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地区春秋时有“夷狄之乐”。夷是东夷，夷狄之乐与舞蹈联系在一起，与祭祀活动有关。汉代有“百戏”，唐代有“乐舞”，宋有“舞队”。山东临沂市三官庙有供奉“天官”、“地官”、“水官”的祭祀仪式，乡民按祖传风俗，在入夏汛期将至时，举行“龙灯抗阁”的祭祀仪式，祈求龙王免发大水。扛阁是将儿童扛在肩上，与“莒”字的图形相像。高邮龙虬庄陶文与祭祀礼仪刻画陶片，有两人相叠，下面的人较大，上面的人较小，是否与“龙灯扛阁”的民俗有关呢？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古代有日月、山川、祖先、百物多神崇拜。巫术祭祀以乐、舞、说、唱和绘画的艺术形式表达先民对神灵的祈祷。东汉王充《论衡》曰：礼，王者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祀五祭。士、庶人祭其先。

在祭祀礼仪中，天的具体形象表现为日月星辰的天象，其中以太阳神崇拜最为典型。１９９２年出土于山东省邹平县宛城乡丁公遗址，系大平底盆底部之残片，长４．６—７．７厘米、宽大约３．２厘米、厚０．３５厘米，文字在残片内，现存５行１１字，是山东大学陈列馆藏品，学界称之为“丁公陶文”。《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在仓颉以前，各个氏族已经有类似文字符号的使用，但是并未相互统一。仓颉是统一符号文字的整理者。

３．３图画文字图画是文字的前驱，是古代象形文字的先声。今天所说的文献，一般是指文字记载的文献。文字的产生、运用、发展、变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发源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即公元六千年前出现了文字，《古今图书集成》第一卷字学典称上古“太昊伏羲氏始造书契”，又有“时有龙马负图出·１０８·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于河之瑞，因名官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书契已经向书法文字演化，并且有书契风格才不同，记有景龙之瑞始作龙书，炎帝神农氏始作八穗书，黄帝有熊氏命仓颉造字始有鸟篆云书，少昊金天氏作鸾凤之书，高阳氏始作蝌蚪书，高辛氏始作人形书，陶唐氏帝尧始作龟书，夏后氏始作钟鼎书，周文王始作鸟书，武王始作鱼书等五十六种书法。这些书法见于史书记载，难见文字实物，或可看作与氏族图腾有关的先秦历代书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李斯统一六国文字为小篆，所以先秦龙飞凤舞、百兽率舞的百体书难以得见。这些各具风格的先秦书法，是中国书法文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待地下出土文献的发现。黄帝史官仓颉是中国文字的整理者与使用者，所谓“昔仓颉造书，天雨粟，鬼夜哭”。将文字的发明创造归于仓颉一人，具有神话传说色彩。张怀馞《书断序》说“昔庖牺氏画卦以立象，轩辕氏造字以设教”，“古文者，皇帝、史、仓颉所造也”，说出了中国文字由画卦立象发展到文字符号的过程。中国远古传说中有“龙书”、“鸾书”、“穗书”的记载。相传神农见嘉穗，而作穗书，黄帝见景云，而作云书，少昊作龙凤书，帝尧作龟书。中原与东部沿海部落的文字形态非常丰富，秦始皇命李斯统一文字为小篆以后，丰富多姿的六国文字渐渐不传。

汉字从开始就走上了象形文字、书画同源的道路，创造了华夏文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汉字保留了象形等六书的状态，没有发展成为纯语言注音符号文字，汉字没有完全拼音化。在中国艺术文献中，汉字由绘画形态发展到书写形态，有真草隶篆与各家书法，形成了与西方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文化特色，保留了文字的艺术形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说：图画文字似乎是第一次在这一时期①出现；如果它早已产生，那么现在就要得到极显著的发展。这一方面相互关联的许多发明是这样：（１）手势语言和个人记号语言；（２）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３）象形文字或符号；（４）表音性质的象形文字或按一定的公式使用的表音符号；（５）音符字母或写音。②①指野蛮时期低级阶段。

②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５页。

·１０９·中国艺术史料学１９世纪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与文字的使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把人类文明史称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国际学术界一般承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公元前１６世纪的商代，距今约３６００年。

中国５０００年文明史之说大约来源于《山海经》、《易经》、《左传》、《老子》、《史记》等文字文献。根据这些文献记载，中国文明起源于夏以前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时代。三皇五帝时期的实物史料，可以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画符号有６０００年左右的时间，是重要的史前艺术史料。

汉字是象形文字，文字取象于天地、人物、鸟兽、树木。所以，文字乃是天地万物的图画现象。《易传·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依类象形，画成其物。汉字之所以成为艺术，是因为汉文字起源与绘画有直接的联系。汉字符号与岩画图形符号之间具有某种图画文字的关系，可以分为图理、图识、图形即卦象、文字、图画。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文字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

唐代张彦远以图理、图识、图形的“三图之说”，说明图画卦象、文字与绘画的关系。其中，图形文字是图画的一种。中国历代有书画同源之说，传说造书与造画的是同一个人：“史皇作图。”《淮南子》说：“史皇产而能书。”唐兰《古文字学导论》认为：文字的起源是图画，所以较古的文字往往是一种图形。

中国岩画是否具有作为图画文字记载当时祭祀、战争、狩猎、舞蹈的图形文字史含义呢？雷圭元在《中国传统图案作法初探》“中国图案的意境表现”一节中写道：·１１０·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中国文字除象形、象事之外，还创造了寓意一种，是世界文字中最富有艺术性的一种表现。象意一类就是用简明的笔画表现意境，并且能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行为的关系。同时把自然形象描绘成简易明白通晓的形象，而这些形象又是特征非常鲜明的，富有生趣的。①雷圭元先生的观点可以称之为中国汉字图画的“意境说”，将形象文字与图画文字的意境作为艺术学问题提了出来。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字中也有图画形象文字。考察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字，如云南丽江纳西族的象形文字，虽然有音符，但是大部分是一幅幅的图画，如果这些象形文字刻到岩壁上，不就是岩画了吗？从以画记事，发展到以文字记事，有漫长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以画记名，是早于以文记事的。汉代许慎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故谓之字。

依类象形，记录形象为符号文字，而文字的形象如纹样、如绘画，所以就可以将纹样归于艺术的门类，作为艺术学研究的对象。同时，汉字又记音为字，做到形声相益，成为中国汉字特有的注音方法，于是汉字发展成为文字，而不再是绘画。

１９５９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进行考古发掘，根据碳１４测定，遗址的时间大体是在公元前２１世纪至前１７世纪的夏朝。文字的孕育、产生、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距今约六千多年的仰韶文化在西安半坡遗址传统的陶器符号，已经是中国文字的原始阶段。唐兰《古文字学导论》说：文字起源于绘画，到统一的国家出现后，和语言结合，就产生了可诵读的真正的文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广西美术家李骆公在广西花山岩画与书法篆刻艺术①雷圭元《中国传统图案作法初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页。

·１１１·中国艺术史料学的启发下，创作了象形文字书法作品，形成独特的字画同源的个人书法艺术风格。２００８年画家韩美林先生收集古代文字符号进行艺术创作，编写出版了以原始文字汇集创作的专著《天书》。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李学勤《天书有字又有情》对《天书》的收集、整理、创作工作进行了评论：这实在是一部“天书”，称之为书法也可，称之为绘画也可，视之为文字也可，视之为符号也无不可。出于现代人之手，而所表达体现的，是几千年前的岩画。……汉字的祖先，置之于世界同时的种种文字之间，是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全然没有走上字母化的道路。为什么是这样，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字学最大的一个疑谜。我个人对此有一陋见，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字一开始便富有明显的艺术性。《易大传》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以书契”。“书”字像持笔书写，“契”字像以刀刻画，书法、篆刻这两种我国特有的艺术即由此而生。①书法篆刻是中国艺术特有的艺术门类，中国特色的“书画同源”艺术现象需要深入的艺术学研究，“书画同源”关系到中国艺术的起源与中国思维方法的问题，关系到汉字书法与绘画艺术的起源问题，可将文字学的小学研究引申到艺术学的理论研究与艺术的创作实践。杨振宁、吴冠中、常沙娜等先生在北京曾经召开过科学与艺术的研讨会，研究艺术与科学的统一。钱学森先生在晚年多次提及学习自然科学的人要学习一些艺术的问题，其中便包含艺术创作与创新思维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经常将科学与艺术相提并论。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大师，往往集科学与艺术的才能为一身。法国著名作家卢梭的成名论文，就是讨论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以及对人类的进步意义。李学勤说：我们讲的古文字学也是科学，自发现材料，整理考释，描写其性质，抽绎其规律，在方法论上都是科学的，只是不隶属自然科学而已。但是，对于富有艺术特征的中国古文字，难道仅能够这样的看待和分析吗？严守学科的界限，会不会使我们错失什么，甚至是①《中国书法》２００８年第７期，第２７页。

·１１２·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古文字所能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呢？我们需要艺术的眼光和思维。韩美林先生已经指示我们，古文字不是冷冰冰的化石，而是有性格，有气质，有神韵，有活力，有创造性的。①艺术思维以形象思维为特征，人类的思维方式由个别到一般，由具象到抽象，由图像的绘画到符号的文字。我们一直在讲“书画同源”，书家与画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字画同源”是文字史的一个事实。至于书法与绘画是如何同源的，则缺少系统的讲解和研究。远古先民记录事物，首先是图其形，最早的文字是图像化的，最早的图画是具有文字意义的。中国古文字有绘画的性质，有符号的特征，有图腾的意味，书法艺术具有可读性与可视性两个方面，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研究了秦代的小篆；北宋以后的金石学重点研究金文大篆；清代末年，发现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系统分析商代文字成了可能。近代简帛的大量发现，使中国文字发展的谱系更加丰富多彩。启功对韩美林说，王羲之没有见过毛公鼎，赵孟瞓、董其昌没有见过甲骨文，清代书画艺术家金农可能见过汉简。因为金农是收藏家，毕生收藏金石，活动的范围非常广，扬州时有汉简出土，金农具有看到汉简的条件，汉代漆器上有用漆书写的隶书文字。

文字起源研究是艺术起源研究的重要部分。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文字的萌芽时期是在新石器时代，文字的前身是骨器上的刻画图形、岩石上的岩画及石器与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秦始皇统一文字，对于文字的使用与国家的统一有巨大的意义，但被秦始皇废弃掉的先秦六国文字及史前文字图画符号，对艺术性、创造性和文字学研究、艺术学研究来讲，则是一笔巨大的艺术财富，具有重大的艺术学文献价值。文字起源的问题是书法发生学的重要问题，也是绘画发生学与艺术发生学的重要问题。

３．４殷墟甲骨卜辞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官方文书。卜辞是殷、商、周奴隶主贵族占卜的纪录，因刻于龟甲兽骨之上，故称甲骨文。夏代已经使用文字，商代后期汉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汉字已经具备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是①《中国书法》２００８年第７期，第２８页。

·１１３·中国艺术史料学成熟阶段的文字。甲骨文是将商周时期各部落使用的图形符号改造整合而成的最早的汉文字系统，它们作为档案被储存起来。

文字的统一与部落之间的交互影响有关，国家形成会统一文字系统。

３０００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是商朝晚期使用的占卜记事文字，由“史”和“巫”掌握文字的使用，内容涉及祭祀、祈年、祭天、祭祖、政治、军事、战争、田猎、刑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封赏、医学、历法等领域。甲骨文记载了大量殷人祭祀的活动，这些祭祀有以乐舞娱神的内容，具有艺术文献的价值，如甲骨文中常出现《隶舞》：庚寅卜，辛卯隶舞。雨？

庚寅卜，癸巳隶舞。雨？

以《隶舞》祭祀求雨，以《隶舞》祭祀山岳，甲骨文记载的祭祀舞蹈还有《皇舞》、《羽舞》、《万舞》。甲骨文的产生基础来自各地部落文化的碰撞融合，各部落刻画符号的整合，甲骨文形成的过程基本上是华夏各部落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甲骨文发展成为完善的汉字。商代文字出土最多的是甲骨文，是占卜龟板文字，其文字内容是占卜吉凶，是当时的占卜记录，因此又称“卜辞”。因为出土于殷墟（今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村），故又称“殷墟卜辞”或“殷墟书契”。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

甲骨文是占卜祭祀文字，商纣王失国埋卜，被埋在废墟下的甲骨文也就不为人知。殷商甲骨刻辞，绝大部分是占卜活动形成的。殷人用牛祭祀以后，用牛的肩胛骨占卜刻字。殷人非常迷信，遇事都要占卜，商王确信自己已经死去的祖先灵魂在苍天神灵的周围，当他想要与祖先的灵魂联系时，就使用甲骨占卜，向祖先的灵魂提出各种问题和愿望，通过占卜，将事情书写刻画在龟甲与动物的肩胛骨上，然后用火炙看其龟裂，以预兆凶吉，包括征战、狩猎、建筑宫室、祭祀天地、年成的丰歉、梦兆的吉凶、生老病死等国之大事。甲骨文记载的文字内容是占卜吉凶以问鬼神之事，其作为古代汉字文字书法的艺术类型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形成了汉字书法艺术的一种书体。

甲骨文的艺术形象性特征非常显著，容庚《甲骨文之发现及其考释》对甲骨文中的动物形象文字特征做了生动的描述：·１１４·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羊角象其曲，鹿角象其岐，象象其长鼻，豕象其竭尾，犬象其修体，虎象其巨口，马象其丰尾长颈，兔象其长耳厥尾，虫象其博首宛身，鱼象其枝尾细鳞，燕象其嗫口布翅，龟象其昂首被甲，且也或立或卧，或左或右，或正视或横视，因物赋彩，恍若与图画无异。

甲骨文具有图画象形文字特征，几乎与绘画艺术中的简笔画、漫画无异，生动而又传神。甲骨文与岩画、陶文刻画符号相比较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绘画与文字起源，艺术起源与艺术文献的关系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很难用今天的艺术分类方法去分离。在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文字、绘画是一个整体，这是史前艺术起源的特征。中国艺术学的研究必然会涉及中华国学的甲骨学。甲骨学有文字学、史学的研究角度，还应该有艺术学的研究角度。甲骨文的发现在中国文献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之家；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堪看，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①商代史官名称见于甲骨刻辞和史籍的有：巫、史、大史、小史、西史、东史、贞人等，统称为巫和史，专门掌管占卜、记事、祭祀活动。巫则重于占卜，史则重于记事。据甲骨文统计，当时的贞人约１２０人左右，他们对文学、音乐、艺术、医药、文字、天文、历法、历史等学科都有研究，在商朝奠定了艺术发展的基础，所以说甲骨文具有艺术文献的学术价值。

甲骨文引起学界的注意是出于偶然。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学者刘①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７页。

·１１５·中国艺术史料学鹗到北京达仁堂中药店为患疟疾的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王懿荣买药。这服药里包含了一种几个世纪以来就使用的中药成分“龙骨”。刘鹗看着药剂师把“龙骨”捣碎，他惊奇地发现骨头上有类似汉字的刻痕。王懿荣第一个鉴定甲骨文“确在篆籀之间”，重金把北京各家药店的所有“龙骨”都买下来。从此，甲骨身价倍增，成为每字“价银二两五钱”的天价文玩。刘鹗当时收集了１０８５个古老的文字，这种文字比当时人们了解的任何汉字都古老。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种说法，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在河南得到甲骨，将甲骨送到王懿荣等著名青铜器收藏家那儿去才发现的。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王懿荣殉国。１９０３年，刘鹗在收集的５０００余件甲骨中，挑选字大而且清晰的１０５８件制成拓片，取名为《铁云藏龟》，公开发表了对甲骨文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甲骨文从秘不示人的雅玩，成为大众可及的公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史学界疑古辨伪之风大炽烈，对传统的文献资料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殷、周两朝是史前传说，没有文字的文献记载。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经过“古史辨派”的一番考据，把伪史依据的伪书除去，就只有千余年的历史了。加上商人唯利是图，不肯说出甲骨文的出处，兜售的甲骨又有许多是假的，所以疑古派学者把刘鹗视为骗子，认为甲骨文是刘鹗捏造的，不可采信。

学者罗振玉（１８６６—１９４０）①和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分辨出甲骨文的价值，并且奠定了甲骨学的基础。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文物收藏家，其甲骨研究工作首先是收集甲骨文实物和拓片刊行本，从古董商人手上收购甲骨多达一万余件，并且调查清楚了甲骨的出土地点是河南省的安阳县小屯村。１９１３年，罗振玉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２０卷，选出２１０６件字体精美、学术价值比较高的甲骨文字印刷出版。对甲骨文的文献分类进行了考察，按文献内容整理成为八类。尽管当时的分类还比较粗糙，甚至有错误，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甲骨文文献分类工作。１９１４年，罗振玉出版了《殷墟书契菁华》，彻底推翻了疑古派文人怀疑甲骨文献的观点。关于甲骨文的①罗振玉（１８６６—１９４０），字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慈溪上虞永丰乡，父辈定居淮安。１７岁在扬州得拓本十余纸，开始收藏拓本。１８岁在淮安得古镜，遂为平生收集文物之始。３６岁到日本考察教育。在北京为官期间，大量收购甲骨、陶俑、封泥、器范、铜器、碑帖等古代文物，发现内阁大库明清旧档和古书，奔走呼号保护敦煌文物，推动我国金石学研究向广义金石学（古器物学）的发展。

·１１６·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发现，胡适先生肯定了甲骨文的历史价值：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Ｊ．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甲骨文的历史学价值是最为显著。

王国维对甲骨文的史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根据甲骨文献复原了殷王朝的历代谱系，此项成果依据殷代的遗物修订，这使得“疑古派”文人不得不承认其学术价值。王国维先生还考证了甲骨文中记载的地名，发表了关于殷代历史地理的论文，证明了自从殷王盘庚迁都至小屯以来，直至殷灭亡的２７０余年，再也没有迁都。１９２８年春，国民政府委托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内设机构也同时筹建，傅斯年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将安阳小屯的殷墟作为考古发掘的重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班对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了首次科学性发掘，派去了３４岁的年轻考古学者董作宾（１８９５—１９６３）①参加发掘整理工作。同年１０月１３日，考古班人员进入殷墟遗址，正式开始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到１０月３０日，总计出土甲骨３９２枚。

考古发掘工作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小屯村，考古发掘工作才不得不停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班前后一共发掘了１５次，整理了１０００多座古代墓葬，发现２５０００多枚甲骨，全部运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现保存在台湾。

甲骨文具有书法、篆刻艺术价值，董作宾将甲骨文书法艺术风格分为五期，各个时期的字体具有不同的特征。第一期的字大，笔画粗而有力，字体显得“雄伟”。第二期字体大小一致，刻写整齐，布局均匀，字体风格为“谨饬”。第三期字迹显得潦草，笔画浅而不清晰，还有若干误写或脱字，字体精神显得“颓靡”。第四期字形显得瘦长，笔画纤细而力量内敛，字体风格显得“劲峭”。第五期的字体小，用肉眼观看甚至有些吃力，但是书写规范整齐，字体风格显得“严整”。五种甲骨文书法艺术风格倾向反映了殷代各个时期的兴衰变化。

①董作宾（１８９５—１９６３），甲骨文专家，毕生从事甲骨文文献的研究。

·１１７·中国艺术史料学在李济主持的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至１２月１２日第三次发掘中，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刻辞较多、内容重要的大版卜甲，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得到消息，立刻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客气的信给历史语言研究所，叙述自己的情况，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当时傅斯年、李济都不认识郭沫若，但是同情这个流亡海外的穷书生，很快答应了郭沫若的请求，把尚未公开的拓片拣出全份寄给了他。郭沫若未征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意，就将大龟四版写入《甲骨文研究》，编入《卜辞通!》，待书付印之后才写信告诉傅斯年、李济等人。这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感意外，傅斯年深感对不起李济等工作在田野，风餐露宿、艰苦发掘、拥有发现权和首先解释权的同仁。但此事引起的不快很快就释然了，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凡是能够利用这些新发现的文献进行研究的人都应该尽力帮助，共同推动国家学术研究事业的进步。新中国建立以后，傅斯年、李济、罗振玉等人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赴台湾，郭沫若成为大陆甲骨文研究学术带头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发掘出土西周甲骨文１７０００余片，清理有字卜骨１９０多片。计６００多字，内容有关于祭祀、征伐、官名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依据“商代已有文字”破天荒地把殷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有甲骨文记载的商王朝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不容置疑，同样，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也需要甲骨文的研究成果支撑。

１９８６年，在西安西郊原始社会遗址曾经发掘出原始先民的甲骨刻符。

形体极小，刻画细如蝇足，比殷墟传统甲骨文早１２００年。也就是说，早在殷商以前，原始社会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活动。甲骨文盛行的时间从公元前１３世纪至前１１世纪，当时的甲骨文出土总数多达１５万片以上。其中以殷商甲骨居多，也有部分商以前和商以后的甲骨文出现。

在艺术学研究艺术的起源时，梦境与艺术起源的关系非常密切。甲骨文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梦境体现了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现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指出：在远古时代，人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的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１１８·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①甲骨文是研究梦境与祭祀、梦境与舞蹈、梦境与文字、梦境与艺术的重要文献。古代关于梦境的解说与占卜有流传至今的周公解梦，这说明了释梦在远古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梦境到产生灵魂不死的观念，可以解释艺术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事死如生，认为死亡的仅仅是人的肉体，而灵魂是不死的。古代的岩画，古代墓葬出土的陶俑、壁画、帛画以及随葬陶器、瓷器等冥器，都是文物艺术品。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产物，生与死的终极问题始终是困扰人类的最大问题。灵魂不死的观念，导致古人重视灵魂世界的生活，产生了以制作冥器为主体的艺术创作，艺术的起源与人生观、生死观有关。艺术的产生与灵魂不死的观念有关，艺术品的产生与死亡有联系，人类为了永生灵魂的不死而创造了艺术。清代戏剧家李渔有“世总为情，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戏剧艺术观点。情是性的表现，梦是情的释放，而灵魂的归属在哪里？艺术的创造是为了灵魂的寄托与归属。艺术的创作总是围绕着情感的寄托、精神的宣泄和灵魂的归属而创作。

约公元前１０２７年，武王伐纣殷，商王朝灭亡。商朝的宫殿建筑全部在战火中坍塌烧毁。当河水泛滥时，废墟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淤泥，殷墟甲骨被埋藏了三千年。据统计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附近的发掘中，出土了约十七万五千块甲骨，其中大约有五千块有卜辞。《甲骨文编》收录了四千多字，其中有三分之一在１９３４年的辞书出版时已经确认，还有半数的字至今无法确认其含义。继罗雪堂（罗振玉）、王观堂（王国维）、董彦堂（董作宾）、郭鼎堂（郭沫若）这雪、观、彦、鼎四堂之后，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还有于省吾、容庚、胡厚宣、唐兰、陈梦家、孙海波等人。

李约瑟在简述“中国历史编纂法”时，根据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评价司马迁关于商代历史的撰述时写道：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１８８６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

·１１９·中国艺术史料学找到商代３０个帝王中的２３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的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商代是完全应该承认的。①自１９世纪末发现殷墟甲骨文字以来，甲骨文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角度：１．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王国维从历史学的角度于１９１７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甲骨文实物论证司马迁《史记·殷本记》记载，证明《史记》殷王世系为信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公认，充分体现了甲骨文献的史料价值。

２．文字学研究的角度。按照《说文解字》体例，对甲骨文的部首、文字进行解读与注释。属于文字学字书的成果有：王襄《室殷墟文字类纂》正编１４卷，附编１卷，存疑１４卷，待考１卷，１９２０年印行，１９２９年增订；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１４卷，附通检１卷，１９２３年印行；孙海波《甲骨文编》１４卷，附录１卷，备查１卷，１９３３年燕京大学印行；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１４卷，附录２卷，补遗１卷，１９３３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新中国甲骨文文献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成果有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从１９６１年编辑到１９８３年完成。

３．艺术学研究的角度。

（１）书画同源理论研究。董作宾认为：“文字愈古，距离原始图画愈近。”②唐兰先生倡导象形、象意、形声“三书”，提出象形和象意同是上古时期的图画文字的观点；并对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六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甲骨文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具有认识世界、表达思想的艺术形象思维的特征，是中国艺术书画同源的源头。

（２）甲骨文与艺术起源研究。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从大量祭祀王亥的卜辞中把一批头上冠以鸟形、佳形的“亥”字区分出来，将商族崇拜鸟图腾的古代传说考证为有甲骨文文献证明的信史，是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商代图腾艺术的研究成果。周华斌《中原傩戏源流》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看到许多含有图腾意义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符号表明了原始图腾在商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１卷《导论》，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８８页。

②李雪山主编《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１５页。

·１２０·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周时期的余绪。周华斌说：这些图符，介于绘画和文字之间，与其说与现代汉字有什么联系，不如说与原始图画更为接近。从它们所提供的信息里，我们约略可见远古图腾的信息。而且，它们程度不同地与“傩”发生着联系。①（３）甲骨文书法、篆刻艺术研究与创作。朴拙、隽永的甲骨文书法，普及甲骨文考译成果，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一种书体。董玉京《甲骨文书法艺术》将甲骨文书法分为三派：（一）罗振玉派。把甲骨文写成“圆笔书写、排列整齐、蚕头蚕尾、大小一致”的篆书或钟鼎文模式。（二）董作宾派。书写特征是“中锋起收，错落有致，尖头尖尾，大小不一”。（三）游于艺派。认为“在甲骨文书法中，应该吸取各种书体，不只是‘篆书’，才能够创出一己的风格”。《国际甲骨文与篆刻大辞典》中多属于此派。②金玉甫《商周甲骨文书艺比较研究》认为：殷商甲骨文书契虽属滥觞之作，但已体现了美的因素，具备了书法艺术一些最基本的要质。③金玉甫先生将甲骨文基本要素概括为：字形结构的艺术，整体书写的艺术，平衡对称的艺术，还有刀刻技巧的艺术，等等。

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晚年致力于甲骨文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创作。董作宾在台湾从事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实践，使甲骨文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一种字体。其《甲骨文书法》说：甲骨文，在２０世纪初叶，曾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放了个异彩，它的光芒四射，炫耀全世界。同时，它的一条光线支流表现于书法美术。为了欣赏殷代史家书契的文字，许多人把卜辞中可以辨认的字，集为联语和诗词，书写出来，供人悬挂欣赏。这在“甲骨①王廷信《寻访戏剧之源———中国戏剧发生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２页。

②李雪山主编《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２３页。

③李雪山主编《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２６页。

·１２１·中国艺术史料学学”中，只能说是“游于艺”的一种余兴。①董作宾认为世界上文字的起源都是图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西方文字完全变为“音符”拼音，虽然拼音字母文字读音比较方便，但是已经没有图画艺术的意义。而中国汉字一面附加“音符”，一面保存“意符”，具有六书形意，并且一脉相承上下五千年，每一个字的结构不同就特别表现出书法的美来，形成中国汉字书法的艺术美，这是中国人的眼福。文字愈古老，距离原始图画愈近，因此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便为中国文化人所激赏。这是中国艺术学不同于西方艺术学之处。中国艺术学研究具有研究中国书法与绘画关系的传统，具有引导评论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潮流的任务，以培养全民族的书法艺术素养。据此完全有理由将甲骨文作为中国艺术学的研究领域，在理论研究、艺术创作方面继续努力，开辟新的研究角度，产生新的研究成果。

（４）利用数码技术，研究甲骨文，开展与金文、帛书、竹简的关系研究。

甲骨文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资料，迄今殷墟出土甲骨１５万片，文字不重复的有４３００多字，有１１００多字的考译已经被确认，还有５００多字已经进行过考译，尚需进一步研究。剩下不识的文字，多为人名、地名、物名。除了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以外，周代的甲骨文在２０世纪也有发现，１９７７年在陕西岐山县周原遗址出土１０００多件甲骨，其中有文字的约３００多片，共有刻辞约９００字。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４日，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在岐山县周公庙附近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两片有刻辞的西周卜甲，经辨识共有５５字。

后来对这一带进行大面积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７６０多片西周卜甲，有文字近５００字。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光明日报》第４版文化新闻《甲骨文研究搭上大数据快车》载安阳师范学院研究情况，甲骨文发现５０００多个文字，能够明确破译的有１５００字左右。安阳师范学院建立了甲骨文语言模型库与甲骨文拓片数据库，成为目前国内外最大的甲骨文电子信息库。

３．５金石史料金石文献是以金石为载体的文献。金是指青铜器，石是指石料，包括石①李雪山主编《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１５页。

·１２２·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碑、石刻、石鼓、摩崖石刻，等等。国学之中有“金石学”，是研究历代金石的名称、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的体例、作风，上自经文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中国古代文字刻在石头上的称石文，刻在玉石上的称玉文，刻在陶器上的称陶文，刻在龟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称甲骨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金文，是从甲骨文演化而来的书体。《墨子·天志中》曰：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①郭沫若说：“古人称铜为金。”②金称“吉金”，古代先民将金属统称为金，有金为五色之说，称真金为黄金，称银为白金，称铜为赤金，称铅为青金，称铁为黑金。青铜器铭文称为“金文”，以钟鼎彝器为主，包括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的铭文，凡古铜器有铭文或无铭文者皆属于金。古人称刻有文字图形的石刻为“乐石”，乐石以碑刻墓志为主，包括摩崖石刻、造像石刻、经幢、柱础、石阙等。凡古代有文字图像的石刻都是金石学研究的对象。

中国青铜冶炼起源于炎黄时期，距今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唐兰《我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一文认为，青铜是先民在采石过程中偶然发现的：用火烧石头时，有些金属共生矿如铜锡、铜锌矿石融化后，凝聚为铜饼。据《大戴礼记》载，最早是蚩尤部落发现了金属。《左传·宣公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

也就是说夏代就已经有九鼎铸造工艺。东晋王嘉《拾遗记》说：“黄帝以神金铸器。”１９５６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一块青铜片，碳１４测定距今６０６５年。１９７３年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又发现一块青铜片，距今５９７０年。《墨子·耕柱》载：昔者，夏后开（夏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③①《墨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９页。

②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２页。

③《墨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１页。

·１２３·中国艺术史料学青铜鼎彝是国家之重器，只有在重大的祭祀仪式时才会铸造，而日常宫廷文书是用竹木简。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出现了多达数百字的长篇铭文，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气魄雄伟，纹样复杂，艺术性强，铭文字数多，记事范围广。《周礼》说：“凡大约剂书于宗彝。”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西周青铜礼器盂鼎，腹内铭文２９１字。藏于台湾的西周宣王时期铸造的礼器毛公鼎，腹内铭文长达４９７字。殷代青铜器很少有文字，多为图记、标记氏族徽记，《礼记·祭统》说：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①钟鼎文字以颂扬先祖功德的文字为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攻防战伐，《墨子·鲁问篇》记叙了战国时期钟鼎文的内容：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

郭沫若先生《古代铭刻汇考》说青铜器是“因文而见器，籍器以传文”。

青铜器是记录当时重大事件的文献重器。对于钟鼎文的史学价值，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说：“以器而言固钟鼎盘盂，以铭而言，直可称为《周书》之遗篇。”宝鸡出土的散氏盘铭文３５７子，虢季子白盘１１１字，史墙盘２８４字，%盘３７２字，这些铭文具有历史与艺术的双重价值，是研究商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史料。在艺术表现方面，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多韵语赞词，文字美观，工艺精湛，艺术性欣赏价值很高，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是从钟鼎文开始的。所以说，钟鼎文在中国书法、篆刻艺术与艺术学理论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陶文继续发展演化。

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留下了青铜器铭文，称为“金文”，以相对于“陶文”。

容庚先生编有《金文编》，是研究金文的重要著作。青铜器金文又称为“钟鼎文”，书体为大篆，秦以后为小篆。早期的青铜器文字不仅仅是铭刻在钟鼎之上，还铭刻于兵器、酒器之上，表示氏族的族徽、国名、地名、祭祀铭文。有①《礼记》，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２８页。

·１２４·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学者称其为“徽号文字”，有学者称其为“图形文字”。郭沫若先生说：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古代氏族之图腾或其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进展之文化而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民族徽也。

青铜器图形文字又有鸟篆、虫篆之称。鸟虫篆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的文字，是商周时期的字体，具有氏族徽号的含义。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唐兰先生说：我认为铜器里的氏族名称，往往是图形文字，和其他的铭文不同。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对氏族名称，尚视为神圣，所以普通文字，虽随时代演进，独对这一部分，总保留着往古的形式。

图画文字也就是象形文字，是用绘画的方法书写的文字，这是中国艺术文献的特征，艺术文献要研究绘画与文字书法的关系。据统计，已经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约５７００余件，青铜器铭文金文单字有１３１１字，族徽文字有１０００多个。商代青铜器族徽图形与西周金文不同。族徽图形文字结构多具平衡对称特征，可以正反书写，富有装饰性色彩，还有人形、鸟形、兽形等器物形象雕塑与刻画。

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青铜器著录文献，南朝梁陶弘景撰《古今刀剑录》，虞荔撰《鼎录》，宋欧阳修撰《集古录》，赵明诚撰《金石录》，清褚峻图、牛运震补说《金石经眼录》一卷，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收入青铜钟鼎文献有：宋吕大防《考古图》十卷；阙名《续图》五卷，宋人撰；宋赵九成《释文》一卷，拓画器物的图形，著录青铜铭文；宋王黼等《宣和博古图》三十卷；《王复斋钟鼎款识》；宋王俅《啸堂集古录》二卷；清梁诗正等奉乾隆圣旨编《钦定西清古鉴》著录清宫所藏器物，殿本《西清古鉴》四十卷；清王杰等《西清续鉴甲编》著录清宫收藏器物；《西清续鉴乙编》著录清宫收藏器物；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中国青铜时代》；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图录》；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故宫博物院《故宫铜器选萃》；鲁实先《殷周金文汇纂》等。

·１２５·中国艺术史料学青铜器金文文字学研究的主要图书文献有：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罗振玉、王国维《三代吉金文存》；吴大贗《说文古籀补》１４卷，附录１卷，１８８４年初刻本，１８９８年有增订，增加１２００多字，有石印本；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１４卷，附卷１卷，１９２４年影印手写本；强开运《说文古籀补三编》，附录１卷，１９３５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容庚《金文编》１４卷，附录２卷，附通检１卷，采用彝器目录１卷，１９２４年贻安堂印行，采用商周彝器１５３４件，正编收入可识字１３８２，重文７５９８，附录未解字９２４，重文４０３，总字数在万字以上；容庚《秦汉金文录》１４卷，附录１卷，又附校录铭文及检字各１卷，１９３４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采用秦器８６件，汉器７４９件，收录秦汉金文９５１字，重文６０８４，附录文字３３，重文１４字；１９８４年中华书局出版夏鼐主编影印《殷周金文集成》，著录铭文拓片一万余件。

在我国广西、贵州的瑶族、苗族、布依族至今仍有铜鼓舞的传统。铜鼓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有关于铜鼓的传说及铜鼓的禁忌。铜鼓多在祭祀节日、丧葬等重要场合使用。流传至今的铜鼓舞是历史文化的艺术再现，在广西崇左宁明县城西南约２５公里处的明江，有一座断岩山，峭壁上布满岩画，其中有铜鼓舞蹈，距今有２４００—２１３０年。铜鼓上的羽冠、太阳纹、鹭鸶、蛙纹、长船与猎头、龙舟习俗有关，在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环绕中国南海，形成了铜鼓文化圈。铜鼓图案纹与葬礼有关，送葬时敲响铜鼓是让死者的灵魂坐船去神山仙岛。

１９４９年以后，考古学界在郑州出土两尊商代前期的大方鼎，所以说夏启铸造九鼎的传说是可信的。九鼎象征《尚书·禹贡》所分的天下九州，是代表国家祭祀天地权力的重器。周武王伐商得九鼎，东周灭亡以后鼎为秦人所取。青铜器与奴隶社会相始终，称为青铜时代，中国在夏代进入青铜时代。夏商周三代是“有金无石”的文献时代，或者说是“有金有骨”①的文献时代。甲骨文与钟鼎文的文献载体不同，书写方式不同，而字体结构相近，但是甲骨文字没有刻石。

秦汉以后进入“石多金少”的时期②，青铜文化由于祭祀随葬、朝代更替、兵火战乱等种种原因逐渐埋藏到了地下。２０世纪以来，中国青铜器的出土非常丰富，１９２３年，河南新郑人李锐挖掘到一尊大鼎和两尊中鼎，卖了８００①骨指甲骨文，商周甲骨文与青铜器是同时期的艺术文献载体。

②秦汉时期，以刻石文字、画像石艺术载体为主。

·１２６·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金。当地驻军得知消息后，大事挖掘，得钟鼎百余器。蒋鸿元编印《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初编、附编。关百益又编《新郑古器图录》、《郑家古器图录》。

同年，山西浑源口发现大批青铜器，商承祚编成《浑源彝器图》予以著录。

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４年之间，河南洛阳、安阳，安徽寿县等地相继发现青铜器大件。１９３８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了殷商时期的司母戊大鼎，鼎腹部有“司母戊”三字。同时还发现了占地一万平方米以上的青铜器作坊遗址，出土了三四千块青铜器陶范。出土的夏商周三代青铜器，考古学界称之为“三代器”，是奴隶社会青铜时代艺术的代表。汉字的成熟表现在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之上，奴隶社会的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铭文是重要的古代文献。

研究夏商周三代艺术文献与书法艺术要看陶文、甲骨文、金文之大篆与钟鼎文，研究秦汉文学要看秦汉刻石与简牍，研究汉唐艺术文献与书法艺术要看石刻、石经。夏商周三代是“有金无石”的青铜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石多金少”的铁器时代，奴隶制的青铜时代走向了衰亡。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艺术风格百花齐放，趋于艺术化、多样化。其时“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阀不止，犹刻金石自以为纪”。以刻青铜之金、勒石之铭记其成功与盛德，具有“欲传其道于后世”的含义。石刻文献的石经之风在秦汉时期极为兴盛。秦始皇从公元前２２１年到公元前２１０年之间，先后五次出巡，刻石封山，七次刻石赞颂秦统一天下的功德，在峄山、泰山、琅琊、芝罘、东观、碣石、会稽七处刻石。今存琅琊石刻有残字８７个，其余东观、碣石等石刻唯有重摹本传世。

石刻文献与青铜文献不同，多在露天公开展示，影响较大的有秦代的石鼓文。另，东汉末灵帝熹平四年（１７５），命蔡邕用隶书将《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供儒生校正经书文字。《后汉书·蔡邕传》称：“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添塞街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是当之无愧的石刻书籍文献。由于古文不易识，则以篆、隶二体列于古文之下以诠释之，三国魏时期的“正始石经”用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刻写而成，世称“正始三体石经”。汉魏以后历代都有重刻的石经，保存完好的有西安碑林中的唐文宗时期“开成石经”，称“唐石经”；清代乾隆年间的“乾隆石经”，称“清石经”。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大型石碑刻经，石经在经书流传过程中起到校勘范本的作用，是官方和学者确立的经书善本，是中国独特的文献载体形式，在文献版本学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秦汉以后，石刻文字有摩崖石刻文字、碑刻文字、石经文字、墓志铭文，·１２７·中国艺术史料学等等，如陕西汉中褒谷石门隧道内东汉到清代的摩崖石刻百余品。这类文字兴起较晚，字体有大篆、小篆、隶书、魏碑，大篆与钟鼎文、金文相类似，所以称为“金石”。古代金石实物艺术文献文字，比雕版印刷图书要复杂得多，涉及各个时代的各种字体、各种材料。汉代以隶书文字为代表，晋以后，文字有北魏书法石刻，有南方的行书法帖。隋唐楷书发达。书画艺术作品上往往是手写书法字体，如画上的题跋、诗句，楷书比较好认，但是行书、草书比较难认。对于艺术文献阅读能力的培养，要具有中国汉字文字学与书法的基础，中国艺术学研究不仅仅是阅读纸质文献的古籍，还要能够读碑、读帖、读简，懂通假字、异体字、繁体字、古汉字、草书，需要有一定的汉字文字学基础。中国艺术文献的印章文字涉及篆刻学，金石篆刻是中国艺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印章对于记录书画作品的作者、时代具有重要的作用。起源于战国，兴起于秦汉的建筑瓦当艺术，与秦汉印章艺术一样，以文字、图案留下了珍贵的艺术文献。韩天衡《古瓦当文编·序》说：瓦当艺术在上古的艺术里，是一门实用又寓画于书的独特艺术品类，是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艺术品类，是一门至今为人们关注而有待在史学、建筑学、画学、书学上加深研究和开掘的艺术品类。可是，我们可以断言，瓦当艺术是一门高古而又现代，浅显而又玄奥，一式而拥有百态的堪称美轮美奂的艺术品类。

秦汉瓦当艺术与秦汉篆刻印章艺术是同一时代的艺术品，是互相影响的姐妹艺术。明代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史可法说：“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文字书法的书籍记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要研究文字以前的史前艺术起源问题，主要依靠实物文献。

书法、篆刻是中国艺术的重要艺术门类，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西方没有将文字作为艺术门类，因为西方的文字是纯注音符号。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将文字书法视为艺术，是中国艺术学的特色。中国书法艺术的文献非常丰富。对于书法艺术的流变，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说：伏羲则龙图，而八卦之画著；仓颉象鸟迹，而六书之义昭；造化得密其机，万物莫能乖其形。书之用也，夫有卦书，而后有古文，有古文而后有篆文，大篆变而为小篆，小篆变而为古隶，古隶立而分·１２８·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楷行草，兴云穗龙虎虫鱼之作，钟鼎蝌蚪款识之文，又纷然杂出乎其间。①各代书体不同，各代的书法风格也不同。周朝的书法艺术代表是史籀，秦代是李斯、程邈，汉代是史游、杜度、蔡邕。中国书法艺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运用不同的材料，从陶文，殷商时期的骨文（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金文（钟鼎文），战国秦汉时期的竹木文字（竹木简），汉唐时期的隶书、楷书碑刻，晋至明清纸本书法中的草书、行书，构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

在中国学术史上对金石的研究很早，宋代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金石学”。宋政和年间，皇家收藏夏商周青铜彝器多至六千余件，宣和以后，达到万件。研究金石的风气是从宋代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宋曾巩最早编有《金石录》一书（书已失传）。其后，宋赵明诚编《金石录》。南宋郑樵编《通志》，把“金石”列为二十略之《金石略》。在宋代金石学成为专门学科，又称“古器物学”。金石学是中华国学的学科，金石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同中国艺术学关系密切。青铜器、碑刻可以纳入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的艺术学研究范畴，是艺术学与艺术鉴赏的重要研究对象。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宋人之金石学》说：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个方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一种之学问。②宋仁宗皇三年（１０５１）宫廷收藏商周青铜器仅十一件。到宋徽宗时（１１０１），大肆收集，仿效李公麟《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有大小礼器五百多，政和年间（１１１１）藏器数量达到六千几百件，而且以秦汉器物为主。宣和以后的储藏目录达到一万余件，还有石鼓、西蜀绘画等，在宣和殿后建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阁，储藏古玉印玺、青铜器鼎、彝、法书、绘画。

还有富家收藏，私人传拓本、著录、考订青铜器的名称、研究大篆文字。刘敞《先秦古器图·序》说：①陈跃刚、龚国润主编《中国文化名著精要辞典》，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８７页。

②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宋人之金石学》。

·１２９·中国艺术史料学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

作为艺术学的青铜器金文研究，主要是在器型的造型艺术与铭文的大篆书法艺术两方面进行研究。造型艺术方面有青铜器的名称、年代、分类、工艺等问题的研究。青铜器有祭祀用的礼器、酒器、兵器等，铭文有文字、图形、徽号等。宋人金石学研究在青铜器以及金文拓本的收集著录、金文考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都是研究金石学的学术名著。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为赵氏家藏金石文字目录，大约两千件；尾跋二十卷，及赵氏考据、标题。对于《金石录》搜罗历代书法金石文献情况，李清照《后序》曰：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飌、鬲、盘、?、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者二千卷，皆是正伪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兴、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

李清照作为赵明诚的妻子，对于赵氏收藏之聚散有切肤之痛。宋室南迁，金石文字收藏散佚，文化传承遭到巨大损失。随着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金石学在元、明时期完全衰落，到清初，由于清统治者强调学习汉文化，秦汉金石文字研究再度复兴，至清末达到鼎盛时期。

清《四库全书·目录类》有：１．经籍之属，２．金石之属。金石之属书目有：宋欧阳修撰《集古录》十卷；宋赵明诚撰《金石录》三十卷；宋黄伯思撰《法帖刊误》二卷；宋刘次庄撰《法帖释文》十卷；宋翟耆年撰《籀史》；宋洪迈撰《隶辨》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宋姜夔撰《绛帖平》六卷；宋曾宏父撰《石刻补叙》二卷；宋曹士冕撰《法帖谱系》二卷；宋桑世昌撰，高似孙删定《兰亭考》十二卷；宋俞松撰《兰亭续考》二卷；宋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卷；宋王象之撰《舆地碑记目》四卷；宋不著撰人《宝刻类编》八卷；明陶宗仪编《古刻丛钞》一卷；明朱皀编《名迹录》五卷，附录一卷；明陈玮撰《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明都穆撰《金薤琳琅》二十卷；明顾从义撰《法帖释文考异》十卷；明赵均撰《金·１３０·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石林时地考》二卷；明赵&撰《石墨'华》六卷，附录二卷；明郭宗昌撰《金石史》二卷；清于敏中、王际华、裘曰修等奉腦校正《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释文》十卷；清顾炎武撰《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清万斯同撰《万氏石经考》二卷；清林侗撰《来斋金石考略》三卷；清叶封撰《嵩山石科集记》二卷，附纪遗一卷；清李光瑛撰《金石文考略》十六卷；清万经撰《分隶偶存》二卷；清王澍撰《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竹云题跋》四卷；清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金石经眼录》一卷；清杭世骏撰《金石考异》二卷。

《明史稿》总裁张廷玉《上明史表》说：“搜图书于金石，罗奢旧于山林。”①可见金石文献与奢旧遗老是文献史料的主要来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学科也。”②金石学研究有考证经史之学，有研究文史之学，有金石目录之学，有金石鉴定之学。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则专讲金石书法，金石学从经史文字考证之学又成为书法金石艺术之学。海派书画家吴昌硕在书法篆刻方面深有造诣，在青铜器拓片上画梅花，号称有金石气息。民国流寓上海的李瑞清先生以北碑入书，以青铜器分派，研究大篆。现代书画家李健、程十发、李骆公、林散之等在书法、篆刻、图形文字、绘画之间，追求金石味的用笔。清末民初随着考古发现的进展与西方文化的传入，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将金石学研究纳入考古学的领域。金石学的研究对象青铜器、秦汉刻石、出土文物都是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研究发展到广义金石学即古器物学研究，今天被纳入考古研究领域，成为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艺术学文献可以梳理金石学与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篆刻艺术之间的关系，开展书法、绘画、篆刻艺术研究。艺术学与金石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要思考的问题。将金石学纳入艺术学文献研究的理由有六个方面：１．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青铜器的门类有礼器、酒器、兵器、乐器等，还有动物造型器物，青铜器工艺的铸造、翻模、冶炼，具有工艺史研究价值。

２．青铜器的纹饰有饕餮纹、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鱼纹、乳丁纹、垂缦纹、涡纹、窃曲纹、人物画像、波带纹、雷纹等，具有纹样史研究价值。

３．青铜器族徽文字有结构多具平衡对称特征，可以正反书写，富有装饰性色彩，具有民族学、标志图案研究价值。

①《明史》第２８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８６３０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说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８２页。

·１３１·中国艺术史料学４．西周青铜器用青铜动物雕塑装饰马车、酒器，动物造型巧夺天工，神态各异，充满了生活气息，在雕塑史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５．金石音乐艺术研究。青铜器中的青铜乐器如编钟、铜鼓等，具有音乐史、器乐形制研究价值。

６．金石书法篆刻艺术研究。钟鼎文、石鼓文、秦汉印章、摩崖石刻书法艺术研究，大篆、小篆、汉隶载体在于金石之中，具有书法艺术研究价值。

陈振濂《“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一文指出：明清以来的金石学，尤其是清代依托于乾嘉朴学的金石学，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它包含了碑帖之学、墨拓之学、器物之学、玺印之学、考古之学、美术书法之学、文献历史之学、典章制度之学、考古文字之学与门类版本校勘考据学，等等，甚至，除了严谨的学术之外，还与收藏鉴定、文人雅玩连接起来，从而使本来是一种学术的存在，变成兼容的艺术的存在。①在金石学被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稀释、分化、兼容的时代，青铜器铭文大篆、小篆书体仍流传有序。西周早期铭文继承和发展了商代晚期铭文风格，字体庄重，笔画雄劲，行文疏密有致，西周中期铭文向着书写便捷的方向发展，笔画柔和圆浑。西周晚期铭文字体趋于规范，纵横成行，有意求工。春秋时期铭文书体瘦劲，笔画纤细秀丽，至秦李斯统一为小篆。中国艺术学研究要关注金石学在艺术文献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３．６简帛史料简帛是简牍和帛书的合称，简帛是造纸术发明以前中国主要的书写材料。《礼记·曲礼上》曰：“史载笔，士载言。”②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西周文书称简牍或简策。简，狭长的竹片或木片，所以称为竹简、木简。竹指竹简；木指木牍；牍是方形的木片。杜预《春秋序》孔颖达疏：“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策”通册，《仪礼·聘礼》贾公彦疏：“简谓据一片①陈振濂《“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艺术百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②杨天宇《礼记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５页。

·１３２·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而言，策是连篇之称。”简册通常用丝、麻或牛皮绳编联。荀勖《穆天子传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说文》：“韦，兽皮之韦，可以束。”从汉代起，木牍的标准长度为一尺，称为“尺牍”。大的木版叫作“业”，现在所说的毕业，就是从古代的书册制度演变而来的，毕业就是指大版子书读完了。

据《汉书·艺文志》载，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了扩建宫殿，“坏孔子宅”，在拆除孔子住宅时，从孔宅墙壁的夹壁中发现大批简册，皆是战国时代六国古文字的竹简。孔子后裔孔安国得知以后，对简牍进行整理研究，整理出《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古书。这本《尚书》与汉代通行的伏生所传《尚书》不同，多出了十六篇，而且有七百多字不一样。书以古文字抄写，称为《古文尚书》。后来形成了“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的两大学术流派之争，成为经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晋书·束皙传》载，晋武帝太康二年（２８１），河南汲郡有人盗战国魏襄王墓，发现大量竹简，除了作为照明烧掉以外，官府收缴了数十车。后由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研究，整理出古书十六种，得古文献七十五篇，有七篇因竹简坏损不能够知其题名。其中《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鲧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二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还有《周书》、《周食田法》、《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等杂书十九篇，统称“汲冢书”。其中有魏国的编年史，被命名为《竹书纪年》。今存《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后开舞九招”的记载，夏后启饮食宴乐时，应该是包含了许多庆祝礼仪，“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湖北襄阳楚墓被盗，发现十余枚《考工记》竹简。我们习惯上把秦汉简牍依其出土地和朝代分作敦煌、酒泉汉简，居延汉简，罗布泊汉简，睡虎地汉简等。

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０世纪初，一些外国考察队争相前往我国新疆沙漠深处访古探宝，出现了一场抢劫掠夺我国文物文献的探险热，在我国发掘获得大批简牍。１８９９年瑞典人斯文·赫定（ＳｖｅｎＨｅｄｉｎ）在古楼兰遗址发现汉晋木简１２０枚，现藏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民族学博物馆。１９２０年由康拉第（Ｃｏｎｒｏｄｙ）整理发表《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中国文献和其他文物》。

１９０１年１月在尼雅遗址的发掘，及同年３月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的发掘，·１３３·中国艺术史料学使一个深埋于流沙之下１６００余年的古代王国———鄯善的面目呈现出来。

１９００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在印度任职。从１９０１年起，斯坦因四次进入我国西北，在于阗遗址获得晋初木简４０多枚，其中有字书、文书、方技、《论语》等内容。１９０７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外长城获得汉晋木简７００枚，即著名的“敦煌汉简”。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６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又获得汉木简１５０多枚。他将获得的汉晋木简运往英国，现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知名汉学家沙畹（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对木简进行解读，于１９１２年出版《斯坦因所获中国简牍考译》。在汉晋木简研究史上，沙畹的研究是欧洲简牍研究的不朽著作。①１９０６年法国人伯希和到新疆、甘肃，写有《中国西域探险报告书》。俄国人科兹洛夫、日本人大谷光瑞、法国人韧柯克也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在掠夺的文物中有汉晋简牍。１９０５—１９２８年，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又来到楼兰、尼雅两地，美国人亨廷顿（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日本人橘瑞超、瑞典人贝格曼（ＦｏｌｋｅＢｅｒｇｍａｎ）也纷纷前来考察探宝。特别是斯坦因较为系统的调查发掘，揭示了鄯善王国境内一系列的城池、官署、烽燧、寺院、住宅、种植园和墓地。当地出土的遗物极为丰富，有汉代丝织艺术精品云纹“长乐明光”、“延年益寿”字样的绵、绫、罗，有颇具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华丽毛纺织物，有雕刻犍陀罗艺术纹样的建筑构建和家具。伯希和在遗址中发现了大批汉文、?卢文（Ｋｈａｒｏｓｔｈｉ）、粟特文（Ｓｏｇｄｉａｎ）、婆罗迷文（Ｂｒａｈｍｉ）木简、残纸。这座荟萃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沙漠宝库被发现后，有“中亚庞贝”之誉。②楼兰、尼雅发现的汉代文书有：斯文·赫定发现的２７０件，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５８件，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３４９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在楼兰发现的４４件，共计７２８件。先后由六个国家的学者参与文字考证翻译，全部著录历时半个多世纪方发表。斯文·赫定１９０３年发表《中亚与西藏：通向圣城拉萨》两卷，由伦敦出版社出版；１９０５年出版考察报告《１８８９—１９０２年中亚考察的科学成果》八卷；楼兰考察报告为第二卷《罗布淖尔》；１９２０年出版《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中国文书及其他发现》。１９３５年贝格曼《斯文·赫定所获楼兰木简及其他发现》全面介绍楼兰文书的出土情况。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负责人玛雅尔女士整理出版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①沈颂金《海外简牍研究综述》，《文史知识》１９９２年第１１期，第２５—２８页。

②沈颂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研究概述》，《文史知识》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第７９—８５页。

·１３４·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１９７３年发表了《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长篇论文；１９８３年在巴黎出版专著《中亚的石窟和建筑》；１９８６年在《东西方艺术比较》上发表《论古代中亚的绘画》一文。

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０８年，斯坦因相继发表了三次中亚考察的正式报告：《古代和阗》、《塞林提亚、中亚和中国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古记》。１９０７年他委托法国学者沙畹研究考证翻译，写成《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１９１３年，沙畹发表考译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的汉文文书《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坦发现的汉文文书》，包括斯坦因重访尼雅、发掘楼兰遗址获得的文书。１９１７年沙畹去世，斯坦因第三次考察获得的汉文文书研究由他的学生马伯乐（ＨｅｒｎｉＭａｓｐｅｒｏ）继续研究，于１９５３年发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

斯坦因在广漠无垠的中亚戈壁沙漠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卓越的艺术与文学相结合的佛教艺术文献，在欧洲考古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斯坦因所获得的文献大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英国学者贝利爵士（ＳｉｒＨａｒｏｌｄＢａｉｌｅｙ）用毕生的时间，破解了古和阗文字的秘密。学者贾尔斯（Ｊｕｒｓ）将斯坦因所获的文书编成目录。法国人的研究重点在文字考证和翻译方面，在艺术、史地、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民俗、俗文学领域取得了成果。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于１９１４年合著《流沙坠简》。《流沙坠简·序》说：清光绪戊申，英国人斯坦因博士访问我国新疆、甘肃，得汉晋木简千余以归。法国沙畹博士为之考译，乃印行于伦敦。

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对西域简牍开展研究，王国维１９２３年发表《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使李柏书稿跋》、《罗布淖尔北城所出晋简跋》、《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的著名论断，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简牍的论文。遗憾的是他们未能见到孔好古和马伯乐整理的文书，因此王国维《流沙坠简》所论并不是楼兰、尼雅出土文献的全部。中国学者张凤先生在旅法留学期间，于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刊行之前，获得了简牍文书照片和出土地点编号，于１９３１年带回国内，刊行《汉晋西陲木简汇编》。１９３４年贺昌群先生著《流沙坠简校补》，次年著《流沙坠简补正》。

１９３０年，中国—瑞典联合组成西北考察团，团长斯文·赫定，考古学班·１３５·中国艺术史料学班长贝格曼（Ｂｅｒｇｍａｎ）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畔的汉代烽火燧遗址居延地区发现木简一万余枚，贝格曼出版考察日记《在内蒙古和新疆的旅行和田野考察考古———１９２７—１９３４年日记》。贝格曼去世后，于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８年出版《根据斯文·赫定所领导的在中国西部各省科学考察团的报告》。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４年，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黄文弼发现汉简７１枚，据之著《罗布淖尔考古记》。

１９４４年，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再次获得汉代木简数十枚。居延汉简是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０年由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以及斯文·赫定等人组成的史地考察团前往新疆考察获得的。他们在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和肩水都尉辖区发现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的木简约１４０００余片，称之为“居延汉简”。对这些汉简，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曾分别释文，由劳干编成《居延汉简考译》。１９３１年汉简运到北平，抗战前夕运往香港，后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土的简帛资料数量之多，地域之广，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其中著名的有１９５６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东汉墓出土的竹木简５０４枚，被称为“武威汉简”，内容是儒家经典《仪礼》，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他出土的简牍内容有田律、编年记、秦律、日书、兵书、诗经、论语、周易、辞赋、年表，等等。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在居延遗址又发现了２００００余枚汉简，其中一个６平方米的文书档案室出土９００枚木简。居延汉简的发现是中国近代文献史料四大发现之一。１９７５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１２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的１１号墓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简，有１１５５枚以及８０片残片。这是第一次发现秦简。１９８７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睡虎地秦墓竹简》。此外，湖南长沙五里碑、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战国竹简”，山东临沂出土“银雀山汉简”。迄今中国发现的简牍资料已经有３０多万枚，需要几代人来研究。

研究简牍的角度有历史、法律、制度史、书法艺术史、绘画艺术等多种维度。简帛资料覆盖了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简帛资料的性质可以分为简帛书籍、简帛文书、简帛绘画三大类。西北烽燧屯戍遗址出土的简牍主要是文书档案，内地出土的简帛中，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都属于文书类。墓葬出土的简帛，是墓葬主人生前阅读的书籍，如·１３６·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定县简、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多系珍贵典籍。

缣帛，即丝织品，类似的纺织品还有绢素。缣帛文献是以丝织品为载体的文献。帛书帛画是战国时代的书写绘画方式。中国是丝绸之国，缣帛包括帛、素、缣等，帛书也称素书、缣书，先秦时期往往是以简帛并论，《墨子·明鬼》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有，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遗传后世子孙。”《墨子》一书两次出现“书于竹帛”一词。《韩非子》说：“先王治理于竹帛。”说明在战国年间帛书就已经与简册并存于世，帛书的使用时间是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从公元前７世纪到公元３世纪大约近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两汉，宫廷和贵族都藏有许多帛书。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后，简帛仍然与纸张并行使用了很长时期，一直到南北朝以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著于竹帛谓之书。”帛书又称“缯书”。帛书、帛画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开始盛行。缣帛价格昂贵，轻便，但藏于地下容易腐烂损坏，难以长期保存，所以现代考古发现的帛书出土很少，简牍传世数量相当多。缣帛价格昂贵，一般不轻易使用。西汉末年，刘向校勘整理群书，“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一）。古代书写在竹简上的文字可以修改，帛则无法修改。东汉以后纸张逐渐普及，取代了简牍与缣帛，纸质文献成为文献的主要载体。但是在绘画、刺绣艺术方面，缣帛与绢素一直作为书法、绘画的一种载体形式，历代的绘画作品都有绢帛本。

我国最早出土的帛画作品是１９４２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发现的战国帛画，长４７厘米，宽３８．７厘米，呈深褐色，四周是以各种颜色绘成的神怪图像，全画共有蝇头小楷９００多字，其中有帝名、神名、四季名称，并且用黑、白、青、朱四色绘制，以表示四时。画的四周有十二神像，代表十二月，每一个像下注明神名、职司、该月禁忌，是十分珍贵的古代帛书艺术文献。此帛画原件已经流失至美国，国内仅有摹写本与依据照片的临摹本。

１９４９年在湖南长沙的另一座楚墓，出土了一幅高２８厘米、宽２０厘米的战国帛画。画巾为一妇女穿细腰长裙，头上有一鸟一兽相斗。１９７２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又出土一件长２０．５厘米、宽９．２厘米的彩色帛画。１９７３年在１９４２年的长沙楚墓遗址再次发现人物帛画一件，１９７６年在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帛画。以上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帛画情况。

·１３７·中国艺术史料学１９７３年１２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内容可以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术、地图六类。其中有《周易》、《老子》等典籍，抄写于汉高帝至汉文帝初年，计１２万余字。还出土了汉代帛地图三幅，为地形图、驻军图、域邑图，地形图制图区域范围横跨今湖南、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有山川、河流、居民点、道路等，还有驻军的布防、防区界限和指挥城堡。

这些帛书、地图对研究战国、西汉的文化、艺术、思想史、科技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帛书、帛画还具有非常珍贵的艺术文献价值。迄今中国发现的帛书有数十件，尽管出土不多，但是代表了中国书法、绘画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特殊的丝绸材质，造成了帛书、帛画的特殊效果。史学界将简牍与帛书之学合称为“简帛学”，中国艺术学可以将帛书帛画作为专门的艺术文献载体进行研究。帛书称为卷，便于收藏；竹木简册称为册。我国南方产竹，北方产木，竹木简的书写文字文献方法是便利可行的。中国文献有简、策、簿、符、笺、签、篆、箴都从竹；札、检、榜、柬、牍、版、牒、牌等从木，片为“判木”，即半木为片。竹木简册是纸发明以前的书籍，中国成语所说“汗牛充栋”的藏书，指的是竹木简册。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对书的释义是：“著于竹帛谓之书。”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书册装潢考》说：周时史策之外，宫廷文书，类用木板，盖便于更换，不复编缀，而学士所习，则多用竹。故《周礼》每言方版，而六经则皆称简策。

其篇策也，用韦与丝。

出土的竹木简以战国简、汉简为多，简册的书法以篆、隶书法为特色。

竹简要烘烤防霉，称为杀青。大体上编简绳有韦与丝两种，上品用韦，下品用丝。两汉竹帛并行，始于篇与卷不甚分。后来竹木简策被纸、帛代替，以卷代篇。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书册装潢考》说：“大抵春秋以前，书籍皆用竹策。至六国以后始有竹帛者。”《墨子》曰：“书于竹帛，镂于金石。”１９９３年，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战国时期一号楚墓出土了８００余枚楚国竹简，其中有文字简７３０枚，整理发现这批楚简计有道教学派著作《老子》、《太一生水》；儒家学派著作《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等。１９９８年《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弥补了先秦哲学的缺少环节，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诗经与书经、礼乐文明的研究提·１３８·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供了重新认识的可能。１９９４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到１２００余枚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经过专家整理，于２０１１年起，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为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地下出土的简牍文献具有历史学价值、文献学价值、书法艺术学价值，可以从历史学、文献学、书法艺术学等学科方向进行研究。对于简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１．简牍作为历史文书，是当时官吏记载的历史文献。简牍对于历史文献的辨伪具有文献证据作用。其中少数民族的文字文献非常重要，艺术学学科要努力争取破译西亚少数民族艺术文献，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２．简牍是中国汉字书法发展历史中的重要环节，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一种书体艺术。这是将简牍文献列入艺术文献的理由。

３．汉简书法的艺术价值非常之高，代表了汉代书法艺术的风格。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一云：“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简上，竹硬漆腻，划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画家金农创漆书，也应是受到秦汉竹木简的启示。今天的书法家写秦汉简，模仿秦汉书法风格，成为书法艺术的一种样式。

４．绘画艺术的研究。战国帛画是最早的绘画实物遗存，绘画技法风格已经成熟。

清华大学藏战国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岳麓书院藏秦简、走马楼吴简等简牍资料的出版，对历史文献、书法艺术均有重大的意义。中华文明探源与艺术的起源有密切的关联，夏商周历史的断代需要都城遗址、墓葬出土文物、简牍文字的证明。艺术学研究要随着考古学的新材料、新文献的发现而不断发展。简帛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新的资料发现可以正经补史，中国艺术学要利用简帛学的研究资料，丰富书法与绘画艺术的研究。

３．７纸质图书纸的原义是指漂洗蚕茧时附在筐上的丝絮，先秦文献中有“絮纸”的记载，即纤维在水中的絮凉为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造纸窻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在丝织纤维纸以后，出现了植物纤维纸。汉代是中国文化高度繁荣发展的时代，西汉时期，纸张已经用于书写。《后汉书·蔡伦传》说：·１３９·中国艺术史料学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西汉时期，发明了用麻料制成原始型植型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在原料中加树皮、旧渔网、旧布、麻头，便于书写，开辟木浆纸的先河，制造出质量较好的植物纤维纸，人称“蔡侯纸”。这种纸原料广、成本低，逐渐取代了帛与木简。１９３３年，考古学家在新疆罗布泊汉烽燧亭遗址发掘出一块麻纸，经鉴定年代早于东汉蔡伦纸１５０多年。１９４２年甘肃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西汉古纸。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９０年，陕西、甘肃出土古纸１５次，时间均在东汉以前。１９９７年，敦煌马圈湾出土了西汉古纸残片，纸张成为文字艺术文献得以保存的价廉物美的载体。

战国帛画及汉代至三国时期的绘画艺术，流传至今的以石刻墓葬汉画、漆画为主，即画像石、画像砖、木版画、漆画，未见纸本艺术作品。汉代、晋代生产的是麻纸，隋代画家展子虔《游春图》是绢本绘画，唐代生产的有藏经纸、黄麻纸、白麻纸。新疆发现的汉文书档案有高昌唐代纸文书。纸本绘画到唐代开始出现，唐代韩《五牛图》是纸本绘画。宋代是绢帛绘画与纸本绘画同时繁荣的时代，院画中有绢本的工笔画，也有纸本的写意画。宋元时期用竹纸、黄麻纸、白麻纸，明清时期是棉纸、竹纸、毛边纸等纸张。宋以后，中国图书文献的载体是纸张的一统天下。明清书画用生宣纸，即没有上矾水浆过的生纸，使得中国水墨写意书法、文人山水、花鸟、人物写意绘画达到了高峰。文人画以书法、诗词、印章、绘画于一体，在艺术史研究上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中国纸质文献载体的发达，形成了纸质书画艺术创作的世界。图书以纸张印刷，绘画、书法以纸张为材料，艺术文献与纸张的关系密不可分，书画艺术、图书装帧艺术、装裱艺术都与纸张材料的应用有关。中国纸质图书到宋代已经完善，今天宋版书异常珍贵。古籍善本图书是指底本完善的足本原版古籍图书，无缺页、缺字，无错字、错行，无脱行、脱页，刻工精良，装帧考究，是古籍图书善本的珍品。

现代电子文献的数字化，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数字录入，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已经问世，提升了古籍文献的检索效率。数字善本古籍图书求精求准，做好整理古籍的数字化工作，要解·１４０·第三章文字与史料载体决好版权问题，建立《中华经典古籍库》，可以提高古籍文献的应用效率。目前收入的整理本古籍有《二十四史》、《新编诸子集成》、《清人十三经注疏》、《史料笔记丛刊》、《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等，中国艺术学数字善本图书可以从《中华经典古籍书库》中进行检索。

·１４１·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中国古代艺术的含义需要分开理解，文言文是单字词，艺术二字分别具有独立的含义。《后汉书·伏湛传附伏无忌》：“永和二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匠、方、卜、筮。”书、数、射、御属于《周礼》六艺。匠、方、卜、筮属于工匠技术、堪舆方术、占卜方术、巫师筮术。

汉以后，确立了儒家六艺的经学地位，乐归于经，书为《尚书》，数为《易经》，射、御地位被《诗经》、《春秋》取代，术之匠、方、卜、筮，即工匠、堪舆、卜筮地位发生变化，不能够与五经并立，《晋书·艺术传序》：“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

以为艺术传。”六艺上升为经，匠、方、卜、筮众术归于艺术传，不入经部。

冯天瑜先生说：“一个民族首次系统而非零碎地、深刻而非肤浅地、辩证而非刻板地表达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并且用典籍的形式将这种思考加以定型，即为元典。”中国元典包括六艺、诸子百家等典籍著作。

中国古代文献的元典产生于公元前６世纪前后，大约在东周时期，所以说东周是中华元典时代，即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典籍由混沌整一，走向具体分工。

从六艺到十三经列表约东周周官书周礼六艺时代（周至春秋）礼、乐、射、御（驭）、书、数春秋至战国孔子整理秦始皇焚书（战国至秦）礼、乐、诗、书、易经、春秋西汉（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独尊儒说，六艺上升五经时代（西汉至隋唐）《诗经》、《尚书》、《礼记》、《易为经。“秦焚典籍，乐经用亡”经》、《春秋》·１４２·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续表《诗》；《书》；《易》；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唐代九经之说《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宋代朱熹注释四书时代（宋至明清）子》《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以清代阮元主持刊刻版十三经之说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本最善。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六艺，六经也。”《乐经》久佚，故为五经。

后世六艺其实只有五经。五经是儒学重要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是儒学的五部经典著作。孔子总结夏、商、周以来的历史，收集有文字以来的各类典籍，增删整理《诗》、《书》、《礼》、《周易》、《春秋》，述而不作，形成儒学经典文献的文本。六经之学主要是礼、乐、诗、书、易、春秋，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之学①，《乐记》之学，《诗经》之学，《尚书》之学，《周易》之学，《春秋》之学。《宋书·乐志》：“秦焚典籍，乐经用亡。”六经成为五经。礼为乐之用，“礼乐”合一，成为通论。

汉儒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前，是六经皆史的“有史无经”时期。《尚书》、《春秋》皆是史书。②经与史的关系是“经史不分”，“经即史”，“五经皆史”、“六经皆史”。明代学者王世贞《艺苑卮言》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经史一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借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经之所自出。”清代章学诚也认为“六经皆史”，六经皆可以归于史。

①《周礼》记载周朝关于国家机构和官职的规定；《仪礼》记载周朝的婚、丧、祭祀、交际等礼节仪式；《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关于礼的论述汇编。

②《尚书》是春秋战国以前的政治文告和历史资料的汇编。《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按年记载当时历史的书，孔子做过删改。《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

·１４３·中国艺术史料学秦始皇焚书坑儒①，汉室萧何收集六国文书，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将图书分为六类，即《七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艺是经学，包括小学，即汉文字学；诸子是诸子关于哲学政治的学术，称为诸子学；诗赋是文学；兵书是军事学；数术包括天文历法；方技是医学；艺术包含在诸子学、诗学之中。此时六艺还没有被尊为经，诸子、诗赋、数术、方技与六艺并立，六经独尊的局面还没有形成。

随着六艺上升为经典，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并列子部，即诸子百家之学，不能够与儒家经典并立，诸子学术地位下降。经史分离。清《四库全书》图书分类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部经学，史部是史学，子部包涵了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以及道释典籍；集部为文学。四部分类法中子部文献最为复杂，包含内容最多，兵家军事学、农家农艺学、医家医学、天文历法、艺术、宗教等全部合为子部，其特点是强调了经学，重视了史学，忽视了自然、军事等学科地位，独尊儒术，重道轻技，造成中国忽视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的重大缺陷②，这是现代科学技术未能产生在中国的根本原因。

五经始称于汉武帝时期，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五经独尊地位③，开始了中国文化的“五经”时期，由此延续到隋唐。宋代朱熹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对孔孟言论汇集著作《论语》、《孟子》，四种著作合并成为《四书》。朱熹又作《四书集注》，开创“四书”时代。《大学》的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德是通过修身使人恢复善良的本性，亲民即新民，通过道德教化为新民。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清代，经学笼罩了一切，尊经厚古成为学术主流。

①《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商君书》将儒家礼乐诗书六艺称为“六虱”，虱子是咬人的虫子。

②商鞅《商君书·农战》：“诗、书、礼、乐、善、修、仁、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法家不认可儒家的礼乐诗书六经治国。

③五经是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汉以后，合称五经，设五经博士。李白《嘲鲁儒》诗曰：“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

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孙叔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见高文主编《全唐诗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４３页。

·１４４·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４．１《周礼》六艺与六经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才能和技艺，礼是关于礼节、仪式的知识；乐是祭祀等场合的音乐，礼乐往往联系在一起；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这六种才能和技艺在周代称为“六艺”，以教育“国子”即贵族子弟。这六艺是六种知识与技艺。所以说六艺关乎六种技艺，六艺与六经不能等同。六经是六种典籍图书①，即《礼》、《乐》、《书》、《易》、《诗》、《春秋》。

孔子晚年整理周官典籍，六经非孔子之书。②儒家学派是中国第一个私家学派，经历了其学在官府到其学在民间的历史演变过程，又由民间学派到汉儒董仲舒独尊儒术，儒家学术经过典籍整理，取得了“经学”的至尊地位，被历代统治者利用，使中国文化具有了重视礼仪、音乐、等级、形式的复古倾向，它对于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异常重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则缺乏关注，造成中国艺术的伦理发达，自然科学技术研究匮乏。

六经之说见于《庄子·天运》和《礼记·经解》。“经”是不可以改变的经典。经位于中国古代文献图书目录之首。“经”的含义是经常，是不变的途径，是学术研究的经纬标志。其中最重要的义理是“敬”，指对人的尊敬。孟子讲“四端”，人要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③徐悲鸿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给学生袁振藻题字“庄敬曰强”，就是要求对人要尊敬，就可以自强。六经是儒家的经典，用道家的话说即儒家的道，这个道是可以说明的道，是礼乐文明的人文之道，不是自然科学的自然规律之道。汉代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对六艺的作用解释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④①六艺是六种技艺，而六经则明确是六部典籍。所以说从六艺到六经，有很大的变化。六艺有技艺性的射、御被《诗》、《春秋》取代，书成为《书》，数成为《易》，《乐》失传，或曰：乐本无经，即没有《乐》书，乐可能还没有成熟的乐谱。由技艺发展到典籍图书，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过程。故备一说。

②《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有易类、书类、诗类、礼类（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训诂、字书、韵书），蕴涵大量经典艺术文献。

③刘梦溪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见《讲刊》第８期。

④董仲舒《春秋繁露》，第３５—３６页。

·１４５·中国艺术史料学在位之君子用《诗》、《书》引导人的志向，以《礼》、《乐》传达美好的伦理等级关系，以《周易》、《春秋》使人明白历史与事物发展的规律。

关于经的含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经，织也。从丝祙声。”竖排的纵经线与“织横丝也”的纬线，并称经纬。段玉裁注曰：“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天地之常经。”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在宗教领域里，凡是教主撰作、阐述的典籍也称之为经，如佛教的《金刚经》、老子的《道德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经具有传播贯穿古今之“道”的重任。张华《博物志》曰：“圣人制作曰经。”孔子撰写或整理过的书，也就称之为经。汉代班固《白虎通》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①，故曰五经，言不变之常经也。”经有常的含义，经书是记叙天道常理的书。刘熙《释名·典艺篇》说：“经，径也，典，常也。言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桓谭《新论》曰：“经者，常行之通典。”经是指记叙天道、人事、常理的书。《说文》曰：“丝织纵也。”段注：“古所谓横直曰衡。

纵，《毛诗》云‘横从其亩’是也。本不作纵，后人妄以代之。织之纵之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周易》有“五经”之首的称誉，又名《易经》，对中国古代历史、诗歌文学、天文历法、算术、地理、中医、艺术都具有重大的影响。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纹饰可以从《易经》中得到解释。《尚书》记载有珍贵的上古艺术文献，《诗经》与音乐、舞蹈有关。《周礼》、《仪礼》、《礼记》与民俗、服饰、建筑、音乐、舞蹈有密切关系。不读礼无以立，不读诗无以言，中国艺术学研究要重视读经，才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经学是记录先秦时期中国关于天人关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思想成果，是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经典文献，引领着千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史和方法论。

不了解经学就无法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源头，经书中有大量关于艺术的文献史料。儒家经书有十三部著作，称为《十三经》。《十三经》分别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约６５万字左右，历代学者的注释极其丰富，是国学的精华。经书文献散佚也很多，现存约３９００部，近５万卷。存世著作有《十三经注疏》。孔子搜集整理古代文化典籍，①“五常”是指五个永远不变的原则：仁、义、礼、智、信，即仁爱、正义、礼貌、智慧、守信。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之说，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１４６·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删诗书，定礼乐，赞周礼，修春秋”，删定六经。孔子自己说删《尚书》，整理《诗经》是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述而不作”。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于国史。

由于《乐经》散佚，或说《乐》本无经，所以到汉武帝时改为“五经”，设置五经博士，故有“五经六艺”之说。后合《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及《春秋》三传成为九经，唐开成中有“九经”之刻石。宋代李至、刘敞各有“七经”之说，其后或为“十经”，或为“十一经”。后来又以《尔雅》、《论语》、《孝经》、《孟子》并入，成为“十三经”。中国古代学者对经的研究方法或为传，或为记，或为笺注，或为疏解，或为章句。

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为四民之首，《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这六种知识与技能是周代士子即预备官吏必须掌握的本领。礼、乐教育培养了政治礼仪与封建等级制度观念；射箭、御马的教育培养了军事体育才能；《尚书》与《周易》是学习上古历史知识研究推算事物发展规律，培养从政办事能力与辅助君主治国的政治智慧的课本。以礼、乐为德，以射、御为武，以书、数为文，六艺可谓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周代士子素质教育。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原儒》说：孔丘，他是殷民族的遗民，他们那一圈子的人，都是依靠着殷民族的文化遗产在过着“儒”者的生活：（一）他们是很贫穷的，往往在“陷于饥寒，危于冻馁”；这是因为他们不务农，不做劳务，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他们每每受人轻视与嘲笑，但他们却保留一种倨傲的遗风。（二）他们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因为人们得请他们治丧相礼。所以他们虽然贫穷，自有他们的崇高的社会地位。

孔子教授学生六经。经文简略，经义深奥，孔子便倾其学识整理修订了·１４７·中国艺术史料学六艺，对其含义做了补充和发挥。孔子的学生以及后学接受老师的传授，并且以书面文字的形式写定，就叫“传”（读“船”音）或者“记”。《礼记》是汉代经师传授《礼经》（《仪礼》）时的说明、补充材料汇集，是读《仪礼》时的笔记。

《乐记》是对《乐经》的理解。“传”和“记”是传授、记录的意思。《史记》记载的孔子六艺与《周礼》六艺与有很大的不同。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①汉代司马迁认为六艺可以解决人世间的众多问题，所谓：“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孔子六艺阐释了六艺的功用归于一个目的即维护社会的次序。以《周礼》节制人的欲望，以《乐记》阐发中和的心境，以《尚书》记载上古的历史，以《诗经》抒发人的情感，以《易经》推算事物发展的规律，以《春秋》之事明了人间道德与正义。孔子六艺删除了《周礼》六艺中的“射、御”二艺，增加了《诗经》与《春秋》二书，加强了历史与诗歌的教育，将诗歌从礼仪、音乐中独立分离出来。

《周礼》六艺与孔子六艺比较表《周礼》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六艺《周礼》《乐记》《诗经》《春秋》《尚书》《易经》对于“六艺”有两种解说，《周礼·大司徒》记载的六艺是六种技艺，不全部是书，所以称为六艺，六艺主要是六种知识与技艺，即：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②《庄子·天运》记载孔子整理的六艺是六部典籍，是六部书。即：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①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２２页。

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２页。

·１４８·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孰知其故矣。①孔子治“六艺”将“数”具体为《易》，删“射”和“御”，增《诗经》、《春秋》；而“射”和“御”是射箭和驾御马车的技术，属于“技”的范畴。周礼六艺有射、御二术，为古代征战之术，孔子六艺无射、御二术，改为《诗经》、《春秋》，郁郁乎文哉，孔子以仁爱为核心思想，厌恶杀伐，为中国文化埋下了文弱的病根。

此后北宋不敌金人，明代不敌满人，甲午不敌日本，皆重文轻武，重视八股锦绣文章，轻视百工技艺之故，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使得中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明之邦与文弱之国。

儒家文化重礼仪、重伦理、重等级、重名分，好大喜功，具有礼仪音乐的艺术性表演，可以造成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通过庄重的礼仪形式，彰显统治者无上的地位，具有恢复周礼的复古保守性，却不利于科学技术发展。在六艺之中，礼乐不分，与艺术的关系尤为密切，礼乐是一个整体，这也是《乐记》保存在《礼记》之中的原因。《礼记·乐记》，是中国古代音乐的经典文献。《周礼》文字记载了古代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服装的艺术文献，六艺之中《礼记》、《乐记》、《诗经》与艺术密切相关。《汉书·艺文志》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②《易》，即《易经》，传为伏羲或周文王所作。分为上下篇，主要是六十四卦及卦辞和爻辞。《易传》有十篇，是对《易经》所做的解释，相传是孔子所作。《易经》与《易传》合称为《周易》。《周易》与《春秋》是关于事物发展之“道”的经书。中国古代技术图书文献的数量甚少，无法与经相比较，“重经轻技”成为儒家文化的特征。《直斋书录解题·小学类小序》对书法艺术文献的观点颇可值得玩味：自刘歆以小学入《六艺略》，后世因之，以为文字训诂有关于经①《庄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１页。

②张烈主编《汉书注释·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第１９０６页。

·１４９·中国艺术史料学艺故也。至《唐志》所载《书品》、《书断》之类，亦厕其中，则庞矣。

盖其所论书法之工拙，正与射御同科，今并削之，而列于杂艺类，不入经录。

书法艺术书籍不能够进入儒家经典，因为书法是技艺，书法与射箭、御马之技相同，不得入经书。今有人误以为六艺之“书”是书法，大谬也。六艺之书是指《尚书》，书法作为技艺之书不得入六艺之列。同样，后世的音乐之书也不得收入经部，经部之乐是宫廷祭祀的雅乐，坊间俗乐不得进入经部，后世乐府不得进入儒家“六艺”。《直斋书录解题·音乐类小序》说：晚得郑子敬氏《书目》，独不然。其为说曰：仪注、编年，各自为类，不得附于《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

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的《七略》中，将《六艺略》放在首位，周礼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西周贵族子弟必修的课程，学在官府。西周覆亡后，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六艺教授弟子，开创了学在民间的风气。六艺的局限性是以孔子整理的典籍为主，称之为经，非孔子整理的著作不得入经书，《道德经》与《山海经》虽然名为经却不得入儒学经部，《道德经》、《山海经》却真正是“谓之天地之常经”的哲学、历史、民族、地理书籍，《四库全书》将诸子百家放在子部，孔子整理的典籍放在经部，这是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后的学术地位。六经典籍书名无一是经，《周易》、《尚书》、《周礼》、《毛诗》、《春秋》内容为古代哲学、历史、礼仪、诗歌，六艺经典没有《道德经》的哲学思想，缺少《山海经》的地理与神话。中国经典著作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缺失，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王朝的兴替和历代礼仪制度上，也就是庄子所说的人籁之上，而不是自然世界的地籁与天籁，导致中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这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局限。

《山海经》十八篇的作者不详，各篇著作的时代亦无定论，估计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其中有十四篇是战国时期作品，《海内经》四篇为西汉初年作品。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地理及风物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古代神话传说，对古代历史、地理、文化、艺术、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研究有文献史料价值。今天在解读汉画像石时，《山海经》是不可缺少的艺术文献。

·１５０·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六经构成儒家礼教、乐教和诗教的教育体系。历代统治者提倡读经，要求做到彬彬有礼、弦歌不辍、舞乐蹁跹，达到歌舞升平的统治目的。《诗》的内容非常丰富，代表了先秦时代的文学成果。《书》是指《尚书》，记载了上古时代的历史。《礼》是指《礼记》，代表了先秦时代社会生活的礼仪规范。

《乐》是指《乐记》，代表了古代士大夫贵族阶层的礼乐修养。《易》是指《易经》，代表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良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①中国古代的诗教、书教、礼教、乐教以及《易》、《春秋》从诗、书、礼、乐、哲学、史学六个方面进行治理天下的国民教育，其中诗、礼、乐以艺术的形式构成一个载体，表现出易与道，仁与义的治国根本规律。六艺各有其用，相互不能取代。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②音乐具有“和”的作用，具有体现社会和谐的教化作用。从“六艺”到“六经”，经过孔子整理，阐明六经的义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经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天道、人事、常理与艺术各个方面。

４．２《易经》艺术史料《易》又名《周易》、《易经》。《易经》是中国文化中最古老的典籍③，其初步形成，不晚于公元前１１００年。伏羲时代的卦象是文字书籍文献的初始形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２８页。

②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２２页。

③王德胜《“易经”中的方法论思想》，《文史知识》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第６７页—６９页。

·１５１·中国艺术史料学态，卦的形成可能在公元前３０００年，现在全部卦象和文字虽然只有二万四千字，但是内容非常丰富，是古代占卜的书，分“经”、“传”两部分。《系辞》就是传之一种。秦始皇焚书坑儒，《周易》作为古代占筮书幸存，没有被焚毁，与群经相比，《易经》最为无阙。

