采取退让措施，召回汪精卫竭力想要保留的顾问季山嘉，更使汪精卫觉得受到侮辱和委屈。③与此同时，谭延、朱培德、李济深等人也改变一开始对蒋介石强硬的制裁态度，转而支持蒋介石。在失去苏联和其他反蒋势力支持的情况下，汪精卫整个精神状态受到严重打击，旋即以生病为由隐匿不出。随后汪精卫致函张静江，表示因蒋介石对己之厌倦，决定“不再负政治责任”，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在２６日同样表①陈公博：《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１９７９年，第３７页。

②《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３页。

③《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８页。

１６０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示需要休养，随即乘中山舰前往虎门，留住沙角台，并致函谭延等人，请其促汪精卫出面。①蒋介石因而更加认定汪精卫对其之陷害，认为“人不可有亏心事，彼之隐私，不烛然可见耶”，遂下定决心压制汪精卫。加之蒋介石认为汪精卫一手造成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事事听命于苏俄顾问及共产党的被动局面，因而决心独揽大权，“只要王权在我，何事不可迁就”。②４月１日，蒋介石从虎门回到黄埔，与谭延、宋子文等举行会谈，商议广州政局的处理。４月３日，周恩来与苏联顾问相继与蒋介石商讨党务，希望汪、蒋合作。然而蒋介石此时已下定决心整军肃党，对汪精卫的复出之意，认为“其不惜终为左派利用，断送党国也”，下定决心予以阻止。③４月２１日，蒋介石在宴请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及共产党员时，指出汪精卫此前所说“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引起恶感，激动风潮”④，将中山舰事件的责任归于汪精卫，并指出汪精卫对其不满，想要推倒他。汪精卫复出无门，最终无奈离粤赴法。汪精卫的出走使得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重新调整，蒋介石的领袖之路变得更加顺畅。４月１６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谭延当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力与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与加强。

在蒋介石看来，若要巩固其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必须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力量进行限制，随即将目标对准中国共产党，着手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以确保其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稳固和长久。国民党二大召开前，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活动已有所不满和担忧，认为黄埔军校内共产派与非共产派的严重内讧“几使本校本军内部分裂”⑤，为此感到非常忧虑。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欲继承总理遗产而不认总理为总理，天下宁有是理耶”，遂提出解决共产主义与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办法，即“一，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二，总理准共产党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员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其不准，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５１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５２—５５３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５９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７１—５７３页。

⑤《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３日。

１６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现在本校亦不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惟加入共产党者须向特别校党部声明请准也”①。但黄埔军校内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讧争反而更加激烈，以至于汪精卫、蒋介石计划召开两会联席会议解决纠纷，促进团结，最终也未能成行。在蒋介石看来，这两派的严重纠纷是中山舰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②，遂决定解散这两个团体。４月１６日，青年军人联合会自动取消。４月２１日，孙文主义学会解散。尽管两个团体解散，但成员间的冲突并未因此消弭。

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党代表制度所引出的弊端和损失也是中山舰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分子在本党与本军之内，一个团体中有了两个主义，本免不了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但如果彼此能够谅解，也未使不可得到完满的结果，无如青年军人联合会等有些幼稚分子，对于总理的人格和三民主义，竟任意地侮蔑、批评，这便引起了同志中许多的恶感。党代表对于总理的人格与主义，照原理上讲，是不能丝毫怀疑的，要是怀疑的时候，将来的危险必至不可收拾。现在我们的党军，已为此弄得不好了”③。尽管蒋介石将流弊出现的原因归于他自己的疏忽，但当时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特别是第一军中，共产党员人数虽不多，但“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是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④，因而蒋介石将目标明显对准中共。尽管共产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党代表也被取消时，蒋介石心里也很矛盾和痛苦，但出于党派分歧和对共产党的敌意与疑虑使得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要采取整肃党务的政策。限制中共成为蒋介石此时的明确目标。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蒋介石初步提出了限制中共的方案，建议召开联席会议解决两党纠纷，为后来通过“整理党务案”、加强国民党力量做了准备。

蒋介石的权力与地位在此时虽有所提高，但迫于革命局势发展，仍需要共产党与苏俄的支持，以加强国民党党权，进而巩固个人权力与地位，因而蒋介石对右翼势力仍旧采取打压政策。蒋介石批评西山会议派以中山舰事件①《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４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８日。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６６—５６７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６１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７１页。

１６２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为名，造作谣言，“以行其反革命阴谋之实，不使本党同志同归于尽而不止”，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破坏国民党，摧残革命。①在中山舰事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欧阳格、王柏龄等也受到处理。蒋介石在此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打击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活动与举措，最终目的仍是为加强国民党党权及提升其个人的权力与地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没有抓住中山舰事件后的有利时机对蒋介石进行坚决打击，反而采取妥协退让方针，同意通过对中共极为不利的“整理党务案”，使自身受到极大限制，也使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个人权力与稳固了地位，对国民革命以及国共两党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节整理党务案一、共产国际与中共对蒋介石的退让１９２４年以来，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共产国际在这一过程中给予了中国革命以有力的指导和帮助。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国革命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外交利益的影响，始终坚持扶植国民党的政策和路线。在对中国实际情况以及中国革命的特点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联共内部又有不同派别的权力与路线之争。多种因素导致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对国共两党的策略出现失误，又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决策，对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８日，共产国际就国共两党关系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国民党的扶持，共产党不应要求革命的领导权，而“应当竭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②。受此影响，中共这一时期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政策采取了退让方针。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５４页。

②《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９５页。

１６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随着中国南北方军事政治格局的演变，共产国际更加认为，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组织包括国民党左派、中派和纯粹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统一战线”，而且认为“国共两党是能够坚持和发展反帝统一战线的”，因而“现在特别重要的是在国民党内保持统一战线。如果我们没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紧密联盟，我们就不能组成反帝统一战线。因此我们认为，最近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不仅是保持统一战线，而且是扩大统一战线”。①这成为共产国际处理国共两党问题时的基本原则。此时共产国际内部有一部分人提出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影响太大，掌权过多，“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因而提出“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的问题。②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共产党人加剧了国民革命军中的摩擦，对军队产生了消极和瓦解的作用。③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１９２６年初，共产国际派出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使团前往中国，并授予使团不需政治局批准、就地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力。④布勃诺夫使团于３月到达广州。在其到达广州几天之后，便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在联共确立的关于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原则的前提下，布勃诺夫使团在处理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方针。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曾下令包围苏俄使团寓所，并将其卫兵缴械。

面对这场突发事件，布勃诺夫使团认为，这是“一次针对苏俄顾问和中国政府的小规模准暴动”，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苏俄顾问及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中的失误，他们给国民党军队将领“套上了五条锁链：司令部、后勤部、政治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摘要）》（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７—５０页。

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摘要）》（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０页。

③《古比雪夫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８页。

④《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３号（特字第２号）记录（摘要）》（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１页。

１６４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部、政委和顾问”。①使团成员认为，苏俄顾问及中共在军事工作中的错误以及共产党人过分突出、占据过多中央职位造成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②故在事件后，使团认为：“苏俄顾问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③由于对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未有充分认识，加之布勃诺夫等又认为蒋介石可能已经决定断绝同苏俄的联系，不愿同苏俄顾问共事，因而决定撤掉季山嘉和罗加乔夫等苏俄顾问的职务，从根本上消除“俄国顾问突出自己以及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④，来换取蒋介石的理解，以维护革命联合战线。使团认为：“蒋介石能够留在国民政府内，也应该留在国民政府内，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⑤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苏俄使团希望通过采取妥协政策来赢得时间以对抗蒋介石。⑥然而，受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政策的指导，加之使团始终将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归于苏俄顾问及中共身上，认为这是广州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产物，是共产党过分热衷于军事行动、苏俄顾问在军事工作中犯的错误所造成的，因而使团在其后所做的一系列判断和决策中表现出明显的右倾错误。在布勃诺夫、穆辛等苏俄顾问看来，国民党左派力量及在群众中的影响仍比较薄弱，因而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在通过国民党左派做工作的情况下，现在不仅要关注在国民党左派当中加强共产党的影响，而且要通过在①《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１—１７６页。

②《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１０—２１４页。

③《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８页。

④《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１页。

⑤⑥《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７页。

１６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国民党左派当中做工作来直接加强国民党本身”①。共产党要“把党从事军事工作的一定力量转移到其他工作领域”②。穆辛则更进一步指出，国共关系在广州非常重要，“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和团结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政府中和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主要核心力量……使（汪精卫、蒋介石）这一派联合和团结起来，现在应当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尽管他有种种主观上的缺点，将来有可能造成新的严重麻烦……国民党内部和广州政府中的领导问题，只应通过团结整个这个派别来解决。排挤或不让蒋介石或汪精卫积极参与领导政治生活，这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如果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并同他们在组织上彻底决裂，这对国民革命事业来说是很不恰当的……我们应当努力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真诚的联盟，为此我们必须使国民党领导层真正相信我们不是在从事反对他们的工作，而相反是在为巩固和发展国民党本身、为巩固和发展它的国家机关和国民革命军而工作”③。

布勃诺夫在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７日给联共的报告中，更是认为：“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来说，主要危险是‘左’的危险。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应当竭尽全力在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过程中保证这场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和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然而无论如何不应在目前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④“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国民党左派做工作，现在不仅应该争取在国民党左派中加强共产党的影响，而且还要通过国民党左派的工作直接加强国民党本身。如果说国共关系对于国民革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则是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问题。国民党已经不统一，现在右派肯①《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４页。

②《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６页。

③《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１１—２１４页。

④《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９页。

１６６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定试图把国民党中央拉到自己方面来，并走上单独组织自己力量的道路。……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阻止国民党右派同国民党左派决裂和走上组织独立的道路的任务还没有失去其意义，因为独树一帜的国民党右派将是吸引反革命分子的中心。”①布勃诺夫的这份报告成为此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对国共两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比较共产国际对于中山舰事件的了解而言，中共中央的消息显得更为滞后。直到１９２６年３月底布勃诺夫使团离粤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才对中山舰事件有所了解。苏俄顾问团在事实上已形成的对蒋妥协政策，也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陈独秀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国民党，“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②。中共中央随即派张国焘前往广州，调查中山舰事件真相，并向中共广州区委传达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的决议，对蒋介石采取友好态度，以维护汪、蒋合作局面。张国焘到广州后，党内同志“多觉得现在并无足以领导反蒋的人，也没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实力者。如果要中共采取主动来抑制蒋，则不特力有未逮，对国民革命的前途也并不是合算的”③。基于这种对时局的判断，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得以执行。然而从中山舰事件发生起，毛泽东等广州区委人员就主张联络各方势力，对蒋予以反击。４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中共中央此时才得到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情况，随即决定改变妥协政策，以陈延年、彭述之、谭平山、周恩来等组建广州特别委员会，要对蒋介石采取孤立、对抗政策，但这个政策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否定。④１９２６年４月３０日，鲍罗廷返回广州。在鲍罗廷回到广州前，共产国际做出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破裂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①《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１—２５２页。

②《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９、１０５页。

④《彭述之选集》，第一卷，香港，十月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７２页。

１６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党内的方针”，因此，“至少在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组织关系做任何改变都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危险的。要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将其开除）国民党。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做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建议国民党向莫斯科派１至２名常驻代表”。①另外，鲍罗廷回广州前，收到布勃诺夫寄给他的信，信中直陈国民党左派力量薄弱，中山舰事件不仅暴露出苏俄顾问及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中的错误及过火行为，并且再次提出右派问题。②这使得鲍罗廷对广州局势不得不产生新的认识，认为局势演变到他未能料想到的糟糕地步。③鉴于共产国际政策及广东的新局势，鲍罗廷决定采取对蒋妥协政策。

二、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态度，使蒋介石得以占据主导地位。通过中山舰事件，汪精卫称病离粤赴法，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权力与地位迅速提高，但并未得到完全稳固。一方面，蒋介石面临着右派的分裂活动给国民党带来的消极后果，另一方面，中共的日益发展壮大使得蒋介石深感威胁。在中山舰事件的后续处理时期，当蒋介石成功地将汪精卫逼走后，就将斗争的目标对准共产党，初步提出对共产党的限制方案，以加强国民党的党权，最终巩固其个人权力与地位。

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议案，提出要解决国共两党之纠纷，特别是纪律问题与成员问题，因而建议“于一月内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于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杀，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态度及行动。本党之内不许组织其他小团体，须事事公开，不得秘密行动，如有运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２２号（特字第１６号）记录（摘录）》（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６—２３７页。

②《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８４—１８８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２页。

１６８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动本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至于本党与共产党重要问题，应即以联席会议解决之，而共产党之应秘密之件，可提出于联席会议，本党有代守秘密之义务”①。蒋介石在此也初步提出针对共产党的建议：“共产党在本党内应注意之点：（一）不得污蔑总理之人格；（二）尽忠于三民主义之工作；（三）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和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如犯此条者，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予以制裁）；（四）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之训令及其策略，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五）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问题；（七）共产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除指明委员为共产党员外，如有跨党不报之委员，应另订条例，处以严刑；（八）中央党部组织、宣传两部长，其入党年限须在五年以上。”②其中各项规定成为日后“整理党务案”的蓝本。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要对苏俄顾问加以限制，提出其不能把持要权，要使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不分界限等要求。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随后也决定在５月１５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解决国共两党纠纷。

在鲍罗廷回广州前，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政委已经退出第一军。鲍罗廷到达广州后，即与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党务问题进行多次商谈。

鲍罗廷的首要着眼点即“要弥补苏俄与蒋介石关系所曾造成的缺陷”③。因此，在与蒋介石协商国共两党党务办法时，鲍罗廷对蒋介石的态度极为缓和，凡蒋介石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④。尽管鲍罗廷对于蒋介石限制中共的提议表示反对，但蒋介石以“对共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为由，使得鲍罗廷最终不得不做出退让。⑤与此同时，叶楚伧、邵元冲、张静江等右派分子几乎天天与蒋介石商讨国民党党务，这使得鲍罗廷对时局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当时广州右派的威胁更大，因而决定对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５５—５５６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５７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４页。

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节录）》（１９５６年），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１９２４—１９２７）》，第二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９１页。

⑤《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４日。

１６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蒋介石采取妥协。①５月上旬，蒋介石、鲍罗廷及张静江三人秘密商谈国共两党党务事宜。５月１５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旨在限共的“整理党务案”。

“整理党务案”共四个决议案。第一决议案，主要说明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原因及目的，指出国民革命需要各阶级革命分子联合进行，但国共合作两年以来，内部误会滋生、纠纷不断，因而为了革命势力集中而不分裂，要“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②该决议案同时指出，要以上述四点作为国共合作之理论基点，从而消除国民党党内纠纷。该决议同时提出组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以促进两党党员遵守规约、圆满合作。整理党务第二案主要对加入国民党的他党党员的行为进行限制。第三案提出选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第四案主要提出新的规定，要求全部国民党员重新登记。

在上述四个决议案中，尤为重要的是第二决议案，其根本目标就是限制中共。《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如下：（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会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①《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３１—２３４页。

②《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７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１３—７１４页。

１７０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①《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沿袭了蒋介石在４月３日向国民党中央所提出的各项主张。蒋介石对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建议，其实也并无太大把握实现。

在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前，蒋介石非常担忧，使之几乎“因此而神经病，党国与本身存亡生死之际，其痛苦盖有如此者”②。特别是５月１５日，第二决议案提出后，会议“全场相顾惊愕”，蒋介石也是“连日心神憧怔，痛苦倍尝”。③蒋介石担忧共产党人的反应，于是拜会鲍罗廷，解释其初衷，表示“甚以两党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为忧，本党党员消极抵制共产而不能积极奋发自强为忧。彼甚动听也”④。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谭平山、林祖涵等人也采取妥协态度，声称不能做主，要等待中共中央的决定。⑤与此同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还通过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其中规定：（一）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

（二）本会议之议题范围为：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党员之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

（三）国民党党员对于共产党党员，或共产党党员对于国民党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本会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

（四）联席会议之代表，有代表其党之全权。

（五）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

①《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７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１４—７１５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８７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８８页。

④《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６日。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２页。

１７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六）国民党或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联席会议决案不满意时，得提交复议一次。

（七）联席会议之代表任期一年。

（八）联席会议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①面对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打压限制，中共内部的反对声音非常强烈。然而，共产国际在４月２９日已经做出指示，不允许国共合作的组织破裂。鲍罗廷也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右派问题。因此当中共提出全面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时，鲍罗廷表示中共不应当一无所获便与国民党分离，而且希望分离得越晚越好，强调与蒋介石继续合作。②在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影响和干预下，中共中央最终接受了“整理党务案”。５月２２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发表宣言，认为革命势力的团结非常重要，表示“为巩固革命基础和为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时，一部分的利益亦当准备牺牲。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整理党务案，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有所规定，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分子对于此项议案并没有表示异议。所以没有表示异议者，因为共产党员以为，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异议的。共产党员并不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共产分子的议决包含着侮辱的意义，如果这样决议不是以开反革命进攻的道路。共产党员在此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中的态度，即证明共产党员十分忠心于国民革命运动，并且认定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决不为主观感情所影响，而不顾及全部革命利益”③。

三、国共力量的消长“整理党务案”的通过，对国共两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整理党务案第二决议案》，其目标对准中共，给中共以极大打击。在第二案中明确规①《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７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１２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４页。

③《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宣言》（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３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１７２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定，禁止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中共还需向国民党中执会上交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共产党人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担任部长。受这一规定要求，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以及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秘书处秘书刘芬等共产党员不得不辞职，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这使得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中的组织力量受到严重打击，领导力量被严重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与此同时，各省市级别的国民党党部也开始限共，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力量及活动受到严重压制。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的全面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又进行了新的人事安排。在新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蒋介石担任组织部部长（由陈果夫代理），顾孟余担任宣传部部长，甘乃光担任农民部部长，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部长，叶楚伧担任中央秘书长，胡汉民担任工人部部长。与此同时，亲蒋的张静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这一切在进一步打击汪精卫的同时，也使得右翼势力趁机提升其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与力量。国民党中央党部新的人员变动进一步稳固了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在限共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蒋介石通过安插国民党党员，特别是右翼分子在新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中占据显著地位，使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权力极大地掌控于右翼势力手中。正如蒋介石所言，“政权操之在我则存，一国政治之不能独立，患在不能自主耳”①。在加强国民党党权的基础上，蒋介石也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个人权力。

《整理党务案第二决议案》明确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所发之训令需先交给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可执行，同时通过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然而在这个组织大纲中，国共两党的地位与权力则是明显不对等的。联席会议没有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从而使得中共必须接受明显限制自身的“整理党务案”，且无法做出申诉。联席会议在形式上为调节国共纠纷的机关，但从一开始就失去实质意义。尽管如此，国共两党仍然选出代表，组建联席会议。然而，国共两党的地位与权力在联席会议中看似平等，实则完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８９页。

１７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全相反。在联席会议代表名额中，国民党有五名代表，而中共党员只有三名，这使得共产党人在联席会议中处于先天劣势，丧失主动权。尽管联席会议中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并不平等，但国共两党还是分别选出各自党派的代表，国民党五名代表分别是张静江、谭延、蒋介石、吴敬恒、顾孟余，共产党方面则是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显然，国民党五名代表中右翼色彩明显，这更加使得联席会议成为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工具，只能以限共为主要职任，无法真正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

从“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之通过，蒋介石一步步通过了旨在限制、排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从汪精卫受到排斥以至销声匿迹，到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赶走大多数政治委员，只留下忠实于他的人”，成为真正的胜利者，充分证明了他“比党更强大，或更确切地说，党比蒋介石更软弱”。①但在鲍罗廷看来，“即使孙先生健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②。中共在共产国际及鲍罗廷的指导下，采取妥协措施，明确表示，中国国民革命迫切需要一切革命分子建立强有力之联合战线，国共两党合作政策即是联合战线的具体表现。“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③共产国际及中共的妥协退让，使得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后，更加明确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主张，对共产党加以限制与约束。整理党务案前，蒋介石就提出一系列加强国民党专权与排共的要求。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１日，蒋介石在讲话中明确说明，“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而且一定发生冲突的，这个冲突，无论大些小些，总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一个团体里，有两个中心，有两个领袖，这个团体不但不能坚固，而且一定要分裂的。现在国民党里面，几乎有两个主义，这种现象一定是自相矛盾，会发生冲突的”④。因此要求共产党人要坚持三民主义，坚持孙中山的领袖①《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摘录）》（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８１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４页。

③《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１９２６年６月４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９７—９９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７４页。

１７４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地位。随后蒋介石进一步指出，只有一个党员恪守规则、精神团结的坚固的革命团体才能使革命成功，而这个团体“一定要有一个中心来发号施令，不能任由团体分子随便行动，随便发表意见”①。尽管此时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全部退出使得蒋介石觉得“甚难为怀”，认为“团体分裂，操戈同室，损失莫大也”，两年心血尽于此。②但这并未阻止蒋介石继续实施排共、限共的措施。

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７日，蒋介石在由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上讲话，他指出：“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但是现在中国却有两个党，有中国国民党，同时也有中国共产党。这两党在事实上是不能并成一个的，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多数的群众的，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的，因此共产党既然不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不能加入共产党。”③在蒋介石看来，国共两党发生冲突一定会使革命失败，而且国民革命需要一个革命中心，而“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党，中国现时正迫切需要这样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国民革命”，因而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尤为重要的是，蒋介石明确表示“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④因而蒋介石提出“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应退出共产党，以为集中革命势力之计也”⑤。随后，蒋介石更是从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角度出发，强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加强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做纯粹的国民党党员以集中革命势力，进行国民革命。

面对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观点，共产党人虽然在党的决策方面执行了共产国际妥协退让的方针原则，但也有一些共产党员以各种方式表达反抗。陈独秀著文指出，“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⑥，对蒋介石吸收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评。

然而，鲍罗廷却认为对蒋介石的妥协取得了有益的成效。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８１页。

②《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６年４月１０日。

③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９３页。

⑤《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７日。

⑥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１９２６年６月４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６页。

１７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大的损失。这些决议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调整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关系（缩小了他们的权力），吸收中派参加工作，沉重打击了黄埔以外的右派”①。因此，鲍罗廷认为“关于调整同共产党人关系的决议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个策略步骤，旨在消除共产党人与诚实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误会”，右派无法利用这些误会来达到自己的反革命的目的。②与此同时，吴铁城、孙科等受到处理，或入狱，或免职，或离职，伍朝枢等也被蒋介石逼出广州，对胡汉民的反共主张蒋介石也不予支持。蒋介石此时继续宣称中国革命需要联合俄国、联合世界革命力量，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方可成功，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才能实现。③然而，事实并非鲍罗廷所判断的如此良好，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担忧恐惧并没有大为减少。特别是在事实上右翼势力的力量并未因受到极大打击而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事实证明，鲍罗廷的看法并不正确，存在着严重失误。

鲍罗廷虽然看到部分右翼分子受到处置，但他却忽略了左翼势力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严重抑制，中共也被严格限制。通过中山舰事件以及“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但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仍将蒋介石视为中派，从而对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这种观点与政策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决策。

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后则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中共，并且接受戴季陶主义的影响，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一个主义，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或是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做纯粹的国民党员，排共、限共的目的更加明确。整理党务案因而也成为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分水岭。④与此同时，蒋介石的权力与地位得到迅速提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等一系列要职，全面掌握党政军大权，成为国民党新的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鲍罗①③《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摘录）》（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３页。

②《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摘录）》（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节录）》（１９５６年），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１９２４—１９２７）》，第二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９１页。

１７６第四章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廷以及中共却依旧坚持对蒋介石采取妥协的政策。特别是鲍罗廷，甚至将右翼分子在新的国民党党部中的得势理解为蒋介石处境困难，不得不向其作出让步。①对蒋介石右倾面目的不足认识，使得共产国际及鲍罗廷更加重视对蒋介石的各项扶持与支援，忽视中共的意见与要求（如武装工农），最终对国民革命以及国共两党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摘录）》（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８２页。

１７７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第一节新式党化军队的组建一、北伐前夕的军制改革国民党人略定广东，迎广西来归之时，正是直、奉两军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之秋。北方多事，蒋介石极力主张趁势北伐。而经过中山舰事件，蒋氏大权在握，苏俄仍将继续支持；广州国民政府正可借此向外发展，消弭内部矛盾。１９２６年７月，由蒋指挥的北伐军终于浩荡出师。这场军事行动，在苏俄的物质与专家协助下，以爱国和革命的要求，迅速蔓延至长江以南，“气势的雄壮，与意义的新颖，皆非辛亥革命可比”①。

新兴的国民党力量，欲采取暴力革命手段，从北洋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凭借的是党化军队。党化军队的组建，为中国过去历史所无。早年，国民党人如朱执信、戴季陶等，已留心军事改革。见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乃将目光投向北方，有意借鉴苏俄红军的经验。１９２０年，戴氏盼驻节闽南的陈炯明部队，能作“宣传者”和“革命军模范”，即隐然有师法苏俄红军的愿望。②不过，随着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决裂，前述想法自然随之幻灭。其间国民党虽仍获得若①此为郭廷以的评语。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台北，晓园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６５—５６６页。另参见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２．②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响应（１９１４—１９２４）》，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４５９—４６０页。

１７８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干粤桂滇湘军队的效忠，但在政治、军事组织获致改善前，并不容易真正打开局面。

斯大林（ＪｏｓｅｐｈＳｔａｌｉｎ）稍后向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语及，１８和１９世纪的欧洲革命，大多是缺乏武装的“人民”挺身反抗旧政权的武装；中国情况则不然，是“武装的革命军和武装的反革命军作战”。①然而，建立“武装的革命军”谈何容易。１９２５年蒋介石尝言，十余年来南方军队名为“革命”，实则内容腐败，且未真正操于党人之手；“军规军制，更视北洋为不及”，盖其“兵无实额，枪非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升降不均，赏罚无则，参谋无作战之备，经理无可稽之册”，用这样的部队推倒北洋政府，不啻是流于空想。②为了增进国民党军事力量，１９２３年，孙中山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莫斯科洽谈国民党与苏俄的合作（主要为“西北军事计划”）③，学习俄式党军体制也是重点④。是时，国民党人对“五四”以后的群众力量，已有一番新的察觉，乃特意强调民众运动之需要。而其“以党治国”的理念，除了有赖“宣传功夫”作为第一步，更需要党直接领导的军队之支持。

基此想法，党人以为，俄式军队政工制度不仅可以监视官兵的政治忠诚，理想上还能保障士兵福利，凝聚部队向心力，甚至可肩负宣传、动员群众等职责。

国民党以俄为师的建军计划，由是以定。

访俄期间，蒋介石认真考察俄国军队的党化制度，表露羡慕之心。⑤返粤以后，他旋即投身国民党新军队的组建工作。新军队系以黄埔军校为基础，透过苏俄顾问协助，再逐步地扩大规模。１９２４年，蒋氏就任军校校长；同①刘馥（Ｆ．Ｆ．Ｌｉｕ）著，梅寅生译：《中国现代军事史》（犃犕犻犾犻狋犪狉狔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第２—３页。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１１辑，台北，１９５３—１９８９年，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③参阅杨奎松《孙中山的西北计划及其夭折》，蒋永敬、杨奎松：《中山先生与莫斯科》，台北，台湾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２—２１４页。

④不过，部分学者较强调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实有其独自发生之渊源”。见徐勇《南方党人的暴力认识及其建军模式类型研究》，收入徐万民主编：《孙中山与同盟会：“纪念同盟会成立１０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８８—３０５页。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１７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时，廖仲恺出任驻校之国民党代表，简称“党代表”。①党代表一职，仿自苏俄红军政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ｒ），尤其重要；它代表党监察校务推行，一面领导政治部，对全校官生士兵进行政治训练。合党代表与政治部，为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之始。

廖仲恺接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席不暇暖，实际校务主要由校长蒋介石为之。即使如此，廖氏筹措经费，居间协调军事教官、政治教官、俄国顾问，仍可说是鞠躬尽瘁。事实上，国民党由廖这样的文人监察军事事务，反映了文主武从的制度精神，亦属“以党治军”的重要基础。②但党人很快会理解到，维持前揭的精神，殊非易事。军校政治部则是实际掌管政治教育、党务活动、宣传业务的机构，即所谓“权在党代表，事在政治部”的运作方式。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１１月以后，以周恩来代理。③在黄埔军校渐上轨道的同时，国民党人着手党化军队的编组试验。１９２４年８月，蒋介石提出“革命军募练计划”④，９月即成立军校教导第一团，１２月又组建教导第二团；以军校毕业生分发各团，进行实地训练。这支部队团、营、连均派党代表，以示军队党化。各级党代表均直属于上级党代表，秉承校党代表之命，接受军校政治部的领导。这是国民党人在实际部队中，设有党代表之始。⑤党代表的权限极大，负责“对于士兵官长及经济上工作之是否进步，实行政治之监察”；“党代表与所属部队官长享同等权利”，“各部队官长所发之命令，同级党代表均应负责签字”，“党代表若查出官长明白表示其反叛之意志，军队中发出谋反及掠夺之暴动及其他个人或部队之不法行为时，应即在最短期间弹压之”。另外，“关于士兵、军官及人民中之政治教育工作，由政治部指①廖仲恺任军校党代表期间的事迹，参阅林玲玲：《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１９１１—１９２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２—３０８页。

②刘馥（Ｆ．Ｆ．Ｌｉｕ）著，梅寅生译：《中国现代军事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第９页。

③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８９、２１９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２５—２２９页。

⑤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１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９１—９２页。

１８０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导之”，“政治部之行动受同级党代表之指导”等。①若战斗中部队主官阵亡或失去战斗能力，在新任长官未到之际，党代表还得指挥作战或指定资深军官代行（须实时呈报上级）。②未几，教导团演变为国民党的基本武力。１９２５年１月，广东革命政府颁令麾下各军“东征”，决定将教导团与军校第二期学生总队、炮兵营、工兵队、辎重队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组成“校军”，与许崇智部粤军合编为右翼军。③４月，国民党复将校军扩编为“党军”一旅，任蒋介石为司令官。军校政治部亦随之扩大，分设前、后方政治部，随军作战者称“前方政治部”，以周恩来为主任；留校教育者称“后方政治部”，以包惠僧为主任，两人都是共产党员。旋以党军既非军校所属，政治工作不应隶于军校政治部，乃成立党军政治部，仍以周恩来为主任。④国民党人既建党军，亦有意整编麾下其他各军，惟因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难以节制，遂不果行。直到１９２５年６月，蒋介石率党军、粤军回师广州，驱逐杨、刘，扫除军事整理的障碍。７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旋由新设置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将各军划一编制，实现军令统一。在俄国顾问协助下，国民政府积极改订军制，首先是取消各军袭用的省称，统一为“国民革命军”⑤，分别是：党军与许崇智部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蒋介石任军长（后易何应钦）；谭延部湘军为第二军，朱培德部滇军为第三军，李济深部粤军为第四军。嗣后再以李福林部粤军（福军）为第五军；以湘军（攻鄂军）、豫军、山陕军、赣军等零星部队，合吴铁城部１个师，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国民政府下乃有正式部队六个军，各军依章制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一筹饷，也减轻了各军划地自行收取税捐的乱象。⑥①参见：《中国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党代表职权》，１９２５年，广州，油印件，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以下简称“党史馆”）藏：会议１．３／１３．５。

②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１卷，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影印本，第９５—９６页。另见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８—６１页。

③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３８—３９页。

④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１５３页。

⑤军事委员会曾拟定三个名称备选，分别是国民军、革命军、国民革命军。

⑥文公直编：《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２编，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４４６页。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４—３６页。

１８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队相较，有体制上的因袭，但也有创新之处。溯自民国肇建之初，陆军编制大体仍沿晚清之旧，有新式、旧式军队的分别。旧式军队即各省巡防营，承袭“练军”而来。新式军队则依１９０４年练兵处编定的营制，仅略易其名，分为师、旅、团、营、连、排、班，人数无变动。其余官阶、礼节等，大抵传承晚清制度。国民党人建军后，始进一步推行苏俄式“三三制”（３排为１连，３连为１营，３营为１团，３团为１师，３师为１军），并废除“旅”，以之区隔“北洋旧制”。国民革命军咸依“三三制”统一编成，每军辖３师，每师含特种兵科约５５００人（兵员占４１００人）；惟视实际情况，略有增减，实力较充者增编教导师、独立团等。但毋庸置疑的是，政治工作体系，仍是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队最大区别的“特殊制度”。①至少在名义上，国民革命军各军都是为三民主义奋斗的队伍，陆续仿效第一军的模式，由廖仲恺兼任各军党代表，设置政治工作体系。１９２５年８月，廖遇刺身亡，由汪精卫继任。②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军事决议案》，重申“注重政治训练，使革命军队完全受革命教育，并宜明定党代表职权”等原则。黄埔军校旋即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加紧训练军事与政治合一的革命军官。③随后数月间，国民党在各军陆续任命各级党代表。由于各军设立了党代表，旧有的“各军党代表”一职，便更名为“总党代表”，仍以汪精卫担任。在总党代表下，初期的国民革命军，在军级大多只设“副党代表”，理由是各军不易觅任与军长资格相等人才，故暂设副党代表，行使党代表职权。④正当此时，湖南方面的唐生智密派代表至粤，向广州国民政府接洽输诚。

①文公直编：《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１编，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６０—７３页；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６页。关于“三三制”的评论，可参见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郑义翻译及校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８６页。

②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③关于早期革命军党代表制的沿革，参阅吕芳上：《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工作（１９２４—１９２８）》，未刊稿，国科会研究计划报告微片：ＮＳＣ８４２４１１Ｈ００１００４，第３９—４０页；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７—７６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６４—４６５页。

１８２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而广东、广西的统一谈判，亦接近成熟。１９２６年３月，李宗仁就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职；６月，唐生智就第八军军长职。①北伐前夕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遂告编组完成。惟至是以后，新附军队的党化，益加成为国民党人的难题。

桂系与广州国民政府的统一谈判，即因军队整编问题，一度陷于僵持。

盖桂系起初欲得到两个军的番号，而国民政府不允。最后，桂系妥协仅编一个军（第七军），但军级以下，设七个旅（后增为九旅），而非三个师，以保存更多的实力。不惟如是，桂系对党代表制有所排斥，更不能接受国民党人插足第七军。广州中央允委桂系领导人黄绍为党代表，即出于羁縻的用意。耐人寻味的是，黄意识到，党代表的权力极大，可借此总揽广西党政军全权，对个人“很上算”，乃欣然同意这一安排。在军级以下，第七军已不设置党代表。

不过，政治部最初在共产党人黄日葵的主持下，与其他军的情形相类似，部队的精神生活相当活泼，军民关系也有一定的改进。②直到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基本部队八个军的政治工作，仍算是非常活跃。各军普遍设立了特别党部；所谓特别党部，系因军队本身已有严密组织，与普通党部不同。军、师、团、连均设党部，营排不设。至１９２６年１０月止，第一、二、三、五、六军皆已成立特别党部，第四军则成立了临时党部。③各军师（包括七、八两军）政治部亦先后成立，师已设党代表者，多兼师政治部主任；未设党代表者，则另委政治部主任。军师政治部，实质上成了军师党代表的办公机关。团以下不设政治部，仅设团党代表办公厅，置干事、书记、录事若干人。唯因人才缺乏，仅第一军各团下设各级党代表；其他各军、团以下设政治指导员，担任基层政治工作，政治工作遂普及于各军。④国民革命军实施政治工作制度以后，各部队均带程度不一的“主义兵”色彩，尽管多数可能止于表面。不过，国民党内部亦非毫无杂音。党代表制首①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１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６、１２０页。

②黄绍：《五十回忆》，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５０页；黄绍：《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２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４—５７页。

③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９１页。

④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０页。

１８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先有造成指挥二元化之虞，而军官咸视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为“监军”①，政工人员则不免对改进部队环境“操之过急”②，遂致纠纷迭出。特别是，许多党代表是甫出校门的年轻军官，骤与部队指挥官平起平坐，自是难以服人。有鉴于此，蒋介石曾极力劝说各党代表“不可采干涉主义”，应多关心士兵生活、军纪的管理。蒋氏更一度有意取消党代表制，但在苏俄顾问加伦（“Ｇａｌｅｎ”，ＶａｓｉｌｙＢｌｙｕｋｈｅｒ）强力主张下，仍继续施行。１９２６年３月，《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颁布，广州中央乃要求党代表慎重其事，非到不得已时，不应干预纯军事问题；此外，党代表的短期工作目标，应是展开政治训练及接近士兵。③军制问题产生的矛盾，另涉及了党内路线的分歧。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谭延、蒋介石任委员；汪为主席，谭负责军需，蒋承担军事行动、组织与训练。汪、谭俱为文人，汪另具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身份，仍不无体现“以党治军”、“以文人制裁武人”的制度精神。④军事委员会另设政治训练部，由陈公博任主任，依规定秉承总党代表汪之指导，管辖各军师党代表及一切政工人员，掌理党务、政治及文化工作。⑤与此相较，蒋氏依旧缺乏统率全军的权力。２月，国民政府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为“军权最高机关”；至于军队整理、编制改革、军官升长黜陟等，得会商军事委员会进行。⑥蒋不愿就职。⑦在国民革命军陆续编组完成之际，最高军政、军令系统的建置，事实上是延宕未决。

汪精卫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身份，对国民革命军的未来发展，有可能发挥重大影响力。惟汪具“左派领袖”的地位，前揭体制实①《夏威等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革命文献———党务：重要会议及清党》，《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５０４７。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６４页。

③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０页；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７４页。

④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６页。

⑤中山舰事件前夕颁布的《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参见：《革命文献》，第１２辑，第１８１４—１８２１页。

⑥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⑦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１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５页。

１８４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亦赖苏俄顾问、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的支持。据估计，当时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人员的７５％，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员。①以第一军为例，最初３个师中，２个师的党代表为共产党人；在团级，有７个党代表是共产党人；在连、排、班及士兵中，共产党组织已经建立。②苏俄总顾问鲍罗廷（ＭｉｋｈａｉｌＢｏｒｏｄｉｎ）实亦有意借共产党籍政工人员之力，使国民革命军逐步质变。③随着国共分歧的日益白热化，蒋介石对上述情况渐增戒心。

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爆发后，蒋介石迫共产党人离开第一军，主要是军队政工人员。惟蒋氏在事件中的举措，未经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的副署，实属对党代表制威信的重大打击。４月２日，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向蒋质疑，此举“近于反革命行动”；蒋则坚称“总理之主张废除约法，与余之主张修正党代表制，如他人为之，则为反革命。而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④。隔日，蒋向国民党中执会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建议，对军制问题颇多着墨，反映其修正党代表制的具体主张。蒋指出，党代表制在革命成功以前，不能取消，“惟党代表资格，应有相当限制，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且须限入党在若干年月以上者”，“政治训练，为出征军首要之务。惟现在训练部条例，多不适用，应从速改正。且该部主任必须由军官出身，而明了党务与政治者为要”。⑤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的修正主张，并未全数获得接受。惟汪精卫既于５月悻然离粤出国，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一职从此失去了作用。党代表制在“还没有取消”的情况下，实已日渐窒碍难行。⑥反之，在汪垮台以后，蒋氏却逐步跃居为更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最高军事领袖。值此“军权”扶摇直①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３６．②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编委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１６—１１８页。

③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９８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５３页。

⑤蒋中正：《建议中央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３６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１９２—１９６页。

⑥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２日，汪精卫在武汉中央政治会议上，即言“党代表这个空名，留着有什么用？

几次辞职，都没有通过，最好是将这个制度取消”。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２７８页。

１８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上的局面，如何贯彻“以党治军”的理念，也开始成为党人争论的问题。①初期的国民革命军（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军军长（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组成渊源周恩来（１９２５．９）一蒋介石周恩来邓演达（１９２６．４）党军何应钦（１９２６．１）缪斌缪斌（１９２６．７）粤军二谭延李富春（１９２５．２）李富春（１９２５．９）湘军三朱培德朱克靖朱克靖滇军罗汉（１９２５．９）罗汉张善铭（１９２５．１１）四李济深陈可钰麦朝枢（１９２６．７）粤军廖干五（１９２７．１）雷剑敖五李福林李朗如李朗如（１９２６．７）粤军（福军）湘军（攻鄂军）豫军六程潜林祖涵林祖涵（１９２６．１）山陕军李世璋赣军吴铁城部粤军等刘召圃黄日葵（１９２６．８）七李宗仁黄绍麦焕章桂军栗文治（１９２６．１２）刘文岛（１９２６．６）八唐生智刘文岛彭泽湘（１９２６．１２）湘军说明：表共产党跨党党员资料来源：文公直编：《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２编，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４４６页；吕芳上：《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以１９２０年代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为例的讨论》，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一九二○年代的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究中心，２００２年，第１５４页，党史馆藏会议纪录。

二、总司令部与总政治部蒋介石军权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计划息息①１９２７年８月，武汉国民党中执会即发布训令称：“自去年三月蒋中正叛变，自由逮捕第一军党代表，七月再改置政治部于总司令之下。党代表之职权，无从施行。从而政治工作，亦降而为蒋中正一人之政治工作。”参见：《中央执行委员会加紧各军政治工作之训令》，《民国日报》（汉口），１９２７年８月４日。

１８６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相关。北伐作为孙中山生前的一贯主张，在国民党内极具特殊政治意义。蒋氏更有继承孙之遗志，立下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雄心。１９２５年７月，蒋向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谓“革命势力西南与西北衔接一气，合力并进，黄河、扬子江两流域，皆不难定”，是其首次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北伐主张。

１９２６年初，蒋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军事报告，复声称积极整顿军队以后，“本党的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①。然而，出师北伐的前提是，党内意见必须一致，各军指挥系统必须统一，以及苏俄方面的支持。这几项条件，在中山舰事件以前，尚未成熟。

近于蒋介石提出“革命六大计划”的同时，苏俄军事总顾问加伦也于１９２５年３月和６月提出北伐计划，９月再提出较完整的方案。然而，莫斯科决策者的注意力聚焦于北方，尚无意支持南方的国民党北伐。在１９２５年初，苏俄正试图联系华北各军事领袖，以牵制或打击他们视为眼中钉的奉系军队。尤其是，接受苏俄军事顾问与军火援助的冯玉祥国民军，一度控制北京及周边地区，使得莫斯科颇感兴奋。７月加伦离粤，接替职位的季山嘉（Ｋｉｓｓａｒｋａ，Ｎ．Ｖ．Ｋｕｉｂｙｓｈｅｖ）秉承莫斯科意旨，明确反对蒋介石的北伐构想，言辞间且流露批评讥讽之意。蒋氏颇为不悦，此为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山舰事件平息后，汪精卫出国，季山嘉离职，俄方派与蒋相处较和睦的加伦返粤。加伦平时发言，多从纯军事观点立论，甚少涉及中国政治问题，备受蒋信任。１９２６年５月下旬，加伦返抵广州。国民党人出兵北伐的计划，得以日渐明朗。②共产党人方面，除了受到苏俄战略布局的影响，起初对于北伐实有摇摆不定的看法。１９２６年２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曾议决，当时的第一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但也有相当多的共产党人认为，应先蓄积北伐的实力。盖共产党人担心，在己身基础未臻巩固之际，倘若国民党的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７０７—７０８页。

②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１９２０—１９６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７４—８３页。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４９５０．１８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军事力量迅速拓展，不能保证其结果有利于“工农”。①这种观点，在北伐出师以后，仍未消退。７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专文，即言“革命的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当前任务是“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②不过，蒋介石的北伐主张，得到许多国民党军人的拥护。③特别是，当时北方政局迭起风云，诚为国民党人发起军事行动的有利时机，稍纵即逝。直系的吴佩孚，在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因冯玉祥倒戈而失败。１９２５年年底，吴东山再起，衔其旧恨，必欲去冯而后快，转与奉系修好，联合攻冯。

冯难以抵抗各军围攻的压力，被迫于１９２６年初下野，但直奉联军持续进兵。④有鉴于此，蒋氏在中山舰事件后提出的“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建议书指出，北方直、奉两军合攻冯玉祥国民军，倘其得手，势将注意力转移至广东，国民党应寻求应战之道。应战策略首重确保国民军不致遭到消灭，故而两广宜于３个月内出兵。如此，吴佩孚军将准备不及，国民革命军则可望直下武汉。为了确保前揭战略成功，国民政府必须借“与国”（苏俄）力量，以“增进革命之势力”，并联络川黔以牵制滇、鄂两军，联络湘赣以牵制吴佩孚军南下。⑤１９２６年４月１６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推定蒋介石继汪精卫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与李济深、朱培德共同筹划北伐；同时，俄国方面也协助补充修订计划。５月起，蒋与鲍罗廷、李宗仁等反复讨论北伐事务。同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除通过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外，于２１日发表对时局宣言，谓接受海内外请愿北伐。见此情景，蒋氏感到“历来北伐主张，至此始得贯彻”⑥。

①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②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周报》，第１６１期，１９２６年７月，第１５８４页。

③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郑义翻译及校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４—９５页。

④北伐前夕，直系军队的重整与发展，参见张昭然：《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与直系军队之战力比较》，《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第５５—５６页。

⑤蒋中正：《建议中央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３６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１９３—１９５页。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８７—５８９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７５０页。

