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以夺取中国军队驻守之地为演习目标，挑衅气焰极为嚣张，明显有激起事变的意图。详报中随后称中国驻军向日军射击，实则是否为中国军队开的枪，不清楚；或者说，是否为中国军队先开的枪，也不清楚。

［４］河边正三（１８８６—１９６５），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１９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第２７期军刀组。七七事变发生时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军衔。其麾下驻屯军旅团为当时华北侵华日军主力。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他正在秦皇岛，次日便赶赴丰台，直接指挥日军一线部队。

［５］应是８日。

［６］森田彻（１８９０—１９３９），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２３期。七七事变时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副联队长，中佐军衔。为当时日方战地谈判代表之一。

［７］寺平忠辅（１９０１—１９６８），七七事变时任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北平陆军部部长辅佐官，大尉军衔。为当时战地日方谈判代表之一。

［８］王冷斋（１８９１—１９６０），七七事变发生时任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与日方进行战地谈判，面对日方的步步紧逼，毫不妥协，维护了中方主权。１９４６年曾作为证人到东京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有《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五十首传世。

［９］林耕宇，七七事变发生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在事变现场参与对日谈判。

［１０］据浅井纯《新证言·卢沟桥事件“命运的枪声”》（载日本《文艺春秋》１９８５年８月号）记述：“这次枪声是向丰台传令的第八中队两名士兵返回卢沟桥时，因中队转移联系不上，东寻西找来到龙王庙附近，遭到中国军队射击。”（转引自［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杨栋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１０４页）由此可知，不是中国军队故意开枪挑衅，而是因为有日本兵接近中国驻军阵地，中国驻军必然认为是日军前来偷袭，不能不进行射击。

［１１］樱井德太郎（１８９７—１９８０），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３０期、陆军大学第３７期。七七事变发生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和二十九军的军事顾问，少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１１佐军衔。作为日方代表参与了战地谈判。东京审判时胡说卢沟桥事变是共产党阴谋挑起来的。

［１２］系秦德纯之误。

图３见证过历史风云的卢沟桥日军士兵乌衣一郎记述事变情形的日记［１］七月六日今天早晨，我们奉令向西开拔，听说是到卢沟桥一带去的。【中略】走到一个叫做和尚村的时候，樱夫次郎把过路的一个中国农夫踏〔踢〕了一脚，他没有反抗，隐着痛向树林跑去了。打中国人正像打一只动物一般，没有什么关系的。

七月七日经了一夜的酣睡，精神是恢复过来了，我到底是个青年。【中略】午后，贞武荒夫队长命令我们到宛平城郊去打野外，我非常高兴，这次是实弹演习。玖川这家伙太卤莽，一开枪便打死了一条放牧着的水牛。队长没说什么，反而望着这条半死的水牛，哈哈地笑了一下。我们“皇军”是多么“神勇”。

从六月二十五日起的大演习，我虽没有参加，但听见了不少可歌可颂的故事。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中国小孩，当场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我们的武器是不让人的，一辆坦克车驶过去，立即将小孩子压成肉浆了。你想连小孩子１２七七事变真相都反对起我们来，这成什么体统？

我们演习完毕，回营点名的时候，据说我们走失了一个兵，名叫广水岗［２］，那是个矮小的人，外国人常侮辱我们，说我们是矮型种，而广水岗就是典型的矮人。真奇怪，在演习的时候，他明明还在跟队长谈话，听说他和队长有什么亲戚关系，队长特别优待他。这是使我心里不服的。怎么现在他突然出走了呢？这些闲事，我不愿多管，我想写封信到家里去。写好信已是睡眠的时候，上床吧，我希望做一个美丽的梦。

刚上床不久，一阵紧急集合号把我叫醒了，我们都爬起来，摸不着什么头脑。一部份〔分〕弟兄被派遣到宛平城内去搜查丢失的士兵，我被派到大广场去放步哨。看起来，形势很紧张的样子。一夜没有事，只听见几声寥落的枪声。

七月八日清晨，玖川他们来轮流放哨，才知道我们和中国兵发生了小冲突。中国兵居然也敢反抗，这是出人意料的，显然中国军队已渐进步了，从此我不敢再轻看他们。隔了一会，我们三百余人奉命进驻卢沟桥，到了桥东一里路的地方，发现卢沟桥一带有中国兵队一营驻扎，据一本秘密小册子上说，中国一营约有四五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兵力不够。我们正在担忧着，后来援兵是陆续来了，但不知总共来了多少。

天已经晚了，我们开了一排枪前进，偶然看见几个中国兵，他们也没有开枪，我们顺利地到了卢沟桥。桥是东西方向的，下面是永安河［３］，水湍急地流着。东头便是宛平县城。我们进驻桥的西头，它是用石制的，大约有二丈多阔，栏杆上有无数石狮子。桥是美丽的，我们国里很少有这样的石桥。我伏在栏杆边开了几枪，没有回响。不瞒说，我们真不像在打仗而倒很像打野外，甚至有点儿到郊外游玩的气味。一到晚上，情势却突然转变了，据玖川放步哨回来说，桥西五六里的长辛店，驻有二十九军的吉星文团，已经沿永安〔定〕河东进了。我们都胆怯地等候着，樱夫次郎盲目地放了十多枪，说是壮壮胆量。果然，到了晚上，中国兵也开始还枪了，我们打了几响大炮，中国兵却并不害怕，用着大刀冲杀过来，弟兄们被杀了不少。樱夫次郎这卤莽家伙，也被杀死了。看着流出血来的尸体，想起他的家，我真想痛哭一下。这次我才明白了中国兵确实很忠勇。

———陆印泉：《炮火里获取》，阵中日报社１９３８年９月版，第４０—４２页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１３解读［１］这是从日军士兵乌衣一郎身上检获的日记之摘录。当时由何子明翻译。估计乌衣一郎文化水平不高，因而日记行文不太通顺，甚或词不达意。

［２］失踪士兵本名志村菊次郎。“广水岗”是其别名，还是乌衣一郎误记，不详。

［３］日记原文如此，译者注：“系永定河之误。”河本大作笔述驻平津的日军军官挑起了七七事变［１］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卢沟桥附近，日本驻华北军的步兵部队和中国方面二十九路军之一部，发生互相射击的事件。以此为开端，双方各称自己是正当防卫而相持不下，终于导致部队之间发生冲突，进而发展成为中日战争。作为事件的起因，无论任何一方首先开枪射击，其动机都极为单纯，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如果无意使之扩大，作为局部的小事件，完全可以解决。然而日本方面的当事人是牟田口大佐（天津步兵联队长）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２］少将，两人同是日本军阀中的佐贺（县名）阀，都是急功近利的人物。他们有意使事件扩大，企图为日本军的侵略华北制造口实。此外，当时在北京还有一个较之牟田口和香月有过之无不及的侵略主义者樱井德太郎（北京步兵联队长，大佐），无事生非是他的拿手好戏，是一个臭名昭著、善于策划叛乱的人。他对于卢沟桥事件不可能坐视。于是便煽动并威胁中日双方当局，极力使事件扩大，以致使当地事件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而控制事件不扩大的工作却丝毫没有进行。

———引自《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附录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７１４—７１５页解读［１］河本大作（１８８３—１９５５），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１５期毕业，为炸死张作霖的首犯。曾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此处摘录的是战后他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笔述。

［２］香月清司（１８８１—１９５０），日本佐贺县人。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１４期、陆军大学第２４期。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任日本驻天津军司令官，陆军中将军衔。７月１１日接替田代皖一郎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成为挑起全面侵华的前线日军最高指挥官。８月，就任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负责日军在华北的作战。

１４七七事变真相图４隐蔽在宛平城外野地伺机进攻的日军士兵日军好战分子鼓动扩大事端［１］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关东军的政信［２］大尉就出现于卢沟桥战场，鼓励牟田口联队长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这也是事实。这里用的手法，和田中隆吉到天津来，煽动驻天津的日军幕僚人员完全如出一辙。

———［日］寺平忠辅：《卢沟桥畔的枪声》，载《现代史资料月报》１９６４年第９号解读［１］这是寺平忠辅的记述。

［２］政信（１９０２—１９６８），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３６期、陆军大学第４３期。１９３６年４月起在关东军做参谋工作，七七事变发生后，主张将战火扩大。１９３７年８月调任华北方面军参谋，１１月又调回关东军。

图５牟田口廉也（左四）向参谋长铃木（左骑马者）汇报战况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１５特务茂川秀和有意挑起中日冲突［１］当事件发生之后，在北平的日本人极近真实地盛传：点火的人，是日军中坚干部，而且曾被指名道姓的，有“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和知鹰二、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等人，以茂川的嫌疑最大。何以见得茂川嫌疑最大呢？请看我在本报告一开头就提到过的阴谋导发“一·二八”战争的日军特务田中隆吉［２］的记述：七月八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理）辟室与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３］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中略】据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指出，卢沟桥冲突后，中日两军于七月十一日达成停战协议，但在十二日至二十三日［４］的每天夜里都有人在两军之间放冷枪及燃放爆竹，企图再度挑起衅端，扩大战争，这个阴谋的主持人，就是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此事，秦郁彦曾向茂川求证，茂川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函复秦郁彦，承认是他干的；但对于田中隆吉指他在七月七日阴谋放枪的事，则予以否认。

———陈在俊主讲、谢培屏整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的真相与背景》，载台湾《近代中国》第４１期，１９８３年６月出版解读［１］茂川秀和（１８９６—１９７７），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３０期。七七事变发生时为日本驻天津的茂川特务机关长、太原特务机关长，当时军衔为少佐。曾长时间在华北地区进行特务活动。

［２］田中隆吉（１８９３—１９７２），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２６期毕业。七七事变时任德化特务机关长，在内蒙开展特务工作。１９３７年８月出任朝鲜军第十九师团山炮兵第二十五联队联队长，当时军衔为陆军大佐。

［３］茂川秀和煽动、买通某些学生及社会上游手好闲之徒为日人做事是肯定的，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受日本特务驱使的人是共产党人。

１６七七事变真相［４］茂川的阴谋行动应当不只是在７月１２日至２３日间进行，７月７日前就应当开始了活动，因此清水节郎笔记中会有事变当夜“高粱地里出现了怪火”的记述，联系事变前平津一带将有第二个柳条沟事件发生的传言，那也与日本特务脱不了干系。

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及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讯战犯茂川秀和笔录［１］（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４日）问：七七事变是甚来的？

答：日本是军国主义。

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答：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的这个事情。

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答：在日本军负责。

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答：是日本放的。

问：那时日首相是谁？

答：是近卫首相。

———陈在俊主讲、谢培屏整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的真相与背景》，载台湾《近代中国》第４１期，１９８３年６月出版解读［１］由法官提问，茂川秀和回答。

松井所谓共产党或国民党蓝衣社挑起事变之说［１］停战协定成立后，仍在局部地区出现两军对峙状态。在十三日夜，终于再次开火，日军方面声称中国军方面先行射击，中国军方面则声称日军方面先行射击，究由何方首先挑衅不得而知。经过调查，始知在两者之间竟有发射手枪并燃放鞭炮者［２］。

日、中两军对此作了传达，要求各自警惕。但是十四日以后此类事情仍时时发生。据当时的情报称，共产党员某某纠集北京文化界人士，组织北京文化界抗敌后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１７援会；京津蓝衣社［３］第四总队得到西安第六总队的增援，正进一步促使日中之间的冲突加剧等。冀察政权内强硬派的势力更加增大，协定的实行已很难有所进展。

———［日］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版，第２６页解读［１］松井太久郎（１８８７—１９６９），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２２期、陆军大学第２９期。事变发生时任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大佐军衔。当时负责与中方冀察当局的交涉。日本驻北平的特务应当是有意制造事端以加剧中日冲突的罪魁，因而他们会竭力把挑事的怀疑对象毫无道理地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

［２］后来查明，放冷枪、燃鞭炮，实为日本特务茂川秀和等所为（详上），与共产党和国民党无关。

［３］蓝衣社，国民党特务组织，全名中华复兴社，成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为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褐衣党和黑衫党，该组织成员均着蓝衣，故名。蓝衣社强调拥护蒋介石的权威。抗战爆发后，该组织被列为日方要求撤除的反日团体，１９３８年被解散。

图６由周瘦鹃填词、徐希一谱曲的《卢沟桥之歌》１８七七事变真相日本特务针对学生的造谣宣传［１］此次卢沟桥事件，原为最近三数月来共产党努力制造之结果。共产党以其挑拨离间之惯技，早拟造成廿九军及华北驻屯军之严重冲突，以遂其某种扰乱之企图，此为一般社会上有识人士所共见，某要人亦早曾将此意向，向双方当局揭告，均能共喻斯旨。今此种事实，竟幸而言中，足征共产党挑拨伎俩之可畏。所幸双方当局均能平心静气以求解决，使事态不致扩大，深堪赞扬，然共产党之随时制造严重局面，实大可注意之事，尚望社会人士勿为所愚云。

———《卢沟桥事件告一段落》，载《学生三日刊》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特别号外解读［１］据前述田中隆吉所言，特务茂川秀和与北平被日本人左右的某些学生打得火热，此刊所登这篇报道，无疑就是出自日本特务的授意。七七事变前，中日矛盾正日益加剧，日本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步步紧逼，令包括二十九军军人在内的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感到激愤，在国难当头时刻，二十九军军人奋起抗敌，是必然的结果。共产党一直在广大民众中宣传抗日，这是事实，但称造成中日军队严重冲突是“共产党挑拨”的结果，却是荒谬至极的。

引发事变第一枪的另一种说法［１］ＮＨＫ综合电视台在《对历史的招待———卢沟桥枪声之谜》中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枪声是因志村［２］迷路走近中国军队阵地引起的。（藤原彰：《昭和的历史·５·日中全面战争》文库版，小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３页）———［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杨栋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１０４页解读［１］事实是否如此，亦难确定，聊备一说。

［２］志村菊次郎（１９１６—１９４４），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的传令兵，为新入伍的二等兵。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志村因解手与部队失联。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引发与中国军队的冲突。志村在失联２０分钟后即已归队，而日方在此后数小时仍坚称该士兵未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１９找到，向中国方面寻衅。

日本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版《新历史教科书》的荒谬论调［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发生了不知什么人向正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演习的日军开枪的事件。第二天早上，〔日军〕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成为战斗状态（卢沟桥事变）。虽然谋求现地解决，不久日方命令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了动员令。以后８年间持续进行日中战争。

———《新しい历史教科书》，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０页解读［１］作为给日本学生用的教科书，在七七事变的叙述上，把事变起因简单归结为“不知什么人”向日军开了枪，日军受枪击，似乎成了受害方，以推卸引发中日战争的责任，回避了长期以来日本为控制华北而采取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举措，既未表明挑起事变是日本军部与内阁的预谋，也看不到日军发动大举进攻的事实，完全回避了“侵略”二字。

中方的档案记录与当事人回忆严宽致何应钦报告平津局势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５日）重庆。探呈军政部部长何钧鉴：基密。１．津函：川越［２］将来津集议华北各问题，寻解决途径，协津日军于年内解决各悬案。谈判对象，决不变更。２．秦［３］谈：宋［４］俟川越，佳［５］前后飞平转津，宋删左右可回平。３．田代［６］病甚，倘返日治疗，即由坂垣来津暂代。４．平津谣诼刻稍静。５．卢沟桥、长辛店、回龙桥、平汉线上附近日军实弹演习约一周，乡民甚恐。职宽叩，微。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严宽，时为派驻北平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参事。何应钦（１８９０—１９８７），字敬之。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一级上将军衔。当时他正在四川整军，故此密电发往重庆。密电反映了七七事变前夕平津的紧张局面，即日方已透露出要尽２０七七事变真相快解决所谓华北“悬案”的信息，平津一带“谣诼”四起，日军在北平南面交通要冲进行一周实弹演习。可见战争气氛已日益紧迫。

［２］川越茂（１８８１—１９６９），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七七事变前后任日本驻华大使，配合日本侵华的政策，对以外交手段解决事态的努力甚为消极。

［３］秦德纯（１８９３—１９６３），字绍文，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北平市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１９４６年曾作为证人到东京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４］宋哲元（１８８５—１９４０），字明轩，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县人。初为冯玉祥西北军将领，后成为整编后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率部参加长城抗战，战功震动全国。１９３５年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与日方周旋多日，最终拒绝日军最后通牒，奋起抗日。平津沦陷后任第一战区副司令。

［５］佳，９日的代称。旧时以古代韵目作日期代号，以下电文中还有：删（１５日）、微（５日）。

［６］田代皖一郎（１８８１—１９３７），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１５期和陆军大学第２５期。１９３６年被任命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主张不扩大政策。因病重，于当年７月１５日亡故，由香月清司中将接任其职。

图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病故，其职由香月清司继任严宽致何应钦报告日军借演习挑起冲突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特急。重庆。军政部部长何钧鉴，请转委员长蒋［１］：密。日军在卢沟桥实弹演习、示威多日。阳［２］夜，日军强迫入市，遂与我冯［３］师驻卢一营发生冲突，现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２１正在对峙中。职宽叩。庚晨。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蒋介石（１８８７—１９７５），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１９２８年以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开始后，担任国防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他作为国民党领袖达半个多世纪，是中国近现代有深远影响的人物。

［２］阳，７日代称；下文“庚晨”之庚，为８日代称。

［３］冯治安（１８９６—１９５４），字仰之。曾参与指挥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发生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正是他的部下打响了抗战第一枪。

冯治安、张自忠［１］、秦德纯致何应钦报告发生七七事变密电［２］（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巴县。部长何钧鉴：治密。（１）庚夜十二时，日军中队在卢沟桥城外演习间，借口闻有枪声，当经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名。（２）日本武官松井认为枪声系由卢沟桥城边所起，要求率队进城搜查。（３）我驻卢部队以值深夜，日兵入城足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在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当经拒绝。该武官以我方不允，即令日军向卢沟桥城取包围形势。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

（４）日方所派之寺平副官佐到达卢沟桥城后，仍坚持日军入城搜查，我方不允，正商议间，忽东门外枪声、炮声大作，继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我方均未还击。少顷炮火更烈，我方为正当防卫计，始行抵抗。我方当时伤亡七八十人，对方亦有伤亡。（５）刻下，彼方要求须我方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现仍在对峙中。（６）倘对方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敬祈赐予指导，俾资遵循为祷。除嗣后情形续报外，谨先奉闻。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叩。齐电。印。［３］———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党校内部发行），１９８６年８月印刷，第１４１—１４２页２２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张自忠（１８９１—１９４０），字荩臣，后改荩忱。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天津市市长。在事变初期负责在天津与日方交涉，后又至北平与宋哲元商议后，由宋率部去保定，张留平维持局面。此事颇受世人非议。后一心抗战，最终殉国。

［２］当时来往密电，重要的信息不可能有意虚报。本电文说明了以下事实：７月７日夜半，日军在宛平城外演习，借口有枪响———认为枪声来自宛平城，同时借口有一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并出兵围攻宛平，引起冲突。日方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城方罢休。这表明前二借口都是以达到占领宛平为目的。

［３］齐，８日代称。

图８遭到日军炮击后的宛平城墙严宽致何应钦报告中日冲突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急。重庆。军政部部长何钧鉴：密。请转委员长蒋。庚晨电计呈钧鮞。

１．绍文、治安谈：昨夜日军强迫侵入卢沟桥镇，遂与我驻卢部队发生冲突。现检查我军死伤１８０余名。刻日军企图入卢镇，要求我军退出。秦谓“卢镇绝不能退出”，刻正在对峙中。２．秦谈：日军示威多日，此次在卢发生冲突，系日军有计划行动。３．我军士气极盛。职宽叩。庚晨。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２３解读［１］此电是８日晨发出的，对于刚刚过去的七八个小时卢沟桥的情况，电文报告说，“昨夜”（即７日深夜至８日凌晨），日军强行要进入宛平城，遂起冲突，双方交火中，中方伤亡１８０余人。可见战斗甚为剧烈，日本某些人所谓在８日晨５点３０分以前日军未开火之说，纯属歪曲事实。日本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就曾这样说：“７月７日下午１０时４０分，对方三次开枪射击。日本没有还击。日本是在第二天上午５时３０分首次还击，因为对方一直射击，所以首次应战。实际上，在７个小时时间里，当地的日本军隐忍自重。即使从这一点来考虑，日本显然没有战斗意志。”（［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５页）事实上，只要看看当时的文献，就可知哪有什么日军“没有战斗意志”记录？相反，野心勃勃的日本军人一直在极力寻求战争机会，要靠武力胁迫中方退让妥协，接受其无理条件。

图９驻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战士奋起抗击日军的进攻俞飞鹏致何应钦转达中日冲突局势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急。巴县行营。何部长、顾主任［２］：更密。据平津报话局电，略称：１．驻丰台日军约五百人，昨晚开卢沟桥演习，因附近驻有廿九军部队，日军于演习完时，有一部分冲入廿九军驻地，致起冲突。日军派森田中佐要求停战，遂停止。□时炮声又作，至十时止。日死准尉一，伤少尉一。日并占领卢沟桥北千米之龙王庙。

２４七七事变真相廿九军尚占住卢沟桥。２．庚晨一时，日军至卢演习，声称上次演习日走失一人，并借口我驻军有向彼射击事，要求进宛平城搜查，我未允。五时彼先射击，至十时双方停战。我驻军一面防御，一面由冀会派林耕宇赴当地交涉。我要求日军撤退原防再交涉，迄未撤退。３．齐午［３］，津日军出动（有大批坦克车等），由平津公路向平方开去。各情。除委座已指示明轩及京方以方针外，谨电闻，馀续报。俞飞鹏叩。齐亥。牯秘。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俞飞鹏（１８８４—１９６６），字樵峰，蒋介石表兄。七七事变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负责制定战时交通应急方案。其时正随蒋介石在庐山，向还在四川的何应钦、顾祝同转发平津的电报。

［２］顾祝同（１８９３—１９８７），字墨三，时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当时正在重庆参加川康整军会议。

［３］齐午，８日１１—１３时。下文“齐亥”为８日２１—２３时。

金振中回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１］我于一九三六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和卢沟桥防务。当时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用心险恶。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平的咽喉。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平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唾手可得。

我率领的笫二十九军一一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是一个加强营，计有步兵四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连，重机枪一连，战斗力一千四百多人。

我部到卢沟桥后，立即按战斗需要进行兵力部署。

当时日军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气焰十分嚣张。我便经常向士兵进行爱国教育，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敌之志。

七月六日，午饭后，为侦察敌情，我换了便服，扛着铁锹走向铁桥以东五百米左右的日军演习地，察看日军动态。刚过卢沟桥火车站，远远看到日军队伍，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２５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越来越近。见到此情，我马上回营部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连做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日军进入我阵地百米内才准射击，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

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的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方戒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的谎言，企图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报许处长，请他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六间，炸死士兵二人，伤五人。防守阵地的各连长纷纷报告，日军潮涌般地向我阵地扑来［２］。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到深夜两点，许处长又来电话说，日方提出两点建议：一、双方停止射击，各自运回伤亡的士兵；二、天明双方派员调查丢失日兵一事。这两项建议绥署已同意，让我通知所属。

———金振中讲述、郭景兴等整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载《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５年８月２日解读［１］金振中（１９０３—１９８５），曾参加喜峰口抗战。七七事变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他亲率部下奋勇抗敌，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后在收复卢沟桥铁路桥东端阵地、追击逃敌时身负重伤。伤愈后又重返抗日前线。

［２］作为事变亲历者，金振中的回忆表明，日军在７月７日深夜已与中国驻军发生了武装冲突，日军不仅有步枪射击，而且进行了炮击，而非日方通常所认为的在８日凌晨４点２３分日军才获得可以开枪的命令、迟至５点多钟才进行“还击”的说法。只能说，５点多是日军更有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时间。

图１０卢沟桥抗敌英雄金振中晚年照片２６七七事变真相何基沣等回忆事变中与敌冲突的过程［１］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日寇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县城在卢沟桥北端），到长辛店地区演习，我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七日我军接到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都配备了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旅长何基沣当据以报告了正在保定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并促其速返。冯立即赶回北平，听取了何基沣的情况报告，并与何布置了应战的准备。是日夜间，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十一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县城的东方，我城内守军当即加以严密的注意。夜十二时，日使馆武官松井以电话向我冀察当局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结果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我方因其所称各点不近情理，显系别有企图，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少顷，松井又来电话，声称，我方如不允许，彼方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又为我方所拒绝。同时得报，谓日军对宛平县城已取包围形势。我军政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当与日方商定，双方立即派员前往调查阻止。我方所派为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及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２］等三人，日方所派人为冀察绥署顾问日人樱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等三人，于八日晨四时许到达宛平县署。寺平仍坚持日军入城搜索失兵，我方不许。正交涉间，忽闻东门外枪声大作，顷刻间，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我军为正当防卫，乃奋起抵抗。我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并有“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之语。在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的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曾被敌人攻占。至八日下午，我军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齐向敌人反攻，并与敌实行白刃战，复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

———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七七”事变纪实》，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１辑，１９６０年１月版解读［１］此文五位作者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均是宋哲元的下属。何基沣（１８９８—１９８０），字芑荪，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邓哲熙（１８９４—１９８１），字仲芝，时任冀察政委会委员、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戈定远（１９０１—１９７７），时为冀察政委会参事，事变发生前后作为二十九军代表正在南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２７京负责与中央的联络事宜。王式九，时任冀察政委会秘书长。吴锡祺（１９０１—１９８２），字又祺，时任冀察政委会咨议。他们的回忆表明，七七事变中关键点在于，日军找借口要进入中国驻军所在的宛平城，中国驻军坚决拒绝，于是日军以中方不答应其无理条件而发动了进攻。

［２］周永业，字振工，事变发生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参议、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早年曾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曾多次参与对日交涉，故受秦德纯委派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参与事发时的谈判。

随向功谈日军要进宛平城引发冲突［１］七月六日［２］那天，日军全副武装，头戴钢盔（平时戴布帽），扬言有名日军士兵失踪，要强行进入宛平县城内搜查。我三营一排官兵在南口站岗，力阻进犯。日军当时为我军所威慑，遂撤回丰台。午夜，在团部军事会议后，团长吉星文［３］命令我带五、六两连，开赴宛平县城准备参加战斗。我们在三点三十分出发，四点十分到达卢沟桥南端，就地就堑待命，与日军对峙。四点四十分，日军首先向我方发射两枪，紧接着轻重机枪全部开火。我当即命令我官兵，以全部武器发射反击。就是这样，我中华儿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打响了为民族复仇的一枪，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

日军向铁路桥西、永定河北岸的攻击最猛烈，妄图占领卢沟桥铁桥，切断平汉铁路。我军驻守在回龙寺的三营一排官兵亦猛烈回击。战斗持续到中午十一点四十分，双方暂时停火，清理战场。我回龙寺三营一排官兵伤亡二十五名，三营营长金振中负伤。我卢沟桥阵地官兵伤亡三十八名。日军被打死七十多人，大队长一木清直被当场击毙［４］。

———随向功：《回忆卢沟桥事变》，载《团结报》１９８４年７月７日解读［１］随向功，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二营营长。

［２］“六日”应是七日之误。

［３］吉星文（１９０８—１９５８），字绍武。七七事变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团长，率部驻守卢沟桥，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

［４］按此处为作者误记，一木清直未在这次冲突中身亡，他是在１９４２年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战死的。

２８七七事变真相图１１宛平城城门王培文谈日军欲进宛平城引发冲突［１］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２］，屯驻在丰台的日军举行军事演习，给北平宪兵司令部和二十九军公事通知后［３］，宪兵司令部随即派分队长杨成大前来联络。日军的演习由北平南面丰台直至宛平城郊，实际是挑衅性行动。下午五时左右，演习暂告停止。那时，我在桥头乘凉，突然见到一名日兵牵着马朝宛平县方向跑来。我用日语通知他，铁桥那边不准去，但对方置之不理，继续朝北走。天黑后，我回大王庙，晚八时左右，听到日军宿营地吹号集合点名。一会儿，日本中士军曹带一名士兵来大王庙，声称要进宛平城找人。当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曾下令，晚八时必须关闭城门。杨成大对日本军曹说，城门叫不开，明天再交涉，并告诉他，日军也不能随便进城。日本军曹坚持要当晚进城搜查。杨成大没法，便叫我一起陪他们去叫城门。杨成大先喊：“日本部队少了一人，要进城找人。”城楼驻军问他是何人，杨成大答：“宪兵司令部派来的，还有你们排长王培文。”城楼回话：“宋委员长有命令，城门关了，皇帝老子来了也不开。”杨成大把这意思给日本军曹讲后，日兵大闹。我们在城墙下站了个把钟头，双方僵持不让，日本军曹拔出烧鸡式手枪，随即朝城楼打了一枪。这是日军蓄意发动卢沟桥事变的信号，我是历史的见证人。

下面枪声响后，城楼驻军也不示弱，随即扔下一颗手榴弹。我和杨成大赶紧滚向护城河，日本兵则不辞而别。十时左右，日军开来一支队伍，朝宛平县城打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２９枪，后来把迫击炮也拉出来了。城里二十九军驻军以小炮还击。至七〔八〕日凌晨二至三时，双方仍在激战。杨成大即回北平报告，我与驻守在铁桥的一个连会合，向宛平县西门外的日军射击。天亮时，日军越来越多，我们向北平求援，二十九军把驻守在北平南苑和城东的部队调来，铁桥守军也增加到一个营的兵力。双方激战了三天。

———王培文：《我在“七七”事变中的所历所闻》，载《团结报》１９８４年７月７日解读［１］王培文，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下属某排排长。此文反映了当时日军派人来联络欲进城的情形。

［２］“六日”应是七日之误。下文“七日”为八日之误。

［３］此处称日军向中方北平宪兵司令部和二十九军下了军事演习通知，而当时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人的秦德纯并不知情，而且，即使日方下了演习通知，他们也并没有考虑中方是否同意，擅自就划定了演习区域，未经许可即进行演习。因此秦德纯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日军任意在我国领土内演习，此事违反国际法，事前既无任何通知，我亦未作任何许可。”（《华北日报》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４日）中国守军亲历者回忆事变最初的枪声关于最初枪声的情况，直到今天都还是一个谜团。

据清水节郎亲自记述，当时根据“直感”，枪声是实弹射击，但未曾目击发射闪光。并且没有提到是中国军所发射。

另一方面，当年守卫卢沟桥而驻屯在该桥北端路边白衣庵的中国军排长祁国轩向笔者谈称：“那天夜晚，时时听到日军的枪声。日本枪的声音‘噗通！噗通！’比较低沉；中国枪‘卡科！卡科！’响声激越。两者不同，谁都能够听得出来。不过，那些枪响，是朝天发射的声音，和水平射击不同，听惯了的人也能辨别，所以我们很放心，就像没有听到一样。到了晚上１０点稍前，没有脱卸军服，正想和衣而睡，来了一个日军使者，用中国话发问：‘有我们的人来过这里吗？’答说：‘没有！’那人便回去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日军对我们所驻守的这个小庙已经作了能够攻击的部署。当夜，日军的演习和平时显然不同。在演习中，日本兵一接近３０七七事变真相中国军的岗哨时，中国方面便喊出口令（当夜的口令是‘国家’）。平时，日本兵必然会闻声退走，可是，在这天夜里他们却答称‘日本人’！毫不在乎地走进我们的阵地。看这个光景，实在是非比寻常。”还有，“第一枪”由哪一方面射出？有人推测是共军的便衣队所发，藉以肇生事端；但祁国轩说：“共军的枪声又是一种声音，马上就会听得出来，当时不像那样的响声。”———日本《产经新闻》社编、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第２—３页秦德纯在远东国际法庭作证谈卢沟桥事变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十二时十分，余接冀察外交委员会之报告，转告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之电话，谓日军一中队刻在卢沟桥附近从事夜间演习时，遭驻内城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所属部队射击，演习部队一时陷于混乱，点名结果：兵士一名失踪，故日军今夜将入城检查，此事应如何应付，以电话请示等语。余答谓：日军任意在我国领土内演习，此事违反国际法，事前既无任何通知，我亦未作任何许可［１］，故即令兵士一名失踪，我方并无责任，如兵士确实失踪，即刻令卢沟桥驻军会同地方警察搜索，余如此经由外交委员会传达意见后日军仍强硬要求入城，并决定不获许可，即使用兵力围城［２］。其后余讯问昨夜日军有无演习，答谓：并未演习［３］。此时日军认为不交一战，不能入宛平城，遂由三方面将城包围。六时许［４］敌人用机枪射击城内，逐步迫近，中日战争于焉开始。八、九两日战斗甚为激烈，敌军死伤甚众。敌见战况不利，九日遂派松井等来求交涉，谓失踪兵士业已寻获［５］，可以和平解决。于是又即开始商谈，结果决定如下三项：①双方立即停止战斗；②双方军队撤至原来防地；③卢沟桥及宛平城守军改由其他部队代替对日敌意稍浓厚之三十七师部队。并加附属协定，敌今后不得发生同样事件。然日军以该条项为缓兵之计，乘机抽调关东军部队来平、津作战。十四日双方复开始战斗，战况愈益激烈。此即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交战情形。发动事变之敌军主要军官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旅团长川边［６］、联队长牟田口廉也、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７］，又事变当时之参谋长系桥本［８］。然最初领导占领华北者，乃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土肥原贤二［９］。

———《华北日报》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４日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３１解读［１］秦德纯出庭作证表明，日军演习未获得中方许可。事实上，在那以前的十余天中，日军不断地在进行实弹演习，未必通知中方演习事项。据王培文回忆，７月７日日军在卢沟桥一带演习前却向北平宪兵司令部发了通知，似乎预示着此次演习有特别含义。但即使下了通知，也并未获得中方的许可。

［２］日军找借口要进入宛平城，并以武力相要挟，正说明他们一心要挑起战争。

［３］此是１９４６年秦德纯说的话，上距七七事变已有９年了，其回忆中的某些细节恐有一些误差。此处所言日军“并未演习”，显为误记。

［４］“六时许”指的是日军从三面包围宛平城并已开始了大规模进攻的时间，实际上在此以前，日军已与中方开始了相互的射击，其中８日凌晨３点钟以后，日军还进行了炮击，《申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即有如下报道：“日军此次三度炮攻宛平县城，一为七日夜三时后……”［５］日方并非迟至９日才承认失踪士兵已找到，在８日凌晨两点多中日双方交涉中，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便承认了失踪士兵已找到，但是他仍毫无道理地坚持要让日军进入宛平城，称调查该士兵是如何失踪的。

［６］为河边正三之误。

［７］酒井隆（１８８７—１９４６），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２０期、陆军大学第２８期。１９３４年８月被任命为日本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１９３５年曾拔刀逼何应钦在《何梅协议》上签字。七七事变发生时任日军第十四师团步兵第二十八旅团旅团长，当时军衔为少将。抗战胜利后作为战犯在南京被处决。

［８］桥本群，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２８期军刀组。七七事变发生时任驻屯军参谋长，少将军衔。１９３８年１月调任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

［９］土肥原贤二（１８８３—１９４８），先后毕图１２率第十四师团到华北作战的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１６期、陆军大学第土肥原贤二３２七七事变真相２４期。曾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情报工作，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和华北自治运动，逼签了“秦土协定”。七七事变发生时，他正担任日本陆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率部加入华北的战斗。在中国作恶多端，抗战胜利后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秦德纯激励我军抗敌七七之夜，约在十一时四十分钟，我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１］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即卢沟桥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我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答复后夜晚二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我即将此经过，以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之吉星文团长，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同时并令吉团长，派官长侦探丰台方面敌人动态。到凌晨三时半，接吉团长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我当即对吉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并以此处置通知冯师长。

八日拂晓约五点，日军已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均经我吉团长与王冷斋专员（行政督察专员）拒绝。日方武力威胁之伎俩已穷，即开始向城内炮轰，并掩护其步兵前进。事前我曾告知吉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击距离内（三百至四百公尺），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

在八日对战时，卢沟桥铁桥上原驻我步兵一连防守，双方争夺铁桥，备极惨烈。曾被日军将铁桥南端占领，我军仍固守铁桥北端。彼此对峙至九日拂晓前，我方由长辛店调遣部队，协同我桥北端部队向铁桥南端日军予以夹击。是夜，细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３３雨纷霏，敌人正疏戒备，我官兵精神抖擞，轻装持步枪、手榴弹、大刀，出敌不意，秘密接近桥南端，将该敌悉数歼灭。当其被大刀队砍杀时，他们有的卑躬屈节，跪地求饶，所谓皇军威严，已扫地无余。

———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６２年６月出版解读［１］魏宗瀚，字海楼，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卢沟桥事变时曾参与谈判。

洪大中谈我卢沟桥驻军夺回铁路桥与龙王庙［１］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这天，我传递的电话主要是时断时续的战况。日军的气焰很嚣张，在我们尚无作战准备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占据了永定河沿岸的龙王庙和平汉铁路桥。这就意味着我宛平城防守军可能腹背受敌。因为日军通过铁路桥，随时可以踏上永定河西岸，迂回至卢沟桥，堵住宛平守城部队的退路，一面分兵进犯长辛店，良乡、汲县一带是平川，无险可守，则大河以北危矣！北平将成为一座死城，我军亦会陷入包围。所以平汉铁路桥和龙王庙在军事上关系极大。但八日这一天日军未向永定河西岸运动，主要是他们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少数日军又怕被我消灭在河滩的开阔地上。这就给我们极为有利的时机。我军于八日黄昏时组成大刀突击队，在何基沣的亲自指挥下，一举夺回平汉铁路桥和龙王庙，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宛平县城侧后的威胁。当小刘［２］告诉我这一喜讯后，我悬挂了整整一天的心才安定下来，马上向北平电告。秦德纯和张樾亭［３］叫我转告前方官兵，表示祝贺和慰问。据小刘说，何旅长八日黎明前就到了宛平，挑选突击队，并把第二一七团调到永定河西岸作预备队，警备河防。入夜，第二一九团的突击队手持大刀短图１３指挥卢沟桥作战的何基沣旅长３４七七事变真相枪，在河西岸集结待命。城里的人没有听见枪响，就听说收复了平汉铁路大桥和龙王庙。原来，我突击队是用大刀砍退了日本鬼子，所以听不到枪声。倒是在宛平城上，为了掩护夺回铁路桥，我军的机枪齐鸣，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收到很好的效果。

———洪大中：《挥泪告别卢沟桥》，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洪大中，时任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这段文字记述我军夺回的铁路桥和龙王庙，为扼守平绥、平汉铁路出入北平的咽喉要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２］小刘是宛平县政府接听前线电话的工作人员。

［３］张樾亭，七七事变时任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曾受宋哲元之命于７月２５日赴南京向中央汇报平津形势。

孙文涛回忆卢沟桥血战［１］１９３７年，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的第三营驻防宛平。该营为“四四编制”的特大加强营，辖４个步兵连，事变爆发后，团部又配给它一个机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个连，该营还收编了一个保安队（连），合计１４００余人，相当于旧军队一个半正规团。每个步兵班都有一挺轻机枪或掷弹筒，弹药很充足。像这样强火力的部队，在旧中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中略】晚上１０点多钟［２］，城东铁路桥涵洞走出一队鬼子兵，排着四路纵队，每队十几个人，全副武装整齐地向东门走来，一个小队长模样的头头走在前面。到城下用中国话叫门称：“我们演习时丢失一人，要进城搜查！”带班的马排长在城上回答：“城里没有你们的人，不能开门！”城下日军坚持要开城门。城上城下的人言来语去，僵持不下，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只听“砰”的一声清脆的枪声，一颗子弹从日军队伍中射出擦着城墙飞向夜空。随着这枪声，潜伏在铁路东侧的日军一齐开火，轻重机枪及山炮急风骤雨般射向宛平城，城上守军被迫还击。敌人火力太猛！为了减轻东城上的压力，我认为应以攻为守，派队伍出击，金振中欣然同意。遂即令十连出西门绕北城墙向东，先驱逐卢沟桥车站之敌，夺回车站；随后向南展开，火力直接威胁沙岗子敌指挥部。敌人是沿铁路向南展开队形，我军是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３５从北向南打，正好给它来了个“穿糖葫芦”，把敌人揍得稀里哗啦。

我军规定的联络信号是用手电筒蒙上红绿绸子，敌人也是用红绿灯，造成双方互相误会，当队伍冲上去就混打到一起了，敌后有我，我后有敌。在黑暗中只要不说话，谁也不好下手，因此双方伤亡都不大。翌日凌晨两三点钟，东方天空有些发白，双方军服的颜色还分辨不清，却先发现日军帽子后边有个“屁股帘”正是大刀砍的靶子。小鬼子的刺枪术不错，但不如大刀来得利落，刀起刀落寒光凛凛，杀得敌人不是少胳膊断腿，就是做了无头鬼。这一场恶战杀得日军鬼哭狼嚎，日方伤亡惨重，我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那天早上，我方能够自己走下来的彩号，按原路回城到包扎所从我门前经过，不足一小时门前的路都被染红了。

日军因待援，假惺惺的提出与我方谈判。连日来时常是谈谈又打打，而打打又停停。东门始终是敌人主攻目标，日军集中山炮向我猛烈轰击，将东门北侧的城墙炸开一个大豁口，步兵轮番向豁口发起冲锋。卢沟桥西岱王庙是永定河河务局，局长刘郁馥捐献出上万条防汛的麻袋，组织民工装上河砂，帮助军队冒着枪林弹雨往城上背，拼命补修城墙。刚刚补好的城墙又被炸开，就再修，反复多次。有的士兵负了伤，有的牺牲在自己刚垒起的那段城墙上。敌人的炮火接连不断，修城的勇士前仆后继英勇抗敌，不少鬼子兵丧命于城下。与此同时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我军奋起抵抗，我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并有“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等语。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上的铁路及附近的龙王庙等处被敌人占领。

８日早上５、６点钟团部派机枪连来增援，据说他们是从长辛店以南跑步来的。当尖兵刚一上桥，发现铁桥北有一队鬼子兵一二百人，前部已到河心，排尾进入了河滩，欲奔袭长辛店团部，并切断三营后路。连长接到尖兵报告，立即命令全连上石桥一字排开坚决消灭敌人！四挺重机枪，十几挺轻机枪一齐咆哮，一下子把敌人打蒙了，除极少数几个鬼子带伤逃脱外，都打死在铁桥下。

８日早约６点钟，吉星文团长带着四个马弁从长辛店急驰而来。先到前方团部听了我的敌情报告，准备去营部，出房门时，敌人的炮火打得正凶，县政府被炸毁了，西门楼东北角飞檐被炸飞了，正落在我的大门口。六个传令兵同我跟随团长刚走到院中，一发迫击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过头顶，我奋不顾身用力推倒团长，只听“轰”一声爆炸，立时砖土飞扬，影壁墙被打掉一个角，我们距爆炸点仅有两三米远。我们十一个人爬起来完整无缺，抖掉身上的碎砖土块，再一看团长３６七七事变真相右前额挂了彩［３］。【中略】吉星文带伤在三营营部同我与金振中研究战况，调整部署。最后对我们交待：总的意图是撤出宛平县城［４］，到桥西组织抵抗。重迫击炮连先撤到桥西构筑迫击炮阵地，火力支援桥东撤退，其他各部顺序后撤，由十一连担任后卫。安排完毕，我们一同出西门，只见刚进城的重迫击炮连正在过桥。远望铁桥十一连阵地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火力越来越猛，攻势越来越大，十一连要顶不住，全营就不能撤出宛平。团长马上调十一连连长，亲自交待任务，明确指示：要死守卢沟桥！连长带着与铁桥共存亡的决心回去重新调配部队。我们目送团长上桥回长辛店。各部队开始向石桥集结。金营长按计划命十一连向城西靠拢。第一次传回来的答话是：守铁桥比守石桥重要，十一连誓死守铁桥！金营长下达撤退命令，第二次传回来的答话是：团长交给十一连是守桥的死命令，我们不服从撤退命令。说话间，敌人的火力完全封锁住铁桥与县城的通道，形势相当危急，图１４在卢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是金振中舍不得丢掉十一连，心急如焚。连续吉星文为团长的二一九团派出几个传令兵，都在封锁线上负了伤，命令再也送不上去了。金营长只好派十二连组成突击队上去接回十一连，同时加强西北城墙上的火力掩护。十一连见十二连上来了，误认为是增援，索性把队伍拉到铁桥北，把南段阵地让给十二连，十一连整体压缩到龙王庙一线集中防御。十二连接应无望，只能退回城。日军趁势包围了十一连，火力同时威胁到石桥，桥上已经不能站人了。金振中只好停止撤退，重新调整部署，此后以抢铁桥、夺龙王庙为中心与日军酣战三天四夜。

几天来，金营长为十一连突不出重围揪着心捏着汗。每天晚上我们都组织突击队营救均未奏效。十一连每当听到外面有喊杀声，就组织突围，可是冲杀声一天比一天小，最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们趁双方停火的间隙才把全连仅剩下的连长和司号员救出来，连长身负重伤被抬下阵地，其他弟兄都阵亡了。十一连连部设在前方团部对门一家（居民不在了）院里，从其他连队，抽调一个班为之站岗，大门上悬挂着油布制的十一连部牌子。

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３７连长含泪汇报战斗经过，使人心碎肝裂。龙王庙是守铁桥的要地，失守三次又被夺回三次，战斗惨烈。最后时刻只能由司号员爬到死尸上找子弹，用压弹机为连长压子弹。当时部队用的是德国“达姆弹”，机枪步枪混用。当敌人进攻时，连长打机枪，司号员躺在战壕里仰天吹冲锋号。我一生参加过多次战斗，像十一连这样顽强悲壮的阻击战还遇到不多。全营官兵为牺牲在龙王庙战斗中的抗战英雄们流出了悲愤的眼泪。

———孙文涛：《历史不会忘记卢沟桥畔的枪声》，载《人民日报》１９９７年７月７日解读［１］孙文涛，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侦察参谋，在战火中的宛平城协助金振中营长指挥战斗。

［２］指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

［３］据王冷斋回忆，吉星文因日军炮击受伤一事发生在７月２０日。

［４］吉星文团长让我守军撤出宛平城，应是７月９日按中日双方在北平谈判确定的双方停止冲突、各自后撤的决定实行的。而事实上日军既不后撤，还不断开火，谈判作出的决定很难真正落实。

台湾学者剖析卢沟桥事件爆发真相卢沟桥事件，自发生到开战，其过程相当复杂，归纳起来，有下述两个情况，值得探究其真相：第一个情况，是日本兵失踪的问题。

依据日方的说法，七月七日晚间十点四十分左右，在卢沟桥砂石场演习中的日军第八中队，突然受到背后堤防方面中国军阵地发射的数发步枪实弹射击，接着又有来自右后方平汉铁路铁桥方面的十多发射击。中队长清水节郎立即下令停止演习，集合官兵点名，发现缺少了一名新兵，急忙派传令班长乘马驰赴丰台，向大队长报告；同时带着部队向东方村落移动，八日午前一点钟，到达西五里店。至于失踪的新兵，是因为大便离队，在二十分钟之后就已经归队，而清水中队长却是在两点零三分，和由丰台赶来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会合时，才向他报告。

这个说法，出于日军在事后编造的“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有一位在日本史３８七七事变真相学界被公认为是研究中日战争史的权威学者秦郁彦，就采用这个说法，并且在他的著作中强调：“清水中队长在四个小时后，才报告失踪兵已经发现，以致日本方面为了找寻这个兵，深夜通过外交交涉，要求进入宛平县搜查，而使中日双方对于此一事件产生了过分重大的印象。”对于上面这个说法，笔者认为值得怀疑。因为当年的日本军队，素以管理严格，办事切实著称。失踪了一个兵，又找到了，在一个中队长的立场而言，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怎么会糊涂到四个小时之后才向上面报告？笔者就是被这个怀疑驱使着，结果找到了一件真实的史料，那就是一木清直大队长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东京《朝日新闻》举办的“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七月七日晚间十二点钟左右，得到清水中队长派来传令班长的报告，我当时对于受到枪击的情况并不在意，但一个兵失踪，问题重大。于是立即打电话到北平，向联队长报告，并陈述要带着队伍到卢沟桥，和支那方面办交涉。联队长指示：好！丰台我军，应即出动，占领一文字山（在宛平城东北郊约一公里，我国地名‘沙岗’，日本人擅自改称‘一文字山’），部署战斗队形，等到天明，和卢沟桥的营长交涉。我当即紧急集合部队交待中岛中队长指挥赴援，我自己带了一个随从，先行出发。八日午前一点钟稍过，赶到了砂石场，与清水中队长会合，据报告那个兵已经找到，并无异状。”一木大队长这一段谈话，当然是最可靠的史料，但秦郁彦不予采用，却依据日军在事后编造的“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指摘清水中队长延迟报告失踪兵已归队的事实，其用意显然是在掩饰日军借故挑衅的责任。

第二个情况，是在北平深夜外交交涉的经过。

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在十二点钟左右接到一木大队长电话报告后，立即通知担当联络任务的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我方提出交涉，要求让日军进入宛平城，找寻失踪士兵。我方婉言拒绝日军入城，允由宛平警察保安队代为找寻了一个小时，毫无踪影。直到深夜两点钟，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奉命到日本特务机关，说明找不到那个兵，此时，松井特务机关长才说出，兵已归队，但为了明了失踪的情形，还须要到宛平城内调查，以便谈判；王冷斋反诘他说：只要问问那个兵本人，不就明了了吗？但松井仍然坚持要去调查，结果决定双方派人会同前往宛平。三点钟，刚要出发，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突然邀王冷斋去见面，声色俱厉地查问王冷斋是什么身份，有无处理事件的权责。像这样，又争持了半个多小时，快到四点钟，王冷斋一行才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３９得出发。

依照一木大队长的谈话，他在一点钟已经知道失踪兵归了队，当然会尽快向北平报告。可是北平日本特务机关却把这个事实隐瞒到两点钟才说出来。而且自十二点多到两点钟之间，向我方严重交涉，要求找人，其目的显然是在制造精神压力，企图迫使宛平城内我军退往西门，让日军占据东门。同时，可能是唯恐我军先发制人，乃利用交涉，拖延时间，使丰台日军第三大队主力到达沙岗，部署攻击态势。并将在通州的第一大队调到北平朝阳门外靶场集结，开赴丰台。

而第三大队在七月八日拂晓，就枪炮齐图１５反映卢沟桥抗战的版画鸣，对宛平城及永定河堤防一带我军猛烈进攻。

从上面两点简单分析，可以了解卢沟桥事件即使是偶发的，但是牟田口廉也、松井太久郎等军人立即把握机会，耍弄阴谋，企图强占宛平的事实，昭然若揭，后人怎么能够替他们掩饰得了。

———陈在俊主讲、谢培屏整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的真相与背景》，载台湾《近代中国》第４１期，１９８３年６月出版王冷斋卢沟桥抗战纪事诗［１］一声刁斗动孤城，报导强邻夜弄兵。月黑星沉烟雾起，时当七夕近三更。

暗影沉沉夜战酣，大刀队里出奇男。霜锋闪处寒倭胆，牧马胡儿不敢南。

（八日九日两夜，夜战极烈，我军大刀队突袭敌阵，斩馘无数。有少年健儿手刃数敌，日兵避易，不敢前进。）———王冷斋：《卢沟桥抗战纪事诗》，转引自郭景兴、蒋亚娴《七七事变追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６月版，第１７７—１７８页４０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王冷斋有卢沟桥事变纪事诗５０首，此处所选为其中二首。前一首描述七七事变之夜日军挑起争端，后一首描述我军大刀队袭击敌军夺回阵地情景。

关于事变的新闻报道卢沟桥事变成因及其最初情形［１］自去年日本在华北增兵后，迭在丰台建兵营机场，进而谋在卢沟桥作同样设备。县长兼专员王冷斋，周旋应付，煞费苦心，卒获保持土地之完整，遂为日方所痛恨，此为事件之远因。最近又以此间当局久滞梓乡［２］，交涉失其对象，而国大代表选举遵令进行，复予以多少刺激［３］，乃欲造成恐怖局面，以达压迫当局返平之目的，此为事件之近因。迩来日军频频在卢演习，且皆实弹露营，人民已司空见惯。但至七日夜间，人数忽增，至八日晨三时二十分左右，忽散开成为散线，以宛平县为目标，向西急进。至距离约百米时，竟发炮鸣枪，冲锋前进，于是事件之冲突，遂开始矣。【中略】据探悉当日军向我进攻时，我方初犹疑系日军演习，及其愈迫愈近，有意挑衅，始知系欲抢夺县城，当即起而应付，为正当防卫计，予以还击。因县城甚小，苟不抵抗，即将不保也。日方见我抵抗，更以小钢炮小过山炮轰击，其目标在夺取卢沟石桥，进取县城。自八日晨三时半起，至八日晨七时五十分，枪炮声不停。我方死亡约六七十人。附近大井村一农民，且无辜被日军斩首。日军方面据传死准尉一人，一少尉负伤。自八时以至十一时，为双方接洽调停之时间，十一时我方以日方所提先撤兵条件不能接受，日方乃又开始攻击，至十二时始复停止。直至下午六时双方面尚在对峙中。此关于日军向我军挑衅之经过也。

———陈国辉编著：《炮火下之华北》，上海，华光书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１１３—１１４页解读［１］本文摘编自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报纸的一些新闻报道。

［２］指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回老家山东乐陵，迟迟未归。

［３］指当时正进行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日本一直想搞所谓华北自治，脱离中央，自然对于华北参与国民政府组织的国大选举活动大为不满。

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４１图１６日军强行在丰台修建飞机场天津《益世报》报道事件经过［１］【北平通讯】七日夜十二时许，日松井武官用电话向冀察军政当局声称：昨夜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郊外演习，忽闻枪声，当即收队点验，发现缺少一兵，同时认为放枪者已入城，要求立即率队入城搜查该兵云云。我方当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殊足引起地方不安。同时，我方在卢部队，昨日竟日均未出城，该种枪声，决非我方所致，婉加拒绝。但不久松井又来电话，声称我方如不允许，彼方将以武力保卫前进云云，同时我方已得报告，日军对宛平县城已取包围前进形势，于是我方再与日方商定，双方即派人员前往调查阻止。日方所派为寺平副佐、樱井顾问，我方所派为冀省第四行政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外委会专员林耕宇，暨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至今晨四时许，到达宛平县署，寺平仍坚持日军须入城搜查，我方未允。正交涉间，忽闻东门外枪炮声大作，我军未予还击；俄而西门外大炮机关枪声又起，连续不绝，我军仍镇静如故。继因日军炮火更烈，我军为正当防卫，万不得已，始加抵抗。我军伤亡颇众，牺牲甚大，但仍请其停止进攻，调回原防，否则责任应由彼方担负。日方答以永定河方面尚有二十九军骑兵，要求退去，方能再谈其他。现双方仍在对峙中。我方驻卢者均为步兵，并无炮兵，昨夜炮声均为日兵所放，我方军政当局均极镇定，不愿事态扩大，希望立即停止战斗状态，入于外交状态，倘对方一再压迫，进攻不已，为正当防卫起见，不得不与周旋云。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４２七七事变真相图１７《益世报》报道卢沟桥事变爆发解读［１］此通讯言简意赅，点明了几个要点：一是日方借口一士兵失踪而坚持要进入宛平城；二是不答应此要求日方即以武力夺城相威胁；三是双方交涉，日方提出中国驻军撤离宛平城外永定河防区。

卢沟桥事变原因与最初的战斗［１］关于七月七日的经过，中央社北平通讯有极详尽的报告，录如下。

（１）启事远因：二十九军自去年被日军无理压逼撤出丰台后［２］，即在宛平县永定河岸驻防，城内外驻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步兵一营另三连，其地去北平三十余里，去丰台七里，去卢沟桥约三里。以位于平汉、平绥、北宁三路［３］交叉中心，颇据形势。驻丰台日军尝因该地冯师驻在，竟一再要求当局撤退该地驻军及将长辛店让出，我方当即拒绝。去冬日方为求扩大丰台兵营增加驻军计，乃拟在卢沟桥、长辛店、宛平县三地间置一军事堡垒，以为丰台驻军犄角而便于监视我方宛平、永定河驻军。后因民众反对，纷请当局交涉制止，未容日方如愿以偿，然日方无时不在梦想此事之现实也。

（２）冲突口实：最近一周，丰台日驻军嘉田、?木两大队骑步兵［４］，逐日在卢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４３沟桥附近演习示威，我驻军悉隐忍不较。七日晚，嘉田部队一中队复于卢沟桥演习夜战，既毕，点名发觉缺少斥堠骑兵一名［５］。据日方事后声称，彼时忽闻宛平县城内枪声一响，即借此为口实，谓宛平城内驻军，向日兵射击，其失踪之兵士，当系被我方击毙，要求入城搜查。我驻军以时在午夜，居民皆已入睡，恐一遭惊扰，治安必紊，予以拒绝。驻平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根据嘉田之报告，以电话通知秦德纯，要求饬令宛平县开城，秦亦以前项理由答复。嗣松井复以电话告秦，谓如不许日军入城，即武装卫护队伍入内。同时宛平县驻军及专员公署，亦以电话向秦报告，云日军增加至四五百名，对宛平县城取包围攻势，盼速交涉制止。秦乃通知松井，要求彼方速派员协助冀察会中人驶往调查劝阻，松井乃派其副机关长寺平，驻平步兵第一联队长牟冈〔田〕口，协同冀察会军事顾问日人樱井、宛平专员王冷斋、冀察外委会参议林耕宇、冀察交通委会参议周永业等，乘汽车前往肇事地点。

（３）大举围攻：寺平到后，竟抛却其调查使命，代嘉田仍申前项要求，正争执间，突然东门发现枪声，西门则起炮声，并杂以机关枪声。我守军初时尚力持镇静，后见对方压迫渐紧，炮火渐密，遂奋起抵抗。双方对抗至九时许，枪炮声始稀，我驻卢沟桥附近龙王庙军约一排，不及撤退为日军所乘而缴械。冲突略停后，我方检查死伤共二十余人，日方则死伤小队长以下十余人。此际平津双方当局，均已得悉，互以电话接洽，各饬自方队伍，停止攻击。惟日军则散兵线卧倒于永定河岸丛林内，取待机之势。牟田口则要求我宛平驻军立即退出，永定河岸军队，亦须撤退。我则不允。至十一时半谈判仍无结果，冲突乃再起，但未几即停止，仍继行谈洽。日方要求如前，惟已声明失踪之兵士，业已返队，对二十九军射杀其士卒一点，作罢不谈，只认二十九军有抗日行为，必须撤退。我则坚持须日军回返原防，以后再谈其他。谈判终归决裂。午后三时，复发生冲突，三时半再停。牟田口即于此时致通牒于王冷斋及宛平城内驻军，限晚六时退出，否则大举进攻，我未之睬。迄六时，日方无甚动静［６］；八时左右，枪炮声复作，其后情况不明，闻张自忠已于晚七时乘汽车赴肇事地调查［７］，拟设法阻止事态之扩大。

———《中国的抗战》第１集附录，密勒氏评论报社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６—１５页解读［１］此报道的要点，一是宛平城位置重要，日军一直想将其占据；二是日军借４４七七事变真相口一名士兵失踪而要进入宛平城，实欲侵占之；三是日方无理要求我军撤出宛平及永定河防区，我军则要求日军撤回丰台原驻防地，双方分歧太大，７月８日的谈判毫无结果。

［２］丰台是交通枢纽。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日军强行进驻丰台火车站。１９３６年４月以后，日本陆续向华北增兵。为把我第二十九军挤出丰台，日军先后于当年６月和９月制造了两次与中国军队冲突的丰台事件。前一次事件后日军迫使宋哲元同意将原驻丰台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下属的营长崔蕴秋部换防调离，而日军则于７月在丰台建起了兵营，驻军增至２０００人；后一次事件后日军进一步迫使中方将驻军完全撤出丰台镇，移防至丰台东南的赵王庄、新林庄一带。

［３］平汉、平绥、北宁三路分别指北平到汉口、北平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北平到沈阳三条铁路。这三条铁路在丰台交会，成为进入北平的咽喉。

［４］丰台日驻军“嘉田”“?木”两个大队隶属于驻北平地区的中国驻屯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按嘉田，应是加藤之误（可能因当时记者通过电话向报社报道，同音致误）。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原姓加藤，卢沟桥事件，就是由他所率大队引起的。

图１８我军向进攻卢沟桥铁桥的日军射击［５］斥堠指通信兵。当时失联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因解手而耽误归队时间。

［６］据有关新闻报道和当事人回忆，通牒限定的最后时间为下午６点，时间一到，日军即对宛平进行炮击，炮弹当即落入县府公署内。

［７］此为传闻，张自忠未到冲突现场去。

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４５７月８日凌晨５时以前中日两军一直存在冲突战事延至上午五时稍停。惟双方仍在对峙中，不时还可听到断续的枪声。总计是役我军伤亡十余人，损失颇重。而日军此次之演习，及炮击我军之各项行动，确是一种早已预定的计划。我军为保卫国土及正当防卫起见，不得不与日军周旋，不过只要日方答应双方同时撤兵，则我方仍愿与之作和平谈判。

———《卢沟桥事件经过》，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１页７月８日凌晨３时以后，全天日军多次炮击宛平城据卢沟桥逃难来人谈，日军八日晨三时廿分至七时五十分，又十一时至十二时止，两次向我发炮约百八十余响。下午七时半后，又陆续射击数十发，城内落炮弹甚多，损失颇巨。现县长兼专员王冷斋，仍在城内主持一切，意志甚为坚决。

———上海《兴华》周刊第３４卷第２６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版图１９日军炮击宛平城７月８日日方要求中方撤出宛平，并炮击宛平城据宛平县警官柏荣光谈，七日深夜发生冲突后，八日日方致我通牒，竟要求限于六时前，自县长以下至百姓，应全部退出，欲来接收县城。当时王县长因电话电报俱断，无法向长官请示，只与本人（柏自称）与金营长商议竟日，尚未得有结果。日军已开炮轰击，此役彼方目标完全在于县府，因县府屋顶竖有旗杆，可作彼射击标准［１］，故县府同时受中四炮，县长卧室、大客厅及第三科办公厅等处均被毁，后将旗杆卸去，发炮目标遽失，遂多落于民房。共计日军此次三度炮攻宛平县城，一为七日夜三时后，二为八日上午十时后，三为八日下午六时后，共发炮二百余发。我方死伤现尚不知确数，但已收殓尸首六十余具，抬赴长辛店茔地掩埋。受伤者约有４６七七事变真相百二十余人，亦已陆续运至临时所设之医院医治。日军死伤实数不详，但与我方亦不差上下，其死者已运往丰台或天津。由此观之，此次战事不能谓不激烈云云。

记者与柏分手后，复往各街衢大略巡视，因接防伊始，戒备仍严，故不克十分自由，且新雨初晴，泥泞载道，除保安队之巡逻外，绝少行人往来，景象凄冷。睹之徒增愤慨，又因一切损失均待调查，人民惊魂甫定，不愿与县境外人闲谈，用是调查颇难。

（十日中央社电）———《宛平城视察记》，载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解读［１］或认为日军是通过日方入城谈判人员返回后告知县衙具体位置，为炮击明确了目标方位。此说存疑。日军的间谍工作做得很细致，战前就应当对宛平城内的布局了如指掌。开战后又如此文所说，有县衙旗杆为标志，因而日军的炮击能准确命中县衙。

７月８日夜二十九军派大刀队出击［１］记者十日晨再度赴宛平视察，行经战场，见禾苗尽被践踏，间遇死尸横陈。据当地人说，战事以八日晚最烈，是夜十一时许，日军二百余人由永定河东岸向河西进攻，抢夺卢沟桥，桥西我金营［２］一排当时全军覆没，县城西门城上守城某连长眼见日军前进，我援军不继，气愤不堪，不待命令，即派一排兵出西门往援。该排兵士丢掉步枪，持大刀手榴弹黑地里偷偷前进，行近日兵时，举刀砍杀，声震四野，日兵猝不及防，死三十余人。该排兵士中有一十九岁青年连砍日兵十三人，并生擒一人，该日兵跪地求饶，亦被砍杀。旋又有援军一连，由某处开到，将过桥日军所余百余人全数歼灭，夺回全桥。在卢沟桥车站指挥日军的河边旅长［３］，几被我生擒。至九日晨三时战事方完，此连士兵亦死伤四分之三，仅有一排生还，悲壮忠烈，实所罕见，即日军指挥官亦为之咋舌。

八日至九日两日间，双方死伤均为二百余人，就兵器言，日军死伤应少于我军，今竟死伤相等，可见我士气确极旺盛。记者九时许回平，路经大井村时，日兵已在此布岗，至下午三时，该村即完全被日兵占领。

———上海《立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４７解读［１］此役是在团长吉星文的指挥下，派出大刀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平汉铁路桥和回龙庙。

［２］金营指二一九团金振中率领的第三营。

［３］河边旅长或是指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但河边正三当时不在卢沟桥作战现场。

日军咄咄进逼，我方一再忍让［１］日军于七月七日夜间，攻击我卢沟桥。卢沟石桥乃以东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桥之北，有平汉铁桥平行而立；石桥之东，紧接宛平县城。那时城内仅有二十九军一营，负看守两桥之责。日军七日夜间，进入铁桥东端，我军一面奉命守桥，一面奉命对于日军非待其开枪不得还击。这太难实行的双重命令，使守护卢沟桥的我军，眼看着人家在城周活动，不能出击。现在已黑夜袭到铁桥上来，当然要打了。然而双重命令逼迫下的军队，仍然只得忍耐下去，不敢开枪。但当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潜过河西的部队，与他们河东的部队东西夹击，我们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卢沟桥便为他们所侵占了。

桥西五六里的长辛店，驻的是吉星文团。他看桥一失守，怒不可当，他负着守护北方与本部各省联络的唯一咽喉的责任，主观上上级给他的命令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客观上这个桥太重要了，全国国民的热望，乃至今后北方对大局所关的严重性，都不容这座桥之为人所占有。他本于国民义愤，本于军人卫国的天职，率领他部下悲愤痛哭的官兵，决定前进。八日夜间，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那间，雪亮的大刀从皮鞘中解脱，但听喊声与刀声交响于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见桥上桥下，尸横如垒，而守桥的人，已换上我忠勇的二十九军武装同志了！

接着是奉命撤兵！原来交涉好的双方于上午九时同时撤兵，由石友三［２］所统率的冀北保安队三百人开入宛平接防。卢沟桥之本身，无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护的根据。九日令保安队三百人入城，即等于将关系重大之卢沟桥交于三百保安队之手。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忍受令我们的军队含泪撤退。谁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轰击数十炮。同时由北平开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队，又被阻击于五里店，颇有死伤，强求只准保安队五十名通过入宛平城，而只准带步枪，每人只许带子弹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队所带之机关枪。宛平方面终日不见保安队来，而我４８七七事变真相图２０决心与卢沟桥共存亡的二十九军战士军已撤，城外之日军，人数虽略向后移，城东军事要地之“沙岗”，仍在日军手中。阻挡一日后，经北平再向天津日军当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队入城，不准带机关枪。日军旋又进至宛平城外，其后援兵源源而来。丰台的中国人眼看着以中国的铁道，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范长江：《卢沟桥畔》，载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解读［１］由此文可以看出中方的克制与容忍。二十九军中下级官兵是忠勇不屈的，但为了和平大局，他们不得不服从上级命令一再忍让。而日军却得寸进尺，以和谈为幌子，不断增兵，谋夺宛平。

［２］石友三（１８９１—１９４０），字汉章。抗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其人反复无常，善于投机，曾投靠日军，屡与八路军闹摩擦。１９４０年，曾归他节制的高树勋不愿继续与八路军为敌，设计将石友三处死。

美国记者报道：日军未按约定撤回原驻地［１］当我们从宛平县城来的时候，一位中国青年，穿着蓝长衫，跑过来对我们说：“能不能带我一齐回到北平去，我想这不碍事么？”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４９我就允了他。未动身以前，我想看一看日本兵有否撤回（照协定说来，他们应该在前一夜就撤退的），我到火车道那边去望一下，看不见什么。我于是上车，但是我总还要想来证实一下，究竟日兵有撤退了否。我到一个近宛平的车站上去看一下，在车轨的那边，斜坡下，日本兵在机关枪后蹬〔蹲〕着。我满足了，又下了台。但是当我下台的时候，已经有四个日本兵包围了我，逼我上了车，（那跟我同车的中国人，据说是宛平县政府的职员，他是站在车上的）慢慢的开往前进。

到了车站的那边，日兵野外之司令部门口，日本〔兵〕就把我同车的中国人扯了下去，引我们到一个营帐里。过了一会，一个青年，扎着绑腿的，我认为一定是中国人，过来问我：“到此作甚，有卡片否？”很不幸的，我没有卡片了，并且费了许多工夫，才叫他相信我是一个新闻记者。

恰在这时候，日本兵士已经在我的同伴身上发现在长衫里面有“宛平县政府”的徽章。他很恐惧了，他要我替他说明，他是我的助手，我也照样对日兵说。但是他回日兵的口供太糊涂了，日兵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过了一会，那位中国翻译问我：“要不要看一看真实的情形？”我点了一下头，于是我被引见铃木营长［２］。

“外国记者及外国军人想调查军事情形的大都只向中国方面去探听，而不肯听取日本方面的话。你得要有两方面的故事！”我认为这是惟一的真话。

铃木队长于是解说卢沟桥事件的经过情形了，在泥地上画了一张地图。据他说来：“七月八日，日本仅在宛平城外演习，突然在龙王庙遭遇袭击，继之宛平城里也有开枪。宛平城里的官吏并且高喊说：城外的开枪者不是中国兵，而是匪徒。当那些匪徒过了河，日兵正拟追过去，而城里的兵又袭击出来。后来，在所谓匪徒者的尸首身上，发现死者是二十九军的兵士。为了这事，后来有了协定，二十九军应退出宛平城，由石友三的保安队接驻。日兵也开始后退，而又突遭袭击。”村口〔铃木〕营长又说：“宛平城里的保安队也是二十九军假扮的。”当铃木的故事讲完后，日大使署卫兵队队长村口少校来了，携了一只木箱来，于是我坐下来了。他拿出自己的地图来。我的中国话本来不十分好，而这样翻译的日语又牵强得很，我只得用中国话来解述我的故事。正在这时候，我看见一大队的日本骑兵从田间过来。

“这些军队那里来的？”５０七七事变真相“丰台。但是这并不严重的。”过了一会，好几辆过山炮，马拖着，过我们的面前。我有些懔然了，我向他们讨水喝，但是他们给我的是太阳啤酒。

他后来更申述：“不愿战争”，“但愿和平”。当我问他明天能否再来看他，铃木营长说：“明天我们不在这里了，我们要在那一边。”手指着一段地方。的确，翌日，他们是在这指定的一段地方上。