《易经》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天地人的复杂关系，都用阴阳八卦加以概括说明，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是一部深邃而奇特的哲学著作，早在战国时期，就被看作经典。汉代时《周易》居群经之首。《周易》有《上经》、《下经》、《系辞上》、《系辞下》、《说卦》等章，对中国古代历史、诗歌文学、天文历法、算术、地理、中医、艺术具有重大的影响。

对于“易”的本义，《周易·系辞传》说：“易者象也。”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引“纬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孔颍达《周易正义》云：“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系辞传》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简从。”《易》以简御繁，探求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刘熙《释名》曰：“易一言而含三意，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指不易，易又指变易，事物是在运动变化之中的。不易者，永恒不变之道理也。所谓“上下无常，刚柔相济，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变化规律。

商周时期信鬼神，每事必卜，推测事物消长规律。《周易》卦象又与文字有联系，有学者称为“卦象文字”。巫师的占卜根据象的搭配与变化得出各种有意义的图形。新石器时代器物上刻划符号，具有卦象文字的含义。《周易》是由六十四卦构成，六十四卦排列和组合有确定的意义，不能颠倒。六十四卦分上经与下经两部分。上经由干、坤开始至坎、离止，共三十卦；下经由咸、恒开始，至济、未济为止，共三十四卦。《易》的经、传合在一起。《周易》用巫与卦来表达思想，巫就是数，卦就是象，《周易》是用象与数来表达思想。《周易》表达的思想具有抽象性，最大的抽象性也就具有最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易辞上》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①语言文辞、动态变化、器物图像、巫筮占卜是当时言者、劳动者、工匠与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６页。

·１５２·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巫师认识事物规律的四种方法，所以说工艺器物造型与《周易》理论有关。

《周易·系辞上》有：“鼓之舞之以尽神。”先民用鼓声的节点与舞蹈向神灵表达崇敬，期盼得到神灵的护佑。《周易·系辞下》记录了上古时期的史料：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造船、车、宫室、墓葬制度均在《易》中有所记载。那么易是什么呢？易与变异是天下事物的经常之道，道的含义是指自然界事物发展的规律。孔子说：夫《易》者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孔子说，《易经》这本书是为什么而作的呢？《易经》开启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概括了天下事物的发展规律，也就是道。学界有古代卜学的数字易与周易之争。贵州有两种古老的文字：水书和彝文。水书一称反书，大抵是古代篆书的遗存与变体，与武丁时期的甲骨文极其近似。有学者用《水书》破译《周易》与陶器图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周礼·春官》大卜："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①东汉郑玄《易赞》、《易论》曰：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其中。

①《十三经·周礼》，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３页。

·１５３·中国艺术史料学《易》又有三易之说，《周易》仅仅是其中之一。《连山》、《归藏》、《三坟》、《九索》可能就是《周易》成书前的《易书》。《水书》称“八卦”为“八山”，而且八山之中也有与《连山易》一样的两个卦象历山与兼山。１９８７年，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了一座远古部落首领的大墓，墓主人的胸前安放着一块精心雕刻的玉版和玉龟甲，玉版藏于玉龟腹中，玉版中心部位刻有两个同心圆，圆中心有一个八角图像，两圆之间以直线均分为八区，每一个区内各琢一个叶形矢标，分指八方。外圆之外琢四个矢标，分指玉片四角。四边钻有小孔，一长边有９孔，一长边有４孔。两条短边各钻５个小孔，玉龟背甲钻８个孔，龟腹钻有５个孔。玉片中心纹样与１９７４年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夏代陶尊相同，均为八角星纹图案。郭志成、郭韬《走进伏羲》第２６８页说：中心的八角图像，在史前文化中屡有发现，分布地域广泛，时间在公元前４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２０００年间。至今西南少数民族风俗中还保留着这种图像。远隔重洋的美洲也在多处发现这种图纹。

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无卦画的八卦图式。但是，无人确证它就是古代的八卦图，因为它有八个角，就说它是八卦总有些牵强。①邵雍论“伏羲易”说：“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在中国古代艺术文献中，用《易》的方法论述艺术的有宋《宣和画谱》卷第九《龙鱼叙论》：《易》之乾龙，有所谓在田、在渊、在天，以言其变化超忽，不见制畜，以比夫利见大人。

《易经·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①郭志成、郭韬《走进伏羲》，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８页。

·１５４·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后来以九五代表皇帝，六五代表皇后。“作乐崇德”是儒家的祭祀天地祖先的理想，《周易·豫卦》曰：“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宣和画谱》卷第十三《畜兽叙论》：乾象在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马与牛者，畜兽也，而乾坤之大取之以为象。若夫所以任重致远者，则复见取于《易》之《随》，于是画史以状马、牛而得名者为多。

在《石涛和尚画语录》等中国艺术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易经》的哲学思想。《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一阴一阳之谓道。①《易经》八卦是世间一切事物的符号，乾代表天，坤代表地，由此类推。

凡强健阳刚的事物都属于乾，凡温顺阴柔的事物都属于坤。男子属乾，女子属坤，《说卦传》：“乾为天，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乾卦：“天行健，君子自强而不息。”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中国绘画中历代有画马、画牛的能手，乾坤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宇宙性格观。“随”是《易经》卦名，《系辞下传》：“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随卦是震下兑上，震是代表动的，兑是代表悦的，表示人骑着牛马很高兴。天的行动是强健的，所以是马。地能够任重而驯服，所以是牛。中国画家自古以来画牛的专家很多。如画史记载的唐代“韩牛戴马”，韩的《五牛图》，戴嵩的画马都很有名。唐代韩干画《夜照白》，宋代李公麟、元代赵孟瞓都长于画马。现代画家徐悲鸿、戈湘岚都擅长画马，有“北徐南戈”之誉。李可染擅长画牛，其画室称“师牛堂”。画家选择画牛画马与民族传统文化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关。

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页。

·１５５·中国艺术史料学４．３《尚书》艺术史料《书》，又名《尚书》、《书经》，是春秋战国以前的政治文告与历史资料汇编，具有明显的官方文书性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指令焚毁的第二本书是《尚书》。《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典籍，记载先秦各国的历史。

先秦古籍简称其为《书》。《书》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文字文献记载集中于《尚书》之中，是中国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文献史料。

《尚书》以记言为主。孔子说：“《书》以道事。”《尚书》道上古政事，说上古历史，记的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有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反映了西周东征的历史过程。《尚书》发展了历史意识，如《酒诰》“罔敢湎于酒”和“荒腆于酒”是殷亡的重要原因，提出了“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的以史为鉴历史观。

汉代始称《书》为《尚书》，其意为“上古之书”。汉代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尚书》记载距今４０００年到２６００年间虞、夏、商、周历史事件，多为官方文献，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①，具有借鉴历史的意识。《尚书·诏告》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②该书经孔子增删成为儒家经典，又称《书经》。《尚书·尧典》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艺术最早的文字记录。《尚书·尧典》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①《尚书》的成书时间各家意见不一。有人以为是周代，有人认为是秦汉，《尚书》记载的是秦以前的事情，反映了尧舜禹时代的历史信息。

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６页。

·１５６·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表，格于上下。①张祥平认为这可能是当时人们祷告时的唱词，其《中华先民崇拜烟火图腾———尧典记载的文化人类学史实》解释其意是：“说起古时的酋长尧。那正是：放散熏烟，柴火通明，以文（烟火）为图腾的氏族子孙们平平安安；虔信恭敬就能够（使柴薪）燃烧起来，光辉洒向四方，达到天上地下。”考古证明北京猿人时代就已经使用火，火可以带来光明，可以煮熟食物，增加营养，火是人类战胜野兽的武器，烟火可以驱除夏日夜晚蚊虫的侵害，中华先民崇拜“火”为图腾，与火焰有关的“炎”、“黄”、“华”等字成为中华民族先祖的名字。

《舜典》中有“重华协于帝”。“华，光华也，言尧既有光华，而舜又有光华。”对火的崇拜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还有遗存，篝火晚会则是人类古代对火崇拜的歌舞活动在现代的延续。《尚书·虞书·舜典》曰：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②夔是典乐之官，掌管音乐舞蹈以教育贵族子弟，以诗、乐、歌、舞的合一形式调和神人关系。尧在命夔典乐的同时，还指派伯夷、禹、契等人负责治水、种植、外交等事务。《尚书·虞书·益稷》记载夔典礼乐：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籾?，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③《尚书·虞书·大禹谟》记载了歌的作用：禹曰：“于！帝念哉。德唯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０页。

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１页。

③《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３页。

·１５７·中国艺术史料学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①“乐”的艺术特征是与礼相通，与德相连，承载着伦理道德的次序与精神。而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音乐要达到“道和”的天人合一。所以《尚书·尧典》要求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境界。《尚书·商书·伊训》中，伊尹引用先王成汤的话劝诫太甲：“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三风十愆”之首，有“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②的告诫。在道德标准方面，《尚书·皋陶谟》记载了治理国家的人应该具有的九种品德：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③如果能够践行其中的三种品德，就可以为卿大夫。如果能够践行其中六种品德，可以为侯；而天子是九德齐备的人，就可以治理天下。为了彰明天子的德性，就必须以艺术服饰的形式表明出来。《尚书·益稷》中有与服饰制度相关的文献：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④《尚书》与建筑工艺、有关的文献有《尚书·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唯其涂#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唯其涂丹$。⑤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２页。

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６页。

③《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２页。

④《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３页。

⑤《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５页。

·１５８·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尚书》讲都城建设与礼仪的有《召诰》、《洛诰》，记录康王在祖庙，接受册命仪式大典《顾命》，对宗庙祭祀的布置摆设、礼服、家具、玉器、兵器、车辆、仪仗都有文字记载。乐是与道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尚书》推崇尧舜禹禅让的让贤典故，秦始皇帝吞并六国，幻想由一世而万世的统治霸业，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尚书》遭到焚毁。①秦统一六国文字为小篆，秦《尚书》应该是用篆书写的古文《尚书》。伏生是秦时博士，根据李斯的奏章，博士官可以藏《尚书》。秦始皇焚书时，伏生把自己所读的《尚书》藏在墙壁里得以保存。到西汉初年，汉惠帝刘盈解除禁书令，伏生搜寻藏书，只得到《尚书》二十九篇，在齐鲁讲学。汉文帝刘恒征召能治《尚书》的学者，其时伏生已经九十岁，文帝派晁错前去学习，用汉隶书写《尚书》传世，世称“今文尚书”。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九代孙孔鲋意识到“秦非吾友，吾将藏之，以待其求”。孔鲋将古代经典文献著作藏在孔子故宅墙壁内，到嵩山隐居避乱，孔鲋至死也没有把书取出来。但是“竹简不随秦火冷”，文化的传承并没有因为“焚书坑儒”而灭绝。西汉景帝三年（公元前１５４），汉景帝刘启将其子刘馀从淮南迁曲阜，封为鲁王，史称恭王。恭王好治宫室，在扩建王宫拆除孔子故宅时，听到金石丝竹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从墙壁里面发现了孔鲋珍藏的《尚书》、《礼》、《论语》、《孝经》等典籍，这些经典是用蝌蚪文写成，不同于当时经师所保存的汉隶书写的经书，所以学界称孔壁藏经为“鲁壁藏书”或“孔壁古文”，即藏在孔子旧宅墙壁里的《尚书》古本，称为“古文尚书”。

《尚书》的传播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先秦时期，《尚书》已经有定本，并且为《左传》、《国语》、《墨子》、《论语》、《孟子》等书广泛引用，但是究竟有多少篇，由何人于何时编定，已经难以确考。孔子删《尚书》为１０２篇。《汉书·艺文志》说《尚书》有百篇。《尚书》文字语言古老，阅读时显得佶屈聱牙，多为官方文献，具有历史、地理、艺术、民俗诸方面的史料价值，司马迁《史记》即有引用《尚书》的文献资料，是中国艺术学研究的重要古籍文献。

４．４《诗经》之诵、弦、歌、舞《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诗集之一，有①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尚书》的传承本之伏生，有欧阳生之学，又有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之学。大夏侯后，有孔霸、许高之学；小夏侯之后，有郑宽中、张山附、秦恭、假仓、李寻之学。

·１５９·中国艺术史料学中国文学之祖的称誉。《诗经》起源于民间歌谣，古代设有采诗官通过采集民间诗歌，得知国家政治与民风民俗的得失。《诗经》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其作者绝大多数已经不可考。周太师是《诗经》编辑者，收集诗歌有三千多首，后经孔子修订，删减为三百零五篇。孔子是《诗经》的整理重订者。

《诗经》有经学之诗、文学之诗的不同视角，本节从朗诵之诗、弦歌之诗、歌舞之诗的艺术角度来探讨。

《诗经》有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十五国风，是各国民谣，以抒情为主。

雅、颂以咏事为主。雅分大雅、小雅，雅指正道，所谓雅正。《大雅》中的一些诗篇，反映周族和周王朝的传说和历史，具有史诗的性质，如《生民》、《公刘》、《绵》、《皇矣》等。《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表现了历史借鉴的意义。

雅乐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朝贺、宴享所用的乐舞，周代雅乐指六舞，儒家奉乐舞为最高典范，认为其音乐中正平和，称之为雅乐。“颂”字含义是舞蹈的容貌，《诗经》有《周颂》、《商颂》、《鲁颂》三颂，是庙堂祭祀之乐。

《周颂》简略古拙，传承远古祭祀方式，为颂神之乐；《商颂》、《鲁颂》词繁夸侈，以礼乐的歌乐形式，为颂人之乐。孔颖达说《鲁颂》“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论语·子罕》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雅、颂是《诗经》内容分类名称，也是乐曲分类名称。雅乐是朝廷乐曲，颂是宗庙祭祀乐曲，这是雅颂的不同，绝不能相互混用。后来《鲁颂》的辞风与《风》、《雅》相类似，孔子对此非常不满意，于是订正乐章，使其各得其所，以合乎周代礼制要求。《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郑声淫。”当时郑卫新声后起，乐章乖乱，诗无定所。孔子从声乐的角度批评了郑声①，而不是郑诗的内容。《论语·卫灵公》：“乐则韶舞。”孔子把韶乐确定为法定乐舞。

《诗经》对于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论语·阳货》载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①郑声是春秋末期，在郑、卫、齐、宋出现的音乐，郑声，或称“郑卫之音”，是一种新乐，比较活泼，不拘成套，在民间广为流传。

·１６０·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诗经》在《十三经》中称《毛诗》，系毛公所传，又称毛氏《诗》①，今《诗经注疏》本即以《毛诗》为底本。《诗经》成为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达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程度，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的发展。

研究《诗经》的方法，古代有以传笺注疏的固有模式。晚唐《毛诗指说》率先用论说体。宋代注释《诗经》文献的体裁与方式非常丰富，有集传体、集解体、纂集体、总闻体、讲章体、讲义体、校勘体、图解体等。闻一多《风诗类抄·提纲》将历代研究《诗经》的方法归结为“三种旧的读法”：１．经学的方法；２．历史的方法；３．文学的方法。闻一多是画家、诗人、学者，在《诗经》研究中多有创获。研究《诗经》应该还有艺术的方法、诗歌朗诵的方法、器乐演奏的方法、诗歌演唱的方法、舞蹈表演的方法、绘画的方法、雕刻工艺的方法。中华民族素有诗礼之邦、诗礼传家的文化传统，对于平民百姓《诗经》是以艺术的方法传播教化。《诗经》作为乐舞歌曲，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

《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九“见舞《象跘》、《南龠》者”句下孔颖达疏曰：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则咏其辞而以声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及其舞则每乐别舞，其舞不同。季札请观周乐，鲁人依次而舞，每见一舞，各有所叹，故以见舞为文，不言之为舞也。

《诗经》是歌舞的歌词，原有曲谱可以歌唱。歌之、舞之、咏叹之，是以舞蹈、音乐形式表达的综合艺术，有雅乐、雅舞，雅舞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朝贺、宴享的舞蹈，六舞又称六乐，分为文舞、武舞两大类，文舞的舞蹈者手执龠（状如排箫的乐器），武舞者手执朱干与玉戚（盾与斧等兵器），文舞是《云门》、《池咸》、《大磬》、《大夏》；武舞是《大?》、《大武》。《诗经·十五国风》是古代传诵的民谣，《诗经·雅》是西周仪式乐歌，《诗经·颂》是祭祀时赞美祖先的颂歌。《墨子·公孟》说《诗经》是：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诗经》三百零五首有如此丰富的艺术表演样式。诗经朗诵、诗经器乐①《后汉书·儒林传》云毛苌传《诗》，认为乃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玄《诗谱》、陆机《毛诗草木虫鱼疏》则说传者为毛亨。《四库全书总目》取郑、陆说，定传者是毛亨。

·１６１·中国艺术史料学演奏、诗经歌咏、诗经舞蹈是《诗经》传承的艺术表演形式。古代中国是以艺术的方法进行“诗教”，《诗经》有音乐的翅膀，古代稚童入学是在乐歌声中接受诗教、礼教、乐教、舞教，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艺术素质教育。《诗经》有乐器伴奏的谓之弦歌，孔子弦歌洙泗，教育弟子达到“诗乐”境界。《毛传》曰：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

诗、礼、乐、歌、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对于诗、歌、乐、舞之间的关系，《礼记·乐记》曰：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①《诗经》的艺术性诗与歌的合一，诗与乐的合一达到礼教目的，是对人和社会全身心感化。《诗经》咏唱具有音乐韵律，《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本人是能够演唱《诗经》三百零五篇的：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②三百零五篇都是可以弦歌而唱的诗歌。如《韶》乐之优美，《论语·八佾》载，孔子在整理爱情诗歌《关雎》的音乐时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听《关雎》演奏时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孔子是乐的行家里手，能唱，能鉴赏，能评点。《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说的话：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如，绎如也，以成。③孔子对鲁国大师说出了一番关于音乐的欣赏评价，孔子说乐曲一开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１５页。

②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６页。

③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６页。

·１６２·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始起的时候是五音始奏，翕然而盛；随后纯如一线不绝于缕，继而音节铿锵，如白玉在眼，丽日当空；再之乐曲起伏问答，连续而不断，使得听音乐的人无不受到音乐力量的感染，达到荀子《乐论》“足以感动人之善心”的道德要求。

《诗经》中的音乐舞蹈资料文献非常丰富。据统计见于《诗经》的乐器有打击乐器２１种，吹奏乐器６种，弹弦乐器２种，共计２９种乐器。《诗经》的风、赋是朗诵的诗；比、兴是歌唱的诗；雅是丝弦乐器演奏的诗；颂是可以舞蹈的诗。《诗经》有四种艺术的角度来解读：１．吟诵的艺术角度；２．歌唱的声乐艺术角度；３．器乐演奏的器乐艺术角度；４．舞蹈的表演艺术角度。中国古代民间雕花大床上的雕刻往往以《诗经》为题材，那么第五种艺术的方法就是造型艺术的角度，《诗经》还可以从艺术学文献角度研究解读。

《诗经》为什么会失去音乐与舞蹈的翅膀呢？古代史官采集地方歌谣，音乐有乡音，称为十五国风。《诗经》中有十五国风，是秦统一天下以前的各国民谣，乡音方言与地方民歌会引起人们的故国之思，秦始皇焚书集中毁灭了古籍文献，第一部书就是《诗经》。消灭诗歌的音乐、舞蹈，各国史书春秋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远不如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究其原因当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关，也与封建礼制对人的思想情感禁锢有关。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写作手法，风、雅、颂是《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风》是具有地方特点的歌谣，以风俗诗、爱情诗、讽刺诗为多。《雅》是西周的正声雅乐，是仪式乐歌，《雅》以弦歌或配合七弦雅琴而歌，内容以政治诗和史诗为多。《颂》是用于祭祀宗庙的乐歌，以歌颂先公、先王的诗为主。东汉郑玄《周礼注》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赋是直写手法，比是比附手法，兴是比喻手法。南宋朱熹《诗集传》：“赋者，陈其事而直其言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经的三个部分是风、雅、颂，三种手法是赋、比、兴，所以诗又有“六诗”之称。《周礼·春官·大师》说：·１６３·中国艺术史料学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①又有“六艺”或“六义”之称。《诗大序》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六诗是诗的六种艺术表现手法，是风、赋、比、兴、雅、颂，文学的诗文与音乐的诗歌曲谱成为一体，周代以六诗“乐语”对国家培养的士子进行语言和音乐训练。“六诗”中的“风”和“赋”相当于乐语中的“讽”和“诵”。“讽”是原始的记诵、背诵风俗歌谣。刘向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与朗诵相通。

风与赋的不同是风以方言朗诵，赋以雅言朗诵。“比”在甲骨文中表示二人相随，孔颖达疏曰：“歌者皆和之，故云歌者比于琴瑟也。”比是两个人以相和的形式歌唱，如琴瑟和鸣。“兴”是用正歌与辅歌相互唱和的歌唱方式，以形成民歌“回环复沓”两人以上的和唱效果。《诗经》的六种表现手法是艺术的音乐与歌舞手法。文学的诗唯有插上音乐的翅膀才能够传播四方。礼仪的教化要通过艺术的方式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诗经》的社会教育作用非常之大，可以兴、观、群、怨。《论语·阳货》曰：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②学习《诗经》可以涵养性情，文人之间相互唱和为“兴”，通达事务为“观”，应对辞令为“群”，抒发感情为“怨”，在家可以服侍父亲，在国可以为君主服务，了解古代政治、社会、名物、风土民情、爱情婚姻、宗教道德，了解草木鸟兽的名称，这是中国社会上层交流语言的诗意词汇。《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诗经》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一个人要有教养，不学诗就无法适应社会的礼仪要求，所以说《诗经》是中国艺术学研究必读经典。学习《诗经》对于了解民族艺术传统具有巨大的作用。《礼记·经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２页。

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６７页。

·１６４·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德育教育与《诗经》的艺术教育合为一体。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大量的艺术现象其根源统于《诗经》，《诗经》是中国艺术文献的元典。

《诗经》的节奏、旋律、情感构成了中国艺术的道德体系与语言体系，《诗经》的德育教育作用非常显著，周代有“乐德”之教，教育士子做到以下几点：１．中，为人要忠信；２．和，处事要刚柔相济；３．祗，对人要恭敬礼貌；４．庸，做事要持之以恒；５．孝，对父母要孝敬；６．友，对兄弟姐妹要友善。以此六种品德为“六德”，“六德”即乐德。教育贵族子弟要“以六德为本”。艺术发生与诗歌有密切的关系。音乐舞蹈是时间艺术，时间艺术难以保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流传下来的唯有静止的文字与岩画。古音已失，怎样让《诗经》重新插上音乐的翅膀，使诗三百篇变为可以朗诵、演奏、歌唱、舞蹈的史诗？从艺术的角度破译、修复、还原，用艺术表现的方法再现《诗经》的艺术风采是艺术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论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①《诗经》是中国艺术的重要元典，中国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都与《诗经》有关联，这是艺术学研究要特别注意的现象。《诗经》与音乐的关系，《诗经》与绘画的关系，《诗经》与民俗艺术的关系都有很多可以深入研究的课题。修身为学必须先学《诗经》，故曰：“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诗经》是中国文化的教科书，画家孙多慈说：“吾父（孙养馰先生）授吾以《毛诗》，曰：‘此《诗》也，人间之至文也；然亦画也。’”中国艺术自成体系，单学科的研究难以还原古代艺术的历史真相，《诗经》研究需要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政治、宗教、民俗等多学科的合作。

４．５《三礼》记艺术先秦佚名文献《周礼》亦被列为儒家经典，此书记叙了周代官制，又名《周官》、《周官经》。关于《周礼》的作者与成书时间，古文经学家以为《周礼》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周礼》出于战国时期，更有人以为是西汉刘歆伪造，其著述时期大约是在战国中期，应该是孟子以后的典籍。周礼典章制度以《周礼》为本，形成《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之学，是研究周代礼仪、礼乐制度与社会风俗的重要文献。“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的一切社①《论语·宪问》、《泰伯》，《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１１、２４８７页。

·１６５·中国艺术史料学会理念都通过“礼”来实现，礼的范畴包括所有与道德理性相关的行为规范，包括个人修养、人际交往法则、国家典章制度、天人关系。

中国最早培育了北方的小米和南方的水稻，形成南北两大农业文明区，孕育了灿烂的夏代青铜文化。殷商贵族腐败，丧尽民心，牧野之战中，商纣王的军队阵前起义，商王朝覆灭，周公没有“以暴易暴”，而是“制礼作乐”开启了中华文明新篇章。殷商迷信鬼神，周公将“尊神”转变为“尊礼”。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周礼》有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忧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王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①“德主刑辅”以道德引领社会向上，以刑法防范犯罪，《周礼》是一部经世治国，以礼德治国的重要典籍。古代艺术以礼教形式出现在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中，以祭祀天地神灵、婚礼、丧葬仪式表现出来，对于礼教的起源，《荀子·十九·礼论》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②礼仪制度奠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次序，以礼的等级制度控制人的欲望，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争斗，礼可以调节人的物质欲望与社会秩序。那么《礼记》是从何而来呢？《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所得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颜师古注曰：“《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唐初李世民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将《礼记》列入经书之中，科举考试的明经科，增加了《仪礼》，主要讲西周的各种礼节仪式。《礼记》是孔子的弟子、门人和儒家后学传习《仪礼》的“记”汇集而成，是对“礼经”的解说、补充、研究的文献汇编。《论语·季氏》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礼制定了社会言行准则，礼关乎一个人的处事立身，所以“诗礼传家”是古代中国文化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５页。

②《荀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１页。

·１６６·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的传统。①周代礼制具有国家祭祀、联系天地、祖先、邦国、鬼神的重要作用，《三礼》文字表述繁文缛节，其中自有其大量的精华，与艺术学有关的文献涉及礼仪祭祀制度、音乐、舞蹈、工艺、服饰、建筑、器用诸多方面内容。

《周礼》分条目记载周代的礼仪、祭祀、职官、工匠，与工艺、音乐、学说、典章、制度、服饰，与艺术密切相关。《仪礼》、《礼记》在音乐、制度、月令、礼器、建筑明堂、丧服等方面有详细的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重要的艺术文献，详细记载了礼仪音乐表演分工。《周礼》按天地四时六分法叙说官制，“春官”为礼官，由大宗伯统领，构成以乐师为首的乐官、以大师为首的学官、以大卜为首的卜官、以大祝为首的巫官、以太史为史官的体系，通过诗、书、礼、乐培养士子，形成了周代贵族子弟的诗教、礼教、乐教和历史教育体系，乐官管理体系。音乐有具体的艺术管理职官。《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舞师：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鼓师：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省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

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故鼓社祀，以路鼓鼓鬼享。

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賛之事。凡野舞，则皆教之。凡小祭祀，则不兴舞。②古代礼仪音乐规模宏大，有详细严格的分工与等级制度。中大夫大司乐掌大学、学政，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祭祀礼仪音乐。下大夫乐师掌小学的政务，以小舞、乐仪教育国子。有上士、下士、府、史、胥、徒共１２０人。

大胥掌管学籍，考校乐官，叙次学宫教乐之事。小胥辅佐大胥，掌学士征招①研究三礼之学具有影响的学派代表人物有西汉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戴圣，字次君，梁郡（今河南商丘）人，与叔父戴德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立为博士，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的论述，编成《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戴德，西汉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字延君，梁（郡治在今河南商丘）人，任刘嚣的太傅，与兄子戴圣一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立为博士，称“大戴”，曾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的论述，编成《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今残。研究《周礼》本之鲁国的高堂生，高堂生之后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之学。大戴后有徐良之学，小戴后有桥仁、杨荣之学，是《周礼》研究的传承家法。

②《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４—３５页。

·１６７·中国艺术史料学与稽查。下大夫大师掌管乐制，负责审音调调，配合乐德、乐律而教六诗，在仪式中率群瞽盲人升堂歌诗。小师教瞽蒙以乐器，盲人瞽蒙奏乐、颂诗。

上、中、下盲人瞽蒙共计３００人。视掌管打击乐器，扶持盲人瞽蒙演奏乐事，共３００人。典同掌乐律，调整乐器，２６人。瞽师掌教视以击磬、击编钟，祭祀中奏缦乐，６２人。钟师掌金奏，奏《九夏》、燕乐等，掌缦乐，共８２人。笙师，掌教视以竹木乐器，２１人，等等。

《周礼》中的司尊彝是研究青铜器礼器的重要的艺术文献。天府、典瑞是研究古代随葬玉器的重要艺术文献。司服是研究周礼帝王服饰制度的重要文献。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以及磬师、钟师、笙师是研究古代音乐的重要文献，还有研究舞蹈的文献。《考工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百工技艺的重要文献，涉及城池建筑、车辆制造、陶艺、金属工艺、玉器、绘画、乐器相关的重要文献，有３０种工匠的记载。《学记》是研究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文献，对后世影响极大，许多名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还有十二纹章与刺绣、服饰相关的艺术文献。《周礼·春官宗伯第三》有礼仪职官、乐师的记载。《仪礼》对婚丧嫁娶、士人礼仪、祭祀活动的礼仪、服饰、贡品均有记载，是研究古代民风民俗、礼仪制度的重要文献。西汉博士以《仪礼》为“经”。《礼记》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青铜礼器、玉器、服装、礼节、建筑明堂、丧葬服饰、祭祀礼仪等都是不可缺少的经典文献。《乐记》是完整的音乐理论文献，是中国古代礼乐理论的经典著作。

４．６《周礼·大司乐》《周礼·春官》是记载古代音乐的最详细的专门文献。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说：羲、农以来，虽已有乐，而其详不可考。古书在言乐者，殆莫详于《周礼》。汉人以《周官·大宗伯》在《大司乐》章，为乐人之专书。①商周时代周公以“六艺”启迪贵族子弟，其“乐”包括了后世所说的诗、音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８８版，第１７３页。

·１６８·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乐、舞蹈艺术，“乐”在古代的含义要比今天宽泛得多。《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是关于古代音乐舞蹈的文字记载。大司乐是周代最高音乐机构，是掌握典乐官。《周礼·春官宗伯》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只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大武》。①音乐可以培养中和孝友的道德品质，可以培养文学语言朗诵的能力，可以通过音乐舞蹈培养国家仕子的健壮的体魄和舞蹈的水平。大司乐以“乐德”教育贵族子弟，与人相处时要“中和、只庸、孝友”。以“乐语”教育贵族子弟子说话时的语言要“兴道、讽诵、言语”。歌、乐与舞蹈是三位一体，以“乐舞”教育贵族子弟。《云门》祭天神，《咸池》祭地癨，《大夏》祭山川，《大?》享先妣，《大武》享先祖，《大韶》祀四望。“六艺乐舞”被奉为儒家雅乐的最高典范，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庄重的礼仪教化功能。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构成的大型合乐表演，用以祭祀鬼神，和睦邻邦，和谐万民，招待安置宾客。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祀天神；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祀地神；如此等等。

《周礼·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乐师掌管国学之政，教育国内贵族子弟跳小舞，有?舞，舞者手执五彩缯或羽毛而舞，用于祭祀社稷。还有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教乐仪，掌握音乐的次序与乐政。大胥掌握学士之版籍，诸子春天入学后教合舞，秋天学合声合唱，以六乐正舞蹈的位置，排列舞蹈者的顺序。小胥监督舞蹈者，处罚怠慢者。《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师》条中，乐律、六诗，由“大师”掌握：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生：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１页。

·１６９·中国艺术史料学本，以六律为之音。①音乐有感和人心的作用，六律、六同、六德、六诗，也就是音乐、道德、诗歌是同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还有小师、瞽蒙、典同、磬师、钟师、笙师，等等。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等等。言乐必须本着律吕，《周官·大师》最早谈到六律、六同、五声、八音、辨声、和声等音乐问题。

４．７《周礼·考工记》《考工记》是先秦古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书辑录工匠制作工艺文献，著者佚名，有说非一人一时之作，系齐国官书，与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与礼仪制度密切相关，可能是《考工记》收录于《周礼》之中的原因。清代人江永著《周礼疑义举要》认为《考工记》的作者：“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对《考工记》作者身份做了推测。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冬天是农闲时节，是百工制作的季节，周代冬官管理百工之事。最为难得的是《考工记》是辑录百工文献之书，古人往往将工艺发明归于圣人，所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其实具有发明创造的工匠即圣人。王公大臣坐而论道，士大夫作而行之，百工审曲面势，以饬五材，整顿工艺，以辨民器，所以说百工是器物的创造者。

《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观点，列举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其中与艺术关系密切的有画缋之事。玉人之事是攻玉器。制作乐器磬有磬氏。制作陶器的陶人为瓿。制作挂编钟、磬乐器架的梓人为盫?。匠人建国，营造城墙、城门、城池、宫殿。轮人造车轮，舆人造车。弓人制造射箭的弓等。《考工记》是中国古代记录百工工艺的官方文献，也是中国工艺技术、工艺美术最早的文献，开启了历代公私著录考工的源头，使官书辑录百工成为体例。

历代研究注释《考工记》的著作，有汉郑玄《周礼注》，魏晋至隋唐出现了点校、研究《考工记》的著作，如陆德明《经典释文》、贾公彦《周礼义疏》等。

宋、元、明三朝王安石、林希逸、徐光启研究《考工记》，著《考工记解》三种。

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２页。

·１７０·第四章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宋代李如圭撰《仪礼释宫》，考证周礼宫廷建筑礼仪制度汇集成册，对宫廷建筑的位置、名称、礼仪做考证，如门、堂、架、栋、楣。

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施工的记录文献，有明贺仲轼辑《两宫鼎建记》三卷，记录明万历二十四年，建乾清、坤宁两宫，贺仲轼为缮司郎，身当其任，事体重大，工费浩繁，千头万绪，措手为难。贺仲轼乃查阅工部堂司历年大小工程提议疏藁，尽数检阅，由书办抄录，装订成六册四百多页：掌握修缮三殿需要采木四川、湖南、贵州的主官、具体的地方和所需要的银两；苏州烧金砖的主官、地方、银两；采办石料的主官、地方、银两、尺寸、马夫、时限、办法。《四库全书提要》说此书详注，多发明补正，考证精密者居十之八九。清《四库全书提要》有清代婺源江永撰《仪礼·释宫增注》一卷，该书取朱熹《仪礼·释宫》一篇。

《考工记》注释、考证、图记、图说等研究著作有：清代戴震《考工记图记》、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孙诒让《周礼正义》。《四库全书·经部·礼类·仪礼之属》有宋代李如圭撰《仪礼释宫》一卷，清代任启运撰《宫室考》二卷。《四部精华·周礼精华》收《大司马》、《职方氏》、《轮人》、《梓人》、《弓人》五篇。近现代《考工记》研究随着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研究的发展不断深入，郭沫若、张道一等先生对《考工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道一《考工记注译》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１７１·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诸子之学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产物，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所以先秦诸子著作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要焚毁的第三类书。先秦诸子著作以政论为主，多涉及艺术，对儒家思想多有评点与批驳，是中国艺术思想的重要宝库。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说：自周代官守不修，学术分裂，于是有九流十家之学。十家之中，以道家为最早，而儒家次之。以今所存道家之书论之，老子、管子皆先于孔子之书。老子实为春秋时代一大思想家。故以其时代论次其学。按《汉书·艺文志》，道家先列《管子》，次及《老子》。①汉代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归纳先秦显学诸子百家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其中尤以儒、道、墨、法四大学派最为著名。孔子、孟子等提倡仁义教化是儒家，老子与庄子倡言淳朴无为是道家，墨子主张兼爱是墨家，荀子、商鞅、韩非子为法家。②梁启超先生将孔子的学术流派又分为小康派、大同派、天人相与派、心性派、考证派、记纂派，老子的学术流派分为哲理派、厌世派、权谋派、纵乐派、神秘派，将墨子的学术流派分为兼爱派、游侠派、名理派，归纳出先秦中国思想史的两派三宗六家，然后分裂混合，形成诸子百家的基础。

先秦时代儒、墨、道三家为显学，涵盖了当时的文化精神，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东汉佛教传入，唐代佛教、道教繁荣，宋代皇室提倡道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２４页。

②对于学术流派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最详尽的是《汉书·艺文志》，依据刘歆《七略·诸子略》，分为十家，亦称九流，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内。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通常所说的“三教九流”的三教是指儒、释、道三教。《荀子》的《非十二子》篇说为六家：１．它嚣，魏牟；２．陈仲，史鳅；３．墨翟，宋(；４．慎到，田骈；５．惠施，邓析；６．子思，孟轲。

·１７２·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教，在儒、释、道三家相互交锋的过程中又互相融合。老子《道德经》和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名为经而不入儒家六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地理学、历史学文献。道家学术思想有效地成为儒家学术思想最大的反动，道家学术思想成形最早，尽管儒家学术为历代统治者所重，但道家学术更具本质含义。道家思想是对生命本质的关怀，儒家学术是统治之术。南怀瑾说：“纵观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之时，独有一个共同的秘密，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不论汉、唐，还是宋、元、明、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其实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所以说老子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老子之后，韩非子、淮南子进一步阐述了老子的思想体系，庄子则将老子的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１９４９年，德国海德堡的年轻医生、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出版《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重大命题，将公元前８００年到公元前２００年定义为轴心时代，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便生于这一时期。①５．１《老子》论道学术界对《老子》一书的作者是否是老子，素有争议。老子，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一说老子即太史詹或老莱子，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是管理藏书的史官。老子是春秋时代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中国古代最早的大思想家和哲学家。传说老子出函谷关，关令尹喜求老子作书，遂作《老子》，亦名《道德经》、《老子五千文》。其文字简约，含义丰富，博大精深，长于思辨，具有“哲学诗”之美誉，为道家主要经典，其书编订时间约为战国初期。孔子曾问道于老子。《老子》注重文化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其哲学思想超越了事物外在形式，更趋于思考事物本质。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始祖宗师，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是中国历史上主要哲学流派之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老子》之书，其源盖出于《周易》，庄子说老子的学术是“古之道术，有在于是也”。对于《老子》学术源流，有出于汤史、出于史官、出于诗的多种说法。《老子》一书开宗明义，首先提出了“道”的概念，“道”是老①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页。

·１７３·中国艺术史料学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所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①“道”的一般含义是道路，“道”在《老子》学术中具有原理、原则、客观事物规律的哲学意义。“道”是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原来的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丑就暴露了。《老子》认为上善若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提出人民生活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任继愈先生翻译老子关于道的白话文为：“道”，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叫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名。“无名”是天地的原始；“有名”是万物的根本。所以经常从无形象处认识“道”（无名）的微妙，经常从有形象处认识万物（有名）的终结。这两者（有形和无形）是同一个来源而有不同的名称。所以都可以说是深远的。极远极深，它是一切微妙的总门。②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可以理解为客观自然规律。道是无形、无声、无迹的，然而无所不在。视之而不见，称为无形，听之而不闻，称之为无声，摸它不着，称之为无迹。道具有“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哲学命题，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对立，并且相互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有无相生”，强调无是最基本的，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艺术方面，老子主张简朴无为。他说：“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③五色、五味、五音都是贪婪的享受，老子的思想是舍弃声色物欲，追求平淡天真的温饱。在物质生活上，老子强调“知足”与“寡欲”，憎恶工艺①《老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页。

②任继愈《老子新译》（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１—６２页。

③《老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页。

·１７４·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技巧，并且归结到“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甚至幻想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

老子讲无为，孔子讲礼仪，老子讲道义，孔子讲仁义。老子认为，大道被废弃了，才会提倡仁义，智慧出现了，才会产生欺诈。老子的哲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影响非常巨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出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石涛“一画论”书画艺术创作的基本笔法理论。老子关于美与善的观点，认为上善若水，不争故无咎，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丑就暴露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主张实事求是，尊重事实真相，不做溢美之词。这些思想是非常可贵的。老子的哲学辩证法思想是关于有与无、正与奇、大与小、福与祸、益与损、难与易、密与疏、生与死、不足与有余的辩证关系阐述。老子的思想对于艺术哲学、艺术辩证法的研究，艺术创作方法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老子列为南派正宗，其学派传人有庄子、列子、杨朱等人。老子崇尚虚想无为，主静，贵出世，明哲理，探玄理，平阶级，明自然，顺本性，齐物我，厌繁文，轻私爱，注重自然规律的探寻。

５．２《论语》孔子论礼乐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带领弟子游历于宋、卫、陈、燕、齐等国十四年，均不为所用。孔子晚年专注于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传承，是商周礼乐的传承人；致力于教育和整编古籍修订六经，述而不作。其弟子与再传弟子整理的《论语》是记载孔子主要言论的文献。《论语》在汉代不受重视，至南宋朱熹将《论语》提升到经的位置，列为四书之一。后世形成了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大儒传承的儒家学派，其影响力尤其深远。

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开国元勋周公姬旦摄政，历时七年，平定了管蔡之乱，分封诸侯，稳定了周初政局。周公姬旦依据周人原有制度，参酌殷礼，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这就是后世儒家极力称颂和推崇的“周公之礼”。周公礼治通过乐的形式表达出来，具有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以此维护国家的稳定。《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周室衰微以后，礼崩乐坏，春秋战国是弥漫着战争杀伐之气的时代，孔子是·１７５·中国艺术史料学周礼的推崇者，窃窃以“悠悠万事，以此为大，克己复礼”，对生灵涂炭的战争、刑罚与暴政深恶痛绝。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爱，《论语·八佾》载：“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倡导的是仁政，具体的教育方法是诗教、礼教、乐教。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历史事实证明，以礼乐仪式文化为形式，以仁爱为核心，以礼乐为文明的以文治国方法的儒术，具有以文治国的合理性。《子路》载：“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后，商鞅变法，李斯为秦丞相，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暴政治国，皆不得善终。汉儒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经过历史的筛选，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孔子倡导周代礼乐仪式。《卫灵公》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冠，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描述了孔子对礼仪服饰乐舞的向往。孔子要求音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诗经·关雎》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八佾》载孔子对《韶》乐的评价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对《武》的评价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将山水的观赏与智者、仁者相对应。《雍也》载：“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智慧与仁爱两方面，孔子对仁爱予以高度的评价。

孔子对音乐有深刻的理解与爱好。《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对于礼乐艺术的爱好，《雍也》载：“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对于周代礼乐文化异常推崇。《阳货》载：“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推崇的是周代祭祀礼仪的雅乐，对于不是正统祭祀的音乐非常厌恶。《阳货》载：“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礼乐是一种温柔的统治国家策略，表现为周代礼仪形式与乐舞的感人艺术。从古代的祭祀仪式、节庆仪式到典章制度礼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有明确的礼乐规格。天子使用乐器为宫悬，乐器四面排列，乐舞的规格“八佾”，六十四人献舞。诸侯使用乐器为轩悬，乐器三面排列，乐舞的规格“六佾”，三十六人献舞。卿、大夫使用音乐的规格为判悬，乐器两面排列，乐舞的规格“四佾”，三十二人献舞。士使用音乐的规格为乐器一面排列，乐舞·１７６·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的规格“二佾”，十六人献舞。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祭先圣南京修礼送孝子西蜀寻亲》对泰伯祠大祭有具体的描述有主祭、亚献、终献三人，大赞、副赞、司籾三人，引赞二人，司麾一人，司尊三人，司玉三人，司帛三人，司稷三人，司馔三人，领队二人，司球一人，司琴一人，司瑟一人，司管一人，司鼗鼓一人，司?一人，司笙一人，司镛一人，司箫一人，司编钟、司编磬二人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手持龠、翟舞蹈，共计七十六人。祭祀仪式有奏乐、迎神、跪拜、升香、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献酒、献玉、献帛、献稷、献馔，三次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金奏、撤馔、止乐、退班、焚帛、礼毕。祭祀礼仪以乐舞、献祭、赞词为仪式，隆重而又烦琐，儒生传承了祭祀仪式。

儒家学派是以恢复周礼为学术理想的学派，具有神职人员的特征，其服装称为儒服，博带高冠，是儒生从事礼乐演奏的礼服。《墨子·非儒篇》：“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说儒生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但是孔子对儒服的看法，表达了儒服的形成过程。《儒行篇》孔子对鲁哀公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孔子是殷人的后裔，最初的儒生都是殷遗民，穿戴殷代的古衣冠，行殷礼。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殷、商、周礼仪传承，周礼源于殷商，有所变异增删。儒家的“礼”以音乐、舞蹈、诗歌、服装的艺术形式，表现政治的祭祀仪式、外交仪式、等级制度。儒生是熟悉祭祀礼仪的神职人员，是掌握文化艺术的专门人才。儒家文化重视家族，以宗族制度规定人伦关系，祭祀先祖，尊敬老人，重视礼乐，畏惧天命，崇古保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孔子作为先秦学派的北派正宗，其弟子有孟子、荀子等。儒家学术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明政法，重阶级，外夷狄，内其国，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利群的精神。

５．３《庄子》论天道庄子（约前３６９—前２８６，一说前３６９—前２８９），名周，战国中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道家学派的主要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者，与老子并称“老庄”。庄子年轻时曾为漆园吏，后来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庄子》一书的思想与老子有渊源关系，并且有发展变化，庄子拒绝与统治者合作，鄙视富贵利禄，否定鬼神的存在。《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相传“杂篇”出于门人之手。关于道，庄子做了进一步的说·１７７·中国艺术史料学明。《庄子》卷四曰：何为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

天道是自然规律，人道是人为的主观行为，人的主观行为与自然规律往往是相去甚远的。《庄子》载，宋元君将解衣般礴、敞衣裸体作画的画史称为真画师。丘成桐先生针对世间的争名夺利之风，进一步阐述了人之道与自然之道的区别：行乎名利之途，入乎公卿之门，虽荣受赏，吾不谋也。得乎造物之贞，乐乎自然之趣，虽穷有道，文其兴乎。

行乎名利之途，入乎公卿之门是走人道，走人际关系的道路，是荣华富贵之道。得乎造物之贞，乐乎自然之趣是天之道，是科学家之路，甘愿贫穷之道，才能够有所创造发明。我们一直强调竞争、排名、考试，实行一种优胜劣汰的淘汰制度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斗争哲学到竞争法则，在“人之道”上用足了功夫，忽视了社会的和谐与科学与自然的发展，忽视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研究。所以我们每年有高考状元，但是缺少杰出的科学、艺术人才，缺少巨匠大师。因为“人之道”是可以通过金钱、权力达到的，而“天之道”要排除个人的名利思想，不计成败，不计时间，甘坐冷板凳而努力追求。

庄子提出“人籁、地籁、天籁”的思想，说：“毛嫱丽姬，人之所以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对于音乐，庄子认为“《九韶》在乐，鸟闻之飞，兽闻之走。”对于色彩，庄子同老子一样，认为：“五色乱目，五声乱耳。”做人要“安时处顺”，达到“哀乐不入”，为艺要“用志不分，乃为神工”。音乐的对比和谐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的礼仪、道德关系可以感应，音乐能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庄子·天道第十三》提出了和与乐的关系，提出人和与天和，天乐与人乐的概念。庄子认为乐有人乐、天乐，“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将和的理论进一步深化：与天地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泽及万世而不·１７８·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为仁，长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雕刻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

《庄子·天运》有北门成问黄帝关于音乐演奏三个境界的问题。黄帝说我以人情来弹奏乐曲，以天理来伴演，以仁义来运行，以天道来确立。乐声如同四季相继而起，万物遵循这一变化生长，忽然茂盛，忽然衰败，生杀循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声光交流。蛰虫解除冬眠开始活动，我要用雷霆万钧之声惊动它们。乐声终结而寻不到结尾，乐声开始而寻不到起头。我又用阴阳交和来演奏，用日月光辉来烛照。乐声能长能短，能刚能柔，变化遵循一定的规律，并不拘泥于旧态陈规。音乐声盈山满谷，约制情欲，不能以外物来衡量。演奏的乐声停留在一定的境界里，而乐声的寓意流泛在无穷天地中。我又用忘情忘我的境界来演奏，用自然的节奏加以调和，如同众乐齐奏而不见形迹，乐声传播和振动全无外力拉引，听不到声音，看不到行迹，充满于大地，包容了六极。

老子是一位言简意赅的哲学巨匠，庄子是一位擅长寓意的哲学大师。

在艺术方面，庄子要求人以造化自然为师，与自然为友。《庄子·天运》借孔子问礼老子，宣扬道家的天道观：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生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阵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荀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①①《庄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１页。

·１７９·中国艺术史料学孔子对老子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书，研究旧时典章制度，拿来进见七十二个君主，讲解先王之道，彰明周公、召公的业绩，没有一个国君采用我的主张，极难啊！”老子说：“幸运啊！你没有遇到治理天下的国君！六经，只不过是先王遗留下的陈迹。哪里是先王遗迹的本源！如同足迹是鞋子踩出来的痕迹，然而，足迹怎么是鞋子呢？鸟雄雌相引诱而生小鸟，虫子雄雌鸣叫而生育，名叫‘类’的动物自身具有雄雌两性，所以自己可以生育。本性不可改变，命运不可变更，时光不可停留，大道不可闭塞，如果得道，无论怎么样都行，失去道的人，无论怎么样都不行。”孔子听了老子的话以后，闭门思考了三个月，然后再去见老子说：“我得道了。乌鹊孵化而生，鱼儿濡沫而生，蜜蜂是化生，弟弟出生，哥哥失爱而常常啼哭。

时间久了，我没有和造化交朋友，不和造化交朋友，怎么可以去造化人！”老子说：“可以，你得道了。”按照老庄的思想，社会的发展要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纷争。汉儒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重礼仪形式，轻事物本质，走上了“人籁”的人治道路，毁灭了“地籁”的环境资源，丢掉了“天籁”的和谐合一。

庄子对儒家理论的批评是中国文化史上可贵的思想财富。儒家思想不知变异是天之道，只想着恢复周朝礼仪制度，只想着复古，感叹人心不古，却不知道社会变异是自然规律，变化是天地之道。孔子晚年学《周易》，韦编三绝，这是孔子作为学者的可贵之处。老子的思想出于《周易》，按理说《周易》应该放在道家经典文献里。但是由于孔子晚年学《易》，所以《周易》成为儒家的六艺。但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缺少《周易》的变易精神，其思想总体上趋于保守，所以《庄子》中说孔子见老子是一种讽喻，其批判精神非常可贵。

从庄子的思想角度，批评儒家思想体系的独尊给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巨大危害，儒家思想趋于保守、复古，注重礼仪形式，讲究等级制度，讲究名分，好大喜功，轻视自然科学的研究，独尊儒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负面作用不可低估。

５．４《墨子·非乐》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为不满其烦琐的“礼”教，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学术的主要反对派。墨·１８０·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家“天志”、“明鬼”学说，赋以“非命”、“兼爱”内容，反对儒家的“天命”，其“非乐”、“非攻”、“尚贤”、“节用”、“节葬”，是对当权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墨子》一书由墨子及其弟子著述，全书完成于战国初期。据《汉书·艺文志》载，原有七十一篇，分上、中、下三编，现在仅存其上编，共五十三篇，是研究墨子学术的基本材料，今通行注释本有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的非乐思想直接与儒家的礼乐相对立，可谓是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声。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中国文化史上，墨子是一个独具只眼的学派。

墨子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学派领袖，敢于直接批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理论。墨家学术特点是具有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与价值观，而儒家学术的主要特点是社会科学的伦理思想方法与价值观。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维护了统治秩序，腰斩了自然科学的思想萌芽。《墨子》“所染”、“七患”、“辞过”、“三辩”、“兼爱”、“非攻”、“非乐”、“非命”、“非儒”等篇章都直面世弊，具有危机意识，并且表达了墨子学派的艺术观。《墨子·非乐》记载了夏王朝后启庆祝胜利的时候聚宴的场面：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

《墨子·所染》以墨翟见染素丝，比喻国家君臣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文曰：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①《墨子》学术思想具有非常可贵的忧患意识，墨子提出《七患》曰：①王颂民、孙通海《诸子精粹今译》，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３３页。

·１８１·中国艺术史料学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用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伐不能威，七患也。①读此七患，令人悚然。孔子只想复古，不知时患。对于好修宫殿的问题，墨子认为宫室敛财于百姓，是“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机”。墨子的直言，切中世弊。从大兴土木、大建宫殿到圈地的楼堂馆所、摩天大厦，城市化运动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与历史惯性力，符合历史的周期律。《墨子·辞过》批评统治者的衣服装饰用金玉，饮宴无度，舟车豪华，装饰刻镂以文采，宫女累千百，夺人妻室，不知节俭，淫佚无度，认为其国必亡。

在《墨子·节葬》墨子提出了“度”的问题，批评儒家的孝道厚葬无度，殆竭家室。“屋幕、鼎鼓、几筵、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②，不符合国家与百姓的利益。

《墨子·三辩》讨论乐的问题，以“圣王不为乐”作答，对用乐的多寡，论证“无乐”的观点。《墨子》在艺术文献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与儒家截然不同的艺术思想———非乐。《墨子·非乐》说：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笙竽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

关键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这是从兼爱天下的观点，防止皇家与官员宴乐无度。《墨子》反对过于奢靡的音乐演奏，提出“非乐”的观点，对于今人仍有借鉴意义。

其著作《墨子·非乐上第三十二》存世，《非乐中第三十三》阙失，《非乐下第三十四》阙失。尽管如此，墨子的非乐思想值得重视。《墨子·非乐上第三①《墨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页。

②《墨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２页。

·１８２·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十二》曰：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墨子·非乐》针对儒家的仁爱、乱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笙竽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笙竽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笙竽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墨子曰：“为乐，非也。”①墨子举例说明非乐的观点，音乐舞蹈的繁盛，万人歌舞，管弦钟磬响彻四方，沉湎于酒，上天不会以此为法式，在地万民也没有从中获得利益。墨子思想的人民性、现实性比孔子的儒家思想要深刻得多，现实得多，务实得多，也科学得多。墨子是一位具有科学精神的学派领袖。他的学术务实致用，接近于现代科学，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政治、经济、伦理、教育、认识论、逻辑学以及中国最早的关于数学、光学、力学方面的知识。同样是论爱，孔子主要是仁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墨子提出的是兼爱，墨子要为天下兴利除害，要去其无用，以利天下，具有实用主义的思想。

墨子的《非儒》说孔子到齐国见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封给孔子。晏子对齐景公说：“不行！那些儒士，倨傲而固执己见，不能教化下民；喜欢音乐并且迷惑众人，不能让他们治理政事；因为他们主张有命在天而懒于工作，不能够恪尽职守。儒生崇尚重丧，强装哀丧，不能够慈爱百姓。儒生穿①《墨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４页。

·１８３·中国艺术史料学奇装异服，装着庄敬容貌，不能够引导众人。”《非儒》对孔子以及弟子的品行进行了揭露，直接对孔子儒家思想进行批判，指责儒家嘴上讲仁爱，行动上是另外一套。

《墨子》一书的通行版本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唐尧臣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据清毕沅等《墨子注》排印本，１９８６年中华书局据孙诒让《墨子间诂》校点本，１９８０年人民音乐出版社重印吉联抗释注《墨子·非乐》，１９８７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焕镳《墨子校释》，１９８８年成都书店影印了世界书局张纯一《墨子集解》，１９８８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排印《墨子今注今译》等。

５．５《荀子·乐论》荀子（约前３１３—约前２８３），名况，字卿，为避汉宣帝讳，称孙卿，赵国（今山西南部）人。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曾游学于齐国，旅居于楚国。齐襄王时返回齐国主持稷下学宫。后入秦，到赵国、楚国，任兰陵令，著有《乐论》，后居兰陵著书终老。司马迁《史记》有《孟子荀卿列传》，将荀子与孟子并列，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一书三十二篇，其中《大略》等最后六篇出于其门人之手。荀子处在“六艺”开始经典化的转折时期，六艺本来是当时人的共同知识。孔子的思想阐发均以“六艺”为凭借，以“六艺”为持论的依据。荀子对六艺提出自己的观点，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荀子·劝学》）《荀子·劝学》对六艺之功用做了说明：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间毕也。

荀子对六艺持赞赏的观点。《荀子·儒效》说：·１８４·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荀子对诗、书、礼、乐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荀子·劝学》说：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①荀子认为礼可以保养人的身心，使五官感受俱佳。《荀子·礼论》说：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絆，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鉯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②礼表现出有次序的伦理礼仪，给人以艺术美感享受。礼需要“文”与“乐”的艺术形式体现。音乐的力量可以统摄人心，达到“乐者天下之大齐”的教化作用，使天下归之于仁，归之于和。荀子将礼进一步解说为“礼法”，礼与法的关系解说触及礼的本质。儒家的礼法是通过温和的艺术形态，法是严厉的刑罚。《诗》、《书》、《礼》、《乐》是治理天下的方法与谋略，可以使天下长治久安。礼乐是艺术的形式，音乐是感情的表现，以礼治国表现为以德治国，强调礼法的目的，国家要通过礼仪得到治理。礼法是治理天下的工具。中国古代的艺术，如建筑、服装、音乐、无不与礼仪有关，道德以礼教的形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荀子》３２篇中，有天论、正论、礼论、乐论。

《乐论》是战国时代“诸侯并争，厚相招游”，纵横争鸣，思想活跃的产物。《乐①《荀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页。

②《荀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１页。

·１８５·中国艺术史料学论》主要内容有：１．人不可以无乐，乐表达人的感情。乐不为道则乱，先王制乐《雅》、《颂》之声，使乐之声足、文足，乐的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２．乐可以使君臣同听，上下和敬；父子同听，合门和亲；乡里同听，宗族和顺。

３．乐具有鼓励的作用，达到天下大齐，可以使举国听从，容貌庄严。俯仰屈伸，征诛揖让，莫不服从。

４．乐在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是可以“饰喜”，即装饰太平；“饰怒”，即使暴乱畏惧。

５．音乐要“贵体乐而贱邪音”，使夷俗邪音不敢乱。“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

６．乐“善民心”，感人至深，移风易俗，乐可以使民和睦。

７．君子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郑、卫之音，使人心淫，雅颂之声，使人心庄，故先王正其乐，使天下顺焉。

８．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

９．礼乐之统，管乎人心，以乐修身养心。

１０．描叙乐器与歌、舞。

１１．乱世服饰华丽，仪容模仿妇女，志趣唯利，行为污乱，音乐邪荡，文章内容邪恶而多彩饰，生活奢靡而无节度，丧葬过于刻薄，轻礼仪而重勇力，贫者沦为盗，富者害于人。①《荀子·乐论》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行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醙，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音乐具有感化人的深刻作用，而且影响人的精神与情绪的速度非常之快。音乐艺术的传播可以移风易俗。历代帝王以礼乐显示自己的权威，大①孙星群《〈荀子·乐论〉提要》，《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艺术卷》，第７—１０页。

·１８６·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势营造宫殿园囿，“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①。对于财货的追求无度，会伤害国家的利益。荀子批评国君有三种情况会危害国家根本利益：伤国者何？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修正其所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②荀子批评“陋儒”死板地记诵《诗》、《书》，空谈《诗》、《书》，就像用手指去测量河的深浅，用长矛之类的兵器舂米，用锥子代替筷子吃饭一样，不可能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治国应以礼仪，礼仪规范是治理国家一切行动的规矩，是君臣行为准则的准绳，是衡量是非的尺度，只有国家安全才会有君臣与生民的安乐。国泰民安要依靠“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的理论比泛泛讲礼乐前进了一大步。为了劝世，荀子运用古代民间的相歌形式宣传礼仪制度，劝诫独断专行的君主，作赋赞扬礼的重要作用。荀子把《诗》、《书》、《礼》、《乐》视为最好的启蒙读物，认为：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功盛矣。

荀子在《荣辱》篇中，对《诗》、《书》、《礼》、《乐》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诗经》具有“以冶情则利，以为名则荣，以群则和，心独则乐”的教化功用。

５．６《孟子》信善美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历游齐、宋、滕、魏等国，一度任齐宣王客卿。因主张不见用，退而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著作《孟①《荀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３页。

②《荀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６页。

·１８７·中国艺术史料学子》。《孟子》在北宋以前不受重视，南宋朱熹将《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注释有东汉赵岐《孟子章句》、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孟子》作为儒家经典列入《十三经》。《孟子》的主要贡献体现在性善、养气、义利观和民本思想，直到宋代才被认识，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发挥了性善、民本、尽心、知性、知天、浩然之气、天道、人道、诚等性善天道思想。《孟子》往往以大匠的制作工艺作为比喻，说明学术与伦理的关系，如以后羿射箭与大匠绳墨为比喻，《孟子·告子上》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大匠诲人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孟子·尽心上》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孟子又以造车的工匠技艺比喻规矩与技巧的关系，认为工艺从中规中矩到技巧还有所不同。《孟子·尽心下》说：梓匠轮舆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

在信、善、美、大、圣、神的品第方面，孟子以人品寓艺品，对乐正子进行了评说。《孟子·尽心下》说：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所说的信具有真的含义，并且对信、善、美、大、圣、神六个境界做出了解释，提出充实为美，充实而且有光辉谓之大，大而化之为圣，指出乐正子处于善之中、大之下的位置，达到了善人与信人的境界。后人所尚之真善美·１８８·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是从孟子信善美而来。中国绘画品评标准的神妙能逸与孟子之大圣神亦似有联系，充实是所谓能，大而化之所谓妙，妙而不可知之所谓神，对音乐的评价与其他门类艺术相通，孟子论艺可谓影响深远。

５．７《韩非子》论艺韩非（约前２８０—前２３３），战国末期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出身于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荀卿，曾建议韩王变法图强，不见用。著《孤愤》、《说难》等十万余言。受到秦王政的邀请，出使秦国，不久被李斯、姚贾陷害，自杀于狱中，著作有《韩非子》。韩非子善于用寓意说明道理，在《韩非子》中有许多以艺术故事寓意的经典，如滥竽充数、秦王嫁女、买椟还珠、宋人刻猴、虞庆为屋，等等。《韩非子·说林下》谈到了雕刻艺术：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鼻子是阳刻，目是阴刻，鼻子大了可以刻小，眼睛小了可以刻大，韩非子是了解雕刻艺术的，用艺术比喻道理。《韩非子》说齐宣王派人吹竽，一定要三百人一起吹，南郭处士请求替宣王吹竽，滥竽充数，后来继承王位的国王要求一个一个地吹竽，南郭先生只好逃走了。《韩非子》“客有为周君画策者”说到了)漆刻画艺术。“客有为齐王画者”，提出了犬马难、鬼魅易的道理。韩非子的观点是崇尚实际，反对浮夸，不提倡巧辩，追求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反对泥古不化，只信书不如无书。其寓意郑人买履曰：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

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在中国艺术学文献中，只信书本文字记载的现象非常严重，从书本资料到书本资料的学习，从书本文字到书本文字的研究，不亲口尝尝梨子，不参与艺术实践的现象非常严重。理论家高高在上，对客观存在的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遗产视而不见，理论脱离实际，从事抽象的纯文字的所谓理论·１８９·中国艺术史料学研究。

韩非子还有“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巧为?，拙为鸢，以实用为巧”等精彩的论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观念皆发轫于这个时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学术分为南派与北派，认为北派以儒家为代表，其特点为崇实际，主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重经验，喜保守，敬畏天命，主勉强，言排外，贵自强；南派以老庄为代表，崇虚想，主无为，贵出世，名哲理，重平等，求创造，喜破坏，明自然，言无我，贵谦弱。这种学派的归纳对于艺术风格流派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如唐代李思训为代表的金碧山水画派，与南方的水墨文人画派，明代董其昌的中国绘画南北宗论，对于民国年间的京派、海派研究，从历史的源头寻根，具有南北地理与艺术风格研究的价值。

５．８公孙尼子《礼记·乐记》《礼记》是诸子读《周礼》所作的记。《乐记》在《礼记》之中，其作者和成书年代的问题争论很大，一说是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作，一说是战国初公孙尼子作。现在一般取公孙尼子说。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公孙尼子系孔子“七十子之弟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其思想主张人性有善有恶。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汉代学者有“乐本有经”与“乐本无经”的公案。《乐》是《周礼》六艺之一，六艺即六经，《乐》即《乐经》，但是没有《乐经》文本存世。“乐”仅存战国时期公孙尼子《乐记》于《礼记》之中。“六经”在汉代就成了“五经”，所以只设“五经博士”。“六经”虽有其名，但是并没有《乐经》著作文本。于是，对于《乐经》有无的问题，就有了两种决然不同的观点，古文经学家认为《乐》本有经，战国公孙尼子是依据《乐经》作传记《乐记》，后因秦始皇焚书而亡失。今文经学家认为《乐》本无经，认为“乐之源在《诗》三百篇之中”。《诗经》本来是有乐谱，可以吟唱的。这桩著名的学术公案至今没有结论，谁也不能说服谁，除非在出土文献中发现《乐经》文本，才会有所定论。

《乐记》是集儒家音乐理论之大成的著作，是最早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先秦儒家的音乐思想，其历史影响深远。《汉书·艺文志》录有“《记》百三十一篇”。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以及后学一代接受老师的传授，并且用书面的形式写定的文本，叫“传”或者“记”。《乐记》有二十·１９０·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三篇，是对失传的《乐经》的解释。乐是与礼紧密联系的艺术，“礼崩乐坏”象征着周王朝崩溃。《乐记》存于《礼记》之中，《礼记·乐记第十九》原有二十三篇，其中十一篇保存在《礼记》和《史记·乐书》之中。其余十二篇仅存目录，原文已经遗失。所以说传世《乐记》是残本。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乐记》的历史地位。《乐记》是存世的第一部音乐艺术学理论专著，其宏大的理论结构，构成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体系。中国古代文化将“礼乐”并称。甲骨文中多处出现“乐”字，音乐、舞蹈不仅与古代祭祀有关，也与艺术起源有关。

《汉书·艺文志》收录《公孙尼子》著作二十八篇，原文皆不传。《乐记》在古代有二十三篇，《礼记义疏》卷五十《乐记》引孔颖达疏：案郑目录云：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此，略有分焉。

汉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名，《乐奏》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礼》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意》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

《乐记》总为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合为一篇，成为《礼记》中的《乐记》。乐与诗的关系密切，乐是“诗”的乐谱，是“诗”的音乐。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乐》的亡失，使诗失去了音乐的翅膀。《乐》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很完善了。《礼记》中，对乐师、乐礼的记载非常详细，所以说“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乐合于诗可以吟唱，用于道德礼仪。歌唱《诗经》的乐谱是《乐经》。这种观点在孔子《论语·子罕篇》中可以得到证明：“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由于《诗经》的乐谱没有流传下来，所以说《乐经》没有专书流传至今。但是，《乐》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礼记·乐记》集中论述了音乐理论。《乐经》既然没有完整的图书文献传世，古代的“六经”实际上只剩有“五经”，即《诗》、《易》、《书》、《诗》、《春秋》五经，汉刘向官职是“校中五经秘书”。“六经”已经成为“五经”，缺的就是《乐经》。

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５７页。

·１９１·中国艺术史料学《乐记》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礼与乐的关系问题，其中有音与乐的关系、心与声的关系、礼与乐的关系以及礼乐与政道的关系，它提出“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乐者，通伦理者”，得出“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的逻辑关系。①《乐记》要求达到礼乐皆得的状态，谓之有德。其德是以礼节制民心，以乐和谐民心，以行政方法运行，以刑罚预防，做到“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②。礼乐一体是帝王的统御之术。《乐记》提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礼乐异同与相互作用。礼乐是治理天下，建立社会伦理次序的重要工具。礼乐可以泯灭纷争，“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儒家学术非常重视乐的教育，《礼记·乐记》说：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③在古代的祭祀礼仪中，作乐是为了崇尚道德，乐教对于培养国家的人才具有重大的作用，音乐教育与德育教育的关系非常密切。《尚书·尧典》记载尧命夔典乐，教胄子，音乐教育与道德、文学、舞蹈合为一体。孔子对于音乐教育的“乐教”非常重视，孔子对音乐艺术文献做过重要的整理工作。数是音乐的技艺，志是音乐的精神，以陶冶伟大的人格。中国儒家的“乐教”是培养人格的教育，《礼记·乐记》说：德者，情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④汉司马迁《史记》有《乐书》；汉代班固《白虎通》有《总论礼乐》；魏晋时期阮籍《乐论》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肯定音乐体现天地的精神和万物的本质，强调乐有一定的度数和形制，并认为音乐与政治有必然的关系，提出“礼与变具，乐与时化”的问题；要用“正乐”去纠正“淫声”，认为哀乐非善乐。

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１３页。

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１４页。

③《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１５页。

④《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２１５页。

·１９２·第五章诸子论艺辩证魏晋时期嵇康《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重要的艺术文献，自楚汉至魏晋，音乐必须趋于以哀为美。嵇康提出“声无哀乐”的命题，以秦客与东野主人的八难八答，论证了歌哭非哀乐之主，推类辨物，先求自然之理，至乐不必圣人自持，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声情各有所主，声之用在发滞导情，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乐之为体，以心为主等诸问题。

·１９３·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中国古代文献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曰：“皆古书名。”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或即三皇之书。

也有说是天、地、人三礼，或天、地、人三气之书。《八索》相传为古书名，孔安国《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志书为丘，《九丘》是九州志书的古书名。《尚书序》：“九州之志，所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埋葬之礼仪、出土之文物、五经之著作、易经之八卦、地方之志书都是古代文献，都有与艺术相关的文献史料。殷人每事必卜，殷商巫文化盛行，巫舞有巫师在祭祀时表演祭祀神灵，具有媚神降神的作用，周代的礼乐文化重人事，成为歌舞结合的艺术。

中国古代史书的编写，其文体有两种：一是纪事，一是编年。西汉修撰《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用纪传体，纪事文体有纪传、表志，将帝王将相各色人物的生平故事娓娓道来，“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纪传体影响很大，有《通鉴》、《纲目》；还有旁史、旧史、野史。艺术文献往往存于艺术家传记、纪事。北宋编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用编年体的史书撰写方法，将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事件罗列出来，进行记载。他与司马迁合称为“汉宋两司马”。

中国学术之源皆在于史。古代史官掌握文化，周礼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负责记载历代史书。“六经”皆史官所著，《诗经》由太史乘?轩所采，《尚书》由记言的左史所书，《春秋》由记事的右史所记。老子为柱下史，推理的史家是道家之祖。春秋末年，孔子据《鲁春秋》而写出编年体史书《春秋》，志事的史家是儒家之祖，中国古代史学著作记载的丰富艺术文献，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六艺之中有史、诗歌、乐舞、礼仪，《尚书》是上古之史书，《春秋》亦是史书。

中国历史记载之完善为世界罕见，这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字·１９４·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记载传统。官方确定的“正史”有“三史”、“十史”、“十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到清乾隆四十年《明史》定稿刊行，《旧唐书》、《旧五代史》被明令列入“正史”，形成“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共计３２４９卷，约四千万字。从公元前２世纪西汉刘彻时期开始，到清乾隆时代为止。完整地记录了明亡以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艺术史研究要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研究学术的变化，不空发议论，不作“无根游谈”，力求做到句句安稳，字字落实。艺术史家的任务是实录，以撰写记录艺术发展的历史为己任，梳理、整理史料文献。

６．１左丘明《左传》记周乐《春秋》本来是编年体史书，《左传》是左丘明注解《春秋》的著作。左丘明，春秋时期的历史学家，鲁国人。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其人双目失明，曾任鲁国太史。西汉时汉武帝“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春秋》立于学宫。《春秋》又传为孔子所作，被尊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在《左传》中有关于周乐的史料记载。《左传·昭公元年》：“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论音乐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周乐，由此可以了解已经失传的周乐及各国国风与舞蹈的艺术风貌，其文曰：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１９５·中国艺术史料学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跘》、《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跘》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①通过《左传》的文字记载，可以了解已经失传的《诗经》音乐歌舞表演盛况。古代诗有格律，词有词牌，曲有套曲，均可以吟唱伴舞表演。古诗可以歌唱吟诵，遗憾的是，焚书坑儒以后，《诗经》只留下了文字的诗句，后来词曲也只留下了词牌名称，乐谱却失传了。由于古代记谱的佚失，诗仅仅留下了歌词部分，失去了乐谱与舞谱，于是诗也就成了文本文学。艺术学研究需要通过文献了解中国艺术的史料，从史书中钩沉艺术文献，传承中国艺术的精神，复活诗的艺术形态。相传左丘明还编纂了《国语》，共计二十一卷，记叙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以前的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言论，其中有重要的艺术史料。如《国语·周语下》有“政象乐，乐从和”的政通人和观点：①左丘明《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影印版，第１８０１页。

·１９６·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

《国语·楚语上》有关于章华之台美与不美的讨论，是关于先秦宫苑园林建筑难得的图书文献。

６．２佚名《世本·作篇》记匠作史前先民创造了艺术。作为记载洪水以前文明事件的文字，《世本》具有中国祖先创世纪的含义。《世本·作篇》记载了上古历代创造乐器、文字、绘画、服饰、农具、历法的创造者。中国古代往往将发明创造归结于黄帝、尧、舜、禹，这种记载可以看作黄帝、尧、舜、禹时代的发明创造，是某一氏族的劳动创造，是某一类职官、工匠与其首领的共同创造，为了记载的方便，往往归结于某一个代表性人物。《世本·作篇》的记载说明当时社会劳动的分工已经形成，专门的工匠劳动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以古琴为例，琴的制造与使用的历史记载有庖羲氏作琴瑟、伏羲作琴、神农作琴瑟，说明琴在伏羲、神农时代已经成熟。作书、作图、造律吕、作笙簧、作竽、作鼓、作磬、作箫、作钟、作*，均与艺术制作有关。《世本》佚文与艺术相关的史料有：【燧人】燧人出火。造火者燧人，因以为名。

【庖羲】（一）伏羲以俪皮制嫁娶在礼。（二）庖羲氏作琴瑟。

宓羲作瑟。八尺二寸，四十五弦，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具二均声。（三）伏羲作琴。伏羲作琴瑟。（四）伏羲臣芒氏作罗。芒作罔。

【神农】（一）神农和药济人。（二）神农作琴，曰神农氏琴。

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三）神农作瑟。

【蚩尤】蚩尤作兵。蚩尤以金作兵器。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

【黄帝】（一）黄帝见百物，始穿井。（二）黄帝乐名《咸池》。

（三）黄帝造火食、旃冕。黄帝作旃冕。黄帝作旃。黄帝作冕旒。

·１９７·中国艺术史料学黄帝作冕。（四）羲和占日。（五）常仪占月。羲和作占月。（六）后益作占岁。（七）臾区占星气。（八）大挠作甲子。黄帝命大挠作甲子。（九）隶首作算数。隶首作数。（十）伶伦造律吕。（十一）容成造历。（十二）仓颉作书。仓颉造文字。沮诵、仓颉作书，并黄帝时史官。（十三）史皇作图。（十四）伯余作衣裳。（十五）胡曹作衣。胡曹作冕。（十六）於则作非履。（十七）雍父作椿杵臼。（十八）&作服牛。（十九）相土作乘马。（二十）鱀作驾。

（二十一）共鼓、货狄作舟。（二十二）女娲作笙簧。（二十三）随作笙。随作竽。（二十四）夷作鼓。（二十五）挥作弓。（二十六）夷牟作矢。（二十七）巫彭作医。

【尧】（一）巫咸作医。巫咸作筮。巫咸作鼓。（二）无句作磬。（三）化益作井。

【舜】（一）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增加。（二）翺作规矩准绳。

（三）垂作丰耜，垂作耒耨，垂作兆耨。（四）咎繇作耒耜。（五）伯夷作五刑。（六）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

（七）垂作钟。（八）夔作乐。（九）磐、叔所造。（十）乌曹作?。

【夏】（一）繇作城郭。（二）禹作宫室。（三）奚仲作车。（四）夏作牍刑。（五）仪狄造酒。①《世本·作篇》可以作为中国古代艺术起源的文献，与出土文物、诸经、诸子著作的记载相互参证。如《易系辞》、《管子》、《吕氏春秋》、《山海经》、《白虎通》、《说文》、《汉书》、《释名》、《考工记》均有相关的记载。记载中亦有重复、异同、说法不一现象，如琴瑟记有多人创造，章炳麟先生将此现象归纳为：１．改良创造，２．光复旧物，３．闭门创造，皆可以作者称之。

６．３吕不韦《吕氏春秋》论乐《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战国末年吕不韦及其门客编写。在艺术文献方面有以阴阳五行的论乐方法讨论音乐的文章八篇。《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十二月为纪，每篇之后又有文四篇。《吕氏春秋》卷五《仲夏纪》后有《大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１４页。

·１９８·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乐》、《侈乐》、《适音》、《古乐》四篇。《吕氏春秋·古乐》曰：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蚗之阴，取竹于轥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为宫。吹日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蚗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卷六《季夏纪》有《音律》、《音初》、《制乐》三篇。余嘉锡认为这是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第一篇言天地之道，以后四篇言人事，体现天人合一。其中“夏为乐气而言养”，《仲夏纪》、《季夏纪》之后各有四篇专论音乐。所谓“乐者乐也，乐则体适而增长”。《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将养生与艺术结合为一体：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

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

《本味》篇有关于古琴艺术的描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者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大乐》中关于音乐的论述，反映了儒家的音乐思想，提出“乐逾侈，民逾郁，国逾乱”，贵族享受音乐愈奢侈，人民就愈郁闷，国家就愈混乱。所以移风易俗莫大于音乐，音乐反映了人心。

６．４司马迁《史记》论乐《史记》开创纪传体史书撰写体例：“列传”、编年记事的“本记”、专记典·１９９·中国艺术史料学章制度的“书”或“志”、用来补充的“表”，共同形成纪、志、表、传的主体结构，以纪传为主。《史记》集史书之大成，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形成了纪传体史学著作的典范。

《史记》不是官修史书，是司马迁私人的撰史修史，因其书“是非颇谬于圣人”，故两汉时被称为诽谤圣人的“谤书”。《史记》最终得到皇权认可是在三国时期。在艺术史方面，尤为可贵的是《史记》为优伶立传，开中国艺术家传记之先河。在中国历史上，优伶敢于美刺君王，以歌哭的艺术形式，以独立自由的思想、巧妙的劝谕方式引导当政者，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抖出劝谕真意，冒死犯颜，敢于谏上，这是当今相声、小品艺术家们望尘莫及的。司马迁认为：“礼由人生。”制礼义以养人欲，礼乐的作用是养人，调节人的欲望。

要符合礼仪要求，表现礼仪的艺术要为人的感受服务：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史记》卷二十三《礼书》）音乐、雕刻艺术与五谷杂粮、房屋家具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将艺术与衣食住行视为同样的重要，以达到艺为人生的目的。司马迁说：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史记》卷二十三《礼书》）在礼乐一体的文化传承中，“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达到人情、礼仪与信义的高度统一。礼的方法是明贵贱，分等级，以治理天下。乐是礼仪的形式表达，以礼治国是其目的。礼乐显示权贵的威仪。如果不统一，就要加以纠正。司马迁论乐，对音由心生、情动于中、音乐与伦理、音乐与礼仪、音乐与天地、音乐与道德等重大问题做了全面的阐述。《史记》记载了魏文王问音乐于子夏、子贡问歌于师乙、卫灵公夜半闻歌等历史轶事，太史公论乐认为：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

·２００·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①音乐的作用是正人心，振精神，治理国家，这就是音乐的正能量，是治世、盛世之音。靡靡之音、淫荡之音是乱世之音。音乐可以正人心，亦可以定人心。礼仪是和平盛世的治国方式。鲁国是孔孟之乡，《史记·儒林列传》曰：及高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②汉代是绘画、歌舞、工艺、诗赋繁荣的盛世，王侯将相擅长以歌舞抒发情怀。《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被围于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以为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乃奈何！”歌数阙，美人和之。

项羽留下了霸王别姬的悲歌。失败者项羽如此，胜利者刘邦亦如此。

《史记·乐书》说：“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刘邦的《大风歌》，具有一种悲凉雄壮的气氛，艺术才情渗透到生活当中。

《史记》从史的角度记录了秦二世极意声色、优以为娱的情况。《史记》中太史公论滑稽伶人的三章尤为精彩，《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齐国赘婿①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８页。

②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０３页。

·２０１·中国艺术史料学淳于髡、楚国乐人优孟、秦国侏儒优旃以滑稽的艺术劝谏，规劝君王不要胡作非为的故事。优伶是供帝王取乐的滑稽演员，司马迁将其列入《滑稽列传》著录史书，给伶人以与帝王、诸侯平等的历史地位，表现了司马迁对艺术家的尊重。《滑稽列传》也是中国最早的艺术家传记。

淳于髡滑稽多辩，以隐语激励齐威王奋发图强，以求一鸣惊人。他巧妙地以自己能够豪饮的方法，说出酒极则乱、乐极生悲、万事皆然的道理，劝说齐威王罢长夜之饮。

楚国乐人优孟多辩，讽谏楚王爱马、葬马。楚王欲以大夫之礼葬马，优孟提出以人君之礼葬马，让天下人都知道楚王贱人而贵马，楚王听此言得到警醒，以六畜之礼葬马，达到规劝重视人才，以人为本，以聚人才的目的。另一则故事说楚相孙叔敖为官清廉，家徒四壁，死后其子以负薪砍柴为生，生活困难相求于优孟。优孟穿戴孙叔敖生前的衣冠面见楚王，以廉吏、贪吏作比较，说服了楚庄王，使楚相孙叔敖的儿子得到了妥善的生活安排，倡导了廉政之风。由于优孟成功的化妆与表演，后世将优孟视为戏剧、曲艺戏剧行业的鼻祖，人们将其故事概括为成语“优孟衣冠”，比喻戏剧的教化作用。

《史记》还记载了秦国侏儒优旃擅长说笑话，而且善于顺着秦始皇的话说，秦始皇要建大苑圃养动物狩猎，优旃说：“好！多纵禽兽于苑中，有敌寇侵犯就用麋鹿角戳敌人。”这使得秦始皇恍然大悟，遂罢此议。秦二世欲用油漆漆城墙，优旃说：“好！”君王不说我也要坚持做，油漆过的城墙光滑无比，使敌人爬不上来，无法攻城，但是怎么搭建比城墙还要大的荫房让大漆荫干呢？显然，这漆城的馊主意是无法实现的，巧妙地否决了秦王的漆城之议。这些巧妙的语言艺术是今天相声说、学、逗、唱的源头。在历史的舞台上，滑稽的伶人以艺术语言的方式，巧妙地捧哏，规劝帝王，演出了历史的大剧，值得今天的相声、小品演员学习，使艺术具有劝世、醒世的教育功能。艺术的功能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还要有鲁迅先生提倡的匕首与投枪的作用。

６．５许慎《说文》训诂与艺术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一般被视为汉字六书的开山著作。《后汉书·儒林传》载：许慎，字叔重，生于汉明帝初年，汝南召陵（今河南省堰师县万岁里）人。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２０２·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叔重。”许慎认为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五经异议》，汉代王充《论衡·程材》指出：“夫五经亦汉家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汉代经学博士专攻一经，许慎早年师从贾逵钻研五经。五经是汉代的政治指导思想，被立为学习文化的教科书。许慎兼治数经，并且达到“五经无双”的程度，其时尤为罕见，成为“博采通人”。王充《论衡·超奇篇》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许慎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字典。

说文就是注释文字，解字是分析字形结构。以“巫”字为例，远古祭祀活动重舞，《说文解字》从文字学进行分析：“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褒舞形，与工同义。”所以巫立于工部。《说文》又云：“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与巫同义。”矩即巨，《说文》：“巨，规矩也，从工，象手持之。”巫、工、巨可以互训，巫与舞同源，巫字由舞字演变而来。舞蹈是巫事神的重要方法。

《说文》解释“王”字曰：“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贯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人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说文》曰：“王，上下通也。”工字二横为天地，工、巫具有知道天地之事的能力。掌握宇宙人世的规矩法则。汉代画像砖有伏羲、女娲手持规矩，规是圆规，距是角尺，天圆地方，巫师在降神仪式上，以舞蹈、音乐的艺术形式，进入迷狂的状态。

许慎在文字学方面的贡献是建立了汉字的六书理论。许慎师从贾逵，博览群书，博访通人，写成《说文解字》，总结出六书理论。宋初徐铉说：及和帝时，申命贾逵修理旧文。于是许慎采史籀、李斯、扬雄之书，博访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

关于《说文解字》一书的文献史料来源，清代桂馥说：《说文》非许氏创作，盖总集《仓颉》、《训纂》、《班氏十三章》三书而成。

许慎从经学家分析文字的实践活动中受到启发，将９３５３个文字分别部首，创造了分析、编纂文字的科学方法，提出汉字有六书，也就是有六种主要·２０３·中国艺术史料学方法构成文字。许慎《说文解字·叙》：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二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汉字保留着象形文字的形态。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称为六书。六书是后人对汉字构成法的归纳，是指六种类型的字。许慎治学的立场是古文经学派，但不排斥今文经学派的成果。在中国经学史上，有今、古文之争，称之为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所谓今文，是指汉代通行的字体，即隶书。孔子宅墙壁中的古文，又称蝌蚪文字，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藏的古典书籍，汉代人已经不识古文了。对汉代的隶书而言，篆书、籀文、仓颉文字都是古文字。对籀文而言，仓颉文字是古文字。对今文字来说，孔子住宅墙壁里藏的经书是古文字。今天我们用楷书，汉代的隶书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古文字了。中国汉字的发展历史，有真、草、隶、篆四体书法艺术，还有陶文、甲骨文，金文是钟鼎铭文，六国文字在秦始皇、李斯统一文字为小篆以后才整齐划一。这些不同体的文字，构成了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读《说文解字》可以研究金文，认识大篆、小篆，可以读古碑，读青铜器铭文，所以说，做中国艺术学研究，要掌握古代的艺术文献。《说文解字》是一部重要的文字学著作。古文、今文之争，首先是文字不同：先秦古文与汉代隶书；其次是师承不同；再次是学风不同：古文经重训释字句，今文经重发挥大义。