１８８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北伐大计既已确定，国民党人决定新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取代原先集体领导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主要指挥机构。①６月４日，国民党召集临时全体会议，决议迅行出师北伐，推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次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且授予蒋“便宜行事之权”。蒋旋即筹组总司令部，作人事方面的必要部署，并与顾问加伦等商议总司令部组织法。②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除政工部门外，重要人事为总参谋长李济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代行李氏职务）、总参议钮永建（后改张群）、兵站总监俞飞鹏。它不独接收了原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职能，甚至有凌驾国民政府之势。最初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１人，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军，均归其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总司令部设于军事委员会内，随战事进展，进出于前方；总司令部参谋长以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长兼任，或由总司令呈请国民政府任命；总司令部设置参事厅，以参谋长、总参议、高等顾问若干组织之，襄助总司令处理进行事宜；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军事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争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事”③。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被授予“指挥”国民政府之权，最引人侧目。事实上，担任总司令职务，乃蒋介石一生事业的重要转折点。国民党改组之初，蒋氏尚非中央委员。及至北伐前夕，党内的三位重要元老，廖仲恺已死，胡汉民失势，汪精卫亦接踵其后倒台，出现了蒋氏独揽广东军政大权的情况。惟组织大纲颁布伊始，已启外界“军事独裁”的疑虑④，其后更造成“党权”与“军权”的纷争。毕竟，总司令部之权威，固可说是应付战争时局所设，惟是否抵触“以党治国”原则，在许多人眼中，仍有争论余地。

耐人寻味的是，蒋介石得掌北伐军权，苏俄因素仍属重要。在中山舰事①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５０．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７５０—７５２页。

③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２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６页。

④叔坚：《北伐声中广州之政治状况》，《向导周报》，第１７０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第１７３２—１７３４页。

１８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件爆发之初，共产党人一度举棋未定，最后由俄方定调继续与蒋合作，以示团结。俄顾问切潘诺夫（Ｓｔｅｐａｎｏｖ）即称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惟“幻想为中国英雄”；若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仍可给予蒋相当大的权力。①６月３日，鲍罗廷等劝蒋任总司令职，遂不惜声言“如公不就，即当归国”②。其实，对鲍罗廷而言，与其贸然与蒋的北伐计划破裂，不如静待国民党必然产生的分化，再图稍加运用。③还要相当长时间以后，俄方始能明了，蒋并非可驾驭之人。

蒋介石军权的巩固，亦需党政方面的协调。７月２日，在蒋氏以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颁布“北伐部队动员令”后的隔日，国民党中执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历时６天，并做出如下决定：改选蒋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出发前线，职务由张静江代理。政治委员会与中央常务委员会合开“政治会议”，仍以蒋为主席；蒋出发前线，职务由谭延代理。张、谭均受蒋氏所信任。④在蒋介石执掌党、政、军大权的情势下，原先国民革命军略具雏形的文主武从制度精神，亦已不再可行。例如，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原受总党代表汪精卫之监督，既受中山舰事件波及，亟待调整其组织结构。蒋氏于６月５日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８日即和鲍罗廷商议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以及该部应归党中央宣传部或另立军事部的问题。几经讨论，国民党人决议于中执会增设“军人部”，另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取代军委会政治训练部的功能。７月的党中央临时全会，复通过由蒋担任新设的党中央军人部部长。９月，对《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进行修改，更将原属军委会政治训练部管辖的各军事机关党代表，改为直隶于党中央军人部；党代表任免，则由“军人部以中央党部名义行之”，并以军人部部长副署。这显然缩小了政治部、党代表的职权，使之分别成为蒋氏的从属机构。⑤①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９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９５页。

③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０页。

④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７５３页。

⑤吕芳上：《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以１９２０年代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为例的讨论》，《１９２０年代的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２００２年，第１５７—１５８页；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２页。

１９０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新编组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常简称为“总政治部”，作为总司令部的从属机构，据１９２６年７月６日颁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大纲》规定，须秉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意旨，受党中央军人部及宣传部指挥，以“党的主义、政府的策略、世界的文化教育、社会潮流”灌输于国民革命军将士，纠正其思想，提高其地位，改良其生活。总政治部设主任１人，督率各军、各独立师及各种军事机关政治部、宣传委员；其下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另设置编审委员会。①总政治部主任的人选，几经磋商，最后定案是邓演达，“一般颇庆得人”②。邓是国民党左派，精力充沛，对革命工作狂热。一般国民党人并无恶感，共产党人尤其认同这一安排。③蒋介石知邓与共产党人相善，却仍有一定的期待。盖邓为黄埔系骨干人物，历任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潮州分校教育长，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也符合蒋在“整军肃党准期北伐”中提出的“军官出身，明了党务与政治”条件。④总政治部虽是总司令部下属机构，惟因国民革命军标榜“党化”，且接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的业务，故仍亟受外界重视。邓演达接掌总政治部后，便开始积极安排人员。如由铁罗尼（Ｔｅｒｕｎｉ，ＴｅｒＴａｉｒｏｖ）充任总部顾问，郭沫若为宣传科长（后升副主任）。郭氏在当时有文名，系以“拜伦（ＧｅｏｒｇｅＧｏｒｄｏｎＢｙｒｏｎ，１７８８—１８２４，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献身于希腊独立运动）式诗人革命”姿态，持笔且从戎。⑤１９２６年６月２１至２４日，由邓演达主持，总政治部召开为期４天的战时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适应战争时期的原则和具体问题。参加者除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各军政工负责人员外，还包括陈公博、顾孟余、周恩来、邓颖超等，集一时之盛。会议中，国民革命军具体确立了仿自苏俄红军的完整政治工作体①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８８—８９页。

②邹翠芬：《总政治部野史》，海天出版社编：《现代史料》，上海，海天出版社，１９３３年，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③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３—８５页。

④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３１１页。

⑤郭廷以、张朋园访问：《白瑜先生访问纪录》，台北，１９８７年，第２７页。

１９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系。亦即，以总政治部管辖统一、系统的全军政治工作原则与制度。各军政工人员的经费、人事，由总政治部经手，独立于一般的军队经理。除此之外，针对宣传的技术、宣传员的培训等事项，总政治部也拟定巨细靡遗的方案。

这一体系，往后由国共军队以不同的形式延续。①总政治部的最初工作规划，仍是依循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中的“战争状态”精神。６月２３日，蒋介石参加战时政治工作会议，亟称“凡是我革命军事区域之内一切的组织，都要受总司令部政治部之监察。比方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事件，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对付敌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②。在蒋介石授意下，邓演达当即以总政治部名义，向中央党部提出“于战时给予总司令部以监督支配宣传、印刷、运输等机关之权责”，“其他如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皆应受总司令部之指导，不能违背党的利益的行动和宣传”。６月２５日，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前揭请求。③邓演达秉承总司令蒋介石的意旨，旋即透过总政治部管制各类民众团体的活动。例如，８月中旬，广州发生报馆工人的工潮。总政治部即以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共产党员）出面，以妨碍战时宣传为由，进行干涉。④对于限制罢工等措施，共产党人确有不满，忧心己身所领导的工农民众团体以及军队政治工作，遭降格为“无足轻重的拉拉队”。⑤惟这类管制民众运动的做法，不仅在国民党内有前例可循（如１９２４年的孙中山北伐），在日后的中共苏区仍有相似办法。事实上，苏俄顾问加伦也抱持同样的见解，稍后更建议蒋尽快结束省港大罢工，“好好理顺国际关系”⑥。

不过，在北伐前夕，国民党虽拟定各种军事统制措施，但共产党人的影响①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１—５３页。《总司令部政治部战时工作会议记录》收录于同书，第４０８—４２０页。

②参阅《总司令部政治部战时工作会议记录》，第４２４—４２５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８７页。

④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４—１０６页。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７１—１９７４），第５３０—５３４页。

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１９２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力未见降低。即以民众运动的管制言，表面上是总司令部的扩权，实务上仍交由总司令部下辖的各级政工组织办理。而各级政工组织的运作，和中山舰事件以前相较，除了党代表制日益窒碍难行以外，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导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７月下旬，国民党复颁订《在占领地内组织临时党部手续及条例》，规定中央党部于“占领区域内得委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有组织临时党部之权”①。于是，各级政工人员事实上获得了支配宣传、兼理动员民众，甚至是干涉地方党政的权力。某种意义上，活动力是不降反升。这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的政治格局，不无深刻的影响。

经过曲折的统合过程，１９２６年夏天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终于奠定了组织基础。作为军事行动的统帅，蒋介石尚未满４０岁，给旁人的感觉是“严肃认真，大有励精图治之概”②。其余政治、军事领导人物，亦多是充满朝气之辈。

广大的中下层干部，主要由边缘知识分子组成，更是洋溢着革命情绪，深信国家的危难“实由于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之相互勾结”。虽然前揭看法失之简单化，但这股民族主义热情，系由“五四”以后的多股浪潮蓄积汇流而成。革命中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正是“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传承。③只不过，革命阵营内部除了“除军阀”一项外，对于革命最终应当走向何处，并没有很高的共识。

第二节初期北伐军事进展一、湘鄂赣闽省的底定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紧锣密鼓编组之际，湖南战事已爆发多时，愈演愈烈，牵动了两广的政局。湖南位处要冲，北军常欲得湘以控西南，西南亦欲得湘以制北军，故而战争时有。在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前夕，湖南由省长赵①《中常会致总司令部政治部函稿》（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１日），广州，毛笔稿件，党史馆藏：汉１２０９。

②季方：《白首忆当年》，《纵横》，１９８５年第８期，第３４—３５页。

③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犚犲狋犺犻狀犽犻狀犵犆犺犻狀犪狊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犖狅狉狋犺犲狉狀犈狓狆犲犱犻狋犻狅狀”，《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北伐统一史》，第２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１６—１１８页；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７—２０４页。

１９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恒惕所辖湘军驻防，依附于吴佩孚。赵氏所辖湘军中，以叶开鑫、唐生智师最强。１９２６年春，唐生智胁迫赵恒惕下台，入主长沙，并以重兵向叶开鑫部压迫。叶部退往鄂境，赵恒惕向吴佩孚求援。吴闻讯，授叶开鑫湘军总司令名义，同时拨调军队入湘，湘战一触即发。①１９２６年５月初旬，唐生智闻吴佩孚军队将行南下，乃撤出长沙，退守衡山、安仁、攸县之线，向广西李宗仁当局求援。李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驰抵衡阳，助唐转危为安。②李又亲赴广州，以第七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为由，吁请广州国民政府早订大计。③不过，新附国民党未久的李氏，并不熟悉广州政局内情，也不清楚广州军政领袖对北伐的谋划与争论，一味催促，不得要领。④事实上，广州当局对于湘战的发展，早有注意。３月２６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对湘事采取响应。又在刘文岛、陈铭枢、白崇禧居间联系下，国民政府允委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刘文岛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６月２日，唐因得第七军之助，败湘军叶开鑫、贺耀组部于湘乡，宣布就任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职。是时，广州军政领导人对唐仍抱持戒心，出身湘省的谭延、程潜等尤其怀有对唐的恶感。不过，国民党人意识到，倘若坐令唐部独力支持，一旦有失，将挫北伐的前锋。何况第七军的援湘部队，已受唐生智的指挥；由唐担任北伐前锋之议，遂成定局。⑤继第七军之后，李济深之第四军也投入援湘行列。第四军张发奎师所属叶挺（共产党员）独立团，先期出发，５日即进占湖南攸县。２８日，总司令蒋介石正式下令，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师，由副军长陈可铨率领，自韶关入湘援唐。入湘各部①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２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５０—５５页。

②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２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５６页。

③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６页。

④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２１—２２９页。蒋介石埋怨李“徒怪出师推迟”，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９４页。

⑤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３２页。

１９４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队，统由唐指挥。①７月１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颁布北伐部队动员令，要点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因第四、第七、第八军已入湖南作战，动员令另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军的集中计划。②在湖南军情紧急声中，９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暨北伐誓师典礼于广州东校场举行，观礼民众５万人。典礼由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谭延给印，吴稚晖授旗，孙科奉孙中山遗像，并分别致辞。蒋誓言，打倒“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军阀”，“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必使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③国民党另发布出师宣言，承诺将百姓由“军阀、官僚、买办、财阀”的水火中救起。④国民革命军之北伐，由是正式开始。

７月１１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占长沙，广州人心大感振奋。２７日，总司令蒋介石即率副参谋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军事顾问加伦以及相关人员，由广州抵韶关视师。第一、二、三、六军的参战部队，则渐次开抵湘、赣边境，为下一阶段的战事进行部署。入湖南之初，国民革命军号称１５万，惟投入北伐者仅５万至６万人。其对手北洋军队，在１９２６年间以直系、奉系部队为主力。直系吴佩孚辖下湘、鄂、豫、直等省部队，逾２５万人；直系孙传芳辖下苏、浙、皖、赣、闽等省部队，亦逾２０万人；实力最强的奉系张作霖，辖下东北、华北部队，则达３５万人之众。装备方面，国民革命军亦显居劣势。革命军的军火主要取自粤省石井兵工厂、俄援与俄售以及征战掳获。除了少数战场缴获外，重装备惟赖俄械，来源无法稳定。北洋军队的武器，则以国内自产和外购为主，虽亦性能拙劣、新旧杂陈、品项混乱，但数量大幅超越革命军，尤其是轻重机枪、火炮等项。⑤不过，北洋阵营亦有其显著的弱点。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６年间，北洋各军频繁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７５６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０３页。

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１２辑，台北，第１８３２页。

④《中国国民党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宣言》，《北伐特刊》（１９２６年８月），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印行，第１—４页。

⑤张昭然：《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与直系军队之战力比较》，《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第６５—７０页。

１９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混战，离合拥拒，情势已极动荡。特别是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导致直系的式微；较边缘的国民军（西北军）、晋绥军，乃至于奉军，则扩大了影响力。而各军系群龙无首，互不统属，无法产生较为稳定的局面，即北洋政府的统治合法性亦连带受到腐蚀。虽然，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反赤”要求一度给予北洋体系新的整合机会，各方人物确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成功。值此北洋体系趋于溃散的时刻，北洋各军重视的仍是“北赤”西北军，对新兴的“南赤”国民革命军疏于警戒。前揭情况，适提供国民党人个别应付，甚至是进行分化的空间。①为了利用北洋军系之间的矛盾，因势利导，分化联络，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领导人连同苏俄顾问，反复进行思考和商议，初步决定先取吴佩孚势力范围下的两湖，对孙传芳势力范围下的江西暂取守势。国民党人既决定“独对吴攻击”，遂于军中释放“打倒吴佩孚，联络（妥协）孙传芳，不理（放弃）张作霖”的口号；并与孙传芳、张作霖方面信使往来，进行政治谈判。对孙传芳，国民党人最初企图收抚，承认其地位，与之共同夹击吴佩孚；后来则企图使之保持中立。对于张作霖，国民党人则重提１９２２至１９２４年间孙中山与之共缔反直同盟的往事，力图离间奉系和吴、孙的关系。前揭谈判均未获致具体协议，惟孙传芳、张作霖亦未予吴佩孚实际的援助。这一情况，使国民革命军得以集中兵力，首先击溃吴佩孚军事集团。②国民革命军虽定下“独对吴攻击”的战略，但亦非毫无反复。盖革命军在湖南的初步斩获，系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率其第八军，协同第四、第七军所获致。唐乃新附国民党的军人，若任其继续得志于武汉，不无党人忧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值此情势，蒋介石或考虑将北伐军兵力转移东下，暂缓攻夺武汉。不过，一般军事将领咸以军事观点反对入赣与孙传芳发生冲突，力主维持直捣武汉的方针。８月１１日，蒋与加伦、白崇禧、邓演达、陈公博、唐生智、①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１９１６—１９２８）》（犠犪狉犾狅狉犱狆狅犾犻狋犻犮狊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１６１９２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０—２１８页；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史林》，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７３—９０页。

②李国祁：《北伐的政略》，《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第２１７—２２１页；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８—１６３页。

１９６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陈可铨、李宗仁，以及各军参谋长、师长，于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经讨论后，蒋同意继续对赣暂取守势，由第二、第三军监视之；主攻武汉的任务，仍由第四、第七、第八军负责。至于蒋嫡系的第一军，除了由军长何应钦率一部留守广东潮梅地带外，一部与第六军担负战略预备队的任务。①国民革命军的总攻击，于８月１８日开始，旋及突破吴佩孚军的汨罗江防线，２２日进占岳州。其实，在湘战爆发之初，吴佩孚犹竭全力于南口攻击冯玉祥西北军，以为湘鄂部队足可应付湘事。不意国民革命军迭克湘省城镇，吴始感到湘事棘手。同月中旬，直奉联军合力攻下南口，迫冯军往西北败退。

吴当即抽调劲旅南下，但已失军事上的先机。大抵而言，这一阶段的战事，吴军多猝不及防，或稍触即溃，少有剧战。②８月底，吴佩孚军的精锐终于沿京汉路南下，驰抵湖北。２６至３０日之间，吴军与国民革命军先后交战于汀泗桥、贺胜桥等地。由于双方皆以死力相争，故而战斗趋于激烈。汀泗桥战役期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师所属之黄祺翔团，即折损三分之一的兵员，卒获致最后的胜利。③经过此役，第四军之张发奎师、陈铭枢师、叶挺独立团等部，以出力甚多，战功颇著，被宣传为“铁军”，至是名声远播。④吴佩孚失利后，不得不命部队退守武汉，本人则设法调度援军再战。吴昼夜奔波，未有成果，武汉攻防战即告爆发。９月６日，吴军刘佐龙部降（稍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汉阳易手。７日，汉口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所得，吴军仅余由刘玉春部３万余人防守的武昌孤城。不过，革命军第四、第七、第一军第二师对武昌的攻城，伤亡枕藉，迟迟无法得手。直到１０月１０日，吴军军官以困守３０余日、弹尽援绝之故，开城投降。⑤守将刘玉春、鄂军①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６１—２６３页。

②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原载《东方杂志》，第２５卷第１５期，１９２８年８月，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７辑：《护法与北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２年，第２７７页。

③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郑义翻译及校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２页。

④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郑义翻译及校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８页。

⑤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２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６３—１７７页。

１９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总司令陈嘉谟俱遭革命军逮捕，稍后在１９２７年２月解往法庭，进行中国史上首次使用“反革命”罪名的一次刑事审判。①国民革命军在湘鄂的斩获，全国大受震动，各地方军人纷纷同国民党暗通声气。７月下旬，川黔联军总司令袁祖铭首先响应北伐，广州国民政府委袁部彭汉章、王天培，分任革命军第九、第十军之军长。８月底，原赣军赖世璜部亦改编为第十四军。而吴佩孚既已失利，四川军人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等，亦先后通电讨吴，并派代表向国民党人接洽改编。②国民党人为分化北洋阵营，亦对前揭“向义输诚”的各军，“引为吾党之同志”。③这种吸收倒戈部队的做法，无疑是革命军队伍迅速扩充的关键。不过，新附军队须以设置党代表、政治部或党部来作为效忠的象征；李宗仁部第七军、唐生智部第八军循此例办理，其后的各军亦然。④在新附各军当中，冯玉祥西北军可能是最受瞩目的队伍。国民革命军的初期战略，即计划在攻下武汉后与冯军会师。惟冯军因南口之败，退往西北，暂与国民政府的湖北辖境隔绝。冯玉祥本人则于１９２６年初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９月，冯氏返国，整理旧部，率全军于五原誓师，宣布集体加入国民党。旋即，冯自任“国民军联军党代表”，并在军中设置特别党部及各军师旅党部。冯军接受俄援甚早，过去亦曾在军中设置政工组织，但规模不大。自此以后，始有较大范围的政治工作体系。西北军总司令部下设政治部，执掌全军政治工作，由副部长刘伯坚（共产党员）实际主持，并接受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遣人员。⑤据其自称，西北军“与国民革命军相仿，做政治工作地位甚高，且较高于参谋长”；在１９２７年春已“三分之二成立党部，士兵皆能明了①王奇生：《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６—３９页。

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７６１—７６２页。

③语见蒋中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宣言》，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３６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６—８页。

④吕芳上：《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以１９２０年代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为例的讨论》，《１９２０年代的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２００２年，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８次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油印件，党史馆藏：会议２．４／１．２。

１９８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三民主义简单意义”。①直至１９２７年６月，冯氏驱逐军中的共产党人，西北军政治工作才又步入另一新的阶段。②近于西北军五原誓师的同时，蒋介石已决定暂缓原定的与冯玉祥会师中原的计划。攻克武汉后应进取河南抑或回兵江西，蒋氏与加伦可说是讨论再三。其顾虑是，入赣必与孙传芳产生冲突；反之，倘若直向河南，则有战线过于窄长的问题。尽管如此，蒋仍于１９２６年９月２日命第二、第三、第六军着手准备攻赣。前揭决策的改变，主要是基于孙传芳态度的变化。国民革命军入湘后，孙一面与广州国民政府谈判，讨价还价，欲待北伐军与吴佩孚军两败俱伤，坐收渔利。８月中旬，孙盱衡时局，决定出兵援赣，１０万人陆续开抵赣北。同月底，孙下达攻击计划，拟向湘鄂边境进取；又命福建周荫人部攻扰广东潮梅一带。于是，孙军不独有威胁广东革命根据地之势，也可能截断鄂境国民革命军与广东的联系。除了前揭军事上的理由，蒋氏因与负责进取武汉的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矛盾日渐形成，亦有入赣另开局面的打算。③９月７日，孙传芳致电蒋介石，谓“不解南北有何深仇大恨”，国民党人何以节节进逼；又责“五色国旗，粤军竟复摧毁，而易为赤帜”，“所谓革命，直欲革中华民国之命”。孙限蒋于２４小时内撤军回粤境，有类最后通牒。④实则双方战端已启，此为形式上的破裂而已。国民革命军投入第二军鲁涤平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并自武汉前线转调第七军李宗仁部增援。

蒋嫡系的第一军，则一部由何应钦率领警戒福建周荫人部，一部入赣作战。

同月上旬，革命军先后占领萍乡、赣州等地，中旬即向南昌猛进。然而，和湘鄂的作战相较，江西之役显得一波三折。１９日，蒋介石抵达萍乡督师。与此同时，程潜率第六军，与第一军之王柏龄师协同作战，在学生、工人以及省署①《二届中央常会第２次扩大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２日），武汉，油印件，党史馆藏：会议２．４／１１。

②《西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一年来政治工作报告》，时间不详，铅印件，党史馆藏：一般４３９．２／２；黄少谷：《西北军一年来之概况》，《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３日、１月１９日。另参阅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３—８１页；维·马·普里马科夫著，曾宪权译：《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１６—２１８页。

③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④《孙传芳最近四通电》，《国闻周报》，第３卷第３５期，１９２６年９月，第１４页。

１９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守备队的响应下，袭取南昌。惟革命军遇孙传芳军的反攻，不支败退。１０月中旬，蒋介石亲率第一军之刘峙师，会同第二、第三军再次进攻南昌，又遭到击溃。孙军总部且发布捷报，谓蒋氏阵亡，俄人鲍罗廷、加伦鼠窜云云。①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战场的受阻，对蒋介石的统帅威信不无影响。②但蒋氏仍然重整旗鼓，一面调第四军之张发奎师、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原赵恒惕部湘军）入赣增援，一面与白崇禧、加伦制订新的作战计划。新战略不再急于夺取南昌，改为截断南浔路，寻求歼灭孙传芳军主力。１１月３日，总攻开始。

经过剧战，革命军陆续击溃南浔路沿线及南昌郊外的孙军。南昌成为孤城，守军不战而降。８日，革命军开入南昌。孙传芳损失了大部分精锐部队，国民革命军也付出伤亡１万余人的代价，此为北伐出师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③湘鄂赣主战场的胜负既见分晓，福建情势亦有变化。９月初，福建周荫人部曾受孙传芳指示，积极企图进扰粤边。负责对之警戒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部，兵员、火力均远逊于对手。有鉴于此，蒋介石起初要求何采攻势防御，不可积极进攻。惟何详列周部弱点，力主入闽作战。何的要求得到蒋同意，福建战役于焉展开。未久，闽军曹万顺等部即向国民党倒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１０月上旬，何应钦又先后击败周部于永定、松口两役。

１５日，蒋委何为东路军总指挥，调遣福建各军，稍后嘱其“相机处理”闽局。

１１月，何率第一、第十四（赖世璜部）、第十七军等部连下漳州、泉州等地。于是，驻防马尾的北洋政府海军也宣布易帜，会同省防司令李生春，于１２月３日控制省城福州。周荫人被迫率残部逃浙。１８日，何应钦进入福州。福建全省平定之易，颇出一般人的预料。④①杨天石：《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４２１—４２２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０—５５２页。

③战役过程见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２卷，台北，文化出版社，１９７２年，影印本，第１８８—３０５页。战略调整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第１６６—１６８页之讨论。

④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原载《东方杂志》，第２５卷第１５期，１９２８年８月，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７辑：《护法与北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２年，第２８８—２８９页；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２００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至此，广州国民政府已辖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省，名义上的号令更及于贵州、四川等地，人口逾２亿。①国民革命军则从北伐前夕的号称１５万，发展成１９２６年年底的２６万人，且数字持续攀升。②惟随着革命势力的膨胀，各方面的步调渐难一致。例如，各军的编制趋于混乱，已未严守广东时期的“三三制”。而军需的分配、法规的制定、政治工作制度的运作等项，亦浮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至７日间，蒋介石召集各军军长及加伦等要人，于南昌进行军务善后会议，讨论前揭事项。而在会议期间，蒋提出继续向东南进军的战略。这项提案引起左派人士的疑虑，后者忧心蒋或有意在东南别开政治局面，但仍获得通过。革命军的北伐即将进入新的阶段。③北洋阵营方面，各军领袖以局面堪虞，迭次召集会议，协商联合对抗国民革命军。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日，奉系首领张作霖接受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等人推戴，于天津就“安国军”总司令职，孙、张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节制各军共同“讨赤”。④张作霖最初的计划为，孙传芳由浙江反攻江西，张宗昌直鲁军接防苏皖北部；吴佩孚军从河南反攻湖北，河南则由奉军入援。⑤但究其实质，各方暗地里各有盘算。如阎已于１９２６年年底自请加入国民革命阵营，对南北政权依违两端。而张作霖调度奉军、直鲁军南下的做法，又不无扩张奉系地盘的企图。１９２７年春，奉军即不顾吴佩孚反对，仍强行南下，占领了吴赖以再起的河南根据地。南北军政大势，为之一变。⑥总此而言，国民革命军在半年之间，取得前述惊人的成果，原因是多方面①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６２．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８７３页。

③会议资料参见：《国民革命军军务善后会议录》（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７日），石印件，党史馆藏：一般４４１／９．１。另参阅裴京汉：《北伐军内部矛盾与南昌军务善后会议》，《档案与史学》，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７５—７８页。

④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组编辑：《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一至十二月份》，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１０８１—１０８２页。

⑤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组编辑：《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一至十二月份》，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１０９４页。

⑥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３页。

２０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但军事因素极为重要。盖革命阵营虽处处强调人民的利益①，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南浔路沿线等处的争夺，都是本格的战斗，其胜败由战场决定。②而革命军能获取军事胜利，颇赖党人对北洋阵营进行的分化工作。北洋阵营中，不独各军系彼此互不统属，即各军内部也常呈貌合神离之态。事实上，吴佩孚、孙传芳军在局部战场上，并不易发挥兵员数量优势。军阀之作战，嫡系部队方为派系基础。吴军在两湖地区的嫡系部队仅３万余人，孙军则约６万人。多数的旁系、地方军队，忠诚度的流动性高，有地盘之观念，无奋勇之气概。一旦战局不利，即各自溃逃，或行倒戈。和四分五裂的北洋军队相比，国民革命军内部虽也有系统之别，但在北伐初期，尚属较集中的新兴军事集团。基此缘由，国民革命军虽曾面临数次挫败，大抵仍可保持指挥上的统一，作战部署如臂使指，面对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的北洋军据点，进行各个击破。③国民革命军作为新兴军事集团，凭借的是国民党人在广东蓄积多年之经营。在统一广东的行动中，革命军获得了战斗磨练。广东统一既成，党人旋即实施财政改革，这对支撑军事行动极为重要。而透过军政、军令系统的建置，党人得到较完善的大兵团作战能力。单就后勤网络言，在兵站总监俞飞鹏主持下，各军部与师部均设立兵站，负责从前线后送伤兵，向前线输送军火、军服、粮食等。在昔日，这类事情常得由团长打理。自然，各部队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例如第七军的饷糈、被服，最初是自行由广西征发，直到江西作战期间，始接受兵站总监部的接济。即使如此，革命军的改进仍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其对手北洋军各占地盘，并无统一后勤系统可言，唯赖辖境内①李国祁：《北伐的政略》，《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第２１５页。

②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７６页；ＤｏｎａｌｄＡ．Ｊｏｒｄａｎ，犜犺犲犖狅狉狋犺犲狉狀犈狓狆犲犱犻狋犻狅狀：犆犺犻狀犪狊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１９２６１９２８，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１９７６，ｐ．２８７．③张昭然：《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与直系军队之战力比较》，《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第６０—６４页；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２页；《北伐战史》，台北，１９５９年，第３５２—３５３、３９７—３９９、４３１、４７４—４７５、４９５—４９７、５６３—５６４页。

２０２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铁路、水道网络的便利性；平日强拉民夫、征用民物，则显得恶名昭彰。①前揭的军事力量强化过程，苏俄顾问应属功不可没。早年的黄埔军校，虽然军事专业训练并非理想，惟俄籍顾问仍积极传授攻势防御、掩蔽阵地、炮兵射击等战术，常为旧日中国军队所缺乏者。其后，俄籍顾问在几次战斗中更是发挥重大作用。不独总顾问加伦随时参与总司令部作战计划的拟定，俄方在每个投入战斗的军（以及部分的师）亦派有顾问。另外，俄籍飞行员也担负了北伐初期的空中侦察任务，并进行轰炸（尽管效果甚微）。诚然，一如俄援军械的数量，俄顾问对新附军队的作用可能较小。但即使如此，俄援存在的事实，对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的士气仍有鼓励作用。②不过，俄援对国民革命军最为显著的影响，乃是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涉及部队精神战力与动员民众的问题。后者在北伐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留待下文再谈。③二、南昌与武汉的合分国民革命军在湘鄂赣闽的斩获，颇令全国舆论界刮目相看。北方知识界对国民党行“党治”，不无疑虑，对“党军”的纪律与朝气，却有好感。张君劢即称，北洋兵卒，问其为何战，必曰为饷银；北洋军官，问其为何战，必曰长官之命和个人功名；反之，南军各军师均设政治部，负责宣传，有政治知识，立于党①张昭然：《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与直系军队之战力比较》，《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第７０—７２页；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郑义翻译及校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８—９９页。第七军的情况，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６、２８６页。

②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６２６３；陈存恭：《黄埔建校前后在华南的苏俄军事顾问》，《黄埔建校六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北，１９８４年。

③一般对国民革命军屡能制胜的解释，尚有“连坐法”的施行一项。所谓“连坐法”，可上溯至１９２５年初的黄埔军校校军，用于惩处战时临阵退却之官兵，规定“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以此层层类推。不过，并非每次战斗均无例外地施行，而是在若干关键时刻重申之。事实上，对当时士气高涨的革命军来说，并不需要时常地执行。参见高建中：《话说国民党军队的“连坐法”———访黄埔一期生李默庵》，《纵横》，１９９６年第８期，第３３页；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郑义翻译及校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３页。

２０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指导，遂能取胜。①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的名声，更是扶摇直上。青年党人曾琦预言北伐仍将归于失败，但承认蒋的声威“浅识者流，莫不拜倒”②。

盖时人意识到，“孙中山北伐多年，其先锋队始终难过韶关。今蒋介石在几个礼拜以内，竟能一举而下岳州，再战而得汉阳”，“蒋氏的势力究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在自然是不易预言；然其在目下已成为中国政治上一种重要势力，不如在广东时之可忽视，则为人人承认的事实了”。③但究其实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地位仍非稳固。国民革命军在划一的旗帜、编制背后，内部仍旧是矛盾重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设置，即是在各军彼此猜疑的情势下，所开始建立的一套军令系统。④至为人所称道的主义训练，又隐伏了左右派政争的暗流。在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之初，前揭底蕴尚不为外界所知晓。惟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进展、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扩大，分裂性的因素已经渐次浮现。

历史渊源与组成背景，影响了国民革命军不同部队的战力。在北伐初期，革命军的基本部队计８个军。第一军系出黄埔和粤军，军长何应钦，下辖５师１９团，兵力充足，被视为蒋介石的权力基础。优点是久受革命空气熏陶，充满朝气。但缺点为黄埔军校毕业的初级军官，所受军事教育不过数个月，军事根底不足。第二军为谭延部湘军，由鲁涤平实际指挥，下辖４师１２团。谭为文人，治军非其所长，故而战力普通。第三军为朱培德部滇军，仅３师８团，实力有限，战力并不理想。第四军为李济深部粤军，与广东革命政府渊源极深，含共产党人叶挺的独立团，总兵力达４师１３团。其人数可与第一军相媲美，战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五军为李福林部粤军，仅２师８团，为久驻广州、河南的地方部队，战力低下，极少参与北伐的战斗。第六军为程潜部湘军，乃广东革命基地组建的最后一军，计３师９团，因由各种地方军队改编而成，战力不高。第七军为李宗仁部桂军，以辖下１８团的半数参加①张嘉森：《一党能独治耶？》，《晨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５日）。另参见高郁雅：《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为代表的探讨》，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３—１６９页。

②曾琦：《论蒋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醒狮》９８号，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９日，第１版。

③老敢：《全国智识阶级对于蒋介石北伐应取何种态度》，《国闻周报》，第３卷第３８期，１９２６年，第１页。

④刘凤翰：《北伐时期的军政建制与活动》，《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２０４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北伐，久历战阵，颇称剽悍。第八军为新归附的唐生智部湘军，加入革命阵营未久，即膨胀为６师１７团的庞大队伍。唐素重治军，所部亦为劲旅。①正因为各军系统有别，除了第一军以外，大多数国民革命军军官面对蒋介石的崛起，抱持程度不一的戒心。军费分配、军需补充诸事，各军尤其怀疑蒋氏独厚嫡系的第一军。②不过，在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之初，立即浮现的矛盾是，新附军队带来的政治问题。唐生智于就任第八军军长前，曾向广州方面提出要求，不独期望保有在湖南的利益，也盼湘军系统的谭延部第二军、程潜部第六军开往江西，勿入湖南。③唐的作为引起各军的不满。其实，即使是较早加入革命阵营的第七军，桂系领导人亦惧外来政治势力渗入，乃刻意将广州委派的政治部主任黄日葵（共产党人）留在后方，另派麦焕章为“前方政治部主任”随军工作。总政治部闻讯，一度拒绝加委，“闹出许多误会”。④自然，以当时的情况，接受中枢派遣政工人员，即意味接受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的影响。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先后是周恩来、邓演达，可为一例。

其后受中山舰事件的冲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改为右派的缪斌（具孙文主义学会背景），但其他的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军，依旧欢迎左倾青年担任政治工作。就此而言，一旦情势变化，各军的政治应对也将有所差异。⑤综上所述，１９２６年６至７月间先期入湘作战的第四、第七、第八军，俱属战力较强的队伍。然而，第七、第八军并非在广东组建，后者尤其与广州国民政府渊源不深。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对国民党的“革命”、“主义”，甚至是内部政争，本有隔膜。自受湖南内部纷争所迫，始不得不接受国民党改编。另一①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５２５３；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４—６４页；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２页。

②裴京汉：《北伐军内部矛盾与南昌军务善后会议》，《档案与史学》，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７６页。

③贾廷诗等访问纪录，郭廷以校阅：《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１９８４年，第３８—３９页。

④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９页。

⑤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６—１５３页。

２０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方面，国民党人基于自身考虑，以唐部为北伐前驱，仍任命唐为前敌总指挥。

在唐指挥下，第四、第七、第八军迅速底定湘境，湖南省政府于７月３０日成立。湖南省政府是国民政府在北伐期间成立的第一个省政府，首任省政府主席即为唐生智。但事实上，唐就任省主席兼军事厅长之余，视湘鄂为私产，且欲挑战蒋介石的军事地位。①基此背景，蒋入湘指挥作战后，很快与唐产生矛盾。９月初，蒋率嫡系的第一军之刘峙师，协同第四、第七、第八军攻夺武汉，同时却已有“亲督江西之战”，“不愿居克复武汉之殊勋”的特殊想法。②９月下旬，武昌尚在攻城，蒋介石已转往萍乡，指挥江西战事。不过，这并不意味蒋氏对两湖毫无布置。１８日，蒋曾电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国民党中央常会代主席张静江，亟言“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同时，成立湖北临时政治会议，蒋自任主席，入赣期间，由唐代理。惟民政另以邓演达为政务委员会主席，财政以陈公博为财政委员会主席，以分唐之权力。③在军事方面，蒋委邓演达兼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行营主任系于武汉执行总司令职权，使邓俨然是蒋在武汉的人身代表。邓有职有权，既以总政治部掌握国民革命军的宣传机器，也能以行营主任身份指挥驻鄂的第四、第八军（第七军转往江西作战）。④事实上，总政治部在湖南行军途中，即奉蒋氏意旨火速开拔，理由是“军事上要和吴佩孚争取武昌”，“政治上要和新附的第八军争取武昌，湖北的政权不好落在唐生智的手里”。⑤蒋介石试图以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牵制唐生智，凭借的是第四军之支持。第四军是加伦口中“国民党在粤军中的柱石”，也与邓演达有深厚的渊源。即邓的胞兄邓演存，亦充任第四军参谋长。北伐途次，邓及其顾问铁罗尼便经常出入第四军军部，与其师长张发奎、陈铭枢过从甚密；而总政治部更几乎是紧跟着第四军，于前方运动。在唐生智看来，第四军乃“蒋的军队”，殊①陈公博著，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究中心，１９７９年，第８５—９７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６７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９２页。

④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郑义翻译及校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５页。

⑤郭沫若：《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９页。

２０６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不愿见武汉由其占领。惟第四军战力坚强，在两湖战功彪炳，非唐所能轻视。

１０月１０日，武汉底定，在蒋介石、第四军将领的坚持下，第四军全军开入武昌，与驻扎汉口的第八军不无对立之势。蒋又先后委邓演存任汉阳兵工厂厂长，陈铭枢为武汉卫戍司令，掌控各处要津，使邓演达足可与唐生智分庭抗礼。①其实，当时的共产党人同样认为，第四军是“老牌的革命军”，较之第八军更属可靠，故而将湖北区委设在第四军卫戍的武昌之内。②蒋介石对武汉安置妥定，乃得从容赴江西指挥战役。由于总政治部仍留武汉，邓演达另选派人员随蒋入赣。经南浔路沿线的反复冲杀，国民革命军终于在１１月初成功占领南昌。南昌底定后，众人鉴于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分立南昌、武汉，工作不便，乃决定另在南昌编组总政治部办公机关。旋郭沫若以总政治部副主任名义，在南昌随同蒋介石办事。南昌办事处与武汉总部相较，编制较小，级别降低（如有股无科）。国民党人将总司令部与总政治部分立两地的做法，并非寻常；但以武汉的特殊军事、政治情势言，确有其道理。③然而，蒋介石抵江西之初，南昌未下之时，处境可说极为困难。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军等部，面临孙传芳军的主力，战线一度形成拉锯，使蒋的声望为之减色。各军睹此，不无观望，唐生智更雄心勃勃地想取蒋而代之。尤有甚者，１０月１５日，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左派势力显然已重新抬头，后者亟欲迎汪精卫回国，并抑制蒋的军权。④蒋面临困境，对第一军的“成绩不良”，尤其痛心⑤，一度动念改调同属黄埔系的邓演达“带兵”，惟因总政治部不易寻觅替代人选作罢。⑥几经波折，仍以第四军①“邓演达上蒋中正呈”（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７日），《一般资料———民国十五年（十三）》，《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３０５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４４，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ａｎｄＪｕｌｉｅＬｉｅｎｙｉｎｇＨｏｗ，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狊狅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犿，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犿，犪狀犱犛狅狏犻犲狋犃犱狏犻狊犲狉狊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１８１９２７：犘犪狆犲狉狊犛犻狕犲犱犻狀狋犺犲１９２７犘犲犽犻狀犵犚犪犻犱（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ｐｐ．４１７４２０．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４７—５４９页。

③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３—１３２页。

④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１９６６年，第５２５—５３１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０—５５２页。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０９、７１３页。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２５页。

２０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由武汉开往南浔路侧面，第八军则负责扫荡长江北岸之敌。在国民党人竭力动员下，卒使江西局面转危为安。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军虽入赣作战，仍以相当部队留守未发。其用意不外乎是，避免唐生智掌握武汉。这一安排，蒋介石、加伦、邓演达俱赞同之。江西战事稍告段落，第四军即匆匆返汉。①江西既定，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现了广州、武汉、南昌３个重心，但各方皆有突破局面的打算。前此，蒋介石力主国府委员、党中央委员先数人来鄂；惟１０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仍决议中央暂留广州。蒋并未死心，持续促请，且于１１月２３日派邓演达、张发奎返粤，陈述政府迁鄂的必要。１１月２６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终于决议党和政府北迁武汉。广州中枢乃于１２月５日起停止办公，各机关开始分批北上。其实，针对迁都议题，各方自有盘算。共产党人担心，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变为泡影，故而迟未赞同；蒋则不无雀跃地预想，赴汉执掌大权，放手“发展党务与政治”。②惟蒋介石虽因取得江西，减轻了唐生智对其军事地位的挑战，仍无法成功地控制武汉的局面。其时，邓演达在武汉身兼数职，一面抑制唐的势力，但另一方面也不无集武汉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邓的做法，既为唐所嫉视，亦和侧重地方利益的国民党省党部（由左派控制）等方面有过争执③，竟至出现“总司令部成了湖北皇帝，其代表邓演达成了宰相”④一类的流言蜚语。唐生智为排除蒋、邓的影响，遂积极向共产党寻求合作。⑤在两湖，除去实力军人以外，就属掌握国民党党部、各军政工机关、各民众团体的共产党最为重要。几经交涉，１９２６年年底，唐生智同意由共产党员彭泽湘接替刘文岛，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同时，大力支持两湖的工农运动。第八①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郑义翻译及校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②杨天石：《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与斗争》，《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００—５０３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４８、５６１页；陈公博：《寒风集》，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影印本，第１００—１０２页。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５３页。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５０页。

２０８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军既向左转，蒋介石面对唐生智，已难再以单纯的“地方军阀”待之。①事实上，共产党对唐生智的戒心并未尽除，但有利用之意。盖中山舰事件以后，中共逐渐以蒋介石为“军事独裁”、“将来之敌人”，虽不宜在短时间内施行反击，然确期望“维持实力派间对抗的均势”。②基此思考，在共产党人眼中，唐生智已同蒋介石、冯玉祥并置，被视为“现时革命军三个重要的领袖”。③共产党的策略运用，自不免启国民党人疑窦，后者对唐多无好感。以左倾著称的邓演达，亦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姿态”，质问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张国焘。饶富意味地，共产党对邓演达这类政见较为接近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仍竭力维持“亲密的关系”，保证“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矛盾得告冰释。④而值此唐生智与共产党趋于合作的当头，邓演达原先作为蒋氏人身代表的地位，不免出现了松动。毕竟邓亦非事事受蒋遥制之辈，１１月间委何遂为军长一事，即曾引蒋之不快。尤有甚者，邓麾下的总政治部，本为共产党人占优势的机关；在新的政治局面中，蒋很难对之不生戒心。⑤南昌与武汉矛盾的表面化，终于出现。１１月初，江西粗定，蒋介石原定赴武汉参加“庆祝总理诞辰及克复武昌江西”大会，因故未行，改为参加九江市民欢迎大会。讵料总政治部之机关报《革命军日报》，以蒋氏未能莅汉，在１４日登载专文，对蒋明褒暗贬。与此同时，总政治部在其制发的宣传品中，将“拥护蒋总司令”口号，悄悄改换成“拥护中央的领导”。⑥无独有偶，武汉又出现了公开的“打倒蒋介石”言论，使蒋大为恼火。⑦蒋判断，当中共产党“别有作用”，２２日即致函邓演达称“如此反宣传对本军个人及黄埔事小，对①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８６页。

②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７—１５０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６２、５５５页。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香港，明报月刊社，１９７１—１９７４年，第５５０页。

⑤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６—１３１、２００—２１０页。

⑥李杰群、李杰明：《朱代杰传略》，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９—４６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５７２页；《评论：欢迎蒋总司令》，《革命军日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４日，第２版。

⑦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２０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于革命前途影响殊危”，要求撤换共产党籍的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代杰，并将总政治部宣传科移设南昌。①１个月后，邓始同意革除朱之职务，但以宣传科工作紧张为由，委婉拒绝了移设宣传科的要求。事实上，邓视朱为得力干部，故而对蒋的要求颇耿耿于怀，从此与蒋日形隔离。②１９２７年初，南昌与武汉的对立空气，益形浓厚。由于广州已作迁都武汉的决议，各机关分批北上，形成了中枢权力真空的现象。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３日，先抵武汉的鲍罗廷、徐谦等人，遂于武昌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行使党国最高职权。临时联席会议由鲍罗廷、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取得优势，唐生智、邓演达亦参与之，受蒋介石委托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代主席张静江反被排除在外。③蒋氏闻讯，颇感诧异，虽承认武汉的既成事实，但于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在南昌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主导作成了“现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④武汉方面见此，群情滔滔，谓前揭举动不啻是蒋氏“独裁”的证据，“国府迁都之争”由是爆发。⑤军事方面，亦有新局。１９２７年１月，驻汉的第四军扩编，成立第四军及第十一军，由张发奎、陈铭枢分任军长。留守粤境的第四军部队，则改称为第八路军，以原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任总指挥。驻汉的第四军虽被认为和蒋介石关系甚深，但系统究竟有别，且在政治上拥护汪精卫，支持左派的“迎汪运动”，与蒋仍有不相容处。其后武汉反蒋空气愈演愈烈，被认为亲蒋的陈铭枢于２月遭排挤而去，所余下的第十一军军长职张发奎兼领。张发奎统２个军之众，地位益形重要。至唐生智所部，则扩编为第八、第十二、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计４个军，更属雄峙一方。在武汉反蒋空气之中，邓演达转与唐亲①《蒋中正致邓演达电（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２日）》，《筹笔———北伐时期（三）》，《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８。