我向他要还了我的中国同伴的徽章，从营帐里喊他出来，携他回到北平城内。

———陈国辉编著：《炮火下之华北》，上海，华光书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１０１—１０４页解读［１］本文系转载自美国记者杰克·培尔盾发表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大陆报》的报道，从中可知日军也试图让新闻界听取他们的谎言。

［２］应是铃木率道，时任中国驻屯军炮兵队联队长。

二、冲突的缘由与责任远因广田三原则［１］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发给驻华及驻“满”［２］日本外交官及领事馆的电报中，广田重新强调三原则并称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以日本为中心，借日、“满”、华的合作互助巩固东亚和平谋取共同繁荣。关于三原则的实质，叙述如下：【中略】（一）中国方面彻底实行取缔反日言行，停止依存欧美的政策，在具体问题上和日本合作；（二）中国方面最后应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目前暂且对伪满洲国的独立加以默认，至少在与满洲毗连地区的华北方面，与伪满洲国之间，实行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助合作；（三）为排除与外蒙古接连地区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中国方面应与日本合作。在上项电报中附有追加的指令，其中说：在逐步实行以上原则时，如中国方面表示了充分的诚意，则将缔结一个规定日、“满”、华新关系的一般协定。如与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的三原则的字面作比较，从字面上看得出来的一大变化，就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５１是后来的字面上省略了中日两国根据相互尊重独立的原则来合作这句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３０５—３０６页。转引自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３），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３月版，第６７５页解读［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１９３５年提出对华关系三原则，其本质是要灭亡中国，是日本政府全面侵华的纲领性文件。这一侵华政策得到了日本军部法西斯分子的支持，因而在日本“二二六”军事政变后，广田弘毅在军部支持下，出任内阁首相，日本的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就此确立起来。

［２］“满”指伪满洲国。它是日本于１９３２年在中国东北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由清朝废帝溥仪做傀儡皇帝，以长春为伪满首都。在它奴役东北人民的１４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对它不予承认，日本方面则煞费苦心地企图使这一傀儡政权合法化。随着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图２１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投降，该政权也就轰然垮台了。

张奚若评所谓“中日亲善”［１］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无端端的侵占了人家四省的地方［２］，用飞机重炮轰毁了人家许多城市和人民，扰乱了人家许多地区，而且日日计划如何吞并，如何宰割，简单地说，就是处处要置人家于死地，人家无力抵抗，也就罢了，却还要进一步的强他和你讲亲善，讲提携，这未免太难了！天下事更奇怪的乃是：土地被人占了很多，人民被人杀了很多，劫后的性命还是朝不保夕，在此种岌岌可危的情势下，有些人竟然一闻人诱以亲善之词，谎以提携之说，便似乎欣然色喜，以为好了，有办法了。“今日演说惟恐不亲，明日访问惟恐不善。”这么说来更难了！人于侵略之后来讲亲善，自然是于“伤害之上加以侮辱”，我于被侵略之后甘心去和人家讲亲善，岂非表明不但无力抵抗，并且情愿受辱？若是这种甘受之侮是“含垢忍辱”之类，有重大作用或特殊苦心在内，那还可说。不过在今日彼此悬殊形５２七七事变真相势之下，任何作用，假如有的话，都不能发生效力，任何苦心都不能达到目的；唯一的结果只是上当、受骗，使国难愈加严重，国运愈难挽回。

———张奚若：《论所谓中日亲善》，载《大公报》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０日解读［１］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一手武力侵略、一手打着“共存共荣”幌子的策略。他们提出所谓“中日亲善”“中日提携”，都不过是为了消磨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的手段。这引起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警惕，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即为此撰文做了剖析。

［２］四省指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加上当时的热河省。后者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河北省的交会区域，省会设于承德。“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四省被日本侵占，并在此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日军以武力威胁国民政府不得干涉“华北自治”［１］关于华北自治运动［２］之推移，具有重大关心并极注目之日陆军中央部，已判明蒋介石对该运动，始终决加弹压，并阻碍纯粹华北人之希望，以华北之军事政治机关，仍与从来同样，视为南京政府之支店，依然欲使其成为对于日本之缓冲地带。但华北系“满洲国”密接之接壤地带，对其治安维持，具有重大关心之日本，若蒋介石之意向果如所传，中央军确将北上时，决定采取断乎阻止之手段。彼时日本之行动，根据义和团事件［３］后之天津协定［４］及最近之塘沽协定［５］、梅津何应钦协定［６］，将被限制，固属当然。但该等协定，关于维持华北治安，均具有已是认日军行动之广范围。故倘中央军果然北上与华北军惹起武力行为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当必加以干涉，依双方之兵力如何，并将使“满洲国”内之驻屯部队，急速动员，进出关内。无论如何，现在在华北已以包围阵形待机中，若中央军一举开始北上时，日本亦将不得已而出动云。（国通二十五日东京电）———《日军将断然阻止中央军北上》，载《满洲报》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６日解读［１］这是伪满洲国傀儡报纸《满洲报》据伪满“国通社”从日本东京发来的报道。日本方面声称，他们所进行的分裂中国的“华北自治运动”，如果受到国民政府中央干预，日本就将诉诸武力。

［２］“华北自治运动”是指日本为了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于１９３５年所进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５３行的阴谋活动。日本在河北鼓动大小汉奸暴动，再让汉奸成立所谓维持会，向中国有关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尤其是通过大汉奸殷汝耕搞“冀东暴动”，于当年１１月２４日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冀东２２县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管辖，这成为日本推动的“自治”典范。日本还在军事和经济上既威胁又诱惑，企图通过平津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等地方实力派，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南京国民政府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不断退让，被迫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随着以宋哲元为委员长、有地方相对独立权力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华北自治运动”才停止，日本开始调整其在华北的新的侵略策略。

［３］义和团事件又称庚子事变，因发生于庚子年（１９００年），故名。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膨胀，激起民变，人们组成“义和团”，喊出“扶清灭洋”口号。清政府也借义和团之势向列强宣战。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从天津租界直打到北京，迫使清政府屈服，使之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

［４］应是指八国联军侵华后于１９０１年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的《辛丑条约》和１９０２年签订的《交还天津来往照会》。条约规定，日本在使馆区以及北京、天津至山海关沿线可以驻军４００人。然而早在条约签订以前，日本已在这一带设立了驻屯军，人员远超条约规定的数量。《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７日《中日外交前途暗淡》一文报道：“日本现在华北驻屯大量军队，显然超越辛丑条约之意义与范围，而予中国人民以重大刺戟。”［５］《塘沽协定》是１９３３年５月中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它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隔离中日军队的非武装区，实际上是把长城一线视为伪满洲国的“国境线”，变相地承认了日本对东四省的占领；并且准许日军自由出入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侵略华北敞开了大门。此类协定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民的心。《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７日《中日外交前途暗淡》一文报道：“所谓塘沽协定，系应付一时特殊环境，现该项环境已不存在，亟应废止，以扫除中日人民心理上之障碍，而促进两国邦交之急速调整。”［６］《梅津何应钦协定》通常称作《何梅协定》，指代表中方的何应钦与代表日本的梅津美治郎之间秘密谈判的往来备忘录和信函。双方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９日至７月６日商议多次，最后约定：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的主权，为日军全面侵华留下了隐患。

５４七七事变真相日本觊觎华北已久［１］一、指导华北的重点，在于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并有助于获取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由此防备赤化势力的威胁，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

二、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目前首先主要把力量倾注于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然而，在进行上述工作时，必须这样进行指导：除了对华北政权进行内部指导外，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使该政权实质上确认华北的特殊地位，并进而对日“满”华提携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１３页解读［１］这是１９３７年４月日本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相决定的“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之“指导华北的方针”。该方针表明，日本在华北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让华北与日本、伪满“亲善”“互助合作”，也就是倒向日本一边；二、在华北扩充交通设备，攫取国防资源；三、以华北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委会）为交涉对象，并让南京政府承认其独立于中央之外的特殊地位；四、让华北成为反共防共的区域。足见其欲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的险恶用意。正因为如此，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６日报道了日本在华北的策略：“日方对华北已确定三原则：一、一贯经济提携，二、以地方政权为交涉对象，三、要求中央承认华北特殊地位及权益。”近卫文回忆：日本挑起武力冲突的阴谋由来已久［１］余拜命组阁之时，陆军自“满洲事变”［２］以来所为之诸种策动，已相继成熟，在中国大陆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中国问题，已至非武力解决不可之程度，余当然不知［３］。故组阁后不足一月，卢沟桥事件爆发，竟至扩大为“中国事变”［４］。

———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１９３７年７—１２月，台北，“国史馆”１９８７年编印，第５０页解读［１］近卫文（１８９１—１９４５），日本侵华祸首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三次出任日本首相，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积极推行者。他放弃当初的侵华战争“不扩大方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５５针”，发表“膺惩暴支”声明，推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强硬声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转向扶植汪伪政权。其后又扩大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亚洲各国的侵略。

图２２日本近卫文内阁［２］“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日军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在沈阳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在此后不长的时间内，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

［３］作为首相的近卫为获得日本陆军的支持，也认可华北问题必须武力解决的方针。而他在此回忆说当时对此形势不知情，显系谎言。

［４］“中国事变”，日本称“支那事变”。最初日本只是借卢沟桥事变之机，要占领华北；随着中日战争的迅速升级，１９３７年９月２日，日本宣布将“北支事变”（华北事变）改称“支那事变”（中国事变），意味着全面侵华政策的确立。

日本计划五年内向东北移民十万户［１］【东京六日同盟社电】日拓务省依大谷就专任拓相职而次官荻原［２］以下省员表示异常紧张之样子，即以日本本国与殖民地间连络之紧密化，海外移民拓殖事业之指导为目标，分别调整具体案，俟明朗新拓相之断案，即将迈进于本来之使命。即：一、强本国与殖民地间之连络，拓务省已通令各殖民地当局调制应提出中央经济会议之参考资料。二、指导海外移民拓殖专业。（一）对“满”移民之实施，乃可促进日、“满”共存不可分关系，努力最近五年移殖十万户；（二）对南方即循经济提携有无相通之经济原则，调查研究未开发资源，期至明年度止就绪。

———《日本强化移民政策》，载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６月７日５６七七事变真相图２３日本居留团在东北新建的居留村解读［１］向东北移民，暴露了日本所谓“日、华、‘满’亲善提携”的虚伪。由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可以推想如果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同样将成为日本人进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大量移民的乐园。日本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就说：“日本为了解决每年增加的１００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这一新天地。”（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版，第１９页）据萧贻待《中国日侨激增与日本对华政策》一文记述，到七七事变前，华北的日本移民已达到３６５６０人（见《外交月报》，北平外交月报社，１９３７年第１１卷第１期）。日本公然宣称：华北是我们的生命线！华北是帝国生存的基础，我们要开发华北啊！

［２］拓务省是日本于１９２９—１９４２年间设立的省，主要监管日本殖民地的统治事务及南满铁道、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业务，还有向海外的移民事务。长官为拓相。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任近卫内阁拓相的是大谷尊由，任拓殖务次官的是荻原彦三。对于尚未被日本占领的地区，拓务省也会通过种种手段进行经济侵略。如《武汉日报》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４日报道：“自今岁初安川雄之助就任东洋拓殖会社社长以来，即积极图谋在华北之进展。安川于五月间曾亲赴平津考察，准备拟定将来投资之计划。”昭和十二年度作战计划要领［１］一、日本陆军在华北方面作战时，暂定作战要领如下：（一）河北方面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管辖下部队以外，包括关东军司令官及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５７朝鲜军司令官派遣的部队，以及从国内派来的部队）：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按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２］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再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

（二）山东方面作战军：在青岛或其他地点登陆击溃敌人，并占领山东省各要地。

二、帝国陆军在华北作战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之任务如下：作战初期若能以原有管辖下部队在天津及北平、张家口作战即能确保济南等各要地，并使在华北方面的陆军初期作战易获胜利。

以后任务随时确定之。

三、于上述场合作战初期中国驻屯军作战地区是：独石口以东、“满”华国境以南的地区，至于和山东方面作战军的边界线临时决定。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９２—９３页解读［１］这是日本在１９３６年制定的昭和十二年（１９３７年）对华作战计划要领中日本陆军在华北作战时的训令部分，从中可知日本早已做好武力侵华的计划。

［２］津浦铁路，天津到上海的铁路。往北与北宁铁路交会，通向北平。

平津的重要地位平津的存亡关系于全国的安危。从政治上说，平津不仅为北方各省的中心，而且是全国各方所瞩望，亦国际观瞻所系。从文化上说，平津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和文化界思想界的首府。从经济上说，平津为我国北方及西北东北商业荟萃之区，河北为棉花小麦之重要产地，供给轻工业的原料；平津又为我国轻工业的重要中心；而冀鲁晋三省的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之三分之二，察省等处铁藏也极丰富，都为国防的重要原料；冀察晋绥鲁等北方五省［１］的铁路占全国总长度之百分之五十八，而平津实为平汉、津浦、平绥、北宁四大干线之枢纽，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对于中国，平津是全国的门户；对于日本，平津可以成为进攻全中国的根据地。因此，日寇侵夺平津，不仅企图夺取我北方的财富，而且企图从北方来侵略全中国，这正是日寇的大陆政策的预定计划上“九一八”后的５８七七事变真相第二个步骤的开始。这比起“九一八”来要更加严重无比！这第二步计划的实现，不仅使我北方五省的一百万方公里的领土和九千万的同胞有遭受掠夺与屠杀的厄运，不仅使我全国的国民经济、工农商业以至文化教育等等都受到莫大的打击，而且使我全国的国防都受到寇军直接的威胁。无论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计，或为保障未失的领土主权计，都必须保卫平津，保卫北方。

———《要求全国一致坚持抗战》，载巴黎《救国时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解读［１］冀察晋绥鲁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察哈尔（在今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部分区域）、山西、绥远（在今内蒙古与山西交会的区域）、山东五个省。

卢沟桥得失的重要性【新华社十二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此间人士颇注意该事件的发展。据此地军事家观察，“日寇发动卢沟桥事件，系日寇有计划的行动。去年丰台事件以后，日寇实际上掠取了丰台，控制平浦、北宁路的咽喉。但暴日尚不以此为满足，故时刻准备进一步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以达其武力占据平津，并依此为进攻山西并吞华北的据点。为卢沟桥失守，则平津必陷于日人的手里，而华北亦不复为我国所有了，将造成日寇灭亡中国的有利根据地。故卢沟桥的得失，实关系于华北以至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我们不得不重视卢沟桥事变的发展，深愿中国当局及全国人民迅速动员准备抗战的发动，以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云。

———《从军事观点上来观察卢沟桥事件》，载《新中华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图２４卢沟桥是通往北平的咽喉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５９近因冲突的近因最近一个月，华北日驻屯军部唱出第二“九一八”前夕到来，田代［１］自五月中旬，不断往来津、唐、平、丰、榆、秦各地检军，不是无意而为，实际则是密饬所部为准战时的配布。使他们为这样的准备，而自行恐慌与嫉妒的原因，大致是：一、冀察政治渐上轨道，当局倾向中央，所谓华北“中央化”工作，不久将行完成。二、廿九军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聘石敬亭［２］、鹿锺麟［３］为训练委员长及委员，军队素质改良，施行正常军事教育，实现“国军化”“强化”。三、华北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恢复暑期军〔事〕训练，增加自卫和国防力量。四、冀察两省办理国代选举［４］，遵照中央命令推选代表。五、华北经济开发［５］事项均停顿，宋哲元避开正面谈判，久居乐陵，一切皆不能推进并洽商。六、使日伪军感觉防范困难，而东北四省民众，因受义勇军活动影响，有揭竿奋起的趋势。以上六种因素，都和日方企图实现的华北国乐园冲突，冀察当局的向心力愈大，日方的“华北明朗化”“特殊化”的希望则愈鲜，愈是希望鲜，愈是嫉妒心转重。其欲得而甘心，或是应用梗阻的图谋，也愈亟。这都是他们这次所以不顾一切，起而寻衅的根因［６］。

———《卢沟桥血战纪录》，东北图存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１１页解读［１］即田代皖一郎。

［２］石敬亭（１８８６—１９６９），字筱山，国民党著名将领。曾任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代理过陕西、山东省政府主席；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七七事变前后，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３］鹿锺麟（１８８４—１９６６），字瑞伯。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曾是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参加军阀混战多年。抗战爆发后，先后跟随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参谋长、第六战区副司令；又任河北省主席，主持河北地区的敌后抗战。多次与八路军发生冲突。后辞职，转而从事联共的政治活动。

［４］国代选举即国民代表选举。

［５］华北经济开发，指日本试图通过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经济合作”，开采６０七七事变真相铁矿煤矿，收购芦盐、棉花，修筑津石铁路，开通华、日、“满”航线等等，以期大量攫取华北各种资源。据《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１日《中日局面尚难展开》一文报道：“日本对华交涉之一般程序如下：（一）关于各悬案之谈判，日本拟从某重要交通问题开始，闻日本在此问题上已作准备。关于华北走私问题，日本坚持应与减低中国税率问题不可分离，苟中国表示愿意，日本则将考虑办法；（二）冀察政务委员会仍将为关于铁路建筑铁煤各矿开采之交涉对象。”迫于日本的步步紧逼，１９３７年５月宋哲元便借口养病跑回了原籍山东乐陵，指派他人继续与日方敷衍。日方虽然通过与冀察政委会议定的经济协定，获得了收购芦盐和华北棉花等的许可，但更重要的筑路开矿迟迟未能实现，这让日方十分恼火。

［６］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原因，当时报纸多据来自北平的电讯予以类似的报道。如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申报》中报道：“卢沟桥在广安门外西南二十里，为平西名胜之一，扼平汉交通孔道。其东丰台，又为平汉、北宁两路接轨处。四年以前，宛平县始移治卢沟桥。县府在桥西，城垣不甚大，但尚坚固。自去年日本在华北增兵后，迭在丰台建兵营机场，进而谋在卢沟桥作同样设备。县长兼专员王冷斋周旋应付，煞费苦心，卒获保持土地之完整，遂为日方所痛恨，此为事件之远因。最近又以此间当局久滞梓乡，交涉失其对象；而国大代表选举遵令进行后予以多少刺激，乃欲造成恐慌局面，以达压迫当局返平之目的，此为事件之近因。”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影响日本内阁的决策这次日军的袭击宛平城，九日的《大晚报》社评“日军炮击宛平”指出祸根和日本外交的尴尬：“决定中日关系的日本，其中枢不在东京而在平津，我们不必质难东京当局之语出无诚，我们只能怜悯他们的权力出不了国门。这次战祸，在我方或视为意外的突变，在日方却是蓄心已久的阴谋，这在近来华北各处汉奸如毛现象中可窥得其布置的线索。卢沟桥的炮声是再度侵略的信号，决不是双方恶感偶然的爆发，这侵略是华北日驻屯军有计划的预谋。近卫今日骇愕的程度或者也不减‘九一八’当年的币原［１］。”所以原因是在当地，如同日北平电：“卢沟桥，广安门外西南二十里，为平西名驿之一，扼平汉交通孔道。其东丰台，又为平汉、北宁两路接轨处。四年以前，宛平县始移治卢沟桥，县府在桥西，城垣不甚大，但尚坚固。自去年日本在华北增兵［２］后，迭在丰台建兵营、机场，进而谋在卢沟桥作同样设备。县长兼专员王冷斋，周旋应付，煞费苦心，卒获保持土地之完整，遂为日方所痛恨，此为事件之远因。最近，又以此间当局久滞梓乡，交涉失其对象，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６１而国大代表选举遵令进行，予以多少刺激，乃欲造成恐怖局面，以达压迫当局返平之目的，此为事件之近因。”———上海《社会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解读［１］“九一八”事变前后，任日本外相的币原喜重郎，反对当时在东北策动事变。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５日，他获悉关东军将要在中国东北采取行动，即对日本陆相表示反对：“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载《革命文献》第３４辑，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６５年，第５５３—５５４页）事变发生后，他曾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蒋作宾日记》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２］据陈国辉编著《炮火下之华北》一书推测日军驻河北人数称：“驻在河北省内的日军究竟数目，有的说共有八千人，加上今年春季以瓜代为名而增加的四千，共是一万二千人。这个数目不见得可靠。据一个外国军事家底调查与估计，日军在河北省的大概有一个师团（战时编制）。据说这一个师团底战斗力，足敌中国四师的兵力。这个估计，相当的可靠，因为二十九军底兵力是四个师。据说日本拟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配备四个具有这样战斗力的师团，果成事实，其战斗力将敌中国十六个师，约为中国军队二十万人的兵力。”（《炮火下之华北》，上海，华光书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３８—３９页）图２５日军觊觎华北已久６２七七事变真相日方将“满洲”与华北相提并论，坚持华北特殊化【南京二十六日中央社电】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氏，二十四日对新闻记者发表之谈话，此间官方以尚未阅及原文，暂守缄默，但一般人士咸表示失望。川越氏谓，日本已对华给予新认识，但熟悉外交情形者，以为最近日本在华之行动与一年前略无差异。所谓新认识，似仅一口头禅，尚乏事实上之表现。日本生存与发展之权利，自须尊重，但此种生存与发展之权利，要以不侵犯及妨碍其他国家之生存与发展为限度，盖其他国家同样有生存与发展之权利也。中国人主张之自存共存政策，其精义即在于此。川越大使“华北之现状系为适应满洲国生存与发展之必然的命运而存在”一语，尤启中国人之殷忧，“满洲国”系一非法组织，中国已屡次宣言不予承认，国际联合会［１］亦有不承认之决议，乃竟与华北相提并论，使世人对于日本对华北之居心抱无穷忧虑。川越大使谓中日经济合作，视其性质如何分别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交涉，此与国家外交主权不可分之原则，殊属不合，且仍不脱“分化作用”之意味。至所谓《塘沽协定》，系应付一时特殊环境，现该项环境已不存在，亟应废止，以扫除中日人民心理上之障碍，而促进两国邦交之急速调整。北平入海沿线之外人驻军，虽有《辛丑条约》之根据，但该条约之规定，自有其固定意义与限制，不得任意假借日本现在华北驻屯大量军队，显然超越《辛丑条约》之意义与范围，而予中国人民以重大刺戟。总而言之，一般观察，以为当兹日本新阁成立，川越大使重行来华之际，当必挟有与前此相异之新政策，以应付中日之新局势［２］。今川越氏之表示竟如此，似反促使中日关系之前途顿成黯淡，未免深堪惋惜，惟川越大使曾声明对贩毒［３］之经营将采取严峻手段加以取缔，则或为一差强人意之点耳。

———《中日外交前途暗淡》，载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７日解读［１］国际联合会，亦称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其宗旨主要是平息国际纠纷、限制武器、维护民生等。其会员国最多时达到５８个。然而，国联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未能有效阻止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侵略，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里，并在１９３３年宣布退出“国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联”角色被联合国取代。

［２］日本的新内阁指１９３７年６月新上台的近卫文内阁。近卫的国策依然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６３是大力对外扩张，开拓殖民地，与此前的日本军国主义路线一脉相承。

［３］贩毒指日本在华北大量走私毒品，以掠取经济利益，毒害中国人民。报纸报道川越表示日方将采取“严峻手段”取缔贩毒，实际上却是变本加厉地在华北推广毒品买卖。《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６月３日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委政治部为禁毒告全国同胞书说：“在华北，日寇也正用着毒化东北的方法来毒害我同胞，除了鸦片以外，更大量地制造海洛英、吗啡、白面、黄面、红丸、金丸、黑膏等毒品。……这些毒品，在天津、北平及其他日寇占领区域内，都很容易买到，所以那里的贫苦同胞，大都染上了毒瘾。有一位到华北及东北去调查过的英国女士说：‘在昌黎、在唐山、在东北，日寇势力范围以内的地方，有很多荒郊都变成了吸食白面者的露骨的场所，有些死尸赤裸裸地抛在野外，有些尸体用芦席包着，有些尸体已给野狗咬穿肚子，也有尚未断气而被抛在死尸堆里的。’”事变前夕日本仍态度强硬，坚持华北特殊化方针【中央社东京一日电】《中外商业新闻》今日社评题为“调整中日关系之真正使命”，该报首责中国对调整关系持极冷淡之态度，继谓中国之抱此种态度，当归咎于日本之决定对华保持现状，致使中国以日本转趋消极，而中国之态度遂更为坚强。该报继发表意见，谓日本为应付现局计，应实施与前所采取相同之政策，盖方法虽可改变，基本政策则毫无改变必要也。中国坚持先解决政治问题，其意显在消除华北之特殊性［１］，此仅为中国根据结果而非原因之武断的结论，吾人虽亦希望首先解决政治问题，惟当谈及政治问题时，“满洲”问题［２］应先提出，华北之特殊性来自“满洲”问题，如“满洲”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华北问题即无解决之可能。该报结论谓，鉴于目前之中日关系必须放弃种种宽和政策，而向解决基本问题之途前进之。

综观上述社评，吾人对于中日前途当可预测过半。

———《中日外交暂无开展，政治问题一般调整不易进行》，载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日解读［１］华北特殊性，下文称“华北问题”，是抗战前日本试图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最初搞所谓“华北自治”，继而只以冀察政委会为交涉对象，欲将华北变成脱离中央，与日本亲善的区域。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１日日本内阁作出的“对中６４七七事变真相国实施的策略”称：“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把该地区作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防备苏联的侵入，另一方面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日中战争》１，载《现代史资料》８，１９６５年版）美商华美出版公司于１９３８年出版之《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７月１１日条下也记载：“日军再度挑衅后，北方时局突转严重，一般观察，关东军及津驻屯军少壮派幕僚，已取得联络，将乘机图实现‘利用冀东吸收冀察’之策略，促成‘华北特殊化’，故事态演变，极堪重视。廿九军上下一心，决忠勇抗战。据东京消息，日本战争狂热已达极点，日军、军火、军用飞机等不断输运。”事变发生后的７月１７日，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７次会议上，何应钦报告：“今日日高见王外长，谓日方对卢沟桥事件不愿扩大，只要中政府将外交权交与冀察自行交涉，而冀察当局能忠实履行十一日晚所签订之条约，即可和平解决等语。其目的在使冀察特殊化。”（《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可见让华北特殊化，实际是日本在华北挑起事端的重要原因。

［２］“满洲问题”，指日本试图让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因一直未达目的，日方便不断在华北挑起事端。

事变前夕日大使无意与国民政府中央商谈时局【东京二十五日同盟社电】日本川越驻华大使，二十五日正午，乘横滨放洋之浅商丸归任，临行之前夜，该大使在自邸发表谈话如下：到沪后许大使［１］如在彼，拟与会晤，以便问候，而非有特别商洽。与王宠惠［２］之会晤，亦尚未约定。拟在沪作二日勾留，而归南京，然后有北平之行，此行亦非有特别与现地官宪商洽之意。南京政府要人殆移庐山，余拟赁房一所而前往，抑不可知。目下并无归任后，与南京政府开始何等交涉之预定。前者报载，王宠惠氏之谈话，或为示基三中全会之决议，而示南京政府之对日方针者。关于华北经济开发，最近中国方面，似有主张日本政府不以冀察政权为交涉对手，应以南京政府为对手之主张，日方从来之方针均以与地方政权进行经济合作，进行至今，允无隔阂。在南京政府，对于华北民众，依此经济开发而获利益一事，想无阻止之理由。中日两国之国交调整，非仅依两国政府间政治交涉而解决者，先改良两国间空气，互相加深认识，乃为紧要之关。果如是，则今后中日关系前途，或无持悲观之必要也。

———《川越返任昨午首途抵宁后将北上来平》，载《冀东日报》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６日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６５解读［１］许世英（１８７３—１９６４），１９３６年出任中国驻日大使，１９３７年３月回国述职。

当年６月底，与日驻华大使川越晤谈后，认为平津堪忧，果然，几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许世英乃奉命返任，与日交涉。随着战事不断扩大，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相当于断交宣战，许乃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返国，终止了与日本的外交交涉。

［２］王宠惠（１８８１—１９５８），字亮畴，曾两次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１９３７年３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一度兼代主持行政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抗日声明；且先后申述于国联大会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向日本施压；又代表国民政府与苏联驻华大使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共同对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为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作出了努力。１９４５年４月，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制定。

苏联报纸评论日本侵华【莫斯科廿四日中央社哈瓦斯电】苏联各报评论中日纠纷，佥以为局势极端严重，不仅对于苏联如此，即就全世界言之亦然。《莫斯科日报》称：“此项纠纷发生于卢沟桥、丰台及北平附近一带，并非出于偶然，日本所以择定该处为进攻地带者，诚以各该地方，乃华北各主要铁道线之交叉点，若能加以盘踞，即可经由平绥铁道运兵前往察哈尔，盖以对付察境内日益滋长之抗日运动。不宁唯是，日本且复希望控制华北全部，借以开辟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西北与中部侵略之道路，而外蒙古与苏联，亦为其侵略目的。”《莫斯科晚报》则称，【中略】“沈阳事件［１］发生后，日本于七天内，夺取‘满洲’全部。但在华北，则虽经发生十数次事件，殆两年之久，仅勉成立冀东伪组织［２］，亦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云。

———《北平晨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解读［１］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

［２］伪冀东组织，主要指在日本操纵下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由汉奸殷汝耕任执政长官，而实际上“自治政府”的行政、军事都受日本控制。

６６七七事变真相责任日本内阁派兵华北的声明［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中国方面的侮日行为接踵发生。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七月七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２］。

由此发端，我方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而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的方针［３］，努力作局部地区的解决。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七月十日夜，突然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且不断增加第一线的兵力，更使西苑部队南进，同时命令中央军出动等，进行战争准备，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从以上事实说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夙愿，因此，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关于列国权益的保全，当予以充分考虑。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卷，原书房１９６９年版，“文书”第３６６页解读［１］日本为出兵华北找借口，不说日本对中国百般欺辱，只说中国排日侮日；不说日军非法演习，却说中方非法射击，完全是黑白颠倒。冲突一发生，便迅速作出“立即增兵华北”的决定，可见日本早已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实际上，日本明治时代就把在中国进行的两场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称作“自卫战争”。到别国领土上进行战争，却称是为了“自卫”，完全是军国主义的扩张逻辑！因而在挑起卢沟桥事件后，日本又像以往一样，称是在一再“隐忍”之后，实在“不得已”，“决定采取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６７必要的措施”，也就是扩大战争。日本学者山田朗在《日本如何面对历史》中对这种借“自卫”以扩张的行径进行了分析：“明治时代日本视朝鲜为‘利益线’，日俄战争后，日本合并了‘利益线’朝鲜，把那里变为‘主权线’后，接下来‘满洲’便成为‘利益线’。到了昭和，把‘满洲’变成为‘主权线’后，接下来，根据‘华北分离论’将中国华北设为新的‘利益线’。如此的扩张理论是日本发动战争的背景。”（李海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７月版，第１２４页）遗憾的是，至今日本有不少论著还在复述近代扩张是“自卫”的老调，称赞“自卫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至今还有一些日本人美化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的根源所在。

［２］“非法射击”，是日方把冲突责任推向中方的借口之一。这一借口后来一直为一些日本人所承袭，如服部卓四郎在图２６日军不断找借口挑起事端其《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篇第一章中就称，七七事变是“正在北京郊区卢沟桥北面演习场演习的日本军队的一支小部队，受到当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后应战而引起的”。

［３］不扩大方针，指七七事变发生之初，日方表示将其作为地方性事件处理，防止事态扩大的方针。但实际上日方很快就推翻了这一方针，将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侵占中国的恶毒外交手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除大规模的军事政治的进攻之外，日本政府更采取以下的外交方针。

甲、将事变之过失，完全诿之于中国身上，认为在中国领土上作大规模军事演习，占领中国地方，屠杀中国人民，摧残中国主权，都是“合法的”，是根据《辛丑条约》与《塘沽协定》所赋予的“应有的权利”的。而中国军队在中国自己领土上的自卫，都是“非法的行动”（日政府声明）。这样据日本帝国主义意见，中国如要不犯“非法行动”之大罪，就应当“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中国的国地，而６８七七事变真相我们本国军队反要任受限制，不能在中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见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谈话）。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根据这种奴隶主的外交原则，推诿一切罪过，图使中国成为忍受一切罪过的“奴隶”。

乙、反对其他国家干预中日冲突。日外务省在说明其“一贯不移之政策”中公开声明，“倘若英国果真与法、美诸国联合干涉中国时，则日本当本于日本之不容第三国干涉与上海战争［１］之旧例，以当其锋。中日问题只容中日两国单独解决”。“日本态度早定，如有干涉毫不介意”。而日本驻英大使吉田并曾正式向英外长艾登证实，“日本对于中日之纠纷不能接受外国之调停”。日本显然的是要袭用“九一八”以来的故智，直接压迫中国屈服退让，以便达到自己强盗目的。什么国际公约（如九国公约［２］等）国际信义，在日本已是一扫而尽的事了。

丙、但是日本之所谓“中日单独解决”，还不是日本与整个中国间的解决，而是日本与地方当局的单独解决。日本政府公开声明，“坚持卢沟桥事件地方解决之方针”，并威胁地说：“倘若南京不放弃干涉地方谈判的手段，则事态唯有恶化”。以大军相临，反对中央干涉地方谈判，企图将中央与地方分裂起来，再以“既成事实”，强迫南京政府承认，并使各国不能置喙———这就是日本蚕食吞并中国的毒辣的狡谲的办法。

———黎平：《日本的进攻与中国所应取的对外政策》，载《解放》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版解读［１］上海战争，指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爆发的中日冲突，史称“一·二八上海抗战”。日军在这天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还击，双方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战斗了一个多月，最后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２］九国公约，是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至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公约之一，公约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签字国为中国与美、英、法、日、意、荷、比、葡九个国家。公约的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并赋予它以国际协定的性质，从而确定列国在中国共有的政治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

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６９徐谟呈蒋介石条陈日军违约中国调兵理由正当［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４日）一、某数外国得驻陆军队伍于天津等特定地域，原经辛丑和约之特许，仅为应付当时之特殊情状。时至今日，条约中关于驻兵条款，其命意本早不存在，故有关系之各国驻军，均已减至最少数目，且未尝越出条约之特定地点，亦从未与中国方面发生任何事件。独日本于近数年来屡次增加其所谓驻屯军，其常驻数目已足随时采取攻击姿势，而又越出条约所特许之地点，任意行动，昼夜演习；陆军以外，又驻有未经条约许可之空军，甚至占用民地，建筑机场。凡此情形，均为他国所无，而在条约范围之外者也。

二、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调动大批关东军入关，至七月十五日止，已由榆关开往天津兵车共二十列，每列挂车自二十七八辆至四十余辆不等。同时又令驻朝鲜第二十师团出动至华北。在朝鲜之工兵联队、炮兵联队、骑兵联队，自十二日起，分批向天津出动。在日本之第五师团、第十师团及第十二师团等，均先后奉命开拔。甚至在乡军人，亦下令征集。大批飞机陆续来华。总计此时日本武装队伍已侵入河北省内者，已达数万人。日方此项行动，显属毫无条约根据，而为纯粹的侵犯中国之领土。

三、我河北省内本有相当数目之驻军，足以维持治安，应付任何不测之局面，乃因日方已经自关外朝鲜及日本本部非法遣派大军进入河北，中国政府不得已遂开始调动他处军队，开入河北内，准备自卫上之必要措施。我方自始即无扩大事态之意，更无陈兵示威之念。此次军队之调动，除防卫外，实无其他作用。

四、日方藉口所谓《何梅协定》，指我国军队开入河北省内，系属违反该“协定”。姑无论民国二十四年六月间，日本天津驻屯军向北平当局请求之事，其性质与手续异常暧昧，并无若何条约性的拘束力。即就所谓了解事项而言，亦绝无中国国军永久不得开入河北省内之约言。况现在日军已在河北省内非法集，造成敌对局面，天下宁有外国军队可越境挑战，而本国军队反不能在自己领土内防卫之理？吾人深望日人及早复员，恢复平时合法状态，则吾方对于军队之调动，庶可重加考虑。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６４—６５页７０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徐谟（１８９３—１９５６），字叔谟。“九一八”事变以后曾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任外交部政务次长。战后曾作为中国代表参与了联合国宪章起草委员会处理国际纠纷部分的起草议定工作。

图２７１９３３年签署《塘沽协定》的中日代表法学家对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演习的评析我国某著名法学家对日外务省发言人七月十日所发表辩护日本驻屯军在华北演习的声明，发表意见如下：日外务省发言人对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演习，似以一九年十二月廿二日列强关于庚子事变联合照会中第九条及一九二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与各国（日本在内）关于《交还天津照会》的第四款，以为辩护根据，实则该发言人忘却该列强的联合照会，要求保持北京与海口的交通，系以各国占据若干彼此同意的地点为条件，而此项同意，后即载入一九一年九月七日所谓《辛丑条约》，计沿北京奉天铁路共有十二地点，在此十二地点，并无自廿五年秋以来即为日军所占的丰台，更无位置在平汉铁路线上的卢沟桥。平汉线上的卢沟桥与北京至海口的交通绝无丝毫关系。日本发言人殆又忘却《交还天津照会》第四款所谓“田野演习来复枪实习，除实弹演习外，不必知照中国方面”。照该项照会规定亦仅适用驻在天津的军队，天津以外的其他十一地点军队，即不适用。即不在北平奉天铁路线上的卢沟桥，自更不适用。且所谓田野演习，来复枪实习，自有限度，不能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７１解释为如最近来日本悍然不顾我抗议所屡演大规模演习。最后该法学家以为，日本在卢沟桥演习，不但无法律根据，且亦昧于适可而止之义。观于日军此次行动，使人相信侵略者行为绝无止境。

———《卢沟桥血战纪录》，东北图存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１５—１６页秦德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关于七七事变的证词【本报上海航讯】据东京二十二日电：远东国际法庭前为酷热所阻，兹因冷气设备竣工，二十二日起继续开庭审讯。中国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出庭作证，揭破日本侵华阴谋为土肥原一手包办。秦氏称：“中国政府为求和平，不惜一再妥协，但日本军阀之侵略，从无止境，土肥原实际控制全局。”日人制造一连串意外事件，藉此向中国提出新要求。日本兵闯入中国滋事，倘提出质问，则以受辱而提出抗议。被告松井于１９３７年派往北平，企图游说中国军事领袖，共同自亚洲驱逐美国势力。秦氏之证词口述及书面并用。

【中略】秦德纯氏之第二陈述书详述七七事变经过称：事变前担负华北察省政治责任之机关为冀察政务委员会［１］，委员长为宋哲元将军。日敌于“九一八”侵略我东北三省后，继即进窥热河，收华北各地于掌中，平津间之铁路遂成为第一线。我军以二十九军为主，在华北察哈尔、平、津各地交战。七七事变之发生地点为卢沟桥，在北平西南二十华里处，系北平西方之要冲。此乃日本侵略中国之第二阶段。其时在民国二十四年夏至二十六年春间，敌人见政治攻势及经济独占均不得逞，乃图２８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秦德纯将军决定使用武力胁迫。

———《华北日报》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４日解读［１］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势力退出华北，而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８日新设立的行政机关，负责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７２七七事变真相北平市、天津市一切政务，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实际上在人事、财政、税务等诸多方面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日本千方百计策动华北特殊化，欲通过与冀察政委会的交涉，使之彻底脱离中央，倒向日本。但这一目标迟迟难以完全实现，因而日本最终诉诸武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７月１３日孔祥熙在美国对记者发表谈话［１］吾人应知卢沟桥位处平汉铁路，彼处日本无遣兵举行实弹或假演习之权。当日军于晚间在该处演习时，彼等显系遵照其预定之计划，以完成其确定之目标。吾人翻阅地图，即可了然丰台及卢沟桥地带，一方面可以控制北平及其南方之交通，另一方面又可控制北平与华中之联络，日本军人之目标在此，已了若指掌矣。是故余希望无人误信日本宣传机关在世界各处所作之宣传。中国固希望与日维持友好关系，但不能再屈服与忍受日军在华北继续用侵略政策强力占领中国之土地，中国政府已被迫采取防御方策。掀起冲突之日军，应负此种后果之责任。【中略】如和平与敝国主权不相违背时，仍亟愿与日本保持和平，但若唯有自卫，始能保障敝国领土之完整时，吾人决当不惜牺牲以自卫也。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解读［１］孔祥熙（１８８０—１９６７），字庸之。他曾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主管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多年，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战筹措资金、恢复工商业与农业生产，作出过贡献。

１９３７年３月出使英国，６月从欧洲到美国，与西方国家洽商借款、购买武器和其他战备物资，颇有成效。但他与他的家族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颇受到舆论指责。

中方对日本频繁演习曾提抗议事件发生以前，卢沟桥附近中国方面的情况，显然日趋不稳，此种情形在“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战斗详报”中有如下的记述：事件发生前，驻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增加兵力，态度突然傲慢起来。【中略】对我演习的抗议：卢沟桥附近一带，是北宁铁路取用砂砾的采掘地区，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７３只能种植花生等植物，因此在夏季各地高粱茂盛时期，该地区却成为丰台驻扎部队的唯一可供演习的场地［１］。然而，最近当我演习之际，中国军队却指称侵害农田，对夜间演习则要求事前通知，并对夜间进行实弹射击提出抗议等等，同时还逐渐加强了警备。

———［日］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版，第２１页解读［１］以卢沟桥一带为砂砾地区而成为唯一的演习场所的说法，这显然是借口。只有打算进攻某地，以某地或与某地相似的环境作为演习地，演习才会有意义。选定卢沟桥一带为演习场所，从另一方面说明日方进攻卢沟桥是早有预谋的。

今井武夫试图否认日军进行了非法实弹演习这时我就有关最近北平实施夜间特别戒严问题向他提出了质询，心直口快的冯治安却突然沉默不语，避不作答，同时也不掩盖他感到不高兴的心情，因而使气氛一时变得甚为尴尬。但他又忽地改变了语调，向我提出了责难：“日本军借口夜间演习的名义，于六月二十九日向卢沟桥的市街进行实弹射击，希望今后要慎重一些，不要再做出这种非法的行动来。”我出于个人的经验，对日本军队的军纪严明是有着坚定的信心的［１］，因此他的这些话使我感到非常突然，觉得可笑而不可信。

“日本军会干出这种没有常识的事情来，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就这样带着抗议的口吻向他提出了反驳。

但冯却一脸正经地，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这是说谎的话，那末，卢沟桥那边的城墙上还有着清楚的弹痕哩［２］，过几天我们一起去检查好啦。”———［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１０—１１页解读［１］日军的军事管理是严明的，也正因为严明，更证明了他们在演习中向宛平城的实弹射击，是日军有意所为。

７４七七事变真相［２］这段史料证明，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日军已屡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卢沟桥、宛平城射击，这是否可以看成是日方引发事变而开了第一枪呢？

日军为夺宛平控北平而挑起卢沟桥事变由这———日军兵车一列（共九辆），由山海关方面开来，七日下午四时许到津，八日到达丰台———一段消息中［１］，我们可以看出日军这一次的行动绝对不是偶然的。【中略】在上月廿七日起，就有一次平、津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时候的谣言便很多，平、通长途汽车上就搜出了许多不法文件，北平城里的汉奸浪人几次想暴动都未得逞。在大演习过后，紧张局面似乎稍平静了，而不幸的是卢沟桥事件八日晨突然发生了。这是七日夜间日本军队在卢沟桥一带演习，次晨零时的时候，松井（日本驻平特务机关长）忽然用电话向冀、察军政当局报告，说是夜间演习时忽然听到枪声，及收队点验，一中队缺少一兵，同时认为放枪者已逃入县城，要求即刻率队进城搜查。这一个要求，很显然的是要假造机会占领宛平。我方在卢部队竟日并未出城一人，且因深夜殊足引地方不安，乃婉加拒绝。松井不允，并声称以武力保卫前进。其实这个时候，日军早已将肥城（即宛平）取包围前进形势。当我方得到消息后，再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即刻前往调查阻止。日方所派为寺平副佐、樱井顾问，我方派冀省第三行政专员及宛平县长王冷斋、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暨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等，四时许抵达宛平县区。寺平仍坚持日军入城搜查，在交涉间，东门外的炮声忽然大作不止，片刻西门外的炮声也响了起来。随即机关枪步枪的声音连续不断，意在以武力作为交涉后盾，而很自然的夺取这方城池。那末占得通州、丰台与宛平后，正好扼住北平几段咽喉。将来前进，夺取整个的华北以及全国，都会易如反掌了。

———陈国辉编著：《炮火下之华北》，上海，华光书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６７—６９页解读［１］事变发生前，日军已经在往平津运兵，可见已在准备对华动武。

蒋介石“总统府”档案关于卢沟桥事件的记述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其一贯之大陆侵略政策，悍然不顾一切，继续施用武力，强占我东三省，并制造伪满洲政权。继又发动“一·二八”淞沪之战。二十二年初，复攻我热河，进迫长城各口，发生长城之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７５战。是年五月塘沽停战协定成立，日军行动表面虽见缓和，但其蚕食中国企图，实现大陆政策之野心，迄未稍戢。嗣以我内部多故，国联亦无力制裁，乃益肆无忌惮，采取军事、政治联合进取之策略。始而用兵察东，策动内蒙分化工作［１］，继而力谋华北五省（冀察晋绥鲁）成立特殊组织，并嗾使汉奸殷汝耕［２］在其卵翼下，首先宣布冀东二十二县自治，嗣复驱使伪满军伪蒙军侵犯绥东，窥伺晋北，阴谋暴行，有加无已。我政府始终本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之主旨，忍辱负重，相与周旋，期在平等互惠与互尊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循由外交正轨，与日解决纠纷，恢复友好，共策永久和平。终以日本军阀缺乏远识，一意孤行，百般向我凌压，遂致发生七七事变，激起我全民族反侵略之怒潮，中日战机，遂致一发不可收拾。

二十六年六月下旬，日军按照预定计划，将平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两个联队以上之兵力，集中于平郊丰台一带。七月七日之夜，在宛平县城外卢沟桥附近举行演习，藉口失踪士兵一名，日武官松井于子夜要求带队入城搜查。其时我驻宛平部队为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吉星图２９话剧《保卫卢沟桥》剧情介绍之一文团之一营，以时值深夜，恐扰地方安宁，当予拒绝。日军即以步炮兵突击该城。该营以守土有责，乃奋起抵抗。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解读［１］分化内蒙的工作，早在１９３３年日本就紧锣密鼓地在进行，鼓动内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人称“德王”）纠集西蒙各旗王公向南京中央政府请愿，要求自治，获得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１９３６年，德王与关东军相勾结，试图成立“蒙古国”。后在日本操纵下，成立了“蒙古军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德王被傅作义打败，“蒙古军政府”名存实亡。

［２］殷汝耕（１８８３—１９４７），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１９３５年，土肥原策动“冀７６七七事变真相东暴动”，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出任主席。后还投入汪伪政府任伪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处决。

山雨欲来风满楼１９３７年５、６月间，日方有关华北形势的报告［１］一、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前后一个半月在“满洲”、华北对军队进行视察，６月５日就华北状况作出如下报告：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增强兵力很有必要，也许马上还办不到，最少希望增强热河的兵力，以备华北方面使用。【中略】二、５月，曾到中国和“满洲”与现地机关进行联络的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２］，谈当时状况如下：日华邦交调整继续在恶化道路上走着。首先一点，无论如何要撤销冀东政府使华北明朗化，没有这一点，日华融合是不可能的。５月，决定陆军省派出军务课长柴山大佐、参谋本部派出第七课长水津佐比重［３］大佐，带着撤销冀东政府的腹稿，一同到中国调查实情。【中略】这次旅行，特别对华北的视察很有必要，用了几天时间在北平、天津会见了中日要人，征求他们意见和感想。结果都认为中日双方很紧张，颇有一触即发之感。然而感到在驻屯军内部却毫无戒备。

三、和柴山大佐同时来华的参谋本部第七课长水津佐比重大佐，于６月８日就中国形势作如下报告：【中略】担心华北不一定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事件要爆发。不久将来，华北万一发生不测事态，最担心的是青岛一带需要警戒。平津方面表面看很平静，【中略】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事，不可麻痹大意。

四、【中略】井本［４］参谋的视察所见报告如下：中国排日、抗日、侮日形势达到高潮。军队干部，尤其下级干部态度更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７７加露骨。日本方面军部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动向观察大体一致，但在对策方面存在分歧。少数人的意见认为，应是日华平等互惠，和平共存；而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日本侨民身受中国挑衅，因而激起了对华的敌忾心。这种状态还不明白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战争。在通州的殷汝耕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我对此话也很难理解。

五、石原［５］第一部长对于流传的这样说法：“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颇为忧虑，并认为对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必须留意。【中略】六、当时担任大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的今井武夫少佐谈北平附近的动向：【中略】（三）自６月２６日起，冀察政权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戒严，受第三七师师长冯治安指挥。实行特别戒严理由不详，传说不一，有的说是由于驻扎北平附近日军频繁演习，国民政府指示应加以注意；有的说收到情报，受日本人唆使的一些中国人要占领北平，或者说北平市内要起暴动等等。

（四）我收到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日军６月２９日夜，以夜间演习为名，向卢沟桥街里进行实弹射击”的抗议。于是，对本驻屯部队进行秘密的全面的调查。但是，这样的事实根本没有。此外，“谜”一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五）７月３日，接受第三七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的招待，并随同师长访问保定，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款待。但视察途中情况，在卢沟桥附近的永定河左岸中国兵在大举演习，在保定北面构筑有坚固的阵地。还有，突然访问保定的中国兵营时，看到那里进行着强烈的排日教育，给人以极大恶感。

———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２１—１２４页解读［１］卢沟桥事变以前日方已经预谋武力解决“华北问题”。一些日本军官在华北游历后所作的报告，反映了这一现象。“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成为不少日本军官的共识。因而，“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的传言在东京不胫而走，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日军已把卢沟桥作为他们演习的假想敌目标，驻守卢７８七七事变真相沟桥的二十九军不可能不提高警惕，预防非常事态的发生。

［２］柴山兼四郎（１８８９—１９５６），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２４期、陆军大学第３４期。曾逼迫国民政府解散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１９３６年３月晋升辎重兵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持不扩大派主张。后出任不同地方的特务机关长，从事分化瓦解抗日组织的工作。又先后任辎重兵监、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等职。最高军衔为陆军中将。战后被指控为战犯获徒刑。

［３］水津佐比重，时任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第七课课长，军衔大佐。

［４］井本雄男，时任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军衔大佐。

［５］石原莞尔（１８８９—１９４９），日军侵略战略的理论家。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２１期、陆军大学第３０期。曾到中国各地进行所谓“考察活动”，对中国国情有较深入的了解，提出了日本称霸世界的“石原构想”，而实现构想的第一步，就是首先武力占领满蒙。由此他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主张“不扩大方针”，但随着“扩大派”得势，他备受指责。后又因与东条英机不和而失势。

卢沟桥事变前日方已有在华北挑起事端的预谋他［１］在说了这一篇开场白之后，就对华北最近的形势征求我的意见。对此，我先分析了今春以来当地中国人的群众运动的险恶形势，然后说：“对这种事态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可能，如果日本真的想避免发生这种情况，那末，对现行的日本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在华北过急地提出经济权益的要求，实有重新加以考虑的必要。”大谷除了重复他的“现在日本想在华北挑起事端是不适宜的，必须设法加以防止，制止爆发意外的战争”这种说法以外，又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北平武官无论如何要回日本去一次，把刚才提到的那种意见向内阁总理大臣以及所有的阁员讲一讲。因此，我已经派跟随我来的桥本文治从这里直接回国，对促成你回国的事作好准备工作。”【中略】关于冈本对华北形势的观察是否正确，我无意加以批判，只是对于当时东京突然把大谷、冈本两人相继派到华北来进行现场考察，其真意究竟何在，却觉得有加以判明的必要。

后来听说，那时候，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盛传着这样的谣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７９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２］对此大吃一惊的军部和政府的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就不约而同地秘密派出了各自的视察人员。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１４—１７页解读［１］他指的是大谷光瑞（１８７６—１９４８），日本西本愿寺第２２代法主。后辞法主职，不断到中国各地及东南亚游历，利用其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支持日本军部的侵略行动。他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历任近卫文、小矶国昭内阁的参议、顾问等职。

［２］柳条沟事件为日军发起“九一八”事变的借口。柳条沟为南满铁路靠近北大营的一个小村落。日军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在此炸毁铁轨，反诬这是中方所为，遂对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进而占领沈阳。今井武夫回忆，卢沟桥事变前夕，东京又盛传第二个柳条沟事件即将发生；另据严宽于当年７月５日从北平发给何应钦的密电，其中也有“平津谣诼”盛行之语，可见卢沟桥事变是日方有预谋策动起来的。

今井武夫记述：事变前已有大战将爆发的预兆［１］七月六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我应邀在陈子庚家里吃晚饭，他的家就在北城鼓楼西边，再往北就可以看见城墙，地名叫小岔海［１］。那天我是和担任翻译的大仓公司北平分公司经理林龟喜一起去的。陈子庚过去当过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

【中略】不料在开宴时，一个不速之客———冀北保安总司令石友三却穿着一身中国长衫翩然出现了。我和石友三早在五年以前，当他还在山东韩复榘手下时就有过交往；冀察政权建立后也和他有着私人的亲密交情。因此，他好像知道我今天在陈家里，特地前来看我的。石突如其来地向我提出质问：“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三时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武官知道这个情况吗？”刹时间我大吃一惊，坚决地否定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万一有那样重大的事件发生，日本军是不可能不通知我的。我泰然自若地８０七七事变真相待在这里，就是没有发生这样重大事件的证明，所以，定定心地喝酒吧。”对此，石友三仍坚持己见，而且不知为什么隐瞒着这一情报的来源，总是固执地说事实没有错，甚至还说：“即使日华两军突然发生全面战争，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下，对于日本军队是不会有作战意图的，请你务必设法不要去攻击他们。”也吃不准他的这些话究竟是真的还是开玩笑，但他的态度却始终是慌慌张张定不下心来的样子。不久开宴，上了最初的几道菜和燕窝后，大家照例干杯一番，他就急急忙忙离席而去了。

【中略】后来回想起当天晚上的情况，我对自己未能觉察仅隔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不禁慨叹自己目光之短浅。石友三的话，就在事件爆发的前一天，从时间上来说是提早了一天，但好像预见到卢沟桥事件似的，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如果把他的话和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中流传的谣言，只看成是单纯的巧合，那就再恰当也没有了［２］，这真使我感觉到好像落在五里雾中了。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１７—１９页解读［１］应是什刹海。

［２］石友三从某个渠道获悉日军即将发动进攻，与东京一个时期以来有关华北将有重大事件发生的传言正相切合，证明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预谋的行为引起的，日方认为属偶发性事件是站不住脚的。

七七事变前日方收买无赖滋事，企图趁乱生事［１］卢沟桥事件，一般观察者认为并非偶发事件，事前汉奸及朝鲜浪人，在北平滋事，显系卢沟桥事件之先声，故“九一八”沈阳事件势将重演于北平。英文《大陆报》刊载北平通讯一篇，颇为详细，其原文云：北平现状，犹如火山，有随时爆发、酿成“九一八”事变之虞。汉奸暨滋事之鲜民，被警务当局捕获者，已有两百余名。而过去五日来，据报第二十九军部队暨另有某部军队，开近城厢驻防，以备意外事变。【中略】不稳分子拟在河北、天津、北平、保定各地，发生事故，以此有关当局戒备甚严。平警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８１已实施夏防规则，曾有一两晚，类似戒严性质之状态。记者已悉冀察政委会暨第廿九军双方，已探悉日军收买中、鲜无赖，在平市企图生事，以便造成事故。此种情形，已有多时，幸军警当局机警，悉多于事前设法破获消弭。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美商华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第２页解读［１］为了制造侵略中国的借口，日本会使用各种挑衅的手段。收买中国和朝鲜的无赖寻衅滋事，便是手段之一。

图３０为防不测事件，北平戒严日方的情报收集战区附近，汉奸活动相当厉害，这似乎说明中国人心之不齐一，足以引为悲观。然而详细分析，汉奸的内幕，实在也可怜，而他人谋我之深远，亦足以为国人警惕。原来他们平日在中国施行毒化政策，使若干无知愚民坠入鸦片吗啡的气氛中，麻醉了意识，而且穷困破产之后，成了游民，每日的瘾病，逼着这般毒夫不得不想解决急切需要的法子。于是人家乘机而入，赂以重金，每人每日二十元，鸦片白面管饱，如果情报确实，比方能确实探明我方高级司令部目标，而为其炮火确实击中者奖洋一千元。自然，他们说的话，不会可靠，不会如此慷慨，然而毒夫是汉奸主要的成员，却一丝不假［１］。

８２七七事变真相我们在这些特种工作上，做得不够，而且很少有经过特殊训练者，只能很形式的、很机械的做些外形表皮工作，并不能机敏的技术的对抗外来的谍报，而展开自己的情报网。如二十日日军第三次违约猛烈炮击宛平城后，城内守兵疑系平日参观人泄漏消息，告诉日军炮击目标，故迁怒外面入战场慰劳、调查等人士，同时不准城内妇孺出城，仍以恐泄军情为理由，此皆未曾了然于近代作战之根本的意义，而徒为过分之操切，增加吾民在战区中之痛苦。其实日军之测量卢沟桥、长辛店等地之详细军事要地，有曾为日军向导之某君言，自丰台被占后，日军以演习为名，来此实测者，已不只二三次，平日无对抗，非自今日始。且累次交涉停战之彼方人物，即为实战场再详测之人物，我们不能将其如何，而重苦吾民，不能不谓有相当值得考虑地方。

———范长江：《卢沟桥畔》，载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解读［１］用毒品麻醉并收买汉奸是日本获取情报的手段之一。何键《“六三”禁烟纪念演讲词》谓：“据各地破获敌方的间谍机关，也往往用毒品来麻醉、收买我们无知的同胞去做他们的走狗。”（《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６月３日）日方的野心日寇向我挑战的行动，卢沟桥事件的爆发，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日寇一贯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只要看看在最近两月来平津的谣言纷纷［１］，人心是经常处在扰攘不安的状态中，日寇不断的在华北军事演习，大举增兵华北，通县及冀东各地日夜赶筑工事。日人往返于平津间。【中略】这一切都已经明显地象征出来了，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将震荡于华北。卢沟桥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正如日报所载，“事件的起因，由来已久”（同盟社东京九日电）。

日寇在卢沟桥的军事行动，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其作用是在压迫二十九军退出华北，以造成华北清一色的汉奸政权。把华北的咽喉———平津———完全控制在日寇的手里。所以当战事发动之后，日寇即提出“二十九军撤退卢沟桥”的要求，最后经各方面的周旋，该地由石友三的保安队接防（按石友三是国人共知的汉奸）。对于日寇当然占着很大便宜。但日寇绝对不会因此而心满意足，故近日各方电称：日兵并未撤退，源源不断的援军，仍然往北平丰台增援，朝鲜军准备出动应付事变，日驻华海军第三舰队亦待机出动（同盟社东京电）。这些消息，已经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８３暴露了日寇侵华的野心。

———《卢沟桥事件》，载《新中华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解读［１］事变发生前已有将发生大事的传言，事变发生后，即使在日本人内部，也有许多人承认，事变是由日本方面一手制造的。香月清司曾说：“当时在平津地方的日人、华人之间到处流布卢沟桥事件系日本方面有意制造的悲剧，系驻屯军中的过激分子与日本侨民中之不良分子合作所共同制造，亦即意图扩大这一事件，挑起日华纠纷以扩充日本的对华权益之传闻。”（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载《现代史资料（１２）·日中战争》（四），转自《近代史资料》总第８５号，孙祥澍译）日本媒体宣称事变原因在于中国排日反“满”［１］【东京十日同盟社电】关于卢沟桥事件之善后处理问题，虽已经双方约定由军政当局分派代表近日内举行现在解决之讨议，然日方陆军中央部对今次事件，未认为系偶发之事件，其事实之根本原因，当归于中国政府之中央化之工作也，并由于排日反“满”继续潜在行使以来，其为必然之结果也。假使以上事件由于当面处置交涉到达解决点时，然其根本之中国〔一〕侧之排日的工作，不再改消，对于以上同样事件确为难保不再发生也，是以由于南京不放弃排日工作，而华北之空气当更加险恶矣。日方如再三的隐忍自重，亦难以〔免〕发生今次同样问题，是以日方当局对以上事件设法处理善后外，为根绝此次事件之祸根着想，当对中国当局提出极严重之抗议，并于中日双方军事当局间当要求遵奉业已实施之“梅何华北协定”。倘中国方面对日方之真诚意旨不加谅解，而继续工作侮日之行为，蹂躏协定精神，再发生如何不祥事件者，则华北一带当有不可避免之恶化事态发生。果如是者，日方不得不持以重大之决意以对之，敌对目下现地交涉之进展，亦极为注视云。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解读［１］日本军部也承认卢沟桥事变非偶然事件，他们认为中国排日反“满”，因而日方要挑起事端，并威胁不按他们的要求，华北还将发生“不祥事件”。按日本８４七七事变真相把中国东北变成他们控制下的“满洲国”，中国人民不可以反对吗？日本还想进一步侵入华北，中国人民岂有不因此而排日吗？日本军国主义把侵华视为理所当然，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不能反对，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三、最初的交涉现场交涉７月８日前线中日交涉概况【北平电话】事件发生后，双方即派员交涉，同时并会同派赴当地调查，我方之林耕宇、王冷斋诸氏，及日方之寺平、樱井数人，昨晨到达宛县时，系用绳子缒入城内，旋又以绳子送出城外。比有日方森田中佐领导赴日方阵地视察，日方原来条件，既定我方先撤军队而后谈判，首限二时以前履行，次展至下午六时，但无具体结果，故六时以后即行开炮至七时许，炮落城内达三四十发，旋略停。七时以后，有断续枪声，县长王冷斋及秘书洪大中，均固守城内未动。现双方仍赓续进行交涉，截至今晨四时止，虽无具体结果，但双方均望事态不再扩大。据日方昨夜宣称，日方已由今井及和知［１］二人在平与我方之冯主席、秦市长进行交涉。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图３１冲突现场中日谈判代表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８５解读［１］和知鹰二（１８９３—１９７８），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２６期、陆军大学第３４期。在日本参谋本部工作多年。１９３６年任中国驻屯军参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主张就地解决，强调北进反苏。长期从事特务活动，日本梅兰竹菊四大特务机关的兰机关长就是指他。

金振中回忆７月８日的中日交涉［１］八日晨六时许，由东驶来两辆汽车，我和王冷斋出城迎接，一起来到专署（即宛平县政府）。日方来代表四人：日本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军事顾问樱井、秘书斋藤和一名随从；我方代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双方坐定后，樱井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二、昨晚日方所遭受之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我方代表对以上无理要求十分气愤，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即指出：丰台距卢沟桥八里之遥，又是雨夜，你们偏偏到我警戒线内演习，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二、你方丢失一兵，应由你方带兵的负责，与我方何关？三、你方昨夜炮轰宛平城，民房被炸倒，军民被炸死、炸伤多人，惨不忍睹，应由你方赔偿我方损失。我军保卫国土，打击入侵之敌，何罪之有？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进行到九点半左右，日方又开始炮轰宛平城，炮弹击塌县府屋角，室内烟尘弥漫，我方代表非常气愤，退出会场。

———金振中讲述、郭景兴等整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载《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５年８月２日解读［１］金振中另撰有《七七事变点滴的回忆》一文，经作家方军整理，将其中有关事变过程的记述收录在《二十九军老兵在卢沟桥上最后一次集结》（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７月版）一书中，其文叙述当时情形更为详尽。唯该文中似亦有若干误记。如提及７月８日从北平开两辆车到卢沟桥现场调查的人员中，包括松井，按当时到现场去的日方代表有三人，即樱井、寺平、斋藤，松井没去。另外，８６七七事变真相金振中记有四个日方代表，其中翻译爱泽在城里被我方处决。据王冷斋回忆，７月９日双方初步达成停火口头协议后，河边正三还派笠井顾问、广濑秘书、爱泽翻译三人进宛平城，表示“和平实现”。则７月８日至９日的谈判过程中金振中是否处决日方代表，是个疑问（此事也未见于其他当事人的记述）；即使有处决的事，也不是爱泽。以下为金振中回忆节录：“在这反复冲杀的激烈战斗中，至夜下２时，许处长又来电话说，现日方提出两点建议，我方已同意：（１）双方立时停止射击，双方阵地所遗留的死伤官兵可允许各自运回；（２）由绥署二人、日方四人（内有日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一共六人，预定天亮后，６时，乘汽车两辆，进入宛平城内进行调查昨夜所出的事故。我方已同意日方提出这两点，望你通知所属，不要误会。我接到此通知后，把原通知后又加了两句：来的汽车，至我岗哨前５００公尺处，令其停止，经我岗哨检查后，才可放其行过来。此外又通知王冷斋及时到城东门来。我就急忙来到东城门上，接着王冷斋也到来，我就把绥署来的电话和昨夜所发生的事故各向王介绍，转眼遥远就看到由东来了汽车两辆，渐渐驶到我警戒线内，被我岗哨阻止，经检查后，才向我城门驶来，我和王冷斋出城迎接汽车来的绥署两人，日寇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也相继下车，各叙几语，就共同到专署。刚坐下，缨井德太郎首先就向我说，为使昨夜所出的事故不致扩大，应就地解决，华军应接受以下三点：（１）现时守城和桥的华军要撤出城西１０华里以外，以便日军进城搜查昨夜晚所失没的一名演习兵，否则日军要以极猛烈的炮火，把城和桥化为灰烬；（２）昨夜晚日方所遭的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３）严惩这次造祸的祸首（指我）。当时我就考虑到，这次日寇代表来宛平，名为调查，而其实际不外下列两点：其一，他想袭用丰台车站前例，以吓唬和威胁，把城和桥让给他，这样既能符合他的上级唆使，又符合他的单位军事领导向上邀功的愿望；其二，昨夜晚攻击我城与桥的日寇遭到挫败后，其伤亡和劳累的官兵以及弹药的消耗，亟待整补和休息，他借这个调查，拖延时间以达到上述所需要的愿望。并可以继续施展他的吓唬和威胁。如果仍不得逞，再继续攻击我城和桥。根据上述两点判断，我就当时回答缨井德太郎：（１）丰台距宛平八华里之多，在这雨黑夜，顶面均辨不出人的面貌，队伍根本不能出来演习，而你方队伍又偏偏来到我城与桥警戒线内演习，你方的险恶用心更暴露世人的见闻；（２）你说少一名演习兵，何凭何据何人证明，这样凭空捏造事故，是卑鄙行为、讹诈作风，世人闻之更加愤愤不平；（３）你方军队驻在丰台车站，我方军队驻在宛平，你方日制各种枪炮弹，均纷纷降落我宛平和卢沟桥以及周围，使我方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８７居民房屋被炸塌炸倒累累，而军民被炸死炸伤的惨不忍闻，你方驻丰台车站以及周围的人看到这样惨苦的灾祸没有？而你方反而嫁祸于我方，搅赖有害于此吗？也是益增你方暴横不可比拟的恶劣行为，想你方也不乏正义之士，闻之必指责你方这类肇祸的祸首们。总之，我方遭到这样偌大的损失，应由你方负责赔偿，因祸首完全在你方。

在这谈判争论过程中，已达到上午９时半，日寇队伍应整顿补充等已得到就绪，仍得不到他方代表出城回答他的要求，料想光用口头威胁，势难成功的。于是再加以武力威胁，迫使我方即时就范，因此又纠合各兵种，向我城和桥进行猛烈攻击，谈判桌上，即时也遭到炮弹降临。在参加谈判的除我和四个谈判的日寇外，其余均一哄而散，缨井德太郎等四个日寇乘此紧急关头，又无其他人在，向我提出如下两点：（１）先把我四人送出城回到队伍里，说明城桥的华军于日落后可撤出城桥。（２）我等四人（缨井说）愿与你到城东北角插上白旗，表明已允许日方的要求，也可终止日方的攻击，并保证你（指我）一切安全等等骗言来愚我。我听到这一系列的骗言后，勃然大怒，连忙厉声说，先把你这四个寇头砍下来，纪念我方死伤的官兵，也不足泄我官兵之愤恨。由此激怒了我随从兵和宛平公安队，从屋内把这四个日寇揪出来，日寇通译官爱泽首先被就地枪决，绥署来的林更〔耕〕宇、周永业，从旁私下向我建议，余下三个日寇可暂缓处决，作为人质。我想说得有理，接受他二人的建议，但剩下的三个日寇均吓得战栗不止，立时面呈死灰色。缨井德太郎拧住我右胳膊，松井拧住我左胳膊，辅佐寺平拧住我背后衣下襟均拧死不松，我命随从兵把这三个谈判日寇个个背手捆缚起来，连成一串，随我到城和桥上，示给攻我城桥的日寇看看这三个日寇丑态。当时我只顾指挥战斗，忘却把这三个谈判的日寇拍照下来，事后很为后悔。”日军战报简述７月８日中日交涉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负责对事件的联络，直接与冀察方面谈判，派出日华代表团赴现场，为防止事件扩大而进行工作。一行于３时半从北平出发去现场。首先由樱井少佐，接着是寺平大尉作为军方代表和中国方面的代表一同进入卢沟桥城内；营长金振中也参加谈判。当时一木大队已开始战斗行动，所以一行首先要求双方停止战斗。１１时半，代理联队长森田中佐向中国军方代表、第二九军参谋王启元提出，将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移至永定河西岸，一木大队移至河东岸。两军隔离，否则解除城内中国军队的武装。但中国方面表示，８８七七事变真相没有这样权限，所以谈判移到北京去了。

———《驻屯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载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图３２谈判代表从宛平城墙上缒城而下７月９日中日双方的谈判及落实情形［１］【本市消息】卢沟桥事件，经日方代表天津驻屯军高级参谋和知，协同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日使馆武官今井等，前晚访晤平市长秦德纯磋商，咸以事件不宜扩大，仍以和平解决为目标，彻夜谈判，决定昨晨三时，由中日双方先行下令停止战斗行为，静待以外交途径解决，并商定双方部队各归原防，同时中日当局，特派外委会专员林耕宇，日军事顾问中岛［２］，衔命前往，向双方军队传达平方中日代表谈判结果。林氏等四时许抵卢，首赴平汉路卢沟桥车站（宛平城东北一里许）日军临时司令部，会晤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第一联队长牟田口。旋入宛平西门，与冀四区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驻军团长吉星文晤面。六时双方军队开始撤退，中日双方并派张允荣［３］、松井，于十时前往监视双方撤退。日军此次共设防线四道，计官兵六百名以上，撤退时由炮兵掩护，施放空炮一百四十发，日骑炮部队一部，昨下午二时已撤至大井村（广安门外十余里）。步兵集中日司令部（卢沟桥车站），迄至昨晚尚未撤去。由津通开往声援之日军四百余名，坦克车十二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８９辆，及铁甲车、辎重弹药等，均停于卢沟桥附近。截至昨晚，卢沟桥一带，仍时有枪声发现，秩序一时尚难恢复。我方当局昨日下午三时，在某处举行会议，讨论善后应付办法。