实际上在汉代还有利益之争。马叙伦《说文释例》说：造文之初，即是作画，图写物象，务似其形。故日象四时之无亏，月状弦魄之有缺也。

艺术的“艺”是一个象形字，是一个人手上拿一株苗，与农业植物栽培有关，通园艺的艺。再如美术的“美”，有人解释成“羊大为美”，是美味佳肴的美。今人萧兵解释为“舞人为美”，说美字是舞蹈的巫师，头戴羽毛领舞作·２０４·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法，这种象形在史前岩画中有类似的图形。汉字有“书画同源”之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汉字本身是形象艺术。汉字有书法、篆刻，有字体的变化，有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草书、楷书、宋体字等。形象文字与图形文字是不同的文字发展阶段，图形文字的方法，有结绳记事、刻木为契、象形图画等方法。其中形象图画的方法，是中国汉字、彝文、东巴文、水书的基本方法，写字往往就是画图画，在史前岩画中就有图画文字的成分，是所谓书画同源。

《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①有《字书之属》，其书目是：汉代史游撰，唐代颜师古注，宋代王应麟补注《急就篇》四卷；汉代许慎撰，南唐徐铉增释《说文解字》三十卷；南唐徐楷撰，朱翱反切《说文系传》四十卷；南唐徐楷《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梁代顾野王撰，唐代孙强增补，宋代陈彭年、丘雍等重修《重修玉篇》三十卷，附唐代释神珙《玉篇反纽图》《玉篇分毫字样》；唐代颜元孙撰《干禄字书》一卷；唐代张参《五经文字》三卷；宋代郭忠恕《汗简》三卷、《目录叙略》一卷、《配+》三卷；宋代夏竦集《古文四声韵》五卷；旧题宋司马光撰《类编》四十五卷；宋代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宋代张有撰《复古编》十一卷；宋代娄机撰《班马字类》五卷、《汉隶字源》六卷；宋代戴侗撰《六书故》三十三卷、《卷首：六书通释》一卷；宋代李从周撰《字通》两卷；辽代释行均撰《龙龛手鉴》四卷；元代杨桓撰《六书通》二十卷；元代吾丘衍撰《周秦刻石释音》一卷；元代李文仲撰《字鉴》；元代周伯琦撰《说文字原》一卷；清代汪宪撰《说文系传考异》四卷。如上种种，构成了汉字字学与书法艺术的文献宝库。小学是汉文字学，包括字义学与字用学两大部分，有字义、字形、字音三个方面的研究。《尔雅》、《释名》、《广雅》谈字义，《说文》、《玉篇》谈字形与偏旁部首，《切韵》、《集韵》、《广韵》谈读音。由于中国艺术包括书法、篆刻、诗词、戏曲，所以文字学、字形学、字义学、音韵学必须纳入艺术学研究的视野，这是中国艺术学的特征之一。字书文献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字的字学，即“小学”。《四库全书》将小学列于经部。梁启超说：“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②字书文献与书法艺术有关。扬州八怪有“字学荒疏笑骋驰，人人都学大唐书，伪董伪赵满街走”的句子，是对清代科举制度下学馆阁体楷书的①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经部２２３—２３５册》。

②梁启超《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１页。

·２０５·中国艺术史料学讽刺诗文。

陈寅恪先生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①训诂是以今语翻译古语，以今语翻译方言。训诂学的产生与古今文字的变化、书籍简策的错乱有关。今文学家为微言大义之学，微言者是隐微不显之言。大义者是广大精深之义，以通经致用为治学的准绳。古文学家以考证为先务，《汉书·儒林传》说：孔子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之起家。以汉代通行的文字、语言考证六国时代的文字语言，从形、声、义三方面进行考证，这是训诂学的开始。训诂之学，始于《尔雅》。《尔雅》所收均为古代经典词语，是训诂学的早期著作。今本共十九篇。首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收录一般词语，以下十六篇则按名物分类。其中，《释宫》注释宫、室、家、序、奥、宦、梁、墉、皋、縅、阁、门、庙、楼、寝、台、榭之名，可以考证古代中国的建筑艺术制度。《释器》解释豆、鼎、鼐、衣服、车舆之名，可以考证中国古代工艺、陶瓷、青铜、服装、车辆制度。《释乐》解释宫、商、角、徵、羽、洒、离、应、巢、和、言、产之名，可以考证古代音乐制度，是阅读、注释古代建筑、器物、工艺、音乐艺术文献必备功课。《尔雅》对古代词语和名物的考证秉承实事求是的学风，后人将其与《毛诗训诂传》并视为“朴学”之源。唐、宋时期《尔雅》被列入十三经。《尔雅》注释以晋郭璞注、宋邢籨疏《十三经注疏》本最为通行。②《汉书·艺文志》有《小尔雅》十三篇，又称《小雅》，为《广尔雅》所未备，作者不详。魏张揖著《广雅》，其中，《释宫》有舍、庵、椽、栋、柱、阶、女墙、官、窟、阙、道、屏，等等。《释器》有盆、瓶、釜、盂、杯、爵、瓢、绢、素、丝、红、绛、赤、青、黄、白、黑，等等。《释乐》有乐名、鼓名、琴名、瑟、钟、磬、,、箫、笙、竽、笛、管、佾、歌，等等，收辑犹多。这形成了一种学风，即专门收集《尔雅》、《广雅》已释未详与《尔雅》、《广雅》所遗漏的词条名称，并且与其他著作相融合，称之为《群雅》。《群雅》是《广雅》以后之书。

《群雅》开辟了广泛的治学方法，值得后人学习。陈奂辑《毛诗传义类》，①《沈兼士学术论文集》，《陈寅恪致沈兼士手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②疏是“分条陈述”指古书旧注的阐述文字。

·２０６·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将毛传之义，按照《尔雅》十九篇之例记之，可以称为《毛雅传》。毛公生当六国，去周初不远，小毛公学诗于大毛公，而大毛公学诗于荀子，应该是战国后期人，去周初甚远。其传义是训诂最早的文字。吴玉辑《别雅》，以同音而别字，区别字、音、形的关系。朱骏声的《说雅》是以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之９３５３字，循《尔雅》之条例，分为十九篇而类记之。洪亮吉的《比雅》征引经史以及汉魏注疏，本《尔雅》之体，进行比较，所以称为《比雅》。夏味堂辑《拾雅》，其弟夏纪堂为其作注。其意为拾《尔雅》、《广雅》之遗。史梦兰辑《叠雅》，以经典群籍中重复的语言文字，以《尔雅》的体例，以类记之。方以智《通雅》①载有乐器、乐曲附于礼仪。其中书札、碑帖、金石、书法、装潢、笔墨纸砚、印章、佩饰、色彩、古器，均与艺术有关。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董桂新的《埤雅异物纪言》，还有《骈雅》、《要雅》、《续尔雅》、《埤雅广要》、《大尔雅》、《六经类雅》、《大尔雅通释》、《增广大尔雅》、《雅余》、《汇雅》、《汇雅后编》，等等，形成了训诂学流传有序的尔雅学派。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则有《羌尔雅》、《番尔雅》，还有医学书籍文献方面的名词解释如《石药尔雅》、《本草尔雅》。

《隋书·经籍志·释名》八卷，后汉刘熙著，其书在《尔雅》、《小雅》以后三百年，在《说文解字》后大约一百年，以物名释义有二十七篇，其分类略同《尔雅》，其中《释采色第十四》、《释首饰第十五》、《释衣服第十六》、《释宫室第十七》、《释床帐第十八》、《释曲艺第二十》、《释器用第二十一》、《释乐器第二十二》，是与色彩、首饰、衣服、宫室、床帐、曲艺、器物、乐器等艺术门类有关的文献。如琵琶，原作“批把”，是描摹弹和挑的这两种弹奏方法所发出的声音。刘熙《释名》：批把，“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注释出琵琶由动词“批把”到名词“琵琶”的演化过程。

《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②文献“训诂之属”是研究训诂学的文献。

《四库全书》所收书有：晋郭璞注，宋邢籨疏《尔雅注疏》二卷；旧题汉扬雄撰，晋郭璞注《?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十三卷；汉代刘熙撰《释名》八卷；魏人张揖撰《广雅》十卷；唐代颜师古撰《匡谬正俗》八卷；宋代①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字密之，号曼公，桐城（今安徽）人。明崇祯十三年进士。任翰林院检讨，遭到魏忠贤余党阮大铖诬陷。《桐城奢旧传·方以智》载：“凡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折其旨趣。”《方以智和他的〈通雅〉》，《文史知识》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２９页—３１页。

②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经部２２１—２４２册》。

·２０７·中国艺术史料学贾昌撰《群经音辨》七卷；宋代陆佃撰《埤雅》二十卷；宋代罗愿撰《尔雅翼》三十二卷；南宋郑樵撰《尔雅注》二卷；明代朱谋撰《骈雅》七卷；清代黄生撰《字诂》一卷；清代杭世骏撰《续方言》二卷；清代吴玉撰《别雅》五卷。以上文献可以作为艺术学研究，确定字词、物品概念的学术依据与史料。

６．６班固《汉书》“礼乐志”、“艺文志”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著《汉书》、《白虎通》。《汉书》“律历志”、“礼乐志”、“艺文志”与艺术文献密切相关。《汉书·律历志》以阴阳五行的观念，对音乐进行了论述。以五声之本，协之五行，角声属木与五常配，主张仁爱，与五事配合，提出“五声和，八音谐，而乐成”的思想。中国的音乐理论非常丰富，但是其归结之处都是仁义道德。而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对音乐进行了数的研究，发现了数的规律，走向了自然科学。汉代皇室贵族善于以歌舞抒发情怀。刘邦既定天下，过家乡沛县。《汉书·高帝纪下》载：（上）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汉代王侯贵族失意时也会以歌舞遣怀，汉昭帝时，燕王旦自知谋反败露死期将近，《汉书·燕剌王刘旦传》载：王忧懑，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曰：“发纷纷兮蜫渠，骨藉藉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

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歌舞成为汉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无论喜怒哀乐都会以歌舞抒发情怀。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欲杀弘农王，弘农王自知处境艰险，乃悲歌遣怀，与宫人告别，《后汉书·皇后纪》载：·２０８·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弘农王）不得已，乃与妻姬及宫人饮宴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

班固《汉书》设置“十志”，继承司马迁《史记》八书，“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汉书》十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增加了文化艺术的内容，其中《礼乐志》、《郊祀志》、《艺文志》继承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创了我国目录学，概括系统地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和是非得失，是珍贵的思想文化学术史料。《汉书》十志是后代史志的楷模，开启了专门史和地方志的先河。

班固认为“六经”的道理都是要达到治理天下目的，其中《礼经》、《乐经》的作用最为迫切。所以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可以节制民心欲望，乐可以抒发民声①，人的天性有男女之情，嫉妒之别，就要制定婚姻的节礼；人际交往长幼有序，就制定了乡饮酒的节礼；生老病死要寄托哀思，就有了丧葬之礼；尊敬上人，就有了朝觐的礼节。汉代乐舞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民间乐舞的“俗乐”深入人心，《汉书·礼乐志》载，高级贵族甚至发展到“与人主争女乐”的地步。《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艺文志》著录历代流传以及当时所存典籍，汇集书目成编为“艺文志”。后人又称“经籍志”，相当于“历代书目”或“藏书目录”。《艺文志》犹如古代书目学，收入了不少乐府歌辞。皇家大规模整理图书、编制书目的始于汉武帝，完成于汉哀帝。书目名称是刘向、刘歆父子完成的《七略》，这是我国最早的国家藏书目录。东汉班固撰《艺文志》，就是以《七略》为基础编制而成的。《汉书·艺文志》收入周宣王太史作史籀大篆十五篇，提出书法艺术的“八体六技”：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②，八曰隶书。殳书是刻在兵器上的文字。古书有三十六①班固《汉书》，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７年版，１３３１页。

②殳书，秦书八体之一，殳是古代兵器，竹制，长一丈二尺，头上不用金属刀刃，八凌而尖。殳书是刻在兵器上的书法文字。

·２０９·中国艺术史料学种：古文篆、大篆、象形篆、蝌蚪书、小篆、刻符篆、摹篆、隶书、署书、殳书、缪篆、鸟篆、尚方篆、凤篆、鱼书、龙书、麒麟书、龟书、蛇书、仙人书、云书、芝英书、金错书、十二时书、垂露篆、倒韭篆、偃波篆、蚊脚篆、草书、楷书、飞书、填书、藁书、行书、虫书、悬针书，此外还有胡书、天竺贝叶书、百体书，是关于书法篆刻艺术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音乐方面，《汉书·艺文志》载有“河南周诗歌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歌谣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声曲折是歌谱与乐谱。班固《白虎通》有《总论礼乐》。两汉文化的特点是阴阳五行论以《白虎通》为代表。《白虎通·礼乐篇》卷一下说：乐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心中喜乐，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

班固编纂《白虎通》卷二《礼乐篇》引孔子的话说：子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

礼乐深入生活之中，宗庙、乡里、父子、君臣莫不和顺，这是乐教的意义所在，音乐的教育功能与礼仪合为一体，深入民心，以达到治理天下的政教目的。所以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寓教于乐的教育作用，文以载道的道德作用，是中国礼乐一体制的乐教传统。

６．７历代志书中的《礼乐志》、《乐志》志书主要有专记典章制度的“书”或“志”，还有地方志，称为方志。各种类型的志书，从全国的《大清一统志》，各省的通志，到府州厅县志、村镇志，以及山水志，不一而足。寺院志等专志，非常丰富，其中亦有关于艺术的内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２１０·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一曰祝，掌天事者也。……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华既天、祖并重，而天志则祝司之，祖法则史掌之。史与祝同权，实吾华独有之特色也。

史的作用是“史鉴于祖以措于今”。借古鉴今，博古通今，由史而论，谓之史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观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支柱，艺术史学包括门类艺术史、艺术史编年、系年、年表、年谱等。

中国艺术文献史料与中国历代制度有关。历代礼乐制度典籍有《晋书》、《隋书》、《唐书》、《宋史》等，记录古代礼制、乐舞、历法等制度。唐代房玄龄等２９人奉诏重撰《晋书》，计１３０卷，为纪传体晋代史，中有《桓伊善笛》。南朝唐以后历代所修的“正史”大都有“志”。如《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原作《宋书》）。《宋书》乃南朝梁沈约撰，其“音乐志”四卷，载录上古至南朝宋音乐资料，是古代正史中保留音乐史料最全面的名篇。有《乐志》、《音乐志》、《礼乐志》等关于艺术的文献，记录历代宫廷音乐舞蹈艺术。《隋书·乐志》载有《皇雅三首》，是皇帝出入时候演奏的音乐，取《诗·大雅》“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之意，郊庙祭祀同用此曲。还载有祭祀牺牲的时候所奏的音乐《涤雅》、《雅》。《隋书·乐志》曰：“荐毛血奏《雅》，取《春秋左氏传》云‘牲肥裌’也。二郊、明堂、太庙同用。”《隋书·乐志》载有降神的音乐《诚雅三首》，取《尚书·大禹谟》“至诚感神”的含义。皇帝饮福酒奏《献雅》。燎埋升烟时奏《?雅》，是三献礼以后，?通烟，取其气达报于阳，是当时皇家祭祀礼仪诗歌音乐。

祭祀雅乐还需要有舞蹈。《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有唐代音乐舞蹈的盛况，唐太宗李世民至唐玄宗李隆基都非常重视宫廷音乐舞蹈。他们以中原乐舞为基础，吸收、融化西域少数民族乐舞，创造出许多新型乐舞。《旧唐书·音乐志》载，唐玄宗李隆基精通音律，爱好歌舞，每当朝廷庆典，他都要亲临勤政楼，列舞楼下，令文武百官、诸蕃酋长观看，宫廷音乐舞蹈声势浩大，非常震撼。“太常大鼓，藻绘如锦。百工齐击，声震城阙。”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唐武则天创制《圣寿乐》，演员１４０人，戴金铜冠，穿五色画衣，载歌载舞，舞队每变换一次队形，摆出一个字，组成四句颂词：“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岁，宝祚弥昌。”歌功颂德，是为宫廷乐舞“立伎部”中的第七部，供广场演出。唐代皇家音乐吸收了西域乐，《新唐书·礼乐志》载：“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其声震厉。”可见其音乐已经不仅仅是中和之音，已经受到西域·２１１·中国艺术史料学胡人音乐的影响，这是记载历代艺术文献的重要资料。就音乐文献的记载而言，南朝梁沈约《宋书·乐志》的重要性大大超过唐以后的《宋史·乐志》。

志书目录列表①《史记》西汉司马迁１３０卷，八书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淮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汉书》东汉班固１２０卷，十志行、地理、沟洫、艺文《后汉书》南朝宋１２０卷，八志（司马彪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范晔撰，刘昭补）官、舆服《三国志》晋陈寿６５卷，无志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晋书》唐房玄龄等１３０卷，十志食货、五行、刑法律历、礼、乐、天文、符瑞、五行、州郡、《宋书》南朝梁沈约１００卷，八志百官《南齐书》南朝梁萧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子显５９卷，八志五行《梁书》唐姚思廉５６卷，无志《陈书》唐姚思廉３６卷，无志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魏书》北齐魏收１３０卷，十志灵征、官氏、释老《北齐书》唐李百药５０卷，无志《周书》唐令狐德５０卷，无志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隋书》唐魏征等８５卷，十志法、百官、地理、经籍《南史》唐李延寿８０卷，无志《北史》唐李延寿１００卷，无志礼仪、音乐、历、天文、五行、地理、职《旧唐书》后晋刘籧２００卷，十一志官、舆服、经籍、商货、形法《新唐书》宋欧阳礼乐、仪卫、车服、历、天文、五行、地修等２２５卷，十三志理、选举、百官、兵、食货、形法、艺文《旧五代史》宋薛居正１５０卷，无志①朱天俊、陈宏天《文史工具书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２６—３２７页。

·２１２·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续表《新五代史》宋欧阳修７４卷，无志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宋史》元脱脱等４９６卷，十五志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法、艺文营卫、兵卫、地理、历象、百官、礼、乐、《辽史》元脱脱等１１６卷，十志仪卫、食货、刑法天文、历、五行、地理、河渠、礼、乐、仪《金史》元脱脱等１３５卷，十四志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天文、五行、历、地理、河渠、礼乐、祭《元史》明宋濂等２１０卷，十三志祀、舆服、选举、百官、食货、兵、刑法天文、五行、历、地理、礼、乐、仪卫、舆《明史》清张廷玉３３２卷，十五志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清史稿》民国赵３５６卷，十六志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尔巽文、交通、邦交中国古代史书的志书中有礼志，记礼仪；乐志，记音乐；艺文志，记诗歌文赋。志书记载了历代制度文献，涉及礼仪、音乐、艺术、文学诗词等。

从事敦煌研究、丝绸之路研究，更离不开史书文献史料。如《梁书·诸夷传》载：高句丽……其俗好歌舞，国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戏。

《旧唐书·音乐志》载，早在十六国时期，“高丽乐”已传入北燕。公元４３６年，北魏灭北燕，曾得到“高丽乐”。唐代的“高丽乐”不仅仅在宫中表演，在宫外也广为流传。《新唐书·杨再思传》记载了宴会上跳高丽“象帽舞”的轶事。《魏书》卷一八一，《礼志》卷载：天兴元年（３９８）“祀天之礼用周典”，天兴二年（３９９）祀上帝、五精帝、日月五星、天一、太一等。

《魏书·乐志》云太乐令崔九龙：所录，或雅或郑，至于谣俗、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谬舛，莫识所由，随其淫正而取之。乐署今见传·２１３·中国艺术史料学习，其中复有所遗。至于古雅，尤有亡矣。①《隋书·音乐志》云：西凉者，起符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自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即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②《宋书·乐志》载：（政和）七年二月……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辰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乃赐乐谱。

再如《宋书·乐志》载：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

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

艺术史研究离不开史书丰富的史料。没有史书文献史料的支撑，便无法了解历史上丰富的艺术交流、渊源传承变化与表演盛况。

６．８史书与艺术家传记史料《清史稿》的《列传》部分，分为后妃、诸王、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列女等类，以及没有标目的实为贰臣、叛臣类。有总录，汇集全国各种类型的人物传记、专著、地方性总录，汇集地方性各类人物传记的专书；有汇集一种类型的人物传记的专书，可以分为名臣贵胄、忠义、科甲、儒林、孝义、艺术、妇女、道释。

①见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２页。

②见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２页。

·２１４·第六章史书、方志、字书艺术史料清代诗人、书画家传记专集《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征用的书籍有：李浚之《清画家诗史》２０卷；郑才坤《国朝名家诗抄小传》２卷；张维屏《国朝诗人证略初编、二编》１２４卷；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窦镇《国朝书画家笔录》；冯金伯、吴晋《国朝画识》１７卷；冯金伯《墨香居画识》１０卷；震钧《国朝书人辑略》１２卷。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国朝画征续录》，以画家小传、合传记载艺术家。清代汪軻《扬州画苑录》也以画家小传为主，以传编缀成为画史。所以说，以艺术家传记为史料，可以编修成为纪传体画史。叶衍兰编《清代学者像传》，１９２８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清代１６９位学者作画１７１幅，每人有小传一篇，以画像与传记相结合的方法，编缀成书，图文并茂，自顾炎武至魏源，以时代为序编排。

·２１５·第七章政书、会典与艺术史料政书是政府法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及其归属的记载典籍，这类图籍亦称为典制体史书。政书含有珍贵的政府管理方面的文献史料。艺术学理论学科包含艺术管理方向，艺术管理与历代制度有关，其中包括礼仪制度、音乐制度、器具制度、建筑制度、服饰制度等。历代制度见于历代政书，政书是古代史籍中的一种专史，广泛收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做融会贯通的记叙，所以也可以作为查找历代典章制度的工具书。历代典章制度史料可以为中国艺术学研究提供史料。

政书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会通古今的“十通”；一类是断代的“会要”、“会典”。艺术不是孤立的存在，艺术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官书正史如《二十四史》，还有别史、编年史，如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有纪事本末，有政书，如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谯《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

三通志是指：１．南宋郑樵《通志》全书２００卷，有《乐略》二卷，时代从上古至隋唐；２．清高宗乾隆皇帝敕撰《续通志》６４０卷，时代从唐至明末；３．清高宗乾隆皇帝敕撰《清朝通志》１２６卷，时代起于清初至乾隆。清乾隆时期设立“三通馆”，续修“前三通”，撰成“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和“清三通”（《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需要，编写了专门载籍，如修《大清会典》、《大清通礼》。

７．１唐代杜佑《通典·乐典》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最有系统的政书是唐代杜佑《通典》２００卷，时代起于上古至唐肃宗，是一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史，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管理制度具有文献价值。杜佑（７３５—８１２），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著名政治家和史学家。《通典》有艺术文献《乐典》七卷，载·２１６·第七章政书、会典与艺术史料于一四一至一四七卷，今通行版本有１９８４年中华书局影印上海商务印书馆《十通本》，１９８８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本。《通典》共有八典，《乐典》位置在《礼典》之后，位置居第五，讲述了音乐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

第一卷“历代沿革上”由伏羲、神农到魏晋、南朝宋，取材于《尚书》、《周礼》、《吕氏春秋》、《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晋书·乐志》、《宋书·乐志》等书。

第二卷“历代沿革下”，由南朝齐梁到隋唐、北朝音乐，取材于《南齐书·乐志》、《魏书·乐志》、《隋书·音乐志》等书。重点谈上古到唐代的祭祀、宴飨用歌舞乐曲的沿革以及乐器的配合、音乐机构的变迁。论唐代部分是《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之前的少数尚存资料之一。

第三卷有：一，叙述十二律之名与十二月、十二地支的配合。①二，宫、商、角、徵、羽五声与五行的关系，石、革、匏、竹、木、丝、土、金八音与八卦、八风的配合。三，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叙述旋宫之法。四，五声十二律相生法，叙述声与律三分损益相生法。五，叙述汉魏到隋唐审音定律、移宫转调及各家学术的因革发展。

第四卷有：一、叙述汉至隋唐用于正声的律量器。二、叙述金类乐器，有钟、?于、铎、方响、铜钹、铜鼓等九种。三、石类乐器有磬等两种。四、土类乐器有埙、缶两种。五、革类乐器有鼓、齐鼓、担鼓、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答鱀、鸡栖鼓、正鼓、节鼓、抚拍、雅等十一种。六、丝类乐器有琴、瑟、筑、筝、琵琶、阮咸、箜篌等七种。七、木类乐器有籾、拍板等四种。八、匏类乐器有笙、竽两种。九、竹类乐器有箫、管、七星、笛、笳、角等九种。十、特殊乐器挑皮、贝叶三种。十一、叙述周到唐代天子、诸侯、士大夫使用乐器的规格品级，祭祀、宴飨配备乐器的标准组合、乐队成员的结构。

第五卷有：一、叙述历代歌者事迹。二、叙述历代曲调名称。三、叙述舞蹈的所起及意义，舞蹈的使用场合，舞蹈的种类。四、叙述舞曲曲名及缘起。

第六卷有：一、清乐。有清乐白雪、明之君、雅歌、四时歌等三十七曲，有声无辞曲七曲，共四十四曲。介绍了乐器的组合，舞蹈者的服饰。二、坐、立部伎。叙述唐代坐、立部伎舞曲的创作年代，舞蹈装束、乐队构成。

①庞坚《通典·乐典》提要，《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艺术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３—４６页。

·２１７·中国艺术史料学三、四方乐。叙述高丽、百济、扶南、天竺、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鲜卑、吐谷浑、郎落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诸国音乐的传播与中原音乐的融合。四、散乐。叙述“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叙述杂技乐舞，是珍贵的唐代杂技史艺术文献。五、前代杂乐。叙述已经亡佚的音乐。

第七卷收录历代论音乐舞蹈制度的资料。有《郊庙宫悬备舞议》、《宗庙送神乐议》、《撤食宜有乐议》、《国衰废乐议》、《忌月不废乐议》等二十六条，涉及音乐礼制管理。

三通典是指唐《通典》、清《续通典》及清《清朝通典》。清高宗乾隆皇帝敕撰《续通典》１５０卷，时代起讫为唐肃宗至明思宗。清高宗乾隆皇帝敕撰《清朝通典》１００卷，时间起讫于清初至乾隆。计分八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以及边防，礼乐部分与艺术有关。

７．２南宋郑樵《通志·乐略》郑樵（１１０４—１１６２），字渔仲。兴化郡莆田（今属福建）人。南宋初年学识渊博的史学家，以毕生精力从事学术研究，自幼埋头读书，谢绝人事多年，后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后因侍讲王纶、贺允中推荐，被皇帝召见，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后被弹劾，改监潭州南岳庙。撰成《通志》后，入为枢密院编修官。郑樵是著名的史学家，《通志》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著作，郑樵“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风暴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他“搜尽东南遗书，搜尽古今图谱，又尽上代之鼎彝与四海之铭碣遗编缺简”。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其“会通”的史学思想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探其因革源流，明其来龙去脉，以批判传统的精神，注重实践与调查的学风。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赞扬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出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成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梁启超认为《通志》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之一彗星”①。

《通志》是郑樵的代表作，内容有本纪、世家、年谱、列传以及二十略，如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法、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技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清高宗乾隆皇帝敕撰《续通志》内容同上，缺世家、年谱。《清朝通志》缺本纪、世家、年谱、列传。《通志》分①范兆琪《郑樵的治学精神及其史学成就》，《文史知识》１９８８年第１２期，第７１页。

·２１８·第七章政书、会典与艺术史料五部分：《帝纪》、《后妃传》、《年谱》、《略》、《列传》，有二十五略五十二卷，“略”相当于正史的“志”。《通志》有二十略：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等。礼、乐诸略记载了上古至隋唐历代典章制度；六书、七音、校雠诸略有不少独创。其中，六书略、七音略、礼略、乐略、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均与艺术文献有关。

郑樵《通志·乐略》二卷，在前代《乐志》以及唐杜佑《通典》的基础上，资料有上古至唐代音乐理论与实践的文字。《乐略·第一》专论乐府，前有总序，后有《正声序论》、《遗声序论》、《祀飨正声序论》、《文武舞序论》，五篇分序。各分序后有五十三类乐府约九百曲。郑樵在《乐府总序》中说：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意，可乎？

说明了乐府诗具有音乐、文学的双重性质。诗与音乐的关系，是艺术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乐略·第二》专论声律，有《十二律》、《五声八音名义》、《五声十二律相为宫》、《五声十二律相生法》、《历代制造》、《权量·八音》①等六节，采集前人律志乐志诸书，提纲挈领，具有音乐学、艺术学、音韵学的学术研究价值。②其内容有：一、正声有琴操与《风》、《雅》之声：１．短箫铙歌，２．汉鍸舞歌，３．拂舞歌，４．鼓角横吹，５．胡角，６．相和歌，７．相和歌吟叹，８．相和歌四献，９．相和歌平调，１０．相和歌清调，１１．相和歌瑟调，１２．相和歌楚调，１３．大曲，１４．白-歌，１５．清商曲，１６．琴操。

二、遗声是“不得其声，则以类相属”，指音乐失传，按内容分类有：１７．古调，１８．征戍，１９．游侠，２０．行乐，２１．佳丽，２２．别离，２３．怨思，２４．歌舞，２５．丝竹，２６．觞酌，２７．宫苑，２８．都邑，２９．道路，３０．时景，３１．人生，３２．人物，３３．神仙，３４．梵竺，３５．蕃胡，３６．山水，３７．草木，３８．车马，３９．鱼龙，４０．鸟兽，４１．杂体。

三、比作《颂》的祀飨正声有：４２．班固东渡五诗，４３．梁武帝雅歌十二①《三字经》八音为：匏、土、革、木、石、金、丝、竹，指八种材料制作的乐器发出的声音。

②庞坚《通志·乐略》提要，《中国历代学术名著提要·艺术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０—８３页。

·２１９·中国艺术史料学曲，４４．唐雅乐十二和曲。

四、“非正乐之用”的祀飨别声有：４５．汉三侯之章，４６．汉房中祠乐，４７．隋房内曲，４８．梁武帝述佛法十曲，４９．陈后主四曲，５０．北齐后主二曲，５１．唐七朝五十五曲。

五、为别声之余的舞蹈有：５２．文武舞二十曲，５３．唐三大舞。

郑樵对音乐与诗的关系、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汉魏以来：始则《风》、《雅》不分，次则《雅》、《颂》无别，次则《颂》亡，次则礼亡。

郑樵描述了礼乐从庙堂乐舞到瓦舍勾栏的演变过程，又说：古者丝竹与歌相和，故有谱无辞，所以六诗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

《诗经》中“有目无辞”的六首“笙诗”的性质。关于“笙诗”，乃《诗经》研究中一大公案，迄今无定论。郑樵的解释为“笙诗”属古代“相和歌”（丝竹与歌相和），本无歌辞，只有乐谱，后来乐谱亡佚，所以出现有目无辞的现象。

这种说法没有根据，近乎猜测，今天学术界一般不取。

郑樵说，“琴之有辞自梁始”，“舞之有辞自晋始”。这些曲谱与词的存亡关系问题，都是艺术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７．３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文献通考》是继唐代杜佑《通典》以后，规模最为宏大的记述历代文物典章制度的通史。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宋理宗宝二年（１２５４），约卒于元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其父马廷鸾，在宋代曾官右丞相兼枢密使，后因权臣贾似道当国，不得已于度宗咸淳八年（１２７２）辞官回归故里。他学问渊博，曾任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著书十一种之多，大都散佚。马端临幼承廷训，荫补承事郎。入元后辞官事亲，任慈湖书院山长，后归教于家乡，复任柯山书院山长，迁台州路学教授。

·２２０·第七章政书、会典与艺术史料《文献通考》以《通典》为蓝本，广采各种文献资料，全考著录自古迄宋“存于近世而可考”的图书约五千种。《文献通考》在《通典》基础上扩展补充，将原始材料分门类编，按时间编排记载，查阅方便，是一部贯通古今的典章制度通史，被誉为“广义的文献学”①。

《文献通考·乐考》二十一卷。《乐考》在卷一二八至卷一四八，《乐考》在《王礼考》之后，讲音乐制度的变迁，器乐、乐理的发展等问题，讨论历代乐制、历代制造律吕、律吕制度、度量衡、器乐的“金之属”，分雅部、胡部、俗部三类。有“编钟”条和宋代器乐编制的资料。“青赤黄白黑钟”条，记宋徽宗时铸造景钟事，可以证明古代政治与音乐的微妙关系。第八卷为器乐的“石之属”、“土之属”，也分雅、胡、俗三部。卷九为乐器“革之属”。卷十为乐器的“丝之属”。卷十一为乐器的“匏之属”、“竹之属”。卷十二为乐器的“木之属”。卷十三为“乐悬”，叙述古代音乐活动中人物、乐器符号礼制的配置，悬挂情况。附有“堂上堂下乐图”、“判悬之图”、“特悬图”、“宫悬之图”、“轩悬之图”。卷十四至卷十六为“乐歌”，从《诗经》乐歌开始，到汉魏六朝乐府，唐宋燕乐乐歌，卷十七为“乐舞”，从黄帝“云门”乐舞说起，记“?舞”②、“羽舞”、“旄舞”、“干舞”，又记“舞器”、“舞衣”、“舞缀兆”（列队）。卷十九为“俗部乐”，从清商三调谈到宋教坊乐、大晟府乐曲、乐队的沿革情况。卷二十为“散乐百戏”。卷二十一为“夷部乐”，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乐，是一部具有相当文献价值的音乐制度论著。③《文献通考》全书共三百四十八卷，其内容有二十四考，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莈、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

通行本有１９８６年中华书局影印上海印书馆《十通》本。中国古代的四通考是：１．元马端临《文献通考》３４８卷，记载时代从上古至宋宁宗。２．清高宗乾隆皇帝敕撰《续文献通考》２５２卷，时代从宋宁宗至明思宗。３．清高宗乾隆皇帝敕撰《清朝文献通考》３００卷，内容基本沿袭《文献通考》，但分郊社考为郊社、群祀两考，分宗庙考为宗庙、群庙两考，共计二十六考。刘锦藻①仓修良《浅谈“文献通考”》，《文史知识》１９９０年第７期，第２０—２３页。

②?，五色帛制成的舞具，《隋书·音乐志下》：“文舞六十四人……十六人执?。”?舞，周代六小舞之一。舞者执全羽或五彩缯而舞。

③庞坚《文献通考·乐考》提要，《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艺术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３—１０８页。

·２２１·中国艺术史料学《清朝续文献通考》４０卷，时代从乾隆至宣统，内容同前，增外史、邮传、实业、宪政四考，共三十考。

所谓“十通”，是指三部通典、三部通志、四部文献通考的合称①，总共２７１４卷，商务印书馆曾于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汇印成精装本，连索引共２１册。

“三通典、三通志、四通考”基本情况列表②《通典》２００卷唐·杜佑上古至唐肃宗分八门清·乾隆年间《续通典》１５０卷官修唐肃宗至明分八门清·乾隆年间《清朝通典》１００卷官修清初至乾隆分八门二十略自上古《通志》２００卷南宋·郑樵至唐，纪传及谱有本记、世家、年谱、自三皇至隋列传及二十略二十略自五代《续通志》６４０卷清·乾隆年间至明，纪传自唐同上，缺世家、年谱官修初至元清·乾隆年间同上，缺本纪、世家、《清朝通志》１２６卷官修清初自乾隆年谱、列传《文献通考》３４８卷元·马端临上古自宋光宗分二十四考同上，分郊社考为郊《续文献通２５０卷清·乾隆年间宋宁宗至明庄祀、群祀两考，分宗庙考》官修烈帝考为宗庙、群庙两考《清朝文献通清·乾隆年间清初至乾隆五考》３００卷官修上年同上《清朝续文献乾隆五十一年同上，增外交、邮传、通考》４００卷清·刘锦藻至宣统三年实业、宪政四考“十通”将资料先分类别，再按时代排列，查阅方便。如查阅古代乐律以及编钟的文献资料，就可以从三通典的“乐类”，三通志的“乐略”，四通考的“乐考”中查五声、八音、十二律等古代乐律文献资料。还可以在《续通典》、《清朝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查得有关古代编钟的文献资料。

《通典》有《乐》７卷（卷１４１—１４７）；《通志》有《器服略》２卷（卷４７、４８）、《乐①萧东发、陈慧杰《怎样查找古代典章制度》，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２—４４页。

②朱天俊、陈宏天《文史工具书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３０页。

·２２２·第七章政书、会典与艺术史料略》２卷（卷４９、５０）。《艺文略》１卷（卷６３），卷６４“乐”中有关于音乐的史料，卷６９“艺术类”中有关于艺术的史料。在建筑艺术方面，《文献通考》有《明堂考》３卷（卷７３—７５）、《宗庙考》１５卷（卷９１—１０５）。音乐方面有《乐考》２１卷（卷１２８—１４８），《经籍考》７６卷（卷１７４—２４９）。《艺术》（卷２２９）收有文房用具、书、画、印、棋等书目，并且作题解。

《续通典》有《乐》７卷（卷８５—９１）。《续通志》有记载器用服装的《器服略》（卷１２２—１２６）；记载音乐的《乐略》（卷１２７—１２９）；记录图像的《图谱略》（卷１６５、１６６）；记载金石文字的《金石略》（卷１６７—１７０）。《续文献通考》记载庙堂建筑、音乐、礼仪的有《宗庙考》（卷８０—８４）、《群庙考》（卷８５、８６）；《乐考》（卷１０１—１２０），记载各民族艺术交流史料的《四裔考》（卷２３７—２５０）。

《清通典》有《乐典》（卷６３—６７）。《清通志》有记载器用服饰的《器服志》（卷５６—６１）；记载音乐的《乐略》（卷６２、６３）；记载文艺的《艺文略》（卷９７—１０４）；记载图像的《图谱略》（卷１１３、１１４）；记载青铜器与乐石文字的《金石略》（卷１１５—１２１）。《清文献通考》有记载庙堂建筑、礼仪、音乐的《宗庙考》（卷１０７—１１８）、《群庙考》（卷１１９—１２４）、《乐考》（卷１５５—１７８），以及《经籍考》（卷２１１—２３８）。

《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记载庙堂礼仪、建筑、音乐的有《宗庙考》（卷１５７—１６５）、《群庙考》（卷１６６—１６９）、《乐考》（卷１８８—２０１），记载各民族艺术交流的背景史料有《四裔考》（卷３３１—３３６）、《外交考》（卷３３７—３５９），记载民族工业与手工业的文献有《实业考》（卷３７８—３９２）。①７．４清代阎镇珩《六典通考·乐制考》《六典通考》撰写者阎镇珩，字季蓉，号文广，清末湖南石门人，光绪年间在浙江、陕西做过幕僚、教官。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撰写了《六典通考》，因此得授翰林检讨。《六典》是政书里的六种分类，按周朝六卿所做的事记下来，按照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六官顺序编排，考察从周至明的历代沿革变化，称之《六典》，不同于正史的志，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其中宫政考·服饰、礼制考·历代服制、乐制考、礼器考、都邑考①长北《中国艺术史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９６—６９７页。

·２２３·中国艺术史料学等均与艺术有关，是一部出色的文史工具书。在艺术文献方面，《六典通考》卷１２７、１２８是历代乐制的考证；卷１２９、１３０是历代乐器考证，考证非常详细；卷１３１是历代乐歌的考证；卷１３２是历代乐舞、四夷乐的考证。该书考证音乐制度、历代器乐、历代乐舞与各民族的音乐艺术，是中国艺术文献的宝库。

７．５历代会要、会典史料“十通”是贯通历代的典章制度，在需要比较详尽的断代情况文献时，除了清代编修的“四通”以外，还有进一步利用专门汇集典章制度的政书———会要与会典。会要具有汇集要点的含义，是一种专门记录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政书，并且加以分门别类的编排。这种体裁最早出现在唐代，有北宋王溥编撰的今本《唐会要》（一百卷），分５１４类，《四库全书总目》说它“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为详核”，可以弥补《通典》、《文献通考》的疏漏与不足。

北宋王溥编撰的《唐会要》一百卷，有《大内》（卷３０）、《裘冕》（卷３１）、《笏》（卷３２）、《雅乐》（卷３３）、《乐》（卷３４）、《像》（卷４９）。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排印发行。“乐类”共有十六目：雅乐、太常乐章为祭祀音乐；凯乐为唐代军乐；燕乐为宴会音乐，唐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音乐；还有清乐、散乐、破阵乐、庆善乐、诸乐；唐代宫廷表演的曲法、琴歌、太常供奉诸曲等重要乐章，记载了天宝十三年太乐署供奉的二百一十一曲，以及名称的改换情况，以律名声名组合的调名和时号调名对照；四夷乐包括：唐代“音声歌舞杂有四方”的音乐；东夷二国乐包括：高丽、百济音乐；南蛮诸国乐包括：扶南、天竺、南诏、膘国音乐；西戎五国乐包括：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音乐；北狄三国乐包括：鲜卑、吐谷浑、部落稽音乐传入中原的情况，等等。

“乐论”部分记载万年县法曹孙伏加、监察御史马周、始平县令李嗣真、给事中严善思、清源县尉吕广泰、太子舍人贾曾、礼部尚书颜真卿等人上书论乐事。“杂录”部分记录宫廷音乐杂事，其内容是新、旧《唐书》所无。《唐会要》属于典志体断代史范畴，但是分类比正史的书、志更加细密，史料更加丰富，所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唐代音乐研究的重要史料。

北宋王溥编撰的《五代会要》完成于新旧《五代史》成书以前。全书分·２２４·第七章政书、会典与艺术史料２７９目。１９７８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铅印本。《宋会要辑稿》是辑佚本，分１７门，各门之下立子目，１９７５年中华书局出版重印今本。南宋徐天麟编有《西汉会要》７０卷，《东汉会要》４０卷。元代虞集、欧阳玄等撰《经世大典》８８０卷，相当于元会要。明代董说撰《七国考》１４卷，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出版，相当于战国会要。清代龙文彬撰《明会要》８０卷，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出版。孙楷撰，徐复订补《秦会要订补》２６卷。清代人杨晨撰《三国会要》２２卷。清代姚彦渠撰《春秋会要》４卷。这些书多数是私人修订，修订的方法是摘编考订旧典籍而成，文献价值高低不等，其都邑、礼仪、祭祀、音乐、书法、器服、丧制、四裔与历代艺术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

中国古代历代会要列表①中华书局１９５５世系、吉、凶、军、宾、嘉五《春秋会要》４卷清·姚彦渠年出版礼，共六门，九十八事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名、群礼、音乐、器服、杂《七国考》１４卷明·董说年出版祀、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微十四门世系、礼、乐、舆服、学校、《秦会要订补》２６卷清·孙楷原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著，徐复补订年出版货、兵、刑法、方域、四裔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西汉会要》７０卷宋·徐天麟中华书局１９５５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年出版藩夷十五门，三百六十七事帝系、礼、乐、舆服、文学、上海古籍出版历数、封建、职官、选举、民《东汉会要》４０卷宋·徐天麟社１９７８年重印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出版藩夷十五门，三百八十四事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三国会要》２２卷清·杨晨年出版举、兵、刑、食货、庶政、四夷十五门，一百余事①朱天俊、陈宏天《文史工具书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３４页。

·２２５·中国艺术史料学续表帝号、皇后、储君、诸王、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主、封禅、郊议、籍田、明《唐会要》１００卷北宋·王溥年出版堂、制度、舆服、雅乐、学校、书法等五百一十四目帝号、皇后、储君、诸王、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主、忌日、讳、经藉、制度、年出版，１９７８年服纪、丧葬、谥、制举、幕《五代会要》３０卷北宋·王溥上海古籍出版府、租税、街巷、馆驿、盐、社出版铅印本铁、漕运、闭籴、泉货等二百七十九目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帝系、后妃、乐、礼、舆服、宋官修，清·年影印出版，仪制、瑞异、运历、职官、选《宋会要辑稿》３６６卷徐松辑１９７５年中华书举、食货、刑法、兵、方域、局出版重印藩夷、道释十七门帝系、礼、乐、舆服、学校、中华书局１９５６运历、职官、选举、民政、食《明会要》８０卷清·龙文彬年出版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藩十五门，四百九十八事历代会要中记载音乐的有乐、音乐、雅乐；记载建筑艺术的有宫室、明堂、馆驿；记载都市规划艺术有街巷；唐代会要记载了书法艺术，是研究历代制度、风俗、艺术的文献资料。《宋会要初编》有《乐》８卷、《舆服》６卷；《宋会要续编》有《乐》８卷、《舆服》７卷。明《永乐大典》存《宋会要》２０３册。宣德年间，文渊阁失火，《宋会要》被焚。清徐松编辑《宋会要辑稿》２００册，《舆服》（第４３—４５册）、《方域》（第１８７—１９５册）、《食货》（第１２１—１６４）、《蕃夷》（第１９６—１９９）、《道释》（第２００册）等册中，有与艺术相关的史料。龙文彬编《明会要》，《乐》（卷２１、２２）、《舆服》（卷２３、２４）、《方域》（卷７１—７６）记载了明代音乐、车辆、服装、建筑的史料，《外蕃》（卷７７—８０）记载了少数民族艺术史料。

宋代史料汇编，属官修史书，史料价值很高。宋代设有“会要所”，先后编了十次会要，也就是说宋代有十部会要，记录宋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制度。但是宋代的十部会要没有公开刊刻印行，故世罕有传本。明代编《永乐大典》时，用了十部中的七部（《国朝会要》、《续会要》、《政和会要》、《乾道会要》、《中兴会要》、《光宗会要》、《宁宗会要》），可能另三部已经佚失，当时只存在此七部了。《永乐大典》是按韵编的，属大型类书，故将“会要”内容分类·２２６·第七章政书、会典与艺术史料编入《永乐大典》各部。也就是说，将原书打散了，而且是以资料节录的形式编入《永乐大典》。虽然因此我们知道明朝时此七部《会要》还在，但宣德间文渊阁大火，可能毁掉的是此七部会要原书，而不是《宋会要》被焚。清嘉庆年间，徐松受命参编《全唐文》，因工作之便，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代“会要”相关资料，当时称《宋会要稿》，后人称《宋会要辑稿》。该书后由上海大东书局于１９３５年影印，线装２００册，４６０卷，这是最早公开发行的《宋会要》。

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将其缩印为精装八大册，为当时通行本。今有刘琳等点校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７月版，精装十六册，是最好用的本子。

元代出现了官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简称《元会典》，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门，记载元英宗以前的典章制度。其资料多为《元史》所未载。陈垣有《元典章校补》，对此书进行了校订。

《明会典》是明弘治年间官修，嘉靖年间续修，万历年间重修的会典古籍，重修本共２２８卷。徐溥编、李东阳纂《明会典》１８０卷，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６１７—６１８册），《礼部》有《大宴乐》（卷７１、７２）、《工部》（卷１４７—１６３）记载了营造、仪仗、织造、缎匹、器用情况，是我国明代工艺美术的摘要典籍。

申时行编撰《大明会典》２２８卷，《乐》（卷５６）、《冠服》（卷６０、６１）、《房屋器用等第》（卷６２）、《大宴乐、小宴乐、东宫宴乐》（卷７３）、《艺术、僧道、教坊司承应乐舞》（卷１０４）、《工部》（卷１８１—２０７），记载了营造、仪仗、工匠、物料、陶器、铸器、颜料、车辆、织造、器用等情况的史料。《南京工部》（卷２０８）记载了明初宫廷考工的史料。

《清会典》于康熙年间初修，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屡经改纂，康熙、雍正年间，允.编《钦定大清会典》１００卷，《礼部》（卷２１—５８）有祈年殿、太庙等皇宫建筑史料和建筑平面图。《工部》（卷７０—７７）记叙桥梁、织造、宝、卤部等考工史料。

清乾隆年间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１８０卷，《服饰》（卷２０）、《太庙》（卷７８）、《陵寝》（卷８０）、《社稷坛》（卷８１）、《日坛、月坛、帝王庙》（卷８２、８３）、《乐部》（卷９８—１０２）、《器用、织造》（卷１３６），记载了清代乾隆时期皇家建筑、服饰、祭祀、宗庙艺术史料。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昆岗、徐桐等奉敕修定《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卷首一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设《乐部》（卷４１、４２）、《工·２２７·中国艺术史料学部》（卷５８—６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卷９９—１００），记载了近代艺术史料。

《事例》设《冠服》（卷３２８）、《乐》（卷５２４—５４１）、《工部》（卷８６２—９５７），记载了宫殿、坛庙、宅第以及材料、工艺、器用、织造等清代考工文献史料。《工部·工程做法》（卷８７９—８８６）记载了建造城垣、油饰、彩画建筑、房屋、装修、石作、瓦作的史料。《盛京工部》（卷９８５—９６２），是清代考工的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了王世襄先生编著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

扬州广陵书社于２００７年出版《中国历代艺术典》，这是一部搜集比较全面的中国历代艺术文献资料汇编，此书可以减少许多查阅文献之劳，是研究中国艺术理论者的案头常备书籍，《中国历代艺术典》在影印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基础上，汇编了清代文物典章制度文献“四通”关于艺术的内容，即《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将艺术文献集成一典。《清朝通典》、《清朝通志》的编撰体例依唐代杜佑《通志》和宋郑樵《通志》；《清朝文献通考》体例依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体例。清“四通”是清代文物典章制度总汇，广陵书社出版此典功莫大焉。

《中国历代艺术典》第一卷、第二卷有艺术总部汇考、艺术总部汇论、艺术总部艺文、艺术总部纪事、艺术总部杂录。有《古今图书集成》第一卷目录，艺术总部汇考一，辑录了周、汉、后汉、梁、陈、北魏、唐、宋、元、明事迹；艺术总部汇考二，辑录了《礼记·少仪·学记·乐记·坊记》、《邯郸淳艺经》、《春秋·梁传序》、《后汉书·方术列传序》、《魏徐中论艺纪》、《晋书·艺术传论》、《北齐书·方技传序》、《周书·艺术传序·艺术传论》、《颜氏家训·杂艺编·勉学编》、《北史·艺术传序·艺术传论》、《隋书·艺术传序·艺术传论》、《唐书·方技列传序》、《宋史·方技传序》、《文献通考·论阴阳术数》、《元史·方术传序》、《绍兴府志·方技传序》。其时艺术的范围宽泛，《礼记·文王世子》有卜、医、药、棋、曲艺、棋道、棋品、弹棋、博、投壶、塞、藏钩、象戏。《礼记·少仪》“士依于德游于艺”郑玄注曰：“艺六艺也，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游于艺者谓遨游于六艺。”《中国历代艺术典·一》字学总部辑录了少昊金天氏始作鸾凤之书，高辛氏始作人形书，陶唐氏帝尧始作龟书，夏后氏始作钟鼎书，周文王始作鸟书，周武王作鱼书，秦始皇命李斯作小篆书，汉武帝作灵芝书，汉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晋武帝咸宁五年得竹简小篆，南齐武帝作瑞华书，北·２２８·第七章政书、会典与艺术史料魏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辽太祖神册五年颁行契丹大字，宋太宗雍熙二年命徐铉刊定许慎《说文》，金太祖天辅三年颁女直字，元世祖至元六年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明太祖洪武八年诏颁洪武正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多种民族文字，文字书法类艺术是中国艺术学特有的研究对象。

《中国历代艺术典·一》有楷书部、行书部、草书部、篆书部、隶书部、飞白部、书画部、法帖部、书法部、书家部书法名家列传、书家部艺文、书家部选句、书家部记事。《中国历代艺术典·二》以文房四宝笔、墨、砚、纸还有水注、笔格、镇纸、书尺、文房杂器的汇考、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从考证、相关的艺文、选句，到记事、杂录，还有外编，形成了历代相关艺术文献资料的汇聚，给研究者带来方便。《中国历代艺术典·三》有：乐律总部汇考、乐律总部总论、乐律总部艺文、乐律总部纪事、乐律总部杂录。乐律总部外编。

律吕部汇考、律吕部总论、律吕部艺文、律吕部选句、律吕部纪事。

声音部汇考、声音部总论、声音部艺文、声音部选句、声音部纪事、声音部杂录、声音部外编。

啸部汇考、啸部艺文、啸部选句、啸部纪事、啸部杂录、啸部外编。

歌部汇考、歌部艺文、歌部选句、歌部纪事、歌部杂录、歌部外编。

舞部汇考、舞部艺文、舞部选句、舞部纪事、舞部杂录、舞部外编。

以此体例编各种中国古代乐器如：钟部汇考、钟部艺文、钟部选句、钟部纪事、钟部杂录、钟部外编。还有?、钲、铙、铎、罄。《中国历代艺术典·四》收录了中国民族乐器：琴瑟、琵琶、箜篌、筝、阮咸、五弦、管、笛、横吹、茄、贝、角、笙竽、鼓、雅、筑、拍板、壤、盫?，还有杂技：技戏、幻术、博戏，巫术：巫觋。

武术：拳搏，更为可贵的是收入了艺术家：优伶、傀儡、倡伎等与艺术表演相关的人物，辑录了六书略、金石略、图谱略、乐、乐略、乐考、乐续考等丰富的门类艺术内容。

·２２９·中国艺术史料学７．６历代考工文献史料《周礼·冬官·考工记》是现存最早的官方记载百工的文献，考工之书属于政书类，《周礼》开历代官书考工体例。《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６０３—６７３册）的内容有：１．通志之属；２．仪之属；３．邦记之属；４．军政之属；５．法令之属；６．考工之属。《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六、考工之属》收入宋李诫奉敕撰《营造法式》三十四卷，《补遗》一卷。清金简撰《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卷。

李诫，字仲明，官至中散大夫。其人博学多艺能，家藏书数万册卷，手抄数千卷，工篆籀草隶，皆能入品，曾经纂《重修朱雀门记》，以小篆书丹，擅长绘画艺术，得古人笔法，平生喜欢著书，有《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古篆说文》十卷。元七年以承奉郎身份为将作监主簿，绍圣三年以承事郎为将作监丞。元符中建五王官邸，迁宣义郎。通过八年在将作监为官经历，李诫考工庀事，必纠厉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全部了然于心。熙宁中奉旨编修《营造法式》，后为匠作少监①等官职，是一位精通匠作工艺的文人官员。

《营造法式》于熙宁中奉诏修订至元六年成书，绍圣四年命李诫重修，元符三年修订完成上书朝廷，崇宁二年颁印。前二卷为总释，其后曰制度、曰功限、曰料例、曰图样。濠寨、石作、大、小木作、雕旋、锯作、泥瓦作、彩画作、刷饰作，各有分类，其配图精良，赏心悦目，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艺术文献。②２０世纪初，朱启钤先生私人出资，发起营造学社，即受到李诫《营造法式》的启发与鼓舞，立志团结同仁志士，开展中国古代建筑的调查、测绘、著录工作。开始时学社请一些文人参与，无奈受八股文影响，只能够做一些文字，不懂建筑工艺；后来聘请学建筑的梁思成、刘敦帧、林徽因等加盟营造学社，梁思成任营造部主任，刘敦帧任文献部主任，方成果卓著，影响深远。

《梓人遗制》成书于元初，作者薛景石。梓人即木匠。《考工记》载：攻木①《宋史·职官志》：匠作监置监、少监各一人，监掌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造之事。

②商务印书馆附目录有：宋故中散大夫李公墓志铭，崇宁本卷八第一前半叶绍兴本校勘题名，诸家记载并题跋，《宋史·艺文志》二则，晁载之续谈助一则，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则，陈振孙书录解题一则，陆友仁研北杂志一则，唐顺之稗编一则，钱曾读书敏求记一则，四库全书总目一则，又简明目录一则，张蓉镜跋，张金吾跋，孙原湘跋，黄丕烈跋，陈銮跋等。

·２３０·第七章政书、会典与艺术史料之工七，梓人是其一。《梓人遗制》由“车制”和“织机”两部分组成。下列叙事、用材、功限。“叙事”征引《系辞》、《释名》、《考工记》等文献加以总结阐述。“用材”介绍构件与尺寸，“功限”指制作时间的估算。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内容广泛，图文并茂，共六卷，内容包括种粮、农桑、纺织、印染、制盐、制糖等，关系民生，注重实业。第二卷“乃服”，谈及养蚕纺织，四季服装；第三卷“彰施”记载印染，谈及色彩颜料工艺，具有艺术文献的价值。

明代木工专著《鲁班经》，署名明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编，局匠所把总韦严仝辑，南京大匠司司承周言校正。书全名《工师雕斫正式鲁班经匠家镜》。此书是明代流传至今的关于民间营造的木工制作工匠用书，编撰者可能是民间匠师。中国木结构房屋、家具艺术水平高超，但著作文献非常之少，《鲁班经》具有木工秘籍的文献价值。

明代漆工黄大成撰《髹饰录》是仅存的一部漆艺文献，三四百年来只有一部抄本在日本保存，１９２７年朱启钤先生刊刻出版。我国漆艺文化历史悠久，原始社会时期就有漆碗，积累了丰富的漆工艺经验。第一部漆工艺的专书是《宋史·艺文志》记载的五代朱遵度《漆经》，已经失传，所以说《髹饰录》是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漆器艺术专著。今有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明崇祯四年，计成著《园冶》，原名拟《园牧》，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造园艺术的著作。由于种种原因，《园冶》在国内销声匿迹了近三百年。

１９３１年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先生等人从日本购回残本，并于１９３２年在国内出版。计成（１５８２—？），字无否，号否道人，自署松陵人，即吴江人。《园冶》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卷一是兴造论，有园说、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卷二是栏杆；卷三是门窗、墙垣、铺地、辍山、选石、借景等内容，提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思想和“巧于因借，精在体宜”造园方法。

清代官书《工部则例》编成于乾隆十四年。清代宫廷有“内工”和“外工”之分。“内而宫殿廷陛，外而仓库城垣。”雍正、乾隆初修的则例中，《内廷工程做法》属于内工，《工程简明做法》属于外工。《工部则例》与《工程做法》兼备内、外工。则例包括７０种匠作，如土作、搭材作、大木作、石作、瓦作、琉璃作、装修作、雕銮作、镟作、漆作、泥金作、油作、画作、裱作、佛作、门神作、金作、银作、镀金作、铜作、锭铰作、铁作、锡作、玉作、珐琅作、竹作、帘作、皮作、牦作、墨作、香作、刻书作、乘舆仪仗、船只、军器、藤作、棕作、缠筋作、灯作、·２３１·中国艺术史料学弓箭/头作、绣作、裁缝作、毛奥作、条作、缨子作，等等。

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七《工段营造录》，继承了《考工记》的学术传统，对清代扬州工匠的建筑工艺进行著录。有平地盘、土作平基、夯土、木作垂花门作法、碑亭作法、大木作房屋造法、折算工料名称、木工、瓦工、油漆工、裱画工的泥水匠、瓦、墁地、大脊、墙脚、砍砖匠、琉璃瓦、石材汉白玉、青玉、青砂、花斑、豆渣、虎皮石的加工、尺寸、工艺记录，装修门窗、建造桥梁、雕銮匠、铜料做法、铁料、油漆工艺、材料、色彩工艺、画作、墨金、苏形彩绘、用料、胶、贴金、布、颜色、装潢匠、纸、花架、树木、匾额、厅、堂、阁、楼、所、馆、亭、斋、船房、家具陈设、宝座屏风、结彩、官乐、字画、玉器、漆器、太湖石、灵璧石、砚山、铜器、文竹、宣炉，等等。

百工艺术文献除了官方文献、文人著录文献以外，实物遗存的考证与民间工匠的工法口诀文献的抢救工作已经迫在眉睫。由于匠师的老去，材料工艺的变化，中国手工工艺面临着艺绝人亡、后继无人的困境，需要艺术文献工作者全力投入，整理记录。１９４９年以来出版的文献有：陈植《园冶注释》，王世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王世襄《髹饰录解说》，张道一《考工记注释》，张庆澜、罗玉平《鲁班经白话译解本》以及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杭间主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图说丛书《考工记图说》、《园冶图说》、《装潢志图说》、《长物志图说》、《闲情偶寄图说》、《景德镇陶录图说》、《雪颐绣谱图说》、《髹饰录图说》、《天工开物图说》、《营造法式图说》、《女红传征略图说》等。

·２３２·第八章目录学与艺术类独立目录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目录学一词始见于１１世纪《苏魏公谭训》卷四说：“此儿有目录之学。”唐代僧人智升著《开元释教录序》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表卷帙之多少，庶拾遗漏，删夷骈赘，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艺术门类作为学科在中国目录学中的独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名称与含义也历经变化。艺术门类成为学科成于汉，独立于南宋，在现代目录学中得到了普遍认可。艺术分类文献目录，是艺术学科的基础。

南宋目录学家郑樵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前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盛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

艺术之学经历了依附于经部，独立于子部的过程。旧有其书，并非新学。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学科分类，逐渐明确了学科的概念与学科的位置。文献门类学有“条别学术异同”，“考镜学术源流”的作用。从文献学的目录可以得知艺术学在中国目录学中的历史形成与学科位置。文献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建立新文献目录，以便于检索查阅。

秦汉之际是中国文献与工艺的重要衔接时期。汉室萧何具有统治天下·２３３·中国艺术史料学的文献意识。刘邦的军队攻下咸阳，封秦宫府库，还军灞上。丞相萧何首先抢救和收藏秦朝中央保存的地图、户籍文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和独先入，收秦丞相御书律令图书藏之。①而项羽进咸阳则表现得粗鲁残暴，缺少治理天下的长谋远略，在进咸阳之前先击杀秦降卒二十万，入咸阳城后又屠城，杀子婴，烧阿房宫，“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②，大火三月不灭，完全是一副流寇的形状。烧杀的行径说明项羽粗鲁无文，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干。

《汉书·艺文志》：“兴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③至汉武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汉成帝和平三年，“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④。《汉书·景十三王传》载，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并且赐以金帛。四方人士不远千里将“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

秦始皇暴政，焚书坑儒，典籍图书文献遭到毁灭，汉代施行文化整理保护政策，图书文献兴盛。朝政兴败系乎文献的命运，亦是朝代的命运。汉代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中华国学亦称“汉学”。东汉同样重视文献图书的收集工作，《后汉书·儒林列传序》载王莽改制以后，“天下散乱，礼崩乐坏，典文残落”。四方学士怀疑朝廷又要禁止私家藏书，携带典籍逃亡山林，后见朝廷征书，又云集京师负笈献书。到刘秀迁都洛阳时，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其经牒秘书载之两千余辆”。汉代的文化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果有汉赋、汉玉、汉画像砖、汉画像石、汉漆器、汉代陶器、汉代铜镜、汉代的隶书、汉印，等等，不胜枚举。两汉艺术是中国艺术光辉灿烂的成熟时期。

１８世纪晚期史学家王鸣盛（１７２７—１７９７），在《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①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５５页。

②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５５页。

③张烈主编《汉书注释·第二册·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８１页。

④张烈主编《汉书注释·第二册·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８１页。

·２３４·第八章目录学与艺术类独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王国维说：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

立一统以分类是矣。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地理学上之分类。

张之洞《?轩语》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读书要“因类以求，各有专注”。各学科的经典入门著作各有不同，任何学科都有建设的过程，都需要一代代学人添砖加瓦的建设。艺术学的独立需要艺术学文献图书目录的支撑。

８．１刘歆《七略·六艺略》《七略》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籍文献目录，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参与校书，刘歆编成《七略》。《七略》原书已经佚失，其基本内容保存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七略》曰：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辑略》是全书的总要，颜师古注：“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七略》的图书分类实际上是六大类。《七略》将《六艺略》放在图书文献门类目录之首的位置。六艺是中国学术的总汇，是中国古代思想理论的源泉，所以位于图书文献之首。六艺之中包含有艺术的内容，如《礼记·乐记》、《诗经》，但是没有艺术略。

西汉刘歆《七略》，基本内容见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一、《辑略》佚失二、《六艺略》·２３５·中国艺术史料学续表三、《诸子略》四、《诗赋略》五、《术数略》六、《兵书略》七、《方技略》《汉书·艺文志·序》曰：至成帝时，以书颇亡散，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①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曰：昔日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旨要，著为《七略》。

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父子参与校书，由刘歆完成了第一部综合性国家藏书分类目录———《七略》。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武帝时，军政杨仆，捃庶遗逸，纪奏《兵录》。”《兵录》是兵书的目录。刘向死后，哀帝命刘向的第三子刘歆继续完成国家藏书分类编目工作，前后大约二十余年，是按不同学科分类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籍目录，刘歆编成的《七略》已经佚失，其基本内容保存在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

①张烈主编《汉书注释·第二册·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８１页。

·２３６·第八章目录学与艺术类独立西汉刘歆《七略》中“六艺略”与艺术文献列表辑略种类家篇、卷数与艺术的关系易施、孟、梁丘等１３家２９４篇艺术与哲学书大、小夏侯等８家４１１篇艺术与史学诗鲁、齐、韩等６家４１６篇乐舞与文学礼后氏、戴氏等１２家４００篇礼、乐艺六乐乐记等８家１７２篇音乐舞蹈略春秋公羊、谷梁等２４家９５２篇史学论语子张等１２家２９９篇孝经长孙氏、江氏等８家５９篇小学、史籀等８家４０篇书法与篆刻艺术共９种六艺总共１００家共２９７５篇儒晏子、子思等５２家７９８篇道伊尹、太公等３７家９９３篇道家与艺术阴阳宋司星子韦等２１家３６９篇法李子、商君等１０家２１７篇诸名邓析、尹文子等７家３６篇略子墨尹佚等６家８６篇纵横苏子、张子等１２家１０７篇杂家孔甲等２０家４０３篇杂家与艺术农神农、野老等９家１１４篇农学与园林艺术小说伊尹说等１５家１３８０篇共１０种诸子总１９０家４３４９篇屈原等屈原赋、唐勒赋等２０家３６１篇陆贾等陆贾赋、枚皋赋等２０家２８６篇赋诗孙卿等孙卿赋等２５家１３６篇略杂赋客主赋等１２家２３３篇诗歌高主歌诗等２８家３１４篇共５种诗赋总１０５家共１３１０篇诗与艺术·２３７·中国艺术史料学续表辑略种类家篇、卷数与艺术的关系权谋吴孙子兵法等２３家６９３篇兵形势楚兵法等１１家９２篇·图１８卷图与艺术书阴阳太一兵法等１６家２４９篇·图１０卷略兵技巧鲍子兵法等１３家１９９篇共４种兵书总６３家１２１篇·图４３卷天文泰一杂子星等２１家４４５家历谱黄帝五家历等１８家６００篇数五行太一阴阳等３１家６５２篇五行相克理论术蓍龟龟书等１５家４０１篇甲骨文略杂占黄帝长柳占梦等１８家３１３篇形法山海经等６家１２２篇古代神话共６种数术总１９０家２５１８篇医经黄帝内经等７家２１６篇方经方二病方等１１家２７４篇技房中容成阴道８家１８６篇略神仙秘戏杂子道等１０家２０５篇共４种方技总３６家共８６８篇六略共３８种共６０３家共１６２１９篇在《七略》六大类中，每一类中又分小类，总共是三十八小类。六艺属于经，艺术文献从属于诗、礼、乐、易、书等经典文献，士大夫文人以诗礼传家，礼乐不分，艺术散见于各种条目之中，在《七略》中还没有艺术学科文献书目的独立位置。

８．２王俭《七志》《七略》经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创造以后，模仿其分类法的不乏其人。影响较大的有王俭的《七志》分类法。王俭（４５２—４８９），字仲宝，琅琊（今山东临沂）人。４７３年刘宋王俭依照《七略》之体，增加道、佛二经，编撰了《七志》四十卷，《南齐书·王俭传》作四十卷，实为九志，并且上表献之。

·２３８·第八章目录学与艺术类独立刘宋王俭《七志》中“术艺志”纪方技列表志略分类次序志略内容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道、佛附见合九条王俭《七志》图谱占七分之一。《七志》与《七略》的方技与“术艺志”含有艺术的门类。艺术在图书文献中逐渐开始有目录学的位置。《七略》将《六艺略》放在图书文献门类目录之首的位置。六艺是中国学术的总汇，是中国古代思想理论的源泉，所以位处图书文献之首。其六艺的内容已经是孔子所说的六艺，六艺之中包含有艺术的内容很多，如《礼记》中的《乐记》，《诗经》中的音乐。《七略》体例，无论大类小类都在序中叙述其学术源流。《七志》与《七略》的方技与“术艺”包含艺术的部分门类。

８．３阮孝绪《七录》南朝梁阮孝绪（４７９—５３６），字士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附近）人。

“年十三，偏通五经”，家有百万遗产却坚辞不受。终身隐居不仕，“博极群书，无一不善，精力强记，学者所宗”。著有《七录》、《正史削繁》、《文字集略》、《古今世代录》等２５０卷行于世。其《七录》１２卷，总集众家，创作为新的图书目录，在刘歆、班固、王俭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七录》是一部私人著作，与政府藏书无关。其图书门类目录如下：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分类法中有“杂艺”列表经典录内篇一易尚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记传录内篇二土地谱状簿录子兵录内篇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２３９·中国艺术史料学续表文集录内篇四楚辞别集总集杂文术技录内篇五天文历算五行卜杂占医经经方杂艺佛法录外篇一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仙道录外篇二经戒服饵房中符图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将图谱散归各部，《通志·图谱·略》：“内篇有图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图百卷。”以后各代书目都著录图谱绘画，著录文献图谱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阮孝绪《七录》分类法中“杂艺”与医经、五行、历算等并列。由于《七录》失传，杂艺的书目难以查考。

８．４郑樵《通志》南宋郑樵（１１０４—１１６２），字渔仲，福建莆田人，因居夹祭山，又号夹祭。

南宋高宗时，担任过架阁（图书管理员）和编修，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无书不读，对诸经、各史、天文、地理、音乐、艺术以及金石、考古、草木、鱼虫等都有钻研。他一生著作很多，有《夹祭书目》一卷，《图书志》一卷。撰《通志》二百卷，其中以二十五略最为著名。《通志》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分五部分：《帝纪》、《后妃传》、《年谱》、《略》、《列传》，有二十五略五十二卷，“略”相当于正史的“志”。郑樵在总序中说：总天下之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为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南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书守其类。人有存殁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人类例之法不法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郑樵将图书分为十二大类，八十二小类，四百四十二种，尽收古今图书著录于一编。郑樵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重视图书文献的分类工作，他认为：“类例既分，学说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２４０·第八章目录学与艺术类独立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艺文略》十二大类图书中有了“艺术类”的明确位置，其十二大类列表如下：南宋郑樵《艺文略》有“艺术类第九”独立分类列表类别（部）家数（类数）种数（子目数）经类第一９８８礼类第二７５４乐类第三１１１小学类第四１８史类第五１３９０诸子类第六１１４８天文类第七３１５五行类第八３０２３艺术类第九１１７医方类第十１２６类书类第十一１２文类第十二２２２总计１２８０４１４郑樵的“乐类”、“艺术类”独立分类法是卓有远见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礼、乐、艺术从经部独立的分类，“乐类”分为第三，“艺术类”分为第九，在此基础上再分其艺术小类：南宋郑樵乐类、艺术类具体内容列表乐类第三乐书歌辞题解曲簿声调钟磬管弦舞鼓吹琴谶纬艺术射（箭）骑（马）画录画图投壶博赛弈棋弹棋打艺术第九马双陆打球彩选叶子格杂戏格宋代李淑《邯郸图书十志》十卷，将书籍分类为经、史、子、集、艺术、道书、书、画八类。①艺术与经、史、子、集并列。南宋时的艺术包含了体育如骑①李淑，宋代邯郸人，在馆阁中为官，曾经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目工作，编《邯郸图书十志》，将家藏图书分为五十七类，厘为十志。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１３页。

·２４１·中国艺术史料学马射箭、打马球、下棋、杂戏、绘画等内容，与今天的艺术概念不完全相同。

艺术的含义，古代与现代有不同，从《周礼》六艺到《史记》的孔子六艺，南宋郑樵的艺术分类法，射箭、骑马又回到了艺术之中，投壶、博赛、弈棋、弹棋、打马、双陆、打球、彩选、叶子格、杂戏格、诸子艺都属于体育与游艺，现代分类应当归于体育。书法篆刻艺术分在《金石略》中，音乐为乐类第三，艺术类中以绘画与游戏、体育为主，这是南宋时期艺术一词的具体内涵。

南宋端平中郑樵的族孙郑寅①，撰《郑氏书目》七卷，分图书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七类。将艺术、方技、文学、类书与经、史、子并列。不守四部分类，依据书目创新，艺术独立为类，具有时代的合理性。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称郑寅七类“在分类学中，颇尽合理。……类书包含一切，更不宜屈居子末。今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抗颜行，真可谓目光如炬矣”②。经、史、子、集的集部内容，具体成了艺术、方技、文学、类书，艺术图书典籍的地位得到了确认与提升。

８．５《孙氏祠堂书目》金石、书画分类孙星衍（１７５３—１８１８），字渊如，又字季仇，清代经学家。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乾隆进士。历官编修、刑部主事、山东督粮道。对经史、文字、音韵、诸子百家、金石碑版都曾涉及，工篆隶，精校勘，其《孙氏祠堂书目》分收藏群书为十二类，将小学、金石、书画单独列出门类，将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与书画单独成为艺术的门类，提高了艺术门类书目文献的地位，与经学、小学、史学、医学并列。其分类目录如下：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金石、书画分类列表经学第一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经义小学第二字书音学诸子第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天文第四天部算法五行术数①郑寅，字子敬，南宋莆田（今属福建）人，郑樵的族孙，家藏图书万卷，其人博闻强记，多识典故。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１４页。

②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页。

·２４２·第八章目录学与艺术类独立续表地理第五总编分编医律第六医学律学史学第七正史编年纪事杂史传记故事史论史抄金石第八类书第九事类姓类书目词赋第十总集别集词诗文评书画第十一说部第十二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以十二分类，列金石为第八，书画为第十一，具体的金石、书画子目没有列出，而独立成为门类学科。金石包括青铜器的吉金，石刻文字的乐石，既具有史学价值又具有书法艺术价值。书画列为第十一，六艺之“乐”仍然在经学之中。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与礼教并列，诗书传家，礼乐不分，音乐艺术教育是诗礼教育的重要形式。

中国艺术的发生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艺术体系。从古籍文献的艺术分布情况可见一斑，尽管还不全面，尤其是民间艺术缺少著录，但是已经具有了与西方艺术体系不同的体系。中国艺术的书画同源，使得书法篆刻成为艺术门类，合称为书画。中国的古琴是中国特有的乐器。中国音乐的五音、五色、理论，音乐、书法、绘画的六艺、六书、四体理论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艺术有诗歌、词曲、工艺、舞蹈、曲艺、书法、印章、绘画、古琴、杂技、百戏、音乐、石刻、塑像、园林、戏曲等艺术形式。音乐由于失去了曲谱，只剩下了歌词，于是音乐的歌曲成了文学的歌词。

８．６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的主体成果，作为中国知识的系统，是研究中国古代书籍文献的重要途径，从经史子集图文献分类，可以学习中国古代丰富的艺术文献。最早创建四部分类法的是三国时魏国秘书郎郑默。郑默，字思元。作为秘书郎，他考核旧文，删省浮秽，编典籍《中经》，分图书为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完善了四部分类法。后来秘书监荀勖为中经编制《中经新簿》，分天下图书为四：·２４３·中国艺术史料学三国魏郑默《中经》四部分类法列表甲部六艺、小学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史记、旧事、皇御览、杂事丁部诗赋、图赞、冢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四部分类体系的目录。后来经过东晋著作郎李充修正，在编《四部目录》时，对程序进行了调整，由甲、乙、丙、丁四部成为“秘阁以为永制”的经、史、子、集四部，每一部代表一个大的门类。经书是在六艺经典的基础上，加上孝经、论语、纬书、小学，与历史书区分开来。子部是诸子百家之书。

隋炀帝征高丽，开运河，其行为多属荒谬，其人却又颇有艺术气质，曾编撰《古今艺术图书》５０卷，这套图书既画其形又说其事，记录古今艺术作品。

隋炀帝本人擅长留有飞白的草书，世称“飞白书”。《隋书·经籍志》的分类如下：《隋书·经籍志》书籍分类列表１．经部易书诗礼乐春秋孝敬论语纬书小学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２．史部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３．子部五行医方４．集部楚辞别集总集附道经经戒饵服房中符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附佛经论小乘论杂论记《隋书·经籍志》的分类中，艺术文献混杂在各类图书文献之中，没有艺术文献的专门位置。但是《隋书·经籍志》确定了四部分类法的正统地位。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的繁荣时代，西域与中原的音乐歌舞艺术有广泛的交流。《旧唐书》修成于９４１—９４５年之间，《旧唐书·经籍志》全部删节于《古今书录》，以四部甲乙丙丁分录图书，在丙部子录有“杂艺术类十四”的图书门类目录。

·２４４·第八章目录学与艺术类独立《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有“杂艺术类十四”列表易类一书类二诗类三礼类四乐类五春秋类六甲部经录１２家，５７５部，６２４１卷孝经类七论语类八谶纬类九经解类十训诂类十一小学类十二正史类一编年类二伪史类三杂史类四起居注类五故事类六乙部史录１３家，８４４部，１７９４６卷职官类七杂传类八仪注类九刑罚类十目录类十一谱牒类十二地理类十三·２４５·中国艺术史料学续表儒家类一道教类二法家类三名家类四墨家类五纵横家类六杂家类七农家类八丙部子录１７家，７５３篇，１５６３７卷小说类九天文类十历算类十一兵数类十二五行类十三杂艺术类十四事类十五经脉类十六医术类十七楚辞类一丁部集录３类，８９０部，１２０２８卷别集类二总集类三丙部子录“杂艺术类十四”，从“兵家类”中抽出《棋势》、《象经》、《投壶经》等今天作为体育的图书归于艺术类。南宋尤袤（１１２７—１１９４）《遂初堂书目》以经史子集四部类，在子部有杂艺、类书。集部分五类：别集、奏章、总集、文史、乐曲。杂艺之说沿用了《旧唐书·经籍志》的方法，而“乐曲”的分类则将曲艺从文学、史学中独立了出来。

·２４６·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四库全书》是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于清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开馆纂修，由乾隆皇帝之子永誽任编纂总裁，纪昀任总编，经十年始成。收书３５０３种，７９３３７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四部下分类，类下设子目。清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将入库书目全部撰写提要，修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２００卷，收入入库书目３４７０种，存目６８１９种，提要表明卷数，附小传，介绍全书内容梗概，评其优劣得失，提要后录全文。１９３４年商务印书馆选印２３２种，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１９８３年后台湾和大陆先后出版《四库全书》全本。

清代永誽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２００卷，收以经著录的提要３４７０种；每部、每类后设未著录的“存书提要”，全书后设“撤毁书提要”、“未收书目提要”６８１９种，合计１０２８９种。又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２０卷，仅收著录书之提要，注明卷数、作者，是查找《四库全书》所收艺术文献的工具书。《四库全书》建立了系统的图书文献分类目录，确定了子部艺术类文献的位置。

《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分类与子部艺术类列表部类子目易书诗周礼经部仪礼礼记礼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２４７·中国艺术史料学续表部类子目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经部乐训诂小学字书韵书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诏令、奏议奏议圣贤史部名人传记总录杂录别录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宫殿疏·２４８·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续表部类子目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地理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官制史部职官官箴通制典礼邦计政书军政法令考工经籍目录金石史评儒家子部兵家法家·２４９·中国艺术史料学续表部类子目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艺术书画子部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２５０·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续表部类子目类书类书杂事小说家异闻子部琐语释家道家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集部词集词选词曲词语词谱词韵南北曲四部总计４４类《乐记》原有二十三篇，其中十一篇保存在《礼记》和《史记·乐书》中。

其余十二篇仅存目录。由于乐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流变，已经不是《乐经》原谱。为了维护礼教尊严，高雅的庙堂音乐放在经部；古琴为大雅，放在子部艺术类；民间小唱南北曲通俗音乐放到集部词曲类，不入经部，形成经部为祭祀雅乐，子部为古琴，集部为南北曲、小唱等通俗音乐的分类。《经部·乐类序》说：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也，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额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故至汉代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２５１·中国艺术史料学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唯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乃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奸也。

通俗流行音乐怎么能和祭祀祖先的庙堂音乐并列在一起呢？犹如小说怎么能够和经书《尚书》、《春秋》放在一起呢？礼教经典音乐是雅乐，属于经部，市井民间流行音乐是“艳歌侧调”，属于杂艺，前者是阳春白雪，后者是下里巴人。同样是音乐，大乐元音体现了天地之道，讴歌末技、弦管繁声是为郑声，郑声淫荡不得进入大雅之堂。音乐文献分类体现了严格的封建礼教等级贵贱次序。高雅的庙堂音乐产生了新的变化，带来了山人墨客的音乐潮流，高贵的庙堂音乐成为文人墨客“识曲赏音”的雅事。

《四库全书》艺术文献列表《经部·乐类》收官版乐书文献（第２１１—２２０册）《经部·小学》收“六书”、说文、音韵等字书文献《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收金石书文献（第６８１—６８４册）《史部·政书类》《考工之属》收官版考工书文献（第６７３册）《子部·诸子类》收诸子百家文献有《书画之属》、《琴谱之属》、《篆刻之属》、《杂技之属》收《子部·艺术类》书画著作，包括《佩文斋书画谱》，收琴谱、篆刻书、俗乐书、棋书（第８１２—８３９册）《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收器物工艺之书（第８４０—８４４册）《杂考之属》、《杂说之属》、《杂品之属》收品鉴艺术的笔记，如《画禅室随笔》、《洞天清录》、《遵生八践》、《长物志》《子部·杂家类》下等，（第８５０、８５２、８５３、８５９、８６２、８６３、８６５、８６７、８７０、８７１、８７２等册）欧阳询编《艺文类聚》，虞世南编《北堂书钞》，徐坚等编《初学记》，白居易等编《白孔六帖》，王钦若编《册府元《子部·类书类》龟》，李窻编《太平御览》，高承编、明李果校补《事物纪原》，董斯张编《广博物志》，清康熙钦定《渊鉴类函》，陈元龙编《格致镜原》等类书，收入大量艺术文献《集部·乐府诗集》有郊庙、燕射、鼓吹、相和、舞曲·２５２·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续表《词话之属》，《词谱、词韵之属》，《南北曲之属》戏曲理论《集部·词曲类》下典籍（第１４９４—１４９６册）有倪瓒《清?阁全集》、吴镇《梅花道人遗墨》等绘画艺术《集部·总集、别集》文献四部艺术门类包含书法、绘画、琴、篆刻、杂技。书法、古琴、篆刻是中国艺术学体系的特色。金石、考工、词曲、词谱、词韵、南北曲都与艺术相关。

《四库全书》收正史《志》中的《艺文志》、《经籍志》记载的书目文献。《舆服志》记载了车辆沿革。《乐志》、《音乐志》记载了：１．器乐、乐歌等经部六艺（诗、礼、乐）文献；２．经部小学（文字学、六书）文献；３．史部《艺文志》文献；４．子部《诸子百家文献》；５．子部《杂技》；６．子部艺术文献（书画、琴谱、篆刻、杂技）；７．子部谱录文献；８．子部宗教艺术文献；９．集部文学文献（乐府、词曲、南北曲、戏剧）。《四库全书·别集·金至元》有元代画家倪瓒《清?阁全集》十二卷、元代画家吴镇《梅花道人遗墨》、元吾丘衍《竹素山房诗集》三卷。在研究倪瓒、吴镇、吾丘衍的时候，这些诗文集是全面反映艺术家思想面貌的文献资料，艺术家诗文集可以纳入艺术文献的视野。尽管在《四库全书》中不在《子部·艺术类》，但是这不妨碍诗文集的艺术学研究价值。张岱年先生说：清代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可谓集传统目录学之大成。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是经学，包括小学；史部是史学，包括地理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小说以及释道典籍，集部是文学。

新中国建立以后，艺术与文学并称为“文学艺术”①，形成了子部艺术长期属于集部文学的现象。至２０１１年调整学科目录，艺术学才从文学之中独立。

①长期以来新中国学科门类目录中没有艺术的独立位置，而是隶属于文学，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取得的学位是“文学士”，经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艺术学科专家张道一、于润洋、仲呈祥等教授的努力，于２０１１年确定了艺术学科的位置。

·２５３·中国艺术史料学９．１经部音乐《四库全书·经部·乐类》①文献书目有：宋代阮逸、胡瑗等奉敕撰《皇佑新乐图记》三卷；宋代陈撰《乐书》二百卷；宋代蔡元定撰《律吕新书》二卷；元代熊朋来撰《琴谱》六卷；元代余载撰《韶舞九成乐补》一卷；元代刘堇撰《律吕成书》二卷；明代韩邦奇撰《苑洛志乐》二十卷；明代倪复撰《钟律通考》六卷；明代朱载癱撰《乐律全书》四十二卷；清康熙五十二年清圣祖《御制律吕正义》五卷，上编《正律审音》二卷，下编《和声定乐》二卷，续编《协均度曲》一卷；清代允禄、张照等奉敕纂《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清代永誽、邹奕孝等奉敕纂《卷首》一卷，附《钦定乐律正俗》一卷；清代李光地撰《古乐经传》五卷；清代应伪谦撰《古乐书》二卷；清代毛奇龄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竟山乐录》四卷、《皇言定声录》八卷；清代李?撰《李氏学乐录》二卷；清代胡彦癉撰《乐律表微》八卷；清代江永撰《律吕新论》二卷、《律吕阐微》十卷、《卷首：皇言定声》一卷；清代王坦撰《琴旨》二卷，《卷首：御制文》一卷。