②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９—２１１页。

③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０—８８页。

④《中央政治会议第６次临时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南昌，油印件，党史馆藏：会议００．１／３２；陈公博著，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１９７９年，第９８—１００页。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５６１页；ＴａｎｇＬｅａｎｇＬｉ，犜犺犲犐狀狀犲狉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３０，ｐ．２６４．２１０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善，不无利用之意。①于是，两湖的唐生智、张发奎部队，虽未与江西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等军壁垒分明，但武汉与南昌的分立情势正逐渐成形（惟入赣各军仍不乏反蒋者）。

总此而言，国民革命军初定湘鄂赣闽，内部分裂危机就已十分严峻，再经更进一步的政治、军事之分化，卒有１９２７年４月的国民党“宁汉分裂”发生。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极多，但诚如陈公博所言，在共产党的因素、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复杂心理之外，邓演达与唐生智在武汉的作为，亦属重要。“武昌未下已形成蒋唐交恶，武汉既定更促成宁汉分裂”，邓实居枢纽之位。②至邓能发挥前揭作用，另一关键则为，其麾下庞大的国民革命军政工组织。

第三节北伐军政工体制的运作一、北伐军与民众运动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亦被认为是蒋介石与左翼阵营关系恶化，南昌与武汉日形隔离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在当时及日后的宣传中，“民众之拥护”乃国民革命军制胜的最主要关键。共产党人固致力于民众运动的经营，即蒋氏嫡系部队所经的赣、闽诸省，工农运动仍有长足的发展。究其实质，蒋与共产党人在农工政策上的分歧，根本上并非是否坚持“扶助农工”，而是在于操之在谁的问题。③国民党人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开始强调“重视民众力量”；１９２４年的改组，特别在党中央设置了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部。④各种政治性①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４—２３６页。

②陈公博著，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１９７９年，第９２—９６页。

③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４页。

④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响应（１９１４—１９２４）》，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３６３—４７９页；吕芳上：《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国民党广州时期的发展（１９１７—１９２６）》，１９９３年６月，第３０８—３１３页；胡春惠：《北伐前后的民众运动》，《政治大学历史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１６５—１９４页。

２１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民众团体，经由党人的筹划组织，得以大量出现。不惟如是，民众运动由于其道德上的正当性及潜藏的威胁性，被党人视为对反对派施加压力的重要途径。在党人夺取政权的战争时期，民众运动更有使军事行动获取“民意”支持的作用，也是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但同样无可讳言的是，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操作，也受到各种主客观环境的牵引，且与宣传文本上的声言难免有所落差。①如前文所述，在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众团体，均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监督。依此体制，国民革命军动员民力的方式，实际上系以军队政工人员居间联系，再由各地“民众团体”协助军事活动。随着军事进展，军队政工人员亦在各地组织新的民众团体，或者保护民运人员，成为民众运动的播种者或护持者。②例如，北伐军尚未大举入湘，政工人员即已先行出发，在衡阳平江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及至北伐军陆续开抵，湖南全省农民协会已遍地成立。加之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本身极为热衷农民运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且兼任党中央农民部长职），更在相关业务上投注极大资源。③民众运动一时盛况空前，湘鄂赣等省“每一民众团体活动，俱有（军队）政治工作同志前往参加；每一群众大会召集，俱有政治工作同志为之领导”④。

民众运动的风起云涌，起初对国民革命军的作战士气极有帮助。以农民协会言，其对于北伐战争最有帮助的组织，一为挑夫队，一为侦探队。凡北伐军输送军需品，挑夫队便负责运送，有时不取分文，义务进行。如第二十二师第一团由湖南浏阳进攻江西时，浏阳农民冒大风雨，一夜之间将全团军需运达前方，且不取分文。官兵大为感动，乃奋起前进，达成任务。正因为有农会协助向导、运输、救护，方使国民革命军可能不讨人怨恨地拉夫。至于侦察敌①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１９２４—１９３０）》，台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６—７页。

②Ｊｏｈｎ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即称革命军政工组织为“唤醒的机构”（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Ｉｎｃ．），参阅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犆犾犪狊狊犻狀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２９０２９３．③邓演达：《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周天度编辑：《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８１页；张光宇：《邓演达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４页。

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稿》，第７篇，台北，龙文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影印本，第４２１页。

２１２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情，则无时无之，而北洋军无法发觉。反之，农会组织严密，北洋军侦探无法深入国民革命军驻地。总政治部也派遣人员分赴湘鄂赣浙沪等地，指导学生组织，吸收青年加入国民党，并由党团控制学生组织。因此，北伐军初入长沙、赣州时，青年男女纷纷投效，赣州一县，即有５００余人，状至狂热。其余各地妇女、工人、商民等民众运动，无不有政工人员的参与。①从此观之，总政治部所肩负的任务，涉及层面极为广泛。而蒋介石之所以托付总政治部大权，显然有战争动员民力的需求，故谓“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皆应受总司令部之指导，不能违背党的利益的行动和宣传”。蒋不是惟一用军事观点看民众运动的人。支持工农运动的桂系军官俞作柏，对农运讲习所学生演讲，亦言“全国动员”乃欧战以后的军事学新名词，“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人人都要加入战争的团体”。②有见及此，致力于湖南农运的毛泽东形容为“（北伐之初）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做向导，做侦探，做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③。

然而，国民革命军的民运工作，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常不能发挥令党人满意的军事效用。

首先，国民党是求取全国政权的政党，不愿多谈“狭隘的地方主义”，但事实上常得面对地缘认同因素的影响。中国幅员广大，一般人常存畛域观念，对“客军”更是抱持敌视。东征战役期间，革命军曾遇“土民见兵奔避，并有民团阻我前进”，需派通粤语者交涉，方得通过。革命军遇百姓亦常错认，出现“哨所报告之敌人，完全系百姓，妄施射击”等情况。④言语不通、文化隔阂，的确是东征战役期间政治工作面临的困境。⑤基于前揭经验，国民党人发动北伐以后，留心地域的差异。北伐初期，总政治部即在长沙招募湘籍青年，以解决粤籍人员数量不足、言语不通的困境。⑥湘鄂赣等省初定，总政治部又①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８—１４９页；《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②俞作柏：《革命军与农民》，剪报资料，党史馆藏：一般４３６／１１７．１１０。

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１卷，东京，北望社，１９７０年，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④刘秉粹编：《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实战记》，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１—３４页。

⑤陆宗骐：《东江宣传之经过》，《军声半周刊》，第３期，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７日，第５—６页。

⑥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３页。

２１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规划培训北方籍人才，以应河南作战之需。惟在军事进展快速的情势下，吸收本籍人才的工作，常感缓不济急。①幸运的是，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以南的各省，相对于吴佩孚、孙传芳之部队，仍具备地缘认同上的优势。盖北洋军队驻防各省，权柄操之于督军，兵士则尽为北方壮丁。南人视之，谓其“等于满洲驻防”，民怨已积十余年之久。

及遇南北战兴，一般乡民辄助“语音近似，而纪律较佳之南军”。②南人“厌恶北军之心理”，实有助于国民革命军初期进展甚大。③惟一旦国民革命军再出长江，向黄河流域推进，前揭有利条件势必逐渐冲淡。在两湖动员民众卓有成效的第四军（及分化而出的第十一军）政治部，于１９２７年春夏间参加河南作战，便遭受到河南民众的抵制。北人对南军抱以警戒，党人则谓北人“民智闭塞”、“封建思想蒂固根深”。其实，在河南民众眼中，南军乃言语风俗有异的外来军队。革命军原本享有的地缘认同优势，已沦为劣势。面对诸种困难（特别是来自红枪会的敌视），总政治部甚至实行“武装宣传”；到乡宣传，均着武装，却仍然发生民运人员殉职的悲剧。民运工作在长江南北的成效，确不可同日而语。④其次，民众运动毕竟不是军队的附属品，更非国民党人可简单驾驭。以商民运动为例，在北伐开始以后，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胜利大为拓展，商民协会与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协会等一同遍地出现。然而，商民协会之背后，仍有各种不同的利益驱动。在某些地方，商民协会实际上由党人与商界中的“反商会”势力所构成。这种临时利益联盟，无法真正反映党的群众基础的厚薄，党人也未必得到比商人更多的利益。⑤而与商民运动相较，农工运动是更有明确打击目标的运动，后者尤易产生争端。控制各种基层组织的共产党人、农民协会、工会，和革命军的军事利益更不可能完全一致。自１９２６年年①《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１６次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１日，油印件，党史馆藏：会议２．４／１．３。

②《东南时局感言》，《国闻周报》，第３卷第４４期，１９２６年１１月，第２—３页。

③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第２５４页。

④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３—２０２页。有关总政治部、第四军在河南的工作，参见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５—２６９页。

⑤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１９２４—１９３０）》，台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１４６—１７０页。

２１４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底以降，革命军在湖南各地，就常为了征购米粮，与农会发生冲突。而基层实力雄厚的农会，也因打击“土豪劣绅”过激，骚扰军人家属，双方互有啧言，纠纷日甚。①在民众运动日益产生争端的情势下，军队政工人员所肩负的施行军事统制以及散播民众运动火种两项职责，事实上不无矛盾。例如，国民革命军初定汉口，左翼工会旋即逮捕“工贼”郭聘帛，解交总政治部审办。总政治部人员大多左倾，故而出现一片将郭“就地正法”的声浪。惟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最初秉承蒋介石之意旨，严词制止前揭“擅捕”人犯的做法。邓的坚持，未获其下属的谅解，一度在总政治部内引起不小的风波。而正如同农民运动中，“踏烂鞋皮，挟烂伞子，穿绿长褂子，赌钱打牌的、四业不居”的“痞子”成为“革命先锋”；②工人运动亦不乏“痞子流氓习气”，在罢工之余，常有各种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的举动。诸多暴力相向、血流成河、罔顾人权的事件，由是层出不穷。总政治部虽进行若干调和工作，然相关脱序现象并未消解，反因其本身的特殊地位，招致外界的不谅解。③１９２７年年初，武汉街头甚至流传“总工会收各工会经费，全给政治部练兵”一类的谣言。④蒋介石无法依其设想，对各种民众运动施行军事统制，一个重要因素是共产党。在北伐初期，总政治部一再重申自身对民众运动的监督地位。汉口初定之日，湖北工会等团体之领袖，亦声明服从总政治部和国民党党部的领导。但在中共方面想来，“它在工会方面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表面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并不等于牺牲中共的领导，反而可以避免与像邓演达这样的人发生直接的争执”⑤。事实上，若无共产党人的居间作用，总政治部亦不易发挥其名义上对民众运动的监督权限。何况，国民革命军政工人员本多共产党员，后者对于总司令部指示的“限制罢工”等政策，向来缺乏热情。反之，①郑建生：《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以武汉政权为中心的探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第２５０—２５８页。

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１卷，东京，北望社，１９７０年，第２１４—２１５页。

③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２—１５４、１８５—１８９页。

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紧要启事》，《民国日报》（汉口），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０日。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５５４—５６２页。

２１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他们却意识到，透过革命军政工组织的活动，能获致极多机会“接触广大农民群众”。①借此发展共产党的基层力量，似乎就逐渐掩盖军事统制的考虑。

随着武汉与南昌的日形隔离，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对工农运动的态度，不断地向共产党倾斜。１９２７年年初，邓亦谓民众运动之脱序，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内层出不穷的罢工，乃“革命时期的幼稚病”，既无从避免，也毋庸抑制之。这一论调与鲍罗廷的说法合拍②，但已背离蒋介石在北伐前夕定调的“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逐渐地，不复有人谈起军队政工人员负有限制罢工等职责。无论如何，事态的发展已与蒋利用军队政工组织监督民众运动的初衷，显得大相径庭了。③二、战火下的宣传网络国民革命军的民众运动工作，亦赖“宣传”作为基础。内事激劝，外广宣传，本为政工的基本任务。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的政治工作，实以宣传为中心。革命军深信宣传之重要，故于各级政治部中，特别扩大宣传科编制，其宣传科长一职，编阶较其他科长高一级。又恐政治部不能专致宣传工作，乃另组宣传委员会，设立宣传大队或政治队，先作战部队出发。而宣传的第一要义，在消除传统的军民隔阂，转变人民畏兵如畏虎的心理。故一面对外高喊“不拉夫，不扰民，不强取民物，不强占民房”等口号，一面向官兵灌输“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的意识，对违纪者亦有严惩。不仅如此，革命军还提出许多积极的政治口号，如“实行二五减租”、“实行耕者有其田”、“取缔高利贷”、“惩办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男女地位平等”、“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实行关税自主”、“废止厘金”、“保障劳工生活”、“实行工作三八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买办阶级”、“废止不平等条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第４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８页。

②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２３—３２７页；黄旭初：《在我记忆中的早年李宗仁》，《春秋杂志》，第２３７期，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第８—９页。

③１９２７年２月，亦即蒋介石和邓演达决裂的前夕，蒋仍试图命邓拟具适用东南各省的宣传大纲，要求注重劳资调节、限制军事时期之罢工等端。邓并未理会。见：《蒋中正致邓演达电》，１９２７年２月８日，《一般资料———民国十六年（四）》，《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５。

２１６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约”等，涵盖层面广泛。①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的中国内战，少有具规模的宣传活动。每当战争将起，交战双方辄相互通电攻讦，互斥对方为违法乱纪；但战争已历数月，蔓延数省，战区以外人民仍鲜有知其事者。即国民党人早期的军事活动，亦非例外。孙中山的北伐，便仅于通电之外，增加若干宣言，在少数报刊登载发表而已。其后，国民党人基于东征战役的经验，参酌俄共的办法，始于北伐前夕成功建立一套讲究程序、纪律的宣传工作体系。这套系统的基本运作方式，是由上级机关将现成宣传材料、标语口号以“宣传大纲”的形式发行，发送下级机关，下级机关再据以实际运用于报刊、小册、海报、诗歌、传单、标语、演说、谈话等各种媒体。值得注意的是，照制度设计，国民党的主要宣传机构为中央宣传部。惟军队政工部门的发展尤速，其宣传至为有力。当时的情况，很少民事宣传机构发布的宣传大纲，能在详细度、精确度上赢过军方；要很多年后，国共两党的民事机构，才能追赶上军方的水平。②北伐前夕，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战时授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支配宣传、印刷等机关之责。这名义上是总司令蒋介石的扩权，实质上则由邓演达麾下的总政治部所掌握。北伐初期，邓即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５名委员之一，颇能反映军队政工组织在宣传业务上的发言分量。总政治部根据政治、军事情势的演变，随时制发各种宣传大纲，命各级政工人员配合党的决策，调整宣传口径。宣传口径又依“全国”、“本军士兵”、“各地民众”及“北方民众”等对象，而有所不同。③“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的口号，即为北伐初期重要的对敌宣传。④①《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２８３—２８８页。

②Ｊｏｈｎ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犃狑犪犽犲狀犻狀犵犆犺犻狀犪：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犆犾犪狊狊犻狀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ｐｐ．２３７２４０．另见《一届中央常会第１１７次会议记录》，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３０日，广州，油印件，党史馆藏：会议１．３／２．５。

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印：《讨奉宣传大纲》，１９２７年１月３０日，油印件，党史馆藏：一般４６５／３５，第２３—２５页。其他较精密之宣传大纲，另见《中国国民党之农工政策》，１９２７年２月，铅印，党史馆藏：一般４３６／１３９；《商人与奉系军阀》，１９２７年２月，铅印，党史馆藏：一般４６５／３７；《学生与奉系军阀》，１９２７年２月，油印，党史馆藏：一般４６５／４３；《敬告奉鲁军阀铁蹄下的民众》，时间不详，油印，党史馆藏：一般４６５／９５。

④吕芳上：《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以１９２０年代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为例的讨论》，《１９２０年代的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３页。

２１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总政治部在统一国民革命军各部队的宣传口径之余，仔细规范了宣传程序。以针对“本军士兵”的工作为例，总政治部将标语分为“张贴”、“呼喊”与“解释”三种。就前者来说，宣传员须事先依行军路程、驻军地面积及情势，订出适用的标语数量及种类；再携带饭盒大小的糨糊盒，以及盛宣传品之袋子、棕帚若干把出发工作。张贴时，选择农村的交通总枢，或城镇里的街衢、牌坊、茶楼、酒店、电柱等处大量粘贴；军队驻扎地附近尤须广贴，以求“一面使军队不致因行军劳苦而生骄态，一面供民众认识我军”。“呼喊”类的标语，则由政工人员依军政治部发下的大纲，于晚间点名或政治讲堂带喊。“解释”类的标语，则于政治讲堂课后，对士兵详加解释；或在党部会议、政治讨论会等活动中，择一讨论。①国民革命军初期的宣传技术，以今日标准视之，甚为简陋。敌后宣传，仅凭宣传人员一张嘴巴、一支粉笔，到处演讲，到处书写，至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克复地区，虽例必行军民联欢大会、游艺会、化装游行等，亦多因陋就简。惟当时中国内地尚是十足的农业社会，口号、标语、传单、小册、图片等，在革命军所经之处，常属见所未见。政工人员常一举青天白日小旗，便可使村民自动聚集；分发传单，则俨如雪片纷纷，牧童欢呼而拾。即在都会地区，政治性的横幅临街迎风招展，建筑物墙上的斗大蓝底白字标语，仍是当时市民阶层的陌生景象。国民党人别出心裁的做法，或有一定的收效。②北伐时一首《国民革命歌》，其实是法国儿歌的变奏，词曲单调，却能瞬息流行全国，几乎成为国民党控制区的“国歌”，似可见一斑。③自北伐出师，总政治部宣传大队沿途散发了难以计数的标语、孙中山遗像、画报、国旗、小册子、传单等物。仅画报一项，出发前就准备了１２０００余份。④至派驻各地的各军，亦属活跃。例如第二军开往湖南茶陵期间，政工人员沿路张贴２１种标语，分发１０余种传单（印量从数百至数千张不等），并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印：《讨奉宣传大纲》，１９２７年１月３０日，油印件，党史馆藏：一般４６５／３５，第２９页。

②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３—７４、１３３—１４６页。

③曲调为著名法国儿歌犉狉è狉犲犑犪犮狇狌犲狊，歌词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另有多种衍生版本。

④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８２页。

２１８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分送宣传品物予行军地的机关团体；在城区，组“化装宣传队”，使用留声机，每日听讲者数千人。而第四军所经之处，民众团体均向政治部请求宣传方法、领取宣传品，并分赴各乡宣传。①在部队之内，第四军政工人员亦深入连级，除依照宣传大纲，每日为士兵上政治课外，还须念《申报》、汉口《民国日报》及《革命军日报》予士兵听；并进行各种“有益的游戏”，教唱革命歌曲等；或每周绘制中国军事地图一张，在连部张贴，示以士兵“革命及反革命势力”概况，红色表示革命势力，蓝色表示反革命势力。②不过，宣传工作实地进行之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效率不免大打折扣。

东征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人已意识到，在战地散发宣传品固可以凝聚人潮，但口号能引起民众注意者，只“不拉夫不筹饷”一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次之，至“三民主义万岁”等简直不生影响。而革命军经常举办的军民联欢会活动，亦有“民众事前毫无声息，忽然参加，只以谓军人之一种奇怪笑谈举动”等情况。③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以后，因宣传活动更频繁举行，民众视之为“奇怪笑谈举动”者，逐渐减少；反之，受“动员”参加的群众，日益增多。然而，即使在武汉等重心地区，这类活动会场仍鲜少扩音器材，拥挤不堪，嘈杂非常。④竟至出现“（民众）远于主席台者，难得所讲之大义。或精神疲倦，头昏脑闷。

或前进无方，握拳抵掌。几至男女老幼，视群众运动为畏途”⑤。纯以技术观点考察，群众能受多少政治宣传的感动，大有疑问。再如受过政治训练的士兵，纵可抖擞高喊为“三民主义”而战，但若再进一步询问士兵“为什么三民主义可以救国”一类问题时，他们就不免感到“木然”了。⑥以此观之，国民革命军系靠“宣传”取胜的说法，虽已经是当时一般人的①吕芳上：《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以１９２０年代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为例的讨论》，《１９２０年代的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４—１６９页。

②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８—１７０页。

③黄行：《东征宣传之经验及改善之管见》，引自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１—３２页。

④赵春珊：《北伐前后散记》，《武汉文史资料》，第１５辑，１９８４年２月，第４９页。

⑤《武昌群众运动委员会上中执会呈》，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武汉，毛笔原件，党史馆藏：汉１７７４０１。

⑥陈公博：《政工人员须知》，宣传部编：《陈公博先生二十九年文存》，南京，宣传部，１９４２年，第５７页。

２１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见解，即孙传芳亦言己败于“宣传力”而非战略战术①，然其作用犹需仔细评估。整体上，宣传人员受限于自身的硬件设施与社会的文教水平，不易鼓动乡间民众协助作战。某种意义上，是枪促进了宣传，而非宣传帮助了枪。至长江以南各省所出现的热烈民众支持，更大的因素是出于地缘文化认同以及国共党人的民众运动基础。一旦离开此土壤，情况即不免有所折扣。１９２７年春夏间，革命军在河南的宣传活动，便不再顺利，即其一例。惟宣传活动确为国民党控制区带来浓厚的政治空气，不仅可激励地方上边缘知识分子的人心，在全国性的舆论产生作用尤大。透过各种新闻报道和传闻的流通，北洋政府统治区的城市，逐渐出现了一个“党军”的新形象，这对国民党的政治号召颇有帮助。②自然，以后者的作用言，或仍可视之为国民革命军的宣传成效。盖总政治部事实上亦为革命军的新闻发言机关以及新闻检查机构，乐于见到各报有“统一记载与宣传”。③究其实质，国民革命军的宣传活动，反映的是中国大规模通俗政治宣传机制的形成。在清末民初，学生、商人、士绅虽有若干向群众政治宣传的尝试，但当时无论是官府抑或革命党人，对这类社会运动俱缺乏动员能量。时至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成功建立了一套跨省区，较前更深入民间的宣传网络，其历史意义实难以斗量。这套宣传网络的技术条件，于北伐战争中仍旧持续发展，在１９２７年后更出现了铁路宣传列车及电影剧情片等较为复杂的试验，或是借用大鼓书、俚词等民俗技艺的办法。④而即使国民革命军的初试啼声未尽理想，但各种标语、画报、戏曲、电影，乃至于铁路宣传列车，都还会继续在中国出现。⑤①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２９０页。

②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３—２０２页。

③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④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５—２６４页；另见陈佑慎：《迁台前的国军电影事业（１９２６—１９４９）》，《“国史馆”馆刊》（台北），第３４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７５—７７页。

⑤例见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ａ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犜犺犲犕犪犽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犆犻狋犻狕犲狀：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犆犲狉犲犿狅狀犻犲狊犪狀犱犛狔犿犫狅犾狊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１１１９２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２１５２１６．２２０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三、战地下的党政军关系国民党人以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重视民众运动与宣传，为的是从北洋政府手中夺取政权。这一政权的改换，和传统中国的情形相较，是国民党人已仿照俄共体制，建立一套由上而下与行政层级相并行的党务组织系统。中央党部以下，依次设立了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分别和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诚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然而，在北伐初期，党政双轨体制如何具体运作，尚乏前例可循，故呈现相当浓厚的过渡色彩。①不惟如是，当时国民党控制区域仍处战争状态，各类施政又带有军事色彩。值此情势下，各地驻军、驻军之政工组织，也成为左右地方政治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北伐军新克复地区内）。

国民革命军北伐动员以后，即进入孙中山《建国大纲》所称的“军政时期”。１９２６年秋冬，北伐军先后攻克湘、鄂、赣、闽省，一切设施均以军事为重心。除湖南省政府因时间及人事关系，首先由唐生智主导成立，形同半独立外②，其余鄂、赣、闽等省均照战时规章，先设政治委员会，以之为过渡期内一省政治、军事、立法的最高机关。政治委员会下辖政务、财政两委员会，执行实际工作。１９２７年２月，鄂、赣省政府成立，各委员会始先后予以撤销。其后浙、皖、苏等省，仍依前揭成例进行办理。③值得注意的是，北伐初期，在各省政务、财政委员未到以前，地方民政依例由最高驻军的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兼理。④当时的一般情形是，国民党地方党部比地方政府显得更具权威⑤，但政治部犹视地方党部为下级机关。盖广州曾于７月底颁布《在占领地内组织临时党部手续及条例》，规定中央党部“在占领区域内得委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有组织临时党部之权”。

①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②陈公博著：《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１９７９年，第９７页。

③《地方政务概述》，《革命文献———地方政务》，《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７０００。

④《蒋中正致白崇禧电》（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６日），《革命文献———地方政务》，《蒋中正总统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７０９２。

⑤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２２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政工人员据此，自诩有“指导”地方党务的地位。①不独一般军队政治部时常涉入地方的事务②，即总政治部也随着邓演达在武汉的增权，显得日益举足轻重，卷入政争上的旋涡。日后，吴稚晖谓“（总政治部）几乎连政府也都可以包括在内”，汪精卫则称“在总政治部下才设得有（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国民政府两科”③。他们的说法虽不免夸张，但仍可以想见总政治部的活跃情景。

国民革命军政工人员在地方政务上的活跃，亦有其现实的理由。在北伐军事进展迅速的态势下，接战地区及克复地区的地方党政机构，包括各级党部、政府，乃至司法机关、乡村组织，均无人负责。总政治部及各军师政治部乃兼办起地方党务，维持地方政府及司法机关运作。于是，军队政工人员对委派行政官吏、裁判司法案件、指挥乡镇组织、改组民众团体、主持教育行政、征收地方税款、收缴“逆产”诸事，总揽包办，无所不管，甚至涉外业务亦然。

这造成民众所接触者，莫非政工人员，报纸所登载者，莫非政治部消息。政治部俨然是地方的“太上政府”。④邓演达亦言，“政治部所在之地，人民不向政府机关请求，而来向总政治部请求”⑤。

由于国民革命军政工人员事务日繁，北伐初期被后人称为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黄金时代”。但这一事态发展，实已埋下宁汉分裂的危机。⑥首先，政工人员多属二三十岁出头的青年，骤然接管地方党政，难免资望不孚，遂致纷扰迭出。而政工人员的活跃，相当程度上又反映了共产党、左派力量的水涨船高。在各地纠纷事件层出不穷的情形下，反对派的言论便常以“反共”样貌问世。⑦长江以南，遂流传有“党军可爱，党人可杀”等语，尤其指称凡北伐军所经之处，共产党必定掌握“（国民党）党部”、“农工及学生团体”以①郭沫若：《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②例见吴天憾、王达三、赵怀壁、赵如珩等著：《中国国民党昆山县党史》，昆山，中国国民党昆山县党部，１９２９年，第２８—３５、３８—３９页。

③参见《吴稚晖之代电》，《申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７日；《中央政治会议第２６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汉口，油印件，党史馆藏：会议００．２／３。

④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⑤曾宪林、万云主编：《邓演达历史资料》，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６页。

⑥吕芳上：《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以１９２０年代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为例的讨论》，《１９２０年代的中国》，台北，２００２年，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⑦例见居正编：《清党实录》，影印版，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５９—４６０页。

２２２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及“（军队）政治部”，“三位一体的团结起来”。①蒋介石尝谓，政治部系由“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所独占”，确实有其缘由。②１１月初，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只有在“战时”以及“无党部组织之地方”，党代表始有“指导及组织民众及党部之职责”，政治部始有“组织临时党部之权”，似乎有意限制军队政工人员干涉地方党政的权力。③虽然，在国民革命军克南昌之初，政工人员掌握地方政权的趋势仍未见下降。但其实，政工人员“当官去”的热潮，基础并非巩固。依照制度设计，北伐初期的总政治部乃总司令部之从属机构，邓演达仍须“秉承”总司令蒋介石意旨。除此之外，由于党代表制日益窒碍难行，担负工作的各军师政治部主任、团连政治指导员，权力已受极大限制，并不能真正制衡军官的权威。各部队政治工作成绩的优劣，常视军官对政工人员的态度而转移。整体上，政工人员在无法深入士兵的情势下，有意无意间“过重民众、社会方面，疏忽军队内部的工作”（但这并非意味不会引起“军官的恐惧和厌恶”）。④一旦军官不再支持或默许政工人员的对外活动，其表面上的盛况还能否维持，便有很大的疑问。

“党”与“军”之关系，既为北伐初期即已出现的争议；１０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当即重申“党代表制必须实行”⑤，但仍无法解决问题。随着武汉与南昌的关系恶化，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与苏俄顾问、共产党人接近，或已接受俄式军队中政工人员高于部队长的观念⑥，渐下决心重新厘定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系统。邓认为，“总政治部应属于党的，但其组织仍包在军事当中，因而不能纯然接受党之纲领与领导”⑦，最终促成了１９２７年①绍文：《请看叛党祸国的邓演达》，《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２日。

②《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３１６页；《蒋总司令布告封禁总政治部之原因》，《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７年４月９日。

③《二届中央常会第６８次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６日，广州，油印件，党史馆藏：会议２．３／１２０。

④《总政治部召集各政治部联席会议》，《民国日报》（汉口），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２日。

⑤《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８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广州，毛笔原件，党史馆藏：２．０／４．９。

⑥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出版，１９９４年，第８０页。邓演达本人的确指出，军队政治工作应是“党的权威”，但目下国民革命军已形成“军事领袖专政的局面”。参见周天度编辑：《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６０—６４、７２—８２、１２１—１２２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８２８—８２９页。

２２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３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革命军系统的改组。根据该次改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国民党中央军人部俱行撤销。原总司令部的重要职权，移交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至少须有未任军职之中执委三人参加”。

总政治部则改直隶于军事委员会，位阶提高，除担负一般军队政治工作业务外，“于战地及新克复地区，负责人民联合，促进人民组织，并负责管理督促当地行政事务之责任”①。

经过１９２７年３月的改组，总政治部及各军政治部进入其权威最盛的时期，但不料“宁汉分裂”即于４月爆发。宁汉分裂期间，武汉总政治部仍由邓演达主持；南京总政治部则以吴稚晖为主任，吴未到职，业务由副主任陈铭枢、刘文岛负责。实际上，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已从高潮走向衰弱。４月“清党”之时，宁方首先封闭原武汉总政治部所派遣之机关，拘捕其人员。尤有甚者，许多军官“本来就对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怀有成见，只是没有机会来反对”，自从有了“反共的机会”，进而要求取消整个制度。②嗣后武汉于７月“分共”，类似情形又再度上演。在此情势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威信，殊不易维持。③总此而言，国民党人虽建立中国第一个党化政权，创设第一支党化军队，然政治体制转型，并非一蹴可就。国民革命军政工组织作为管理军队“党务、政治及文化工作”的机关，在“党”与“军”的关系、意识形态的路线，乃至技术条件等方面，俱面临极严峻的问题。国民党人建立“有主义的新军队”之计划，确未完全成功，“党指挥军队”更几乎成为空悬理想。北伐之当时，已不乏党人感到，国民党不特为“以军治党”，并且是“以军分党”；凡军事所及的地区，党部也跟着变迁，凡党部负责的人员，无不有军事作其背景。④但即使如此，军队党化的理念，对往后的中国党政军制度，仍留下极为深刻的影响。

①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５—２３２页。

②蒋中正：《今后军队的政治工作》，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１０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３６９—３７０页。

③《中央执行委员会加紧各军政治工作之训令》，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８月４日。

④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１期，１９２８年５月，第６—１４页。

２２４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第一节宁汉对峙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清共”事件。进而于４月１８日在南京成立与武汉政府抗衡的“国民政府”，从而形成了南京与武汉两个政治中心的对峙，史称“宁汉对峙”。南京以反共清党的旗号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此举赢得了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和对“赤色”心存恐惧的帝国主义的默认，但是其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怀疑。为了取得正统地位和各派势力的支持，南京用尽了各种手段。它把“反共清党”作为南京政府的标志，与武汉所谓的“共党政府”区分开来，表明它来源于国民党纯正的体系，是国民党革命精神的代表。与此相对应，武汉对南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武汉政府无可置疑的正统性是它的政治优势。它的“联共”政策源自孙中山，但随着革命危机的加重，这一政策越来越受到许多国民党人的质疑和否定。加上内外交困的状况，武汉政府本身也逐渐开始了内部的分裂。在这场交锋中，南京政府逐渐取得优势，武汉政府则逐步向其靠拢，及至宁汉合流。

一、南京政府的成立与武汉政府的应对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变是蒋介石真正与武汉政府公开对抗，成为国民党新派势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次事变是南京政府成立的前奏，也是南京政府成立的必然步骤。因为此端一开，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蒋介石分裂中央的步伐。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７日，也就是事变之后的第五天，蒋介石就负责召开了２２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定都南京。４月１８日，举办了成立典礼，正式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中央的彻底分裂，宁汉对峙形成。宁汉对峙无疑是南昌与武汉之争的继续，或者说必然结果。蒋介石在武汉无法争取最高党权、政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作为保障，开辟南京之政治中心，很明显是他政治雄心的必然行动。当时学者贾逸君分析之所以有宁汉分裂，关键在于“蒋知不能与武汉合作，遂于１８日在宁成立国民政府”①。可见，蒋介石与武汉基于政治利益已经无法合作，分裂在所难免。

蒋介石分裂中央的行为，激起了武汉国共两党的愤慨。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罢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其他兼任职务，开除党籍，并按照反革命罪拿办。这一政治处分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支持。武汉国共两党在惩办蒋介石这一点上高度一致。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为此，“决不能容许他再留在国民革命的党内了，决不能再信托他当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已经认识到，蒋介石的叛变不是一个人的叛变，而是他所代表的“国民党内与党外一种社会成分”的叛变，即资产阶级甚至反动的封建分子。②这实际上指明了蒋介石之所以敢分裂党，在于他有一部分支持势力，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分裂行为，武汉方面发动各级党部机关、地方政府、各行各业进行声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湖南全省总工会、安徽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汉口特别市党部、长沙党部、湖北省政府、武汉木船总工会等纷纷发表声讨书、请愿书。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而进于自立中央，是见其平日逆谋蓄之已久，迹其蔑视民众，目无党纲，所行所为，实先总理之叛徒，应为民众所共弃”，请求诛杀蒋介石，并表示坚决拥护武汉中央。③与此同时，武汉政府为了消除蒋介石的影响，下令销毁蒋介石印①贾逸君编著：《中华民国史》，文化学社，１９３０年，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②《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０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１９２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９页。

③《湖北省政府声讨蒋介石叛变呈》（１９２７年５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２４页。

２２６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刷的宣传品。命令指出：“所望前此蒋逆所印行之反动宣传品，早经停止分发，并一律销毁。唯恐数月以前各处所领宣传品，不少仍有夹杂此项反动印刷物，亟盼各机关、各团体详细审查，停止散布，并设法销毁，以免引起民众误会，革命前途实利赖之。等情。前来。查蒋逆中正背叛党国，经由本会议议决开除党籍缉拿在案。为此通告仰各党部团体机关，一体知照。嗣后如有该逆所印之宣传品，应即销毁为要。”①由此可见，面对蒋介石这个强劲对手，武汉方面一点都不敢轻视。就武汉国民党而言，本身并不很注重宣传工作，其工作大部分都由共产党来负责。

蒋介石叛变之后，如此关注其宣传品，目的很明显，就是尽量消除蒋介石在武汉革命区域的影响，以巩固内部。

南京政府虽然不合法统，但它毕竟大张旗鼓地成立了，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宣布了政府的政策，且得到了一批国民党元老和重要人物的支持。

面对蒋介石的分裂行为，武汉政府除了政治上的谴责和所谓的政治处分、党务处分，实在拿不出更好的、实质性的制裁手段。原本的东征讨蒋主张也被否定，继续进行北伐。武汉政府在这个时期表现出的是无奈。在此情况下，武汉政府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并行存在。

二、宁汉两方势力的消长南京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宁方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方，各显其能，拉拢各方各派，以增强自己政权的力量和声望。

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实际上已经开始为自己培植势力，争取支持。国民党元老是他成立南京政府必须要有的人才基础。以反共护党为号召，他笼络了一批在国民党内有资格的老党员。这些人在武汉已经失势，但又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希望恢复以前的国民党组织体系。利用这些人的心理，蒋介石成功地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和其他老党员拉到身边，如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柏文蔚等。４月９日，蒋介石到南京之后，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监察委员相继跟随而至，为其成立政府做各种准备。蒋介石更是成功地把原有希望继承孙中山党魁地位的胡汉民也争取了①《国民政府关于销毁蒋介石印刷的宣传品令》（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４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２２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过来。这就为南京中央和政府增大了人气和威望。胡汉民也确实很迎合和支持蒋介石。南京政府刚一成立，他就参加了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说。此外，蒋一直注意培植自己的势力，有一帮效忠于自己的人。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是其代表。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尽量争取一些高级将领为己所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两广地区的李济深、陈铭枢，以及四川等省的杨森、贺耀组等人，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增加了很大的砝码。

李济深与胡汉民的渊源极深，他累次向胡征求意见，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在投入蒋介石一方之后，对反共十分积极，为此，赢得了胡汉民和蒋介石的赞许。１９２７年５月１日，他向胡汉民发函，抱怨广东由于通讯关系得不到南京中央的指示。函件说道：“惟此间自中央党部及政府在宁开始办公后，始终未得着一电，故施政及党务之方针与策略，均无所依据，外交尤然，或因交通梗塞之故。此最为目下最急切之事，故后此中央与广州及各省联系方法，实为切要。”①可见，在投向蒋介石阵营之后，李济深已经十分坚决地想按照南京政府的政策进行施政。同时，也反映南京政府确实有一定的地方势力，居然能把广州国民政府的老根据地争取过来。这是它能最终站稳脚跟，并取代武汉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已经开除、被武汉政府排除在外的一部分老党员，却是蒋介石团结的一部分力量。在政变之初，蒋介石已经开始利用西山会议派在各地的组织，支持他们在各地的反共行动，却暂时不敢马上承认西山会议派为同道中人。邹鲁、邓泽如等人对清共非常卖力。②当然，其原因不能排除是回应当年共产党对他们的打击。西山会议派一直对共产党称其为老朽腐化分子以及被开除党籍之处罚，耿耿于怀。故蒋介石清共另立中央的做法，深得他们的赞许和支持。蒋介石无形中又得到了一部分力量。

冯玉祥是宁汉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因为他关系到两方力量的均衡，成为宁汉两方到底谁能占据优势的关键人物。冯玉祥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①《李济深致胡汉民函》（１９２７年５月１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７２—４７３页。

②《邹鲁致胡汉民函》（１９２７年），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７８页；《邓泽如等对武汉联席会议及其革命措施进行污蔑电》（１９２７年４月９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１０—４１４页。

２２８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他确实支持南方革命军和北伐。武汉政府于４月１９日誓师北伐，依靠的重要力量就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冯玉祥接受了武汉政府的任命，就职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于冯玉祥的配合，武汉的第二期北伐开展得较为顺利。到６月１日，武汉国民革命军就与冯玉祥会师郑州。为了争取冯玉祥对武汉政府的支持和共同实施东征讨蒋计划，汪精卫亲赴郑州，于６月１０日至１１日，与冯玉祥晤面，商谈合作问题。武汉虽然给他不少地盘，但冯玉祥最为急需的是军饷。武汉的财政困境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所以冯玉祥明确拒绝了武汉的合作计划。蒋介石也没有放松对冯玉祥的争取。６月１９日，蒋介石在徐州与冯玉祥召开会议。为了使冯玉祥倒向宁方，蒋非常爽快地允诺给其军饷及军械，并当面赠送大量银元，以解冯的燃眉之急。作为条件，冯玉祥答应蒋，进行反共。冯玉祥倒向南京，对武汉政府是致命的一击，彻底改变了宁汉双方的均衡局面。冯玉祥还积极为南京游说，劝武汉“取消共产党，逐鲍等以与南京一致”①。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加大了反共的力度，对愿意走的中共党员，发给路费，而“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始收容之”②。可见，冯玉祥坚定地执行了反共政策，已与蒋介石站在了一条战线。此外，原本在南北双方中态度游移不定的阎锡山，在宁汉对峙中逐渐表明态度，支持宁方。应该说，冯玉祥和阎锡山两大地方实力派倒向宁方，已使宁方的势力大大增强，也使其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

到１９２７年６月，聚拢在宁方且担任重要职务的国民党人物如下：政治会议委员为蒋介石、柏文蔚、吴稚晖、张静江、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组等人。

吴稚晖任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胡汉民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陈果夫、叶楚伧、甘乃光、陈铭枢、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为中央宣传委员。

①《胡汉民致李济深电稿》（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３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０４—５０５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二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４４页。

２２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张静江、蔡元培、何应钦、马叙伦、蔡梦麟、邵元冲等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

胡汉民、丁惟芬、伍朝枢、戴季陶、罗家伦、钮永建等为中央法制委员。

古应芬、李济深、黄绍、戴季陶、陈孚木、甘乃光、陈可钰、朱家骅、李福林、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何香凝等为广东政治分会委员。

地方政权和地方党组织，也是蒋介石确立势力的重点，同时也是武汉极力保障的重点。北伐以来，蒋介石已经开始了夺取地方政权和党务的行动。

１９２７年初出现南昌与武汉之争后，在蒋介石的默许下，陈果夫、陈立夫、文建刚等所谓的国民党少壮派，一方面为与武汉破裂准备各项条件，一方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的各地党政权力。蒋先后委派了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和上海等地的省市政府成员。武汉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它一方面不承认蒋介石委任的省市官员，一方面重新任命自己的成员，甚至把西南一些省份以及陕西、河南等省的党政官员也加以委任。因为此时蒋介石的重点在军事，依靠军事建立的地方党政权力都没有很持久，这种夺权行动的有效性不高。不过，在未与武汉政府公开决裂之前，蒋介石对其部属的夺权行动主要是暗中支持，即使自行任命地方党政官员，也并没有真正与武汉决裂的公开言论。很多时候，蒋介石对他指使的夺权行动表示佯装不知，或公开表示中立。①自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的行动明显公开化。在打着“清党”的旗号下，他到处任命官员，改组党组织。４月２２日，南京政府委派的江苏省政府委员名单正式发表。钮永建兼任民政厅长，何应钦兼任军事，叶楚伧兼任建设，陈光甫兼任财政，张乃燕兼任教育，甘乃光兼任农工，陈和铣兼任司法。此外，浙江、上海等地政府成员也获得重新任命。其地方党组织也彻底改组。

与此相对应，武汉方面的人才相对来说流失得快。根据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９日至４月２９日之间中执委共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统计，其参会人员主要是谭延"、徐谦、孙科、顾孟余、陈公博、吴玉章、宋庆龄、林祖涵、于树德、王法勤、陈其瑗、詹大悲、谢晋、恽代英、经亨颐、邓演达、毛泽东等人。根据１９２７①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２３０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年３月１４日至４月２７日之间的中执委共１６次政治委员会议的统计，其参会人员主要是孙科、谭延"、徐谦、顾孟余、宋庆龄、吴玉章、王法勤、陈友仁、陈公博、林祖涵、邓演达。①４月初，汪精卫到达武汉，开始参加政治会议。除了中共人物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之外，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徐谦、宋庆龄等人是真正坚守武汉政权的，而像孙科、宋子文、谭延"等人则一直处于摇摆状态，也是宁方分化的对象。武汉的人才基本上处于流失状态，尤其是在宁方反共的情况下，很多人转向宁方。

蒋介石一直对武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这对武汉而言是致命的。尤其是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他针对武汉政府的困难和许多将领、国民党领导人对联共的不满，进行利诱拉拢。南京方面不是一概反对武汉方面的所有成员，而是区别对待。南京方面仅仅攻击在他们看来完全“左倾”的邓演达、徐谦，而对孙科、宋子文、谭延等大多数委员始终持争取态度。②即使对汪精卫，也是一面拉拢，一面揭露他“袒护共产党”的错误行为，以达到既能合作、党权统一，又使汪精卫失去最高领袖位置的双重目的。尤其对武汉的军事将领张发奎、唐生智等人，南京始终没有忘记对其进行分化。对武汉的分化步骤，南京国民党中央有一定的计划。中央宣传部很明确地指出：“对武汉宣传现决分两步：初步先攻击汪、徐、邓及张发奎。余暂不提。俟到相当时期再做次步。”③由于张发奎与广东的渊源，李济深、胡汉民一直利用其关系进行游说。

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５日，胡汉民亲自致电李济深，认为对张发奎的劝说作用不大，抱怨张“已执迷不悟”④。可见，张发奎在蒋介石政变之初还是比较坚定地站在汉方。不过，南京方面并没有放弃，派出了更多的人对张发奎进行劝解。

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５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陈可钰共同致电张发奎，其内容无非是要其反共，归宁。其电文如下：①张静如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北伐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１４页。

②张静如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北伐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４０页。

③《中央宣传部致李济深电》（１９２７年），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０４页。

④《胡汉民致李济深电稿》（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５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０３页。