———《华北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解读［１］据此报道，日方一面谈判，一面却在运兵增援。９日冲突前线的日军约有６００人，由天津等地开来的列车又载着４００人前来增援，并运来坦克、装甲车，显然是准备将战火扩大。随后谈判说好了双方均从冲突的地方撤退，而日军并未按约定后撤。

［２］中岛弟四郎，时为日军派驻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顾问，中佐军衔。参与了卢沟桥事变的谈判。

［３］张允荣（１８９６—１９６６），字省三。曾投身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１９３５年，任沽源警备司令的张允荣在张家口与日本人签订秘密协定，开始了卖国活动。１９３６年任冀察政委会交通委员会委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主张对日妥协，成为参与和谈的活跃人物。

宛平县长王冷斋追忆事变中与日军交涉详细经过事变发生于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间十时。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实行夜间演习毕，集合回队时，突然扬言有日兵一名失踪，在宛平城外到处寻觅不见，意图进城搜索，并开枪数响示威。一面由北平日特务机关向我市政府及外交委员会交涉，谓日兵失踪定被卢沟桥驻军或该处土匪所害，应准日军进城搜索，如有其他情形，须由我方负责等语。我当时接到各方电话后，即通知驻军金营长对于城防切实戒备，一面并令警察保安队代为搜寻，历一小时毫无影响。乃亲赴市府及外委会报告，当奉命赴日本特务机关部向松井机关长交涉，到达日军机关部时已午夜二时左右，斯时外委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１］、专委林耕宇、绥署交通副处长周永业、日特务机关长松井、顾问樱井均在座，当就本案与松井已得报告谓失踪日兵现已归队，唯须明了如何失踪情形以便谈判。我当反诘以如何失踪只需讯明该兵即可明了，即为周到起见由双方派员调查亦可。当即决定我与周、林、樱井，并日通译斋藤五人前往。正拟出发间，得报告驻丰日军数百人全部武装开赴卢沟桥，事态已见严重。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并请我同林耕宇前往一９０七七事变真相谈。当即同林赴日兵营与牟接洽。牟见我即询：王专员此去能否负处理事件之全责？我答云：顷间在机关部所商系负调查使命，事态未经明了，尚谈不到处理，且此事责任应由何方担负，此时亦不能臆断。牟复谓：假使事态明了总以当地处理为宜，日本方面现已决定由森田联队副全权处理，因为事机紧迫，势或不及请示，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发生事件系在贵辖内，自有权宜处理之权［２］。我仍以先事调查再谈处理为原则，对牟所求坚决拒绝。

图３３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在被日军炮轰过的县政府大门前如此谈判约半小时，牟见无法，乃允先行调查。我同林出日兵营时，见日兵三百余人分载大汽车八辆，已向卢沟桥出动，乃急会同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出发。我与林二人在后一车中。当车抵宛平城东北角沙岗时（距城约一里），见该处已为日兵占据布防，士兵多数伏卧均作射击准备。斯时突有日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奔至车前，阻止前进，并手出地图向我云：现在事态已十二分严重，不及调查谈判，应请贵专员迅速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东城门内数十米，达地点再行谈判。我答云：此来系在贵机关部商定先从调查入手，适间牟田口所求处理责任我已拒绝，贵辅佐官所云离题太远，究奉何方命令本人实未明了。寺平当谓：平日日军演习均可穿城而过已有先例，何以今日演习不能进城？我当反诘谓：恐尔来华不久，尚未明了此间情况（寺平系接滨田任不及三月），向来日军演习均在野外，从未有一次准其穿城而过，尔所谓先例请指出某月某日事实以为佐证。寺平语塞，还恼羞成怒云：此项要求系奉命办理，势在必行，请君见机而作以免危险。同时森田即请我与林君下车，指示日军阵容，枪炮并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９１列，意在对于手无寸铁的我示威。森田并向林云：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十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无眼，殊为君等危！我当时虽自揣身陷敌阵备受威胁，但责任所在，生死早置之度外，当即严辞拒绝，谓仅奉命调查，他无所知，危险更无所顾虑。且第一步调查办法系在特务机关部决定，前后方不应矛盾如是。此处非谈判之所，如君等（指森田、寺平）依照后方决定原则办理，即须在城内从容相商，否则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森田、寺平见威吓不成，乃自行商定，由寺平同我及林君进城谈判。

进城后，周永业、樱井、斋滕等已先至，当在专署会客室继续谈判。未五分钟（时为四时五十分）而城外枪声突发，枪弹纷纷掠屋顶而过。据报日军已开始向我射击。我当以电话向北平报告开火情形，一面仍同樱井加紧谈判。双方射击约一小时，森田忽派人持刺来请求派员出城面谈，当经商定双方下令停止射击，由林耕宇君与寺平二人缒城而出与森田面商。旋据报告并无结果，林等即返平报告，而双方复继续射击，日军并以迫击炮轰击城内，双方均有死伤。迄午后四时牟田口派人赍函由城外乡民绕道从西门转递进城，请我与吉团长星文或金营长振中出城亲商，我与吉同以未便擅离职守却之。五时牟复来函要求三事：（一）限即日下午八时止［３］，我军撤退河东，日军撤退河西，逾时即实行以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人民迁出；（三）在城内之日顾问樱井、通译官斋藤等请令其出城。我当答以：（一）本人非军事人员，对于撤兵一节未便答复；（二）城内人民自有处理办法，勿劳代为顾虑；（三）樱井等早已令其出城，唯彼等仍愿在城内谈商努力于事件之解决。斯时枪声已停，双方均抱沉静状态，以待事件之推演。至午后六时时钟甫鸣，我忽思及专署地点实为攻击目标，未便久驻，且樱井等均系辅助办理外交，并非军事人员，自当尽我力之所及，切实保护，勿令罹难，因就附近另觅民房一所办公，并请樱井等同往。六时五分离开专署，各职员数十人亦同往。甫出大门约十余米，而敌人大炮已连珠而至，每炮均落专署之内，自专员办公室起以及客厅职员房屋均被毁，墙屋倒塌器具粉碎，炮弹破片累累，营长金振中受伤。敌人此次突于沉寂空气中，出我不意发炮轰击，其用心之刻毒可见。幸我等先两分钟离开，否则数十人立即粉身碎骨。自是而后，剧战达三小时，平卢电线为炮火摧毁已不能通，命令报告均由丰台转达。斯时我西苑驻军一旅由何基沣率领，已开到八宝山，向五里店大井村方面截断敌人后路。九时以后，我军战况甚佳，已将回龙庙及刘庄一带敌人驱走，敌军伤亡倍于我军。斯时接到北平命令谓已向日方提出交涉，限日军即晚向丰台撤退，否则我军即行进攻，同时牟田口复直９２七七事变真相接致函与我，请派员协商停战办法。我以北平方面已决定原则，对牟函不便答复。十时以后战况沉寂，唯时闻断续枪声而已。十二时我军实行夜袭，将铁桥附近日军歼灭殆尽，斩获甚多。

至九日晨三时由丰台转到冯主席治安、秦市长德纯电话，谓已与日方交涉妥协三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丰台，我军撤回卢沟桥迤西地带；（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任，人数约二百名至三百名，定本早九时接防。我奉电后当即通知驻军吉团长知照。乃至六时，日军突以大炮攻城达百余发，此为妥协声中，日军背约弃信之第一次。我一面即电北平报告请向日军交涉，经电询日方，据云系为掩护退却，一切仍遵照北平所商三项原则办理，并云日军已开始撤退。我当派便衣队警赴城外侦察，据报五里店日军确已渐向大井村方面撤退，同时北平来电亦谓保安队已于晨六时向卢沟桥出发，计程九时可到。但至十时保安队仍无消息，经派员探明，谓该队到大井村后为日军所阻不能前进，致生冲突，我方阵亡士兵一名伤数名。我当即电平请向日方交涉制止并履行诺言，至午后三时仍无结果。斯时北平所派双方监视撤兵委员已到，计日方为中岛顾问，我方为绥署高级参谋周思靖［４］，外委会专委林耕宇亦偕来。抵县后，即分两组实行监视撤兵，甲组担任回龙庙及铁桥一带，委员为周永业及樱井，乙组担任大井村五里店及东北角沙岗一带，委员为周思靖及中岛。双方分途出发，至四时返城，均谓已监视撤退完毕，唯保安队迄未进城。我当请周思靖赴大井村与河边旅团长接洽，中岛亦同往，嗣由周等带进队兵五十名请先行接防再议办法，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二次。我以北平双方所定三原则内，接防保安队人数系为二百名至三百名，今只到五十名，即连同本县队警亦不敷城防分配，当即拒绝接收。一面通知吉团长注意，一面并电话北平交涉（此时电话线已修竣，平卢恢复通话）。

约半句钟得北平复电，谓已与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交涉完妥，所有出发保安队仍可全数进城，唯所带机关枪则另派员押运回平［５］。六时左右保安队全部进城，唯仍不足二百名之数。据云每架机枪系由原队兵三人运回北平，故人数减少。该队由团副王挥尘、营长贾朗义率领，我与王、贾面洽分配防务后，吉团全部移驻河西。斯时日军河边旅团长派笠井顾问［６］、广濑秘书及爱泽通译官三人，携香槟酒来县向我面致慰劳，各人并面尽一杯以祝此不幸事件之得以短期解决，并盼以后永远勿再发生。若按国际惯例双方既饮香槟即属和好之表征，乃笠井等甫去未久，我即查明城外东北角沙岗日兵尚有若干未撤尽，且有去而复返者，数目约达三百余人。我是时大为疑虑，除电话北平报告外，并通知吉团长、王团副切实注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９３意戒备，该处监视撤兵委员本为周思靖（现天津伪公安局长）与中岛，乃周已先返北平，中岛亦匆匆欲行，我以此事恐有余波，因坚留其在城内协助处理，且彼本系监视撤兵人员，今既发现日军尚未全撤，则彼之责任尚未尽，自有留县必要。中岛意虽不怿，只得暂留。至翌晨二时二十分东北角日军忽开枪射击复图攻城，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三次。幸我军事先已有戒备，我除电北平报告外，即向中岛交涉，令其询问实情并制止射击，经中岛电讯北平旅团部及联队部后，答称日军旅团部亦已闻报，实系双方哨兵因误会开枪，日方决无攻城企图等语。一小时后枪声已停，接北平电话令与中岛同往商决外交未了事件，我即于晨间七时与中岛同车赴平，车过县城东北角铁路涵洞处，见日军步哨未动，且有哨兵三人阻止前进，经告以赴平接洽停战办法始放行。

七时半同中岛抵平，即与冯主席、秦市长面晤，当报告日军未肯全撤，非彻底交涉实不能视为了结，嗣樱井、中岛、斋藤等均到秦宅会商，我方为秦市长德纯、程旅长希贤、周参谋思靖及我四人，日方为樱井、中岛两顾问及斋藤秘书三人。我首即提出东北角沙岗日军未撤问题，请注意讨论。据斋藤云：未撤日军系为阵亡死尸两具尚未觅得，故留此项部队在附近搜索，并无他意。我当谓：搜索尸体无须许多部队，且更不必携带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如临大敌。斋藤云：因恐我方射击，故不得不多留部队以资警戒。秦市长、程旅长均谓倘系单纯搜索尸体此事甚易，我方亦可帮同办理。当经商定组织搜索队，委员六人，我方由二十九军冀北保安队及专员公署各派一人，日方为樱井、中岛、笠井三顾问共同组织，并由二十九军及保安队各派士兵十名、日军派二十名，均系徒手，由六委员率领，就卢沟桥附近各地尽量寻觅，限定时间，无论发现与否，日军均应在限定时内撤尽。议定之后，双方均表同意，定于午后一时出发，乃樱井、中岛、笠井三人忽乘机离席往会客室说话，竟一去不返。同时各方报告接连而至，谓日军已由天津、通县、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开到，且有飞机、大炮、坦克车、铁甲车等多辆开至丰台，已将大井村五里店占领，平卢公路业已阻断，中外记者由平往卢者均半途折回，是日方之所谓搜索尸体显系饰词缓兵，至此已暴露无遗，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四次。我接各方报告后，愤激欲绝，益以三昼夜未眠，遂致咯血一口。傍晚徇友人之劝，入德国医院医治，经克礼大夫注射两药针，夜间稍能安眠，咯血亦止。

翌日闻战端再启，自念守土有责，战中前后方事件均须亲自主持，不能遵医之嘱稍事休养，即日从间道由长辛店返县办理一切，并率本县队警协助守城。自９４七七事变真相十二日以后，与日军接触数次，但仅有小冲突，因北平方面仍在努力于事件之解决。乃至二十日午后三时于和平声浪正在弥漫之际，日军复突以大炮攻城［７］，且轰击长辛店，共达数百发，宛平城内各机关及民房几全被毁，死伤多人。长辛店附近落数十弹，死伤平民二十余人。吉团长星文及县保安队大队副孙培武均于是役受伤，吉裹创后仍奋勇杀敌，始终不退。

———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回忆录》，载《抗战建国第一年》，七七书店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３—１０页解读［１］孙润宇，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任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事变时的对日谈判。但他与齐燮元之流一样，早就是亲日分子。平津一沦陷，天津出现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孙润宇便是委员之一。

［２］牟田口廉也一再强调王冷斋的现场处置权，目的在于让日军在现场提出的无理要求得到王冷斋的承认，从而变得合法化。下文寺平忠辅阻止调查，催促王冷斋迅速处置，以及森田彻以武力要挟，催促“迅速决定，十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也是这个意思。寺平还称，“此项要求系奉命办理，势在必行”，更说明了这不是现场日军下级军官自作主张，而是奉其上级命令这样主张的。

［３］据其他文献记述，牟田口限定的最后时间为８日１８时。

［４］周思靖，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任第二十九军少校参谋，负责翻译工作，参与现场谈判及监督日军撤退工作。但对监督毫不负责，并屡与日军暗通情报。平津沦陷后，又参加伪治安维持政府工作。

［５］在日方步步紧逼下，冀察当局被迫同意二十九军上千人的二一九团退出宛平城，换两三百保安队接防。而保安队还不能携带机关枪。这样，宛平城的防御能力基本丧失，日军下一步控制卢沟桥就易如反掌了。

［６］笠井牟藏，日本驻二十九军军事顾问，少佐军衔。卢沟桥事变时曾参与现场谈判。

［７］７月１９日晚中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次日日方又违约开战，其一心要扩大事态的用心昭然若揭。

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９５图３４被日寇炮击后的宛平县城楼图３５宛平县政府会客厅屋顶被日军炸穿图３６宛平县政府被日军炮火炸得一片狼藉９６七七事变真相周永业谈七七事变交涉经过７月７日夜间约１１时，日本特务机关（附设在日本大使馆内）寺平大尉（辅佐官）给我打电话说，日本演习部队（河边旅团之牟田口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和中国的驻军发生了接触，请我即刻到特务机关来，好共同研究解决的办法。我接电话后，首先给冀察绥靖公署参谋长富占魁打电话，请示用什么名义去和日本办理这个交涉。富占魁回电话说：“用委员长的名义，代表委员会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到了日本特务机关后，见着魏海楼（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委员）坐在南窗下的沙发上，东南角坐的是松井太久郎（特务机关长），樱井德太郎和寺平太尉站在松井的北侧，正北面坐的是孙润宇（外交委员），西北角是王冷斋（河北省第四区专员），左边是林耕宇（外交委员）。

我便坐在一进屋的沙发上，面对着松井。松井说：“周先生来了很好。”这时就听到魏海楼反复地说：“如果有诚意，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松井毫无理睬。我为了明白情况，便对松井说：“请你谈谈实际的情况。”松井说：“日本军队正在卢沟桥一带演习中，你们驻龙王庙的军队突向日本军队用步枪射击，约有十四五发，所以决定双方派人到现场视察一下。”后来决定日本方面派樱井和寺平大尉，中国方面派王冷斋、我和林耕宇。魏海楼和孙润宇则托故不去。大家决定以后，我说：“暂缓一步，我说几句话。我虽然代表宋委员长，图３７中方代表林耕宇与日方代表但事实上没有权力指挥军队。”又对樱井寺平忠辅到达宛平城说：“你们日本军队里一个上尉、一个少佐都可以指挥，但我就负不了责任。”林耕宇接着说：“王冷斋代表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意思是说王冷斋能够制止中国军队的射击。我便对王冷斋说：“冷斋兄，到时候真的开了火，我可不能（制止不了）。”王冷斋说：“我可以制止。”于是，樱井和我一辆车，先行在前面，王冷斋、林耕宇、寺平一车跟在后面。

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９７到卢沟桥城的东门外一字山（实际是一个土岗子）［１］附近的铁路过道时，我和樱井的汽车已开到日本军的火线前缘，当被日本卫兵制止。这时天还没有亮，卫兵问：“谁通过此地？”樱井下车说：“樱井少佐。”这时日军小队长小岩井中尉来到车前向樱井报告情况说，“我军在演习中，由驻回龙庙的中国军队发射步枪子弹四五发”（回龙庙驻军系第二十九军何基沣旅吉星文团的第三营），话还没说完，樱井就接过去说：“周阁下在此（日本军队称将官以上的为阁下）。”意思是不叫小岩井再向下讲，小岩井便停止了报告，把我安置在散兵线后方指挥官处，樱井和小岩井便到大队部里去了。约有４０分钟的时间，樱井和小岩井由大队部里回来。这时已是８日天亮，卢沟桥城里也派出代表来欢迎这个视察团。我和樱井乘车进东门，到了专员公署。不久王冷斋和寺平也到了。这时城门已经用土堵上，俨然如临大敌一般。大家都到专员公署坐好以后，寺平站起来从图囊里取出一份文件说：“我受到长官的命令，叫你们把卢沟桥城让出来。”我没等寺平的话讲完，用手一挡说：“日本长官的命令不能实施于中国。”寺平接着又说：“不能把卢沟桥全让出来，可以两下均分，中国占到西面，日本占到东面。”我说：“办不到。”谈话还没有结束，就听到城外枪声四起，樱井和寺平问，城外有没有中国的部队。王冷斋先说没有，后来樱井和寺平逼得紧了，又说有。樱井就拖着王冷斋的手要到城外去制止军队的射击。王当时很害怕，专员公署的职员说：“专员不能出去，如果专员出城，就没有主持了。”当时的局面就僵住了。我说：“冷斋兄在特务机关时，如果我说你担当不了这个责任的话，我就是瞧不起你；现在枪响了，我们不能在国际上丢人。”我用手指着自己的脸说：“你姓周的兄弟替你去死一趟。”这时林耕宇正想打电话报告冯治安师长关于枪响的事情，我在旁刺激林说：“你在特务机关时说王冷斋能够代表冯师长制止射击行动，现在还报告冯师长，真是用不着。这叫不懂公事，乱抢缨帽。”［２］这样，我和寺平坐在车里，寺平穿着日本上尉军服，樱井穿便服坐在汽车的水箱上，手拿竹竿，上挂半幅白褥单，出发了。汽车到西门里遇到了金营长带一个连长和一个排长，三个人都手持自来得［３］。由于几夜没有好好睡觉，眼睛都红了。金营长的脚上中了流弹，血流不止，还不下战线。我赞扬这位营长，并鼓励他好好干。

汽车出了西门，上了卢沟桥的桥头。樱井摇动白旗，两方即时停止射击（当时中国部队的方针是，日军射击就还击；日本军停止射击，中国就不打）。汽车下桥停在桥的西侧，桥底下高粱地积水很深。我对樱井说：“贵官决定如何？”樱井说：“我们通过高粱地，到日本部队里去。”我不同意（当时我觉得通过火线不论为哪一方面９８七七事变真相所射击，都是无谓的牺牲）。樱井说：“贵官决心如何？”我说：“回城重新研究。”樱井表示同意。这样我和樱井又回到卢沟桥宛平城来。汽车到了西门外，便看到２０多名的死伤士兵，鲜血直流，医药也跟不上，用裹腿代绷带，惨痛景象令人不忍卒睹。

回到专员公署后，樱井就劝王冷斋投降。我告诉王冷斋说：“我们不能投降，一个脑袋不够。”正在这时，日军送来一个通牒，叫寺平回去。林耕宇也要回去，城门已用土堵上，开不了，只好用粪筐把他俩吊下去［４］。到下午（８日）一两点钟时，日军又送来最后通牒一件，大意是，如果达不到日本所要求的和平，就要开炮，限午后６时答复。我们根本就没有理这一套。这时北平市长秦德纯（委员长宋哲元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去了）给我来电话，用紧张的口吻说：“振工（我的别字）兄，无论如何你不能给他们签字。因为你代表委员长办理这个交涉，你的答应就发生了效力。”我回电话说：“我保证不这样做，并要坚持到底。”秦又叫王冷斋接电话，他俩说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叫王冷斋也不能签字。但听到王冷斋说了“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两句话。与此同时专员公署的警务处长柏某某对我说：“现在离答复日本通牒的时间不远了，我给你们找好西门里娘娘庙那里可以躲避一下，那里有几间房子，还有小树林，比较安全。”我听了以后，便对樱井说：“我们另到个地方好吗？”樱井不干。我对樱井说：“快到６点钟了（仅差十几分钟），你不怕，我也不怕，大家都是军人嘛。”后来柏处长又来催促，叫我快走，我想到情形很严重，又叫樱井走，樱井仍坚持不走。大家静默了两三分钟。我便用自己的左臂夹着樱井的右臂说：“你在这里得听我的。”硬把樱井拖出来。刚到大门，日本军的炮响了。在路上看到士兵有被炮弹打伤的。据后来（９日）调查，专员公署客厅里的沙发被炸弹炸得粉碎。原来日本炮兵早就把城里的位置测量好了，所以弹无虚发。

大家到了娘娘庙后，天已黑了。王冷斋专员弄来几张饼，给大家充饥。吃饱了后，我对樱井说：“【中略】现在我提出来三个问题，请樱井中佐给我答复。”樱井说：“好。”我说：“第一个问题是，演习时，按日本陆军规定，一般是不准携带实弹，你们为什么携带实弹？”樱井说：“日本军队并没有携带实弹，是接触后取来的。”我说：“从哪儿取来的？”樱井说：“从丰台。”我说：“我们都是军人。我很知道领子弹的手续。先用公文，再由仓库拨发，最后用车辆输送。由丰台到卢沟桥，以至于发到士兵手里，再装到枪膛里，起码得多少小时（意思是日本军队携带着实弹故意制造事件）？”樱井不语。“第二个问题是，日本军队的演习为什么攻击我们的卢沟桥城（当时根据冀察当局和日本军方的协定，日本军队在华北演习时，和中国驻军的距离至少不能小于６００公尺，以防止冲突）？”樱井说：“驻回龙庙的中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９９国军队无故向日军射击日军才攻城的。”我说：“为什么不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偏要采取直接行动，是否合理？”樱井又无言以答。“第三个问题是，过去日本军队在演习之前必有照会，这次为什么没有？”樱井说：“被办事人丢掉了。”我说：“我不这样想。日本军队在演习之先，准备工作是绵密而周到的，决不会把公文丢掉，你同意我的想法吗？”樱井又无言可答。我把樱井安置好了以后，便到团部找团长吉星文谈话。我问吉星文：“你打算保不保这座城？”吉星文说：“当然要保住这座城。”我说：“如果决心保住这座城，在这样情况下就必须把平汉铁路的桥拿过来（当时日本军占领着）。”于是和吉研究并决定子夜袭铁路桥日军的办法。

我回娘娘庙和樱井闲谈以消磨漫长的时间。约摸一个钟头，这时是９日凌晨１点钟，骤然听见枪声，隔了一会，团部参谋王启乾到娘娘庙，附在我耳边说：“我们的夜袭成功了，铁路桥已经占领。”【中略】９日下午约５点钟回到北平，我对秦德纯作了详细报告，并说情况极为严重，不能单纯看成为地方事件，请特别加以考虑。秦德纯说：“我已特别注意了这个事件。”冯治安在旁插嘴说：“他们（指日本）竟捣乱，不用理他们。”我说：“这是国际问题，不理是不行的。”———周永业：《七七事变交涉经过》，载《武汉文史资料》２００７年第７期解读［１］日本人称作“一文字山”，中国当地人称沙岗。

［２］作者主动表示出城去中日冲突的火线进行交涉，令人敬佩。不过，这一段文字也颇有可疑处。本文所记，为７月８日之事。当时谈判双方即使表示两方军队要同时撤退，也尚未开始实施，因而宛平城外有没有中国驻军，不应成疑问，肯定会有。这里记王冷斋就城外有无中国军队被日方逼问得语无伦次，应是误记，此其一；本文记述作者是代表宋委员长来谈判的，虽然他称没有指挥军队之权，但其代表的重要地位是不低的，因而不能说他出城就是替县长王冷斋去死一趟，此其二。另外，在中日对峙，日方既不讲理又盛气凌人的当口，中方谈判人员本应一致对敌，而作者在此处的记述则是另一番情景，未考虑日方违约不撤退并开火的问题，只强调中方枪响了，就会“在国际上丢人”，还讽刺王冷斋在特务机关时夸海口，又嘲讽林耕宇不懂公事乱说话，自己人相埋怨，恐与当时实际情况有出入。

１００七七事变真相［３］自来得，一种可换弹匣的驳壳枪。

［４］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回忆录》中的记述：“由林耕宇君与寺平二人缒城而出与森田面商。旋据报告并无结果，林等即返平报告。”图３８王冷斋（前排左一）、洪大中（前排左二）与二十九军坚守宛平城上层的交涉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向日方提出口头抗议【南京八日中央社电】关于卢沟桥事件，外部八日晚八时得讯后即电询肇事真相，并报告在卢当局。下午收到各方报告，事实真相渐明，遂于六时三十分派亚洲司科长董道宁［１］，赴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略谓：据我方所得报告，此次事件之责任不在我方，显系日军挑衅，本人奉命向贵使馆严重抗议，并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关系已至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应请贵方立电华北驻屯军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令驻屯军代表与冀察政委会所派人员速急根据正确事实，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态之扩大。日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２］，当即表示，日本对此次事件无意扩大，深信不致恶化，并允将我方制止军事行动等要求，立即电知驻屯军云。又日本驻京陆军副武官大城户三治［３］，本日下午六时到外部访亚洲司董科长道宁，谈卢沟桥事件，董科长当将我方立场详言申说，词意与向日高参事之表示略同。董氏并请其报告日本陆军省及参谋本部，闻大城户已允照办云。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１０１解读［１］董道宁，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

［２］日高信六郎（１８９３—１９７６），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任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多次参与对华谈判。后曾任上海总领事、兴亚院经济部长、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等职。

［３］大城户三治，曾任关东军步兵第７６联队联队长。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任日本驻南京陆军副武官。后又曾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华南方面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等职。

秦德纯与今井武夫交涉【北平八日下午十时十分本报专电】秦德纯八日晚九时对记者谈：一、今日向卢沟桥守军发出命令，谓“卢沟桥可为尔等地境［１］，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失守”。

二、今井今日下午访余谈判，余首质问谓：（一）日方此举是否对中国有整个之举动；（二）是否如丰台一样，将卢沟桥占领。今井答称，无此意思。旋要求我撤退驻卢军队。余答称，如日方愿和平解决，则应双方同时撤兵，恢复原状，我方并允先将宛平县城内一部分军队撤去，以示诚意，然后再由双方同时撤兵。今井对此，允向田代请示，故目前交涉尚在停顿中，至于双方军队，亦在对峙中。秦又称，此事恐将扩大，因日方继续增兵，似有预定之企图云。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解读［１］按原命令中“地境”二字应是“坟墓”二字。新闻报道时做了改动。

７月１０日和谈，日方只为拖延时间十日晨，我化装从丰台回到北平，王冷斋也和中岛（七日夜仗打起来以后，王冷斋把他扣留在县城）从卢沟桥回到北平。九点多钟在秦德纯家开会。日方出席人员仅仅是冀察政委会顾问樱井等五人，没有一个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松井、今井等均未出席，一看便知日方对这个会是不重视的。

会上，日方公然要我方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还要我方向日方赔礼道歉。何基沣听了勃然大怒，指斥樱井：“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就把小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再不１０２七七事变真相敢开口。冯治安听罢很得意。我接着补充说：“丰台车站最近两天不断有关东军进出，如果愿意和谈，为什么继续把兵员装备武器运至丰台？你们是否有和谈诚意？”王冷斋也指出日方不守信义，多次反复，短短三天就出现许多不值得依赖的事例，质问日方是否有和谈诚意。

这个会是日方提议召开的，结果日方代表竟在会议休息时先后溜出大门，不知去向。何基沣旅长说：“对付他们只有像夺铁路桥和龙王庙战役那样，狠狠地揍他们，叫他们知道厉害才行，谈判必然是吃亏上当！”正当我们寻找日方谈判代表时，卢沟桥方向枪声又起。事实证明，日本人的“和谈”只是缓兵之计，而我方则以和谈为目的，所以最后弄得一塌糊涂。

———洪大中：《挥泪告别卢沟桥》，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今井武夫回忆谈判过程十日，雨停了一会儿。今天才正式接到东京的训令，方针是不扩大事件，就地解决问题。因此，与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协商结果，决定对冀察军提出我方下列要求条件。

要求条件一、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人应给予处分，并负责保证今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二、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屯中国军队。三、鉴于本事件多半是由所谓蓝衣社、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系统各团体所挑起，今后对上述各团体应彻底取缔。

以上条件如经同意，应以书面向日本军提出。

以上条件经中国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返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中国方面选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负责办理交涉，但由于双方条件不一致，交涉未能顺利进行。【中略】当天下午四时，松井特务机关长约请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张允荣，作为张自忠的代表进行了约三小时的谈判。中国方面回答说，从卢沟桥撤兵和惩处肇事的负责人两项有具体的困难，因而谈判没有结果。

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１０３【中略】到了十一日的早晨，夜来的阴云已一扫而光，雨过天晴。但是冀察方面的答复依然如故，毫无转机。晨五时，最高负责人秦德纯亲自打电话，直接对松井特务机关长说：“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惟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这是对我方所提出的文件明白表示拒绝的最后答复。至此，交涉完全陷入僵局。

【中略】我感觉到，现在才正是日华之间和战的关键，【中略】就要求会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齐燮元［１］。上午十一时半，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由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陪同，单独前往张允荣住宅，会见了齐和张，并加上孙润宇，一共三人。

我首先发言，反复谈到了日军的要求。对此，齐燮元回答说：“如果中国军队撤退后，卢沟桥为日本军所占领，冀察政权岂不是丧失了立场？”于是，我擅自提出建议说：“万一中国方面能依从日本军所要求的条件，在签字的同时，日本军可以自动地从卢沟桥周围撤兵。”齐燮元立刻表示同意，回答说：“我相信武官的人格，日本军所要求的条件，全部承认。”说着，亲自取笔，就现成的信纸用毛笔拟就下列草案。当时认为这一下子总可以扭转危机了。

一、中国与日本之交战部队以地主之谊对于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将处分惹起事端之部队长官，更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不幸事件。二、中国军为与日本在丰台驻军避免过于接近而易惹起事端起见，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厢，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三、本事端认为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其他抗日各团体之嫁祸，故此将来对之彻底取缔。

当时仅花了三十分钟时间，就圆满达成协议。齐燮元亲笔所拟的上列草案，至今还保存在我手里。

【中略】我把乘上飞机的参谋长［２］请下来，就站在那里汇报了交涉内容，参谋长对于解决办法，立刻表示满意，并对签订协定的程序又作了一些指示。至此，我才松了一口气，欢送参谋长启程。连日来费尽心机，总算得到了收获。

不料我在下午二时左右回到特务机关时，从天津军司令部挂来的专线特急１０４七七事变真相电话，已经在等着我了。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马上拿起电话听筒，是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的声音：“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中略】由于这些内部情况，原来约定下午三时签订协定的时间推迟了数小时。通知中国方面延期了数次，一直到下午六时，日本方面代表才到张允荣住宅与中国方面代表会见，首先以双方同意的协定草案为基础，进行文字修改。晚上八时，日华两军代表松井太久郎和张自忠两人完成协定的签字手续，我这时才安下心宋。协定内容如下：解决条件一、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将负责人予以处分，更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事件。二、中国军为了避免与丰台日本驻军过于接近而易惹起事端起见，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廓和龙王庙，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三、本事端认为多半是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系统各团体的领导，故此将来采取对策，并彻底取缔。

对以上各项均表同意。

【中略】可是，中央的内阁会议一旦作出了出兵的决定，天津军内部的强硬主张也就提出来了，他们要求把道歉人由最初预定的师长级提升为军长宋哲元，把受处分的负责人也由团长升为师长冯治安［３］。这样地提高级别指定姓名，提出严酷的惩罚条件，故意刺激中国方面的神经，不顾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想方设法迫使陷入困难状态，因而造成的结果是一再拖延实施时间。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３３—４３页解读［１］齐燮元（１８７９—１９４６），字抚万。曾参与军阀混战多年。蒋介石、冯玉祥、第一章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１０５阎锡山大战时，他站在冯、阎一边，冯、阎失败，他乃隐居天津北平。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是和谈活跃人物，与日军关系密切。平津沦陷，加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又成为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先后任治安总署督办、内政总署督办。又秉承日寇旨意，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甚力。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处决。

［２］指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

［３］日方已下定决心扩大战争，因而有意提高谈判条件，以苛刻的要求迫使和议难以达成，从而反诬中方对和谈无诚意而诉诸武力。

图３９宛平城门内堆着防守的沙袋严宽致何应钦报告中日最初交涉结果密电（三封）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电重庆。军政部长何：１．中日部队现已停止冲突。２．我方态度镇静与强硬，日鉴是况，因之情况稍转和。３．我、日双方商讨同时撤兵，另派保安一大队入城填防（名虽保安，实是陆军）。该队此刻在五里店准备入城换防中。４．日方刻虽表示不愿扩大并现缓和，而此间仍按步骤准备，以防意外。５．平市已形戒备状态。６．仍后究竟如何再报。职宽叩。佳巳［１］。印。

１０６七七事变真相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电重庆。部长何：１０１５密。极密。卢沟桥事变现阶段概况如下：１．我军冯师一营退往长辛店。２．日军步兵撤出五里店，炮兵撤丰台。３．卢仅由冀北保安队１５０员名改服警装，入城接防（查其原商改派张师一营，现未能实行）。４．日惯会取巧，以现状观之，似有取巧模样。现由保安队改服警装填防，将使卢区等于非武装区矣，前途殊可虑，乞钧注。职宽叩。蒸寅［２］。印。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电南京。部长何：密。极秘。一、闻日方要求：１．撤退卢、龙［３］华军。２．惩办责任者（最低限度处分营长），治安与河边晤面道歉［４］。３．严厉取缔华北一切排日抗日。４．反共。等项。闻该条件，真戌［５］由自忠、省三书面签字送达日方矣［６］。二、商定监视撤退员，我三、日三，并定午后六、七时开始撤退。我军先撤，日军后撤。三、卢案最后阶段如何，能否和缓下去，亦在此举。职宽叩。文［７］。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佳巳，９日上午９—１１点之间。［２］蒸寅，１０日凌晨３—５点之间。

［３］龙指回龙庙，其地是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要害位置。

［４］让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向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道歉，这是日方有意设置中方不易接受的条件，意在中方不同意便可成为日军重启战端的借口。后来日方又进一步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要求军长宋哲元道歉，师长冯治安撤职。所谓和谈，就完全是走形式罢了。

［５］真戌，１１日１９—２１点之间。据今井武夫回忆，中日双方签订停战协议的具体时间是２０点前后。而就在１１日白天，日本内阁却已作出了增兵华北的决议，则日方在事变现场的谈判，纯属蒙蔽手段，只是为了扩大事态而拖延时间而已。

［６］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所签协议，系在张允荣（三省）的住宅中，由张自忠与松井太久郎签字达成的。

［７］文，１２日。

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抗战初期的举措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于抗战的态度，究竟应如何评价？是积极的抗战还是消极的抗战？

对于抗战初期蒋介石的抗战态度，世人素有种种看法。中国内地学界或认为蒋氏一味求和，幻想以和平方式求得卢沟桥事变的解决；或认为他在和与战之间犹豫不决，应战而不求战，仅仅是有条件地自卫抵抗；或认为“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国民党在东南的统治中心受到威胁，他才被迫开始真正的抗战，此前则基本上畏缩不前。台湾一些学者则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已认清这是日军入侵华北的前奏，因而决心应战，发动了全民的抗战。可见对于蒋介石抗战初期的态度，及由此影响到的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处置，素来是众说纷纭的。

上述诸说，均涉及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主张和决策的某些方面，却又都缺乏全面性。仅仅从某一方面去判定蒋氏的抗战思想言行，是失之于片面的。

无疑，“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中，蒋介石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内的所谓“剿匪”，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一直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当时的对日外交，主张“四不”：“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实则不绝交不宣战，意在妥协；不讲和不订约指让步的限度。虽然他没有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向日本要求归还东北四省，从而在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领土的占领和对中国利益的侵犯。而且，在日方进一步觊觎华北时，为避免与日本的矛盾升级，除在经济上努力与日本修好，为其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外，还按日方要求，撤销河北及平津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之所以对日如此妥协，是因为他认为１０８七七事变真相我弱敌强，不可“侈言抗日”，不可“轻言绝交和宣战”。１９３４年７月，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话时说：“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我们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至于如何御侮救国、复兴民族，蒋介石的看法是，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先安内再攘外，这是让全国遵从他的对内对外方针；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准备抵抗外侮，这是说要用节节抵抗的方式与外敌进行消耗战。

蒋氏的上述想法，在西安事变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提“攘外必先安内”；七七事变爆发后，更是开始“改变他们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毛泽东选集》第１卷）。

卢沟桥冲突一起，蒋介石就感到：“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并已预料到“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一方面，他急电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要求他坚持国家立场，积极备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另一方面，他下令派中央军北上，协助宋哲元抗敌。蒋介石很清楚地认识到，“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他对于日寇的吞并华北的野心是洞察于心的，深知无论对日寇作怎样的妥协，对方都依然会得寸进尺；他也深恐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因此，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表示如果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他画了一条底线，即第一，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第二，冀察现存行政组织不容非法改变；第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四，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如果这四点被突破，那自然就是最后关头的到来了。可见七七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已认真思考了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为维护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所应采取的对策———也就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和平无望，便决心抵抗到底，甘愿付出最大的牺牲，“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某些论点认为，蒋介石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日妥协，抗战消极，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一旦与日开战，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一定要奋战到底。这对于振奋全民抗战的精神，使各社会阶层、各党派团体联合在一起，为民族生存而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不过，作为国家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也不能不考虑诸般客观现实，即双方实力悬殊，日本的经济水平和军事实力，都在当时的中国之上。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建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０９设，远未达到有效抗敌的程度；军队素质和武器装备，也远低于日本。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感到彷徨，只怕大战一开，中国国力必将遭受重创，大片重要的国土也会沦于敌手，中国命运，可谓岌岌可危。因而他的“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主张，是他必然的选择。他的“抗战到底”之“底”，其实并非一定要“拼全民族的生命”血战到底，只要还存一线议和机会，他就不会放弃有条件的和议。即使在全面抗战一年半以后，即１９３９年１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他犹对“抗战到底”做了如下解释：“以为战到中国亡了的时候才是到底，假使到底的意义是如此，那我们抗战非到国家灭亡不可。”他说，这次抗战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和谈能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开始谈判”（蒋介石：《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转引自《中外学者论蒋介石：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所收蒋永敬论文，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版，第８３—８４页）。不能说蒋介石的观点绝对错误，但由此也表明了他一直是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不定的。

事实上，在和谈还是战争问题上，蒋介石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内部一批充满爱国激情的人，强烈要求抗日，认为不战必亡国；而某些知识精英，国民党部分党政军要员，则力主妥协、和谈，认为开战必亡国。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平津被日军围困，犹“闻中央和战尚未决定，前夜会议至四时半，和战两派争执甚烈。主战派发言云去年西安事变，大家拼命主战，今日日本占我华北，反主张和平，其勇于私斗而忽于公敌，将何以自解。蒋召两派个别谈话，至黎明犹未决”（《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内部通报》，引自李惠兰等《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５月版）。因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也处在艰难的抉择中。只是多年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让他也有清醒的认识，即和谈固然是心中所愿，那样可以让中国有更多的国防准备时间；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受其侵略野心驱使，不可能真心与中国和谈，进行全国动员，投入到战争中去，是唯一的可行之路。

只是从战略角度看，蒋介石的抗战是有局限性的。一是我国疆域辽阔，纵深空间大，人口又众多，日本要想在短期内鲸吞中国是难以做到的；一旦战争长期化，则战争形势必将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蒋介石当时却只想到中日大战，中国或可支撑半年，缺乏持久战的构想。二是蒋介石也提全民抗战，但是缺乏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共同抗敌的有效措施，片面地认为作战只是军队的事情，没有充分地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三是他强调步步为营的阵地战模式，而非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方式，从战争肇始，即表明很难有成效，１１０七七事变真相在军事装备占优势的日军疯狂进攻面前，终不免节节败退。

对开战后能否打赢缺乏信心，战略上又有局限性，当然会影响到蒋介石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的坚决性，因而他最初的徘徊也就不难理解了。表现在：其一，走的是一条“应战而不求战”的道路。既是不求战，就不可能预先争取战场上的主动，就难免有畏首畏尾、举棋不定之弊，抗战也难免被人诟病为消极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不少人主张对日宣战，他也迟迟未允，直到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无疑也是抗战初期“不求战”态度的一种体现。其二，过于寄希望于国际调解，又是致九国公约国信函，又是派使者赴西方国家请求斡旋，“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变的解决”。而事实表明，日本已下定决心大举入侵中国，既不会因为对手不求战就停止进攻步伐，也不会因国联的几声指责就改变其既有的野心计划。当蒋介石的一切和平努力都归于失败后，在日军又向上海进攻的时候，他也就不得不拼全力抵抗了。

可知，蒋介石在抗战之初对于开战的态度是充满犹豫的，只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指斥其抗战消极、抗战不力。

抗战初期，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进行了积极的军事部署，派军队北上拟协助宋哲元对日作战。期间因种种原因而贻误了一些战机，而在平津沦陷后，中央军在南口等地即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作战，虽然最终未能阻止日军向冀察周边推进，但也让日军感受到了中国军队抗日的顽强意志与决心，使之试图重演“九一八”事变、轻易占领整个华北的梦想很快碰了壁。

“八一三”淞沪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更是投入国家最精锐的部队和武器装备，与日军对决。激烈的抵抗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而日军最初的预想，是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现在仅淞沪一役便打了这么久，这对于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国人信心，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迟滞了日军向中国内地推进的速度，为中国东南大量的重要经济实体的内迁，争取了时间，有利于日后支撑中国的持久抗战。这也就是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的体现吧。

一、蒋介石对日策略抗战前几年蒋介石一直努力避免与日本交战［１］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１１一句话：一点也没有。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都没有统一！【中略】我们中国没有在日本人眼里。【中略】他叫我们中国叫“支那”，这“支那”两字，照日本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没有我们中国，所以不称我们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始终叫我们为“支那”。【中略】前年，我在“一·二八”以前，曾发表一篇文章，引总理的话，告诉我们中国一般国民说：全国同胞要知道，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得到时机，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我们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这句话就是我们总理在三民主义里苦心警诫我们一般国民的话，后来一般反动派，说这话是我讲的，就说我是怕日本人，不敢同日本人宣战。这句话究竟是我说的，或是总理说的，自然有总理遗著可以证明，反动派尽管帮助敌人来攻击我国政府，我们亦不必去计较。但是我们要研究总理何以说，日本十天之内可以灭亡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以到梧州、邕宁，他的潜势力早已准备充足。而且他的兵舰早已遍布各地，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住；也不仅是东四省已正式被他占领，就是我们的华北，事实上也早已在他控制之下，凡我们华北所有的铁路线和所有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他都早有军事的布置，随时都可占领的。【中略】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２］！

———《领袖抗战建国文献全集》，《大公报》西安分馆编印，１９３９年７月，第２９—３０页解读［１］这是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３日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所作以“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为题的讲话。从中既可看出他的危机感与紧迫感，也可看出当时他对于抗日的信心之缺乏。十天乃至三天亡国论，无论最初是由谁提出来的，都是对中国国情缺乏透彻的认识，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打持久战的能力展现出来，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幻想，从而证明了十天或三天亡国论是过于看低中国的生存能力和抗战能力的。当然，蒋介石所谓十天或三天亡国论，只是对于紧迫１１２七七事变真相的日本威胁的一种形容，他内心其实也明白十天或三天灭亡中国，未免过于夸张。

［２］世人多据此抨击蒋介石的三天亡国论，认为他在抗战前因对抗战没有信心，而把三天亡国危险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然而，在这篇讲话中，实际上他还说了这样的话：“我们虽无十分战胜的把握，然而一定要作最顽强的抵抗，我们虽未必可以打败敌人，但是被敌人打败的时候，一定要使他受最大的牺牲，一定从敌人手里取得最大的代价，这是我们一定做得到的。……如此，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后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这十八月时间，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速占领我们一省呢？所以我们各个人如果有觉悟，随时随地作防御工作，随时随地准备牺牲抵抗，如此，不仅不怕日本人有三千架飞机，就是他再加三万架飞机，对我也无可奈何。”这段话实际上否认了三天速亡的论调。

战前胡适对蒋介石“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策略曾不以为然［１］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廿二年热河失守［２］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没有对日本作苦战的计划。他的全副精神用在“剿匪”［３］上，这是我们知道，又能原谅的。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他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整饰南京，好像南京是没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都感觉难受。

———胡适：《致王世杰》，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载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版，第６４８页解读［１］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曾积极投身思想启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１３蒙运动，又在其所主持的《独立评论》等期刊发表很多有社会影响的见解。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这封写于１９３５年的信反映了胡适当时主张破釜沉舟与敌决一死战的观点，他对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策略是不赞同的。然而，胡适在和与战问题上，是左右摇摆不定的，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前后，他力主中央军北上；平津沦陷前后，他又力主与日和谈，并最后发出感叹：“和比战难。”８月９日以后，他又主战。抗战时期曾出任驻美国大使。

［２］日本为了威胁北平，以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于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发起对热河的进攻。装备落后、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虽进行了抵抗，但不到２０天便战败，热河遂遭日军占领。

［３］“剿匪”指蒋介石依据“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不顾日寇步步紧逼的国难危急，把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

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指示宋哲元维持华北局面勿与日军冲突［１］二十四年夏秋之交，作者奉蒋委员长自庐山来电嘱令前往，遵即遄赴庐山，报告华北态势，并请示机宜。当时奉蒋委员长指示：“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旋即返报宋将军，慎密进行，之后与日方表面上之酬酢往还，较前增多。此时国内外人士不明真相，本爱国爱友之心情，函电纷驰，责难颇多，既不能向其说明真相，只有苦心孤诣忍辱求全，以待事实之证明。主持其事者的精神痛苦确达极点。

———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６２年６月出版解读［１］全面抗战以前的几年，蒋介石一直让宋哲元维持冀察局面，赞其有“苦撑精神”，并表示“成败毁誉，愿与相共”。维持华北局面的要点在于既保持主权领土，又不至与日开战。因对日多有妥协，不免被世人指责，故蒋表示愿与之共担责任。

１１４七七事变真相图４０抗战前蒋介石一直不希望与日开战１９３７年７月８—２６日蒋介石日记摘录［１］七月八日预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动员［２］。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注意：一、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故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七月九日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

七月十日注意：一、石友三之行动与倭寇之侵略。二、见李仲平。三、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四、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１５本周反省录：倭寇于八日在卢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

七月十二日预定：一、电宋、秦，商中央部队集中地点。二、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三、倭寇计划威胁冀察当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东为不驻兵区域，以及其防共协定。四、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五、政院［３］回京。

注意：一、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二、明令宋、秦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三、中央军集中保定。四、倭寇空军尚未出动。五、廿九军内部是否推张出任与倭妥协。

【中略】倭寇关东军到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表示其外强中干之态度。但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４］七月十三日今日预定：一、抽高射炮到华北。二、运送子弹。三、派次宸［５］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四、派戈定远北上。五、发魏款。六、倭府宣言与同盟社电急呈。

注意：一、对运兵进驻保定之宣言。二、对宋之授意。三、对倭宣言：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定范围以外地区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

七月十四日注意：一、对卢案，英美已有合作调停趋势。二、宋在津态度不定。不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三、北进部队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四、如能办到卢沟桥仍驻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

七月十五日注意：一、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伏之理。二、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三、倭寇第五师〔团〕秦岛集中，则其十二师〔团〕亦必用于平津而无在青岛进发部队，其仍为局部动作也。【中略】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禁止。岂１１６七七事变真相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七月十六日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乎！其次，卢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倭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是其无意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中略】注意：一、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二、倭志在威胁冀宋不战而屈，不惟无开战之决心，而且局部之战争似亦有所顾忌也。

七月十七日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馀。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

【中略】注意：一、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

本日谈话会，发表讲演决心。下午修正《建国运动方式》完。

本周反省录：【中略】二、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三、倭寇屡攻卢沟桥不克，可以制敌野心。

下周预定表：一、发表为卢案告国民书，或改为谈话式。二、决定共部解决办法。三、对卢案应积极准备。四、准备回京主持一切。五、对倭寇不战而屈之战略，应注重还击与反攻时机，不可太早，亦不可太迟。六、运用各国外交，使英美联名〔合〕出任调解。七、战费之筹备。八、核定战斗序列。九、国防会议日期；对鲁、晋、桂、川之协商。

七月十九日注意：一、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二、对沈等之处置宜早解决［６］。三、对共党之收编应即解决。四、对冀宋与鲁韩［７］之安慰与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１７勉励。五、战斗序列之核发。

本日心苦而身乐，闻喜多［８］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９］之报告后，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计耳。［１０］七月二十一日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运用在乎一心也。

七月二十二日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中略】注意：一、宋复电之请示用意。二、应停止军运。三、卢案了结乎？当非如此之易。四、中央军撤兵时机必待倭寇同时举行。五、何梅谅解事项抄交英使。六、德、意态度不良，益露矣。

上午会客。批阅。闻卢沟桥卅八师撤退，而未知宋与倭交涉之内容为何，不胜惶惑。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１１］七月二十三日注意：一、倭阁近卫属秋山派宫崎［１２］来接洽，而且要求极秘，果为何事？二、明轩只报告十一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十九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１３］。

似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三、从速完成沧、石防线。四、倭寇已悟中央部队既入河北，对彼华北独立阴谋已受重大打击，不能达成其目的矣。

七月二十四日一、倭寇今夜以前之求战更切，而今夜则忽求和。彼或知余已同意于宋哲元之三条所致乎？可知，外交与军事皆瞬息万变，不可执一而终，但不能不有一定之目标耳。

【中略】本周反省录：【中略】四、中央军进入河北，倭寇至今始悟其华北独立之阴谋已为我打破，而其大陆政策亦大遭阻碍。故此次派兵入冀，战略之利在其次，对１１８七七事变真相倭政略战胜之利，无人能知者。

七月二十六日遭必不能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预定：一、编组共部。二、解决沈案。三、速定各地防空时刻。四、疏散物品。五、下令各处赶筑工事。六、各部动员与迁移演习。七、各地壮丁召集之演习。八、粮服管理机关与人选。

注意：【中略】六、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倭向廊坊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反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心乎！

———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版解读［１］此处日记系据《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摘录，并依据日本《产经新闻》社编、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第４册，对行文做了某些订正或注解。蒋介石日记有不同版本，一为原稿本，即蒋介石亲笔所写；二为仿抄本，是蒋介石命秘书人员按原稿模式抄写的日记本；三为类编本，即分类抄写的日记本。版本一多，不同版本的日记出现文字出入，也就在所难免了。从蒋介石日记中可看出他在抗战初期的思想起伏和心理变化。诸如，日本究竟有何意图？日方是想全面开战还是局部作战？宋哲元与日方交涉情况如何？是否会与日方妥协？又如，决定一手做好大战准备，一手进行国际斡旋、借国联之力压制日本。作为国家最高统帅，蒋介石面临很大的压力：战争已经爆发，如果战争扩大，国家遭受的损失将无可估量。因而是否公开发表他在庐山进行的“最后关头”演讲，他就曾犹豫再三，深恐一发表激起日方更大规模的入侵，但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他在那一时期的焦虑、紧张与自信、期望，尽体现在日记的字里行间。

［２］孙连仲，字仿鲁，时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庞炳勋，时任第四十军军长；高桂滋，时任第八十四师师长。

［３］指行政院。

［４］据《蒋介石秘录》第４册第１０页所引日记，这段文字作：“倭关东军到津。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以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１９余观之，皆为其外强中干之表现。但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５］徐永昌（１８８７—１９５９），字次宸。时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抗战胜利时曾代表中国到日本东京参加受降仪式。

［６］沈案指沈钧儒等“七君子”案。

［７］鲁韩指山东韩复榘。韩复榘（１８９０—１９３８），字向方。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山东省保安司令。后因抗敌不力，使山东大部沦于敌手而被治罪枪杀。

［８］喜多诚一（１８８６—１９４７），日本驻华使馆武官。

［９］高宗武（１９０５—１９９４），原名高敏。１９３２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１９３５年升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多次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方谈判，其坚守中央训令毫不退让的态度，深获各方首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成为议和派倚重的人物。１９３９年一度追随汪精卫搞所谓“和平运动”，不久出走脱汪。

［１０］按《蒋介石秘录》第４册第１４页所引此段日记，其文略有不同：“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１１］蒋介石细读“何梅协定”，始悟两年前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之间往来备忘录达成的协议，到此时造成了外交上的被动局面有多严重，因而蒋在日记中对何责骂。

［１２］指日人秋山定辅、宫崎龙介，近卫文首相派其来华谈判，但二人在出发前和出发时分别在东京、神户被宪兵拘押逮捕而未成行。

［１３］表明蒋介石已知道存在一个和谈“细则”（即后人所谓“香月细目”）。

７月９日蒋介石军事部署手令［１］委座之紧急处置。七月九日手令：（１）令驻平汉路南段孙连仲第二十六路两师，向保定集中，并电商宋明轩，令庞炳勋部与高桂滋部，皆向石家庄集中。

（２）徐主任转程总长、唐总监、何部长［２］：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各地皆戒备，并准备宣战手续。如前令各部开动外，第二十一、二十五各师及第三军，亦令动员候调为要。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２６０页１２０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这是何应钦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关于中央军事准备之报告稿的部分内容。

［２］分别指徐永昌主任、程潜总长、唐生智总监、何应钦部长。唐生智（１８８９—１９７０），国民党训练总监部总监。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但未守住，南京于１２月１３日陷落。

图４１蒋介石７月９日为调兵北援致华北各将领电稿陈布雷［１］记蒋介石抗战初期态度七月七日日军攻我卢沟桥，山中闻讯较迟［２］，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公知敌人意在挑起衅端，顾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并于谈话会中发表讲演，声明我方最低限度之立场四点，以待敌国政府之觉悟。然敌军阀蓄意欲扩大事态，蒋公爰回京主持。

【中略】其时颇有献议设置大本营者，蒋公不许可，谓未经宣战不必另设名目，即以军委会主持战事可也。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９月版，１７８—１７９页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２１解读［１］陈布雷（１８９０—１９４８），本名训恩，字彦及。１９３５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被称为“领袖文胆”“总裁智囊”。

［２］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参加者皆社会名流。

李景铭日记记蒋介石维护主权态度坚决［１］七月十四日事变后，中央态度坚定，曾以十师之众百架飞机［２］，听宋调遣。而蒋自庐山通电话于秦德纯，告以三事：一不能以寸地让人，二任何条件不能接受，三牺牲到底。故二十九军因以兴奋。

———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７月，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原刊取篇名为“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解读［１］李景铭，字石芝。早年曾留学日本。１９３７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委。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由河南来到北平；平津沦陷，任伪北平维持会主任秘书兼财政局长。

［２］此为传闻，当时中央只派六个师北上，未出动飞机。

王世杰记蒋介石决定突破“何梅协定”对中央军的约束［１］七月十二日，蒋院长［２］一方面因日军之大部动员，一则因冯玉祥、胡适诸人之进言

［３］（是日行政院议在牯岭蒋院长宅举行，余亦力主为切实有效之动员），决然命令中央停驻河南边境之动员部队（孙连仲所统率），迅即开赴保定，盖已毅然不复顾虑“何梅协定”之任何束缚矣。

———《王世杰日记》第１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年，第页１９９０６２图４２蒋介石下定了抗战决心１２２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王世杰（１８９１—１９８１），字雪艇，法学家、教育家。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期间先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政治部指导委员、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战后任外交部长，曾作为中国的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此处所录文字是王世杰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追记的１２日日记。

［２］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３］时冯玉祥、胡适等皆主战。

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最后关头”演说辞［１］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也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２３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从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逼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战争既开之后，又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我们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变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图４３蒋介石在庐山作“最后关头”演讲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１２４七七事变真相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北平《华北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解读［１］本文是一篇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抗战动员令，是向日方表明我方严正态度的声明。文中要点是卢沟桥事件关系国家命运，一旦和平无望，便是全民奋起抗战的“最后关头”的到来。文中声明，我们应战，但不求战，要为和平努力到最后一秒钟。而求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必须保证一条底线，即不侵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如果战争终不可避免，则全民一致，抱定牺牲到底的决心，坚决抗战，以求最后的胜利。按蒋介石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决心是值得赞赏的，然而，即使认识到了日本侵占华北的野心，却仍存着与他们和平共处的幻想，这样的主导思想，必然反映出对日军挑衅的一再忍让，和我军备战、抗战方面的某些消极性。此文发表在２０日的各大报纸上。此前，对于是否将其公开发表，蒋介石很犹豫，反复斟酌是否会因这篇文章使日本受到刺激而加大军事进攻，最终还是决定无论战争如何发展，必须发出代表中国政府的这一抗战声音。

蒋介石庐山“最后关头”演说辞要点及其对日寇的认识蒋委员长根据各方情报，深知日人蓄谋侵华之一贯野心，至此已无法戢止。爰邀集全国各界名流与党政要员，共三百余人，于十六日起，在庐山举行谈话会［１］，以共筹御侮图存之大计。十七日，在谈话会中，严正表示卢沟桥案将为对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２５日和战关头最后之界限；并列举政府对解决此事之最低立场计有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等，不得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又谓政府为保持民族之生命，决以全力固守此立场。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同日，并电示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开战前，本已签订和解条约，承认其四条件，乃于签字八时以后，仍向我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贡参考，勿受其欺。宋奉电后次日，以电话告熊次长斌，谓战争恐不能免，本人有牺牲决心，决不作丧权辱国之事。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页解读［１］按美商华美出版公司《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７月１６日载：“庐山谈话会，今日九时，在牯岭图书馆大礼堂开始举行，到一百五十余人，蒋、汪亲临参加。”７月２９日蒋介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１］蒋委员长对于平津形势骤变之政府方针，今日应新闻记者之询问，发表下列之意见：（问）宋委员长突然离平，致失重镇，未悉中央对其责任问题如何处理？

（答）在军事上说，宋早应到保定，不宜驻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张。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负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２］。余自信必能尽力负全责，以挽救今后之危局。须知平津情势，今日如此转变，早为国人有识者预想所及，日人军事政治势力之侵袭压迫，由来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绝非偶然。况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得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能算为已经了结，日军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决非其战事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至宋个人责任问题，不必重视。

（问）今后我政府对日方针究竟如何？

（答）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余在庐山谈话会，曾切实宣告，此事将为我最后关１２６七七事变真相头之界限，并列举解决此事之最低立场，计有四点，此中外所共闻，绝无可以更变。当时余言我不求战，只在应战，今既临此最后关头［３］，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国人须知我前次所举之四点立场，实为守此则存，逾此则亡之界限，无论现时我军并未如何失败，即使失败，亦必存与国同尽之决心，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总之，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我国民处此祖国之存亡关头，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国民众，沉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也。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美商华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第５２—５３页解读［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日军对冀察当局发出最后通牒，次日宋哲元通电全国表示拒绝日本通牒，中日双方冲突升级。２８日，日军在平郊开始全面总攻，各处发生激战。２９日凌晨，宋哲元率部撤往保定。由此北京门户洞开，是时天津还在激战。面对平津形势骤变，蒋介石就此发表这一谈话。

［２］眼看平津即将沦陷，舆论对宋哲元多有指责。无疑，宋固然有责任，而蒋介石也有责任，故蒋介石表示“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

图４４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国内外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２７［３］蒋介石在此明确表示平津即将沦陷，战争就到了他在１７日谈话中所称的“最后关头”。可以说，至此，蒋介石才开始了对日的全面抗战。此前，他虽派出六个师北援，却多有顾忌，基本完全靠宋哲元与日周旋，他与国民政府中央则无所作为，北援之师到达沧石一线还停止下来不再北进。

周佛海［１］评说蒋介石抗战初期态度［２］九月十五日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岂对于不可期待之苏俄尚有希望耶？无论俄不能参战，即便加入，恐英、美将对日表同情，而我更陷孤立也。

十一月十七日王平秋来，谈各方情形，并略商今后出路。并谓：刘湘［３］谓蒋先生以若辈为小孩子，国家大计均置于其个人腹中，决不提出商讨，且不表示，但若辈自视则并非小孩。何以蒋先生如此对待？言下深致不满。日来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后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今日决仍继续，因将数日未记者补记。

———《周佛海日记全编》１９３７年，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版，第７１、９４页解读［１］周佛海（１８９７—１９４８），中共一大代表。后叛党，投靠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深得蒋介石重视。后竟投身汪伪政权，任中央常务委员等要职，成为大汉奸。

［２］周佛海在日记中认为蒋介石徒有抗战决心而无可行的抗战计划，且自行其是，不愿与一些党国大员和社会名流交流想法。按周佛海当时属于议和派，蒋介石不愿听从议和派主张，故周对蒋的抗战态度颇有看法。

［３］刘湘（１８８８—１９３８），又名元勋，字甫澄。民国时期一代枭雄，在四川内战中逐渐削平群雄，统一四川。与蒋介石貌合神离，试图在四川实行关门主义统治，与蒋矛盾渐深。迫于国民政府压力，同意川康整军方案，将川军直隶中央统１２８七七事变真相一领导。适逢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即请缨率川军出川抗战。他当时抱怨蒋介石不愿听他与其他一些人对时局的意见，恐与蒋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不够深有关。刘湘于１９３８年１月去世，逝前犹有“抗战到底，始终不渝”遗言。

蒋介石谈抗战战略与战术［１］自从七月八日，倭寇无端在卢沟桥生事，借此横逞其武力侵略的野心，窃据我平津，蹂躏我同胞，更遣军调将，大举入寇。眼见敌人无止境的侵略，就要陷我国家于灭亡；敌人轰炸、烧杀、奴辱、屠戮的兽行，如不加以正当的制裁，就快要临到我们全国同胞的身上来了！我们为痛惩侵略者的野心，为确保国家的生存，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这一次决心要发动全国一致的抗战，要与倭寇拼战到底，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我全体抗战将士，对于倭寇之不断欺侮压迫，久已义愤填膺，悲怀欲裂，要求与敌拼个死活。现在大计既决，杀敌报国，雪耻复兴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这一次战争当中，大家一定要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坚毅沉着，忠勇奋发，发挥我们革命军至大无敌的威力，来消灭残暴野蛮的倭寇，以收复我已失的国土，救出我被难的同胞，洗刷我重重的国耻。当此大战爆发，各位正要开始拼战的时候，本委员长除已发表第一书，将抗战最初要义列举详告以外，再要将敌人战略、政略的现实情况，和我们决战获胜的至道要术，恺切详明的告诉大家。希望大家鼓舞兴起，绝对一致做到。

大凡一个国家要对外作战，战争的成败利钝，首先决定于其用的战略、政略、战术等之能否确定，能否贯彻。如果战略不能确定，政略不能贯彻，战术陷于被动，虽有怎样强大的武力，也要归于失败。现在倭寇占据平津，他这个战略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攫取平津作根据地，俾其主力于长城一带，来对付其另一强敌苏俄。对于我国，他的初意，就想运用不战而屈的政略，唱出什么“平津局部化”、“地方事件”，要求“就地解决”等“外交原则”，想继续因袭其占我东北四省，侵我冀东、察北的故伎，恫吓威逼，诈伪欺骗，来安然占有平津。但是，平津是列强势力范围，是各国共同势力所在地，关系各国，决不会让倭寇独占；并且北平是我五百年的故都，是北方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天津是我华北的咽喉，是北方工商、经济、交通的重镇，我全国军民，谁肯以之拱手让人！现在我们既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就只有决心全国起而抗战。自从我大军向北方布置以来，倭寇虽占了平津，其预定之战略、政略，已完全动摇，而全部陷于被动地位。因为我们已有抗战准备，他对俄的主力，作战的正面，就不得不移到平津以南，对苏俄西伯利亚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２９的主战场，不得不分散实力，甚至要完全放弃，但亦决不能一刻放弃，这是他战略的失败！

其次，平津既是我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就是我整个国家命脉之所关，决不容许局部化，让倭寇随便夺去，我们决心拼全力要把他收复转来。因此敌人就不得不向南压迫我们，至少不得不用许多的兵力去驻守平津，但亦决不能压服我们，决不能久占平津，这是他政略的失败！

再次在战术方面，他现在调运大批陆空军队，分布平津一带，想用速战速决的方式，一直南下，攻占冀南，来统一河北，谋造成冀察伪组织的局面，以达到他一步一步蚕食鲸吞的目的。但是自我十三军及其他多数部队，到达南口，集结实力，坚筑工事以后，倭寇就不敢南下，就顿兵危城，不得速战；而且他南下的兵力，又不得不逐渐向察、绥移动，而留向冀南部队，亦不能如计运用。在战术上，他又完全陷于被动，这是他战术的失败。

所以在现实情况之下，倭寇自窃占平津，其战略、政略、战术，无一不是失败的。现在他表面上西攻南口，东打静海，南向平汉路威胁，北向察、绥增兵，全是虚张声势，充分表现他手忙脚乱而已。他举国现在已陷于进退维谷的地位。敌人的战略、政略和战术既多失败，就是我们战略、政略、战术无形胜利。这个失败，就是他整个侵略计划最后失败的起点；我们这个胜利，就是全国抗战图存最后的根据。

各位将士要知道，局势发展到现在，倭寇的主力，和其作战的正面，已不得不对我察、绥展开；但他对察、绥进攻愈急，对北方苏俄主战场愈不能放弃，并且在他所有的兵力当中，必须选择其一大部分较好的部队，配备于北满、东蒙及国内各重要地点，以备万一。因此，无论他有多少陆海空军，无论他有多大的兵力，决不能全部用来对付我国；不仅不能以全力来对付我们，而且他一定只是用一部分劣势的部队，向我们来骄横恣肆，要求速战速决，以遂其侵略的野心。我们看清楚了倭寇这种虚骄作伪，外强中干，处处惹敌，处处慌乱的情形，大家就要抓住这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严守纪律，服从命令，集中心智，来对付我们唯一的死敌。更要熟练技能，精求战术，加强工事，固守阵地，好随时奉命出击，来一鼓消灭侵我国境的强寇。我们革命军人，不怕敌，也不轻敌，此次的战争，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系，历史绝续之所关，大家一定要以必死的决心，和抗战到底的沉毅精神，出死力来消灭倭寇。我们国家、民族与我们个人，才有光明的生路。

观察倭寇此次的企图，在倾其全国可能对华的兵力，运用飞机、大炮、战车的１３０七七事变真相威吓，要求速战速决，先解决冀、察，压服我国，再来对付苏俄。他们的阴谋诡计既是如此，我们就要抉择一定的战术来打破他。我们的应敌战术是什么？

第一，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抵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他就是失败，也就是我们的胜利。

第二，倭寇已陷于被动，我们就要站在主动的地位。如何站在主动的地位呢？就是曾文正公［２］所说的，守的为主，攻的为客。我们每守住一个地方或一个据点，无论敌人如何猛烈轰炸，冲锋射击，我只是镇静防护，敌来即杀，使他无一幸免。如此，他一挫再竭，则气落志衰，士怨力疲，我们就可以乘机出击，得到最后的胜利。曾文正公所谓：“以主待客，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就是这一个道理。

第三，我们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这是我们抗倭胜利唯一要诀。只要我军能够立定阵脚，始终坚持，屹立不动，抗战到底，以如此大无畏的精神，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们的阵地，如何才能够坚守不破呢？就要切实纵深的配备，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据守一天，就要加强并扩充工事一天。更一面讲求战术，一面熟练战技，使倭寇不敢深入我地带之内，他的武器不能发生效果。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敌人蛮冲突攻，我们镇静固守。到最后，他的气势和力量，就一天一天消灭，我们的心志和精神，就一天一天的坚强，我们就没有不能杀敌致果、光荣凯旋的。

第四，我们要利用民力与地物。这一次我们与倭寇作战，敌人深入我们国境，凡战场上的地物与人民，都是我们所固有的，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对于人民，要普遍宣传训练，严密组织起来；对于地物，就要调查统计，时刻安排利用。要知道，敌人到我们国里作战，不仅地形不熟，行动滞钝，而且一入冀南或其他战地，立即陷于四面皆敌之境，真有草木皆兵之惧。只要我们能充分利用民力与地物，发扬自动作战的精神，坚守阵地，乘虚出击，处处设阱设防，人人杀敌抗战，无论倭寇如何厉害，一定迅速为我消灭。这是我们抗倭胜利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凡我将士，必须实心实力作到。

第五，要讲求防避敌机、大炮、战车、毒气等的战术和方法。防避敌机、大炮的方法，就是要隐伏；不但是我们人身要隐伏，就是我们一切防御工事，武器装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３１备，都要机密隐伏，使敌人找不到目标，攻击无效。捉捕战车的方法，就是要陷阱、壕沟筑得深、筑得宽；防毒的方法，就是要增进防毒的常识，熟练防毒工具的使用等。这些防空、防毒，防备大炮、战车的积极和消极的战术，都是我们目前赶紧要熟练精研的。