明代朱载癱（１５３６—约１６１０），是明朝宗室郑恭王朱厚烷之子，因皇室内讧，其父入狱。朱载癱遂筑土屋于宫门外，独居１９年，潜心乐律、数学、历学，著有《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辩惑》、《嘉量算经》等书。其著作《乐律全书》共计４２卷，包括乐律、乐经、乐谱、舞谱等１３种音乐研究和四种算学、历法著作。《乐律全书》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卷一至卷二十为律吕精义内外篇，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为律学新说，卷二十五为乐学新说，卷二十七至二十八为操缦古乐谱，卷二十九、三十为旋宫合乐谱，卷三十一至三十六为乡饮诗乐谱，卷三十七、三十八为六代小舞谱，卷三十九为小舞乡乐谱，卷四十为宋儒朱子论舞大略，卷四十、四十一为零星小舞谱。《律吕精义》在理论上解决了历代众说纷纭的旋宫问题，将八度分为十二个音程相等的半音律，各相邻两律之间的振动次数之比完全相等。《乐律全书》的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

清代毛奇龄《竟山乐录》，一名《古乐复兴录》，四卷。作者毛奇龄（１６２３—１７１６），字大可，号西河，浙江萧山人。康熙时任翰林院检讨，明史馆纂修官等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本奇龄作，而0于其父镜所传，故曰①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经部２１１—２２０册》。

·２５４·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竟山乐录》。”其父毛镜，字竟山。此书最后一卷十四条取自其兄毛万龄《论乐浅说》。《竟山乐录》是一部笔记体的乐律学著作，内容涉及声、律、调、谱、乐器诸方面，卷一讨论五声、五声图、九声四清声、九声四清图、七声二变声、二变沿误、二变隔二律之误、七律二变声图、十二律、六律、五声配十二律、十二律图、十二律配七律、十二律上下相生图、隔八隔六、隔八不宜生六十律，卷二共十八目二十条谈器乐，卷三有二十七目二十八条，卷四共十五目十七条。其中不少观点为其后的音乐论著所采用。

９．２子部书画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书籍由先秦“九家十流”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代表性著述为主体，现存子部书籍约有６０００部左右。艺术门类属于子部，有书画之属、琴谱之属、篆刻、杂技四类。书法在中国艺术中与绘画列为艺术的第一个门类，是书画同源的体现。琴谱是中国古代的古琴谱。篆刻在中国艺术中备受推崇，是与中国古文字、图形图案有关的艺术。杂技属于艺术无疑。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艺术学的内容，书画是中国艺术的大宗。

《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收录文献丰富，现概述如下：南齐谢赫撰《古画品录》一卷，南朝梁庾肩吾撰《书品》一卷，南朝陈姚最撰《续书品》一卷，唐代裴孝源撰《贞观公私画史》一卷，唐代孙过庭撰《书谱》一卷，唐代张怀馞撰《书断》三卷，唐代窦皋、窦蒙撰《述书赋》二卷，唐代张彦远撰《法书要录》十卷、《历代名画记》十卷，唐代朱景玄撰《唐朝名画录》一卷，唐代韦续《墨薮》二卷（附宋陈舆义《法帖音释勘误》一卷），唐代荆浩撰《画山水赋》一卷（附《笔法记》一卷），宋高宗御制《思陵翰墨志》一卷，宋代刘道淳撰《五代名画记》一卷，《宋朝名画评》三卷，宋代黄休复撰《益州名画录》三卷，宋代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六卷，宋代郭熙、郭思撰《林泉高致》一卷（附录一卷），宋代朱长文撰《墨池编》六卷，宋代李蝄撰《德隅斋画品》一卷，宋代米芾撰《画史》一卷、《书史》一卷、《宝章待访录》一卷、《海岳名言》一卷，不著撰人《宣和画谱》二十卷、《宣和书谱》二十卷，宋代韩拙撰《山水纯全集》一卷，宋代董荄撰《广川书跋》十卷、《广川画跋》六卷，宋代邓椿撰《画继》十卷，宋代姜夔撰《续画谱》一卷，宋代岳珂撰《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宋代陈思撰《书苑菁华》二十卷、《书小史》十卷，宋代董更撰《书录》十卷，元代李絗撰《竹谱》十卷，元代汤篨撰《画鉴》一卷，元郑均撰、郑有定注《衍极》二卷·２５５·中国艺术史料学附图，元代盛熙明撰《法书考》八卷，元代夏文渊撰《图绘宝鉴》五卷，明代韩昂撰《续编》一卷，明代都穆撰《寓意编》一卷，明代陶宗仪撰《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明代朱谋篟撰《续书史会要》一卷，明代朱存理编《珊瑚木难》八卷，赵琦美编《赵氏铁纲珊瑚》十六卷，明代杨慎编《墨池誠录》四卷，明代孙1撰《书画跋跋》三卷（续三卷），明代丰窻撰《书诀》一卷，明代唐志契撰《绘事微言》二卷，明代项穆撰《书法雅言》一卷，明代赵宦光撰《寒山帚谈》二卷（附拾遗一卷）、《寒山金石林甲乙表》一卷、《金石林绪论》一卷，明代潘之宗撰《书法离钩》十卷，明代朱谋篟撰《画史会要》五卷，明代郁逢庆撰《书画题跋记》十二卷、《续题跋记》十二卷，明代张丑撰《清河书画坊》十二卷、《真迹日录》五卷、《书画见闻志》一卷、《南阳书画表》二卷、《法书表》一卷、《名画表》一卷，明代汪玉撰《珊瑚纲》四十八卷，清代孙岳颂等奉敕撰《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总目》一卷、《纂编书籍》一卷，清代张照、梁诗正等奉敕撰《秘殿珠林》二十四卷，清代张照等奉敕撰《石渠宝笈》四十四卷，清代孙承泽撰《庚子销夏录记》八卷，清代王毓贤撰《绘事备考》八卷，清代冯武撰《书法正传》十卷，清代高士奇撰《江村销夏录》三卷，清代卞永誉撰《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清代厉鹗辑《南宋院画录》八卷，清代倪涛撰《六艺之一录》四百零六卷，清代邹一桂撰《小山画谱》，清代蒋骥撰《传神秘要》一卷。

艺术的含义、概念与内容是发展的、变化的、整体的、运动的，各时代的观念和认识不尽相同。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在封建社会制度的正统观念下，诗、礼、乐、小学属于经部，是为大道，中国历史上重视道统，轻视技艺，艺术只是小道末技。将经部小学门类书法文献《笔阵图》归于艺术门类，《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解释说：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宜。不但《崇文总目》以《树萱录》入之种植为郑樵所讥，今并考校原书，详为厘定。如《笔阵图》之属旧入小学类。今唯以论书者入小学。其论八法者不过笔札之工，则改隶艺术。

《笔阵图》传为东晋卫铄即卫夫人所撰。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疑为王羲之撰，后人疑为六朝人伪托。张彦远《法书要录》本题为卫夫人撰。全篇仅五百余字，立论精辟，见解独到，学术创成，学书者奉为准则。《笔阵图》要求“下笔点划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列出七种笔法：·２５６·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横”如千里云阵，“点”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象，“勾”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雷奔，“横竖勾”如劲弩筋节。

王羲之少年时代曾随卫夫人学书法，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篇，有《四库全书》本可以与此篇参照理解。收录文献有东晋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并序》一卷，有《四库全书》本，是王羲之写给其子王献之“开汝之悟”的书法启蒙文献。

全篇列十二章，创临第一，阐述临书如同布阵：以纸为阵，笔为刀鞘，墨为兵甲，水砚为城池，本领为将军，心意为副将，结构者谋策，畅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屈折者杀戮，点画者磊落也，戈旌者斩斫、放纵者快利也，著笔调和也，顿角者蹙捺也。据此，学书者创临，不得计其遍数。

启心章第二，提出意在笔先，然后作字的要诀。视形章第三，对字的布白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并形象地描述说：“横则正，如孤舟之横江渚，竖则直，若春笋之抽寒谷。”说点章第四，指出点划要“各禀其仪”。南齐王僧虔《笔意赞》一篇，有《四库全书》本。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一卷，《四库全书提要》作十卷，有《四库全书》本。唐欧阳询《用笔论》，又称《用笔法》一篇，有《四库全书》本。唐孙过庭《书谱》，又称《书谱序》一卷，有《四库全书》本。唐窦藒、窦蒙《述书赋》有《四部总录》、《四库全书》本。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有《四库全书》本。北宋朱长文《续书断》有《四库全书》本。北宋米芾《书史》有《四库全书》本。北宋《宣和画谱》二十卷，不著撰者姓名，所载皆宣和时内府所藏墨迹，有《四库全书》本。南宋陈思《书苑菁华》二十卷，有宋刊本、影宋抄本、《四库全书》本。南宋陈思《书小史》有《四库全书》本和《美术丛刊》本。南宋姜夔《续书谱》一卷，有《四库全书》本。

９．３子部琴谱《礼记·曲礼下》曰：“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撤悬，君子无故·２５７·中国艺术史料学不彻琴瑟。”①古琴是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正乐雅音，视为音乐之大雅，是尧舜禹治理天下的音乐，被视为“八音之首”，是中国古代最为崇高的艺术，具有“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的意义，居于中国古代文人擅长的“琴棋书画”的首位。孔子是周代礼仪音乐教育制度的继承者与捍卫者。孔子自幼爱好礼仪，学琴于师襄子，在颠沛流离之中，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讲诵弦歌不衰。

诗礼成为伦理道德的规范，成为德育教育的核心。《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体验音乐演奏的境界：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也。”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②孔子学琴，有数、志、人三个境界，数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志是精神层面的问题，最后达到神与人的合一。古琴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非常高，为了维护礼教的尊严，高雅的庙堂音乐放在经部，将古琴大雅之艺放在子部艺术类。由于古琴之大雅也面临着文人墨客将古琴乐曲通俗化的问题，于是琴谱在四部中安排在子部艺术门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序》说：“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由于大雅之古琴不是庙堂祭祀礼仪艺术，而是文人艺术。为了区分纯正的大雅庙堂音乐与市井郑声，分别收入经部与子部，以示其雅正与野逸。

《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琴谱之属》（第８３９册）收入宋代朱长文撰《琴史》六卷，明代严贗撰《松弦馆琴谱》二卷，清代程雄撰《松风阁琴谱》二卷、卷首附《抒怀操》一卷，明代杨抡撰、清代和素译《琴谱合璧》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琴谱之属》按语说：①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３页。

②司马迁《史记》，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４页。

·２５８·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以上所录皆山人墨客之技，识曲赏音之事也。若熊朋来《瑟谱后录》、汪浩然《琴瑟谱》之类，则全为雅奏，乃隶经部乐类中，不与此为伍矣。

琴谱艺术文献与琴家、琴派的关系非常密切。重要的琴书有北宋苏州人朱长文《琴史》六卷，１０８４年成书，收入《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影印《琴史》，所据本子即文渊阁四库全书，有叙史、言志、尽美、广制、声歌、审调、论音、凝象、明度、释弦、莹律等篇，按照史书列传的写法，按人综述，以有关琴的叙述为主。史料多采自古代文献。前五卷以人立目录，记载历代琴人事迹共１５５人，第六卷是琴论部分，共莹律、释弦、明度、拟象、论音、审调、声歌、广制、尽美、志言、叙史１１个专题，是十分重要的琴论文献，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琴史专著，今有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

在《四库全书》收录的琴谱以外，还有大量的琴谱艺术文献与古琴艺术流派。据易存国先生《中国古琴艺术》整理，南宋琴谱浙派有《琴操谱》、《琴述》。南宋朱熹《琴律说》有《四部丛刊》本，“琴律学”是专门研究古琴律制的学科。《太音大全集》刊于明永乐十一年，原名《太古遗音》。嘉靖年间杨祖云更名《琴苑须知》，明初袁均哲为此书作注，六卷，为制琴、琴式、手势、杂论、指法、调意，其中保存有唐、宋时期的有关文献。现代收录文献最多的类书是《琴书大全》。明代蒋光谦祖孙四代积累，成书于明万历庚寅（１５９０），全书二十二卷。前二十卷收录历代琴学记载、专书、专论，末二卷收琴曲六十三首。明末虞山派有《松弦观琴谱》。广陵派有徐常玉《澄鉴堂琴谱》，又名《响山堂琴谱》；释空尘《枯木禅琴谱》四卷；秦维翰《焦庵琴谱》四卷；徐琪《五指斋琴谱》四卷；吴工《自远堂琴谱》；马士俊《琴香堂琴谱》；索敏亭《琴剑合谱》；鲁鼐《琴谱析微》；吴文涣《存古堂琴谱》；吴官心《吴官心谱》；马兆晨《卧云楼琴谱》；孙晋斋《以六正五之斋琴谱》；姚仲虞《一经庐琴谱》；庆瑞《琴瑟合谱》；张瑞山《十一弦馆琴谱》；裴铁侠《沙堰琴谱》；杨宗稷《琴学丛书》；师妙灵《梅花仙馆》。浦城派有祝同君《春草堂琴谱》。诸城派有《桐音山芳琴谱》。梅庵派有徐立孙《龙吟馆琴谱》。岭南派有黄景星《古冈琴谱》。吴派有《虞山琴话》。

见诸历代文献的中国古代琴谱非常丰富，可以构成中国古琴艺术学文献的宝库。汉至三国时期关于古琴的著作有《琴清英》一卷，扬雄撰，版本有《汉魏丛书》抄本，玉函山房辑佚本、抄本；蔡邕撰《琴操》二卷，版本有《邵武·２５９·中国艺术史料学徐氏丛书》本、《平津馆丛书》本、《琴学丛书》本、《汉学堂丛书》本、《汉魏遗书》钞本、《读画斋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玉函山房辑佚书》本、清光绪十一年孙溪槐庐家塾刻本；蔡邕撰《琴操》佚文一卷，赵定撰《雅琴赵氏》七篇，见于《汉志》；师中撰《雅琴师氏》八篇；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有东汉蔡邕《琴操》，《琴操》是一部早期琴曲题解著作；龙德撰《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刘向撰《琴颂》七篇，见于《琴苑要录目》；赵定撰《琴录》七篇见于《琴苑要录》；桓谭撰《琴操》二卷，见于《旧唐书志》、《新唐书志》；汉明帝撰《长乐声》，见于《补后汉书·艺文志》；汉明帝撰、班固续《续成琴道》一篇，见于《补续汉书艺文志》；盖勋撰《琴诗》十二章，见《补后汉书·艺文志》；蔡邕撰《琴经》一卷，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蔡琰撰《胡笳十八拍》四卷，见于《宋志》；三国诸葛亮撰《琴经》一卷，见《中兴馆阁书目》；三国诸葛亮撰《琴弦一曲》，见补《后汉书·艺文志》；三国杜夔传《广陵散琴曲》，见《补后汉书·艺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琴谱著作有：晋傅玄撰《琴叙》见，《北堂书钞》卷１０９；晋孔衍撰《琴操》三卷，见《隋志》、《新唐书》、《宋志》；南朝宋谢庄撰《琴论》一卷，见《乐府诗集引》；南朝宋谢庄撰《琴谱三均手诀》一卷，见《文献通考》；南朝宋戴勃撰《琴谱新弄五部》，见《宋书》、《补宋书·艺文志》；南朝宋戴勃撰《琴谱新弄十五部》、《长弄一部》，见《补宋书·艺文志》；北魏崔亮撰《琴经一卷》，见《国史经籍志》、《通志》；南朝粱元帝撰《纂要》一卷，见《初学记》、《乐府诗集》。

隋唐琴谱艺术文献有：《琴操钞》二卷，作者不详，见《隋志》；《琴操钞》一卷，作者不详，见《隋志》；《琴说》一卷，作者不详，见《隋志》；《琴经》一卷，作者不详，见《隋志》；《琴历头簿》一卷，作者不详，见《隋志》；《新杂漆调弦谱一卷》，作者不详，见《隋志》；《琴谱》四卷，年代不详，刘氏、周氏撰，见《旧唐书》、《新唐书》；《琴谱》二十一卷，陈怀撰，见《旧唐书》、《新唐书》；曹柔撰《减字指法》见《琴书存目》；《琴叙谱》九卷，赵耶利撰，见《旧唐书》、《新唐书》；《胡笳五弄谱》二卷，晋刘琨撰、唐赵耶利修，见陈《乐书》；《琴手势谱》一卷，唐赵耶利撰，见《新唐书》；唐赵耶利撰《弹琴右手法》一卷，见《宋志》；唐赵耶利撰《琴法》一卷，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唐萧撰《无射商九调谱》一卷；唐赵维?撰《琴书》三卷，见《新唐书》；唐陈拙撰《大唐正声新址琴谱》十卷，见《新唐书》；唐陈拙撰《琴籍》九卷，见《宋志》；唐陈拙撰《琴法数勾剔谱》，见《东坡诗注》；唐陈拙撰《补新徵音》一卷，见《补五代史艺文志》；唐吕渭撰《广陵止息谱》一卷，见《新唐书》；唐李良辅撰《广陵止息谱》一卷；唐李·２６０·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约撰《东杓引谱》一卷；唐齐嵩撰《琴雅略》一卷；《琴声律图》一卷，唐王大力撰；《琴谱》十三卷，唐陈康士撰；《琴调》四卷，唐陈康士撰；《离骚谱》一卷，唐陈康士撰；《琴调》十七卷，唐陈康士撰；《琴书正声》十卷，唐陈康士撰；《琴谱》一卷，唐薛易简撰；《琴诀》七篇，唐薛易简撰；《素琴传》，唐司马承祯撰；唐玄宗撰《金风乐》一卷；唐李勉撰《琴说》一卷；唐郑文撰《琴说》一卷，见《通志》；唐孤独实撰《九调谱》一卷；唐释辨正撰《琴正声九弄》九卷；唐董庭兰撰《大胡笳十九拍》一卷；唐姚兼济撰《琴论》，见《琴苑要录》。

宋代琴谱有：《太宗九弦琴谱》二十卷，宋太宗撰；《琴谱》六卷，宋太宗撰；《琴杂调谱》十二卷，朱文济撰；《琴准图》一卷，阮逸撰，见秘书省《续编四库全书目》；《琴准》阮逸撰，见《玉海》；《琴谱》，令狐子先撰，见《麈史》；《胡笳十八拍》四卷，吴良辅撰，见《玉海》；《琴谱》一卷，吴良辅撰，见《宋志》；《浙操琴谱》一卷，朱伯源撰，见《绛云楼书目》；《琴谱》一册，作者不详，见《文渊阁书目》；《琴论》一册，作者不详，见《文渊阁书目》；《绍兴内府琴谱》十册；《琴史》一册；《琴瑟考古图》一卷，姜夔撰；《琴谱》十五卷，《调谱》四卷，张严撰，见直斋书录解题；《琴声律图》一卷，2瞻撰；《琴图》一卷，2瞻撰；《古今琴样》一卷，年代不详，昭微撰；《琴声韵图》一卷，王大方撰；《琴谱三均》三卷，马一良撰；《琴谱》十六卷，石孝隆撰；《琴筌》十卷，荀以道撰；《琴说》一卷，李如篪撰；《琴记》，齐松撰；《琴指法》，赵希旷撰；《紫霞洞琴谱》十三卷，杨缵撰；《琴书类集》一卷，释居月撰。

元代琴谱有：俞琰撰《琴谱》四十篇，见《补元史·艺文志》；铁柱撰《琴谱》八卷，见《补元史·艺文志》；郑瀛撰《琴谱》二卷，见《补元史·艺文志》；苗彦石撰《琴谱》见《补元史·艺文志》；朱佑撰《广琴操》，隶书写本，装成手卷，见《琴书存目》；俞琰撰《五调关雎谱》，见《佳趣堂书目》。

明代琴谱有：《琴式》陶宗仪撰；《太古正音》一卷，冷谦撰，见《千顷堂书目》、《秘阁书目》；《琴阮启蒙》一卷，朱权撰，见《明志》；《永乐琴书集成》二十卷，佚名，明写本，故宫原藏；徐诜撰《雪窝删润琴谱》，见《千顷堂书目》；朱权撰《广陵秘谱》一卷，见《万卷堂书目》；朱厚瑛撰《琴谱》一卷，见《千顷堂书目》；汪浩然撰《琴瑟谱》三卷，见《四库提要》；张鹗撰《琴律图说》，见《律吕精义》；孙柚撰《琴心昭关》，见《苏州府志》；张德润撰《琴谱九还操》，见《济宁州志》；张助撰《琴谱》，见《律吕精义》；萧鸾撰《琴谱》，见《律吕精义》；《弦歌要旨》佚名，见《律吕精义》；《中和发轫》佚名，见《律吕精义》；《一撤金谱》佚名，见《律吕精义》；维岱撰《太音本旨》，见《与古斋琴谱》；严徵等撰《琴川汇谱》，·２６１·中国艺术史料学见《松弦馆琴谱附刻琴川汇谱序》；严调御撰《琴述》，写本装成手卷，见《琴书存目》；李开先撰《发明琴谱》一卷，见《千顷堂书目》；王世相撰《广陵秘要》一卷，见《万卷堂书目》；舒敏撰《古琴论》，百川本，见《琴书存目》；米万钟撰《琴史》八卷，见《畿辅通志》；夏树芳撰《琴谱》二卷，见《千顷堂书目》；张敬修校正《琴韵》，见《佳趣堂书目》；吴金陵撰《琴谱指南》，见《千顷堂书目》；田山云撰《绿绮心传》，见《湖南通志》；赵希鹄撰《洞天清录》一卷，见《与古斋琴谱》；《紫云琴经》二卷，佚名，见《内阁藏书目录》；沈瑞征撰《琴谱》，见《杭州府志》；周应鹏撰《琴谱》，见《杭州府志》；石国轸撰《龙湖琴谱》，明刊本；陈荙撰《陈惟铉供奉谱琴谱》，见《双琴书屋琴谱集成》；《琴谱集成》，佚名，见《绛云楼目录》；《徐氏琴谱》一册，佚名，见《绛云楼书目》；《琴谱真传》三册，佚名，见《绛云楼书目》；《丹丘子琴谱》二卷，佚名，见《千顷堂书目》；《琴瑟合奏谱》二册，佚名；《太和正音谱》二册，佚名，见《佳趣堂书目》；朱绣撰《琴翼二卷》，见《与古斋琴谱》。

清代琴谱有：张椿辑撰《张鞠田琴谱》；姚配中辑撰《一经庐琴学》二卷，道光乙巳刊本；曹3辑《稚云琴谱》二册，有《曹氏抄本》；《抄本琴谱》四册，佚名；《响雪斋琴谱》二卷，佚名，有约１８５０年抄本；祝凤喈辑撰《与古斋琴谱》四卷，补遗一卷；《琴曲》三首即《黄粱梦》、《南韦编》、《北韦编》，据陈嘉鑫藏清抄本晒印；《碧涧流泉·凤鸣丹山》，佚名，有清抄本；《挹爽轩琴谱》，佚名，１８５８薄云抄本；张鹤辑《琴学入门》二卷，有同治三年抄本、同治六年刊本、中华图书馆石印本、清同治十三年心向往斋刻本、抄本、光绪七年上海玉清官刊本；郭柏心编《琴学尊闻》，同治三年五梅居刊本；周棠撰《周少白手书琴谱》同治丙寅写本；王鹏高辑《青箱斋琴谱》五卷，有１８６６年抄本；秦维翰辑《蕉庵琴谱》四卷，１８６８年自序，有同治间刊本、光绪三年刊本；谢曜辑《琴谱》一册，同治八年抄本；简润辑《简氏琴谱》四册，同治九年抄本；孙宝辑《以六正五之斋琴谱》六卷；唐彝铭等辑《天闻阁琴谱》十六卷，１８７６年自序，有光绪二年成都叶氏刊本、咸丰年间刊本、梅花庵刊本；《塞上鸿》，南崖人抄，原题《如听万壑松》，光绪二年抄本；黄晓珊辑《希韶阁琴谱初集》第二卷、续第二卷、卷首一卷，１８７９年自序，有清光绪四年古敦州蝶栩山房刻本、清光绪四年湖南刻本；徐胪先辑《绿绮清韵》一卷，１８８４自序，有清石印本、清刊本；马元熙辑《友石山房琴谱》有１８８７稿本；秋农氏辑《枕经书屋琴谱》二册，光绪十四年抄本；释空尘辑《枯木禅琴谱》八卷，１８９２年自序，光绪十九年刊本。

·２６２·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９．４子部篆刻篆刻艺术是中国特有的艺术样式。中国篆刻有帝王印玺、将军印、汉封泥、肖形印、文人印、斋馆堂号印、闲印，等等。篆刻是制印、刻印的艺术，是以篆体字为主体的文字艺术，中国印是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艺术学区别于外国艺术的中国特色之一。明清以来，大量的印谱、印论，形成了丰富多彩、自成体系的中国印学。

元吾丘衍《学古编》。《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篆刻之属》第８３９册，收入篆刻的文献仅元吾丘衍撰《学古编》一卷，附录一卷，朱象贤撰《印典》八卷。《四库全书》篆刻艺术文献仅收入了这两部书。篆刻艺术史上最早的文献是元吾丘衍《学古编》一卷，分《三十五举》、《合用文籍品目》和附录几部分，书于元大德四年（１３００）。版本有陈眉公重订本，太未竹素山房本，《篆学琐著》本等，翻刻传抄甚多，有的版本时有舛误，在印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三十五举》是此书的主要部分，论述书体的变化与书篆摹刻的方法，一至三举是识篆的要点，学篆必须博古，识古器物，知六书妙处，学习《说文解字》。四至十二举是谈学习篆书的方法，以《说文解字》为依据，强调以小篆为基础，大篆也要用小篆的写法，不能杂凑。十三至十五举为书篆，提出具体的写法。十六至二十举讨论隶书，指出由隶书变化而生“摹印篆”，二十一、二十二举论三字印、四字印章法。二十三至二十八举论述唐代以后出现的斋馆印、姓名表字印的章法以及用字原则，指出白文必须逼近于边框，朱文不可以逼边。二十九至三十举论述印章使用的问题，三十至三十五举再次论述印章的章法问题。《合用文籍品目》和附录收简论四十六则，有小篆品、钟鼎品、古文品、碑刻品、附用器品、辨谬品、隶书品、字源七辨，共计八目，以及存世古今印谱、临摹印章四妙等，附录收洗印法、油印法、取字法等内容。

明何震《续学古编》。《学古编》是一部中国篆刻学的开山著作，其选题与体例为后代学者所仿效，延续了元、明、清三代。其后重要的印学著作有明代著名篆刻家何震著《续学古编》二卷。该书成于万历年间（约１５９０年前后），体例仿效元吾丘衍《学古编》，有《篆学琐著》本。何震（约１５３０—１６０５），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鱼，婺源人，久寓南京，与文彭交往甚为密切，讨论六书之事昼夜不息，史称文彭弟子，其友谊在师友之间。何震认为唯有·２６３·中国艺术史料学书法入神，才能够驱刀如神，将篆刻与书法融为一体。文同、何震的篆刻艺术借鉴秦汉印的传统，开创明清篆刻流派的先河，异军突起，称雄印坛，称为“皖派”。《续学古编》上卷二十五举，一至六举论述识篆、习篆、写篆的经验，学篆必须博古，习篆以古说为本，作篆书应当虚腕悬笔，篆有楷意，楷有篆骨。七至十一举论析历代印制。十二至十七举杂叙印章文字应用与章法问题。十八举讨论摹印章法与制印刀法、笔法的关系。十九至二十五举再论印章文字、章法以及印章典制等问题。《续学古编》下卷开列部分主要参考书目录，计小篆品八则，钟鼎品二则，古文品一则，碑刻品八则，器用品十一则，辨谬品十则，隶书品八则，尾附杂品七则。清代桂馥著《续三十五举》，延续了《学古编》的篆刻艺术理论体系。

清代朱象贤《印典》之所以收入《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篆刻之属》，是因为《印典》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的印章制度、源流、典故、评鉴的类书。朱象贤，生卒未详，字行先，号清溪，后世人称“清溪先生”。清康熙、雍正年间长洲清溪（今江苏苏州）人。钮让《印典·序》说：“吾乡行先朱子，为宋儒乐圃先生之后。幼而好学，直溯渊源。为人也，端静而达，明哲而文。

及长，从杨大瓢、沈归愚两先生游①。凡两先生所学，行先兼学之，故以才遒见重于当世。于古无所不嗜，而更好金玉印章。”《印典》的版本有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沙村白长庚”跋本、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就闲堂家藏正本、《四库全书》本、西泠印社“印学丛书本”。《印典》最早的版本附刻于朱长文《墨池编》之后，全书共十六册，前十一册为《墨池编》，后五册为《印典》。乾隆壬辰、辛丑年间（１７７２—１７８１），《印典》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采用“浙江巡抚采进本”，夺去《印典·序》及赠诗，朱廷诏后跋，以朱象贤《自序》冠首。《印典》分原始、制度、赉予、流传、故事、综纪、集说、杂录、评论、隽制、器用、诗文十二类，自设标题，编成八卷。

其资料文献的来源有经书、史书、类书、政书、笔记、抄本。今有方小壮注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８月版；何立民注本，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版。

历代关于印章、篆刻的文献很多，明代篆刻艺术的重要著作文献有甘《印章集说》。甘是秣陵（今南京）人，隐居于鸡笼山下（今鸡鸣寺一带），工①大瓢即杨宾（１６５０—１７２０），字可师，号耕父，晚号大瓢山人，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柳边纪略》五卷。沈归愚指沈德潜（１６７３—１７６９），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四年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

·２６４·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篆书，精于篆刻，嗜好秦汉印，专心研究秦汉印章凡三十年，不求出售，胸中富于篆意，刻印时大叫：“快绝！”刻金石七年，得印一千七百有奇，取名《印正》，万历二十四年刊行《集古印正》五卷，又选集古印说印诸篇与书后，成《印章集说》凡六十七则，概述印章的起源、历代玺印、印制、印质等印章史料，对印学的篆法、章法、刀法、品式等做阐述。全书分有篆原、六书、玺、印、章、符节、三代印、秦印、汉印、魏晋印、六朝印、唐印、宋印、元印、国朝印、玉印、金印、银印、铜印、宝石印、玛瑙印、瓷印、象牙印、犀角印、摹印篆法、铸印、刻印、刻玉印、碾印、白文印、朱文印、篆法、章法、笔法、刀法、挪移法、增减法、辨阴阳法、印体、回文印、名印、表字印、臣印、印号、书简印、收藏印、斋堂馆阁印、印纽、印制、成文、重字印法、朱白相间法、玉筋篆法、深细法、印品、制印色方、辨朱砂、飞朱砂法、取4麻油法、煎油法、制艾法、合印色法、印池等。该书对篆刻印章的专业术语、工艺方法都有准确的诠释。由于该书是在艺术实践基础上完成的著作，所以贡献非常之大。明代篆隶印章著作还有程远《印旨》一卷，此书仅三百余字，言简意赅，多是篆刻心得之言。赵宦光《篆学指南》一卷、《寒山帚谈》二卷，有《四库全书》本、《美术丛刊》本。

还有朱简《印经》一卷。

清代篆刻印章著作文献有苏州人袁三俊《篆刻十三略》，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有《篆学琐著》本。全书共十三则，采众家之说，概括精炼，言简意赅，十三则为：学古、结构、章法、满、纵横、苍、光、沉着、停匀、灵动、写意、天趣、雅，是一部重要的印学著作。

９．５子部杂技杂技艺术最早见于文献的有《尚书·泰誓》，记载“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国语·晋语四》载“侏儒扶卢”是杂技中的缘竿之戏。杂技，又称“角抵”，后称“百戏”、“杂耍”，始于秦汉。《史记李斯列传》裴5集解引应劭曰：“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为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注曰：“秦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当，角力，角伎艺射御，故曰角抵也。”①秦始皇陵占地５６．２５平方千米，相当于７８个故宫，２００９年６月开始第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了３０余件百戏俑。秦始皇①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修订版），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１１页。

·２６５·中国艺术史料学的“娱乐杂技团”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把各国诸侯的钟鼓乐器搬到咸阳宫，把六国诸侯宫廷中善于歌舞的艺人集中于咸阳，演出“百戏”。秦之后，百戏杂技不断变化发展，最终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表演艺术———杂技。

汉代将杂技艺术称为“百戏”。《汉书·武帝纪》文颖注曰：“（角抵）盖杂技乐也。八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在汉画像石中留存有大量的图形资料。

汉武帝观看角抵表演，张衡作《西京赋》，描写平乐观前“呈角抵之妙戏”的盛况，罗列杂技节目有《乌获扛鼎》、《都卢寻?》、《戏车高?》、《跳丸剑》、《走索》以及幻术、驯兽，称为“角抵诸戏”。《后汉书·安帝纪》载：“（延平元年十二月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盐铁论·散不足》谈到民间娱乐活动时说：“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办，歌舞俳优，连笑伎戏。”“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无用之器。玩好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戏，百兽马戏斗虎，唐娣追人，奇虫胡妲。”《隋书·音乐志下》云：“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百戏是杂技、马戏、俳优、侏儒戏、幻术等节目的总称。

据中国杂技艺术的图像记载，秦汉时期有丰富的画像石、百戏俑，系统的文字文献出现得比较晚。清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才出现了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将民间流传的一百种技艺，以竹枝词的形式，逐一吟咏，记录成集，刊行于世。书中有六十多篇与杂技有关，涉及杂技、马戏、魔术三大类，如飞刀、舞叉、跳大虫、麻雀衔旗、飞钱、空中取酒，等等；还有秦腔、乱弹、弹词、评话、道情等戏剧、曲艺。清代李调元《弄谱百咏》有五十多首诗与杂技有关，如斗鸡、耍坛、踢弄、苍虎戏、龟塔等，还有对曲艺、游戏类技艺的吟咏，如围棋、十不闲、风筝、升官图等。清代人唐再丰《鹅幻汇编》，又称《戏法图说》，于１８８９年刊行，全书十二卷，介绍民间戏法表演现象与技法３２０套，园光秘密１２段，江湖秘诀２７则，是一部比较全面的介绍戏法的著作，作者毕生求访戏法的秘密，将戏法按照技巧分为彩法门、丝法门、手法门、搬运门、药法门、符法门六大门类进行研究。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七》关于杂技艺术的有射覆部、挂影部、拆字部、画部、投壶部、弈棋部、弹棋部、蹴鞠部、弄丸部、藏钩部、秋千部、风筝部、技戏部、幻术部、搏戏部、商贾部、巫觋部、拳搏部、刺客部、佣工部、刀镊部、庖宰部、牙侩部、乞丐部、优伶部、傀儡部、娼妓部。投壶是汉代盛行的游戏，围棋称为弈棋，蹴鞠是中国古代的打球，捶丸是战国时期的游戏。

·２６６·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１９３５年杨荫深《中国游艺研究》，将杂技分为八类：１．蹴鞠打球，２．角抵相扑，３．鱼龙蔓延，４．上竿走索，５．杂手艺，６．幻术，７．禽兽鱼虫戏，８．斗戏。

蹴鞠打球应该归于体育球类，与马球相似。角抵相扑与摔跤、日本的相扑相似，也归于体育。鱼龙蔓延均是由人扮演的兽戏，现代的滚龙灯、舞狮子可能就是由此演化而来。汉代的由人装扮表演的兽戏种类很多，如戏豹舞熊罴、白虎鼓瑟，等等。上竿走索是汉代重要杂技之一，幼童缘竿而上，表演种种技能，非常惊险。唐代有女子表演上竿戏。走索，亦称踏索、走绳，始于汉代，绳横百尺，高悬数丈，两人对走，察肩而不相顾。杂手艺是各种手上技艺的总称，或为手弄、足弄、脚踢，最早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如踢瓶、踢缸、踢钟、弄碗、弄瓮、花鼓槌、璧上睡、飞丸跳剑、虚空挂香炉、藏人、烧烟火、藏剑、吃针等，中国古代的江湖杂技表演非常丰富。幻术，今称魔术、变戏法。汉代初年由西域、天竺传入，有吐火、自己支解、易牛马头、鱼游沸油、剖腹种瓜、藏夹，等等。禽兽鱼虫戏始于六朝，唐宋时最盛，早期的禽兽戏由人扮演，北朝时期出现了猿骑，有人装扮猿马嬉戏，开马戏的先河。唐代马戏已经很普遍了。晋代出现了猴戏，此后出现了犬戏、熊戏、虎戏、鼠戏，等等。

宋代出现了禽戏，如鸟衔钱、雀衔牌、鸡衔字，等等。鱼虫戏如乌龟叠宝塔、蛤蟆念佛经、蚂蚁摆阵、金鱼排队，等等。中国杂技艺术水平非常之高，杂技表演的历史又非常之悠久，在汉代画像石中有大量的杂技表演画面。在山东济南无形山出土的西汉杂技俑，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西汉杂技艺术表演的场面。汉代画像石中有大量的杂技艺术表演图像史料。

四部在术数类有“杂技”，与占卜命象、五行阴阳并列，数术类杂技与艺术类杂技应该是两种杂技。游艺类的博戏、弈棋杂技统称博戏，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影响极其广泛，具有赌博的性质。博戏也分为八类：１．博与塞，２．樗蒲五木，３．股子，４．宣和牌，５．同棋，６．马吊牌，７．默和，８．扑克和弹子。

博与塞。博又称蔽、薄、箭里等，通称六博。在汉画里可以经常看到六博游艺的画面。博始于殷，盛于周秦汉魏，到南北朝时期逐渐消失。两人以棋和箸，又名箭相戏，有大博、小博之分。大博用六箸十二棋，小博用两琼十二棋。塞常常与博并称，盛行于周，汉代以后失传。樗蒲五木，盛行于汉，有子３６０枚，包括枰、矢、马、木、齿、卢、牛、开、塔等。晋代以后，以五木投掷为戏，无子码，以卢为胜。唐代称之为股子，别称叶子戏、彩选。

宣和牌就是今天的牌九，始于宋宣和年间，有牌３２扇，２２７点，按星辰、伦理、庶物、器用列名。四人相戏，每人八扇，三扇合成一牌，盛行于明清。

·２６７·中国艺术史料学同棋，又称同异，清代骨牌戏之一。有牌２１种，１０５张，四人相戏，一人为庄家，三人为散家，通过打牌吃牌，以成牌、和数计胜负。这些都是具有赌博性质的游戏，现代艺术不将其归纳在艺术之中。

现代国际杂技舞台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全世界负有盛名，但是，中国杂技的理论总结工作远远滞后于艺术实践，缺少应有的重视。杂技作为艺术，需要引起艺术学界的足够重视。①中国杂技艺术的学术地位还有待于提高。《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８３９册）“杂技之属”仅收入有唐南卓撰《羯鼓录》一卷，书分前后录，曾为《新唐书·艺文志》收录；唐段安节撰《乐府杂录》一卷；宋晏天章撰《棋经》一卷；宋刘仲甫撰《棋诀》一卷。唐宋杂技的含义与汉代杂技、现代杂技均有所不同，与清《古今图书集成》也很不相同。例如现代棋艺属于体育类，乐府属于诗词类，古今杂技所指的内容处于变化发展之中。

南卓，字昭嗣，年轻时曾为拾遗官，后任洛阳令、黔南观察使。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南卓还著有《唐朝纲领图》一卷，《南卓文》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重印《羯鼓录》、《乐府杂录》、《碧鸡漫志》三书合编本通行。

《羯鼓录》以笔记形式记录唐乐故事十四件和一百三十一首唐乐曲名称。前录记录了羯鼓的来源与形制，唐玄宗的音乐才能和对羯鼓的赞誉。羯鼓曲《春光好》和《秋风高》的创作演奏经过等。后录记叙崔司空论宋狁辨编钟；宋狁左藏门识编钟，并且记录太簇宫、太蔟商、太簇角等唐乐曲名八十八首、佛曲曲名十首、食曲曲名三十三首。其史料可信，文字完整，记录生动。《羯鼓录》是古籍文献中唯一有关中国古代鼓的专著。

唐段安节有《乐府杂录》，又称《琵琶录》，一卷。段安节，青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生卒不详，唐初名将段志玄之玄孙，曾任国子司业。其生平资料仅见《新唐书·段志玄传》。段安节自幼喜好音乐，得晓宫商，见闻甚多，并能记忆，见崔令钦《教坊记》的记录并不周详，所以以自己的耳闻目睹编成《乐府杂录》。此书所指的“乐府”，泛指唐中叶以后的音乐、戏曲、杂技。《乐府杂录》是一部笔记性质的著作，乐部有雅部、云韶乐、清乐部、鼓吹部、驱傩、熊罴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等九条。乐部九条中，使用的乐器有石磬十二架、编钟十二架、箫、笙、竽、埙、篪、跋膝、琴、瑟、筑、籾、拍板、云和筝、方①张道一先生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于润洋先生在讨论杂技的艺术分类问题时，于润洋问张道一：“杂技属于哪个门类？”张道一先生回答道：“是啊，杂技是属于农业呢，还是属于工业呢？”于先生说：“杂技当然属于艺术。”两位先生相对莞尔。

·２６８·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响、钲、鼓、角、笳、哀笳、答鼓、四色鼓、楷羯鼓、鸡楼鼓、琵琶、五弦、箜篌等三十多种。次列有歌、舞工、俳优、傀儡子等四条。乐器有琵琶、筝、箜篌、笙、笛、筚篥、五弦、方响、击瓯、琴、阮咸、羯鼓、鼓、拍板等十四条。乐曲有安公子、黄骢叠、离别难、夜半乐、雨霖铃、还京乐、康老子、得宝子、文叙之、望江南、杨柳枝、倾杯乐、道调子等十三条。书后有《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是研究晚唐音乐、舞蹈、戏曲的珍贵资料。最近版本有１９８０年中国戏剧出版社重印的１９５９年《中国古曲戏剧论著集成》校点本。

中国杂技艺术在汉代就已经非常兴盛，汉代画像石、汉俑有大量的杂技场面，西方的艺术以歌剧成熟最早，而中国的艺术以杂技水平最高。杂技孕育了舞蹈、武术等艺术内容，是中国艺术的特色门类，清代《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法有杂技的独立位置。中国杂技的艺术水平非常之高，但是由于民间杂技艺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杂技艺术的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中国艺术学研究需要加强杂技艺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使历史悠久的中国杂技艺术得到应有的学术地位。这一点中国文联做得比较好，有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

中国杂技应该引入中国艺术教育体系。中国杂技艺术的成就非常之高，植根于民间，具有世界一流的杂技艺术水平，但是中国杂技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杂技演员从小练童子功，江湖巡回演出的流动生活决定了杂技艺人的生活状态，所以杂技演员的文字写作不多，仍有大量的史论研究工作需要艺术学工作者去做。

９．６四库精要续修存目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５年出版《四库艺术丛书》，选编《四库全书》中《子部·艺术类》、《子部·谱录类》、《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的艺术典籍文献１７０多种，影印出版。１９９７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吴玉贵、华飞编《四库全书精品文存》３０册，第２８册收艺术典籍《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图绘宝鉴》、《唐朝名画录》、《宣和画谱》、《南宋画院录》，第２５册收《历代帝王宅京记》。１９９８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金沛霖主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中册收艺术类典籍４０种。《杂家类·杂说中属》收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等，《杂家类·杂品之属》收曹昭《格古要论》、高濂《遵生八笺》、张应文《清秘藏》、文震亨《长物志》等与艺术相关的典籍。《四库全书子部精要·艺术类》书画书目有：·２６９·中国艺术史料学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唐·孙过庭《书谱》唐·张怀馞《书断》唐·张彦远《书法要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唐·韦续《墨薮》宋·刘道淳《五代名画补遗》宋·刘道淳《宋朝名画评》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郭熙等《林泉高致》宋·朱长文《墨池编》宋·李蝄《德隅斋画品》宋·钦定《宣和画谱》宋·钦定《宣和书谱》宋·董荄《广川书跋》宋·董荄《广川画跋》宋·邓椿《画继》宋·姜夔《续书谱》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宋·陈思《书苑菁华》宋·陈思《书小史》元·汤篨《画鉴》元·夏文渊《图绘宝鉴》明·朱存理《珊瑚木难》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明·杨慎《墨池琐录》明·丰窻《书诀》明·唐志契《绘事微言》·２７０·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明·项穆《书法雅言》明·赵宦光《寒山帚谈》明·潘之淙《书法离钩》明·朱谋篟《画史会要》明·郁逢庆《续书画题跋记》清·钦定《佩文斋书画谱》清·王毓贤《绘事备考》清·冯武《书法正传》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１９９５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有总目录、索引一册，所收艺术文献散见于各部：《续修四库全书》所收艺术文献列表《经部·礼类》考工、器用著作文献（第８５册）《史部·金石类》金石著作文献（第８８６—９１３册）画、书、篆刻、音乐、敦煌曲谱、舞谱《第《子部·艺术类》１０６５—１０９５册》《子部·谱录类》考工文献（第１１０７—１１１５册）《集部·曲类》曲本、戏曲典籍（第１７３８—１７８２册）《集部·戏剧类》杂剧、南戏、传奇（第１７６０—１７８２册）１９９７年山东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录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依经史子集四部，所收艺术文献散见于各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艺术文献列表研究《考工记》著作（第８２—８６册），《服制考》８卷（第８８册），《经部·礼类》下《庙制考议》３０卷（第１０５册）《礼乐合编》（第１０９册），谷应泰《博物要览》（第１１８册）《子部·艺术类》书画类艺术文献（第７１—７６册）《子部·谱录类》器物类文献（第７７—７８册）器物鉴赏文献（第９９、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８、１４３、１４７、《子部·杂家类》１４８等册）《集部·词曲类》曲本（第４２２、４２５、４２６册）·２７１·中国艺术史料学２０００年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罗琳主编《四库未收书辑刊》１０辑，每辑３０册。第一辑第３０册收金石、印、书目５种；第二辑第２８册收金石书４种；第三辑第２４册收印、琴书３种；第四辑第２８册收琴谱等３种；第六辑第１１册收《古今钱略》１种，第１９册收琴谱１种；第九辑第１３册收歌乐书种；第十辑第１０册收琴、棋书５种。

９．７集部文学与戏曲集指诗文集，是集聚众篇为一书。两汉以前无“集”之名，诗赋、文章以单篇的形式保存在史传之中。汉魏之际始见汇集一人之书称为集。《文选》卷四十二有“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南朝梁阮孝绪编《七录》以“文集录”作为类目之一。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集部”从此确立地位。集部图书文献一般为文学作品，但是文学作品中亦有关于绘画、音乐、戏剧、工艺、建筑、书法等艺术内容的记载与描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艺术文献史料价值。

《四库全书》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词曲有词集、词选、词语、词谱词韵、南北曲。楚俗好巫，民间往往在夜间由女巫祭祀诸神，唱歌跳舞作法。“楚声”中有九歌，现存于《楚辞》中的九歌，是楚国诗人屈原根据民间流传的九歌曲调，“更定其词”所作。

《九歌》是楚国南部流传久远的民间祭神乐歌，经屈原加工写成了风格独特的抒情诗。《九歌》共分十一篇，前十篇每一篇祭一个神，《九歌》开始迎神的序曲是《东皇太一》，最后的送神曲是《礼魂》。《东皇太一》描写祭祀天神的场面，祭祀以巫舞的形式，在群体舞蹈中陶醉欢娱，达到忘我的境界，如神附身，如痴如醉，产生一种神秘感。以祭祀巫术的舞蹈来“请神”、“通神”、“娱神”。巫舞优美动人，伴随着乐歌，以九首短歌连接而成。

汉代文学以大赋著名史册，汉赋辞藻华丽，善于排比描摹事物，其中有关于艺术的描述，记录了汉代园林建筑、音乐舞蹈等艺术盛况。司马相如（前１７９—前１１７），字长卿，成都人，西汉景帝时任武骑常侍，后为梁孝王门客，武帝时官孝文园令，为西汉著名辞赋家。有《司马文园集》，有《子虚赋》、《上林赋》。《上林赋》又名《天子游猎赋》，描写上林苑地理形势胜、山谷泉水、宫阙楼台、果木花卉以及天子射猎盛况。

东汉傅毅（约４２—约９０），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２７２·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章帝时为兰台令史，与班固同校内府藏书，东汉文学。有原集五卷，已佚。

今存《舞赋》、《七激》等十余篇。《舞赋》描绘了汉代最负盛名、最为流行的盘鼓舞，即汉画中常见的“七盘舞”。舞蹈与诗歌、音乐都是思想感情的表达，而“舞以尽意”，以舞蹈的效果更佳。中国传统的乐舞理论强调其著作功能和教化作用，《舞赋序》以虚拟的对话形式阐述了独到的乐舞理论，提出乐舞的愉悦功能，以“小大殊用，郑雅异宜”的观点，阐述了正统雅乐与民间乐舞郑声各有不同的社会作用。雅乐用于郊庙祭祀，协调人与神的关系，民间乐舞使人精神愉悦，具有愉悦作用，并且提出“郑卫之乐”无害论的观点。

东汉张衡（７８—１３９），天文学家、文学家。字子平，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人。曾任太史令，著有《二京赋》、《观舞赋》、《归田赋》等作品。

《观舞赋》以绘声绘色的笔法，描写了盘鼓舞的舞蹈场面，刻画了舞蹈者的舞容舞态。盘鼓舞是汉代最有盛名的代表性舞蹈之一，舞蹈者在盘鼓上踏舞，盘鼓既是舞具又是乐器，鼓腔内填有糠，踏击有声，节奏分明。《观舞赋》描绘了舞蹈的全过程，与汉画相印证，是关于汉代舞蹈的艺术文献。

郭茂倩①为北宋末南宋初人，他编撰的《乐府诗集》，是上古至唐五代的乐章和歌谣总集，是彪炳千古的音乐舞蹈艺术文献。编辑乐府诗是汉代以来的传统，《汉书·礼乐志》已经著录若干郊庙歌，《宋书·乐志》著录了汉相和歌辞。《隋书》、新旧《唐书》的《艺文志》载，两晋、南朝都有众多私家辑录乐府的诗集，但是大都佚失。《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价此书“言乐府者，以是集为祖本，犹渔猎之资山海也”。《乐府诗集》设１２大类，共１００卷，其中有：１．郊庙歌辞十二卷。汉至五代，用于朝廷举行的祭祀大典。

２．燕射歌辞三卷。

３．鼓吹歌辞五卷。初为军乐，后一度与汉乐结合。汉以后转为雅乐，用于朝会、田猎、道路、游行等场合，奏以短箫铙鼓，录汉《铙歌》，有西汉民歌的佳作。

４．横吹曲五卷，传自西域，西汉李延年更造新声，也称鼓吹。有鼓有角者为横吹，是军旅马背上之音乐，至东汉专用于赏赐有功的边将。其中《梁鼓角横吹曲》由北朝传来，保留了许多北方民族的优秀民歌。

①郭茂倩，南宋后期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褒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

·２７３·中国艺术史料学５．相和歌辞十八卷。初为徒歌，后来逐渐被以弦管，“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是汉乐府的大宗，历代均有拟作。

６．清商曲辞八卷。其开始是相和三调，即平调、清调、瑟调，是汉魏旧曲。主要是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等。

７．舞曲歌辞五卷。汉至隋，是配合乐舞的歌。包括用于郊庙的雅舞，用于宴会游乐的杂舞。

８．琴曲歌辞四卷。唐虞至隋唐，合于琴曲的歌，有五曲、九引、十二操等。

９．杂曲歌辞十八卷。汉至唐，指没有配乐或乐调难明的歌辞，题材杂广。

１０．近代曲辞四卷。隋、唐两代杂曲，为文人作品。

１１．杂歌谣辞七卷。唐虞至隋唐，徒歌谣谚。

１２．新乐府辞十一卷。唐代新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兼顾了乐府诗的来源、用途和音乐系统。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音乐、舞蹈、诗歌有无可取代的重要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有聂世美、仓阳卿校点本。

《四库全书·集部》书籍主要是历代文学家的总集、别集，集部以文学为主，是著名文学家的诗文集，以唐宋金元时代分类，收集名家诗文，是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史料，现存集部书籍约在８０００种左右。集部书籍中的词曲、词谱词韵、南北曲与曲艺、戏剧艺术有关，现代曲艺、戏剧属于艺术的门类。

艺术家、画家、艺术史论家的诗文集，具有艺术文献的价值。

西晋文学家陆机（２６１—３０３）有《陆士衡集》，其《文赋》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研究文学创作规律的专论，其中有关于艺术与文学比较的论述。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曰：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对音乐、绘画、园林艺术有丰富的描写，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长恨歌》、《琵琶行》等诗歌为其传世佳作，其中有许多关于艺术的描写与论述。《琵琶行》生动地描述了演奏者内心的感情和表演技巧，诗人从“急雨”、“私语”、“大珠小珠落玉盘”、“莺语”、“幽咽·２７４·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泉流”、“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等千变万化的声音里体会演奏者内心的“不得意”与“无限事”。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描写宫廷舞蹈《霓裳羽衣舞》，《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写唐代《琵琶谱》。白居易描写音乐歌舞的诗还有《五弦弹》；观秦王破阵乐作《七德舞》；观西域乐舞《西凉伎》，西凉伎结合狮舞、胡腾舞，是唐开元、天宝年间常见的舞蹈技艺；《胡旋女》写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胡旋舞，是唐天宝年间由西域康居国传入中原的舞蹈，即今中亚细亚撒马尔罕；骠国乐是骠国王雍羌之子于贞观十七年来唐朝所献的舞蹈；《柘枝伎》写中亚传来的柘枝歌舞；《杨柳枝二十韵》写北方民歌《折杨柳》。白居易《画竹歌》是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画竹文献。《白居易集·卷四十三》“记画”写唐代画家张敦简的绘画艺术曰：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和役灵于其间者。时余在长安中，居甚闲，闻甚熟，乃请观于张，张为予尽出之。

园林艺术方面，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有《草堂记》记草堂的地理位置、山川形势、建筑园林与环境，描写诗人在草堂的所居、所游、所悟，表达了作者朴素淡雅的建筑园林思想，提出“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体宁心恬”的中国园林艺术感悟。

唐代符载《江陵陆侍御宅集观张员外画松石序》生动地记载了唐代著名画家张?的作画过程。张?的论画著作《绘境》未能留存下来，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论述记载在《历代名画记》卷十。符载赞叹其画：“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描写了唐代画家曹霸的高超绘画艺术，记录了曹霸出身名门与绘画艺术专长，于开元年间受诏成功地修补凌烟阁功臣画像，画唐玄宗的御马“玉花骢”，并且与其入室弟子韩干的作品相比较，是珍贵的艺术文献。

宋代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七十三《杂题跋》有《题薛公期画》，卷一百三十《试笔》有“鉴画”，宋苏轼《苏轼诗集》卷二十九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的诗画论述。《苏轼文集》卷十有《净因院画记》，卷十一有《文与可画,6谷偃竹记》、·２７５·中国艺术史料学《传神记》，卷七十有《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跋文与可墨竹》、《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又跋汉杰画山二首》等关于绘画艺术的史料文献。宋代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七有《题赵公佑画》、《题李汉举墨竹》、《题摹燕郭尚父图》绘画题跋。中国文人绘画，以元、明、清题跋最多，陈邦彦编《康熙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编》是康熙年间编辑的系列文献《御定全唐诗》、《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佩文斋书画谱》、《御定历代赋汇》中的一部。同类文献还有明范迂《题画诗》、清王绎辰辑《大涤子题画诗跋》等。现代同类著作有《古代题画诗分类选编》、《历代题画诗类编》、《中国历代题画诗选注》等。

词是配合唐代以来新兴燕乐的音乐文学。唐代人称词是“曲子词”，所以说宋词应该是配合乐曲的歌词。宋代人称词为“歌词”、“乐章”、“乐府”、“倚声”。“家家歌柳七之词”，在宋代，柳永的词是可以歌唱的，词的演唱既有市井民间基础，又有文人士大夫创作的介入。宋代朝廷重大节日或者宴会，都有教坊乐表演歌舞百戏。官署建乐营，选取能歌善舞的女艺人入籍为官伎，在宴会上合乐表演歌舞。贵族与士大夫则有家伎，家宴时令歌伎表演助兴。民间瓦市勾栏有小唱。宋词就这样通过歌伎艺人的演唱而广泛流传。宋代社会风气产生了文人填词、歌伎传唱的局面。南宋初年，《碧鸡漫志》卷一载：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唐时男有陈不谦、谦子意奴、高玲珑、长孙元忠、侯贵昌、韦清、李龟年、米嘉荣、李衮、何戡、田顺郎、何满、郝三宝、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张红红、张好好、金谷里叶、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谢阿蛮、胡二碞、宠妲、盛小丛、樊素、唐有态、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云。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①宋词在总体呈现缠绵妩媚之风，以婉约香艳为特色，不复有唐诗豪迈之气。教坊演唱规模盛大，宋代教坊有十三部，分乐器、歌唱、舞蹈、杂剧四类。

《武林旧事》卷一所记乐部与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略同。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云：①《碧鸡漫志》卷一，转引自谢桃坊《宋词演唱考略》，《文献》１９９０年第４期，第２４—２５页。

·２７６·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旧教坊有荜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部、琵琶部、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管色、舞旋色、杂剧色、参军色。但色有色长，部有部头。上有教坊使、副铃辖、都管、掌仪、掌范，皆是杂流命官。其诸部诸色，分服紫、绯、绿三色宽衫，两下各垂黄义(。杂剧部皆诨裹，余皆幞头帽子。更有小儿队，女童采莲队。

词与曲在古代正统观念中是诗之余事，是诗之余音与末派，其品格低下。《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序》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著作弗贵，持才华之士，以猗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终篇。①《四库全书总目》词曲又再分为：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我国古代文学有诗、文、词、曲、小说、戏曲，而词曲“在文章与技艺之间”，文章是文学，技艺是艺术，词曲是文学与音乐交叉领域，这是艺术学研究可以关注的环节。

曲是指乐曲，曲是可以演唱的作品。汉以后产生的乐府诗是配乐歌唱的诗，称为曲辞或歌辞。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和西域民族乐曲的基础上产生了元曲，元曲又称为北曲，配北乐。宋代产生了配合南乐的南曲，南曲兴盛于明，南曲和北曲是不同艺术风格的两种乐曲。元曲有散曲、剧曲两种。

散曲与词相似可以配乐演唱。剧曲又称杂剧，散曲早于杂剧。《四库全书·集部·词曲类·南北曲之属》（第１４９６册）有明沈德符撰《顾曲杂言》一卷。

清康熙五十四年王奕清等奉腦撰《御定曲谱》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元周德清撰《中州音韵》二卷。元代的杂剧出现了汤显祖、关汉卿等著名剧作家，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作品，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从艺术文献史料的角度来说，剧本、剧作家是古代戏曲艺术文献的重要部分。杂剧的剧本与剧作家是艺术文献的主要载体与创作者，著名剧作家具有艺术文献的价值。

①转引自高明路《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７２页。

·２７７·中国艺术史料学元代剧作家汤显祖（１５５０—１６１６），字义乃，号海若、若士，别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创作有《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合称为“玉茗堂四梦”。诗文集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等。有《玉茗堂批评》的戏曲十几种，有些是伪托。生平见《明史列传》卷八十四、《明史》卷二三零、《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徐朔方《汤显祖年谱》。《汤显祖诗文集》五十卷是其诗文作品的总集。其戏曲论述主要见于剧本题词、部分书信和戏曲专论《宜黄县戏神清源节朝记》。《牡丹亭记题词》、《邯郸梦记题词》、《南柯梦记题词》、《紫钗记题词》论述了其“四梦”创作的缘起，揭示出作品的主旨，反映了汤显祖创作思想的历程。《宜黄县戏神清源节朝记》是汤显祖一篇系统论述戏剧起源与发展、戏曲艺术力量和社会作用、演员的修养与表演等问题的专论。其记曰：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传活，而况吾人？

“世总为情”是中国戏曲创作的重要思想脉络，“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构成了戏剧的矛盾冲突，从元代汤显祖至清初戏剧家李渔，中国戏剧伦理一直沿用着理想之梦、人世之情与法理难容的矛盾对立框架。

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号己斋叟，元大都（今北京）人，生活在１３世纪３０年代到１３世纪末。他一生从事杂剧创作和演出，创作杂剧六十余种，是当时杂剧创作团体“玉京书会”的领袖。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称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在名为《不伏老》的散曲里，关汉卿有一段最能够表现自己性格特征的自白：“我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关汉卿以戏剧抒发胸中之块垒，以平民性的呼声，上达苍天。他的代表作感天动地的《窦娥冤》，是不朽的传世之作。《窦娥冤》最早的版本由陈与郊《古名家杂剧》刻于明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其次是臧懋循《元曲选》刻于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最晚的版本是孟称舜评点《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刻于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①①本节资料来源参考了王季思主编，李悔吾、萧善因副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２７８·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元代剧作家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生活于１３世纪下半叶到１４世纪初年，曾任江浙行省务官，是“元贞书会”成员，创作杂剧十三种，现存八种。近人编辑其散曲《东篱乐府》一卷，收小令一百○四首，套数十七套。代表作品有《汉宫秋》，表现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题材。《汉书·元帝本记》、《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均有王昭君的史实记载。历代咏叹王昭君的文学作品仅诗歌就有六百多首，戏剧二十多种。如汉代托名王嫱的《昭君怨》歌辞，晋石崇作的《王明君辞》，以及相传葛洪编《西京杂记·王嫱》。明代以后的昭君戏有陈与郊《昭君出塞》，无名氏《和戎记》、《青冢记》，清代薛旦《昭君梦》，尤桐《吊琵琶》，周文泉的《琵琶语》，等等。但是其艺术成就都远不如马致远《汉宫秋》。《汉宫秋》曲辞《梅花酒》、《收江南》等脍炙人口，唱腔唱段优美动人，情景与人物融为一体，文思精妙，文采斐然，能使观众获得如痴如醉的艺术享受。

元代剧作家纪君祥，一作纪天祥，大都（今北京）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杂剧六种，全佚四种，佚文一种，仅《赵氏孤儿》剧本全存。《赵氏孤儿报冤记》有北京图书馆藏明世德堂刊本《赵氏孤儿记》，现在的传本是明徐叔回改编《八义记》。版本有《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元曲选》、《酹江集》本。

元代剧作家高明（１３０５—１３５９），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元至正五年进士，在浙江处州、杭州做过几任小官。去官以后，以词曲自娱，代表作品《琵琶记》，被推为“南戏之祖”。明初的《荆钗记》以及明末清初的李玉、朱素臣等人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都比较接近《琵琶记》，可见其影响之大。

明代剧作家冯梦龙（１７５４—１６４５），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室名墨憨斋，又号墨憨斋主人。江苏吴县人（今江苏苏州），崇祯年间曾为福建寿宁知县，不久退职家居。所作传奇有《双雄记》、《万事足》，改编修订的戏曲有《墨憨斋新曲十种》，其艺术主张接近于吴江派，整理创作、收集改编的作品有小说《三言》、《新列国志》、《平妖传》，散曲《太霞新奏》，俗曲《挂枝儿》，笑话、笔记《古今谭概》、《智囊补》、《情史》等，诗文集有《七乐斋诗稿》、《春秋衡库》、《中兴传略》等。《旌忠旗》写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被卖国贼秦桧谋害的故事，岳飞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久远，宋元戏曲中有《秦太师东窗事犯》、《宋大将岳飞精忠》，明代传奇有《东窗记》、《精忠记》等作品。流行版本有郑振铎藏明墨憨斋刊本，《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本。

明代剧作家孟称舜，字子若，又字子适，或作子塞，会稽山阴（今浙江绍·２７９·中国艺术史料学兴）人，生卒年不详。戏曲创作活动主要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创作有《娇红记》、《贞文记》、《二胥记》、《人面桃花》等六种杂剧。编辑了《古今名剧合选》，收入元明两代的杂剧五十六种，是元明杂剧艺术的重要文献。《娇红记》全名是《节义鸳鸯冢娇红记》，长达五十出，枝蔓较多。

明代剧作家李玉，字玄玉，江苏吴江人，号“苏门啸侣”，活动时间在明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到清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以后。著作有传奇数十种，在申时行家从事过戏曲工作。申时行死后，李玉考中副榜举人。他深通音律，在明末崇祯年间写有《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即所谓“一人永占”四种。入清以后，写了《麒麟阁》、《千钟禄》、《太平钱》、《牛头山》、《眉山秀》、《两须眉》、《清忠谱》、《万里园》等，创作剧目多达三十二种，能够见到的不到二十种。李玉精通曲学，清顺治年间，他在徐于室、钮少雅《北九宫谱》原稿基础上，补充元人杂剧、套数以及明初南戏中的北词，编订《北词广正谱》十八卷，是比较完备的一部北曲曲谱。李玉还是戏剧评论家，曾评过《玉簪记》，由书坊《宁致堂》刊印，称作“一笠庵评本”。康熙六年著《南音三籁序》，评论戏曲演变的得失。

清代剧作家洪癉（１６４５—１７０４），字窻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后以国子监生移居北京，有名京师，性格耿介高傲，常常“白眼踞坐，指摘古今”。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因为伶工们在皇后丧期内为他专场演出《长生殿》，被削籍回家。晚年纵情山水，在浙江吴兴落水而死。洪癉传世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他一生写过十多个剧本，流传下来的只有《长生殿》和杂剧《四婵娟》。明末清初是我国传奇戏剧创作和演出的鼎盛时期，洪癉精通音律，《长生殿》既有精雕细刻的现实描写，又有天上人间的浪漫幻想，二者结合为一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百余年来，流播如新，达到了“以绝好题目，作绝好文章”的艺术效果。

清代剧作家孔尚任（１６４８—１７１８），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１６８４年康熙南巡江南，回京时经过曲阜，孔尚任被召到御前讲经，得到康熙的褒奖，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累迁户部主事、工部员外郎。在这期间，他奉命到江南参与治水，游览了南京、扬州一带的名胜古迹，收集了不少南明史料。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他写成了《桃花扇》传奇，勾引起了明朝遗老的亡国之痛，也引起了康熙皇帝与左右大臣的不满，不出半年就因为一件疑案罢职归里。孔尚任还与顾采合写了《小忽雷》传奇，揭露权奸误国。诗文有《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２８０·第九章《四库全书》艺术史料集》等。近人编辑有《孔尚任诗文集》。《桃花扇》初刻于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有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１９４９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的校注本。

现代剧目文献整理有与小说书目合编的现象，如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黎宏基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举要》，分小说、戏曲两部分，选戏曲４１种。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１９５４年出版，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再版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入晚清戏曲、话剧剧本１６１种，其中传奇１６种，杂剧４０种，地方戏５１种，话剧１６种。１９２７年郑振铎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阅读该馆收藏的小说、戏曲作的提要《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收入戏曲６种。

·２８１·第十章类书、丛书与艺术文献类书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汇编各种材料供人查检使用的工具书。类书是分类编纂的书，类书汇辑众书原文加以分类编纂。从类书中查找艺术类文献极为方便。它把古书中的材料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①（《易·系辞上》），“事类相从，聚之义也”的方法，采集各种古籍图书的资料，按反映事物的性质，分门别类地编辑成书。类书将图书文献中的各类资料，按一定方法分门别类，加以编排整理，采拾原著，分类辑录。类书有两种，一种是类辑各种事物的资料成为一书，具有百科性质，一种是专门编辑一种事物的资料，成为专门的书籍。类书便于后人检索，免除寻章摘句的辛劳。历代类书的编排方式大体有两大种，一种是按类分编，如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一种是按韵编排，如明代官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

类书独立成为文献门类，始于唐开元《古今书录》，其书已经佚失，《唐书·经籍志》循《古今书录》编辑而成，丙部子录有十七家，第十五是“类事家”，于是类书在图书目录中脱离了杂家而独立成类。南宋初年，目录学家郑樵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

类例不患其多也。（《通志》卷七十一《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之四）郑樵撰《通志·艺文略》，打破了“四部法”，将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

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

类书上升成为目录部类。类书、丛书是综合经史子集四部的书，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哪一部也容纳不了的分类图书。但是在习惯上总是把类书、丛①《易·系辞传》。

·２８２·第十章类书、丛书与艺术文献书，特别是类书放在子部里面，如《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第８８７—１０３４册）。历代类书的种类非常之多，今摘其与艺术相关部分略加叙述。

１０．１三国两晋类书三国王象《皇览》是中国第一部类书。三国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２２０）到黄初三年召集群儒，令王象、缪袭等人编纂，编成了完全新型的大型图书《皇览》，《皇览》是中国古代类书的始祖。据载，此书分四十部，千余篇，约八百余万字，藏于秘府，供皇帝阅读，故称《皇览》，开创了类书的编纂体例，此书于唐末失传。今有清孙冯翼辑本。

两晋南北朝时期，新编类书比较著名的有：南朝梁编撰《寿光书苑》二百卷、《类苑》一百二十卷、徐勉等编撰《华林遍略》七百卷、北齐祖?等编撰《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其中以《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最为有名，可惜南北朝时期的类书皆已失传，但是对以后的类书编撰具有开启山林的作用，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几种古类书残卷，其中有《修文殿御览》。历史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需要历代的编撰积累，知古鉴今，借古开今，切忌数典忘祖。

１０．２隋唐类书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类书辑录成果丰硕的时期，既有官修类书，也有私修类书。隋唐官修类书有五种，私修类书有三种。隋唐官修类书有隋炀帝时虞绰等编《长洲玉镜》四百卷，唐代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一百卷。唐太宗时高士廉等编《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武则天时张昌宗等在《文思博要》基础上增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域等部，增订成为《三教珠英》一千二百卷。唐玄宗时徐坚等编《初学记》三十卷。

虞世南是隋末唐初人，在隋朝任秘书郎时抄辑群书，编成《北堂书钞》。

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原书共一百七十三卷，为私修类书。至宋代此书已经难以寻觅。现在的通行本有一百六十卷，分十九部，八百余类，已非全貌。

虞世南在唐代朝廷中有“书精”的雅号，据《隋唐嘉话》：唐太宗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２８３·中国艺术史料学行秘书也。”虞世南早年在隋秘书省任秘书，博学强记，藏有自己编辑的类书《北堂书钞》①。此书既有选择又有分类，是虞世南应对朝廷事务各种问题的“枕中鸿宝”。后来虞世南成了唐高宗的“两脚书橱”。《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收入虞世南撰、明陈禹谟补注的《北堂书钞》。《北堂书钞·艺文部》（卷９５—１０４）收入笔、纸、砚、墨、策、简、牍、札、封泥等方面文献资料；《乐部》（卷１０５—１１２）收入歌、舞、钟、磬、鼓吹、乐器等方面文献资料；《衣冠部》（卷１２７—１２９）、《仪饰部》（卷１３０—１３１）、《服饰部》（卷１３２—１３６）、《舟部》（卷１３７、１３８）、《车部》（卷１３９—１４１），收入考工方面的文献资料。

唐高祖李渊在位时，下令编撰类书《艺文类聚》，欧阳询为领修，受诏参与编修有十余人。全书一百卷，分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储宫、人、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杂文、武、军器、居处、产业、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食物、杂器物、巧艺、方术、内典、灵异、火、药香、草、宝玉、百谷、布帛、果、木、鸟、兽、鳞介、虫豸、祥瑞、灾异，共四十六类，引用古籍一千四百三十一种。《艺文类聚》子目共计七百二十七条，与艺术相关的有《乐部》（卷４１—４４）、《居处部》（卷６１—６４）、《服饰部》（卷６９—７０）、《舟车部》（卷７１）、《巧艺部》（卷７４）、《宝玉部》（卷８３—８４）、《布帛部》（卷８５），还有《衣冠部》、《仪饰部》等历代音乐、考工文献，是现存较早又比较完整的一部类书。《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收唐欧阳询等奉敕撰《艺文类聚》一百卷。１９６５年中华书局出版唐欧阳询领修、汪绍楹校本《艺文类聚》。

唐代徐坚等编撰《初学记》。唐玄宗李隆基时官修类书《初学记》，是一部以知识为重点的类书，编辑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皇太子读书。唐玄宗李隆基对大臣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②①虞世南在隋秘书省时自辑《北堂书抄》。

②唐代刘肃《大唐新语》卷九。

·２８４·第十章类书、丛书与艺术文献张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书，徐坚①以《初学记》３０卷分２３部进呈。《初学记》是一部非常有用的工具书，保存了大量的古籍资料，可以校正今本古籍的伪误与分类文献。《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它“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之下远矣”。在音乐文献方面，《初学记》记录音乐的声乐、器乐、舞蹈艺术的有《乐部》上（卷１５），收录雅乐一、杂乐二、四夷乐三、歌四、舞五。《乐部》下（卷１６），收录琴一、筝二、琵琶三、箜篌四、钟五、磬六、鼓七、箫八、笙九、笛十。《初学记·雅乐第一》分“叙事”、“事对”、“诗”、“诏”进行类别事物的叙述。“叙事”乐的引证文献有《左传》曰：“天子省风以作乐。”《世本》曰：“夔作乐。”又《礼记》曰：“夔始作乐，以赏诸侯。”《礼记》曰：“夫乐，清明天象，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白虎通》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声者鸣也，音者饮也，刚柔清浊，和而相饮。”《汉书》曰：“五声者，宫商角徵羽。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共引用文献《尔雅》、《五经通义》、《国语》、沈约《宋书》、《周礼》等十一种典籍。

“事对”是对关于音乐的词语加以注对，注明词的出处。“乐”的事对引证文献有《左传》、《五经通义》、《礼记》、许慎《五经异义》、《仪礼》、《周易》、《史记》、公孙尼子《乐论》、张衡《南都赋》、袁安《夜酣赋》、许慎《说文》、《列子》、《汉书》、《庄子》、《国语》、《周礼》、《论语》、《淮南子》、邯郸绰《五经析疑》、《五经通义》、《尚书》、《吕氏春秋》、曹植《七启》、《楚辞》等２５种以上。

如词条：省风、考俗。《左传》曰：“伶州鸠曰：‘夫鼓音之舆也，钟声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乐叶图微》曰：‘乐听其声。和以音，考以俗，验以物类。’”从史书《左传》中伶人与乐工的语言，对注了省风、考俗两词的含义。

“诗”是从诗词之中引证文献举例，供皇太子们模仿学习。雅乐的诗词引证文献有：唐太宗皇帝《三层阁上置音声诗》，梁王?《观乐应诏诗》，隋何妥《奉敕于太常寺修正古乐诗》、《乐部曹观乐诗》，隋薛道衡《奉和月夜听军乐应诏诗》，隋孔德绍《观太常奏新乐诗》，隋卞斌《观太常奏》，隋许善心《于太常寺听陈国蔡子元所校正声》，共计诗八首。唐太宗三层阁上置音声诗曰：“旖宴移暮景，紫商引箫前。南陈歌尘合，分阶舞影连。声流三处管，响①徐坚（６５９—７２９），字元固，湖州长城人。官至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封大海郡公。

·２８５·中国艺术史料学匝一重弦。不似秦楼上，吹箫空学仙。”①此为唐太宗晚宴以后，听箫观舞的诗句。

“诏”，在《雅乐第一》有梁武帝问群臣音乐诏：“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所以移风易俗，明贵下贱，而韶?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记，汉魏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历年永久，将坠于地。朕昧爽坐朝，思求厥旨，而旧章匪存，未获矨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学术通明，可陈所见。”②梁武帝为音乐与政治礼仪的关系而担忧，下诏问政于群臣，学问饱学的臣工各呈所见。

《初学记》与书画艺术有关的《文部》（卷２１），有经典一、史传二、文字三、讲论四、文章五、笔六、纸七、砚八、墨九。在建筑艺术门类方面，《初学记·居处部》（卷２４）都邑一、城郭二、宫三、殿四、楼五、台六、堂七、宅八、库藏九、门十、墙壁十一、苑囿十二、园圃十三、道路十四、市十五。“叙事”，对都邑、宫、殿、楼、台、堂、宅、库藏、门、墙壁、苑囿、园圃、道路、市引经据典地进行了介绍。如都邑第一，《春秋左氏传》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无曰邑。《释名》云：‘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对都邑的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在“事对”部分，对“天府、帝畿”二词引用《汉书》、《白虎通》、《毛诗》、《吕氏春秋》、《尚书》、《周礼》、《五经要义》以及班固《西都赋》、张衡《东京赋》、左思《魏都赋》等经史子集文献进行引经据典的注释。《初学记》、《器物部》（卷２５、２６）、《宝器部》（卷２７）汇编了历代考工文献。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出版《初学记》上下册，２００４年再版。此书虽然不是学术著作，却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保存了许多失传的古书片段资料。隋唐时期私修类书有唐代元稹编《类集》三百卷，唐温庭筠编《学海》三十卷，唐代白居易编《白氏六帖》三十卷。唐代中期著名诗人白居易为了收集写作材料，自己编辑了一部类书《白氏六帖事类集》，简称“白氏六帖”、“白帖”。白居易的治学方法是图书文献归类法。据北宋黄鉴撰《杨文公谈苑》说：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钞录成书。故其所记①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７１页。

②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７２页。

·２８６·第十章类书、丛书与艺术文献时代，多无次序。①《白氏六帖事类集》与艺术相关的条目有卷第四：衣服、印绶、笔砚、纸、墨等，卷第九：律吕、书、图画等，卷第十一：宫苑、图书等，卷十八：乐、制乐、知音、六代四夷乐、杂戏、歌、舞，卷二十四：商贾、功巧、材木、胶皮、染、练、金冶、土工。《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有《白孔六帖》一百卷，为唐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孔传，字圣传，孔子后裔，为人博学多闻，取唐以来的“诗颂铭赞，奇编奥录”分类汇聚，以续唐白居易《六帖》，称为《六帖新书》，又称《后六帖》、《续六帖》，存明嘉靖刊本及《四库全书》本。南宋杨伯岩编《六帖补》２０卷，有《四库全书》本。

１０．３宋代类书随着市民生活的需要，类书的种类、题材比较广泛，宋代官修类书有两种，私修类书七种。宋代官修类书有宋李窻《太平御览》一千卷。李窻、扈蒙等人在太平兴国年间（９７６—９８４）奉宋太宗命编修，初名《太平总类》，编修时每天呈三卷供宋太宗御览，改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五十五部，卷首《经史图书纲目》记载此书所引图书一千六百九十余种，其中汉人传记百种、古方志二百种，是辑佚遗失古书的宝库。

工艺美术各种器物是人工造物，属于艺术范畴。《太平御览》与艺术有关的文献有：乐部、文部、学部、仪式部等，《章服部》（卷６８４—６９８）、《工艺部》（卷７４４—７５５）、《器物部》（卷７５６—７６５）、《杂物部》（卷７６６—７６７）、《舟部》（卷７６８—７７１）、《车部》（卷７７２—７７６）、《珍宝部》（卷８０２—８１３）、《布帛部》（卷８１４—８２０）等汇编了考工文献。该书引用繁富，资料来源有北齐《修文殿御览》、唐《艺文类聚》及《文思博要》等类书。

第二部官修类书是宋真宗命王钦若、杨亿编修《册府元龟》一千册。“册府”即皇家收藏典籍的秘府，“元龟”即以灵龟占卜未来，《册府元龟》是可供借鉴的文献宝库之意。此书字数超过《太平御览》一千倍以上，是宋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资料以正史为主。宋代注重文治，市井文化异常繁荣，皇家造册收藏的青铜、书法、绘画、工艺、园林、服饰、金石、器具达到鼎盛时期，①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３页。

·２８７·中国艺术史料学《册府元龟》当是宋皇家典籍文献的类编。

宋代是重文轻武的时代，皇家艺术与市井文化高度繁荣，宋版图书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出现了私人编辑类书。宋代私修类书有王应麟编《玉海》二百卷，附《词学指南》四卷，分天文、律历、地理、帝系、艺文、礼仪、车服、器用、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等二十一部，有二百四十余类，资料来源为宋代的实录、国史、日历、会要等文献，是研究宋代艺术的珍贵文献。高承编撰《事物纪原》十卷，明代李果修订，是一部考证事物起源和沿革的类书。全书分为天地生植、帝王后妃、乐舞声歌、冠冕首饰、衣裘带服、学校贡举、经籍艺文、伎术医卜、舟车帷幄、什物器用、岁时风俗、宫室居处、城市藩御、农业陶渔、酒醴饮食、博弈嬉戏、布帛杂事、草木花果、虫鱼禽兽等五十五部，一千八百四十一事。吴淑编撰《事类赋》三十卷。《事类赋》卷十一《乐部》，有歌赋、舞赋、琴赋、笛赋、鼓赋，均与音乐舞蹈有关，可参见《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七十五·子部·类书类》。宋代私修类书还有章俊卿编《群书考索》二百二十卷，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三百六十六卷，祝穆编《事文类聚》一百七十卷，孔传撰《孔氏六帖》三十卷。

由于战乱动荡，草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辽、金、元三个朝代编撰的类书数量很少，治辽、金、元艺术史者需要专门搜集这方面的类书文献。

１０．４明代类书明代类书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集大成的类书，最著名的是解缙等编《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修纂的一部大型类书，保存了大量的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地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资料文献，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１４０３）重提此事，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不易检阅，命解缙等人组织儒士，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解缙召集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时间，匆匆编成《文献大成》。明成祖朱棣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是在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命姚广孝、郑赐、刘季7、解缙等人重修，召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抄写、绘图、圈点等工作，启用皇家图书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指派官员分赴各地采购图书。订出·２８８·第十章类书、丛书与艺术文献凡例二十一条，辑录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评话、工技、农艺、医学等达七、八千种，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多万字，引书七、八千种，元朝以前的佚文秘典和明初的部分图籍往往整部收入，不加删节，并且注明出处。全书完成于永乐五年，明成祖亲撰序言，定名为《永乐大典》，但是当时并未刻印，只缮写正本和副本各一套，正本藏南京文渊阁，迁都后藏北京新宫的文楼。

嘉靖年间为防止火灾又重录“永乐正本”作“嘉靖副本”。后正本下落不明，约毁于明亡之际，嘉靖副本传至清代，雍正年间由皇史晟移藏翰林院。

乾隆中期修纂《四库全书》时发现缺少了二千四百二十二卷。清道光以后，明《永乐大典》被束之高阁无人过问，翰林院官员暗中偷窃《永乐大典》，外国人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暗中收购。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四库全书》文源阁正本化为灰烬，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永乐大典》一部分被英、美、俄、日、德等国入侵者劫走，历经兵火浩劫以后，仅存６４册，由京师图书馆收藏。１９４９年以后，苏联、东德归还我国六十多册。收藏存世的《永乐大典》约三百七十余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入藏１６２册，上海图书馆藏一册。中华书局在１９６０年征集存世的仿钞本、复制本，合成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嘉靖副本《永乐大典》６２册。

在艺术文献史料方面《永乐大典》目录卷１３９６５—１３９９１，载有戏文三十三种。卷２０７３７—２０７５７收杂剧九十余种。这些戏文和杂剧在乾隆时期还完整保存着。由于辑佚者的偏见，放弃不收，绝大部分已经亡佚。《今戏字韵》一册，收《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南戏。①类书作为皇家教育太子的教科书，易见成效。唐玄宗李隆基对大臣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这一希望应在了明代皇室后裔身上。《子弟规·总叙》说：“有余力，则学文。”明太祖朱元璋以贫苦出身起家，其后代子孙从事艺术著述与艺术创作成名者甚多。在艺术方面有建树的如朱权（１３７８—１４４８），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戏曲理论家，著戏曲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再如朱载癱（１５３６—１６１１），明宗室郑恭王朱厚浣之长子，音乐理论家，朱载癱１５岁时，父亲被冤入狱，朱载癱“笃学有至性，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篙独处者十九①张忱石《〈永乐大典〉和它的价值》，《文史知识》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第６２—６７页。

·２８９·中国艺术史料学年”。其间拜少林寺松谷长老专攻音律、历算。２４岁时写出研究古代乐器著作《瑟谱》。朱载癱对天文、历法、音乐、舞蹈、物理、美术、语言、文学多学科领域都有研究，４６岁时，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计算，７０岁时，完成了《乐律全书》，向朝廷进献了《律历融通》、《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３种１０册。

之后又献上了《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等１１种音乐舞蹈艺术文献。沈德潜称之为“天潢中的异人”。朱若极（１６４２—１７０７），明宗室靖江王朱守谦后裔，改名石涛，清代著名画家、绘画理论家，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十八章。朱耷，明宗室后裔，清代著名画家。朱谋篟，生卒不详，明宗室，著作有《画史会要》、《书史会要》。