２３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探送张军长向华兄鉴：溯自去年从蒋总司令成军北伐，我辈为党而战，无或后先，即两粤士兵，亦如一家子弟。自共产党徒以挑拨离间之手段，为破坏国民革命之阴谋，而彼此之意向，遂不复相识矣。然以患难旧交，犹冀迷途未远，或终觉悟来归；适当北伐进行，是用缄默。讵近从武汉来者详述各军早由京汉撤回，而兄与汪、顾诸人，尚标反共倒蒋之口号。夫共产惟图破坏国民党之实力，故必欲排革命军之领袖而去之，自非共产爪牙，何至为敌忌才，循声吠影。而况我辈早隶革命军旗帜之下，岂得藉口跨党违法者之伪命，而以犯上作乱为荣。故中外人皆知反共最力者，莫如蒋，今言反共而又反蒋，其进退失据，不待智者而辨之。苏俄党魁，好为矛盾逻辑者，矫此欺人。暂寄生于一种保护色之下，而其目的，仍在集中攻击一点，以中伤我革命之实力。此种狐埋狐蝵之伎俩，兄岂不知？或知而甘为所用，自堕其彀中，则宁不令人愤慨？近闻兄处军队且被伪命移动，有所窥伺，岂两湖赤祸荼毒犹为未足，而转欲施诸两粤耶？此诚吾辈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但念往日患难相从之谊，敢尽最后忠告之道。古人有云，凡举事毋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兄果不自绝于国民，不自绝于吾党，当必能大反乎前日之所为，惟熟审而图之。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陈可钰。感。①显然，这封电文的核心之意，在于分化武汉阵营。如果张发奎倒向南京，武汉就失去了重要的军事力量，也失去了与南京抗衡的基础。

此外，对武汉方面积极反共的人员，蒋介石明令给予嘉奖。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５日，蒋介石致电李济深，要求其嘉奖反共人员。电文说：“长沙此次反共人员如张翼鹏、张开#、许克祥、仇鳌、周斓诸同志，应速设法嘉奖联络及派员切商或以中正署名或以在宁粤执委会联名均可，请速办。”并嘱其与杨森、李遷切实联络讨共。②从中可看出，蒋介石的分化瓦解策略做得十分细致。

南京方面由于善于拉拢劝说、分化瓦解，加上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各派势①《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陈可钰致张发奎电》（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５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１１—５１２页。

②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１）（１９２７年１月至８月），台北，２００３年，第５１３页。

２３２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力日益向其聚拢，其力量日益增强。武汉方面则相反，由于政府陷入困境，人才流失严重，军事力量不足，其力量日益减弱。两者相比，南京方面明显开始占据上风。

三、宁汉双方争夺“正统地位”武汉政府是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决议成立的。蒋介石要在南京成立另外一个政治中心，明显不合法。但蒋介石深知，他在武汉已经没有了政治前途，特别是鲍罗廷与他严重对立，使他根本无法立足。只有另辟政治中心，利用自己的军权方可牢牢抓住党务、政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孤注一掷，不管武汉政府的反对，制造各种借口，证明南京政府的成立有其合法根据。南京政府大力斥责武汉政府被共产党把持，失去了国民党的权威，另立南京中央和政府是为了救党救革命。武汉政府则据理力争，捍卫自己的地位。

南京政府成立的本身就是不合理，因为依照法统，组织国民政府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为此，蒋介石曾特别想要争取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无奈，汪精卫回到武汉后并没有提会议的事情。按照计划，４月１５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但汪精卫等武汉方面的人都未到会，因未到法定人数，只好改成谈话会。在胡汉民等人的建议下，决定另换名目，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来议决成立南京政府。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央政治会议没有了法定人数的限制。但是在南京的中执监委和政治委员的人数还是太少，显得力量单薄，蒋介石只好提议加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组等９人为政治委员。于是，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７日，南京方面连续召开了第７３、第７４次中政会，决议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地位的法理依据。很明显，中政会是无权改造和另立中央的，所以在舆论上其名目为“迁都”南京，以表示并非另立，实际上又表明它否认了武汉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存在。①武汉面对南京的分裂行为，只有抗争。在武汉看来，南京政府毫无疑义是非法的，无论它制造什么法理，况且武汉政府的成立也得到了蒋介石本人的亲口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说，武汉的反驳是理直气壮的，而南京的攻击则①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７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８６页。

２３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显得底气不足且巧言令色。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就在上海“清共”事变的当天，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专门给蒋介石发去电报，劝他不要在南京建立新的政治中心。罗易电文说道：现在有消息说您决定召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在南京开会。这一行动显然违背了您与汪精卫同志关于党内一切有争议的问题都应提交中央全会解决的协议，而全会应在武汉召开并且您将参加。您在这个紧要关头召集中央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开会的做法自然会被革命的敌人说成是国民党队伍内部的分裂。在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中国国民革命采取厚颜无耻的进攻行动的时候，革命力量亟需团结一致。实际上民族主义者队伍内部的不和正助长了帝国主义采取像提出五国共同照会那样的傲慢态度。鉴于形势危急，我们建议您放弃计划在南京召开的、实际上是分裂党的会议。不然，在此紧急关头分裂国民阵线的重大责任将由您来承担。我们建议您遵守协议，把党内一切有争议的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会来解决并服从全会的决定。如果您接受这一忠告，我们将愿意访问南京，以便和您本人讨论一切重大问题。

共产国际将尽可能帮助建立一切革命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①非常明显，罗易十分反对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他认为蒋介石私自拉拢几个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开会以成立政府，明显不合法。而且按照常理，即使开二届四中全会也只有在武汉召开，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武汉。

如果蒋介石执意在南京召开会议，成立政府，这就变成了一种党内分裂行为。

蒋介石也不甘示弱，４月２２日，他在南京致信罗易，驳斥了罗易对他的指责。其信的内容为：致第三国际代表罗易：获悉您因为别的通知不能来上海同我们会晤，深表遗憾。

①《罗易给蒋介石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８２—１８３页。

２３４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我党内部问题不能与一般问题相比。它们关系到国民党的生死存亡。最近的事态表明，国民党革命联盟破裂的责任应由谁来负责。在武汉垄断我党权力的那些人不能不对此承担责任。更令人遗憾的是，您听信一面之词，不了解真实情况。

至于在南京召开代表大会（指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引者注），这个问题还是在孙中山以前的住处同汪精卫一起商定的。

所有中央委员都是根据这一决定到会的。邀请他们的不是我，我也无权取消这种邀请。①蒋介石的口气是非常强势的，但其反驳的依据则显得底气不足，经不起推敲。他否认自己应负分裂中央的责任，而应是鲍罗廷和中共。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是他们与汪精卫商议的，无可非议。拉上汪精卫，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理，这有点可笑。即使汪精卫确实同意了召开会议，也只能算是个人意见，因为召开中央全会必须武汉中央同意才能举行。蒋介石不可能不知情，只是设法抓住武汉的一个小漏洞而已。

南京中央发表的《国民政府申明责任宣言》更是把武汉与南京进行比较，认为南京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且符合总理的遗志。它指出：在此革命急速进展，与民众热烈盼望国民革命完成之时期中，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据中央政治会议决案，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愈益重大……本政府所行政策，一惟求三民主义之贯彻，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反对国民革命而为阶级独裁者，即反革命，本政府对于总理在天之灵，护党救国，责无旁贷。②①《蒋介石给罗易的信》（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１３页。

②《国民政府申明责任宣言》，清党运动急进会编：《清党运动》，南京，清党运动急进会，１９２７年，第５９—６０页。

２３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也就是说，南京政府成立不仅符合“多数大众”的愿望，更是实现了孙中山的遗志。这种冠冕堂皇的论调，无疑有点欲盖弥彰之味。

与此同时，蒋介石等人还极力弹劾武汉政府，指责它“容共”，宣布自己是“清共护党”，以证明武汉的“非法”与南京的“合法”。蒋介石利用监察委员会启动弹劾程序。４月１４日左右，监察委员会举发咨文和吴稚晖举发呈文已经完善。这些举发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破坏国民党的文件陆续在各报馆发表。随后，南京政府和所谓的“中央党部”也陆续发出了声明、宣言和对共产党的通缉令。一场“清党”运动披上了“正义”和“合法”的外衣。南京方面之所以打出“反共清党”的旗号，在于他们认定武汉国民党人已经与共产党同流合污①，反共自然就反了武汉。

１９２７年４月９日，邓泽如等人便联合起来对武汉的联席会议及其革命措施进行污蔑和驳斥，认为武汉政府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他们甚至提出，由于联席会议非法，在其提议下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其仍为毫无根据之自由召集”②。由此证明，根据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成立的武汉政府，也是不合法的。

５月２日，胡汉民在南京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上演讲了《要磨练我们的革命力量来护党》一文。他很明确地指出，共产党自加入国民党后一直阴谋破坏国民革命，认为南京清党及时，“若再迟一星期，那就说不定我们的国民革命要完全破坏，我们的党要亡了”，所以，南京政府清党是“为了要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为了要救党，为了要救国”。③在胡汉民的逻辑中，南京清共是为保护国民党，所以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并以此证明南京政府才是符合国民党利益和革命利益的政府，武汉政府是反革命的政府。

蒋介石为宣传南京政府的合法和正统，可谓不遗余力。１９２７年５月３日，他手谕总司令部政治部。谕令指出：①杨奎松：《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②《邓泽如等对武汉联席会议及其革命措施进行污蔑电》（１９２７年４月９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１０—４１４页。

③《要磨练我们的革命力量来护党》（１９２７年５月２日），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四册，香港，香港大东图书公司，１９８０年，第９１７页。

２３６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本政府受本党及全国民众重托，此次接受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定都南京。本以党治国之训行使职权。凡有障碍本党主义进行及扰乱革命战线者，亟应实行扫除，以奠党国之基。迩者残余军阀尚负隅江北，帝国主义者仍处处与军阀以便利，谋害国民革命进行。欲建设三民主义之中国，急需扩清此当前之障碍，同时跨党叛徒近更劫持武汉流毒两湖。同胞呼援求救之声日必数至。此不特为革命之叛徒且为人民之蠢贼，为国为民义在必讨。①“定都南京”与“迁都南京”是南京方面经常玩弄的字眼。在这里，蒋介石明确说是“定都南京”，它比“迁都南京”的意义更进一层了。关于其合法性，蒋介石的论据与胡汉民等人的一致，都是借着“清党”的名义。

在南京方面，称呼武汉为“伪党部及伪政府”的词语开始大量出现，以此来体现武汉政府的不合法。１９２７年６月６日，胡汉民在给李济深的电文中，很明确地说：“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遵总理遗教，已迁南京两月，汉口系共产党所把持之伪党部及伪政府。”②７月２５日，李宗仁等人致电张发奎，称张发奎的军队是“被伪命移动”③。“伪”一字，就是“假冒”之意。既然武汉政府是假冒的，南京政府无疑才是正统的。可见，南京方面为争取正统地位，想尽了各种手段。

不过，国民党人居正关于南京政府如何确立正统的建议倒是十分深刻的。１９２７年６月３日，居正在给蒋介石、胡汉民函电中，对此有一个详细的阐述。他说：惟默察现状，武汉军人与共党渐不相容，伪政府之策略亦凭实际，冯如得京师，则鼎足之势成，亦必以三民主义相号召。论形成则三方皆同，以精神则有真伪。若以武力相见，或不免使第三者收渔人之利。以历史①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１）（１９２７年１月至８月），台北，２００３年，第４０８—４１０页。

②《胡汉民致李济深电稿》（１９２７年６月６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０５页。

③《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陈可钰致张发奎电》（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５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１１—５１２页。

２３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论，以人物论，以地点论，当以南京为各方所属。自将来成败谁属，弟认为何方能得国际之援助及国人多数之赞同，能于北京发号施令，则外交易于进行，名正而亦言顺（现国际以有产与无产两大战线，吾党阴谋中国独立、国际平等外，应与有产者同一战线）。至对内，则应以反共为一战线，认中国为世界政治革命落后之国家，吾党当领导之责。证诸古史，正创业艰难之日，必如汉高之豁达大度，光武之推心置腹，应足以泯猜嫌而安反侧。①也就是说，南京为谋求正统，对外要谋求国际承认和援助，对内则要以反共为号召。实际上，南京政府在追求正统的过程中，基本符合这一思路。

对蒋介石的咄咄逼人攻势，汪精卫等人也予以了反击。汪精卫在给各级党部各地方政府等的铣电中明确指出，４月初蒋介石等人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就是西山会议式的会议，明显不合法。他指出：兆铭初抵沪时，晤蒋中正等，知彼辈方聚集在沪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数人，谋开西山会议式之会议，以反抗中央，并拟提出反共产口号，以博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者之同情，且以藉围缴上海总工会纠察队枪械为献媚之资。兆铭海外乍归，目睹旧时同志走入歧途，既痛且愤，曾再三通告。略谓集中一切革命分子，本为总理遗训，当此国民革命积极发展之际，正宜同心努力，以博最后之胜利。何可使革命战线自生摇动，受敌以隙。倘以党内纠纷亟需整理，尽可根据党纲，建议中央，特开会议，以谋解决。若召集西山会议式之会议，是直接使本党陷于分裂，至于围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既违背中央之命令，且与总理扶助农工政策大相刺谬。悍然行之，无异甘为民众之公敌。②此时的汪精卫确实不想反共，还没有与蒋介石站在同一战线，在一定程①《居正致蒋介石胡汉民函》（１９２７年６月３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１５页。

②《汪精卫铣电文》（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６日），清党运动急进会编：《清党运动》，清党运动急进会，１９２７年，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２３８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度上，对蒋介石的反共给予了驳斥，而且认为蒋介石等人的反共明显违背孙中山的政策。其上海会议是西山会议式的会议，也就是分裂中央的会议。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宁汉之争也有诸多分析和评价，或许能一窥其实质。

宁汉分裂后，天津《大公报》对宁汉相争的性质进行了评述。它认为：盖一方为国共之争，一方为文武之争，一方又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之争。按宁方专标榜反共，而反对蒋者不全为共派；武汉专言讨蒋，而反对武汉之设施者，绝不仅为蒋……又自国民党之纪律言，蒋无法否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威权，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亦不能置监察委员之纠弹于不理。现在南京不能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仅以旧政治委员会处理一切，于法律上立脚不稳；而武汉命令讨蒋，即对于监察委员之纠弹，一字不提，则亦有站不住之处。①确实，此时的宁汉已经为争夺正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其斗争双方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弱点。

四、南京政府优势地位的确立南京政府既然要与武汉政府相抗衡，其斗争方向必须有所不同，否则，它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基于此，蒋介石领导南京政府做出最主要的决策，就是所谓“清党”，也就是清除共产党。清党政策的执行，使大量的中共党员遭到清洗，地方党组织被强迫改组，而一些老朽、保守之党员则占据了国民党的重要位置。在此情形下，其政策逐渐“右倾”，国民党固有的革命精神逐渐丧失。但是，它的这种策略赢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得到了外交的承认，而且一些有势力的地方实力派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类的加入，使南京政府的优势地位最终确立。武汉政府则相反，在四面夹击之下，力量逐渐薄弱，最后不得不归入南京政府，走向宁汉合流的道路。

（一）南京政府的“清党”与“右倾”南京政府一成立，立即就把清党作为其首要而且主要的政策，以体现它①《党潮变成慢性症》，天津《大公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６日。

２３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与武汉政府“容共”政策的根本不同。在其理论逻辑和理想目标中，清党就是清除共产党的影响，同时整理党内的党务，达到国民党的统一和纯洁。

４月１８日，南京发表了《国民党定都南京清党宣言》，阐述了清党的方针。其明确宣告：本党为此敢竭诚告于文武将士革命同志及全国国民，曰驱除共产分子，乃肃清革命阵地以内之反革命势力。继今以往，本党必益努力于党权之集中，组织之精密，纪律之森严，信仰之统一，凡别有结合别有卵翼之反革命派，固当在所必除。而操志不定易与同腐之分子，亦当严加纠正。唯国民党为领导被压迫民众革命之先锋，惟三民主义为适合于中国之革命主义。惟国民党之主义能使革命趋于民众化，亦惟国民党之主义，能使民众归于革命化，大任当前，义无反顾。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案，以促进世界革命，谨此宣言。①它把共产党当作反革命，而认为自己清党才是革命。这种逻辑必然导致它的所有政策势必要与共产党相区别，也就是要与容共的武汉政府所区别。

它的右倾趋向就在所难免了。

拉拢和最终承认西山会议派是南京政府右倾化的突出表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通过决议明令开除党籍的党员，他们不仅分裂国民党中央，而且思想保守，反对容共，也不满国民党少壮派的上台。但是，蒋介石为了得到更多元老国民党员的支持，在共同主张反共的基础上，与西山会议派逐渐走向了联合，并把他们纳入南京的党务、政务体系中。虽然在“四一二”事变之初，蒋介石还未公开承认西山会议派，但私底下已经认定他们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西山会议派也非常主动地与南京政府接洽起来，并试图以反共功臣自居。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５日，邹鲁主动致函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要求为其平反。其函电说：“国民党忠实同志经共派之用乙倒甲，开丙倒乙，一摘再摘，所存何几？若仍再加排……岂以共派在党时曾以‘反革命’、‘不革命’、‘与帝国主义勾结’、‘与军阀勾结’之罪加诸西山会议。今日①《国民党定都南京清党宣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清党运动急进会编：《清党运动》，清党运动急进会，１９２７年，第５６—５８页。

２４０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未便立反乎？则何以共派在党时所谓‘反革命’、‘不革命’、‘与帝国主义勾结’、‘与军阀勾结’，应枪毙之蒋介石又可立反，徒令人疑为有人为首领欲所迷，排除纯粹同志，使党内不能团结而已，安见其有法与非法问题也。”①西山会议派十分聪明，认为以前它所受的处罚都是共产党所强加，诚如蒋介石被中共说成反革命一样。实质上，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确实都进行了分裂中央的重大行动，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原西山会议派成员或与之关系密切的党员，开始参与政权和党务。叶楚伧、戴季陶等人被任命为中央宣传委员，邵元冲等人则成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南京政府起用西山会议派，虽然有“反共”联盟作为幌子，但其实质还是“你弃我取”策略的运用，即共产党弃用则南京拉拢。这种斗争策略必然使南京政府在右倾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更为重要的是，清党固然清除了大量的共产党，但对国民党本身而言，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却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清党后，国民党自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体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其组织工作明显处于停滞和退化状态。执政不久的国民党也迅速演变成被国民厌弃的党了。②也就是说，清党运动不仅没有达到其初衷，反而有向改组以前回归的倾向，使得原本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部更加分化。③李济深在广东第一时间实行清党后，向胡汉民报告情况。他说道：“至清党后政治党务问题，以乏人指导，故似无未有若何进展，因民众运动事，内部曾生出些小意见，孚木至以此为忧，深觉此系当然之现象，盖向受共党压迫之团体或个人，趁此机会，不无趁机报复者，而连带痛恶及前此与共派敷衍之同志，使指导得宜，加以裁制，或亦不至大碍也。”④可见，其地方党组织确实只有“破”，而未有“立”，更不乏趁机报复之人，清党有时难免演变成“仇人之斗①《邹鲁致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函》（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５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１８—５２０页。

②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１页。

③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④《李济深致胡汉民函》（１９２７年５月１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１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７２—４７３页。

２４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争”。

除了清党政策，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日益软化，妥协性渐强。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０日，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伍朝枢发表了《外交政策宣言》，声明了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针政策。宣言指出：本政府惟一之职责为秉承孙先生之指导，服从全国之民意，解除中国在国际上之束缚，而取得国际上之平等地位，盖以中国之文化财源及民众论之，固应有此地位也。中国今日所受牵制之各种条约，实滥觞于百年前被胁迫缔结之条约，夫各国本于平等主义所缔结之条约，经一世纪尚存在者，已属寥寥，况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情状，根本变更，中外人民，皆有影响，岂宜仍强其承认此种过去时代不平等之条约乎？此种条约，一面于中国之发展大有妨碍，一面于所谓保护外人利益发展外人商务之目的亦未尝达到。盖欲保护外人利益及发展外人商务，则双方之好感为惟一之要素，而此种不适时宜贬夺人格之条约，犹坚持实行必不得其真正之好感也。故为中外人民双方利益计，现在之条约关系，有根本上正厘之必要。国民政府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将采正当之手续以达此目的。①其宣言已经表示，南京政府已经放弃了用武力手段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而是用北京政府在北伐时期所采用的谈判协商方式来解决。宣言的口气不再强势，而是带着几分谦恭，足见其愿与外强缔结友好之愿望的强烈程度。

它明显呈现了妥协性和实用性。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在其平和的外交政策吸引下，也对南京政府开始表示好感，频繁接洽。应该说，南京政府右倾化政策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包括联合起来对付武汉政府。

总体而言，南京政府已经通过清共、调整对外政策等，与武汉政府区别开来。这些政策集中体现了南京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方向。基于此，南京政府逐渐成为一个不被普通大众赞许的政权。

（二）南京政府优势地位的确立在宁汉双方的交锋中，宁方的优势地位逐渐确立，而汉方则日益陷入①转引自张静如主编：《北伐战争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８３页。

２４２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困境。

管辖区域而言，南京比武汉大得多。广东的李济深很明显偏向蒋介石，所以“广东省政府和大部分军队都处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蒋介石还“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到四川，拉拢该省参与反对武汉的斗争”①。受蒋介石的影响，两广、贵州、四川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就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拥护。江苏、浙江更是蒋介石大力争夺的地盘。就地方范围而言，“除了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外，国民党占据的其他所有省份都处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其中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部分）、江西（部分）、贵州、四川等省。

军队力量方面，宁方更具优势。罗易在主张东征的时候，就认为“蒋的力量要强于武汉”②，“蒋介石的军队多于武汉的军队”，而且“分裂暂时使蒋介石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比武汉更强大了”③。当时蒋介石拥有约１５万的兵力，此外，还有１０万左右的川军。而武汉政府的兵力总数才１０万左右，这些兵力主要掌握在不可靠的唐生智手里。到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６日，唐生智开始驱逐共产党，武汉陷入分共之前夜；而蒋介石则拉拢了阎锡山④，力量越来越强。

南京的军事优势开始凸显。到８月１日南昌起义后，武汉的部分军事力量已经成为中共的军事武装，武汉政府力量更为薄弱，而且张发奎、唐生智在南京方面的军事打击下，其掌握的武装越来越少。到了宁汉对峙的后期，武汉方面已经完全没有了与南京方面相抗衡的军事力量。

在政治方面，虽然南京政府是“夺权”，但因为有强大的党军作为后盾，附和的势力越来越多。加上“清党”之旗帜拉拢了不少人，认为它是维护国民党的革命行为。武汉对其反击的不力，更加促使南京政府日益获得法统上的①《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②《罗易和多里奥给斯大林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９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３页。

③《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０１页。

④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１）（１９２７年１月至８月），台北，２００３年，第４５９页。

２４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承认。

武汉自从南京政府成立后，不仅财政经济陷入困境，外交、政治等同样困难。帝国主义对武汉加大了干涉力度，工人失业问题严重，财政快要断绝。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也开始分共，与帝国主义妥协，其革命精神也日益丧失，政策也越来越向宁方靠拢。这也是最终走向宁汉合流的原因。

早在武汉分共之前，罗易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在两个民族主义中心（武汉和南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武汉的右倾带有表面性，因为在那里居统治地位的是军阀分子，就其社会出身而言，这些军阀与蒋介石及其一伙没有什么区别。武汉军阀分子的权力在不断增大，与蒋介石和解的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汪精卫之类的左派领导人（汪是中央委员会内惟一的左派）将很难归顺蒋介石。但是，为了使民族主义运动回到封建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像蒋介石这样的人物也可能被排挤到次要的地位。

重要的是这是走向蒋介石主义的一种倾向。”①虽然罗易对汪精卫还是抱有幻想，分辨不清，但对两个政权的实质有较为透彻的见解，即其本质一样，都是“右倾”，即非革命的。

宁汉合流之时，汪精卫倒是对宁汉对峙有一番见解。他在南京欢迎会上说道：回想四月中旬，在武汉的诸同志，和在南京的诸同志，因为意见不同，以致分歧。这些不同的意见，并非个人间意气之争，乃由于对于党国前途之见解不同。其所以不同，则因两方同志之注意点不能一致。当那时候，南京同志，发觉共产党徒危害国民革命，于是注意于清党。清除党内的反动分子，即所以清除国民革命之障碍。武汉同志，则以为中央党部及政府，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否则党将陷入分裂，于是注意于提高党权，以为如非一切权力悉集中于党，则必不能以整个的党领导整个的国民革命。以是之故，两方同志，意见不同，而这些不同的意见，关于党国前途，非常严重，不能随便放过，遂致酿成分裂的局面。几个月来，武汉①《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２４４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同志，抱着无穷的痛苦，南京同志，大概也是一样的。①汪精卫对宁汉之争的解释，只是看到了表面，也就是说一个为清共一个为党的统一。其实质无疑是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

最终宁汉双方通过清共走到了一起。宁方是棋高一着，通过各种手段确立了正统地位，汉方则不得不走入了宁方所设计的道路。

第二节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的危机１９２７年４月之后，宁汉对峙引发的矛盾、武汉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歧见等越来越明显，国民革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挽救这一危机，共产国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是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改组国民党等，而且它把推行政策的希望寄托于武汉政府。

可此时的武汉政府已今非昔比，它鉴于自己的处境，开始对革命出现动摇，妥协态度显著。其结果是武汉政府根本不同意执行共产国际的策略，再加上政策本身的漏洞，导致了这些政策的不可实施性。中共也深刻认识到国民革命的危机，在共产国际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对这些政策的实施抱着矛盾态度，因为执行了共产国际的策略就必然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不执行的话又将激化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矛盾。共产国际对武汉政府革命性的过高估计，更使国民革命的危机日益加重。直到武汉政府已经分共，他们才恍然大悟，要求中共退出国民政府，以保持中共的政治独立性和宣示武汉的“右倾”，同时又要求不退出国民党，仍不切实际地希望继续国共合作。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１９２７年年初，已经出现南昌与武汉之争，但此时的共产国际仍然试图联合蒋介石。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公开与武汉决裂，另立中央。蒋介①《在南京欢迎会上演说词》（１９２７年９月５日），《汪精卫全集》，第１册，上海，三民公司，１９２９年，第４１—４３页。

２４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石的这一举动不仅令武汉方面措手不及，也令共产国际震惊不已。共产国际认识到蒋介石的叛变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叛变，而是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及封建分子”的叛变，国民革命真正出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也就是说，国民革命的危机开始出现。宁汉之间公开对峙，武汉的处境恶化。第二次北伐没有改善武汉的处境，其内部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随着湖南、湖北工农运动的激烈开展，武汉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反对工农“过火”的言论越来越多。

从４月下旬开始，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

此时，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席罗易刚来武汉不久，其目的就是要中共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调整革命策略以应对危局，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中共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罗易、维经斯基和多里奥等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参加大会，并指导了会议的召开和决议案的形成。

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对其决议十分重视，专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其决议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因为国际决议案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作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第五次大会必定使全党研究与明了，并按照国际决议案所指示的，努力工作。”①其内容虽简单，但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中共将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不过，共产国际要中共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独裁制，明显是不可能的，不符合国民革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本身就存在问题，它不可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这种过于理想、偏离现实的做法，使中共五大的决议也附上了①《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９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７页。

２４６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这种色彩。会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文件，在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一些激进的策略和观点。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提出，“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个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无产阶级要提出激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它认为，“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涨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时期里无产阶级成为争斗的原动力，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①按其逻辑，蒋介石的叛变不仅是大资产阶级的叛变，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退出了革命的阵营，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仅仅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民族资产阶级列为反革命，明显是过于激进，也不利于革命联盟的巩固和扩大。

与此同时，又乐观地把汪精卫等人看作“左倾”的代表，对其公开叛变缺乏警觉。至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这一原则确实很重要。它是这个时期理论上的一大发展，使中共的革命理论更为深入。可惜的是，在当时国民革命危机出现的情况下，它在实践层面上难以实施。

至于土地问题，罗易和鲍罗廷之间争议太大，导致中共有点左右为难。

罗易主张应立即土地革命，争取农民的支持，推动革命向深入发展。而鲍罗廷认为，革命已经出现各种困难，在宁汉对峙和北伐进行的情况下，强行推行土地革命，不利于国共合作和革命的发展，指出应该推迟开展土地革命。实际上，罗易虽然积极贯彻共产国际会议精神，要求土地革命，但也不知如何实施土地革命，对土地革命的原则和办法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会议对土地革命进行了讨论，基本按照罗易的主张，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议决案肯定了“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提出了“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的方法。②这一原则具有理论上的独①《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９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８—５６页。

②《土地问题议决案》（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９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５—７０页。

２４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创意义，为中共以后的土地革命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囿于客观环境和方法上的空泛，土地革命难以落实到地方。尤为重要的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把开展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武汉政府身上。而武汉政府于１９２７年４月就对土地问题做过讨论，反对立即实施土地革命，其土地决议案被搁置。寄托武汉政府实施土地革命的希望实际上已经宣告落空了。

此外，中共五大并没有解决当时最紧迫的问题———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唐生智、冯玉祥等人的武装力量上，认为只要他们执行其决策，就能完成革命任务。显然，它过于高估了唐生智、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的革命性。

中共五大是国民革命危机出现之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会议。会议的目的很明确，是要使党明白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局势和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如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并且在制度上也有所发展，诸如成立中共中央纪检机构、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等，同时中央领导人员结构也实现了相对合理的调整，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被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这些正确的理论和合理举措有助于中共以后的发展。然而，中共五大并没有完成它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即挽救国民革命危机。它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处理国共关系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的方法。①这种理想化的策略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政策的继续，它当然不能解决中共的难题和革命的危机。

二、“五月紧急指示”中共五大之后，国共关系的裂痕已非常清晰。在对待工农运动、土地革命等问题上，国共已经出现严重分歧。湖南、湖北等省的反共活动日益猖獗，限制、打压工农运动的举动屡见不鲜。武汉政府出现了革命的大动摇，反共和攻击工农运动的言论大量出现，而且公开支持这些行为。在此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联共（布）不断向中共发出指示，提出了挽救国民革命的新策略。这些策略与中共五大的决议一样，都是脱离了中国实际的。但它们认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上册，第２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１１—２１２页。

２４８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为，只要推行了这些政策，中共不仅更为强大而且武汉政府也能继续保持革命性，赢得国民革命的最终胜利。这种革命的乐观性并没有使中共放下忧虑，因为中共看到了国共内部的严重分歧和政策的不可行。中共只有向其陈述这些政策过于理想而无法实施。这就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不满，激化了中共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矛盾。

中共五大之后，共产国际、联共（布）也察觉到了武汉政府内部的复杂性和国共破裂的危险性。基于此，它们频繁地讨论中国问题，向鲍罗廷、罗易、陈独秀甚至汪精卫等人持续发电报，试图引导国民革命的方向。

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３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了中国问题。会议决定致电鲍罗廷、罗易和陈独秀，提出了国民革命的三点建议：一，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但要保护指挥人员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二，“现在就应开始组建８个或１０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三，“应当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并给广东农民起义者以帮助”。①其建议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瓦解蒋介石，尤其是武装工农这一点，比中共五大时前进了一步，开始重视武装问题。

武汉的危机在５月中旬以后进一步加剧。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３日，在蒋介石的秘密支持下，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之机公开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并率部紧逼武昌。当地的土豪劣绅反攻倒算，杀死农民群众四五千人。由于武汉的北伐军无法迅速回来征讨，驻武昌的叶挺部队按照指示进行讨伐，很快就平息了叛乱。但是，没过几天，反革命活动再次出现。５月２１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叛乱。他命令所属部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等机关发起进攻，收缴工人武装，杀害共产党和革命群众１００多人。这就是马日事变。但是，面对许克祥的叛乱，汪精卫并没有强硬的态度，而是妥协甚至默认。陈独秀也认为不宜武力讨伐，而是由武汉政府出面裁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１０２号（特字第８０号）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２４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决。由于武汉国共两党没有及时对许克祥的反共、反工农行为进行阻止，许克祥等人更为猖狂。长沙附近各县在２０多天里被杀的群众达１万多人。此外，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５月底开始反共，“礼送中共党员出境”。武汉政府对这些行为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其本身也对联共产生了疑虑，对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的行为十分不满。国民革命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经危机重重。

恰好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于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８日至３０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出现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激烈争论。两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斯大林对武汉政府过于乐观，希望继续支持和依靠武汉政府，推行国民革命。而托洛茨基认为武汉政府不可靠，继续下去，则有蒋介石政变的危险。共产国际以斯大林的意见为主，吸收了托洛茨基的部分观点，提出继续支持武汉政府，但又强调必须组织工农，开展土地革命。

５月３０日，即共产国际会议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致电给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即普利切）。其电报内容为：１．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罗易对谭平山之行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应脱离工农运动，而应千方百计对其加以促进，否则就会葬送事业。

２．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３．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害怕发生事件，他们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无用之人。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要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而地方机关应当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加以扩大。不这样做国民党恐怕会有脱离生活和丧失一切威信的危险。

４．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２５０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既然已经下达了这样的指示，你们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不报告？

５．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要惩治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派，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捐躯。

６．请不要扣押罗易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电报，你们都必须用化名签署电报。务必报告你们是否收到了电报和采取了什么措施。最高领导机构。①这封电报就是有名的“五月紧急指示”。它所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建立工农武装、成立军事法庭等主张，确实从理论上指出了解决国民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但是其理论意义明显高于实践意义，因为它所强调的实践主体还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联盟。殊不知这时候的汪精卫已经准备分共，其革命性已经逐步丧失。

为了让中共重视这个指示的策略，联共（布）又接连发来电报，补充了五月紧急指示的相关内容。６月３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讨论中国问题，在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以后，采纳了斯大林、布哈林和莫洛托夫的建议，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去电报。电报再次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指出“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应当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而不得利用考察加以阻止”。电报并提出了军事计划的建议，即“让唐生智和冯玉祥向北京和济南府推进，切断蒋介石的去路，进而在山东和北京站稳脚跟。要以伤亡减员为借口将张发奎的部分部队，如若可能，则将其所有部队作为比较可靠的部队调往武汉的后备队，赶紧补充工人和农民，或把它们作为主要支柱留在武汉，或令其向南京蒋介石的后方推进，或利用它们去解放广州，然后从南面向福建推进”。联共（布）明确对中共容忍马日事变的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１０７号（特字第８５号）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９８—３００页。

２５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态度很不满，要求“应当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①可见，除了土地革命外，联共（布）也试图使武汉摆脱军事困境，赢得军事胜利，使其有支持革命的基础。

６月６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再次致电鲍罗廷和陈独秀，命令他们执行指示。电报严厉地指出：“为答复陈独秀的电报，再次重申阻止进行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关于军事事务，我们重申我们的上一份电报。你们应当在电报的范围内自行选择，你们看得更清楚。我们坚决要求你们在军事问题上务必要报告加仑签署的意见。我们将从已经拨出的基金中汇出经费。关于另一笔借款的问题还在商讨阶段。”②不难看出，联共（布）把土地革命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只是它从未考虑中共如何具体实施土地革命，原则性的建议和策略对中共而言意义不大。此外，它强调了中共必须忠实履行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其命令语气增强。

在中共方面，则是有苦难言。它于６月１日收到了五月紧急指示，后又连续收到了联共（布）的补充指示。６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莫斯科的指示。

在会上，陈独秀谈论了他对指示的看法。他一开始就表示，“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接着则一条条地批驳了莫斯科主张的不可行。关于土地革命，他指出，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而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关于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他认为，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我们不能随意改变它。关于组建工农武装，他提出，存在一些困难，必须与军阀进行谈判，而在与军阀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关于组建革命法庭，他明确指出，实际上是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１０８号（特字第８６号）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７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０６—３０７页。

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１０８号（特字第８６号）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７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０７页。

２５２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不可行的。陈独秀面对上级的指示，最后只能无奈地申明“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①陈独秀的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谭平山、张国焘等也明确表示很难接受这一指示。谭平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莫斯科的电报。它们是想让我们振作精神。如果我们像共产国际建议的那样有力量，那我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发表意见了。”关于土地问题，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项重大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做充分准备，仅有响亮的口号是不行的。至于改组国民党和建立工农武装，他指出，建议向国民党输送新的领导人是对的，但现在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没有进行革命的胆量；建立武装力量非常重要，但困难在于如何获得武器。②６月１５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会议意见，致电共产国际，详细阐述了对指示的看法和中共的难处。陈独秀再次指出，必须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否则土地革命无法推行。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专政“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而且“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他还强调，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的关系”。③陈独秀等人对执行五月紧急指示的态度无疑是消极的，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存在着能否执行这个指示的实际问题。按照这个指示去做，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挽救大革命的危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指示是一个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指示，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执行。④可见，在中共看来，不是指示不好，而是没有执行的客观条件，无法真正把它付诸实践。同时，中共①《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②《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③《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６７—４６８页。

④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０７页。

２５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也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复杂形势，根本就不为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所了解，其指示也只能是理论性的。而且，此时中共更为担心的是国共关系的破裂，极力想继续维持国共合作，怕执行这些政策激发国共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就连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中国代表罗易和鲍罗廷也对其指示无可奈何，不知如何执行。罗易虽然口头上强调必须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但也拿不出具体的办法。这个指示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鉴于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等人对五月紧急指示的消极态度，６月２０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莫洛托夫、布哈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建议，再次给鲍罗廷、加伦、罗易、陈独秀发电报。联共（布）非常严肃地指出，“我们没有任何新方针，而你们那里实际上是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首先是关于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的决定”，“重申我们的指示，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①可见，此时的联共（布）对中共中央不执行他们的指示十分不满。这封电报无疑是一封警报。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步步紧逼，使中共中央十分为难。基于此，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

陈独秀在会上首先明确了革命形势的危急。他指出，“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也许应该寻找第四条道路。

在我们这次会议上需要讨论这个问题”。鲍罗廷则在发言伊始就提出：“先应同莫斯科取得一致。我们在６周内已经收到一些本着一定的精神起草的电报。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因此给莫斯科发了电报。莫斯科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它坚持自己的指示。任务是寻求新的、与莫斯科一致的行动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１１２号（特字第９０号）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４９页。

２５４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纲领。”①鲍罗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婉转地表示了根本不可能执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他尽力想以自己的方法来执行莫斯科的策略，但其核心观点是：目前根本就不可能发动土地革命，也没有办法武装工农，国民党民主化要推迟实施，共产党不退出国民政府但不承担工作。陈独秀对鲍罗廷关于执行指示的具体办法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任弼时等人也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称“为什么鲍罗廷要把我们引上歧途”。而谭平山则同意鲍罗廷的办法，指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五点”。

而希塔洛夫与鲍罗廷之间也有不同意见，前者强调莫斯科的立场，后者则突出指示执行的实际困难。会议仍然无法形成统一意见，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甚至中共内部的思想分歧仍然较大。②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莫斯科的指示仍然无法贯彻。

此时，国民革命已经危机重重。而莫斯科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会议都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能任由局势恶化。之所以如此，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莫斯科方面坚持维持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但其所提的策略则必然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指示本身的矛盾性不仅陷中共于两难境地，也是其无法执行的根本原因。

三、共产国际与武汉政府革命危机出现之后，特别是武汉政府反共意识开始强烈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然盲目乐观，把汪精卫看作国民党左派的代表，对其进行拉拢，以为只要拉拢了汪精卫就稳住了武汉政府。它们仍然把武汉政府看作革命政府，依靠它推行中国革命的政策，推动国民革命的继续发展。然而，汪精卫等人并不认同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也不愿意听从其指挥，与其思想距离越来越远。可武汉政府自身也没有解救危机的良策，只能任由时局向恶性发展，①《希塔洛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７页。

②《希塔洛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８—３６３页。

２５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反共活动日益公开化，国共合作破裂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团结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一直是共产国际分化国民党的策略。在他们看来，国民党左派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盟友，他们才会真正执行革命的政策，从而使国民革命向前发展。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季诺维也夫在其《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一文中明确指出，虽然领导国民党的是右派，但共产党必须“同大多数左派一起打倒右派，把他们既从党内也从政府中清洗出去”①。１９２７年４月３０日，罗易在其《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中共必须加强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即国民党左派），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才会有力地参加革命斗争。如果我们不鼓励它，它会开始动摇，它会扑灭革命而跑到反动派那边去”②。即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左派形成联盟，中共的革命任务才能得以顺利完成，否则，国民党左派将走向右派。不久，罗易又提出，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关系将一直持续，中共将在实现革命纲领的斗争过程中力求巩固这个革命联盟，而且这个联盟“没有矛盾，不存在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因为“国民党正在进行反帝斗争，所以它现在是一个革命组织，将来也是一个革命组织”。他相信，“正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要同国民党合作，直到最后胜利”。③可见，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左派是非常重视的，一直把它当作中共的可靠联盟。这种理论固然没有错，问题在于共产国际把谁定位为左派，却一直模糊不清或错误频出。事实证明，他们一直认定汪精卫为坚定的左派就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判断，汪精卫实质上就是一个权力至上的政治人物。共产国际这种所谓左右派的划分不太适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

依靠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来推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共产国际解决国民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共产国际对中共在国民政府的定位，经历了“扶持①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页。

②罗易：《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１９２７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８５页。

③罗易：《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１９２７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７页。

２５６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左派”、“苦力观”、“在野党”、“积极参与国民政府”等过程的转变。①到１９２７年３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开始付诸实践，参与政府的领导，谭平山和苏兆征出任了农民部长和劳工部长。但是，中共的加入是有限的，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国民党人，所以，共产国际不得不重视汪精卫等所谓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１９２７年５月初，鲍罗廷在《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土地问题与国民政府的政策。他提出，“许多同志认为，国民政府即国民党左派反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种论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他指出，国民政府之所以反对以政府名义用法令规定有关土地问题的激进措施，是因为宁汉对峙和处于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反对。他乐观地认为，“国民政府反对在土地问题上立即采取激进措施，并不是从实质上反对，而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国民政府需要“保持指挥人员和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所以，只要实施土地革命时不触及国民革命军指挥人员的利益，“国民政府不会反对农民争取土地的运动”。②无疑，鲍罗廷在此时对武汉政府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认为武汉政府肯定会支持土地革命，只是时间问题和策略问题。这种盲目乐观，对武汉政府缺乏深层次分析和考虑的态度，影响了很多人对武汉政府革命性的判断。

罗易等人则强调国民党的利益，认为既然中共参加了国民党，肯定要照顾国民党的利益，与国民党一起完成革命任务。他提出，“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国民党的利益不是对立的”，而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了解革命同盟者的利益、态度和愿望，他们就不能留在国民党内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因此，“在近期内，无产阶级要以组成革命联盟的三个阶级的利益和中国的特殊情况为指导，参与确定国民革命的纲领”。为了让汪精卫等人相信中共不会破坏国民党利益，罗易还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向汪精卫同志并通过他向整个①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６—３０３页。

②《鲍罗廷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１９２７年５月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２５页。

２５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国民党保证，我们时刻不会忘记这一点”。①可见，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国民党的利益，不可能对其进行破坏，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国共合作。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它要求的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等任务，就不可能彻底推行。共产国际陷入了思想的悖论。到５月２４日，国民革命危机已经十分显著，共产国际还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破坏。罗易明确表示：“每当我们谈论国共关系的时候，人们总是惊恐不安，似乎国共关系有破裂的危险，这是没有必要的。现在不存在破裂问题。”他强调批评这种担心国共合作破裂的倾向，认为“如果人们总是为关系要破裂的思想所影响，就不可能毫无成见地讨论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他希望，中共加强同国民党的关系，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②这种对国共合作的乐观，对武汉政府革命性的过高估计，无一不影响其对形势的判断。

共产国际对汪精卫的信任几乎达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而且联共（布）也为了笼络和稳住汪精卫，不惜给予大量的物质支援。在他们看来，汪精卫不仅是武汉政府领导层的真正“左派”，甚至是“惟一”的能执行莫斯科政策的领袖人物。

罗易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席对汪精卫的印象极好，多次表达其对汪精卫的赞誉。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８日，罗易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报告中国形势，提出武汉和南京政府没有多大差别，都已“右倾”，但认为汪精卫是“中央委员会内惟一的左派”，而且“汪精卫之类的左派领导人将很难归顺蒋介石”。③在对待汪精卫这一点上，鲍罗廷与罗易难得一致，都认为汪精卫是武汉政府内的“左派”，是中共可以团结和依靠的对象。

鲍罗廷、罗易等人的观点影响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它们对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给予了很大希望。１９２７年６月以后，武汉政府不仅内外交困，①罗易：《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１９２７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７页。

②罗易：《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３５页。

③《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６页。

２５８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政治、经济、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分共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在这个危机时刻，联共（布）仍试图稳住武汉政府，拉拢汪精卫。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３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国问题，决定“再给武汉政府拨款２００万卢布”，并将讨论武汉政府的“１５００万元新贷款的请求”。联共（布）还亲自致电汪精卫。其电文为：鉴于近来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自己有革命义务向您通报如下：我们认为，国民党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以为反对农民或置身于农民运动之外可以推动革命，那是目光短浅的。恳请您运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国民党的整个命运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的命运，都取决于国民党的立场。我们认为，通过国民党民主化、更多地联系群众、停止领导层内的动摇是可以挽救事业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希望，借助于您的威望，国民党中央内的动摇是会减少的。我们建议从下面农民运动首领中找人来帮助工作。①联共（布）的意图非常明显，希望以金钱支持来获取武汉政府的好感。同时，又指望汪精卫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并支持莫斯科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改组国民党等一系列政策。它表达了一个明确的立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以及像汪精卫这样的领导人。