图４５蒋介石亲赴淞沪前线商议作战方案我们这次决心抗战，最要讲求精确实在的战术，上面所举五项，不过略示原则而已。兹更手拟简要抗倭战术十二条，特为颁布，希望我全体将士，精密研究，加紧习练，确切实施，一致做到，来发扬我们革命军百战百胜、强大无敌的威力，达到抗战御侮、救亡复兴的目的。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１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０７１—１０７４页解读［１］这是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８日蒋介石所写《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蒋介石分析了敌人欲速战速决的企图，提出了持久战、消耗战的战略；并且提出了发动人民和利用各地物力，亦有打人民战争的含义。然而，在战术上，仍太强调阵地战，处处固守，加筑工事，这不是良策。在敌人武器装备比我强的客观形势下，单纯靠硬拼未必能有好的效果。应当以运动战应对才更能奏效。而且，强调要组织和运用民力，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还缺乏落到实处的切实措施。我方没有充分利用的资源，很有可能就被日方所占用，他们以战养战的１３２七七事变真相策略，便大大强化了他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削弱了我方的实力。只认识到敌人深入我国境会受诸多制约，而未揭示出他们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来打击中国军民，持续侵略战争，表明蒋的认识还是很有局限性的。

［２］曾文正公指曾国藩。

二、朝野各方主张和谈主张徐永昌主张对日妥协和谈［１］关于谋略与外交方针：１．徐主任意见：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度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面谈。【下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五次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解读［１］这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４日晚上举行的第四次卢沟桥事件会报会上，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的发言要点记录，他主张和谈，并建议中央确定妥协要点告知宋哲元，以便与日方谈判。

徐永昌致何应钦函主张对日求和［１］敬之先生勋鉴：宛平事件日人声言不欲扩大，今先肯定敌情，日军部之暴戾举动果出整个日政府之意乎？抑非整个日政府之意乎？如出整个日政府之意，而犹声言不欲扩大，是以欺骗言论激励其国民，并求得世界之谅解。如非出整个日政府之意，则其声宣似属可信。就昨日求见我参部某科长之日武官所云，其要求尚不甚奢，似有和平之望。

今更肯定我国果以及时抗战为利乎？抑最小限尚须一年或半年之准备，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３３方较有利乎？若以及时抗战口利无论矣；倘尚须一年或半年之准备，则此时以努力忍耐为宜，顺日武官之绪而寻求，亦未始非计。果能维持和平以达我由忍耐求准备之目的，我固有利。即无结果，我又何尝不可以求和平不得，益重日人之暴，而博世界之同情耶！总之，今日之事，似宜以小屈求大伸。我公谋国公忠，必有安危至计，弟以全国利害，不忍不竭其愚，藉资裁择。乞亮察为。敬颂勋绥弟徐永昌手启即刻———“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索（廿五）”３０４０，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３辑第２９册，第６０８７页解读［１］此信写于１９３７年７月中旬。

７月２５日何应钦在国民党元老会议上谈不宜对日开战［１］当天首先发言的是何应钦，他强调说：“作战要靠军队，中国军队不行，尤其是缺乏先进武器弹药、军需粮秣，接济也很困难。如果拿这样的军队去同日本军队作战，顶多能打几个月就要垮。现在有人指责我们不抵抗，不实行对日作战是妥协投降等等，这是不明白我们军队实力的人，是对我们的恶意攻击。依我看，不打还可以幸存，等待时机。要打么，只要几个月就会完全失败，所以我不主张打。”何应钦反反复复地从这方面从那方面足足说了两个钟头。总之，说过来说过去，就是说不能对日作战，实在令人发指难忍。

———吴先树：《七七事变后的国民党元老秘密会议》，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６）·抗日战争写真》，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版，第１０３页解读［１］避战议和主张会产生恶劣的负面影响，尤其中央要员与主战的声音唱反调，会让外界感到最高领导层尚且意见不一，将如何让全民一心去抗战呢？为此，《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４日一则报道，表明了中央意识到高层意见不统一会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故特意公开“辟谣”。报道主标题是，“政府同僚意见完全一１３４七七事变真相致”；副标题为“外传何应钦等主张如何不确”。报道如下：“【南京】军政部发言人谈，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我政府本既定政策，全国意见完全一致，政府同僚更无不同主张。外报所传何部长等主张如何如何，绝对不确，想系传闻失实。（三日中央社电）”主和派试图说服蒋介石［１］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庐山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现在处于最后关头的历史性的演说并公开发表。但是当时周佛海同胡适、陶希圣［２］、梅思平［３］等同志商议，决定向蒋介石建议对卢沟桥事变采取不扩大的方针。

首先由《大公报》的张季鸾［４］打头阵，接着由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５］和李璜［６］跟上，他们会见了蒋介石，表白了不扩大事变的意见。但是反而为蒋介石所说服，他们的稳健论调没有被采纳。于是周佛海同陶希圣商议之后，作出结论：为了最后解决日华问题，除了汪兆铭［７］出马以外，别无他法。

【中略】在这期间，胡适和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８］几次会见蒋介石，提出关于日华和平的意见。但是蒋介石新成立了大本营，在会上以比胡、张等更高的调门和坚强的口吻，表白了他的悲壮的决心：我们决不是不想同日本和平。

但是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最初我们因为日本要满洲，就照他们的想法办了，但接着又说要华北。

这次如果任其所为，必定会又说要上海、广东了。

日本的要求如果只限于满洲，我也可以负责同日本合作。然而谁能保证日本的要求有一定的限度呢？

我们必须排除任何困难，任何抗拒，一致共赴国难。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８０—８１页解读［１］由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串主和者的名单：陶希圣、梅思平、张季鸾、左舜生、李璜、汪精卫、张君劢……据后面所引文献，可以看到主和的名流还有高宗武、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周枚荪、蒋梦麟、周佛海等等，足见卢沟桥事变爆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３５发之初，议和派人数在社会名流中还是占有不小的比重，他们曾试图对蒋介石的抗战决策加以劝阻，但无效果。

［２］陶希圣（１８９９—１９８８），名汇曾，北京大学教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主张与日议和。后一度投身汪伪政府，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旋又出逃，并揭露汪伪签订卖国协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

［３］梅思平（１８９６—１９４６），中央大学教授。时任江苏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曾作为周佛海的代表与日本人密谈，为汪精卫投敌穿针引线。后任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等职。战后以汉奸罪被枪毙。

［４］张季鸾（１８８８—１９４１），名炽章。著名报人、政论家。《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其对时局的报道和评论比较公正、客观，广受各界关注，国共两党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抗战期间英年早逝。

［５］左舜生（１８９３—１９６９），谱名学训，别号仲平。中国青年党的党魁之一。抗战时曾任国民参政会委员。积极参与、推动了抗战中后期两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

［６］李璜（１８９５—１９９１），字幼椿，号学纯。学者，政治活动家，国家主义派人士，中国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

［７］汪兆铭（１８８３—１９４４），字季新，笔名精卫。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然而他于１９３８年离渝出走，通电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卖国投敌的道路。在日本扶植下，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最大的汉奸。

［８］张君劢（１８８７—１９６９），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国家社会党创始人之一。他是现代中国坚定的宪政主义者，民国年间两度参与起草宪法草案，影响甚大。他反对暴力革命，也反对独裁，主张和平、民主的政治。

胡适急于谒见蒋介石劝其议和他［１］觉得我们的准备还不够，战事一发生，中央十年来准备的军力将要毁坏，沿海各省的一切也都要毁灭了；所以他又主张中央再能忍让，再有十年的准备，我们就可以不怕了。因此，他要去见蒋委员长，本来是要王世杰代为约定时间的，但王世杰认为蒋委员长七月十一夜的决定抗战，是因先生与冯玉祥［２］两人的谈话之后才决定的［３］；现在中央军已经开入河北，不能不打了，似１３６七七事变真相可不必再见。结果是由钱昌照［４］替先生去约时间的。（雪艇［５］先生亲对编者说的。）———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５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第１６１１页图４６胡适对时局充满焦虑解读［１］他指胡适。按胡适在抗战前后的观点是游移不定的。１９３５年，胡适致王世杰信曾主张坚决抗日：“日本早已发难了，因为我国不抵抗，故日本虽发难了四五次，而至今不曾引起国际大波澜。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我们试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我们必须准备：（１）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２）华北的奋斗，以至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３）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那就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凡此三大项，当然都不是不战而退让，都是必须苦战力竭而后准备牺牲，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引起敌人的大动员与财政上的开始崩溃。”（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４６—６４７页）胡适这一观点，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战争实际进程是有几分相似的。然而，在平津沦陷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３７前后，他又成为主和的重要人士。

［２］冯玉祥（１８８２—１９４８），字焕章。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力主抗战。后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因受排挤离职，但仍一直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３］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初，胡适是主战的。７月１１日，他在编完《独立评论》第２４３期，写下《编辑后记》时，就对事变做了这样的论说：“此事开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在此际我们只愿表明我们的态度与决心：我们必须抵抗，如地方当局所表示，敌方再不速停射击，我们唯有准备大牺牲！并且我希望无论作战与交涉，全要听命于中央！”因而他与冯玉祥见蒋介石后，谈到抵抗，蒋还说已下令遣六师北援。

［４］钱昌照（１８９９—１９８８），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５］雪艇即王世杰。

平津沦陷时胡适日记披露其为议和所做努力（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３１日）廿六，七，卅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１］、程沧波［２］、裴复恒［３］。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①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②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我打电话与布雷，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

廿六，七，卅一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４］、伯苓［５］、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１３８七七事变真相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ｍｉｒａｃｌｅ［６］，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５７６—５７７页（１９３７年８月６日）回寓见蒋先生的谈话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１）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２）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３）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１）趁此实力可以一战的时候，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２）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步骤应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

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５年第２期（总第５号）解读［１］萧同兹（１８９５—１９７３），原名连昌，字汉杰。１９３２年起任中央通讯社社长２０年，１９３５年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直是蒋介石的喉舌，智囊之一。

［２］程沧波（１９０３—１９９０），１９３２年起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多年，又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等职，长期为蒋介石的宣传骨干，智囊之一。

［３］裴复恒（１９０２—？），曾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秘书，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为蒋介石的智囊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靠汪伪政权，与周佛海过从甚密。

［４］梅贻琦（１８８９—１９６２），字月涵。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时期以校务委员负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３９西南联大的实际责任。

［５］张伯苓（１８７６—１９５１），原名寿春，字伯苓。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

［６］ｍｉｒａｃｌｅ，神奇事物。

王世杰日记记胡适等人主张议和的活动八月三日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愁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１］。吴达铨［２］今晨向予言，战必败，不战必大乱，处此局势，惟有听蒋先生决定而盲从之。

今日午后，约胡适之、吴达铨、周枚荪［３］、罗志希［４］、蒋梦麟［５］诸人，在家密谈。胡、周、蒋均倾向于忍痛求和，意以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达铨则明谓战固必败，和必乱。余谓和之大疑，在毫无保证，以日人得寸进尺为显然事实；令蒋求和，不只自毁立场，徒给敌人以一二月或数月时间，在华北增军更强固，以便其进一步之压迫。

八月五日今日午后晤汪精卫先生，据云胡适之所提和议意见，彼已转告蒋先生。蒋先生以为军心摇动极可虑，不可由彼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但蒋先生推举王亮以外部资格仍与日方外交官周旋。余谓和议之最大困难，不只在日方条件之苛，而在无第三国愿以实力出面保证。如不能得第三者切实保证，和议条件之接受，将无任何代价。

八月六日胡适之于日昨亲往蒋先生处，当面提出彼之和议主张，蒋甚客气，但未表示意见。

八月七日今日上下午均开国防会议，【中略】蒋先生在会议时颇讥某某氏（指胡适之）之主和［６］。惟政府既决定仍不放弃外交周旋，则胡氏主张，实际上并未被蔑视。参谋总长程潜［７］在会议席上指摘胡氏为汉奸，语殊可笑。

———《王世杰日记》第１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１９９０年，第８２—８５页１４０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逼使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一直是日本试图达到的目标。而胡适等为了议和，建议以承认伪满为条件，此主张非同小可，颇招非议。故王世杰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日记记述，程潜在当日的国防会议上指责胡适为汉奸。

［２］吴鼎昌，字达铨，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时兼任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

［３］周炳琳（１８９２—１９６３），字枚荪。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

［４］罗家伦（１８９７—１９６９），字志希，笔名毅。时任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４１年辞校长职，此后由教育转向党政工作。

［５］蒋梦麟（１８８６—１９６４），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１９３０年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３７年平津沦陷后与梅贻琦、张伯苓一起先后主持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校务。战后不再任北大校长职，曾当行政院秘书长。

［６］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不点名地讥讽胡适的议和主张，表明议和派十余天的频繁活动毫无进展。

［７］程潜（１８８２—１９６８），字颂云。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后曾指挥平汉路抗日、兰封会战等战役。

何廉回忆胡适主和遭军方主战者抨击［１］真正对现代化战争有了解的人，却深悉我们不能抗日。胡适就说出他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类乎中世纪的国家，是不能对抗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的。他的见解非常坦率，以致使某些军人怀疑到他的立场。在委员长官邸的某次会议中他说：我们必须考虑抗日战争的后果。我以为，在那种情况下，直言无讳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我记得胡适发言过后，桂系将领黄绍起立与他争辩。会后，我到张冲家。当时张家常供军委会一些人开会之用。黄也在张家。他说：胡适是汉奸，应该枪毙。当然胡没有被枪决，他具有大勇，当别人默然无语时他敢发表他的卓见。后来，我将黄绍指责胡适的话告诉傅斯年。诸如傅斯年等我们这些胡适的朋图４７胡适和议未成，继而赴美任大使友都担心军人会对胡采取不利行动。不晓得是委员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４１长自己的意思或经别人推荐，不久胡即被派赴美从事宣传工作，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

———何廉：《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机构的变更》，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４１卷第１期，１９８２年７月解读［１］何廉（１８９５—１９７５），经济学家，曾在国民政府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农本局总经理、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经济部次长等职。

周佛海日记记平津沦陷后主和派的活动七月三十一日午，蒋先生宴胡适、张伯苓及希圣等，托希圣等乘机进言，盖渠等以宾客地位，易于说话，不如吾辈部属之受拘束也。与公达［１］候希圣。二时半希圣来，言张、胡均进言，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一次。闻之甚为欣慰，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

八月十六日十时，适之、宗武、沧波来谈。警报又至，上午共三次，轰炸尚不烈。适之等即在此午饭，已一时半矣。【中略】与适之、希圣密商外交进行办法，为此次战争下场之准备。预计三个月后可开始外交，未知能否天随人愿也。

八月十七日下午约高宗武谈外交进行方式，即：派员赴沪，与川越接洽；或由在野名流赴东京；且可电伦敦，由郭复初［２］由〔与〕驻英日使接洽。

八月十八日高宗武来，谈与汪先生谈话经过，因约胡适之来，请其在国防参议会约集同志，制订方案，促进外交。

八月二十日六时半起。宗武来，与谈中日趋势。咸以当胜败未分之际，最好进行外交。

１４２七七事变真相希其先与汪先生一谈，再向蒋先生进言；如蒋先生不反对，即由渠赴沪与川越接洽。余始终认为，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晚，力子［３］、布雷、沧波、纪常［４］、浩森［５］等多人来谈。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约宗武来谈，仍商外交进行方式。四时，宗武访汪及岳军［６］；六时返，报情势甚佳，并谓英、法、美、德、意五国调停沪战，尚未绝望，心为之慰。【中略】余始终认为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宜准备外交接洽。未知能否实现也。

八月二十三日十时，希圣谒汪回。据云：蒋先生不愿派宗武赴沪见川越，因其为正式外交官。闻之不胜失望，盖吾辈日来详商结果，均主宗武即赴沪作外交进行也。无已，其待适之赴美经沪时进行欤？惟恐时机已失耳。

八月三十日八时起。偕希圣赴汪先生处，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开始外交之理由，并条陈步骤及负责人选；汪允向蒋先生力言。返家后，约适之、宗武商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体方案，由宗武携草稿至，与希圣斟酌，略加修改。余并抄一副本，交天翼［７］随时进言，正本决由希圣明晨送汪先生转陈。

八月三十一日布雷、沧波来谈。希圣接汪先生电话，谓吾辈贡献外交进行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相对无言者数十分钟。

九月一日希圣谒汪先生回。据云：蒋先生已完全同意原则，惟恐事机不秘，反多纠纷，且日人决不肯为吾辈守秘密也。但亦非全不进行，须另设他法［８］。稍为心慰。

———《周佛海日记全编》１９３７年，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版，第５５—６６页解读［１］杨公达（１９０６—１９７２），字文彬，法学家、教育家。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任立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４３法院立法委员。后还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等职。

［２］郭泰祺（１８８９—１９５２），字复初，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３］邵力子（１８８２—１９６７），字仲辉。时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

［４］谷正伦（１８８９—１９５３），字纪常。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后曾率宪兵参加南京保卫战。

［５］曹浩森（１８８６—１９５２），本名曹明魏，字浩森。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

［６］张群（１８８８—１９９０），字岳军。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抗战时期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方面三个代表之一参与了国共谈判。

［７］熊式辉（１８９３—１９７４），字天翼。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二部（主管政略）部长。是蒋介石的军政高参。

［８］此前蒋介石一直不同意与日方议和，深知日方无诚意，议和非但无效果，而且有损蒋介石个人和国民政府形象。然而，经过与日军一月有余的激战，蒋在议和派的不断劝说下，议和之心终于有所松动，此时他对时局的判断大约是：（１）日军应当意识到中国抵抗决心之坚，速战速决之不可达到，有可能同意和谈；（２）中方损失惨重，御敌过于艰难，能和谈则和谈。有心谈判，又“惟恐事机不秘”，可见其内心的矛盾，深恐被外界知情，“反多纠纷”。因而他在公开场合未曾吐口说要议和。

汪精卫对抗战前途充满悲观［１］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中略】这是我们固然爱好和平，而和平之存在，不取决于爱好和平之志愿，而取决于维持和平力量，没有维持和平之力量，而言爱好和平，这不是爱好和平，而是轻蔑和平。世界上固然有尊重和平的国家，但只知尊重和平，而不知拿出力量来，与其称为和平之尊重者，毋宁称为和平之嘲笑者。然而拿出力量来是不容易的，第一必先要我们自己拿出力量来；第二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虽然是人类应有的道理，然就现在世界上国家民族林立的局面来说，那一个国家民族不是为自１４４七七事变真相己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那一个国家民族肯为别个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除非是共同利害。即使是共同利害，而权衡轻重，斟酌缓急，也大有提刀四顾，踌躇满志之馀地。由此可知一个弱国被人侵略的时候，全靠自己尽力挣扎，挣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实无生路。

———汪精卫：《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载《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北平，独立出版社１９３８年６月版，第１４—１７页解读［１］这是汪精卫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所作的广播讲话稿节录。文中所持被认为是失败主义的论调。李富春《怎样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载延安《解放》第１卷第１４期，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版）指出：“全中国人民，如果‘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惜〔借〕用汪精卫先生话），那就只是坚决抗战！可是狂〔汪〕先生的‘老实话’却说得不老实，在他的老实话下面，散布着失败主义。这正如冯先生的演词中所指出的，我们的抗战不是为着死，而是为着生。”按冯先生指冯玉祥。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版）第２０章评汪精卫言论：“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由此可见，汉奸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的。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按７月２９日，汪精卫在《最后关头》一文中称：“我们今日是不是仍然要做傀儡呢？不做傀儡，只有牺牲。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国民，说到打倒别人，或者不能做到，说到牺牲自己，那就无论怎样弱法，也没有不能做到之理。如其不能做到，是不为，不是不能。所谓不为，便是没有牺牲之决心，而只有傀儡之决心了。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北平，独立出版社１９３８年６月版）虽然他宣称不做傀儡，但他坚信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抗战就是“牺牲”。事实上正因为对抗战没信心，他最终却沦为汉奸，实实在在做了日本人的傀儡。

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４５主战呼声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本月七日夜十时，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廿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廿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延安《解放》第１卷第１０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版１４６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中共中央获悉卢沟桥事变爆发，７月８日即向全国发出这份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抵抗外侮，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主张抛弃幻想、坚决抗日的党派，其要求全民族一致对敌的主张，深得民心。

图４８毛泽东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为卢沟桥事变题词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社论呼吁坚决进行全民抗战［１］卢沟桥的炮声，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发展其大规模攻略华北的号炮。第二个“九一八”出现了！在这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整个民族浮沉的关键当中，每一个愿与祖国共生死的皇〔黄〕帝子孙，应该立即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以沉着百折不回的坚韧性，担负起神圣的民族抗战任务！

由七月七日夜间起，直到最近（十三日）的情报，清楚地证明着日寇是重新用其五年前对付沈阳的办法对付平津，用他吞噬东北的战略来攫取我们的华北。谁都明白日本政府与外交部的“和平解决”与“不扩大”政策，只是用来作缓兵的惯技，为的是利用时间以便集中其强盗部队。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卢沟桥一带日军一次凶似一次的攻击行动，援兵不断增加，整个关东军的准备开入关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４７内，朝鲜军“准备应付任何紧急事变”的宣言，屠杀济南的老刽子手笫五师团并且以板垣［２］为师团长开拔到中国，舰队出现于厦门与汕头，华北前线上陆续不断的增兵，日本政府十二日以来连日发表“政府或将迫而采取可忧（！）的政策”与“唯有采取断然手段以求中国的反省（！）”等类似宣战的宣言，全日本东京帝国主义报纸动员起来散布“事件之解决唯有根绝中国抗日运动与情绪”以及种种侵略战争的空气鼓动，军事行动已扩大到北平各门，天津近郊日浪人的乘机蠢动，天津日空军的大批的集中，连日以来日本内阁“紧急会议”中表现出来的空气，充分地证明“和平”老实到了绝望时期。除了坚决下牺牲的决心，誓死与敌人周旋到底以外，我们再没有别的出路！

今日局面的严重性，是比较五年前东北沦亡的当日更要危急，而在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他们有了吞噬东北当时的经验，他们有了五年来大规模行动的准备，他们在国内已建立下了爪牙与特务机关，以及华北军事行动的基础；可是在我们中国，倘若再重蹈“九一八”当时的覆辙，那么当时还有华北可以“退守”，现在连这“退守”之地都要转落敌人手中。倘若仍然幻想日本真会“满足”于华北，倘若仍然幻想日本会在吞噬华北之后“可以”“保证”华中华南的别一帝国主义权益因而仿佛可以借此徐图偏安之局，倘若仍然幻想妥协退让的屈辱办法会和缓日寇的凶焰，那么，华北沦亡以后，华南仍然可以成为“日满华北”的“天然的发展而存在”之必须“特殊化”之区，这样，第三个“九一八”仍然再接再厉的行将爆发于全国各地，而全中国将因是而完全的灭亡。倘若因军部自身也曾声明“中国是沙漠上的脚印，脚踵一离，沙迹即合，因而非长时间文化工作不可”的颇有暗示内容的言词，因而幻想日本帝国主义“不一定”会再在华北“敢”于举行大规模的侵略，那么，这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谈。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以前，也何曾不是如此的论调？沈阳的炮声证明了什么？卢沟桥的炮声又证明了什么？我们只要将日本强盗历来的政策从整个方面观察时，就可以明白，近卫曾经声明“日本现时的政策非仅系维持现状，而须基于国际正义（！）上求其发展”。广田的重新强调三原则与华北系“适应满洲国生存与发展之天然的命运而存在”。军部许久以来故意的沉默更足以警惕我们使了然其用意。不管日寇发动的侵略行动行将立即爆发成为大规模灭亡中国吞噬华北的战争，或是利用猛烈的军事行动，以作为外交上压迫中国使实际上放弃华北的手段，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但一件事实已经证明得千真万确，即是华北已经危急，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大陆政策”已证明其没有止境。这样，倘若我们不抵抗，华北就沦亡；倘若抵抗，华北将可以永１４８七七事变真相保，再没第三条道路。而再一次证明只有抗战到底，一切集中在抗日问题，这才是中国应定的唯一国策！

唯有媚日，降日，以备在东京、大阪过逍遥日子的汉奸或汉奸预备队，才会说华北的危急是夸大之词。我们久已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夺华北阴谋始终不曾“和缓”过一点，坚决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内阁每一次更迭都是执行一次凶似一次的灭亡中国战备的政策，毫不夸大地指出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强盗之所以疯狂地加紧进攻中国的特质，尽情暴露了日本在占夺华北中种种公开秘密的准备与对民族的重大威胁，因此坚决地提出加紧准备抗战的任务。现在，事实已经明白摆在眼前，铁的事实证明了我们与爱国人民大众的认识与估计是正确的，而重新警告着过去把握不住这一真理，而得出完全错误结论的人们。这些人物，包括国民党中某些个别负责的人员，国民党官办或半官办的报纸刊物，以至《大公报》与《国闻周报》之流，他们不敢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趋势的问题，他们公然希望日本强盗会“反省”，他们甚至认定近卫内阁的上台是“可以因其中庸性格（！）而对东亚大局起明朗化之作用”，他们甚至公开提出“抗日是消极，建国才是主要口号”，殊不知坚决抗战的方针不确立巩固，任何国家都“建”不起来。这一切根本谬误的认识，完全基于顾虑与企图用妥协办法“保存”沿海工商业中心的私人权益，殊不知即便万分退让，在“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大陆政策下，即便将这些“中心”完全让给日本而谋一安生之道，民族工业也唯有遭受尽情破坏而完全破产。这同样证实了“只有经济建议才是国家急务”的误算，这一理论的提倡者完全忽略了日本强盗侵略凶焰，不会让中国有从容时间来完成自己必需的军事工业。现在一切都暴露出来了，我们应该明白诚恳地指出，不管提倡这些理论的人物主观上如何为国家打算，但客观上，这些理论已经迷误了过去的国策而生了不少的恶果。这在过去，已经为民族国家留下了很大的毒害，已经偿付了许多血的代价。倘在现在的紧急关头还不清算这些错的见解而站到坚决抗战的立场上来，就只能使国家民族的前途蒙上不堪形容的损害，实际上也只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遂行更加顺利而已。

现在日寇的步骤，是谁也看得出来了，除了一般业已知道的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卢沟桥这一项而外，其他可能想象的，当然自有，将平津华北让出来给日本实现其华北特殊化，要求将全国抗日运动加紧镇压来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要求立即实现“防共”协定以“保证”取缔抗日运动的“诚意”，因为华北即是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４９“适应满洲国生存与发展之天然之命运而存在”，则自然要求当局“承认满洲国”。

目前近卫犹自声明“希望外交谈判手段仍能有效”，不外为贯彻上述目的的软硬并用的手段。可是必须要指出，日本提出这些要求，是和其军事行动同时并进的，因为在目前全国和平团结增进的今日，日寇知道依靠“和平”手段以实现“三大原则实非易事”（广田谈话），那么，上述的“要求”，只不过为其配合军事占领行动的政策，使其强盗的掠夺品蒙上合法烙印的“交涉”，借以巩固其军事行动的手段而已。这是必须要认清楚的一点，否则以为只要承认上述要求便可以停止暴日的军事行动，那只能是完全断送民族国家的前途。“九一八”是我们血的教训，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北。经过了五年，也未必完全需要一个条约或签字。这回强占华北倘不幸而实现，又何尝不会一样？

现在，二十九军的抗日官兵共同坚决抗战着，全国的抗日武装部队都一致声援英勇的二十九军，并且许多部队都已请缨抗日。红军立即发出了通电，请求国民政府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全国民众都哄〔轰〕动起来、行动起来，要求抵抗到底，要求誓死为二十九军后盾与暴日相周旋者不可以数量计。如果要说“民意”，那么全国民众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只除少数的汉奸）是坚决要求抗战的。如果要说“军心”，那么全国部队的大部———由援绥军、国民革命军、中央军，直至红军———的要求请缨杀敌，已成为异口同声的呼吁，红军并且表示愿意立即更名为国民革命军，以便统一全国军事指挥，与暴日拼战到底。这样，在客观方面说，中国已到达非抗战则灭亡的命运；在主观方面，全国军民大众都一致认识非抗战无以求民族生存，而全国民众对抗战支持、热烈，也已经达到最高点。

在这样的整个局势之前，国民政府当局，应该坚决地、确定不让一寸土地给敌人侵占，誓死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首先坚守华北平津的抗战政策做基础，动员全国人民，立即集中华北部队首先增援卢沟桥与北平的前线，同时集中全国部队作全国抗战的准备，这就必须坚固地实现举国一致团结救国的政纲，开放党禁与实现联合各党各派以充实与巩固国家首脑部的威信与权力，无条件地给予全国人民以爱国的民主自由，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对藏在中国内部的通敌汉奸与日本特务间谍机关立即实行迅雷般扑灭。在外交上立即实行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运动的国家。在抗战方面，应该放弃被动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应该主动的采用机动的，首先在华北方面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游击战略，以配合正面阵地坚守不移的作战，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华北的日本驻屯部队。

１５０七七事变真相华北当局方面，应该彻底的认清不抵抗则全国将遭灭亡的危急万分的现状，认清倘若不抵抗，华北的灭亡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抵抗才是保卫华北的唯一道路，必须无条件地领略过去东北军的惨痛经验，必须坚决的排除对敌人的一切幻想，坚决肃清内部的汉奸分子，不要将私人的权利地位放在笫一位，而应该把国家民族的利益视作高于一切。坚决与二十九军抗日官兵站在抗日国防的第一线上，为光明磊落的民族英雄，为担负起与平津共存亡的神圣职责，抗战到最后一滴血。

现在除了汉奸以外，在主张抗战的人们内面约可以区分为两种：一、抱着坚决抗战决心，坚决保卫平津，认识抗日为唯一道路的，坚决主张联合各党各派举国一致抗日的。这不独在广大抗日人民的各阶层中，国防前线第一线的各部队中，并且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重要人员中，是占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

二、是说平津一望平原，不好防守，中国器械不如日本“精良”，于是乎倘全国抗战发动，则沿海地区各城市将“不好保持”，“必被占领轰炸”，是以宁愿放弃平津，或者只主张小规模的“抵抗”一下以看日本动静，但对坚持抗战到底则万分动摇犹豫，直到现在还满口“中日两国本应和平相处”，主张“退守长江”徐图后起等等，是只占着全国人民的最少数。

从南京政府对华北抗战给以实力的援助看来，中国政府似已下抗战的决心，这是值得全国人民赞助的。但是抗战决心的程度，是局部的或坚持到底，这还待事变的发展给以证明。国民党当局方面，应该忠实于“倘若中国主权再被损害，则是最后牺牲时候”的诺言，应该忠实于三中全会上“抗战”的标榜［３］。现在已经到达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关头了！应该坚持抗战到底。

———矢钺：《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载延安《解放》周刊第１卷第１１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版解读［１］这是一篇对形势分析透彻、坚决主张抗战的社论，指出了日本吞噬中国的图谋，中国妥协必然亡国，并对国民政府当局、华北当局提出了希望和规劝，充分表达出全国各阶层救国抗战的心愿。

［２］板垣征四郎（１８８５—１９４８），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１６期、日本陆军大学第２８期。１９２９年成为关东军高级参谋，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又策划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５１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还试图挑动“华北蒙疆自治”。卢沟桥事变后，率第五师团由广岛出发，途经朝鲜釜山，于８月间到达天津。此后他率军横行华北，成为日军的王牌。１９４０年后参与扶植汪伪政权，后又企图诱降蒋介石。日本侵华战争中所策划的历次重大阴谋，多有他的身影。１９４８年，他以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绞刑。

［３］指１９３７年２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议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

中共中央关于抗战的八项纲领［１］（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动员我们的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陆海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其主力立即出动开到国防线上去，其一部分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委托忠实于民族利益的将领为各方面的指挥员。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肃清军队中的汉奸分子。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对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给以合理的补充。按照坚决抗战的总方针，必须作如上各项的军事计划。中国的军队是不少的，但不实行上述计划，则不能战胜敌人。以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相结合，我们的军力将无敌于东亚。

（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２］和《新闻检查条例》［３］，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４］，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

（三）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计划。

（四）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１５２七七事变真相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苛捐杂税的取消，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生活的改善，小职员的生活的改善，灾荒的救济：从这些起码之点做起。这些新政将使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市场繁荣，金融活泼，决不会如一些人所说将使国家财政不得了。这些新政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

（六）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真是没有道理的话。

（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政府、军队、全国各党派、全国人民，在这个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上团结起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口号，不应该只是讲得好听，还应该做得好看。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笔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Ｑ主义，实际上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一套为着实现坚决抗战的办法，可以名为八大纲领。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载《毛泽东选集》第２卷解读［１］这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５３途》一文第二部分中的内容，所提八条抗战办法，作为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要求国民政府采纳的八项纲领。

［２］《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１年１月３１日公布的法律，对于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和进步群众，往往采用这一法案，以“危害民国”罪名治罪。这一法案的实施是国民党压制异己力量的一种手段。

［３］《新闻检查条例》指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４年８月制定的《检查新闻办法大纲》，其中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报纸上发表的任何文字，在刊出以前要送国民党检查官审查，审查过关方可发表。这是当时言论不自由的体现。

［４］阿比西尼亚，旧时对埃塞俄比亚的译称。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领导国人抗战，但抗战失败，海尔·塞拉西一世被迫流亡国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朱德发表反对宋哲元与日军和谈的主张（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前线的士兵正在以生命与头颅来与日寇搏战的时候，日寇正在源源不绝向平津等处输运大军的时候，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奔向抗战的时候，从平津透露出来与日寇交涉和平解决的恶〔噩〕耗。我们希望宋哲元将军认清现在的趋势，不再上日寇的恶当。这种的和平解决能给我们甚么呢？卢沟桥附近以及平津道上被日寇蹂躏殆尽了，该地成千成万的同胞被迫走上逃亡与饥馑的路上去了，日本开来了多少万大军盘踞在平津各地作随时攫取华北为己有的准备，平津陷在日军的包围下，二十九军的后路亦被截断了。这样的和平解决是与虎谋皮，是自取灭亡，贤明的平津当局当不至出此吧！现在全中国已踏上了一个新的抗日阶段，再不允许一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或何梅协定出现于中华人民的眼前！华北人民与二十九军的英勇将士再不容忍一个这样的条约！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载延安《解放》第１卷第１２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版１５４七七事变真相图４９《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一样，为世人深恶痛绝，图为签订《塘沽协定》的中日代表社会对宋哲元和谈不满并呼吁放弃对日寇幻想冀察当局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始终没有一定的坚固的立场，全国人民对冀察最高领袖的态度始终表示着疑虑。在事件爆发之初，全国人民均热望宋哲元马上离开家乡到北平去主持抗战大计，可是事与愿违，宋哲元一溜烟跑到天津，与日寇进行什么“和平谈判”，因之全国群情愤慨，疑云百出，纷纷电讯宋哲元之态度，足证明全国人民是在如何热望宋哲元成为一个守土抗战的民族英雄，并实际地帮助与督促冀察当局的抗战之途前进。在近数天来的消息，不得不使我们失望，特别是宋哲元的书面谈话，什么“本人而〔向〕主和平”，“卢沟桥事件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相信，促进东亚和平”等等，是要冀察当局负完全责任的。宋氏的谈话，我们认为和蒋介石先生十九日所发表之谈话［１］是两样的。【中略】冀察当局甘愿冒大不韪而与日寇订立为全国人民所一致反对的口头协定，宋哲元甘自弃于国人，我们不能不为之可惜。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宋哲元悬崖勒马，回过头来重新走上抗战的康庄大道。

目前华北局势的发展，很明显的摆着有两条道路：一是立即动员全国，发动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寇的新进攻，而这一条路也是全国人民急切需要的，是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大道；一是和平妥协以求得日本帝国主义暂时缓进，把平津送给日寇，这条道路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是断送华北，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的绝路。因为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是无止境的，东三省陷落、热河失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５５守、察北变色［２］、冀东伪组织的建立，无数次血的教训，已经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任何对日寇侵略会止步的幻想，实际上就是等于帮助敌人，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我们的出路唯有抗战》，载《新中华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解读［１］按指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最后关头”谈话，谈话内容于１９日以后见诸报端。

［２］察北变色，指日本人企图挑起所谓“满蒙自治”，扶植蒙古族亲王德王建立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但随着傅作义将军率军击败德王，日本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图５０《申报》发表的《我们要拼死在疆场》版画北京大学全体教授为卢沟桥事件发表宣言日本野心的军阀，理性日灭，气焰日张。去年十月中旬，已无理由的迫我撤去丰台的驻军，今年七月七日，又夤夜在卢沟桥附近实弹演习，想欲模仿袭击我沈阳的故伎，侵入我宛平县城，以控制我七百年来文化中心的故都；经我守军阻止，遂借端挑衅，开炮轰击。两周以来，日方不但毫无信义，屡违双方同时撤兵的１５６七七事变真相约定，而且据我北宁铁路，运集重兵，侵占我农田，伤害我禾稼，在我国土之内，擅设日本军用机场；东则在我北方重镇的天津，占领车站，检查邮电，逮捕记者；西则在我平汉铁路的线上，用机枪扫射火车，杀害旅客，又随地强制拉夫，征用军需，依恃武力，欺侮良善。这些暴行，都是中外人士所共见共闻的；这些暴行，非特我们从国家的立点所不能忍，即从人道和正义的立点，亦不能再忍。【中略】我们深愿世界文化界的同志，共同起来帮助我们，唤醒这些迷梦中的日本政客和军人，如不立即觉悟，逼迫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使不得不共起抗战，则非特中日两国同遭浩劫，即使世界的惊涛骇浪，也要从此掀动了。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美商华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第４４页民众反对二十九军接受敌人无理的和谈条件二十九军全体长官士兵钧鉴：听到敌人要撤换你们的高级长官，强迫你们南调的消息以后，我们的心脏都炸裂了。我们愤恨为什么中国军队不准驻扎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中国的内政要他们来无理的干涉？

几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敌人的侵略是无止境的。民国二十二年于学忠的军队被驱出河北，二十四年中央军和商震军被撵到黄河以南，现在这同样的命运又要轮到你们的头上了。亲爱的二十九军士兵们！华北危亡已到最后关头，我们不能再事容忍了。

不管敌人口头上是如何欺骗，但是它的实际行动与最后目标是绝对不会变更的。它最近已陆续调来四万大军，它的最后目标是驱逐一切中国军队出华北，使华北永远变成它的殖民地，使华北人民永远变成它的牛马奴隶。

亲爱的长官士兵们！我们对于你们的处境困难与长官们委曲求全的苦心是十分谅解的。不过委曲求全已到绝望关头，现在只有抡起大刀冲破困难，为国家民族杀出一条生路来。

中国民众对于二十九军是始终拥护的，喜峰口的抗敌光荣［１］还深深的刻在我们人民的心坎上，我们今天唯一的希望是你们继续抗战，领导民众来抗战，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我们坚信你们不会也不能辜负我们的希望。

———《天津各界自卫会给念九军的一封信》，载天津《永生》第１卷第１６期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５７解读［１］喜峰口的光荣，指第二十九军在长城喜峰口的抗敌战斗。１９３３年，日军进犯热河，中国在华北的军队组成８个军团在长城沿线进行抵抗。其中以二十九军在遵化东北１５０里的喜峰口之战最为振奋人心，将士们经过浴血奋战，击败强敌，杀敌两三千人。

图５１北平各界慰问二十九军孙科与新声社记者谈中国没有退路只能抗战［１］日军进侵华北占领我交通枢纽、军略要地后，其志在必得，故屡战屡和，借以增厚实力。本人在两星期前，即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说明及早抗战之必要，以免平津沦于危境。今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相率离平走保定，可见北平孤城已非常危险。今日唯一希望，为二十九军能坚守平津，以待援军赶上应援，长驱反攻，使华北领土主权恢复完整。

吾人须知，日本并无对华全面作战之决心，其所取策略，为分化中国，逐步并吞。今日声称对付二十九军，先控制平津。目的达到之后，即将并吞整个河北察绥；河北察绥到手后，必索山东山西；晋鲁之后，又要陇海路。囊括中原及西北，势必及于长江流域。如此逐步侵占，其借口虽为对付某人某军或某某政权，而非与整个中国作战。但吾人决不能为敌人宣传所惑，以为今日战事为日驻津军与１５８七七事变真相二十九军之战，堕其术中。吾人必须认为中国为整个的，中国军队为整个的，无论侵略何处，必须全力以赴。日本进行其各个击破之阴谋，吾人必须以全面抗战答复之。如此始有和平希望可言。否则，敌人步步进迫，吾人着着退让，何异率全国以降敌！

有人以为中国今日准备尚不充分，不能即起抗战，此种论调，实似是而非。第一，今日之事非吾人求战，而为敌人迫我们不得不战，如再屈服，即等于投降。投降后尚有何准备可言？第二，我准备敌亦准备，永无并驾齐驱之一日。且敌人不容我从容准备。第三，中日战争非强国与强国作战可比，因强国与强国战，双方军备实力相等，可决胜于边境阵地之上。我们则不然，战场在我国境内，我唯有革命战法，始足应付之。及全国人民均随时随地参加作战，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日本有几何兵力可以征服中国？战事延长，日本自然只有失败。又有人以为中国经济重心均在沿海，战端一启，损失太大，能不先作准备？其实亦似是而非，因吾人必认明抗战目的在求民族生存，当然不能不受牺牲。如怕受牺牲，则准备亦无用，欲以经济重心移于内地，固非短时可办到，被敌人咄咄进迫，定能容我准备十年廿年乎？

———《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１９３７年９月版，第３５—３６页解读［１］这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孙科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其时平津正在激战，宋哲元等已退守保定。形势危急，孙科主张，必须努力保卫华北，因为日寇对中国采取的是蚕食政策，占领了华北，下一步就觊觎河北察绥，进而要山东山西，进而要陇海线，进而要长江流域。中国越退让，日寇就越得寸进尺。他还驳斥了中国准备不充分不宜开战、中国经济重心在沿海开战对中国不利的论调，指出中国已到了没有退路只有抗战一途的最后关头。所论极是。孙科（１８９１—１９７３），字连生，号哲生，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

７月３１日邹鲁［１］致电蒋介石建议宣战［２］读庐山及艳日谈话［３］，诚中国救亡兴国之要旨，凡有血性，同深感奋。顾二十余日来，北方抗战，皆陷敌人战而不宣之诡计。其为害有三：（一）国际方面，仍为敌人局部问题所箝制，对于国际间条约，无从紧张运用；（二）我既未宣战，则无论战区与非战区，敌得自由行动，利用汉奸，破坏我军事与政治上之种种措施；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５９（三）既未宣战，则仇货仍可自由输入，榨我血膏，充彼军实。综上三因，非即日正式宣战，不足以资挽救，正国际之视听，而振军民之精神。谨实愚忱，以资卓夺。

———邹鲁：《邹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版，第３３４页解读［１］邹鲁（１８８５—１９５４），广东大埔人。民国政治家、教育家，国民党元老。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国府委员。

［２］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因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还存有和平幻想，不希望刺激日本扩大侵略步伐，因而迟迟没有对日宣战，以便为可能出现的和谈留有余地。即使平津沦陷，日本宣布改“华北事变”为“中国事变”，正式承认全面侵华，国民政府仍在忍耐着。直至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因此，抗战初期一些人的宣战主张，没有被政府采纳。

［３］庐山及艳日谈话，分别指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最后关头”谈话，和７月２９日平津形势剧变后蒋对新闻界发表的关于时局的谈话。

冯玉祥谈抗战如何正确估计敌我力量［１］我们应如何正确的估计敌人，这个问题，我们又可以分成三点：（一）六年来敌人不断的对我国侵略，尤其是最近敌人在卢沟桥和平津的袭击轰炸，已经最后一次的打碎了少数人以为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止境的幻想，另一方面这些惨痛的事实，又不免激起一部分同胞把全日本人民都看成敌人的错误认识。我们要知道侵略中国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凶横残暴的是日本军阀，至于日本人民，我相信大都还是爱好和平、拥护公理和正义的，我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和我们携起手来，制裁他们横行无忌的军阀！【中略】（二）我们还有些人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太高，把我自己的力量估计得太低。他们所以把敌人力量估计得太高，一方面是太高估计了敌人炮火的效力；另一方面又相信日本可以在我国国民中用威胁利诱的卑劣手段，收买许多人去做工具。【中略】比如敌人早已把二十九军和二十九军的将领看成可以随意支配的工具，然而宋哲元到了紧急的关头，还是要不顾一切的还手；二十九军的官兵，还是要忠义奋勇的抗战起来。所以二十九军这次几千人的死亡，死的真有价值，实不愧为中国的革命军人！再如日本一手制造的冀东伪组织之下的保安队，因为张庆馀和士兵的幡然反正，一天功夫就把通州的日本兵杀死了二百多，而举起抗敌的旗帜，由此可知敌人所制造所希望的我国１６０七七事变真相内部的矛盾，在民族生死关头的时候，必然能够一致的站在抗敌战线上共同挽救危亡！而日本所夸耀的武力，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况且现在有的不过是前哨的战斗，如果展开了全国的持久战时，他们的内部问题，还要更多更大。（三）另一方面又有些人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太低，以为只要我们的军队一还击，敌人就得败亡，这也是不合事实的想法。因为民族革命战争，固然不是单靠武器的优良，但是我们只要有决心，有计划，有准备，我们要避免敌人之所长，以袭其所缺；益用我之所长，以攻其所短。因为敌人内部，固然有许多矛盾，士兵们都有畏缩怕死不愿打仗的心理，但是亦必须在我们长久的抗战与反攻之下，他们内部问题和矛盾，才能完全暴露出来。总之，我们对于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太高或太低，都是错误的。估计太高了，结论只有等待做亡国奴，或是甘心情愿的做汉奸；估计太低了，不免要受许多不必要的失败和损失，反而增加了敌人的凶焰。

———《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１９３７年９月版，第２８—３０页解读［１］这是冯玉祥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６日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所作的《我们应如何抗敌救国》演讲词节录。

蔡廷锴答华美晚报记者问号召团结抗日［１］记者问蔡将军此次入京，对抗战意见如何？（答）（一）我此次入京，因全国人民在中央决心抗日之下，一致起而共赴国难，我分属军人，虽云在野，不敢放弃天职，况我乃始终力主抵抗暴日者，此际更责无旁贷，为期贯彻向来主张，尤应站在最前线，与敌周旋。（二）关于民众方面，我以为无论任何地方，均须力持镇静；任何阶层分子，均应负各个人应负责任，齐心协力，各尽各的力量，为我民族争生存与独立，甚至遭遇最大牺牲，亦所不惜。至于袍泽方面，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一致奋起，以前此革命精神，同仇敌忾，在全国最高军事领袖领导之下，依照既定计划，向前迈进，虽战至一兵一卒，亦应抵抗到底。如此坚持勿懈，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三）全面抗战，凡属国民，须团结一致，充分发扬爱国精神为国效命，慎防贪图小利者为敌利用。我特别提出此点，系因淞沪抗战时有少数无知者，竟作敌探及向导，为虎作伥，可痛孰甚。（问）蔡将军同行者有几人？（答）除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四十九师师长张炎已先入京外，现偕行者有李盛宗、谭启秀、叶文泉、程鸿轩等云。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８月８日），美商华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６１解读［１］这是１９３７年８月８日蔡廷锴将军到南京时接受记者的访谈。蔡廷锴（１８９２—１９６８），字贤初。第十九路军上将总司令，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率军奋起抗日，击碎了日军侵占上海的阴谋。后参与领导福建事变，曾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蒋抗日协定。因屡次得罪蒋介石，十九路军被分化解散。抗战时蔡廷锴一度复出，因手中无兵而没有大的作为。

普通民众反对和谈的态度所谓谈判是用语言和文字去解决关系方面间的一切争端。因此，谈判只是一种手段，它并不是解决争端的必要条件。躲在谈判后面的自然是实力了，除非一方面于另一方的实力而让步，而委曲求全，根本是谈不下去的。

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现在很自然，日兵已源源地在中国领土的平津一带横行，并且惨为〔无〕人道地在飞机上向平汉列车扫射了［１］，在煽动各地汉奸的一贯政策下，他们的毒辣手段又不断地向我们实施。然而我们身负国防最前线的军事长官［２］却依违两可，举棋不定。并且在大批汉奸的包围下，还要去和日军谈判。不丧权不辱国的谈判，我们原是不反对的。但若说中国和日本谈判，而不丧权不辱国，就连孩子也不相信。而况这种谈判，在日本方面，一方可以用大兵威胁，一方又可以偷窥布置。我们的将士，虽然说都是忠勇为国，但在主将的优柔寡断下，不免要使那“一鼓作气”的勇气，多少受点打击。

现在主将被包围在汉奸们如簧之舌下，被笼罩在谈判的空气中。事实很明白，谈判一成功，中国便永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同时，宋将军抗敌的英名，也跟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一同丧失。宋将军现在的处境，情形虽然复杂，但我们从大处着眼，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则又好像“背水阵”一样，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问题只在宋将军的是否肯下决心。以我们看来，宋将军上承中央意旨，下有将士用命，并且有这么多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誓为后盾，不仅可以“应”战，而且可以“决”战；不仅可以“抗”敌，而且可以“歼”敌。如果要轻轻放弃这个大好的报国机会，那我们就要不客气的说，这是自寻死路而已。

本市商会、地方协会等五团体致宋将军一电，说得最为透彻。他说现在没有妥协，妥协就是屈辱的别名（大意），因为事实已很显然，中国对日本妥协了几次，丧权辱国几次。妥协绝对不能图存，只有抗战才是生路。我们所以拥护宋将军，拥护廿九军兵士，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战而已。在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应战已经不１６２七七事变真相是我们积极的方略。在胜算上，“应”战已经不及“出”战了，我们被欺骗在和平的烟幕下，让他们运兵运械，到我们国土里来屠杀。苏联名片《予打击者以打击》说得好：“我们不但要在我们国土之内予他们以打击，并且要到他们自己的领土内和他们作战！”［３］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就是这样，不予打击者以打击，绝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我们虽然不愿以平津作战场，但在敌人没有被驱逐出国门前，却不惜以平津作战场的。宋将军负守土之责而且首当其冲，他的责任，自然要比一般将领还要重大。我们慰勉宋将军，我们正告宋将军，现在绝不是带同陈觉生［４］、齐燮元去拜访香月作和谈判的时候了。谈判有什么用呢，国人皆曰“战”！

———派克：《不要再谈判了》，载《卢沟桥血战纪录》，东北图存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６６—６８页解读［１］《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报道“日机扫射平汉车”：“【中央社南京十八日电】十八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有日本军用飞机二架，飞往河南境内。当过平汉路漳河桥时，适有该路列车正在行进，日飞机竟以机关枪对该列车射击，当死二人，伤二人。同日十二时由保定南下之第七十二次客车，当达到河北邢台县（即顺德）属官庄站时，亦遭日机之机关枪射击，伤十余人。又十二时三十五分某次列车在河北元氏县亦被日机扫射，伤十余人。”为此中方向日方提出了抗议，报道说：“外部据报即日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书面抗议，认为该军用飞机在我国境内私自飞行，已属不法，今竟开枪射击列车，尤为侵犯我国领土主权，蓄意挑衅，要求该使馆立即转电日本军事当局，严令约束该方军用飞机，不得再有同样非法行为，其发生结果，应由日本负责，至关于此事各种合法要求，我方并声明保留。”［２］指宋哲元。

［３］１９３７年５、６月间，苏联影片《予打击者以打击》在中国公映，引起轰动。片名及片中台词“予打击者以打击”成为抗战时期国人经常引用的话语。

［４］陈觉生（１８９９—１９３７），早年曾留学日本。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被聘为第二十九军司令部少将顾问。后又出任冀察政委会委员、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兼冀察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通过铁路向华北增兵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还与张允荣、齐燮元等包围宋哲元，企图拉他脱离国民政府，实行“华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６３北自治”。前文所说“现在主将被包围在汉奸们如簧之舌下”，即指此事。但陈觉生做了走狗，不久却因故惹恼日本人而被日本人毒死。

一个记者对冀察当局和谈的态度张自忠在津宣言：“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

卢沟桥之役，决非一朝一夕之故。日本时常违约进攻，也是惯技。所谓和平，所谓谈判，正与大炮飞机同样是使我们“屈服”的武器。拍着胸膛尽管说，“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

截至记者执笔为止，天津的谈判又钻入牛角尖里去了。我们希望的“和平”，却正帮助敌人的增兵。华北的军事当局，不管如何声言不屈服，但终于自国的军队，先在自己的土地上，复员给敌人看了。而敌人却未丝毫卸除作战的一切准备。除华北驻屯军、关东〔军〕不算之外，从他们的国内又调动了大军到我国来，而我们倒要“复员”了，这实在是使全国民众惶惑不解的。

自然，华北的主要负责者，是宋哲元将军，但战争一开始负全责者应为中央。宋将军除与日本接洽“休战”的临时办法外，一切外交事件，皆当由中央处理。即休战的最后协定，还当告中央。但中央的三点指示［１］，早已到平；而华北军事当局处理此事，似未能依照三点进行，殊觉可惜。

在今日我们觉得二十九军下级干部的忠勇卫国，确实可被拥戴。而围绕在宋将军左右的一批文人舌士，多以卖国自任，此诚使我们痛心饮〔泣〕血。那位坐失北宁路主权早被弹劾的陈觉生，此次竟作了“和平”的使者，奔走于中日之间，一若自己是个第三国人。我们必须予以严密的监视。

总之，这次卢沟桥事件，是全国的事件，不是一个姓张的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就可以卸责的，而是整个冀察政委不应做对不起民众的事的时候，是中央政府不应做对不起民众的事的时候。中国每一个人民都准备着牺牲，大家都叫着：“抗战到底！”———“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只要华北当局记住这些话，也就算对得起民众了。

———小民：《要对得起民众》，载《卢沟桥血战纪录》，东北图存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７２—７３页解读［１］宋哲元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与日方所拟协议内容太空洞，而迟迟未向中１６４七七事变真相央汇报详情，直至７月２２日才向中央报告。其致何应钦密电说：“关于交涉经过，曾于本月十一日概略协商，拟定下列三条：即１．廿九军代表对于日本军队表示遗憾之意并责任者处分以及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事件。２．中国军为日本在丰台驻军，避免过于接近易于惹起事端起见，不驻军于卢沟桥城郊及龙王庙，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３．此事件认为多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其他抗日系各种团体之指导，故此将来对之求讲对策，并且彻底须取缔。等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７月２３日，蒋介石复宋哲元电，对上述三条作出指示：“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此点应明加区别。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１１册，日本产经新闻连载、台北“中央日报”译印，１９７７年５月）这就是中央当时的三点指示。

民众呼吁二十九军上层尽快对日抗战“华北已到了第二‘九一八’的前夜”，这句话最近有许多人在高喊着。不错，的确华北的危机已到最后关头（尤其是平津）。因为有许多事实在告诉我们，要免去这危机，唯抗战一条路。抗战能给我们杀出一条生路，反之则华北定必沦亡无疑，因为敌人的是非将华北入其手中不可。像这一次卢沟桥事件，凡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并非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种有计划的行动。照例这一次的抗战，冀察当局是应下决心去干一下的。

我真不知冀察当局抱的什么心理，还不肯趁早“先下手为强”，而继续还在开所谓“和平谈判”，这所谓“谈判”，是敌人的一种缓兵计，他一面在“谈判”，一面还不断地遣兵调将，这好说是“和平谈判”吗？

希望冀察当局不要自陷绝境，亦不必犹疑，下决心的去干罢！何必等敌已将援兵调齐后，再开战端，到那时势必要受敌人重大的包围，非但老百姓牺牲，即廿九军弟兄亦何尝不呢？

廿九军的长官们，抗战罢，下决心的干一下罢！不必犹疑，你们后面有着一群群的国民作后盾咧！

———沈钟：《下决心去干》，载上海《社会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６５三、外交努力７月１１日中国外交官与日驻华使馆参事交涉【中央社南京十一日电】十一日午后四时，日本大使馆日高参事访外交部陈次长［１］，谈卢沟桥事件，各就所得不同之报告相互辩论后，陈次长列举日方最近向平津增兵之事实，谓显与日本国内外当局不愿事态扩大之声言完全相反，要求迅电日政府制止日方军事行动，俾卢沟桥事件得以和平解决。日高称中国中央军队目下有向北移动之消息，日方对此甚感不安，陈答：深信中国军队并无向日军挑战之意思，但对于任何外国任意增兵来华侵略中国领土主权，殊难容忍，自不得不作正当之防卫，深望日本当局幡然反省，勿陷中日国交于危险之状态。日高亦以为然，谈至五时半始与辞而去。

———《日高昨再访晤陈介》，载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解读［１］陈介（１８８５—１９５１），字蔗青，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

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据所得报告，日军不遵照双方约定之停止军事行动办法，拒绝全部撤至指定地点。首则遗留部队二百余名于卢沟桥东北之五里店，继则调动大部军队千余人集结于卢沟桥东北三里许大瓦窑。于十日下午六时起，连续向我卢沟桥驻军猛烈进攻，同时并调集日本国内外大军，络绎向平津进发，意图作大规模之军事行动，而贯彻其最初目的。至是卢沟桥事件，遂又趋于严重，其责任自应由日方负之。查此次事件发动于七日深夜，日军在卢沟桥非法演习时，声言演习兵士一名失踪，要求入城搜查，经我方拒绝，彼遂发炮攻城，致起冲突。其为日方有计划有作用之行动，至为显然。而卢沟桥原非条约所许外人可驻军演习之地，其行为之不合法，尤无疑义。我方除卢沟桥驻军守土自卫奋勇抵抗外，一面由外交部向日本使馆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制止日军之军事行动，并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一面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我方维护和平苦１６６七七事变真相心，可谓举世共见。差幸八日晚双方议定办法：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三、卢沟桥仍由我军驻守。方谓事件于此可告一段落，初不料所谓撤兵办法，竟系日军缓兵之计，毫无和平解决之诚意。中国国策，对外在于维护和平，对内在于生产建设，举凡中日间一切悬案，均愿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深盼日本立即制止军事行动，遵照前约，即日撤兵，并为避免将来冲突起见，切实制止非法之驻军与演习，庶使事态好转，收拾较易。否则一误再误，日本固无以自解其重责，远东之安宁或将不免益趋于危险，恐尤非大局之福也。

———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外交部次长陈介报告中日外交情势【南京十二日中央社电】十二日上午九时，外部举行总理纪念周，外次陈介主席，领导行礼如仪后，即席报告中日外交情势，略谓：七日晚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八日晚已停战；不意十日双方复起冲突，昨日又约停止。但据确息，迄今晨止，仍有枪声，足见尚未实行停战。第一次冲突解决办法，系由双方撤兵，冲突地带由保安队接防，但不知何故，停战以后忽又冲突，目前战事范围不大。然从近日日方军事行动视察，似为有计划之大规模策动。东京方面情势紧张，近卫公爵十一日赴叶山谒见日皇，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及参谋本部彻夜办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有病已命令香月代替，关东军仍源源开动，朝鲜总督府亦有声明，日国内之第五师团已开拔来华，第十师团亦待命出发；再观日方当局对内对外之声明，显有扩大事态之势。现中央对此极为注意。军事方面行动，吾人不知；外交方面，除屡次抗议外，并已有节略送致日本大使馆。同时电令驻日大使馆杨参事，向外务省严重抗议。本部昨已派员赴平津实地调查，以为将来交涉之准备。昨日日本大使馆日高参事来见，探听中国军队移动情形，当告以军事情形，图５２九国公约国际会议讨论远东局势外人不得而知，中国军队决无向任何国家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６７挑战之意。但如任何国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则有应战之决心。现日本积极向平津增兵，实与日本国内外当局不愿事态扩大之声言完全相反。日本如有心维护东亚和平，应即停止军事行动，日高亦以为然。然日方之所以一面增兵，一面进行谈判，不能不令人认为迁延时日，借谋大举。现在外交情势如此紧急，事务倍增，诸同人幸勿以在暑假期间，稍有懈怠。我国驻日许大使年高多病，屡次请辞，兹以外交紧急，院部盼其回任。今晨派人来部表示，愿打消辞意，不日即返东京。老成忧国，至可钦佩，深盼诸同仁有此精神，努力公务云。

———《陈介报告中日外交》，载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图５３顾维钧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谴责日本入侵中国中国政府致九国公约国声明之节略［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６日）此节略系同时送递华盛顿九国公约各签字国，惟日本不在其内。（按即美、比、英、法、义［２］、荷、葡等七国。）此外并送递苏联与德国，内容均属相同。略称：“此次纷扰发生之际，系在七月七日夜间，其时日本军队正在举行演习，最初发生冲突之地点，系在卢沟桥一带，日本军队在该处毫无权利足以根据，盖一九○一年《辛丑条约》第九条，规定外国军队驻在地点，并未将卢沟桥宛平城及丰台包含在内，日本根据此项条约而提出要求，原已不合时宜，绝无根据，且即就各该１６８七七事变真相地方驻扎军队举行演习，亦绝无理由足言。……日本军队藉词要求在中国军队防地内搜寻失踪之日本兵士一名，竟图以强力于夜间侵入中国军队所驻防之宛平县城，明知中国军队必加以拒绝，乃故意出此，藉以发动对于华北更进一步之侵略行为，此固属显而易见者也。”节略继称，现有日本飞机百余架，陆军约二万员名，集中北平及天津附近，“中国当局竭尽一切方法，甚至允许双方相互撤兵，以冀停止敌对状态，无如每次获得解决办法之后，辄因日本军队重行进攻，以致立即成为无效”。节略最后则称，中国政府认为，“此项侵略行为”，实属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倘任其发生，则足以在亚洲及全世界产生重大之后果。此在中国方面，现仍准备谈判任何种荣誉之协定，“惟中国国民政府，对于谈判解决之基本条件，不得不加以密切之控制，盖恐吓地方当局促成华北分裂，原为日本军人惯用之策略，而为世人所熟知也。”———《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７月１６日），美商华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解读［１］国民政府幻想各九国公约缔结国出面主持公道，对日本在华的侵略行径进行干预，但事实证明指望当时的国际社会出面为中国主持公道，是不可能有多大效果的。除非列国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否则它们只会袖手旁观，至多给中国和日本发个照会，对中国表示声援，对日本表示遗憾，而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日本的侵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２编附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记述当时情形：“自卢案发生后，世界各国均甚注意，七月十二日，美国务卿赫尔，对中、日两国大使提出照会，希望双方停止武装冲突。同日英外相艾登与日大使吉田会见时，亦对远东和平表示关切。十六日，我政府向九国公约签字国（除日本外），提出华北问题备忘录，郑重指明以下二点：（一）按辛丑和约第九条之规定，日军无权在卢沟桥演习；（二）日军侵略行为，实属破坏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规定，并请各国密切注意日本企图分裂华北之阴谋。蒋委员长到京后，复连日接见英、美、德、法等国大使，分别告以东亚已入最危险关头，请转告其政府注意作转危为安之计；盖犹冀华北事件能在国际正义策助下，促成侵略者之反省，而获得和平解决也。乃日本包藏祸心，一面虚与我周旋，一面增调大军入关。着着布置，致平津情势日趋严重。”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亦据中央社伦敦１５日哈瓦斯电报道：“华北事件发生后，英法两国原拟提议由英法美三国政府联合行动，而在英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６９法美三国京城同时进行交涉，但美政府不欲参预任何种外交阵线，对于上项提议认为未便接受，故乃改变方针，现闻英美两国政府已决定分别向日政府交涉，以期维持和平，并使目前中日纠纷获得友谊的解决。”按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在英美提议下，九国公约签署国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日本拒绝参加。会议没有形成对日本予以制裁的决议，甚至没有将日本定义为侵略国。

［２］“义”指意大利。

图５４市民大会吁请九国公约国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何应钦答复日武官喜多诚一［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目前紧张情形，全系日方派遣大量陆军空军所造成，我方自始希望和平解决，并无扩大之意，但鉴于日方调派大军于河北省，不能不有所准备。此种准备，全系出于自卫，并无挑战之意。中国军队均是国军，无所谓中央军与其他军，中国政府在中国领土内必要调动国军，系属当然之事。但如日本能将新增之军队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作同样之行动。总而言之，事态之扩大与否，在日方而不在中国也。

———《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１９３７年９月版，第３７页解读［１］喜多诚一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８日夜１１时自上海乘车前往南京。《华北日１７０七七事变真相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上海十八日中央社电】日武官喜多十八日夜十一时车晋京。”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喜多晨七时由沪抵京。下车后，即赴陆军武官办事处召集各武官会议，听取报告，并作重要协商。十一时访问日高，下午四时晋谒何应钦，晤谈。”７月１９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对日记者发表谈话余因回国之后得病，未赴庐山，并无携行华北事件之具体的解决条件，然中国政府现已决定解决方针为（一）不扩大事件、（二）以外交交涉解决事件之两项，日方所谓中国之抗日论，实与吾人观念不同。故中国并无纯粹之抗日。余回国四月间，未曾由任何要人听过抗日议论，余确信不论任何方面，如以诚心诚意对付事态，则不难解决本事件。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今年为最严重关头，两国朝野之最大努力，与改善目前状态之热心，乃为必要。余切望日本当局不拘泥于目前事情，应就东亚大局之立场，努力解决事件。

———《中国的抗战》第１集附录，密勒氏评论报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图５５中国大使许世英（右）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左）交涉７月１９日外交部向日使馆提交备忘录［１］【南京十九日中央社电】本日下午二时半，外部派科长董道宁赴日本驻华大使馆，会晤日高参事，面致备忘录，内容如次：自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我国始终不欲扩大事态，始终无挑战之意，且屡曾表示愿以和平方法谋得解决，乃日本政府虽亦曾宣示不扩大事态之方针，而同时调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７１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迄今未止，显欲施用武力，我国政府于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作自卫之适当准备，然仍努力于和平之维持。本月十二日，外交部长接见日本大使馆日高参事时，曾提议双方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军队撤回原地，日方对此提议，迄无表示，不胜遗憾。现在我国政府愿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双方约定一确定之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日方既抱和平折冲之希望，想必愿意接受此项提议。至本事件解决之道，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总之，我国政府极愿尽各种方法，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故凡国际公法或国际条约，对于处理国际纷争所公认之任何和平方法，如两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我国政府无不乐于接受也。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解读［１］这份递交日本大使馆的照会，体现了国民政府一再忍让的态度，一再向日方表达希望和平、不扩大事态的愿望。但也重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也表明了日方与冀察当局之间所签任何协议，必经国民政府中央许可方为有效的态度。而事实上，当天（１９日）晚上，冀察当局即悄悄与日方签了一个秘密停战协议，且未及时向中央汇报详情。可见当时中央对华北事态的掌控已处在鞭长莫及的状态。

７月２０日中国外长与日交涉【南京二十日下午七时发专电】日大使馆参事日高二十日晨至外部谒外长王宠惠，就十九日我外部所提备忘录有所谈洽。日高询我备忘录是否为对十七日晚日方备忘录之答复，抑系我方另外提出之件，王谓我方注重内容，至形式上视为答复可，视为我方另提之件亦可。日高继言北方问题，向由冀察政委会接洽，此次何妨授权该会折冲，王答交涉须由中央办理；次又谈及撤兵问题，王郑重声言，须两方同时撤兵。最后日高谓，蒋委员长演词已大体读过，而未详加研究，蒋委员长真意果如何？王答，蒋之演词实际乃外交部迭次对日方所明言者，不过引申而详言之。其最可注意者，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二语。日高行时称，王外长所答意思完全明了，惟恐日政府尚未能认为满意１７２七七事变真相之答复也。

【中央社南京二十日电】日大使馆参事日高于二十日上午八时赴外部官舍晋谒王部长，继续交换关于卢沟桥事件之意见。王外长告以际兹事机紧迫，彼此不必作无益之辩论，贻误大局，务须双方采取迅速行动，避免事态之扩大，如谓中国在河北省之军队调动有可非议之点，则日本大部军队之在该省，当尤显为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王部长旋更重提昨日节略中之提议，谓双方应立即约定日期，彼此同时停止军事行动，撤退军队，以为此系惟一可能的避免冲突之方法。王氏并称双方既均谓不欲扩大事态，且均谓军队之调遣不过预防万一，则中国之提议自无不接受之理由。关于地方交涉一点，王部长则谓任何国家之外交，无不由中央政府主持办理，就本事件而论，中国政府固无时不准备与日本政府交涉，以谋迅速公正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方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最后王部长并称，中国政府已屡次表明其热烈之愿望，愿将此不幸事件得一和平解决，只须有一线和平希望，中国决不放弃其依据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之努力。

———《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１日图５６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７月２７日外交部发言人就危险形势发表谈话［１］自本月七日夜，日军在卢沟桥无故向我驻军袭击以来，虽其责任完全不在我方，但我当局为顾全东亚和平，始终表示愿以外交方式谋适当之解决，我外交部长并曾迭次向日方正式提议，双方约定日期同时撤兵，不幸日方对于我方历次和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７３平表示及提议，不独不予接受，且大举增兵集中平津，同时与我地方当局议定解决办法。我中央得报后，察其内容，与我既定方针，尚无重大出入，为贯彻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对，我方极度容忍，维持和平之苦衷，应为中外人士所共见。方谓日方前线之军，从此可以撤退，亦可以停止进发，乃一周以来，日军不独毫无撤退模样，且日本国内及朝鲜各地，仍续派大量军队络绎向平津出动。念五日晚间并无故向我廊坊驻军袭击，继之以飞机轰炸。廿六日复向我地方长官，提出无理要求，兼在北平近郊四出挑衅，其蓄意扩大事态，别有企图，盖已昭然若揭。两旬以来，我方已尽和平最大之努力，嗣后一切事态之责任，自应完全由日方负之。

———《中国的抗战》第１集附录，密勒氏评论报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２７２—２７３页解读［１］这是中方接日方最后通牒后对外发表的谈话。

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４日）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近年以来，中国政府及人民一致所努力者，在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以期获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对内致力于经济文化之复兴，对外则尊重和平与正义，凡国联盟约［１］、九国公约［２］———中国曾参加签订者，莫不忠实履行其义务。盖认为“独立”与“共存”，二者实相得而相成也。乃自“九一八”以来，日本侵夺我东四省；淞沪之役，中国东南重要商镇，沦于兵燹；继以热河失守；继以长城各口之役，屠杀焚毁之祸，扩而及于河北；又继之以冀东伪组织之设立；察北匪军之养成；中国领土主权，横被侵削。其他如纵使各项飞机在中国领土之内不法飞行，协助大规模走私，使中国财政与各国商业，同受巨大损失；以及种种毒辣之手段，如公然贩卖吗啡、海洛英，私贩枪械接济盗匪，使中国社会与人种，陷入非人道之惨境。此外无理之要求与片面之自由行动，不可胜数。受一于此，已足危害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为任何国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以迄于今，吾人敢言中国之所以出此，期以尽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后之觉悟而已。及至卢沟桥事件爆发，遂使中国几微之希望归于断绝。