１０．５清代类书明代重要类书还有俞安期汇辑唐人类书为一编的《唐类函》二百卷，清康熙年间张英等又增补《唐类函》成为《渊鉴类函》４５０卷，称为清康熙钦定《渊鉴类函》。清康熙钦定的《渊鉴类函》４５０卷，分４５部，与音乐、工艺、服装、器物等相关的文献有《乐部》（卷１８４—１９１）、《巧艺部》（卷３２４—３３１）、《居处部》（卷３４０—３５４）、《珍宝部》（卷３６１—３６４）、《布帛部》（卷３６５、３６６）、《仪饰部》（卷３６７—３６９）、《服饰部》（卷３７０—３８１）、《器物部》（卷３８２—３８５）、《舟部》（卷３８６）、《车部》（卷３８７），汇编了音乐、考工文献资料。

清代类书以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１００００卷最为著名，是我国今存最大类书。此书肇端于学者陈梦雷，他于康熙后期侍奉诚亲王，编书３０００余卷，原名《汇编》。清雍正嗣位后陈梦雷被流放辽阳，派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增删重编，至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完成。雍正帝审阅，赐名《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书收罗宏富，内容广博，体例周详，分类周密，分为６编、３２典、６１０９部，有《博物编·艺术典》。古代艺术一词的含义与现代不同。古代“艺”指才能，“术”指方法；而“艺术”合称则泛指各种技术技能。《博物汇编·艺术典》属于今天艺术范畴的有绘画、游艺、戏剧等内容，巫觋、拳博、娼妓三部分内容与歌舞、表演有一定的联系，而农艺、医术、商贾、术数则不在现代的艺术范畴。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画部汇考一辑录《尚书·益稷》、《诗经》、《礼记·曲礼》、《周礼·天官·冬官》、《春秋左传》、《汉书·天文志·艺文志》、《后汉书·舆服志》、《晋书·舆服志》、南齐谢赫《古画品录》、陈姚最《后画品·２９０·第十章类书、丛书与艺术文献录》、《北魏书·礼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车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书文献中绘画艺术文献。画部汇考二辑录有：唐沙门《彦宗后画录·叙》、唐李嗣真《续画品录》、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画部汇考三辑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画部汇考四辑录《宋史·艺文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宋刘道醇《圣朝名画录评》。画部汇考五辑录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画部汇考六、七、八辑录宋《宣和画谱》；画部汇考九辑录宋米芾《画史》；画部汇十考辑录宋邓椿《画继》、宋《中兴馆阁储藏续录》、宋周密《思陵书画记》与《云烟过眼录》。画部汇考十一辑录宋李蝄《画品》、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宋华光道人画《梅谱》、元汤垢《画鉴》。画部汇考十二辑录元汤允谟《云烟过眼续录》、元袁桷《容清居士集》、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元管夫人《墨竹谱》、元李絗《竹谱》等。并且作画部名流列传、画部艺文、画部记事、画部杂录、画部外编，收录中国绘画文献宏富，归类清晰，便于研究查找。《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画部艺文》有画题记、画跋、图记、像记、画赋、题画诗、画歌，还有《艺术典·画部记事》、《艺术典·画部杂录》，记录关于绘画艺术的事件与轶闻。

《经济汇编·乐律典》分四十六部，辑录音乐理论、歌舞和乐器等文献。

《经济汇编·考工典》有建筑、工艺文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第二卷目录有乐律总部汇考一，记录了上古、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商历代与艺术有关的事迹。如上古太昊伏羲氏作二十五弦琴，始作荒乐歌、扶来咏、网罟。《史记》补《三皇本纪》：“太昊庖牺氏结网罟，以教佃渔作二十五弦之琴。”陶唐氏帝尧作大章之乐。尧乐所谓大章者，是赞誉尧德章明于天下。有虞氏帝舜命夔作韶乐，以教胄子和神人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夏后氏禹作大夏之乐。商殷汤作大?之乐。从伏羲作琴，尧舜禹作乐，考证了上古音乐的教化作用。乐律典第二卷考证周文王、武王、成王与舞蹈音乐的关系。周文王作辟雍舞，有钟鼓之乐。周武王作大武之乐。

《大夏》以文德广布天下，使四海文明如华夏，汤以宽治民，使天下得其所，《大武》纪念武王伐纣以除害，以六律、六同、六舞大合乐，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祭祀天神。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大武，构成音乐舞蹈的政治教化作用，称之为“乐教”。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第三卷目录有乐律总部汇考三，考周成王、康王时代的礼乐制度，对六律、六同、六诗、六德进行论述。六同又称为六吕，谈音乐的十二音律。舞蹈有?舞、羽舞、皇舞、牦舞、干舞、人·２９１·中国艺术史料学舞，设有乐官。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称为“诗教”。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卷四汇考秦、汉音乐制度的流变。秦始皇改周大武乐为五行，改房中乐为寿人。汉高帝六年改武德舞为文始舞，又作昭容礼容乐、巴渝舞。汉高祖刘邦过沛县作《大风歌》，作四时歌舞于宗庙。汉文帝时造四时之舞。汉代有汉乐章、鼓吹铙歌十八曲，如朱鹭曲、思悲翁曲、艾如张曲、上之回曲、翁离曲、战城南曲、巫山高曲、上陵曲、将进酒、君马黄歌、芳树曲、有所思曲、圣人出曲、上邪曲、临高台曲、远如期曲、石榴曲等。乐律会考卷五是考证后汉、魏时期的音乐舞蹈情况。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与体育、杂技、游艺的有关的有投壶部、弈棋部、弹棋部、蹴鞠部、弄丸部、藏钩部、秋千部、风筝部、技戏部、幻术部、博戏部、巫觋部、拳搏部、佣工部、优伶部、傀儡部、娼妓部。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编·文学典》第二百三十五卷目录“乐府部会考一”，从《汉书·礼乐制》、《晋书·乐志》、崔豹《古今注·音乐》、《宋书·乐志》、《魏书·乐志》、《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会考乐府的历史记载。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编·文学典》第二百三十六卷“乐府会考二”，有吴兢乐《乐府提要解》、刘楝《乐府解题》、段安节《乐府杂录》，对乐府作品进行具体的解说。第二百三十七卷“乐府会考三”，录郑樵通志“乐府总序”，有“正声序论”、“汉短箫铙歌二十二曲”、“鼓角横吹十五曲”、“汉?舞歌五曲”、“胡角十曲”、“相和歌吟叹四曲”、“相和歌平调七曲”、“相和歌清调六曲”、“相和歌楚调七曲”、“相和歌瑟调三十八曲”、“清商曲七曲”、“铎舞”、“石城乐”，西域民族乐曲有“西凉五曲”、“天竺二曲”、“康国四曲”、“疏勒三曲”、“安国三曲”、“高丽二曲”等，其乐舞、歌舞相配合。

第二百三十八卷“乐府会考四”，录郑樵通志“琴操五十七曲”，有九引、十二操、三十六杂曲。有“古调二十四曲”、“征戍十五曲”、“游侠二十一曲”、“行乐十八曲”、“佳丽四十七曲”、“离别十九曲”、“怨思二十五曲”、“歌舞二十一曲”。

第二百三十八卷“乐府会考四”，“丝竹十一曲”、“觞酌七曲”、“宫苑十九曲”、“都邑三十四曲”、“道路六曲”、“时景二十五曲”、“人生四曲”、“人物九曲”、“神仙二十二曲”、“山水二十四曲”、“草木二十一曲”、“车马六曲”、“鱼龙六曲”、“鸟兽二十一曲”、“汉武帝郊祀之歌十九章”、“梁武帝雅歌十二曲”、“唐雅乐十二和曲”、“汉房中祠乐十七章”、“隋房内曲二首”、“梁武帝叙·２９２·第十章类书、丛书与艺术文献佛法十曲”、“北齐后主二曲”、“立部伎八曲”、“文武舞二十曲”、“唐三大舞”。

第二百三十九卷“乐府会考五”录张蔚然《三百篇声谱》。第二百四十卷乐府总论，有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唐庚文录·乐府命题》、《朱子大全·诗备六义之旨》、马端临《文献通考》“论声乐不传”、“论乐亡”、“铙歌鼓吹辨”、“乐府”及吴讷《文章辨体·乐府》，等等。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声音会消失，难以流传。音乐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亡，古代的文献记载留有了乐曲的名称。鼓吹有鼓吹歌辞、黄门鼓吹、骑吹、横吹；短箫铙歌有汉短箫铙歌、魏短箫铙歌、吴铙歌、晋短箫铙歌，还有拟晋短箫铙歌、拟唐铙歌鼓吹曲；歌舞有乐舞歌辞、汉武德武歌、巴渝舞、晋正德大豫二舞歌、晋文武二舞歌、宋齐凯容宣烈歌舞、梁文武歌舞、唐祀天地武歌舞、唐太庙二舞及群室舞歌、杂舞、盘舞、铎舞、幡舞、白-舞、拂舞、百符舞；琴曲歌辞有相和歌辞、相和曲、吟叹调、平调曲、清调曲、侧调曲、瑟调曲、楚调曲、清商曲歌辞、杂曲歌辞、新曲歌辞、乐章等。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二百四十一卷“乐府部艺文一”，辑录了历代关于乐府的文字，有序言、文赋、乐府后、歌后、跋语。艺术文献的特征是音乐、绘画作品与序言、跋语等语言文字欣赏文献的结合。乐谱、词牌、歌辞、题跋都是艺术文献的组成部分。“乐府部艺文二”是诗文序跋。《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二百四十二卷，是“乐府部记事”。乐府是古代官方管理音乐舞蹈的部门。唐代青州临淄人段安节，唐昭宗乾宁年间曾任国子监司业，撰《乐府杂录》，又称《琵琶录》，一卷。乐府还可以泛指唐中叶以后的音乐、戏曲、杂技。

中国书法介于文字学与艺术学之间。《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字学典》，字学即中国汉字的文字学。《理学汇编·字学典》分二十四部，除音义部、声韵部、方言部以外，有书画部记录与书法艺术有关的文献，分为书法部、书家部、法帖部、篆书部、隶书部、楷书部、行书部、草书部、飞白部、押字部；还有文房杂器部，有笔部、墨部、纸部、砚部、笔格部、水注部、镇纸部、书尺部。字学典第一卷《字学总部汇考一》摘录了上古太昊伏羲氏始造书契，以代结绳记事之政；太昊庖羲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炎帝神农氏因上党羊头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书；少昊金天氏始作鸾凤书；高辛氏始作人形书；陶唐氏始作龟书；夏后氏始作钟鼎书；周文王始作鸟书；周武王作鱼书；秦始皇命李斯作大篆，删古文为小篆；汉武帝作灵芝书；章帝始作章草书等。《字学总部会考二》从《汉书·艺文志》、《西域传》、《晋书·卫恒传》、宋·２９３·中国艺术史料学《王?文字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西域传》、张彦远《书法要录·百体书》、张怀馞《书断》、韦续《五十六种书法》、段成式《酉阳杂俎·各体书法》、释玄奘《大唐西域记》“跋禄迦国书”与“犍陀罗国书”、《辽史·西夏传》、《宋史》、范成大《桂海杂志·桂林字》、朱长文《墨池编·元度十体书》等，考证了汉字书法文字发展的历史，汇集了历代文字书法文献。

清代姚鼐①《古文辞类纂》是一部以文学门类编纂的类书。《古文辞类纂》有历代名家关于建筑、园林、绘画、书法方面的笔记、赞、铭。如建筑园林方面的有：亭记、台记、壁记、堂记、轩记、楼记、阁记、祠记、庙记、溪石记、园记、山水记、县学记、学舍记、墨池记、假山记，绘画书法方面的有：图记、画像记、飞白书记等，赞有《苏子瞻韩干画马赞》、《苏子瞻文与可飞白赞》。古文辞类纂的便利之处是归类集中，便于阅读查找。如建筑艺术门类的文辞在《阿房宫赋》以后，汉代《班孟坚两都赋》记录了汉长安西都的山川形胜、上囿禁苑、神池灵沼、离宫别馆，其宫殿的设计，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其文辞华美，记录翔实，由于西都宫苑已毁，文献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同类的文献还有《张平子两京赋》对于考察山川地形，设计时“览秦制，跨周法”，对其正宫、寝殿、后宫、阁道、用材、太液池、城郭、禁苑、狩猎、均有描叙。在描述历代帝王好治宫室方面，还有《王子山鲁灵光殿赋》。

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格致镜原》一百卷，“采集事物原委，以资考订，故以格致为名”，是一部记载事物原始的类书。宋代以后当数这部书内容广博，较有特色。全书分为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朝制、珍宝、文具、武备、礼器、耕织器物、日用器物、居处器物、香奁器物、燕赏器物、玩戏器物、谷、蔬、木、草、花、果、鸟、兽、水族、昆虫等３０类８３６目。居处器物分：几、案、桌、椅、床、榻、屏风、帘、帷帐、被、枕、席等。大类下再分小类，如“床”下分宝床、香床、金玉床、石床、诸床、绮床、醉床等。与艺术相关的有《冠服》（卷１３—１８）、《宫室》（卷１９、２０）、《布帛》（卷２７）、《舟车》（卷２８、２９）、《朝制》（卷３０、３１）、《珍宝》（卷３２—３６，含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等）、《文具》（卷３７—４０）、《礼器》（卷４３）、《乐器》（卷４５—４７）、《日用器》（卷４９—５２）、《居处器》（卷５３、５４）、《香奁器物》（卷５５、５６）、《燕赏器物》（卷５７、５８）、《玩戏器物》（卷５９、６０）。此书注重器物、工艺、花木、鸟兽的记载，重视物的①姚鼐（１７３１—１８１５），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四库馆编纂官。《古文辞类纂》历时三十多年，晚年定稿。

·２９４·第十章类书、丛书与艺术文献记载，对于事则一律不收，为研究古代文化史、科技史、艺术史、工艺史提供了不少重要资料，在清代影响很大，几乎一般读书人家的案头都有一部。

现代艺术文献类编整理出版，在绘画艺术方面出版的类书有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下册）。俞剑华先生读余越园《书画书录解题》、于安澜《画论丛刊》得到启发，在两书的基础上广收博采编为一书，以期尽采历代画论书籍的要点，初名《历代画论大观》。后又重编改名《历代中国画论集成》，１９５５年将全书重新整理分为六类，以类别为经，以时代为纬，历时二十余年惨淡经营，屡经改编，最后定名为《中国画论类编》，于１９５７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７年出版修订本，改名为《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编辑的主要目的，是给研究中国画理论的学生以充足的资料，省却寻访搜检之辛劳。俞剑华辑录的古籍有为数不多的明代《王氏书画苑》、詹氏《画苑补益》。《佩文斋书画》采录则比较广博，但是有较多割裂，难窥原书全豹。《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的画论文献也不完整，清代画论之多超轶往古。《四铜鼓斋画论集刻》限于清代，种数较少。至秦氏《画学心印》收罗较备。清代以前，沿着《王氏书画传习录》的陋习，任意篡改搭配。晚近丛书有邓实、黄质辑录《美术丛书》资料丰富，成为艺苑巨观，但是随得随刊，前后毫无次序，在版本校雠、辨伪方面缺少考虑。余氏《画法要录》综合历代画论，分类编次，但是东鳞西爪，支离破碎。《四库全书提要》对每一种书籍加以考订辩证，但是所搜绘画书籍有限。在分析各种同类图书优劣的情况下，俞剑华先生集千年中国画论之大成，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将画理、画法、画诀、画诗、画品、画评、画谱、画说、画鉴、画筌、画尘、画跋酌情选录，第一、二编泛论，第三编品评，第四编人物，第五、六编山水，第七编花鸟，第八编鉴藏装裱，每类以时代为序，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类书，缺点是因为摘录原文，难窥全文。中国美术学院王伯敏、任道斌编《画学集成》，则不加摘录，原文照刊，全由读者观览，可以与俞剑华先生《中国画论类编》互为参证阅读。

１０．６丛书艺术文献凡是汇集两种或两种以上整部书籍编为一书，并且另题一总书名的综合著作，皆可称为丛书。丛书是汇集众书合纂为一的书，是众多整部书籍的汇编。丛书产生于南朝齐时期，南朝齐陆澄搜《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图·２９５·中国艺术史料学书，编为《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书目一卷。南朝梁任窻又增益陆澄之书，为《地记》二百五十卷，此为中国丛书之祖。

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身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撰写《书目答问》，回答在当时的条件下读什么书的问题，对其后百年影响很大。张之洞把丛书独立成一部，与四部相并列成为五部，类书还是放在子部。但是在门类目录下附注释说：“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列于此。”①所以说子部是诸子百家之书，类书则是专门学科门类之书，属于行业之书，不是诸子百家中的某一家某一人之书。类书的主要作用是遇事方便检索，是将某一种学科文献进行归类编纂的工具书，对于文史研究、艺术学研究而言，类书无疑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由于《四库全书》典籍繁浩，所以有《四库全书提要》提取其精要篇章引领群书。张之洞说：《四库提要》为群书之门径，《汉学师承记》为经学之门径，《小学考》为小学之门径，《音学五书》为韵学之门径，《史通》为读史之门径，《历代帝王年表》为读史之门径，《古今伪书考》为读诸子在门径，《文心雕龙》、《诗品》为读诗文之门径，《声调谱》、《说诗蒣语》、《四六丛话》、《历代诗赋》为诗赋四六之门径，《书谱》、《续书谱》、《艺舟双辑》为学书之门径。②张之洞依照《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分类法，在《书目问答补正》中，艺术列于子部艺术第九，“举其典要可资考证者，空谈鉴赏不录”③。开出专论书法的书目为：唐张彦远《书法要录》十卷，梁庚肩吾《书品》，唐张怀馞《书断》，唐孙虔礼《书谱》一卷，宋朱长文《墨池编》二十卷、《补遗》一卷，宋姜夔《续书谱》一卷，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九卷，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六卷、《附录》三卷。

《书目答问补正》专论绘画的书目为：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唐代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一卷、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六卷、宋代邓椿《画继》十卷、元代夏文彦《绘图宝鉴》五卷、清代周亮工《读画录》四卷、清代张庚《画徵录》三卷及《续》二卷、清代胡敬《南薰殿图像考》一卷。统论书画①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２页。

②张之洞《书目问答补正》，广陵书社２００７年版。

③张之洞《书目问答补正》，广陵书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５１页。

·２９６·第十章类书、丛书与艺术文献的书目：清代《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

专论法帖的书目：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三卷，宋代董荄《广川书跋》十卷，宋代曹士冕《法帖谱系》二卷，清代王澍《阁帖释文考正》十二卷，清代王澍《虚舟题跋》十卷、《补原》三卷，清代翁方纲《苏斋题跋》二卷，清代姚鼐《法帖题跋》二卷。

专论印章书目：元代吾邱衍《学古编》一卷、清代桂馥《续三十五举》一卷、清代周亮工《印人传》三卷。

专论金石书目：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十卷，宋代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宋代叶奕苞《金石录补》二十七卷、《续跋》七卷，宋代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四卷、《蜀碑记》一卷，宋代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卷，宋代阙名《宝刻类编》八卷，清代孙星衍、邢澍《环宇访碑录》十二卷，今人《环宇访碑录补》十二卷，王昶《金石萃编》一百二十七卷，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钱大昕《潜研堂金石目》八卷。

专论古琴、乐府书目：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一卷、宋代朱长文《琴史》六卷。

现代有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商务印书馆汇集丛书１００部，影印成《丛书集成初编》４０００册，收书４１０７种，１９８５年中华书局重版。有宋代左圭《百川学海》、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明代陈继儒《宝颜堂秘籍》、明代沈津《欣赏篇》、明毛晋《津逮秘书》、清代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清代高承勋《续知不足斋丛书》、清代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清代鲍廷爵《后知不足斋丛书》等，汇集艺术书颇多。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音乐艺术类文献方面，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委员会为了阐明中国民族音乐遗产的优秀传统，于１９６１年商请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抽调出一部分人才，有计划地从事我国古代音乐资料的整理工作。１９６２年１１月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入选的二十六种古类书是：《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太平御览》、《事类赋》、《事物纪原集类》、《册府元龟》、《唐宋白孔六帖》、《海录碎事》、《记纂渊海》、《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玉海》、《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明本大字应用碎金》、《事物绀珠》、《山堂肆考》、《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三才图会》、《稗史汇编》、《天中记》、《渊鉴类函》、《子史精华》、《增补万宝全书》等。有一些类书虽有一定代表性，但所辑音乐方面的资料与以·２９７·中国艺术史料学前其他类书重复的，如《唐类函》等；或所收的音乐资料虽比较全面，甚至还有一些为其他类书所未收，但因卷帙浩繁，如《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等，本辑均暂未收录。①新中国再版、出版的艺术文献丛书主要有：１９３２年前后沈子丞先生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１９４２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１９８２年文物出版社再版；１９８２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于安澜先生有《画论丛书》、《画史丛书》、《画品丛书》三种，收入《古画品录》、《续画品》、《贞观公私画史》、《后画录》、《续画品录》、《唐朝名画录》、《五代名画补遗》、《圣朝名画评》、《德隅斋画品》、《画史》、《广川画跋》、《云烟过眼录》、《画鉴》；１９８３年中国书店出版社根据１９３６年世界书局影印《艺林名著丛刊》，收入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笪重光《画筌》、龚贤《画诀》、秦祖永《桐荫画诀》、秦祖永《桐荫论画》、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１９８５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丛书集成新编》１２０册，收书１９７７种，９３８８卷。其《应用科学类》有织物、衣服、工艺、文具、笔、墨、纸、砚、建筑、家具、陶瓷、玉、石等子目。艺术类书籍有宋代李如圭《仪礼·释宫》、宋代黄长睿《燕几图》、元代费著《蜀锦谱》、元代朱德润《古玉图》、清代赵之谦《咏庐闲话》、清代朱琰《陶说》、清代吴骞《阳羡名陶录》等与艺术相关的文献。《艺术类》（第４８—５４册）有园林、金石、砖、印谱、彝器、装潢、书画目录、书画考识、书画论、碑、碑帖考识、书法、书论、书传、画谱、画考识、画法、画传、补辨、音乐、乐器、乐曲、乐谱等子目。此书还编有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明代王佐《新增格古要论》、清代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１９８９年出版《丛书集成续编》２８０册，收丛书１５１种，有晚清至民国丛书、地方丛书。《总类·各类丛书》（第１１册）编考工、音乐丛书。《应用科学类》（第８６—９０册）有刺绣、衣服、工艺、墨、砚、建筑、家具、游具、陶瓷、玉、石等子目。艺术类专著文献有清代丁佩《绣谱》、清代沈寿《雪颐绣谱》、清代任启运《宫室考》、清代程哲《窑器说》、清代寂园叟《陶雅》、清代陈性《玉纪》等文献。《艺术类》（第９１—１０２册）分欣赏品、园林、金石、印谱、篆刻家、彝器、砖瓦、鉴赏、书画题识、书画论、碑、碑帖考识、书题识、书法、书论、书传、画谱、画题识、画法、画论、画传、音乐、乐器、乐谱、剧曲等子目，编入明计成《园冶》、宋赵明诚《金①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７页。

·２９８·第十章类书、丛书与艺术文献石录》、明吕震《宣德彝器图谱》、张应文《清秘藏》、明董其昌《骨董十三说》等艺术文献。

２０００年海南出版社出版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７３２册，分经史子集四部，影印故宫博物院藏古代珍本文献。《子部·政书·考工》（第２９４—１９８、３３９、３４０册）收清廷刊刻的六种《匠作则例》；《子部·术数》（第４１０册）收数种《鲁班经》版本；《子部·艺术》有书画（第４３４—４６４册）、琴谱（第４６６册）、篆刻（第４６７册）、杂技（第４６８、４６９册）。其中有从《四库全书》撤出的艺术典籍，如周亮工《读画录》、吴其贞《书画记》等。《清代南府与升平署剧本档案》（第６６０—６９９册），记载清宫上演的昆、弋、乱弹、秦腔、大鼓、莲花落、秧歌、快书、子弟书等剧目情况，是研究清代戏剧、曲艺的珍本文献。

２００２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书法印章类文献有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主编《书学集成》，该书记录原文，不做注释，保存文献原貌。

·２９９·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图像志、图录、图谱具有艺术文献的显著特征。“中国未有文字之先，先有绘画，伏羲神农氏之画八卦，其滥觞也。”①中国图像文化在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周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②伏羲融合河图洛书的精华画成八卦，形成图像与文字的文献，成为中国文献典籍的图文传统。历代学者都十分强调图文并重，形成“左图右史”的学术传统，成为图谱之学。长期以来“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成为学术研究的两翼。汉代丞相萧何重视图谱文献，其后秘书监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制定图书目录时只收书不收图，造成了中国图像文献的巨大损失，唯有任宏校兵书收入图谱。王俭《七志》列“图谱志”。南宋郑樵《通志·图谱略·索像》说：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袭，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

萧何之图，自此委地。后之人将慕刘、班之不瑕，故图消而书日盛。

唯任宏校兵书，一类分为四种，有书五十三家，有图四十三卷，载在《七略》，独异于他。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之纪，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③郑樵以为，萧何作为汉室之丞相，知道图谱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刘向、刘歆父子作为秘书监，则重视书本文字文献，忽视图像图谱文献，其错影①余子安编著《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页。

②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７页。

③南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７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页。

·３００·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响深远，其罪“上通于天”①。任宏是《兵书》的校对者，重视图谱与军事图画。

王俭《七志》，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建立《图谱志》，是对文献的重大贡献。

任宏特别重视图录、图谱文献在兵器阵仗的军事价值与文献意义。在《七志》之中唯《兵书》有《图谱志》。《兵书·图谱志》，开创了中国文献学的图谱学。任宏校《兵书》有图四十二卷，不为刘向的观点所动。王俭建立了《图谱志》，功莫大焉。但是后世文人只重视文字不重视图像，只重视文字不重视文物，只重视书本不重视实践的现象非常严重，郑樵说：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

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②这是中国艺术学研究必须注意避免的痼疾。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因为艺术是造型艺术，以生动的形象反映生活，而不是以文字抽象地表现生活。

郑樵（《通志图谱略·明用》）论述图谱说：今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所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车旗、六曰衣裳、七曰坛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书。凡此十六类，有书无图不可用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而不闻其语。

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为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③郑樵认为：“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①南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７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页。“何以为然哉？歆、向之罪，上通于天。”②南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７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１页。

③南宋郑樵《通志·图谱略·明用》，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９页。

·３０１·中国艺术史料学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及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史学尽化为虚文矣。”①１１．１汉画、石窟汉代绘画存世最多的是汉墓石刻，称为汉画、汉画像石与汉画像砖。汉人事死如生，由汉画像石足以见汉代绘画、雕刻艺术风格，可考证汉代音乐、舞蹈、百戏、服装、建筑、园林诸艺术。汉画像石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图像，是重要的汉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史料，可以与典籍文献对应研究。《汉书·霍光传》载：“上（按指汉武帝）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辅成王，朝诸侯以赐光。”绘画艺术表现了历史人物故事。《汉书·苏武传》载：汉宣帝甘露三年（５１），“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汉代非常重视历史人物画像的表彰，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图形，西汉晚期已经大规模出现历史人物绘画。王充《论衡》说：“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画像成为家族的荣誉与褒贬人物的依据。东汉永平年间，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光和元年置鸿门都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汉代的画像之风，对汉墓画像石、画像砖、汉墓壁画都有深远的影响，应当视为图像艺术文献。②人类认识世界有宗教、艺术、科学三种方法，宗教、艺术、科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不同。从汉代的汉画艺术中，可以看到整个汉代社会的出行、饮宴、天象、狩猎、劳作、乐舞、杂技、庖厨等画面，这是《汉书》与汉赋文字记载难以表现的艺术形象，所以说汉画可以与《汉书》、汉赋文字相互补充印证，具有图像艺术文献的史料价值。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画像石与画像砖，重要出土地区有江苏省的徐州、睢宁，山东省的临沂、曲阜等地画像石，河南的南阳画像石，四川的画像砖，均以图像表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丰富画面。“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人，颇多著意。”（宋邓椿《画继》卷九）艺术文献如果排除了汉画艺术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全面、不科学的。科学的①南宋郑樵《通志·图谱略·原学》，曹意强《艺术与历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０页。

②西方“图像学”概念于１９世纪由法国学者Ｅ．马莱提出，由图像志（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发展而来。

图像志来自希腊语，是古希腊正教的圣像或神像。

·３０２·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含义是分科治学。艺术科学必须包含艺术的门类，以艺术的形象思维展开艺术理论研究。

汉画像石的题材非常广泛，表现了墓主人的生前生活，有建筑、动物、植物、人物、渔猎、采集、出行、宴乐、歌舞、庖厨、耕种、天象、神话、羽人、扁鹊等画面，反映了整个汉代的贵族生活，包括时间艺术的音乐、舞蹈、杂技、服装、礼仪、建筑、器物、工艺。如果将汉画放在绘画门类艺术的角度进行研究，无疑是不全面的。如果将汉画的研究视野扩展到音乐、舞蹈、杂技、建筑服装艺术的研究，将取得较为全面的艺术学的研究成果。如果汉画的研究打破门类的界限，对汉赋、《汉书》等文学、史学文献进行双重证据印证的艺术学方法研究，那么将取得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

音乐舞蹈是时间艺术，乐谱、舞谱文献与绘画石刻等空间艺术能够保留音乐、器乐、舞蹈的图画史料。①汉代墓葬中的画像石记载汉代音乐、歌舞、杂技的画面非常丰富。山东沂南汉画像石是汉代音乐、舞蹈、百戏绘画的宝库，有石编磬图，戏车、建鼓图，七盘舞图，乐舞百戏图，鼓瑟图等。山东历城、诸城汉画像石有七盘舞图。此外，一种舞蹈有多种表现，如山东武氏祠、四川南阳、山东安丘画像石，均有盘鼓舞图。据萧亢达先生《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仅汉画盘鼓舞图就有三十多例。鼓建鼓图有腾跃、跨步、跪式、站立、弓步、转身、反手等击鼓画像。四川新津、山东沂水、临沂画像石有鼓筝图，临沂白庄汉画像石有长袖舞蹈图，山东藤县汉画像石有?舞图，山东藤县大郭村汉画像石有拂舞图。四川乐山画像石有秦琵琶图，成都画像砖有笙共鸣装置图、拂舞图。汉画中还有“伏羲作箫图”、排箫胡笛图，长笛图，四川汉画像砖有拍板图，南阳画像石有竖箜篌图、舞蹈图，成都汉画像砖有舞蹈图，徐州汉画像石有舞蹈图，构成了汉代音乐舞蹈丰富多彩的画面。

佛教传入中国，有大量的佛像需要塑造，摩崖石刻、洞窟石刻、铜、铁浇铸、泥塑、木雕、彩塑、漆塑等，多种多样，需要严格的规范形制，佛作造像文献有《造像度量经》，对佛像的比例、尺度做了严格的规定，其比例以眼的长度为比例单位，加上辅助线，尺量造像的准确性。所以，大型佛教造型，可以界定严格的比例关系。石窟艺术有加文字的造像，如龙门二十品，大型佛教造型有甘肃麦积山石窟、四川大足石刻、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等。梁启超①音乐图像学（Ｍｕｓｉｃ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７１年于瑞士成立国际音乐图像学会。见韩国煌《音乐图像学的范围和意义》，《中国音乐学》１９８８年第４期。转引自李荣有《图像学的历史传统与现代接轨》。

·３０３·中国艺术史料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吾尝从事石画的研究，见汉石有画无数，魏、晋以后则渐少，以至于绝。此故何者？石画唯山东最多，次则四川，他省殆无有。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像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像千余龛，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经幢代造像以兴，迄唐而极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类关系佛教之小石刻，殆皆灭绝。此又何故者？历代佛教徒所刻佛经，或摩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经、道经则甚稀，此又何故者？①从梁启超关于石窟造像的六问，可见出对于石窟艺术的文献史料研究大有可为，其佛经文献繁浩，石窟众多，文字、图像文献丰富，时间跨度漫长，对研究者的学养、毅力与品质亦有相当高的要求。

１１．２敦煌艺术史料段文杰先生说，“敦煌学”实际上是“中国学”②。敦煌地处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是古代河西走廊的四郡之一，是中原通往西域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与重镇，华夏文化经由此地传向西方，西方的文明也通过这里传入内地。早在秦建元二年（３６６），敦煌就开凿了第一个佛窟，到唐代敦煌已经成为拥有一千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对我国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具有很大的影响。就艺术文献而言，敦煌艺术作品与写经文献数量异常丰富。敦煌经卷、文书、契约、彩塑、壁画艺术文献与史料、敦煌乐器艺术文献与史料、敦煌乐谱、敦煌舞谱等，形成了世界著名的敦煌学，是艺术学研究的丰富宝藏。敦煌古曲的破译，使敦煌古乐得到了新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７—５８页。

②段文杰《敦煌回归故里》，《文史知识》１９８８年第８期，第５页。段文杰，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３０４·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生。对敦煌壁画与敦煌乐舞的研究，创造性地复活了失传的敦煌乐舞。敦煌艺术文献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阅历千载，整合归一，打破门类艺术的界限，有利于艺术创新。《丝路花雨》的创作成功证明了敦煌艺术的强大生命力。

敦煌艺术包括壁画、彩塑、建筑、帛画、工艺、版画、书法、音乐、舞蹈，用以宣传佛教经典教义。敦煌艺术包括敦煌本土特色艺术和中原、西域传来的艺术两个部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北宋景佑二年（１０３５），游牧于西北的党项族占领了河西一带，建立了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和尚将大批经卷、文书、法器秘藏在石窟的暗室里，以求免遭战乱破坏。战乱之中藏经和尚一去不返，藏经洞的秘密也就长期无人知晓。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原肃州巡防军卒王圆退役后不愿回原籍湖北，在敦煌石窟寺做了道士。是年五月，王道士无意中发现墙壁上的壁画出现了裂缝，进而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藏有文物四万多件，主要是汉文写本遗书。内容包括佛经、道藏、四部（经、史、子、集）书、俗文学、文书档案等，包括自公元４世纪到１０世纪的各种经卷、汉字文书、写本、印本以及许多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如梵文、藏文、龟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文献数量庞大，类型繁多，还有少量的刻本、佛像绢幡、法器等，涉及学科相当广泛，文献意义非常重大。

敦煌经卷的发现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关注，时任敦煌县长汪宗瀚取走若干写经和画像；甘肃提学使、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经汪宗瀚手，取走宋乾德元年的水月观音像和写经卷子等文物，建议主管财政的布政使将敦煌遗书送省城保存，但是因为经费问题此举未能实现。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三月，藏经洞封存。在此期间王圆将私藏的经卷一箱献于安肃道台廷栋，廷栋不以为然，将数本经卷赠给嘉峪关税务司的一个比利时人，比利时人将经卷分赠给新疆长庚将军与道台潘某，于是敦煌发现经卷的消息传播开来。

导致西方探险家前来寻觅宝藏。

２０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到中国西北、西南地区探险调查，搜集中国艺术史料。著名的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ＳｖｅｎＨｅｄｉｎ），他多次来华探险，与中国学术界联合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美国人类学者洛克（Ｊ．Ｆ．Ｒｏｃｋ）博士，在中国长达５０多年，收集大批中国文物，著有《中国艺术综览》、《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作画目》。

英国汉学家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ＰａｕｌＰｅｌｌｉｏｔ，１８７８—１９４５），以·３０５·中国艺术史料学探险家的身份，以信佛为理由先后来到敦煌，分别以捐款修庙等形式，以微小的代价索取文物。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１９０７年斯坦因盗走敦煌大批经卷，“满装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箱子很仔细的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美术上的遗物”。伯希和对敦煌遗书进行了精心挑选。“第一，挑有外国文字的卷子；第二挑释藏以外的材料；第三，平常佛经，只挑那些有题记可供考证的卷子。”这一部分编号到５５９０号，计５５９０件。１９１４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劫走文物“足足装满五大箱，有六百多卷佛经”，两次掠夺文物１万多件。１９５７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据影印胶卷编出《斯坦因劫经录》，共计６９８０卷佛经。同年英国出版《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有８１０２件，此外还有２０００多种藏文写本。

据报道，俄苏的敦煌遗书约在一万件以上。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０６年之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以探险为名，直接从敦煌劫走部分藏书。１９０９年以前，在塔城的俄裔商人库库什金以诈骗的手段，向敦煌的和尚喇嘛换取了一批包括有梵、藏、汉、回鹘、蒙文写本在内的珍贵文献。这些写本后来经俄国驻塔城领事索科夫之手送往帝俄科学院。接着，帝俄大佐柯司洛夫从敦煌劫走包括石室遗书在内的文物。在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５年间，鄂登堡又劫走了至少三千件以上的敦煌经卷。

１９０８年，伯希和把５０００卷敦煌精品运往法国时途经北京，被中国学者罗振玉等人看见，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１９１０年拨专款６０００两银饷给敦煌知县陈泽，命其将石室所余经卷悉数购买。陈泽仅从王圆手中购得余下的８０００卷经卷解省送京。在运送过程中，经手官僚李盛铎偷梁换柱，从中偷出一大批精品，然后将长卷一折为二，以充８０００卷之数交公。１９０９年，甘肃省政府令敦煌县长“对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来省，后由省图书馆保存”。１９１０年部分劫余的经卷解送北京，藏于学部图书馆，计８６９７号。

１９１１年底，日本大谷光瑞派遣其弟子桔瑞超到敦煌骗购了３６７卷石室遗书；吉川小一郎获得了一百多卷。１９１９年，甘肃省教育厅下令将所剩经卷悉数交甘肃省图书馆保存。据中央民族学院、敦煌文化馆、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清理结果，三处所藏的藏文经卷及其他写本约一万四千件。美国人华尔纳于１９２４年盗走莫高窟壁画２６块。此后，官僚李盛铎将其所窃取的敦煌经卷售给日本人，一次出售四百多卷。据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跋》估·３０６·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计，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一千余卷。①１９２９年敦煌遗书移交北京图书馆时又增残页１１９２号。

敦煌遗书发现以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１９１０年运北京部分后存京师图书馆，由陈垣整理，编成《敦煌劫余录》书目，共著录８６７９件。之后，胡鸣盛又著录了１９１２件。还有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十三种》、《鸣沙石室古佚书十八种》、《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敦煌零拾七种》、《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五种》，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向达《敦煌丛钞》、《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刘复录自巴黎图书馆部分经卷编成《敦煌掇琐》，罗福苌编《巴黎图书馆敦煌目录》，蒋斧《沙洲文录》，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王重民先生将在英、美、法等国图书馆拍摄的敦煌遗书照片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且把国内保存的遗书整理后，编著了《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据荣新江《欧洲所藏西域出土汉文写本调查随记》披露，国外还有若干未经著录的敦煌经卷或写本。

１９４９年以后，经过努力征集，目前北京图书馆收藏敦煌经卷写本等文献一万件以上。台北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献１５３卷。台北敦煌艺术研究所藏敦煌写本６０余卷。台北历史博物馆于１９６４年初入藏敦煌写本２０余卷。

此外，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一些私人也收藏有少量的敦煌卷子。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也均有收藏。据以上各项统计，敦煌石室遗书的总数约５万卷（件）以上。但是这些文献目前多数已成残卷。敦煌经卷遗书保存了古代艺术的大量信息，敦煌遗书中的佛教经典占其总量的９８％以上，是研究我国古代宗教学、哲学、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学、语言学等学科的重要文献。国家图书馆杜伟生《敦煌遗书与中国古代手工造纸》认为敦煌遗书的总数约６万件。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１６０００件。敦煌遗书的学术、艺术价值很高，形成了敦煌学。

敦煌壁画有“墙壁上的图书馆”之美誉，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彩塑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部分，除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和彩塑外，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物文献，包括建筑、雕塑、壁画、帛画、工艺、版画、书法、音乐八个艺术门类，敦煌艺术一部分是敦煌本土产生的具有敦煌特色的艺术，另一①日本“敦煌学”研究始于１９０９年，１９１０年，任职北京大学的藤田丰八发表《慧超传笺释》是第一部整理敦煌文献的专著。两年后，日本人到英、法访求敦煌资料，陆续整理出一批珍贵文献。

·３０７·中国艺术史料学部分是从中原和西域传来的艺术成品，敦煌莫高窟是石窟艺术的璀璨明珠。

敦煌建筑包括石窟建筑、木构建筑、壁画中的建筑画三个部分，敦煌石窟建筑本身就是具有立体空间的建筑。由于使用性质不同，有禅窟、中心柱窟、殿堂窟和塔等形制。木构建筑，现存者多为唐，五代、北宋的殿堂式窟檐。

壁画中的建筑画，内容非常丰富，有宫殿、寺院、城池、民居、茅巷、野店等①，展现了一部敦煌建筑史。

敦煌彩塑主要有佛像，包括有１．释迦、弥勒、药师、阿弥陀以及三世佛、七世佛等；２．菩萨像，如观音、大势至以及供养菩萨等；３．天王、力士等。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等，最大的高３３米，小者仅十余厘米，多为贴上墙壁的影塑。按时代排列起来就是一部佛教彩塑史。敦煌石窟壁画的内容可以分为九类：尊像画、经变画、故事画、供养人画、佛教史迹画、装饰图案画、建筑画、山水画、动物画。佛陀、菩萨等供奉神灵的形象，有的画在说法图里，有的为单独形象。按佛经里讲，佛、菩萨都是男像，但到中国之后，由于对女性之美及其温柔性格的爱慕，特别是对母爱的崇敬，菩萨逐渐变为女像。唐代画师们多以宫廷美女作为描绘菩萨的蓝本，充分表现其慈祥、敦厚、温柔、妩媚等女性美。

敦煌壁画以佛经故事为依据作画，佛教经卷繁浩，收录最多的《大正藏》录汇佛教典籍３４９３部，１３５２０卷，绘画题材非常丰富。佛经故事委婉曲折，大都贯穿着因果报应思想。有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三种。佛传故事描写释迦牟尼生平事迹，根据主要情节，有四相、八相、十二相之分。佛经文献和绘画雕塑多采用八相，即兜率天降、乘象入胎、住胎说法、右肋降生、逾城出家、树下成道、初转法轮、双林入灭。早期有乘象入胎、夜半逾城两个片段装饰画场面。北朝佛传故事作横卷式六条并列，全图描写８７个画面，画风已经受南朝影响。五代佛传故事作屏风式连屏３３扇，画面情节自由交错，连续达１３０多个场面，除故事出自佛经外，人物形象、衣冠服饰、礼仪制度、风土人情、建筑形式，等等，都进行了彻底的中国化，这是当今世界上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传记性连续画。

佛本生故事是描绘释迦生前各种善行的连续画。如《萨?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月光王施头千遍》、《施头婆罗门》、《善太子割肉济父母》、《九色鹿舍己救溺人》、《须达籋施舍亲生双子》、《宝灯王求法燃千①段文杰《敦煌艺术概观》，《文史知识》１９８８年第８１期，第３０页。

·３０８·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灯》、《善友太子入海求珠》等２０余种，虽然已打上了宗教烙印，但仍保持着印度民间故事的本色。

因缘故事画描写佛陀度化众生的种种事迹，讲佛门弟子、善男善女的前世今生和释迦牟尼度化众生的故事。最引人注目的因缘故事有《小沙弥守戒自杀因缘》、《微妙比丘尼受难因缘》、《须摩提女设斋请佛因缘》、《佛陀为佛所逼出家因缘》、《波斯匿王丑女变美因缘》、《五百强盗皈佛因缘》、《耆梨弥七子娶妇》、《释迦五指化狮子降恶牛》，等等。有些内容离奇，情节曲折，是敦煌壁画中最引人入胜的内容。佛传故事也叫本行故事，本行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合称为本缘故事。敦煌石窟中已经考证清楚的本缘故事有５４种，１６０余幅。

北魏晚期的敦煌壁画出现了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风雨雷电等汉晋以来体现道家神仙思想的神话题材。隋代已开始有各种结构简单的经变，到唐代蔚然成风，所有的洞窟皆以巨幅经变画为主体，到回鹘、西夏时期衰落。主要经变画有维摩诘经变、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观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宝雨经变、报恩经变等２０余种。每一经变又包含许多故事情节，如维摩变１４品，以文殊问疾为主体，展现了维摩居士的神通变化，表现了当时帝王出行和各国王子使者赴会的场面。法华经２８品，其中火宅喻、穷子喻、化城喻等哲理性内容，都变成了生动具体的画面。特别是化城喻，描写一群人，穿行在一片秀丽山水草木景色之中，创造了幽深的艺术境界。史迹故事是有关佛教历史事件、圣迹、瑞相、圣僧、高僧的故事传说的绘画。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佛教史迹画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戒律画、瑞像图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属于佛教传记故事画，同时也包含着虚构的情节，甚至宗教幻想。

大多数绘在石窟甬道、斜坡等较为偏僻的角落，多以单幅画出现，有４４处６７种之多。出资开窟造像的施主功德像称供养人画像，属于肖像画。作为佛陀的供奉者来说，并不要求肖似，而追求的是虔诚，供养人像往往千人一面；但唐宋时代的供养人像，写实而又具个性。画像的内容有王公大臣、地方官吏、贵族妇女、各族施主、歌舞伎人、官私奴婢等，形象之小者二三十厘米，大者等身或超过真人，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现实人物的肖像，展现了当时真实的历史风貌。

敦煌图案是一种建筑装饰，有藻井、平棋、龛楣、圆光、宝座、地毡、桌围、冠服和器物等。装饰花纹随时代而异，大体可分植物纹（如莲花、忍冬、茶·３０９·中国艺术史料学花、葡萄、石榴等）、动物纹（如青龙、白虎、翼狮、飞马、麒麟、奔兔、凤凰、大雁等）、规矩纹（如圆环连珠纹、棱纹、棋格纹、垂角纹等）、天象纹（如日月星辰、云彩、天花等）、人物纹（如佛像、力士、飞天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与纸画总计近千幅，上起隋代，下迄北宋，内容有各种佛、菩萨、天王、力士像，有说法图、经变，题材与同时期壁画完全相同。有些帛画还有纪年题记和内容榜题。有的则与变文相结合，如劳度叉斗圣变，一面是画，一面为变文，图文结合，相得益彰。五代宋初曹氏画院中有刻版押衙的设置，可见敦煌版画出于本土。敦煌版画虽然保存不多，著名的咸通九年刻印金刚经变，人物众多，构图严谨，刀法纯熟，线条劲秀，人物形象准确，充分发挥了线条造型功能，富于装饰性，继承并发展了汉晋线刻画的优良传统。西夏时代的插图本观音普门品，上图下文，共５０余幅，首尾完整。

敦煌书法自有传统，汉有张芝，晋有索靖，敦煌写经，从三国到宋元，代代相承，自成体系。北魏时期敦煌镇设有官经生，五代宋初曹氏画院中有“知书手”，都是专业书法家。藏经洞出土的写本多数为敦煌本，也有中原传来的官本。自十六国至北魏形成一种写经体，形成由汉隶向行楷转变时期的特殊风格，起笔细而轻，收笔粗而重，有的顿笔如点。这种早期写经体，曾在敦煌、高昌和河西流行一时。唐代的楷书更为精彩，特制的黄纸，若隐若显的乌丝栏，黑而有光的墨色，欧阳询一派工整的楷书，在藏经洞里大量出现，行书、草书也流行起来，但由于是记事性的随笔草成，书法功力不深。

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舞蹈内容非常丰富，乐与舞互为一体，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敦煌乐”。敦煌乐舞一类是仙乐，天国之乐；另一类为俗乐，乐工舞伎皆为现实生活中之世俗人物。仙乐如天宫伎乐、伎乐飞天和净土世界里的舞乐，作天人形象，身着菩萨装，高髻宝冠，半裸裙帔，头后饰灵光圈。他们的乐器、乐工舞伎的组合，与隋唐九部乐、十部乐相似。２２０窟药师净土中的燃灯舞，阿弥陀净土中之对舞，均属豪华壮丽的天国之乐。俗乐如供养人行列中之乐队，结婚典礼中之舞乐，出行图中之鼓吹营伎、百戏和清商乐等，均作俗装，规模较小，酒肆中卖艺者，仅一乐一舞，自弹自舞。敦煌乐在西凉乐、龟兹乐的基础上，加进了流行于河西的中原旧乐。

从敦煌壁画中的乐器看，唐代二十种乐器中绝大多数是西凉乐中的乐器，这些乐器中大多数是西域各民族的乐器，如各种鼓和五弦、筚篥等；其次·３１０·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是中原旧乐，如筝、箫、方响、笙、阮咸等；还有箜篌、琵琶等外来乐器。敦煌乐大量吸收西北民族的音乐和外来音乐，舞蹈多属挥臂投脚，纵横腾踏的胡舞，在个别经变和出行图中可见到轻盈和谐的中原传统舞蹈。在绚丽多彩的敦煌壁画中，描绘了大量的音乐场面，壁画间琳琅满目的乐器和乐器的演奏，成为敦煌艺术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十六国至元代千余年时间里，每个朝代都在绘制壁画，提供了丰富的乐器图像资料。这些乐器每一个品种都有它独特的形态及其演变过程。各种乐器都具有不同的演奏特征，微妙的组合体系和表演形式。据初步统计，仅莫高窟就有描绘乐舞的洞窟２００余个，绘有各种乐器４０００余件，有各种乐伎３０００余身；有大小不同类型的乐队５００余组；共绘乐器４４种，吹、拉、弹、打样样俱全，形态各异。这些乐器，犹如一个古代乐器的展览橱窗，保存着世界上最完整、最系统、数量最多、历时最长，极为珍贵的音乐形象资料。

敦煌壁画乐器有：一、气鸣乐器１．横管类：横笛、风笛、异形笛，２．竖管类：竖笛，３．哨管类：筚篥，４．编管类：排箫，５．簧管类：笙，６．胴腔类：贝、埙、角、画角、铜角。

二、弦鸣乐器１．弹弦类：板箱型———琴、筝，颈箱型———琵琶、五弦、葫芦琴、阮、弯颈琴，框箱型———箜篌、凤首箜篌；２．拉弦类：胡琴。

三、打击乐器１．膜鸣类：蜂腰型———腰鼓、毛员鼓、都昙鼓，直胴型———答腊鼓、羯鼓、节鼓、檐鼓、齐鼓、鼓、鸡类鼓、大鼓、军鼓，扁框型———手鼓、扁鼓；２．体鸣类：方响、铙、钟、拍板、锣、串铃、金刚铃。①敦煌艺术宝库的内容非常丰富，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我国从十六国至宋元一千年间，各国、各民族、各阶层人物及其活动。敦煌艺术充分继承和发展了汉晋艺术传统。他们将现实与想象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现实世界为素材的来源，以佛经为创作的依据，经过“万类由心”的营构过程，然后以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概括起来说，民族形式就是线描造型、想象组合、散点透视、装饰构图、随色象类和以形写神。敦煌的匠师们，大胆地吸收了外来艺术营养，如人体解剖关系、人体美的表现、凹凸法的借鉴与融合等，为古老的传统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创造了新的民族风格。

敦煌艺术宝库的艺术文献有属于造型艺术领域的敦煌壁画、敦煌彩塑，①郑汝中《敦煌壁画中的乐器》，《文史知识》１９８８年第８期，第６８页。

·３１１·中国艺术史料学属于音乐艺术领域的敦煌诗歌、敦煌曲子辞，还有属于俗文学与说唱艺术领域的敦煌变文。王昆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提出：在古代中国，文学主要是依靠口头手段而传播的，一直密切地联系于各种讲唱艺术；文体的变革乃通过讲唱艺术的不断革新而发生，以民间创造为其渊薮；文学不仅具有娱乐功能，而且具有宗教功能、政治功能、知识功能和交际功能，本质上是社会群体的共同活动。

艺术具有实践性、视觉、听觉感受的特点，具有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双重特征，艺术学研究要以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流派、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

贴近原始文献、贴近艺术作品、贴近历史事实展开艺术学研究，是艺术文献学的基本方法。艺术作品是艺术文献的专业组成部分。艺术学研究要研究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艺术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研究不仅仅是从文字文献到文字文献的研究，而必须要研究、阅读、欣赏、分析、临摹、表演艺术作品，在实践艺术作品的基础上，将壁画与音乐相对应进行研究。

敦煌２８５窟南壁西壁伎乐明细表①乾闼婆（飞天伎乐）类别天竺乐西凉乐１唱歌１拍击行鼓ＯＯ１拍击腰鼓Ｏ１吹奏筚篥ＯＯ１吹奏横吹Ｏ１吹奏排箫Ｏ南壁上方１吹笙Ｏ１弹奏直项琵琶ＯＯ１弹奏曲项琵琶ＯＯ１弹奏阮咸１弹奏箜篌ＯＯ１唱歌①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２页。

·３１２·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续表乾闼婆（飞天伎乐）类别天竺乐西凉乐天官伎乐１吹奏横吹ＯＯ西壁正龛１击掌而歌１拍击腰鼓Ｏ１击掌而歌１弹奏琵琶ＯＯ１吹奏筚篥Ｏ１击掌而歌龛楣１吹奏法螺ＯＯ１弹奏曲项琵琶ＯＯ敦煌艺术的壁画、彩塑艺术，构成从北魏至清代的社会历史图卷，被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敦煌艺术文献散处于全世界，法国吉美博物馆保存着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于１９０８年２月用５００两银子从王道士那里换取的大约７０００件文物，其中包括２２０卷绘画，２１件木雕，还有三角幡头、纺织品残片、丝锦等，唐代《阿弥陀西方净土变》、《普贤菩萨骑象》、《行脚僧像》代表了盛唐艺术影响佛教界的杰作。伯希和所获绘画作品文物中，有１／４是观音像，其中五代的一幅观音像以纸本加彩墨的形式完成，深受中亚艺术的影响。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物一万多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珍品不可胜数。绢画《药师净身图》属于超大型敦煌遗画。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藏有俄国探险家奥登堡在敦煌获得的艺术品及文献，其中有经过修复的唐代《观无量寿佛经变》残绢画，第２６３窟北魏壁画、五代供养人壁画，第４４３窟隋代壁画，第４４５窟唐代壁画残片、初唐镇墓兽。东京国立博物馆藏４件敦煌绘画，２件敦煌文书，其中３件绘画是伯希和劫走的《地藏菩萨幡》、《菩萨立像幡》、《双菩萨像》。

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的福格艺术博物馆、赛克勒艺术博物馆藏有美国探险家华尔纳于１９２４年１月到达中国后，在敦煌用胶布剥离的第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３窟的２６块壁画，第３２８窟的一尊彩绘供养菩萨，还有其购买的《妙法莲华经》残卷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敦煌文物三件，包括１９３０年入藏的乾隆六年水月观音、于阗公主供养的地藏像，１９８０·３１３·中国艺术史料学年入藏的隋代《涅?经》。水月观音由王道士送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汪于１９０４年送给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而后几经流转，入藏美国佛利尔美术馆。中国故宫博物院收藏敦煌遗画八件，敦煌遗画的绘画材料有绢本、麻布本、纸本，绘画方法有白描、版画、设色、粉本小样等。

敦煌艺术门类列表建筑：１．石窟建筑。２．木构建筑。３．壁画中的建筑画。

彩塑：１．佛像。２．菩萨像。３．天王像、力士像等。

壁画：１．佛陀、菩萨尊像画。２．故事连续画，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３．神怪画。４．经变画，维摩诘经变、阿弥陀经等。５．佛教史迹画。６．供养人画像。７．装饰图案。

帛画：藏经洞出土的隋代至北宋绢画和纸画近千幅。题材与同期壁画相同。

版画：金刚经变，西夏插图本观音普门品。

书法：汉有张芝，晋有索靖，敦煌写经，从三国到宋元，代代相承，自成体系。

音乐：西凉乐即敦煌乐，系加进流行河西的中原乐，称为龟兹乐。

舞蹈：敦煌乐舞一类是仙乐天国之乐；另一类为俗乐，乐工舞伎皆为现实生活中之世俗人物。

在敦煌艺术文献的研究中，艺术文献的交叉与印证现象非常突出。①敦煌写经、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乐器、敦煌乐谱、敦煌建筑、敦煌曲牌，等等，是丝绸之路艺术研究的丰富宝藏。敦煌古曲的破译，使敦煌古乐得到了新生，通过对敦煌壁画与敦煌乐舞的研究，《丝路花雨》创造性地复活了失传的敦煌乐舞。敦煌艺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打破绘画、雕塑、音乐、书法、舞蹈等门类的界限，有利于多门类艺术综合创新。大型歌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成功，美术动画片《九色鹿》搬上银幕，《敦煌古曲》的破译，都多次证明了敦煌艺术宝库的艺术魅力。史苇湘《敦煌佛教艺术的再认识》认为，敦煌艺术研究目前成果是研究了壁画的内容是什么，壁画是什么时候画的，是什么社会集团建造的问题；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画的问题，研究得比较少，因此敦煌艺术的研究需要进入文化史、宗教史、艺术史的领域②，迈开弄清佛教艺术本质的关键一步。佛教艺术研究是敦煌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敦①卢秀文《敦煌学刊举要》统计敦煌学刊有：《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语言文献研究通讯》、《中国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敦煌学》等。

②史苇湘《敦煌佛教艺术的再认识》，《文史知识》１９８８年第８期，第３５页。

·３１４·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煌艺术研究具有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多学科的研究途径。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敦煌艺术研究（包括甘肃、新疆的石窟壁画），在美术学、音乐学、舞蹈学、曲艺学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１１．３图录、图谱图谱是绘画艺术师徒相传的教科书与范本。经典理论与著名学者的作品会刻成图录与图谱。我国很早便有各种图录文献，八卦为象，左图右史，都说明了中国文献图文并重的传统。《左传》：“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还有传说中的禹鼎象物，以至于以九鼎象物而定天下。汉代以来相传的《山海经》图与图志象物有关。中国艺术文献如果放弃了图志、图录与图谱艺术文献，将是巨大的损失。

商周青铜器图案非常丰富，其图形与铭文一样具有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春秋战国到两汉的漆器纹饰也具有艺术文献价值。南朝梁陶弘景有《古今刀剑录》，记录从夏启至梁武帝历代帝王、诸侯、名将的刀剑；虞荔有《鼎录》，记录远古至梁代器物。宋代图书重视图录的作用，注意收集文物，系统地记录各种古代器物，图学中兴，则是从宋代开始的。北宋初年，礼学家聂崇义编!的《三礼图》是一部以《周礼》、《仪礼》、《礼记》为内容的图谱，以图画、图示的形式，表现三代礼制中的车驾、仪仗、服装、祭器等诸多内容。

私人著作有宋代吕大临撰《考古图》十卷，著录宫廷和私人收藏的古铜器、古玉器２２４件（元以后刻本缺九件，实为２１５件），每件有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重量。后人有《续考古图》五卷。其后王黼撰《宣和博古图》三十卷，著录殷商到唐代古代铜器二十大类，８３９件，将古器物绘成精致的图本，详细的记录其尺寸大小，考释其铭文，为中国古代图录奠定了基础。北宋书籍插图的广泛应用和图谱的大量出现，代表了北宋图谱整理出版的成就。

宋仁宗时《皇佑新乐图记》绘有乐器图谱，曾公亮编纂《武经总要》有大量插图表现军阵、兵器、城防等内容。李孝美编纂《墨谱法式》、司马光编纂《投壶新格》、《古局象棋图》以及《大观本草》等图书文献，均有图。

图谱是图画形状的艺术文献。与艺术相关的早期图谱有南唐宋齐邱撰《玉管照神局》，共三卷。书中以图为示范，详细论证了如何以形体相貌看贵贱和命运等问题。宋代李孝美撰《墨谱法式》。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记叙了如何制墨，从采松、造窑起，如何发火、取煤、和制、入灰、出灰和磨试，共八·３１５·中国艺术史料学图。中卷介绍了十六家之式，并且绘图和漫画。下卷介绍牛皮胶、鹿角胶、鱼胶、减胶、冀公墨、仲将墨、庭皀墨、古墨、油烟墨、叙药、品胶等十一法，而牛皮胶有二法，庭皀墨有二法，古墨有三法，油烟墨有六法，实践有二十一法。宋徽宗藏端砚三千余方，著名墨工张滋制作的墨超过十万斤。南宋目录学家郑樵《通志·艺文略》八卷，有《图谱略》、《金石略》各一卷，郑樵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臣乃立为二《记》。一曰“记有”，记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记无”，记今之所无者，不可不求。故作《图谱略》。①对于图的重要性，郑樵说：“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要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图谱表现实物，在于实用“务行”，“务说”可以进行空泛的玄谈。郑樵在古今学术二十略中特设《图谱略》，所著录的图谱分“记有”、“记无”两大类，著录了２０８种数千卷，９５％以上都是图，记录了当时各种学术和社会生活。郑樵还特别重视青铜器铭文、金石的考古价值与艺术价值。在《总序》中说：“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此稽古，庶不失真。”在《金石略·序》中说：“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法，可见唐人之典则。”青铜艺术、书法艺术的形象性，具有艺术文献的价值。

宋代图书重视图谱、插图、绣像的作用。如宋代官修文献李诫《营造法式》图例精美，形象地表现了宋代建筑、雕刻、绘画、雕版艺术的高度成就。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是我国古代科技名著，在世界科学文献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在艺术方面，《梦溪笔谈》记叙了画家徐熙的后代在环境逼迫下，创造绘画“没骨图”的心酸历史。讨论当时一些人对绘画的鉴赏是用“耳鉴”，而不是亲眼鉴别图谱在文献中的作用，沈括认为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①郑樵《通志·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７３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

·３１６·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学著作文献，都应该密切配合图画、表谱。宋人所编的礼书、乐书往往有文物插图。沈括批评宋代有人唱歌没有情感与曲调，像是念书似的“念曲”或者是吵架似的“叫曲”，在批评这些流弊的同时，把艺术表现的核心问题形与神的关系问题提出来讨论。《梦溪笔谈》出版时增补了插图，该书在人文科学方面有礼仪１５条，文学３４条，艺术２５条，音乐４４条，史学、考古２８条，博戏４条。

明清以来，《图书编》、《三才图绘》、《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均有图。图绘艺术文献可以分为１．舆地图，２．人物绣像图，３．文物图，４．书籍版刻图，５．综合性图绘著作。其中天象图、山川图、堪舆图、地图是一类；小说的人物绣像是一类；情节人物是一类。明万历年间刻本王圻《三才图绘》１０６卷，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十四类，每类又分细目，每一事物都有图绘，并且加以说明。

明代《文渊阁书目》是明代国家藏书目录，共分３９类书，艺术类书籍有：（１０）乐书，（２６）法帖，（２７）画谱、诸谱附。该书对艺术类图书进行了具体的归类，注意到画谱与诸谱的作用。诸谱如《燕几图》，以艺术造型的优秀作七巧板，开启艺术的想象力，是一种益智图形玩具图谱。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是反映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著作，全书共１８卷，分别记叙了粮食生产与加工、纺织和染色、制盐、制糖、金属冶炼、采矿、榨油、造纸、酿造、颜料、车船、兵器的生产过程，工具设备、生产工艺等，有插图１２０余幅，是研究我国古代工农业生产的珍贵文献。中国艺术文献注重图绘有悠久的传统，中国艺术文献必须注意图形绘画艺术作品的文献价值。

清代是图谱艺术文献的集大成时期。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图鉴》，成为大型图书文献的例行体例。《四库全书图鉴》收入艺术类著作《竹品》，元朝画家李衍撰。李擅长画墨竹，初学王庭筠，后师法文同。他曾经深入东南一带竹乡，观察各种竹子的形态，以画竹著称于世。《竹谱》分画竹、墨竹、竹态、竹品四谱；其竹品谱中又分全德品、异形品、异色品、神异品、似是而非竹品、有名而非竹品，共为十卷，全书图文并茂，广引繁征。《四库全书图鉴》谱录类选著作六部：《钦定西清古鉴》、《钦定西清砚谱》、《墨谱法式》、《墨法集要》、《钦定钱录》、《奇器图说》。《钦定西清古鉴》是清朝大臣梁诗正、蒋溥等奉乾隆谕旨，率同内廷翰林，以清宫内府收藏古玩器具为主，共收集古玩器具１５２９件。按器作图，详细记叙其方圆、高低、尺寸、轻重以及篆、铭、词、译文等，并且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纠正了《考古图》、《博古图》中的一些舛误。

·３１７·中国艺术史料学《钦定西清砚谱》是清朝大臣于敏中、梁国治等奉乾隆谕旨，将清宫内府收藏的名砚二百方，绘成砚谱４６４幅，编成西清砚谱２１卷，仿制名砚４１方，绘图１０８幅，编为三卷，共计绘图５７２幅，编成《钦定西清砚谱》２４卷。绘图分为正面、背面、侧面各图，有御题诗、御铭、玉玺以及名人款识、铭文、印记等。

《四库全书总目》第８４０—８４７册器物之属书目有：《古今刀剑录》，《鼎录》，宋代王俅撰《啸堂集古录》，宋代吕大临撰《考古图》、《续考古图》，宋代王黼撰《重修宣和博古图》三十卷，明代吕震《宣德鼎彝谱》，清代梁诗正撰《钦定西清古鉴》四十卷，西洋人邓玉函撰、王微译《奇器图说》三卷，明代王微撰《诸器图说》一卷，宋代苏易简撰《文房四谱》五卷，宋代唐积撰《歙州砚谱》一卷，宋不著撰人《辨歙石说》一卷、《砚谱》一卷、《砚笺》一卷，清代于敏中、梁诗正等奉敕编《钦定西清砚谱》二十四卷，宋代李孝美撰《墨谱法式》三卷，宋代晁贯之撰《墨经》一卷，元代陆反撰《墨史》三卷，明代沈继孙撰《墨法集要》一卷，清代梁诗正、蒋溥奉敕编撰《钦定钱谱》，宋代洪刍撰《香谱》二卷，宋代陈敬撰《陈氏香谱》，明代周家胄撰《香乘》二十八卷，宋代杜绾撰《云林石谱》。谱录类中《墨经》、《砚谱》是文房四宝，可以视为艺术类，《云林石谱》是观赏雅石与园林艺术有关。谱录类二为饮馔之属，三为草木虫鱼之属，与中国花鸟绘画有关。其书目为：宋代欧阳修撰《洛阳牡丹记》一卷，宋代王观《扬州芍药谱》一卷，宋代刘蒙撰《刘氏菊谱》一卷，宋代史正志撰《史氏菊谱》一卷，宋代范成大撰《范村梅谱》一卷、《范村菊谱》一卷，宋代史铸撰《百菊集谱》六卷、《卷首：诸菊品目》一卷、补遗一卷，宋代赵时庚撰《金漳兰谱》三卷，宋代陈思撰《海棠谱》三卷，宋代蔡襄撰《荔枝谱》一卷。《荔枝谱》、《笋谱》、《酒谱》与花卉园林、花鸟绘画有关，酒与中国文人的诗文雅集有关。

艺术文献与史学文献的不同，还在于艺术文献重视各种石器、骨器、工具、木器、家具、建筑、服饰、陶器、玉器、漆器、瓷器、工艺、山川、河流图谱、地图、植物、动物、族谱、祖先肖像，图谱文献有博物图谱、画谱、绣谱、书谱、印谱、乐谱、琴谱、墨谱、砚谱、竹谱等文献资料。

１１．４书谱书谱具有书法理论与作品示范、临摹、学习、传播的多重作用。唐代孙过庭《书谱》，又称《书谱序》，三千七百余言，持论精妙，传颂极广，是影响巨大的书法理论著作。《书谱》以书法艺术史自汉、魏起，书法家以钟繇真书、·３１８·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张芝今草和诸体备精的王羲之、王献之为例，阐述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秉承不诬枉古人、不迷信古人的态度，讨论书法创作实践的经验，对正、草二体书法、章法源流与支派做了概述。

宣和是北宋徽宗年号，共七年（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宣和书谱》二十卷，不著撰者姓名，记载宋宣和时期御府所藏书法作品。《宣和书谱》为书画博士米芾所鉴别，记录关于书法的艺术文献。全书分为：历代诸帝王书、篆书、隶书、正书、行书、草书、八分书、制诏诰命（补牒附）各篇。介绍御府所藏书籍。

除“历代诸帝王书”外，各篇皆有序论，论述各种书体的源流与书法传承。卷一“历代诸帝王书”篇，列举晋武帝、唐太宗、唐明皇、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唐宣宗、唐昭宗、武则天、梁太祖、梁末帝、周世宗十二个皇帝的书法，记录御府所藏书法作品６４幅。卷二分篆书、隶书两篇。篆书列举唐代李阳冰、卫包、唐元度、释元雅四人，宋代益端献王赵鈆、徐铉、章友直三人，书法作品十八幅。隶书篇列举唐代韩择木一人，记所藏书法作品四幅。

卷三至卷六为正书篇，列举三国魏钟繇，南朝宋萧思话，南朝齐王僧虔，隋薛道衡，唐褚遂良、颜真卿、徐浩、元稹、李商隐、柳公权、萧遘、詹鸾、顾绍孙、陆希声、杨钜、崔远、郑宾、戎昱、赵模等二十七人，五代钱霮、李瞡、薛贻矩、卢汝弼、豆卢革、王仁裕、杨七人，宋钱绶、蔡襄、石延年、陆经、王子韶、道士陈景元、山人蒲云、释法晖八人，共六十四人。记录书法作品１４２幅。

卷七至卷十二是行书篇，列举晋王衍、谢奕、桓温、谢安、谢万、陆玩、张翼、王梦、王、王徽之、王邃十八人，南朝宋孔琳之一人，南朝梁陶弘景、王筠二人，南朝陈陈叔怀、蔡凝二人，唐虞世南、欧阳询、欧阳通、陆柬之、李邕、吴通玄、李白、张籍、裴贎、杜牧、李景让、崔龟从、白居易、裴休、司空图等二十八人，五代罗隐、韦庄、张徐州、潘佑、孙昭祚、释应之六人，宋李煜、李建中、苏舜钦、王安石、蔡京、蔡卞、刘正夫、米芾、岑宗旦九人，共五十八人，记书法艺术作品２８７幅。

卷十三至卷十九是草书篇，列举汉代张芝，三国魏曹植、蜀诸葛亮、吴皇象，晋张华、杜预、卫恒、王浑、王戎、陆机、索靖、王敦、王导、王恬、王洵、谢尚、庾翼、王羲之、王献之、詹思远二十一人，南朝宋王昙首、羊欣、谢灵运、薄绍之四人，南朝齐刘珉、南朝梁沈约、萧子云、阮研，南朝陈陈伯智、蔡景历、蔡证、陆缮、陈逵等八人，隋释智永，唐裴行俭、贺知章、张旭、孙过庭、周义、李霄远、张仲谋、裴素、韦权、张庭范、胡季良、章孝规、释怀素、释亚楼、释高闲、释景云、释贯休、释梦龟、释文楚二十一人，五代杜荀鹤、薛存贵、杨凝式，·３１９·中国艺术史料学宋神仙钟离权、钱淑、杜衍、周越四人，共七十一人，记载所藏书法作品６４１幅。

卷二十分八分书、制昭诰命篇。八分书篇列举唐代王僧翰、张彦远、贝冷该、释灵该四人，记载书法作品十五幅。制昭诰命篇记载唐、五代时期制、诏、诰、牒墨迹五十一幅。全书列举书法家１９８人，记录御府收藏书法作品１２２２幅，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史料，是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文献。

１１．５画谱传世宋本书最为珍贵，以页论价。宋代雕版技术非常精致，出现了宋伯仁《梅花喜神谱》，这是绘画艺术图谱的开始。绘画艺术的画谱、篆刻艺术的印谱、戏剧艺术的脸谱、象棋艺术的棋谱，还有砚谱、琴谱、竹谱等是中国门类艺术的谱系序列。艺术的谱系与艺术的传承流派、题材、门类有关，更与中国艺术成熟的高度程式化有关。画谱是学习中国绘画的梁津，清代至民国年间中国画谱以木版印刷工艺广为流传，受到城乡市民、文人士大夫的普遍欢迎，形成新的艺术文献门类。

宣和是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从公元１１１９年到１１２５年，在这七年里，宋徽宗对此前的艺术活动进行全面有序的整理和编纂。《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睿览册》、《宣和博古图》，被称为中国古典艺术四大著作。宋代宣和年间《画谱》二十卷，称《宣和画谱》，不著撰者姓名，明代王肯堂《郁冈斋笔麈》以为宋徽宗所撰，由宋徽宗亲自御览指导编著；有人认为是蔡京或书画学博士米芾所编。此书记宋徽宗朝内府所藏诸画，前有《宣和庚子御制序》，但是序中称“今天子云云”，乃臣子颂词。清《四库全书提要》疑为标题错误，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是后人妄改。全谱贯注了宋徽宗的艺术理念。宋初，就开始古画的搜求和积累工作，到徽宗时，内府收藏非常丰富共载画家２３１人，作品６３９６幅。画分为十门：一道释，二人物，三宫室，四番族，五龙鱼，六山水，七畜兽，八花鸟，九墨竹，十果疏。其中，道释４９人，人物３３人，宫室４人，番族５１人，龙鱼８人，山水４１人，畜兽２７人，花鸟４６人，墨竹１２人，果疏６人。

《铁围山丛谈》说：“崇宁初（１１０２—１１０６）命宋乔年值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继以米芾。迨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至千计。”画谱共分十门二十卷，记载画家２３１人，绘画作品６３９６轴。其中，道释门记画家４９人，绘画作品·３２０·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１１７９轴；人物门画家３３人，绘画作品５０５轴；宫室门类画家４人，绘画作品７１幅；番族门类画家５人，绘画作品１２３幅；龙鱼门类画家８人，绘画作品１１７幅；山水门类画家４１人，绘画作品１１０８幅；畜兽门类画家２７人，绘画作品３２４幅；花鸟门类画家４６人，绘画作品１７８６幅；墨竹门类画家１２人，作品１４８幅；蔬果门类画家６人，绘画作品２５幅。《宣和画谱》是研究宋代绘画的重要艺术文献，赵宋时期，即有木刻画谱流传。

宋代宋伯仁绘著《梅花喜神谱》，“喜神”即画像之意。宋代皇家设画院制度，文人士大夫喜好书法绘画，成为一代风气。宋伯仁善诗能画，对梅花情有独钟，遍种梅花，徘徊于梅花之间，将梅花的花期分为蓓蕾、小蕊、大蕊、欲开、烂漫、欲谢、就实，描绘其千姿百态，并且题以诗句，此书是梅花木刻画谱的鼻祖备受画界推崇，成为后世学习画梅花的范本。

元代李絗（１２４５—１３２０），字仲宾，号息斋，蓟丘人。著《竹谱》十卷，为明《永乐大典》采辑著录。《竹谱详录》抄其百分之一，改题《详录》。《竹谱详录》内容为：卷一，叙学画竹经过篇，画竹谱总叙，墨竹谱总叙；卷二，竹态谱；卷三，竹品谱，全德品；卷四，竹品谱，异形品上；卷五，竹品谱，异形品下；卷六，竹品谱，异色品、神异品；卷七，竹品谱，似是而非竹品、有名而非竹品。

元代还有吴镇《墨竹谱》、柯九思《画竹谱》。后来竹谱有蒋醉峰《写竹简明法》，汪之元《墨竹指》，李景黄《李似山竹谱》，杨士安《瓶花书屋竹谱》，释竹禅《画家三昧》、《青在堂竹谱》等。墨竹自从文与可为一代宗师以后，经过苏东坡的赞扬，成为画家人品的象征。

明清年间画谱、课徒画稿著名的有明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十竹斋画谱》，胡正言（曰从）编辑，龚贤《龚半千课徒画稿》，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刘世儒《雪湖梅谱》，高遁山《竹谱》，周履靖编人物、梅、兰、竹、花鸟五谱，还有沈小霞《梅谱》等。

明代顾炳临摹编辑《顾氏画谱》，又称《历代名公画谱》。顾炳是画院派的著名画家，尤工花鸟绘画，他有感于金石易于流传保存，绘画难于收藏，便搜罗名作，精心临摹描绘，请良工雕版，刊印于世。北京刻录了古今１０６家的优秀作品，包括顾恺之、阎立本、李公麟、苏轼、米芾、释巨然、赵孟瞓、管夫人、黄公望、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董其昌等著名画家。画谱中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包，并且有题跋，是明代画谱的绝品。

明代黄凤池编辑《唐诗画谱》，选取唐诗五言、七言绝句佳作各数十首，请书法家董其昌、陈继儒、俞文龙、朱杰、张凤翼等书写，画家蔡元勋、唐世贞·３２１·中国艺术史料学等依诗画图，然后由刻工刘次泉等雕版。书法、绘画、刻工都是一时俊秀，他们密切合作，达到书法诸体兼备，雅媚秀丽，绘画法度森严，神形兼具，刻工刀法稳健，诗、书、画、刻融为一体，成为临摹学习的佳作。

佩文斋是清宫中藏书画之所，《钦定佩文斋书画谱》修于康熙十四年（１７０５），刊行于１７０８年，有１６４册之多，卷首有康熙御制序文。其序认为：“绘画虽始自秦汉，盛于六朝，而实脱胎于象形文字。”其目录后列表所引书目１８４４种，重要书目则录其全文，其余录其精要。一至十卷为书体、书法、书学、书品，十一至十二卷为画体、壁画、书画、画瓷器，十三至十四卷为论画法，十五至十六卷为画学，十七至十八卷为画品，十九至二十卷为历代帝王书，二十一卷为历代帝王画，二十二卷至四十四卷为书家传，四十五至五十八卷为画家传，四十五卷为五帝至隋（６１７），四十六至四十八卷为唐（６１８—９０６），四十九卷为五代（９０６—９５９），五十卷至五十二卷为宋（附辽、金，９０６—１２７９），五十三至五十五卷为元（１２８０—１３６７），五十六至五十八卷为明（１３６８—１６４３），五十九至六十四卷为历代无名氏书金石，六十五至六十六卷为历代无名氏画，六十七卷为御制书画跋，六十八卷为历代帝王书跋，六十九卷为历代帝王画跋，七十卷至八十卷为历代名人书跋，八十一卷至八十七卷为历代名人画跋，八十八卷至八十九卷为书辩证，九十卷为画辩证，九十一卷至九十四卷为历代鉴藏书，九十五卷至一百卷为历代鉴藏画。

清顺治一年（１６４４），胡正言编辑《十竹斋笺谱》。清代著名的画谱有：王概等《芥子园画谱》，分谱有《兰谱》、《竹谱》、《梅谱》、《菊谱》、《翎毛花卉谱》、《草虫花卉谱》、《写生秘诀》；张熊《张子祥先生课徒画稿》；王寅，字冶梅，著有《竹谱》、《冶梅石谱》。民国年间有马贻画谱《人物画范》、《古今人物画谱》、《仙佛图像画谱》、《美人百态画谱》、《历代名将画谱》。《马贻画宝》有：花卉草虫画法、百花写生画法、花鸟画谱、兰竹博古画谱、鸟兽画法、中外百兽画法、山水画诀、名胜山水画谱、诗情画意画谱等章节。

清代王概、王蓍、王臬等编绘《芥子园画谱》，又称《芥子园画传》。清代初年，李渔在南京建别墅芥子园，此书是在李渔的支持下完成的，所以称《芥子园画谱》。有山水谱、梅兰竹菊谱、花卉翎毛谱。嘉靖末年，有人将丁皋的《写真秘诀》和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拼凑成为第四集。此书深入浅出，系统完备，便于初学。有画法浅说，画法歌诀，列出各家画式，所以广为流传。

山水图谱自《芥子园画谱》出而规模始备，图式精而且门类广，又有说明文字，是绘画技法的模本巨制。

·３２２·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清代张熊编绘《张子祥先生课徒画稿》，张熊，字子祥，擅长绘画，精于花卉，尤工大幅牡丹，人物山水皆见功力。１９００年，丁宝在朋友处见张熊画稿，卷首有巢子余署签《张先生著色要领》，丁借去临摹一遍，于民国初年附印，是稿二百一十一页，以四季花卉为主，少部分果蔬、鱼鸟昆虫、草树芝石，是课徒画稿。

清代王寅《冶梅梅谱》、《冶梅兰谱》、《冶梅竹谱》、《冶梅石谱》，王寅，字冶梅，擅长画梅兰竹菊人物山水，一生专研绘画艺术，编撰梅兰竹石画谱，先编石谱，然后编兰竹谱，晚年抱病编梅花谱，留下了珍贵的画稿图谱。

沈熙远《芥舟学画编》卷四与郑纪常《梦幻居画学简明》卷二，是人物画法的画谱，郑纪常将人物分作工笔、意笔、逸笔三种，并附图式。人物肖像传真画谱，有蒋赤宵《传真秘要》、丁皋《写真秘诀》、沈熙远《芥舟学画编》卷三。

蒋赤宵注重面部比例尺寸，丁皋详细叙述了五官类型，沈熙远在画法中有抽象理论，三家各具特色。民国年间有王云轩绘著《鹤巢人物画稿三千法》。

民国年间马骀编《马骀画宝》。此谱按绘画门类分为十五谱，人物、山水、花卉、鸟兽、楼阁无所不包，马骀精于绘画，擅长各种画科题材，尤其精通北派山水画，画面布置严整，渲染层次分明，循序渐进，由静而动，是画谱中的佳作。

艺术作品的入谱与离谱是一对矛盾。艺术的续谱与传承往往与艺术的口诀、秘诀、歌诀联系在一起，如《写真秘诀》、《民间画诀》、永字八法，等等。

中国绘画艺术的特点与京剧一样，具有程式化的特点，这是艺术成熟的标志，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形成了中国艺术的谱学与谱系。京剧有脸谱，书法有帖学，绘画有画谱，音乐有曲谱，谱是楷模与范本，可供后人传承学习。

１１．６版画绣像明清小说往往有绣像本插图，绣像具有艺术价值，是艺术的形象思维创作，对后世的艺术创作影响极大，也是艺术文献的特征之一。《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均有多种绣像插图。元代以后，通俗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异军突起，因为大众读者文化水平有限，市民阶层对创造艺术形象的图画有特殊的需要，版画成为小说印刷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无论是官版，还是民间字林书店，都创作了大量的木版插图，这些插图提供了研究《西游记》图像与文字创作丰富的原始图像文献资料。佛教·３２３·中国艺术史料学的传播吹开了版画艺术之花，小说戏剧的兴起又使版画艺术蓬勃发展。明代章回小说《西游记》的插图本已经流行，《西游记》的图绘版刻已经非常成熟，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编《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集成》收入《西游记》版画插图九种，明代刊本有明天启、万历、崇祯版本六种，清代有乾隆、嘉庆版本三种。

《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集成》收入《西游记》版画插图九种列表《新刻出像官板大明嘉靖十一年字西游记》，华阳二十卷，一百回，金陵世德堂梓行北京图书馆藏（１５３２）洞天主人校收插图１９７幅《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不署撰约刊于明代天人。明代刊本前署“旌德郭卓然日本内阁文库启、崇祯年间有幔亭过客（袁收插图２００幅隽”藏晋，１５９２—１６７４）题词十卷六十七节，扉《新契唐三藏西游页题“全像唐僧出署“羊城冲怀朱鼎日本日光轮王明万历年间释厄传》身西游记传”臣编辑，书林莲台寺慈眼堂藏（上图下文）刘永茂绣梓”各卷或题“闽建清《鼎镌京本全像西白堂”、“书林清白题“华阳洞天主人万历三十一年游记》。杨闽斋梓堂”，书名亦不一校，闽书林杨闽斋日本内阁文库（１６０３）行本，前有署癸卯致，为拼凑本梓”藏陈元之序（上图下文）四卷四十则。第一页图左侧有双卷首题“齐云杨致《新契唐三藏出身行木印“书林彭氏和编，天水赵毓真英国牛津大学明万历年间全传》图像秋月刻”。校，芝潭朱苍岭博德利图书馆全书收图近３００梓”藏幅（上图下文）《西游补》，署“静明崇祯年间刻啸斋主人著”，前书名下注“入三调本，崇祯十四有“辛巳中秋嶷如十五回，有图芭蕉扇后”。作者北京图书馆藏年（１６４１）居士书于虎丘千据考证为明末倾云”序董说一百回。收绣像清乾隆四十五《西游真诠》，清乾２０幅署“山阴悟一子陈上海古籍出版年刊本（１７８０）隆丙子尤桐序（人物绣像）士斌允生甫诠解”社藏·３２４·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续表《新刻批评绣像后清乾隆五十八西游记》金阊书业四十回，收绣像扉页题“天花才子上海古籍出版年（１７９３）堂刊本１６幅（人物绣像）评点”社藏卷端题《新编续西游记》不署撰人。金鉴堂藏版本清嘉庆十年作者或为明代人一百回，收图署贞复居士评点（日本天理图（１８０５）兰茂，或明代人５８幅书馆藏）季跪从１５３２年到１８０５年的２７３年之间，《西游记》版刻插图存世本可见九种。其中藏于海外有日本内阁文库藏两种，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藏一种，日本天理图书馆藏一种，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一种，国内有北京图书馆藏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藏两种。在没有摄影、摄像技术的古代，绘画是图像艺术的主要手段。在没有现代电视网络传播的古代，木版画是最佳的印刷传播工具。明清中国印刷出版技术已经成熟，小说图书业非常发达，在大众喜闻乐见的章回小说、戏文剧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点题配画，使静态的版刻插画图像与文学作品珠联璧合。文字描写需要想象的空间补充，有了版刻绘画图像，则文字描写配以精美绝伦的版刻绘画插图，使读者得到极大的满足，文字描述与绘画表现相映生辉。

１１．７乐谱、舞谱《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敦煌卷子谱》、《敦煌曲谱》、《敦煌古谱》等，今存三卷，于２０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后被法国人伯希和收购，今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传谱人佚名，抄写于五代长兴四年（９３３）以前，为唐代乐谱无疑。