斯大林对物质支持武汉政府十分赞同。６月２４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提出“可从１０００万项目下汇出３００万至４００万”给武汉政府。此时的武汉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它主动向苏联请求１５００万的贷款，其条件是用于与蒋介石的斗争。在斯大林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１５００万”，武汉政府“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②可见，莫斯科想以金钱帮助武汉政府坚持革命，而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１１２号（特字第９０号）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４５—３４６页。

②《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２页。

２５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武汉政府也以“革命”为条件获取更多的贷款。双方已经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变相的“利用”关系。

６月２５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后，决定致电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阐述它对革命的看法和对武汉国民党的支持。其电文如下：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中国国民革命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我们坚信，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领导将保证取得进一步的政治成就和军事胜利。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２００万卢布。至于你们的新贷款请求，目前我们还不能给予满足，但不拒绝今后讨论你们这一请求。

请你们在近期内指望兑现我们的第一笔贷款。我们认为特别有必要利用所拨出的经费来组建若干由工农组成的并拥有革命军官的可靠的忠于革命的军队。请通报你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了组建忠实的军队，应该准备作出各种牺牲。我们方面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进一步的物质支援。我们确信，有支持土地革命的坚定方针，在同共产党合作的情况下，你们一定能够建立起这样一支坚强的军队和克服各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困难。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机构。①很明显，联共（布）希望以金钱援助来稳住武汉国民党，但其条件是武汉国民党要组建工农军队，并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土地革命。在这种革命危机的时刻，完全依靠物质支援来拉拢一个党和政府的做法，肯定不现实。

不过随着革命危机的日益加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感受到了武汉政府的动摇。６月２７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谈到了他的这一感受。他说道：“我担心，武汉会胆怯，屈从于南京。由于鲍罗廷问题（如果武汉想解除他的职务）而同武汉进行争论当然是不值得的。但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只要还有这种可能的话。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就是丧失某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丧失工人自由集会的可能，丧失共产党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１１３号（特字第９１号）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６４—３６５页。

２６０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公开存在的可能，丧失公开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３００万到５００万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①斯大林的这种担心是符合实际的。但他又高估了武汉政府，认为它是惟一的革命中心，害怕武汉政府的垮台将使革命的前途彻底丧失。斯大林对国共合作的坚定维持，却只有一个方法———不断追加金钱援助。这种单一的方法不要评价其是否有用，就是对武汉政府而言，也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它的困难。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公开倒向了蒋介石。这对武汉政府而言，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６月２８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致电鲍罗廷、加仑、陈独秀，指出面对冯玉祥的“背叛”，武汉政府不应“退却或者在道路选择上发生动摇”，应当“成为为中国另一种发展道路而斗争的中心，即真正的人民革命的中心”，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革命才能获得胜利”。②这种对武汉政府的期望，只能是联共（布）的一厢情愿，它根本无法了解武汉政府真正的困境。

总体而言，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一直试图维持武汉政府的国共合作，拉拢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并乐观地认为，只要武汉政府执行他们的革命政策，中国的大革命仍然将向前发展。从１９２７年５月，他们的一系列指示几乎都是一厢情愿地要以武汉政府为主体来完成土地革命等任务。然而，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经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其决议案虽然规定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５０亩、瘦田不超过１００亩的属于小地主。按照武汉政府的这种划分标准，湖南、湖北、江西等管辖省几乎没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不过，这样一个表面文章的决议也受到了武汉政府领导人汪精卫等人的反对，不得不搁置起来。可见，依靠武汉政府推行土地革命只能是纸上谈兵，根本没有可能。其他武装工农、改组国民党等政策也与土地革命一样，一味指望武汉政府，只能成为理论上的策略，无法贯彻执行。

①《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６５—３６６页。

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１１４号（特字第９２号）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６—３７７页。

２６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四、中共退出武汉政府１９２７年７月之前，即武汉政府实施分共之前，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一直不准中共退出国民政府，更不准退出国民党。在其思想指导下，中共始终没有宣布退出武汉政府，虽然退出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１９２７年７月之后，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坚持”，只能无奈地提出退出武汉政府，保存中共的实力，但仍坚持不退出国民党，试图拉住国民党左派，维持国共合作。与此同时，要求中共改组中央，重新确立领导机构。

实际上，革命危机刚出现不久，中共内部就已经有不少人提出退出国民党，以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和利于革命政策的执行。这种观点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１９２７年５月初，维经斯基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认为只有共产党待在国民党内，才能使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①。虽然罗易等人也看到了武汉国民党中央除“汪精卫和邓演达”之外已经“右倾”②，而且“武汉的内部矛盾看来比南京的更尖锐”③，但仍坚持不退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

到６月底，武汉政府在宁汉对峙中已经处于弱势。加上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及内部对联共政策的不满，武汉政府的政权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它已经开始以“反共”为旗号，来团结国民革命军将领和国民党中央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退让和共产国际的拉拢，对武汉政府而言，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更何况，汪精卫等人并不坚定地支持国共合作，在南京政府的分化瓦解下，开始向南京靠拢，其政策越来越与南京方面接近。进入７月之后，武汉方面关于镇压工农运动、分共的举措已经基本制定。共产国际、联共（布）已经认识到，武汉政府必然分共了，中共必须退出政府，否则革命力量将丧失。

①《维经斯基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２７年５月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７页。

②《罗易给某人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３页。

③《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０—３５１页。

２６２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７月７日，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写信，认为“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无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无论对于苏联来说，局势是极其严重的”。

他们提议，“很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并与联共（布）中央的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同讨论形势并纠正共产国际原来在中国执行的错误方针。①也就是说，形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共产国际原来的预期，必须召开会议，来改变以前的战略方针。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也紧张起来，７月８日，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会议无奈地表示，“尽管我们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国民政府实际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还放开了敌人的手脚。解除工人武装、讨伐农民、进攻武汉工人组织，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的公开表演”，“这样它们就转到工农的敌人的营垒里去了”。为此，它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至于如何退出武汉政府，联共（布）提出：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并要发表声明，说明国民政府对待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的上述态度是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同时要为共产党人参加武汉政府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如工农运动绝对自由、严厉惩办镇压工农组织的一切罪犯、支持土地革命、满足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武装工农，等等。退出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和在拥护它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人员进行坚决的斗争。声明中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必须要求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策，等等。

同时在会上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支持土地革命和支持工人要求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改组国民党领导的问题。②①《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１９２７年７月７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９６页。

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１１６号（特字第９４号）记录》（１９２７年７月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９８页。

２６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同时，会议要求中共必须召开而且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其目的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

从联共（布）的会议内容看，它认识到国民革命的严重危机，要求中共退出国民政府。但它强调的这种退出是不彻底的，中国共产党还被要求留在国民党内，仍试图去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机构。而且，中共退出政府是一种“示威性”行为，其真正的目的还是希望中共能留在政府内，只是留在政府的条件提高了，这些条件就是要求武汉政府执行莫斯科的革命政策。而武汉政府根本不可能答应这些条件，退出政府也就成了实质性的举措了。

７月８日，也就是在联共（布）紧急会议的当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传达了联共（布）的上述决议。斯大林也在当天写信给莫洛托夫，认为“只要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弃他们”，并提出“如果有可能，就应该做到：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最近的将来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联系起来”①。７月９日，斯大林再次写信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强调“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同时又无奈地表示，“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②可见，斯大林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退出政府和国民党有可能使中共的处境更加危险，也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容中共有更多的选择。与此同时，中共虽然目前不退出国民党，但将来的发展可能仍旧不得不退出。

此外，改组中共中央的问题也提上了议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看来，①《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１９２７年７月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９９—４００页。

②《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１９２７年７月９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５—４０６页。

２６４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中国革命之所以危机不断加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中央没有正确执行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他们对陈独秀尤其不满，认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是“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领导的中央基本上都在执行错误的政策，所以必须予以彻底改组。１９２７年６月５日，罗易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中就提出，陈独秀的领导有害于党，他是国民党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因此，向其建议将陈独秀“召到莫斯科去”①。７月１２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理党校，而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此后，陈独秀彻底退出党的最高领导岗位。

７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的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７月１５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结束。

从蒋介石四月政变之后，国民革命的危机真正开始凸显出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也开始对中国革命作出一系列指示，试图挽救中国革命。但它们所制定的策略过于理论化，偏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同时，又对武汉政府和汪精卫的期望过高，认为它们在莫斯科坚定的支援下将执行革命的策略。它们根本不了解武汉政府激烈的内部矛盾，这些内部矛盾使其难以坚定地推行某一种策略，因为武汉政府一方面标榜革命，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共的革命，这就使它陷入思想的困境。更何况武汉政府基本认同，莫斯科对他们的支援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将使其失去政治独立性，而走向莫斯科导引的道路，这是他们不愿意做的。此外，共产国际盲目乐观地认定汪精卫是坚定的“左派”，将帮助其推行中国革命的策略，却没有认清汪精卫只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事实。

很明显，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谓“左派”、“右派”对他而言，没有任何价值，他所考虑的是一个政权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可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只一味怪罪中共中央没有执行他们的指示，从而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却不知道它们根本就没有弄清楚中国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

①《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５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０２—３０３页。

２６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第三节武汉政府的“分共”随着国民革命危机的加剧，武汉政府不仅陷入财政、经济、军事、外交等困境，而且其思想也发生了混乱。宁汉对峙给武汉方面造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威势，尤其是南京政府针对武汉的反共给国民党施加了思想压力。就其本身而言，武汉政府虽然以革命政府自我标榜，但它反对和害怕中共的阶级革命，它所倡导的革命仍然只能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对于国共合作和工农政策，武汉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出现了态度上的变化，产生了思想上的犹疑。它质疑中共的工农运动和土地革命过于激进，认为其“过火”行为导致了国民革命军将领的不满，造成了武汉政府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由于其本身无法破解自身的困境，武汉政府逐渐把过错转嫁到中共方面，希望以“分共”来化解内部矛盾，并使其在宁汉对峙中不再被动。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一味要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对武汉政府的步步紧逼，采取了退让政策。中共的拉拢、退让没有使国共合作得以继续，武汉政府最终走向了“分共”，与南京方面取得一致。国共合作走到了尽头，宁汉走向合流，中共重新确立革命策略。

一、武汉政府限制工农运动武汉政府管辖区域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农运动自北伐战争以来，就发展得比较迅速。１９２７年３月，武汉政府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支持工农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工农运动继续发展。１９２７年４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了政变，公开限制和阻止工农运动。这种做法无疑与武汉政府出现了对峙。在宁汉对峙的初期阶段，武汉政府还是比较支持工农运动的。然而，到了５月之后，它开始认识到工农运动已经超出其承受范围，造成处于作战一线的国民革命军将领的不满，引起了内部的分歧和不稳。这种后果，武汉政府是难以接受的。它开始指责中共的领导不力，并出台政策限制工农运动。尤其到６月中旬以后，武汉政府已经暗自支持各地镇压工农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共除了妥协之外，没有拿出有效的对抗办法。武汉国２６６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民党与中共之间关于工农运动的博弈，国民党明显占据了上风。

从１９２７年４月底起，汪精卫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等场合中不断指责工农运动。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５日，陈公博在中央政治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就指责湖南省、江西省农会禁止谷米出口，造成武汉地区的粮食恐慌，愤慨指出“江西、湖南有米，但两省都禁止运米出口，不能来”①。此外，国民党还有不少人指责农会不支援北伐军粮，破坏北伐。武汉对工会同样弥漫着不满情绪。５月２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十七次会议上，孙科就埋怨工会阻止交通贸易的幼稚行为。他说道：“据报告，航行宜昌、重庆间的福川轮船到宜昌时，被工会扣留。从前有几十条船上下，现在只有一两条，他们还要扣留，弄得四川的货不能下来，湖北的货不能上去。不消外国人来封锁我们，自己先就封锁住了。”他提议：“应由中央函知总工会转令宜昌工会，不得扣留船舶有碍交通，就是有什么问题，也应报告中央，不得这样自由行动。”虽然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对此事作出解释，称工会这样做虽不免幼稚，但主要是对抗反动派的挑衅。汪精卫同意了孙科等人的看法，并命令“国民政府通令各级工会及人民团体，不得擅行扣留一切航行长江轮船。请国民政府秘书长马上拟稿，并由省总工会电知宜昌工会，要他们把所扣的船只放还”②。随着湖南等省工农运动的高涨，国民党纷纷指责其行动“过火”。５月２１日马日事变后，湖南工农运动遭到极大的破坏，许多革命群众被杀害。武汉政府没有严厉地处罚这种明显有悖于革命的行动，而是采取了默认态度，认为工农运动的“过火”才引起这场运动，其目的是试图维持湖南的政局。面对武汉政府对湖南工农运动的指责，共产国际认为毫无理由，指出“湖南农民运动是对所谓的武汉左派的真正考验”，提出工农运动的要求“没有超出国民党决议和宣言的范围”，而“国民党心甘情愿地作出让步，放弃在同蒋介石斗争时为显示自己左的政策而通过的决议”，并“掀起一阵关于‘过火行为’的喧哗”。③可见，对工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９０页。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０７—１１０９页。

③《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８１—２８２页。

２６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农运动，国民党中央不再持支持态度，认为工农运动应对武汉的经济等困难负重要责任。对于土地革命，国民党根本不愿意实施，因为它不是国民党所认同的革命策略。５月９日，罗易和多里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报告湖南湖北农民已经开始自行起来没收土地，但国民党反对进行土地分配和建立农村政权，革命无法向深入发展。①５月２８日，罗易向莫斯科报告武汉的情况，再次指出“国民党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军界人士公开敌视土地改革”②。马日事变更加速了国民党态度的转变，认为它如果继续支持土地革命，这种事变以后将无法避免。而且马日事变也使国民党找到了反对土地革命的借口。

６月２日，汪精卫在会议上明确宣称“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并“援引一些通常的借口反对实行土地政策”，再次“强烈反对过火行为”。③６月１６日，罗易致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报告了国民党对土地改革的“不作为”和对“过火”行为指责的无理。他指出：“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只是原则上作出了没收土地的决定，但把没收的具体时间作了无限期的推迟。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从来没有批准没收，并把解决整个问题的时间做了无限期的推迟”，“国民党在夏斗寅政变前就反对土地改革”，另外“关于过火行为的说法基本上是虚假的，是为宣传目的伪造出来的”。④无疑，国民党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中共革命政策的不满和抵抗，它不愿意走向中共所导向的“左倾”革命线路。

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逐步以条例和法令的形式来限制工农运动，使其束缚在可接受的范围，到后期更是干脆取缔了工农运动。１９２７年５月９日，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十九次会议。邓演达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决议案》、《佃农保护法①《罗易和多里奥给斯大林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９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３页。

②《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８０页。

③《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０１页。

④《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１８页。

２６８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决议案》等四个决议案，提请会议讨论。会议代表对《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争议最大。谭延等人认为，分配土地必然惹起极大的纠纷，更反对立即没收土地归农民所有。会议最后只通过了《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的否决已经表露了国民党中央真正对工农运动实施了限制，不希望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土地革命，以破坏国民党内薄弱的关系。５月１４日，又公布了《取缔擅行逮捕令》和《禁止擅行没收人民财产》两法案，制止工、农会自行逮捕土豪劣绅、没收财产等“过火”行为。５月１８日，通过了解决店员与店东间、工人与厂主间各种冲突的训令及办法，规定制止工人及店员的过度要求，禁止其干涉店厂的管理，并严禁工会、纠察队对店主、工厂主擅自逮捕或压迫。５月２０日，国民党中央又训令各级党部，要求只有剥削压迫农民行迹显著者、证据确凿者，才能交由法定机关依法惩办。①此后，武汉对工农运动的限制越来越严格，逐渐走向了取缔工农运动的道路。

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和它所颁布的法令条例足以说明，武汉政府与中共的工农政策有了很大的分歧，两者之间的思想矛盾已经明显出现。对中共而言，它试图执行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大力推行土地革命和工农运动，使革命向前发展，巩固和加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武汉国民党而言，它不赞同中共的阶级革命，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地主、国民革命军将领、士兵，甚至不反对其政权的大地主豪绅、大资产阶级，都是它的团结对象，因为它认同的革命是不分阶级的革命。而中共所实施的土地革命和工农运动破坏了其政权的稳定和军队的团结。这是国民党从本质上所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两者的思想差距或思想矛盾所在，也是其政策的分歧点。

面对武汉国民党和政府的上述举动，共产党只是认识到了国民党的“右倾”，却不知其举动背后的思想根源。共产国际也同样如此。由于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共产党采取了退让政策，以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

共产党也出台了一系列条例和训令，来约束工农运动，以缓解国民党方面的压力。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等决议案，阐述了工人停工、工人司法权①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７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７４页。

２６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态度问题。关于停工问题，《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要求“政治停工必须得总工会命令，总工会应极慎重，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商店停市，非得政府命令不得行之”等；关于司法权问题，要求“工会无政府命令不得拘捕非工人”，“对于工贼及违反革命纪律者，在未审判前及审判后，判定不到一星期拘留之罪，有拘留权，一星期以上之徒刑，即须交政府适当机关”。①《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则表明了中共的妥协倾向日益明显。此决议案指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将“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其纠纷的起因一方面是“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另一方面是“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关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中共提出了以下观点：“（一）城市中工运问题，应该迅速执行已决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决议案及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而解决。（二）乡村中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已没收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其曾愿捐助者不在此例）。（三）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１）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２）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②这两个决议案尤其是《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决议案，已经清楚表明了中共的态度：工农运动确实存在幼稚性，此后的工农运动必须在党的指导下、政府的允许下进行，禁止无组织无约束的“过火”行为；土地革命的纲领是正确的，但具体实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宣传，且有先建立乡村政权的前提条件。这种态度说明中共开始不自觉地把国民党的那套思想理论套用了过来，即农民的“过火”行为引起了政局的不稳和小资产阶级、小地主、革命军将领的反对，只有遏制这种行为，才能避免纠纷和矛盾的产生。

①《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５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②《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５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２７０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１９２７年６月６日，中共中央接着发布了《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的通告。

它命令各省省委，必须迅速纠正农民“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等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都在大地主政治影响之下，实行反对革命运动”。对于国民党指责的农会禁止粮食进出口、勒写捐款等问题，中共中央表示了同样的反对，认为其“足以使商业停滞，妨碍城市与乡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动，更可以使政府借阻止军米妨碍税收的口实，实行压迫农民运动，以后亦当绝对停止”。中共中央并告诫各级农民部，“须知农民运动已至极严重的时期，我们如果不能切实执行党的政策，以改正过去的错误，万难挽救目前的危机。换言之，即将使整个农民运动，受致命的打击，亦即使整个革命运动受极大的创伤”①。６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农运策略的说明》的通告，补充了以前的决议。它再次表明，必须先建立乡村政权才可以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土地革命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现在阶段主要特点是农民政权之争斗”②。可见，《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农运策略的说明》这两个通告，是中共在《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等决议案中观点的继续深化，更为直白地表示了中共中央纠正农民“过火”行为、延期土地革命的决心，以期与国民党取得一致。

但是，共产党的退让和对国民党政策的配合，并没有挽回国民党对工农运动的不满和彻底取缔。到了６月底，武汉政府已经公开支持各地镇压工农运动的行为，而且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共，认为是中共的领导不力和放任才导致了工农运动的“过火”。此时，武汉政府已经把工农运动的“过火”作为分共的一个最重要借口，把其矛头直接指向中共，转移国民党和政府内部的矛盾冲突。

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和激进举动较为严重地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武汉国民党中央确实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很难完全掌控。这是国民党所不能容忍的。不可否认，工农①《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１９２７年６月６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②《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４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２７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运动确实存在一些“过火”行为，其中部分责任确实源于中共的领导不力和指导不当。１９２７年５月发生的汉阳“两周案”是工人运动“过火”的典型事件。

实际处于中共领导下的汉阳县党部把爱国民族资本家周仲煊、周文轩逮捕并查封了他们的企业。武汉国民党调查此案后，才释放了他们。这一事件使武汉国民党对工人运动“过火”有了真切的认识，其不满情绪日益显著。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命全局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激起了两湖地区的反共叛乱，无疑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①这种实实在在存在的事实使中共难以推卸责任，除了向国民党分辩之外，不得不作出一些政策的调整，来规范工农运动，使其限定在武汉政府能够允许的范围。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认识到，国民党只是把工农运动作为分共的借口，即使共产党出台了法令和政策，国民党也不可能同意工农运动的继续开展。因为此时的武汉政府已经到了分共的最后关头，而且也没有其他可以摆脱困境的策略，只有以此为突破口来稳定政局和获取国民革命军将领以及国民党内大量反共者的支持。

二、武汉政府的蜕化如果说工农运动的“过火”是武汉政府分共的借口，那么对国共合作在思想上的质疑，更加快了它蜕变的速度。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看法有一个发展过程。１９２７年３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其对国共合作政策认可的高峰，宁汉对峙早期开始动摇，到１９２７年６月质疑之声越来越多，直至７月１５日“分共会议”完全彻底地对此予以否定。这种思想历程与武汉政府的危机趋势相一致，即国民革命危机越来越加重，它对国共合作政策就越来越不满，直到政府完全支撑不下去，分共政策彻底落实。

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汪精卫从国外归来，途经上海，参加了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一起召开的会议。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纷纷指责武汉政府由鲍罗廷、中共把持，丧失了政治独立性，建议反共。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顶住了压力，予以了辩驳。会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之主张，暂时容忍”，决定暂缓反共。“出于和平解决之途”，汪精卫提出，４月１５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①梁尚贤：《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２７２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之前，可由他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①。

不难看出，汪精卫此时并没有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共势力联合，而是尽力维护孙中山的容共政策。１９２７年４月初，汪精卫在上海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即著名的《汪陈联合宣言》，表明两党合作的诚意。这份宣言对武汉国民党、共产党而言，得失都有。但也说明此时的武汉政府和汪精卫还没有从思想上认可分共政策。

蒋介石在反共道路上先行一步，４月１２日，发动了政变，首先举起了反共的旗帜。虽然蒋介石以反共为手段，拉拢了一帮自认为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人，但武汉政府最为不满的还是蒋介石分裂国民党中央的行为，对其反共的举动认为只是其“反革命”行为的一部分。但是，宁汉对峙的出现，逐渐改变了武汉方面对反共的看法。蒋介石方面以反共清党相号召，以其军事实力为基础，各派势力逐渐向其靠拢，宁方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武汉政府则由于帝国主义干涉、宁方的经济封锁、内部本身的矛盾等日益陷入危局。此外，南京方面的分化瓦解政策也逐渐收到成效，宋子文、谭延、孙科等人开始动摇，纷纷表示对国共合作政策的质疑，向南京方面接近。而汪精卫作为共产国际和中共所高度认可的“左派”人物，开始在联共与反共之间犹疑不定。他既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其掌控下的南京政权，也害怕、担心中共的革命锋芒，导致他陷在左右派的夹攻之中无所适从。②不过，随着革命危机的加重，他苦于找不到解决方法，慢慢走向了分共之途。

５月１２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陈独秀通报了与汪精卫关于国共合作的谈话情况。汪精卫向陈提出以下四点：（１）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占领日本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

（２）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

①《国民党领袖会议党务案要点》（１９２７年４月７日），清党运动急进会编：《清党运动》，清党运动急进会，１９２７年，第３３—３４页。

②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７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７３页。

２７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３）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着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

（４）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①汪精卫还说，他收到了江西几位将军发来的电报，他们在电报中表示反对蒋介石，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人。他以国民政府名义给他们发了复电，表示支持他们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但汪精卫只字未提国民党左派对电报后一部分内容的态度。

汪精卫最后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谁领导群众？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人走？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如果国民革命因此遭到失败，那对人民群众来说更糟糕。”②从汪精卫的谈话内容，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汪精卫已经有了分共的思想。他对中共不听国民党指挥、擅自行动的指责，对苏联唆使中国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不满，以及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质疑，等等，都是其分共思想的反映。这就表明，随着宁汉对峙以来革命危机的加重，汪精卫再也不能以“左派”领导人物的面目出现，他已经开始被南京方面的反共政策和唐生智等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分共主张所影响和左右了。

在这次联席会议上，针对汪精卫的指责，鲍罗廷认为，“惟一的出路是向小资产阶级作出让步”。陈独秀同意鲍罗廷的观点，维持国共合作。但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反对继续向汪精卫等所谓“小资产阶级”妥协。蔡和森警告说，“如果我们增加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就会丧失更多”，认为“让步还是必要的，但不能只从我们方面，国民政府在国家政策上，例如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２—１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８页。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２—１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９页。

２７４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在减轻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的税负方面也应作出让步”。①由于鲍罗廷、陈独秀的坚持，中共中央只能按照妥协立场来执行国共关系的政策。

５月２１日，继夏斗寅事变之后，长沙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公开反共、反工农运动。主导事变的许克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

由于对工农运动已经不满，加上对中共革命政策的质疑，对这一事变，武汉国民党人多采取旁观的态度甚至是同情的态度。在武汉国民党看来，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行动“过火”才导致了这一事变的发生，指责中共没有及早纠正这种蔓延的“过火”行为。国共之间的分歧、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使这一事变始终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最后由唐生智出面，象征性地惩罚了许克祥而已，反倒是湖南党部和民众团体的活动被迫停止。中共对国民党的退让并没有使自己摆脱责任和负担。而国民党在思想与行动上的结合，使其对国共合作的前途不抱希望。各地的反共活动开始由地下转为地上，公开进行了。这与国民党的变相支持密不可分。

形势的发展和武汉政府内部尖锐的矛盾，已经不是中共妥协所能解决的。武汉政府越来越把矛头指向中共的革命政策，提出了对国共合作的质疑。这种思想认识已经非常明晰地转达给了中共。６月以后，国民党不断要求中共以放弃政治独立性为条件，来维持国共合作，从而迫使中共自动解除合作关系。６月１６日，罗易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报告了国民党要求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为：“（１）共产党放弃扮演劳动群众政治领导者的角色。

（２）共产党帮助确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监督。（３）不进行土地改革。（４）同大资产阶级妥协。”②国民党提出的条件，无疑要求中共完全变成一个附属于国民党的政党。

放弃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不进行土地革命，这实际上是国民党不满中共操控工农运动和开展土地革命的表达，也是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表现。但是，对资产阶级妥协的这一条件，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法认同的，因为这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２—１３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②《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１８—３１９页。

２７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疑使它丧失了一个政党的基本属性。这些条件的提出，已经向中共传达了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信号。然而，鲍罗廷仍然表示必须对这些要求作出让步，否则同国民党的决裂不可避免。在共产国际看来，国共合作是国民革命的前提，所以必须尽量拉拢武汉政府。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的指导下，对国共合作的认识始终无法超越这个羁绊。

徐州会议之后，武汉政府东征胜利的可能性不大，其困境也无法摆脱。

汪精卫公开表示：“将共产党人开除出党将意味着国民党的政治死亡，但他不能阻止这样做。”①可见，分共的局面已经无法扭转。６月２７日，罗易与汪精卫进行了谈话，专门讨论了徐州会议之后的革命形势与国共合作等问题。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两人的谈话颇能反映各自的立场。其要点为：汪精卫：局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已达成全面协议。我刚刚收到冯玉祥一份电报，他最近一份电报是经南京发来的。有理由认为，这是伪造的。今天的电报是直接从开封发来的（他念电报）。电报中说：“共产党应对湖南湖北的一切不幸负责。共产党阴谋消灭国民党。因此，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应当把国民革命的一切敌人赶出国民党，如有必要，应予惩罚。

立即联合进攻北京是国民革命最重要的任务。”罗易：这份电报讨论了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怎么看？

汪精卫：暂时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正式讨论。但已有许多领导同志看过了。

我们面前有两条：（１）为了同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共产党与国民党密切合作。这可能激起反动派的立即武装叛乱。

（２）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国民党左派将维护出版、言论自由和共产党合法存在的自由。如果采取这样的步骤，那么，反动派就没有组织武装叛乱的直接借口。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流过。他们赞成第二①《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０—３５１页。

２７６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条道路，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赞成第一条道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同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紧急经湖南去广东。

陈独秀和谭平山主张退出国民党，为左派创造有利条件……罗易：情况很清楚。只有两条路。要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开始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么向反革命投降。但是，没有理由赞成第二条路。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应当空前地团结起来，应当充分地相互信任，应当赞同共同的革命纲领，并为消灭反对势力而斗争。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①上述谈话内容表明，汪精卫已经公开向共产国际和中共表示，武汉国民党的大多数人赞成分共，他个人的力量不得不服从大多数。而且冯玉祥等人对武汉国民党的反共游说，尤其是关于中共对湖南、湖北局势负责的观点实深得他们的赞同。对武汉而言，前面有两条路，其中一条是与右派作斗争，另一条是分共。他们根本不愿意选择第一条路，认为将引起反动派的武装叛乱，其代价太大，武汉政府将无法生存；而第二条路则代价小得多，只是少了中共这个盟友而已，但它消除了武装叛乱的借口，而且政权得以继续维持。

实际上，国民党到了这个时候，进行分共的思想已经达到了基本一致。

汪精卫所谓维持国共合作的言论只是表面的，暂时还不想把国共关系搞僵而已，但他本质上同样赞成分共，因为他找不到其他可以挽救政府危机的办法。

三、“七一五”分共会议７月以后，国民党不仅找到了分共的借口，也有了分共的思想基础。对其而言，分共的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具备，只等决议的具体落实而已。

早在６月下旬，汪精卫已经找谭平山谈话，要求他与苏兆征立即辞去国民政府的部长职务。６月３０日，谭平山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没有能够领导农民运动于正轨，只有引咎辞职。７月初，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虽然已经认识①《罗易同汪精卫的谈话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６７—３６９页。

２７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到革命危机严重，武汉国民党有分共的极大可能性，但只要求中共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其意图是希望在最后关头拉住国民党，使其不立即分共。甚至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反对退出国民政府，指出：“目前宣布武汉政府为反革命政府或在转向工农的敌人一边，这除了不符合实际外，也是极其有害的。同样，目前在中国开展反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运动，也是很不合时宜的。这样做只会促使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决裂，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完全孤立。”①实际上，对共产国际和中共而言，退出国民政府确实也是被迫之举。７月１２日，按照其指示，中共中央实施了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５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到莫斯科汇报工作。７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宣言指责了武汉国民党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土地革命的一系列行为，指出武汉正准备分共，走向“反革命”。中共认为，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且“抛弃劳动民众”。基于这种情况，中共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国共合作政策，愿意继续与国民党的革命分子进行革命工作。②这份宣言虽然向国民党表明了态度，不乏“示威”效果，但对马上决定分共的国民党来说，已经不具有任何警戒作用。

武汉国民党对分共已经有了共同的认识基础，这是其分共的重要前提。

到７月之后，国民党普遍要求分共。汪精卫也不再掩饰，公开表态主张分共。

７月１２日，汪精卫发表了《主义与政策》一文，阐述了他对分共的看法。虽然他承认，“所谓联俄容共农工等政策，即是根据三民主义而发生的”，但也指出在容共政策下，“如果对于共产党员，见着就捉，捉着就杀，固然是与总理容共政策大相刺谬。如果要将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①《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信》（１９２７年７月９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３页。

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３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０３—２０７页。

２７８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理所不许”。①可见，汪精卫虽然不赞同蒋介石那样的武力分共，但也承认国民党不能容忍被中共同化，认为这也是孙中山所赞同的。

７月１５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了二届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在会议上，汪精卫报告了从罗易处读到的共产国际电报内容（即五月紧急指示），认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他指出：“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据此，他提出：有两件事要做：（一）罗易同志已经回国，鲍罗廷同志也要走了，本党应该派很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说明总理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这其间应订出种种关系，不要暧昧行事。（二）对于本党内的Ｃ．Ｐ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例如土地问题，本党是要由上级没收，第三国际是要由下级没收，Ｃ．Ｐ同志究竟是照哪一边的政策去造？照这样下去，一天到晚只是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最高机关与最高机关冲突，如何能不求一个处置的方法。②汪精卫的发言已经表示，他要放弃联俄、联共政策。他不仅指责苏俄违背联俄政策的本意，更不满中共在国共之间造成主义与政策的冲突，引起国民党内的纠纷。

孙科、顾孟余等人强烈支持汪精卫的观点，认为必须抛弃中共的共产主义，走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道路，而且不能再容忍中共破坏国民党，对中共必须加以适当的制裁。彭泽民、于右任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本党中共产分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更不乏人，如果不分好歹，一概拒绝，未免有些失当”。但反①《主义与政策》（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２日），《汪精卫全集》，第１册，三民公司，１９２９年，第２２—２４页。

②转引自张静如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北伐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第８２１—８２２页。

２７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对的声音毕竟太小，要求分共的声音占据了主导。会议决定由陈公博起草保护农工及保护共产党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７月１６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同时发出了这两个训令。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指出，国民党分共的目的，是“厉行党的专政，提高党的权威”，使“中国国民革命得以早日完成，三民主义之国家得以早日实现”，分共“完全根据于革命利益，执行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明令“有对于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之身体自由，或诬指他人为共产分子，意图倾陷者，务即依法严办”。①可见，虽然武汉国民党宣布保护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体自由，但其主要目的仍然是分共，只是手段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

“七一五”分共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分共的具体落实。国共合作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解除。武汉国民党从蒋介石政变以来，对联共政策的质疑，彻底走向了否定。它不自觉地与蒋介石的言行归于一致。

７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指责武汉国民党和政府公开支持各地反共和镇压工农运动的活动，表明它已经“完全反动”、“武汉不再为革命中心而为反革命中心”，中共必须“攻击其反动行为，披露其虚伪，不可再拥护其罪恶”。②武汉国民党针锋相对，于７月２５日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要求中共放弃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否则将执行相当的纪律。同日，汪精卫发表了《夹攻中之奋斗》一文，把反共的责任推给中共。他指出：“几个月来，我们和反革命者奋斗，以帝国主义者之经济的封锁，军阀之武力的压迫，以及反革命者之抵瑕乘隙无所不至，当然使我们遇着了无数的困难，与无数的障碍……共产党同志，觉得不能和我们分担这些失望与怨恨事，于是做一篇时局宣言，将所有失望与怨恨，一齐推在我们身上，而他们自己走了开去，落个干净。我们此时，可怎么样呢？只有不容分办的，单独担负起来。”③７月３１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敬告江西民众》的通告，对“分共”进行了说①《国民政府秘书处关于颁发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等训令函件》（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６日），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２８—４２９页。

②《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４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２３—２２５页。

③《夹攻中之奋斗》（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５日），《汪精卫全集》，第１册，三民公司，１９２９年，第２５页。

２８０第六章国民革命的顿挫明。他认为，中共加入国民党，是“密布阴谋，要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使“总理之容共政策，已被共产党员破坏无余”，所以，国民党只有“毅然决然，主张与共产党分离”。①从汪精卫的这两篇文章不难看出，虽然武汉国民党决定分共，但还是尽量把责任推给中共，以免除舆论和社会的压力。实际上，这种把破坏国民革命和国民党的责任推给中共，并当作分共的借口，已经不新鲜，是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早已使用过的，武汉方面只是采取了更为委婉的表达方式而已。

８月１日，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国共合作彻底决裂，持续３年多的国民革命被迫停顿。武汉政府的分共为其与南京政府的合流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则由于革命的重大创伤，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调整革命策略，走向了土地革命道路。

①《敬告江西民众》（１９２７年７月３１日），《汪精卫全集》，第１册，三民公司，１９２９年，第３０页。

２８１第七章二次北伐第一节国民党的派系政争与整顿一、宁汉沪分立到合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原期直捣幽燕，不意中原未定，先陷入了政治上的空前危机。当国民党宁汉分裂，武汉政权已揭起“二次北伐”旗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但也要挥别“第一次北伐中的蒋介石军事独裁”。①汉方的“二次北伐”，止于黄河南岸，未久政权本身即濒临垮塌。宁府方面亦因政潮汹涌，北伐难以为继。直到１９２８年年初，经过曲折的统合过程，国民党始重启中断多时的北伐。该年３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语及，“我党为扑灭最后之军阀计，业已决定断行第二次之北伐”②，便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往后，世人有谈“二次北伐”者，大多是指１９２８年春以降的诸场战役。③“二次北伐”大异于初期北伐，动员兵力之众，战线绵延之广，并非自粤出①《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别党部为第二次出师北伐党务宣传大纲》，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６日，铅印件，《五部档案》，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以下简称“党史馆”），典藏号：部１２９６６。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１８辑，台北，１９５３—１９８９年，第２４—２５页。

③但对先后参加武汉、南京政府“二次北伐”的第四军而言，１９２８年的战役乃是“第三次”北伐。参见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编纂：《第四军纪实》，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９１—２５９页；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郑义翻译及校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４页。

２８２第七章二次北伐发之时所能比拟。政治氛围方面，亦有更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在共产党人口中，这场他们已不再参加的北伐，仅为“国民党新军阀”和“北洋旧军阀”间的一场内战。①惟就国民党人立场，此战役得以发动，乃是历经波折，重建领导中枢而来。

在“二次北伐”以前，国民革命军作为国民党的党军，曾得同时面对三个中央党部（南京、武汉、上海）、两个国民政府（南京、武汉）的互争正统。如何解决党争，整合政权，对国民党的未来至关重要。溯自国民党有“西山会议”发生，致有粤沪的对立。其后北伐军由粤出发，底定长江以南，左派分子主导武汉政府，反共党人另建南京政府，遂有宁汉分裂的浮现。容共、反共之争，是前揭国民党同室阋墙的重要根源，但非惟一的病因。②西山会议派，亦即沪方，反共最早，由无军队实力凭借的国民党元老组成。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爆发后，沪方对蒋介石的限制共党举措，已不无期待。及至１９２７年４月清党进行，南京政府成立，宁沪复合之议起。热心党人的磋商，络绎不绝于途。但双方的合作非无波澜，４月１２日清党之刻，沪方中央党部即遭上海卫戍司令部查封。直到６月６日，宁方始由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正式宣布，不再容许“打倒西山会议派”一类口号，次日并允恢复西山会议派诸人的党籍。③正当宁沪合作趋于紧锣密鼓之时，宁汉合作的倡议也开始出现。北方军人冯玉祥面对长江以南的宁汉党争，向以协调人自诩，可为一例。惟自宁汉分裂以来，两府实有势不两立之状，波折尤多。宁方扼长江咽喉，封锁两湖经济命脉，已非一日。而汉方在７月“分共”后，仍欲东征，否则“无自存之法”。④宁汉以兵戎相见在即，自然无暇顾及北伐。汉方让河南地盘予冯玉祥，宁方也有“北方事暂交冯（玉祥）、阎（锡山）”的想法。⑤宁方既转移注意①瞿秋白：《民众的革命战争反对所谓北伐！》，《布尔塞维克》，１９２７年第１期，第８—１０页。

②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１９６６年，第７５６—７５７页。黄金麟的研究则强调，“反共”的面向，“不足以表征清党的所有面貌”。参见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台北，《新史学》，第１１卷第１期，２０００年，第９９—１４７页。

③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１９６６年，第７５７—７５９页。

④陈公博著，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８页。

⑤《李宗仁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７年６月３日），《革命文献———第一期作战方略》，《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３９。引文出自蒋的批示语。

２８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力至长江上游，乃将精锐部队从徐州南撤。北洋军张宗昌、孙传芳部以南军防线空虚，大举反扑，夺回长江以北各要点。值此时刻，汉方东征军持续东下，使宁方陷入了两面受敌。宁方面临困局，且闻见汉方“分共”的消息，内部意见遂产生分化，亦即“军人主张缓和，文人主张待时”。①所谓军人主缓和，意指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为南京政权的军事柱石，李、白主张对汉方合作，何亦无意与汉方作战。这种情势，开启了宁汉合作的道路。

汉方东征军以唐生智、张发奎部为主力。８月１日，张部发生共产党人的兵变（南昌暴动），实力大受损折，退出东征战斗序列。不过，唐部依旧秣马厉兵，继续东进，唐本人且有一举取代东南军事力量的野心。②３日，汉方领袖汪精卫通电各方，重申反共决心，语多悔恨，但坚持讨伐蒋介石之意。宁方将领李宗仁虽拒绝汉方“一致倒蒋”的提议③，仍于８日领衔通电庆贺武汉分共，欢迎汪精卫来南京。汪于１０日复电，表示防制共产党过迟，深感内疚，同时强调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一切问题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予以解决。在宁汉双方函电往来之际，汪亦与沪方接触。不过，汪坚持，只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整个机关。④要言之，坚持汉方的正统，乃汪精卫不稍退让的议题。

宁方诸将与汉方的接洽合作，并未奉总司令蒋介石的节制。面对宁汉分裂僵局，蒋曾有意“以主力西顾（武汉），以一部北守”，遭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否定。⑤７月下旬孙传芳、张宗昌军南下反攻，革命军失守徐州，津浦线溃败接连。蒋命左翼总指挥王天培督率各部反攻，８月３日仍归失败。蒋愤慨返回南京，１０日即将王扣押（后处决）。值此新败，蒋的政治处境极端不利，逐渐萌生辞意。１２日，蒋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议，会前与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预商，何、李均主张立即与武汉遣使议和。蒋表示一切以中央执监委员会之主张为依归，李、白颇不以为然。蒋迫于情势，决定辞①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１册，台北，２００６年，第６５５页。

②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９２—９３页。

③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册，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８页。

④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１９６６年，第７６２页。

⑤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北，１９９４年，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２８４第七章二次北伐职，同日晚乘车离京。①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斥李、白等为“新督军团”，继蒋而去。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亦宣布引退，离宁赴沪。②这一事件，不独埋下蒋与李、白、何等人的心结，也使南京政府呈现瓦解之势。

蒋介石辞职离南京后，南京诸将即电请汉方要人来宁，但要求汉方东征军停止前进。汪精卫闻讯，初持慎重态度。７月１７日，得到“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事实上已不存在”的情报后，始决计前往南京，并以武汉政府名义发布“迁宁宣言”。③国民党的宁汉分裂，暂以汉方的胜利告终。④８月２２日，汪精卫偕同唐生智、孙科、谭延等多人，与宁方之李宗仁等会议于九江。汪仍告以一切问题须待至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最后双方协议：（一）由孙科、谭延等先赴南京视察情势后，汪等再作东移之计；（二）汉方东征军暂时停止前进。⑤近于同时，孙传芳以为南军内变，加紧渡江反攻计划。１５日起，孙军进至宝应、滁州一线，旋由各口渡江袭击，连续攻占栖霞、龙潭等要点，江南大受震动。２５日，李宗仁陪同孙科、谭延等人乘决川军舰返宁，江面上遇偷渡的北军，险象丛生。⑥同日，白崇禧在上海筹措军饷，事毕折返途中，也惊闻孙传芳部队破坏前方铁路的消息。白以情势紧急，立即在无锡车站取用车站电话，指挥沪杭一带军队参与作战。就在南京军事领袖猝不及防的空气中，“龙潭战役”的序幕揭开了。

龙潭位于南京、镇江之间，东可威胁镇江、上海，西可进攻南京。且南依①在蒋介石日记公布以后，蒋氏下野前后的动态，已显得格外清晰。相关研究例见金以林：《蒋介石三次下野比较研究》，收入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台北，２０１３年；另见《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２日）。

②张朋园等访问：《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北，１９８７年，第１７４页。

③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组编辑：《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七至十二月份》，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４２４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２９—１３３０页。

④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页。

⑤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１９６６年，第７６５—７６６页。

⑥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６９—３７０页。

２８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山地，北临长江，可控制宁沪间铁路、公路交通及长江水运，军事价值极大。

加以长江北岸有多数支流，便于渡河，渡河后即可截断宁沪间交通，进而威胁南京。有见及此，孙传芳倾巢动员５万余人，选定龙潭为主攻地点，并成功做到奇袭作战的初步目标。①南京方面，自总司令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采集体领导制，由常委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共同主持。何、白、李三人又分率第一、第二、第三路军，扼要防守长江南岸。惟值此党潮纷乱之际，内部不无浮动之情。孙传芳军能够安然渡过长江天堑，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的态度不明，即被认为是重要因素。②时至２８日深夜，孙军便衣队出现在南京城郊的尧化门外，风声鹤唳。而南京城内一片混乱，人心惶惶，国民政府更是显得风雨飘摇。③面对北军凌厉的攻势，何应钦所率的黄埔系军队，李宗仁、白崇禧所率的桂系军队，总算能团结一致，奋战不懈。双方反复冲杀，形成拉锯，战况至为激烈。又在白崇禧三令五申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终于稳定态度，派遣军舰巡弋长江。此一战况发展，对孙军诚属致命性的打击。３０日傍晚，革命军克复龙潭，隔日晨再击退孙军的逆袭；孙军除少数逃脱外，其余悉数被俘缴械。④战役的惨烈程度，在中国内战史上，并非多见。⑤国民革命军伤亡达９千余人，可谓惨重；而孙传芳军经此一役，更是损耗殆尽，渡江部队除逃窜、伤亡、溺毙者外，被俘官兵３千余人，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数十人，被掳获枪支４千余支。留下的是战地一片狼藉，骸骨盈野，据称“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⑥。

孙传芳南渡军队溃灭后，南京转危为安。此役对国民党人的警惕作用，至为重大，从而加速了宁汉沪三方的合作。时原属汉方的谭延、孙科，已在①张世瑛：《龙潭战役的评价与反思》，《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５月，第１６３页。

②张世瑛：《龙潭战役的评价与反思》，《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５月，第１６２页。

③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７５页；张世瑛：《龙潭战役的评价与反思》，《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５月，第１５８页。

④张世瑛：《龙潭战役的评价与反思》，《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５月，第１６０页。

⑤刘安祺谓，龙潭战役是其“平生经历过的最大、最激烈的场面”。见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１９９１年，第２６—２７页。