卢沟桥事件之起因，由于日本大举扩张天津驻屯军，且屡于辛丑条约未经允１７４七七事变真相许之地点施行演习。日本此种行动，已足随时随地引起事变而有余。而本年七月七日深夜，日本军队竟于邻近北平之卢沟桥，施行不法之演习，继之以突然攻击宛平县城。我守土有责之驻军，迫而为正当防卫；我无辜之人民，于不意之中，生命财产毁于日本炮火之下。凡此事实，已为天下所共见。

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之行动有深足注意者，即其口头常用就地解决及不欲扩大事态之语调，而其实际，则大批军队及飞机、坦克车，以暨种种新战争利器，由其本国及朝鲜与我东北，源源输送至河北境内。其实行武力侵略，向我各地节节进攻之事实，绝不能为其所用之语调，所可掩蔽于万一。

中国政府于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犹以诚意与日本协商，冀图事件之和平解决。七月十三日，我外交部曾向日本大使馆提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而日本未与置答。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长复正式以书面重提原议，双方约定一确定日期，同期停止军事动作，同时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点。并曾声明：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此次不幸事件起见，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双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等。然而以上种种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于此之际，中国地方当局为维持和平计，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议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对于此项办法，未予反对。乃日本军队于无可借口之中，突然在卢沟桥、廊坊等处，再行攻击中国军队，并于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哀的美敦书［３］，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此则予双方约定解决办法以外，横生枝节，且为吾人所万万不能接受者。日本军队更不待答复，于期限未至之前，以猛力进扑中国文化中心之北平，与中外商业要枢之天津。南苑附近，我驻军为日本轰炸机及坦克车所围攻，死亡极烈；天津方面，人民生命横遭屠戮，公共建筑、文化机关以及商店、住宅，悉付一炬。自此以后，进兵不已，侵入冀省南部，并进攻南口，使战祸及于察省。凡此种种，其横生衅端，扩大战域，均于就地解决及不扩大事件语调之下，掩护其进行。

当此华北战祸蔓延猖獗之际，中国政府以上海为东方重要都会，中外商业及其他各种利益，深当顾及，屡命上海市当局及保安队加意维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发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军官兵竟图侵入我虹桥军用飞机场，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致发生事故，死中国保安队守卫机场之卫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当局于事件发生之后，立即提议以外交途径公平解决，而日本则竟派遣大批战舰陆军以及其他武装队伍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除或减少中国自卫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７５力量。日本空军并在上海、杭州、宁波以及其他苏、浙沿海口岸，任意飞行威胁，其为军事发动，已无疑义。迨至昨（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猛烈进攻，此等行动，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向河北运输大批军队，均为日本实施其传统的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实显而易见者也。

日本今犹欲以淞沪停战协定为借口，将使中国于危急存亡之际，尚不能采用正当防卫之手段。须知此等停战协定，其精神目的，即欲于其地点内双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冲突，不妨碍和平解决之进行。若一方自由进兵，而同时复拘束他方，使之坐而听受侵略，此为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４］，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予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

———《抗战以来中国外交重要文献》，祖国社１９４３年版，第６—８页解读［１］国联盟约，指创建国际联盟和指导其行动的法律文件，是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８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０日正式生效的国际盟约。盟约规定，保障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防止战争行动，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成员国有义务对任何违反盟约进行战争的成员国采取行动，直至使用军事力量，并赋予行政院以开除这种成员国的权力。盟约作为第一个一般政治性的国际组织的章程，使当时国际组织制度规范化，但其对国联行政院与国联大会的职权区分不清，以及决议通过需全体同意等规定，影响了国联行动的灵活性和效力。

［２］九国公约，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美、英、法、日、意、中、比、荷、葡等一战战胜国在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上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条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肯定美国提出的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赋予它以国１７６七七事变真相际协定的性质，确立了西方主要国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它也限制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

［３］哀的美敦书，拉丁文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的音译，指最后通牒。

［４］非战公约，指《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巴黎非战公约》。１９２７年由法国外长Ａ·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Ｂ·凯洛格倡议，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７日由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波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爱尔兰、新西兰、美国、南非等１５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巴黎签订，１９２９年７月２５日生效。主要内容：缔约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废弃以战争作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该公约的主要不足在于：一是未明确区分侵略战争与自卫战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二是使用了“废弃战争”一词，而没有使用当时一些国际文件中已经使用的“禁止使用武力”。这就使侵略者有可能借口它所进行的武装侵略不是“战争”而推脱罪责。《非战公约》在国际法和战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实际并没有起到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

四、军事部署蒋介石命孙连仲北上密电稿（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限即到。孙总指挥仿鲁兄：○密。希即由平汉路方面派两师，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至车辆等事，径与经扶［１］主任商洽可也。中［２］○。佳［３］晨。侍参。海［４］。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刘峙（１８９２—１９７１），字经扶，时任豫皖绥靖主任。

［２］中，蒋中正，即蒋介石。

［３］佳，９日。

［４］海，指庐山海寒寺。时蒋介石在庐山。

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７７图５７孙连仲部奉命北上驰援平津钱大钧［１］自庐山致南京徐永昌传达出师北上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京。军委会徐主任次宸兄：密。顷委座致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密电一通，文曰：日军挑衅，齐日［２］与吾第廿九军部队相持于宛平附近，当经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并调廿六路两师，第四十军及第八十五师各部迅开保、石［３］，以备应援。另令第廿一、廿五两师继续开拔各在案。顷据报，双方撤兵，听候谈判，但日人诡诈，用意莫测。我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是为至要。等因。特达。钱大钧。灰［４］。牯［５］。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钱大钧（１８９３—１９８２），字慕尹。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正随蒋介石在庐山。此电报反映了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派出了军队六个师北上。

［２］齐日，８日。

［３］保、石指保定、石家庄。

［４］灰，１０日。

［５］牯，庐山牯岭。

１７８七七事变真相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议讨论时局［１］（一）派赵部附巽［２］于明（十三日）乘飞机将卢沟桥工事图送往保定，交冯主席治安转送前方应用，并携公函密电本，以后即留保定作连络参谋。

（二）熊次长［３］北上案：１．到达地点：先乘飞机到郑州，再换乘火车赴保定。２．随行人员：杨处长宣诚同行，并派方高级参谋径赴天津，促宋主任即日到保定，与熊次长会面。３．任务：宣达中央意旨，即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如廿九军需要子弹和军实，中央可以源源补充。

【中略】第一次使用于第一线部队，不可全用调整师，应将稍差部队夹用［４］。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五次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解读［１］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主要长官、幕僚及相关人员每日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官邸举行会商，讨论和与战的对策、军事部署等。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至８月１２日，共进行了３３次。此处所录为７月１２日晚举行的第二次会商的记录摘录。本次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程潜、唐生智、徐永昌、曹浩森、熊斌等２０人。由此会议记录可看出两方面动向：（１）事变发生后，中央希望以保定为我方的指挥中心，以遥控北平和天津的和谈交涉与抗战，并命宋哲元尽快赴保定坐镇指挥。（２）蒋介石指示“不挑战，必抗战”；和谈也必须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进行；并且必须积极备战不松懈，不放弃卢沟桥与宛平城。

［２］赵巽，时任军政部部附。他奉命到保定送卢沟桥工事图，后即留在那边做联络参谋。

［３］参谋本部次长熊斌。

［４］因担心中央军过早遭受重大损失，向来存有消灭异己力量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希望先以杂牌军与日军进行消耗战。但因为此后的战事迅速发展，这一构想事实上实行不了，中央军与杂牌军很快就都投入到抗战的战场上去了。

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７９蒋介石令何应钦以军事物资驰援宋哲元电稿（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４日）南京。何部长勋鉴：○。１．请即抽调二公分高射炮六连运往保定，以备分发各部阵地。２．速运子弹三百万颗交宋明轩兄领用。３．准备在石家庄设行营，以次辰为主任，浩森或哲民为参谋长［１］，何如？４．应即派员到石家庄设仓库与防空。５．戈定远在何处？催火速飞庐山一谈［２］。中正。寒［３］。机牯。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蒋介石想在石家庄设行营，以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为主任，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或参谋本部次长熊斌为行营参谋长，中央通过行营可以更好地观察、协调乃至干预华北局势。但最终行营未能设立。

［２］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时在南京，蒋介石找他谈话，随后让他与军委会政训处长刘健群一起北上，催促宋哲元去保定。

［３］寒，１４日。

朱德建议设统一指挥部领导华北抗战（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要胜利地抗战，便应该坚决厉行集中一切抗日力量的准备，吸纳一切抗日的优秀人才到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中，排除一切妨碍抗战或破坏抗战的分子，以民主方式广大地动员全国民众，同时以全力应付这一战争，迅速派遣大军到华北来。

我们不必讳言，华北各省的军队还是在一些个人的手中［１］，指挥上是不统一的，行动上亦不甚一致。这大大地妨碍了对日的作战，且有着使日敌挑拨离间以及个个击破的危险。因此中央政府应立即组织华北抗日军队的总指挥部，或由蒋先生亲自北来指挥，或委派华北的重要将领指挥。一切在华北抗战的军队统由这个总指挥部指挥调遣。红军如被调到前线上去———这当然是我们所切盼的———当然亦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一切抗战的军队，免去一切隔阂（如果有的话），扫除一切门户之见，不分畛域，不分派别，齐心协力，整齐着步伐，实行一致的对日抗战！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载《解放》第１卷第１２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版１８０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宋哲元在平津冀察，阎锡山在山西，韩复榘在山东，商震在河南，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加上孙连仲等率领北上的中央军，可以说，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均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指挥与协调。

图５８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朱德建议举国动员，支援前线抗战（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已在英勇的抗战了，这个战争不是某军某地方的抗战，而是全国一致抗战的开始。我们不能让这英勇抗战的军队孤军猛斗［１］，应该在实力上、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以充分的援助。因此中央政府方面应立即调遣飞机、重炮及大军速赴前敌应援，接济抗战军队以一切必要的武器、子弹与军需，这是极端迫切与需要的，愿立即实现。至于全国民众方面更应大规模地进行募捐运动，广泛宣传与组织各地民众到抗日的阵线来。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看护队、前线服务队、歌咏队、戏剧队、输送队以及义勇队，予以必要训练，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服务！总之，以一切的力量与一切的方式来增强与扩大这一英勇的抗战！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载《解放》第１卷第１２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版解读［１］事实上由于中央受着《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束缚，派往华北的中央军行动迟缓；平津的宋哲元当时一心想与日方和谈，也不希望中央军进抵平津，以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８１免“刺激”日方。因此，在事变发生后的二十多天里，二十九军事实上一直处在孤军奋战状态中。

范长江报道二十九军孤军奋战这样忠勇的官兵，我们对于他们的待遇怎样呢？他们以他们的血肉，保卫了北方交通咽喉，他们诚然本于他们的职责。然而他们在敌人精利的炮火之下，死的死，伤的伤了。我们并未见过卢沟桥战场上有过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任何国内战争时所必有的设备！死的死了，我们任他们英勇牺牲的躯体暴露在原野中！伤的伤了，我们没有救护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战况稍平，全赖我们未死未伤的战士配合当地民众作些救护工作。此等人既没有专门救护知识，又没有救护器具。我们看到许多受伤官兵，被人扶着从卢沟桥走五六里路到长辛店。其他完全不能行动之重伤兵，则用乡间之杆绳等物，将其抬上。有些本来尚不十分厉害的伤兵，经如此抬到长辛店，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最觉得对不起为国伤亡将士的，是卢沟桥后方的长辛店，没有半点战场医院设备，全赖平汉铁路长辛店医院的医师们自动慷慨出来作救护工作，否则伤员们更加无人问了。

不但对于死伤救护，我们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作战上枪炮以外的器材，亦完全由地方供给。在卢沟桥正面的，始终是吉星文一团，后方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等，我们不曾作应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县第六区，即长辛店所在区，民众对战事之负担，异常艰巨。对方有完备的铁道汽车等交通组织，而我则全恃地方之毛驴民夫大车以供往还。我方以始终一团的疲惫之师，当彼全军之锐；官兵日渐耗损，城内物质破坏日多，敌方之炮火日烈。前方之补充完全靠未死战士的勇敢精神，后方之接济，则靠有限民力之勉强支持。

此次冲突，日方兴师动众，范围甚广，其后方为丰台，为天津，为沈阳，为高丽，为其本国；而迄今日止，我们之后方为宛平县之第六区，且此区区之一区，亦非有组织有计划者。

———范长江：《卢沟桥畔》，载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庞炳勋报告：中央军行动迟缓［１］依庞军长电告：遵令由石庄向沧县前进，先头由?［２］晚出发，预定六日行程可到等语。可见我军集中已甚迟缓，实因最高统帅部无整个计划所致。如前此决定庞部开沧县，则令由运城经茅津渡渡河，经陇海转津浦路车运至沧州下车，１８２七七事变真相既便利而迅速，且免六日行军之劳。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五次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解读［１］７月１８日晚在何应钦官邸举行的第８次军事机关长官会议，报告了庞炳勋有关中央军行动的电报情况，反映了中央对军队的调遣缺乏严谨高效的计划和措施。

［２］?，１７日。

商议增援二十九军及在沧保、沧石二线与敌作战的军事部署［１］我军位置：廿九军赵登禹师，已调至平郊，一旅驻南苑。张师在天津、廊坊、马厂一带。冯师在西苑、卢沟桥一带。石友三部保安队团，现石态度甚好，无亲日意。孙仿鲁部已到保定。炮七团亦到保定，由２７Ｄ掩护之。高射炮营已入阵地，掩护保定防空。

【中略】徐司长作情况判断：（１）廿九军与敌之混战已开始，可知敌有先击灭廿九军之企图。（２）现我军以德石线为主力集中地域，以沧保线为集中掩护线，距平津过远，增援廿九军不易。（３）现在可采者有下列二案：（甲）将沧保线部队推进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而将主力之集中，推进于沧保线。（乙）我中央军仍在沧保及德石线上集中，而指导廿九军退出北平，以保实力，免被各个击破。（４）诸长官均主张采用第一案，由作战组诸人拟具判决文及处置事项（限明早六时以前呈出），呈委座决定。（已于当晚拟妥，由刘副主任转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十六至卅三次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３期解读［１］这是７月２６日在何应钦官邸召开的第１６次军事机关长官会议的记录摘录。

７月２７日上午８点半在蒋介石官邸确定的军事部署一、我军应仍照原定计划，在沧保、沧石二线上集中，构成阵地，期在此线上与敌作整齐之战斗。

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８３二、电告宋哲元：（军委会办）中央军以援助平津，期与敌在永定河地区作战之目的，先以主力集结于沧州、保定之线。第二十九军应固守北平、卢沟桥、长辛店、涿县之线，与保定方面保持确切连络。为增援二十九军，令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即向永定河地区线前进，此后该路军归该主任指挥，该路军之行动，即由该主任妥为规定。至该路军原防地保定、任邱一带，另令万福麟［１］部五十三军推进接防。

三、令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即向永定河地区前进，该路军之行动，此后归宋主任哲元指挥。所遗保定、任邱、〔河〕间、献县防地，已令万福麟部五十三军接防。（刘副主任１１：３０电话：河间、献县另令曾万锺［２］部接防。）四、令万福麟部五十三军，即推进于保定、任邱之线，接二十六路军防地，在该线上构成阵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十六至卅三次会议记录》附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３期解读［１］万福麟（１８８０—１９５１），字寿山。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军长。又先后出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十六军团军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２］曾万锺（１８９４—１９６８），字鼎铭。时任第三军军长。后先后出任第三十五军团军团长、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等职。

王世杰日记记８月７日国防会议八月七日今日上下午均开国防会议，军事各部会长官及由外应命来京之将领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健、刘湘等［１］，均参加；中央常务委员及行政院各部部长，于晚间该会开“大计讨论”时，亦出席。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长相机交涉。在会议中，何应钦报告军事准备情形，大概第一部〔步〕动员一百万人（分北平、冀、晋、豫方面者约六十万人，于热、察、绥者约十五万人，于闽、粤者约十五万人，于江浙者约十万人）；每月除原有军费外（约六千万元），约增加战务费二千万元，而械弹增购费尚不在内。现时械弹勉可供六个月之需。军事准备之弱点，仍为防御工事之未完成，与空军机械之不足。

———《王世杰日记》第１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１９９０年，第８４—８５页１８４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这些人均是地方军政要员。１９３７年８月初，蒋介石将山西阎锡山、广西白崇禧、广东余汉谋、湖南何健、四川刘湘等召至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商议抗日策略。阎锡山（１８８３—１９６０），字百川、伯川，此后受任第二战区司令，统领晋绥抗日军事全权。白崇禧（１８９３—１９６６），字健生，其后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制定抗战计划；后又兼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第三、四、七、九战区作战，并曾兼任第四战区司令。余汉谋（１８９６—１９８１），字幄奇，抗战时先后任第四路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七战区司令。何健（１８８７—１９５６），字云樵，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任国民政府内务部长，１９３９年春任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委员。

国民政府关于全面抗战的军事部署大本营［１］训令令字第一号兹颁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仰即遵照实施之。此令。

大元帅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战争指导方案一、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二、大本营之组织如系统表。【附表略】大本营设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各一员。参谋总长指挥大本营各部，辅助大元帅策划全局；副参谋总长襄助参谋总长指挥幕僚，达成全任务。

三、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经济、财政、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

四、为统帅指挥之便利计，将全军区分为四〔五〕战区（战区区分及战斗序列，另令规定分布发之），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

五、国军对敌第一期作战，预期至本年十月下旬为止。各部在此期间内，应达成如左之任务，以确立我军第二期对敌作战之基础。甲、第一部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８５第一战区近迫该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俾我第二、第三战区之作战，得从容展布，但如敌军企图真面目与我决战时，则应毅然尽全力以防制之。

第二战区打破敌军惯用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我第一战区不敢放胆施行正面之攻击，同时牵制热河以东之敌军，使其对青岛、淞沪之作战，不能转用兵力。

第三战区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准备敌军再来时之应战，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第四战区除对敌海、陆、空之扰乱，完成战备态势外，应充分准备参加第二期之作战。第五战区本战区作战之特性，为对敌强行登陆之作战，故以立于主动地位，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一要义。纵使敌军一部先行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不使后续兵团藉此以为安全登陆之掩护，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二要义。必要时，在指定地区之范围内，扼要固守，绝对限制敌军之进展，运用机动部队而歼灭之，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连系之中枢。

【中略】六、为达成上项任务起见，如何策定方案，预定实施步骤，参谋总长督令第一部与各战区司令长官、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各预备军司令长官、各直属部队长等，分别详细拟就候核，其余各部即自行酌定之。

各战区作战地域如下：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第二战区：晋察绥。第三战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第四战区：闽、粤。第五战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一、传达法：用书面传达。

二、命令受领者：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大元帅兼（由徐主任永昌分达该区各集团军总司令）。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并由本区司令长官分达该区各集团军总司令）。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并由本区司令长官分达该１８６七七事变真相区各集团军总司令）。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并由本区司令长官分达该区各集团军总司令）。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大元帅兼；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并由本区司令长官分达该区各集团军总司令）。

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白崇禧。

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副司令长官：邓锡侯。

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龙云；副司令长官：薛岳。

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何成浚；副司令长官：徐源泉。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

空军总司令：大元帅兼。

大本营第一部部长：黄绍；大本营第二部部长：张群；大本营第三部部长：孔祥熙；大本营第四部部长：吴鼎昌；大本营第五部部长：陈公博；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大本营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大本营管理部部长：黄镇球。

三、通报受领者：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训练总监：唐生智。

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

大本营训令令字第二号兹颁发国军战争指导计划，仰即遵照实施之。此令。

大元帅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国军作战指导计划【中略】指导要领甲、第一期（自八月十三日至月日）第一战区对北正面（平津）为限制敌军之自由转移兵力于平绥路及使我第二战区在平绥路方面作战之便利起见，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８７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富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能多更好），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

对东北正面（山东半岛）极力缩小青岛之围攻线，使敌军尔后展布困难，可能时则以有力之一部袭取而占领之。

第二战区本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

平绥路为第二战区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应以南口附近为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北、赤城、沽源，国军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故本战区之作战为：第一步：以该战区现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须固守南口、万全之线，以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之到达。

第二步：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后，向赤城、沽源之线转移攻势。

第三步：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

【下略】大本营训令令字第三号兹颁发第一战区作战指导计划，仰即遵照实施之。此令。

大元帅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第一战区北正面作战指导计划一、敌情判断平津方面之敌，旬日以来，对于南侵行动颇形迟缓，而对于南口方面之攻击行为则极为活跃，依此判断敌军之企图，大概可分为下列三途：１．积极攻略南口后，进迫万全，以垄断平绥全线，再威胁大同，窥伺太原，以期不攻而摧破我全正面之作战。

２．攻略南口后，以此为大旋回之轴心，以津浦线之运动为外翼，以主力由平汉路、以有力之一部由津浦路互相向我侧面压迫，逐次收获侧面攻击之成果。

３．如南口之攻击不成功时，则以昌平、密云为据点，以掩护其右侧背之安全１８８七七事变真相后，再用第二项所述之方法向我进攻。

依此判断本战区正面之作战，唯有以重兵扼守南口，方足以摧破敌人一切之企图，故本战区正面作战之部署应侧重于平汉线北部之西北侧。

二、指导方针本战区北正面目前主要任务，为拒止敌人沿津浦、平汉两铁路南下，同时侧击敌人对南口方面之攻击，巩固南口、万全之线，以策定尔后转移攻势收复失地之基础。

三、指导要领为达方针前述之目的，应以平汉、津浦两铁路为轴心，以防守部队采纵深疏散据点式之防御配置，以机动部队控制于侧翼，如敌向我进攻，则协力于防守部队向敌侧背围攻而歼灭之，同时在前线之部队应组织便衣游击队，渡过永定河，深入平津铁路以东地区组织民众，破坏交通，以牵制敌人之运动。

为达方针后项所述之目的，应以强有力之机动部队向南口、怀来、万全之西南地区挺进，直接或间接援助我南口、万全一带之守军。

四、军队区分及其位置任务甲、右地区队指挥官：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

二十七军之一师位置于同居、大王庄（岐河口与马厂之间）附近。二十九军之一师位置于东湾头（小站与马厂间）附近。

二十九军之其余部队位置于静海、王家口附近。五十三军之一师位置于霸县附近。

五十三军之其余部队位置于雄县附近。九十一师位置于固安附近。

河北保安队（兵力须等于一师）位置于任邱、河间附近。

以上各部队以各对当面之敌，确实占领坚强之防御阵地，绝对拒止敌人之前进为主要任务。

六十七军之其余部队位置于马厂附近，取疏散配置之态势，敌军进攻时，以由侧面策应该当正面友军之作战为主。乙、左地区队指挥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

二十六路军之一师及一旅位置于琉璃河镇、涿县、高碑店附近。十七师位置于保定附近。

第二章妥协还是抗战？１８９以上各部队各对当面之敌，确实占领坚强之防御阵地，绝对拒止敌人之前进，为其主要任务。

二十六路军之其余部队位置于房山、张坊附近。第三军位置于涞水、易水附近。

第二师位置于徐水附近。二十五师位置于满城附近。

以上各部队各在指定地点及其附近，取疏散配置之态势，敌军进攻时，以由侧面策应该当正面友军之作战为主，同时保持其机动性，准备随时可以向北平、南口方面取攻势。

丙、第一总机动部队指挥官：前敌总司令卫立煌。

指挥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八十五师，以斋堂、大龙门一带为活动根据地，以策应昌平、南口、怀来方面之作战，截击敌之侧面为主要任务。

第二总机动部队指挥官：第八路总指挥朱德。

指挥新编一百十五师、一百二十师、一百二十九师以阳原、蔚县、涞源为活动根据地，以策应下花园、宣化、万全方面之作战，截击敌人之侧背，并须以便衣队深入冀东、热河地区，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为主要任务。

五、作战地境右、左地区———顺义县、固安县、雄县、河间县各西侧面相连之线，线上归右地区。左地区、总机动部队———昌平、紫荆关、阜平相连之线。

六、总预备队四十军之三十九师位置沧州，在杜生堡、沧州以东之线构筑阵地。

三十二军位置饶阳、武强、束鹿、安平、深泽一带，在晋县、献县之间构筑阵地。十一路〔军〕位置于石家庄，在藁城、正定、石家庄地区构筑阵地。

二十三师位置德州，在德州及其附近构筑阵地。四十七师在石家庄待命。

【下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大本营关于全面抗战作战指导方案等训令四件》，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１９０七七事变真相图５９蒋介石出任大本营大元帅解读［１］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０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大本营，作为领导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大本营设大元帅作为最高指挥官，由蒋介石担任。将全国划分为５个战区，大本营向各战区发布作战训令。８月２７日，国民党中常会授权蒋中正组织中华民国之战时政府，将行政权归于战时军事组织下。８月３０日，蒋介石决定仍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取消大本营，大本营所设各部又转隶军事委员会。

第三章和、战之间———宋哲元及二十九军上层的徘徊宋哲元于１９４０年病逝于四川绵阳，朱德和彭德怀有联名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勿忧乎九泉。”陈立夫所写挽联亦云：“扶危济倾，临大节而不可夺；忍辱负重，闻斯言更见其人。”两幅挽联均言简意赅，寥寥数语，道出了宋哲元平生最重要，也最引起争议的经历———事变爆发后，他在和与战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苦撑着危局，也屡受到舆论的非议。

数年来，他殚精竭虑，护卫华北，却常不被世人理解；而事变突发，举国关注，更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宋哲元是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的二十九军的军长，也是当时华北地区最高的地方行政长官。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到２７日拒绝日军最后通牒、宣布坚决抗敌，二十天中他面临平生最大的考验：华北命运，平津安危，与他决策何去何从，息息相关。他有失误，一再贻误战机，引起当时许多国人的不满；他也有信念，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绝不让步。因此，后来盖棺论定的挽联中，对他会有忍辱负重、大节不可夺，一和一战、误解终大白于天下之评价。

那么，七七事变中，他究竟是如何应对危局的？他与他手下几位将领，尤其是与张自忠，在危局中有过怎样的步调？其中有哪些政治军事上的过失，又有哪些临大义而坚守的举措？而他与张自忠的关系，张自忠在整个事变过程中的所作所为，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不少争议，都需要以史料为据，以事实为准绳，将纷纭众说的迷雾予以廓清。

谈论这些问题，首先要追溯七七事变前几年的华北形势。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了东北，扶植了伪满洲国政权。接着又觊觎华北，试图再次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为此，他１９２七七事变真相们大搞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力图在华北扶植起脱离国民政府中央控制的政权。事实上，他们也成功地在河北通县搞起了一个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地方伪政权。宋哲元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华北一方最高军政长官，因而也成为日方极力拉拢和争取的对象。

冀察地方政权与南京中央政府是存在矛盾的。中央一直有吞并地方势力的想法，地方实力派则一直希望成为有较大独立性的地方力量。宋哲元领导的冀察政委会，曾视华北为自己的地盘，诸般地方大事，不愿让中央插手，在税收截留、白银南运、故宫宝物南迁等一系列关乎国家民族大是大非问题上，并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造成的局面。

日本人也千方百计利用冀察政委会与中央的矛盾，极力鼓动“华北自治”。

宋哲元既不想过于受南京政府约束，又须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而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可谓用心良苦。七七事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感觉与宋哲元搞所谓“共荣”很难奏效，宋哲元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策略，使日方意识到不通过军事手段，难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这就是战前华北的基本态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及其主要将领在战与和方面是怎样的态度呢？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军事冲突爆发，形势骤变，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及其在华的中国驻屯军军官多数人相信，只需派三个师团，就可以一举“膺惩中国”，三个月内让中国屈服。此时中方再幻想与日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完全成了天方夜谭。而宋哲元此时却囿于和平愿望，一心和谈，疏于军事准备，且未听从南京方面一再催促让他坐镇保定、加紧战备的要求。这给随后双方大战中二十九军军事上的失利，埋下了伏笔。

对于是战是和，二十九军上层是有分歧的，冯治安等主战，张自忠等主和，宋哲元徘徊在这两派之间，他并不想战，希望和谈能解决问题；但他也不会不意识到和谈前景之难以预料。为了达到和平解决冲突的愿望，他给部下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求战。张自忠对于日本的军力有较深的认识，认为一旦开战，二十九军难以与日军抗衡，因而他是力主和谈的。他在事变发生后半个月里与日方进行的和谈，在一定程度上也应是得到宋哲元首肯的。

而当时国内舆论对和谈深为不满，因为国人对日本以和谈为幌子的缓兵之计认识深刻。宋哲元、张自忠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只是他们对日方还抱有幻想，总感觉“和谈有望”。张自忠一直是事变当地中方的谈判代表，并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与日方议定三项约定，签停战和约。但和约签了，战事并未停息，７第三章和、战之间１９３月１９日，又签了一份《香月细目》。当时宋哲元、张自忠为此颇受舆论的批评。

有学者认为，《香月细目》是张自忠与日方私下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协定，宋哲元并不知情。可是，宋哲元在１９日返北平时即下令撤除北平的防备：“各机关奉令，于昨日（１９日———引者注）下午五时前将各要路口沙袋一律撤除，岗位亦撤销……自即日起戒严时间亦向后延。”（《华北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这与协议中的规定是一致的；他还致电蒋介石，“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稍微后退，以便和缓目前”（７月２４日密电），也是为表示履行和约的诚意。日方的驻军屯司令香月清司在《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中也说：“宋哲元声称：‘为使部下确实履行协定，希去北平一行。’……宋哲元赴北平之后，立即开始履行协定，事件呈现迅速解决的征兆。”可见张自忠在１９日晚上与日方签订的协议，应是预先与宋哲元进行了沟通，得到宋哲元认可的。而且，既是秘密，自当不让外人知道。但日方已就１９日协议对外做了部分内容的发布，世人也就都知道存在这么一个协议，宋哲元自然也会知道，并且也必然会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但他向中央汇报时未提此协议。蒋介石在７月２３日日记中写道：“明轩（宋哲元）只报告十一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十九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由此可见，事变发生后最初十余天的和谈，是在宋哲元主导下，主要由张自忠出面进行的（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就称对宋哲元说过和谈“关于保证将来之详细事项，意由我驻屯军参谋长与阁下之幕僚协议之”）。

日方在７月２６日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宋哲元的军队从北平的八宝山、卢沟桥各处完全撤走，否则就发动全面进攻。其时日军经过近二十天调兵遣将，已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因此对二十九军发出通牒。接受通牒就意味着屈服，意味着将领土主权拱手让出。宋哲元对此绝对不会答应。于是宋哲元向全国发出通电，声明拒绝日方通牒，坚决抗战。这是宋哲元最值得我们肯定之处，他践行了“决不作丧权辱国之事”的诺言，临危而上，勇赴国难！七七事变发展到此时，中日双方始进入大规模的血战。

二十九军在南苑遭受惨重损失后，整个北平城已处于日军包围的险境中。此时二十九军是留在北平死拼，还是撤离北平，宋哲元面临艰难抉择。而关于他是被张自忠逼迫而撤往保定，还是他主动让张自忠留在北平议和、自己率军南撤，这是一个历来争议很大的问题。

持“逼宫”观点的人认为，宋哲元原本让张自忠在天津，张却匆匆赶到北平，在随后形势危急之时，逼宋离平，由他出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出面与日军交涉，１９４七七事变真相以为可以挽回危局。何基沣等所写《“七七”事变纪实》一文回忆说：“七月二十五日，宋哲元忽然接到张自忠来平的报告，甚为愕然，并说：‘我叫他留在天津，他来北平干什么？’张到平后，受到汉奸张璧、潘毓桂等的包围，很少与外间接触，忽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前往见宋，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了张的意图，于是立即决定离平，并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宋于当日夜间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１月版）持张自忠“临危受命”说的人则认为，面对日军包围北平、二十九军处境危险之际，张自忠受宋哲元之托，留平与日和谈，宋则率部南撤保定。张因此而背骂名，成为替罪羊。李致远在《和张自忠将军的一次谈话》中说，南苑之战后，宋哲元对张自忠说，打算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二十九军将全部撤到保定到沧州一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指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市长）。’张先不愿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两人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１５辑）这一争论，关系到对张自忠的褒贬评价。

应当承认，张自忠当时一直属于避战主和派。由于他在１９３７年４—５月间访问了日本，对日本的国力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认为如果与日交战，二十九军恐难取胜，因而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直力主和谈。而宋哲元最初对于日军也抱有幻想，认为日方未必真想将战事扩大化，和谈仍有希望。何况中央也曾说过，在和平尚有一丝希望时，决不放弃和谈之说，因而也一直让张自忠与日军进行谈判。

张自忠任天津市长一年余，与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军官有较多接触，事变发生后又直接参与对日谈判，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由他负责，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认为他最适合“担任日华交涉的主要负责人”（《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加之日方还有“只打三十七师，不打三十八师”的传言（三十七师师长是主战的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是张自忠），张自忠认为日方对自己有一定的信任度。这导致了张自忠对于日军本质认识的偏差，以及对于当时严峻形势的误判。日方已开始在平津实施第二个“九一八”阴谋，而张自忠与宋哲元均一厢情愿地努力想把卢沟桥事变当地方第三章和、战之间１９５性的局部事件来解决，结果当然是徒劳，给随后平津的抗战造成了被动。

两种说法，均有各自的史料为据，然而也都有所偏颇。我们认为，当时情形大致是这样的：７月２５日张自忠由津赴平，是去参加宋哲元主持的军事会议，并非张怀“逼宫”之心不请自到。当时报纸报道，“张自忠奉宋召，于二十五日下午由津搭车赴平”（《北平晨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张自忠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零五分，赴平谒宋，报告卢事善后，宋拟召冀察要人再加商讨”（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

在２５日夜晚的军事会议上，或对下一步的行动作出了某些安排。据刘健群《银河忆往》（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回忆，在日方发布通牒之前，宋哲元曾对刘健群说：“你先回去对蒋先生说，宋哲元绝不会卖国。现在北平城内无兵，是一个空城，我在三天之内，尽量和日本人敷衍，一面速调三团兵入驻北平交张自忠负责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又说：“照目前情况，恐怕日本人不容许我们延宕，战争也许不可避免。”依此说法，宋哲元似乎早有让张留平、自己赴保的设想。当然，刘健群回忆录写于事件发生的３０年之后，其可信度也许要打些折扣。无论如何，张留平、宋赴保，是７月２８日下午１５时至晚上２１时之间开军事会议时最终确定下来的。宋也愿意张留平作缓冲，对他寄予期望，所以在赴保后，就立即电张，让他与日军交涉，让日军勿向我军攻击。

重要的是张自忠的态度。“临危受命”论者说张自忠并不愿意留平，经宋哲元一再苦劝，才以“跳火坑”精神答应下来。这个说法可疑。张自忠后来按自己的意愿大模大样地组织新的由他来指挥的冀察政委会，事后又曾说对不起长官，由他坐镇并掌控平津以平复危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张自忠本着那些汉奸陈觉生、齐燮元、潘毓桂的言论说：‘现在情况紧张万分，到了最后关头，我们是失败了，宋先生倘能离开北平，尚可缓和一步，否则日本要派一百架飞机轰炸北平。’”（田春芳：《我所知道的张自忠》，载政协陕西省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精编》第１０卷《人物拾遗》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他对宋哲元说，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只要委员长离开北平，我就有办法维持”（秦寄云、赵钟璞：《秦德纯的一生》，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２辑，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并让宋委派张来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宋闻听此言，脸色大变。这一说法，当非空穴来风。萧振瀛在《华北危局纪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中记述宋哲元的话，大意也与此同：“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１９６七七事变真相下午三点荩臣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

张自忠其实是愿意留平“折冲”的，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挽回局面。因而张自忠应是主动请缨，要求留平，并让宋哲元同意由他代理委员长等三个职务。而当他真的宣誓就职、开始准备主政时，才发现自己陷入了日本方面和汉奸设下的圈套。此前“张自忠被汉奸包围，逼宋下台”（张克侠：《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载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９辑，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待宋率部撤出北平后，张刚就任冀察政委会主任等职，“日寇即直接指使潘毓桂、张璧等办事，而对张自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当时报载，“日方重要人员谈话，对张自忠已不信任”（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６日）。究其原因，一是张自忠毕竟是宋哲元委托代理冀察政委会的，该政委会仍具有隶属南京中央政府管辖的性质，日方不能不另组维持会作为傀儡组织，也不能不将张自忠排斥在外；二是在张自忠一心要与日军谈判交涉之际，张自忠任师长的三十八师将士却在未得到师长命令的情况下，奋起在廊坊、天津、塘沽等地与日军作战，这也令日方十分不满。

至此张自忠才明白，日本人根本就不信任他，他也根本无力扭转平津危局，于是不得不悄然离开平津，南下归京，向蒋介石请罪。幸得到蒋介石的宽宥，自此张自忠全心全意投入了抗战前线，奋勇杀敌，最终在１９４０年壮烈殉国。

可见在纷繁复杂的危局中，如何做出应对抉择，对于个人的名誉生死，对于国家的命运兴亡，都至关重要。即使主观上出发点是好的，而客观上如果不能把握形势发展大势，仍可能把事情弄糟。七七事变中因为平津的沦陷，引起世人对那危局中一些关键人物的褒贬，可以给后人无限的启示。

一、宋哲元的犹豫与二十九军上层的分歧１．宋哲元迟迟未赴保定蒋介石致宋哲元促其赴保定、北上中央军归其指挥密电稿［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北平。乐陵。宋主任：治密。此间已派孙仿鲁两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及第三章和、战之间１９７庞炳勋部与高桂滋部先向石家庄集中，希兄遽回保定指挥可也。中○。佳晨。侍参。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自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已向还在山东乐陵故里的宋哲元电令前往保定指挥，并暗示北上的中央军也归他指挥。

宋哲元致蒋介石表示按中央意旨与日方周旋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急。牯岭。委员长蒋钧鉴：△密。齐戌、蟹巳、机参海电［１］均奉悉。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一切情况，业由秦市长电告熊次长，想已转达钧座。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况，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倘中枢大战准备完成，则固囿民心理夙夜祷企者也。谨此奉复。职宋哲元叩。佳戌［２］。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齐戌、蟹巳、机参海电分别指宋哲元已收到的中央７月８日２０时前后密电、９日１０时前后密电及在庐山由侍从室机要参谋发出的密电。

［２］佳戌，９日１９—２１时之间。

蒋介石致宋哲元催其速构防御工事密电稿（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特急。北平、乐陵。宋主任明轩兄：○密。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中正。灰［１］。机牯。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１９８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灰，１０日。

蒋介石致宋哲元告诫勿丧主权密电稿［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北平。乐陵。宋主任明轩兄：佳申、佳戌两电均悉。治密。至慰。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特复。中○。蒸［２］。侍参牯。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由此电报及上述其他电报可知，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对宋哲元的指示就非常明确：（１）谈判勿陷日本人的奸计，须以丝毫不丧失领土主权为原则；（２）必须加紧备战，既要有抗战的决心，也要有充分的准备。宋哲元则一再表示了守土有责，不丧权，不辱国，一切服从中央。中央焦虑，极力让宋哲元为国家民族着想，可知中央无力左右华北局势，只能倚仗宋哲元；宋哲元深知责任重大，他固然希望与日和谈，但也坚守着一条底线，即在不丧失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

［２］蒸，１０日。

秦德纯致钱大钧请转告中央暂令北上之中央军勿继续前进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牯岭。钱主任慕尹兄勋鉴：生密。蒋委员长致宋主任电派四师北上，统归指挥，业由宋公径复遵办。惟此间形势已趋和缓，倘中央大战准备尚未完成，或恐影响，反致扩大，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以后果有所需，特为电请之处，务乞察酌为祷。弟秦德纯叩。蒸午。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三章和、战之间１９９解读［１］中央军北上迟缓，固然有中央调遣计划不周等原因，而平津与日谈判、让中央军在原防待命，暂勿北进，是更主要的原因。这就是究竟是打还是和，犹豫不定，导致了后来全面冲突开始后的仓促应战乱象。

李世军［１］回忆蒋介石曾拟派他劝宋哲元勿去北平七月八日凌晨蒋介石亲拟电报要宋哲元立刻到保定督师，并以命令口吻不准宋先回北平。七月十日下午，蒋未得到宋动身电报时，曾要我去乐陵当面告知宋不能回北平的理由，主要是怕廿九军内部发生问题，使宋有失去自由危险。十一日下午我准备动身前，与北平电话联系时，得悉宋已于当天上午到天津了。十三日秦德纯在电话上，告以军事正在进行，宋马上派人来向“中央”报告情况，请示一切，要我在京随时与“中央”联系，暂勿北来。我在电话上，只用暗语把蒋关心宋安全的意思，请他转告。

———李世军：《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载政协江苏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笫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解读［１］李世军，时任第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为蒋宋之间的联络员。

钱大钧致秦德纯催促加强战备勿中敌人缓兵之计密电稿［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北平。秦市长绍文兄：４８７３密。极密。顷电话中所言，恐不明，特再奉达，此刻如日兵尚在对峙而不肯撤退，则彼必待其关东部队到后积极进攻，决无疑义，望从速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特此电闻。弟钱大钧。文申［２］。牯。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中央希望冀察当局勿上敌人借和谈拖延时间以利调兵的缓兵之计，而冀察方面明知此情形，犹未好好备战，一味与日和谈。

［２］文申，１２日１５—１７时。

２００七七事变真相图６０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蒋介石催促宋哲元赴保定坐镇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天津。宋主任明轩兄：文辰电悉，先到津甚慰。惟中意兄似应仍从速进驻保定，不宜驻津也。如何？盼复。中正。文。机。牯。印。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４２页何应钦致宋哲元催其赴保定坐镇密电稿（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特急。天津。宋主任明轩兄：３９３密。顷闻大旆抵津，至慰驰系。惟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１］，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盼复。弟应钦。文亥。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因宋哲元为冀察当局首脑，南京方面担心他在平津万一被日军控制，强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０１迫他签订什么协议，将带来极大的恶果；另外，宋在保定，也有利于掌控平津的局面。故中央屡申赴保之议。但宋哲元还是于７月１１日到达天津，并在１４日给中央的密电中解释说：“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布〔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１８４页）其时宋哲元尚对与日和谈抱有幻想，尚未打算径赴保定摆出与日军开战的姿态。

蒋介石致宋哲元告诫必与中央保持一致勿向日方退让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中央决定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４３页解读［１］此电表达了蒋介石对形势的预判和抗战的决心。其一，认为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除非中方丧失领土主权，在华北建立类似冀东伪政府的傀儡政权，否则必然兵戎相见。其二，只要我方不屈服，坚持抗战，在华北有其国家利益的列强就有可能介入，从而演化成国际纠纷局面。其三，只要冀察当局与中央保持一致，日方将华北分裂出去的阴谋就不能得逞。第一点和第三点判断是正确的；第二点判断则过于乐观，对他国很快介入中日冲突的可能性抱有太多的幻想。不过，美、英在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宣战，却是蒋介石在抗战初即已预料到的趋势。尽管这一结果在时间上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发生了。足见２０２七七事变真相蒋介石当时对时势的判断，是比较高明的。

军事机关长官会议第四次会报反映的中央与地方矛盾［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４日）部长报告：委座有电到外交部，嘱发表申明书。顷研究甚久，但觉颇难着笔，因据外交界确实消息，十一日晚，宋已签字，承认日方条件。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研究结果，以电话告钱主任，请转陈委座核示。

【中略】又英国领事及新闻记者曾见宋，宋发表谈话，谓“代表所签字承认之条件，系敷衍日方面子。日方兴师动众，非得一点凭据，面子不好看。现在日本全国仅二十师人，用于平津者不过五六万人。现中央交四个师归我指挥，决不怕日军之压迫”等语。

但据北平私人电话，宋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围，确已于十一日晚签字，承认日方之条件如下：１．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２．取缔共产党、蓝衣社激烈分子排日抗日等运动；３．永定河以东、西山以西，不驻中国军队。（按此条有南北二百余里、东西百余里地方又形成冀东状态。）但秦德纯致牯岭电话，不承认有上叙事实，谓并未签订任何条件。

【中略】平汉、津浦之间空隙甚大，中央军不可置于第二线，宜用一部于第一线，而填补空隙，并免韩、宋等之怀疑（曹次长所提）。

【中略】唐总监之意见：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中略】１．熊次长电话云：阎主任派张荫梧赴天津，有最恳切函致宋明轩，劝其接受中央军之援助，协同抗战，不可妄听汉奸之挑拨。并谓如前岁“赤匪”入晋，中央派军援晋，彼时持反对论者甚多，余（阎自称）力排众议，决定欢迎中央军入晋，结果始能击退赤匪，而中央军在晋并无其他作用，可为例证云云。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０３２．刘湘顷有通电，请缨抗日，并谓遵令整军待命等语。已嘱中央新闻检查所缓一二日再决定发表与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五次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解读［１］这是事变发生后在何应钦官邸举行的第四次长官会议的记录。会上的发言，反映了如下两方面情况：（１）中央与地方一向存在矛盾。地方大吏往往希望自己有较大的独立性，有较强的军事力量。

他们担心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会导致对他们的势力范围的侵削。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对中央仍怀有戒备心，在初始阶段，认为冀察当局与日方有可能达成和解，就不希望中央军进入河北，中央军北上固然会对日军形成刺激，而同时也让宋哲元感到不安。因此，冀察当局提出了中央军暂时不要北上，并在与日方交涉过程中，交涉的进度和内容，对中央汇报既不及图６１七七事变中每天举行一次军事长官汇报会议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时，也不详细。７月１１日张自忠代表宋哲元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议，而秦德纯又对中央就此予以否定。中央对此无可奈何。（２）宋哲元对与日和谈充满幻想，因而有意无意间被汉奸包围而不警觉。好在他的和谈底线是明确的，和谈最终不会让日方阴谋得逞。

严宽致何应钦报告天津汉奸奔走、和战不定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４日）南京。部长何：密。极密。１．此间外交工作，元［１］起转津，自元燮元、允荣、治洲［２］、觉生等均往津。２．灰色者极力软化仰［３］等，但仰甚硬。３．形势如此，惟张［４］等口气，尚怕中央军北上。４．和平仍在进行中。职宽叩。寒［５］二。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２０４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元，１３日。

［２］刘治洲，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３］仰，指冯治安（字仰之）。［４］张，指张自忠。

［５］寒，１４日。

严宽致何应钦报告平津汉奸之企图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南京，部长何：密。据报汉奸申振林、张亚龙、邢照堂等，企图促成伪大北方人民自卫政府，该等鉴于卢案之突起，乘机大肆活动，并受日方利诱，故在力图进展。现彼等议定梦想之步骤，大要如下：１．于政治转变后，廿九军退出时，即由大北方人民自卫集团出为收拾，以维治安。２．由李金城等负责编组两万之基本保安队，该伪团体现密设通州。３．与友三实行合作，到必要时，拟推戴子玉［１］出来号召。４．经济，日伪负责。５．日韩浪人与汉奸已组恐怖团，设东单三条居留民房，促成自卫伪府。等云。职宽叩。删［２］二。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子玉：吴佩孚之字。后平津沦陷，日伪拉拢吴出山做汉奸，被他拒绝。

［２］删，１５日。

蒋介石致宋哲元告诫勿中敌人分裂华北之圈套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６日）天津、宋委员长明轩兄，北平、秦市长勋鉴：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时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方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日方所欲者，若仅止于所传数点，则其大动干戈，可谓毫无意识。推其真意，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调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领”［１］。观于日外次崛内［２］告我杨代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０５办“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一语，并足证明，此基础之外另有文章也。务希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绝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愿独负其责也。如何？盼复。中正手启。谏亥［３］。机牯。印。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５３页解读［１］１９３６年８月，宋哲元与新上任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就经济提携达成四原则、八要领，其根本内涵就在于打着平等互利的幌子，使日本势力更多地渗入华北，攫取华北资源和其他经济利益。四原则指所谓相互提携原则：（１）遵据共存共荣之原则，以收中日均等之利益；（２）中日经济提携，中日经济平等的立场规范一切；（３）各种经济开发事业，由中国方面向日本借款而以中日合办企业方式进行，日军为援助此种事业，愿从中斡旋，由日方筹集资金、提供技术；（４）以谋民众之福祉，而得安居乐业为主旨。八要领指经济开发事项：（１）铁路：首先铺设津石铁路；（２）碳矿：开发优良碳矿，先协商井陉、正丰碳矿增产事宜；（３）航空：经营定期航空事业；（４）铁矿：勘探与采掘铁矿以振兴钢铁事业，目前着手开发龙烟铁矿；（５）筑港：于塘沽附近选定筑港地点，以利华北物资输出；（６）电力：扩充电业并举行水利资源的开发；（７）振兴渔村，促进棉花、盐、羊毛等之对日输出；（８）通信：利用日本资金和技术人员，改善与整合现有通信设施。虽有了这种让日本得以对华北进行经济侵略的协定，但宋哲元以消极态度待之，很多方面拖着不办，使日方阴谋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日军后来发起军事进攻，所宣称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解决这类所谓的“华北悬案”。

［２］崛内谦介，时任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

［３］谏亥，１６日２１—２３时。

何应钦致宋哲元等告诫和谈勿放松战备、免中敌缓兵之计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机急。天津。宋主任明轩兄、张市长荩忱兄、北平秦市长绍文兄、冯主席仰之兄、张参谋长樾亭兄：密。综合近日情报，日本国内已动员及出动之部队，有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六等五个师团及朝鲜之第二十师团。日军部共征２０６七七事变真相发邮船会社、大坂会社，及国际山下、三井等社商船，共三十余艘，调兵遣将，未稍停止，而关东军陆续输送至天津者，截至删日止，已二十列车，当已在一个师团左右，并有数千人沿平津公路及津保公路前进中。其在卢沟桥正面者千余人，正构筑工事及在造家村设飞机场。窥其用意，显系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而近日则派小参谋数人与我方谈判和平，希图缓兵，以牵制我方，使不作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廿九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廿九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一·二八”之役［２］，可为前车。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频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固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望兄等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奇袭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如日军开始包围攻击时，我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邱之赵师［３］，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敌计不逞。如何，希酌夺见复。弟何应钦。?［４］。参。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图６２大批关东军陆续被运送至天津解读［１］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对于华北局势的发展非常焦虑，对于是和是战，前景如何，均有较好的预判。这份致冀察当局的电报，即较准确地分析了形势，也为后来事件的实际演变进程所证实。面对和与战的选择，宋哲元等无疑也很彷徨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０７和焦虑，深知走错一步，将遗恨无穷。但最终他们还是先选择和谈，遗憾的是为了表示和谈诚意，其战备准备就远远做得不够，以致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和与战皆限于被动。好在宋哲元等坚持了绝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誓言，何应钦所说日军“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的丧权辱国盟约，并未出现。

［２］“一·二八”之役指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开始的上海抗战。当时日军亦是先挑起争端，再以和谈掩饰增兵，最后大举进攻。但日军遭到了由蔡廷锴将军领导的我十九路军的奋起抗击。

［３］赵登禹将军所率的一三二师。

［４］?，１７日。

蒋介石致徐永昌告以北上中央军归宋哲元统一指挥密电稿［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南京。军委会徐主任：２８９４密。兹致宋哲元、熊斌、孙连仲、庞炳勋一电，文曰：第二十六路孙总指挥连仲所部、第四十军庞军长炳勋所部，统归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指挥，并派熊次长斌驻保联络，仰各遵照。等语。希查照。中?申。侍参。牯。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在事变发生之初，蒋介石即已明确北上的中央军统归宋哲元指挥。７月９日的电报即有“派孙仿鲁两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及庞炳勋部与高桂滋部先向石家庄集中，希兄遽回保定指挥”之语。而到１７日仍在说此事，虽是为了军权统一，以利军事行动协调，但更重要的考虑，还在于要消除宋哲元对中央军的防备疑虑。

宋哲元返北平后未接受下属有关北平军力调整以利对日交战的建议七月十六日，宋由山东老家返回北平［１］，十七日我由张家口赴平见宋，宋有事，我便先去看参谋长张越亭［２］，张邀约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前廿九军参谋长张维藩（当时为平绥铁路局局长）共叙，并检讨日军动态。张越亭认为廿九军目前过于分散，易遭敌各个击破，他主张廿九军应在平津铁路以南，固安县以北，选有利地点与敌决２０８七七事变真相战。北平方面应将主力集结南苑、北苑、西苑三地，北平城内仅留少数部队为宜。我曾建议将察省地区交与友军，我将部队先集结在北平以北地区待命。我们五人商定了五六点意见，由张越亭送宋决定，但事隔多日未见批示［３］。推究原因可能因宋甫自山东返平致政务羁身，或因想到如此调动军队关系很大，须得中央核准。七月廿一日下午三时许，我正与宋谈话，接获消息谓日军一部约千余人正由古北口向南口与北平间的沙河急进，似有截断平绥铁路的企图。宋当即命我速返张家口，并说回去准备作战。倘战事发生后万一连络中断及不得已时，可向蔚县撤退，再沿平汉路转进。我回住处后，宋又来电话催行。下午五时我乘火车离平，车过沙河站后约十分钟，日军即赶抵沙河，强行拆除路轨五百公尺。日军这一行动的目的，显在阻止我回张家口。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七七事变》，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１３—１１４页解读［１］宋哲元从乐陵回来的时间是７月１１日，先回到天津而非北平；７月１９日，宋哲元才从天津到达北平。

［２］张越亭应作张樾亭。

［３］刘汝明于７月１７日回北平，与张樾亭等商议北平军事部署方案时，宋哲元尚未到北平。宋于１９日前往北平，２１日下午与刘汝明见面，因而刘说交给宋的方案“事隔多日未见批示”，可能所记时间有误。但宋哲元没有接受他们有关北平军力部署和与日决战的建议是肯定的。

严宽致何应钦报告平津和议会误事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２日）南京。部长何：１０１５密。极密。贾［１］谈：１．北局关键在今后日军撤退如何，日内可初步分晓。２．卢案后，处处示弱，处处表〔被〕动。目前到转苟安，将来被人压迫愈甚，罪更难受。３．和平，人皆赞同，惟齐［２］等主和，系有企图。４．宋虽有主张，其左右如齐等之奸险，从旁挑激，影响不少。５．此间外交，魏［３］不懂，误事甚大。倘卢案不能和缓，宜责成宋全权，俾其从容应付，于前途或多裨补。职宽叩。养。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０９解读［１］贾德耀（１８８０—１９４０），字昆庭。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平津沦陷后曾拒绝与日合作“维持局面”。

［２］齐指齐燮元。

［３］魏指魏宗翰。

蒋介石致宋哲元继续催促作好作战准备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４日）北平。熊次长哲民兄，转明轩主任勋鉴：据报前、昨两日，日本内地军队向韩、满运输者甚多，彼方在前线部队究有〔竟〕撤完否？以中判断不久彼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并随时作以抗战时之势，则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兄意何如？有否准备？

盼详复。中正手启。未［１］。机京。印。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６３页解读［１］未，２４日。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蒋介石立即催促宋哲元准备开战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电话电报并发。

北平。宋主任勋鉴：此刻兄应决心如下：甲、北京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切勿疏失。乙、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丙、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丁、决心大战，照中昨电对沧保与沧石各线从速部署。中正手启。宥戌［１］。机京。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图６３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６７页

对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的香月清司２１０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宥戌，２６日１９—２１时。

２．宋哲元幻想和平解决冲突事变前蒋介石赞宋哲元苦撑危局谓中央愿与之共担责任亲笔函［１］（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２日）明轩吾兄主任勋鉴：戈参事［２］来庐，接诵手书，感慰无涯。中夙信兄公忠体国，不负中央付托之重任，兹闻近状，益信兄苦撑精神久而弥笃，幸为自慰。冀察之事，盼兄酌情处理，此间只有为兄负责设法解除困难，决不使兄独任其难，独受群谤，一切望沉着应付，努力前进。成败毁誉，愿与相共。外间挑拨离间之言，别有作用，此后必更加甚。唯在彼此心照，均不置信而已。总之，中央倚畀吾兄之重有加无已，而中对吾兄公私俱切，更不待言。长城在望，吾无北顾忧矣。馀托由卓超参事面达一切。专此布复。即颂近祉中正手启———选自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５月版，第１０４页解读［１］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华北危机日益加剧，而南京中央政府无力直接控制冀察地盘上的军政事务，只能委托宋哲元为主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维持华北局面。而日本人为了将华北分裂出去，不断向宋哲元施压，企图将他领导的冀察政委会变成一个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权。日本外务省在《对华北新政权方针》一文中，就直呼冀察政委会为“宋哲元政权”。但宋哲元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自称：“忍辱负重，委曲因应，以不丧权、不辱国自矢，以不说硬话、不作软事自信，处特殊形势之下，受各方责难之中。”（《宋故上将哀荣录·遗言》，成都，水利印刷局１９４０年印，第１页）原冀北保安队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第三连的赵立本在《从“七七”事变到石友三之死———华北抗战忆往》一文中说：“事实上自民二十六年起的华北，已是暗涛涌动，日本军阀正本着既定的大陆政策，继续向华北进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１１逼，对宋哲元威胁利诱，妄想使华北脱离中央，令建一‘独立国’，以遂其由蚕食而鲸吞的阴谋。对于当时华北各地的现存与潜在势力，作排除争取利用的手段。宋哲元在这种复杂、艰难、微妙的情势下，成为华北第一号具有实力的人物。他处在日本想尽办法利用而又有些畏忌，被中央相信而又怀疑的多重矛盾夹缝之中。和日本办交涉，有笑脸，有苦相，若即若离；向中央输诚，用密使表达或授命，以平衡日本及南京两方面的观感利害。对日本是硬到不破裂，不作战；软到不投降，不丧权，不辱国。其用心良苦，处境艰难。既要妥协而又不能屈服，为了争取抗日，延长抗日准备的时间，是现代忍辱负重奉行国策的民族英雄。”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给宋的亲笔信中会有“兄苦撑精神久而弥笃”“独任其难，独受群谤”“成败毁誉，愿与相共”之言。

［２］戈参事指戈定远。

冀察政务委员会一直想扩大自主权［１］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用人行政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宋的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且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质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事后曾有人问萧［２］：“华北情况复杂而危险，决非长治久安之局，你们造成这个局面的目的究竟何在？”萧答：“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作，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冀察政委会就是在这样投机取巧、行险侥幸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

冀察政委会既然是在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情况下的产物，因此冀察政委会的本身和宋哲元的思想和行动也就表现了各种矛盾。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宋哲元对日寇的态度，是有妥协的成分，又有不妥协的成分。他的对付日寇的办法，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他的口号是“不说硬话，不作软事”。他对依附于日寇的汉奸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防止他们捣乱。表现在对内关系上，他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是既要保持隶属的关系，又要行使自治的实权，而一旦遇到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时，便又推到南京去解决。

———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七七”事变纪实》，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１辑，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２１２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冀察政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有视华北为自己地盘的意识，在这个地盘上，他们不希望国民政府中央势力的介入，而日本迫使中央签订的《何梅协议》和《塘沽协议》，事实上限制了中央在华北的行动，使冀察政委会成为中央不能不依靠的地方政权，因而对于冀察政委会截留种种税收，扩充军队，并不加干涉。但日本一直试图让冀察政委会与中央决裂，变成日方的傀儡政权。宋哲元深知这样做就是丧权辱国，他坚决不干。只是面对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不能与日方硬碰硬，只好与之敷衍，从而在某些无关主权领土的问题上，不免有妥协之处。这样，冀察政委会既要与日本斗智，又要与中央保持一定距离，便造成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既不能下决心与日军全面开战，又不希望中央军北上的情形。只是一味希望和平，与日方和谈，结果反被日方利用和谈在军事上做了更充分的侵略准备。

［２］萧振瀛（１８９０—１９４７），字仙阁。曾为二十九军的创建出力甚多。１９３５年，中央军撤出河北，在他谋划下，二十九军及时填防平津，为二十九军控制平津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他先后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等职。七七事变后，任第一战区上将总参议。１９３８年曾受中央委派参加中日秘密和谈。

１９４０年后，辞去军政职务，从事实业。

７月１１日宋哲元由鲁抵津［１］【济南十一日下午十一时发专电】宋委员长哲元十一日午前十一时由乐陵原籍偕随员卫队等乘汽车北返。

【本市消息】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前月回乐陵原籍扫墓，顷因卢沟桥事件紧急，昨午由乐陵乘汽车经沧县返津，秘书长王式九暨卫兵偕来。七时许抵津，即赴英租界二十九号路私宅省视太夫人，旋赴十七号路休息，并至进德社［２］召见二十九军在津人员，有所会商。

———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解读［１］蒋介石催促宋哲元赴保定，而宋仍前往天津。蒋怕宋到平津受日方左右，宋则谓主持危局怎能离开第一线。此后１８天中蒋一直在催，宋一直不动。

［２］进德社为招待所性质的小楼，平津均有设置。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１３王子壮对平津危局之观察［１］七月九日、十日［２］日人又与冀察政委会接洽，使此事可和平了结。次日既约定两方撤兵，再行商洽。而日人于当晚又大肆进攻，察其行动，实具有一贯的计划，佯称撤兵，盖为缓兵之计耳。

庐山方面，蒋先生以下对其已抱有决心，不再使主权受丝毫之损失，决派兵北上，以为援助，同时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军政部长何应钦（何为四川整军事飞往重庆，开整军会议，甫有头绪即奉电直接飞京）昨日返京，调度一切。外部虽提严重抗议，在此时期，实亦无瞻顾及其效力，只作如此表示而已。日人之关东军已开始调入关内参加战争。日人此次对于平津有必得之决心，故亦不惜秣马厉兵，大动兵戈。吾人素知日人之用心在蚕食中国，此次卢沟桥事件，又为进一步之侵略，苟能得手，必使我方撤兵。平津孔道，又入彼掌握之中。不成，乃以万钧之力压迫宋哲元，使其屈服，为第二殷汝耕。此冲突之后尚在往返折冲，其宣示虽云挽救和平而实在系大作其拉拢之功夫。宋之左右本有多数之汉奸，如陈觉生、齐燮元辈均彰明较著，但日人犹以为未足，乃更拉拢天津市长张自忠。张本武人，原以血性自许，但今春赴日游历，日人用十余万以笼络之，结果此头脑简单之张氏又入其彀中，奉召返国已不若向之坚决态度。战事启后，宋哲元蛰居原籍乐陵以避日人之锋者，乃直接去天津，亦见此人态度之游移。天津乃日人势力之所在，欲与一拼，只有赴保或往平。今无端去津，汉奸丛集，欲不受熏染又何能得？此令人可惧之现象也。

———《王子壮日记》第４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２００１年解读［１］王子壮（１９０１—１９４８），名德本，字子壮。时任中央监察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

［２］日记提及宋哲元返津，按返津时间为１１日，则此二日日记应是１１日以后所补记。

一位学者对华北危局的忧虑［１］七月九日日之谋我益亟，其藉口一军士失踪，殆仍师“九一八”故智，北方局势之危急２１４七七事变真相不言可知，未识我政府将如何处置。阅报既竟，不禁感慨系之。

七月十日今日报载，九日九时许，卢沟桥中日军队均撤退，宛平县城由石友三所部冀北保安队接防。双方代表在宛平县谈商以后手续。但日人蓄意寻衅，宁能即此而止？华北和平，恐仍未易保也。

七月十一日今日报载，卢沟桥方面日军仍未撤退，而关东军且大批出动，继续入关。十日晚六时许，日军又向宛平及卢沟桥进攻，我军正抵抗中。由是观之，和平仍不易保，予昨之推测为不谬矣。

———《澹庵日记》上册，锦绣文章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４月版解读［１］这是当时身在上海的学者陆澹安在日记中对华北局势的一点看法，从中可见即使在远离华北的地方，人们从新闻报道中也已认识到了日方侵吞华北的野心，和谈乃是他们的阴谋。陆澹安（１８９４—１９８０），原名陆衍文，字澹安。南社成员，学者，于古典戏曲及小说研究、书法、金石考证、碑版研究等均有很深造诣。

７月１１日２０时中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七月十三日午后一时三十分陆军省发表】七月十一日午后八时，中国第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张允荣，就“卢沟桥事件现地解决办法”相关条件签字，文本递交给了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

———昭和十二年（１９３７）七月十三日《特辑情报》第８４号，载《北支事变关系情报缀》日方视７月１１日双方所签停战协议如废纸本日２０时，松井太久郎大佐和张自忠签订了如下停战协定［１］。在签字前知道了动员国内师团的消息［２］。

１．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本方面表示歉意，且对责任者予以处分，并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１５２．在与驻扎丰台日军邻接之宛平县城，及其北方二公里之龙王庙附近不驻中国军队，其治安由保安队维持。

３．鉴于本次事件多由所谓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之指导，今后应彻底予以取缔。

协定签字后，立即电告天津的军司令部和东京的陆军省、参谋本部。松井中将曾回忆如下：将近夜半，东京电台广播报道，“接到在北平达成停战协定的报告，但鉴于冀察政权一贯的态度，是否出于诚意，未可置信［３］。恐日后成为废纸”云云。

这一广播，相反却表明我方对协定并无诚意。据说这是陆军省新闻班的强硬派，未经上级同意，将擅自起草的稿件送交广播电台的。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军部的中央或现地，强硬派是在如何积极活动的。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第３１３—３１４页解读［１］此协议签署后，详情并未即时对外公布，因而此后新闻报道中未见报道，但有关协议内容的传闻甚多。

［２］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国内动员，增兵华北，完全不考虑华北冲突现场谈判结果如何。趁此机会扩大侵略，显然成了日方国策。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据日本东京１１日同盟社电报道：“日政府为应付重大时局，于十一日下午二时三十五分，五相会议后，即举行临时紧急阁议，首相近卫以下全阁僚均出席。首由首相近卫报告五相会议之经过及其结果。根据五相会议之结果，咨询政府对事件之处理方针，即审议以下之三项。即：一、华方此次竟出于如斯之背信行动，故我方此际应发动自卫权，以排除华方之不法行为，并为保护我居留民及维护权益计，采取有效适切办法；二、将帝国之此种确固不动之方针，向中外声明，并暴露华方之不法态度；三、关于其为之必要的经费支出之件，各阁僚对之均无异议。即确认前面之方针，并决定以举国一致担任该事态之处理。至三时四十分散会。”明明是日方在中国土地上恣意进行非法行动，日方却称中方非法背２１６七七事变真相信，从而日方“应发动自卫权”。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颠倒黑白的嘴脸。

［３］日方侵略中国的大政方针已定，因而他们的所有谈判，都不过是施放烟幕弹。双方达成任何停火协议，都难奏效，因为日方总会说，中方没有诚意，然后再以此为借口重启战端。所以松井自己也承认，实际是日方没有解决冲突的诚意。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对报界发表谈话就指出：“中央对于卢沟桥事件，希望早日和平解决，惟以目前之形势观察，日方对于和平毫无诚意，前途殊为黯淡。”（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宋哲元被汉奸、亲日分子包围宋哲元于十一晚到天津。十四日午后，在天津集中了齐燮元、陈觉生、张自忠等人，“和平谈判”由北平移天津。

但是十五日，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对宋哲元已经提出了极可耻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内容，据传说大概是：１．中国军队从卢沟桥撤退，２．惩戒中国的负责长官（如冯治安），３．制止反日活动，４．实行防共，５．中国官方道歉。［１］直到现在，日本所采取的策略便是：１．利用许多汉奸政客包围宋哲元；２．分化廿九军将领，使韩复榘中立；３．同时又继续增兵备战，威胁宋哲元，使他完全屈服。

———陈国辉编著：《炮火下之华北》，上海，华光书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９０页解读［１］７月１１日协议虽未公布，但外界传闻的内容则大致近之。

平津和谈空气甚浓一面抗战，一面还谈判的。谈判的情形，更无从知道，因为所知道的谈判，也不全罢。

十一日，日方表示不愿事态扩大，几经接洽，双方暂时口头约定，在晚六时，仍在无条件下，同时下令复员。这夜天津盛传，日方宣称我方已经容纳四项要求。当局负责声明，说和事实不相符。又说，是八时签字的［１］。在这期间，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午从乐陵赴津，下午六时半到。十二日午后，发表书面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属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１７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逆料也。”好像在说佛法［２］。十三日晨七时，宋召集各机关首领谈话，说：“卢事固愿和平解决，但报载接受条件云云，绝非事实。”不过和平解决就不容你不接受条件。下午七时，秦德纯向报界发表谈话，有几句说：“现在时局，牺牲固属应该，但北平为我国数千年故都，我人不愿轻言牺牲。和平前途，现虽渺茫，但尚未绝望。现我人惟有在不丧权、不辱国限度内，求取和平，双方撤兵。”应该牺牲还不愿轻言牺牲，慎重得已成活尸了。在渺茫的和平中求取和平，还有不丧权、不辱国的限度，也是鬼话。同日消息，陈觉生赍当局意旨，竭力在津为最后的努力，奔走和平，但日方的意态，故示落漠。又电，中日双方负责折冲人，通宵为和平奔走，平津二地，都有接洽。交涉重心移津，晚间商出轮廓，只待具体规定。十四日下午，津双方会谈，这样，和平空气，很是浓厚。日使馆代办加藤，向路透社访员表示，日方要求：一、中国军队从卢沟桥撤退；二、惩戒中国方面负责的长官；三、对反日活动予以适当控制；四、实行防共；五、中国官方道歉。秦德纯全同意。十五日，香月访问宋哲元，提出解决华北危机的条件，内容未经宣露。下午四时，冀察政会二十九军要人，在进德社集议外交问题，宋指定张自忠、张允荣、邓哲熙为负责人，和日方负责人桥本、和知进行磋商，约定晚间在北宁官邸会见，为具体的谈判。到十六日晨一时，和平局势已定，定午后再会谈。晚讯，日方现坚持为地方问题，地方交涉，避免和我国政府作外交谈判［３］。陈觉生等，虽仍奔走和平，但日方无丝毫诚意表示，军队非但不稍撤退，而且积极增兵运械，以为威胁。

———周木斋：《抗战·谈判·纠缠》，载上海《社会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解读［１］７月１１日２０时中日双方所签协议，虽未公布，但日方将部分内容泄露于外，当外界据此相传时，冀察当局却声明“辟谣”。下文宋哲元也有“报载接受条件云云，绝非事实”的辩驳。一说１１日协议是张自忠与日方松井签署的，宋哲元未参与，应是不知情。但宋１１日傍晚到津，当晚和次日召见了在津二十九军人员，张自忠不可能不向他汇报签署协议的内容。

２１８七七事变真相［２］对于宋哲元的书面谈话，社会反映是不满的，因为全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话。但这正是宋可以“不做软事”，同时也“不说硬话”的体现。