《隋唐燕乐》不属于雅乐，雅乐是“雅正之乐”，起源于周代礼仪制度。雅乐是祭天神、天子先祖、孔子圣人等典礼时演奏的音乐，服务于宫廷，受许多繁文缛节的限制，脱离民间音乐的传统，趋于僵化，中国雅乐传到了朝鲜，但没有传到日本。①与雅乐相对的是俗乐。宫廷宴席上演奏的音乐叫燕乐，燕乐是俗乐的一种。隋唐时代，燕乐与西域少数民族音乐、外国音乐广为交流①郎樱《日本的雅乐与隋唐燕乐》，《文艺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第９０—９４页。

·３２５·中国艺术史料学融合，大量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唐乐”。

隋代燕乐称作七部伎，后改为九部伎，唐代燕乐称九部伎，后改为十部伎。其中清商伎是汉族民间音乐；龟兹伎、疏勒伎、康国伎、高昌伎是少数民族音乐；天竺伎、安国伎、扶南伎、高丽伎是流传到中国的外国音乐。隋唐时代，日本派出十九批遣隋、唐使团，在学问僧、留学生中有音乐长、音乐生。

中国唐代音乐家皇甫东朝与女儿皇甫升女到日本演奏唐乐。《日本书纪》记载：“遣唐史粟田靡从大唐带回《皇帝破阵乐》、《团乱旋》、《春莺啭》等大曲。”流传到日本的隋唐乐目多达一百多种，如《皇帝破阵乐》、《万岁乐》、《五常乐》、《甘州乐》、《太平乐》、《倾杯乐》、《越天乐》、《胡饮酒》、《剑器》等。有器乐曲、舞乐曲，还有加入唱词的咏歌。舞蹈者边舞边唱。而且是按汉语音调咏唱。日本的《仁智要录》记载了《五常乐》的汉文唱词。日本史书《续教训抄》和《体源抄》分别记载有《甘州乐》、《泛龙舟》、《还城乐》汉语唱词。隋唐乐曲的乐谱《平调越天乐》、《大食调太平乐》、《秦王破阵乐》、《夜半乐》、《还城乐》、《兰陵王》等二十多首流传了一千多年，至今还在舞台上演奏。乐器有琴、瑟、筝、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尺八、筚篥、笙、箫、竽、铁方响、鼓等，藏于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成为日本国宝。

《敦煌舞谱》，唐至五代人写本残卷，今存五卷，作者佚名。据其内容和“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的抄写题记，可知创作并且抄写于晚唐至五代。北残８２０号今藏北京图书馆，伯希和编号“伯３５０１谱”今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斯坦因编号的三卷即“斯５６４３谱”、“斯５６１３谱”、“斯７８５谱”，今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敦煌舞谱》今有完整的校释本，见台北学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王昆吾《汉唐音乐文化论集·敦煌舞谱校释》，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上海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５年版，附录敦煌舞谱校释，今存的五卷敦煌舞谱共有十八份谱例。①除无法修复的残卷外，四卷使用了十支曲调，保存完整的谱例有七曲，即《遐方远》、《凤归云》、《南歌子》、《浣溪沙》、《南乡子》、《双燕子》、《蓦山溪》曲；存有片段谱字，无提示词的是《荷叶癧》曲；仅用作打送曲的两曲是《浮图子》、《五段子》，基本上是盛唐时期的教坊曲，具有南方音乐的渊源。

唐代的舞蹈音乐非常兴盛，日本曾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流传到①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５年版。

·３２６·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日本的唐代舞乐艺术受到保护。早在１２世纪左右，日本人便描绘了一部分唐代乐舞的装束和舞蹈的姿态，这些古舞图，是研究唐代舞蹈艺术的宝贵资料，也是绘画艺术的珍品。高岛千春《舞乐图》集中了多种古舞乐图绘制，包括《信西古乐图》，又名《唐舞绘》，原本是１２世纪绘制。《光信朝臣图》、《光成大夫图》、《元陈法眼图》、《御屏风图》等，全书二册，一册左舞，收三十八图，主要是唐朝舞蹈和天竺舞蹈。一册右舞，收三十图，主要是新罗乐。附面具二十五图，面具图中有唐代舞戏的假面《拔头》、《兰陵王》，等等。舞图中有《秦王破阵乐》、《甘州》、《迦陵频伽》、《苏合香》、《太平乐》、《达球乐》、《还城乐》、《三台盐》等。

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经》已经流传千年，２０世纪末在《东巴经》里发现了两部名叫“蹉磨”的经书，被舞蹈史学界和体育史学界分别视为“最古老的舞谱”和“最古老的拳谱”。“蹉”字在纳西文字里的意思是“跳”，“磨”的意思是“谱”。“跳谱”可以理解为舞谱，也可以理解为拳谱。东巴跳在东巴教中有重要的地位，东巴巫师在做道场时，分文、武道场，道场的特点是以武术和舞蹈为主。《东巴经·蹉磨》记录的《黄金大娃跳》包括“牦牛斗赤虎”、“大神跳”、“东巴将官耍刀术”、“将军单腿跳桌”，等等。东巴古画《白骨大神图》中神兵有胜利旗棍舞、四色旗舞、刀舞、叉舞。①明代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汇辑众书有关天、地、人之图。此书有天文四卷、地理十六卷、人物十四卷、时令四卷、宫室四卷、器用十二卷、身体七卷、衣服三卷、人事十卷、仪制八卷、珍宝二卷、文史四卷、鸟兽六卷、草木十二卷。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的插图多取自此。《三才图会·器用·卷三》为乐器，收录的乐器有钟、镛、*钟、歌钟、金?、?于、铎、磬、天球、编磬、笙磬、颂磬、大琴、小琴、大瑟、中瑟、次小瑟、言箫、韶箫、管、笛、大篪②、小篪、笙、巢笙、大竽、小竽、大埙、小埙、拊、鼓足、建鼓、雷鼓、应鼓、提鼓、方响、羯鼓、阮咸、琵琶、海螺、腰鼓、木鱼等七十余种。《三才图会·器用·卷四》为舞蹈器具，收录图形有戚、騄、翟、旌、节、相、应、牍、雅、金钲、虎侯、豹候、熊候、麋候、大候、二正候等四十余种舞蹈用具。《三才图会·人事·卷一》有《鼓琴图》，内容有手指名称图、左右手指法图、左右手指法及谱字的考证。《三才图会·人事·卷九》有律吕和乐舞图，内容有《大合乐四表六舞会位图》、《太①刘峻襄《东方人体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②篪是古代管乐乐器，用竹制成，单管横吹。

·３２７·中国艺术史料学极元气图》、《河图五声图》、《洛书八音图》、《黄钟生十一律内积该数并十二宫图》、《大合乐宫角徵羽九变总图》、《律吕应二十四时阴阳升降音比宫角徵羽之图》、《堂上堂下乐图》、《六律六吕隔八相生图》、《五声八音八风图》、《五音相生次序图》、《三分损益图》、《十二律同类娶妻隔八生子图》、《十二律相生相应同心一统图》、《乐图》、《九奏乐图》、《四夷乐图》、《大成殿雅乐舞生图》、《舞图》、《文舞图》、《武舞图》、《文武二舞图》、《四夷舞图》、《三才图会·人事·卷十》为百戏图，收录有土圭、投壶、双陆、击壤、牧笛、傀儡、角地、打弹、走火等二十余种百戏表演图。

明代朱载癱有《乐律全书》，朱载癱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研究古代乐器的著作《瑟谱》，第一个发明了“新法密律”，即音乐的十二平均律原理；第一个创作出按照十二平均律原理发音的乐器———弦准；第一个发现“异经管律”的规律；第一个创立“舞学”一词，并且为这个学科规定了内容大纲。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说：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癱，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

汉学家李约瑟说：“他的理论在自己的国家却很少付诸实践，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讽刺。”《乐律全书》是包括律学、乐学、舞学、历法、算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巨著。该书由《律历融通》、《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操缦古乐谱》、《旋宫合乐谱》、《乡饮诗乐谱》、《六代书小舞谱》、《小舞乡乐谱》、《二佾缀兆图》、《零星小舞谱》、《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等十四种汇集而成。

《零星小舞谱》是祭祀谷神的乐舞，由童男小儿表演，故曰“零星小舞”，在钟、鼓、板、双管等乐器的伴奏下，在小曲【豆叶黄】的七八遍歌唱声中，由八对童男手拿镰刀、镢头、大锹、锄头、竹竿、木杈、连枷等农具双双对舞，分别表演春种秋收。“教田既毕，农事已成，讴歌舞蹈，答谢神明。”还附有【古南风歌】（调寄鼓孤桐）、【古秋风辞】（调寄青天歌），歌声中摆出“天下太平”在字舞，被称为“村田乐”。

·３２８·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１１．８曲谱曲是用有韵律的文字，编成可以歌唱的词句。有韵律的文字具有文学与音乐的双重性质，《四库全书》集部有南北曲。新中国建立以后，戏剧、曲艺属于艺术类。仅仅有文字，无乐谱演唱的韵文当属于文学。可以演唱的韵文则属于艺术，今称曲艺。曲分为“散曲”和“剧曲”，“散曲”是一种抒情的文学，和诗词一样具有文学性质，属于韵文。“剧曲”是具有情节、动作、说白表演的韵文，属于表演艺术。韵文与剧曲同源而异流。

元曲是有乐谱的，曲是可以歌唱的音乐艺术。曲的起源很早，曲的句子长短不一，歌唱起来曲折荡漾，所以叫曲。早在战国时代就有“曲”的名称。

《文选·对楚王问》记载了宋玉对楚王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①经过孔子删定的《诗经》原有古代乐章，多为四言诗，整齐划一，没有长短曲句。西汉时，汉武帝定郊祀之礼，成立了主管音乐的官署———乐府。上朝和祭庙的音乐也就叫乐府，后来凡是和以管弦的歌曲都称乐府。乐府的句子以长短句为主，词曲也是长短句，六朝时期乐府歌词趋于华美。

两宋时期词曲大盛，词是曲的填词，词有曲牌有曲谱可以歌唱。词有乐、曲、歌、调、令、谣、吟等词牌，乐有“清平乐”、“西平乐”、“齐天乐”、“永遇乐”等乐名，曲有“阳关曲”、“金缕曲”等，歌有“南歌子”、“洞仙歌”、“六州歌头”等，调有“水调歌头”、“传调二郎神”等，令有“如梦令”、“关河令”、“洞仙歌令”、“瑶池宴令”、“品令”、“唐多令”、“百字令”、“解佩令”等，谣有“天门谣”等，吟有“水龙吟”、“丹凤吟”等，还有“满庭芳”、“渔家傲”、“临江仙”、“西江月”、“定风波”、“风流子”，等等。这些词牌、曲牌有牌名、有格律流传至今，但是大部分失去了曲谱与曲调，只有少数词曲可以演唱。

南宋词曲文献史料异常丰富，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四卷是一部词曲专集，卷一录《圣宋铙歌鼓吹曲》十四首，《越九歌》十首，琴曲《古怨》一首。

卷二录令词三十三首。卷三录慢词二十首。卷四录自制曲十三首。别集一卷录《小重山令》等十八首。其中有曲谱的词共二十八首，《越九歌》十首为①隋树声选编《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页。

·３２９·中国艺术史料学祀神曲，用律吕字谱记录曲调。今存律吕字谱歌曲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录宋代赵彦肃传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越九歌》十首是我国第二批律吕字谱的早期实例。琴曲《古怨》是今存最早的琴歌，用古琴减字谱记录曲调。

姜夔在此曲谱的文字说明中，详细论述了“侧商调”调弦法，其余十七首均用俗字工尺谱记录，工尺谱在北宋就已经形成。

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全名《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四十二卷，《艺文类·三锦门庭》附《酒令》内有俗字记谱的宋元民间酒宴的“唱赚谱”———《愿成双》以及伴奏的板鼓谱《全套板鼓棒数》，《圆里圆》唱赚词一套，歌词前有“遏云要诀”讲解唱赚的规则和唱法，“遏云致语”中有《鹧鸪天》，是唱赚演唱前用的曲牌名称，还收录唱赚蹴球图一幅，在《管色指法》中还收录俗字谱、工尺谱记录的官笛、羌笛、夏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星、横箫、竖笛九种管乐器的按孔指法。第七集上卷音谱类收录琴谱总说、右手指谱、左手指谱、琴谱直解和琴曲六首。第九卷《乐星图谱》用俗字谱符号说明八十四调各调音阶。

南宋张炎《词源》二卷，论述了词的音乐问题。上卷有“五音相生”、“阳律阴吕合声图”、“律吕隔八相生图”、“律生八十四调”、“古今谱字”、“四宫清声”、“五声宫调配属图”、“十二律吕”、“管色应指字谱”、“宫调应指谱”、“律吕四犯”等八条。下卷有“音谱”、“拍眼”、“制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杂论”等十五条。

元代女真人和蒙古人特别嗜好音乐，形成了元曲。元曲分杂剧和散曲两种，杂剧是在舞台上演唱的。杂剧有剧本，有故事，曲文之外还夹杂有宾白科介。散曲也称乐府、北乐府、小乐府、新乐府。散曲直抒胸臆，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歌曲。每一种曲子都有一个曲牌，又叫“牌调”、“曲调”。曲牌是唱曲时那个调子的名称，如“一枝花”、“山坡羊”、“水仙子”等都是曲牌。元人散曲由宋词递变而来，散曲与唐宋词有渊源关系，一些小令和词都是长短句，牌调名称与格律与宋词完全一样，如“鹦鹉曲”、“人月圆”，等等。有的词曲格律完全相同，仅仅是名称不一样。有的词牌本来有异称，名称有改变，其格律相同或略有改变。南北成套之曲，远本古乐府，近本宋词。

在元曲作家传记方面，元代钟嗣成著《录鬼簿》，记载了元代杂剧和散曲作家的姓名与生平事迹。《录鬼簿》有孟称舜本、天一阁本、曹楝亭本三种本子，是研究元曲的重要艺术文献。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同时也·３３０·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是散曲作家，元曲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元代曲家兼音韵家周德清《中原音韵》罗列了散曲规律：“作曲先要明腔，后要识谱，审其音而作之，庶无劣调之失。”王世贞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婉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①（王世贞《?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艺苑卮言附录一》）近代学人卢冀野先生说：“曲的意义就是曲曲折折的情意，直直爽爽地说出来，在诗词所不能表现的，都可以从曲表现。”任中敏先生说：我国一切韵文之内容，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剧曲不论，只就散曲以观，上而时会盛衰，政事兴废；下而里巷琐故，帏闼秘闻，其间形形色色，或议或叙，举无不可于此体中发挥之者。以言人物，则公卿士夫，骚人墨客，固足以写；贩夫走卒，娼女弄人，亦足以写。大而天、日、山、河，细而米、盐、枣、栗，美而名姝、胜境、丑而恶疾、畸形、殆无不足以写。②可见散曲表现现实生活能力之强。研究元曲的文献主要有：元代杨朝英《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十卷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华书局版；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明宁献王朱权《太和正音》；明臧晋叔《元曲选》；明代范善溱《中州全韵》；明代沈宠绥《度曲须知》；清代王奕清等撰《钦定曲谱》；清代李玉《北词广正谱》四册，北京大学石印本，曲谱；清代叶堂《纳书楹曲谱》；清代姚复庄《今乐考证》；正音学会《曲苑》；现代任中敏《新曲苑》；任中敏先生编《散曲丛刊》，１９３０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线装本２８册；唐圭璋先生编《元人小令格律》；许之衡《曲律易知》；吴梅先生《中国戏曲概论》、《顾曲麈谈》；华连圃《戏曲丛谈》；卢前《词曲研究》、《明清戏曲史》；蔡莹《元剧联套述例》；王芷章《腔调考原》；郑震《中国近代戏曲史》；贺昌群《元曲概论》；隋树森编著①隋树森选编《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９页。

②韩非木《曲学入门》，中华书局１９４８年版，第１页。

·３３１·中国艺术史料学《全元散曲》，１９６２年中华书局版，上、下两册。

明代朱权撰《太和正音谱》二卷。朱权（１３７８—１４４８），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幼年自称“大明奇士”，别号涵虚子、丹丘先主、馰仙等，潜心于修身养性。《太和正音谱》是一部戏曲文学理论、戏曲音乐理论兼及戏曲史料的著作，有《乐府体式》、《古今英贤乐府格势》、《杂剧十二科》、《群英所编杂剧》、《善歌之士》、《音律宫调》、《词林须知》、《乐府》等八章，分古代戏曲、散曲理论和史料、北杂剧曲谱两个部分。《乐府体式》又名《予新定府体一十五家》，表示如此分体是朱权首创。

朱权按照作品的语言风格对戏曲进行分类，把乐府体式定为十五家，称为：“丹丘体、宗匠体、黄冠体、承安体、盛元体、江东体、西江体、东吴体、淮南体、玉堂体、草堂体、楚江体、香奁体、骚人体、俳优体。”任中敏《散曲概论》认为：丹丘体，豪放不羁；宗匠体，词林老手；盛元体，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无忌惮；江东体，端谨严密；江西体，文采焕然，风流儒雅；东吴体，清丽华巧，浮而且艳；淮南体，气劲趣高。七体之中，丹丘体、江东体、东吴体鼎立为三派，盛元、淮南两体可以归入丹丘体，江西体可以附于东吴体，宗匠体不过是文笔老练，不能够自成一派。①《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三卷目录“词曲部会考一”，辑录王灼《碧鸡漫志·歌曲》。“词曲部会考二”辑录陶宗仪《辍耕录·杂剧曲名·唱论·院本名目·众曲》、都穆《南濠诗话·调名》及杨慎《词品》。“词曲部会考三、四、五”辑录《三才图会·诗余图谱上、中、下》，定格律音韵平仄。中国的戏剧艺术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具体表现为角色的风格定性。“词曲部会考六”辑录《啸余谱》乐府体一十五家及对式名目，有豪放不羁的“丹丘体”；词林老手的“宗匠体”；寄情太虚，有餐霞服日之想的道情属于“黄冠体”；华观伟丽承安金章正朔的“承安体”；字句皆无忌惮又称不讳体的“盛元体”；端谨严密的“江东体”；还有文采焕然，风流儒雅的“江南①马美信《朱权“太和正音谱”提要》，《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艺术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０７—２１０页。体式说对文论、画论均有意义。陈之佛《学画随笔》：“文可以别体类，余谓画亦可以别体类。简约、繁丰、刚健、柔婉、平淡、绚烂、谨严、疏放也是。笔简意赅，神情毕露者，画之简约体也。细密精致，丰满充实者，画之繁丰体也。雄伟健劲，而有气概者，画之刚健体也。温雅秀美丽，而富神韵者，画之柔婉体也。笔迹浑璞，不假妆点，而力求真纯者，画之平淡体也。意匠巧妙，赋彩鲜妍，而力求富丽者，画之绚烂体也。统体周密，不愈规矩，精微谨细，一笔不苟者，画之谨严体也。笔简形具，得之自然，不加雕琢，不论粗细，随意落笔，意溢与形者，画之疏放体也。”见李有光、陈修范《陈之佛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２页。

·３３２·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体”；清严华巧，浮而且艳的“东吴体”；气功趣高的“淮南体”；气象正大的“玉堂体”；志在泉石的“草堂体”；曲抑不伸，滤忠诉志的“楚江体”；裙裾脂粉的“香奁体”；嘲讥戏谑的“骚人体”；诡喻淫虐即淫词的“俳优体”。乐府体的十五种角色的风格定性，形成了戏剧艺术的程式，归纳了角色的性格与表演风格。对式名目有：合璧对、连璧对、鼎足对、连珠对、隔句对、鸾凤和鸣对、燕逐飞花对。戏剧体式是杂剧、戏曲、诗词的语言表演艺术风格的归类，是词曲戏剧角色表演艺术风格体式与语言对仗形式。

明代沈自晋将其叔父沈瞡《南九宫谱》增补为《南词新谱》，又名《南词全谱》，全称《广辑词隐先生增订南九宫词谱》，其凡例有“遵旧式”、“禀先程”、“重原词”、“参增注”、“严韵律”、“慎更删”、“采新声”、“稽作手”、“纵诠次”、“诶补遗”等十项，对修谱制定了处理原则。现代吴梅《南北词简谱》十卷，有一千多种曲子，南曲近八百种，北曲三百余种。每个曲子都选有一首比较合律的曲例作为规范，指出句读、用韵、字调，对照各时代著名曲例，指出沿革情况、曲谱异同、旋律特色与音调。

１１．９印谱篆刻是中国特有的艺术门类，是文字的艺术化。印谱是艺术文献，是印章作品的汇集。古代印论往往出现在印谱的序言、跋语之中。印学与古代礼仪制度有关，凡官吏必有印，皇帝有印玺。秦汉时期有金印、玉印、铜印、封泥印传世。

北宋是中国艺术的繁荣时期，北宋皇室重文治，好书法绘画，搜求天下金石书画，设立皇家画院，促进了中国书法印章绘画艺术的繁荣。在金石学的影响之下，欧阳修编撰《集古录》十卷，杨克一辑《集古印格》一卷，亦名《图书府》。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官辑《宣和印谱》四卷①，赵明诚辑《金石录》三十卷。

南宋时期，绍兴二十五年，颜叔夏辑《古印谱》一卷；薛尚功编辑《薛氏钟鼎彝器款识》二十卷；姜夔编辑《姜氏集古印谱》四卷；元代画家钱选编辑《钱氏印谱》；赵孟瞓编辑《印史》二卷；吾丘衍编辑《古印式》二卷，亦名《学古印式①韩天衡编著《中国印学年表（增补本）》，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此书从北宋（９６０—１１２７）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尽管秦汉印遗存非常丰富，但是编辑成为印谱图书是从北宋开始有文字记载。明清印谱异常丰富，是研究印学的一手文献，也是中国艺术学科的特色，故作部分辑录。

·３３３·中国艺术史料学编》、《汉官威仪》；吾丘衍撰《学古编》二卷，后人多以其中第一卷《三十五举》名之；吴轈编辑《吴孟思印谱》，后人讹称王厚之《复斋印谱》，又名《汉晋印章图谱》；杨遵编辑《杨氏集古印谱》四册。

明代沈津编辑《沈润卿刻谱》，陶宗仪编辑《古人印式》。宣德三年，吕震奉旨编《历代玺印谱》二册。嘉靖年间郎瑛编辑《七类修稿》五十一卷，其中第四十二卷收汉、魏印五十六钮。隆庆六年，顾从德（汝修）编辑《集古印谱》六卷，首创以秦汉原印钤印，共钤成二十部，传世有两种有版本。万历三年，顾从德据《集古印谱》本，扩充成为木刻本《印薮》六卷。万历十五年杨元祥编辑《杨氏集古印谱》二册。万历十七年，张学礼（诚甫）辑《考古正文印薮》五卷，此谱由吴丘隅、董玉溪、何雪渔、吴岭南等印人摹镌，历时二十年，是篆刻家摹古印成谱的开始。

万历二十八年，范大澈（子宣）与其子范汝桐编辑《集古印谱》十册。何震（主臣）自刻印刷《何雪渔印选》，开印人自刻印汇集成谱之先河。李贽（卓吾）辑《博纂二王真草隶篆千字文印薮书镜》一册。苏宣（尔宣）编辑《苏氏纂集集古印谱》一册。万历三十三年，苏宣编辑自刻印为《苏宣印册》二册。万历三十六年，程大宪（为尼）编辑自刻印成《程氏印谱》四卷，《竹印二谱》五册。詹荷编辑《明臣印谱》二卷。万历十十八年（１６１０），梁千秋编辑印成《梁千秋印隽》四册。万历四十二年，汪关编辑自刻印成《宝印斋印式》一册。万历四十五年，张灏（夷令）编辑《承清馆印谱》初续集二册本、四册本，是第一本汇集各家印人印作的印谱，收入文彭、何震、王悟林、沈野、陈万言、苏宣、杨当时、程远、王修之、张休儒、徐上甫、归昌世、李流芳、梁千秋、沈千秋、王玄阳、周郎生、王晋卿等二十二家作品。万历四十七年，曹一鲲编辑自刻印成《丛珠馆印谱》二卷，张梦锡编辑《古今印选》一册，亦名《猗兰馆官私印谱》。泰昌一年（１６２０），方逢吉（元长）编辑自刻印成《方元长印谱》五卷。

崇祯一年（１６２８），丁元荐卒，其生平编辑《名山言海印谱》二册；释性空编辑自刻印成《愚公印谱》一册；朱简（修能）编辑自刻印成《修能印谱》九集；汪关（尹子）编辑自刻印成《宝印斋印谱》十二册；梁大年编辑自刻印成《梁大年印谱》。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张灏（夷令）编辑《学山堂印谱》六册。崇祯六年（１６３３），李根（阿灵）编辑自刻印成《云谷堂印谱》一册，与周亮工《籁古堂印谱》、汪启淑《飞鸿堂印谱》合称为“三堂印谱”；郑基相（弘佑）编辑自己刻印成《郑弘佑印谱》。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吴文尚编辑《摹古印谱》。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徐坚（子固）编辑《徐子固印谱》；黄枢《子环》编辑自刻印成《款识录·３３４·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印谱》；金贤编辑《集何雪渔印谱》二卷；程林（云来）编辑自刻印成《程云来印谱》；金申之编辑《金氏考定印谱》八卷。明代印谱、印学著作非常丰富，以上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清代印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顺治四年，胡正言编辑自刻印成《印存初集》二册四卷；彭源（饮光）以自刻《印徵》一册示胡正言。顺治六年（１６４９），顾听（元方）编辑自刻印成《顾元方印谱》；万寿祺辑有《沙门慧寿印谱》一册。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庄礮生（玉聪）编辑《漆园印型》十三卷。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沈世和（石民）编辑自刻印成《八咏山房印谱》、《虚白斋印谱》；无名氏编辑《汉铜印谱》一册；黄经（济叔）编辑自刻印成《黄济叔印谱》；葛潜（起）编辑自刻印成《葛氏印谱》一册；顾块（筑公）编辑自刻印成《顾筑公印谱》；胡正言编辑自刻印成《印存玄览》四卷；王概（安节）编辑自刻印成《王安节王宓草印谱》；钱履长（雷中）编辑自刻印成《钱雷中印谱》；胡阮（省游）编辑自刻印成《胡省游印谱》；陆天御（汉标）编辑自己刻印成《陆汉标印谱》；林晋（晋白）编辑自刻印成《林晋白印谱》；陶碧（石公）编辑自刻印成《陶石公印谱》；林熊（公兆）编辑自刻印成《林公兆印谱》；吴道荣（尊生）编辑自刻印成《吴尊生印谱》。

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周亮工编辑《籁古堂印谱》三册本，编辑《籁古堂家印谱》四册本，存印较三册本多近千方。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祝潜（翼铭）编辑自刻印成《初阳印谱》三卷。祝翼良（汉师）编辑自刻印成《自娱集印谱》及《翼良印谱》。吴晋（平子）编辑自刻印成《分类印谱》。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４８），吴观均（立峰）编辑《稽古斋印谱》五册十集。康熙二十四年，阎咏（左汾）编辑自刻印成《左汾印谱》。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胡介祉（循斋）编辑许容（实夫）刻印成《谷园印谱》。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吴先声（实存）撰《敦好堂论印》一卷；徐易（观复）编辑自刻印成《凤凰村印谱》一册。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林皋（鹤田）编辑自刻印成《宝砚斋印谱》一册；张智锡（药之）编辑有《存古斋印谱》。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孙严朝（克斋）编辑自刻印成《佣古斋印谱》一册。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程大年（受尼）编辑自刻印成《立雪斋印谱》四册。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张在辛、张在乙、张在戊编辑自刻印成《相印轩印谱》三册；钱祯（宁园）编辑自刻印成《能尔斋印谱》四册六卷。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周廷佐（元功）编辑自刻印成《文雄堂印谱》二卷，孙軦、方大礼编辑自刻印成《耦耕园印谱》，等等。中国古代印学发达，清代印谱遗产异常丰富，与书法、绘画艺术关系密切。有印章作品、篆刻家、印谱、印论、印史文·３３５·中国艺术史料学献，成为中国艺术学的特色艺术门类。

１１．１０图说、图鉴、图志明代开图说之风气。古代文献有图为证，但图例阙如，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插图比较困难，往往没有图例，图说将文字文献与实物、图谱印证，可以弥补文字的不足。图谱是图文并茂，以图配文，以“图说”的形式图文相互印证。明代西洋人邓玉函撰《奇器图说》，明代王征翻译，开图说之风气；明代造墨专家沈继孙撰《墨法集要》，收录有２１图，每一图皆有文字说明。

清代会典用图说。康熙、雍正两部会典，在乾隆时期将法典与事例分开，撰成乾隆《大清会典则例》１８０卷。嘉庆年间修会典，更名则例为事例，成９２０卷，又别立“图说”１３２卷。光绪年间写会典，遵从嘉庆之例，成“事例”１２２卷，“图”２７０卷。会典图绘制礼制器物，乐器、冠服、舆卫、武备、天文、舆地等图，并附说明。会典、事例、图说三者互相补充，会典为纲，事例举例，图说形象，形成“会典”这类政书的完整体例。１９９１年中华书局影印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精装１２册，《大清会典图》２册。同年，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也影印了《大清会典图说》。

《四库全书》有图鉴之例。２００４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张江福选编的《四库全书图鉴》。选代表作４０部，其中经部著作１０部，史部著作１４部，子部著作１５部，集部著作１部，共计１７类。这些图与天文地理、山川河流、建筑、音乐、器物、版刻、绘画有关。易经类选录著作３部：宋刘牧《易数钩隐图》图１卷、宋代朱元癉《三易备道》、元代儒学提举张理《大易象数钩深图》。

还有宋代陈大昌撰《禹贡山川地理图》，明代胡广等奉旨编撰《书经大全》，有唐虞夏商周谱系图、历象授时之图、尧典四种、虞书日永日短之图、闰月定时成岁之图、七政之图、六律六吕图、虞书律度量衡之图。清地理学家胡谓撰《禹贡锥指》图４７幅，有九州分域图、九州贡道图、导山图、导弱水图、导黑水图、导河图、西域河源图、导江图、导淮图等。

《诗经》选录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有思无邪图、四始图、正变风雅之图、十五国风地里之图、泮宫图、七月流火之图、楚丘定之方中图、公刘相阴阳图等。乐类选录宋朝阮逸奉旨编定《皇新乐图记》，明朝律学家朱载癱《乐律全书》中的古代小舞谱部分。清代允禄、张照奉乾隆旨编纂《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乐器部分收录６０多种，前为图绘，后为文字说明，依照乐器·３３６·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比例图绘，说明乐器尺寸大小，形状，历史沿革。

政书部分收录《八旬万寿盛典》、《皇朝礼器图式》、《熬波图》、《营造法式》。乾隆五十五年，阿桂等纂修《八旬万寿盛典》，其规模宏大，史无前例。

从西华门至圆明园，分为两幅长卷，西华门至西直门为一图，西直门至圆明园大宫门为另一图，称为万寿长图。《皇朝礼器图式》为允禄亲王奉乾隆谕旨，率同福隆安、于敏中、蒋溥等大臣，考证历代礼器，编绘成皇朝礼器图式１８卷。其中祭器２卷，仪器１卷，冠服４卷，乐器２卷，卤簿３卷，武备６卷，每器列图于右，说明于左，说明尺寸长短，直径，材料、雕刻、绘画、组绣制作，是研究皇朝礼器、乐器、服装、武器装备的百科全图。宋朝李诫奉旨编修《营造法式》３４卷，李诫考究群书，与工匠讲说分立类例，为中原官式建筑样式的规范。

目录类选录摹图著作《金石经眼录》，录由清朝褚峻字千峰摹图，牛运震辅说，褚峻以刻碑，贩卖碑刻为业，周游深山大泽，搜求金石文字，凡前人未录或难录的碑刻，皆回其形状，临摹字画，精选４７块石碑，作为刊本。

书画史料中诗话合璧的“图咏”，一图一咏。如《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具有史料价值，康熙皇帝建避暑山庄，有３６所建筑，康熙皇帝为每处建筑作诗与小叙，撰《避暑山庄记》，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书竣。次年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等为诗作注释，内阁侍读学士沈瑜为避暑山庄绘图。

每处建筑图志是以图辅助文字，《御制避暑山庄诗》书成。乾隆皇帝于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巡幸热河，重读康熙帝诗，依韵唱和，成诗３６首，大学士鄂尔泰等注释，成为《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提供了避暑山庄的直接史料，具有建筑园林绘画御史价值。①“图志”是地方志书的一种，清代两淮盐运史赵之壁在南巡接驾后，编纂《平山堂图志》，收录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乾隆皇帝南巡，扬州盐商在北郊建的卷石洞天、西园曲水、红桥览胜、长堤春柳、河浦熏风、碧玉交流、四桥烟雨、春台咏月、白塔晴云、冶春诗社、三过留踪、蜀冈晚照、万松叠翠、花屿双泉、双峰云栈、山亭远眺、临水红霞、绿稻香来、竹楼小市、平冈艳雪二十景图。

原本有版刻《名胜全图》１２８幅，卷首有康熙、乾隆等皇帝御制诗文、赏赐物名称、联额，第一、二卷为名胜，对各景作叙说，卷三至卷九为艺文，收录历代①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７９页。

·３３７·中国艺术史料学歌咏平山堂的诗赋、序、铭，卷十为杂识。该书具有园林艺术史料价值。①工艺类史料文献往往有版刻“插图”，论及陶瓷艺术的文献有宋应星《天工开物》、曹昭《新增格古要论》、高8《燕闲清赏笺》。明代陶瓷艺术有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周高起《阳羡茗壶记系》，清代陶瓷艺术文献有朱琰一《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陈浏《杯史》、《古瓷汇考》、吴骞《阳羡名陶录》、程哲《窑器说》、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佚名文献著作有《瓷论》、《南窑笔记》。近现代著作有刘子芬《竹园陶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黄《辞史》、孙凤翔《瓷录》、郭葆昌《瓷器概说》、李祥春等《钜鹿宋器丛录》、龚轼《景德镇陶歌》、《清高宗御制咏词诗录》、（日本）奥玄宝《茗壶图录》、冒广生《哥窑谱》、邵蛰民《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朱鸿达《宝鸿堂藏器修内司官窑图解》、杨啸谷《古月轩瓷考》、李景康等《阳羡砂壶图考》、荆子久《钧窑考证》、程村《柴窑考证》，还有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瓷器目录《陶图》。②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陶俑、木俑、雕塑、帛画、漆画、壁画等艺术品具有史料图像文献价值。沈从文《中国服饰史》使用了大量图像资料，对照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有《战国帛画》，从楚辞、楚衣、楚冠、楚画、楚俑考证楚服饰；以云南石寨山出土西汉滇人舞女青铜器、铜鼓形双盖储贝器舞蹈纹、铜鼓执干戚舞人、南昌东郊出土的西汉牙雕舞人、玉雕舞人、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漆椁图案舞人考察汉代乐舞；从敦煌壁画三九零窟隋代伎乐供养人图研究隋代服饰；从隋代青褐釉陶舞俑研究隋服饰与舞蹈；从敦煌壁画一五六窟晚唐壁画张议潮出行图研究甲骑鼓吹、舞乐仪仗；从传南唐周文矩《宫中图》、《宫乐图》、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研究唐代音乐演奏；从北宋河南禹县白沙北宋元符三年赵大翁墓葬壁画《乐舞图》男、女伎乐研究北宋乐舞；从宋画中研究甲骑鼓吹；从河北宣化辽天庆六年墓壁画《散乐图》研究辽散乐；从河南焦作金墓出土的蒙古人乐舞俑研究金代艺术；从元代永乐宫壁画研究元代奏乐道童；从洪赵县广胜寺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研究元人杂剧，女伎乐演员的名称以“秀”自称，有珠帘秀、赛帘秀、顺时秀、梁园秀、曹娥秀、小娥秀、天锡秀、李芝秀、翠荷秀，等等，是杂剧演出班子的主角与领袖。

左图右史，左图右文，图文并茂，往往可以一目了然，图说以两重证据，①《扬州地方文献丛书》，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版。

②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３３８·第十一章汉画、石窟、谱录、图说多重证据说明论证问题，是艺术学研究与艺术文献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

现代人补古籍以图例，成为新版古籍图说。“图说”可以使古代文献史料图文并茂，相互印证，易于今人阅读，也是完善艺术文献史料的重要研究方法。

图说是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将校勘、注释、翻译、解说、配图融为一体的研究工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图说丛书》做了大量的艺术文献图说工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单列学科———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中国艺术设计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项目的支持。这套图说已经出版的有《梓人遗制图说》、《考工记图说》、《装潢志图说》、《天工开物图说》、《闲情偶记图说》、《景德镇陶录图说》、《长物志图说》、《营造法式图说》、《)饰录图说》，等等。图谱类型学是现代考古学的图谱研究方法，常见的有陶瓷谱系研究方法，对历代的陶瓷造型、胎土、釉色等进行图谱比较。

·３３９·第十二章门类艺术史中国史学蔚为大观。艺术门类的专门史有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宋朱长文《琴史》、北宋米芾作《书史》、元代赵孟瞓《印史》等，形成门类艺术专史文献。

艺术史是具有悠久历史与广泛认同的世界性学科，世界著名大学一般都有艺术史系。艺术史系与艺术学院分立，艺术学院培养艺术家与艺术专业创作人才，艺术史系承担全校各院系的通识教育课程。在我国只有艺术学院开设艺术史课程，艺术史系属于艺术学院，艺术史还没有进入普通高校所有专业的人文素质教育。

艺术史是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艺术史具体可以分为门类艺术史，如美术史、建筑史、雕塑史、绘画史、音乐史、舞蹈史、戏剧史、杂技史、工艺史、陶瓷史、漆器史，等等。俞剑华先生将中国绘画艺术的典籍文献史料，按文献的出处、作用、性质、文体等，分为十一类：１．史传，包括历代史、专史、小传、通史。２．作法，包括体制、图谱、歌诀、法则。３．论述，包括概论、通论、专论、杂论、诗篇。４．品藻，包括品第、评论、比况、杂评。５．题赞，包括赞颂、赞咏、题跋、杂题、自题。６．著录，包括记事、鉴赏、集录、前代内府所藏、私家所藏。７．杂识，专论书画，兼论书画。８．丛辑，丛书、类书、丛!、类!、摘抄。

９．伪托。１０．散佚。１１．未见。①俞剑华先生的中国绘画史分类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性意义，中国绘画史分类有通史、全史、史略、专史、断代史、编年史、年表、画科史、山水画史、人物画史、花鸟画史、四君子画史、画体史、原始画史、彝器画史、石刻画史、壁画史、雕版画史、画家史、朝代艺术史、地方艺术史、女性艺术家史、种族艺术史、方外艺术史、帝后艺术史、画院艺术史、画友艺术史、合传、汇传等；画派史如南宗画史、北宗画史、浙派画史、吴门画派史、虞山派画史、娄东派画史①俞剑华《国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２页。

·３４０·第十二章门类艺术史等，还有画派通史、画派专史、画法史、写生画法史、临摹画法史、传神画法史、指头画法史等。

１２．１音乐史、琴史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乐记、乐论、乐录、乐谱、乐府、乐典、乐略、乐律、乐考著作异常丰富。中国古代的乐包括器乐、乐曲、乐歌、乐舞、乐律、乐府等，拥有丰富的音乐史料。唐代杜佑《通典·乐典》，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等著作具有中国音乐史的性质。

在唐《通典》、南宋《通志》、元《通考》三通以后，有《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四通，还有《古今图书集成》，记载了完整的音乐史料文献。

现代音乐史家著作有萧友梅《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叶伯和《中国音乐史》、童斐《中乐寻源》、郑觐文《中国音乐史》、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朱谦之《中国音乐文献史》及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１９６３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吴钊在杨荫浏先生指导下完成《中国古代音乐小史》，１９８０年吴钊、刘东升编著《中国音乐史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７年再版。

宋代文教昌盛，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息。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作为音乐史的门类史，北宋朱长文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琴史专著《琴史》。朱长文（１０３９—１０９８），字伯原，号乐圃。其父朱公绰，光禄卿，知舒州。朱长文“十岁善属文”，十九岁登科，二十岁授秘书省校书郎，守许州司户参军。后因为坠马致残，无意仕途，作宅“乐圃”于苏州，闭门著书。

后起用为本郡教授，又召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家藏书数万卷，藏古琴、建筑琴台，今存《易经解》五卷、《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墨池编》二十卷、《续书断》二卷、《琴史》六卷。明清两代辑有《吴郡乐圃朱先生余稿》十数卷。

《琴史》是以历代著名琴人为条目编撰古琴的历史。先秦书籍中关于音乐的记载，汉唐的乐书，多数是以人为中心的叙史方式。中国历代有以人记史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即用此方法，以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构成宏大的历史画卷。《琴史》以四库全书本计，凡六卷，卷一至卷五共记载１５８人，附见十一人。卷一记载帝尧、帝舜、大禹、成汤、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孔子、许由、伯夷、叔齐、箕子、微子、伯奇、介子推、史鱼、颜子、子张、子·３４１·中国艺术史料学夏、闵子、子路、曾子、原思、宓子贱二十七人；卷二记载涓子、琴高、寇先、楚商梁、师旷、师襄子、瓠巴、师文、钟仪、师经、荣启期、伯牙、钟子期、邹忌子、雍门周、子桑、屈原、宋玉、卞和、沐犊子、商陵牧子、霍里子高（附屠门高）、龙丘高、樗里牧恭（附聂政）、三士（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附离须、明光）、卫女、百里奚妻、伯姬保母、樊姬、鲁女、毛女三十三人，附见四人；卷三记载汉高祖、汉元帝、元后（附赵后）、四皓（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里先生）、窦公、周太宾、稷丘君、淮南王刘安、司马相如、张安世、师中、赵定、龙德、刘向、王昭君、宋胜之、桓谭、刘昆、梁鸿、马融、蔡邕、蔡琰（附陈修明）、杜夔、孙登、阮禹、三阮（阮籍、阮咸、阮瞻）、季流子、嵇康、嵇绍、顾雍、顾荣、张翰等三十七人，附见二人；卷四记载谢安石、刘琨、袁准、王子猷、三戴、陶渊明、贺韬、公孙凤、段丰妻、王微（附王僧佑）、王僧虔、谢希逸、沈道虔、宗少文、萧思话、二柳（柳世隆、柳琰）、柳远、郑述祖、褚彦回、沈麟士、杜栖、陶弘景、王彦、文中子、东皋子、吕才、赵耶利、司马子微、卢藏用、赵元、元紫芝、房（附张镐、李勉）、韩（附韩皋）、独孤及、白居易、崔元亮、卫次公、郭虚舟、萧佑、董庭兰、李氏女、王氏女、薛易简、陈康、宋霁（附贺若存）、甘谠、孙希裕、陈拙等五十二人（附见五人）；卷五记载（宋）太宗、窦俨、崔遵度、朱亿、朱文济、赵裔、唐异、范仲淹、欧阳修、赵?十人。

《琴史》卷六有“莹律”、“明度”、“拟象”、“论音”、“审调”、“声歌”、“广制”、“尽美”、“志言”、“叙史”十一个方面，讨论琴制、弦徽、各部分名称、琴调、琴歌等方面。《琴史》卷一、卷二的文献来源是：１．儒家经典著作，如四书五经。２．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以及汉代《白虎通义》、《淮南子》等道家著作。

３．正史、杂记、笔记小说、列女传、文集等。琴学专著作主要有桓谭《新论·琴道》、《琴操》等。琴论有司马子微《素琴传》、薛易简《琴诀》、陈康《自叙》。

《琴史》前五卷主要是介绍琴人琴事，主旨是：琴以载道。

朱长文《琴史》以“慕道自隐”、“貌古心远”、“意闲体和”彰显古琴的特殊地位。①朱长文《琴史》仅记宋以前的琴人，明代米万钟《琴史》八卷已佚失。

现代周庆云《琴史补》二卷，循朱长文《琴史》体例，弥补其不及，得琴人六百余人。《琴史续》八卷另列方外、闺阁各一卷，还著有《琴书存目》、《晨风庐琴会记》、《琴操存目》等著作。

①朱长文著，林晨编著《中华生活经典———琴史》，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

·３４２·第十二章门类艺术史１２．２书法史两宋治国重文治，宫廷市井文化繁荣，宋代的音乐、绘画、书法艺术兴盛，文人雅士以著书彰显其雅趣。北宋米芾著《书史》，又名《米海岳书史》，一卷。米芾（１０５１—１１０７），初名黻，中年改名米芾，字元章，号鹿门居士、无碍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家居道士等，襄阳（湖北襄樊）人，徒居润州（江苏镇江）。其母曾侍奉宣仁皇后于旧邸，宣仁皇后即北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的母亲。米芾蒙恩补为9光尉，徽宗时召入宫，任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故称“米南宫”。《书史》著录的法书，皆米芾亲眼所见，详细地记载了印章题跋、纸绢装裱情况与出处，考定真伪，叙其流传渊源，兼及逸闻遗事，其评论自叙心得，绝不随声附和，对书法作品的流传情况记载非常详细，文字具有个人风格与感情色彩。如：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开元印，唐怀充跋，笔法入神。在苏之纯家。纯卒，其家定直，久许见归，而余使西京未还。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约曰：“米归有其直，见归。”即还，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装背，剪损古跋尾残差矣。痛惜！痛惜！

南宋陈思著《书小史》十卷。专辑历代书法家小传，自上古伏羲至五代书法家，共计五百余人。卷一为《纪》，记载历代善于书法的帝王。卷二记后妃、才女、诸侯王。卷三至卷十依次为三代、秦、汉、魏、吴、蜀、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唐、五代的书法家小传。此书搜集详细，记叙方法求真，重视遗闻轶事的采集。

元代陶宗仪有《书史会要》九卷。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处士，浙江黄岩人，元末明初文学家，家贫，教授自给。寡言笑，论古今人物，上下数千年，晚年有司聘为教官。遐则休于树荫，有所得则摘树叶书之，写毕储存在罐中，积十年编成《南村辍耕录》三十卷。《书史会要》前八卷载上古三皇至元末能书者小传，有详有略，卷九为书法，录李斯、蔡邕、卫夫人、王羲之、僧智果、欧阳询、孙过庭、颜真卿、张怀馞、虞世南、黄庭坚、姜夔等论书法。

·３４３·中国艺术史料学１２．３绘画史中国绘画艺术史文献在唐代研究成熟。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是中国第一部史家笔法的画史著作，记录由轩辕至唐会昌年间画家凡３７３人，经周、齐、秦、汉、魏、吴、蜀、晋、宋、南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唐。

张彦远生在宰相之家，忘情于书画，喜好绘画，精于鉴赏，三十二岁时就写出了《历代名画记》。其高祖张嘉贞、祖父张弘靖都当过宰相，父亲张文规任观察使，张家世代喜好鉴赏藏名，家藏名画极其丰富。张彦远别无所好，唯有鉴赏名画真迹，“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缀，竟日宝玩”，达到爱画成癖的程度，史载其人：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既颓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观阅。

唐代裴孝源著《贞观公私画史》。裴孝源于唐贞观时官中书舍人。此书以画史为名，记录公私收藏图画目录，卷轴２９８，画壁４７间，有贞观十三年序，记录公私收藏情况，记录画名、寺庙、画家、作品地点，篇末略加概述。

北宋米芾《画史》是宋代重要的绘画评鉴著作。米芾其人精妙于翰墨绘画，尤其精于书画作品的鉴赏裁定和对绘画真伪品题的考订，历代艺术鉴赏家奉米芾《画史》为品鉴圭臬，是艺术鉴赏家与艺术品鉴学者必读的艺术文献。米芾其人集书法家、画家、艺术史家、鉴赏家、艺术收藏家于一身，平生遇到古器物书画则竭尽全力收取，《画史》有专论“论鉴赏”，将好事者、鉴赏家进行了区分：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财力，原非酷好，意在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或笑倒。

艺术品鉴是一门学问，需要具有丰富的艺术史知识，否则艺术品鉴无从谈起，变成了一件“惭惶杀人”的事情。米芾对书画的研究非常深入细致，对·３４４·第十二章门类艺术史纸张、装裱、画家均有论及，而且具有亲身实践的体会，能够研究出唐代的砚台呈圆状笔形，宋代的砚台呈扁状笔形，所以唐代的书法笔画圆正，宋代的书法多侧锋的规律。这种亲力亲为的研究方法值得学习。宋代的艺术品鉴文献还有李蝄《德隅斋画品》。宋元符元年，赵令官襄阳时，行装中的藏画，李蝄以一画一评的形式为之品评，可见唐宋时期艺术品鉴活动的成就。

明代朱谋篟《画史会要》五卷，原刊本已经失传，现可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中国书画全书》据四库全书本断句排印。朱谋篟是明宗室，生卒年不详，字隐之，号八桂，又号厌原山人，多篧之子，封奉国将军，擅长书法，曾续陶宗仪《书史会要》一书作《书史会要续编》一卷。《画史会要》第一卷记三皇至五代绘画；第二卷为北宋绘画；第三卷为南宋、金、元、外域；第四卷为明代绘画；第五卷记画法，是一部中国绘画史会要著作。

清代姜绍书著《无声史诗》，无声史诗即指绘画，因宋代苏东坡称“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故成为绘画别称。北宋黄庭坚题《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作无声诗。”李侯指北宋大画家李公麟。

《无声史诗》记载了明洪武至崇祯二百八十余载有关绘画的见闻，记载的全部是明代画家，至清初止。前四卷详细记载明初至明末的重要画家姓名、字号、籍贯、生平、特长以及绘画特色，品评内容。第一卷录明代皇帝画家，宣宗、宪宗、景帝，然后是诸王画家，后记黄公望、王蒙、倪瓒等生于元，死于明的画家。卷五列女性画家；卷六、卷七记陈洪绶、商喜、周文靖、李著、殷善、殷谐、唐志契、方以智、杨文骢、郑元熏等明代重要画家；还叙述了西域画，记载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西洋携来油画天主像的史料。《无声史诗》专门记载明代画史，明代画家的作品存世量比较大，是中国明代绘画史的重要著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为：文学美术等宜有专史久矣，至竟阙如。无已，则姑举其类似者数书。……三、卞永誉之《式古堂书画汇考》三十卷，首为画论卷一，次为收藏法卷二，次论前代记载名画目录及评论在书卷三至卷七，次乃遍论三国两晋迄明画家卷八至三十，颇具别裁，非等丛抄，俨具画史的组织。①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５页。

·３４５·中国艺术史料学中国古代艺术史著作，往往不以史名，集论、评、记、录、收藏、目录、鉴赏为一体，论中有评，评中有品级等第，史论品评融为一体的著述方式是中国古代艺术史写作特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梁启超说：有鲁东山骏《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三十六卷，以韵编姓，实一部极博瞻之画家人名辞典。此数书者即不遽称为文学史、美术史，最少亦算曾经精制之史料，惜乎类此者且不可多得也。①在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可以编写绘画史、美术史著作。２０世纪中国绘画史著作有：陈师曾《中国绘画史》、日本中村不折《中国绘画史》、黄宾虹《古画微》、滕固《唐宋绘画史》、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王伯敏《中国绘画史》，等等。中国美术史著作有波西尔《中国美术》、史瀚《中国美术史》、日本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滕固《中国美术小史》、王钧初《中国美术的演变》、朱杰勤《秦汉美术史》、郑昶《中国美术史》、史岩《东洋美术史》、刘思训《中国美术发达史》等。１９９２年辽宁美术出版社曾汇集出版《诸家中国美术史著选汇》。

１２．４印史中国古代最早的印史著作是元代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赵孟瞓辑《印史》二卷。其后有元代至大四年（１３１１）吴福孙编辑《古印史》。

明代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徐官，字元懋，撰《古今印史》，以随笔的方式对印章制度、篆学、古文字进行比较深入的论述，该书第一部分以玺、节、印、章为标题，作四十则，以《六书精蕴》之说，对字形、声义加以分析，概论篆学、印学，以“六书”为依据，对古文、籀文、小篆、隶书进行考略。第二部分摘自《经传纂言》古今字义不同、道号、说文、古今书刻四则，附录诸家之说，摹印法、印不可伪、印章制度、九叠篆、图书、图书书籍识、进士官衔、临书八石法、重碑额等九则。该书有翁立环刊本、《篆学琐著》本、《丛书集成》本。

明代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来行学，字颜叔，编辑《宣和集古印史》八册，亦名《宣和印史》。明代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郭宗昌，字胤伯，编辑《松谈阁印史》五卷。明天启一年（１６２１），邵潜，字潜夫，编辑自刻印成《皇明印史》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５页。

·３４６·第十二章门类艺术史四卷。

清代印史著作成果丰富，清顺至二年（１６４５），胡正言，字曰从，编辑自刻印成《印史初集》二册四卷。康熙十年（１６７１），罗文质编辑《四本堂印史》一卷。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周亮工撰《赖古堂别集印人传》三卷，后泛称《印人传》，其子周在浚整理。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童昌龄，字鹿游，编辑自刻印成《史印》一册。朱象贤，生卒未详，字先行，号清溪，清康熙、雍正年间长洲清溪人（今江苏苏州）人，朱长文之后，嗜古好学，以才遒见重于世，更好金玉印章，撰《印典》八册。《印典》最早的版本附刻于朱长文《墨池编》后。《印典》采各家之说，分原始、制度、流传、故事、综记、集说、杂录、评论、器用等十二类，表明文献出处，有史书、类书、政书、笔记。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汪启淑撰《飞鸿堂印人传》八卷。清嘉庆二年（１７８７），黄学圯编辑自刻《历朝史印》五册十卷。

１２．５戏曲史中国戏剧艺术成熟得较晚，而西方古希腊早在公元前６—前５世纪就出现了悲剧与喜剧。戏剧甚至成了其他艺术形式之母，西方的诗歌、音乐、舞蹈、雕塑几乎都是由戏剧派生出来的艺术形式。而中国的戏剧艺术发展历史则有所不同，中国的百戏在秦汉时期就非常发达，而戏曲的形成则是在其他艺术形式成熟以后，于宋末元初，公元十二三世纪经过综合融汇、取长补短才脱颖而出。据《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在汴梁城东南诸瓦舍（又称瓦子）里有勾栏（又称棚）五十余座，每一勾栏演出各自的执板小唱和击鼓小唱，傀儡戏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说话以小说、讲史为主，有舞旋、影戏、诸宫调以及杂剧等名目。

宋杂剧又称宋代歌舞戏或滑稽戏，沿袭了唐代参军戏的表演形式。其文献可以参考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并有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载剧目二百八十本，有《莺莺六幺》、《简帖薄媚》、《崔护逍遥乐》、《柳毅大圣乐》、《相如文君》，等等，其中六幺、薄媚、逍遥乐本来是大曲等歌舞的名目。民间在野文人、前朝遗民编修的野史、笔记、杂记含有官修正史所缺少的史料。笔记如《梦粱录》、《武林旧事》、《燕都丛考》、《扬州画舫录》均有大量的戏曲史料记载。

元代钟嗣成作《录鬼簿》，这是元代人记录当时戏曲发展史的唯一著作。

·３４７·中国艺术史料学徐文长、王骥德、焦循等人对元杂剧、宋元南戏研究有许多真知灼见。明代王世贞《曲藻》是关于戏曲理论与戏曲作家作品的简要评述，讨论了“曲者词之变”的戏曲史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主张词曲同源。清代王国维独具慧眼，以为元杂剧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认为“托体肖卑，两朝志史与四库集部均著于录”的元杂剧，“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王国维用了近五年时间，专心研究元杂剧、宋元南戏的文献史料，写出《宋元戏曲考》，又名《宋元戏剧史》十六章，奠定了中国戏曲史学科。王国维考察了古优、巫，春秋时代的优孟衣冠，汉唐歌舞百戏，滑稽戏，宋金杂剧院本，各种乐曲、说唱文学、小说、傀儡戏、影子戏等，逐一考证其来源、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特点，以发展的眼光从各艺术门类的联系中，考察戏曲艺术的发展形成过程。①梁启超先生说：最近则有王静安国维著《宋元戏剧史》，实空前创作，虽体例尚有可议处，然为史界增重既无矣。②１９２５年吴梅著《中国戏曲概论》三卷，全面勾画了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历史，阐述了戏曲艺术的特点与规律，这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６年、１９８０年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入唐至清代戏曲文献４８种，精选版本并且作校勘，每种著作均撰提要，介绍作者生平，著作内容、版本流传情况。该书按时代编入，构成了中国戏曲发展历史的脉络，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必备文献，其书目如下：第一集唐·崔令钦《教坊记》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宋·王灼《碧鸡漫志》元·燕南芝《唱论》元·周德清《中原音韵》第二集元·夏庭芝《青楼集》①傅晓航《戏曲史科学的奠基人———读王国维戏曲论文集》，《文艺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２期，第５７—６４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５页。

·３４８·第十二章门类艺术史元·钟嗣成《录鬼簿》元·无名氏《录鬼簿续集》第三集明·朱权《太和正音谱》明·徐渭《南词叙录》明·李开先《词谑》第四集明·何良俊《曲论》明·王世贞《曲藻》明·王骥德《曲律》明·沈德符《顾曲杂言》明·徐复祚《曲论》明·凌初《谈曲杂札》明·张琦《衡曲麈谈》第五集明·魏良辅《曲律》明·沈宠绥《弦索辨讹》明·沈宠绥《度曲须知》第六集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明·吕天成《曲品》清·高奕《新传奇品》清·无名氏《古人传奇总目》第七集清·李渔《闲情偶记》清·黄周星《制曲枝语》清·毛先舒《南曲入声客问》清·黄图糮《看山阁集闲笔》清·徐大椿《乐府传声》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清·黄文《重订曲海总目》·３４９·中国艺术史料学清·黄丕烈《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第八集清·李调元《雨村曲话》清·李调元《剧话》清·焦循《剧说》清·焦循《花部农谭》清·梁廷鰓《曲话》第九集清·黄幡绰《梨园原》清·王德晖、徐沅澄《顾误录》清·刘熙载《艺概》清·支丰宜《曲目新编》清·平步青《小楼霞说稗》清·杨恩寿《词余业话》清·杨恩寿《续词余业话》第十集清·姚燮《今乐考证》·３５０·第十三章门类艺术专论史料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诗论、画论、书论、乐论、印论、工艺论等理论著作非常丰富，客观上存在着与西方不同的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这是中国艺术研究的学术基础。中国艺术文献主要有艺术作品的鉴赏理论、技法创作理论、艺术作品的品评理论、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理论，等等。这些艺术理论自成体系。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散见于各类图书文献，以绘画而言，有记画、论画、赋画、序言、题画诗、画跋、画歌、叙画、画辨、画诀、画谱等；以书法而言，有书谱、书要、书诀、书帖、书录、书论、书品、书赞、书赋、书势等，这些理论著作往往一脉相承，各有阐发，跨越时空，议论风生；以艺术作品的品评理论而言，从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南朝陈姚最《续画品》、唐李嗣真《续画品录》、唐司空图《诗品》，到现代王世襄《明式家具十六品》，皆可以看出中国艺术的品评理论体系跨越了时代的限制与艺术门类，是西方艺术史所没有的东方艺术品评体系。

论是在录的基础上，对艺术作品的评论。如宋代苏洵有易论、书论、诗论、乐论传世，属于阅读经典文献以后生发的议论。在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中有论、辨、议、断、心解、微言，等等。论有通论、概论、专论等。艺术专论有乐论、书论、画论、曲论、印论、琴论等。中国古代艺术文献有南齐谢赫“六法”论、“气韵论”、绘画品评“神妙能逸”论、“以形写神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论”、明代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清代石涛的“一画论”等。

在研读艺术史的基础上，总结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本体论、创作论、品评论、鉴赏论、风格论、体裁论、技法论等，文论、诗论、画论、乐论、书论、印论、工艺论中的气韵论、形神论、一体论、疏密论等构成了中国艺术学的理论特征。论不同于史，论是议论，是面对艺术，包括艺术史、艺术作品、艺术家生活现象有感而发的议论，史是记录历史的客观现象，具有客观性，而论是对历史现象研读以后发出的感言。史的工作方法是要钩沉、修缮、编!，所以说是编史、修史，治史的人要有史德、史识、史才；论是要发微、商榷、讨论，要·３５１·中国艺术史料学据史实而发议论，要言之有据，不能妄发议论，作无根游谈。中国古代有编修官，主要任务是编修史书，编修史书尽管也会有主观性，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最终还是要以史实为依据，遵循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尊重历史，叙述历史，不生造历史、创作历史。编修出的史书达到“信史”的要求，史料是客观的存在，后人还要读史，读史的目的是要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现象中，提取历史的经验，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辨明缘由，然后才能议论风生。

将画理、画论、画法、画诀、画说等史料整理成为画理全史、画理分史，如画诀史、画理史、画论史、画法史；鉴藏史可以有历代鉴藏史、宫廷鉴藏史、私人鉴藏史；中外艺术交流史如西域艺术交流史、西方艺术交流史、中日艺术交流史等；还有诗史、题画诗、论画诗、画家诗、画史诗、画山水歌等，如《历代书法咏论》①是以历代书法诗赋歌谣编写的书法史诗。文房器物史如米芾《砚史》、陆友之《墨史》、梁同书《笔史》、米芾《评纸说》②、蒋玄怡《中国绘画材料史》③及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④等著作，艺术史的研究是基于艺术史料的研究，是艺术学研究的文献基础。俞剑华详细而又宏大的分类研究理论框架，为后来的学者指引了学术研究的门径，其美术史研究的方法为艺术学研究开拓了思路，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功不可没，其意义异常深远。

１３．１乐论史料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会随时间而消失，所以音乐著录文献非常珍贵。音乐著录可以保留当时音乐的要点、曲牌、曲谱、乐曲名称、音乐演奏过程、音乐典故、音乐的乐律等资料，是研究音乐艺术的重要文献。春秋《管子》卷十九第五十八篇《地员》载三分增利法：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①杨克炎编注《历代书法咏论》，黑龙江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②俞剑华《国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３２页。

③蒋玄怡《中国绘画材料史》，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④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江苏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３５２·第十三章门类艺术专论史料战国时期有《墨子·非乐》、《荀子·论乐》、公孙尼子《乐记》、吕不韦等《吕氏春秋》论乐等音乐专论。

三国时人阮籍《乐论》一篇，最近版本有１９７８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阮籍集》，１９８９年中华书局《阮籍集校注》。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竹林七贤之一，善弹琴，作有琴曲《酒狂》，音乐造诣颇高。《乐论》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结合，是其儒道结合时期的论文，阐释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观点，将儒家的“和乐”与道家的“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联系起来，将儒家“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与道家的“自然之道”联系起来，将雅乐与道德平淡联系起来，虽然是以“自然之道”为主体，但是圣人作乐可以体现自然之道。音乐本身也是自然之道的表现。论文从乐与自然之道、圣人建立“调适之音，平和之声”，无声必须符合自然之常数，“刑教一体，礼乐内外”，贵“正乐”薄“淫声”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三国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篇章。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原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后迁居谯郡:（今安徽宿县西南），改姓嵇。他与曹魏宗室通婚，官中散大夫，竹林七贤领袖人物之一。

《声无哀乐论》是一篇自成体系的音乐论文。他以自然否定名教，认为音乐不能够表现悲哀与快乐的感情，因此不能够用音乐去移风易俗。音乐是一种自然现象，喜怒哀乐不能够使它“改度”，声音只有善恶，即好听与不好听的问题，就像味道有甘苦一样。各地风俗不同，表达情感的方式不一样，声音也不同。心与声音殊途异轨，声音是自然的总和，与人情无关。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缺点是否定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优点是更多的注意到音乐的自然属性，音乐的自然之和，音乐的形式语言。

南朝陈僧人智匠著《古今乐录》十二卷，是关于汉魏六朝清商乐的重要史籍。此书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约在北宋以后失传，部分文字赖郭茂倩《乐府诗集》等古籍的征引得以保存。今天的《古今乐录》是辑佚本，版本有清嘉庆五年王谟《汉魏遗书钞》本、清道光年间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１９９０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版吉联抗《古乐书佚文辑注本》，三本均有异同。

唐代元万倾等著《乐书要录》，原为十册卷，今仅存五、六、七等三卷，是唐代元万倾等奉武则天诏撰。元万倾（约６４０—６９０），洛阳人，《旧唐书》卷１９０，《新唐书》卷２０１有传。《乐书要录》第五卷有十目：一、辨声音、审源，论述音乐与乐音的起源；二、论七声相生法，论“历八相生”法；三、论二变·３５３·中国艺术史料学异，论变宫、变徵之合理性；四、论相生类例，论述在七声相生时，最低音可为宫，也可为徵；五、论三分损益通诸管弦；六、论历八相生的实用意义；七、论七声音阶的结构与意义；八、论述调式中乐音的主次关系；九、注释《左传》、《五经通义》、《汉书》中的三段文字；十、乐谱，论述五音与伦理的关系。

第六卷四目：一、纪律吕，二、乾坤唱和义，三、谨权量。第七卷三目：一、律吕旋宫法，二、识声律法，三、论一律有七声义。《乐书要录》附有图五幅。

《乐书要录》的贡献是继承了前代的乐律学遗产，加以系统化、规范化，结合音乐实践予以发展，图文并茂，言简意赅，对音乐艺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十卷。最近版本有１９８２年中华书局重印本，１９８２年中国商业出版社简体字排印本。孟元老，号幽兰居士，生平事迹无考。此书对故都的坊市、节序、风俗、典礼、说唱、歌舞、均有记载，还记录有用栏杆围起来的艺术表演场子勾栏的情况。宋代的说唱艺术有“小说”，小说有说有唱，著名小说艺人有五颜喜、盖中宝、刘名广等；“张三人，说浑话”，是一种又说又唱的技艺；还记录了参军戏的表演、舞蹈的表演、傀儡戏的表演，傀儡戏有水傀儡，傀儡戏与说唱音乐、器乐演奏、歌舞等节目。教坊大乐的器乐有宫廷音乐中教坊组织与演出的特点，其演出规模非常宏大，乐队拍板用十串，琵琶用五十面，杖鼓用二百面，箜篌用二座，大鼓二面，羯鼓二座。《东京梦华录》提供了宋代艺术小说、音乐、曲艺、戏剧、杂技、民俗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二十卷。吴自牧，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无考。此书仿《东京梦华录》，资料来源是作者耳闻目睹，部分取自《临安志》，对南宋都城临安的山川景物、郊庙宫殿、时序风俗、音乐戏曲、民间曲艺均记载详细。卷一《元宵》篇，记舞蹈、戏曲、杂耍、歌唱、器乐演奏的盛况。

卷三记载了进酒仪式，叙述歌舞、戏曲、乐队演出情况。卷二十《伎乐》篇记录教坊十三部的部、色、舞队、杂剧、细乐、小唱、大曲、诸宫调、唱赚、货郎儿等艺术种类。

南宋王灼《碧鸡漫志》五卷，是论述歌曲的著作，首先讨论上古至汉、魏、晋、唐歌曲的演变，然后品评北宋词人的风格和流派，考证唐代乐曲命名的原因，兼及宋词的关系，属于漫笔性的著作，内容极其丰富。南宋郑樵有《通志·乐略》二卷，南宋朱熹有《琴律说》，南宋蔡元定有《律吕新书》二卷、《燕乐原辩》。《律吕新书》是中国乐律学史上的重要论著。上卷为律吕本原，论述乐律学的基本理论，篇目有：黄钟第一，黄钟之实第二，黄钟生十一律第·３５４·第十三章门类艺术专论史料三，十二律之实第四，变律第五，律生五声图第六，变声第七，八十四声图第八，六十二调图九，候气第十，审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谨权衡第十三。下卷为律吕辩证，是对史料的补充和辨析，在理论阐述方面较深入，篇目有：造律第一，律长短围经之数第二，黄钟之实第三，三分损益上下相生第四，和声第五，五声大小次第六，变宫变徵第七，六十调第八，候气第九，度量权衡第十。

１３．２书论史料书法文献从东汉起有赵壹《非草书》、蔡邕《九势》、索靖《草书势》、成公绥《隶书体》、卫恒《史体书势》等。王羲之（３２１—３７９），字逸少，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居会稽（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使。早年学书于卫夫人，后博采众长，精研体势，草书师张芝，正书师钟繇，取长补短，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行书遒媚劲健，纯出自然，书法千变万化，有书圣之誉。王羲之书法论著有《书论》、《笔势论》等。王羲之认为：夫书者，玄妙之技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反之。

学书法首先是立志，达到人品与书品的一致。王羲之论书法重人品，讲风骨，重意趣，求变化，贵乎沉静，意在笔先。论前人笔势“有偃有仰，有欹有侧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凡作一字，首先要构筋力，然后装束，要注意详雅起发，绵密疏阔相间。要求“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森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勾”。王羲之注意字形字意的安排，要求：“作一字，横竖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为一字，数体具入。著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书论》中王羲之对笔、纸、墨的使用要领也做了说明。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并序》，又名《笔势论》，一卷。是王羲之写给其子王献之的书法要领。开篇即说：“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全篇有创临、启心、视形、说点、虚戈、健壮、教悟、观形、开要、节制、察论、譬成十二章。王羲之还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是其学习书法的心得体会，但内容与《笔势论十二章并序》重复，疑为六朝人伪托。

南朝宋虞騄，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官中书侍郎，廷尉。善书法，少好书，居贫，房屋漏雨，恐湿坟典，以棉被覆盖书籍。奉召与巢向之、徐希秀、·３５５·中国艺术史料学孙奉伯编二王书法，品评等第。作《论书表》一卷，全文长达数千字，以此表呈宋明帝御览论。《论书表》论及古今书法以及二王书的真伪，叙述当时搜访前代书法家作品的情况，编辑了二王书法、羊欣书卷以及笔墨纸砚，还记叙了二王书法艺术的逸闻轶事。此表有论、有叙，唐窦蒙评价为：“书古今妙迹，正行草楷，纸色标轴，真伪卷数，无不毕备。”南朝王僧虔（４２６—４８５），琅琊临沂（今山东）人，著《论书》一卷。《论书》主要论述历代书法家，自东汉至南朝宋约四十人，评论精当。王僧虔还有《笔意赞》一篇，全文１３０余字，高度概括地阐明“书之妙道”，为魏晋六朝书法研究成果代表作，是古代书法理论中极其有价值的书论文章。《笔意赞》提出书法艺术要：“神采为上，形质次之。”“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信手达情。”该书论述了书法器具的选用、墨法、点画笔法、临帖、结字、法度等问题，提出墨法要“浆深色浓”，笔法要“万毫齐力”，临帖要以王羲之《告誓》、《黄庭》为范本，法度要求“入妙通灵”地把握要领，其文字精练、议论精辟，对后世书法艺术理论影响深远。

南朝梁萧衍《与陶隐居论书启》，又名《答陶隐居论书》、《论书》、《与陶隐居论书》，汇编了九启信函。萧衍（４６４—５４９），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中都里人，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其人博学多才，工书法，精通乐律，文武皆擅筹略，晚年信佛典，后因东魏降将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困豪城而死。

其书法著作有《草书状》、《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古今书人优劣评》等。陶隐居，即陶弘景（４５６—５３６），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仕齐，拜右卫殿中将军。他幼年以芦荻为笔在炭灰中学书法，读书破万卷，深以一事不知为耻。齐高帝萧道成引为诸王侍读，早年与萧衍游，萧衍称帝以后，隐居于句曲山（茅山），自号华阳隐居，梁武帝与其书函不绝，人称山中宰相。工草隶，师法钟繇、王羲之，采其气骨。《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全篇以陶弘景的《启》五函，梁武帝的《答》四函组成，论证书法的用笔、结字、骨肉、气势等问题，探求书法家的六书意蕴，在启答之中，互相探讨书法鉴赏与创作的学问，具有学术讨论的意味。

萧衍《草书状》一篇，对草书的骨肉气韵进行论证，其论颇为精到，说明了欲作草书需要多研究草书的形状，积学既久，自然会书。全篇只有两个段落，第一段论述草书的由来，第二段论述草书的形状，以万物形态形容草书形状，如：“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绿水之徘徊。缓则鸦行，急则雀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或粗或细，随态运奇，云集水散，风回电·３５６·第十三章门类艺术专论史料驰，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葡萄之满延，女萝之繁絮，泽蛟之相绞，山熊之对争。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还停，状云山之有玄玉，河汉之有列星。”《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仅有２５０字，十二意为：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密，谓际也；锋，谓端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制也；补，谓不足也；损，谓有余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

南朝梁庾元威《论书》一卷。庾元威是南朝梁书法评论家、书法家。《论书》论述了学习书法的主张、意义、疑点以及成就。该书认为学习正楷书法要方正循纪，修短合度；学习草书，宜以张融、王僧虔为准则，做到体用得法，意气有余，认为书法有助于“大业”，是人品气质的体现。

北魏江式《论书表》一卷。江式（？—５２３），字法安，陈留济阳（今河南开封）人，书法家，历官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赠巴州刺史。其六世祖江琼，擅长虫篆、训诂，江式传其家学，尤工篆书，洛阳宫殿诸门板题，皆江式所书。

《论书表》是江式上表宣武帝，请求编撰《古今文字》，叙述了撰写字书《古今文字》四十篇的缘由，以汉许慎《说文》为本，采孔子《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字》、《广雅》、《古今字话》、《三字古经》、《字林》、《韵集》等与六书相关的书籍，以类编联，文无重复，统为一部，上篆下隶。该书侧重于文字学的论述，间接论述书法，叙述了自仓颉造字至本朝的书法演变、发展过程，认为：“夫文字者，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后，今人所以识古。”唐代欧阳询《用笔论》一篇，假托翰林善书大夫与同僚无名公子对话的形式，在讨论中立论，通过形象的比喻，表达欧阳询对书法的见解。善书大夫认为王羲之书法“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说其用笔是“急捉短搦，迅牵疾挚，悬针垂露，蠖屈蛇伸，洒落萧条，点缀娴雅，行行眩目，字字惊心，若上苑之春花，无处不发，抑亦可观，是予用笔之妙也”。无名公子说书法用笔之妙是：“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勾，壮则崛祐而頦峄，丽则旖旎而轻遒。若枯松之卧高岭，类巨石之偃鸿沟，同鸾凤之鼓舞，等鸳鹭之沉浮。仿佛兮若神仙来往，婉转兮似兽伏龙游。其墨或浓或淡，或浸或躁，遂其形势，随其变巧，藏锋靡露，压尾难讨，忽正忽斜，半真半草。”对于书法的形容异常神妙，也是欧阳询自己对书法艺术的认识。欧阳询还著《书法》篇，又名《三十六法》、《欧阳结体三十六法》一卷，列三十六品目，叙述技法要点，有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相让、补空、覆盖、贴零、黏合、捷速、满下、意连、覆冒、借换、增减、应副、撑柱、朝揖、救应、附·３５７·中国艺术史料学丽、回抱、包裹、小成大、大成小、左小右大、左高右低、左短右长、偏、各自成形、应接，等等，是论书法结字的佳作。

唐代虞世南《笔髓论》一卷，有《历代书法论文选》本。虞世南（５５８—６３８），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人，性情沉静寡欲，笃志勤学，隋大业初授秘书郎。李世民为秦王时，虞世南为王府参军，后官至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唐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他曾学习书法于智永，书法得二王之法，自开新貌，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笔髓论》分别论述了书法的叙体、辨应、指意、释真、释行、契妙各则。对书体流变、心手相应、笔意、真行草书的书写要领、书法艺术的玄妙与机巧，以心悟，不以目取。《书旨述》亦作《书旨术》一篇，以对话法方式论书体的来源、产生的经过、实际应用及发展变化至今体的情况。

唐代张怀馞《论书》，亦名《书议》、《议书》，一卷，评议各书体书家的等第。张怀馞，生卒年、字、号不详，海陵（今泰州）人，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书议》主要评品真书、行书、章草、草书四体等第，兼论各体作法。《书断》三卷，收录古今书体以及书家人名，记录前人遗训，论述各种书体源流。

《书断上》叙述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的书体特征，书体形成与运用，在论述中列举书家成就。《书断中》记叙三品优劣，分神妙能三品，列神品、妙品书家。《书断下》列能品，有各家小传。书后有总评。《评书药石论》一卷，是张怀馞进御之作，以譬如举例的方法说明书法的道理。《文字论》一卷，是与友人讨论书法道理的书籍，借答友人说明自己的书法主张，说自己的书法艺术是：“攻书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在云霄，灵变无常，务于飞动。”其论神得书法三昧。《六体书论》一卷，又作《六体论》，是张怀馞奏呈之作，六体指大篆、小篆、八分、隶书、行书、草书，论及书势的文质关系，认为必先考之古，先其质而后其文。质者如经，文者如纬。张怀馞《玉堂禁经》一篇，分析钟繇、张芝、二王、欧阳询等著名书法家相传的点画写法，详举法式，分说名称，于用笔、体势、裹束等问题，论述精当。

唐代蔡希综《法书论》一卷，蔡希综，生卒年不详，济阳人，一说曲阿（今江苏丹阳）人，唐天宝年间书法家，东汉左中郎蔡邕后裔，其家历代皆以儒学传家，尤其擅长书法。《法书论》自叙家世与书法传授渊源，杂采诸家论点，归本于用笔。全卷五段：第一段论述家学，第二段追叙诸书家授受渊源，第三段引王羲之、蔡邕论笔法，第四段历述钟繇、王羲之学书大成在经验，第五·３５８·第十三章门类艺术专论史料段讨论下笔的方法。蔡希综在书中勉励后学：“古之君子，夙夜强学，不宝尺璧，而重寸阴。”“匪直禄取一朝，故亦誉流千祀。”书法艺术要高标准要求，不求一时而求千古，要有历史意识，与古代书法名家比肩。唐代书法著作还有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窦藒、窦蒙《述书赋》，徐浩《论书》，韩方明《授笔要说》，张彦远《法书要录》，韦续《墨薮》等。

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二卷，附录一卷。黄伯思（１０７９—１１１８），字长睿，别字霄宾，自号云林子。邵武（今属福建）人，元符三年进士。官至秘书郎，书画俱佳，工于诗文，博学精通经史，好古文奇字钟彝体制，祖父黄履，北宋徽宗朝官拜尚书右丞，加大学士。此书共计有２１２篇，前十篇是法帖勘误，其后是论、辨、题、跋、古器说等。大多涉及碑帖书法，以考证纠谬见长，重视法度，“纵心而不逾规矩，妄行而韬乎大方”。跋文中称：“本朝始自己欧阳公《集古录》千卷，赵德父《金石录》至三千卷，考订甚工，然尤未免差误。

唯云林之书为尽善。”历代书法著作著名的有北宋朱长文《书断》、《墨池编》，南宋陈思《书苑菁华》，元代苏霖《书法勾玄》、李溥光《雪庵字要》、陈绎曾《翰林要诀》，明代解缙《春雨杂述》、陆深《书辑》、杨慎《墨池琐录》、项穆《书法雅言》、张应文《清秘藏》、汤临初《书指》、宋曹《书法约言》、张绅《法书通释》、汪挺《书法粹言》、费瀛《大书长语》等，清代冯武《书法正传》、笪重光《书筏》、傅起儒《字学津梁》、刘墉《书法精华》、蒋和《书法正传》及阮元《南北书派论》一篇。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字伯元，号芸台，晚年号怡性老人、研经老人，卒谥文达，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道光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身经乾隆、嘉庆，主持风会数十年，其论书法之作以《南北书派论》最为著名。阮元将中国书法流派从地域上分为南北，南派有晋、宋、齐、梁、陈，北派有赵、燕、魏、北周、隋。代表人物南派有钟繇、卫馞、王羲之、王僧虔、智永、虞世南，北派有钟繇、卫馞、索靖、崔悦、卢湛、高遵、沈复、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欧阳询、褚遂良。其中，钟繇、卫馞兼南北两派。唐太宗独善王羲之书法，自此王羲之也兼南北两派。南派是江左风格，书法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清代书法著作还有程瑶田《书势》，朱和羹《临池心解》，包世臣《艺舟双楫》、《书法津梁》，朱履贞《书学提要》，杨守敬《学书迩言》。近代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

·３５９·中国艺术史料学１３．３画论史料中国绘画艺术的论著形式非常丰富，有赞、序、跋、诀、鉴、引、会要，等等。直接以画论著录文献是当时人的记录，流传后代即史料。史录、实录是后人编史的素材，具有史料的价值。

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一篇。顾恺之（３４８—４５０），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历任桓温、殷仲堪参军，以散骑常侍终其身。顾恺之的绘画师法卫协，在江宁瓦官寺画维摩诘像，名播京师。《魏晋胜流画赞》评论了魏晋两代名画家的二十一幅作品，以人物画为主，有《小烈女》、《周本纪》、《伏羲》、《神农》、《汉本纪》、《孙武》、《醉客》、《壮士》、《列士》、《三马》、《东王公》、《七佛》、《大烈女》、《北风诗》、《清游池》、《七贤》等。他首先提出了评画优劣与难易程度的标准，贯穿传神、以形写神的原则，重视骨法与构图的“置陈布势”，为南齐谢赫的“六法”奠定了基础。

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宗炳（３７５—４４３），字少文，南阳人，祖父宗承，官宜都太守，父宗繇，曾为汀乡令。宗炳“妙善琴书，精于言理”，笃信佛教，终身不仕，游历名山，六十九岁时著《画山水序》，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文献。

宗炳将山水画的意义提高到圣贤与仁智的高度。《画山水序》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又称仁智之乐也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宗炳认为山水画源于人对自然的爱好，“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是画家心灵世界与自然世界的交流。关于山水画的比例关系，他说：“今张素绢以远应，则昆仑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迂。”他还提出山水画的功用是“畅神”的艺术功用理论。

南朝宋王微《叙画》一篇。王微（４１５—４４３），字景玄，琅琊临沂人，出身于王氏家族，历任司徒祭酒、主簿、太子中舍人，《宋书》本传载其：“少好学无所不览，善属文，能书画，兼善音律、医方、阴阳、术数。”好玄学，亦信佛，其父死后，常住门房寻书玩画，谢赫将其绘画与史道硕合并评论：“并师荀（勖）、卫（协），各体善能，然王得其细，史传其真。”《叙画》讨论了绘画与书法艺术的价值，在中国画论上，最早提出了书画相通的观点。王微强调绘画的艺术价值，指出绘画艺术与绘地图的不同。他说：“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

且古人在作画也，非以案城池，辩方州，标镇埠，划清流，本平形者融灵，而动·３６０·第十三章门类艺术专论史料变者心也。”他还注意到山水画创作中画家的主观作用，讨论了山水画的情趣与艺术功用。《叙画》与宗炳《画山水序》是中国山水画形成时期的两篇重要文献。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一卷，是我国第一部画品著作，宋《郡斋读书志》有录，《宋史·艺文志》记为《古今画品》，又称《古画评》，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大通四年（５３２）至太清三年（５４９）之间。《古画品录》品评自三国吴至萧梁三百年间的２７个名画家的作品优劣。谢赫（４５９—？），可能是晋朝陈郡夏阳（今山西临汾）谢氏族人。姚最《续画品录》称谢赫擅长人物画：“写貌人物，不诶对看，所须一览，便工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但是在人物神态方面则欠生动，“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谢赫有绘画作品《安期先生图》、《晋明帝步辇图》传世。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为《论画》。晚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一卷，录唐代画家１２４人，分神、妙、能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三品之外，又有逸品，专为“不拘常法”的画家而设。逸品无等次。神品前冠以国朝亲王三人，不列品，以示尊贵。

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将“逸品”列于神、妙、能三品之上，强调其“得之自然，皆可楷模”。“逸品”地位的提高，反映了唐代书画艺术中，文人情趣的提升，对元明清三代的文人士大夫书画艺术创作的品鉴具有重大的意义，形成了新的四品顺序，即“逸、神、妙、能”的品鉴等级标准。

清代徐沁《明画录》八卷。徐沁，号委羽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平事迹不详。《明画录》前有自序，辑有明代画人小传，记载了明代三百年来的绘画艺术，区别门类可备查询。卷一为寰绘、藩邸、道释、人物、宫室，卷二、卷三、卷四为山水，卷五为山水、兽畜、龙、鱼，卷六为花鸟，卷七为墨竹、墨梅、蔬果，卷八为汇记和补遗。

宋代郭熙《林泉高致》六篇，其子郭思续补。前四篇《山水训》、《画意》、《画诀》、《画题》为郭熙作，郭思为之注。后两篇《画格拾遗》、《画记》为郭思作。郭熙（１０２０？—１１００？），字淳夫，河阳温县（今河南孟州东）人，曾任画院待诏、艺学、翰林待诏直长，深得神宗宠遇。山水学李成，又能够突破其法，擅长画寒林。郭思，字得之，宋神宗元丰五年进士，官至徽猷阁待制，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工画马。《画格拾遗》是郭思记其父亲生平画迹。《画记》记其父在神宗时的恩宠之事。《林泉高致》中的最重要的一篇是《山水训》，对山水画带来的乐、适、观作用予以肯定，以达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境界，·３６１·中国艺术史料学是人与山水的交融，要观察自然山水，了解山水的变化，所谓山形步步移也。

书中还提出了著名的“三远”说，即高远、深远、平远；还有“三大说”，即山大于木，木大于人，明确了山水画的比例关系。在《画意》篇中，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重视山水画的诗意表现。以论为题的绘画文献还有元汤篨《画论》，明何良俊《四友斋画论》，清张庚《浦山论画》、方熏《山静居论画》、王学浩《山南论画》、秦祖永《桐荫论画》等。