⑥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访问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台北，１９８４年，第７１页。

２８６第七章二次北伐南京，与李宗仁等交换意见。李以为，欲在宁开四中全会及组织政府，须邀请宁方已离职赴沪的吴稚晖、胡汉民、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返回参加，方足以符宁汉合作之旨。谭、孙完全同意。９月４日，汪精卫由九江抵宁，也同意李宗仁等人的主张。经反复磋商后，１１日，宁汉沪三方要人在上海召开谈话会，当日决定，由三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暂作党的最高权力中枢。１６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①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代替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先后进行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央党部的改组。国民政府委员计４７人，以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为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计６６人，设主席团，以白崇禧、何应钦等１４人担任。中央党部方面，中央特别委员会仍设常务委员，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担任。其下设秘书长，以及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民、青年、妇女、海外八部，各部采委员制。经此改组，国民党暂时结束了１９２５年１２月以来的分裂局面，意义可谓重大。②不幸的是，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虽由宁汉沪三方协商组成，为过渡时期的党中央领导机构，惟以在党章中并无依据，难免引起争议。具声望的领袖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均不愿参加，特别委员会的权力运用遂致困难重重。③而列名委员的唐生智，依旧陈兵安庆、芜湖，仍有引兵东下的态势。国民党的权力整合，尚有许多挑战。

公开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最烈者，厥为汪精卫。汪向来坚持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党部的正统，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党是。从此途径，汪亦得以顺势接掌国民党党权。８月蒋介石的下野，南京政府的“停止办公”，似乎显示汪的意志实现在即。但汪始料不及的是，在宁汉沪三方展开具体磋商后，自己备受党内同志的指责。盖国民党内多人不承认３月武汉三中全会的合法性，谓无继续召开四中全会之理。而且，西山会议派诸人多非二届中央执监委，倘若径直召开四中全会，不无被摒弃于会外的疑虑。基于前述理由，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４１—８４３页。

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４３—８４４页。

③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４７页。

２８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党人遂有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妥协方案，再由中央特别委员会筹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的意图几乎完全落空。①汪精卫在１２日谈话会结束后，不复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的议事，改召汉方诸要人秘密商谈。秘密会议参加者，有谭延、孙科、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等。谭、孙力陈组织特别委员会的必要，立场已和宁沪两方趋近。陈、顾则坚持不可，陈谓特别委员会不独在党章上毫无根据，且倘若下野中的蒋介石以此号召反对，新的领导中枢亦将塌台。会议结果，不欢而散。②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不愿承认特别委员会，但“反对又反对不来”，乃决定“置身事外”。９月１３日，三人发表引退通电后③，汪立即赴九江，顾走武汉，陈往广州。盖汪派有意引唐生智为外援，并争取广东李济深当局的合作。

李济深无意支持汪派的主张④，惟唐生智正欲借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的理由，以武汉政治分会为机关，拥兵与南京分庭抗礼。一时之间，国民党内部又形剑拔弩张。

但汪精卫再度始料不及的是，唐生智树敌之多，早落得众怒所归的境地。⑤溯自唐于７月下旬自武汉率师东征，野心颇令人侧目。龙潭战役期间，唐部更趁势囊括了皖南地带，９月中旬又推进安庆、芜湖一线，与南京所属军队成对峙状态。另一方面，李宗仁等在商洽宁汉合作的同时，一再设法制止唐部继续东进，以未获肯定结果，遂于８月中旬开始酝酿讨唐。这时与唐为敌者，不仅是李宗仁，尚且包含原属汉方的孙科、谭延、程潜、朱培德等人。

特别是，谭、程两人与唐同样出身湘省，对唐这位后辈，已是夙怀积怨有年。⑥１０月２０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治①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４—４６页。

②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１９６６年，第７７２—７７８页；陈公博著，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１９７９年，第１４４页。

③电文见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册，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９页；陈公博著，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１９７９年，第１４４页。

④陈公博著，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１９７９年，第１６０页。

⑤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册，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８页。

⑥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６页。

２８８第七章二次北伐罪；罪状包括，与孙传芳相勾结，意图倾覆革命军阵营。①南京旋派出西征军队，以程潜任总指挥，下辖程潜江左军、李宗仁江右军，溯江西上，向武汉进攻。唐则通电指斥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违法机关，积极备战。惟战事甫经打响，各地方军人群起响应南京，冯玉祥亦通电指唐为“党贼”。唐生智陷入四面受敌的厄境。②于是，南京西征军兵锋之所至，有若摧枯拉朽，１１月７日即以海军部队进占武穴，使武汉门户洞开。未几，地面部队切断了武汉、长沙间的铁路，双方胜负已定。唐生智眼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于１２日宣告下野。１４日，西征军开入武汉。武汉政权的残存机构，混乱中毁尽无余，包括昔日自粤出发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③唐生智倒台后，麾下各军犹欲负隅顽抗，故而西征军持续部署入湘行动。

西征军实以李宗仁所部战力最强，经此一役，桂系的势力又形大涨。李宗仁、白崇禧等主持军事，与广东的李济深互通声气，俨然已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栋梁。政府中人谭延、李烈钧等，甚至被人目为“无异（桂系之）帮办”。至于何应钦、贺耀组等部，则不得不对桂系“虚与周旋”。④然而，桂系所支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地位始终未得巩固。例如江苏、浙江省党部均认其非法，南京?区党员亦多不承认它的领导地位。⑤即在列强诸国眼中，更是无意与这一过渡性的政权打交道。⑥１１月２０日，南京特别?党部召集党员大会，拥护中央特别委员会者指反对者为共产党徒，反对者则谓赞成者是西山会议派，造成纠纷。风波停息不久，２２日又有流血事件发生。爰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场中充斥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标语。会后游行，群众与军警出现冲突，酿成３死７０轻重①《国民革命军中央直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讨伐唐生智宣传大纲》，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９日，党史馆藏：一般４７０／３．５。

②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１９６６年，第７７８—７８２页。

③《军委会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朱霁青致四中全会函》，１９２８年２月３日，南京，毛笔原件，党史馆藏：会议２．３／６２．２１。

④《吴淞张云卿云密文电》（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案（下）》，《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国史馆”藏，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

⑤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１９６６年，第７８２页。

⑥ＤｉａｎａＬａｒｙ著，陈仲丹译：《中国政坛上的桂系》（犚犲犵犻狅狀犪狀犱犖犪狋犻狅狀：狋犺犲犓狑犪狀犵狊犻犆犾犻狇狌犲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狊，１９２５１９３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２页。

２８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伤的惨剧，是称“一一·二二血案”。①西山会议派遭指为血案的“主使”，特别委员会的权威更形摇摇欲坠。处此情势，汪精卫虽面临唐生智的失败，仍欲借张发奎部队作后盾，继续反对南京的局面。

汪精卫反对基础不稳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无法得到党人的同情。１１月初，汪赴广州，号召在粤举行二届四中全会，有意与南京分庭抗礼，即未获支持。是时，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主要分居南京、上海、广州三处。谭延、蔡元培、孙科、李烈钧等在南京主持中枢。胡汉民、吴稚晖等留上海，对宁、粤均不以为然。至于蒋介石，在下野之初，与桂系军人、汪精卫的结怨尚难消释，对南京中枢则抱不屑态度。②９月中旬，蒋决定出洋考察，暂离核心。实际成行之地是日本，于２８日自上海乘轮船出发。③总此而言，国民党的党潮连连，团结精神荡然无存，外界观感颇为不良。天津《大公报》批评称：“国民党号召以党统一中国，然不能统一党，何能统一国？”④军事方面，南京政府在发动西征讨唐的同时，声称继续北伐，任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向苏北进兵。但其实，南京政府的财政极为虚弱，难以大举北进。在过去，１９２７年５月至７月间，蒋介石透过金融界的关系，曾于上海募得４０００万元；与此相较，８月至９月间，白崇禧仅能说服上海商会捐款３０万元。⑤财政既无办法，政局益显不安。而各军缺乏足够权威的最高统帅，群雄争长，妥协尚难乐观，何暇真正顾及北伐？许多国民党人以局面堪虞，渐有拥护蒋复任总司令职的主张。在文人群体外，北方将领冯玉祥、阎锡山等，以首当敌军之冲，倡议堪称积极。至于南方各军，值此各派系相互倾轧之际，何应钦、贺耀组等部为了与桂系抗衡，尤其有“联合拥蒋”的酝酿。⑥不过，蒋氏复出的时机迟未成熟。例如在１１月以前，蒋即令勉强复出，受唐生智部队牵①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１９６６年，第７８２—７８５页。

②《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７日、９月１９日）。

③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１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第１８５页。

④高郁雅：《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为代表的探讨》，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３页。

⑤ＤｉａｎａＬａｒｙ著，陈仲丹译：《中国政坛上的桂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⑥《南京刘朴忱里密红一电》（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５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案（上）》，《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

２９０第七章二次北伐制，仍难打开局面。①其次，为了减低复出的障碍，蒋氏亦须思考与政敌握手言和的可能。②１１月１０日，在各方函电促归声中，蒋介石由日本返上海，积极展开复职工作的布局。③同月中旬，唐生智倒台，桂系已成为蒋出掌南京军权的主要障碍。在宋子文居间协调下，蒋与同样反对南京现状的汪精卫，利害渐趋一致；双方合作的可能性似乎正在酝酿。④事实上，外界看来，“蒋汪携手出山之说”已经甚嚣尘上。⑤这时，中央特别委员会难以继续维持，已渐成国民党人共认的政治现实，但解决方式仍有争议。蒋介石抵上海后，与谭延、汪精卫、李济深等洽商，终于在１１月２４日敲定，１２月初先行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四中全会及停止中央特别委员会等问题。出乎各界意料的是，亲汪的张发奎部队，趁着总绾广东军政的李济深赴沪开会，突然于１７日发动政变，占有广州，声称“护党”。张本为李旧部，来自北伐初期的第四军。惟李以广西籍贯，被认为与桂系关系密切。事变既起，国民党内一片哗然，元老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对汪感到不齿。⑥桂系人物尤其愤怒，李宗仁便公开指责汪“实是反复无常之小人”⑦。

在国民党人交相攻诘的同时，亲李济深以及桂系的部队纷纷调动，准备讨伐张发奎。张发奎移重兵至外县抵御，广州市内仅留教导团等少数军队。

惟教导团源自武汉政权时期，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改编而来，仍旧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及共青团员。共产党人趁着广州空虚，于１２月１１日发起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张发奎闻警，急忙与第五军李福①《南京刘朴忱元密间四电》（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北伐北方军参战案（上）》，《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７。

②《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６日）谓：“联汪乎？联李乎？联粤乎？联桂乎？”③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１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第１９０页。

④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８—４９页。

⑤《南京刘朴忱王介臣密真电》（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案（下）》，《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

⑥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１９６６年，第７８５—７９４页。

⑦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册，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２页。

２９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林部、机器工会等协同作战，反攻广州。１３日，苏维埃政府代主席张太雷在战斗中阵亡，苏俄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ＡｂｒａｍＩ．Ｈａｓｓｉｓ）以直接参与事件被捕处决，共产党广州暴动失败。随后，约有三四千名共产党嫌疑者遭捕杀，当中许多人是无辜遇难。①广州事变既已爆发，汪精卫更不为国民党内所谅解，故而在政治上陷入了四面楚歌。汪为打破困境，于１２月１０日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席上，领衔提案拥护蒋介石复出，称“如蒋介石同志能徇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②。适提案未久，广州复有共产党暴动，国民党内洋溢愤激之声，主要又归咎于汪氏。于是，促请蒋介石复职、正式召开四中全会二案虽得到“勉强通过”，但汪派的政治处境愈显困难。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当中，孙科以汪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之故，与汪关系恶劣；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李宗仁等甚至共同提案检举，要求停止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出席四中全会之权。③在此政治空气下，“蒋汪合作”无可避免地引起国民党内的疑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便怀疑蒋介石“联汪不反共”。④不过，汪精卫明显承受较大的质疑。盖拥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继续进行北伐，已渐成国民党内部的共识。即使是对蒋、对汪俱有心结的桂系，依旧表态拥蒋，仅将矛头对准汪。李宗仁且声言，“我们因爱介石先生之故，不主张汪蒋合作”⑤。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７日，汪精卫以无法在国内立足，悄然登轮离国。２８日，中央特别委员会依循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之决议，宣告办理结束。筹开四中全会的工作，则议定由蒋介石负责。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蒋返南京，９日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未久，胡汉民不满蒋汪再度合作，以出洋考察为名，亦远赴欧洲。在二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国民党中枢暂时出现了蒋一人在①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６４１７０．②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１６辑，第２８７９—２８８０页。

③《南京刘朴忱张云卿中密轸电》（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案（下）》，《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０页。

④《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

⑤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册，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２页。

２９２第七章二次北伐朝，汪、胡下野的局面。宁汉沪三方的曲折统合过程，也告一段落。①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蒋介石于１９２８年初复出，肩负的最重大任务是，重启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时，何应钦所部对苏北的进军，已略有斩获。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旬，何部克徐州，并与冯玉祥军会师；在津浦、京汉之线，革命军与北洋军队的对峙，大致恢复到了去年８月的态势。然而，北伐初期的几支革命军主力部队，已有实力上的重整。骁勇善战的张发奎部队，先是因共产党南昌暴动导致实力损折，继之在广州事变后遭到李济深、黄绍、陈铭枢等军的围攻。１２月，张被迫宣布下野，残部交缪培南指挥，通电服从蒋总司令。唐生智部队受到南京西征军的打击，唐本人下野后，残部则退入湖南。而借由西征的行动，桂系部队正在获取两湖作为地盘。统整前揭的各支军事力量，绝非易事。②军事的进行，需要政治方面的配合。国民党面对的情势，已与北伐初期大不相同，特别是涉及“联俄容共”的部分。以联俄言，１９２７年４月清党之初，南京政府并未明白宣示对苏态度，蒋介石仍与留武汉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互通讯息。③及至７月武汉分共，加伦离华返俄，途经上海，蒋对之尚慰勉有加。但在同年１１月，莫斯科当局驱逐国民党留俄学习军官返华，双方关系的破裂已经表面化。加以共产党人开始进行武装革命，１９２７年８月至１９２８年年初，即有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顺直暴动、宜兴暴动、无锡暴动、海陆丰暴动、广州暴动等；国民党人的戒心日益强烈，遂有对俄绝交的酝酿。④蒋介石在正式复职前夕，于１２月１０日之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提出对①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页。

②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５５１５７．③《蒋中正致加伦电》（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革命文献———宁汉分裂与北伐中挫（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０２６；《蒋中正致加伦电》（１９２７年５月２日），《革命文献———宁汉分裂与北伐中挫（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０３０。

④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４９—８５０页。

２９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俄绝交的重大主张。此议甫出，国民党内不免有迟疑之声，但反对音量很小。

适在此时，共产党广州暴动事发，内有苏俄领馆人员涉入。南京政府引为口实，谓“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常为宣传赤化、藏匿共党之所”，于１２月１５日递送绝交文书至苏俄驻上海总领事馆，通令俄人限期离境。①俄方的回应是，苏俄政府从未承认国民政府，南京政府无权撤销承认。其后，南京与莫斯科之间，迟至１９３２年年底，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值此情势，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人的镇压，也日益往暴力流血发展。②就此而言，国民党二届四中会的召开，目的实为确立国民党分共后的新政治方向。会议筹设工作，仍由蒋介石出面主持。几经洽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７日宣告恢复，承担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之责。１３日，蒋以中央常务委员身份，召集已到南京诸中央执、监委员举行谈话会。谈话会重新推定大会提案各组审查委员，并决定四中全会开会前再开预备会议一次；预备会及全会之日期，授权蒋全权决定。③召开四中全会的一大难题，乃汪精卫派，亦即所谓“粤方委员”的出席问题。汪派人物被指涉及广州事变，招致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李宗仁等５人提案检举。１月７日，中常会议决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停止出席全会，但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人仍未解决。蒋介石乃邀张静江、谭延、李石曾等会商，讨论解决办法。在蒋介石极力疏解下，３１日召开之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终于决议，前述５人照常行使职权。④２月２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揭幕，７日顺利闭幕。对党人而言，这是久经波折得到的成果。大会开议之第一项议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的递补。盖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之中央执行委员本为３６人，两年以来，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等俱①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组编辑：《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七至十二月份》，台北，１９９０年，第１０３４页。

②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③④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５４页。

２９４第七章二次北伐被开除国民党籍。另有徐谦停止党权，朱季恂、李大钊已故。以上出缺１０人，应由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依次递补。然而，原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２４人中，毛泽东、许苏魂、夏曦、韩麟符、董用威、屈武、邓颖超、邓演达被开除党籍，路友于、詹大悲已故，陈其暖停止党权。在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尚有１３人，依次应由白云梯、周启刚、黄实、王乐平、陈嘉佑、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原为１２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８人。两年来，中央监察委员高语罕、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江浩，亦被开除党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邓懋修、谢晋停止党权。中央监察委员缺额１人，依规定由候补中央监察委员黄绍候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组成，出现了大换血。①尤有甚者，其时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人俱以政治因素，出国在外。全会在选举中央常务委员时，各方争论不休，“有胡无汪皆成问题”。最后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仍设常务委员会，常委９人，先推定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谭延，其余４席留待“出国同志”，亦即胡、汪等人的缺额。②值此国民党重要领袖大量出洋的时刻，全会进行了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工作。根据会议期间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委员会由５至７人担任常委，再由常委当中推定１人任主席。大会推定丁惟汾等４６人为委员，以谭延、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５人为常委，谭延任主席。国民政府的组织架构，以较过去更精细的方式建立，但仍未完全遵循孙中山遗教。国民政府下设行政院、最高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但尚未建立高位阶的立法机构。盖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尚无正式立法机关，这时的法制局属草创阶段的机构。③国民政府另组成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等。行政院则作为政府的中枢，置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国民政府的各项工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５６—８５７页。

②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３页。

③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７６—１７９页。

２９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作，均依规定受国民党中央之指导与监督。①国民政府的改组工作，亦反映国民党政治路线转换的难题，“大学院制”可为一例。盖清党以后，左派主张的“政治与学术合一”音量一度减弱，较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党人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遂得以主导教育学术政策，推行大学院之制。②该制度仿自法国，由大学院（１９２７年７月正式成立）总揽全国教育与学术；全国分若干大学区，区内设一大学，以其校长总其区内一切学术与行政事宜。其根本内涵为，教育经费独立、立法独立、人事独立，以学术指导行政，超然于政治之上。但试行伊始，争议迭出，国民党内尤其有“破坏党治”的攻击。③二届四中全会期间，国民党人对相关问题无法解决，仅决议国民政府仍设大学院，余留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④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中央特别委员会主持党务时期，一度停止开会，至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的１月１１日，始行恢复。不过，四中全会期间，争议焦点在于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回溯国民党于１９２４年７月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制度原型仿自俄共中央政治局，但组织与职掌迭有变更。⑤１９２６年７月改称“中央政治会议”，历南昌、南京两时期未曾更改。惟武汉政府曾于１９２７年３月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以迄该政权瓦解时止。

而在北伐期间，国民党为因应需要，设立政治会议分会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地，实则各军事集团的中心所在。几经讨论，四中全会决议，“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方分会，可仍存在，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各分会应专理政治，不兼管党务”，“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处，设立分会。关于政治指导之区域，广东、广西，属广州分会；湖南、湖北，属武汉分会；河南、陕西、甘肃，属开封分会；山西、绥远、察哈尔，属太原分会。其不属于以上四区分会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６２—８６３页。

②李朝津：《斡旋于学术和政治间的戴季陶：中山大学建校初期的历程》，吕芳上主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５页。

③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第１２、１７７—１７８页。

④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７９辑，第７９—８０页。

⑤王奇生：《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历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６３—８０页。

２９６第七章二次北伐者，概由中央政治会议处理之”。①１９２８年３月７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主席，并任命各地分会主席：广州分会李济深，武汉分会李宗仁，开封分会冯玉祥，太原分会阎锡山。同月１４日，蒋介石以即将督师北伐，不克兼顾中央政治会议事务为由，提请中央政治会议推谭延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谭氏以国民政府主席兼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为中枢主要负责人，居国府元首地位。②以此观之，在１９２８年年初掌握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并未直接出面主持政治。不过，透过军事委员会的改组，蒋氏更牢固确立其军事统帅的地位。

根据新通过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机关，掌陆海空三军，负编制、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军事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由国民政府特任之，并指定常务委员１１至１５人，以１人为主席。全会决议，推于右任、方振武等７２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蒋介石、阎锡山、谭延为常务委员，指定蒋介石为主席。再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由国民政府特任，有节制指挥陆海空各军之权力，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负其责任。③蒋介石身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两项要职，某种意义上，也是国民党内“不必效法武汉限制军权之故智”④一类见解的胜利。

前揭重建国民党中枢的工程，重要前提是，彻底结束联俄容共政策。即以军事方面的“改良军队政治工作案”为例，北伐初期的国民革命军政工组织，被认为是共产党或左派人士大量渗入的领域，至是依蒋介石之意，改任戴季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戴氏以反共著称，此任命的用意应不言而喻（但实际上先后由方觉慧、何思源代行职务）。至于北伐初期仿①政治分会的问题，参见陈惠芬：《北伐时期的政治分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纠葛》，《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２４期，１９９６年６月，第２０３—２４６页。

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６４页。

③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６４—８６５页。

④《南京刘朴忱里密电》（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６日），《北伐北方军参战案》，《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７。

２９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自俄国红军政委的军队“党代表”制，亦即党代表有副署部队长命令之权，经四中全会正式决议“不恢复”。①以后，国民革命军部队内，仅留下权限大为紧缩的政训人员。

四中全会亦以《宁汉两方决议案》明确宣示：“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另由蔡元培领衔提出，并获得通过的《制止共党阴谋案》，略谓“查共党之阴谋约分四项：一曰共党之理论，二曰共党之方法，三曰共党之机关，四曰共党之运动。以上四项，共党之进行，有以共党名义为之者，有时假借国民党名义行之者。无论其为正式，或非正式，凡经审查确为属于共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者，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②为了取代受共产党影响的“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国民党人致力于去除受共产党影响的革命话语，提倡“全民”合作，回归至孙中山《建国方略》所揭示的基础。这份工作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清党分共以后，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组织系统一度陷于瘫痪。③为重整旗鼓，在四中全会召开以前，国民党中常会已决议，湘、鄂、赣、闽、滇各省党部停止活动；浙江省党部由改组委员会接收，江苏省党部由组织部派人接管。其后经全会讨论，更进一步决定党务予以全面整理，在未确定整理办法以前，一切民众运动均暂停进行；各地党部亦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员整理。各地党员均须重新登记，期限为３个月。中央于各省指派党务指导委员７至９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行省执行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之职权。党员曾经加入党外政治团体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④值得注意的是，二届四中全会以后，南京中央派赴各地之党务指导委员，许多人是对汪精卫抱有期待或是与之接近者。绝对忠于蒋介石的党务干部，则尚未取得优势。盖国民党分共以后，许多党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一方面不①杨利文：《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民国档案》，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６７页。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７９辑，第８１—８２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５９页。

③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１９２４—１９４９的中国国民党组织型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２—１０３页。另见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７０１７３．④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６０—８６２页。

２９８第七章二次北伐满意党的现状，但也不愿意追随共产党的道路，故而将目光投注于仍自诩为“左派”的汪派人物之上。当时许多带有国民党色彩的民众团体，即由这类青年所主导。事实上，汪派虽然在国民党的政治旋涡中失势，但犹有相当大的政治号召力。①换言之，国民党人在试图去除共产党影响的同时，对于未来的路线颇有争议。基此缘由，二届四中全会决议“在（党务）未确定整理办法以前，一切民众运动均暂停进行”。与之相应地，中央党部裁撤了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五部”，精简为秘书处、组织部（部长蒋介石）、宣传部（部长戴季陶）、训练部（部长丁惟汾）及民众训练委员会。民众训练委员会以戴季陶、蒋介石、何香凝、李石曾、陈果夫、丁超五、朱霁青、王乐平、经亨颐为委员，李、经、朱、何、陈为常务委员，性质已和１９２４年至北伐初期的“五部”大不相同。五部作为国民党进行民众运动的机关，遭到了摒弃，理由是：其一，认为昔日民众运动乃出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产物，不合国民党追求全民利益之旨，更非国民党人所能成功驾驭；其二，昔日侧重“煽动”、“破坏”的民众运动手段，不能适应即将到来的训政时期“建设”之需求。②就此而言，国民党的革命要求，相较北伐初期，已有相当明显的转向。不过，“军阀固然赖帝国主义以生存，帝国主义也假手于军阀作侵略之工具”一类说法，仍旧是这时国民党宣传的主旋律。③换言之，旺盛的民族主义热情依然存在，继续助长国民革命军官兵向北进军的士气（直至济南惨案爆发，始受严峻考验，后详）。为责令革命军克期完成北伐，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于右任所提“为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谓“费一钱不可不用之于北伐，养一兵不可不用之于北伐”，要求大会“决议下令全军，责成各总司令，各总指挥，限两个月内会师北京，完成统一，肃清残余军阀，布告人民息兵”。２月６日议决通过。大会闭幕后的第二日，蒋介石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奔赴①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第４５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１４—２１７页；另参见周斌：《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的反日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６３１—６３３页。

②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１９２４—１９４９的中国国民党组织型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５页。

③《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伐宣传大纲》，转见于：《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３５６—３６７页。

２９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徐州前线视察，作二次北伐的必要部署。①诚然，二届四中全会无法解决国民党所有的政治问题；无论是政府与党的体制、政治方针等，俱待进一步调整。政治权力版图的划分方面，蒋介石的地位亦难称巩固，他仍被许多人认为是“军事”，并非“政治”的领袖。②而汪精卫系人物，一无所获，又逐渐走向反蒋之途。西山会议派亦因遭受排斥，与汪合流。有谓国民党“合而未合”，依然存在分裂危机。③不过，四中全会确立了“限期完成北伐”方针，仍旧颇具意义。蒋介石即言，“北伐实为解决内部纠纷、共同一致之惟一法门”④，至少，能暂时转移国民党内争的压力。

第二节二次北伐一、华北之战在国民党各派系忙于整合之际，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正与北洋军队形成拉锯，“望南军援应甚急”⑤。冯且言，“党国问题第一在北伐，党务纠纷非一时所能解决。军机星火，岂能久待？”⑥北方的国民党军人久待南方军队出师北伐，而南方的国民党人也盼北方军人甚殷。其实，虽二届四中全会做成从速进军北京的决议，但华北之战已展开多时。国民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协调整理各支参战力量。

回溯北伐初期阶段，国民革命军沿京汉路向北推进，即意在与冯玉祥建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６５页。

②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３—５４页。

③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台北，晓园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８３页。

④《蒋中正致冯玉祥电》（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１日），《一般资料———民国十七年（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９０５４。

⑤《致郑州冯总司令建密勘酉电》（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北伐会师军事部署案》，《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８。

⑥《冯玉祥致蒋中正李烈钧电》（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７日），《一般资料———民国十七年（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９０３８。

３００第七章二次北伐立联系。至于向江浙进军，革命阵营内部曾有争论，但蒋介石坚持此举正可促使阎锡山的晋军“响应”。①其后宁汉分裂形成，南京与武汉的北伐军于１９２７年春夏间向徐州、河南分途进击，重要战略目标依旧是与北方的盟友联系。面对庞大的北洋军队，革命军难免感到势单力薄，故而亟需北方的盟友桴鼓相应。及至１９２８年年初，吴佩孚军已完全崩溃，孙传芳则率残部依附张作霖奉军；与革命军为敌的主要北洋军系，可说是三去其二。即使如此，以直隶、山东两省范围言，受张作霖号令的军队犹有６０余万人，战力未可小觑，这仍大于国民党在南方所能动员北伐的部队数量。②尤有甚者，长江流域及近海一带人民“厌恶北军之心理”，对国民革命军的初期进展帮助甚大，但这种有利条件随着战线北移而冲淡。随之而来的是，北军的乡土观念逐渐增强，使得南军备感困难。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奉军作战，即因军队政工人员“不分男女”、“不讲礼教”，招致河南百姓的恶感。③反之，“奉军纪律尚佳，在奉军统治区域比党军为佳”④。南京政府的北伐军，亦以不尊重北方民情故，在徐州惹起民怨。１９２７年７月间，直鲁军张宗昌部反攻徐州，竟得以透过宣传队（由所属德州干部学校学生组成）取得百姓的协助，一反南军较北军“善宣传”的印象。⑤基于上述理由，黄郛即言，为求在华北用兵顺利，早致国家统一，革命政府势须加强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合作。⑥这事实上加重了冯、阎在国民党北伐布局中的分量。

较早接受国民党旗帜，在华北大规模作战的北方军系，首推冯玉祥的西①《蒋中正致何应钦电》（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４日），《革命文献———第一期作战方略》，《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２７。

②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约动员百万陆军，但这是合南（蒋介石、李宗仁）、北（冯玉祥、阎锡山）四集团而成。仅以南军数量，尚无法超越北洋军。

③蒋中正：《政工人员的责任》，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１０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２６６页。另见：《渡江北伐告北方同胞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３０卷，台北，中国国民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８７—８８页。武汉北伐军的部分，参见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５—２６９页。

④《北京潘代表仁密佳电》（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０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案（上）》，《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

⑤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盘先生访问纪录》，台北，１９９１年，第２４页。

⑥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第２５４页。

３０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北军。１９２０年代初期，冯军开始接受俄援，甚至尝试建立俄式政工组织。北洋军系指冯为“北赤”（“南赤”为蒋介石），群起以武力攻之。１９２６年９月，冯以“国民党西北政治代表、国民军联合军总司令”身份，率军于绥远五原誓师，全军加入国民党。誓师之时，西北军甫遭吴佩孚军击败于南口，而北伐军尚在武昌城下鏖战。其后，冯部军队转战于甘肃、陕西一带，等待南方的北伐军获致进展。①１９２７年５月，冯就任武汉国民政府所委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原定蒋介石）②，武汉政府亦派政工人员进入冯军。旋冯率部东出潼关，驰骋襄宛一带，再而与武汉北伐军会师，并取得河南作为地盘。武汉政权瓦解后，冯复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名义（世人仍以“西北军”称之），仍旧是国民党在华北的最主要军事力量。③冯军进占河南，适逢国民党内争炽热之际。冯玉祥对宁汉的对立，向以调人自诩，曾通电促请武汉“分共”，但未肯以实力支持南京。其实，冯自举兵响应北伐以来，军队数量急遽扩充，惟饷械供应不及，内部团结也未必可靠，故不愿轻言涉入外界的纷扰。即１９２７年７月徐州战役期间，蒋介石约冯军出兵西面夹击，冯仅勉强派鹿钟麟前往会攻，而输送迟缓。旋蒋介石以战事失利，引兵南还，未久即宣告下野；鹿部则退守归德附近。革命军阵营的陇海路通道，遭到切断。④１９２７年八、九月间，北洋军队乘南方多事，大举反扑，既以孙传芳军渡龙潭图取南京，复调兵向河南、山东积极进取。冯玉祥所属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靳云鹗（吴佩孚旧部）亦起而叛变，企图与奉军合击冯军。冯乃与阎锡山协调，将直隶方面委诸晋军，先以孙连仲军击靳云鹗，再于１０月９日兵分三路攻徐州、济宁、德州。但是，攻德州的孙连仲遭受孙殿英军的威胁，以及红枪会、天门会的骚扰，无法东进；攻济宁的刘镇华，亦因部下叛投张宗昌直鲁军，损失惨重。最后，仅鹿钟麟一路独力与直鲁军$玉朴、徐源泉等部１０余万人①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编：《第二集团军五原誓师后军事纪实》，《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０１２８／７８７，卷号１０５６，铅印本，第１—２页。

②《国民政府秘书处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１日，党史馆藏：一般４４１／４０。

③参见刘凤翰：《冯玉祥与北伐》，《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第４８５—４９８页。

④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３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８２页。

３０２第七章二次北伐周旋于杨集、马牧集之间，激战５日，不支败退。①直鲁军既败冯军，直趋开封，冯玉祥则积极备战，遂有两次兰封战役。冯军苦战不懈，卒于１０月底至１２月初，二度击退直鲁军的攻势，斩获甚丰。尤其是，第二次兰封战役结束后，冯军发动追击，前锋推进至徐州附近。近于同时，南方的国民党人已重新向苏北进军。经过联系，南北双方约定共同夹击徐州；１２月１６日，直鲁军向北撤退，何应钦率军进占徐州，冯军亦开抵城外。

在津浦、京汉铁路之线，革命军夺回了战略主动的地位。②总体而言，冯玉祥军的战力尚称坚强，又以受俄援、加入国民党较早，部分队伍且以“政治空气颇为浓厚”著称。③与之相比，国民党在北方的另一军事柱石阎锡山，被外界视为更像“传统的北方军人”。④阎锡山早岁为同盟会会员，率山西陆军响应辛亥革命；惟自１９１２年就任山西都督以来，逐渐确立“保境安民”的方针，对外支持北京政府，与北洋各军系也维持相对和缓的关系。及至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国民革命军占武昌，１１月再下南昌，全国震动。阎氏乃于同年年底自请加入革命，１９２７年年初即被委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不过仍继续使用北京政府所委的山西督办名义。⑤面对国民党与北洋政权的武力交手，阎锡山起初警惕视之，按兵不动。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身份主持北京政府，旋即任命阎为安国军副司令兼晋绥军总司令。阎氏通电就职，但对张作霖的出兵合击冯玉祥之要求，则不予允诺。遇冯玉祥催促举兵反奉，阎亦敷衍应之。惟随着北伐军底定东南，冯军东出潼关，阎的公开态度已逐渐向国民党倾斜。⑥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阎锡山下令山西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６日就南京①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３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８３—２８５页。

②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３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８５—３０４页。

③傅二虞：《吉鸿昌走过的曲折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５辑，第６７页；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３—８１页；维·马·普里马科夫著，曾宪权译：《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１６—２１８页。

④简笙簧：《晋绥军与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⑤简笙簧：《晋绥军与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第２２２页。

⑥简笙簧：《晋绥军与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３０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政府所委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但未接受武汉政府所委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打破了政治天平的平衡。易帜之初，晋绥军仍未与奉军开战，阎氏且居间协调，欲联系蒋介石与张作霖合作讨共。但议和尚在斡旋，南方的国民党内争已趋于激烈，蒋介石亦于８月中下野，南军暂缓军事上的北进。

北洋军趁势向革命军反攻，以直鲁军攻冯玉祥，以奉军向晋方进取。张作霖首先迫阎撤退石家庄驻军，继而要求出兵陕州，共同断冯军退路。阎惧冯若为北洋军所败，己身亦将不保，计议先发制人。①９月，外界眼中“数月以来若友若敌若断若续”②的奉晋关系，终于破裂。

阎锡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扣留奉方军官，再由京绥、京汉铁路线大举出动。惟奉军亦属有备而来，从容面对晋绥军的挑战。两军交手，晋绥军终告不敌，大部退回山西。晋绥军既败，仍由傅作义部守涿州待援。涿州战略地位重要，可扼北京之喉而附保定之背。奉军有夺回涿州的决心，自１０月１４日起，动员三四万精锐部队，配合飞机、坦克车、火炮、毒气、挖地道等战术，轮番进攻。傅作义指挥若定，坚守涿州城达３个月，声名大噪，国人谓之“善守”。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２日，傅终以弹尽粮绝，百姓濒临绝境，而外援不继，率残部７０００余人接受奉军改编，结束涿州之战。从此观之，阎锡山晋绥军的实力，仍难抗衡奉军。幸赖冯玉祥军于兰封大败直鲁军，而南方的革命军亦准备重启北伐，使奉军不得不调整军事部署。借此，晋绥军获致了喘息的机会。③不过，晋绥军既已易帜，连同西北军以及南方的各军，国民党武装部队的整体数量超越了北洋政府。西北军、晋绥军在华北的鏖战，更使北洋军队疲于奔命，有助国民党北伐甚大。惟因国民党内部的不团结，革命军“这里动，那里不动；那里进，这里不进”，难以发挥全盘战力。④冯玉祥、阎锡山苦撑待变，望南军早日北伐，感到蒋介石为唯一具统驭各军资望的军事领袖，遂有拥蒋之倡议。蒋能于１９２７年底成功复出，冯、阎的支持，可说是重要因素。

１９２８年１月８日，南京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北伐全军总司令，蒋氏即①简笙簧：《晋绥军与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第２２７—２２９页。

②④《时事短评：奉晋开战与北伐》，《现代评论》，第６卷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７年９月，第１页。

③涿州之战可参阅岳超：《奉晋两军涿州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５辑，第１３９—１４５页。

３０４第七章二次北伐开始建立总司令部，同时筹谋北伐动用的兵力，并编组战斗序列。２月１６日，蒋抵开封，与冯玉祥会商北伐计划，阎锡山亦派代表出席。蒋、冯旋即商妥调动军队、整理战线、筹措军费、补充军实办法，并密定大举北伐出兵的日期。二次北伐之大计，由是以定。①同月，南京国民政府决议将原第一路军各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由蒋兼任。冯玉祥所部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番号，阎锡山部则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形式上，新战斗序列结束了各军名号不一、各自为战的问题。蒋氏不无振奋地语及，“从此名称统一，对内对外皆易办事也”。②至是，国民革命军的数量，已大为膨胀。蒋介石自领的第一集团军，除陈调元、方振武所部外，以南方编组的军队为主干，黄埔系军队亦隶之，计１８个军、２个独立师、３个特种兵团及铁甲车２队，约２９万人。与此相较，北方各军达４６万人之谱。冯玉祥所属的第二集团军，计３５个军，约３１万人。阎锡山所属的第三集团军，则是１１个军，约１５万人。③虽犹曰“北伐”，实则北方军队的数量已超越南方。

或许是为了南北军系的平衡，蒋介石亟欲改编两湖地区驻军为第四集团军。④当蒋于１９２８年１月复职总司令职之初，桂系军队仍未结束西征战事。

时白崇禧辞淞沪卫戍司令职，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部署入湘行动。１月１５日，西征军展开攻击行动，２１日全线实行总攻击，２５日攻占长沙，唐生智残部向湘西败退。蒋一再电催白氏结束西征，望其对于湘战“期于适当而已”，率兵参加北伐。⑤经洽商后，唐部各军接受改编，服从白氏指挥。再几经波折，军事委员会始将两湖地区部队编为第四集团军，并于５月中旬任李为总司令，白为前敌总指挥，计１６个军、９个独立师，约２４万人。第四集团军的编组告成，已较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延宕两个月余；这不免引起外界谰①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３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８０页。

②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８日），台北，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８页。

③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３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８４页。

④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认为“他们北方既有两个‘总司令’，我们南方也应有两个‘总司令’”。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１６页。

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５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９６５页。

３０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言，怀疑桂系对巩固两湖，更重于参加北伐。①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北伐全军动员人数在百万左右；未列入北伐战斗序列的各部，则由国府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亦有数十万人。惟军队愈多，编制愈难一致。南京国民政府遂于１９２８年１月颁订陆军编制案，制度沿袭广东时代而来，再迁就各军历史背景不一的事实，规定军辖３师，甲种师辖４团，乙种师辖３团，每营改辖４连。前揭编制，仍无法普遍施行于全军。军队编制的混乱，势将造成作战时兵力运用的困难。此后十数年间，划一各军、师编制，长期成为国民政府历次“整军”工作的难题。②国民革命军既由各种武力拼凑而成，故在建军初期已难一致。但究其实质，即使是日后的共产党军，亦以吸收各种部队的方式，进行扩充；国共两军的主要差别，在于改造新附军队的能力。③国民革命军接纳南北军队投效，惟“以政训工作之有无，来决定它是不是革命部队”④。然而，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初期的庞大政工体系，随着清党分共，已近崩溃。蒋介石复职后，始着手进行重建，二届四中全会亦有“改良军队政治工作案”的决议。是时，新设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仅能指挥第一集团军所属各单位。而各军政工组织从名称、编制、人事、工作，均不统一。即使是第一集团军内部，直至４月始统一于各军设置政治训练部。第二集团军则于总司令部设政治工作委员会，为政工最高领导机关。其下各总指挥部、各军师，或设党代表，或设政治处，或派政治处筹备员，各不一致。第三集团军方面，于总司令部设政治训练部，其下两总指挥各设一政治训练处，另有便衣政治工作队２队、政治工作队１０队。至第四集团军，除白崇禧之前敌总指挥部设有政治训练处，其余似未设政工机构。⑤亦即，和北伐初期相对整齐的８个军１０万人相比，此时的国民革命军已①第四集团军系以军队整理、交通因素等理由，迟未北上。参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北伐军事报告（一）》，《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０１２８／７８７，卷号１０５６，毛笔件。

②何应钦：《十年来中国之军事》，《〈申报〉国庆特刊》，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３５—３６版。

③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１—１２４页。

④贺衷寒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一得集》，上卷，重庆，１９３８年，第５７—５８页。

⑤“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３４７—３４９页。

３０６第七章二次北伐甚庞杂。为了统合庞大的军队群体，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设“参谋团”。参谋团由各高级军事将领之代表所组成，系高级幕僚人员之联合机关，负责联合作战之计划、各军间之联络，及有关各军间军务整理、改善、建设等事项的协商。参谋团设主任１人，副主任１人。主任一职由张之江担任，张乃冯玉祥旧部，亦受蒋介石信任。前揭人事安排，自属用心良苦。①除此之外，南京国民政府以北伐战线延绵至广，涉及事务繁多，特明令设立“战地政务委员会”。北伐初期，广州国民政府已有设置战地政务委员会的计划，以陈公博充任主席，惟并未确实运作。在实务上，战地政务主要由军官或军队政工人员直接主持，流弊不少。有见及此，新颁的战地政务委员会条例规定，战地政务委员会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指挥，随北伐军行动，处理战地之民政、财政、外交、司法、交通、工商、农矿、教育、建设各政务。由内政、外交、财政、司法、交通、工商、农矿等部及大学院、建设委员会选派１人组成之，设主席１人。主席以蒋作宾担任，下设各处，处主任多由各部院会代表负责。②毋庸讳言，百万大军的团结，系建立在面临共同敌人的基础上。蒋介石认为“焕章（冯玉祥）虽包藏祸心，百川（阎锡山）虽意在割据”，“然在目前之趋势，余必能使彼辈乐从我命也”。③至于冯玉祥、阎锡山等，固然望友军北伐甚急，并屡次作拥护蒋总司令的表示，但并不意味同意松手原有的独立地位。

总司令部组织法讨论期间，关于指挥权，以及西北军、晋绥军的统一问题，即颇多辩论。最后能做成决议，乃是基于“事实上固仍各殊自主，而形式上不妨随从统一”④。而即使南京国民政府已在总司令部下设置战地政务委员会，仍无法阻止麾下各军在地方上自行委任官吏、强提税款、强揽税收，或盘踞机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６８页。

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６８—８６９页。北伐初期的情况，参见第五章《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

③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３册，台北，２００３年，第２３４页；王正华：《１９２８年蒋冯关系再探》，２００７年３月，第５０页。

④《南京刘朴忱云密真蒸己电》（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２日），《北伐会师军事部署案》，《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８。

３０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关抗不交代。①阎锡山尝言：“我军（第三集团军）克复之地方，则由我方委任；第二集团军克复之地方，则由第二集团军委任。其我方委署之县分，与第二集团军驻军有关系者，则撤回，请冯总司令委任。”②不过，经过１９２８年年初的整编，国民革命军各部确由相互呼应之局，渐成联合进行之势。北洋军队睹此，自是倍感压力。时张作霖以大元帅身份，主持北京政府，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７人，分任安国军一、二、三、四、五、六、七方面军军团长，每军团直辖３至５军，每军辖３至４师；总兵力号称百万，实际用于抵御国民革命军者，约６０万。

以战略情势言，北洋军处内线作战，数量显居劣势，兵力不敷分配。惟奉军装备仍优，例如空军历多年经营，规模远较国民革命军为大（后者主要仅供侦察使用）。③处此情势，北洋军面对东起江苏海州，西至山西偏关，延长两千数百里的战线，试图对国民革命军采取各个解决的策略。１至２月间，北洋军高级将领迭次召开会议，议定部分地区依凭险固，部分地区进行攻势防御。其大要为，以张宗昌、孙传芳部防守山东；奉军在防守北京周边地区的同时，以劲旅向河南进攻，然后西可威胁山西，东可攻江苏、安徽，突破国民革命军的联合作战。④国民革命军方面，则处外线作战地位，以兵力超过对手之故，拟由各据点同时发动总攻。经过繁复的作业，４月５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北伐宣言，７日蒋介石以全军总司令身份，发布誓师词，命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之参战部队开拔。初步攻击路线大要为：第一、第二集团军的一部，合攻山东；第二、第三集团军合攻直隶。第二步攻击路线则为：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两侧地区急进，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及其东南地区急进，第三集团军进击京①《蒋中正致冯玉祥电》（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９日），《领袖指示补编（六）》，《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６００００６２７７。

②《致南京代表庥密有电》（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５日），《北伐会师攻取京保案》，《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１０。

③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３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８４页；《北伐战史》，台北，１９５９年，第１０４１页。

④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原载《东方杂志》，第２５卷第１５期，１９２８年８月，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７辑：《护法与北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２年，第３２４—３３０页。