［３］日方“避免和我国政府作外交谈判”，只想与冀察当局达成协议，目的是为了造成华北与中央无关的既成事实。

宋哲元复全国各报馆、各界同胞、海外侨胞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全国各报馆并转全国各界同胞海外侨胞钧鉴：此次卢沟桥事件不幸发生，海内外各界同胞，先后来电慰问，且有捐款劳军之举，热诚赞助，全军感奋。惟此次事件，仅系局部冲突，伤亡亦系少数，况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效命疆场，乃军人之天职。军队平时有饷，战时亦有军事费，哲元以为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而捐款则概不敢受。倘将来国际大战发生，全国动员，牺牲巨大之时，再由国家统筹，同胞捐助，未为晚也。谨掬诚意，敬布区区，诸维鉴谅是幸。宋哲元咸［２］。

———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６日解读［１］宋哲元此通电，既是对各界对二十九军的慰问表示感谢，也是想强调谢绝各界的捐助。由于指望与日军讲和，不愿因各界的抗战激情刺激日军，故称卢沟桥事变为小冲突，且表示不接受各界捐款。

［２］咸，１５日。

陆军第二十九军作战命令（战字第一号）［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６日）一、军为确保北平重点及其附近地区对敌抗战，同时以一部迅速捕〔消〕灭卢沟桥、丰台方面之敌，以使后方兵团之进出容易。

二、部署（一）总指挥官：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二）区分：右地区队：指挥官：骑兵第九师师长郑大章。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１９副指挥官：第三十八师副师长王锡町。军官团团长徐以智。

第三十八师特务团第二二五团（欠第一营）。

第二二六团第二二七团教导大队。特务旅（欠第一团团部及第一营）。

骑兵第九师第二旅（欠第五团）。

军官团。

军士训练团。左地区队：指挥官：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

副指挥官：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冀北保安第一旅。

冀北保安第二旅。独立第三十九旅。

城防守备队：指挥官：第一一一旅旅长刘自珍。第三十七师第一一一旅。

第三十八师第二二五团第一营。特务旅第一团（欠第二营）。

河北省保安第一旅第二团。右侧支队：指挥官：独立第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

独立第二十七旅。总预备队：指挥官：总指挥官兼任。

第三十七师（欠一一一旅）。

三、指导要领（一）右地区队对各方向所来之敌，须均能抗战。应占领由永定门附近起，经平苑大道—南苑营房—亘团河附近。并于通敌方各道路附近，利用地形，对各方向配置所要之兵力。以主力集结于中间要点，待敌接近，即依机动夹击及逆袭等手段击灭之。对南苑至北平城之交通线，应特别注意保护。第二二六团附工兵２２０七七事变真相一部，先在廊坊附近竭力妨害敌前进，并相机破坏敌人之交通。至不得已时，退归地区队。为使地区守备部队之战斗容易起见，应以骑兵主力，在地区守备部队前方广行活动，并破坏被敌利用之交通线，随时随地牵制扰害之。

（二）左地区队占领由北平城东北角经北苑亘昌平车站附近，应在通敌方道路，利用地形，于第一线配置所要之兵力。以主力集结于后方各要点，诱敌进至不利之位置，即以机动夹击之手段击灭之。对于怀柔、昌平方向前进之敌，应与南口附近守备部队确保连系，协力歼灭之。

（三）北平城防守备队按城防计划固守之。

（四）右侧支队确实占领黄村、庞各庄至固安大道之各要点，并以黄村附近铁路线为活动基线，对于天津方向之敌，掩护我右侧；对于丰台方面之敌，协同总预备队歼灭之。

（五）南口驻军应负责掩护左地区队之左侧。

（六）总预备队协同各地区队及右侧支队，由各方面包围卢沟桥、丰台附近之敌，应于最短时间迅速捕［消］灭之。

（七）各部在作战期间，应多派有力小组便衣游击队，尽力扰害敌之行动。

（八）各部应即完成准备，候令开始行动。

军长宋哲元（印）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印）下达法：召集命令受领者印刷交付。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４９—５２页图６４秦德纯（右一）、冯治安（右二）、赵登禹（左一）视察北平城防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２１解读［１］这是宋哲元于７月１６日下达给二十九军的作战命令，是为保卫北平和消灭卢沟桥、丰台之敌而作出的军事部署。它表明宋哲元在和谈的同时，也相应做了一些军事准备。当然，其准备依然是不充分的，作战指导方针以被动防守为主，北平城内的防守，各部队在平津一带实际准备的兵力、器械、工事等，都远未到位。

王子壮日记对日人猖獗、宋哲元委曲求全深为愤然七月十七日今日闻日本大使致我外交部一备忘录［１］，其意认卢沟桥事为地方事件，应由地方政府就地解决，中央可以不问。次则以中央军不应北上，有违《何梅协定》，并望我政府迅速答复等语。外间传说纷纷，有谓日人已致最后通牒，限我国立即答复者，实即此备忘录之误传。同时阅东京方面之电报，对于中央军源源北上特别注意之。盖恐以此影响宋哲元之态度也。宋之在原籍乐陵，曾接蒋先生电报，嘱其往保定坐镇，以如此可以脱离乌烟瘴气之大包围。而彼不从，反趋天津，是其态度之不坚决而愿委曲求全，已属明甚。日人再予压迫恐又将步“满洲国”之后尘矣，可耻孰甚！

———《王子壮日记》第４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２００１年解读［１］此备忘录内容，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据南京１８日２１时专电报道：“日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十七日晚访外交部，递一备忘录，闻其内容分两点：（一）要求停止挑战之言动，盖因我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各国及德俄两国，企图阻止我对国际间之活动也。（二）要求我政府容许地方交涉，措词略含威胁意味。”世人对局势的焦虑［１］七月十八日卢沟桥事件，交涉中心已移津，局势殊不佳。宋哲元、张自忠以次似受倭方包围矣。而报载倭决动员四十万，且筹定军费一千万元云。此盖吓诈之长技，初２２２七七事变真相未敢悍然出此正式之宣战也。若堕其计中，则全局动摇矣。所幸庐山区茗谈，亦因此刺戟而感奋，朝野间似已形成一致之主张，则未尝非转好之兆乎！

———《王伯祥日记》第１４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８月版，第２１７页解读［１］这是著名学者王伯祥的日记记下的他的思考。

熊斌致何应钦报告与宋哲元沟通情况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８日）南京。何部长、程总长、唐总监、徐主任钧鉴：０４６７密。职抵保后，觉意志未尽统一，原因在前后情况不甚明了，特托李处长?赴津说明中央意旨及准备各情况。明轩已有了解，刻亲由津电话告知数事请为转陈：１．战争恐不能免。２．彼现在津，不能有明白表示。３．决不作丧权辱国之事，请勿听谣言。４．应作第二步计划，即召张维藩［２］赴津转保与斌商洽。谨电奉闻。参谋次长熊斌叩。巧巳［３］一。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此电表明，宋哲元与中央相互存在着误解，宋哲元对中央的意旨、准备情况尚存猜疑，比如中央军北上是否威胁到冀察地盘，中央是否只是口头说抗战而内心并不真想作战，从而尚未做好开战准备？中央对宋哲元的担忧是，宋会不会悄悄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宋是否只是一味和谈不进行战备？经过彼此沟通，宋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对中央的顾虑，并对中央表达了以下几点想法：（１）自己绝不会丧权辱国；（２）和谈前景黯淡，战争恐怕不能避免；（３）自己在津，显然是受到汉奸包围，因而他的态度对外不能有明确表示；（４）派张维藩赴保定与中央代表熊斌加强沟通，消除误解。

［２］张维藩（１８９１—１９６３），字价人。曾任二十九军参谋长。１９３６年受任二十九军总参议，兼平绥铁路局局长。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多次与日方交涉其在平津一带的骚扰问题。事变发生后，拟作为宋哲元代表与中央驻保定代表联络（但１８日张维藩到津谒宋后，并未去保定）。７月２６日，日军发出最后通牒，他代表宋哲元退回日军通牒，并为宋起草了守土抗日的通电。后曾任第一集团军司令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２３部参谋长。

［３］巧巳，１８日９—１１时。

报载中日交涉似有结果，宋哲元７月１９日返平【北平消息】卢案交涉，双方昨日再度会晤，同日双方最高负责人员，亦有一度寒暄式之会见［１］。至昨日止，在表面观察，交涉似已获得结论，实际待商之问题仍甚夥。我方参预会商之人员，昨晚续有研究，至东京及北平两方所传决裂之说，则确无其事，半官方面申述于吾人者，为“交涉并未决裂，但亦并未解决”，所谓未解决之事件，恐为双方之履行问题。宋委员长以自籍返津之后，适在卢案爆发之馀，军政万端，均待亲自料理，定于今晨七时由津赴平，专车昨晚已升火待发，一部交涉人员随行赴平，一部留津以便随时与对方接洽，全部问题，已至揭晓不远之主要阶段矣，但前途是否再起变化，尚不可知云。

【北平电话】宋哲元定十九日晨返平，专车已升火待开，关于和平交涉，仍由张自忠与桥本折冲中。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解读［１］《华北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亦载：“【本市消息】确息：日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到津后，尚未与宋委员长会晤。十八日下午一时许，香月偕参谋长桥本，宋委员长偕津市长张自忠，同在俱乐部晤面，除作初次寒暄外，未谈其他问题，至关卢事侧面谈商，闻现仍在进行中。”严宽致何应钦报告宋哲元态度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南京。部长何：１０１５密。一、宋皓［１］已回平。与其谈话，摘要如下：１．遵照中央意旨应付现局。２．保卫国土，拥护人民，以尽天职。并谓“不卑不亢，折冲一切”。对国民方面，省悉平津方面，绝不能发生问题。二、补充如下：林耕宇密谈，现在形势，大体可以缓和。缓和方案，仍实行真日［２］之条件及其他若干另〔零〕碎。但能否实现目前之缓和，系在日方撤兵如何也。职宽叩。皓午。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２２４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皓，１９日。［２］真日，１１日。

日方挑拨冀察当局与中央关系，冀察当局声明与中央一致【南京十八日下午十一时本报专电】时局仍在沉闷过程中，十九、二十日，为一最重要关键。据此间所闻，天津谈判，尚未寻出可以接受和平之途径，对方诚意，尤极扑朔迷离。消息灵通方面观察，前途荆棘甚多，而对方总动员准备，业已成熟，和平恐终为积极进攻之代名词，而现在不啻为利用虚作委蛇之一种手段。中枢对现在与未来之应付，早经熟筹，对宋委员长尤极依赖，前数日对方所发出之种种分化空气，谓二十九军与中央意见不一致，而二十九军内部又不一致，经京沪平津往复通电，结果证明是项为含有深刻挑拨离间意义之毒辣宣传［１］。二十九军驻京办事处发言人，今负责声明，中央与地方是整个的，中央所认为不能作者，二十九军在中央领导下之一致行动，绝无分歧。孙维栋今日由津电李世军［２］云，明轩公以平津为华北重镇，决不能轻予牺牲，亦更不能随意放弃，苟有和平途径，决在不丧失主权原则下进行谈判，双方两日折冲，已稍接受。日方所提仍本十一日办法，我方力主不附带其他政治条件。又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电李世军云：现彼我两方，均在积极准备中，在天津接洽，未有具体化，决无屈辱之事，本军抱誓死抵抗决心，京沪谣言，万勿置信。特闻。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解读［１］日方的挑拨性宣传攻势很盛，冀察当局与中央存在矛盾，而日方会将矛盾夸大；冀察当局内部存在意见分歧，日方也会将这分歧夸大为根本对立的立场。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６日报道国民政府某要人讲话指出，日本陆军当局称“国府压迫在华北方面与日本携手之要人，以民众运动激发冀察军中坚层及学生之爱国心，以为自力统一中国之手段。……日本陆军当局以此为攻击国府之理由，是不啻自承其分化宰割中国之政策。……该日本陆军当局续谓，国府假日军之手以淘汰中央军直系以外之军队，尤为毫无根据挑拨离间之词。”日方的歪曲宣传，也确实对人们的判断产生了影响。冀察当局的要人对中央军的防范，外界对冀察政委会要人之间分歧的传言，便使日方达到了他们的宣传目的。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２５［２］李世军（１９０１—１９８９），字汉三。时为二十九军驻南京代表。抗战时期先后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职。

７月１９日《香月细目》的签订［１］在天津，１８日【中略】１３时，宋哲元访香月军司令官，进行道歉（据和知参谋谈：“宋为了面子，没有说道歉的词句，采取了对新军司令官表示敬意和问候的婉转形式”），然后于１９日晨带领第二九军及冀察政府的首脑回到北平。【中略】司令官遂于１９日２２时发表声明，“从２０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以敦促第二九军作出决断。于是，第二九军代表来访军参谋长桥本，并于当夜２３时在尚待解决的实施条款上签了字。其原文如下：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为实现７月１１日签订的协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ＣＣ团等排日团体。

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第二九军代表张自忠张允荣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三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以上内容因双方约定对外不发表，所以驻屯军只总括的发表“根据协定第三项就取缔共产党和其他排日的具体方法达成协定”的声明。

———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８３—１８４页解读［１］这是关于《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史称《香月细目》）签订过程及其内容２２６七七事变真相的记述。签字的中方代表是张自忠、张允荣。条约中有关禁止排日、取缔共产党等条款，基本上是对７月１１日所签协议第三条的细化，即使在中央看来，这也属较空洞的内容。然而，有关撤免“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所言虽较含糊，却是对不得撤换中央所任命之地方军政官员的规定相抵触；而且，在六条细目之外添加的“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三七师”一句，亦颇关键，它暗示要求二十九军削弱甚至放弃对北平的防守。

有一种观点认为，《香月细目》是张自忠背着宋哲元，私自与日方达成的秘密协议。把它视为秘密协议是没错的，因为协议签订的时候双方就约定不对外发表，这是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民众的反对。而说它是在宋哲元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张自忠擅自与日方私下签订的，却是个存有争议的问题。

从张自忠乃受宋哲元之命而非擅自私下与日签此和约的观点来说，有下述三点理由：首先，７月中旬张自忠作为中方谈判代表，是得到宋哲元授权的，并且有关谈判内容，张自忠也会向宋哲元有所请示，有所汇报。据当时报载，１４日张自忠等到津，“当晚张等谒宋报告平市情形并请示一切”（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１５日在进德社商议时，宋哲元又“指定张自忠、张允荣、邓哲熙为负责人”与日谈判（上海《社会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另据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４日报道，张自忠于７月２３日还对记者发表了“自信爱国向不后人，服从命令捍卫地方”的谈话：“【本市消息】津市长张自忠，因卢案和平解决，特于昨晨对记者发表如下之谈话：此次卢沟桥不幸事件发生，适予卧病在平，当即力病会同秦市长、冯主席，本素主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与之周旋，所有经过，业会秦、冯电达各方。及宋委员长到津，余始来津，一切均遵照宋委员长指示办理。当知中国是整个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民族，如属国家整个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便系地方事件，当惟冀察政委会之命令是从。余分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至连日情形，已散见各报，刻以宋委员长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员长在平处理，予以病状未愈，各位记者未能多所接见，故简谈经过如此云云。”此谈话表明：属整个国家的事，他听命中央，“由中央统筹处理”；属地方事情，他“惟冀察政委会之命令是从”。尤其是他还对外声明“只知服从命令”，“一切遵照宋委员长指示办理”，当不至于自己擅作主张背着宋哲元与日方私定密约。上海《申报》７月２６日报道：“张自忠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零五分，赴平谒宋，报告卢事善后，宋拟召冀察要人再加商讨。”进一步说明宋哲元于２５日晚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２７间召开的冀察要员会议，内容与张自忠汇报的“卢事善后”有关，即与日方谈判的内容有关。

其次，中日双方虽谈定不公开发表该密约，但日方在签字的次日一早还是笼统地对外公布了协议有关禁止排日和取缔共产党的内容，也就是《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所说的“驻屯军只总括的发表‘根据协定第三项就取缔共产党和其他排日的具体方法达成协定’的声明”。当时报纸也可证实这一点。《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１日报道：“【本市消息】关于卢案之津方中日人员折冲，津市长张自忠昨虽抱恙，仍与桥本会晤。又据津日文报载称，津日军司令部二十日上午八时半发表，关于取缔共产党及排日运动之细目协定，已于十九日晚十一时议定云云。”该报２２日又据日本东京２１日同盟社电：“日政府二十日下午七时五十分，再度开紧急阁议……至九时五分始散，当由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以谈话形式声明称，华北局部的协定，已于十九日晚十一时成立，日政府因本乎既定方针，监视其履行，决定充分‘自卫’的适切办法云云。”那么，中日双方在天津签了协议之事，对外界已不成秘密。宋哲元也就不可能不知道张自忠与日方签了协议，而张自忠也不可能不让宋哲元知道协议的内容。

其三，宋哲元一回到北平，即部分地撤除北平的防务，敞开城门；又令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这些措施，不正是对《香月细目》有关放弃北平城防内容的回应吗？（具体情况详后）而且，还电请蒋介石将沧石一线的中央军止步甚至稍后退，以向日方表示和平诚意。因而有理由推测，宋在１９日离开天津之前，应当对张自忠当晚与日方的谈判内容会有所交代。张与日方签的密约不太可能是背着宋哲元所为。

而从宋哲元不知道《香月细目》及其详细内容的观点来说，理由如下：其一，《香月细目》详细内容一直保密，外人不得其详，直至二战以后日方档案公开，才大白于天下。宋哲元自始至终不知道有这么个细目存在，冯治安等在回答中央询问时也称不知其详。

其二，７月２０日以后，外界盛传天津和谈有了结果，但都不知谈判详情。２１日和２２日，得悉和谈产生了新协议的蒋介石心急火燎，连续发电报催宋哲元汇报谈判结果。而２２日宋哲元回复中央的电报，基本上是汇报７月１１日的谈判内容（详后）。如果他知道《香月细目》内容，怎能掩盖不报？宋哲元在７月２１日致何应钦的密电中就明确表示：“刻下方在合法合理之原则下，本中央之意旨处理一切，如有具体办法，即行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２２８七七事变真相陷蒋何宋等密电选》，《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而《香月细目》正属于处置冲突的“具体办法”，宋如知其情，岂能隐瞒不报？

如此说来，张是否擅自签协议，宋是否知情，这仍是个争议不断的谜。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宋哲元离开天津前，向张自忠做了某些指示，让张自忠继续与日方谈判；谈判签署了《香月细目》。张赴平向宋做了汇报，宋于是召集冀察要员，于７月２５日夜晚在北平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有关“卢事善后”问题，有可能内部达成一致意见：对外统一口径，不承认有《香月细目》一事，以免引起世人对冀察要员们的抨击。

宋哲元与香月的交涉［１］宋哲元自石津铁路纠纷以来，即称病隐居于其原籍乐陵。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于７月１１日返归天津，由北平召集冀察要人来天津共商对策。专门命令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与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少将进行谈判。

本官到任后，宋哲元通过张自忠向桥本参谋长表示：“哲元现滞留天津，决意遵从驻屯军司令官之一切指导。”本官答以，首先彼应诚实且最迅速地执行７月１１日晚签订的协定，以示其诚意。以此严厉的态度加以督促。

７月１８日下午２时，宋哲元在张自忠及陈觉生陪同下，到天津偕行社［２］访问本官，本官带桥本参谋长、池田参谋及翻译官与宋会面。宋哲元以恭顺态度说：“此次事件的发生诚属遗憾。鄙人历来热望东方之和平，尤致力于中日间的亲善。因与前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交往甚笃，请阁下亦格外惠赐和睦之交，诸事多加指导。本日先行问候致意。”等等。

本官对此答以：“本人对贵军长为此次事件所表示的遗憾给予谅解。今后问题在于，尔后决不使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本人现在切望贵军长以最大决心，从根本上消除构成再次发生不幸事件的因素。本官对东方和平，尤以希望华北中日亲善之心情决不亚于贵军长。但是，塞尔维亚国内的一发枪声，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有鉴于此，切望贵军严加防范对驻屯军的挑战行动。关于保证将来之详细事项，意由我驻屯军参谋长与阁下之幕僚协议之，希望阁下出以诚意，做出适当安排。更望今后公私两皆和睦。”翌１９日，对于我军之状况判断第三项中有关将来保障的我方希望事项，彼方自愿作为协定细节事项向我方提出。７月２１日［３］由于宋哲元声称：“为使部下确实履行协定，希去北平一行。”为此征求本官之意见。本官答以：“对此无何异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２９议。希望致力于迅速并确实地执行协议，并希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密切联系。”于是宋哲元留张自忠于天津，带同其他要人共赴北平。

宋哲元赴北平之后，立即开始履行协定，事件呈现迅速解决的征兆。但南京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蒋介石派遣其副参谋长熊斌于２２日晚抵达宋哲元处，进行威胁，阻碍协定之执行。

———［日］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载《现代史资料（１２）·日中战争》（四），转自《近代史资料》总８５号，孙祥澍译图６５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视察军备解读［１］从香月清司的回忆看，双方长官均派的是各自的副手进行谈判，张自忠是奉宋哲元之命与日方的参谋长进行细节谈判的。谈判是要达成“保证将来之详细事项”。香月在此虽未明说“香月细目”，但却提及日方所希望的“第三项中有关将来保障”的“协定细节”，无疑这指的就是“香月细目”。香月没有明说宋哲元对这一细目是否知情，只说宋哲元对日本人说去北平的理由，是为了协调协定的执行。该协定是否就是指细目，姑且存疑。但日本军史倾向于认定宋哲元知道１９日的协定细则：“宋哲元于７月１８日往访香月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对发生此次事件表示歉意。又于１９日就我方希望今后给予保障的事项主动提出了协定细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２３０七七事变真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版，第３２６页）［２］这是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少尉候补生聚会联谊的组织，各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均设有该组织分社。

［３］应是１９日。

王子壮忧虑新协议签订后的危局七月二十一日晨中政会［１］，余列席旁听。外交部王部长、军政部何部长均有极详细之报告，对于卢沟桥事件与日人折冲之经过，惟最后关于宋哲元之态度实在不令人满意。至谓宋于十一日曾签停战协定，截至昨晚又签停战施行细则［２］。故昨虽大战，今天起将撤兵。又何部长云：接冯治安电话，谓已签明协定，请中央军勿庸北上。问何人所签？答谓张自忠。内容各何？则谓不得知云。然则宋于中央军表示力争抗战之际，忽又表示屈服乎？［３］不然此等重要协定何竟事前不始〔使〕中央得知？是其又中日人之计矣！揣宋之用心，无非欲保利禄、怕牺牲，故愿暂安以维目前。殊不知于日人将达大愿时，〔灾难〕至所难免，若宋为甘心卖国，自愿成立华北国者，是又未尝不可以目前敷衍以缓冲突，将来即明日人之计行事也。

———《王子壮日记》第４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２００１年解读［１］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成员组成。

［２］即７月１９日晚所签《香月细目》。

［３］连北平的冯治安都知道张自忠与日方签了新的停战协定，按理宋哲元就更应知道此事。因此王子壮日记猜测，协议的签订是不是表明宋哲元向日方屈服？

民众对宋哲元称华北危局为地方局部事件表示不满由日本欲一鼓而下宛平之藉口挑衅而引起双方激战，初颇以其军力之不足，困于我守军之包围，乃作奸狡之策，假意言和，并谋双方退出战地而归原处。我方因抱和平之旨，故不愿与较，而后退。岂知此乃日方之缓兵计，待我方退后，敌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３１复食言作钜猛烈之进攻，一面以飞机、大炮、坦克车、军舰及一批批军队叠次开往助战，另一面却仍与我作外交之冲折。

于此暴日之“亲善”、“提携”之假面具揭露下，我方朝野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奋然欲与此青额突眼、张牙舞爪之侵略者，下一殊死战者，几全民族中无一为否者。

此时也，独身为华北主将之宋委〔员〕长口中，忽发表公开谈话曰：“此乃局部之事”［１］，大有“无须诸位殚劳”之意。骤闻之下，颇疑宋为日军部及川越之代表发言者，其眼花缭乱，一至于斯。苟双方皆以其是局部事，则何以东京方面，有决派军队开赴华北之情报；何以日军政各部，日夜开紧急之主帅会议，其侵我全民族之欺骗行动，已有极清晰之暴露，侵略者已有具体之行策，而被侵略者尚称为“局部之事”？呜呼！以一堂堂军事领袖，其目光近视至此，诚不可解也。

———秦红：《此乃地方事件乎？》，载上海《社会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解读［１］宋哲元一回到北平，即向市民发布公告，称当前局势为“局部地区问题”。

宋哲元一回北平即下令撤防［１］【本市消息】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平市当局为维持治安，当即实行戒严，并在市内各冲要街头堆置沙包，设立岗哨，内外城各城门，前三门各闭半扇外，馀均关闭，以防意外。刻因时局已见缓和，关系各机关奉令，于昨日下午五时前将各要路口沙袋一律撤除，岗位亦撤销，同时除各外城城门照常按出入城市民之需要，临时开放外，前三门均全部开放，并自即日起戒严时间亦向后延，以便市民云。

———北平《华北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解读［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严宽致何应钦密电称，当北平在撤除工事的时候，日军却在平郊继续发动进攻：“１．皓午后，平市工事多撤除，一时顿现缓和，惟市民以防卫忽弛忽紧，颇不安。２．平、津郊丰台日军续增，仍企图暴举。冯等部仍严备。３．平郊皓夜仍有枪炮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１９１页）按皓日为１９日，宋哲元１９日回北平的２３２七七事变真相当天，就开始下令解除城防了。而接下来，三十七师也从八宝山撤走，由保安队接防。天津《大公报》７月２２日据中央社东京２１日路透电：“东京方面称，华北局势现已有转佳趋势，并称宋哲元二十日夜已允将三十七师自平西八宝山撤退，另由保安队填防。”而这正是《香月细目》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认为宋哲元不知有《香月细目》，而他的撤军指令为何又与该细目那么切合呢？因此有理由相信，宋哲元是知道《香月细目》内容的。

图６６被开启的北平城门宋哲元返平撤除防御设施、拒绝中央军继续北进宋哲元也于十九日回北平返任，当时毅然地将市内防御设施拆除，向城内增援的军队也开始撤退一部分。第二天二十日，向一般市民发出了所谓和平解决方针的布告：“事属局部地区问题，望同胞安心，勿轻信谣言。”他一方面防止群众混乱，另一方面，对南京政府建议派中央军五个师北上增援一事，也婉言谢绝，以回避中央干预。

二十日我和他见面时，北上的部队尚停留在保定以南，他保证一定要阻止他们前进。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４５页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３３王世杰对中央无法掌控宋哲元所为深为忧虑七月廿一日宋哲元倾向与日方妥协，张自忠和之。日方所忌者为廿九军之冯治安部队（即驻卢沟〔桥〕、北平一带之第卅七师军队）。事变初起时，中央曾电嘱宋宜驻保定，勿往天津，以免为日军所围胁，宋不听。其对人言辄云作民族英雄是易事，但不能不为国家利害打算（此其对钱新之所言）。自日昨日军大攻击，彼即应允日方要求将冯治安军队撤调他处，并电嘱中央军之到达保定者勿作阵地以刺激日人。

本日中政会开会时，蒋院长虽已返京，未出席，或即因宋哲元撤兵消息到京之故。当本月十三日行政院在牯岭蒋宅集议时，予即以（一）中央应切实充分动员；（二）一面勿以言语或外交文书刺激日本；（三）尽力把握住宋哲元等，使不违反中央意旨而与日方解决。蒋云最难者就是第三点。足见宋之动作原在蒋院长顾虑之中。

———《王世杰日记》第１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１９９０年，第７１—７２页世人对北平撤防不满盼中央有所处置七月二十二日报载平已撤防，城门亦开，卅七师已调开，而倭队迄未移动，且有增加势，是宋哲元已私签协定，明明现诸事实矣。中央定无允词而默不一声，抑本有默契而故作盘旋之势以欣我民乎？现在全盘形局未展开，固不能过责中央，惟事机已迫，殊不容游移，我人急欲一睹政府有以释疑也。

———《王伯祥日记》第１４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８月版，第２２１页蒋介石催宋哲元汇报与日谈判内容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１日）急，限即刻到。北平。秦市长、密转宋主任明轩兄勋鉴：顷日方派员间接来说明彼方对所提条件，实与中演说所发表四点立场并不抵触，究竟彼与兄在天津所谈各项办法，望即详细电告，便中审核。如果能与中所发表之立场无抵触，则应可了即了。当此最后关头，万勿稍存客气，中当负责一切也。中正手启。马酉［２］。机京。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６０页２３４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蒋介石催促宋哲元向中央汇报１９日谈判内容，而宋一直拖延未报，其原因应是感觉谈判内容有与蒋介石四点底线相抵牾处，而未便汇报。

［２］马酉，２１日１７—１９时。

赵巽致何应钦报告北平局势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２日）急。南京。军政部长何钧鉴：２０８３密。职已谒秦市长、贾德耀，宋约明日晤谈。迄现在情况如下：１．号日［２］日军又猛攻卢沟桥，双方死伤颇重，卒未得逞。料系促我方履行条件。２．养［３］昼我卢沟桥守军撤至长辛店，代换石友三保安队。平市城防预定换赵登禹师，该师之一旅已到达，表示履行条件初步。如日军不撤或竟前进，即迎头痛击。３．此间已严密准备，如日再违，平、津混战，立可爆发。关键在今明两日。４．廿九军颇因环境关系，和战意见不一。但宋自有主宰，步伐不紊。

５．石部多是廿九军旧部，宋能掌握，闻石本人也有抗战决心。职赵巽呈。养申。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１９３页解读［１］此电说明几点：（１）１９日停战协议签订后，日方依然猛攻卢沟桥，再次说明日方所有和谈及与中方签订停战协议，全是缓兵之计，要战争不要和平，是日方不会改变的既定方针；（２）一心期望和平的宋哲元撤换卢沟桥守军，调换北平城驻军，“表示履行条件初步”，说明宋对于调换北平军队的协议是清楚的；而他即使按照日方条件办了，事实上还是换不来和平；（３）二十九军上层对于是和是战，分歧严重，张自忠主和，冯治安主战，宋哲元态度不明朗、模棱两可。

［２］号日，２０日。

［３］养，２２日；下文养申，指２２日１５—１７时。

杨宣诚致何应钦分析宋哲元心理之报告［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２日）窃职此次随熊次长赴保定工作，所有北方情形，均已由熊次长随时报告，无待赘述。惟电报电话中，有未能尽者，谨遵熊次长面谕，再概略报告如次：一、宋与中央仍不免隔阂，而最大原因，不外宋之部下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３５其地盘，此种错觉，似甚普遍。虽经熊次长详加解释，仍不能免。至谓宋已中日人之宣传，谓中央军之北上另有企图，此层并不确实也。

二、宋个性倔强，本人绝不至为日人所屈服。不过宋之部下，实乏见识远到之人才，宋是否不为所愚，自属另一问题。

三、宋及宋之部属，似均视事太易，即中央所转报之日本动员出师情报，冯治安主席曾电问究竟是否确实，即此可知。

四、宋暂时与日方谋妥协之唯一理由，则因其部队始终未集结，闻卅八师迄今仍分驻八处，宋欲缓和一时，以便集中军队。就目下形势而论，一旦战事爆发，宋部实有被日人各个击破之虞。

五、中央北上之师，宋初均令其止于河北南境，意谓大军北上，必刺激日人。且保定防空设备全无，大军云集时，如遭日人空军轰炸，必不免重大损失。经熊次长与各部队长官商定配置地点（沿漕河在沧、保线上布防），宋似意不谓然。迄今对孙总指挥禀到之电尚未复，孙、万均极感困难。

六、据北平谍报员报告，日人此次欲使华北脱离中央，曾有种种计划，仍以宋为华北政府首领，齐燮元、陈觉生、何其巩辈均在罗致之列。此时所谓之条件，大约不过表面上文章，随后必有一极严酷之条件提出，届时宋究竟如何应付，熊次长已嘱李处长?秘询之宋。宋答云“我有决心，决不屈辱，将来即令与日人成立何种协定，必较以往之何梅协定为佳”等语。

七、宋头脑较简单，个性较强，而部下无人才，环境又恶劣，中央此时似不能操之过激，仍以敷衍罗致为宜。此点，熊次长命当面报告。

八、宋颇忌昔日西北军首领北上，如鹿委员锺麟［２］此次赴保，宋颇不悦，鹿去电请其来保，宋竟复以“作战应在前线，后退何为者”。鹿与通电话，宋竟不接。诸如此类，可概其他。

九、宋对中央虽不免牢骚，然仍怀畏惧之念。熊次长原拟请鹿委员飞牯岭，代向委座报告一切，宋闻之，即多方阻其行，即其明证。

十、据闻所谓和平接洽条件，桥本群（日驻屯军参谋长）所提者与和知鹰二（驻屯军参谋）所提者不一，日方之无诚意如此，其别有用意，事实显然。右报告谨呈部长何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职杨宣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２３６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此电报指出了宋哲元及其主要部将当时的心态：（１）宋哲元与其部下“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这是地方实力派观念的延续；（２）对日本人的认识过于肤浅，“日人此次欲使华北脱离中央，曾有种种计划”，宋有不辱国的决心，却没意识到华北的危机已箭在弦上；（３）宋说平津是前线，去保定是退却，说“作战应在前线，后退何为者”，而在“前线”又未作充分的应战准备，则可知那只是一句豪言，而不是准备死守北平的决心。

［２］鹿锺麟（１８８４—１９６６），多年跟随冯玉祥征战，为西北军宿将。抗战时曾任第三战区参谋长、第六战区副司令，又曾任河北省主席，在河北进行敌后活动。

蒋介石戒宋哲元勿被倭寇算计并催汇报与日谈判内容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２日）万急。秦市长转宋委员长勋鉴：昨电至今尚未见覆，甚念！闻卅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收。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将其部队与兵员乔装入城，充分布置，或待我城内警戒松懈时，彼必有进一步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急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故城内防范，更应严重，万勿大意。与倭所商办法，究为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综核，而慰愁虑。中正手启。养未。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６１页。

解读［１］蒋介石对北平撤防万分担心，对宋哲元迟迟不汇报新近与日交涉内容而倍添疑虑。

宋哲元向中央汇报与日谈判而未涉及１９日《香月细目》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２日）急。南京。何部长钧鉴：２４９４密。马密电承示与日本喜多武官谈话各节敬悉。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３７此次事件发生后，哲元始终本中央之意旨处理。关于交涉经过，曾于本月十一日概略协商，拟定下列三条：即１．廿九军代表对于日本军队表示遗憾之意并责任者处分以及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事件。２．中国军为日本在丰台驻军，避免过于接近易于惹起事端起见，不驻军于卢沟桥城郊及龙王庙，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

３．此事件认为多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其他抗日系各种团体之指导，故此将来对之求讲对策，并且彻底须取缔，等语。查该条件内容，均甚空洞，本拟早日电陈请示，因双方屡次冲突，故未即报告。刻下虽较有进步，然尚无把握，就今日情形观察，此事或可暂告一小段落。所有以上三条，已分陈委座并请我公赐予指示。惟此后枝节仍恐不免，祈我公垂注为祷。谨复，职宋哲元叩。养。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宋哲元汇报的是７月１１日协议内容，丝毫未提及７月１９日《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香月细目》），《王世杰日记》７月２７日亦记：“日前宋哲元电告中央，谓十九日所接受日方之条件为：（一）道歉；（二）撤退驻平方面卢沟桥之卅七师而代以保安队；（三）防共与取缔排日。有无细目，电文未言及。”其缘由，或认为宋不知道张自忠私自签了《香月细目》，自然也不知其详；而我们认为，这应是有意回避不提，反正与日方已商定双方均不对外公布该协议详细内容。蒋介石７月２３日日记：“明轩只报告十一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十九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则中央已经知道７月１９日订有一个细目。

蒋介石致熊斌、宋哲元指示与日谈判不得损害主权领土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北平。熊次长，密转宋委员长明轩兄勋鉴：［１］电诵悉。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当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在我愈宜注意：第二条之不驻军，宜声明为临时，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澈底取缔，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至此事件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２］日后所增部队为重要关键，２３８七七事变真相务希特别注意。再拟三条如未签订，则尚有改正与讨论之点。究已签订否？盼复。中正。漾［３］午。机京。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６１—６２页解读［１］，２２日。［２］阳，７日。［３］漾，２３日。

宋哲元呈蒋介石请北上部队稍微后退以缓和局势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４日）委员长钧鉴：敬肃者，目前局势敌已实行一部动员，想其必有所收获，方肯罢休。倘中央此刻决心一战，职分属军人，自当效命前驱，义无反顾。但恐无胜他之可能，不能达到任务，有误国大局。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稍微后退，以便和缓目前，俾得完成准备。钧座深谋远虑，庙算周全，倘稍假时间，必可达到复兴民族之目的，不计暂时之毁誉，求最后之成功。所有一切，请熊次长哲民兄代陈，敬祈鉴鮞。关于此后之准备，当积极筹画。一面严密戒备，以防意外，并请赐予训示，俾资遵循。专肃。敬请钧安。职宋哲元敬禀。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６５—６６页解读［１］７月１９日与日谈判后，宋哲元认为和平有望，屡次请求中央军停止北进。《王子壮日记》７月２１日记何应钦之语：“接冯治安电话，谓已签明协定，请中央军勿庸北上。”到２４日，犹请中央“将北上各部稍微后退”，可见其对和谈期望之殷。而这种态度，严重地贻误了战机，影响了中央军对北平危局的及时救援。

《王世杰日记》７月２７日记：“自日昨日方以飞机十余架前后轰炸廊坊中国军队，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３９宋又来电谓战争恐仍不可避免，请中央速派庞炳勋军队往援。（实则中央庞军已抵沧州多日，宋尚不知，足见毫无防御之布置。）”７月２５日宋哲元犹对和谈抱乐观态度【北平】宋哲元应付当前外交，态度极镇静。今晨至进德社与秦德纯、张维藩，会商要公，迄午始返私邸。平市僻巷沙袋，今再令全部撤除。市内一般情形，大致已复旧观。（二十五日专电）———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张宗衡回忆：宋哲元和平的希望破灭［１］宋哲元派张自忠、邓哲熙往见香月。七月十八日，宋哲元偕张自忠又亲与香月会晤，归后表示：“和香月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七月十九日，宋哲元由津回平。到平后，即下令拆除路障和防御工事，并发表主张和平的书面谈话，以示和平之诚意。日本帝国主义假意与我达成和平协议，实是他们的缓兵之计。日军从东北调进大批军队，在平津集中后，七月二十一日即撕毁和谈协议，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七月二十五日，日寇又借口修理电话线路为名，向我廊坊三十八师一一三旅和驻大沽的三十八师一一二旅二二五团挑衅。二十六日，日军企图经广安门冲进北平城，由于我军奋勇抵抗，未能得逞。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仍抱着和平解决的幻想。

———张宗衡：《回忆张自忠将军》，载《文史资料》，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１９８５年解读［１］张宗衡（１９０２—１９８６），字子权。曾在冯玉祥西北军第六师第十六旅任副旅长。抗战时曾在张自忠为总司令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处任处长，后又任军政部第五补训处副处长。

社会对冀察当局撤退北平、卢沟桥守军和禁止反日活动表示愤慨据近数天来的消息：冀察当局已经与日本驻军在天津成立口头协定，其内容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据日本所透露出的消息很明显的，内面当包括有如下两点：２４０七七事变真相（一）二十九军冯治安部立即撤退北平与卢沟桥，由石友三之保安队接防；（二）严厉制止共产党与反日活动。这两点无疑义在冀察最高当局已经口头上接受了的，所以这数天来我们所非常忧虑的消息，就继续发生了：“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于二十一日由卢沟桥撤退，石友三部接防”，“北平城之三十七师连日继续退出”等等［１］。

这样一来，什么北平的咽喉———卢沟桥，华北重镇———北平，将完全陷入日寇的手里，数百年的文化故都将不复为我所有了，而日寇发动这一事变的笫一个目的，在冀察当局的“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宋哲元二十日的书面谈话）的宣言中实现了！

———《我们的出路唯有抗战》，载延安《新中华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解读［１］三十七师撤出了北平和卢沟桥，填防的冀北保安队一部分在卢沟桥，一部分在北平。原冀北保安队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第三连的赵立本，在《从“七七”事变到石友三之死———华北抗战忆往》一文中回忆：“‘七七事变’爆发时，我团刚调驻北平的清河营房。由于我们是保安部队番号，所以这时忽然都脱下灰色军服，换成保安队黄色军服。这是北平市按和日本协调同意，保安队可以全副武装进入北平市内负责治安。每天下午有汽车来到清河营房接我营至市区内。我们的警戒及宿营位置是北平市的城墙上。晚上就睡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才集中到郊区的白云观附近构筑防御工事。……七月二十七日，我营移驻北平交警衙门口宿营。”（文中所说在北平城上驻扎十多天，可能指当月十四五号即被调至北平城上，直至日军最后通牒以前；另一种可能是指二十几号进北平，没几天即日军最后通牒，作者所记“十多天”时间有误。）北平、卢沟桥守军换防，二十九军下级官兵悲愤万分二十一日清晨，我在北平见日机十七架越城南飞，据说是飞往卢沟桥一带侦察我保安队换防情况的。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经过与日方谈判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后，下令把三十七师冯治安部调离前线，另以一百三十二师赵登禹部接防，卢沟桥前线则调冀北保安队程希贤［１］旅驻守。这次军事调动，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至二十二日结束。二十三日上午，宋哲元还对集合在北平天坛附近的冯治安部一旅人训话，一再解释撤兵换防的苦衷，声言这是我方最后的让步，如对方不同时撤兵，则不惜与之作最后周旋。训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４１话后，官兵情绪悲愤，不能控制，有的人竟失声痛哭。

———陆诒：《卢沟桥前线采访追忆》，载政协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１９８０年第５辑，上海人民出版社解读［１］程希贤，石友三为司令的冀北保安队第一旅旅长。

熊斌回南京汇报宋哲元与日方谈判情形［１］宋到天津后，为许多亲日分子所包围，形势乃不佳。

熊次长到保后，乃派李处长?赴津，告以（１）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廿九军，（２）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廿九军助威。并向宋解释诸种误会。

宋在津被包围，结果乃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议定三条，系无头无尾之条约。原文如下：解决之〔条〕件：１．道歉。２．廿九军退出卢沟桥城及龙王庙，以保安队接防。

３．取缔共产党、蓝衣社等。廿六年七月廿一日。张自忠、张允荣签名。［２］至外传许多条件，如撤换秦、冯，经济合作等，均未正式提出。宋到平后，表示和战均听命中央，如主战则因廿九军尚未集结，须有相当时间之拖延，以便集结兵力，并请中央亦作相当准备。宋于廿三日将和平三条件电呈委座后，曾二次询问委座复电，可知宋对和议不敢自由。

和平条件成立后，廿二日由平开出一团，扬言系３７Ｄ［３］部队，实系保安队驻天坛之新兵。齐燮元于廿四日催宋撤兵，并谓如再不撤，日军将以飞机百架轰炸北平云云。（燮元为一大汉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十六至卅三次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３期解读［１］这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晚间在何应钦官邸举行的第１６次卢沟桥事件军政长官会商记录。此处所引为从保定回到南京的参谋本部次长熊斌所作有关北平形势的汇报。图６７中国参谋本部次长熊斌２４２七七事变真相［２］熊斌所提及的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签订的协议，内容不尽相符，基本上仍是７月１１日协议的内容，而且说签订的时间是７月２１日（而不是１９日），可见熊斌实际上不清楚《香月细目》签订情形及内容。

［３］３７Ｄ，即三十七师。

宋哲元由妥协到摇摆再到抗战当时宋哲元的态度，同样也是由祈求“和平”而发展到被迫抗战的。当他在乐陵原籍接到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二十九军总参议）、秦德纯等报告事变发生情况的电报时，虽然表现了惊讶与不安，但是他却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在答复张等的电报中，说明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张、冯等在发出给宋的电报之后，并请邓哲熙前往乐陵，促宋速返，主持一切。宋对邓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这时，南京方面主张宋应先赴保定，看情况发展如何，再决定是否回平。但是，宋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偕同邓哲熙等先到了天津。当然，他去天津的目的，不是抗战，而是求和。

宋到天津后，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接到何应钦自南京给宋打来的电话，何在电话中说“日方增兵，我方应有准备，现在已命令孙连仲、万福麟率部北开”等语。张克侠向宋报告后，建议集中兵力，断然采取主动的攻势作战，经宋同意，张即将作战计划拟出。张自忠适于此时由平到津并发表谈话说：卢沟桥事件已和平解决，战事不至再起。故张克侠所拟计划未能下达实行。这时，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业已去职，接替田代的香月清司于十二日到津。宋为了对香月进行一些“摸底工作”，于是派张自忠偕同邓哲熙往见香月。会面时，香月对当时华北问题不表示意见，只是由他的高级参谋和知以傲慢的态度对张等说：“看看你们的历史，北平从来没有驻过兵。”意在威吓我方撤退北平的军队，以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十八日宋偕张自忠与香月作初次的会面，归后对人表示：“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实际上宋的“摸底工作”是失败了的，他受了日寇的愚弄。日寇真正的“底”是等待援军开到、部署就绪后，即展开大举进攻，并且在进攻的同时，迫使宋哲元离开冀察，并排除冀察内部一切不肯当汉奸的爱国分子，然后把冀察这个局面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组织。但是，宋哲元却把问题看得很简单，他认为既然香月已经表示了态度，和平解决总不至有问题。不过他对汉奸包围张自忠的情况已耳有所闻，所以在他离津回平之前，叫张留在天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４３津，不让他去北平。［１］宋于十九日回平后，看到北平城内通衢各要路口均设有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当命令立予撤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也完全开启，并且在返平后的次日又发表了书面谈话，其内容是：“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这时，各方已陆续汇来大批的抗战劳军捐款，由于宋认为和平解决已有可能，竟通电表示谢绝。

宋回到北平后的开始几天，尽量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制造缓和的气氛，似乎战事不至再起。实际上，情况却在急剧地向恶化的方面发展。

【中略】当宋哲元初回北平的时候，虽然抱着和平解决的幻想，但是，由于日本国内的大规模军事动员，由于日寇对二十九军不断的挑衅和进攻，由于二十九军内部中下层抗战情绪的高涨，由于广大人民的全民抗战的强烈要求，由于全国舆论对他的激励和督促，他的态度逐渐地由主和转变为摇摆不定，终至转变为决心固守北平。当他在摇摆不定的时候，一方面仍然希望战事不至扩大，以便继续维持冀察这个局面；另一方面，又感到局势的严重性，不能不作应战的准备，但仍然表现了犹豫不决。当他对部队发布命令的时候，并没有作出全面的作战计划；而且在要求部队“积极备战”的同时，还提出了“尽量避战”的附加条件。他虽然最后表示了守土自卫的决心，但是在仓猝应战的混乱情况下，已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七七”事变纪实》，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１辑，１９６０年解读［１］按此说法，宋哲元不让张自忠去北平，是考虑到他被汉奸包围，易受汉奸影响。此说可疑，如果说因为与汉奸关系密切，而不让去北平，那么留在天津问题更大，因为日本的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留津比去平更容易出问题。宋让张留津，应当是让张继续与日军洽商，因为宋在津会见香月时，时间有限，也未谈实际问题，更多的是寒暄，因而进一步的洽谈，就需要张自忠等为代表去与日方进行了。当然，宋哲元是否曾授权张自忠，在未通报自己的情况下可与日方签订协议，也是疑问。很可能宋哲元让张自忠继续谈判，并事先一起商量了与日方签订协议时的相关条件。

２４４七七事变真相７月２４日以后宋哲元开始对日采取强硬态度［１］冀察政权的宋哲元从二十四日前后开始，态度也突然强硬起来。北平周围已经开始的撤兵，又停顿了下来。二十四日，我和松井特务机关长一同到进德社去访问宋哲元，关于口头约定撤退城内增援部队问题，催促能在数日内完毕。宋回答尚未订出执行计划；特别问到撤兵时间，则说大概在一个月之后。本来我们是为了迅速消除目前的危急形势，前去商议时间问题的。原以为双方的差距不过是最近这一两天的问题，不料回答却说要在一个月之后，这已经出于我们的意外了，再听其理由，真令人啼笑皆非。我们问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宋回答说：“现在天气太热，等到稍微凉爽一些再办。”这究竟是宋在愚弄人呢，还是性急的日本人和大陆民族的气质有所不同呢？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４６—４７页解读［１］由于中方开始撤退北平和卢沟桥的驻军了，日方却并未完全按约定的时间、地点撤退他们的军队，而且还挑起了更多的冲突。宋哲元也意识到日本人的不可信，因而停止了军队撤退的行动。而日方总是不说自己违约，而是强调中方违约，把自己强加于中方的侮辱性条件称作消除危机的步骤。因而今井武夫会认为宋哲元为代表的中国军人“言而无信”，“愚弄人”了。

张克侠回忆宋哲元幻想和谈坐失抗战良机［１］宋到天津后，何应钦由庐山打来长途电话，宋不接，让我来接。何应钦告诉我：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电报，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请宋即回北平准备作战。我向宋报告后，他态度犹豫，我便借此机会，说服宋哲元坚决抗战。我向他说，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又告诉他：按现在敌我形势，我占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前抓住战机击败敌人。宋认为我讲的有道理，很兴奋地站起来说：“你给我写个作战计划吧！”我连夜拟好了计划，大致与上次给党的计划相同。第二天凌晨，我将计划送去时，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天津的汉奸及投降派包围了他。他受到恫吓和利诱，竟不顾民族大义和我恳切劝告，决定与日寇妥协。他先到日军司令部吊祭病故的日本驻屯军司令，然后乘日本为他准备的专车回北平，继续谈判。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４５宋哲元连日与日本代表谈判，不再搞军事准备，其原因是，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将领及部分政府官员深恐战争打下去，冀、察、平、津地盘丢掉，个人的既得利益丧失。日寇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坊的驻军。眼看大好时机丧失，成旅的驻军被葬送，我实在痛心极了。为挽救危局，我感到二十九军军部仍在南苑，处于敌我双方的中间地带，已失去指挥作战的作用。因此再三向宋提出，将军队按作战要求重新部署，把军部移至便于指挥、便于作战的地位。但是，宋哲元深怕引起日本人怀疑我方准备打仗，一直不允许军队调动和军部转移。

【中略】这时，城防部队是冯治安三十七师的一部分，兵力不足，城中人心惶惶。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等三位教授奉党的指示来找我，谈到城防空虚，准备发动群众帮助守城。又因为传说我军收复了丰台，他们提出利用这一胜利，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借此来激发抗战的士气，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战争。［２］他们怕城防司令不同意，所以让我去说。这是党的指示，我便答应照办。

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宋知道我是力主作战的，所以没通知我参加。我为落实召开庆祝大会一事，到会场向宋报告情况，宋却说什么军队都不能打，老百姓又能何为。他不相信群众力量，表示不同意。

【中略】宋哲元带着部队撤退时，留下两个旅，一个是阮玄武旅，驻北苑；一个旅守天坛。日本侵略军知道宋哲元撤走，二十九日进城后，将两个旅缴械。［３］日寇认为瓦解二十九军的目的已达到，对张自忠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由老牌汉奸殷汝耕［４］等组织了伪政权。张自忠只得躲进东图６８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的张克侠交民巷，设法逃到天津，乘船去山东。

———张克侠：《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载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９辑，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２４６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从中共党员、二十九军参谋长张克侠的回忆可以看出，由于宋哲元怕对日开战会使自己的军事实力遭受损失，并丢掉已拥有的地盘，所以不接受主战派的主张。而他也不是甘愿向日寇投降的人，因而表现得犹豫彷徨，既下了作战命令，又在军事部署上深恐被日方怪罪，以致军事准备极不充分。到最后一旦与日全面作战，便处处陷于被动了。

［２］据出版家、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回忆：“七月二十八日前，张克侠经常与我联系，还要求我们发动群众协助二十九军做保卫北平的防御工作。如做工事、守城墙等。当时，我们还用‘保卫马德里’的口号作为号召。七月二十八日晚，张克侠给我来电话，说宋哲元变了，说他们晚上刚开过会，决定当晚撤退，不打了。由张自忠暂代宋哲元的地位，同日本妥协，以保存实力。日军进城就‘清共’。接到张克侠的通知，我马上报告了王世英同志。为了避免遭受敌人的杀害，地下党乘敌人未布置好搜索之际，就组织撤退，又指示各级党组织和救亡群众团体成员，除留下坚持地下工作的以外，都往天津撤退。一个星期后，数以万计的党员、民先队员和救亡团体成员，齐集在天津英法租界，然后分别乘英国轮船，渡海在山东烟台登陆，转往内地。”（木铁：《佩剑将军张克侠》，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７３—７４页）由此可见，中共地下党发动的群众救亡组织是很有规模的，本来也可成为北平抗敌的力量，惜宋哲元不相信群众，未能打一场保卫北平的人民战争。

［３］按两个旅，一为阮玄武旅，向日军缴械投降；另一个旅是一三二师石振纲旅，在刘汝珍率领下从北平突围至察哈尔省，继续抗日。

［４］按应是汉奸江朝宗。

刘汝明回忆宋哲元在北平的军事部署［１］大约七月中旬，宋先生赶回北平，本来中央叫他先到保定，不必和日本人直接谈判。宋这个人的短处，就是过于自信，自信得有些刚愎。他认为在这种时期，不回北平和部下在一起，是一种胆小的表现，所以仍然回到北平。

这时一三二师也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完毕，宋先生命该师的石振纲旅接替北平城防。三十七师得以全部在城外集结活动。石旅的两个团长，一位姓赵，一个是舍弟汝珍。

宋先生回来后，又召我到北平，商量万一战争无可避免的作战计划。我们决定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其余的和三十七师进攻丰台和通州之敌；三十八师进攻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４７天津海光寺；一四三师自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等地，遮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到了七月下旬，秦绍文和日本人的交涉，虽然舌蔽唇焦，但日方不可理喻，丝毫不可让步，坚持宋先生表明态度，一是脱离中央，一是离开北平。

【中略】宋先生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子亮，你赶快回去，照计划做，八月一号行动。”这天是七月二十五日［２］。我接了这个电话，便连忙回察。

———刘汝明：《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５卷第１期，１９６４年７月解读［１］刘汝明（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字子亮。时任察哈尔省主席，二十九军副军长兼一四三师师长。后曾任第六十八军军长、第二十八军团军团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等职。从他的回忆中也可看出宋哲元备战不周，后来应战仓促。

［２］应是７月２７日。

刘昭回忆７月２９日凌晨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情形［１］将近午夜，传来命令：“尉级以上官员到怀仁堂集合。”怀仁堂灯光通明，挤满了军官和政府人员的队列。一会儿，一位穿白绸长衫的长官走出来站在前面的方桌上讲话。我一看是张克侠。我以为他要讲坚守北平城的问题，万没想到，他沉痛地说：“诸位，宋委员长今晚已经去保定了，他留下手令，命我代他宣布。宋委员长认为孤军无援，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他已经接受了日方条件，限明日清晨一时，所有中国军队全部退出北平，城内不许留下一个兵。北平治安由代市长张自忠维持。现在离限定时间还有一个来钟头，不愿跟走的，发给路费各奔前程；愿意跟走的，随部队出西直门，经廊坊到保定集中。各部队立即出发！”队长带着我们迅速挤出怀仁堂，挤出中南海，在大街上又同其他部队会合成撤退的洪流涌出西直门！就这样，北平沦陷！二百万同胞清晨起来即落入鬼子手中成为亡国奴！

———刘昭：《刘昭文集》（未刊稿），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７页；转引自李惠兰等编著《七七事变探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版解读［１］刘昭（１９０９—２００１），时为中共北方局派入第二十九军的地下党员，任南苑兵营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在南苑的参谋训练班任职。从他的回忆，可见二十九２４８七七事变真相军撤出北平是多么的仓促和混乱。

宋哲元为平津沦陷苦恼，蒋介石说应当宽恕［１］七月廿九日北平之退却，外间固深愤宋哲元事前既无防御准备，临事复乏牺牲决心。亦有多人责备中央，谓中央军北上已多日，何以未加入作战。今晚余面询蒋院长，彼云直至廿六日，宋犹托熊斌（中央派驻保定与宋接洽之代表）坚阻中央军由保定前进，以免刺激日人。

本日蒋两次召集行政院及军委会各长官，一则商作战新方略，一则商量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对内宣言，仍代宋负责。宋有消极意，意愿解职归田（孙连仲自保定来之报告）。

八月一日蒋院长今晨在中央军官学校召集各院部会简任以上人员讲话，表示抗战之决心，并谓中央同人对宋哲元之退却应宽恕，以彼在过去两年间处境甚窘，亦殊煞费苦心。

———《王世杰日记》第１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１９９０年解读［１］因宋哲元军事准备不足，又迟迟不让中央军北进，当日军在平津大举进攻后，又没有很好地进行抵抗，一两天时间就丢掉了平津，因而社会对宋颇多责难。这是王世杰日记所载对宋哲元的责备，以及蒋介石认为宋哲元在此前两年一直苦撑危局，理应对他谅解的讲话。

宋哲元对于舆论指责很不痛快，认为自己系按蒋介石的方针处理华北局面宋在郑州没住多久，因患肝病，请假赴衡山休养。【中略】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大家总是向他说一些宽慰的话。可是过不了几天，他又谈起了此事，并且说：“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了霉的时候，那就会墙倒众人推，甚至落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４９井下石。”王式九看到他那种难过的神情，忽然想起了一封信，便把信取出来给他看。他看罢信，马上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如获至宝地把信放在他的公事皮包里。这是封什么内容的信呢？原来在冀察政委会成立以后，蒋介石曾经给宋写过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冀察的事完全由宋全权处理，一切由中央负责。蒋写此信的用意，无非是表示他对宋的信任和支持，好使宋成为他的忠实工具。当时宋对这封信很重视，所以王式九便把它带出来了。万万没有想到，在时隔两年多之久，这封信却是医治“心病”的一剂良药。一直到他病危的时候，还嘱咐他的家属把这封信编入他的传记。［１］———吴锡祺、王式九：《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此信或即指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２日蒋介石致宋哲元亲笔信（见前文）。

３．二十九军上层意见分歧张自忠与宋哲元关系微妙［１］冀察局面刚刚成立，在军队编制方面，就发生了问题。二十九军扩充队伍，拟定每师编制为六个团，但是张自忠自以为是“二头儿”，主张他这一师要多编两个团，就是要编八个团的兵力。冯、赵、刘三个师长都不愿意张的势力特大，但又不便面对面加以反对。由于这个“分赃名次”从前是由萧振瀛通过宋哲元的同意而向他们四人宣布规定的，萧是原来的经手人，因此，由刘汝明出面找萧，说明他和赵、冯等都不同意张自忠师多编两个团，但他们不便自己提出，希望萧在参加宋所召集的师长会议的时候提出反对，打消这个办法。结果，萧提出四个师应当一样编制的主张，就把张的企图给打消了。本来张自忠从前并不是宋哲元的嫡系，宋也不愿意张的势力太大，所以萧一提出四个师编制平等的主张，宋也就同意了。会议以后，张自忠以为这是违背“分赃名次”，不尊重“二头儿”，对萧振瀛非常愤恨，认为萧从前捧他为“二头儿”，是在愚弄他。不久，张自忠用其他理由，向宋提出撤换萧振瀛。宋向来对张有所顾忌，张每有要求，宋总是敷衍照办的，于是宋就把萧免职［２］，萧随即出国去了。

二十九军的军部，设在北平的南苑，冯治安的一师，驻在北平附近一带，宋哲２５０七七事变真相元有时去天津（宋的母亲住天津），就叫冯代理军长，这也是使张自忠不快的原因之一。因为张总是认定自己是“二头儿”，军长应当由他来代理，现在宋叫冯代理，看来还是嫡系吃香，因而大为不满。后来宋又把河北省的主席让给冯治安，张更不高兴，因为在冀察的两省、两市范围内，河北省的位置似乎居于首位，张当时任天津市长，天津虽然重要，但是地面小，不能和河北省比，从此张对宋更加不满了。

天津有日本租界，是华北汉奸政客和下台军阀集中之地。这些人想捧张自忠弄点好处。特别是汉奸们知道宋哲元不得日军的欢心，他们就凭藉日本人的势力，包围张自忠，要抬他起来和日本人更妥协地办事。当时张虽有代宋之意，而力量不够，宋还有其他几个师长的拥护，他一个人推不倒宋。汉奸们如潘毓桂（曾任伪政权的天津市长，日本投降后被逮捕入狱）［３］、张璧（已死）［４］、齐燮元（汉奸，已处决）等等，和张的左右亲信互相勾结，打算仿照曹锟、吴佩孚的办法（曹当巡阅使时，诸事不大过问，全由吴佩孚主持，曹不过当傀儡而已），叫宋在名义上当冀察的负责人，而实际上由张自忠主持一切，总揽大权。他们曾经将此办法，由齐燮元、张璧借端向宋试探，宋置之不理。同时，张自忠也知道宋的个性刚强，不是甘于当傀儡的人，因而不敢贸然从事。但张不甘心久居宋下，他明白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管不了宋，只有日本人，宋才有所顾忌，于是他便坠入汉奸的奸计，加紧和日本人联系，并应日本的邀请组织赴日参观团，由张自忠任团长，到日本参观，拜访日本当局。因此，当时天津亲日的空气异常浓厚，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前几个月，那时张自忠已成为日军心目中的华北中心人物了。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战和不定，主要就是因为张自忠掣肘。后来在日军发动全面进攻的紧急情况下，张自忠竟勾结日军逼宋哲元退出北平，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５］。不久，日本人以瓦解二十九军的目的已达到，就踢开张自忠，将平津和冀察直接控制起来，成为向中国内地侵略的后方。

———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１辑，１９６０年解读［１］戈定远认为，宋哲元与张自忠之间存在矛盾。

［２］萧振瀛（仙阁）先后担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冀察政委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被迫辞去军政职务，据他自己所说，并非张自忠给宋哲元施压造成的，而是日本人所为。据萧振瀛《华北危局纪实》载：“日本多田骏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５１特召宋至津，云余不能再在天津。松室孝良径告知，余为蒋在华北之代理，余邀之雷嗣尚为蓝衣社负责者，均需离华北。开干部会议时，余曰：‘今日形势，余当呈报中央，请辞，去南京。’宋曰：‘调河北省如何？’余曰：‘日本岂能甘休！’宋曰：‘回平整顿我军和政务。’余曰：‘余意张自忠调津，刘汝明任察，冯治安主冀。’”据此可知萧是因日本的压力而去职，他还对冀察平津长官的调整提了建议。李文田于１９４８年所写《二十九军和萧振瀛》一文，所说亦与此相似：“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捧着土肥原的命令要仙阁离开华北，实际是鬼子一贯的鬼〔诡〕计，拔除眼中钉，分化二十九军内部，以便于图６９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的萧振瀛占领华北。……当荩忱被宋召去研商土肥原的要求，回来心情沉重时，和我说，他主张不必理，不行就打，军长不语。”（载《华北危局纪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３］潘毓桂（１８８４—１９６１），字燕生。抗战前曾与石友三、白坚武搞过投靠日本的“北平自治”。七七事变中成为包围张自忠的汉奸之一。平津沦陷，出任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为虎作伥。后投靠汪伪政权。战后被捕入狱。

［４］张璧（１８８５—１９４８），字玉衡，亦字君玉。“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直在平津从事亲日卖国活动。七七事变期间，为鼓动宋哲元、张自忠向日本人妥协的汉奸之一。战后被捕入狱。

［５］关于张自忠是逼宋离平，还是代宋受过，尚存争议，详见下文。

张自忠赴日访问经历使之对日更趋于妥协［１］张自忠在冀察军内颇有威望，尤其是当年春季，他曾由天津军部眆田中佐向导，和张允荣同往日本视察，帮助他对于日本国力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据说由他负责，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因此尽管他当时正在生病，还是选定他担任日华交涉的主要负责人。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３４页２５２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在日本人的鼓动下，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２６日，天津市长张自忠率一个２０余人的团访问日本。据当时新闻报道：“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的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宋哲元本人原不主张派员东渡，唯此中有人为张自忠运筹帷幄自命不凡者，激励怂恿张领导前往。”（《冀察派员赴日考察》，《中央周报》第４６３期，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９日出版）由日本军部策划、众汉奸鼓动而成行的这次访问，确实影响了张自忠对日本的认识，因日本强大的军事实力而畏日，因日本高规格的接待和表面的亲善而亲日。因此，日本人也乐意让他来作为中日交涉的中方代表。这让张自忠产生了误解，以为自己在对日谈判中比宋哲元更具优势，而没有意识到日本人正图谋拿他当工具使用。

事变发生之初，张自忠主和，贻误战机为了加强卢沟桥一带的兵力，乃于九、十两日先后将驻保定的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之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开到长辛店一带，计划在十日夜间袭击丰台之敌。九日晚七时左右，张自忠以电话询问何基沣前线情况后，对何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了个人去打仗。”何答以“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感到何的意志坚决，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何的直接长官，于是就叫军部给何发布命令，严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本来何已经商得冯治安的同意，决定乘敌人大图７０曾访问过日本的部兵力尚未开到的时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其张自忠主和不意，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军部命令到达后，这一计划未能实行。从此，卢沟桥的战事和其它方面一样，就完全陷于被动。

———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七七”事变纪实》，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１辑，１９６０年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５３张自忠等主和，冯治安等主战［１］日军用重炮轰击长辛店及宛平县城，吉星文团长在战斗中负伤。面对这一情况，宋哲元先后召开两次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对策。这两次会一次在宋家召开，一次在我家召开。在我家开会时，因为我年龄小，他们不避我，故我在楼内东客厅旁的过道听到了他们讨论时的讲话。在会上，主战的有我父亲和赵登禹等人，张自忠因为曾去日本参观和观看阅兵式，知日本国力强大，部队装备精良，因而他觉得与日军作战不可能取胜。当然其中也有主和的。宋哲元听完了大家的讨论，最后说了一句：“打吧！”于是便命赵登禹师从河间向北平开进。

———冯炳瀛：《回忆我的父亲———冯治安将军》，载政协北京市朝阳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朝阳文史》第３辑，１９９１年解读［１］７月１４日在何应钦官邸举行的卢沟桥事件第４次长官商议会上，有关方面的汇报中有这样的说法：“据北平消息，日方及汉奸对宋部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又对张自忠部下，则谓仅打冯治安部，不打张部等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五次会议记录》，《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图７１一直主战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２５４七七事变真相王子壮日记谓因内部分歧，宋哲元对和与战摇摆不定七月十一、十二日即以目前论，廿九军之内部显分为两派：一为主战派之秦德〔纯〕、冯治安、赵登禹等，时与日人起冲突而屡于报端表示绝不屈服者；次则宋本人与张自忠等，所发表之谈话，极不着边际，日与天津之汉奸日人鬼混，希图苟安妥协，但日人方面没有收获绝不肯把〔罢〕休，是以迄未得结果。闻日人向宋之要求为：撤兵、惩凶、道歉、根绝排日，所谓最重大之意义仍在末一项，如何“根绝排日”即须脱离中央政府，另成立华北之独立的组织，以为日人之傀儡。宋于此颇犹豫，只允撤兵，于是日人后行进攻。于此应注意者，宋之所以犹豫，非有若干之国家观念，乃其下级干部不之许耳。宋氏只知军队为其私产，以此见重于各方。今彼之军心因有长城战役之功绩，深得全国之赞许，故均认为极有荣誉。于此时际，欲其投顺日人，心有所未甘。故宋氏方面可以运用，望其能转变者，其唯一之原因亦似在此。此主战之空气虽在，宋氏态度暧昧之中，尤甚昌炽。宋氏之不敢签字于日人之要求，其顾虑亦全在此也。

———《王子壮日记》第４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２００１年宋哲元对和与战摇摆不定七月十四日日军见势不佳，有欲和平解决意，十三夜香月拟与宋哲元略谈。宋告以事势至此，晤谈无益，有话可由张允荣、陈觉生传达，犹有盘旋馀地。宋之部下主战最烈者为冯治安，以冯主意，早已收回通州直抵山海关矣。然张自忠则主和平解决。宋虽不主战，而态度颇坚强，如龙烟等小事，尚不轻允，其意可知也。

———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７月，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原刊取篇名为“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严宽致何应钦报告二十九军上层意见分歧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南京。部长何：１０１５密。极密。津宋寓会议，意见稍有出入。１．张等力主和，日对张等由陈、马［１］居中拉拢，故张等对日外交处处让步，藉巩地盘。２．冯等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５５力主战，对日绝不让步。陈等对外企图仍恃华北特殊，主张地方与日媾和，力谋在外施其伎俩，并以收复失地及中央军北上之利害，极力挑拨与包围宋氏。是以近来此间闲言甚多也［２］。职宽叩。删［３］。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陈、马分别指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陈觉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罛。马彦罛（１８８６—１９６４），名骧，字彦罛。与张自忠关系密切，七七事变前后任察哈尔省秘书长及天津市政府秘书长。

［２］所谓此间闲言，包括日本人和汉奸的挑拨离间之言，比如当时流传的日军“仅打冯治安部，不打张部”之语，固然反映了张自忠主和、冯治安主战的实情，但实际上其中也包含着日方的策略，即一方面，须集中力量打击战斗意愿强的冯师，以避免应付更多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也为了对中国军队进行分化瓦解，削弱中方的战斗力。此电文中“日对张等由陈、马居中拉拢”，便是日方瓦解二十九军阴谋的体现。香月清司就曾说：“在其他作战目标方面，当初由于不扩大的原则，仅以二十九军中抗日思想最强烈的第三十七师为目标等，以避免作战上的不利。”（《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载《现代史资料（１２）·日中战争》（四），转自《近代史资料》总８５号，孙祥澍译）香月还说，这是驻屯军司令官的幕僚们经过“煞费苦心进行考察研究”后始予以实施的。表明打冯师而不打张师之说，正是日军炮制的一种策略。

［３］删，１５日。

冀察当局上层一些人一心与日“折冲”【本市消息】此间中日双方，十四日仍继续谈判，陈觉生、邓哲熙，与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参谋和知、冢田等，随时接洽。关系方面对卢沟桥事件认为和平曙光尚存，但对日方何时撤兵，则无法作断言。总之，今日前方情势虽渐趋缓和，但全局之解决，似系有待于双方之继续折冲也。陈觉生十四日午四时，谒宋报告与日方接洽情形，并有所请示，当晚仍将与日驻屯军参谋冢田等会晤。张自忠十四日午抵津后，邓哲熙往访，交换意见，张允荣十四日亦来津，当晚张等谒宋报告平市情形并请示一切。据闻，我方对和平仍愿尽最大之努力，而结果如何，则关２５６七七事变真相键在日方是否欲事态之扩大。十四日此间盛传平郊仍有战事，但据返津之张自忠称，平市十四日渐趋平静，南苑亦无事云。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天津日军横行，而和谈空气浓厚［１］中国军队因受《何梅协定》（一九三三年长城战役后何应钦和梅津少将签订的停战协定）的种种限制，不能布置防御，事实上，平、津两地早已门户洞开，处于日军直接威胁之下。当时著名的汉奸如刘桂堂和白坚武等都住在天津日租界，策划组织暴乱。北宁线上，日军调兵遣将，军运频繁，但在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上还常刊载宋哲元、张自忠、陈觉生、齐燮元和天津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等云集于此，应酬谈判，几夜无虚席，单是和平的幻想实不足以掩盖平、津所处的危急！