书画录艺术文献有书录、画录、名画录、品画录、画语录、院画录、画苑录、画征录、过眼录、书画录种种。书画著录文献是当时人的记录，翔实可靠，在艺术文献中可以弥补艺术史的不足。实录是关于书法绘画历史记录的文献，品录是关于书法绘画艺术品评的著录文献，画语录是关于画家创作心得或课徒教学的文献，画苑录是关于记录画坛情况的文献。直接以录为名的重要古代书法艺术文献有南宋周密《过眼烟云录》、元陶宗仪《辍耕录》、清高士奇《江村消夏录》、清吴升《大观录》、清原济《苦瓜和尚画语录》、清厉鹗《南宋画院录》、清张庚《国朝画;录》、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清黄锡蕃《闽中书画录》、清胡敬《国朝院画录》、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清程庭鹭《练水画;录》、清孔广镛与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清汪軻《扬州画苑录》、清陆心源《騟梨馆过眼录》、清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等。印录有清倪涛《六艺之一录》等。

１３．４曲论、曲录、曲考中国戏曲盛于元代，戏曲理论、著录、考证史料文献见于元、明、清三代。

元代胡祗?（１２２７—１２９３），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河北磁县）人，少孤，及长读书，至元年间曾在元朝中央和地方政权担任重要官职。以论事触奸相阿哈马，外迁期间，抑豪右，扶寡弱，敦教化，厉士风，以吏才名一时。

元灭宋后，拜翰林学士，托谢不就。延五年（１３１９），赠礼部尚书，谥文靖。

胡祗?爱好戏曲，《全元散曲》录存小令十一首。在《黄氏诗卷序》中，他从艺术素质与演唱技巧等方面对演员提出“九美”的要求：１．姿质浓粹，光彩照人；２．举止娴雅，无尘俗态；３．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４．语言辨利，字句真明；５．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６．分付顾盼，使人解悟；７．一唱一说，轻重徐疾中节合度，·３６２·第十三章门类艺术专论史料虽记诵娴熟，非如老僧之颂经；８．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怡、方言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唯恐不得闻；９．温故知新，关键辞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就美即备，当独步同流。

在《赠宋氏序》中，胡祗?强调“圣人作乐以宣其抑郁”，高度评价戏曲的娱乐作用，达到“解尘网、消世虑”的畅神作用。戏曲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卜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在《优伶赵文益诗序》中，将演员同贤者相提并论，抨击那些“享大名无实学，居要责无实材，闻过情不自以为耻”的所谓贤者。胡祗?这几篇评戏曲的文章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在元代戏曲理论中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

元代芝庵《唱论》是论述金元时期戏曲声乐的著作，共二十七节，没有标题，全文不足两千字，但是内容广泛，记有古代几位音乐家、歌唱家的姓名，道、僧、儒三教音乐的不同，唱与乐器伴奏的比较，歌之格调、歌之节奏，大乐（大曲）的名目，不同地区的不同曲调，换气的方法，歌曲门类如曲情、宫调、江景、凯歌、棹歌、渔歌、挽歌、楚歌、杵歌，歌曲的内容有桃花扇、竹叶樽、柳枝词、雨窗雪屋、柳外花前。兼及歌之宫调，六宫十一调，讨论词曲的关系，对歌者的不同进行分类。

元代杨维祯（１２９６—１３７０），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铁笛道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幼年在铁崖山藏书楼去梯读书五年，因此自号铁崖。元泰定进士，署天台尹，狷直忤物，十年未曾升迁。兵乱时浪迹浙西山水间，张士诚招之未赴。后徒居松江，著文赋诗，好声色，曾建立乐班，吹弹歌舞，演出频繁。《东维子集》收入戏曲的文章主要有《周月湖今乐府序》、《优戏录序》、《朱明优戏序》三篇。主要内容有：１．主张文采和音节兼济；２．重视戏曲的讽刺劝谏功能；３．情才两至，既要有情，又要有文采，其见解精到，代表了元代戏曲理论发展的成就。

元代钟嗣成撰《录鬼簿》二卷，明初戏曲作家贾仲明增补。钟嗣成（约１２７９—约１３６０），字继先，号丑斋，元初古汴（今河南开封）人，戏剧家。他寄居杭州，屡试不第，遂杜门家居从事戏曲著述，编杂剧《寄情韩翊章台柳》、《讥货赂鲁褒钱神论》等七种，均佚失，仅存散曲数十首。《录鬼簿》记载了元代书会才人、名公士大夫的戏曲、散曲作家的水平事迹和作品目录，并制有·３６３·中国艺术史料学《凌波仙》凭吊所载戏曲作家。全书涉及剧作家１５２人。其中贾仲明续７１人，作品名目录四百余种，其戏曲批评观点主要体现在自序之中。《录鬼簿》是元人记录当时作家的唯一著作，将戏曲作家的地位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并且以作家为中心，以时代为序列，简明扼要地记录剧目，撰写悼词，品评作品，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明代何良俊（１５０６—１５７３），字元朗，号柘湖，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少笃学好戏曲，嘉靖贡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自称家中藏书四万卷，不忍心放弃，遂称病归隐。倭寇侵扰，复居南京数年，再还苏州潜心著作。其所著《曲论》三十五则五千字，是一篇即兴的戏曲作家作品论，涉及王实甫、高则成、郑光祖、关汉卿等南北曲家，主要讨论戏曲语言的标准问题，认为南北曲并重，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倚重音律声情，强调本色行当。

明代沈瞡（１５５３—１６１０），字伯英，号宁庵，自署词隐先生。江苏吴江人，万历二年（１５７４）进士，历任兵部、礼部、吏部各司的主事、员外郎。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他因上疏请求早立皇太子得罪当道，受降职处分，调为行人司正。

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升光禄寺丞。次年因乡试舞弊案受朝臣弹劾，被迫告病回乡，此后优游林下“日选优伶，令演戏曲”，致力于戏曲创作和戏曲声律研究，成为剧坛吴江派的领袖人物。《词隐先生论曲》是沈瞡以散曲形式表达他对戏曲格律看法的著作。他强调作曲必须“合律依腔”，对四声阴阳、句法和用韵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艺术见解。

明代徐复祚（１５６０—１６３０），原名笃儒，字阳初，后改讷川，号慕竹，别署破悭道人、阳初子、洛诵生、休休生、三家村老、忍辱头陀、悭吝道人，江苏常熟人，博学能文，尤擅词曲。《曲论》一卷，后有附录一篇，是徐复祚戏曲点评的汇编，内容涉及戏曲艺术的真实、戏曲艺术的本质以及戏曲艺术语言结构方面的理论问题。该书对于戏曲艺术与生活原型问题、情与意的问题、假与真的问题、艺术虚构的问题、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问题展开讨论，强调自取的娱乐作用，对于音韵宫商、本色行当，认为戏曲是“出于优伶之口，入于当庭之耳”的艺术，对当时的戏曲作品展开批评。

明代徐渭《南词叙录》一卷。此书小序说：“北杂剧有《点鬼簿》，院本有《乐府杂录》，曲选有《太平乐府》，记载详矣。唯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徐渭（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青藤，别署田水月、清藤道士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名书法家、诗人、剧作家、画家；有《徐文长集》三十卷，《逸稿》二十四卷，杂剧《四声猿》等。《南词叙录》是最早的一·３６４·第十三章门类艺术专论史料部关于南戏概论的著作，也是宋元明清四代专论南戏的唯一著作。内容涉及南戏的源流、发展，南戏的风格特色，南戏的声律以及作家、作品的评论，南戏的常用术言、方言，并且附有南戏剧本目录。

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是一部记载扬州历史、经济、风土人情、文献艺术情况的笔记。最近版本有１９８４年广陵刻印社排印本。李斗，字北有，号艾塘，江苏仪征人，乾隆年间诸生。他博学工诗，兼通数学、音律，著作有《艾塘乐府》、《永报堂诗集》，传奇《奇酸记》、《岁星记》。《扬州画舫录》卷五记录了当时昆剧的演出情况，记载了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在扬州设局审订戏剧之事，转录黄文《曲海目》所收杂剧、传奇剧目千余种，焦循《曲考》剧目六十八种，描述了各地戏班汇集扬州的盛况，反映了这些声腔剧种的流变发展。有土班、土班草台戏、堂班台戏、火班、赶火班，以及三庆班、春台班京、秦等腔的融合情况。该书有专文介绍花、雅两部的角色，花部角色以旦、丑、跳虫为重，武小生、大花面次之，以调情、滑稽、耍杂技为主。所以重视旦、丑，尤其重视会翻筋斗和耍刀枪的武丑。雅部有江湖十二角色：男角色有副末、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女角色有老旦、正旦、小旦、贴旦四人，打诨一人，谓之杂。还介绍了戏曲演出的场面、行头，记录了鼓板、弦子、笛子、笙等音乐演奏艺术，对当时著名昆剧演员余绍美、范松年、王喜增、马久观等均立传介绍其艺术特长，是研究戏曲艺术的重要文献。

清代姚燮《今乐考证》是一部曲学资料集大成的著作。缘起一卷考证戏曲起源、流变、体制、音乐、舞蹈、角色、扮演，等等；宋剧一卷记载《武林旧事》等书中所见的宋元杂剧、院本名目；著录十卷，包括元杂剧二卷、明杂剧一卷、清杂剧一卷、金元院本、明院本合三卷、清院本三卷；记载剧作家２０１人，作品名目１１６７种。院本即南戏与传奇部分，记载作家３１８人，作品名目１１８４种。

清代平步青《小栖霞说稗》一卷，是考证小说、戏曲故事来源出处的笔记，关于戏曲的论述有二十一则，探讨中国戏曲的起源。清杨恩寿《词余丛话》三卷，分为《原律》、《原文》、《原事》各一卷：《原律》论声韵曲谱，兼论戏曲体制沿革，论诗、词、曲同源；《原文》谈说白、唱辞，选录优秀曲文加以评述；《原事》考述戏曲故事渊源和扮演情况。杨恩寿《续词余丛话》三卷，论述音律曲谱，品评词曲，考证戏曲本事。

·３６５·中国艺术史料学１３．５建筑园林著录史料据《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艺术卷》，中国古代建筑园林艺术文献重要的有：春秋佚名《考工记》二卷、北魏杨之《洛阳伽蓝记》五卷、南朝佚名《三辅黄图》六卷、唐代段成式《寺塔记》二卷、唐代佚名《宅经》二卷、北宋苏舜钦《沧浪亭记》一篇、北宋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北宋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六卷、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一卷、南宋张膗《艮岳记》一篇、南宋周密《吴兴园林记》一卷、元代王士点《禁匾》五卷、明代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一篇、明代计成《园冶》三卷、明代王稚登《寄畅园记》一篇、明代王世贞《?山园记》八卷及《游金陵诸园记》一篇、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十二卷、明代刘侗及于奕正《帝京景物志》八卷、明代祁彪佳《寓山注》一篇、明代佚名《鲁班经》三卷、清代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二十卷、清代李斗《工段营造录》一卷、清代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一卷、清代佚名《工程做法则例》七十四卷、清代周城《宋东京考》二十卷、清代钱大昕《网师园记》一篇、清代袁枚《随园记》一篇、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十六卷、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五卷、近代姚承祖《营造法原》十六章、现代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一册。

建筑文献有营造工艺与城市规划两类，园林有园林设计与园记两类，涉及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园林设计、器物营造、工艺美术诸多方面。官书考工著录存世最早的如齐国官书《考工记》、北宋李诫《营造法式》。文人考工著录如清李斗《工段营造录》。城市规划著作如北宋宋敏求《长安志》、清吴长元《宸垣识略》、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文人造园著作如明代计成《园冶》。

还有文人园林笔记，如北宋苏舜钦《沧浪亭记》、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南宋张膗《艮岳记》、南宋周密《吴兴园林记》、明代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明代王稚登《寄畅园记》、明代王世贞《?山园记》八卷及《游金陵诸园记》等。

北魏杨之《洛阳伽蓝记》五卷是具有史学、文学、艺术学价值的著作，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不穿凿附会，反复考证，力求实录，达到“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该书以寺庙为纲，兼及里巷，方位、名胜古迹，遗闻轶事，考证其盛衰，涉及当时流行的百戏、音乐、谈神说怪，记载了当时洛阳城市的宗教、市井、民俗、艺术、文学各方面的史料。

建筑史著作有南朝佚名《三辅黄图》六卷，三辅初指西汉治理京畿地区·３６６·第十三章门类艺术专论史料的三个官职，后指这三位官员所管辖的地区，即西汉京畿地区（今陕西中部）；黄图为规模宏大之意。《三辅黄图》卷一记载三辅治所情况，秦阿房宫、长安故城以及其门制。卷二记汉长安九市形势地理与八街九陌，闾里制度，对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桂宫、甘泉宫、北宫等诸宫建筑的布局、规模、建造经过与文化含义作了详细记载。卷三记载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甘泉宫诸宫的地理位置，建筑规范，居住制度和艺术装饰。卷四、卷五记载始于周，盛于秦汉的苑囿、池沼的史料，辟雍、明堂、圜丘、太学、宗庙、社稷等建筑文化制度。卷六记载阁、署、库、仓、圈、桥、陵以及馆、室、阙、塾门、蛮夷邸等制度。该书为建筑学家、艺术史家、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建筑艺术史料，在中国建筑史、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１９８０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植校订本。

唐代段成式《寺塔记》二卷，是作者于唐会昌三年（８４３）访问长安寺庙的记述，写成于唐会昌五年（８４５），即武宗灭佛的前两年，保存了被灭佛毁坏以前唐代长安诸多寺庙壁画、佛塑的史料。《寺塔记》卷上记载游历长安的情况，详细记载了大兴善寺、安国寺、赵景公寺、宝应寺、玄法寺、菩提寺及其壁画、佛塑情况，卷下记载光宅寺、保寿寺、静域寺、招福寺、崇济寺、永寿寺、资圣寺、楚国寺、慈恩寺以及壁画佛塑情况。唐代佛教壁画、雕塑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吴道子画、杨惠之塑等名家，所惜毁于一旦。段成式《寺塔记》二卷，记载了唐代长安寺庙壁画、雕塑文字，尤其显得珍贵除官修史书、政书、考工以外，建筑艺术、园林艺术文献在野史、笔录、文人游记、诗文、小说等文字中均有史料可以查找。当代建筑、园林专家童轠先生著作《江南园林志》写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江南园林志》参考文献有：《三辅黄图》、班固《汉书》、孙盛《魏春秋》、《南齐书·东昏本纪》、刘义庆《世说新语》、孔平仲《续世说》、杨之《洛阳伽蓝记》、张舜民《画墁录》、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沈括《梦溪笔谈》、叶梦得《石林燕语》、叶梦得《避暑录话》、袁醁《枫窗小牍》、魏泰《东轩笔录》、吴穅《五总志》、惠洪《冷斋夜话》、周辉《清波杂志》、吴自牧《梦粱录》、周密《癸辛杂识》、周密《齐东野语》、周密《湖山胜概》、周密《吴兴园林志记》、庞元英《文昌杂识》、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娄东园林志》、林有麟《素园石谱》、周漫土《金陵琐事》、文震亨《长物志》、计成《园冶》、李渔《闲情偶寄》（《笠翁偶集》，《一家言》）、谷应泰《博物要览》、赵之璧《平山堂图志》、李斗《扬州画舫录》、沈复《浮生六记》、钱泳《履园丛话》、陈诒绂《金陵园墅志》。以上文献有史书、志·３６７·中国艺术史料学书、杂记、文人笔记、方志等文献。

历代文人园林题记刻石是需要整理出版的重要园林艺术文献。北京线装书局出版了当代顾一平编《扬州名园记》，该书收录历代有关扬州私家园林的园记四十篇。作者有欧阳修、张岱、沈括、王安石、杨万里、汤显祖、郑元勋、李光地、王士祯、姚鼐、吴锡麒、陈维崧、汪懋麟、李斗、尹会一、全祖望、汪应庚、宗元鼎、焦循、阮元、朱彝尊、姚文田、卢见曾、洪亮吉、包世臣、袁枚、郑板桥、沈德潜等历代著名文人学者，为研究江南园林提供了必读书目文献。

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了邵忠、李瑾选编《苏州历代名园记·苏州园林重修记》，收入唐、宋、元、明、清、民国园记１９５篇，现代园记一篇。记录的园林有：周隐遥庐、范氏义宅、乐圃、五亩园、道隐园、石<书隐、沧浪亭、贤行斋、小丹邱、存复园斋、绿水园、读易楼、耕鱼轩、辟疆园、冷庵、怡园、静观楼、怡老园、且适园、从适园、耕学斋、雪屋、芝庭、桃花仙馆、梦墨亭、二卢宅、天平山庄、敬亭山房、晚香林、二株园、拙政园、归田原居、东庄、梅花墅、集贤圃、荒荒斋、落木庵、卧龙山房、春草闲房、尧峰山庄、南坨草堂、石坞山房、五柳园、水木明瑟园、遂初园、逸园、松鹤堂、二弃草堂、扫叶庄等一百多所苏州园林，收入了令狐楚、朱长文、苏舜钦、倪瓒、王鳌、祝允明、文徵明、文震亨、李东阳、高启、汪琬、黄宗羲、孙星衍、吴伟业、陈维崧、沈德潜、俞樾、徐有贞、吴宽、叶燮、钱大昕、朱彝尊、归庄等历代文化名人有关苏州园林的题记文字，为苏州园林的研究提供了必备文献。

·３６８·第十四章门类艺术品评史料１４．１诗品史料诗品与诗话是探讨诗歌理论的著作。南朝钟嵘《诗品》是探讨诗品的最早著作，诗话形成于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中国古代艺术批评注重等级品位，注重艺术家的人物品藻，具有完善的技法品评理论。艺术品评以九品、二十四品为主。《史记·殷本纪》曰：“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裴5《集解》引刘向《别录》：“九品者，有法君、专君…凡九品，皆图画其形。”以九品论人，艺品与人品相同。天地有二十四节气，故以二十四景赏风景，以二十四品论艺术，形成了中国艺术品鉴独特的标准与品评体系。

南朝梁钟嵘《诗品》是中国最早的诗话。在《诗品序》中以品论诗，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中国古代官员有九品中正制，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历代图书文献，归类为文献分类的七略。《诗品》的品评鉴定，相互比较，是中国诗词品鉴的早期著作。

唐代李嗣真是一位对诗、画、书法均有品鉴的艺术理论家。李嗣真著作有《诗品》、《续画品录》、《画品》各一卷，著有《书后品》一文。《书后品》提出逸品在上品之上，作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在品的基础上，以“评曰”作结论，形成了艺术品评的理论体系。

唐代僧人皎然《诗评》从等级分类的细化到艺术境界的品鉴，著《杼山集》十卷，《诗式》五卷，《诗评》三卷，提出了诗品的“四不”、“四深”、“二要”、“二废”、“四离”、“六迷”、“六至”等理论。通过一系列的艺术审美矛盾分析，皎然提出诗创作的情境欣赏标准，又概括性地提出十九字诗文风格，即：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

·３６９·中国艺术史料学以表现十九种书法、诗文创作风格。

艺术品鉴的情境标准问题，到唐末诗人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变得更便于衡量操作。《诗品二十四则》有：雄浑、冲淡、纤、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屈、实境、悲慨、形容、超旨，飘逸、旷达、流动。

每一则有诗句形容解释，如纤条有：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荫曲路，流莺比邻。乘之愈往，知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这样就将“纤”的艺术内涵表达得非常充分。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不仅仅是评点欣赏诗文，对其他艺术情境的品鉴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宋苏东坡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又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在中国艺术学中，琴棋书画本相通，在艺术品鉴的标准方面，诗与画的标准亦相通相近。

１４．２画品史料艺术品鉴科学的方法是分类品鉴，这样才具有可比性。艺术批评需要考虑其艺术创作的难度，进行技法难度等级比较，确立艺术标准。东晋画家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艺术品鉴方面，提出人物、山水、动物、楼台的难度不同：“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以绘画科目不同分类进行艺术品鉴。现代点评与点赞的方法古已有之。艺术批评的方法是“考量”，画赞是中国古代以诗句赞诵绘画艺术作品的品鉴方式。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顾恺之传》云：“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评量”可以理解为评价与考虑，也就是品评与鉴别。东晋画家顾恺之对不同的描绘对象，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如“醉客，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慢之，亦以助醉神”，画壮士，“有·３７０·第十四章门类艺术品评史料奔胜大势，恨不尽激扬之态”。这些形象神态的艺术要求，制定了不同身份的人物应该具有的姿态，开中国艺术程序化艺术标准的先河。

南朝齐梁时期是中国绘画品评体系完善建立的重要时期。画之有品，始于南齐高帝萧道成《名画集》，已佚。中国艺术文献画品著作以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最古，确立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品评鉴赏标准。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说：“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画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古画品录》作为我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画品文献，提出“六法”品鉴标准。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画有六法，分四品。”六法四品理论，其具体的绘画品评标准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以这六条标准衡量画家作品的优劣，以六法为标准，品评艺术作品等第方法，得到了后世评论家的认可。唐代张彦远说：“谢赫评画最为允惬，姚李品藻，有所未安，则以《古画品录》的标准为定论。所言六法，画家宗之，千载不易。”南齐谢赫的四品论，提出绘画艺术作品品鉴的四个品位等级。其后，南朝梁陈吴兴人姚最继承《古画品录》著《续画品》，延续了谢赫绘画品鉴体系。

中国文化一脉相传，唐代李嗣真又作《续画品录》。《续画品录》将中国绘画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再分为上、中、下三品，如上一品、上品中、上品下，中品上、中品中、中品下，下品上、下品中、下品下，得九品，以上、中、下三品为标准品，列出九个品级的绘画艺术作品等第。唐代盛行绘画品评的风气，品鉴等级分类日趋细致。神、妙、能、逸四品的标准及顺序也在发生变化。魏晋以来，艺术家的趣味日趋高逸，道释人物画以顾恺之的传神论可以评定；花鸟山水可以用精妙而不可言传评定；画工作品以显其能为能品。而魏晋高士超然于林泉，飘逸于尘世之外，其作品当再为一品。唐吴郡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适应了这种要求，将绘画分为“神、妙、能、逸”四品，逸品之说是其首创。每品再分上、中、下，共得十二品，提出“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在绘画题材上进行分类。《唐朝名画录》对画家有详细的介绍，对画家的生平、艺术评说精到，是中国绘画艺术品评鉴赏的重要文献。

宋仁宗时人刘道醇，有《五代名画补遗》一卷，《圣朝名画评》三卷。艺术创作的难易程度与艺术作品的等第有关，按画科分类品鉴，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具有不可比性。在东晋顾恺之的“难易论”的基础上，五代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将唐代的品鉴理论又进一步细化，按画科分门类进行品定：人·３７１·中国艺术史料学物门第一，山水门第二，走兽门第三，花竹翎毛门第四，屋木门第五，塑作门第六，雕木门第七。《五代名画补遗》在绘画艺术“六要”、“六长”的基础上，归纳于“神、妙、能”三个品次。在绘画作品欣赏方面，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提出了具体的神情形态审美要求，在观赏各种题材的绘画作品时，具有不同的艺术情趣，对各门类画种的鉴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观释教者，尚庄严慈觉；观罗汉者，尚四像归依；观道流者，尚孤闲清古；观人物者，尚精神体态；观畜兽者，尚驯扰厉；观花竹者，尚艳丽闲冶；观禽鸟者，尚毛羽翔举；观山水者，尚平远旷荡；观鬼神者，尚筋力变异；观房木者，尚壮丽深远。

刘道醇的另一部绘画艺术品评著作《圣朝名画评》，在艺术品鉴史上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在分门评其绘画艺术等第的基础上，又加以具体的评语，提出品评等第安排的理由。如人物门第一，评王馞画，在介绍了王馞的才貌、生平、艺术、事迹，并与吴道子画进行比较以后：评曰：本朝以丹青名者，不可胜计，唯馞为第一，何哉？观其意思纵横，往来不滞，废古人之短，成后世之长，不拘一守，奋笔皆妙，诚所谓前无吴生矣，故立神品上。

唐代的艺术品鉴标准非常具体可行，品鉴理由充分，而且是在艺术比较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品鉴，否则是难以分出艺术等级的。刘道醇对仅次于王馞绘画艺术水平的画家王霭的评语是：霭之为画也，可谓至矣。意思婉约，笔法豪迈，皆不下王馞；但气焰少劣耳，夫写人形状者在全其气宇，霭能停分取像，侧背分衣，周旋变通，不失其妙，可列神品中。

刘道醇撰《圣朝名画评》提出了“画之诀，在乎明六要，而审六长也”的学术观点。在谢赫六法论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并且更加具体。所谓绘画六要是：１．气韵兼力，２．格制俱老，３．变异合理，４．彩绘有泽，５．去来自然，６．师学舍短。画品六长是：１．粗鲁求笔，２．僻涩求才，３．细巧求力，４．狂怪·３７２·第十四章门类艺术品评史料求理，５．无墨求染，６．平画求长。

杨慎（１４８８—１５５９），字用修，号升庵，明代新都（今属四川）人。父廷和，官任少师。杨慎于正德六年（１５１１）廷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嘉靖初年任经筵讲官。后以议大礼削籍。遣戍云南。《升庵画品》属札记著作，将平日见闻、读画心得以及各类书籍中有关绘画的记载编辑而成，一是绘画理论；二是画史和画坛轶事。

明代李开先撰《中麓画品》一卷，绘画用笔有六要，分四病，基本上都是谈用笔的技法。其用笔六要是：一曰神，笔法纵横，妙理神化。二曰清，笔法简俊莹洁，疏豁虚明。三曰老，笔法如苍藤古柏，峻石屈铁。四曰劲，笔法如强弓巨弩，犷机镢发。五曰活，笔势飞走，乍徐还疾。六曰润，笔法含滋蕴彩，生气蔼然。其叙述了神、清、老、劲、活、润六种笔法。从境界情趣品鉴到具体的技法品鉴，使艺术品鉴更具有可操作性，这是历代艺术标准的变化所决定的。在等第的品评方法以外，该书还开创了更为生动的比喻人品的品鉴方法，以人物的气质形象、风度形象比喻的艺术作品。李开先《中麓画品·画品一》以艺术比喻人品自然的品鉴方法，描述诸家艺术，形容戴文进之画：如玉斗，精理佳妙，复为巨器。杜古狂画如罗浮早梅，巫山朝云，仙态靓洁，不比凡品。唐寅画如贾浪仙，身则诗人，犹有僧骨，宛在黄叶长廊下。

这样品鉴绘画艺术作品，形象的比喻，生动贴切，妙不可言。由于明清水墨文人画的盛行，在明清中国绘画艺术的品鉴标准中，非常注意笔墨情趣的品鉴。《中麓画品》分析绘画用笔有四病：一曰僵，笔无法度，不能转运，如僵仆然；二曰枯，笔如卒竹槁禾，余尽败秣；三曰浊，如油帽垢衣，昏镜浑水；四曰弱，笔无骨力，单薄脆软。

明代苏州文人王?登《吴郡丹青志》分为神品志、妙品志、能品志、逸品志、遗耆志、栖旅志、闺秀志，以作品、年龄、籍贯、性别分类品鉴。这样便于更加细致地区别作者的不同身份与不同的艺术风格，并且加以提赞。如神品志一人沈周先生，赞曰：“休矣煌煌乎，沈先生之作，集厥大成，其诸金声玉振之者腪？”妙品四人，对米南宫、唐寅、文嘉、张灵四人的绘画艺术，以一篇赞语概括，赞曰：·３７３·中国艺术史料学南宫翩翩侠骨，水墨游戏。唐画含英咀华，雕绘满眼。张虽琼玖早折，然一麟一角，要足为珍，文之迹，直能遍四海，流远夷，非夫所谓以人为重哉！

清安徽当涂人黄钺仿照唐司空图的体例，结合中国绘画理论，著《画品二十四篇》，提出：气韵、神妙、高古、苍润、沉雄、冲和、澹远、朴拙、超脱、奇僻、纵横、淋漓、荒寒、清旷、性灵、圆浑、幽邃、明净、健拔、简洁、精勤、隽爽、空灵、韶秀。

对于中国绘画笔墨、气韵、为像、意境，每一品提出具体的要求，如气韵提出：“六法之难，气韵器物最，意居笔先，妙在画外。”清代潘曾莹有《红雪山房画品》亦仿此作，概括地提出十二品：幽秀、高洁、古澹、清丽、豪放、超逸、神韵、闲远、蕴藉、嫣润、冷僻、疏爽。

这样根据各位画家的意境情趣追求，形成各种艺术品鉴的标准与体系。

品鉴的“鉴”具有鉴赏、鉴别、鉴定、鉴藏等含义。中国绘画的名款，宋代绘画作品往往隐藏画家名字，写在边角不引人注目处。宋郭熙画于角有小“熙”字印，宋赵大年作品有大年某年笔记，萧昭以石鼓文书姓名，崔顺之的绘画作品款字姓名藏于树叶下，宋代画家易元吉的绘画作品姓名藏于石头之间。

明清以后，书画作品上大书作者姓名字号、斋馆堂名、甲子年款，诗文题句往往是长题大跋。宋米芾《画史》有论鉴赏装裱古画内容，古画多长幅横披，始于米氏父子，米芾精于书画鉴定，认为河北绢经纬一等，故无背面。江南卷则经粗纬细，有背面。古画色黑或淡黑，是积尘所至，古香可爱。而作伪者多作黄色，鲜明无尘暗，古画画轴用枣木、降真木、乌木、象牙，其他木质不用。米芾学画很晚，作画的时候不专门用毛笔，有时候用纸筋为笔，有时候用甘榨渣、莲房为画笔，米芾作书画的纸不用胶，从来不在绢上作画。绘画艺术的鉴赏理论著作有元代杨维祯《图画宝鉴序》、明代张丑《清河画舫》、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清代李修易《小蓬莱阁画鉴》及松年《颐园论鉴藏纸·３７４·第十四章门类艺术品评史料粉》等著作。

明代屠隆著《画笺》鉴藏书画，开篇论“似不似”，不以似与不似分高低。

此说源于苏东坡：“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东坡论画不以形似。屠隆论画不以似与不似作为定论。现代齐白石以为绘画艺术：“不似欺世，太似媚世界，画要在似与不似之间。”遂成一家之说。屠隆论画鉴藏以古画、唐画、宋画、元画、国朝画、粉本、临画、宋绣画，概括各画妙处。上古之画，迹简意淡，真趣自然。唐画神完气足，庄重严律，不求工巧。宋画精工之极，亦非后人可造。元画盖仕气画者，能作隶家，画品全法气韵生动，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曰画为写，欲脱尽画工院气。而明朝的绘画风格可以是宋人也可以是元人。屠隆从看画法、品第画、无名画、单条画、古绢素、裱锦、学画、轴头、藏画、卷画、拭画、出示画、裱画、挂画，一一评说。

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论鉴赏，鉴赏二字，鉴以定真伪，赏以定高下。

世人当局者迷，能够从真笔中力排草率，独取其神，此为真赏；于风尘中屏除临摹，此为真鉴。古代无名作者的书画作品经过商人乱题伪款以求售，对于名位轻微画家的作品则挖去题识，添入重名头的伪款。所以在鉴定书画作品时，要以无破损为上。遇到破损处，尤其要潜心考察，破其伎俩，方是真赏。品鉴书画，今人多以款识为据，不知道魏晋时期的字画、唐宋时期的画本大多书作品均无款。后人作伪款，反而不如无款真迹。

鉴赏古今书画的要诀，是古今不传之秘，大体有四条：一、书法以筋骨为神，不当但求形似，画品以理趣为主，不可徒尚色气；二、要考察宣和、绍兴、明昌之睿赏印鉴，不求宝晋、鸥波品题；三、只有千年纸，没有千岁绢，收藏家轻重悠分，古净纸容易求，旧素绢难寻觅，展玩时应当分辨其真伪；四、名流韵士竞以仿效见奇，俗子鄙夫专以临摹藏拙，鉴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１４．３书品史料艺术作品等第的品评鉴定是艺术欣赏、艺术评论、艺术批评、艺术作品鉴别的重要问题。艺术创作完成以后，关于艺术作品的评价、品鉴、评鉴以及艺术家身份的认定，都与艺术品鉴有关，所以说品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艺术品鉴涉及艺术品的品鉴标准的制定、艺术家地位的排序、艺术作品的价值以及艺术家的声誉、艺术作品的市场价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既是艺术学理论学科艺术批评的重要内容，也是艺术市·３７５·中国艺术史料学场管理的重要内容。

文艺作品有雅俗之分、高下之分、文野之分，但是，艺术作品的优劣品鉴则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这就需要有艺术学理论进行品评鉴定。南齐高帝萧道成欲获得擅长书法的声名，以至于官至侍中的王僧虔不敢暴露其书法才能，常用拙劣的毛笔写字，以此来见容于皇帝。尽管如此，齐高帝还是要与王僧虔比书法水平高低，君臣二人字写好以后，齐太祖追问道：“谁为第一？”王僧虔回答道：“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齐高帝无可奈何地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论艺必定会论人，论人会招惹是非，甚至会有杀身之祸，王僧虔机敏过人，回答得天衣无缝，臣是臣，帝是帝，不可比，都是第一，可见艺术品鉴之难。艺术家往往自我感觉良好，自评天下第一，历代帝王更是如此。所以，艺术作品的品鉴还得有自评、世评于史评之分。王僧虔《论书》曰：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自谓是自说自夸的自我评价，时议是时人评价。书法是讲究功力的，天然是稚气的反映，书法要功夫老到才行，宋文帝的书法是不及羊欣的。帝王与艺术家都自视为第一，但是其作品世人自有品鉴，后人还有品鉴，艺术作品需要时间与历史的检验，艺术史是一部淘汰史，经过时间的检验与淘汰，剩下的是凤毛麟角，载入史册。艺术作品的品鉴优劣不是由作家自己说得定的。郑板桥刊刻诗文集子以后，世人评价其作品是词好于诗，板桥自己亦不敢辩也。可见在“自鉴”与“世鉴”之中，世鉴是大众的品鉴。

艺术品鉴要由欣赏者观众、评论家和历史来鉴定，中国艺术作品的品鉴成熟于南朝宋齐梁陈时期。先秦时期，对于艺术的评品鉴赏，有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之说，有关于郑声淫的批评，有诸子百家的品鉴观点，经过先秦时期的乐论、诗论、画论等长期积累到南北朝时期，诗品、画品、书品著作出现，艺术品鉴的标准也逐渐清晰，形成了中国艺术品评欣赏的体系。

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一卷，载汉至齐梁能真、草的书家１２３人，具体分为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九等。三品九等的品鉴方法对中国艺术品鉴影响深远。唐代书画家李嗣真因庾肩吾《书品》，作《书后品》。《书后品》在品评标准“三品九等”的基础上，·３７６·第十四章门类艺术品评史料又列“上上品之上”，其品的位置在九品之上，将书法家分为十等，开其独创，并且各有评赞，总共记载了著名书法家８２人。

唐代张怀馞《书估》，论书法等第非常详细。既然有书估，为什么不作画估，评定绘画作品的估计呢？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名家品第说：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即约字以言价，画则无涯以定名。况汉、魏、三国，名踪已绝于代。今人贵耳贱目，罕能祥鉴。

书法、绘画艺术作品要亲眼所见，亲自鉴定，此为目鉴。要手揣卷轴，口定贵贱，视觉艺术要目鉴。而许多人以耳代目，编故事骗人，此为耳鉴。书法、绘画变化多，画有粗细，书有数体，要广见博闻，不能一概而论。好的艺术品贵于金玉，不好的则贱于瓦砾，关键在于是不是名家真迹，而不在于要价的高低。收藏而不能鉴定识别，鉴定而不能阅玩，阅玩而不能够研究，这些都是“好事者”的毛病。张彦远说：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

书法绘画艺术品鉴赏收藏，是陶冶情操的事情，不是追求盈利的商务，这是今天艺术鉴赏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唐代泰州人张怀馞作《书断》，《书断》上卷论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行书、飞白、草书，作书九人，附四人，赞十首，论一首。中卷以三品优劣，列神品十二人，传附九人，妙品三十九人。下卷列能品三十五人，传附二十九人，凡一百七十四人，评一首。以“神、妙、能”定三品，每品以上、中、下，得九品。“三品九等”论一时影响深远，几为确论。唐代是中国艺术品鉴十分繁荣的时代，也是艺术品鉴走向深入的时代。由南北朝时期注重等级技法的分类，走向了艺术品鉴的情境审美，使艺术的品鉴深入而细致，艺术风格显得非常丰富而且品鉴标准宽容。

唐代书法家、书论家窦蒙著《语例字格》，在《述书赋》中提出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的艺术品鉴情境赏析条目。一字一句，学究天人，注解分析，意有未穷。其书法品评理论的标准概括有：不伦、枯槁、忘情、天然、质朴、体裁、意态、专成、有意，有正、·３７７·中国艺术史料学行、草、章、神、圣、文、武、能、妙、精、古、逸、高、伟、老、棘、嫩、薄、强、稳、快、沉、紧、慢、浮、密、浅、丰、茂、实、轻、瘠、疏、拙、重、纤、贞、艳、峻、润、险、怯、畏、妍、媚、细、讹、熟、雄、雌、飞、爽、动、成、礼、法、典、则、偏、干、滑、豒、闲、拔、放、郁、秀、束、、质、鲁、肥、瘦、壮、宽、丽、宏。

这是一个详细的书法艺术品鉴体系，包容甚广，将中国书法艺术的评鉴带入了情境审美的广阔领域。以艺术品形象地比作物形、人形，是中国古代艺术品鉴的传统比喻方式。清代桂馥的《国朝隶品》，以隶书书法艺术比作物体形状、人物形状，言简意赅，十分得体而又形象。以一到两个比喻，说明艺术品鉴的问题，却也是一个妙计，这样使艺术风格的复杂抽象问题，变得形象生动，跃然纸上。如：王觉斯（的隶书）如壮夫挽强（弓），徒以力矜，不必中的。

郑谷口（的隶书）如淳于髡、东方曼倩，滑稽谐虐，口无庄言。

程穆倩（的隶书）如姜老愈辣，本性不变。

金寿门（的隶书）如孔雀见人着新衣，辄顾其尾。

杨巳军（的隶书）如左手持鳌，睥睨食肉人。

板桥（的隶书）如灌夫使酒骂座，目无卿相。

宋代米芾《画史》论书画鉴赏用不同的印，区别作品的高下，如米芾收藏鉴赏的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印、宝晋书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等，以上六印是白文印。有此印者都是绝品。玉印用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印的都是用于次品。米芾藏书法、绘画作品自称无下品。其他字印有百枚之多，参用于上品，米芾自己画的作品（自画）与古贤作品，唯用玉印。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论临摹鉴藏，临摹名画、书法的方法，先是摹画，以绢、纸蒙在原作上“摹临”，高水平的临摹者，可以将原书画放在案上，于旁边设卷素，像其笔而作，称为“对临”。摹临用死功夫，依样画葫芦，难得其神。对临要有能力，感悟其精妙。

米芾为人狡黠，借名画临摹，留下原本作品，还人以临摹本，几可乱真，·３７８·第十四章门类艺术品评史料无从鉴别。由于历史上临摹画本极其多，所以说只有精于临摹与鉴赏的人，才能够鉴别作品的真伪。临摹、作伪、真本、摹本不是深切感悟者，难以辨别。近现代艺坛张大千亦是此间高手，张大千以临摹石涛最为精妙，蒙过了多少藏家，因为藏家没有临摹真迹，对原作的认识不够深切。

艺术作品的标准、艺术创作的甘苦，只有艺术家自知。清代书法篆刻名家吴让之对印章的品评，有具体的要求标准：印亦当分五等，别为九品。神品一等，妙品、能品、逸品、佳品俱分上下，就近作自订之以质同好焉。天成者神品，横直相安者妙矣，思力交至者能事也，不缪者为逸，有门境可循者佳耳。五者并列，优劣易分，若意无新奇，奇不中度，狂怪妄作，皆难列等，苦心孤诣，愿索解人，草草习之，未堪语此。熙载自覆。①１４．４琴品史料明代袁均哲《太音大全》的内容有：１．古琴制造工艺，２．历代琴式，３．古琴演奏技法和谱字解释，４．琴论，５．琴曲。该书为现存最早的琴论专集。明代蒋克谦《琴书大全》２２卷，辑录古琴资料文献的范围很广，几乎包括了古琴的一切方面。卷一是“序琴”，集中了《白虎通》、《尔雅疏》、《琴史》等１６种古籍关于古琴的起源、乐器的性质、社会功能的看法等问题。卷二、卷三是“声律”，引用扬雄、朱熹等人以及《白虎通》、《琴史》等古籍文献关于检五音十二律生成法、琴律、琴调等方面的理论。卷四是“琴制”，提出琴有“九德”：奇、古、透、静、润、圆、清、匀、芳，而忌讳“四虚”：兑虚、散虚、浊虚、清虚。卷八是“损法”，有释谱，研究弹古琴的指法。卷九有“指法手势图”。《琴书大全》集琴学研究之大成，将散见于子、史、经、传各种古籍文献中有关古琴的论述、记录、诗赋、赞、铭汇集于一体。

明徐上瀛撰《溪山琴况》。《溪山琴况》的突出贡献是古琴意境论。作者提出了“音与意合”的总则，分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二十四况。清通行本有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大还阁琴谱》本，１９８２年中华书局《琴曲集成》第十册影印；康熙五①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周斯达先生旧藏《吴让之手书便笺》手稿，周斯达先生后人提供复印。

·３７９·中国艺术史料学十四年（１７１５）刊本《琴学正义》，１９８９年中华书局《琴曲集成》第十四册影印。

１４．５曲品史料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北方杂剧虽然日薄西山，但是南曲出现了作品纷呈的繁荣景象，有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王骥德《曲律》等曲品文献。吕天成（１５８０—１６１８），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浙江余姚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曾祖吕本是嘉靖时宰辅，祖母是南京礼部尚书孙升的女儿，特别喜欢搜集古今戏曲书籍，父亲允昌，万历十一年进士，官吏部主事，酷爱小说戏剧，和汪道昆、汤显祖等有密切交往。

吕天成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对戏剧产生了兴趣，二十岁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创作了大量的传奇和杂剧作品，有《烟鬟阁传奇十种》，已佚；杂剧《齐东绝倒》一种，存于沈泰《盛明杂剧》。

吕天成《曲品》是评论传奇作家与作品的专著，初稿写于明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加以更订，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又做过一次增补，经过多次修改、增订，有乾隆辛亥（１７９１）杨志鸿抄录的增补本《曲品》。《曲品自序》说：各著论评，析为上、下二卷；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其未考姓氏者，且以传奇附；其不入格者，摈不录。

仿照南朝梁钟嵘《诗品》、庾肩吾的《书品》、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元至明初的旧传奇作者八人分为神、妙、能、具四品，用四六句骈文评之。明嘉靖、万历年间的新传奇作者，有８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再分上中下三等，也用骈文评之。１６１０年的通行本《曲品》记载戏曲作者９０人。散曲作者２５人，传奇作品１９２种。１６１３年的增补本，戏曲作者增至９５人，作品增至２１２种，释曲部分有南戏、传奇、杂剧３５种。只有个别作者更动，人数依旧。《曲品》下卷专门品评作品，其批评的标准，主要依据孙1提出的南戏“十要”。《曲品》卷下引言说：我舅祖孙司马公谓予曰：凡南戏，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３８０·第十四章门类艺术品评史料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好。第七要善敷衍———淡处作得浓，闲处作得热闹，第八要各角色分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持此十要，以衡传奇靡不当也。

《曲品》是中国第一部品评戏剧的专著，也是现存最早的传奇作家传略和作品目录，保存了丰富的戏曲资料，有１９２种戏曲剧目是首次著录，其后祁彪佳《曲品》、《剧品》是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展而成。清代黄文《曲海目》、姚燮《今乐考证》、王国维《曲录》著录的明传奇无不直接或间接以《曲品》为依据。

《曲品》明刻本已经散佚。现通行本有下列五种：１．暖红室刊本，有宣统至民国初年及１９３５年上海来青阁重印二本，题《汇刻传奇》第二、三种；２．北京大学排印本，吴梅校，１９１８年初版，１９２２年再版；３．《曲苑》（初编）石印本，１９２１年古书流通处印；４．《重订曲苑》石印本，陈乃乾编刊，１９２５年印；５．《增补曲苑》排印本，题圣湖正音学会增校，１９３２年上海、杭州六艺书局刊行。①新中国以后，１９５６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录鬼簿》（外四种），１９５９年傅惜华、杜颖陶校订，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第六集的《曲品》为清钞本。此本讹字迭见，有王国维、吴梅等人增订校补，面目失真。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乾隆辛亥（１７９１）增补本《曲品》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善本。②有关《曲品》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叶德功《曲品考》、赵景深《吕天成“曲品”》，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有专节论及。

在吕天成《曲品》的基础上，明代祁彪佳扩展成为《远山堂曲品》。祁彪佳（１６０２—１６４５），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宏吉，号世培，浙江山阴人，天启二年（１６２２）进士，授兴化府推官。崇祯年间官御史，因为执法严峻，受到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排斥，退家避居八年，致力于整理藏书和编校写作。崇祯末年再起官，因为弹劾吴昌时，改官南京，乞休还家。北都闻变，力图抗清，为群小诋毁。清顺治二年，清兵大举南下，遂自投于寓山花园池中，殉国而死。

著作有《救荒全书》、《寓山注》、《越中园亭记》、《祁忠后公日记》等。其所作传奇《全节记》、《玉节记》两种，演苏武牧羊的故事，皆佚失不传，生平事迹见①彭奇志《曲品》提要，《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艺术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６９—２７３页。

②吴书荫《吕天成和他的“曲品”》，《文史知识》１９８５年第９期，第５４—５７页。

·３８１·中国艺术史料学《明史》卷二七五《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传》卷六等著作。①《远山堂曲品》是专编明代传奇的戏曲批评著作，作品分妙、雅、逸、艳、能、具六品，附杂调，专收弋阳诸腔剧本，不分卷，刊于明崇祯年间，至清初祁卒时尚未完成。现存祁彪佳《曲品》为残稿，缺妙品，雅品也不全。全书收传奇剧目４６７种，其中雅品３０种，逸品２６种，艳品２０种，能品２１７种，具品１２７种，杂调４６种。每一种剧目都有简短的评语，叙述其本事和情节，讨论其思想和艺术特色，追溯其同一题材剧目的流变，注重作品的“气格”和“境”、“词”。气格指作者体现于作品中的情操和品格，境是通过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词是剧本的台词。现存版本有：１．明远山堂蓝格稿本，２．明启元社黑格本，３．１９５５年上海出版公司《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本，４．１９５９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明代李开先《词谑》收集市井艳词百余首，选录滑稽讽刺的曲文故事。

《词套》评选了散曲、杂剧曲文的几十套套曲。《词乐》记载当时著名演员的佚事，列述知名的弦索家和歌唱家，总结著名艺人的演唱和教学经验，具有理论价值。《词尾》举例说明尾声的作法，所选曲文诙谐调笑，有精彩之作。

清代李渔（１６１０—１６８０），本名仙侣，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翁，又名笠鸿，别署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卖文为生。著《闲情偶记》十六卷，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该书内容涉及养身、饮食、建筑、园林、服装、古玩、装潢、花木、戏剧诸方面。《词曲》、《演唱》专讲戏曲创作和表演，《声容》谈到培养演员的方法。

《词曲》部有《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六章，形成完整的戏剧方法理论。

《结构第一》有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七款，并且对这七款加以说明，要求作剧本要劝人为善，借优人说法，戏剧应该是济世的良药，救人于苦海；不能够用戏剧报仇泄愤，要有忠厚之心。戏剧情节要一线到底，结构紧凑，照前顾后，便于埋下伏笔，达到全剧浑然一体，天衣无缝的境界。剧情还要新奇，不荒唐离谱，认为：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

①彭奇志《远山堂曲品》提要，《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艺术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７４—２７８页。

·３８２·第十四章门类艺术品评史料《词采第二》论戏曲语言，有贵浅显、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四款。戏曲语言要大众化、通俗化，戏曲是给百姓看的，所以贵浅不贵深。戏曲语言必须生动有趣，戏曲语言要个性化，注意行当角色的不同生旦要隽雅，净丑可以粗俗。

《音律第三》论戏曲语言的音乐性，分为格守词韵、凛遵曲谱、鱼模当分、廉鉴宜避、拗句难好、合韵易重、慎用上声、少填入韵、别解务头九款。

《宾白第四》专论戏曲的念白，分声务铿锵、语求肖凝、词别繁简、字分南北、文贵精洁、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八款。

《科诨第五》论戏曲中插科打诨的手段，分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四款。认为科诨是看戏的人参汤，认为：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斯为科诨之妙境。

《演习》部论戏曲的演出，分为撰剧第一、变调第二、授由第三、教白第四、脱套第五，共分五章。

清代李调元（１７３４—１８０２），字羹堂，又字赞庵，鹤洲，号雨村，别号童山蠢翁，清代四川罗江（今四川德阳）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由吏部文选司主事还考功司员外郎。后官直隶通永兵备道，因弹劾永平知府发遣伊犁。乾隆五十年因母老得以赎归。他晚年潜心著作述，戏曲理论著作有《雨村曲话》二卷，《雨村剧话》。《雨村曲话》是一部戏曲批评著作。上卷介绍曲的渊源和元曲的形成，评论元代的作家与作品，下卷评论明清的作家与作品。其主要戏曲观点是“以情设教”。“夫曲之为道也，达乎情而止乎礼义者也。凡人心之坏，必由于无情，而惨刻不衷之祸，因之而作。”《雨村剧话》二卷，论述戏剧创作、演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剧者何？戏也。古今一戏场也。”“夫人生，无日不在戏中，富贵、贫贱、夭寿、穷通，攘攘百年，电光石火，离合悲欢，转眼而毕，此亦如戏之顷刻散场也。故夫达而在上，衣冠之君子戏也；穷而在下，负贩之小人戏也。今日为古人写照，他年看我辈登场。”人生一大戏场，只是角色不由自己。

清代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字理堂，又作里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壮年从阮元在山东等地作幕宾，嘉庆六年（１８０１）中举人，以母老多病坚辞赴礼部会试，母丧以后，乡居闭门著书，不入城市凡十余年。他平生著作有数十·３８３·中国艺术史料学种，戏曲著作有《剧说》六卷，《花部农谭》一卷，《曲考》。《曲考》佚失。《剧说》是一部纂辑《乐记》、《左传》、《史记》等二百多部古代著作中关于俳优、百戏的记载和论曲、论剧的杂录，汇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文献，并且通过排比资料探讨了戏曲的起源和流变，剧目题材的来源及表演艺术等问题，以考据的方法研究中国戏剧的历史，收集的文献资料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形成了中国戏剧研究的独特体系与方法。《剧说》大部分篇幅是对剧目题材的考索，时有创见，还收辑演剧资料、剧作家的生平趣闻及文人观剧轶事，以弥补戏剧研究的不足，对于研究中国曲艺的表演艺术、演员的艺术生涯有所帮助。

此后王国维等人继承了这样的方法，成为研究中国戏剧的传统。《花部农谭》是评论“花部”剧目的札记，是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上研究地方戏曲的第一部专门论著。该书认为花部在剧本、语言、声腔三方面都压倒了雅部，选取了十数种著名剧目，叙述其故事梗概，并且加以考证和详细论述。

清代梁廷鰓（１７９６—１８６１），字章冉，号藤花主人，广东顺德人，以副贡生任广东澄海训导，广州越花书院监院教官，后升内阁中书，加侍读衔。《藤花曲话》五卷，是论述杂剧、传奇的曲文和音韵格律的戏曲论著，并且对元杂剧的曲词提出批评，即使是名家作品也无所顾忌，对《长生殿》、《桃花扇》的评论尤其详尽细密，对明清三代戏剧作家作品的评论客观公允，指明其得失，具有说服力。

１４．６剧品史料明代祁彪佳《远山堂剧品》是仅有的著录明代杂剧，包括极少数的元杂剧的专著。对于杂剧的品评标准，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将杂剧分为妙、雅、逸、艳、能、具六品，共选２４２种杂剧，定为妙品２４种，雅品９种，逸品２８种，艳品９种，能品５２种，具品３９种。明代后期文人痛感时世艰难危机，报国无门，于是借杂剧发泄胸中块垒。戏剧最能够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情之所至喜怒笑骂，皆成文章。祁彪佳《远山堂剧品》重视杂剧的讽刺时事的作用，充分肯定杂剧的“骂世”作用，具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他评《中山狼》是：“借中山狼骂世人，说得透快，勿复作词曲观。”评《沽酒游春》是：王太史作此痛骂李林甫，尽以讥刺时相李文正者，卒以此终身不得柄用。一肚皮不合事宜，故其牢骚之词，雄宕不可一世。

·３８４·第十四章门类艺术品评史料杂剧还有长歌当哭的“哭世传情”作用，如《霸亭秋》是：“传奇取人笑易，取人哭难。有杜秀才之哭，而项王帐下之泣，千载再现；有沈居士之哭，即阅者亦唏嘘欲绝矣。长歌可以当哭。信然。”哭的方式方法又有不同，评《簪花髻》是：杨升庵戍滇时，每簪花涂面。令门生畀之以游，人谓于寂寞中能豪爽，不知于歌笑中见哭泣耳。曲白指东扯西，点点是英雄之泪。曲至此，妙入神矣。①《远山堂剧品》说“语雄则近怒，语娱则近喜”，对徐渭的《四声猿》特别倾倒，赞赏徐渭独辟蹊径的首创精神；评《渔阳三弄》是“千古快谈”，“纸上有金石声”；评《雌木兰》腕下有千钧力；评《真傀儡》是“境界妙，意致妙，词曲更妙，正恨元人不见此曲耳”；评徐渭《翠乡梦》是：尔来词人依傍元曲，便夸胜场。文长②一笔扫尽，直自我作祖，便觉元曲反落蹊径。

陈继儒评点《陈眉公批评琵琶记》二卷。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字仲醇，号眉公、麋公，明代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诸生，年未三十，取儒衣冠焚之，隐居于小昆山、东佘山，闭门著述，以书法、绘画、文章著名，以隐士自居。《陈眉公批评琵琶记》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戏曲评点本。在《琵琶记》剧本的眉批与总评中阐述其戏曲思想，认为《西厢》、《琵琶》俱是传神文字，读一部《琵琶记》胜读一部《离骚经》。

清代金人瑞（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字圣叹，清代长洲（今苏州市）人。他为人狂放不羁，毕生衔文评书，称《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为天下六才子书，打算一一评点。顺治十八年清世祖去世，金圣叹与诸生群哭于孔庙，声讨吴县县令任维初贪酷不法，被江宁巡抚朱国治以震惊先帝灵位，聚众倡乱罪，处以斩刑。《第六才子书》是一部批改《西厢记》的著作，有《读西厢记法》八十一则，每则前有开篇批语，计十七篇，还有对曲词、①彭志奇《远山堂剧品提要》，蒋孔阳、高若海主编《中国艺术名著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７９—２８２页。

②徐渭，字文长，明代浙江省绍兴人，著名画家、剧作家。

·３８５·中国艺术史料学科白的评语，系统地表达了金圣叹对《西厢记》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独到评价。

清代黄鏣绰是清乾隆、嘉庆年间著名昆曲艺人，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因家寒弃儒习艺，托名唐代乐工黄鏣绰，根据自己平生的表演经验著《明心鉴》一书。后经友人庄肇奎在卷首增部分考证内容，改名《梨园原》。书成于嘉庆二十四年，以抄本流传于世，１９１７年初次出版。主要内容有《艺病十种》、《曲白六要》、《身段八要》、《宝山集八则》等篇章。

《艺病十种》分析戏曲表演中常见的弊病：曲踵（腿弯），白火（说白过火），错字（认字不真），讹音（将字音念讹），口齿浮（齿无力），强颈（颈项不动），抗肩（耸肩），腰硬（腰不活动），大步（步行太匆忙），面目板（脸上不分喜怒）。《曲白六要》为：音韵（审明音韵），句读（分清句读），文义（理解文义），典故（查明出处），五声（区别五声），尖团（辨明尖团）。《身段八要》为：辨八形，分四状，眼先引，头微晃，步宜稳，手为势，镜中影，无虚日。辨八形讲八种身段：贵者，威容，正视，声沉，步重；富者，欢容，笑眼，弹指，声缓；贫者，病容，直眼，抱肩，鼻涕；贱者，冶容，邪视，耸肩、行快；痴者，呆容，吊眼，口张，摇头；疯者，怒容，定眼，啼笑，乱行；病者，倦容，泪眼，口喘，身颤；醉者，困容，膜眼，身软，脚硬。这是我国古代仅有的一部表演艺术专著，精练扼要，是舞台表演艺术实践的总结。

·３８６·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文献学是关于文献资料整理研究的学问，文献学方面的专家有文献编纂家、文献校勘学家、文献目录学家、文献版本学家、抄书家、版刻家、藏书家以及数代人藏书的“文献世家”等。历代大学问家都重视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历代大学问家如汉代刘向、南宋郑樵、清代章学诚等人均以“文献名家”而享誉于世。文献学的内容包含目录学、注释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年代学、文献考证学等。文献学的任务是研究典籍源流，分析书籍类别。文献学研究是人文、自然诸学科必须依据，因为人类任何学科研究与发展，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人生有限，舍去前人的研究成果，另起炉灶，无异于缘木求鱼。

１９３０年，郑鹤声、郑鹤春著，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文献学概要》，其方法对后学有所启迪，其导言叙述中国文献之渊源与价值，以及中国文献之世界化；然后依次谈文献的“结集”、“审定”、“讲习”、“翻译”、“编!”、“刻印”。

该书认为文献一词的含义是：“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刻印诸端谓之献。”艺术史、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流派、艺术批评，都是围绕着艺术作品而发生、发展的。脱离了艺术作品的艺术研究往往是漫无边际的隔靴抓痒。

中国古籍艺术文献，是对我国历史上艺术类文献进行目录学、版本学、注释学、著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研究的专门之学。文献研究的工作一般包含文献征集、文献整理、文献收藏、文献流通、文献聚散、文献源流。

艺术文献源流研究与艺术理论源流研究紧密相关，考镜学术源流是学科研究的基础工作，在学术论文中以文献综述形式出现。文献学包括以下几个重要分支：１．目录学，２．版本学，３．注释学，４．校勘学，５．辨伪学，６．辑佚学，７．文字学，８．音韵学，９．训诂学，１０．年代学，１１．避讳学，１２．历史地理学。

年代学有关艺术作品年代的鉴定，主要有风格鉴定的目测鉴定方法与使用现代科学仪器的碳１４鉴定法。研究学习中，借阅图书馆或电子版古籍图·３８７·中国艺术史料学书，可以复印、下载，首先要占有资料，然后阅读整理资料。古籍图书整理工作主要包括１．校勘，２．标点，３．注释，４．翻译，５．汇编，６．影印，７．辑佚，８．编制目录索引等八个方面的工作。

目录学是艺术理论研究的首要工作，要培养学生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长远学术眼光，导师要为研究生开出阅读书目，引导研究生进入艺术专业研究，以免学生在听课、选课时迷失专业方向，或泛滥无归，或一概而论，不知艺术经典著作，迷失于当下热点。由于考试制度忽略古汉语要求，学生阅读中国文言文古典文献少，论文写作格式化、模板化，概念先行，内容空泛，试图以此掩盖具体艺术问题研究的不足。

１５．１传世与出土文献艺术文献从分布空间上分，有地上传世艺术文献史料、地下埋藏的出土艺术文献史料。辽宁西部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玉龙、查海遗址８０００年前以红褐色砾石堆塑的１９．７米巨龙，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前所未见的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秦始皇陵出土写实造型风格的兵马俑陶，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拴马桩，这些发现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人类文化堆积层的挖掘，形成了地下埋藏学、地层学，文物考古界称之为“地书”，其中有灰坑、祭坛、作坊遗址、寺庙、佛塔艺术、洞窟艺术、窑址、陵寝石刻艺术文献。遗址发掘出土文献、墓葬出土的冥器随葬艺术品、陶俑艺术、墓葬壁画艺术都可以称为文物艺术文献，竹简、木简、帛书是文字文献，陶器文字纹饰、青铜器与铭文、漆器与漆书铭文、瓷器与瓷器绘画、书法、款字都是艺术文献应该关注的部分。从商、周的青铜器，到有史官以后的文字文献，文献的载体有甲骨文、竹木简册、帛书、钟鼎文，即所谓“有册有典”。

实物文献有漆器、雕塑、画像石、壁画、瓦当、陶瓷器。隋唐以后，还有各类石刻、纸写手卷、雕版图书等文献。中国艺术文献关注历代艺术品的文献价值，这是艺术文献与文学文献的不同之处。

文献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是“记录信息与知识的一切人工负载物”。

岩画、陶文、甲骨文、金文、碑文均可以视为艺术文献。艺术学理论文献有艺术史、画论、乐论、书论、印论、诗论等，包括艺术门类的各种著作、艺术作品、视觉艺术的史前岩画作品、洞窟壁画、石窟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寺庙壁画、建筑雕塑、架上油画、中国画、水彩画、速写，摄影等。听觉艺术的音乐·３８８·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有：乐谱、曲谱手稿、录音唱片、光盘、磁带、影像录音资料、胶卷、音乐家传记、日记、手稿等都是艺术文献。艺术文献是鲜活形象的艺术作品、艺术家文献，文献工作包括专业图书文献的与新的考古文献资料的整理、注释、翻译、修复等工作。

艺术图书文献分类可以以时间艺术、空间艺术与综合艺术进行分类，门类艺术文献也与艺术门类相同，即：１．时间艺术门类：音乐、舞蹈艺术文献，如中国古代乐谱、乐器、音乐理论、关于音乐舞蹈的绘画、雕刻，等等。２．空间艺术门类：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的艺术文献，如建筑营造法则、画谱、画论、画诀、工法则例等。３．综合艺术门类：戏剧、影视艺术文献，如剧本、戏剧音像资料、图像资料、曲论、影视艺术理论等。

艺术是人类现实物质生活的反映，以艺术的表演、绘画、雕塑等活动表现出来，艺术作品以人类精神产品的形式而存在。艺术学理论总结、概括艺术现象，扩展门类艺术的学术视野，增进门类艺术之间的交流，将艺术现象概括上升到艺术理论的高度，由艺术实践到艺术理论，再由理论回到实践。

艺术学理论需要接受艺术实践的检验。艺术是人类社会的精神产品。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艺术的起源有巫术说、游戏说、劳动说多种理论，艺术与巫术、巫师、宗教祭祀礼仪有关，艺术与法术、信仰、原始宗教崇拜有关，艺术与劳动生产、人类生存繁衍有关，艺术与人的精神活动有关。

艺术的产生由综合艺术发展成为门类艺术文献研究涉及文献的收藏管理机构、历代文献的不同载体、藏书楼的堂号、斋名、与文献相关的职官、藏书印、重要版本术语等问题。《说文》曰：“府，文书藏也。”中国古代“祖庙之守藏”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王权象征的镇国宝器，如青铜器的礼器、鼎、玉器、印鉴等，其二是文书典册、山川地图、盟书、谱牒等，宗庙是中国古代文献收藏的重地。古籍是古典艺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校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图书馆古籍编目》对“中国古籍”的定义是：古籍主要是指１９１１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

从图书馆给古籍编目的实际情况看，１９１１年以后的影印、排印的线装古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书也应该属古籍。

文献流传时间逾久远，逾难保存。传世文献以外，还有地下出土之书即出土文献。中国历史上战乱频频，朝代兴废，文献焚毁严重，秦始皇焚书坑·３８９·中国艺术史料学儒，六国文书尽毁，李斯统一六国文字为小篆，六国文字无存于世。但地下埋藏与出土文献还是存在的。尽管天灾人祸频繁，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厚葬风俗，事死如生，所以有战国、秦汉竹木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保存了秦焚书坑儒以前的文献。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先生１９９４年３月在香港文物市场发现楚国简，这是战国简牍发现史上竹书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次。竹书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献、音乐、语言文字、军事等，多为极为珍贵的佚书，也有与传世本歧异的《诗经》、《礼记》，与郭店楚简的时代、出土时间、地点相类似，文献内容亦相近。其书法风格端雅秀美，疏密相宜，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相当的地位。

大批出土古代文献的面世，造成对以往古书辨伪的冲击，过去怀疑是伪书的古籍被出土文献证明不伪。１９７１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晏子春秋》残简；１９７２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六韬》、《管子》、《墨子》、《晏子春秋》、《孙膑兵法》等残简；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晏子春秋》、《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文子》、《太公》等八种残简；２０１６年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西汉木简牍３０００枚，具有历史文献、书法艺术的重要价值，证明了许多以前以为是伪书的典籍是真迹。由此可见，当年的辨伪并不准确，需要重新审定，由地下出土文献考订其真伪。这些墓葬出土文献是历史的证物，可以与传世文献相互比对，互证真伪。

在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文书藏于枯井，如长沙走马楼吴简、湘西里耶秦简，应该不是随意投入，而是有意保存。如走马楼的井，今人称为“井窖”，是为了保护典籍有意识的窖藏，出土木简数量达十四万枚之多；又如里耶藏简牍的井壁使用数百块１０至１５厘米厚的木板套榫叠砌而成，从下到上共４３层，显然不是一般的水井，可能也是用深井窖藏简牍文献。少量在井里发现的文书，如广州出土南越国木简，或许属废弃的简牍，可能与战乱无关。

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干辳，便于文献保存。丝绸之路贯通东亚、中亚、西亚，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伊斯兰等多种文明在此汇聚、碰撞和交流，丝绸之路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古老文明汇流的见证。在丝绸之路上发现了汉简、汉字经书及以维吾尔文、古藏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祛卢文、回鹘文、梵文、婆罗米文、突厥文、希伯来文等文字书写的木简、石刻、纸质文献，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原始文献材料如敦煌卷子、吐鲁番文书、居延木简、黑水城文献。这些出土文献的内容有宗教、社会经济文书及官方行政档案，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简帛文书写本文献书·３９０·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法具有鲜活的时代风格，具有书法史研究的价值。

丝绸之路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其起点在中国，形成于西汉，其终点在中亚、西亚、地中海东岸，出土文献数量庞大，并且不断有新发现，文物史料内涵丰富，文献语言各异，出土地点分散，文献载体多样，收藏机构遍布全球。由于兼通古文字与各民族文字的学者很少，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培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专门人才，对敦煌出土的汉简、居延汉简、黑水城文献、甘肃汉简、新疆出土的木简、纸质文书加以研究。在秦汉艺术、宗教艺术、西夏艺术、伊斯兰艺术、波斯艺术、印度艺术诸多领域利用出土文献史料展开研究。出土文献史料可以从政治、经济、科技、宗教、艺术多学科多角度展开研究，从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着手。从出土文献中可以发现以往没有掌握的新史料，弥补传世文献的空白，发现的新材料、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往往题目相同，文本不同，可以与存世文献相互比对勘校，出土文献与史料的整理、翻译、注释工作量巨大。

１５．２版本《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对古籍的界定是：“主要是１９１１年之前以古典装帧形式出现的写本和印本图书，同时也包括１９１１年以后以古典装帧形式出现的、内容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关的图书。”古籍图书文献版本是指同一文献在传抄、刻印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刻印人而形成的图书篇卷、文字内容、印刷装帧有所差异的不同版本。整理时须以旧刻、精本、旧抄、旧校为主，以保证古籍文献的真实性。宋代人刘?《金石录后序》说：昔文籍既繁，竹素纸札转相誊写，弥久不能无误。近世用木版摹印，便于流部，而一有所失，更无别本是正，然则誊写摹印，其为利害之数略等。①历史上有两种《尚书》版本，一为今文《尚书》，二为古文《尚书》。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产生了《尚书》今文传本与古文传本之争，形成了研究《尚书》①赵明诚撰，金文明校《金石录校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１９页。刘?，字斯立，宋东光人，能文章。元丰二年进士，历官州学教授、知江州彭泽县、朝奉郎，晚作学易堂，著作有《学易集》八卷。

·３９１·中国艺术史料学的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浙江上虞徐三庚有“述古初无异同”书匾存世，表明了徐氏对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之争的观点：孔子编书有“述而不作”之说。在孔子时代没有什么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才有了古今文之辨。《古文尚书》有４５篇，其中２５篇与今文本相同，另外多出１６篇，后经孔子第十一世孙孔安国献给朝廷。历代的古文学家认为孔壁藏书是可信的，因为汉武帝时“巫蛊之祸”的影响，孔安国所献书未能列于学官，也就没有流传下来。今本《古文尚书》是东晋时人梅赜所献，宋人始怀疑其为伪书，南宋吴蒶、朱熹和明代梅?等人先后做了考辨工作，至清代康熙年间，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经过全面系统地论证，做出定论，宣告《古文尚书》是伪书。

《老子》即《道德经》一书的版本很多，古今有关《老子》的注说有千百种。

早期的传世版本有严遵本《道德真经指归》、傅奕本《道德经古本篇》。秦汉魏晋以来，流传比较广的文本当推三国魏王弼注本，其流派为宋代苏辙《老子解》、吴澄《道德真经注》等，成为文人系统。民间系统的有汉代河上公注本《老子章句》，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敦煌的六朝写本、唐写本。

《道德经》出土文献版本有：１９７２年１２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有《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易经》以及阴阳、天文、五行、杂占等十多种１２万多字的帛书文献；并出土两件帛书《老子》写本。这两种写本现在分别称作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隶之间，距今两千多年，早于传世版本，最接近《老子》的原貌。

战国时期的《墨子·非乐》原分上中下三篇，现仅存上篇，载于十五卷本和十六卷本《墨子》。通行版本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唐尧臣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据清毕沅等《墨子注》排印，１９８０年人民音乐出版社重印吉联抗《墨子·非乐》；１９８６年中华书局出版据孙诒让《墨子闲话》校点本；１９８７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焕镳《墨子校释》；１９８８年成都书店影印世界书局张纯一《墨子集解》；１９８８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排印《墨子今注今译》等七种。

图书文献种类本有：手稿本、写本、抄本、刻本等，刻本按刻印时代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唐刻本最早的是唐懿宗咸通九年（８６８）刻印《金刚经》。五代刻本甚少，首推浙江杭州雷峰塔出土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印陀罗尼经》。

宋版书刻印精美，几乎都是珍品。元版书数量比较多，质量比较高的是学校·３９２·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刻本。明清刻本书质量参差不齐，需要加以辨别。刻印书籍的地区版本有浙江省的浙本，四川省的蜀本，福建省的闽本，山西省的平水本，等等。地区版本区别之外还有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的区别。

明代图书版本有：１．官刻本。司礼监掌管的内府刻本书版阔，字体舒朗，纸墨晶莹，句读分明。官府本里还有藩王府刻本，据记载大约有二十多种藩府刻本。２．地方府县刻本。３．书院刻本。４．私人刻本。官刻本有国子监监本，明代有南北两座国子监，所以刻本有南监本，北监本。经厂本是明内府司礼监经厂刻本，藩府本是明代藩王府刻本，局本是清末各地官书局刻本，书院本是书院刻本。私家刻本、坊间刻本是民间私人刻书。①善本是指珍贵难得的古籍刻本、写本，是指足本、精本、旧本。善本具有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是有特殊文化价值的图书。此外，书籍刻印的先后有初刻本、原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印本、修补本、增修本、重修本、百衲本、补配本、初印本、后印本，等等。书籍的字体和版式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插图本、批校本，等等。从流通情况说，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等。

抄、校本有几种形式：１．未刻的手稿本，包括原稿、清稿。２．已经失传或少见的书籍的抄本。３．著名学者的手抄本。４．学者或藏书家雇人抄写的抄本。５．唐宋元旧刻的抄本。６．书坊为贩卖而传抄的抄本。名人手抄本具有艺术性，下真迹一等，堪与宋元本比美，尤其可贵。善本题识、藏书印鉴、眉批、题诗、跋语对于考证图书源流，具有研究价值。艺术文献还有一些古籍版本以外的特点，如：１．原件拓印、影印图书文献。如彩陶陶文、印纹陶拓片、玉器拓片、甲骨文拓片、青铜器铭文拓片、符印、瓦当文字拓片、印章拓片、碑刻文字拓片、画像砖拓片、画像石拓片、竹雕拓片、印章拓本等。金石拓片往往下真迹一等，历代拓片还会有脱字情况，有足本、残本的区别。

２．手稿原件。不同民族的文字如汉字、水书、彝文、藏文、东巴文等少数民族文字作者的手稿、书稿、信札、书法、契约文书、手抄本图书等。

３．原版书。如宋版书、元版书、明版书、清版书、民国书，等等。有雕版印刷书、活字印刷书、石版印书、铅字印刷书，等等。艺术文献还有木版年画、门神、纸马、佛教、道教经文、版刻绣像。

①周钰良《周叔先生的版本目录学》，《文史知识》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第３—１２页。

·３９３·中国艺术史料学４．手绘摹本。古代没有印刷术，除了手工拓片以外，绘画只有通过拷贝或手工的临摹存本。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本已经被作为陪葬品埋进乾陵，传世的都是摹本，如褚遂良摹兰亭集序等。作为临摹的复本，双勾本，可以防止原本佚失。如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有多种复本，有的接近原作，有的与原作明显有不同。

５．粉本。粉本是绘画工匠师徒传授的样本。如中国美术史中的张家样、曹家样等。徐悲鸿收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就可能是武宗元的道教壁画粉本，又有《朝元仙仗图》传世，当是同一粉本。

６．抄本。在传世的文献图书典籍中，手抄本最多。抄书在印刷术不发达的古代，成为抄书行业。抄书人称为抄书匠，人工抄书会错字、脱字、漏字、增字。如赵明诚《金石录》有宋本、开禧本，还有明成化吴郡人叶仲盛抄本、明遗民吕留良的长子吕无党抄本，以及元（抄）本、再抄本、点校本、勘误本，等等。

７．善本。善本的含义是足本，不能是残本。

８．节选本。节选本不是足本，而是节选了部分章节内容的版本。

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具有特色的足本为善本。图书文献的不同版本，会有不同的序、跋。从序、跋中可以知道书籍文献的主要情况，如作者、版本、内容提要、评价，等等，也可以知道文献流传情况。所以书的序、跋文字有许多关于文献版本的史料，需要加以关注。

１５．３辨伪文物鉴定中，古籍书画、艺术文献的辨伪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工作。古籍文献辨伪要对古籍文献的作者、成书年代、序、题跋、传承记录进行多方面考证辨别。对于古籍文献经史子集，古人判断：经不易伪，史不可伪，集不必伪，而所伪者多在于子。①所以说《四部全书》中，唯有子部文献伪书最多。文献作伪古来有之，澄清往往需要时间。图书文献的作伪情况比较复杂，有后人冒前人的名而写①祁承熠《澹生堂藏书约·鉴书》。

·３９４·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的伪书，有后人!改前人著作的伪书，也有抄写、抄袭部分章节错乱的书，等等。文献的辨伪需通过版本的比对、校勘、标注，在文字的书体、刊刻、纸张等研究工作中进行分辨鉴定。

中国古代文人有注重传统的尊古风气，托以古代名人的名字著书的现象长期存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易卦》托名伏羲，《本草》托名神农，《医经》托名黄帝，《礼记》托名周公的说法。托名除能增加影响力以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真书毁而伪书兴。如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楚汉相争，历代战乱，古书散亡殆尽。汉武帝颁诏求天下遗书，于是西汉出现了大批有争议的图书或伪书，古人惊呼：赝书之窻，窻至西京乎？六籍既焚，众言混淆，悬疣附赘，以假托实。①历史上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多有焚书、禁书、删书、文字狱等事，导致图书文献大量毁灭，真书毁灭了，才会出现伪书。制作伪书的情况很复杂，有书吏作伪书，以求其成；有无名氏托古人、圣人之名作伪，以示天意；可谓“画鬼之易，由于无所凭证。伪书之兴，半缘世无真者”。还有书贾作伪，以求其利；文人作伪，以显其能，如怀才不遇，满腹牢骚，作文字游戏，托古人、圣人之名作书，著伪书隐瞒真实姓名以避祸。此外，由于古代出版印刷的条件有限，抄书、刻书、拓碑、装潢、流传过程中，会出现真本、摹本、仿本等种种版本，也会引起学界关于图书的真伪之辩。

《兰亭序》是东晋王羲之的文章和书法作品，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

１９６５年在南京郊外出土了东晋王羲之家族墓的墓志铭，引起郭沫若先生的注意。郭沫若在同年６月１０、１１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后人的伪作。此论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先生写出《〈兰亭〉真伪驳议》，对郭沫若的文章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但是当时的报纸媒体不敢发表。高二适先生将文章寄给章士钊，章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于是《光明日报》刊发了高二适文章，郭沫若作《〈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进行论辩。《兰亭序》的真伪①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转引自《中国国学》，杨昶《辨伪学》，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３９５·中国艺术史料学论战虽然没有定论，但是学术需要讨论，艺术文献史料也需要辨伪析疑。

传统的艺术文献辨伪方法是从笔墨、纸张、开本、装潢、书体、款字、印鉴、眉批看作品的用时代风格、版本特征，审定是否是原装旧裱，辅助工具有手电筒、放大镜等。现代电子印刷高仿造假，目测鉴定已经难以辨认，高倍放大镜只能起辅助性作用。现行相关法规对艺术品的制假、造假缺少约束力。现行《拍卖法》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品的真伪或者品质的高低，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委托人要求拍卖行对其身份保密，拍卖行必须照办；把艺术品拍卖、鉴定的风险全部转嫁到收藏家一方。

与官场贿赂相关的活动，促使古籍善本艺术品“拍卖热”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艺术文献保护的难度。艺术学与艺术文献不是经济学与市场学，学术研究需要证据而不是经济利润。艺术学也不是广告学，包装宣传等商业广告行为，与艺术的精神属性相去甚远。近年来频频出现国家级艺术品鉴定专家作伪证现象，如故宫博物院专家不负责任地估计赝品金缕玉衣，使得不法分子套贷国家银行巨额资金；知名陶瓷艺术专家不负责任地鉴定长沙窑陶器文物，瓜分巨额鉴定费；还有所谓汉代玉梳妆台、高脚凳的行内笑话，海关文物专家、博物馆专家由于脱离文物现场，鉴定不出安徽农民仿制的玉器与西安农民仿制的陶器。职业道德的缺失与艺术品与文物市场鉴定的失衡，使艺术文献的真伪鉴定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

“伪书之兴，半缘世无真者”。当真本失传以后，才会有伪书出现，赝品出现是为了射利。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物保护工作比较顺利，当时手里持有文物的老百姓，都不计报酬地自愿捐献文物给国家，现在全国各省市博物馆许多珍贵文物藏品都是那时期的民间捐献。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动乱中，在“不破不立”、“砸烂一个旧世界”与“破四旧”的口号之下，大量焚烧古籍图书，砸毁历代存世书画文物艺术品，达到疯狂的程度，千年文物古迹毁于一旦。十年动乱以后，由于市场拍卖法规不健全，文物的经济价值被抬高，大量墓葬文物被盗、文物外流，城市大面积野蛮拆迁，书画文物市场的畸形繁荣，在真品供不应求、极度匮乏的状况下，书画文物艺术品的作伪、高仿、假冒的趋利现象泛滥。艺术文献史料在劫难逃，上海同济大学阮仪三抢救平遥、保护水乡八镇，天津作家冯骥才抢救估衣街，文献史料与文物研究者要走出书斋，深入第一线，用考古、博物馆、市场、田野调查的方法，将书本知识与文物史料相印证，提高专业实战水平。

·３９６·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１５．４校雠校对与勘误，是文献整理的重要工作，被称为校雠。章学诚《校雠通义》序：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

校雠工作是高水准的、严肃的学术工作，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深明道术精微，分辨群言得失的重大学术意义。古籍图书的原稿本、原抄本、原刻本存世少，大多数是传抄、翻刻的抄刻本。古籍图书以传抄、拓印、雕版印刷为主，辗转传抄，拓印缺字，版本多有不同，需要对版本文字进行校雠。

《抱朴子·遐览》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

勘误校对的方法是用同书的两种版本对照阅读，底本要选择好的版本，底本有脱、讹、衍、倒，要记其异同。古籍在传抄的过程中会出现文字错误，用不同的版本或其他资料，通过比较、推断，发现并且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文字错误，校正文献中文字与篇章的错乱、误字、脱字。

校勘的方法有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方法。对校是以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进行对照，选择一种版本为底本，将不同之处记录下来。本校是同一种书前后互校，比较异同，分析内容，判断是否合理。他校是以其他的书勘校本书。理校是在缺乏足够材料的情况下，根据文字、音韵、语法、制度、历史知识进行推理判断。编书以前，先校书。比较版本刊刻的优劣，从而确定底本与校本。校雠工作要对多种异本进行“校对”。古代书籍是手工抄写刻版，抄本以单本流传，书法的不同，篆籀草隶字体不同，会出现抄本的不同。

校勘古代称为校雠，“校雠”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管子序》。其文曰：“所校雠《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文选·卷六·魏都赋》有：“雠校篆籀。”篆书有大篆、小篆。“籀”是小篆以前的书体，所以要校雠不同书体的版本。唐代·３９７·中国艺术史料学选学家李善注引《风俗通》说刘向《别录》，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①“雠”通“仇”字。《太平御览·正谬误》说：“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冤家相对，故曰仇也。”汉代图书竹、木简册，以刀为笔，校勘是第一步工作，校书的目的是要校出一部正确无误的底本，校勘的原则是对古籍的存真与复原。１９７８年，《文物》杂志第８期介绍了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诗经》汉简，有１７０余条简片，与今本《毛诗》对照，有《国风》、《小雅》两种，共存残诗６５首。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组建了阜阳汉简整理组，以今本《毛诗》为底本，对阜阳出土的西汉汝阴侯夏侯灶随葬物《诗经》汉简进行校勘，阜阳汉简《诗经》是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展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风貌。《汉书·艺文志》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②孔子删《诗经》，上取殷商之诗，下取鲁国之诗，整理出３０５篇，所以说孔子是艺术文献的整理者。自从１８９８年河南安阳商朝都城殷墟发现甲骨文、１９００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新中国考古发掘，地下历史文献大量出土，其中有甲骨文、钟鼎文、简册、碑铭、墓志、文书等。这些出土文献的发现，为古文献校勘带来了新资料。１９８２年，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出版。张舜徽对文献学做了如下论述：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过去是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有校雠家们负担起来。假如没有历代校雠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堆积如山，①《汉书注释·第二册·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８３页。见《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

②《汉书注释·第二册·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９２页。

·３９８·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为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做出有益的工作，这是文献学的基本任务。①古代典籍以文言文为书面文字，语言习惯与现代白话文相去甚远，所以需要加以勘校句读。抄写书的过程中，出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人工抄写在无意之中会出现文字脱漏、增加、讹传、讹误的现象。吴绮章《要重视中国书画古籍的点校》，指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画品丛书》等再版古代艺术典籍的点校问题，有校勘不精、字句脱衍、文句难以理解等问题，吴绮章以明代张丑著《清河书画舫》，津逮秘书本《画史》进行校勘，如：（李升著色画）其三幅峰峦秀拔，山顶朦茸作远林，岩峦洞穴，松林层际，木身圆挺，都无笔踪；其二度非岁月不可了一画，人间未见其如此之细且工。

据明代张丑著《清河书画舫》（池北草堂乾隆廿七年初刻本）引《画史》，此文无“作远林”与“其二”五字，是他句串入。

刘子礼以五百千买钱枢密画五百轴……只一轴卢鸿自画草堂图，已直五百千矣。（《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画史》）据津逮秘书本《画史》，“五百千”作“百千”。

王冼尝以二画见送，题云：“勾龙爽画。”（《画品丛书·画史》）查津逮秘书本《画史》，无“云”字，文言文是单字词，“题”一字即可，冒号也应①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３９９·中国艺术史料学该去掉。

还有字形讹、字音相同而引起的错字，未及校正，使人读后不明其义。如：内以四幅为真，折奉上。（《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画史》）查津逮秘书本《画史》，“折”字应该是“拆”字。

韩晋公画人物及马牛图，赏见其田家移居图。（《画品丛书·画鉴》）“赏”字在古籍中与“尝”字有通假现象。《清河书画舫》为“工画人物及牛马”，有一“工”字。

１５．５句读古籍中文言文没有标点符号，阅读古籍时，如何断句就显得非常重要。

点校工作包括断句，识文断句是中国古代艺术文献阅读的基本功。在田野考察时，发现了一通古代的碑刻，阅读碑文首先要断句。在博物馆里看到古代文人画手卷，布满了历代文人的题诗、题跋、题记，对了解原作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首先要断句才能够读通文言文的原文。

“识文断句”即“句读”。宋代毛晃、毛居正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四》说：“凡经书成文绝句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讽咏谓之读。”阅读文言文要阅读全文，了解上下句，对正确理解原文的含义非常重要。当断不断，会引起文句表达意义不清，语意模糊。如：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画品丛书·画史》）标点后语意清晰，层次分明，为：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

·４００·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古代文字不用标点，所以要会断句，才能够朗读，再如：枝叶凄然生阴作节处不用墨圈。（《画品丛书·画史》）此句应该分成为两句读，语义层次就分明了：枝叶凄然生阴，作节处不用墨圈。