３０８第七章二次北伐西一带及京绥路，三个集团军共同会师京津。当中，以第一、第二集团军担任正面进攻，第三集团军则负责拊北京之背。①总攻开始后，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虽屡遇剧烈战斗，然激烈程度均未足以比拟北伐初期的武昌、南昌诸役。第一集团军在鲁南节节胜利，５月１日即由刘峙、贺耀组、方振武部占领济南。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则奇袭济宁等地，再与第一集团军于济南会师。同时，第二集团军主力部队向直隶挺进，与北洋军僵持在彰德、大名一带。北洋军以奉军张学良、杨宇霆部猛攻彰德，直鲁军褚玉璞进取大名，欲遂行其进攻河南的战略。第二集团军赖鹿钟麟部守彰德、刘镇华部坚持于大名附近，卒使北洋军的计划徒劳无功。惟奉军另沿京绥铁路向山西进攻，使第三集团军陷入了困难。后者一度退入山西内地，扼守各关苦撑待变，至５月初始能转守为攻。②综合而言，第二期北伐开展未久，即由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获致作战计划的部分成功。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战绩稍显逊色，但无损于国民革命军整体上的优势。国民党人此时所畏惧者，已逐渐是日本的介入与否③，不旋踵果有“五三”济南惨案的爆发。至于由两湖驻军编组的第四集团军，正式参加北伐，时在济案以后。

国民革命军、安国军的战斗序列如下：④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何应钦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王绳祖第一军团总指挥：刘峙，参谋长：王纶①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３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８０—４８１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７２页。

②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原载《东方杂志》，第２５卷第１５期，１９２８年８月，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７辑：《护法与北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２年，第３２５页。

③蒋介石复职以前，曾向阎锡山驻宁代表刘朴忱语及：“外交无办法，现在纵能北伐，亦只能到徐州。山东因日本关系，绝不能打。”见《南京刘朴忱元密无二电》（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３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案（下）》，《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

④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２１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１６７３—１６８４页；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３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８０—４８４页；《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３３４—３４４页。

３０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第一军（军长：刘峙，辖３师）、第四军（军长：缪培南，辖５师）、第九军（军长：顾祝同，辖３师）、第十军（军长：杨胜治，辖３师）第二军团总指挥：陈调元，参谋长：阮肇昌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辖３师）、第二六军（军长：陈焯，辖３师）、第三七军（军长：陈调元，辖４师）第三军团总指挥：贺耀组，参谋长：谢屡第三七军（军长：夏斗寅，辖３师）、第三三军（军长：张克瑶，辖４师）、第四○军（军长：贺耀组，辖４师）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参谋长：杨恩熙第三四军（军长：阮玄武，辖３师）、第四一军（军长：鲍刚，辖３师）、第四二军（军长：马文德，辖３师）、第四七军（军长：高桂滋，辖３师）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内独立２师）第三军（军长：王均，辖２师）、第三一军（军长：金汉鼎，辖３师）炮兵集团指挥：陈诚后方警备部队司令：钱大钧第三二军（军长：钱大钧，辖３师）、第四六军（军长：方鼎英，辖３师）、第一二军（军长：任应岐，辖４师５旅）航空队司令：张静愚铁甲车司令：屠金声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参谋长：曹浩森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内独立１师２旅）第三军（军长：孙良诚，辖３师）、第四军（军长：马鸿逵，辖２师）、第五军（军长：石友三，辖３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第一军（军长：韩占元，辖３师）、第一四军（军长：秦德纯，辖３师）、第二三军（军长：冯治安，辖２师）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榘３１０第七章二次北伐第六军（军长：韩复榘，辖４师）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第二三军（军长：刘镇华，辖１师３混成旅）、第二六军（军长：刘茂恩，辖２师）、第二八军（军长：万选才，辖２师１旅）第九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第一八军（军长：鹿钟麟，辖３师）、第二○军（军长：庞炳勋，辖２师）、第二一军（军长：吕秀文，辖２师）、第二七军（军长：王鸿恩，辖３师）、第一○军（军长：杨虎城，辖２师）、第二军（军长：刘汝明，辖２师）、第三军（军长：刘骥，辖３师）、骑兵第一军（军长：郑大章，辖２师）铁甲车集团司令：刘自珍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参谋长：朱绶光右路军总指挥：徐永昌第一二军（司令：徐永昌，辖４旅）、第二三军（司令：杨爱源，辖３师３旅）、第一○军（司令：李维新，辖２师）左路军总指挥：商震第一军（司令：商震，辖４师）、第四军（司令：傅存怀，辖２师１旅）、第五七军（司令：张荫梧，辖５师）总预备军第六军（司令：丰玉玺，辖１师）、第八军（司令：谭庆林，辖１师１旅）、第一一军（司令：王茂公，辖６师）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参谋长：张华辅直辖部队（内独立４师）第二军（军长：鲁涤平，辖５师）、第六军（军长：胡文斗，辖３师）、第七军（军长：夏威，辖３师）、第八军（军长：吴尚，辖３师）、第一四军（军长：陈嘉佑，辖４师）、第一八军（军长：陶钧，辖３师）、第一九军（军长：胡宗铎，辖３师）、第二一军（军长：向成杰，辖１师）、第三五军（军长：何键，辖４师）、第四三军（军长：李桑，辖６师）、第四四军（军长：邹鹏振，辖３师）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内独立１师）３１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第一三军（军长：白崇禧，辖４师）、第三○军（军长：魏益三，辖４师）第一三路总指挥：李品仙第一二军（军长：叶琪，辖３师）、第一七军（军长：周斓，辖３师）、第三六军（军长：廖磊，辖３师）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参谋长：李景第二舰队司令：陈季良练习舰队司令：陈训咏鱼雷游击司令：曾以鼎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参谋长：杨宇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孙传芳第一军（军长：孙传芳，辖４师４旅）、第二军（军长：郑俊彦，辖４师２旅）、第三军（军长：李宾章，辖３师２旅）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宗昌第一军（军长：张宗昌，辖１１师）、第二军（军长：张敬尧，辖３支队）、第三军（军长：程国瑞，辖３支队）、第四军（军长：方永昌，辖２支队）、第五军（军长：王栋，辖２支队）、第七军（军长：许琨，辖３师３旅）、第八军（军长：柴云升，辖３师）、第十军（军长：吴奠卿，辖４支队）、第一一军（军长：张宗辅，辖３旅）、第一二军（军长：寇英杰）、第一三军（军长：刘志陆，辖３师２支队）、第二三军（军长：杨清臣）、第二六军（军长：张万信）、第二七军（军长：李耀昌）、第三八军（军长：纪元林）、第三○军（军长：毛思义）、第三一军（军长：武衍周）、挺进军（总指挥：王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张学良，参谋长：鲍文樾第一军（军长：万福麟）、第九军（军长：高维岳）、第十军（军长：王树常）、第一五军（军长：汲金纯）、第二军（军长：于学忠）第四方面军总司令：杨宇霆第一六军（军长：胡毓坤）、第一八军（军长：荣臻）、第二九军（军３１２第七章二次北伐长：戢翼翘）、第一三军（军长：王树华）、模范军（军长：何丰林）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张作相第一一军（军长：富双英）、第一二军（军长：汤玉麟）、第三○军（军长：于芷山）、第三一军（军长：郑泽生）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吴俊升（主力留驻关外）后备军（军长：齐恩铭）第七方面军总司令：褚玉璞第六军（军长：徐源泉）、第一四军（军长：孙殿英）、第一六军（军长：袁振青）二、济南惨案蒋介石于１９２８年４月８日下总攻击令后未久，日本政府也于１９日召集临时内阁会议，决定出兵山东“保侨”。这是继１９２７年５月底之后，日本的第二次出兵山东，动员兵力约５０００人。４月２６日，日军入驻了济南城。５月１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刘峙、贺耀组部、方振武部，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等，合计５万余人，也大举开进济南。两军形成紧张的对峙情势。①面对日本的出兵，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同声抗议日方的侵略主权。不过，国民党高层希望避免冲突，防止在日人居留区附近出现骚乱。究其实质，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已与广州、武汉政府的“革命外交”渐行渐远。

１９２８年２月二届四中全会期间，国民党曾组织“外交方针讨论会”，亦定调摒弃群众运动等“共产党徒所用之手段”，改采较和缓的外交办法。旋即，“北方国民党人”黄郛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益加强调对外“讲信修睦”。②黄氏上任之初，即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ＪｏｈｎＶａｎＡｎｔｗｅｒｐＭａｃＭｕｒｒａｙ）谈判解决南京事件，承诺国民政府将充分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③与之相应，①黄自进：《北伐时期的蒋介石与日本：从合作反共到兵戎相见》，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３０期，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第２００页。

②参见唐启华：《国民政府初期外交政策的演变（１９２５—１９２８）》，收入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台北，２０１３年。

③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Ｔｈｅ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７８１７９．３１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当国民革命军尚于徐州整装待发之时，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军委会政训部经过“非正式商酌”，也下令禁止“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并训令各军政训部“切实保护外侨，勿出恶声，勿使冲突；一切有碍中日邦交的宣传，一概不准发贴”。①然而，国民党高层的克制举动，并没有换来和平。蒋介石本人于５月２日抵济南，沿街见到日军依沙袋铁网，警戒甚严，心中甚为不惬，乃要求日军指挥官福田彦助撤除防御工事，并保证维持济南的秩序。日军于同日晚撤除工事，惟中国军民心理“浮动不已”。②而日军撤去工事后，警戒范围因之扩大。３日上午，中日冲突突然发生。日军开火击死国民革命军街上往来兵士，继之以机关枪向大部军队扫射。革命军猝不及防，混乱中，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外交部山东特派员蔡公时为日军虐杀，外交部长黄郛遭辱（软禁一昼夜）。５日，蒋介石无奈地离开济南，不断遣人与日方磋商，但日军依旧进攻不已。“济南惨案”（或称“五三惨案”）的序幕从此揭开。

“济案”肇始之因，日英美等国归咎于中国军纪涣散，致引两军武装冲突。③中国则强调日本主动寻衅，乃纯粹侵略行为。其实，自１９２６年北伐出师以来，国民革命军屡屡出现侵扰外人情事。军队侵占外商资产，屡见不鲜。

至于破坏教堂，更时有所闻，“令人有国民政府不能保护外侨之感”④。在北伐初期，这类冲突主要引起英美等国的不满，１９２７年３月南京事件可为一例，但日本方面已见戒心。日本对国民革命军兵士的纪律，实亦有啧言，曾提出抗议。⑤中国责任之说，似非空穴来风。⑥①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３８１页。

②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３册，台北，２００３年，第２５０—２５８页。

③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Ｔｈｅ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７９．④《陈友仁上武汉联席会议函》，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１日，毛笔原件，武汉，党史馆藏：汉１４６５９。

另参见：《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１６次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１日，油印件，党史馆藏：会议２．４／１．３；《外交部长陈友仁呈中政会函》，１９２７年３月２日，毛笔原件，武汉，党史馆藏：汉１００２４．１；“ＴｈｅＣｏｎｓｕ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ｔＣａｎｔｏｎ（Ｊｅｎｌｃｉｎｓ）ｔｏｔｈｅＳｃｅ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犉犚犝犛，１９２６，ＶｏｌＩ，Ｃｈｉｎａ，ｐ．７０３．⑤《中央政治会议第６次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８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９８６页。

⑥汪荣祖、李敖论济案问题，即认为“蒋军的纪律绝不会比一般军阀的军队好”。见汪、李合著：《蒋介石评传》，上册，台北，商周文化，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１页。

３１４第七章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与外人的摩擦，受到“打倒帝国主义”一类宣传的助长。常见的破坏教堂举动，即与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有关。尤有甚者，国民党高层在二次北伐前夕所下的克制命令，其实没有得到中下层党人的切实遵行。①盖清党以后，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旧高涨；既重启北伐，犹视张作霖奉军为日本卵翼下的势力。１９２８年春鲁南作战期间，革命军官兵以直鲁军张宗昌部用日人作战，更生恶感。４月３０日，革命军攻济南城，见直鲁军往日本租界撤退，仍穷追不舍。官兵复见租界内中国摊商悬挂日本国旗求自保，颇厌之，遂有破坏行动。这类行为已肇下隐患。而贺耀组之第四十军，由军政训部沿路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根本未遵守总司令部的命令。该军进入济南城后，招致日本抗议，乃不再编写标语，但改画图案“打倒⊙”，雇百姓在租界大事张贴。日方吃了种种“闷亏”，双方关系更形紧张。②进入济南城的四十军兵士，与日军产生的冲突，即为引发“济案”的重要导火线。革命军官兵不顾日军拦止，大量涌入日本租界，尤其为日方所忌。③争议点在于，中国兵士系经过日军自行划定的防线，引发事端？抑或中国士兵在日本租界内滋事，与赴援的日军驳火？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日摩擦造成之后，日军必欲扩大事端，背后另有更复杂的理由。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考虑为，遏制苏俄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地缘政治。就后者言，日本首重满洲，其次华北地区，再次华中地区；至于国民党发轫的华南地区，排序已在华中地区之后。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队战于湘鄂赣一带，并非日本主要势力范围，故日本政府并未特别重视。而国民党人虽知日本将是中国最危险的对手，但当时的反帝国主义运①参见《济南中日冲突案面面观（一）》，《国闻周报》，第５卷第１８期，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３日。

②郭廷以、张朋园校阅，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王微先生访问纪录》，台北，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２３页。

③参见前揭王微访谈。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３卷，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５８２—５８３页。该书谓事件直接导火线为“四十军某兵与日兵言语龃龉，发生冲突”；“四十军某兵送友至医院，被日兵拦止”；“我兵用中央钞票在商埠买物，日人不许”；“日兵不准人民聚观标语，致有坏人挑拨”；“日兵不许我兵通过商埠”。

④黄自进：《北伐时期的蒋介石与日本：从合作反共到兵戎相见》，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３０期，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第２０１页。

３１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动以英国为第一对象，对日本实际上是曲意联好。①双方尚称相安无事。

不过，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南军高举改革政治及社会之旗帜，和历年在中国发生之内乱性质迥然不同”。而前揭政治、社会的要求，又带有苏俄的影响。加以北伐军持续向华中推进，渐接近日本有商贸利益的地区，日本乃愈重视国民党政权的动向。诱导国民党内反共势力与左派画清界线，成为日本的新对应策略；在这当中，蒋介石被认为是可资培养的反共领袖。１９２７年３月底南京事件爆发，日本即主张维护蒋氏的地位，为此联合美、法、意诸国，促使英国放弃强硬报复措施。借由日本的协助，蒋更有余裕处理党内纠纷，进而在４月成立南京国民政府。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与武汉国民政府相互对峙，但仍誓言继续北伐。③华北即将卷入战争的烽火，实已触动了日本的神经。无独有偶，日本的宪政会若%礼次郎内阁，在对华政策上，实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所谓“不干涉内政”方针，招致舆论界讥评为“软弱外交”。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７日，若%被迫辞职，继之而起者，是政友会的田中义一。田中素主张扩展大陆政策，在野期间，曾宣称国民党北伐有危害东亚之虞；组阁以后，更自兼外务大臣，一反币原的和缓政策。田中仍愿意支持蒋介石，但期待蒋优先解决武汉，而非北伐。国民党人不听，南京的北伐军于５月１１日渡过长江，２１日进占蚌埠。④日本政府旋在２８日宣布派军队赴山东“保侨”，是为第一次出兵山东。国民革命军占徐州后，即暂停前进，避免日军干涉当为原因之一。⑤田中为凝聚日本国内共识，特于６月２９日召开历时七天之“东方会议”，集驻中国公使及各地总领事、外务省次官及各相关部门局长、关东军及朝鲜总督府代表、陆海军次官等于一堂，讨论对华政策纲领。依据前揭纲领，任何企图对中国现状的改变，都可能被视为对日本在华权益的挑战。８月，北洋①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②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２０１２年，第１０３—１０５页。

③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１卷，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１９５０年，第１６７—１６８页。

④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１卷，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１９５０年，第１６９页。

⑤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台北，晓园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６６页。

３１６第七章二次北伐军孙传芳、张宗昌部反攻徐州得手，北伐军败退至淮河以南，同月中旬，蒋介石被迫下野。日本即以目的达成，于３０日将派山东的第十师团撤出。①究其实质，田中固然乐见蒋介石在中国南方发展，但更重视张作霖在华北、东北的统治，故而希望蒋与张达成南北分治的妥协默契。基此理由，日本对蒋的支持，系以南军不入华北为准则。９月２８日，下野中的蒋介石，赴日本考察，滞留４２天，遍访朝野要人，包括田中总理。１１月５日，两人进行会谈，田中传达下列讯息：盼北伐军以华中地区为界，不进入华北地区；日本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必须尊重。蒋则表明立场，北伐仍须继续进行；同时要求日本政府不再支持张作霖。会谈在没有交集的情况下结束。②蒋介石于１９２８年复职以后，着手准备重启北伐，不敢轻忽日本可能的干涉。南京国民政府以留日出身的黄郛任外交部长，熟知日情的殷汝耕驻东京，即意在设法与日方缓和。蒋氏亦屡次公开或私下表示，革命军能负保障外侨责任，望日本勿加干涉北伐。种种作为，未得要领。４月，日本田中内阁做成第二次出兵山东的决议，指示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向蒋传递讯息，要求北伐军避开济南。蒋闻悉日本再度出兵，至为愤慨，忧北伐半途而废，乃命时任上海兵工厂厂长的张群赴日交涉。张氏于５月４日抵东京，但济南事变已经爆发。③５月３日，济南爆发的冲突，程度之严峻，仍出乎蒋介石意料。交涉员蔡公时等１６人的殉难，尤震惊全国，即总司令部亦遭日军炸射。其后国民党人以退让应对，但日本方面继续高调相迎。４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再增援１个师团的兵力，是为第三次出兵山东。已在冲突现场的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更于７日向蒋介石提出五项要求：一，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２０华里以外。二，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运动。三，严惩与骚扰及暴虐行为有关之高级军官。四，在日军前面与日军①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２０１２年，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②有关谈话内容的中日文史料对照，参见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１—１１４页。

③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８０—８８２页。

３１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抗争之军队，解除其武装。五，为监视实行上列各条件起见，将辛庄、张庄两兵营开放。限本晚１２时前有圆满之答复，否则，日军采取自由行动。①日军既下“最后通牒”，并不稍给国民革命军喘息时间。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请其延长答复时间，未获允许。夜１０时，蒋介石续派高级参谋熊式辉、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与福田师团长谈判，并接受了部分屈辱性的条件。

例如，免除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兼四十军军长贺耀组之职，以方鼎英继任总指挥，毛炳文代理军长。②惟日军仍于５月８日按原订计划，以火炮、飞机助战，向济南发动总攻；未几，海军军舰亦分驶长江及中国东南海口，气势汹汹。因蒋介石已将所部军队撤出（留何成浚与日方交涉），日军于１０日轻取济南，未发生大战。但在日军炸射下，已造成中国军民死３２５４人，伤１４５０人。与之相比，日本居民死１５人，伤１５人，规模不可同语。③此后十数年，中国民族主义对日本的仇恨，已经难以消退。

日本的三次出兵山东，显示其重视华北、满洲地区的强硬态度。前此，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结束后，透过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要求张作霖当局解决中日悬案。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至１１月间，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永吉至五常、延吉至海林、兆南至索伦等五铁路的谈判，相继进行。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复劝奉军退出关外，意在使东三省与中国本部分离。奉方实亦不甘受日本压力，在１９２８年５月３日“济案”爆发后，旋于９日通电呼吁南北停战，息内争以御外侮，惟日本进迫益急。④而日军既占领济南，复提出各国军队共同防御北京使馆区、天津租界区的计划。１８日，日本又向北京、南京政府致送觉书，扬言“战乱如进展到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将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施”。另以口头声明三点，略称：一，张作霖如果不战退出山海关，准其退出，但不准国民革命军追出关外；二，张作霖如果战而败，不准其出关；①张玉法：《蒋介石对日本两次出兵山东之反应（１９２７—１９２８）》，黄自进主编：《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第１册，台北，稻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１—８２页。

②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２册，台北，１９７９年，第３４２—３４３页。

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１９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１２５３—１２６８页。

④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台北，晓园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８７页。

３１８第七章二次北伐三，张作霖如果不战而退出关外，日后再图入关扰乱，日本当禁止之。①换言之，国民革命军若向东北三省进军，不无与日本产生军事冲突之虞；至于进兵华北，可能招致干涉。国民党人实面临严峻考验，即如何在不与日本全面破裂的情况下，坚持向京津进军的既定方针。５月３日，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于５日到党家庄，与冯玉祥、黄郛、王正廷等商议对策。蒋认为“以国家民族大计先后缓急之理势论之，应以先求国内之统一为宜”，主张“忍耐”，而冯并无异议。近于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亦做成“各路大军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的决议。１０日，谭延、张静江、吴稚晖北上兖州，和蒋举行会议，确认以继续北伐为惟一方针。隔日，蒋将会议结果电告已回京汉路前线的冯玉祥，谓“正如兄意，对日暂取不抵抗主义”。这可能是国民党人对日“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源头。②在此情势下，国民党人虽坚持继续北伐的方针，然也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蔡元培、张静江、黄郛等已感到，倘第一、第二集团军继续向京津地区前进，将生外交困难。③而日军既占领济南，国民革命军也不可能再使用津浦路运兵④，致使第一集团军原定沿津浦路向京津地区进攻的战略失效。蒋介石乃于５月１３日正式下令：第一集团军一部分留驻鲁东，监视日军；一部由平阴附近渡河，与第二、第三集团军相呼应，进取德州。第二集团军以主力部队沿京汉路东方地区北上，攻略河间、保定，乘胜直捣京、津；第三集团军则与第二集团军相联系，主力由京汉线西北地区活动，威胁敌之侧背，①《王正廷呈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８日），《革命文献———底定京津》，《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８。

②参见张玉法《蒋介石对日本两次出兵山东之反应（１９２７—１９２８）》，黄自进主编：《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第１册，台北，稻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５—９１页；王正华：《１９２８年蒋冯关系再探》，台北，２００７年３月，第５８页。“不抵抗主义”一语，见：《蒋中正致冯玉祥电》（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１日），《革命文献———济南事变》，《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３９。

③《蒋中正致谭延、黄郛电》（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５日），《革命文献———底定京津》，《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５。

④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访问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台北，１９８４年，第９０页。《北伐战史》，台北，１９５９年，第１４３６页。

３１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会取北京。①基于前揭的战略调整，蒋介石自领的第一集团军，除陈调元部（进至唐官屯）、方鼎英部（进至沧州）、方振武部（进至静海）等外，绝大多数部队并未参与会师京津的作战，兵锋止于山东德州、兖州一带。②这意味着，蒋已放弃亲自进军北京、天津的可能性，从而推迟了个人对华北的控制。前揭事态发展，对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格局，影响极为深远。③不过，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商允，做成另一项重要决议，“令湘鄂加派主干军队兼程北上”。亦即，由李宗仁甫编组而成的第四集团军参加北伐。５月２１日，李宗仁派遣白崇禧由汉口赴郑州，与蒋介石会商；决定第四集团军俟白与冯玉祥商定进军路线后，即实施渡河作战。白氏随即往新乡会晤冯玉祥，再转赴石家庄会晤阎锡山，议定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与第二、第三集团军采取联络战线前进。④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战略，至是转为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合攻京津地区。在这当中，南方出发的桂系第四集团军，投入较迟，主要担任京汉路的协同作战。京津地方政权的逐鹿，势将由北方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第三集团军为之。昔冯氏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广州国民政府曾有默许其入北京之意。其后，冯氏在华北之战出力尤多，对京津有势在必得之心。不过，阎锡山的晋绥军虽实力较弱，然以地理上接近京津的优势，亦进行相关的部署。冯、阎两军的暗中较劲，由是不断。例如，１９２８年４月，冯军攻河南彰德，与奉军激战，阎即托词未予援助。５月上旬，阎军进逼保定，与奉军爆发方顺桥会战；冯军不但不援，反将郑大章部南撤，造成阎军右翼的大缺口。两人之相争，从此可见一斑。⑤惟受到外力的影响，冯玉祥在京津的竞逐中，日渐趋于下风。如前文所①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１卷，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１９５０年，第２２４页。

②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３卷，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影印本，第７５４—７５６页。原先的战略构想，参见同书，第４８０—４８１页。

③李国祁：《北伐后期的政略》，《近代中国》，第５８期，１９８７年４月，第２０３页；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４８—３４９页。

④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５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０５７、３０５９页。

⑤王正华：《１９２８年蒋冯关系再探》，台北，第５９页。

３２０第七章二次北伐述，日本对京津地区可能发生的战事，实有干涉之意。适“济案”爆发未久，张作霖方面即通电呼吁息内争以御外侮。国民党初闻奉方通电，尚有怀疑，但双方默契逐渐达成。亦即，倘奉军自动退出关外，国民革命军将不予追击，以避免日军干涉。惟奉方与冯氏有若死敌，更倾向于与恩怨不深的阎锡山接洽退兵。无独有偶，在北京外交团看来，冯军因曾受俄援的背景“有共产色彩的疑虑”，故较为接受更像“传统北方军人”的阎氏进入京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均同意前揭办法，所顾虑者为冯的态度。①饶有意味的是，冯玉祥以“有共产色彩的疑虑”，进军京津受到外界的拦阻；但究其实质，冯这时与许多国民党人相似，主张将外交重心转移至美国。

５月１９日，冯与蒋介石在郑州会议商议进攻京津方案时，便主动提议更换外交部长黄郛，代之以留美出身的王正廷。蒋同意这个建议。至于对日本觉书的答复，冯亦主张诉诸国际，公开日本暴力侵占华北的野心，争取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来主持正义。②冯的见解，也早是南京方面的共识。５日，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即将济南事变通告国际联盟，要求调查公断；并电美国总统柯立芝（ＣａｌｖｉｎＣｏｏｌｉｄｇｅ），请其注意日本在中国所造成之严重情势。③在“济案”以前，美国在国民党人思考中，不论是作为敌人，抑或朋友，都只居次要位置。而今党人已和苏俄正式决裂，和英国的旧怨未消，又与日本闹翻，在对美外交方面自须有新的考虑。④至于中日两国就“济案”的直接交涉，直到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８日，始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签署相关协议，如下：一，于互换签字之日起，两个月内，日本撤退山东全部驻军；二，撤军后的接收办法，双方各派委员就地办理；三，济南不幸事件认为既往不咎，相互不课军事行动的责任；四，组织共同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双方损失。４月２日起，中日双方委员在济南商议交接程序；４月１５日移交青岛，５月４日移交济南，同①简笙簧：《晋绥军与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第２３８—２４２页。王正华：《１９２８年蒋冯关系再探》，台北，第６４—５页。

②《冯玉祥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４日），《扫除军阀主持奉安大典（八）》，《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４４０。王正华：《１９２８年蒋冯关系再探》，台北，第６３—６４页。

③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８５页。

④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１—３５２页。

３２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月２０日，山东日军全部撤离。济南事变终告落幕。①济南惨案对中国局势的意义，难以轻忽。迎接日本的挑战，已成南京国民政府往后的施政重点。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０日，蒋介石自记：“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净后为止。”②数日后，复向参谋长何应钦指示裁军、整军方针，除军队编制、经理外，特别重视完备航空、海军以及骑炮工辎等特种兵科。蒋氏的国军编遣构想，已在酝酿。

在教育方面，蒋另电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亟称“国家危亡，至此已极。挽救之道，非从兴学养廉，激浊扬清入手，别无他法”。国民政府重视“民族精神”的教育政策，亦由是以定。③然而，国民党人在强调“国耻”的同时，日益与广州时期、北伐初期的激进宣传渐行渐远。１９２８年２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曾做“一切民众运动均暂停进行”的决议；４月，总司令部复有“一切有碍中日邦交的宣传，一概不准发贴”的命令。但在“济案”以前，各种“反帝”运动实际上并未停止。“济案”爆发之际，国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代主任何思源适在城内，急向各民众团体及各军劝告“不要宣传、张贴标语及开露天大会，以免引起重大交涉”。７日，党人成立“济南各界五三惨案后援会”，然只注重调查、抚恤及国际宣传工作，并不积极攻击日本，“以免激动感情，惹起大祸”。④和北伐初期的汉口、九江租界事件相比，处置办法确有差异。

国民党高层在全国各地群情激昂、函电纷飞的情势下，事实上是竭力克制“群众大会游行之表示”。⑤５月１０日，中央常会通过《五三惨案宣传方略》、《五三惨案宣传大纲》，严禁刊载于报纸，要旨即为“说明本党对日政策在以和平的手段”，“宜极力保护列国的侨民财产之安全，于日侨亦当同样保护”，“各种集会宜多重代表合议之形式，由各代表负责的各团体分别执行”，又特别强调“一切封闭商店、检查及烧毁存货、罢工罢市之无益行动，皆徒损国家元气，而伤国民之富力，宜极力避免”，“切不可召集大会，作游行之宣传，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８７页。

②《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０日）。

③李国祁：《北伐后期的政略》，《近代中国》，第５８期，１９８７年４月，第２０１—２０３页。

④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３８２页。

⑤《五三血迹》，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５页。

３２２第七章二次北伐以免引起意外之事”。①面对前揭的克制举措，一般国民党人不满者仍多。５月２３日，戴季陶、何思源等即向南京建议：“前次（二届四中全会）中央党部为防止共党乘间捣乱起见，曾有暂时停止民众运动之明命。惟自济南惨案发生以后，全国民众异常愤慨。值此外交严重时期，实有恢复民众运动，共御外侮之必要。”②这一见解，并未得到接受。③几日后，蒋介石以更明确的口吻，命令北上各军“在直鲁两省禁贴一切标语；到达京津附近，更须由政训部负责彻查各地方机关，不准其张贴标语，如违严惩勿贷”④。

在国民革命军（尤其是第一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看来，从广东一路喊来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不能再喊；一时情况，政工人员似已失去作用，部队则渐感政训工作可有可无。革命军的政工组织，二次北伐期间已无政治监察、战地民政与民运之权，仅余的宣传业务，至是亦受打击。未几，蒋介石即下令缩小军师政训部编制，裁撤团级以下机构，旋师级亦遭撤销。既经裁员缩编，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已不成体系；国民党内主张根本废止政工制度的意见，乃又幡然崛起。往后十数年间，国军的政训工作颇为不振，此亦为重要源头其一。⑤第三节北伐告成与东北易帜一、“南京时代”的开始１９２８年５月底，国民革命军因应“济案”后的战略新部署次第完成。２８日，蒋介石正式下令各集团军向京、津发动总攻击。旋即，第三集团军３０日①《二届中央常会第１３６次纪录》，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０日，南京，油印件，党史馆藏：会议２．３／７８．１。

②《戴传贤等致中央党部执委函》，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３日，兑州，电报原件，党史馆藏：会议２．３／８２．１３。

③《二届中央常会第１４１次纪录》，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８日，南京，油印件，党史馆藏：会议２．３／１０９。

④《蒋中正致朱培德电》（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０日），《革命文献———底定京津》，《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１０２１⑤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４３１—４３３页。

３２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攻取保定，第二集团军３１日克高阳。新加入战场的第四集团军，则由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大部分是桂系收编自唐生智旧部的队伍，向石家庄一带集中。至于第一集团军，已不能积极北进，仍于６月２日占领沧州。国民革命军已形成夹攻的态势，但为避免涉外纠纷，事先声明不进兵至京津２０里以内地区，惟要求奉军不得停留。①眼见大势已去，张作霖在６月２日下令各军总退却，并通电宣布退出北京，称此后国事听国民裁决；隔日即搭火车返回沈阳，北京政府结束。出乎意料的是，４日凌晨，张作霖车抵奉天皇姑屯，遭日本关东军炸伤，翌日卒，年５４岁。自奉天来迎之黑龙江督办吴俊升亦遇难。奉方临此厄境，幸赖当局冷静应对，将张作霖死讯密不发表，秘密通知尚在关内的张学良。两周后，张学良返回奉天，２１日为乃父发丧，７月４日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局势转稳。②奉军大部撤退以后，仍留鲍毓麟旅维持北京治安；并在北京外交团见证下，征得国民党方面同意，俟国民革命军入城接防以后，鲍毓麟旅可和平退出。同时，王士珍、汪大燮、熊希龄组织之北京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等候政权的鼎革。不过，直鲁军张宗昌、褚玉璞部仍在天津市区设防，犹有负隅顽抗之意。③南京国民政府以北京政局急转直下，于６月４日正式发表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于６日在太原行营宣布就职，北京外交团发表通电表示欢迎。然而，冯玉祥因争夺京津地区的心结，尚未消解。蒋介石设法调和，曾请阎推荐冯出任前敌总司令（负清剿关内残敌之责），未果；冯反声称阎任卫戍司令乃是长才短用，保荐白崇禧出任，一度引起外界的揣测与误会。６日下午，阎军徐永昌部抵达北京城外卢沟桥附近，冯军韩复榘部则到南苑，两军争相入城。冯军自五原誓师，转战千里，目标就是北京；而今大军进抵北京城外，却未获蒋介石、南京中央、北京外交团的支持，不得其门而入，确实感到①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７辑：《护法与北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２年，第３３５页；李国祁：《北伐后期的政略》，台北，《近代中国》，第５８期，１９８７年４月，第２０５页；刘维开：《北伐收复京津之役》，台北，《近代中国》，第５４期，１９８６年８月，第４９—６２页。

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台北，晓园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８８页。

③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２册，台北，１９７９年，第３５５、３５７页。

３２４第七章二次北伐扼腕。①６月８日，阎锡山以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率部开进北京，任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晋军部队穿越治安维持会、商会、学生及国民党员等组成的欢迎人群，鱼贯而入。其实，在入城前两日，市区已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顺直特务委员会等原先秘密状态的党务组织，亦起身公开活动。②１１日，阎锡山偕同白崇禧等大员进城，并接受记者采访；白氏强调“甚望南方革命精神，同时为北方民众接受”③。不过，北京政权的接收，仍有波折。时奉军鲍毓麟旅以维持治安的任务达成，退出北京，经通州附近时，为冯玉祥军之韩复榘部所阻，并遭到缴械。冯军此举，引起北京外交团哗然。经外交团向南京国民政府抗议，鲍毓麟旅始恢复自由，并收回部分武器。④天津方面，一度陷于混沌状态。盖夹处奉军与国民革命军势力之间的直鲁军张宗昌、褚玉璞等部，以及孙传芳残部，陆续集中于天津、津东附近。高级将领徐源泉、郑俊彦、李宝章等人，已纷纷向革命军接洽投降。张宗昌本人与奉方谈判，却未获允许出关，致使进既不能，退又无处可归。加以天津因条约关系，不便进行军事活动。张乃决定率领顽强残部３万余人退津东滦河一带，谋求自处办法。６月１２日，阎锡山所任命的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率部接收天津。⑤在北京、天津先后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后，关外的东北三省，关内的热河以及直鲁军张宗昌据守的滦河方面，尚飘扬着五色旗。不过，时局至此，一般之注意点已不在军事，而是新政权的建设与外交诸问题。盖在奉军出关①王正华：《１９２８年蒋冯关系再探》，台北，第７０—７１页。

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７４页。顺直特务委员会的始末，见：《革命文献》，第２１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１６１６—１６１９页；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的情形，参见：《革命文献》，第２１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１５９７—１５９９页。

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２１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１６０８—１６１１页。

④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８４１８５．⑤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７辑：《护法与北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２年，第３３５页；《革命文献》，第２１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１６００—１６０２页。

３２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以前，南北政府同时存在，但北京政府依旧为各国承认的合法中央政府。①北京政府既已倾覆，６月１５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对外宣言，称“国民政府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根本目的在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军事时期将告终结，国民政府正从事一切整顿与建设之工作，以期建设新国家之目的早日完成”②。近于同时，中国各驻外使馆纷纷宣告易帜。③《大公报》、《晨报》等北京、天津所发行的报刊，前此还洋溢着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感，“盖一则不知在战中，各个生命财产之危险若何？一则不知在战后，国家布政施令之变化又若何？疑惧丛生，百事俱废”④，甚至接连登载难民源源出关、争相涌入租界等人心浮动的消息。但随着局面尘埃落定，北京以和平方式转移政权，这些报纸已开始对南京国民政府表达若干期待。毕竟，对大多数华北地区市民阶层而言，无论政权效忠、家乡意识、南北情结、经济利益若何，既见政权逐鹿的胜负已定，仍会迅速表明拥护南方的新政府。⑤南京国民政府旋即对京、津善后事宜作出决定，并派员接收前总统府及国务院各部会及相关机关。６月２０日、２５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针对京津行政问题，复做成三项决议：一，直隶省改名河北省，北京市改为北平市，旧京兆尹各县并入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均为特别市，直隶于行政院。二，设立政治会议北平临时分会，李石曾为主席，未到任前由阎锡山代理。三，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南桂馨为天津特别市市长。

除此之外，战地政务委员会撤销，业务移交相关政府部门。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李石曾、易培基等２７人为理事，接收并保藏清故宫文卷及文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决定派蒋介石北上，祭谒总理孙中山。７月６日，蒋氏即偕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亲往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致祭。祭告北①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２１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１３６５页。

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外宣言》，《外交部公报》，第１卷第３期（１９２８年），第１３１页。

③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２册，台北，１９７９年，第３６０页。

④《社评：恐怖与希望》，《大公报》，１９２８年４月２７日。

⑤高郁雅：《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为代表的探讨》，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０—２１０页。

３２６第七章二次北伐伐完成之时，蒋放声大恸。①北伐告成，阎锡山、冯玉祥俨然已是华北的主要军事力量。国民党华北新统治地区的军政机关，主要为阎系所得。不过，为求势力的均衡，北平临时政治分会、河北省政府委员的名单，俱为阎系、冯系各占一定比例。②北平特别市长何其巩即为冯系，冯系另得北京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惟对拥兵２０余万的冯氏而言，所得资源仅属杯水车薪，见阎系坐拥冀察两省要津，自是感觉不平。③其后情势几经变化，但在１９４９年以前，阎系、冯系及其衍生的军事力量，始终是影响华北政局的重要因素。④就此而言，在第一集团军主力因“济案”受阻的情势下，桂系之第四集团军北上幽燕，颇具政治象征意义。６月１４日，《大公报》社评即称“此次（各军）北来者，惟第四集团为南方军，湘桂皆有。北方固久见湘军者，至于珠江流域产生之武力达于北京，则实历史上第一次也”，又谓“北伐始于广东，而二、三集团，皆非自粤而来者也。刻在京津间之许多重要将领中，惟白崇禧氏，自黄埔练兵起，至今日止，终始其事”。⑤诚然，蒋介石以桂系为潜在政治对手，并未视若己出。但这一底蕴外界未必熟知。反之，外界辄以“南北”区分军系，背后则有深层的政治文化理由。⑥其实，国民党以全国性政党自诩，惟一时无力破除分裂性的因素。在二次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声言国民革命军“既无南北地域之分，更无新旧同异之见”⑦，主要目的是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但同时也是响应已分南北的现实。而国民革命军北伐告成后，南北隔阂仍深，北方社会尤其“普遍存在”被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７５—８７６页。

②王正华：《１９２８年蒋冯关系再探》，台北，第７６页。

③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２１—４２２页。

④七七事变前夕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出自冯系；１９４９年的国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早年亦出自阎系。

⑤《社评：珠江流域之思想与武力》，《大公报》（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４日）。另参见刘维开：《北伐时期的白崇禧》，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第１００卷第６期，第１９—２６页。

⑥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４４页。

⑦蒋中正：《渡江北伐告北方将士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３０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８９—９１页。

３２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南方“征服”的误解，甚至是怨言。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易名为“北平”，益加强化这类感受。①耐人寻味的是，在蒋氏看来，将南京的统治确实延伸至华北，尚属未竟之业。盖当前由阎锡山、冯玉祥军事集团统治华北的模式，似乎只是过渡时期的办法。②自兴中会时代起，国民党长期在华北缺乏政治基础；其所推行的革命，系以南方为中心，再徐图向北发展。基此背景，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北伐，心态上或不无将华北视为统治的客体。③然而，经过二次北伐的整编与动员，“今日革命军之最大部分为北方人”④。已加入国民党的北方军人，见南方军事、政治影响力的北移，感受依旧复杂。冯玉祥尝谓：“北伐军若无我军在北，固一时未必得胜。而我军若无北伐军在南，亦早已葬于五原之黄沙蔓草中而无今日矣。”但是，冯对外界盛言“北方民众不革命”，实颇为不快。⑤阎锡山方面则望“分治合作”之说取代“（蒋）介石统一之老旧思想”，重要理由是“现世潮流，统一者终失败，能容合者相安。中国大势将来只能达成南北两部分。

现在究竟能北伐，于晋有关”。⑥由于第一集团军实力未达山东以外的广大华北地区，冯玉祥、阎锡山不难抗拒所谓的蒋介石“统一之老旧思想”。其实在长江以南，李宗仁、李济深之势力，也属雄峙一方。不过，蒋氏显然仍欲借北伐后的新政治情势，抑制各军事集团的发展。抑制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统一财政，一是削弱地方①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５页。此为李璜观察得致的感想，参见李璜：《学钝室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②即使在多年以后，许多“北方将士”仍旧与蒋介石颇有隔膜，感到“（蒋）看北方人，文的都是官僚，武的都是军阀，一般思想都是落后”。《徐永昌日记》，第３册，台北，１９９０年，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日条，第３１２页。

③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译：《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７—４０页。另见家近亮子：《南京&民政府の北方への权力浸透について》，《东方学》第８７辑，１９９４年，第１０３—１１８页。

④《社评：珠江流域之思想与武力》，《大公报》，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４日。

⑤冯玉祥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２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８９、５２３页。

⑥《吴淞张天枢中密号电》（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１日），《北伐北方军参战案（三）》，《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７。

３２８第七章二次北伐（特别是北方）的军事实力。①６月９日，蒋介石突然宣布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声言“虽革命全功，有赖继续之努力，而军事程序，已去最后之障碍；此后统一区宇，肃清遗逆，惟赖中央以政治力量，渐谋收束”②；重要用意是释放政治讯号，谋限制各军事集团的兵权。由于外界慰留声不断，最终蒋于１７日打消辞意。③不过，也没有其他高级将领愿意释己兵权。蒋氏未就此收手，２４日，续呈请国民政府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④；７月上旬，趁各集团军总司令联合致祭孙中山之便，于北平召开善后会议。会议中，蒋提出整军方案，决定组织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冯、阎、李三总司令同意一致副署，作为五中全会议案。⑤其实，冯等人已对南京的裁兵计划微露不满。⑥蒋介石酝酿的国民革命军编遣计划，确有其合理基础。盖南北各军事集团各拥地盘，与过去的北洋军队如出一辙。兵额之庞大，尤其造成国家与社会的负担。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的具体兵额，缺乏精确统计。惟北伐告成后，国民革命军因收编北洋残军，员额持续加增，数量保守估计已逾１５０万人，既多且滥。蒋在７月时指出，将来的国防武力应暂定为５０万人，军费支出至多占国税收入之半。⑦不过，蒋介石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的胜利，系①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译：《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１—４２页。虽然，蒋介石稍后实际上是先与南方的桂系发生武力冲突（１９２９年两湖事变）。

②蒋中正：《军事告竣上国民政府呈请辞职电》，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３６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４３３页。

③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２册，台北，１９７９年，第３６１页。

④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１卷，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１９５０年，第２３４页。

⑤蒋中正：《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国闻周报》，第６卷第３期，１９２９年，第１—７页；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１卷，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１９５０年，第２４３页。另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２６页。

⑥王正华：《１９２８年蒋冯关系再探》，台北，第７４页。

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２１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１６６５—１６６９页。国军编遣的后续发展，参见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

３２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集团军“协力”达成①，尚无哪支力量足可独霸全国。依势、理言，蒋必须有更高层次的号召。适在此时，二次北伐前夕因反对“蒋汪合作”出国的胡汉民，已积极准备回国，投入南京国民政府行列。胡的举措，形同支持蒋在南京的局面，这对统治力尚属有限的南京政权来说，自有莫大意义。

６月初，胡汉民得知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即将胜利，即由欧洲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拟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随后另寄说明书，阐释其“以党治国”的方略。８月底，胡抵香港；广东军政要人陈铭枢、陈济棠等迎接，劝胡主持广州政治分会，与南京“分治合作”。胡明确拒绝。９月３日，胡再抵上海。西山会议派元老许崇智、居正、谢持等，反对胡赴南京“帮助蒋介石”。胡则应声，倘若蒋是凯末尔（ＭｕｓｔａｆａＫｅｍａｌＡｔａｔüｒｋ）而非袁世凯，他极愿意帮助蒋“个人”。同日，蒋即亲赴上海往迎胡，对胡的各项主张表示赞同。②蒋介石、胡汉民合作的基础在于，两人皆试图打破地方军权分割之势，达成集权中央。蒋重军权之集中与提高，胡则重党权方面。落实办法，蒋借整军，胡借训政，正可分途进行。③这时，国民党内争论的议题是，究竟应多快和多严格地集中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权。④蒋、胡以集权主张，反对各军事集团所持，而为许多元老同意的“分治合作”理论。９月３日起，胡在上海，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戴季陶连日商讨要政，说服李等元老取消“分治合作”主张。会后胡发表谈话，将“分治合作”正名为“分工合作”，随即发布《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全文。⑤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方案，即照胡汉民的规划实施。前此８月８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已接受了胡所寄回的《训政大纲》提案。在７①冯玉祥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２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５２页。

②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３—６５页。

③蒋永敬：《国民党兴衰史》，台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２９９、３１３页。

④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８５１８７．⑤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９４页。