【中略】北宁路沿线的丰台、杨村和天津东站，已被日军公然占领，铁路运输完全由设在天津东站的日军兵站司令部控制，专为其进攻的军事需要服务。我第二次到津时，亲见市内中原公司附近洋房，有好几幢都用白布大书“满铁第二宿舍”字样，被日方占用，里面住满了满铁员工，为即将接管平、津一带的铁路运输业务作准备。在日本租界，日方可以任意捕人，关进日军司令部。即使居住华界者，日方当时也为所欲为地开出黑名单二十多人，通知天津市政府协同缉拿。最荒谬的是日军原在津郊东局子设有军用机场一处，但尚不满足，最近又划宜兴埠和李明庄一带农田数百亩，增辟军用机场两处，强把这一带农舍和农作物夷平，农民受此灾祸，虽一再向地方当局呼吁请愿，都无结果。二十三日上午，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罛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以上事实直认不讳，还恬不知耻地声称：和平第一步已告圆满解决，而且获得的和平是无条件的。当场就有记者问他：和平既有第一步，试问第二步是什么？他顿时语塞，想了很久，才支吾其辞地说，那是善后问题吧！可见处此兵临城下的危局，地方当局在国民党中央不抵抗主义的方针下，仍不惜委曲求和，苟延残喘。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张自忠所部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不驻天津市区而驻在郊外，忍让日军在市内横行霸道，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陆诒：《卢沟桥前线采访追忆》，载政协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１９８０年第５辑（总第３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５７解读［１］天津有日本的驻屯军司令部，市长张自忠主和，一群汉奸活动频繁，而宋哲元从山东回来，又直接去天津，因而天津一度成了和谈的中心。和谈影响了中方的军事准备，却给了日军调兵遣将的大好时机。

熊斌汇报二十九军上层分歧下级求战［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熊次长报告北行所得实情。

（１）事变中廿九军将领之内情：卢事发生后，八号及十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于是于八日晚下反攻命令。殊［时］日人方面因兵力甚少，得此消息，即多方派人疏通，谓可无条件撤兵，因之乃收回反攻命令。至十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宋到天津后，为许多亲日分子所包围，形势乃不佳。

【中略】（２）廿九军之官兵态度：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且宋主张攻势作战，不主张守势作战，故对沧保线工事不主张构筑，主张以四师兵力由天津冲山海关。前中央所发工事费五十万元，以廿五万给刘汝明，筑察省工事，至河北则主攻不主守。

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且甚服从中央。

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１）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２）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廿九军将领一致主张，则张亦不致独持异议。

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依归。

中下级干部及士兵，则完全情绪热烈，不惜一拼，士气大为可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十六至卅三次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３期２５８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这是熊斌从北平回到南京后，在卢沟桥事变第１６次长官会商会议上所作情况汇报的记录。所言二十九军情形，反映出和谈影响了抗日的主动性，导致局面变主动为被动。

图７２宋哲元与他的主要将领二、关于张自忠留平的争议１．“逼宫”说张自忠以为自己有能力收拾残局，不料中了日人和汉奸圈套［１］正当全国广大爱国人民一致声援二十九军、要求发动全国抗战的时候，在北平、天津的一小撮汉奸也大肆活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为他们的主子日寇效忠的大好时机。汉奸齐燮元（过去齐曾建议宋哲元恢复北洋军阀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亲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寓所劝降，他对秦说：“如果与日方进一步地合作，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汉奸潘毓桂、张璧、陈觉生等，并且乘此机会秘密进行拥戴张自忠、逼走宋哲元、使冀察进一步伪化、以遂其卖国求荣之愿的阴谋活动。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５９【中略】当日寇节节向北平进攻的时候，我驻天津附近的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２］和旅长黄维纲［３］等的策划下，进行了作战的部署。因师长张自忠去北平未回，故尚在待命出击中。至二十八日，得到日寇大举进攻南苑的消息，同时看到报纸发出二十九军克复丰台和通州保安队张砚田［４］、张庆馀［５］两部已反正的号外，随后又接到宋哲元发出的守土自卫的通电，于是，李文田、刘家鸾（天津警备司令）［６］和马彦罛（天津市府秘书长）等，一面发出通电，响应宋的号召；一面调集天津保安队配合三十八师各路部队分向海光寺日寇兵营、北宁路天津总站、天津东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日寇进攻，自夜一时开始，先后与敌接触。此时忽接张自忠由北平发来电报，谓和平有望，但是各处已在激战中，亦无从制止。这时天津的战况是：海光寺已被我包围，因工事坚固，急切难于攻下；天津总站已经克复；天津东站，将敌人包围在一个仓库中；东局子飞机场仅攻占一部分。指挥部自接到张自忠电报后，即停止军事进攻［７］。至二十九日晨，各方面进攻部队均纷纷撤退，敌军开始反攻。海光寺之敌以炮兵轰击河东，敌骑兵闯进南大学校，将校舍全部焚毁。是役，我军民死伤极众，至午后战事始停。

【中略】宋哲元在通电表示了守土自卫的决心之后，一方面进行了守城的军事布置，一方面催促孙连仲、万福麟两部迅速北上。这时，孙、万两部已开至保定以北，先头部队且已到达距北平不远的良乡一带。在这个时机，如果采取紧急步骤，进行统一部署，集中兵力，相机出击，犹能予敌以重创。但是，冀察内部的矛盾，又引起了一个突然的变化。

七月二十五日，宋哲元忽然接到张自忠来平的报告，甚为愕然，并说：“我叫他留在天津，他来北平干什么？”张到平后，受到汉奸张璧、潘毓桂等的包围，很少与外间接触，忽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前往见宋，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了张的意图，于是立即决定离平，并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宋于当日夜间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

【中略】张自忠在宋离平的第二天，即到冀察政委会就职，将原冀察政委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８］、门致中［９］、石敬亭［１０］、石友三、周作民［１１］等免职，并用冀察政委会名义派张璧、张允荣、杨兆庚［１２］、潘毓桂、江朝宗［１３］、冷家骥［１４］、陈２６０七七事变真相中孚［１５］、邹泉荪［１６］等为委员，同时发表潘毓桂兼北平市公安局长。张就职后，日寇即直接指使潘毓桂、张璧等办事，而对张自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１７］。紧接着，张又得到了三十八师在天津与日寇作战的消息，始知大势已去，全局皆非，乃立即隐匿于东交民巷，旋即化装逃出北平。从这时起，他才清醒地认识到受了日寇和汉奸的愚弄，对日寇恨之入骨，后来终于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以身殉国。

———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七七”事变纪实》，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１月版解读［１］１９４３年，冀察政委会秘书长戈定远谈及张自忠留平事，仍持此看法：“闲谈事变初起之情形，盖渠为当时冀察政委会委员兼秘书长也。据云：此次大祸实张自忠所惹成。……张赴北京对宋哲元声称，如宋离北京，冲突可停，欲取而代之。宋遂即行，委张代理，而冲突已扩大，张亦无法矣。谈下不胜慨然。”（《周佛海日记全编》１９４３年７月５日，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版，第７６６页）［２］李文田（１８９４—１９５１），字灿轩。七七事变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副师长。宋哲元拒绝日本最后通牒后，李文田指挥了天津的抗战。后曾任五十九军副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３］黄维纲（１８９７—１９４３），字震三。曾参加喜峰口抗战。七七事变发生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旅长。宋哲元拒绝日军最后通牒后，他与李文田、李致远等决定在天津对日军发起进攻。后转战各地，曾任五十九军军长。

［４］张砚田，字韵楼。时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第二总队队长。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凌晨与第一总队长张庆馀一起发动了通州起义。后任第一集团军第一一八师师长、第四十二军副军长等职。

［５］张庆馀（１８９５—１９６３），字贺轩。时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第一总队总队长。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凌晨与第二总队长张砚田率部在通州起义，战斗英勇惨烈，影响甚大。后曾任九十一军副军长。

［６］刘家鸾（１８９４—１９８２），字幼生。时任天津警备司令。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的天津抗战中任副总指挥。后曾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副官处总长、参谋长。

［７］《王世杰日记》７月３０日记述：“在津攻击日方之卅八师及李文田保安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６１队，本极奋勇，闻因张自忠（兼卅八师师长）之命令撤退。”上海《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报道：“【天津三十日下午八时发专电】（迟到）津绅商公举警局督察长李景阳代警察局长，维持治安。三十日午后由李向日军部接洽停止轰炸。张自忠二十九日电津，令停战，并谓再受压迫即撤退。”按天津抗战是在张自忠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他得到消息后，即电告天津市府秘书长马仲罛，令其转告指挥官李文田等停止进攻；天津各处进攻的中国军队，因谋划不周，兵力分散，在战斗了十余小时后，形势渐渐不利于中方，再继续战斗下去意义不大；而在保定的宋哲元在得知天津情况后，也电令李文田等率军撤退。天津的作战从凌晨到下午，约持续了十四五个小时。张自忠不希望天津我军攻打日军，是其打算出面维持华北局面的一部分，这无疑会影响到天津我军的战斗意志；然而天津战斗的停止，也有日军援军已到，我军无力再战、不得已而撤退的实际原因。

［８］刘哲，曾任教育总长，１９３５年冀察政委会成立时，任常务委员。

［９］门致中（１８８６—１９６０），字靖原。１９３５年起任冀察政委会建设委员会主任。［１０］石敬亭（１８８４—１９６９），字筱山。１９３５年起任冀察政委会委员、冀察绥靖公署总参议。

［１１］周作民（１８８４—１９５５），原名周维新。金城银行总经理，冀察政委会委员。

［１２］杨兆庚，１９３６年任冀察政委会政训处处长，与宋哲元关系密切。

［１３］江朝宗（１８６１—１９４３），又名江宇澄。早年曾追随袁世凯。七七事变后成为大汉奸，任日伪北平维持会会长，并曾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兼北平特别市市长。

［１３］冷家骥，字展麒。１９２８年起任北平商会会长，后兼市参议会副议长。冀察政委会成立时为委员。平津沦陷，出任重组的冀察政委会委员。随后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１９４５年以汉奸罪被捕。

［１４］陈中孚（１８８２—１９５８），字奇曾。１９３６年出任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多次为日本代言，试图鼓动冀察政委会反对南京中央政府。七七事变中，与张允荣一起，协助张自忠与日谈判。平津沦陷，参与重组冀察政委会。后投入汪伪政府，位至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１５］邹泉荪（１９０２—１９７５），别号家积。平津沦陷后参与亲日组织。１９４２年２月起历任汪精卫政权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被捕入狱。

２６２七七事变真相［１６］日方之所以将张自忠撇一边，原因大致是：（１）他受宋哲元委托代行冀察政委会委员长职，则他仍是国民政府在冀察的代表，这个代表及其领导下的冀察政委会的存在，必然意味着日方另扶植起来的傀儡组织缺乏正统性。《盛京时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华民热望自治的机构，日不许军阀掌政》一文直截了当地说，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市长，“不外为宋哲元秦德纯等复归北平之前提，而日军对此必彻底加以膺惩，不容廿九军冀察关系者掌抢军政权”；（２）张自忠属下的三十八师与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廊坊事件，是三十八师一一三旅刘振三旅长率部所为，天津抗战是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等指挥下进行的。尽管这些战斗都是三十八师将士在未得到张自忠的命令的情况下直接开始的战斗，但日本人显然因此而对张自忠缺乏信任。

田春芳回忆：张自忠在汉奸支持下，让宋哲元离平，自己出面维持局面［１］当天［２］晚上九时许，宋哲元召开紧急会议，张自忠本着那些汉奸陈觉生、齐燮元、潘毓桂的言论说：“现在情况紧张万分，到了最后关头，我们是失败了，宋先生倘能离开北平，尚可缓和一步，否则日本要派一百架飞机轰炸北平，那时人民的生命财产，几朝文物建设，都要毁灭殆尽，这点值得考虑。”宋哲元表示说：“我决定退出北平，由荩忱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维持北平局面。”当时即下命令二十九军连夜退出北平，宋哲元、冯治安、秦德纯、过之翰［３］、张维藩随即离开北平，往门头沟到保定，最后到沧州。其他机关概未通知。城内只留石振纲的一个旅；阮玄武［４］的保安队两团，原先是让他随着二十九军走的，阮见张自忠不走，他就不愿意离开北平了。

【中略】当撤退后的第二天，张自忠命令所有北平市各地所作的军事防御设备，一律拆除净尽。第三天日军进城［５］。第四天我找张自忠说：“我要走图７３平津危急，张自忠认为了。”张说：“伙计，你怕死怎么着？”晚间我找潘毓自己可以平定局势桂说：“我是伤腿，不能走道，我要离开。”潘说：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６３“宋委员长曾对我说过，你是残废，你要走也好，因为日本提出你们保安队活埋他们好多人，他们要你呢，你走了也就完了。”第五天我就离开北平。到天津后，听说张自忠进入医院。

———田春芳：《我所知道的张自忠》，载政协陕西省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精编》第１０卷《人物拾遗》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解读［１］田春芳（１８９３—１９６６），字冥庭。时任北平警察局保安总队队长。后曾任第七十七军副军长。

［２］指７月２８日。

［３］过之翰（１８８７—１９６５），曾任冀察政务委员会财务处长。抗战前救助过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共产党人。１９４０年后，先后流亡香港、隐居上海，曾拒绝与日寇和汪伪政权合作。

［４］阮玄武（１８９４—１９８６），字又玄。时任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驻扎北平北苑。平津沦陷时，该旅被日军缴械。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第六战区党政分会委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办公室主任、军政部副部长等职。

［５］按日军一小部于８月４日进北平城，大部进城是在８月８日。

萧振瀛忆张自忠“逼宫”及悔过［１］余于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经传达蒋委员长对战局之部署、军队之整顿以及人事安排原则等后，余曰：“临行前，蒋特嘱转告，以往不咎，唯在今后望好自为之。”宋闻而感慰曰：“一定效死疆场以报国家。”又曰，“责在自己。闻汝受命，略感安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２］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臣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归拢部队南下”。叹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因将领对秦有意见，军总参议改由张维藩继任。冯治安、李文田、何基沣等与余相聚，皆痛哭，为赵登禹、佟麟阁之忠勇牺牲，已永别也。冯曰，彼坚书下令抵抗，燃此民族抗战圣火，虽死无憾。又曰不在北平，张至平事不详。何曰彼率部队在卢沟桥坚决迎战，完成大家及全国之共愿矣。李文田云：“正在天津指挥三十八师与日激战，冀东殷逆部队在张２６４七七事变真相庆馀、张韵楼（砚田）率领下，即时起义，杀日人数百，生擒殷逆送平，而北平突然生变。”现所说各异，唯荩臣之不满已非一日矣。

【中略】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余询事之究竟，张曰：“宋一昧〔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又曰：“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唯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余哭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张在济南，中央有令，已受软禁待解中。故余即赶赴南京面蒋委员长陈请张事。蒋听取之后，允予考虑。余遂即往见魏道明、郑毓秀［３］，谓之曰：“张自忠昔日在华北危机动荡之时，与冯治安及余曾两次向中央表态：张垣、长城、北平香山均赤诚誓言服从蒋委员长之命令，人在华北在。今日张血誓请求容其死在战场，以报领袖之大恩。敢请贤夫妇仰手相助，成其死志。”郑慨然曰：“此应为也。当全力成之。”后蒋赦张并派回部队，此诚乃领袖之见也。张践其言，一直与敌死战，屡立勋功，终舍身成仁。【中略】当余自京返前线，向宋哲元详述张自忠之自责及求死之志，望予谅之，宋感动。

———萧振瀛：《华北危局纪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解读［１］这是萧振瀛于１９４４年在重庆时所记。

［２］齐协民，外号“齐六爷”。著名报人，抗战前与宋哲元关系密切。曾任《民生报》主编、《中华日报》社长。

［３］魏道明（１９０１—１９７８），字伯聪。曾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行政院秘书长，并先后出任驻法、驻美大使。郑毓秀（１８９１—１９５９），魏道明之妻。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次长。

秦寄云、赵钟璞记述张自忠“逼宫”及南逃事［１］二十八日，宋在武衣库私宅以电话问秦：“张荩忱（张自忠号）来了，你知道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６５么？”秦答：“我不知道，是委员长叫他来的么？”［２］宋答：“不是。”是日下午二时左右，秦先到宋宅，旋张自忠亦到。张向宋说：“只要委员长离开北平，我就有办法维持。”宋闻言，面色煞白，没再说话，即提笔委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代北平市市长。张去后，宋与秦即离开北平，同去保定。到后秦即建议，马上密电驻防天津的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暂代师长，指挥所部进攻日军［３］，存心使张自忠为难。张因此为日军所不信任，只当了三天的委员长兼市长，于八月一日傍晚［４］避居东交民巷，不久即化装潜来天津家中。

张自忠来津后，舆论极为不满，家人亦交相责难，愧悔万分。九月上旬，张乘英商轮船盛京号离津往济南，船未开行，有乘船南下的学生多人闻张在船上，要求见张。张不敢见，由其陪行的同乡聂湘溪（前山东省议会议员）出面，诡称张没在船上，才勉强渡过难关。张以青岛市长沈鸿烈非西北军系统，不敢在青岛下船，由烟台转道往济南。这时冯玉祥因津浦线上军队系其旧部，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到津浦线督师抗战。韩复榘拒不见面，萧振瀛又大肆进行拒绝冯玉祥、罢免张自忠、推倒宋哲元、拥护冯治安的活动。冯玉祥知事无可为，一怒而去河南道口；宋哲元则先退到泰安。秦恐二十九军分裂，闻张自忠到济，即由前方赶来。张见秦，痛哭流泪，无地自容地说：“对不起长官，对不起朋友，无面目见人。”秦安慰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报国之日方长，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必介意。”秦即陪其到泰安见宋。

———秦寄云、赵钟璞：《秦德纯的一生》，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２辑，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解读［１］秦寄云，名之栋，秦德纯胞侄。年轻时跟随秦德纯做事。秦护送张自忠去南京见蒋介石请罪时，秦寄云曾随行。赵钟璞，字抱真，系秦德纯同乡，与秦有较多往来。

［２］按张自忠于７月２５日由天津到北平，并非２８日到达。据《北平晨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报道，“张自忠奉宋召，于二十五日下午由津搭车赴平”；晚７时２０分到达北平，秦德纯、石友三、陈继淹、杨兆庚到火车站迎接。由此看来，张赴平应是先向北平通报了自己要赴平，所以才有诸要员接站之事。通报后宋问秦，张为何来平，秦说不知道，尚说得通；而绝不可能是日军发起全面进攻后的２８２６６七七事变真相日，张忽然到平，让宋、秦大感意外。故此处记述有误。

［３］李文田等人于７月２９日凌晨在天津对日军发动进攻，正是宋哲元等离平赴保之时。李文田等不是在接到宋哲元的命令后才起兵的。天津的战斗进行到当日中午以后，在津三十八师将士才接到宋哲元关于撤离天津的指令。（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２０２页载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孙连仲致钱大钧电报，说天津抗战最初情势很好，“后敌兵增援，势渐不支。午后一时，奉宋命撤退”。）［４］张自忠自７月２９日就职重组冀察政委会，到８月６日通电辞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三职，前后９天。《北平晨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报道：“张代委员长辞职就医，已于昨午将冀察政委会职务，交由齐、李等五委员共同负责处理；同时并将冀察绥靖主任职务，交由富参谋长星桥暂为代拆代行；北平市长职务，呈请由政委会暂为兼理。藉免贻误云。”图７４天津抗战令主和的张自忠尴尬，图为一队天津日军正观察战事进展张俊声回忆：张自忠对留平的所作所为至为后悔［１］萧振瀛投宋伊始，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皆以患难相依，结为兄弟，义气情感，亲同骨肉。因张带来的部队较为完整，隐然倚为重心。萧在南京奔走权要，到处为张吹嘘，称为杰出将才，因此孔祥熙曾至阳泉检阅二十九军，对张自忠特致嘉勉，实萧游扬之力。迨二十九军回到冀察地带，局面扩大，张自忠颇为自负，常觉二十九军之有今日，主要凭借他的力量，总想翘出同侪之上。于是张对宋之倚重于萧，和萧之揽权怙势甚感不平，因此对萧常给以难堪，对宋亦傲然强就。萧则与冯治安、赵登禹接近，一致戴宋而制张。萧曾私语所亲：“张自忠如敢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６７叛宋，我即起而杀张。”然宋哲元对张故示优容，安其反侧。例如别人请款一万，宋只批八千；张自忠若请款八千，宋即批给一万。故张对宋，亦不过为已甚。及萧振瀛被张攻击而失天津市长，萧、张交恶，遂成不解之仇。［２］七七事变，张自忠被汉奸包围，逼宋下台。萧振瀛假公济私，当然振振有辞，挥之门外。而冯治安亦因张在二十九军中声望高出己上，现在自己当了前敌总指挥，张的旧部已拨归其节制，如张回任，颇觉难于相处，因此张之被排，势所必然。我同张自忠相知颇稔，知其终必不甘堕落，故在前方访问李文田时，劝其设法把张救出。李等三十八师将领共写一信，派副官周保稀潜赴北平，见张致意。张亦自悔失策，旋即逃出平津，浮海南下。张经由烟台到达济南，即电宋哲元、冯治安告其脱险。宋派秦德纯，冯即派我同到济南慰问，并各携赠万元，慰其羁旅。张一见我，极感痛悔，自言：“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好像被鬼所迷。现在惟愿一死，身边常带安眠药，随时想吃下去。”言下潸然流泪。我说：“你如此时死去，一切无以自明，跳下大海也洗不清，必须再干一次，然后再死不迟，方能表明心迹。”他亦颇以为然。后来宋哲元去世时，张自忠捶胸大恸，对人说：“宋先我而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机会了。”［３］从此死心益决，后遂殉国。

张自忠归来后，欲上前线与敌一拼。经宋哲元、冯治安会商决定，派秦德纯陪同张自忠先到南京请示蒋介石。蒋只叫他暂且休息。张到郑州，遇见旧部三十八师的将领刘振三等，都盼张再回师领导。他们联名要求鹿锺麟与蒋去电，说张自忠尚为旧部爱戴，宜令戴罪立功。蒋介石在“使功不如使过”的政策下，采纳了鹿之申请，命张回任三十八师师长。萧振瀛、冯治安虽不满意，但对蒋命不能不勉强服从，故而排张口号不能实现。

———张俊声：《萧振瀛与张自忠的关系》，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版解读［１］张俊声（１８９３—１９７９），字子英。时任天津特三区行署主任兼市公安局分局长。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率警卫队配合地方保安队攻打天津东车站的日军，颇振奋民心。后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参议、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少将顾问。

［２］此说与其他文献所记有抵牾处。据萧振瀛回忆，他并非受张自忠攻击而失去天津市长职，而是因日本人的压力造成的。萧与张并不存在大的矛盾，二人甚至关系甚笃。在萧要离去时，张还依依不舍。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２日，张自忠致萧２６８七七事变真相振瀛一封信，还盛赞萧是二十九军功臣：“我们之团体能有现在……不能不归功于我兄之调度得法。以后能负治团体之内病者，乃为兄是赖。”（载萧振瀛《华北危局纪实》附录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由此可见，张自忠也不是完全把“二十九军之有今日”之功归于自己。当然，萧、张之间一定有过某些不愉快，只是这些纠葛绝不至于让二人生出“不解之仇”，因为同一天张自忠致萧振瀛的另一封信中还说：“弟之性粗心辳〔躁〕，兄所素知；弟之不学无识更是兄所深知；弟之不欺友，不负人，不能忘恩负义，不能对不起长官，不能对不起团体，尤为我兄所最相信。最近人心不古，人言可畏。”［３］张自忠必是曾有愧于宋，乃发此说。

张克侠记述张自忠“逼宫”［１］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宋知道我是力主作战的，所以没通知我参加。【中略】结果，会上情况又发生了突然变化。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

———张克侠：《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载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９辑，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解读［１］对于张自忠留平，时人颇多怨言。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记林少英之语：“张自忠部队死者未葬，伤者未愈，何心与日合作！以理言之，应随宋赴保也。”（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张宗衡回忆：张自忠命令下属勿与日军冲突［１］日军为侵略我国制造借口，寻事挑衅。大沽一带中国驻军抗日情绪高涨。七月二十六日，日军未与我联系，竟派员一排到我防地，声称修电话线，被我团第一营哨兵开枪击退。塘沽日本驻屯军薄井次郎来电话抗议。我答：是误会，以后修电线应先打电话联系等语。次日，日军翻译来我团交涉。我当即派上尉书记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６９官同他到塘沽向日本驻军表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而日军为扩大侵略，蛮横无理，竟提出要我过河道歉。七月二十八日晨，张自忠给黄维纲旅长打电话说：不要发生冲突，和平交涉。我从电话中听到黄对张说：“师长给张团长打电话讲一讲吧！”张自忠说：“你向他说吧！”黄把张自忠的原话告诉了我。是日下午，翻译来电话说，限我明日上午八时到达塘沽，亲自道歉，否则就要开炮。我向他说：“明天看吧！你也是中国人，应当知道该道歉的不是我们，请转告薄井吧！”———张宗衡：《我随张自忠抗战的七七前后》，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张宗衡（１９０２—１９８６），字子权。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二旅二二五团团长，驻扎大沽一带。后曾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处少将处长、军政部第五补训处少将副处长等职。

宋哲元赴保、张自忠节制北平的新闻报道【本报南京二十九日下午一时急电】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之离平，乃由于张自忠、石友三改变态度所致。今晨起北平四周城门大开，市内警察及保安队已在张自忠节制之下，图实现日人所计划之“华北特殊化”。张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市长自命，发出“安民”布告。现北平城内驻有张自忠三十八师部二团（一说四团），宋哲元已下令命所部集中保定。赵登禹部不愿与张自忠为伍，故仍在通州前线督战［１］。沙河石友三部保安队已被解决［２］。前来南京之宋哲元代表昨电宋氏报告前赴北平，北平枪声已停。

【本报南京二十九日电】张自忠今晨七时接见日本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商谈“善后办法”。

【快讯社北平二十九日电】北平形势，二十八日午夜骤生重大变化，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因被环境所迫不得已二十八日午夜离平赴保，平津一切军政大权暂由张自忠处理。

———上海《大美晚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解读［１］此时赵登禹将军已经在南苑战斗中殉国。

２７０七七事变真相［２］指石友三所属阮玄武部。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载：“访林少英，谈张自忠有两团兵得日方特务机关谅解，已调入城，改为保安队。”（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上海《申报》夕刊１９３７年８月３０日载《沦陷后的北平》一文称：“日军进城后，首先将全市警察武装，完全解除。”７月２９日张自忠就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等职［１］【本市消息】时局急转直下后，宋哲元、秦德纯等前晚已离平赴保。临行令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主任，并兼代北平市长。张于昨日下午二时先赴市政府就职，由秘书长周履安迎入。社会局长郭贵蠧、工务局长富葆衡、卫生局长谢振平等均到场参加。张即向全体职员训话，略谓：本人于昨（二十八日）晚七时，奉到委员长命，接代北平市长。值此时期，实不容辞。委员长意旨，向来主张和平。昨晚九时赴保前，仍谓须贯彻初衷，故特由平赴保。本人奉命负责地方，决尽力做去。诸位在本市服务多年，成绩极好，希望本以往精神安心服务。值此国家危难之秋，人事方面决不更动。此次事件能得和平解决者，乃系第三者出头奔走，决定三十七师部队全部离平，由保安队在平维持地方。日方曾约定，该国军队，决不进城云云［２］。旋张于三时，至政委会就任新职。该会常务驻会委员齐元、贾德耀，及委员陈觉生、魏宗瀚、李思浩、章士钊等暨会内各处长、科长、主任等均出席。首由兼秘书长杨兆庚迎入，对内部情形略询，旋召集会内处长以次各主任、科长训话，略云：此次奉委代理委员长职务，深感材辁任重，不胜负荷，唯有遵循宋委员长爱护和平，为地方谋福利之宗旨努力做去。诸位在会，学问经验，均极优良，尚望继续过去精神，努力勿懈云。

临时会议：训话毕，旋于下午四时临时会议，出席委员：张自忠、贾德耀、钮传善、齐元、陈觉生、李思浩、胡毓坤、章士钊八人，列席人员：杨兆庚、魏宗瀚、潘毓桂、邵文凯、田春芳、邹泉荪六人。

———北平《世界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日解读［１］按张自忠的公开谈话，有两点值得注意：（１）他称是“奉到委员长命”代理诸职，负责维持地方局面；（２）称“遵循宋委员长爱护和平”之旨，以使事件“和平解决”。则即使他要求代理诸职颇使宋哲元不快，而宋哲元还是期望他能与日军达成和解的。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７１［２］事实上日军某部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４日即进入北平。《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５日报道，８月４日“午前九时半，日军某部队开入北平城。由前门入城，经长安街开入市内”。８月８日，日军大举入城后，北平就完全在日军的军事管制之下，所谓“为地方谋福利”而新组成的冀察政委会，显然对局面的控制无能为力，其中不少人接下来倒成了伪治安维持会的成员了。城头变幻大王旗，将让张自忠醒悟此时组阁以维护和平、维护冀察政委会团体利益，实在是一厢情愿。

张自忠电饬天津有关人员与日人合作“维持地方”［１］【天津】张自忠三十一日有电致津市府参事边守靖［２］，饬暂代理津市长，边表示两点：（１）渠为市府首席参事，应对市政随时加以维持；（２）同时渠又为地方人，亦不能坐视不顾。惟就任市长一职，目下尚谈不到。（三十一日中央社电）【天津】警察局警察长李景阳［３］，卅一日晚上五时，已就任津警察局长职，六时在特二区警察分所召集各分局长、特区主任开会，即派出着黑衣之警察［４］，在特二区等处值岗。闻李现向日方商定，凡有黑衣警察所到之地，日军即分别撤退，至所有零星保安队，亦由李负责缴械。（三十一日中央社电）【天津】此间现正拟组织地方维持会，并拟推高凌靇［５］主持一切。惟高现寓河北，因交通隔绝，尚未接洽。（三十一日中央社电）———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解读［１］原主标题：“张自忠电饬边守靖代理津市长”；副标题：“李景阳就任津警局长，派黑衣警察分处值岗；津市拟组地方维持会，将推高凌靇主持一切”。按由谁任市长，一定会向日本通报，甚至须征得日方批准。因为当时日本方面曾打算派日本人担任天津市长，因受到英美领事反对而作罢。既然如此，张自忠提名的代理市长，岂能不征得日本方面的同意？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载：“胡维云、蒋雁行云：日本派樱木为津市长，英美领事抗议，未宣战不能占领土地，未占领不能派员管理行政。故收回，改由边守靖代理市长。”（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２］边守靖（１８８５—１９５６），字洁卿、洁清。早年留学日本。曾受聘为冀察选举县参议会筹备处处长。张自忠任天津市长，聘他为市政府首席参事，曾随张自忠访日。平津沦陷，以县府参事职临时维持秩序。后不问政事，屡次拒绝日伪让２７２七七事变真相其出山任职之请。

［３］李景阳，亲日派，在天津抗战的三十八师一撤离，他即率警察“投诚”，请日军停止攻击。随后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为日军维持秩序。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报道：“津市经廿九日澈夜激战，又遭日机不断轰炸，今晨（三十日）形势陡变，廿九军一部及保安队，暂向静海方面撤退。全市四千余警察，均被日军解除武装。现奸民乘机活动，将有类似治安维持会之组织出现。（三十日专电）”［４］国民政府规定警察夏季制服为黄色，平津沦陷，“治安维持会”即令警察一律改穿黑制服，从形式上表示脱离国民政府。

［５］高凌靇（１８６８—１９４０），曾参加日本驻军操控的“中日同道会”，热衷于亲日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又任“中日密教研究会”副会长，以佛教为名，与日本进行勾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他出任委员。天津沦陷，他又摇身变为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长；不久，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他继续任政府委员、天津市市长、河北省省长等伪职。

冀察政委会人员调整，汉奸人数增加［１］【本市消息】顷闻确讯，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张自忠氏，以本会各委员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以致开会讨论事项不易进行，特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八人一律开缺，余情续志。

———《冀政会八委员开缺》，载《北平晨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顷闻确讯：冀察政务委员会，昨日开缺之委员缺额，本日（三日）业经延聘，名单列左：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潘毓桂、江宇澄、冷家骥、邹泉蒸、陈中孚。

———《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八人》，载《北平晨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４日解读［１］冀察政委会的成员改组，是张自忠在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时主持的亲日之举。此举也成为张自忠留平被人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替换冀察政委会成员，或者说撤换国民政府的地方要员，一直是日本方面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同时也是国民政府一直责令冀察当局必须坚持、不受日本左右的权力。因为它在一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７３定程度上反映着主权由哪一方掌控的问题。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载：“日本尚要求更动人事，此亦一难题。”２０日又载：“蒋在庐山谈话会言……对于解决卢沟桥事件有四原则：一、不失领土，二、不变更冀察组织，三、不更动人事，四、二十九军驻地不受拘束。”（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当然，在平津已经沦陷的形势下，日本已经可以直接干预华北地方政权的兴废，张自忠想通过改组冀察政委会以向日方示好，实际上已失去意义。日本人打算直接将冀察当局撤除，已不在乎委员会委员的构成情况了。

张自忠脱离军籍【本市消息】张自忠已向宋哲元辞去三十八师长，遗缺由李文田接充，张现已脱离军籍云。

———《张代委员长现已脱离军籍》，载《北平晨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报载张自忠辞三十八师师长职，后任由李文田接充，张已完全脱离军籍矣。

———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原刊取篇名为“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舆论称张自忠与诸汉奸暗起纷争［１］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初，因地方当局镇定维持治安，人心均极镇静。嗣因宋哲元等离平，市民感觉顿失地方长官，乃发生莫大疑惧。及张自忠任伪平市长及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平市一切合法机关，遂均失其自由，而堕入非法压迫之下［２］。

顾张自忠初握冀察政权，正在力求某方许可及赞助之际，江朝宗、冷家骥辈所领导之伪平市地方维持会，亦骤然出现，双方对于政权，确曾一度争夺［３］。同时张允荣、张璧、贾德耀、李思浩、齐元五人，构成冀察五政委，并由潘毓桂谬充平市警察局长。中间曾经一度之演变，张自忠首先知难而退，但欲远行而又不可能，遂托病投入某外国医院。至在平拥有政权者，则为齐元等五人，遂与江朝宗等主持之伪维持会，并存于平市傀儡舞台上［４］。

———《沦陷后的北平》，载上海《申报》夕刊１９３７年８月３０日解读［１］当时舆论对张自忠一片讨伐，本文也是其中之一。

２７４七七事变真相［２］７月２９日以后，冀察政委会委员及其他一些要害机关（如警察局等）的负责人员陆续被撤换，报社被日伪管制，宋哲元等原冀察政委会要员的住宅被查封，可见确实发生了亲日的动向。这固然是众汉奸合力所为，而最初作为冀察政委会代理委员长的张自忠也是难辞其咎的。

［３］张自忠代理领导的冀察政委会，具有受国民政府中央管辖的性质，即使其中不少委员已撤换，加入了一些汉奸，仍不可能得到日本方面的看重；日本需要另组傀儡组织，由此“治安维持会”应运而生，众汉奸又纷纷跻身其间。冀察政委会与维持会形成矛盾也就势所必然。舆论称双方“确曾一度争夺”政权，或可理解为张自忠试图保持冀察政委会的领导权。然而，日本人支持的是汉奸主持的维持会，将张自忠边缘化，以达到最终让冀察政委会消亡的目的。张自忠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对局面已失去控制力，很快就不得不选择辞去政委会委员长和北平市长诸职，随后又悄然离开了北平。

［４］齐元等汉奸掌控了冀察政委会后，又与江朝宗主持的伪维持会同流合污，使冀察政委会很快自动消亡。

舆论称张自忠在平主持无力［１］【南京】京中某机关接卅一日平电，张自忠部入城之部队多已改为保安队，每日晨昏均由日人询话。张等已无主持能力，诸事皆由汉奸操纵，前途尚有演进。

（二日中央社电）。

———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南京】据报日方重要人员谈话，对张自忠已不信任，并谓张璧、张允荣等乃利禄之流，无何期待，故平津将另有演进。（五日中央社电）———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６日解读［１］通州保安队反正之后，日本人对于伪军乃至汉奸颇失信任，故张璧、张允荣等一心要与日本人和谈的人也很受猜忌，而麾下三十八师正与日军作战着的张自忠，就更谈不上被日本人信任了。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７５２．临危受命说新闻报道称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召赴北平【天津二十五日中央社电】卢沟桥日兵迄无撤退之意，张自忠奉宋召［１］，于二十五日下午由津搭车赴平。

【本市消息】天津市长张自忠，于昨日下午七时二十分乘四次沈平特快车由津抵平，该车因在津站候张上车，致误点五十分钟。秦德纯、石友三、陈继淹［２］、杨兆庚等均到站欢迎［３］。张氏下车后，换乘汽车赴私寓休息，当晚谒宋［４］，报告津市政情云。

———《北平晨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天津】张自忠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零五分，赴平谒宋，报告卢事善后，宋拟召冀察要人再加商讨。（二十五日专电）———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解读［１］一些回忆录说宋未曾召张自忠赴平，获悉张自忠由津至平，很惊讶，问他来平干什么？这一说法与当时的新闻报道不符。宜以当时新闻报道为据。

［２］陈继淹，时任北平戒严副司令、警察局长。

［３］秦德纯等要员到车站迎接，此事不会假，则张自忠赴平应是提前向北平当局做了通报，才可能安排要员接站。

［４］当晚在宋宅举行了冀察各要人紧急会议（详后《申报》报道），张自忠乃自津到平赶来参加会议的（而不是“逼宫”说所言是专门为“逼宫”而来平）。开会的议题，据《申报》报道，包括张汇报“卢事善后”问题，指的应当就是与日方谈判的情况。

７月２５日夜冀察要人在北平召开紧急会议［１］【北平】宋哲元廿五晚在进德社召集冀察各要人会谈，张自忠赶来参加，迄深夜尚未散，对时局问题，有重要商讨。与津日军部廿五日之会议［２］，遥遥相应，同等重要。（二十六日上午一时急电）———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２７６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７月２５日，中日双方高层均在开紧急会议，日方会议显然与次日发布最后通牒有关；中方则在研究与日方谈判结果以及接下来几天的对策。《申报》报道副标题称双方的紧急会议“为决定北方局势紧弛之枢纽”。此时正是大战前夕，据以下摘录刘健群的回忆，宋哲元已在此时谈及自己赴保、张自忠留平的设想，那当然是准备在最危急的时刻采取的措施。然而，７月２６日的《申报》还报道：“宋哲元应付当前外交，态度极镇静……平市僻巷沙袋，今再令全部撤除。”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境地，也就还不会认为必须实施自己赴保、张自忠留平的设想。

［２］７月２６日《申报》报道：“传津日军部今日下午开重要会议，松井即系奉命参加。此会内容极重要，为决定华北时局紧弛之枢纽。（廿五日专电）”宋哲元向刘健群说明下一步计划［１］有一天，大约是七月中旬［２］，蒋先生约见我，要我和宋的驻京办事处处长戈定远先生一同飞北平，劝宋即刻到保定，不必留平津与日本人纠缠。【中略】我和戈定远君于次日下午飞抵北平。局势相当紧张，环境也不如从前的单纯。秦绍文兄（秦德纯号绍文）先将我秘密招待在颐和园休息，到天黑后才派车接我入城去和宋见面。这时北平的城门已经掩门站岗堆上沙包，有如临敌，不问而知问题的严重性了。

和宋见面时，好像只有秦绍文和张自忠两人在座。宋对我说：“蒋先生要我去保定，不和日本人谈判，是不是已经准备和日本人打仗？为什么中央不派军队来？”［３］言下之意，对中央作战准备是否充分表示怀疑。看宋公馆内的情形，和宋脸色，都充分表示有些凌乱和绝对的不安详。我于是单刀直入的向宋说：“蒋先生要你去保定，不是单纯的要和日本人决裂打仗，但也不是不打仗。”宋向我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也是凭一时灵感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比方。我说：“宋先生你会不会打扑克？”他说：“也懂一点。”我说：“日本人的牌，也是货真价实的三筒；中国方面，顶多是表面的一大对。现在日本出了钱，蒋先生看牌是输，不看牌也是输。唯一的办法，是来一下反拱，让日本人有若干分之一的顾虑，也许会知难而退，以求得万一的和解。这叫做‘以战求和’。”宋问：“万一日本人真要看牌，蒋先生怎么办呢？”我说：“这时人事已尽，只好推翻桌子打架，不计较输赢，不问生死了。所以我说，不是一定要打，不是一定不打，中央的宣言‘和平未至最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７７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当时党中有人主张改‘牺牲若至最后关头，定必然牺牲’，但中央还是采用前句，足见一字一句都用尽了心血。蒋先生要你去保定，作出不畏战的姿势，也许由中央应付，还有一线的希望。若你老在北平，作焦头烂额的应付，太软了只有屈服，屈服的结果，是必然一战；太强硬了，便只有一战。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成事不足，败事有馀，蒋先生的用意和苦心，宋先生你明白了吗？”宋很兴奋的说：“健群兄，你今天来说的，才是合乎人情的真话。他们都对我说是蒋先生要我去保定，准备一战，不要我和日本人来往，所以我真是听得不耐烦。”接着，他慨然的说：“健群兄，现在话已说明，你先回去对蒋先生说，宋哲元绝不会卖国。现在北平城内无兵，是一个空城，我在三天之内，尽量和日本人敷衍，一面速调三团兵入驻北平交张自忠负责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４］我此行的任务算是达成了。但宋回顾了秦绍文和张自忠一眼之后，又向我说：“健群兄，照目前情况，恐怕日本人不容许我们延宕，战争也许不可避免。我也不留你，此刻便请你们离平回去。如果庆幸而无事，三天之后我必到保定；若果不幸，已发生战事，请你通知孙仿鲁兄即刻过河援我，再报告蒋先生。”———刘健群：《银河忆往》，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９９—１０１页解读［１］刘健群（１９０２—１９７２）。曾任复兴社（即所谓蓝衣社）的书记长，是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复兴社骨干。他的回忆表明，中央虽极力让宋哲元准备抗战，但也不是完全拒绝和谈。宋哲元对中央这一态度甚为高兴，因为这也正是他所努力去做的事情。宋哲元与刘健群见面时间应是７月２５日晚，此前宋哲元一直摸不透中央的用意，也想不好与日大战的话，究竟如何打法。中央军事机关长官会议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５日《卢沟桥事件第十五次会报》载：“宋明轩电徐主任、冯副委员长，谓中央积极准备，似有把握，究竟此战如何打法。似系探询中央内情之意。”（《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２］按：应是下旬，或就是７月２４日，因文中言及作者次日晚与宋哲元交谈时，张自忠在场。

［３］中央军早已到沧石一线，冀察当局一再要求中央军勿再前进，以免刺激日军，影响和谈。但冀察要人对外从不说是自己让中央军止步，甚至还在一定的场合将平津不保诿过于中央军未及时救援。刘健群回忆宋哲元对他说过中央２７８七七事变真相“是不是已经准备和日本人打仗？为什么中央不派军队来”；据说张自忠后来对韩复榘也说过类似的话：“汤恩伯已进驻绥察，刘峙部已进抵平汉路的保定以南，尚有卫立煌率部进驻平汉中段之新乡铁路西侧，胡宗南已沿津浦线前进。看来中央已有抗战决心。宋与我原均主张大拼一番，得此更增强杀敌决心，这在事变当中在平郊表现的杀敌精神，牺牲精神，是可以证明的。敌方三次增援，足见被我歼灭数量之大，但我军损失自亦惨重，所有三路援军如同隔岸观火，中央还一再命令坚守，很明显的是要借敌人的力量来消灭我们。”（苗培萌：《我所知道的张自忠》，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１９册，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这些说法反映了冀察要人对中央的不信任。因此，中央不得不派人来做解释工作。

［４］如果刘健群与宋哲元见面时间在７月２５日夜间，当时宋哲元说三天之内继续与敌周旋，同时调兵入北平，那么三天之后（２８日），“三团兵入驻北平交张自忠负责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这就是说，在２８日深夜北平变局发生以前的三天，张自忠留平、宋哲元赴保，是早已在宋考虑中的安排，则说张自忠“逼宫”就难以成立了。由于日军是在２６日下午发的最后通牒，宋哲元是２７日发表的抗战通电，则宋与刘的谈话，只能是２６日以前一两天的事情。因为日军发通牒后，宋就不可能说再用三天时间与日军谈判敷衍。由于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形势急转直下，刘健群未能及时离平，因而７月２８日上午蒋介石还发电报给秦德纯和刘健群，催他们立刻力促宋哲元赴保定。

马彦罛回忆事变期间张自忠一心为国七七事变发生，将军正在北平患痢甚重，宋委员长则尚在山东。将军扶病，与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向日方在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１］交涉。因此时日司令田代有病，由桥本代行。往返谈一日夜，总算谈判成立，仍不外双方停战，宛平县改由我保安队驻守，各惩办肇事者等等。偌大风波，似已平安渡过。但是白天平静，到了晚间，总有枪声。嗣桥本赴北平，由将军及冯主席秦市长在北平商谈。待至七月十二日，宋委员长由原籍到津［２］，双方又改在天津谈判。于是今日谈，明日谈，直到七月二十日，宋先生回平，翌日将军也因公去平［３］。

我曾告诉将军：“日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且近日不断运兵，中日大战，恐不可避免！”将军说：“此层我亦明白。究竟中央预备到如何程度，此间尚不尽知；我们军队，尚散驻各处，我刻赴平，将请宋先生即派大员，赴中央请示（结果宋先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７９生派张樾亭参谋长于七月二十三日由平赴京）。并一面集中队伍，以备万一。不过兹事重大，小之糜烂地方，大之关系国家民族之存亡，一切秉承中央指示，审慎从事。断不能以个人愤激，轻起衅端，贻误国策。”此将军主持慎重之意也。迨二十四五日，逾趋严重；二十六日，敌又在廊坊向我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寻衅，刘即予以迎头痛击。或谓敌只打三十七师（冯治安任师长），不打三十八师（将军任师长），可见完全是敌人挑拨离间的谣言。二十七日敌又占我丰台。宋委员长及将军以下各将领，均已忍无可忍。时平津交通断绝，将军即奉命在北平任城防总司令。将军抱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决心，一面以遗嘱电天津家属，嘱托家事；一面电我及公安局长李文田，略谓：“我们都受了国家豢养多年，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职责，方对得起国家。刻我任北平城防重任，津市府事务，令彦罛负责，驻津附近各军，由李文田就近指挥（李兼三十八师副师长）。

我已〔以〕身许国，顷已预嘱家事，盼兄等共体余意，把握时机。”此将军早有抗战决心，且即以身许国也。

———马彦罛：《纪荩忱将军》，载《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张上将自忠纪念委员会编印，１９４８年９月解读［１］桥本，原文俱误作乔本，径改。

［２］宋哲元于７月１１日到达天津，不是１２日。

［３］张自忠不是７月２１日由津到平，而是２５日赴平。唯马彦罛所言张自忠“因公去平”，似乎表明张自忠是奉召为公务而非为了私心赴平，这与一些观点认为张自忠擅自赴平之说有别。

报纸报道张自忠一心维持北平局面，全力“以身寄国”【北平今晨三时半电】半官方面消息，宋委员长已由平赴保定坐镇，秦德纯市长随行；政委会委员长暨平市长职，均由张自忠代行，并坚守北平。张氏昨曾有电到津致其七弟，内容略称：国家养余二十年，今当国家存续之交，决以身寄国，家事请弟料理一切，勿以余为念。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２８０七七事变真相张自忠自己明确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１］七月二十八日晚奉委员长宋令开，“本委员长赴保，所有会内一切事务，由张委员自忠代理”等因奉此，遵即于二十九日就职视事，业经分别公布在案。当时军情紧迫，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国为民，义不敢辞，是以不避艰危挺身担任。

———《北平晨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６日解读［１］这是张自忠辞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等职时，致委员会诸常委的信中一段话。

徐永昌日记谓宋哲元迫于形势，令张自忠代自己职七月二十八日宋明轩处据云南苑损失太大，佟副军长阵亡，赵师长受重伤，下落不明，平津随处皆遭攻击，不得已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留赵师两团及阮玄武二团，维持平市秩序。

———《徐永昌日记》第４册，１９３７年７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１９９１年，第９１页宋哲元亦幻想张自忠能与日达成和平局面［１］【本市消息】华北时局，自二十八日夜，宋、秦离平，三十七师南撤，大局已趋和平解决途径。连日此间中日当局正会商善后办法。宋委员长为贯彻和平主张，顷有艳电致张代委员长，谓已令中央军在到达地点停止，望转告日方，勿再使军事行动扩大。兹录原电如次：（特急）张师长荩臣弟鉴：○密。兄今早三时到保，勿念。兄为贯彻和平主张，已令饬北上中央各部，一律在到达地点停止待命，第二步再设法令其调回，望即转达日方，勿对各该部有军事行动为要。小兄宋哲元。

艳丑［２］。

———北平《竞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８１图７５宋哲元赴保定后，张自忠留北平继续与日方周旋解读［１］宋哲元一到保定，即发电报给张自忠，让他与日方周旋，希望勿扩大事态；并将自己南撤说成是按日方通牒要求进行的，以期让日军不再进攻。

［２］艳丑，２９日１—３时。宋哲元于２９日凌晨３时到达保定，则此电文应是他到达保定之前即已拟好。

宋哲元希望通过张自忠在北平的周旋能缓和局势［１］他到保定的那天（七月二十九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长途电话给杨兆庚（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给他的任务是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询问北平的情况。据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

———吴锡祺、王式九：《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２８２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宋哲元一到保定，一边给张自忠发电报，一边让秦德纯给杨兆庚打电话，希望看到局势的缓和。显然当时宋哲元还十分倚重张自忠在北平的斡旋。

１９４６年陈继淹回忆张自忠留平记得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七月二十八日北平南苑血战，佟副军长麟阁、赵师长登禹两位将军殉国之后，宋公明轩为了整个战略计，决定移军保定。同时将我个人也解除北平戒严司令和警察局长职务，随军同行。将军受命留平维持。在离别的一刹那间，将军满眼热泪，痛苦地对我说：“仰之弟同你，都是抗日英雄，我为何……”说到这里，他黯然泪落，接着说：“你们先去，我最大限度在此维持十天，到保定时再见吧！”当我俩分手时，将军所受的刺激，是无法形容的。

———陈继淹：《忆张荩忱将军》秦德纯说宋哲元赴保、张自忠留平是二十九军高层一起商量的方案［１］是日［２］下午宋将军、张自忠师长及作者等，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南苑战事。【中略】宋将军即同我们商量尔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防守北平，由作者负责指挥；（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平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冯师长同作者到永定河南岸布防。正在研究采取何一方案尚未决定时，适奉蒋委员长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３］。宋将军遂决定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而于廿八日晚九点，率同冯师长及德纯等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转赴保定。到长辛店时，围攻卢沟桥之敌炮兵，集中向长辛店车站射击。我们到洋旗外面登火车赴保定。从此伟大的抗日战争，遂全面展开。

———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６２年出版解读［１］自７月２８日１５时到２１时，二十九军在平几位要员一直在商议下一步方案，秦德纯是当事人，他的回忆是说，商议到最后由宋哲元拍板，决定张自忠留平与日军周旋，其他人率部去保定。这样的安排似乎是团体的决策，而非张自忠个人“逼宫”的结果。１９３９年出版的《我们的战士》一书载有《在抗战前线的张自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８３忠》一文，是记者对张自忠的采访报道，文中记述张自忠对记者说的话：“那时候，我们四个人，宋委员长、秦市长、冯师长和我便讨论着如何应付这样的危局，当时宋委员长说：‘自忠，你负责守城。’我曾经力辞，说明我恐不能胜任，那时大概下午四点钟吧。宋委员长只在那房间里来回走着，寻思解决这一当前的危机。这样保持了一个半钟点的静肃，终于他立定了身子，大声地说：‘我命令你守城，你得为国家出力，虽然牺牲你，你也得去干。’他说完了话，便立刻预备走。我知道委员长既已决定，同时我们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因此我就答应了，而要求给我一个限度。‘给你十天吧。’委员长临去的时候这样说。”［２］指７月２８日。

［３］按蒋介石早就让宋哲元去保定，前后多次催促，不是此时才提出。故不能将此作为宋匆匆赴保的理由。

李景铭日记谓宋哲元提出让张自忠留平之传闻［１］八月三日日本大队至矣，以此而有二十八日之剧战。【中略】是时二十九军虽损失过半，尚可支持。而日本恫吓东交民〔巷〕外交团，谓二十九军果不退，当以毒瓦斯轰炸平市，请外交团自觅安全之地。外交团乃代市民请命于宋。宋曰：余有四条件，日可以者，余可撤兵。一、张自忠维持军政；二、以张璧维持电灯，以潘毓桂维持公安局；三、日兵不入城，不放弹；四、和战俟到保定再议。外交团承认担保此条件，而宋果撤兵矣。

———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７月，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原刊取篇名为“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解读［１］这是一则传闻。其可疑之点：第一，日军在战争初发动时，也会顾及国际影响，怎么可能对各国使馆说要“以毒瓦斯轰炸平市”呢？其次，７月２８日作战最剧烈的时候，是否有外交团来调停？甚至于他们竟然能为日军打保票，表示如果宋撤退，他们可以“担保”日军停止进攻，已下定决心要围歼二十九军的日军，需要别国使者来调停吗？第三，宋哲元对张璧、潘毓桂等亲日派是处处加以限制的，在此危难时刻，他怎么可能对这二人有所指望而安排他们的职位呢？至于让张自忠维持军政，是后来的事实，重要之点在于，这是宋哲元主动安排的，还是张２８４七七事变真相自忠自动提出后宋承认的呢？我们认为应是后者。

刘汝明谈对张自忠留平的误解哪知当晚又接得报告，南苑陷落，佟副军长、赵师长阵亡。宋先生、秦绍文也辞职，所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主任、北平市长等职务，全由张自忠代理。政委会也改组了，容纳了一批亲日分子。

晴天霹雳，使我大为困惑，荩忱决不致当汉奸，更不会出卖宋先生，可是事实如此，如何解说？一时部队也大为愤怒，把张荩忱的像〔相〕片（二十九军部队都有旅长以上将领像〔相〕片挂在各级本部）统统撕毁。大约二三日后，石振纲旅自北平突围到了察哈尔。我问他们，他们也莫名其妙，只知道南苑因为赵舜诚刚到，一三二师部队还没有进去，都是些军直属部队和一部分骑兵防守。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着步兵猛攻，佟副军长、赵师长先后阵亡，部队溃散。宋先生离开北平后，张荩忱叫他们换军装改保安队，他们不愿意，又过了两天，召见石旅长和两个团长，见了面只说了一句话：“不成了，你们赶紧走！”当晚他就突围出来。我们对荩忱的误会，一直不解。后来在冀南作战，又见到宋先生，才知道荩忱当时完全是以“跳火坑”精神，自我牺牲，希望他在北平和日本人周旋，掩护宋先生离开，争取时间［１］。以后仍有很多对荩忱不谅解的流言，但是看后来三十八师改编为五十九军后，宋始终命副军长李文田代理，虚位以待荩忱回来。当时荩忱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长官，应该是绝对可信的。

———刘汝明：《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５卷第１期，１９６４年７月解读［１］当时从二十九军内部到社会，人们普遍对张自忠有看法，认为他“出卖宋先生”。然而刘汝明此文称，那都是误解，他听宋哲元自己所说，张自忠乃“自我牺牲”，有“跳火坑”精神。

李致远称张自忠留平为临危受命［１］张师长说，七月中旬［２］，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密电，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谈华北抗日局势。到京［３］后，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宋哲元说：“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心血建的，留下的这点底子（指二十九军），我们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８５得给他保留着［４］。这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冯治安师（冯为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主席，驻保定）已被日军打了多日；刘汝明师（刘为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主席，驻张家口）在察哈尔省也被打了［５］，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队从石家庄以南开到南苑作战，赵已阵亡；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战线拉得很长。二十九军的队伍，很容易被日军消灭。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望你忍辱负重，好自为之。”宋还对张说：“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刘汝明师正在南撤，赵登禹师正由南苑回转，部队将全部撤到保定到沧州一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指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市长）。”张先不愿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６］两人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张对我说：“这些情况别无人知道［７］，我只与你说了，暂时不要向别人说。”张自忠将军按宋哲元的计划维持七天后，即隐藏起来。九月间，张化装为司机助手，与已接洽好的美国商人的汽车司机一起，逃出北平到天津，以后由天津上轮船到烟台。此时，全国骂他是“汉奸”“卖国贼”，这些人不知道，张在烟台下船后，看到这类骂自己是“汉奸”的标语后，当即坐汽车到济南见韩复榘。

韩的副官认识张自忠，两人走到韩的屋门口，副官先进屋内报告，韩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张在门外听见这话后，即进屋内对韩说：“我给个东西你看看。”张即出示宋写的证明，韩看后说：“明轩（宋哲元的号）不应该叫你背这个黑锅。”韩即给南京打电话，蒋介石接电话，叫韩派人把张押解去南京。

宋哲元得悉张的情况后，即派秦德纯等人到京为张说话，说明张自忠是为保持抗战力量不得已才留在北平的。

这时（约在十月），三十八师驻在山东平阴一带，部队官兵知道张师长被押解的消息后，非常关心他的安全。为了营救张师长，我们三十八师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就地闹独立，任何人调不动，谁来打谁，非张自忠亲自来不行，刘振三、董升堂、黄维纲和我四个旅一致行动。我并表示，此举如有问题，由我负全责。

【中略】宋军长回大名军部后，曾多次给三十八师调令，我们也不理他。他又给各旅单独调令，我们仍然主张调队伍非张自忠亲自来不行。最后只黄维纲旅过了黄河（也未走）；刘振三、董升堂和我三个旅仍未动。

２８６七七事变真相宋见三十八师调不动，又电副师长李文田前去军部。李文田到我旅和刘振三旅部大哭：“不去又不行，去了宋非枪决了我不可。”当时各旅都派人去南京打听师长的消息，与师长接头［８］。由南京回来人说，张师长在南京很自由。三十八师各部才开始听从军部指挥。

———李致远：《和张自忠将军的一次谈话》，载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１５辑解读［１］李致远，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独立二十六旅旅长。这是１９８１年李致远回忆、顾相枢整理的文字。因时代久远，这段回忆在细节上存在一些纰漏。

［２］张自忠于７月２５日到达北平，不是７月中旬。

［３］指北平。

［４］当时二十九军实已摆脱冯玉祥的影响，冯后来想再插手这支军队的事，被二十九军一些人认为是搞阴谋。因而宋哲元不可能提出为冯玉祥保留一点军队家底的说法。

［５］日军于８月初开始进攻察哈尔，宋哲元对张自忠谈留平问题时，此事尚未发生，不存在刘汝明部被攻击情况。下文说刘部此时南撤在时间上也不正确。

［６］宋哲元让张自忠留平的原因之一，就是让他与日方交涉，迟滞乃至平息日军的进攻，以掩护二十九军的南撤。保存二十九军实力，避免被日军围歼，是宋哲元率部离平的主要原因。“宋委员长哲元、秦市长德纯、冯师长治安等，鉴于敌已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先制作战，且敌我装备悬殊，而我军兵力复未集中，为避免包围被迫决战计，乃授权天津市长张自忠留平，代理一切事宜，即于当夜十一时离平赴保，主持军队之收容整理，北平遂陷。”（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７］一说，宋哲元是与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一起商议赴保与留平之事的，而此处说宋是单独与张谈此事，另据萧振瀛回忆，冯治安说当时忙于指挥战斗，张如何与宋谈留平之事不详，这是说冯不在现场。二说不知孰是孰非。

［８］马彦罛《纪荩忱将军》亦载：“将军的部下，不断派人到京，促请将军回任。将军总是令来者传语全军，严整部伍，好好抗敌，一切遵从中央明令。”（载《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张上将自忠纪念委员会编印，１９４８年９月）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８７张宗衡认为张自忠留平是替人受过平津两地事先并未准备固守。这时日方又向宋哲元发出紧急通牒，要他和三十七师一起撤离北平，还可继续和平谈判，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宋是边疆大吏，守土有责，不战而退，舆论和国法难容；若战，又可能成为阶下囚。宋哲元进退维谷，不得已，来个偷梁换柱、金蝉脱壳之计，退往保定［１］，留张自忠在平作缓冲。就当时来说，是弃卒保帅。但事隔数十年之后，竟有一些人撰文，说张自忠当时是“逼宫”谋一己之私。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对历史负责，以我所知道，叙述如下。

（１）旧军人都是讲求实力的，手中有了枪杆子，才能称霸一方。如果张自忠逼宋哲元下台，宋七月二十八日晚离平赴保定，为什么张自忠又于七月二十九日晨二时命他的部队在天津袭击日寇后，全部退到津南，归宋哲元指挥呢？［２］【中略】（４）张自忠留平拒绝日寇要他通电反蒋和共同反共的要求［３］，即躲藏起来，冒险由平化装赴济南，并电宋谈判经过。宋即派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到济南欢迎他，并陪他到南京见蒋介石。如果是逼宫的话，他也无颜再向宋报告经过，宋也不会派秦德纯陪他到南京。张自忠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由济南致全体将领亲笔信一封［４］，也记述了他是奉命留平的。【中略】（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何基沣师失守大名，退到东明县整训。据当年七十七军的参谋张清波、七十七军的团长李鸣吾回忆：有一天，宋哲元集合军部人员及部队，介绍张自忠与官兵见面时说：“张自忠留平是我的主张，是为掩护部队安全撤退的。二〔五〕十九军军长未派人，就是给他留着的。现在他回来了，就叫他去当军长。”（７）张自忠殉国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陆军大学读书。我去巴县中学看冯玉祥先生，冯说：“张自忠阵亡，是他不该带七十四师那个队伍去打仗。他们正在闹家务，不团结，怎能去打仗？”又说：“张自忠从北平逃出来，我与蒋介石写信说，张自忠是为长官担过，还应叫他回去带队伍。”还说，“我对李宗仁说，李文田带不好那个部队，还是叫张自忠回到原部队中去好”等等。

从以上事实来看，张自忠留平是临危受命。他是替罪羊。

———张宗衡：《回忆张自忠将军》，载《文史资料》，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１９８５年解读［１］宋哲元撤离北平，一是因大战已开，形势对二十九军不利；二是中央一直２８８七七事变真相催他离平赴保指挥，此时再不能拖延了，因此他急赴保定。既非日军通牒让他撤离北平他就撤离北平，亦不能说是为个人自保而撤退的“金蝉脱壳”。

［２］按７月２９日天津抗战时，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部队无法与张自忠取得联系，向日军进攻命令是副师长李文田与部下商议后下达的；作战后退往津南，归宋哲元指挥亦属正常，此时已确定张自忠在平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与日方周旋，８月２日他已去除军籍，暂时无法领导他的三十八师。

［３］张自忠留平后的几天，未再与日方进行谈判。

［４］该信是写给第三十八师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的，信内容详见下引刘景岳文。

刘景岳１９８１年谈张自忠“临危受命”及南下［１］七月二十八日，平津两地均在激烈战斗中。当日下午三时宋哲元在北平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我军暂时撤离平津，集中力量实行外线作战，再图恢复。宋提出：为了安全撤退，必须留一得力人员与日寇虚与委蛇，以为缓冲，并对张自忠进行试探。张经过再三考虑，才慨然允诺，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于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委曲求全，关系个人名誉，恐不能为国人所谅解，事后应请委员长代为剖白。”宋哲元完全答应。随后又研究了应采取的措施和步骤，以及人事安排等问题。经决定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并决定政务处长杨兆庚留平，协助张自忠工作。一切安排妥善后，宋于当晚偕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悄悄离平去保定。

七月二十九日，张自忠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就代理委员长职。张当场宣布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改组［２］，将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改派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还发表潘毓桂兼北平市公安局长。新安排的委员中有些是亲日派和汉奸，这是在宋离平前商定的，是为了做给日本人看的。

张自忠留在北平，受命折冲，仍企图和平解决与日方的争端，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中国的部署已定，不再需要和平之伪装，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网罗一批汉奸，着手筹建亲日伪政权。张自忠见原来的设想已无实现的可能，故不能再在北平继续停留下去。当时北平已在日军占领之下，自己的行踪受到监视，于是便躲在美国人福开森家里。

同年八月初，张自忠化装成一个商人，在美国人福开森的保护下，一同乘车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８９潜回天津，隐居英租界；后乘英轮去烟台，再转济南。到济南后，立即电告当时在沧州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谓已脱险归来，请示今后行止。宋得知后，派秦德纯、张克侠等到济南表示慰问。当时在济南有人问他：“人家都说你当了汉奸，现在你得声明一下呀。”张自忠说：“我于心无愧，要骂尽管去骂吧。不过我张某绝不做叛国事。”后接蒋介石电报，让他到南京去，当即由秦德纯陪同去南京见蒋。行前于九月十五日给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写了一封亲笔信，内称：此次战事发生，我全体患难手足，均以国家民众观念为重，奋勇杀敌，不怕牺牲。此中艰难困苦情形，不言而喻。诸弟兄忠诚保国，无日不在念中。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委员长，面禀一切。在此期间，务望诸弟兄努力抗战，勿庸悬念。抑有言者，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能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多有不谅之处。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诸弟兄素抱爱国热忱，值此呼吸存亡，谅必誓死雪耻，不以忠言为河汉也。务望服从命令，拼死杀敌为盼。

从这封亲笔信的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张自忠的心迹。据随同张自忠一同到济南的随从参谋傅家骏说，在张自忠决定去南京时，有人曾对他劝阻，张表示：“我纵然为国人所不谅，中枢可能将我置之典刑，那我也是决心要去的。”其内心之坦白磊落，可以想见。

张到南京见蒋介石后，将他为了使二十九军安全撤退而奉命留平及脱险经过做了汇报，张说：“人家都说我是汉奸，但我是否是汉奸，请统帅鉴照。如果我有对不起国家的地方，就请以军法从事。”蒋对之慰勉有加，并委以军政部中将部附名义，暂留南京。旋经宋哲元的要求，蒋介石同意张自忠回五十九军，复任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３］———刘景岳：《为国捐躯的张自忠将军》，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１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解读［１］刘景岳，时任第二十九军独立二十六旅六七八团二营营长。按他的说２９０七七事变真相法，一是宋哲元离平前召开军事会议，试探地问张自忠是否可留下来与日谈判，张知留下有损名誉而慨然答应下来；二是在这次会上决定张可以改组冀察政委会，以利与日人谈判。但此二说均无直接史料作旁证。是宋求张留平，还是张主动要求留平；是宋让张改组冀察政委会，还是张主动改组冀察政委会，牵涉对宋对张的不同评价，故论述此问题不可以传闻为据。我们认为，应是张主动要求留平以稳定局面的，而宋也确实需要有人留下来与日方周旋，自然是欣然同意的；而改组冀察政委会，应与宋无关，是张过于自信、为与日方更好地周旋而为之，结果反而使诸汉奸得势，弄巧成拙，使自己失去了对北平局面的控制。

［２］并非当场改组，而是８月２日免去秦德纯等８人职，３日改任张璧等８人职。

［３］今人根据刘景岳与李致远等张自忠部下的回忆，对张自忠留平经过做了如下描述：“为了保存力量并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宋哲元于当日下午三时召集在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决定把部队撤到保定，委托张自忠暂代自己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留北平与敌谈判，以作缓冲。当时，是抗战还是妥协，国内斗争十分激烈，留下来与日本人打交道，是要背‘汉奸’罪名的。但张自忠毅然接受了任务。他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形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安全脱离险境，我愿担当这个重任，个人毁誉在所不计！’在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他给所部团以上军官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们‘团结一致，在副师长率领下听从军长的命令，坚决抗战’。二十九军于当晚撤走后，张自忠便孤处危城，在世人的误解谣啄之中，默然忍辱负重，继续与日寇周旋。不几日，日军便大批涌入城里，扶植汉奸，组织北平伪政权，并向张自忠提出通电反蒋、反共等无理要求。张自忠拒绝了日寇的无理要求后，他的行动处处受到刁难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张自忠感到日寇武力占领中国的方针已定，对它不能再抱幻想，自己继续留平已无意义，于是便托病隐蔽起来，于九月三日化装成汽车司机助手，潜离北平，重图杀敌报国的机会。”（张树相：《忠义之志，壮烈之气———记张自忠烈士》，载党德信、杨玉文主编《国民党抗战骁将》，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版）在这段描写中，有些情节未必准确，如说张自忠早知留平会背“汉奸”罪名而“毁誉在所不计”，实则张后来一直懊恨自己为一介武夫，不懂政治，“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好像被鬼所迷”。他是个极重名分声誉的人，不可能预知自己留平会招致“汉奸”骂名。他以为自己留平与日本交涉可以平息危急，怀着这样的简单想法使他堕入了日本人和汉奸的圈套中。

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９１阮玄武忆张自忠忍辱负重留平［１］日方又向宋发出紧急通牒说：若他和第三十七师全部撤离北平，还可继续和平谈判，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宋哲元当即召集在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２］，商量对策。他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暂离北平赴保定后，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部队转移时，北平必须留人与日周旋，以掩护撤退，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说到这里，他把目光转向张自忠。张领会到宋的意图，就毅然站起来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形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安全脱离险境，我愿担当这重任，个人毁誉在所不计！”宋很赞佩张的果敢，立即写了一个委任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绥靖主任、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军长［３］等职务的手谕。张接过手谕，激奋地流着泪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也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天傍晚［４］，宋哲元就带着原北平市长秦德纯、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和张维藩等离开北平去保定。