句读要将古代艺术文献的文言文阅读方式，转化成为白话文阅读方式，所以要加标点符号，如：两幅画林石岸茅亭溪水，数道士闲适。

此句表达堆砌，脱字，查《清河书画舫》，“林”前脱“长”字，需要细加标点：两幅画长林、石岸、茅亭、溪水，数道士闲适。

标点要具备艺术史知识，如《履园丛话》：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诚悬”是柳公权的字，标点应该为：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阅读文言文要注意句读的完整性，不能断章取义。如对《论语》中孔子的话语就因有一些误读而产生了歧义。人们常说《论语·里仁》句“父母在，不远游”，而丢掉了后句“游必有方”。孔子原话的意思是说父母在的时候，子女外出要告诉父母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回来，以免父母担忧。

孔子注意适时调整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处事以中庸之道，不刚愎自用。

如《论语·子路第十三》：“言必行，行必果。”人们往往丢掉了下半句：“然，小人哉。”“然”是浅薄固执的样子。所以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４０１·中国艺术史料学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关键是要符合道义。

误解严重的还有《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全文的上下句是：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孔子的语意是年幼不孝顺父母，友爱兄长，长大后又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到老年不死，这样的人简直就是祸害。如果去掉了前面两句，就变成诅咒老年人是贼，这与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爱完全不相符合。

比较常见的误解还有常说的“学而优则仕”，一般会理解成学习好了以后则可以做官。完整的句子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优是指悠闲有余力。官做得好，事情办得好，可以总结经验，取得进步，学习好可以将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去，学习与做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学习好了就做官。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习不是复习，是指实习与实践演练，要完整地阅读上下文，才能够准确理解孔子的原话精神。

《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关于“立”的含义，《论语·泰伯》有：“立于礼。”《论语·尧曰》说：“不知礼，无以立。”在孔子的话语体系中，立的含义是立于礼，而不是成家立业。

《论语》一书的语言有其一贯性，这也是标点、注释的时候要加以注意的问题。如《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丢掉了下句：“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中“小人”这个词语出现了２４次，是指平民百姓，“养”是相处的意思。从士大夫官吏的角度看与百姓与女子的关系难以相处，过于接近了则不知道尊敬，过于疏远了又会产生怨恨。

阅读古典文献时，不同的句读会产生不同的句意，甚至完全相反的句意。如《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谬误很大，原句无·４０２·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标点：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般通常将此句标点为：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辽宁大学已故教授阎简弼主张后半句句读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完整的句子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样，在没有增减字的情况下，由于标点符号的不同，句子的含义则完全相反。孔子原话是说，诗、礼、乐是教育民众的基础，如果民众认可并掌握了诗礼乐，就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没有认可、掌握，就要去教化他们，使他们明白诗礼乐的作用。①文言文最大的特点是单字词，一字一义，不是白话文的双字词，两字组词成为一义。标点的时候要加以注意，阅读儒家著作如此，阅读道家著作也是如此。如果用现代汉语白话文语言习惯标点文言文古汉语，就会改变其原义，出很多错误。如《易经》乾卦的卦辞“元亨贞利”，古代句读，每字一读。

“元”指开创，“亨”为通达，“利”指有利，“贞”为坚固，含义是开创、通达、有利、坚固。“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易学家主张断句为“元亨，利贞”，元亨为大祭，利贞为有利的征兆，含义变成为：大祭、有利的征兆。改变了文言文每字一读的方法，成了白话文的双字词，表达的含义具体而局限，不符合《易经》的文本含义与语言表达。

句读问题不仅现代人会产生歧义，古代人同样会产生歧义。《韩非子·①孙心伟《整理出版古籍要正确标点、断句》，《文史知识》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第９８页。

·４０３·中国艺术史料学外储说左下》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哀公将“夔有一足”四字连读误解产生了歧义；孔子断句读成：“夔有一，足。”夔是乐正，乐正是指挥管理音乐的官吏，是《尚书》中负责音乐的人，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负责，夔的图腾是龙。但奇怪的是青铜器上的龙纹饰形象夔龙侧面图形确实是一足，而不是展开来的双足或者四足。关于夔的图文含义还有待于新的依据加以解释。

标点与句读工作也是标点断句与原文含义的校对工作。古典艺术文献点校一般会遇到：１．繁体字与通假字问题，２．断句标点符号的问题。３．对原文的透彻理解的问题。古籍文献出版首先要点校，也就是断句，加标点符号。点校工作要在反复阅读原文的基础上，读通、读顺、读透原文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查阅工具书进行注释，并且对不同版本的同一文献进行比对校订，形成古代艺术文献的新点校本。

标点点校有两种点校方法，一种是“句读点校”，其方法是读出每一句原文，一律使用句号，不用逗号。将《荀子·儒效》句读点校为：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显然，只用了句号，是基本的点校方法，其作用是最基本的断句。另一种方法是“逗句点校”，不但用句号，还用逗号、引号、书名号、分号等标点符号，将《荀子·儒效》句逗点校为：《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但是，句逗点校在“是”与“其”之间的句读还显得不够清晰。《荀子·儒效》可以重新断句点校为：·４０４·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是”由动词成为实词，“其”成为代词，以单字词文言文理解方法，语言铿锵有力，较好地表达了原句含义。不足之处是前者有书名号，后者无书名号。

前者逗号，后者逗号与分号。可以加上书名号，点校为：《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多种标点点校的方法需要反复推敲，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点校工作在古典艺术文献的阅读中非常重要，不同的点校表达不同的语言含义与语言节奏，表现了点校者对原文理解的不同深度。如南齐谢赫“六法”原句，一般点校句读是：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卷将南齐谢赫“六法”做了句读标点：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显然，钱锺书先生的断句标点语言清晰，寓意深刻，节奏鲜明，更加贴近于原文含义，具有独到创见。钱锺书以顿号、逗号、分号，序数词、主语，形容词层次清楚，足见其对原文理解的准确与深刻，其点校句读的功力深厚。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点校工作不能含糊其辞，阅读时不求甚解，流于平庸。古代文献标点的不同，会使典籍文献产生不同的阅读理解效果。古籍文献点校需要有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反复阅读推敲古文的含义，要点校出文言文原文的神采和韵味，点校出原文的语气、节奏和韵律。

点校工作要弄懂词义与通假，方言与俗语，还涉及人名、地名、官名、典故、引·４０５·中国艺术史料学文、语法、句子结构、文体、词义等问题，需要弄懂上下文，参考已有的点校成果，勤于查阅，勤于思考，敢于创见新意。１９５１年９月，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１９９０年语言出版社出版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标点符号用法》，对１６种标点符号的用法举例做了说明，是目前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依据。

１５．６避讳与断代依据古籍文献的避讳，可以断定文献版本的时间。中国古代社会为了严格尊卑等级次序，实行一套文字避讳制度。避讳就是回避当时尊者的名讳以表示尊敬。避讳的种类有避国君名讳、避作者父辈名讳两种，合称为避君父名讳。《左传·恒公六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秦人通行避讳。汉代不仅避君父讳，还避后妃讳。宋代避讳严格，宋本均避讳。元代规定了讳字，但是未严格执行，所以元本多不避讳。明初不甚避讳，万历以后避讳渐严。清代避讳最严，“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①。避讳的原则据《礼记·曲礼上第一》：卒哭乃讳。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诗书不讳。

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夫讳不出门。大功，小功不讳。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②人去世以后就要避讳死者的名字。按照礼的规定：不避讳名字的同音字；如果是双字名，对这两个字不同时都避讳，只要避讳一个字。侍奉父母的人要避讳祖父母的名字。没有侍奉父母的人就可以不避讳祖父母的名字。在国君面前可以不避自己的家讳，在大夫面前要避君讳。读《诗》、《书》①陈垣《史讳举例》卷八，台湾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６８页。

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７５页。

·４０６·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可以不避讳，写文章时可以不避讳，在庙中读祝告辞时可以不避讳，国君夫人的家讳，即使当着国君的面，臣子也可以不避讳。古代文献避讳的具体方法有：１．书写到相关名字时改字。

２．书写到相关名字时作空格、缺笔画、缺字。

３．书写到相关名字时改为近音字，以“讳”或“某”字代替。

什么人物的名字需要避讳呢？中国古代文献的文字避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１．避自己先人的名讳。

２．避圣人的名讳。

３．避皇帝的名讳。

这是古代文献避讳的三个方面，据此可以作为文献断代的依据。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写本两种，甲本字体介于篆隶之间，避刘邦名讳，且避汉文帝刘恒名讳，应该是高祖、文帝之间的抄本。距今已经两千多年，早于目前所能见到的版本，是最接近《老子》原貌的版本。苏东坡的祖父叫苏序，苏东坡为别人写序时，改用“叙”或者“引”，这是避先人的名讳。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中的梅丘，丘字少一笔，是避孔子的名讳，因为孔子的名字叫孔丘，是避圣人的名讳。宋《宣和画谱》卷十五：“刁光长安人。自天复初入蜀。”俞剑华注：“刁光———宋《益州名画录》、《图画见闻志》均作刁光胤。”宋人因避宋太祖赵匡胤讳而改，此是避皇帝的讳。

普通人活着的时候名字不用避讳。但是皇帝活着的时候名字就要避讳。在阅读古代文献时，避讳知识可以帮助了解文献朝代，推知这是什么时代的文献。通过避讳文字，考订文献的时代、作者真伪。在鉴定古代书画作品时，题跋中的文字避讳可以作为鉴定作品真伪与年代的有力证据。

１５．７注释对古代典籍进行注释是一件呕心沥血的文字工作。古代语言文字与现代有许多的不同，文言文高度简洁的单字词与白话文的双字词不同，时代越早的文献，文字越少，越高古深奥。注释工作可使今天的读者看懂古代的文献。古籍文献需要注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过去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生活习惯已经变得陌生，注释是用文字对字句进行解释。古文献注释又·４０７·中国艺术史料学称训诂，训是解说，诂是古言，训诂就是解说古代的语言文字。

注释工作的名称与种类有传、注、笺、疏、正义、注疏，还有音义、章句、补注、集注、集传、集解、集释、序、解、解故、说义、传记、义疏、讲疏、索引、直解、述、疏证、通释、举要、正读、译注、新注、!义、今诂、解诂、通笺等。传是转述的意思，是阐明经义。最早的传，相传是孔子所作的《易传》。《春秋左氏传》侧重转述史实，《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侧重阐述经典著作的微言大义，《毛诗训诂传》则依据经文逐字逐句地解释。注是最通行的注释名称，东汉马融有《周易注》、《尚书注》、《毛诗注》。东汉郑玄遍注群经，完整流传至今的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东汉高诱《战国策注》、魏曹操《孙子兵法注》、王弼《周易注》，晋郭象《庄子注》、张湛《列子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唐玄宗《孝经注》。唐孙过庭《书谱》是书法名著，现代徐大为作有《书谱注释》等。

春秋战国时学术由官府流到民间，六艺经典的注释以传的形式对经进行解释。汉代以来注释之学就已经很发达，出现了注释大家郑玄、马融等人。汉代注释的形式有传、章句、解故、解诂、间诂、故、说、注、笺、训、音义、释训、释例、难、问、论等，训、说就是解说。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集解、索隐、子注、正义（疏）等，有了新的注释体“疏”，疏对名物、制度讲得很详细。到清代注释愈加精密，读古籍艺术文献遇到典故、名、字、号、地名等不解之点，需要查阅工具书，加以注释。对古籍文献注释的图书有简注、详注、选注、全注。有汇集旧注，然后作案断，成为集注或集解。注释的名目虽然很多，但是本质基本相同，注释包括注音、释义、释词、串讲通释。注是历代注释最常用的形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对古代文献进行讲解注释工作。《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所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①子夏说：巧笑的倩影，美人目光的顾盼，素绢的绚丽，如何去评说呢？孔子的注释非常高明，他在文与质的关系方面，以绘画艺术的“绘事”为例，认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５１页。

·４０８·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为绘画的文饰是在绢素之后，绢素是本质，是基础，绘画是附丽于绢素之上的艺术。同样礼仪也是如此，礼仪是形式，是装饰，首先要人的本质善良美好。诗文的美好，首先是民风的善良，然后才可以谈论诗歌的文采与本质。

刘知几《史通》卷五说：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唯此二名，其归一揆。

注释要释义，要对文献的要义进行讲解。注释还要疏通源流进行串讲，达到滔滔不绝，融合古今，研核众本，例举异同，传之后人。注释工作要打破门户之见，不局限于一家一派之说，将知识转授于后学，注疏文字以流通于后人。注释、注疏，可以使一本专书经过数代人千百年的注释、翻译、研究、图说、解读，成为专门的学问。１４００多年以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为桑钦《水经》作注，郦道元经过勘察研究，增添了大量原书未记的内容，由《水经》原书记载的１３７条水道，增加到《水经注》１３５２条水道，书籍的内容扩大了１００倍，成为传世名著。《水经注》比《水经》更加翔实，弥补了前人著作的不足，在国学中有“郦学”之称。清代出现了著名郦学研究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推动了郦学的空前发展，其后出现了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刊行本。戴震校订英武殿聚珍本《水经注》于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成书，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刊行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二书从形式到内容“十同九九”的类似学案，形成“赵戴《水经注》案”。胡适先生从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６２年去世，参加讨论此学案，身后《胡适手稿》十集，有六集是关于《水经注》学案研究的文章。

１９８１年，陈桥驿４０万字的《水经注研究》交稿出版，引起国际郦学界的关注，其后，陈桥驿、段熙仲合作的１５０万字的《水经注疏》、陈桥驿《郦道元和水经注》出版。学术研究就是这样，通过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而丰富发展，由粗疏到精确，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成为世界性的专门学问。

注释要注音，字的音形意要注释准确，否则难以理解原文的含义，还会产生歧义。如《孟子·梁惠王下》：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４０９·中国艺术史料学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①其义是享受音乐的快乐。两个“乐”字的读音是“独乐乐”，上音狔狌è，下音落犾è。前一个乐是音乐的含义，后一个乐是快乐的意思。所以说注释还包括注音，音和意是相关联的。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的“乐”读音为“犾è”，是快乐的含义。

文献注释不能望文生义，要借助工具书，阅读先贤前辈的相关著作，请教行家，搞清楚古籍文献上下文所说的问题，还要将文字文献与文物实物相印证。

文献注释由一家专著，多家注释，因一书成为一专门之学。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冯浩菲主讲的“文献学理论研究导论”课程有“专书文献学”一节内容。②以中国古代漆器艺术为例，数千年来，中国漆器艺术源远流长，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有大漆工艺遗存。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漆碗，殷商遗址多次发现有漆花土雕嵌的漆器残件。至汉代，漆器艺术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工艺灿烂辉煌，实物史料非常丰富。但是，与实物史料异常丰富相反，关于漆器艺术的文字文献却非常少。

我国第一部见于著录的漆器著作是《宋史·艺文志》记载的五代朱遵度的《漆经》，遗憾的是此书早已失传，仅存明代黄成《髹饰录》。《髹饰录》是一部关于漆工与漆器的记录的著作。中国历史悠久、佳作丰富的漆器艺术，仅存一部漆器艺术著作，可见这部著作的文献史料价值。“)饰”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古代人用大漆漆器物，称为“髹”。《髹饰录》作者黄成，号大成，新安平沙人，是明代隆庆年间（１５６７—１５７２）前后的一名漆工。他总结了前人和他自己的漆器工艺法则与经验，在《髹饰录》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髹漆工艺的各个方面。由于文字非常简洁，加上漆工行业术语，显得晦涩难懂。

明代天启五年（１６２５），浙江嘉兴西塘人杨明，号仲清，为《髹饰录》文字逐条加注释。注释文字简练典雅，《髹饰录》作为漆器工艺行业之书，在漆作内部流传，文字使用了漆工行业的切口行话，以求技艺保密，不可对外人言。随①《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８５页。

②郝桂敏《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９页。

·４１０·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漆器工艺已经失传，后人阅读《髹饰录》愈发困难，这就需要在明天启年间杨明注释的基础上，重新注释《髹饰录》。

１９４９年冬天，故宫博物院王世襄先生不畏艰难，用同故宫老漆工交流与文献阅读相结合的方法，开始注释《髹饰录》，至１９５８年秋注释编写完成。

其注释方法是：１．将黄成原文及杨明注中的名词、术语编成索引，以便通过相互参校、综合、注释，探索其含意。２．观察实物，以漆器实物与《髹饰录》相互印证。利用故宫博物院藏品，将文字与传世古代漆器对应。３．出土漆器未能见到实物的，以发掘报告和简报为依据。４．向漆工老艺人请教髹装技法及有关工具、原料的知识。５．引用文献中，古代文献多取于类书、笔记、杂记等。现代漆工技法专著中有与传统漆器技法相通的条目也收录引用。历经“十年动乱”浩劫以后，１９８３年王世襄《髹饰录解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四川美术学院漆艺系教授何豪亮阅读王世襄注释本以后，对王注本加批９７条注释，近６０００字，成为《髹饰录解说批注》，对失解、未解的漆艺问题进一步求证。

为了使中国漆器艺术成为专门之学，何豪亮先生与夫人陶世智合著《漆艺髹饰学》，由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出版，该书详细阐述漆艺理论及技法，记录了全国漆艺厂的工艺特色，《漆艺髹饰学》上征古代漆器艺术文献，旁及邻近国家的漆器艺术文献，被称赞为现代版《漆经新说》。从杨明注释《髹饰录》到王世襄注释《髹饰录》，时间跨度长达３３０多年，王世襄一生专注于此书，反复修改，注释了３０多年。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张燕教授《髹饰录图说》。张燕长期在扬州漆器厂工作，具有丰富的漆工艺知识与经验，她从工具图形、工艺流程图形、专门漆工术语各方面加以研究，使漆工艺更加容易理解。所以说专书注释工作需要有科学的研究精神，知难而进的顽强学术意志。明代黄成的著作经过杨明、王世襄、何豪亮、张燕等的注释与图说，补充了大量的史料文献和图例，艰深、凝练的古代漆工术语，终于变成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易于解读的现代语言，经过学术有心人的注释工作与不懈努力，古代艺术文献《髹饰录》恢复了生机。

２０１４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燕（署名长北）专著《〈髹饰录〉与东亚漆艺———传统髹饰工艺体系研究》。一部专著开启山林，成为专门之学，包括明代黄成著、明代杨明注释《髹饰录》，现代王世襄著《髹饰录解说》、《髹饰录解说索引》，何豪亮《批注髹装录解说》，长北《髹·４１１·中国艺术史料学饰录图说》、《〈髹饰录〉与东亚漆艺———传统髹饰工艺体系研究》。明代人黄成《髹饰录》的原著是“根文献”，后来的注释、解说、图说、批注是“再生文献”。《髹饰录》由艺术著录文献成为专门的学问“髹饰学”。艺术文献的学术星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后人再沿着前辈学者的脚印，继续攀登艺术学文献的高峰，创建新的再生文献。

１５．８翻译艺术文献的翻译有汉字文言文翻译、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外国语言文字翻译、古谱破译等。复原艺术形态破译有史前岩画的解读、刻画符号的解读、彩陶纹饰的解读破译、甲骨文字的识读、敦煌古乐谱破译、天坛祭祀雅乐译复原。因为艺术的形态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形态，还有图案、曲谱、工艺行业切口暗语等。

古代艺术文献是古代艺术家的艺术经验总结，注释是翻译前的第一步工作，是翻译的基础。注释是一个字一个词的加注，阅读古籍艺术文献首先要排除生字、异体字、地名、典故、人名专业词汇的拦路虎，不能望文生义地想当然。翻译上下文要连贯，语境要一致。艺术文献翻译的底本选择要求是善本足本，不能用残本。中国艺术文献研究的独特价值就在于第一手文献研究，选择好的善本，要反复阅读，逐字逐句地翻译，深入研究作者的思想，看古今不同版本的同一本书，对照不同版本的注释进行分析，中国古代经典艺术文献的翻译最常见的是古汉语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翻译，古代经典艺术文献文本是古汉语文字、文言文，需要翻译成为白话文。古典文字的今译，还有骈文、诗词的翻译，可以是韵文形式对译诗歌，以散文形式翻译古文，需要有文字学、训诂学功底。古代艺术文献难度最大的是陶文、甲骨文、钟鼎文、竹木简文字等，往往破译一个字都很不容易。

中国经典艺术文献翻译成为外文，可以促进中国经典文化的全球传播。

这项工作中国学者要做，如林语堂学术翻译中国的经典著作成为英语，赛珍珠女士翻译中国经典小说成为外文，１５９４年（明万历二十二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翻译《四书》为拉丁文，这是中国儒家文献最早的西文翻译本，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著名的翻译家有辜鸿铭、林语堂、英国人理雅各、德国人卫理贤等。理雅各英译的多卷本《中国经典》以四书五经为主，存在偏见与偏重问题，难以反映中华文化的本质与全貌。这些工作·４１２·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需要中国学者参加。１９９２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理雅各英译，秦颖、秦穗校注，秦颖今译的《周易》。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第一辑有：《周易》、《尚书》、《诗经》、《四书》、《老子》、《孙子兵法》、《庄子》、《坛经》、《史记》、《楚辞》。

即犅狅狅犽犗犳犆犺犪狀犵犲狊，犅狅狅犽犗犳犎犻狊狋狅狉狔，犅狅狅犽犗犳犘狅犲狋狉狔，犜犺犲犉狅狌狉犅狅狅犽狊，犔犪狅犣犻，犜犺犲犃狉狋狅犳犠犪狉，犣犺狌犪狀犵犣犻，犜犺犲犌犲犿犗犳犔犪狑，犚犲犮狅狉犱狊狅犳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犜犺犲犛狅狀犵狊犗犳犜犺犲犛狅狌狋犺．艺术文献文字翻译有多种情况，如：１．外国语言文字翻译中文。如宗白华翻译的中文《西方现代画论》，傅雷翻译的丹纳《艺术哲学》。

２．文言文翻译白话文。如俞剑华翻译的白话文《石涛画语录》。

３．中文翻译为外国语言文字。林语堂将中文版翻译成英文《浮生六记》，赛珍珠将中文《水浒传》翻译成为英文出版。

４．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成为汉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如藏文、彝文、东巴文、水书、维吾尔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壮文、傣文、京族文文献翻译成为汉语、英语等。

５．已经失传的古文字、古曲谱破译成为现代文字与现代曲谱。

少数民族艺术文献翻译成为汉语，要有少数民族学者、语言文字学者参加，要培养少数民族艺术文献的翻译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包括濒危失传语言文字翻译、破译的工作和人才培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已经非常迫切。

少数民族艺术文献翻译整理出版工作有基本的文字问题，西南方少数民族除彝族、壮族、傣族、京族有文字外，其他民族原先大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有文字的民族还有方言的差别，其文字没有能够在整个民族中通行，如彝族文字主要是毕摩掌握，史诗靠毕摩演唱诵经，口耳相传。整理需要有语言学家的指导，归纳当地语言的音位系统，出版时保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国际音标注音，并附直译与意译对照翻译。南方创世史诗与英雄史诗的翻译、整理出版，扩大与丰富了中华少数民族文献的宝库，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史料，如《苗族古歌》史诗进京汇报演出，丰富了民族艺术创作舞台。史诗的吟唱方式是艺术与巫术混杂的表演方式，如婚庆、建房、送葬宗教仪式上的史诗吟唱，需要记谱、录音、录像、翻译，成为整体的记录，固化为多种文字的艺术文献，扩大传播的人群，使之流传后世。藏文文献数量大约在６００万函以上，其中有丰富的艺术文献。艺术文献破译，可以恢复已·４１３·中国艺术史料学经失传的古代音乐、舞蹈、戏曲。如藏于海外的敦煌古谱，是于甘肃省歌舞团《丝路花雨》剧组赴欧洲演出时，被该团乐队演奏员发现，经过艰苦的努力，破译了敦煌古谱，复活了当年丝绸之路的民族音乐，这是艺术文献的特殊破译，如同破译古代艺术的密码。敦煌题材舞蹈《丝路花雨》是多门类艺术学科的艺术复活，从敦煌壁画反弹琵琶复活敦煌舞蹈、敦煌音乐。尽管学界会有不同的观点与意见，曲谱的破译还可以讨论研究，但是古谱的破译无疑是有意义的。

艺术文献是艺术作品复活表演的依据。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逊位，清宫廷乐队仓促解散，流传千年的宫廷祭祀音乐失传。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市天坛管理处组织音乐工作者，恢复天坛皇家祭祀雅乐，将祈年殿祭祀乐器加以修复，查阅宫廷文书档案，在宫廷音乐停止演奏百年、演奏太监全部去世的情况下，依据艺术文献与宫廷乐器仪器图录，修复乐器，在《皇朝文献通考·乐考·续乐考》中，详细地记载了宫廷乐队的仪仗、职守、乐器考、乐器仪器图形与尺寸，精确到分，还有律算、犯调、四率密律、配器，在什么仪式上奏什么乐，先起什么音，表现什么含义等，并记载了颂词与相应的宫商、尺工谱。所以尽管演奏太监全部去世，乐器已经流失不全，但只要清宫档案艺术文献还在，就可以恢复宫廷音乐的演奏。

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对外文翻译提出三条标准：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达而外，求其尔雅。①信是忠实原文，要保真，做到真实可信。不断章取义，不误解原文，要符合原文的本义与语境。达是文字通顺，文字要通达流畅，言要达义。雅是文辞典雅，要雅驯而且具有美感，艺术文献的翻译需要有对艺术的理解力。译文为古典文献的阅读带来巨大的方便，如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程水金先生翻译《尚书·酒诰》刊载于《光明日报》，《尚书》原文佶屈聱牙，一般读者难以卒读，译文以白话文表达了周公禁酒的完整含义，具有现实意义。

①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１９页。

·４１４·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１５．９辑佚辑佚是指利用现有材料对已经亡佚的文献进行搜求，对不完整的文献进行补充与完善。在整理古籍文献时，补其遗缺，爬梳群书，按原书体例，编次佚文，集中失传的文献，编辑佚失的书籍、文章、诗词、书目。传世典籍如东汉郑玄撰《六艺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论次《易》、《书》、《诗》、《礼》、《乐》、《春秋》，叙述经学传授源流，原书已佚，清代马国瀚《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皮锡瑞撰《六艺论注疏》一卷。此外，还有金石碑文历久漫漶不清，加上拓碑人的有意破坏，为了显示拓本的珍贵，在拓碑以后，会故意毁坏几字，如泰山秦相李斯刻石，司马迁所记凡百四十有六字，后人登泰山时与原碑对照，差失九字，已经佚失。

文献的散佚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悲剧，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焚书、坑儒、战争、灭法、洪水、火灾的悲剧不断地重复上演。在艺术文献方面，《诗经》的音乐已经失传，乐在经部，《乐经》已经失传，六经仅存五经，或说没有《乐经》。历代艺术著作只有用与音乐理论和器乐理论有关的著作来填补这一空白。后来乐器艺术图书归于子部，《四库全书总目》在经部的礼乐与子部艺术的图书分类方面，遇到了《乐》、《诗》、《礼》三者之间艺术整体性关系不可分割的问题。乐是乐曲，《礼记》中有《乐记》，而诗的文字是乐曲的歌辞。《经部·乐类序》说：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唯《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雍周张是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

《乐经》文字文献已经失传。唯有将《礼》、《诗》、伶官的鼓乐舞蹈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复原佚书《乐经》的面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类书中保存了不少散佚的艺术文献，如从《艺文类聚》可以辑录汉魏、六朝有关音乐的诗赋；从《太平御览》、《玉海》可以辑录后周显德年间窦俨《大周正乐》的部分文献；从《太平御览》可以辑录延明《乐说》的部分文献；从《初学记》、《太平御览》可以辑录《乐苑》的部分文献；从《玉海》可以辑录唐代徐景安《历代乐仪》（一名·４１５·中国艺术史料学《新纂乐书》）的部分文献；从唐《景龙文馆记》与唐宋两朝《实录》里可以辑录有关音乐的记载；从《册府元龟》可以辑录刘芳《上书论乐》；《事林广记》辑录了《遏云要诀》、《圆里圆》赚词、《板鼓棒数》、《愿成双》、《狮子序》、《乐星图谱》、《总叙诀》、《八犯诀》、《四犯诀》、《管色指法》等艺术文献；《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辑录了《三弦谱式》、《箫笛谱式》、《鼓经要法》；等等。①佚书可以在丛书、类书、杂记等书中辑录部分文献资料。类书之中，保留了部分佚书文献。明胡应麟对类书的辑佚作用说：宋世不存，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抄拾类书得之。（《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四）《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叙》曰：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

类书、丛书、工具书中也可以搜求到宝贵的佚书文献资料，是编辑佚书的重要途径。南戏是中国戏剧史上重要的一环，但在历史上遭到禁毁，到明初剧本资料已经散失殆尽。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钱南扬、赵景深等前辈学者开始对南戏佚曲加以搜辑整理，编著《宋元戏文辑佚》，于１９５６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辑录１２３种宋元南戏佚曲。

艺术文献辑佚工作要搜遍海内外公私藏书，往往官方藏书失之，地方藏书得之。如明代人徐文昭编辑《风月锦囊》，是一部戏曲与散曲选集，全书收录宋元至明初的３４种南戏。②１９８６年，不意于安徽省徽剧团资料室发现清同治年间《水云亭》曲本的抄本，弥补了戏剧散曲文献空白。传世图书失之，出土文献得之。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性情论》、《恒先》、《内丰》、《孔子论诗》等，得之于香港古玩市场。文字图书失之，老艺人口述史得之。艺术文献工作者要记谱、录音、收集老艺术家及其传人的口述历史，整理创建成为艺术文献。国内藏书失之，海外藏书得之。清光绪年间，黎庶昌把在日①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８页。

②俞为民《“风月锦囊”所辑南戏佚曲述略》，《文献》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第１５页。

·４１６·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本搜集到的中国古籍，请杨守敬校勘后刊行《古逸丛书》。民国十一年，张元济又编《续古逸丛书》。

明代吴江人计成《园冶》是园林艺术的重要著作，用的是文言文的骈俪押韵句，是一部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造园艺术的专门著作。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失传，后来在日本发现了《园冶》藏书，经国内有识之士的资助，陈植教授作《园冶注释》，对原文详细地加以注释、翻译，使之流传海内。海外博物馆、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藏有大量的中国艺术文献史料。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都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文物、文献史料。中国学者也需要“礼失而求诸野”，走出国门，寻访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南京艺术学院林树忠教授曾经在欧洲各大博物馆寻访中国绘画作品，出版了海外藏中国画大型画册。

中国图书经过简牍书写、纸张书写、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等工艺，雕版印刷付梓枣梨，即以枣木、梨木板刻书、印书。古籍图书的书版非常珍贵，书版保存了下来就可以再版印刷。古籍文献的残版也非常珍贵，《汤显祖家传全集残版发现与寻找经过》就说明了这一点。１９７９年龚重谟等人在搜集汤显祖资料时，寻访汤显祖家族后人，寻找康熙年间的《汤显祖全集》木刻版，几经周折，发现了当作柴火覆盖坛罐，劫后余存的２７块残版，包含《玉茗堂全集》首页和终页，《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部分曲目，还有诗，文，赋《豫章揽秀楼赋》的最后部分，尺牍《奉张龙峰先生》、《答舒司寇》。雕版是古籍的书版，可以校勘文字，残版可以“校雠缝阙”传世残本，学术价值非常高。

清道光年间，杭州书生金楷游扬州，在坊间寻得扬州八怪画家汪士慎诗集《巢林集》原雕书版，虽然历经百年，书版完整无缺，遂出资再版，成为清道光版《巢林集》。诗文雕版等文字文献以外，年画、纸马、纸牌页子的雕版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武强年画雕版、苏州桃花坞年画雕版、天津杨柳青年画雕版，都非常珍贵。扬州博物馆藏有清代年画、中堂雕版，笔者在皖南、扬州古玩店搜集到观音、纸马残版，虫蛀火燎，几为柴木，但作为艺术文献资料，又劫后余存。

艺术研究需要古代佚书文献资料，辑佚学可以为后代人研究提供史料文献。中国古代园林艺术非常繁荣，但是关于园林的专门著作不多，散见于各地园林的题记、游记、诗文、散文、小说之中。今人对江南园林题记碑刻进行抄录、拓印、辑佚、整理，出版了《苏州园林题记》、《扬州园林题记》，弥补了私家园林文献的不足。在历代文人笔记、杂记、小说、野史之中，可以辑佚古·４１７·中国艺术史料学代园林艺术文献。辑佚的资料来源非常广泛，除类书以外，还有古代的注疏、诗文总集、政书、笔记、方志、金石、出土文献等。

１５．１０古籍文献索引古籍文献浩如烟海，要迅速准确地查找需要的文献资料，必须通过纸质文献检索与电子文献检索工具。传统纸质文献检索的工具书主要有索引、目录、辞书等。索引，古代称玉键、针线、检目、韵检、通检、备检、引得，最早出现在明代。如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刊行的张士佩《洪武正韵玉键》。明末傅山编《两汉书姓名韵》是最早的一部人名索引。索引是指对文献中各种事物的名称如字、词、人名、地名、书名、刊名、篇名、内容主题等，分别摘录或加注释记明出处，按笔画、音序、号码、分类排列的一种检索工具。索引有艺术家人名索引、地名索引、职官索引、篇目索引、字词索引等。索引又称通检、引得。索引要明确规定文献资料的索引范围；明确规定索引对象；要有一定的索引编排方法；款目必须注明出处。“索引”一词原从日语引进，曾经一度据英语ｉｎｄｅｘ翻译为“引得”。

检索有书名检索、丛书检索、单书检索、善本书检索、篇目检索、专书索引，专书索引如《初学记索引》、《艺文类聚索引》、《文苑英华索引》、《太平广记索引》、《永乐大典索引》、《古今图书集成索引》。人名检索有传记著作与传记资料两大类，有年谱、年表、编年、纪年、系年、评传等，传记资料散见于各种原典文献之中。两千多年来，我国历代作者编撰了六千多种年谱；近三百年来，外国汉学家为我国的历史人物编了四百种以上的年谱。检索索引还包括中国画家的室名别号索引，古今名人别名索引。

在绘画艺术文献方面，朱铸禹编《唐前画家别名索引》、《唐五代辽宋金画家别名称号索引》，商承祚、黄华编《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俞剑华编《中国书画家人名大辞典》，给中国书法绘画查询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名及著者姓名索引》一册，将《四库全书》收录的书名与作者名做了索引，将《四库全书》在书架的位置做了图示，以便于查询。《辞海·艺术分册》等工具书均具有艺术文献索引价值。

现代网络查询更是方便快捷，只要输入关键词，瞬间就可以取得相关文献，中国古代艺术文献史料数据库是浩大的工程。甲骨文数据库、《四库全书》数据库、中国古代经典艺术文献数据库、数字博物馆等，通过网络检索，·４１８·第十五章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给艺术文献史料检索带来了更大的方便。这是信息化时代的检索手段，但是，文献的阅读、研究、勘校、标点、注释、翻译、版本研究，还是要靠研究人员的辛勤劳动。

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学是研究艺术文献现象及其理论与方法的科学。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学是研究中国历代艺术文献的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指导文献活动的一门综合性科学。中国艺术文献是物化的民族艺术精神财富，它需要历代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积累，需要艺术文献创造者的辛勤劳动，需要对艺术文献进行记录、整理、勘校、加工、复制与出版发行。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学的任务是考证典籍源流，阐述学术的发展，分析书籍类别，辨析史料价值，提供学术内容，收集文献资料，分析、整理、利用文献，对历史性文献资料进行科学的整理，揭示其发展规律，进行文献检索，建立文献索引数据库。

·４１９·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１６．１田野考察法田野考察的方法是艺术文献采集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田野考察法有别于书斋研究的方法，可以发现新的第一手文献，对于考古学、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文学文献的采集同样适用。书本知识的学习必不可少，非常重要。但是，仅仅依靠前人的研究与发现还不够，尤其是史前艺术文献，地下埋藏文物、地表文物、民间流传文物需要到实地进行考察，实地田野考察的方法可以亲身感受文化遗址的空间场地、山川河流，亲手接触摸、识别遗存文物所在的位置、出土的情况、埋藏的年代等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亲临实地现场采集艺术文献标本，有感而发的田野考察研究是书本知识难以取代的。田野考察采集文献，可以进行实物拍照，对当地老人进行访谈，采集打击石器、陶片、瓷片标本，学以致用，使文献研究更为真实可靠。

《诗经》采风收集文献的方法是田野考察法，由采诗官深入民间采集民间诗歌。《诗经》由十五国风、大雅、小雅、颂组成，简称风、雅、颂。《风》是由采诗官到民间采集民歌，汇集而成的各国各地方的歌谣。《汉书·艺文志》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十五国风有诗１６０篇，为周南、召南、邶风、墉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关于《诗经》三百篇的来源，西·４２０·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汉学者说，古代帝王为了考察风俗的好坏、政治的得失，设有采诗的官。采诗的官把到各地采来的诗歌献给乐官太师，乐官太师将诗配上乐曲献给天子。采诗的目的具有了解各诸侯国的民情民风，考察诸侯国国君的德行品性的政治意义，通过艺术的民歌音乐诗词的形式，令民间的声音上达最高统治者。《诗经》十五国风的优秀传统保存了地域艺术的多样性。朱熹《诗集传》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周王朝统一天下分封各诸侯王，为了解各诸侯王国的政治、经济、民风民俗情况，通过采集诗歌的方法，以艺术的手法，听取各个诸侯国的国风乡音。这是周朝开明的政治统治者，了解民情民风的方法之一。采风的优秀传统，应该得到今天艺术工作者与领导者的重视。

十五国风的采诗情况大体如下：《周南》是周公统治下南方地区的民歌，其地域包括洛阳以南，到江汉一带，采诗１１首。《召南》是召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的民歌，其地区包括今河南南部以及长江中上游一带，采诗１４首，合称为“二南”。《韩诗序》说“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是具有南音风格的民歌。《邶风》是古邶地民歌，邶，故商邑，周初诸侯国之一。武王克商，封纣王的儿子武庚建国，其故址在今河南汤阴东南。《邶风》有诗１９首。《墉风》是古墉地民歌。周初诸侯国之一，武王使弟蔡叔居此，其故址在今河南新乡西北。采诗１０首。《卫风》是古代卫地民歌，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卫国曾经在河南淇县、迁滑县、濮阳采诗１０首。《郑风》是古代郑地民歌。郑是周代诸侯国名。西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省华县西北），后建国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地处河南中部，采诗２１首。《齐风》是齐地的民歌，周初，武王封大臣吕望于此，建都营丘，今山东淄博，采诗１１首。《魏风》是古魏国境内的民歌。魏是西周诸侯国名，姬姓，故城在今山西芮城县，采诗７首。《唐风》是古代唐国的民歌，周成王封其弟叔虞建国于唐，位置在今山西西南部，采诗１２首。《秦风》是古代秦地民歌，秦国国君姓赢，相传是伯益的后代。西周孝王封非子于秦，今甘肃天水，采诗１０首。《陈风》是陈地民歌，周武王封舜的后人满于此，今河南淮阳县，采诗１０首。《桧风》是古桧国的民歌，国君礹姓，相传是祝融氏的后裔，其疆土包括今河南密县、新郑、荥阳等地，采诗４首。《曹风》是古代曹国民歌，曹国是周代的诸侯国，其疆·４２１·中国艺术史料学土在今山东省西南部，周武王封他的弟弟叔振铎于此，建都陶丘，采诗４首。

《豳风》是古豳地一带的民歌，豳又作“”，故城在今陕西省旬邑县西，周族先祖公刘由邰，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迁居于此，采诗７首。

中国自古就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谚语。周代统治者能够以民歌了解民间百姓的生活，欣赏各地民歌民乐，保护了民间艺术的多样性。

《风》中有大量的爱情诗歌，为后人留下了优美的爱情诗歌篇章，还有一定数量的讽谏诗歌，具有讽刺劝谏的作用。《风》具有讽谏政治教化的意义，含有民间百姓对封国统治者的道德劝谕。对于“风”的含义，最早的解释出于《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故曰风。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上下监督，相互劝谏，是政治民主的优秀传统。

《诗大序》以为《风》是用于教化、讽谏，以求改善政治风气的作品。民歌是一地百姓的心声，最高统治者通过民间歌谣可以了解政治的得失，知道全国人民的喜、怒、哀、乐。《诗经》的重要作用是具有美刺时事的功能，而不是一味赞美。美言与讽谏缺一不可，使《诗经》在批评史上具有永恒的生命力。郑玄《诗谱序》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诗歌针对时事，对朝政的善恶进行歌颂与批评，挽救执政者的过失。这要求诗人关心时代政治，充分发挥诗歌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作品不仅仅是政治的附庸，艺术还具有独立于政治以外的劝谏作用。

《风》多出于诸侯国里巷歌谣之作。《汉书·五行志》说：“天子省风以作乐。”风具有土地风俗的含义。南宋郑樵认为：“风土之音曰风。”顾颉刚推断风为土乐，为声调，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的音乐。十五国风，即十五个地区的土乐，是十五个地区各有方言乡音特点的腔调音乐。比如《秦风》犹如今天的秦腔，《魏风》犹如今天的山西调，《周南》、《召南》具有南方乐歌的特点，犹如今天的汉调、徽调。春秋时把《邶》、《墉》、《卫》看为一组民歌，其地域在·４２２·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河南一带，可以看作河南民歌的基调。所以说“风”是各地区的声调。

１６．２双重证据法艺术史料往往是具体、形象、生动的艺术品，是听觉的音乐舞蹈，视觉的美术雕塑，多彩的工艺美术品。如果文字可以取代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戏剧、电影，那么要艺术还有何用？书斋研究方法要与田野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图书文献是前人研究的成果，田野考察是亲临其境的感受，可以发现新的实物史料与环境证据。将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田野考察相结合，进行文字与文物的印证，文物与文物的比对，维修与史料的采集，残件与标准件的比对，双重证据往往可以加深认识，发现新的问题。

中国古代有“于无字句处读书”之说，将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相提并论，讲求读书新知与致力于行的知行合一，反对读死书。运用古代器物作为学术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开始于宋代，盛行于现代。史学研究注重古文物文献上的文字，所以对有文字的陶文、铭文砖、有铭文的青铜器、石刻碑文、印玺等文物特别重视。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方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补正以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方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

王国维是继罗振玉之后，致力于甲骨文研究并取得重大贡献的学者，他的研究方法较乾嘉学派和疑古派高明之处，在于将古文献与地下出土的古文字史料和古器物相结合，谓之“二重证据法”。学术界称之为“罗王之学”，罗、王之学突破了乾嘉学派“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从《说文》到经书，从书本到书本的治学方法的局限，善于运用纸上文献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相互印证，并且持批评的态度进行文字学的研究，对甲骨文中不认识的字采取“存疑”的科学态度，既尊重历代相传的文献记载，又重视地下出土的文物史料。郭沫若称其为“新史学”的研究方法。

文明的存在四要素是：１．城市，２．礼仪中心，３．文字，４．青铜器。古代城市遗址是文明的标志。城市遗址考察，可以取得实地考察的证据，印证历·４２３·中国艺术史料学史文献的记载，弥补史料文献的不足。江苏省连云港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藤花落古城遗址，考古工作者进行了考察和丈量，遗址有两重城墙，内城的平面呈方形，外城的平面长方形，城墙转角处为弧形，城墙周长８０６米，内城城墙残高１．２米，宽１４米，外城城墙残高１．２米，宽２１至２５米。内外墙均为夯土版筑。考古工作者在内城墙墙体中发现许多排布密集的木桩，木桩间距在２０至６０厘米之间，垂直栽入地下。这些考古发现与丈量数据形成了准确的关于古代城市的考古发掘报告，由实地丈量测绘形成了艺术文献。

建筑都城是部族之大事，是古代文明的标志。在史书、史诗里有文字记载或描写。《诗经·小雅·鸿雁》是建筑城墙的劳役者的诗歌，有“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描写筑城墙劳作。《诗经·大雅·绵》具体地描写了古公父率领部族建筑都城：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之蚖蚖，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娄冯冯。百堵皆兴，?

鼓佛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①在城市选址、规划、疆界、司工、司土、丈量、版筑、取土、夯土、建筑宫殿、宫门、神坛过程方面都有具体形象的描写，先民们划野分疆，授田筑室，夯筑城墙。我们可以将文字文献与遗址实物对应考证，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宫殿建筑的艺术成就。

历史文物史料的发现补充了历史文献空白。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秦代雕塑艺术史，填补了秦代中国写实雕塑与制陶工艺的空白，尽管这方面的文献文字阙如，但是出土的文物会说话，艺术作品实物有力地证明了秦代雕塑艺术的存在，证明了秦代雕塑的写实风格和高超的陶艺工艺与烧制水平。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中国、日本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织锦护臂，绣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瑞兽和祥云瑞①《四书五经》，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５７页。

·４２４·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草，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巧妙列置其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志勇１６年来，研读史料文献，对这件珍贵文物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这句吉祥语言文字，是我国古代先民通过对五大行星的星象学考察，总结归纳出来的占卜术语，最早见于战国时星占家石申的有关记叙，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

在《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中均有相同的记载。《汉书·赵充国传》记载了西汉的一次讨伐西羌的战争，汉宣帝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写在了诏书里。这样通过史书文献对织锦文字进行了科学的解读。

１６．３多重证据法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对文献的校勘提出过不少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他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告诫后学：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王国维先生提倡从单重证据到两重证据进行研究，人类学提出第三重证据，考古学提出第四重证据之间的互证互译。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史料，科学地分析史料，对资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研究者要勤于阅读、搜求整理史料，详尽占有文献史料是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科学研究包括艺术学研究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继承性表现在后一代人的研究是以前一代人达到的终点为起点的。马克思说，科学的劳动是“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最重要和最便捷的渠道就是收集和掌握记载前人的研究成果，前人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以文献的方式记载的。只有掌握了前人的研究，阅读了前人留下的图书，才能够进入研究。读书、阅读文献资料非常重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阅读文献资料也没有发言权。

艺术文献是指视觉造型艺术、听觉音乐艺术和影视综合艺术。艺术文·４２５·中国艺术史料学献包括绘画作品、著作、题跋、评论、书法篆刻作品、雕塑作品、音乐曲谱、录音磁带、影片录像、摄影图片等艺术文献资料。其整理、发掘、保管、研究工作与文字文献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艺术文献的特点。艺术文献与一般史学文献的不同点，在于艺术文献不仅仅是文字文献，还有图画、图形、图像、影像如岩画、彩陶、甲骨文、汉画、乐谱、乐器、电影、戏剧、壁画等艺术作品的文献史料。

不读书，不遍读研究对象的图书文献就没有发言权，就不能下结论。文献是物化的、固化的精神财富，艺术史与艺术学研究必须依靠文献进行研究，史学文献主要由史官以文字记载，艺术文献要根据艺术的特点，将史前文化遗址、文物、艺术作品作为史料纳入研究的视野。中国是艺术文献和历史文献最为丰富的国家，华夏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积淀了大量的艺术文献与史料。在研究时首先要检索文献，比对史料，进行梳理、对比、排序、注释研究。

１６．４文物测绘法建筑、雕塑、绘画、碑刻、书法、青铜器、陶瓷器、城池遗址可以通过测绘、丈量的方法，获得原始的准确数据。这些数据具有第一手文献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建筑瑰丽宏伟，举世瞩目，２０世纪初日本人伊东、关野，英国人叶慈，德国人艾克、鲍希曼，瑞典人奚仑等，收集中国建筑艺术文献史料，著书立说。而中国读书人仍受科举文化的影响，以八股文章为要务，轻视建筑艺术，以为是匠人之作，而忽视了古建筑的文化价值。

１９１２年朱启钤（桂辛）先生创办中国营造学社，整理国故，发扬民族建筑传统。学社初立，与事者多非建筑本行业的文化人，寄情于钩沉章句，移录掌故，依旧故我，不着边际地作锦绣文章。１９３０年，朱启钤特聘建筑专家梁思成、刘敦祯入社。梁思成为法式组组长，刘敦祯为文献组组长。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遗产，受宋代李诫《营造法式》的启发，梁思成、刘敦祯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测绘调查，以古建筑文物测绘的方法，拍照、丈量、绘图，建立建筑文献数据。文物建筑、书画作品本身具有大量真实的历史信息，文物建筑在专家的眼睛里是会说话的。据《费正清自传》载①，１９３４年，①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贾玉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４２６·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沿山西汾河谷考察，先在图书馆查阅县志，确定目标，如一座庙宇在唐代或宋代建立，元明清没有遭到破坏，那么该庙宇可能是原建筑，并且依然立于原地。梁思成夫妇找到这座庙宇后，先用莱卡相机从各个方位拍摄，林徽因进行测量，并且按比例绘图。梁思成的腿有点跛，但还是尽可能地爬上屋顶和屋檐拍照测量。拍照、测绘完毕，梁思成夫妇便开始寻找碑文、铭刻，通常碑文上会有官方的文字记载，包括记载的落成时间、重修时间、捐资人及修葺人的姓名等。他们在太原的五台山发现了一座真正的唐代庙宇，他们从建筑斗拱的大小推断建筑的年代，斗拱大、数量少的建筑年代久远，数量多、斗拱小的建筑年代晚近。

１９３７年夏，抗战爆发，梁思成、刘敦祯、林徽因等人虽然颠沛流离，但仍沿途收集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古建筑资料，并且转向民间建筑的研究。《刘敦祯文集》中，有许多建筑测绘的数据，并且与《工部则列》、《工程做法》对照，求出异同变化。如《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一文中的梁枋楼板，殿内、外梁枋尺寸，就调查所得，表列于次：①下层明间承重大柁高０．６１米宽０．４０米下层明间天花梁高０．４９米宽０．３４米下层次间承墙大柁高０．５０５米宽０．３８５米下层挑尖梁高０．４９米宽０．３８０米下层穿插枋高０．２６２米宽０．１８５米建筑通过测绘可以产生数据文献，绘画、书法、陶瓷、青铜等艺术品都可以通过测量其尺寸，产生数据资料。如《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绘画卷》载元代王蒙《太白山图卷》：本幅锦包首，纵２８、横５３厘米。清乾隆签题《王蒙太白山图真迹》，印“乾隆宸翰”朱文方印。引首藏经纸本，纵２８、横５７厘米。

乾隆行书“松岫香台”四字。前隔水本色绫本，纵２８、横１３．８厘米。

画心纸本设色，纵２８、横２３８．２厘米。画尾有纵２８、横２．５厘米拼接一条，痕迹明显。拖尾纸本，纵２８，横３７．５１厘米。

①刘敦祯《刘敦祯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９７页。

·４２７·中国艺术史料学１６．５艺术品著录法著录是艺术文献生成的重要方法，录是笔记资料的一种，具有记录、实录的含义，同时具有史料的价值。录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实录，录具有笔记的性质，著录文献有史官的著录，也有文人著录，是原生态的文献形式。古籍艺术文献的著录是古代的艺术家、评论家、文人通过文字记录，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是艺术文献的重要形态。艺术文献的著录名称非常多，具体名称有录、记、史、书、集、说、谈、杂言、丛话、麈谭、补遗、记事等。文人著录可以弥补官方史书的遗漏与不足，录是当事文人、当时文人的著录，史书往往是后代史官修史，他们依据前人的原始资料，会根据后人的认识与提列行文的需要有所删减改写。而当时人的记载翔实细致，艺术学研究可以从中发掘第一手资料，并且与史书相印证。

绘画作品艺术文献著作是艺术作品收藏与研究的重要基础。中国历代都有艺术作品收藏著录的传统。为艺术作品制作目录，如宋代的米芾富有收藏，著有《书史》，唐宋以来画家供奉皇室，从事职业画家工作，北宋宣和年间徽宗赵佶设画院。厉鹗《南宋画院录》辑录了当时供奉皇室的画家传略和作品，其形式和《宣和画谱》基本相似。不同的是，《南宋画院录》是将前人画史著作、著录、史籍以及个人文集、杂录等资料，汇编成书，为研究南宋画院提供了诸多资料。南宋建都临安，厉鹗遍览图书，著录《南宋院画录》八卷。

书成于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传世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光绪年间丁氏书堂刊林掌故丛编本，《美术丛书》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画史丛书》本。

清代厉鹗（１６９２—１７５２），字大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先世家于浙江慈溪，故以四明山樊榭为号。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入都候选，经天津查莲坡水西庄同撰《绝妙好词笺》，遂不谒选。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科，误将策论写在诗的前面，遂罢归。他与乡间诸老雅歌酬唱，后来客居扬州。当时两淮盐运卢雅雨倡导风雅，马秋玉、半槎兄弟好词客，厉鹗住小玲珑山馆数年，所见宋人文集，杂录极多，博览详观，深感《宣和画谱》记载得不够详尽，邓椿《画继》之阙如，遂编《南宋院画录》。著有《玉台画史》、《樊榭山房集》等。

清代书画艺术收藏家很多，其中精于鉴定并留有著作的收藏家首推安岐。清代安歧（１６８２—？），字仪周，号麓村，别号松泉老人，朝鲜族人，清代著名书画鉴赏、收藏家。安歧于康熙年间与父亲一起随高丽贡使入京。其父·４２８·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亲后来成为大学士明珠的家臣。安歧虽然席丰履厚，却志趣高雅，不重声色之好，唯一的嗜好就是收藏古今书画名迹。他广泛搜罗名人的翰墨字画，凡遇精品辄出重价收购，几乎达到废寝忘餐的程度。毕生收藏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诸名家书画真迹，其收藏富甲于海内。

安歧的收藏为当代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叶瀚《中国美术史》中增补的古代名画与名家墨迹，许多文献资料是据清安歧《墨缘汇观》增补。如文徵明《仲夏日闲居图》、《江山初霁图》，唐寅《高泉古树图》、《山静日长图》、《晓村慈鸟图》、《歌风台宝景图》、《封溪草堂图》、《桃花垠图》，仇英《桃源仙境图》、《秋江待渡图》、《沧浪渔笛图》、《东林图》、《采莲图》、《渔文图》《松云王母图》等十二幅，董其昌《关山雪霁图卷》、《秋山图》、《婉娈草堂图》、《山居图》等十幅（册），仅文徵明、唐寅、仇英、董其昌的书画就有三十幅（册），凡是世间名画真迹，安歧一生之中见之则必定详细记录，视为与翰墨结缘。安歧主要活动于扬州、天津、北京等地，一生遍览海内书画珍品。凡世间名迹，归于好事之家，从中足以窥见清代收藏鉴赏风气之盛与存世名人墨迹之多。

安歧收藏书画是自己亲眼鉴别，所见书画真迹甚多，加上苦心钻研，一时全国南北收藏家，经常以法书名画求安岐鉴定真伪。还有书画商人持旧家书画上门求售。因而安歧鉴赏目力更加精到，凡名人翰墨，见辄立判真伪，并且对过目书画作品详细记录，到晚年时，他将积累了几十年的笔记进行整理编目，汇集成《墨缘汇观》正录四卷。成书时间在乾隆七年。书中详细记叙了书画作品所用的纸绢、作品的内容、绘画题识、画家印记，并且间或作考订文字，并且分成论书法、论画法部分，以及续录两卷，仅记载标题，略记其大概。书中所收大部分是安歧自己收藏的书画，其鉴定谨严，叙述精炼得当，为同类书籍中的精审之作。安歧将历代名画详加记录、纸质、尺寸、题跋、画家、印鉴无所不备，汇编成册，形成了现代博物馆藏画建立档案的文字记录档案，也是画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现代艺术作品文献的著录工作步骤，如辽宁博物馆藏画非常丰富，需要建档记录，如唐周窻《簪花仕女图》卷：１．绘画原作的影印、复制。记录：唐周窻《簪花仕女图》卷，本幅包首锦本，纵４６、横６５厘米。引首前隔水黄绫本纵４６、横１５厘米；引首纸本纵４６、横１０２．５厘米。前隔水黄绫本纵４６、横１６．１厘米，画心粗绢本，设色，纵４６、横１８０厘米，后隔水黄绫本，纵４６，横·４２９·中国艺术史料学１６５厘米。

２．作者小传。

３．画心记录描叙。

４．鉴藏印记。

５．历代著录情况。

６．有关研究文章。

７．附记。学者著录。

书画艺术文献的著录工作造册登录，是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建立档案的工作基础，艺术学研究要做好这些基础工作，使艺术品收藏有案可稽。如周积寅编著《扬州八怪传世作品目录》，还有《中国历代绘画图录》等基础文献工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史料。

１６．６少数民族艺术文献整理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学，是研究中国艺术的基础学科。除了汉字文献以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如藏文、满文、黎族文字、蒙文等，对于研究各个民族的艺术与风俗习惯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少数民族艺术，就只能依据翻译材料研究，而研究者若不懂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几乎就无法准确地进行记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多民族语言，还有不同的地方方言，中华医生典籍包括各民族医生典籍。

１９８２年４月，国家民委在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委下发的文件中就明确指示：“少数民族古籍目前亟待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我们希望有关科研、教学和藏书单位，根据自己的人力和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迅速付诸实施。同时希望有关教育、文化和出版部门重视培养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人才和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少数民族古籍有藏、蒙、满、彝、傣、回鹘、西夏、契丹、纳西、维吾尔等二十多种兄弟民族文字的中国古籍，需要培养各民族的专门人才进行整理研究。其中便有大量的艺术文献部分。２００５年，季羡林、冯其庸提出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处理古藏文、蒙文、梵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文献。

少数民族人物艺术文献的时效性与抢救工作具有紧迫性。一个著名艺人的逝世，带走一门绝技；一个艺术家的逝世，也会带走一种艺术风格，一批·４３０·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艺术史料。艺术需要传承，艺术发展的历史需要创建新的文献。这是艺术学文献工作必须重视的问题。人生不得百年，时间瞬息万变。要重视对“人间国宝”艺术传承人的活态保护。我国已经公布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年龄大多为六七十岁，年富力强者甚稀。福建省文化厅曾于２００８年调查该省首批省级传承人２３２人，其中国家级专家５５人，平均年龄５９岁，６１岁以上的占４７％，最高年龄９０岁。

１９８３年，云南丽江的著名东巴艺人有６２人，现在已经不足１０人，而且多至垂暮之年。英国《独立报》曾经刊登文章《正处于消失危险中，最后的东巴》，惊呼纳西东巴文化即将在这个星球上消失。２０１１年，《望》新闻周刊第２３期报道，地处云南西北部横断山系的丽江，面临纳西文化的“空心化”之忧。

传统文化后继乏人，文化横遭断裂，东巴寥寥无几，经文急需翻译。东巴艺术文献的整理、传承、翻译工作无人去做，房地产、旅游与经济成了主角。原生态的东巴艺术边缘化、断层化，传承人去世了，把一身绝技和史料也带走了，其艺术从地球上消失了。

赫哲族民歌《伊玛堪》是赫哲族民间说唱艺术，民歌叫“嫁令阔”，传说叫“特伦固”，故事叫“说胡力”。《伊玛堪》老歌手是赫哲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宝贵资源。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任远将毕生的精力，用于搜集整理赫哲族文化艺术遗产，采录了著名伊玛堪歌手吴连贵演奏的箫独奏《乌苏里船歌》原曲，吴进才演唱的《尤虎莫日根》、《阿格弟莫日根》，吴连贵演唱的《木竹林莫日根》、《莫都力莫日根》等，尤树林演唱的《马尔托莫日根》、《射日莫日根》等，尤金良唱的《希特莫日根》、《坎特莫日根》等，葛德胜唱的《香叟莫日根》、《吴胡萨莫日根》等，记录了２００多万字赫哲族民间说唱、风俗人情史料，六部长篇说唱共６０盘录音带。２０１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委员会第六次大会审议批准中国黑龙江省赫哲族《伊玛堪》列入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人物文献非常重要。活态的艺术文献亟须抢救。有关专家呼吁，要重视对人间国宝的活态保护，对在世的艺术家，做好艺术文献的抢救整理工作，不能只是临时关怀和临终关怀，而应该是建立人类精神家园的人文关怀，进行艺术文献的固化工作和下一代艺术传承人的培养。由于历史的观点的局限性，在中国艺术文献史上，重视皇家艺术，重视文人艺术，而轻视民间艺术，无视工匠艺术。由于文人士大夫掌握文字记录的话语权，往往抬高文人绘画、书法、印章艺术，轻视民间工匠的艺·４３１·中国艺术史料学术、少数民族的艺术，导致民间、少数民族艺术文献缺少记载。加上语言文字的障碍，对少数民族艺术文献的记载、翻译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１６．７民间艺诀采集民间艺人的地位一般都很低微，虽身怀绝技，但是受到文字书写与主流话语权的限制，他们艺术创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很少见诸文字流传。加上传统行业行规的习惯，使家族技艺单支流传，易于失传。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主要靠民间艺人将自己关于艺术创作的实践经验编成口诀，师徒父子口授心传，在长年的艺术实践中丰富提高，这些口诀语言生动精练，顺理成章，如木工工法口诀说木材保存“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三五年”；说木材的强度“立木抵千斤”；说木材的取材“长弯短直”。这些工法口诀简明扼要，是长期以来劳动实践的总结。

画诀、工法口诀是民间艺术家赖以生活的秘诀，许多民间画诀没有见诸文本，而是口头传授，如果没有传人，就会湮没失传。所以说，民间画工的画诀、工法口诀文献的整理具有抢救的性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树村先生是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的专家，他生长在著名年画之乡天津杨柳青，曾祖父是杨柳青民间裱画工，祖父对民间年画技艺了如指掌。王树村投师于民间画师闰文华门下，青少年时代就能够背诵不少民间画诀，并且对民间艺术进行调查研究，虚心向年画艺人、民间壁画家、雕塑艺人求教，在负笈采风中搜集民间画诀、塑诀，并且考订典籍，进行注释、分类、编汇，逐渐使这些零散的珍贵资料编辑成书。他出版了《高桐轩》、《杨柳青年画资料集》、《京剧版画》、《中国风筝艺术》、《中国民间画诀》、《中国木版年画》等著作，填补了民间艺术文献史料著述的空白。

中国艺术文献之中，工艺美术文献、民间艺术文献史料不多，大量遗存在城市改造中迅速消失，处于亟待抢救的状态。工艺美术作品、工艺美术艺术家、工艺美术秘诀是丰富多彩的，但是极其缺少文字文献的记载，长期以来人们熟视无睹，任其自生自灭，不能载入史册。如北方农村发现了大量的拴马桩，从一个新的角度发现了古代民间雕塑艺术的实物。但是拴马桩在历代官方文献的记载中几乎没有记载。２００８年，故宫博物院大修，故宫博物院从故宫档案中寻找出当年修建工艺的工匠的省份籍贯，到当地寻找工匠的技艺传人时，当地的工匠早已艺绝人亡，没有传承绝门技艺。笔者看·４３２·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到，工人在奉有关部门命令拆毁古典建筑的时候，一边拆一边感叹，因为手艺人知道，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工艺，是绝活，现在的工人已经做不出来了。

看到老一辈著名戏剧艺人去世，带走了一身的戏剧表演唱腔与演技，笔者问其徒弟：“何不整理出来？”徒弟说：“自幼练功，读书不多，写不出来啊。”著名老艺人即文献，要组织抢救史料，整理史料。

西方人说“一个美洲印第安酋长去世，其损失不亚于一个博物馆”，大量有关印第安部落的艺术、宗教、文化记忆都会随着酋长的去世而消亡。艺术文献采集工作需要与艺术运动的发生发展同步进行。在毕加索、刘海粟、张大千等艺术大师健在时，传记作家、摄影师就已经开始关注艺术家的生活，撰写艺术家传记，记录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拍摄文献纪录片，建立音像文献资料，记录艺术家的艺术文献图书与文献纪录片等音像图文资料，留下鲜活的艺术资料。艺术文献应该包括艺术家与艺术作品文献，这是艺术文献的重要特征。

民间艺术家工艺口诀、秘诀、歌诀需要抢救记录；戏剧艺术的舞台暗语，又称“捎语”，是舞台艺术表演中，演员之间交流的暗语，需要记录保存；民间艺诀与行会、方言、宗教、典故、经验有关，前辈艺术家耳熟能详的艺诀，皆需要文字文献的固化，才能够传之后世。

１６．８记谱与剧目整理民间口头说唱艺术的文献记录整理。民间说唱艺术属于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民歌、民间音乐、道教音乐、佛教音乐、古琴曲谱、地方戏剧、评书、评话的艺术文献整理工作，亟须艺术学专业人员去做文献固化工作。

采集民歌，记词打谱。艺术文献采风包括调研、收集、整理、创作，使原生态的民歌获得新生。如川江号子、栽秧号子、水车号子、农事号子、船工号子、摇橹号子、起锚号子都是民间劳动人民的劳动号子，需要到生活中去采风收集整理。民歌艺术具有地方艺术文献的特征。王洛宾在新疆收集、整理西部民歌，一曲《掀起你的盖头来》唱遍全国，被誉为西部歌王。苏北民歌《茉莉花》则有记录者、整理者多人。民歌是口头传唱的艺术，需要艺术学工作者去采风、收集、整理。

·４３３·中国艺术史料学历史上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往往是口传心授，师徒相传，并没有固定的文本。艺人往往见什么唱什么，即兴创作，出口成章，有腔有调。调有曲牌，如《道情》的曲调有“耍孩儿”、“山坡羊”、“八段锦”、“倒板浆”、“银纽丝”等，而唱词则可以即兴填写。郑板桥创作《道情十首》，就是在民间道情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创作的传世作品。艺术工作者要重视采集民间音乐，录音整理，真正的艺术往往在民众生活之中。民间艺术家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是由青楼曲“知心客”改编而成，阿炳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了乐曲之中，放慢了乐曲的节奏，成为低沉绵长的二胡演奏曲。

民间曲谱的整理工作很多，民间音乐的道教音乐、佛教音乐需要记谱保存研究，不能因为艺人与演奏群体的散失而消亡。辛亥革命后，清廷由太监等组成的宫廷祭祀雅乐失传，在社会变革中，无暇顾及宫廷雅乐演奏群体与雅乐艺术的记谱工作，形成历史的遗憾。

采集评话话本。话本资料整理工作有悠久的历史，《水浒》、《拍案惊奇》往往是由民间话本整理创作成书的。艺术创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历代艺术家不断添加创作，形成各种艺术题材的版本。现代扬州评话《武松》是王少堂所讲，由孙龙父、陈午楼、李真记录整理，经表演艺术形成文本。地方民间评话整理工作的方法需要调查整理书目，采访艺人，进行录音、录像、记录，如扬州评话的传统书目经过艺术文献工作者的整理，有３９部传统书目：列传、西汉、东汉、前三国、中三国（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城、火烧赤壁）、后三国、水浒林、鲁十回、武十回、宋十回、石十回、卢十回、后水浒、隋唐、薛仁贵东征、薛丁山西征、薛刚反唐、全唐、残唐、岳传、杨家将、包公案、济公传、清风闸、粉状楼、英烈传、绿牡丹、三侠五义、三侠剑、八窍珠、飞龙传、彭公案、施公案、万年青、西太后、太平天国、儿女英雄传、九莲灯失传的传统书目有７部：飞陀传、金瓶梅、靖难故事、善恶图、北宋、南宋、封神榜传统书目文献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对于著名艺术家与艺术流派传承情况的研究，需要开出传授系统表格。如任德成流派的任门《三国》传授·４３４·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系统表，李国辉流派的李门《三国》传授系统表，邓名扬流派的邓门《水浒》传授学堂表，徐殿章、宋承章流派的宋门《水浒》传授系统表，《八窍珠》传授系统表，王德明流派的王门《绿牡丹》传授系统表，戴善章流派的戴门《西游记》传授系统表。这是传统艺术学谱系研究的基本方法。

１６．９艺术家文献史料对艺术家进行艺术学的研究，要研究艺术家的作品，收集艺术家的日记、书信、随笔以及讲稿、诗文、家谱、回忆录、相关事件的报道等资料，并且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艺术学研究不是孤立的艺术作品研究，也不仅仅是门类艺术的研究，所以，全面地收集、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

整理艺术家日记。整理出版艺术家日记，查找原生态文献，日记具有时代文字语言风格、时间的真实性、事件的真实性。原始文献文字不能改，哪怕是错别字、异体字，都是时代的印记。错别字、异体字可以在注释中注明，但是要保存原形。处理艺术家私人日记，只能注释文字，不能添加文字，如果有私人隐私问题，可以做减法，暂时不公开发表，公开文献一律保存原貌，不能“失真”。对原始文字不能做加法，不能添加、修改，做文字处理。失真的文献已经失去了真实性，对普通读者和研究者都是遗憾，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艺术家人物年表、年谱、年谱长编。艺术史与艺术文献编年，是艺术史文献研究的传统方法。只有搞清楚历史事件，才有研究的史料。年谱、年表研究，是艺术学研究的起点，也是不可回避的基本方法。事实证明，年表、年谱和年谱长编是艺术文献和艺术史研究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艺术文献是历史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序年轮，事件发生，只有在时间的长河里去寻找前因后果。时间、事件、人物的三一律，可以避免许多“关公战秦琼”的错误。年表的编写方法是以时间为序，以年号、甲子、公元纪年和艺术家的年龄为序，比较概括地逐年编写艺术家艺术生活中的大事记。

艺术文献研究与艺术文献史料收集工作，应该以时间为序，进行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文献收集整理工作，可以编艺术家年表、年谱、年谱长编，不断补充相关的文献资料。艺术文献与艺术史工作，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要不断补充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从比较概括的年表，发展到比较详细的年谱，再从比较详细的年谱，发展到更为详细的年谱长编。将散落的历史碎片，按时·４３５·中国艺术史料学间的顺序进行整理。张爱萍在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关于《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信中说：“写历史，最重要的是真实。既不自吹或夸大其词，也不贬低或不提。什么宜粗不宜细？又怎么叫粗，怎么叫细呢？重要的是真实的再现。只要符合真实历史情况就可写。见不得人的事，作为历史也不必回避。

好坏自有人民评论，不是哪个人说了就算了的。请所有写历史的同志参阅批评。”还原历史的真相留给后人，艺术文献的整理与年谱长编也同样，要将艺术史文献写成信史。

艺术家人物传记文献，传者传也，以文字将其人、其事、其艺术传之于后世。传记的要求是历史的真实，这是编写艺术文献，写艺术家传记的底线。

传记不能伪造历史，要尊重历史事实，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史记·滑稽列传》是优伶艺术家传记体文献。艺术家传记由传记作家、艺术史家书写，艺术家传记与其他人物传记一样，有自传、小传、合传、评传多种。自传是艺术家自己书写的传记，称为自传体。小传是以简短的文字书写的传记，往往在书中附录小传。合传是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传记合为一体，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条目，可以以一个人物为主，附录另外一个人。这两位艺术家往往有共同之处，如艺术风格、艺术表现的题材、同时代人、有亲缘关系等。评传有作者的评价，在传记的基础上，加以评点议论，如《郑板桥评传》。

１６．１０文献使用规范中国古典艺术文献是艺术理论的基础。艺术文献需要采集整理，艺术文献是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具有动态的特征。艺术文献需要阅读、研究、整理、归类。文献的运用要优化选择，“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有专门之书，才有专门之学。古籍图书文献汗牛充栋，收集图书文献资料，搜求有关专题图书文献，将图书文献进行梳理分类。前人说：“买书不如租书，租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读书的方法有买书而不急于看书的藏书家，租书是在租书时间内要看的书，借书是要还的，不如自己藏书，但是往往藏书又疏懒于看书，所以说“开卷有益，好学无时”。读书以抄书、做卡片、写读书笔记的方法印象最深刻，做到动手写心得，动手抄录整理，动脑筋思考问题，动脚田野调查。查找整理资料是研究艺术文献的基本方法，要勤于辑录整理，做艺术文献提要、艺术文献摘要。

·４３６·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有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连文字也是抄来的，面对旧资料的阅读整理，要有新发现、新观点。辑录整理要符合学术规范，组织文献资料要符合论证的逻辑关系，要发现新材料，善于学习，勤于做文献整理工作，点点滴滴，集腋成裘。这就是会做学问。引用资料文献的论证要有逻辑性与说服力；艺术文献的辑佚钩沉工作非常辛劳，抄写资料文献的过程中要进行资料文献的比对、勘误和思考，做好文献的版本校雠工作。传统的读书治学方法需要下苦功夫，在耕耘阅读中，一分辛劳，一分收获。

今天用电脑下载文件，一瞬间就可以下载许多文件。以前一秒钟只能写一个字，今天可以下载一部书。但是下载图书文件还是要阅读思考。读书治学要自己去读书，动脑筋研究，品味消化，而不是充当一个移动硬盘，在电脑上拼贴文件。治学应当有古人脚踏实地抄录原文、做读书心得笔记、做眉批的学风，细心体会，虚心研究，才能探寻真相，追求真理。

一切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研究。前人的研究终点是后人研究的起点。艺术科学研究是在艺术文献史料证据基础上的研究，要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杜绝主观，不能想当然，做缺乏证据的无根游谈。文献史料的学习与运用，体现了艺术科学研究的态度与方法。那么什么是科学严谨的文献运用与研究方法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于文献运用与学风问题提出了“正统派之学风”的明确观点：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意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灭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辨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４３７·中国艺术史料学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栎，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当时学者，以此种风气相衿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①做学问不能够出现论点臆断、论据不足、论证过程模糊的现象，不能够企图以一个概念、几个关键词囊括所有的内容，所用资料牵强附会，断章取义曲解原文，罗列事项不能够归类，难以比较，注释引用不注明出处，运用他人观点不加以说明，文献综述轻易否定别人，对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尊重，选题大而空泛，字句佶屈聱牙，不能够清晰明了地表达，文不逮义，自以为高深莫测，缺少朴实严谨的学风。

艺术学研究要遵循这十点规则，端正学风，继承前人的学术研究传统，全面掌握研究课题的文献资料。解读“正统学风”的特点，可以理解为艺术学研究的选题要专，要“窄而深”。选题不要太大、太泛，要小中见大，窄中见宽。艺术学研究的论文文体要简洁，文风要朴实，文章要有逻辑性，文字不要求多而繁，以免叠床架屋，句子不要求太长，语言要简洁明了，不在于文稿的厚薄。好文章不在于长，要有自己的新材料、新观点，才能够成为有价值的新艺术文献。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讨论要有民主作风，要尊重他人的意见与观点，措辞要笃实温厚，以探讨求真为务，不能讽刺、讥笑、影射别人，有违学术道德。引文必须注明，不能够占他人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要尊重前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成果，否则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违反学术道德。提倡开展师生、学友之间平等自由的学术讨论，学生可以提出问题，可以与老师持不同的观点，学术在于研究、讨论，理不辩不明。学术观点的不同是正常的事情，学生与老师持不同意见，不是忤逆师长。

论文写作的文献证据要充分，最好有双重证据，孤立的证据不能成其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４３８·第十六章文献史料的采集与使用规范说，要考虑正反两方面的证据，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在论证过程中，论据不足可以存疑，论文以证据、数据等文献资料说话，有一分材料依据说一分话。在文献材料依据充分有力的情况下，可以放弃原来的观点，尊重文献依据与客观事实。故意隐藏文献资料，故意曲解文献，或者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都是有违学术规范的不道德行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史家的四长》提倡：学者治学应如“鉴空衡平”，鉴是明镜，衡是天平。事物是什么样子，明镜里面就是什么样子，有多少重量，天平称出来就是多少重量。“但这些话，说来虽易，做到真难。”“鉴空衡平”要学者避开偏见和人事干扰，尽到最大的努力，回复艺术文献与艺术史本来面目。

胡适先生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凡是立一个观点，必须要有证据支撑，如果没有证据支持，就必须放弃这个观点。这是科学的态度，也是豁达的态度。科学研究要试错、知错、改错，以追求真理、真相。

艺术文献学习要尊重学术规范，中国古代书院有约定俗成的学规，可资借鉴。明代东林会约有“饬四要”：一曰知本，一曰立志，一曰尊经，一曰审已。本是指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善存则性存，善亡则性亡，善是学者的德性。志是心志，学者要志存高远，志在圣贤，是学者的志气。尊经，经为常道，可以陶冶德性，变化气质，是学习的途径。做学问如果是为了立论新奇，而穿凿附会，或者泥古不化，或者目空古人，六经注我，这些都是学者的大忌。艺术学文献研究要有求真务实的功夫，学术探讨不能党同伐异，浮夸游谈，有错不要紧，贵在知错就改，不能文过饰非。别人有过错可以指出，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但是不要使其难堪。

清代南京钟山书院规约为：一、先励志。志不在温饱，以天下忧乐为己任。务立品。唐代裴行俭曰：“士先器识，然后文艺。”平时不培养品性，临事失去气节，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人品、艺品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二、慎交游。《学记》曰：“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又曰：“燕朋弱其师，燕僻废其学。”为学不可独学无友，也不可漫言乐群。三、勤学业。

韩子曰：“业精于勤，荒于嬉。”学无止境，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四、戒骄傲。

《曲礼上第一》曰：“敖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敖通傲，傲为凶德，人生过恶，皆起于骄傲自满，少凌长，下凌上，仿效成风，大非美俗，为人为学要积德。五、慎言语。为学有仁爱之心，要有节俭之俗。韩子曰：“惟陈言之务去。”祖孝征先生说：“文章须自出机杼，岂可寄人篱下。”这些都是治学的金玉良言。

·４３９·中国艺术史料学中国艺术自成体系，历代艺术作品、艺术思想、艺术名家、艺术流派丰富多彩，灿烂辉煌。分类治学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类例既分，学科自明，文献学的重要方法就是史料、文献、图书的分类。同样，艺术学的文献史料研究、资料整理，也是需要在文献分类、门类艺术文献交叉的基础上进行。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求实求真，文献与史料的相互印证，是艺术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大有专题与文章可作。断代史如中国史前艺术史、中国岩画史、先秦艺术史、秦汉艺术史、隋唐艺术史、北宋绘画史、南宋绘画史、元代绘画史、明代艺术史、清代艺术史、民国艺术史、抗战艺术史。民族艺术史领域有西南各少数民族艺术史，如云南各少数民族艺术史研究、贵州苗族艺术史研究、羌族艺术史研究、四川彝族艺术史研究；西北各民族艺术史研究如：青海回族艺术史研究、内蒙古蒙古族艺术史研究、西藏藏族艺术史研究、新疆维吾尔族艺术史研究、朝鲜族艺术史研究等。门类艺术史领域有：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中国陶瓷雕塑史、中国陶瓷史、中国床榻艺术史研究、中国壁画史、中国漆画史、中国杂技史、中国篆刻史、中国舞蹈史、中国历代画院院画史、中国人物画史、中国花鸟画史、中国工笔画史、中国写意画史、中国山水画史、中国界画史、中国年画史、中国文人画史、中国连环画史、中国宣传画史、中国漫画史、中国丝绸艺术史、中国历代服装史、中国家具史、中国戏剧史、中国艺术教育史、中国园林艺术史。宗教艺术领域有佛教艺术史、道教艺术史等中国门类艺术史。

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家传记，可以展现中国文化视角，建立民族自信，整理民族史料，掌握中国艺术史话语权，期盼迎来读史、修史、认识中国艺术发展历史的春天，做好“一带一路”各民族艺术交流与历史研究，将中国艺术研究的眼光，由西方美学思辨转向具体的中国艺术史料的研究，体现中国艺术文献史料与艺术史的博大精深。

·４４０·参考书目《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四书五经》，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７年版李耳《老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墨翟《墨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庄周《庄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吕不韦《吕氏春秋》，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荀况《荀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韩非《韩非子》，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班固《汉书注释·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７年版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王充《论衡》，陈蒲清点校，岳麓书社２００６年版郭璞注《山海经》，岳麓书社１９９１年版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刘勰《文心雕龙》，广陵书社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赵明诚撰《金石录校证》，金文明校证，广西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朱长文著，林晨编《琴史》，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午荣编《鲁班经》，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四部精华》，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阎镇珩《六典通考》，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０年版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广陵书社２００７年版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鼎文书局印行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艺术的起源》，刘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俞寄凡译，江苏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４４１·中国艺术史料学王朝闻《美学概论》，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上海书店１９８４年版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汪宁生《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任学良《说文解字引论》，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齐鲁书社１９８８年版岑家梧、李则纲《图腾艺术史、始祖的诞生与图腾》，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影印本尤玉柱《史前考古埋藏学概论》，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陈跃刚、龚国润《中国文化名著精要辞典》，武汉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孟宪恒《史学文献检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文史知识》，１９９２年１—１２期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吴浩坤、陈克伦《文博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韩峥嵘注释《诗经注释》，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蒋孔阳、高若海《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艺术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宗白华《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李景林、邵汉明、王素玲注译《仪礼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顾宝田、洪泽湖注译《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傅杰《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４４２·参考书目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文史工具书评价》，扬州大学人文学院１９９８年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颜之推著，吴玉琦、王秀霞注译《颜氏家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张道一《张道一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张传玺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陈子展、杜月村《诗经导读》，巴蜀书社１９９０年版管无锡《校勘学》，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李心峰主编《艺术类型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杨仁铠《书画著录———绘画卷》，辽宁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陈兆复、邢琏《原始艺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于玉安编《中国历代画谱八大家》，中国世界语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倪波、张志强《文献学导论》，贵州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张劲松《中国史前符号与原始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李立《文化整合与先秦自然神话演变》，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刘琳、吴洪泽《古籍整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张燕《中国古代艺术论著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盖山林《中国岩画》，广东旅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霍卫、李永宪主编《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４４３·中国艺术史料学蔡贵华《中国文献学资料通检》，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长北《中国艺术史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倪志云《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研究文集》，齐鲁书社２００６年版《中国历代艺术典》，广陵书社２００７年版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束锡红、李祥石《岩画与游牧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李雪山《董作宾与甲骨文研究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朱大星《敦煌本“老子”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杨牧之《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韦章炳《中国水书探析》，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许凌云《读史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邵学海《先秦艺术史》，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４４４·后记本书是在开设“中国艺术文献”研究生课程备课笔记的基础上，整理编写而成。主要阅读对象是艺术专业研究生，其目的是引导学生阅读艺术文献研究艺术史，根据自己的研究专业方向，加强对中国古典艺术文献原著的阅读，展开专题研究、门类艺术研究、专书研究、体系研究、断代专题研究、个案研究等。总之，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要以史料为依据，以中国艺术史料与考古成果为基石，从中国艺术的国情、国故、中国艺术史出发，而不是从某家某派的既有理论出发，应注重中国视角的艺术研究方法。

治学先治史。近二三十年来，在西方话语权强势语境下，以西方美学理论研究中国艺术几乎已成习惯，中国传统经典艺术理论被边缘化、碎片化。

课堂上学生关注得比较多的是艺术概论、中外美术简史及西方美学、艺术哲学、艺术美学等，以西方美学为时髦，轻视、忽略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国艺术史，将中国艺术作为案例、作为印证西方美学与理论的材料。教育行政上强调外语考试一刀切，造成年轻一代对中国经典艺术文献与史料知识的缺乏，无法领会中国艺术文献史料的精髓，形成历史虚无主义。恩师东南大学教授张道一先生对中国艺术学文献与史料的基本概念及中国艺术学与中华国学的关系进行厘清，并且给予书稿以肯定。

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史系，称美术史论专业，是有史而论，先学习艺术史而后生发议论的研究方法。２０１１年教育部颁布的修订学科目录，将艺术独立成为与文史哲学并立的学科。这是艺术学科的一件大事，设立“艺术学理论”专业，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将艺术史隶属于理论，弱化了艺术史的学科地位。在自然科学领域理论将现象抽绎、假设，形成定义、公式、方程、坐标、模型，但在人文科学尤其是艺术研究领域，还要依据艺术发展的史实。历史不能虚构、假设和猜想，艺术的形象性、多样性、独创性原则，艺术难以量化成为抽象的公式、定义，难以用工程量化、公式、数据的方法统计表达。从艺术抽绎出美学的艺术学一般规律，建立艺术学理论，这是·４４５·中国艺术史料学哲学的研究方法。艺术史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史料基础上，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整理中不断阅读、梳理。

几年来，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利用寒暑假、星期天和晚上休息时间编写此书，希望能够对艺术史论方向研究生教学尽微薄之力。本人才疏学浅，幼逢十年动乱，不读诗书，不知经史子集，但好美术，欠缺文史与经学功底，书中谬误不当之处多多，好在“文革”风暴已经过去，商业大潮之风追求经济利益，不求闻达则可以静心读书补课，可以思考存疑。２０１６年是我退休之年。退休以后，心无挂碍，可以独立思考，不必顾忌方方面面的得失关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唯真相与真理是求。书稿得到同窗扬州大学汪俊教授的审阅修改，汪俊学兄冒着酷暑阅读了全书，鼓励我尽快出版。开学以后得到东南大学社会科学处甘峰教授的关心，得到东南大学副校长周佑勇教授的肯定与支持。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李蓓蕾教授鼎力支持书稿的立项出版，认为此书艺术门类跨度大，涉及面广，比较齐全。在大家的关心支持下，八载寒暑，几易其稿，其中音乐、舞蹈、杂技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只能择要略述，深有力不从心之感，不免挂一漏万，心中惴惴不安。

人生有涯，学海无涯，仅以此初步的汇编与梳理，献芹抛砖，祈盼海内外方家斧正。

尹文２０１２年初稿２０１７年３月定稿于文昌街·４４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