３３０第七章二次北伐日的会期之内，分别就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作出重要决议。尤其是，训政时期应颁布约法、国民政府设立五院（新设立法院）、政治分会应限期取消等案的通过，俱受胡汉民建议的影响。与此相较，汪精卫派人物依旧备受打击。特别是，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犹以去年１２月广州事变为辞，反对汪派人物出席会议。几经波折，汪派人物陈公博、顾孟余等仍因反对者多，未能到宁开会。①９月２０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加推胡汉民、孙科为常务委员。此后２年间，胡氏供职国民政府，为主持国民党政权的领导人之一。１０月起，国民党陆续通过《训政纲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五院组织法》、《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等。新政权的规模扩大，规制焕然一新。根据《训政纲领》，“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这显示党治的浓厚色彩，不仅取代民权与民治，也掩盖了军权与军治。②训政既经实施，中枢机关及人事，亦大加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军事结束，宣告于１１月裁撤，业务分入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以及军事参议院。蒋介石本人转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会则由谭延（行政院院长）、胡汉民（立法院院长）、蔡元培（监察院院长）、戴季陶（考试院院长）、王宠惠（司法院院长）、冯玉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孙科（考试院副院长）、陈果夫（监察院副院长）、何应钦（训练总监）、李宗仁（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树庄（海军部部长）、阎锡山（内政部部长）、李济深（参谋总长）、张学良（未到任）、张继（司法院副院长）组成。凡握大权的军事领袖均列名委员名单，显示羁縻的用意。惟出于党内的几次分裂，３６名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仅有７人出任国府委员；尤其是，汪精卫派原本占二届中执会的人数优势，在此无一人列名。③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时代，正式开始了。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新①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８８—８９４页。

②蒋永敬：《国民党兴衰史》，台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３—１５６页。

③蒋永敬：《国民党兴衰史》，台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７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８９６—９００页。

３３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任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宣誓就职。因北伐告成，各地举行盛大国庆祝典。２５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以及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教育、交通、铁道、卫生各部部长，建设、蒙藏、侨务、劳工、禁烟各委员会委员长，亦宣誓就职。隔日国府即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①虽然，中国若干地方犹悬挂五色旗；而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下，各军事集团对即将施行的军队编遣正抱持戒心，国民党内若干派系（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则遭到排挤，南北社会也尚未达成“精神上的统一”，俱为新政局隐藏的危机。不过，中国未来的前景，大体上似乎是一片光明。毋庸讳言，许多知识分子已从北伐初期对国民党的期待，逐渐转为迟疑②，但很少人会质疑南京政府管理政务的权力；新政府的规制宏大，对社会的动员力道更强，由一群自诩爱国、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组成，誓言取代贪污腐败的旧北京政府。③二、边省与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系靠国民革命军所得致。而国民革命军北伐起于两广，继之冯玉祥、阎锡山响应于绥远和山西，主要战场则在湘、鄂、赣、闽、江、浙、鲁、豫、冀等省。不在前揭范围内的地区，政权转移主要靠政治解决。一如过去的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仍难将中央军力投入边远省区。

北伐军初入湖南时，贵州和四川军人即已开始接受国民革命军番号，表示听命国民政府。川黔联军总司令袁祖铭以彭汉章、王天培部，随革命军转战南北；１９２７年，袁、彭、王先后遭到唐生智和蒋介石处决。④四川则内战纷扰有年，各实力军人互不相上下，当中又以刘湘、刘文辉势力最大。既接受改①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２册，台北，１９７９年，第３９６、４００页。

②邵建：《一九二七年北伐前后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台北，《传记文学》，第９１卷第５期，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４１页；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５—２７４页；蒋永敬：《国民党兴衰史》，台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６３—１６７页。

③Ｃ．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ｂｕ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３１９２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ｉｓ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９１１９４．虽然，也有明显不同的评价，参阅ＨａｎｓＪ．ＶａｎｄｅＶｅｎ，犠犪狉犪狀犱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犿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２５１９４５，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３，ｐｐ．１２７１３０．中译本见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１９２５—１９４５》，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

④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军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３０—２５５页。

３３２第七章二次北伐编，刘湘等人起初亦不无借新力量澄清川局的雄心。①然而，军事实力雄厚的云南方面，唐继尧当局对南北政府仍持观望态度，更严格禁止国民党人活动。１９２７年２月５日，滇军将领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等联合发动政变。唐迫于压力，同意将省府改为云南省政务委员会，唐居总裁之名，实权落于龙、胡等人之手。５月２３日，唐继尧病逝，龙、胡派人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表示拥护之意。６月１４日，蒋任命龙、胡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第三十九军军长。７月１日，云南全省正式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②１９２８年１月，云南发生龙云与胡若愚之间的权力之争。龙云初被胡若愚关禁，赖其部将卢汉之及时反攻，始转败为胜，驱逐胡出滇。龙掌握云南政权后，即电南京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旋于１月１７日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２０日再委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总指挥。龙自此主持云南省政达１７年之久，实际上则保持半独立状态。③国民党人对新附的军队和地方政权，除了依照规制，将之编入国民革命军番号、授予官署委任外，亦要求设立党务组织，以求逐步强化统治力的渗透。以军队言，在北伐初期，凡加入革命阵营者，须以设置党代表、政治部或党部来作为效忠的象征。较早加入的桂系、西北军等，均循此例进行。川滇黔亦非例外。惟新附军队的政工人员时由地方军人自荐自任，国民党中枢屡欲制止，却感鞭长莫及。④尤有甚者，在国民党“清党”等动荡之中，原先左派稍微活跃的西南各省地方党部、军队政工组织纷纷瓦解，而中枢无力将之重建。⑤处此情势，地方军队的自主性又随之提高。⑥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倘若借由财政手段，亦可能逐步控制地方的军事、财①《第二十一军长刘湘上中执会呈》，１９２７年３月８日，重庆，党史馆藏：汉１２６２２。

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９０２页。

③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９０３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８２８—８２９页。

⑤《每周党务消息第一期》，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５日，武汉，油印件，党史馆藏：汉１７３５４。

⑥以川康部队为例，在１９３０年代仍有政训处之设，但与南京政府关系不深。直至１９３５年年初，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便，设置参谋团政训处，地方部队原自设之政训处始行撤销。参见《国军政工史稿》，台北，１９６０年，第６３２—６３５页。

３３３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政命脉，将之真正纳入统治体制中。然而，国民政府以本身财政支绌，无力采取此道。昔桂系率广西军民投效广州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即不愿负担桂省军费。其后的新附各省，财政大多“自理”，中央政府自难加以控制。①１９２８年８月，龙云以云南财政困窘，请求南京国民政府协助解决云南的财政、金融问题；南京虽允协助，但杯水车薪，缓不济急。其后滇省仍是自谋办理财政，并以财政作为维持半独立状态的基础。②整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川滇黔等省关系，处于一种相互为用的状态。其后至１９３０年代，南京更因穷于应付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遂对川、滇、黔诸省采取羁縻政策，以种种怀柔方式争取其合作。而在这类南京鞭长莫及的省区内，国民党的组织力量亦无法有效渗入，只好将省党部委员的头衔加诸地方实力派之上，或由其自行委任党部委员。西南诸省在保持半独立状态之余，乐得披上党、政的“合法”外衣，大抵亦表现出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对南京政府而言，这或是出于无奈的选择。③与南京政府更加疏远之地，厥为新疆。新疆名义上为中华民国一省，然与历来中央政府的关系至为淡薄。１９２８年６月８日，国民革命军开入北京，新疆督办杨增新旋于１６日通电易帜。不意７月７日新疆即发生政变，杨增新被军务厅长、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樊耀南刺杀，民政厅长金树仁又捕杀樊耀南及其党羽。金树仁遂自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并电国民政府提出报告。南京一方面迁就现实，电令金氏遵照政府指示主持省政，一方面令甘肃省政府查报新疆事件真相。１０月末，素有经营边疆之志的白崇禧（具穆斯林身份），有鉴于蒋介石裁兵之议日亟，提议由己率兵实边，整理新疆国防。

新疆当局闻讯生惧，于１２月９日宣布“无论何人，非经允许，不准入境”。其后几经反复，盛世才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获取大权，而南京政府的政令仍未行①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１—２１４页。

②杨维真：《从财政角度看云南与中央的关系（１９１１—１９４５）》，《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８７—１２８８页。

③林能士、杨维真：《抗战前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关系———以川滇黔为中心的探讨（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１５期，１９９８年５月，第１９９—２０５页。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１９２４—１９４９的中国国民党组织型态》，北京，华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８页。

３３４第七章二次北伐于新疆。①１９２８年八、九月之际，南京方面亦做成决议，将塞外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行政区改制为行省，并新建青海（合青海地域、原甘肃西宁道）、宁夏（合甘肃宁夏道及阿拉善、额尔济纳两蒙旗）、西康（合原四川之川边地区、前藏部分地区）三省。国民党人采取是项措施，主要目的在充实国防与开发边疆。盖南京政府自对苏绝交以来，虑苏方以外蒙为基地进窥内蒙地带的热、察、绥三特区，故而调整地方区划，补足其税收，俾供省政所需。②这类新设省份，事实上仍由实力军人所掌。不过，国民党人的设省政策，蕴含了民族同化的思想，而非保障地区内少数民族权利的民族自治；至于“发展经济力量”等民生主义主张，更是面向“国内一切人民”的普遍政策。１９２８年后，内蒙方面一再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建立民族地方自治机构，即屡遭拒绝。基此缘由，南京政府的边疆政策，并不为少数民族所谅解，矛盾与日俱增。③北伐后期的地方政权鼎革，最为牵动大局者，乃东北易帜一幕。从酝酿到实现，历时半年之久，当中又涉及奉系、南京与日本三方面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日本已于１９２８年５月３日发动济南事件，反映其维护在东北、华北“特殊利益”的决心。面对日本的威胁，不论奉方抑或南京，皆不敢掉以轻心。另一方面，奉军虽然遭遇军事上的失利，失去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惟仍保存相当大的实力，可与南京分庭抗礼。而南京国民政府受日本之阻，亦难派兵向关外追击。处此情势，以政治方式解决东北三省问题，逐渐成为南京与奉方的共识，但犹需反复的过程。

１９２８年４月，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迭获胜利，北洋军队节节败退。５月３日“济案”爆发，北洋政府领袖张作霖于９日发布通电，呼吁南北两军“息争”，并派代表与南京政府洽谈。旋即，日本方面向南北政府致送觉书，扬言“战乱如进展到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将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①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访问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台北，１９８４年，第１２４—１２６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９０４页。

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９０４—９０５页。

③闫天灵：《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４６—４７页。

３３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施”；复不断催促张作霖及早放弃京、津，退回关外，行保境安民。２５日，先于南京国民政府４天，张作霖答复日方觉书，谓“断难承认”日本的要求，声明“东三省与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３０日奉军失保定，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撤军回奉。但值得注意的是，张作霖于退出北京之初，或仍抱持卷土重来之意，故而将安国军大元帅印、旗，以及国务院印信、外交部重要档案运往奉天。北京政府国务院总理潘复亦发表声明，将随往组织行署。①换言之，张作霖不无考虑，倘若南北的妥协一时难以达成，即拟于奉天树立北方政府。惟当时奉日关系“已极不圆满”②，６月４日，张作霖竟遭日本关东军之炸，逝于皇姑屯。设立北方政府一事，不复可行。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继起，局面为之一变。张学良上台以后，即公开表示“决不轻言战争”，更向南京承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７月中旬，奉方代表赴北平，晋见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谈判随即展开。国民党与奉方的意见颇有不一致处，党、政、军诸事均待商议。尤其热河仍由奉军汤玉麟部控制，奉方盼与东北三省一并解决，但蒋介石未予同意。③事实上，蒋氏业于７月１５日命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名义，肃清退守滦河方面的张宗昌、褚玉璞直鲁军，又以第一集团军方振武部负责热河军事。④不过，国民党与奉方的谈判仍大致顺利，蒋氏亦感“汉卿（张学良）似属诚意，东省和平统一，可无问题”，所虑者为日本的态度。几经往返磋商，奉方初步同意于７月底进行改旗。⑤然而，原订７月进行的东北三省易帜计划，最终仍面临夭折。１９日，在张学良授意下，较无涉外问题，且已遭国民革命军兵临城下的热河，宣告易帜。惟近于同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义一外相之命，再次警①曾业英：《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７８—８１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９０８页。

②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第２６１页。

③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９１０—９１１页。

④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２册，台北，１９７９年，第３７０页。

⑤先后有２０、２２、２４日等日期之议。参见王正华：《蒋中正与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台北，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１１—１４２７页。蒋氏之语，见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爱记》，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０日，台北，２０１１年，第５３页。

３３６第七章二次北伐告张学良不可进行东北三省之易帜。蒋介石屡“催汉卿决然通电，服从中央，勿为倭奴恫吓而怯缩”①，但无法消除张学良对日本的疑虑。日方更以参加８月４日张作霖丧礼致奠为名，派遣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向奉方施加压力。林权助抵东北后，与张学良谈话数次，针锋相对，极不愉快。日本的威胁虽未尽数奏效，确已推迟了解决东北问题的时程。②究其实质，东北当局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同样是亟待解决。特别是，热河虽已易帜，然国民革命军并未停止前进，造成了奉方的不满。７月２８日，张学良即致电白崇禧质疑“是否该区虽经易帜，仍须沿用地盘政策，力图略取？”至于革命军拟肃清滦河方面的张宗昌、褚玉璞直鲁军，张亦盼延期进行。③蒋介石闻讯，一度同意暂停向热河进兵，但仍指示白崇禧要求张学良限期让出热河。④张学良难以接受这样的条件。在热河问题延宕未决的同时，奉方亦提出东北三省国民党党部暂缓开始工作，俟东北方面挑选青年赴宁学习党务归后再办。亦即，东北当局惧骤行易帜，南京政府、国民党的权力渗透将大举涌入，动摇其统治的根基。非将此层问题厘清，并获得相当保证，奉方尚不愿“皈依党国”。⑤东北易帜迟迟未得实现，颇引起国民党人的疑忌，不乏有人指责张学良“勾结外人，借词推迟”。毕竟，在党人当中，本来就存在一股反对“政治解决”的声音。７月１５日，负责党务秘密工作的东三省特务委员会曾发表宣言，呼吁“以武力彻底讨伐奉逆余孽”，“亟望本党忠实领袖勿为（奉系）所惑，致铸百年大错”。⑥盖国民党在东北地区进行秘密工作，已历多时。即使在与奉方展开密集政治谈判以后，各地下党部仍以民运工作、策反军队、吸收党员等办法，准备内应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行动。这类工作，颇为东北当局所忌，常派军警'捕镇压。而深处奉系地盘的国民党秘密工作人员，与奉系搏斗有年，情①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爱记》，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１日，台北，２０１１年，第５３页。

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９１２—９１３页。

③《白崇禧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７月３０日），《革命文献———滦河会战》，《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２０１２。

④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４册，台北，２００３年，第５２１页。

⑤《东三省归附问题近讯》，《中央日报》，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６日，第７版。

⑥《东三省特委会主张以武力彻底讨伐奉逆余孽》，《中央日报》，１９２８年７月１５日，第７版。

３３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感上自难以接受党中央的政治谈判做法。①另外，与奉系积怨甚深的冯玉祥，向来亦主张武力解决奉军。冯虽不便反对蒋介石所实行的和谈方针②，仍以“东省敌人是否诚意，尚属疑问”为由，力主“速定热河”。③事实上，蒋氏本人经过考虑以后，也于９月１日电令方振武部重启进取热河的行动。④一时之间，国民党与东北当局犹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

值此情势，张学良曾致函蒋介石解释，国民党人所采取的“苏俄式手腕”，乃日本干涉东北三省问题的借词之一。⑤其实，东北当局对南京党政组织的抗拒，亦是立于清末以来地方主义盛行的风潮，有深厚的政治、社会基础。国民革命军对热河的进取态势，即引张学良“父执”对张的不谅解，“责其亲南”。⑥于是，张学良在与国民党人谈判的同时，强调东北地方的主体性，对内对外皆有必要。张学良对国民党提出的“东北人办东北党部”主张，即受到东北地方舆论的支持。８月４日，奉方提出，东北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须经省政府同意后方可成立。之后在谈判中，进一步要求“党部在东三省暂缓设置”，“所有特委员及中央党部人员、现在东三省秘密工作者均一律撤回”。⑦但国民党人的秘密党务活动显然没有即刻停止。⑧不过，不论是张学良抑或蒋介石，皆未动摇和平统一的努力。东北当局方面，即试图以若干善意的举动，换取国民党方面的让步。８月，东北当局宣布，前时被捕入狱的东三省国民党员，一律释放；过去禁售的三民主义书籍、报道国民党消息的《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一律解禁。之后，国民党①佟德元：《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安徽史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２７—２９页。

②曾业英：《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８４页。

③《冯玉祥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３日），《革命文献———东北易帜》，《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３９。

④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４册，台北，２００３年，第５５５页。

⑤《张学良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０日），《革命文献———东北易帜》，《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３３。

⑥《白崇禧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８月９日），《扫除军阀主持奉安大典（四）》，《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４１５０。

⑦佟德元：《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安徽史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２９页。

⑧《邢士廉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３日），《革命文献———东北易帜》，《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５８。

３３８第七章二次北伐要求将“在秘密时期，为工作被捕之党员”一律释放，奉系再次让步。１２月８日，东北当局释放了国民党奉天党务负责人钱公来等人。９月间，张学良更以实际行动，配合白崇禧解决滦河方面的直鲁军残部，并迫使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离开军中，表达其服从国民政府的态度。

白崇禧解决滦河方面直鲁军残部的行动，可谓“北伐最后一战”，而奉军参与之。盖国民革命军接收京津之初，原希望以政治方式解决张宗昌、褚玉璞军队。惟张、褚等仍欲顽抗，奉方亦不愿接纳该部出关。蒋介石遂于７月１５日下达讨伐令，并以白崇禧负责指挥。９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全线击溃直鲁军，于１４日到达滦河西岸待命。直鲁军败退滦河东岸后，旋与奉军发生冲突。２１日，奉军发动总攻，张、褚所部不敌；褚玉璞被俘，张宗昌化装潜逃大连。２３日，直鲁军大部为奉军所俘，一部向白崇禧投诚，冀东军事结束。自然，奉军主动参与这场硬仗，虽有配合国民政府的政治象征意义，但一个重要考虑为避免国民革命军渡过滦河。另值得注意的是，冀东战事结束后，滦河西岸、唐山一带，即由白崇禧所属的第四集团军驻防。再加上两湖、两广，桂系的势力范围大为拓展。后者实为下一波政治争端的潜藏因素。①直鲁军既由国民党人、奉方在９月联手解决，蒋介石亟盼张学良能有进一步的政治表示。月底，蒋派张群赴日本访田中义一首相，望勿干涉东北易帜，在中国统一后始可与日本解决各项悬案，并允维持东北现状。②１０月８日，国民党中央常会推定蒋氏为国民政府主席，并推选国民政府委员。席间，蒋即提议任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之一。对此议案，国民党人讨论良久，不能决定。蒋乃极力主张，倘张学良无法就职，适可揭穿“日本阻碍东省归入中央之阴谋”，“于党国方面亦大有益”。其议遂决。③蒋旋即电告张学良会议结果，望张趁此时机宣言就职，以该年双十节为统一之纪念日。张学良复电同意列名国民政府委员，但仍以“某方压迫，致生障碍”为由，推迟易帜的施行。张又同时提出，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主张取消政治分会，“惟东省情形特①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０页；刘维开：《北伐时期的白崇禧》，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第２１—２４页；朱縥源：《白崇禧与北伐最后一战》，《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２期，１９９７年５月，第１１１—１４６页。

②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５日，台北，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９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台北，晓园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６８页。

③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４册，台北，２００３年，第５８７页。

３３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别，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①。１１日，蒋回复张称“如尊处果能出以决心，中（正）深信彼不敢有所举动”，至政治分会问题，蒋认为不便再行设置，但承诺“东省果有特别情形，可另筹妥善办法”。②无论如何，双十节庆祝统一的时机已经错过。

张学良虽再次推迟易帜的进行，然在相当程度上已与南京国民政府趋近。１０月中下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东北当局解决土地商租权以及延长吉（林）敦（化）铁路等问题。蒋介石嘱张学良不可再进行“局部交涉”，这一方面是减轻东北当局承受的日方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打消东北当局继续拖延易帜的借口。而张学良并非不受南京态度的影响。１１月５日，南满铁道会社总裁山本条太郎访张，谈吉敦路之事，张即以外交问题需由南京政府统一处理推托。同月，张学良派莫德惠赴日庆贺昭和天皇加冕大典，更探知田中在美、英等国及国内反对派的压力下，已默认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不致再起干涉。日本的阻力逐渐无形消解，张学良进行易帜的决心益坚。不过，奉方与南京之间的“未了事件”仍亟待解决。③１１月，奉方与国民党的谈判与合作，持续进行。东北当局首先资助白崇禧军费，并将关内部队撤回，继之使停顿数月之久的平奉铁路恢复通车，并释回稍早扣留的列车交还平奉铁路局。同时，响应裁兵，宣示将４０万奉军裁汰２０万。不过，国民党人意识到，张学良确已立志服从国民政府，惟对东北三省及热河地盘仍图掌握。对此，蒋介石实渐采让步的方针。稍早以前，蒋氏谓虽不便在东北设置政治分会，然仍允由张保荐各省省主席及委员人选，表现出各种条件尽可商量之意。热河问题方面，蒋氏更于１２月同意张学良的要求，将之归入奉方势力范围，放弃军事进取的方针。毕竟，负责热河军事，且积极进行的第一集团军方振武部，本冯玉祥所属，二次北伐期间始归蒋指挥。蒋对方并不信任。同时，阎锡山、白崇禧等人也不无觊觎热河的盘算。

对蒋而言，使热河维持在奉军手中，或不失为较好的选择。④①《张学良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９日），《革命文献———东北易帜》，《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４８。

②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４册，台北，２００３年，第５９６—５９７页。

③曾业英：《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０４页。

④曾业英：《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３４０第七章二次北伐张学良既确认日本阻力将无形消解，又获得南京中央在政治上的保证，遂于１２月２４日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易帜问题。①东北当局当即将易帜的决定密告南京，南京旋于２６日通过东北人事案，待易帜后发表。２９日，东北易帜通电发布，国民政府乃发布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并分别任命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省主席。当日上午，张学良在奉天省府大礼堂举行易帜典礼，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派代表方本仁监誓。各国驻奉领事均应邀参加观礼，惟独日本领事未见到来。东北易帜后，最高军事机关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最高政治机关则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有委员１３人，而以张学良为主任委员，于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２日正式成立。３０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奉天城改称沈阳。东北易帜工作，至是顺利完成。②不过，东北的“党权”问题，并未随易帜而结束，反见白热化的发展。在易帜前夕，东北当局担心“潜伏”的国民党人乘“新年之际同时举贺之机”成立党部，遂决定于２９日东北易帜的同时成立党务筹备处，以资抵制。其后张学良犹坚持“自办党务”，与南京方面不无冲突。于是，东北当局除少数高层人士加入国民党外，地方党务迟迟无法发展。而原本秘密工作的国民党组织，依旧活动，勉力“维持中央正统”。直至１９３０年年末，正式的东三省省党部始次第成立，实际上是由奉系控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奉系并未就此彻底融入国民党的组织与活动，南京亦未放弃发展国民党党务的可能。“九一八”事变后，仍是原东北党务人员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即可见一斑。③总此而言，经过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东北易帜，中国的政治、军事权力版图既有重整，也有延续性的呈现。原先声势显赫的北洋直系军队，就此溃灭。南方新兴的各军，则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部分旧有的军系，如西北军、晋绥军、奉军等，亦以新的面貌，继续发挥其影响力。特别是，中国尚未真正①曾业英：《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０５页。

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９１６—９１７页。

③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东北文献》，第３０期，２０００年，第４３—４５页；高纯淑：《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的东北党务》，台北，１９７６年９月，第２１—２６页；佟德元：《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安徽史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２９页。

３４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达成“精神上的统一”。首都虽然南迁，北平仍为华北重心。华北最大军力掌握者，常为北平的主人。北伐告成之初，北平落入晋绥军之手。①但在１９３０年年底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即率部队入关，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身份开府北平，距张作霖下令奉军撤出北京未及三年。而不论南北，各军多有“地盘”观念，实为“军阀主义的残余”（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ｗａｒｌｏｒｄｉｓｍ）。②惟即使如此，１９２８年后，中国非无转折性的发展。首先，东北当局对国民党人活动的抗拒，正显示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悄然成形。而政治、军事的重心，确已转往长江流域。除了中原大战外，１９３０年代的几场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包括国民党军对共产党的围剿，多在长江以南发生。其次，在各军事集团内部，叛变、倒戈等行为更频繁地出现，显示“军阀”赖以稳定的活动准则有所动摇。与之相比，蒋介石所控制的中央政府军力，固然无力一举消灭其他军事集团，但拥有较过去北洋政府更为充裕的政治、军事资源，不断完善其军事力量，为其政权奠定了较坚强的基础。③①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第５０１页。

②ＪａｍｅｓＥ．Ｓｈｅｒｉｄａ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犠犪狉犾狅狉犱：狋犺犲犆犪狉犲犲狉狅犳犉犲狀犵犢狌犺狊犻犪狀犵，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ｐｐ．１４１６．③参见齐锡生著，杨元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伐政治（１９１６—１９２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２—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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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中央常会第２次扩大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２日），党史馆藏：会议２．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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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４日），《扫除军阀主持奉安大典（八）》，《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典藏号：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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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致加伦电》（１９２７年５月２日），《革命文献———宁汉分裂与北伐中挫（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０３０。

《蒋中正致谭延、黄郛电》（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５日），《革命文献———底定京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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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奉鲁军阀铁蹄下的民众》（未注时间），党史馆藏：一般４６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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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刘朴忱里密红一电》（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５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案（上）》，《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台北，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

《南京刘朴忱王介臣密真电》（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案（下）》，《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台北，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

《南京刘朴忱元密间四电》（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北伐北方军参战案（上）》，《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台北，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７。

《南京刘朴忱元密无二电》（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３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案（下）》，《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台北，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

《南京刘朴忱云密真蒸己电》（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２日），《北伐会师军事部署案》，《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台北，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８。

《南京刘朴忱张云卿中密轸电》（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案（下）》，《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台北，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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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张云卿云密文电》（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３４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案（下）》，《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台北，档号：０３７２．４２／１１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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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士廉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３日），《革命文献———东北易帜》，《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５８。

《学生与奉系军阀》（１９２７年２月），党史馆藏：一般４６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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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致蒋中正电》（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９日），《革命文献———东北易帜》，《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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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回顾录》，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７４年。

四、报刊《大公报》（长沙１９２４—１９２８年）《大公报》（天津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公报》（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民国日报》（广州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民国日报》（汉口１９２７年）《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３—１９２５年）《申报》（１９２１—１９２８年）《向导周报》（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新青年》（１９２１—１９２６年）《政治生活》（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政治周报》（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中国农民》（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中央日报》（１９２８年）３５３索引北洋军阀５，７，９，１４７，２８２犅北洋系２８巴黎和会６０，７５，７６辫子军１５白崇禧１１６波波夫６７包惠僧８６，８７波达波夫６７鲍罗廷９３—９６，９８，１０９，１３５，１３７，１３８，布勃诺夫使团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４，１６６，１６７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５，１５０—１５２，１６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７７１６７—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０，２００，２１０，２１６，２３３，２３５，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２，犆２５４，２５５，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０，２６１，２７２，２７４—蔡和森３，８９，１３５，２６５，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９蔡元培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３，２４０，２４１，２８５，北伐１４２，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５，１６８，１７８，１７９，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８，３１９，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５—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７，３２２，３３０，３３１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２，２４２，２４７，２６７，２８２—２８４，曹锟７，１５，１０５２８９—２９３，２９６—３０９，３１３—３１７，３１９—曹亚伯６４３２９，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５，３３９，３４２岑春煊１１，１３，２５，３３，３５北伐大本营７陈炳１６，１８，２４，３６北伐军１７８，１９３，１９６，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５，２１１—陈独秀２，７６，７７，８６—９０，９２，９７，１２１，１３５，２１３，２２１，２２２，２４９，２６７，２８３，３０１—３０３，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１，１６７，１７５，１８８，２４９，２５２—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８，３３２２５５，２６１，２６５，２７３—２７８北伐战争１，５，８，９，１８８，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９—陈公博８１，８３２０１，２０３，２１２，２２０，２３１，２４２，２５７，２６６，陈济棠１１６２７９，３０８，３０９，３２４，３２５陈镜湖９７北京政府２４２，３０３，３０８，３１３，３２４，３２６，陈炯明６，１４，２２，２４，３２，３３，３５，３６，３８—３３２，３３６４４，６８，６９，８１—８３，９０，１０５，１７８３５４索引陈铭枢１１４段祺瑞１０—１５，１７—２２，８８，１０４程璧光１５，１６，２４，２５对中国国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６７程潜２０，２１，１０７犈犇二次北伐８，２４６，２４９，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７，达林６８，７９，８１，１２１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１，３０３，戴传贤１０７３０５，３０７，３０９，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７，３１９—戴季陶７６，７９，８０，８６，９４，１３７，１４９，１５０，３２１，３２３，３２５，３２７—３３１，３３３，３３５，３３７，１７８，１８０，２２９，２３０，２４１，２９５—２９７，２９９，３３９—３４１３２３，３３０，３３１二次东征１１３戴季陶主义５，１４７，１７５，１７６二次革命１２，６６，７４戴岳１１５二月革命６６弹劾共党案１４０犉党代表制１６２，１８２—１８５，１９３，２２３，２９８邓本殷１１３法俄革命之比较观７５邓家彦６５凡尔赛会议６４邓铿，，，反帝国主义５３５３７３８４２范国璋—邓培６８１８２０邓泽如，，非常国会２１，２６５９４１１４废除不平等条约１３５帝国主义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０，１６３，分立７２１６７，１７６，１９３，１９５，２１６，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４，冯国璋１０，１１，１３，１５，１８，２０—２２２３７—２４２，２４４，２６２，２７３，２７４，２８０，２９９，冯玉祥７，１０４，１３４，１７８，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７—３１４，３１５，３２３１９９，２０９，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９，２４８，２５１，２６１，第二次护法３５２７６，２７７，２８３，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７，３００—第二次护法运动３２，４４３０５，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９—３２１，３２４—３２８，第一次护法４０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０第一次护法运动２６，３０，３１冯自由１３５，１３６第一次直奉战争３８奉系９，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１，２１７，３３５，滇桂联军７１３３７—３３９，３４１滇黔联军２３府院之争１０，１２—１５，１７滇系６，２４傅良佐１８—２０定桂军１１７东征讨蒋２２７，２２９犌督军团１２，２１甘浩泽１１８３５５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高君宇８９１４７，１７８，１８１—１８３，１９４，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１，告全党同志书８９２０５，２２８革命３广州会议１２１革命方略１０８广州军政府４０革命根据地６规复约法宣言１１革命外交３１３桂军３５格克尔７０桂系６，２４—２６，３３，３５，３６工农运动５，１９２，２０８，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６，２４６，国共合作５，８，１３５，１４６，１４９，１７０，１７２，２４８，２５０，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６—２７２，２７５，１８１—１８５，１９１，２０５，２０９，２４５—２４７，２７８，２８０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８，２６１，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９，共产党２，９１，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６—２７２—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１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１—１７６，１８１，１８３，国会非常会议１７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４，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４，国民党１，１２，２７—２９，８５，８９，９１，９５，１３４—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１，２１４—２１６，２２２，２２３，１５３，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４，１６６—１９６，２２６—２２９，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６，２３７，２３９—１９８—２００，２０２—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３—２４５—２４７，２４９—２８８，２９０—３０４，３０７—２５６，２５８—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７，２６９，３０９，３１３—３１９，３２１—３４２２７１—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４，国民党二大１４５，１４７—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５，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６，３１３，３４２１６０，１６１共产党人８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５共产党员９５国民党同志俱乐部１３５共产国际１，７，６８，９１，１２１，１３５，１４０，１４７，国民党一大９７，１００，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７，１５９１５０—１５２，１６０，１６３—１６８，１７２，１７４—国民党一大宣言１０１１７７，２１６，２３４，２３５，２４３—２６９，２７３—２７９国民党右派５，１４３，１６７，１６８共产主义１５９，１６１，２７９国民党右翼１３５，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５，１５０古应芬１０７国民党右翼分子１４２谷正伦３６，１１６国民党右翼势力１３８，１４１，１４３，１５８，１５９，关国雄３６１６３，１７４关税自主２１６国民党中央党部１３８，１４５，１４６，１６１，１７３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９０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１３９，１５８，１６９，广西绥靖督办公署１１７１８８，１９４广西讨贼军１１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１１１广西自治军１１６国民党左派１３７，１４１，１４３，１５１，１６０，１６４—广州国民政府１０３，１３８，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６，１６８，１８５，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５，２０９，２１０，２５１，３５６索引２５５—２５７，２５９，２６２，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７护法军政府６，１７，３０国民革命１，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３，１４４，护法运动１０，１１，１７，２９，７４１４６—１５１，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３—１６８，１７０，护法战争６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７，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５—护国军２３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１—２４１，２４３—２６９，２７１—护国运动１２２８１，３２６护国战争１８国民革命军５，８，１５４，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４，１６６，华盛顿会议６８１６９，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６，１８８—２０７，２０９—黄昌谷１００２２４，２２６，２２８，２２９，２４９，２５３，２５７，２６２，黄大伟３６，３７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２，２７４，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９，黄德源２９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７—３０９，３１３—３２１，３２３—黄埔军校１５４—１５６，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２，３２５，３２７—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９，３４１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５，２０３，２０４国民政府５，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５，１４８，黄强３９１５２，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５，１７３，１７６，１８１，黄绍１１６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８，黄志桓３６２０６，２１０，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７，２３３，２３５—恢复军政府宣言３５２３７，２４２，２４５，２５５—２５７，２６０，２６２—会议通则５４２６５，２６７，２７３，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３—２８９，２９４—２９７，３０２，３０４—３０７，犑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４—Ｊ．Ｖ．Ａ．麦克墨莱６２３２６，３２８—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１季山嘉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５，１８７国民政府建国大纲１０８加拉罕６７，９７，９８加伦将军１０９犎建国方略６，３１，４５，４６，５０，５４海因策尔曼６１，６２江浙战争７韩麟符９７蒋介石５，３５，４１，４４，１０５，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１—洪兆麟３５，３６，１１３１４３，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１—１８２，１８４—１９７，胡公冕９７１９９—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５—２１７，２２３，２２５—胡汉民２２，２８，３７，４１，４３，６１，９６，９７，１０４，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８，２５９，１３５—１３８，１４１—１４４，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２，２６１，２６５—２６７，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６，１５９，１７３，１７６，１８９，２２７—２３３，２３６—２７９—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５，２９７—３０２，３０４—２３８，２４０，２４１，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２，３０９，３１３—３２４，３２６—３３４，３３６—３４２２９５，３３０，３３１蒋梦麟５０，５４护法军１７阶级斗争１９２，２９９３５７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进步党１２李宗仁１１６，１４８，１８３，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４，１９７—靳云鹏３３１９９，２０３—２０５，２１６，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２，靖国军１７，２３２３７，２３９，２７２，２８３—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４，救国同盟草约３３２９７，３０１，３０５，３１１，３２０，３２６—３２９，３３１，居正２９，４１３３４，３３６军事委员会８利金８７军政府６联共（布）１３５，１４０，１４７，１５０，１５１，１６０，１６３—１６８，１７４，１７６，１７７，２１６，２３４，２３５，犓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８—２６５，２６７—２６９，康有为１５２７４—２７８联省自治４２犔梁启超１２，１９劳合·乔治６１梁士诒３７黎元洪１０—１５，１８两广统一委员会１１８，１５４李大钊７５—７７，８２，９４，９７，９９，１４４，１４５，两广巡阅使２２１４８，２９５廖案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３李鼎新１１廖乾吾９７李福林３５，１１０廖仲恺１５，２９，３７，４３，９１，９４，９６，９９，１０５，李根源３５１０７，１３６—１４２，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９，１８０，李济深１１０，１６０，１８１，１８６，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４，１８２，１８９２０４，２１０，２２８—２３２，２３７，２４１，２４３，２７２，列宁６６，６８，７１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３，２９７，３２８，３３１林葆怿１６，２５，３５李立三９７林伯渠８３，９７李烈钧２４，３６林虎１１３李石曾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３，２４０，２４１，２７２，２８５，林森９７，１０７，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８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９，３２６，林修梅１８，１９３３０，３３１临时约法１０，１５，１７，２７李守常８９刘伯垂９７李维汉９７刘成禺５４李易标１１４刘存厚２３李永声９７刘建藩１８，２２李右文１９刘震寰７１，１０４李章达６７刘志陆３５李之龙１５６—１５８龙济光２２３５８索引卢永祥４２倪嗣冲１２，１４，１９，２１，２２鲁涤平１１４宁汉对峙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９，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７，陆海军１７２５７，２６２，２６６，２７２—２７４陆海军大元帅７１陆军总长４３犘陆荣廷６，１１，１４，１７，１８，２０，２２—２４，３５—盘珠祁１１８３７，４０，１１６溥仪１５吕超２３罗伯特议事规则５５犙罗易２３４，２３５，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７，２４９—契切林６７，６８２５１，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８，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７，清党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６，１５４，１８４，２６８，２７５—２７７，２７９２０７，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５，２３０，２３５—２４４，２７３，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８—２９３，２９６，２９８，３０１，犕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５，３３３马君武１１６瞿秋白９６，９８，１１１，１２１，１７４，２６５，２８３马林６７，８７，８８，９１马日事变２４９，２５１，２６７，２６８，２７５犚马素６２饶潜川２９毛泽东９７容共４，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４，２０７，民权初步３１，４４，５４，５５，５７２３６，２４０，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８—民主革命３，１３９，１４０２９１，２９３民主革命纲领８６容共政策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３，１４６，民族革命３，１６６，１６７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９，１６０，２７３，２７８，２８１，民族主义１０１２９７，２９８莫荣新，，２１２４２５犛犖萨发洛夫８７南北和谈３３萨镇冰１５南昌起义２４３，２８１三次革命１２南京事件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６三大政策１０１南京政府２２５，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３，三角联盟３３２３４，２３６—２４４，２５８，２６２，２６６，２８１—三角同盟３８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４，３０１，３０４，三民主义１，７７，７９，８１—８３，９２，１００，１０１，３１３，３１８，３３２—３３５，３３７，３４０１０８，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０，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８—１７０，３５９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１７３，１７４，１８２，１９９，２１９，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０，１５１，１５２，１６０，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６，１７８，１７９，２７８—２８０，３３８１８７，１９２，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４，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１，沙基惨案１０９２２５，２２７，２３５，２３６，２３９，２７３，２７９，２９５，上李鸿章书５４２９８，３２６，３２９邵元冲１１１孙中山北上１３４—１３６申葆藩１１５沈定一８６，９７犜沈鸿烈１１７谭浩明１６，１８，２０，２２，２３沈鸿英３６谭平山８１，８３，９５，９７，１０４省港大罢工１０９谭延７，１８，１０５，１３７，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１，１７４，十二省攻守同盟３３１８１，１８４，１８６，１９０，１９４，１９５，２０４—２０６，十三省区联合会１２２３１，２６９，２７３，２８５—２９１，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７，十月革命６６３１９，３２１，３３０，３３１石青阳２６谭植棠８１时事新报８６汤化龙１９实业计划３１，４４，４９—５４唐继尧６，１４，１６，１７，２３—２６，３３，３５，１０５世界主义７５—７７，８２唐绍仪１３，１５，２４，２５，２９，３３，３５庶民的胜利７７唐生智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６，１９４，１９６，１９８，１９９，斯大林１３７，１７９，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８—２０５—２１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４３，２４８，２５１，２６３，２６１，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７，２６８２７４，２７５，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３，３０５，宋鹤庚１９３２４，３３２宋子文１０９讨逆军１５苏俄顾问１３８，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０，讨贼檄文１６１６１，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９，１９６，２０３田中义一６１粟威１１８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３１孙洪伊１５同盟会２孙科１０７孙文学说３１，４４，４６，４７，４９，５４犠孙文越飞联合宣言７１皖系３３孙文越飞宣言５９，６９汪大燮２１孙文主义学会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２，２０５汪精卫５，３７，４１，９４，９６—９８，１０４，１３５—孙中山２，１０—１７，１９，２１—４２，４４—５６，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２，５８—７５，７７—８３，８７，８９—９８，１００，１０１，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３，１７４，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７—１０３，１３４—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６，１４８，１４９，１９０，２０７，２１０，２２２，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１，２３３—３６０索引２３５，２３８，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３，西湖特别会议８２２５５—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７，２６８，西南联合会议２４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６—２８１，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７，西山会议１４３—１４９，２３８，２４０，２８３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８，３００，西山会议派５，１４２—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０，３３１，３３２１６２，２２８，２４０，２４１，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７，２８９，王尽美９７２９０，３００，３３０，３３２王均１１５夏曦９７王汝勤１９宪法研究１２王汝贤１９，２０宪政商榷会１２王士珍１０，２１谢持２９，９７，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７，１４８，２８７，３３０威尔逊６２谢晋９７维经斯基６７，１２１谢文炳３６温宗尧１３，３５心理建设４５我的马克思主义观７７辛慈６４沃伦·Ｇ．哈定６２辛亥同志俱乐部１３５吴光新１８，２３新桂系１１７吴佩孚７，１５，２２，３３，３８，４３，６９—７２新旧约法之争１０吴廷康８８新青年８６吴稚晖１４８，１９５，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６，新三民主义４２４０，２４１，２７２，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４，星期评论８６２９６，３１９，３３０，３３１熊克武２３，１１４五权宪法１０８熊略３６五月紧急指示２４８，２５１—２５４，２７９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２６伍朝枢１０５徐谦１０７伍廷芳１４，２４，２５，３３，３５徐世昌３３，３７，３８，４４，６３，８０武昌首义１２徐树铮１２，２１，３４武汉政府２２５—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６，２３７，２３９，徐州会议２２９，２６１，２７６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５—许崇智２２，３５—３７，１０７，３３０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８，２８１，许克祥２３２，２４９，２５０，２７５２８３，２８５，２９６，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４，３１３宣中华９７“五四”运动８０训政１１０犡犢西湖会议９１研究系１２，１５，２１，８６３６１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阎锡山２０１，２２９，２３９，２４３，２９０，２９７，３００—张静江１４８，１６０，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４，１９０，３０５，３０７—３０９，３１１，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４—２０６，２１０，２２７—２３０，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２，３２８，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６，３４０２９４，２９５，３１９，３３０，３３１杨坤如３６，１１４张开儒１６杨希闵７１，１０４张秋白６８姚雨平３５张人杰１０７叶楚伧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８，１６９，１７３，２２９，２３０，张太雷７８２４１张特立８９叶举３５，４３，４４张熙１７议事规则５５张勋１２—１５右翼分子１４５张勋复辟１０于方舟９７张一鮕３４于树德９７张作霖９，１０，２１，４３，６９—７１，８８，１０４，１９５，于右任１０７１９６，２０１，２１７，３０１，３０３，３０４，３０８，３１２，俞作柏１１５３１５，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１，３２４，３３５—３３７，３４２袁达时９７章太炎１３，１５，２５袁世凯１０，１４，２７，５９赵恒惕１８，１９，３８，４０，４２援闽粤军２２，３２，３３，３５整理党务案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２—越飞５９，６９—７３１７４，１７６，１８８粤桂战争３６政学系２４—２６，３３粤军６知难行易学说４５直奉战争７犣直皖战争３５张东荪８６直系７，１３４，１８８，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３，３４１张发奎１１６，１８２，１８８，１９４，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３，致海外同志电３７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１，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７，２４３，致海外同志书６９２５１，２８２，２８４，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３中共二大８５，１２１张拱辰９６中共三大９０，９１张国焘６８，８０，８３，９１，９７，１２１，１３７，１３８，中共五大２４５，２４６，２４８，２４９１５１，１５２，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４，１９２，中共中央１２１２００，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５，２５３，２６５，２７４，２７８中国共产党６８，７５，７８，８１，８２，８５，８９，９０张怀芝２１中国共产党宣言７８张继９４，１０７，１４０，１４８，３３１中国国民党３２，６８，９２，９７，１０３张敬尧２２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集９９３６２索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２０中山舰事件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８—１６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９８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４，１８５，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９３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３，２０５，２０９，２８３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９５周道刚２３中国国民党规约３２周伟１９中国国民党宣言９２周肇祥２０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９５，９９朱和中６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８３朱季悯９７中华革命党１２，２７—３３，９２朱培德２４，１０６，１３７，１３９，１６０，１８１，１８６，中华革命军２７１８８，１９９，２０４，２５０，２８８，２９７，３１０，３２３中华民国６朱庆澜２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法１０９朱深１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１０６朱泽黄２０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１７朱执信１５，３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１１邹鲁３５，４３，１３６，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５，中华民国约法１０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５，２２８，２４０，２４１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３６３６３后记本书是张宪文、张玉法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专题史》之一。全书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撰写。写作分工如下：绪论，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二章，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第三章，杨维真（中正大学）；第四章，朱汉国、赵薇（北京师范大学）；第五章，陈佑慎（政治大学）、刘维开（政治大学）；第六章，朱汉国、易凤林（江西社会科学院）；第七章，陈佑慎、刘维开。全书由朱汉国统稿，张宪文先生审读定稿。

在写作过程中，南京大学吕晶博士、台湾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管美蓉研究员为两岸学者的联系、交流不辞辛劳。南京大学出版社李鸿敏、范余、彭涛老师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朱汉国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８日３６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