当时北平以北地区的司令是石友三，指挥两个保安旅；我任副司令，指挥三十九旅。那天，我一直在忙着布置作战，没来得及参加紧急会议。傍晚，我到石友三的司令部才知道宋已离平去了保定，恰巧这时张自忠打来电话，他把当天的情况扼要地告诉了我，并要我转告石友三按照冯治安的指示，随同三十七师行动。另外，叫我把三十九旅集合起来，恢复常态，避免敌人在和谈中找借口进行刁难。最后，他要我把队伍安置好后速到他那里。我和他晤面后，他把情况详尽地说了一遍，并给我看了宋留下的手谕。之后，他沉痛地说：“宋先生把我留下来，不是为了打，而是要我与日和谈以掩护部队撤退，免遭日寇包围。现在大家都撤退了，就剩下我们两人来维持这险恶的局面。敌人野心很大，平津的情况又很复杂，怎样才能渡过这个难关？我们要好好商量。你多考虑考虑，帮我多出出主意，共同维持好这里的局面。”我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遵照你的命令办就是了。”话虽如此说，可是我却整夜不能入睡，感到进退两难。首先，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决没有什么好结果，既想到自己的队伍若不撤走会被敌人吃掉，也想到个人的安危……想来想去，我决定不征求张自忠的同意，把队伍拉出险境再说。

次日（二十九日）我回到旅部，召集营长以上干部把当前的严重情况说了一２９２七七事变真相下，又把留在这里和把队伍拉走的利害关系告诉他们。最后强调形势恶劣，最好于当天傍晚就把队伍拉走。当时没人有异议，我就下达了撤离的命令。黄昏时分，我带着队伍轻装出发。不料，前面的队伍刚出动，营房那边就响起了枪声。我立即命令停止前进，把前面的队伍召集回来。我知道这支队伍带不动了，因为这个旅的绝大部分都是跟随张自忠多年的人，他们不愿离开他。没有张自忠的命令，他们是不会走的。于是我又把营长以上的干部集合起来，严肃地对他们说：“刚才我已经把一切情况都讲清楚了，你们既然不愿走，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不要怪我。”讲完我就回到城里。

翌日（三十日）中午，我去见张自忠，估计我要拉走队伍的事他已知道，可是我们毕竟是多年患难之交，彼此心照不宣，都不提起。他还亲切地对我说，和谈的前景不会乐观，敌人还在百般刁难，同时潜伏的大汉奸潘毓桂、陈觉生等借机向他要挟，要当北平警察局长、平绥铁路局长。他问我是否同意暂时担任一下北平城防司令，我拒绝了。接着日军又进一步要挟张自忠把各城门的警卫部队撤掉。当时张自忠和我的行动已被日方注意，一些大汉奸竟公然宣称要张自忠通电独立。在这紧要关头，张找我磋商对策说：“事态发展越来越坏，你能否帮我缓冲一下，把当前的难关渡过？”我说：“我俩情同手足，凡是我能做到的，就坚决去办，可是绝对不当汉奸！”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气愤地说：“你看我身上哪一点有汉奸气味？”我知道他当时的痛苦心情，更知道他是光明磊落的，就没再说什么。又过了几天，驻北苑的第三十九旅在日军的逼迫下解除了武装［５］。消息传来，张自忠气愤地对我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已尽力而为。时机到了，不宜再呆下去，要设法脱离这个险境。”我当即表示赞同，俩人依依不舍，紧紧握手道别。八月八日，我从东交民巷水营门潜赴东站，搭上刚恢复的平津国际列车直达天津。不久，张自忠也到了天津，然后辗转到了南京。宋哲元又派石敬亭到南京，请冯玉祥向蒋介石说明原委，准张复职。不久，张自忠即返回原部，重掌军权。当时有些不明内情的人，对张自忠在北平那段经过有所误解，经过宋哲元为他剖洗，方真相大白。

———《阮玄武的回忆》，载《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４月版，第８５—８７页解读［１］阮玄武率独立三十九旅驻北平北郊和通县一带。宋哲元离平后，他与张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９３自忠一起一度留平。

［２］阮玄武未参加这次会议。

［３］宋哲元未授权张自忠代理二十九军军长。

［４］宋哲元于７月２８日晚间与将领商议对策，２９日凌晨１点出发前往保定。

［５］据今井武夫回忆，面对日军威胁，阮玄武第三十九旅自动向日军缴了械：“在冀北保安总司令石友三指挥下当时留驻在北苑兵营的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于七月三十日派参谋长张禄卿作为代表，来到陆军武官室，保证该部队对日本军绝无抗战意图。交涉结果，由于该军自动提出解除武装，我向天津军部提出要求，对该军停止攻击。因此，对于配备着步枪五千，轻机关枪两百，山炮迫击炮八门的六千名兵士，就兵不血刃地完成了解除武装手续。八月一日，关东军的奈良部队开到该兵营附近，阮玄武看到有向他开火的模样，惊慌请求制止。我向该部队上级司令部铃木旅团交涉，由于阮旅是自动解除武装的，结果当然在谈笑中就解决了问题，停止了攻击。”（《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５２页）７月２８日下午至晚上宋、张、秦开会决定离平留平问题［１］２８日下午，宋哲元在北平城内召集北平市长秦德纯、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人举行紧急会议。面临的道路是死守北平呢？还是放弃？本来中央和全国民众都希望他们死守北平；但当地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忍使文化古城因战火而化为灰烬。于是，紧急会议乃终于决定退守保定，而以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留在当地；宋哲元与秦德纯则于下午９时离平出发，前往保定。

继之，第二十九军官兵也在半夜怀着痛惜的心情，默默地离开了古城北平。

———日本《产经新闻》社编、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第２１—２２页解读［１］古屋奎二系据台湾的蒋介石档案、日记等记述其事，其查阅之档案文件显然只披露宋、张、秦开会决定下一步的打算，而没有涉及张让宋离平之类的记述。

２９４七七事变真相又，一说仅张与宋二人商量离平留平问题，而更多文献记述是集体开会多人共商的。

日方不相信张自忠，并要解散冀察政权由于驻屯军于２８日在北平周围的扫荡战，宋哲元于７月２８日夜至２９日，率领北平城内之全部二十九军逃往永定河以南之际，冀察政府要人亦随之逃走，仅张自忠等若干人留在北平。张自忠通知本官称，宋哲元命其代理冀察政府长官。本官不禁愕然，立即下令加以逮捕［１］。不知张某何以得知此事，彼先避至美国医院［２］，后即逃出城外，返归宋哲元处。在其他现华北临时政府［３］要人中，则无条件地起用汤尔和、王揖唐、齐元、高凌靇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４］。【中略】本官根据对中国之民族性及其历史的考察，原认为不可对中国人随意市恩，亦不可予以姑息，应常临以严正。苟其行有不正，试图反抗时，则彻底予以膺惩，威压斥责，毫不宽贷。是为紧要之事。基于此，故须查清殷汝耕，逮捕张自忠，另行组成新的冀东政府，冀察政府应予解散［５］。并认为当前由皇军之手实行军政为适当。此节已向军中央部作了禀报。

———［日］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载《现代史资料（１２）·日中战争》（四），转自《近代史资料》总８５号，孙祥澍译解读［１］日方因张自忠下属三十八师抗日，而对张自忠不仅不信任，还打算将他逮捕。因此他留平注定不可能与日方达成合作。幸而他及时藏匿起来，才免于一难。

［２］按应是德国医院。

［３］华北临时政府，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成立于北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１９４０年，该政权并入伪南京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

［４］汤尔和、王揖唐与齐元、高凌靇一样，俱是当时华北的著名汉奸。从香月清司说“无条件地起用”这些人，将他们塞进冀察政委会的记述来看，冀察政委会的改组，完全是在日本人的谋划下进行的，而不完全取决于张自忠个人的决定。但张自忠聘任谁为委员，显然也是为了迎合日方的要求。时“张自忠聘江朝宗等人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而江朝宗表示委员会“分子甚杂，亦与地方官有碍，故决不就，并决将政务会委员一并辞去”（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８月４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９５日，《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原刊取篇名为“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江朝宗不想居人之下，故假意推托，待张自忠辞职后方出山。则江氏亦知张自忠不受日人重视，因而不肯与张合作。

［５］香月在此说得很明白，“另行组成新的冀东政府，冀察政府应予解散”，即用他们组织的傀儡政权，取代有着国民政府地方政权法统的冀察政权。由此可知，无论如何，在日本人看来，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张自忠只能是中国方面的代表，而不可能成为日本人的代表。

李景铭记述日人恨张自忠，弃他而扶植别人组织维持会［１］七月二十九日先是李孟鲁、今村已偕同江宇老［２］，往见今井武官及松井机关长，均托以组织治安维持会事。江推吴子玉［３］，谓自己年老腿痛，不堪繁剧，且北平治安已有张自忠维持，何必多一层组织。今井云：此另是一事。且从前做过两次维持会长，今何谦逊？曰：彼时国内战争，双方调停较易；今乃国际战争，何以调解乎！嗣定下午在江宅约吕雷恒、冷家骥、李孟鲁会议决定。江留午饭，以后偕少英［４］赴使馆访末次［５］。【中略】末次云：日人恨张自忠刺骨，张军万人在廊坊作战不剩一人。曰：且欲得而甘心，尚敢就职乎？即就职，亦不过数日事也。

———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７月，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原刊取篇名为“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解读［１］这是李景铭日记记述的汉奸江朝宗对于维持会组织的人事安排意见，及关于日方对张自忠的态度。因张自忠部下与日军战斗，很令日方恼火，加之张自忠代表原来的冀察政委会，即使该委员会进行改组，日方也还是要另组维持会，不与冀察政委会合作。

［２］即江朝宗。

［３］即吴佩孚。

［４］即林少英。

［５］即末次政太郎，日本特务，曾在中国设立末次研究所，专门从事情报工作。

２９６七七事变真相胡适与蒋介石谈张自忠留平［１］这天午饭席上，先生和蒋委员长谈起：“张自忠和日军签订了临时条款，约定日军不进北平城。南京、上海一带报纸，有指摘张自忠为汉奸的论调。一个军人，为了掩护军队的退却，为了保全名城的生命、财产和文化，受长官宋哲元的命令与敌人签订条件，这在西洋人看来，却不是罪恶。”蒋委员长以坚定的口气说：“我信任张自忠他决不作汉奸，不许各地报纸再有这样的指摘。”［２］以后襄樊之役，张自忠竟成为壮烈的殉国者！

———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５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第１６１０—１６１１页解读［１］胡颂平注云，这段文字中所引胡适、蒋介石的话，分别出自朱介凡《庐山抗战精神》，载台湾《中央日报》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０日；陶希圣《平津学界与二十九军》，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１８２期，１９７７年７月出版。

［２］按蒋介石对张自忠曾有这样的评论：“盖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折冲樽俎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无所摇夺，而亦未尝一语自明。惟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者。”（转引自马彦罛《纪荩忱将军》，载《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张上将自忠纪念委员会编印，１９４８年９月）张自忠因此而非常感慨：“在一般人不谅解我的时候，独领袖能知道我，原谅我，并且重任我。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所以我惟有以死来报答领袖的知遇！”（徐维烈：《张自忠将军殉国战役纪详》，载《张上将自忠纪念集》）３．张自忠脱险南归８月６日张自忠被迫辞职【中央社六日路透电】张自忠因外间纷纷谣传渠与日方之关系甚形紧张，故已于今晨托病辞去冀察政委会代理委员长职。闻张已入医院，同时冀察政委会之会务，现由齐元、张允荣、张璧、贾德耀、李思浩五人组成之委员会处理。闻张自忠因日方压迫其取坚决立场对付南京［１］，自知地位不稳，乃辞职而去。

———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９７解读［１］阮玄武回忆中也有“一些大汉奸竟公然宣称要张自忠通电独立”之语，可见日本人和汉奸都在逼张自忠通电脱离南京政府，这是张自忠所未预料到的，也是他绝对不愿意做的。由此日本人更加认定他不是一个可以当傀儡的对象，加之他的部下还在与日军作战，日本人当然会弃之不用了。

张自明回忆张自忠由北平脱险经过［１］我方部队撤离北平之后，日军控制了郊区各重要据点，接着就大批涌入城里，实行军事占领。敌我之间胜败之数，已明朗化了。先兄为了不做俘虏，免被控制陷害，于是秘密地躲藏在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院）。由于该医院出入来往的很多人认识他，待下去难免不被日人发现，因此，住了几天后，又派身边的副官廖保贞［２］，找美国友人福开森，请他设法营救。福开森是著名学者，是先兄的朋友，侨居中国多年，对受日本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中国极为同情。他对廖保贞转达的先兄的请求，慨然允诺，于是先兄又由德国医院秘密地转移到东城礼士胡同福开森家里。为了防止被人识破，福开森和廖副官商量，决定让先兄化装扮成学者的样子，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就在他家里隐藏下来。

【中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廖保贞秘密赴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赵子青是位商人，年纪虽轻，但颇为干练。他曾为二十九军买进相当数量的军火，所以和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们熟识。这个人眼界宽、结交面广，认得很多外国人士，所以先兄派廖副官到天津请他设法营救。廖顺利地到了天津，晤见赵子青，说明了来意之后，赵慨然答应下来。他找到一位侨居天津的美国商人，因为他的名字首音是“甘”的音，所以称他为甘先生。赵知道他平时经常驾驶自用汽车来往于平津之间，因此请他设法营救先兄脱险。当时平津均已沦陷，日军在平津间一切交通路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甘先生表示乐为尽力。

【中略】先兄在福开森家换穿一套工人服装，戴着工人帽子，完全是工人模样。九月七日早晨四时左右，天色朦胧，街上行人稀少，他徒步走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马路旁边（就是现在外交部的对面），等候汽车来接。一会儿，甘先生果然开着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停下，先兄上车坐在前边司机台旁，伪装司机助手的样子。趁２９８七七事变真相着天色未明，汽华急驰到朝阳门，日军检查，没有看出任何破绽，便放他们通过了关卡。当时的惊险情况，真如伍子胥过昭关一样。

汽车驶出北平城门，沿着通往通县的大道急驰前进。通县是平津间公路交通的咽喉要地，各城门口都有日军把守，严加盘查，通过这个城区是非常困难危险的。这位美籍商人知悉通县县城边沿有一个规模较大的教堂，教堂的前大门在城外，后门通向城里，于是他把汽车一直由前门开进教堂，穿过教堂大院，由后门驶出，开到城里，这就躲过了日军的盘查。他们通过通县街衢，一直驶向开往天津的大路。一路上顺利无阻，经北仓过了引河桥，开入当时的意大利租界地。根据原定计划，这位美国人在意租界下了车，改换由赵子青找的中国司机驾驶这部汽车，开到了英国租界赵子青家里。

【中略】先兄到英租界的赵家以后，相对地呼吸到了一点自由的空气。事前赵子青通知我，要我带着先兄需要换的衣服，到他家里等候。我到赵家不久，就听见门前有汽车的声音，赵子青很兴奋地说：“来了，来了。”于是大家急忙走出大门，将先兄迎接到室内客厅。只见他进屋后即侧卧在沙发上，面黄肌瘦，形容憔悴，显得身体疲惫不堪，精神上忧郁沉重。他凝目沉思，很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室内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影，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开口讲话。最后他对我说：“你回家去吧，以后一切家里的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接着，赵子青对我说：“有什么事情需要找你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我回到家里，除对嫂子讲了这些惰况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严守秘密，丝毫没泄露。

过了一天，赵子青通知我说，当天晚上先兄要回家看看。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住在法租界六十六号路———现在改为营口道，靠近张庄大桥———这条路上有些商店，往来的人熙熙攘攘，非常杂乱。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只能在夜间行动。大约入夜的八、九点钟，先兄才走到家里。他进屋之后，一直走到我嫂子的房里。以前，他特别喜爱孩子，每次回到家里，虽然语言不多，总要对孩子们亲亲抱抱，有说有笑。而这次，他虽然经过千难万险，幸得与家人团聚，但举家都沉浸在一片忧伤气氛之中。他静静地沉思了很久，才开口要笔墨信纸，立即给北平福开森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交我转去。坐了一会，简单叮咛家人一些勤俭生活、教育儿女的话，就匆匆地离开，回到赵子青那里去了。

九月九日，赵子青通知我，要我当晚到小白楼附近的小花园等候他。我第三章和、战之间２９９按时前往，赵子青也走到那里，他带我走到起士林餐厅旁边的一个小门里，进门之后，由一位外国妇女开着电梯，把我们送到三楼一个房间。进房里看见先兄坐在房里，在座的还有跟他工作多年从事军需工作的李桐文和秘书聂湘溪。原来这个地方是英国租界工务局副局长的住处，为我们开电梯的就是这位副局长的夫人。看来赵子青等人的安排是十分周密的。我虽然在房里坐了很久，却没有和先兄谈很多的话。夜深了，我告辞出来，谁知此次竟成永诀！

十日拂晓，趁着晨光熹微的时候，先兄偕同李桐文、聂湘溪到了英国码头（现在大光明影院附近），乘英国驳轮到塘沽，再换乘英国商船“海口”号南下，由烟台登陆，取道济南到了南京。

———张自明讲述、尹冰彦整理：《张自忠由北平脱险经过》，载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１５辑，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版解读［１］张自明，张自忠的胞弟。本文于１９８２年由张自明口述、尹冰彦记录整理。

［２］廖保贞，刘振三回忆文章写作廖保祯（详后）；又，下文赵子青，刘振三文作赵子清。不知孰对孰错。

关于张自忠出逃情形的误传张自忠进了医院，日本对他监视很严，由他的退职老连长想了办法，张化装穿着孝衣孝帽混出，乘自行车出了城门往天津走［１］。中途休息，遇着好多学生也在休息，他们正谈大汉奸张自忠，一个学生说：“我们要遇到张自忠，一人咬他一口也要将他咬死。”那时张自忠就在学生的附近，听得清清楚楚，这给张一个最大教训和刺激。因为张穿孝衣化装，学生们没有认出他。（这是韩希彦说的，那时高树勋派他接高的家眷，他也在那里休息。）［２］张到了天津乘英国轮船到烟台，最后与宋哲元见面。宋电蒋报告张自忠逃出的经过。

———田春芳：《我所知道的张自忠》，载政协陕西省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精编》第１０卷《人物拾遗》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解读［１］此说不确，不是骑自行车出走。

３００七七事变真相［２］称张自忠穿孝服逃亡，遇学生曰欲啮之，系当时丑化张自忠的谣传。时论多指斥张氏为“汉奸”，因而生出诸多讽刺他的传闻。

太古洋行帮助张自忠逃离平津至于张上将怎么出北平呢？大家看了《英烈千秋》的电影，那更是笑话了！电影上说他是装孝子混出来的。实际上日本人虽然已经占了北平，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那他是怎么出北平呢？他是坐太古洋行的汽车出来的。谁替他办的呢？那时二十九军常买外国的枪炮，由一个洋行经手，有一人名叫赵子清，山西人，此人后来也来了台湾。他在洋行里当买办，他跟太古洋行里接好了头，由太古洋行保险他到青岛。他坐上太古轮船公司的汽车，只带了一个随从，叫廖保祯，是他的临清老乡，长得很高大，外号“大个子”，仅他一人跟着张上将，从北平到天津。那天正好是一个雨天，汽车的玻璃窗上都涂上了泥，外面看不出来里面坐的人，于是直奔天津。到了太古公司，港内已有一艘太古轮船等着，这船等于是一条包船，正升火待发。【中略】他在天津连家都没有顾着去，就在太古公司等着。上了船，天没亮就开船出海了。【中略】他船到了青岛，韩复榘恐怕学生会侮辱他惹出麻烦，不敢叫他上岸，改在烟台登陆。他到了济南之后，韩复榘派一个人，叫做张樾［１］，以前曾经当过韩复榘的参谋长，后来任过韩的省政府委员，来陪着他住，实际上等于是把他监视起来。

我那时已经到了济宁，宋先生留给我一师人在黄河南岸，预备将来大军南撤时在后面掩护。我就带了部队经过济南直奔济宁，在济南没见韩主席。那时候韩复榘的济南警备司令是手枪旅旅长吴化文，他是我的同学，民国九年张故上将学兵连的学生。这时吴化文就给我打电话，说“荩公已经到济南”，把情形给我一说。我说：“你看情形怎么样？”他说：“现在还看不出来情势怎么样，不过有点不大对，韩先生已经派人监视他，中央的命令还没有来。”我说：“好吧，你告诉韩主席，张先生没问题则已，要是出了问题，那咱们就在抱犊崮见！”抱犊崮形势险要，是一个土匪窠，刘桂堂在那里当土匪的根据地，多少年来韩复榘都不能把他解决。我说“在抱犊崮见”这话，现在也不能算反叛了，我也不怕追究责任，我的意思是说，张先生要是有危险，出了事，那我就要保持自由行动，拉了部队上抱犊崮当土匪去了。我惟恐韩复榘以为张先生是汉奸，闹了起来，糊里糊涂把他杀了，那多冤枉！所以我告诉吴化文，叫他带话给韩复榘，命韩有所顾忌，不要鲁莽从事。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对张先生不利，我真的就会到抱犊崮去当土第三章和、战之间３０１匪了。

———刘振三：《细说张自忠将军的一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３１卷第３期，１９７７年出版解读［１］张樾，或作张钺。

媒体指责乃至抹黑张自忠［１］论到汉奸，陈觉生、殷汝耕辈原系老牌，然刺人最深者莫如张自忠，根性最劣者则属潘毓桂。张自忠始终不敢言战，已属罪无可逭；又于危迫之时，命部下缴冯治安军之械，宣称冯氏倒戈［２］，则罪该万死犹轻；自代理冀察委员长后，有谓其住六国饭店者，有云德国医院者，总之，未敢出东交民巷一步。得意不过一周，唯一政绩系拨赏潘毓桂之警察两万元，奖其缴保安队之械。此外则销声匿迹，不知何往。平市纷传张氏被刺，又云逃至天津，均系推测。又谓其名字大不祥，得张献忠三分之二，李自成三分之一，祸国殃民，似有预定，则系快意之词。

———老向：《故都暂别记》，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２３—２４页解读［１］此文由老向（王向辰）于１９３７年９月下旬写于济南。标题为本书编者拟，非原有。

［２］称冯治安反叛而缴其军械，为谣传。

秦德纯陪同张自忠赴南京晋见蒋介石七月二十九、三十两日，张将军接收冀察政务委员会等三机关，但他的精神沮丧，意志消沉。当时二十九军大部已离平南调，日方对他已渐渐认识清楚。三十八师参谋长李文田将军，复于此际督率部队向天津日本兵营进攻，未能得手。日方对张将军亦认为是积极抗日分子，已决定进军北平，另行制造傀儡组织，供他们利用。张在北平已无法施行军政职权，悲愤之馀，决计秘密离平南下。此时全国舆论对他更是一致痛诋，不遗馀力。张便不动声色秘密骑一辆脚踏车［１］，由北平，出朝阳门直驶天津，乘英轮转赴青岛［２］，前往济南。

此时，我正随宋将军驻津浦线的泊头镇督战前方，宋将军即派我到济南偕同３０２七七事变真相张将军先行到京，恭请蒋委员长训示，并坚嘱万不可先到前线部队，招致非议。我到济南与韩复榘及张将军分别晤洽，见韩对张采取秘密监视态度，便嘱告张万不可随便他去。张在此时，已处于极为困窘的境地。

我当即电呈何部长应钦，大意以我奉宋将军令，偕同张自忠市长赴中央报告请罪，惟各方谣诼纷传，对张似有不利，可否前往，请电示等语。旋得复电：“即同张市长来京，弟可一切负责。”我即与张将军会同赴京。韩派其省府委员张樾负监视任务，共同前往。

到徐州站，突有学生三十馀人要到车上搜查汉奸张自忠，来势颇为凶猛。我一面安排张将军暂避，一面请学生派代表四人到车上谈话，并到各房间查看，代表等未见张在车上，始下车而去。我们到京后，张住韩的驻京办事处，我住二十九军办事处，静候委员长召见。

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我陪着他到四方城晋谒委员长。张将军首先起立请罪说：“自忠在北方失地丧师辱国，罪有应得，请委员长严予惩办。”委员长训示：“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到第三天，我接侍从室钱大钧主任电话云，委员长要再接见张自忠将军，要我陪同在明早九时到四方城晋见。晋谒时适逢日机轰炸，委员长镇静如常，对张慰勉有加，询问健康情形及所读书籍，张答以阅读郭沫若的日记，委员长说：“应阅读有益身心的书籍，郭的日记不要阅读。”最后图７６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张自忠对他说：“等你身体恢复，我决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并且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态度诚恳温和，如家人骨肉的亲切。张将军深受感动，由四方城回寓时，他在车上泪流满面的对我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第１８２—１８４页第三章和、战之间３０３解读［１］此为传闻，张自忠非骑自行车离平赴津。

［２］因考虑从青岛上岸有危险，遂改由烟台上岸。

秦德纯为张自忠求情九月间，冯玉祥派石敬亭为代表，韩复榘派山东省府委员张钺为代表，宋哲元派秦为代表，护送张自忠到南京见蒋请罪。秦等坐在头等车内，张自忠则同他们的随从人员匿居三等车中。浦口下车时，张恐被扣押，神色极为不安，从身上取出一个包着存款折的小包暗自递交秦妻代为保存。到南京后，秦立即以电话与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约定翌日下午见蒋。届时秦等三人陪同张自忠前往。行前张问秦：“应该说什么？”秦逐句教之，边行边诵。及见蒋，张说：“职当兵出身，是个老粗，不学无术，遇而自用，原来想着和平解决华北局面，结果贻害国家，贻害地方，后悔无及。请委员长给以严厉处分，任何处分都是教育我改过学好，有生之日即是报德之年。”蒋说：“我是长官，你是我的部下，你的错误，就是我的责任，既往不咎，由我担当。”秦紧接着问蒋：“对张自忠如何安置？”蒋说：“你看现在这个情况，他到哪里能够安全呢？先在这里待些日子再说吧。”蒋又对秦说：“你接三十八师行么？”秦答：“不是自己的队伍，个人的得失事小，恐贻误戎机，不敢当此重任。三十八师是张师长一手训练的部队，统率已经多年，现由副师长李文田暂代，还是张回任好。”秦在南京五日，即同石敬亭北返，秦恐蒋对张态度中途变化，在火车上亲拟电稿，用宋名义电蒋介石，电文说：“职部师长张自忠，为人所愚，应变乖方，经面请严处，已蒙钧座宽宥。该师长仰体高厚，誓报涓埃。兹值钧座统帅抗战之际，正将士用命之秋，可否令其军前效力，借赎前愆之处，恭请钧裁。”秦到泰安，将电稿给宋阅后即行拍发。

———秦寄云、赵钟璞：《秦德纯的一生》，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２辑，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李宗仁为张自忠求情张自忠原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中的师长，嗣由宋氏保荐中央，委为北平市长。七七事变前，敌人一意使华北特殊化，张以北平市长身份［１］，奉宋氏密令，与敌周旋，忍辱负重，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七七事变后，３０４七七事变真相张氏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因此舆论界对其攻击尤力，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概。迨华北战事爆发，我军失利，一部分国军北撤南口、张垣，张部则随大军向南撤退。时自忠被困北平城内，缒城脱逃，来京请罪。唯京、沪舆论界指责张自忠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吁请中央严予惩办，以儆效尤。南京街上，竟有张贴标语，骂他为汉奸的。群情汹汹，张氏百喙莫辩。军委会中，也有主张组织军法会审。更有不逞之徒，想乘机收编张的部队，而在中央推波助澜。那时我刚抵南京，闻及此事，乃就西北军自忠的旧同事中调查张氏的为人。他们，尤其是张的旧日同事黄建平，便力为辩护说，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指挥作战，尤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断不会当汉奸。我听到这些报告，私衷颇为张氏惋惜。一次，我特地令黄君去请他前来一叙。孰知张君为人老实，竟不敢来，只回答说，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后经我诚恳邀请，他才来见我。当张氏抵达之时，简直不敢抬头。

【中略】张去后，我便访问何部长一谈此事。何应钦似有意成全。我乃进一步去见委员长，为自忠剖白。我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决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

［２］，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

委员长沉思片刻，遂说：“好罢，让他回去！”说毕，立刻拿起笔来，批了一个条子，要张自忠即刻回至其本军中，并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图７７被任命为第一预备军自忠在离京返任前，特来我处辞行，并谢我总司令的李宗仁将军帮忙，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言出至诚，说来至为激动而凄惋。我们互道珍重而别。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整理：《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版，第７２１—７３５页第三章和、战之间３０５解读［１］七七事变前，张自忠为天津市市长，非北平市市长。

［２］三十八师将士确实盼望张自忠回来，不愿他人接管。秦德纯说三十八师“不是自己的队伍”，自己不好去执掌；“三十八师是张师长一手训练的部队，统率已经多年……还是张回任好”。李致远回忆也说，“我们三十八师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就地闹独立，任何人调不动，谁来打谁，非张自忠亲自来不行，刘振三、董升堂、黄维纲和我四个旅一致行动”。（引文均见前摘录文献）冯玉祥为张自忠求情我过济南对韩复榘说：“只有抗日活着光荣，死了也是无上光荣。”韩说：“张自忠自北平来见你，张请你给蒋介石寄一封信，替他辩白，辩白他在北平、天津的事。”我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张自忠将军，内容是说，“张自忠将军很有良心，有血性，只要叫张带着队伍打日本人，张一定尽本分”；又说到饶恕人能有“七十个七次”就更好了，我引的是基督教《圣经》上的话。信写完了，我对韩、张两个人说：“你们能以真心抗日，无论叫我帮什么忙，我都愿意。”———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２２章“调我到第六战区的蒋介石”，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版，第５７页国民政府关于撤职查办张自忠等之明令［１］（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８日）此次抗敌用兵，关系重大，全赖前方将领，忠诚为国，不避艰危，庶能遏制侵陵，保我疆土，如有违律失职，自难曲予优容。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天津市市长兼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陆军第一百四十三师师长刘汝明抗战不力，致受损失；陆军第六十一师第三百六十一团团长陈参贻误军机，均请从严惩处，以振纲纪等情。张自忠著撤职查办，刘汝明著撤职留任；陈参著先行撤职，从严实办。以肃军纪，而儆效尤。此令。

———《国民政府公报》第２４７９号，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１９３７年７—１２月解读［１］张自忠在平津沦陷的过程中是犯有过错的，在全国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蒋介石宽宥了他，未将他送上军事法庭，并安慰说责任由蒋自己承担。“蒋３０６七七事变真相介石鉴于当时的舆论，给了他一个军政部中将部副的名义留在南京，不准他回到部队”（吴锡祺、王式九：《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载《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４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９页）。然而，蒋介石又不能不给国人一个说法。因此，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上旬下达了这一将其撤职查办的公文。而到１２月上旬，便准许张自忠回到由三十八师扩编而成的五十九军担任代理军长，让他军前效力，戴罪图功。可见“撤职查办”，一定程度上说是走个形式。一方面，公文表明了政府对张自忠在平津的所作所为是不认可的；另一方面，查办令所说原因毫不涉及一些国人所指“汉奸”罪责，而是说“放弃责任，迭失守地”，而“放弃责任”表述甚含糊，“迭失守地”本来也不能归为张自忠一人之过，可见，中央并不认为张自忠罪不可恕，对他的“查办”只是为了给汹汹舆论一个交代而已。此查办令中对刘汝明的处分，也同样是缘于舆论对政府的压力。

三、二十九军的抗战精神刘汝明回忆事变情形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借口一个日本兵失踪，进攻宛平。三十七师的吉星文团，起而抗战，惊天动地的卢沟桥事变遂乃爆发。

事变发生后，绍文、仰之以宋先生不在北平，而日本人这次又来势汹汹，觉得责任太大，便叫我和荩忱到北平来商量。这时中央的指示是要“应战不求战”，我们开会的结果，是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决不放弃，所以便叫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接替宛平防务，抽出三十七师来集中兵力。一三二师急自河北各地向北平以南集中待命，三十八师的刘振三旅和骑兵师的张德顺旅，固守廊坊，并阻断平津交通，不叫日人继续增兵。刘振三旅长在二十九军中，与吉星文都属于“少壮派”，他以一种不讲理的态度，不理什么“辛丑和约”，以电话威胁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亲日派）不准再为日军开兵车，否则出了事不负任何责任。

日军仍继续进攻宛平，我们便又命三十七师的何基沣旅，利用青纱帐（高粱田）向日军袭击了一次，使日军受了不少的伤亡，对宛平的攻击，乃暂停顿。我也回到张家口，部署察省防务。

———刘汝明：《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５卷第１期，１９６４年７月出版第三章和、战之间３０７金振中回忆保卫卢沟桥之战谈判进行到九点半左右，日方又开始炮轰宛平城，炮弹击塌县府屋角，室内烟尘弥漫，我方代表非常气愤，退出会场。

这时，日军转向铁桥东端发起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我恐发生危险，立即把守城的第九连抽出，我率领第九、第十两个连，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围攻铁桥东段之敌进攻。经过两小时战斗，将日军击退二华里，铁桥东端得以收复。

午后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派人送信，提出两点：一、立刻将樱井等人送还，双方不得射击；二、守城华军，必须在当日下午五时以前撤出城西十华里，否则日军以重兵踏平宛平城。我当即在原信封上回答两条，予以驳斥。

八日晚六时，日军炮兵果向我卢沟桥、宛平城周围猛烈射击，直至晚八时才停止。九日六时，驻丰台车站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其炮兵，向我城桥周围进行疯狂射击。两小时后，又出动十数辆战车，掩护其步兵向我城、桥扑来。我右翼第十二连战斗最为激烈，我命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消灭战车和密集队伍；又率第九、第十两个连，从第十二连右翼攻击日军左侧，双方发生肉搏战。战斗至十一时，我命队伍全面出击。激战至十二时，才把进犯之日军击退。

十日上午八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亲临前线指挥，先以强大炮火，把城、桥周围炸得砖石乱飞，浓烟滚滚，又以加倍兵力围攻城、桥，双方再次发生肉搏战，我铁桥东端失守。至午后一时，队伍均疲惫不堪，相距四百米，形成对峙状态。

师长冯治安了解到战况十分艰难，即电话通知我，已调保安第四团第二营曹营长带四个连前来增援，曹营计七百余人，为夺回铁桥增强了力量。

十日晚八时，我方召开军事会议，定于十一日凌晨两点，全面出击夺回桥东失地。

十一日凌晨二时，各连均按预定计划出击敌人。刹那间喊杀声、枪炮声连成一片。我营队伍与占领铁桥的日军发生了一场激战。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我让曹营长向正面敌人猛攻，又调两个连和一个重机枪排，由我率领，向图７８二十九军战士的斗志非常高昂３０８七七事变真相铁桥东端日军左侧攻击。经两小时拼搏死战，才击溃日军，收回失地。此时各连队伍均狂奔欢呼，纷纷追击溃逃之敌，但却忽略了清扫战场。在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被隐匿之敌，以手榴弹炸断左腿下肢，紧接着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由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把我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

———金振中讲述、郭景兴等整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载《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５年８月２日吉星文团长说出下层官兵杀敌的豪气七月二十日清晨，记者到宛平县城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部（驻地）访问了吉星文团长。

话一开场，吉团长以痛快的军人口吻，作了下列谈话：“卢沟桥是平西的屏障，又是华北的咽喉，中华民国的生命线。日军既无诚意和平，屡次背信攻击，我们当然不能让这军事要区的国土，落入敌人手中。九日晚上，我军遂出击，当时士气悲愤，简直要疯狂，若再不下令冲出城去，士兵们个个要自杀了。当冲锋夜袭时，喊杀之声可闻数里。有的士兵，嫌跑路太慢，从城墙上奋身跃下杀入敌阵。肉搏时都用的大刀，步枪大炮简直舍而不用。手起刀落，把日军杀得望风披靡。敌我双方都死很多，日军驻丰台的一木大队长，在是役中受伤阵亡，河边旅团长几被活捉［１］。我军还获大炮两门，机关枪四挺。

“这次士气的旺盛，较前喜峰口作战时尤甚。因为士兵们含垢忍辱，已非一天，这一口郁积在胸中的气，无缘发泄，所以大家听说，个个都纵身的跳起来。士兵们看了阵亡的同伴，一点也不悲伤，只是咬紧牙关，急步向前，带伤的就命令他后退，也不掉转头来。举一个例子：那位参加卢沟桥争夺战的金营长，就已被日军炮火炸烂了，还硬要率领一连兵，出城再去冲锋，为阵亡弟兄们复仇。我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劝解军人报国的机会还多，你腿也不能走了，怎么还可以冲锋陷阵？这样算把他说服了。他现在保定后方医院治疗中。敌人的士气，恰恰跟我们成反比例。一来怕死，二来他们师出无名，自己想想也想不通，究竟为了谁的利益，一定要来中国作侵略战争？

“我常说，这卢沟桥战事，我们只是挨打，人家打我们的时候多，我们还手的时候还太少，对进攻的敌人，只可以报之反攻，所谓予打击者以打击，实是一句至理名言！只要长官给我‘相机处理’四个字的命令，我立刻率兵把丰台拿下，如果图７９二十九军使用过的大刀第三章和、战之间３０９三小时内拿不下来，请杀我头！总之，我们早已抱城亡与亡、城存具存的决心，日军休想花极小的代价，而收极大的收获！”———《吉星文团长访问记》，载《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１９３７年９月版，第９３—９４页吉团长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之侄，当时年仅二十九岁，长得粗眉大眼，身材高大，具有豪迈的军人气概。由于指挥作战中负伤，头部还裹着几层厚厚的纱布，两眼因连续失眠而发红，但他绝无倦容地接见了我。他说：“事变前，刚从南京中央军校高级军官训练班受训归来，原想告假回乡探亲，继思日军常到卢沟桥我团驻地演习，军心愤懑，可能会引起冲突，还是先回部队的好。军人守土有责，人若犯我，我们绝不能毫无抵抗。这次作战，与连年内战大不相同。最显著的是民众十分踊跃支持军队作战，宛平城内居民大部分没有逃跑，愿为我军挖战壕、做工事、挑水、烧饭，协助部队守城。连日，北平青年、学生和妇女团体到前线慰劳者络绎不绝。其次是士气高昂，空前未有。官兵在作战中负伤后，都不愿后撤，认为若一撤下火线即丧失此千载难逢的抗敌机会。例如我团金营长，大腿给敌军炮火打伤了，我叫他回后方就医，他坚决表示，要带一连人战死在卢沟桥上。中国有此民心和士气，深信我军抗战必胜！”———陆诒：《卢沟桥前线采访追忆》，载《上海文史资料》第５辑，１９８０年解读［１］这应是传闻，一木清直实际未阵亡，河边旅团长亦未在前线。

李景铭日记记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威风七月十四日蒋自庐山通电话于秦德纯，告以三事：一不能以寸地让人，二任何条件不能接受，三牺牲到底。故二十九军因以兴奋。十三夜曾在丰台拦住日军铁甲车一３１０七七事变真相辆，得弹炮军旗多件。又一辆开回山海关。十三日大红门之战，有一十六龄童子以大刀斫死日兵十二人。又一子弹穿脚之健卒，斫死日兵五人。最称善战者董瞎子［１］之旅，曾抽选敢死队二百馀人，冲锋生还者仅二十馀人，然日兵亦死二百馀人。日军见势不佳，有欲和平解决意。

———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７月，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原刊取篇名为“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解读［１］董瞎子，为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的诨名。

图８０背挎大刀的二十九军骑兵英国记者对二十九军将士抗战精神的记述中国人说那个失踪的兵士在两小时之内又归入了他的队伍，他们说他事实上正在当地一个妓院里稍作勾留。（这一定并非仅是一个恶意的造作而已，凡是高兴翻阅“失踪日人”在华所生事件的冗长记录的人，都很容易证明如下的事实：在类似这些的地方，“遭难者”是照例会出现的。）日本的说法当然是：华军不给警告便开火，“狡狯地攻击”他们的部队。

详情细节是不重要的，因为它们并不真真影响那结局。直白地说，日军在这第三章和、战之间３１１一带举行夜操，简直无异寻求事端，而且知道这个的。但第二十九军可毕竟不为恐吓所屈服。日军驻在宛平城外，召来援军，开始轰城。中国兵挥着大刀，辱骂着，防守城墙，不平常地富有斗志。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这时还返他的故乡去了。（中国官员在政治上发生困难时，老是有想起祖宗的妙诀的。）也许中国军队因之能比平常稍稍放任一些。宋的副军长冯治安是一个年轻得多的人，也比他奸猾的老长官更为“抗日”得多。好几年来都为了奉命必须忍受任何可愤的事情去避免和日军发生任何事件而痛心着的全体兵士，是够清楚地知道这个的。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日本华北驻屯军，他们以前既惯于高压而无须担心报复，因而再来一个行动之后，在卢沟桥头可不为官员委婉的话语所接待，却遭遇了中国军队兵士率直的对答。这不是一种政策的答复，它是中国百姓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答复。

———ＢｅｒｔｒａｍＪａｍｅｓ：犖狅狉狋犺犆犺犻狀犪犉狉狅狀狋（中译《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上海，文缘出版社１９３９年５月初版；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７月重印版，第３３—３４页秦德纯等致蒋介石表示坚决守护卢沟桥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限即到。牯岭。委员长蒋钧鉴：真侍参牯电奉悉。更密。自应遵照钧命办理。现我官兵均具有与敌拼死之决心。至卢沟桥我军防线，甚为巩固，纵敌顽强，亦万无一失。知劳谨注。谨先复。职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叩。真亥［１］。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真亥，１１日２１—２３时。

崔振伦［１］回忆：下级官兵被上级约束无法杀敌而义愤填膺正在这个和战未决、边打边谈的同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对记者发表一篇谈话，大意是说已命令守卢沟桥的部队，卢沟桥就是他们的坟墓，寸土不能让给敌人……廊坊官兵们得知后都很受鼓舞，以全团官兵的名义向师部上书请命，愿到前方杀敌。不久就接到了命令，即是“备战避战”。在七月十３１２七七事变真相五日左右，接到准备出发的命令，这时全团官兵异常兴奋，都擦枪磨刀，做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听说这次预备用七个团的兵力，来歼灭丰台和卢沟桥的敌人，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命令又撤销了。

因为由天津向北平附近增援的敌人，不能利用铁路（临时协定规定的），除了用汽车运输外就是徒步行军，中间必须经过杨村。驻杨村东口公路边沿的第二营第五连不管黑天白日，监视着通过的敌人。这个连因处在敌人来往的要道上，警惕性高，也有相当的战斗准备，士气旺盛，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上级严格的避战命令束缚着他们，有敌不能打，眼看着敌人的辎重和军队日夜不停地开向卢沟桥战场，打我们的友军。全连官兵都义愤填膺，每天数次请缨就地杀敌，均被严令拒绝。有一天，这个连的连长杜巍然用电话请示我批准开火。他说：“请团长另委个连长来代替我好了！”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敌人几天来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都忍不下去了，非打不可。如果真打起来，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如不让我们打，就叫我们改装土匪，离开杨村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行不行？”我当时考虑，在上级的避战命令下如果这样干了，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于是先和旅参谋长李树人商量，又去请示师部。结果仍是不准。最使人义愤和难堪的，是敌人的一辆辎重汽车陷入泥窝，走不动了，杜连长见既不让打，又怕这辆汽车在这里待长了会出事，即用电话向我报告，请示如何处理。我又和李参谋长商量，又去请示师部。李文田副师长的指示竟然是：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敌人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这不是意味着帮助敌人快去打我们的兄弟部队吗？我照抄传达到连里去，准遭到全连官兵责骂；不传达下去，又得负违抗上级命令的责任。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幸亏敌人这辆汽车已经走了。事后才知道这个陷坑是该连有意设置的。以后怕这个连闹出事来，我们负不起责任，就把他们调开了。

———崔振伦：《廊坊抗战始末》，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崔振伦：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团长。

英勇的二十九军战士前线的二十九军官兵，那一种忠勇的情形，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从不对第三章和、战之间３１３敌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着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等等，挂满了他们身上，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臂，红涨的脸面，有杀气的目光。每一个官兵在国家神圣任务笼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迈的壮士。敌人大炮把他们牺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样雄赳赳地把守在前线上。刚才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个哨兵会很快地挺身而上。敌我前线相距不到半里，我们的官兵毫无畏惧地在火线上谈笑，有人劝他们小心，他们反而说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说明我们的官兵乐观的精神。二十九军官兵在卢沟桥前线的表现，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万世的讴歌和景仰。

———范长江：《卢沟桥畔》，载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军官会议会报：敌我士气差别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会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熊次长报告北行所得实情。【中略】敌方情形。敌军入关者共已四十五列车，每列最多者五六百人，少者一二百人、数十人不等。汽车、装甲汽车及其他军用品不少。现在统计平津一带，共约一万五千人，重炮廿余门，已到丰台。

此次作战日军士气不旺，龙王庙一役，我仅二排，敌先以一连，旋复以一营进攻，不能成功，死伤甚多。但日军皆切望和平早日实现。

日伤兵以大刀、手榴弹、迫击炮伤为多，我则受炮伤为多。

卢沟桥事件第三十次会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９日）刘副主任报告：德总顾问法肯豪森往前线视察返京，先用口头提出下列报告：敌方中级以上军官，愿意作战，下级官及士兵，则甚恐惧［１］。我方适相反，士兵奋勇，高级官恐惧［２］。各部队一般士气旺盛，惟间有枪支窳劣者，如万福麟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十六至卅三次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３期解读［１］从敌兵身上检获的日记中，亦可见一些日军士兵厌战的情形。日军士兵三赖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３日日记称：“华军之战斗精神，实非预料所及，以致本队伤亡近百。我真是万幸，并听说旅团部大尉中尉死六人，邻居小幡原亦在内。自开战３１４七七事变真相至今，皇军死亡重大之原因，多系厌战而丧失战斗精神所致。”（何子明译，载陆印泉编《炮火里获取》，阵中日报社１９３８年９月版，第３８页）［２］美国记者杰克·培尔盾发表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大陆报》的一篇报道，也反映了二十九军下层士兵英勇不屈，却受到上级约束的苦恼情况：“‘日本人的野心永不会满足的，我们二十九军现在是一万个不怕他们的。’讲这句话的军人是卅七师二一九团第二营的兵士。后来，我问他们对于廿九军迁出宛平县城作何感想，他们耸一耸肩，说道：‘我们不过是服从命令而已！’”（陈国辉编著：《炮火下之华北》，上海，华光书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１００页）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虽然日本一直怀有控制华北的野心，不断进行军事挑衅，以找到武装入侵的借口，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并未制定好大规模侵华的详细计划，也未做好军事准备。事变之初，日内阁决定了对事件的“不扩大”及“现地解决”的方针，且向陆军、海军及外务省驻华机关发出了训令。然而，日方一方面宣称“坚持不扩大方针”，同时却又称“如果中方不反省，导致出现事态危机的话，我方将适当、迅速地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所谓措施，就是杉山元陆相提出的从日本国内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去中国。而且，７月９日北平市长兼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与北平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口头达成停战协议，１１日松井与张自忠签署了书面停战协议，而宣称“不扩大”方针的日本内阁通过了陆军方面提出的出兵要求，不顾“现地解决”已经实现的现状，从而使名义上的不扩大方针被事实上的扩大方针所取代。最初日方也称双方突然爆发的冲突为卢沟桥事件，而在１１日的政府声明中，就正式称事件为“华北事变”了，这明显借鉴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方借柳条沟事件扩大成“满洲事变”的“经验”，要趁卢沟桥事变发生，扩大事态，“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所谓悬案，就是日方试图推行而屡屡受挫的在华北的所谓“中日提携”，包括政治上的“华北自治”，经济上的对日开放，文化上的日华“同文”。实际上就是将华北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

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最初反对战事的扩大化，认为日本应当先把“满洲”的事情做好，不宜急于求成，把战火引向华北。但支持石原观点的人不多。尤值得注意的是，石原最终还是同意了杉山陆相主导的扩大派政策，并参与了参谋本部对华作战纲要的制定，该纲要明确提出，要在三四个月之内，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此后，石原还参与向中国调遣军队的计划的落实。可见日本的所谓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在侵华的本质上是一致的。而由日本右翼编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５页）却在七七事变３１６七七事变真相发生后的半个世纪，还在说，“从７月７日到２１日的３周时间里，日本始终坚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他们还将事件的恶化归咎于中国，称“由于中国很多行为违反了停战协定，因此日本最终忍无可忍，在７月底改变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今天日本右翼的观点，与当年日本军阀的立场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今日的日本右翼还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粉饰，称其侵略中国丝毫没有领土要求。《大东亚战争总结》中又称：“日本从未对中国领土有过非分之想。日本虽然提出过权益要求，但却从未对领土有过要求。”（第３３页）“在事变发展的过程中，日军确实军事占领了各地。但这是战斗的必然结果，并没有掠夺领土的性质。最重要的是，日本方面没有要掠夺领土的意图。”（第４６１页）可是，我们只要看看中国东北被日本侵占后，在全面实施殖民统治的同时，开始大量移民，事实上把东北当成了日本的国土。“日本为了解决每年增加的１００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这一新天地”（同上书，第１９页）。对华北的入侵，也必然是对东北入侵行径的复制。因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日本军阀看到了趁机占领华北、统治华北的希望，也就必然要大举增兵，将战争扩大化。

日本野心勃勃，要在华北大干一场，并进而将战争扩展到全中国。７月１２日，日本军令部决定了《对华作战计划方案》，１６日、１７日参谋本部又先后制定了《对华作战纲领》《在华北使用兵力时的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拟定了第一步以优势兵力解决华北问题；第二步进攻中央军，解决中国问题。因为从国内、朝鲜和中国东北向华北运送兵员和武器装备需要时间，日本方面便同时虚伪地谈判。在华北与二十九军商议停战；在南京也略作外交斡旋姿态。但这一切都是幌子，和谈的同时，则是一边大量运兵，一边继续不断挑衅。说好冲突双方撤回事变前驻地，日军却并不按约退却。在军事准备基本就绪后，日军便于７月２５日、２６日先后挑起了广安门事件、廊坊事件，并将责任推诿于中国军队，从而借机发出最后通牒，以致一场从华北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在疯狂的气氛中鸣锣开场。

二十九军将士抗敌是英勇顽强的，在保卫平津、保卫华北的战斗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由于日军武器装备优于二十九军，又对北平采取了战略包围，二十九军此前的军事准备又不充分，因而在７月２８日全面开战后，二十九军在作战中陷于被动。但二十九军将士们依然奋勇抗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均英勇殉国。历来有关赵、佟二将军的殉国经过，记述颇有出入，我们在此重新做了叙述：赵将军从涿州赶到南苑，未及全面布防，日寇就发起了进攻。赵将军接到军部命令，回北平参加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１７紧急会议。汉奸周思靖告密，使赵将军在返回北平的途中遇伏牺牲。佟将军则是在率部突围，行至大红门附近，正指挥收容部队时，中弹身亡。

平津沦陷后，汉奸粉墨登场，潘毓桂、江朝宗等大汉奸仰人鼻息，为日本人奔走，无耻地干着卖国殃民的勾当。日军也在平津飞扬跋扈，肆意枪杀无辜，侮辱百姓。日本人占领平津，让中国人深切感受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国人没有了尊严，生命和财产没有了保障，人人自危，出行就像要通过一座座鬼门关。日本人所谓的“共存共荣”，实为日本人的存与荣，中国人的死亡与屈辱。

一、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日本军国主义的自我膨胀，使之在侵华问题上变得毫无理性［１］据田中中将［２］回忆，事变发生后，政府包括陆相在内都抱乐观态度，认为卢沟桥事件不久即可解决。然而，如此大嚷大叫，既煽动举国一致，却仅仅止于解决卢沟桥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满意，并且担心会成为世间的笑柄。大家希望一旦造成举国一致的态势，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这种想法，在阁僚之间，特别是在首相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对解决当前紧迫事态也确实有忽视倾向。日华问题的根本解决，固属必要，但在政府的施策，是否稍有本末倒置之嫌，应该检讨。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版，第３２１—３２２页解读［１］日本学者秦郁彦也说：“事变初期，陆军和政府所作出的随意的形势判断，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的地理特性以及‘满洲事变’以来急速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不足所造成的。”（《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４５页）［２］田中新一（１８９３—１９７６），时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大佐军衔。是战争扩大化的积极推动者之一。

３１８七七事变真相香月清司回忆：日本宣称不扩大事件，却已有全面侵华的意向［１］昭和１２年（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约于晨４时３０分时，人事局长阿南中将代表陆军大臣杉山大将［２］，以电话传达了如下意旨：“贵员往京补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中略】陆军大臣命陆军次官梅津中将列席，给予本官如下指示：“一、阁下之任务由参谋总长下达。二、卢沟桥事件希在竭力不扩大方针下，谋求就地解决。”【中略】就当日所感而言，在陆军省时，大臣、次官仅强调此次事件的不扩大，而对大至国策，小至政府对于此次事件的政策，均未作任何指示，仅淡漠表示希望就地解决，此实为本官费解之处。当时不禁产生一缕不安之情。然在事件发生之当时，陆军大臣对彼时之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下达过如下要旨之训令：“应在回避政治问题［３］、不扩大事件、局部地方解决的三大方针下进行谈判。”图８１日本天皇也被日本军部的狂热冲昏了头脑【中略】本官对陆军大臣对此事件之未来前景有无正确估计，以及有无应付各种变化的确定腹案？维已时至今日，但对这一疑问仍有不甚了然之处。

当时的陆军省是如此之不明朗，不，勿宁说是处于阴霾般的可怖，令人感到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１９一抹忧郁沉闷的状态。而与此相反，在参谋本部则使人立即有形势极为紧迫之感，即是说，诸如立即做出必要的派兵，国内数个师团的立即动员以及山东作战之意向等，使人感到这完全是对华全面作战的开始。

———［日］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载《现代史资料（１２）·日中战争》（四），转自《近代史资料》总８５号，孙祥澍译解读［１］日本陆军省对事件发展前景没有明确清醒的认识和计划，参谋本部则早已蠢蠢欲动，要扩大为全面战争。香月清司还说：“当时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尚未取得完全一致之意见。因之一般而言，于事之初，即已招致失误，此乃无可争辩之事实。尔后对事变的处理极其模棱含混，起因岂不正在于此？”［２］杉山元（１８８０—１９４５），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等职，陆军元帅，是鼓动日本对外扩张的狂热分子。日本战败后自杀。

［３］日本陆军省最初还只是视事变为局部的军事小冲突，处理时认为宜避免牵涉政治上的诉求。然而，仅仅几天之后，７月１１日日本发表声明，便把冲突作为它控制华北的借口，完全推翻了它最初的方针。因此香月清司在后面评论说：“由此来体察政府意图所在的话，应认识到，驻屯军在北平之谈判，不在于达到陆军大臣所希望的回避政治问题之目的，而政府所望于驻屯军者，是进行外交上的谈判，要求得到维持华北治安及维持东亚和平之适当保证。”所谓维持华北治安与东亚和平，实际就是指华北在日本掌控之下的统治。

服部卓四郎［１］称日本最初计划不扩大事件的政策是“有诚意”的根据义和团事变详细议定书的规定，日本陆军在华北平津地区驻有一部分兵力，这部分兵力称为中国驻屯军。构成中国事变开端的卢沟桥事件，是在上述形势下，由一部分中国驻屯军（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同当地中国军队之间无端发生的冲突事件。即昭和１２年（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间，正在北京郊区卢沟桥北面演习场演习的日本军队的一支小部队，受到当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后应战而引起的。

【中略】日本方面对于卢沟桥事件的态度，本来是不使局面扩大的方针。当地的中３２０七七事变真相国驻屯军在７月８日清晨姑且确定了防止事件扩大并立即就地解决的方针。陆军中央部于８日清晨获悉事件发生后，在和政府意见完全一致的基础上也确定了防止事件扩大，作为局部地区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就地解决的方针。根据这一决定，参谋总长于８日下午６时４２分电令中国驻屯军，“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对日本方面来说，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次突然发生的事件［２］。当时，日本国正在致力于建设“满洲”，加强对苏战备，贯彻执行重要产业的扩充计划等，无暇他顾，在用兵上也完全没有进行日华全面战争的计划和准备［３］。对日本来说，不扩大事件的方针，是严肃而有诚意的。

【中略】７月２７日，为了自卫决定诉诸武力［４］，陆军中央部和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并于２８日再次对留驻国内的３个师团正式发布了动员令。但是，日本并没有放弃不使事变扩大的方针。也就是说，即使行使武力，其区域也只限于平津地区［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一下中国抗日军队的敌对和不守信义的行为，以期促进事件的早日解决。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１册，张玉祥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３—１４页解读［１］服部卓四郎（１９０１—１９６０），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３４期、陆军大学第４２期。１９３９年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主任时，力主将日军与苏军冲突的“诺门罕事变”扩大化，致日军大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又与田中新一、政信主导了日军的许多重大决策。１９４４年，又参与主导了在中国的“大陆打通作战”（中方称“豫湘桂会战”）。战后，著有《大东亚战争全史》。

该书亦诬称七七事变是因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而引起的。

［２］从当时到现在，不少日本人坚持认为卢沟桥事件是偶发事件、突发事件，不承认日本早有对中国实施武力侵略的图谋。其实正是因为日本试图通过挑起争端，引起战争，达到对中国的“膺惩”，从而解决所谓“华北悬案”，所以称卢沟桥事件为偶发事件，是毫无道理的。

［３］日本确实还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具体计划和作战准备，但是，日本早有鲸吞中国的野心，“九一八”事变让日本人失去了清醒的判断力，以为只需用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２１三五个师团，用三个月时间就可以打败中国，因而即使尚无具体的计划和准备，日本也已随时打算大举出兵中国。有部分对中国国情了解深入的日本人反对战争扩大化，主张不扩大，知道战争的扩大将把日本拖入持久的战争当中。但这种清醒认识不能主导时局，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变战争政策的不扩大化为扩大化了。

［４］日本一直宣称自己攻击中国军队是“自卫”，总是在侵华的军国主义道路上打着堂而皇之的理由。

［５］日本的野心实际已不局限于华北，他们在决定对二十九军发动全面进攻之时，从平津向察哈尔，向山西、河南的推进，已形成计划；并且仅仅十几天后，便又在华东燃起了战火。所谓７月２８日以后日军仍坚持“不扩大方针”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７月１１日，日内阁决定增兵，军方情绪高涨不料我在下午二时左右回到特务机关时，从天津军司令部挂来的专线特急电话，已经在等着我了。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马上拿起电话听筒，是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的声音：“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这种出乎意外的高姿态的话，使我完全吓呆了。插问一句话也受到语气严厉的拒绝，就挂断了电话。

当时从天津军司令部派到特务机关来的幕僚，有和知、大木两位参谋以及眆田中佐等三四人。机关内部空气素来是阴沉沉的。随着内阁决议的报道，情况为之一变，充满着准备作战的气氛，强硬意见突然抬头，议论也沸腾起来。

【中略】事件发生以来，一直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的日本政府，到了十一日，不听取当地意见，单凭独自的形势分析，突然改变方针，决定向华北出兵，甚至发出了动员的密令。

【中略】在驻华日军的中下级骨干当中，谈论到如何解决日华间多年积压下来难于３２２七七事变真相解决的悬案时，主张不惜使用实力的人，总是要占优势。特别是由于关东军在满洲事变中柳条沟等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得到了肯定，在这股社会潮流的影响之下，高唱不顾一切的强硬论的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

因此，在天津军司令部内所谓的强硬分子，依仗这次内阁会议决定的声势，顿时加强了他们反对不扩大方针的论调。

【中略】事变的第二年，武官室的职员向我谈起后悔的话来，其中一人曾口出狂言：“为了要解决问题，只要对那些冀察要人威吓一下，就成啦！”———［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３９—４２页图８２日军通过铁路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运至平津日本舆论受军国主义鼓动，与日本内阁主张一致［１］【中央社东京十二日电】今晨各报评论日出兵事件，皆支持内阁方针。《朝日新闻》谓，如能平和收拾华北局面，最为幸事，目前尚未失时机，切望最后努力，从速和平解决。此次出兵，决非以中日战争为目的。《日日新闻》谓，吾侪所希冀者，乘此机会，对卢沟桥事件背后潜藏之根本原因，须采取拔本塞源之对策，此即国府抗日政策及“华北中央化”是也。并谓，引起此类事态之渊源，在排日侮日抗日运动，故非扫灭不可。不消除根本原因，则不足语调整中日之交。当然须获得或种保障，断不可不彻底而终。《报知新闻》谓，纵使中日间能得或种收拾方法，惟是否可完全信赖，殊属疑问，希望中国从速采取诚意态度，同时日当局应发挥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２３一切机能，功力圆满收拾事态。但军略上时机亦不可失。《读卖新闻》谓，中日间不幸而发生全面的冲突，其结果究如何，近代战争，决不能限定于相对两国。欧洲大战，可为一例。现时情势，比欧战时更复杂险恶，远东之中日冲突，谁亦不能保证其无引起许多波澜之危险。

———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解读［１］日本新闻媒体既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也受其舆论导向的影响。《朝日新闻》尚持不扩大意见，《日日新闻》和《报知新闻》主张趁此番军事入侵的机会解决日本在华北攫取控制权的问题，《读卖新闻》甚至暗示通过日本的扩张，世界性大战的时刻即将到来。

７月１５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提出的“对华作战要领”一、作战目的惩罚中国军，铲除华北纠纷之根源。二、作战方针（１）尽量限定于华北作战，击溃中国军队，完成作战目的。根据情况预计可能转向对华全面战争［１］。出现这种情况时，也要极力避免对华中以及华南使用兵力。

（２）在华北方面待使用的主要兵力集结完了后，即以主力指向北平近郊，一举击溃平津地方之中国军队［２］。然后占领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地区。在此期间，以一部兵力在青岛方面作战，使有利于主力作战，并占领上海附近，以保护侨民。

———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７７页解读［１］１９３７年７月中旬，日本军部已在考虑全面侵华的构想。

［２］此作战要领颁发的１０天后，驻屯军正是按此方针发动了对二十九军的猛烈攻击；尔后又在华东引起战火，从而将全面侵华变为现实。

３２４七七事变真相关于扩大与不扩大方针的争议参谋本部第二（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对当时的情况回忆如下：在看过８日的电报后，柴山兼四郎军务课长来电话说：“发生麻烦事情了！……”这是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武藤章第三（作战）课长则与此相反，认为此时即使动用武力，也要解决华北蒙疆问题。心情上有很大差别。对于苏联，如干岔子事件［１］那样，总想进行戒备，对中国却予以轻视。

当时省部气氛完全分为两派。大体上，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参谋本部第三课、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以及代理第二部长笠原幸雄大佐等属于乐观派，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第二课、陆军省军务课等则为慎重派。

永津中国课长曾说：“日本一进行动员认为就必须登陆，所以采取了慎重方案，其实只要将船开到塘沽附近，即使不登陆，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将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版，第２９８—２９９页解读［１］干岔子事件，指１９３７年６月３０日苏联与日本在黑龙江干岔子南水道发生的军事冲突。当时有三艘苏联舰船驶入该地，引起争端，苏军与日军和“满洲国”伪军相互射击，双方互有伤亡。日本军部不想将事态扩大，制止了关东军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

日本陆军中央内部对卢沟桥事件的几种不同意见［１］（一）认为对中国军队的放肆暴行，应实行讨伐；（二）认为乘此机会，扩大和巩固我在华势力，即企图进一步施展谋略；（三）认为若出以温和态度，势将助长其抗日气势，给今后对华政策带来障碍，因此需要给予沉重一击；（四）认为事情并不是大事件，出以盛气凌人的高压对策处理问题，对我大国的道义的态度有欠妥当；（五）认为使纠纷复杂化就会成为大事，这与目前我国应走的道路相违背，并会带来挫折，应该迅速地、简单地收拾事件；（六）考虑上述各项的利害，认为首先以强硬的态度试探一下中国方面的决心和态度，以后再变更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２５对策。

还有对于形势发展变化的看法：（一）若我方采取强硬态度和暗示，那么中国方面一定会屈服；（二）事态难以轻易解决，随形势的发展必演变为大事，其结果难以预测。

———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３６页解读［１］日本军部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其中扩大战争的意见一直占据主流，而且，这种主流意见还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日本内阁的决策。当时新闻报道称：“据由日本归来者谈，日本国内对于华北事件，主张不一，元老重臣主张适可而止，反对扩大，军部则仍主硬干到底。首相近卫原有病，外间已有渠将辞职之传说，继任者闻为广田，因广田与军部意旨合拍，登台可能性极多。”（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５日）扩大论与不扩大论本质一致据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的回忆，接到８日的电报后，柴田军务课长说了句“这下子可要麻烦了”，而武藤作战课长却说了句“这下子好事来了”。

总之，军中央里出现了“两种空气”，“一种想法是无论如何也要平息纠纷；一种则是这帮小子还真行，该鼓励加油的心情”。（《河边虎四郎回想应答录》，见小林龙男编《现代史资料（１２）·日中战争（４）》，褐竹书房１９６５年版，第４１４页）军中央的一些人认为“支那软弱”、“好对付”，主张“膺惩”。陆军省军事课、参谋本部第三部作战课及第二部主要持这种观点，即所谓乐观派或扩大派。永津中国课长得意地吹嘘，“日本一动员就可登陆，计划简单之极，只要把船一直开到塘沽附近，也就算到北京或天津了”。（同上书，第４１７页）乐观派即扩大派根本瞧不起中国的抗战能力，认为“派上三四个师团，进行一次打击，支那军队就得举手投降，随后马上刀枪入鞘……部分兵力留在北支，北支到内蒙也就为我所愿了”。（同上书，第４１８页）在这种一击论下，他们主张向华北派兵。

与此不同，石原第一部长、柴山军务课长及参谋本部第一部战争指导课等，３２６七七事变真相把准备对苏作战放在首位，对中国民族意识的成长也有所认识，对行使武力持消极态度，是所谓慎重派或不扩大派。但是，慎重派即不扩大派从其“要干就必须拿下南京”（同上书，第４１５页）的观点出发，认为乐观派即扩大派的用兵方针是“姑息方策”，“一旦事态需要出兵，也应借此机会积极而全面地改变日支关系”，为此同时动员十五个师团进行为期约半年的作战，并消耗５５亿日元战费，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原书房１９７３年版，第８４页）———［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杨栋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１０５页石原莞尔所提驻屯军退守山海关、首相与蒋介石谈判的建议未能实现当日［１］，正为时局演变所苦恼的石原作战部长以刺人肺腑的气势，对杉山陆相（梅津次官、田中军事课长在座）陈述了如下意见：本年度的计划动员兵团为三十个师团，其中仅有十一个师团安排在中国方面，终究难以进行全面战争。但照此下去，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有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势将陷入无底泥潭。此时应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根本问题。

【中略】在《近卫内阁》［２］一书中，当时的书记官长风见章［３］作了如下叙述：当事态状况开始严重恶化时，石原第一部长来电话说：“为了解决问题，我想最好由近卫亲自前往南京和蒋介石当面谈判解决。希望促成。”因为这问题也曾想到过，所以就报告了近卫首相。首相说：“那就去南京和蒋介石谈谈看吧。或许能谈好。请赶快做好准备。”随后连去南京的飞机也做了安排。但是我对一事极不放心，就是陆军的统制能力问题。即使特地前往南京和蒋介石商谈达成协议，但现地驻军如不能保证完全按照近卫所说的去做，还是不行。这就不能不考虑陆军的统制能力问题。为此，建议在确实掌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２７握现地情况之前，不可轻率行动。于是未能成行。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版，第３２６—３２７页解读［１］指７月１８日。

［２］《近卫内阁》，风见章著，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１９５１年版。

［３］风见章（１８８６—１９６１），１９３６年任国策研究会委员，参与策划全面侵华战争。１９３７年任第一届近卫文内阁书记官长。１９４０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司法大臣，支持与德意结盟。１９４１年又出任大政翼赞会总务部长。次年因同军部发生矛盾而退出政界。战后一度被开除公职，重返政界后主张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著有《近卫内阁》《祖国》等。

图８３日军运至华北战场的装甲车主张不扩大方针的石原莞尔事实上还是采取了扩大方针［１］７月８日，作战课（第三课）所拟订时局处理方案的内容为：“力求事变限定于平津地区，并迅速确保该地区。这是以谋求其安定为方针。为此，应根据事变不扩大方针行事。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应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将与我敌对之中国军队逐出平津一带。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

３２８七七事变真相即使抗日战争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向华中、华南派兵为原则。但必要时可出兵青岛，保护我侨民及权益。”参谋本部主张将事件局限在华北的意向，陆军省对此亦无异议。据此，事变名称亦即命名为“华北事变”。

【中略】石原第一部长对于既然采取不扩大方针，而又决心进行动员的理由，曾有如下叙述：既然采取不扩大方针，是否应该停止动员，这虽是一般的想法，但第一线出现了纠纷，而派兵则需数星期时间。因此，即使希望不扩大，如形势紧迫，作为万一的准备，也有进行动员的必要。

【中略】不扩大方针的核心人物石原作战部长，屈服于武藤作战课长等增兵给予一击论者，同意了出兵。以后他虽为不扩大事变竭尽了全力，仍被评论为不可弥补的失策。事实上，中央军北上的情报过分夸大，现地的局势也并不那样紧张。

当时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长的下村定少将（后升大将）回忆如下：石原部长是不扩大方针的最坚强的倡导者，认为此时应当竭力促进充实日本国力，完满建成“满洲国”，担心日本如进一步向中国伸手，则迄今苦心搞起的扩大生产、充实军备将无法完成。但是，他在部长会议等场合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采取了“虽然反对但不得不服从”的态度，未能作出充分努力，就上述所担心之点阐明国力真相，以求得有关人员的理解，是值得惋惜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版，第３０５—３０９页解读［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第３３０页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２９又载：“廊坊事件使一向坚持不扩大方针的石原少将，也不得不放弃己见，于２６日凌晨１时给睡在军事课长室的田中大佐打电话，焦急地说：‘只好动员国内师团了。拖延将毁灭一切，火速进行处置。’”作为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因与参谋本部众人多有不同意见，遂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３日辞职。１０月３０日，石原到哈尔滨拜访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冈村回忆，石原“详细述说了他辞去第一部长的经过。其主要内容是，中央部主要的气氛是轻视满洲国的成长，一味想在中国大陆扩张。作为日莲宗信徒，信念坚强、旗帜鲜明的石原，对这一气氛进行了强烈的指责，并对反对论者发起了激烈的攻击。石原的这一论点，大体上和我在第四篇所述的主张北守反对向南扩张的意见接近。因此，在晤谈时我非常赞成他的意见。然而，当时在陆军省工作的石原，正是动员三个师团的罪魁祸首。扩大是石原定的方向，而他又对之非难，其真相如何，我出差在外，无从知晓。”（《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６４—４６５页）日方表示不扩大战争，却以武力要挟企图分裂华北７月１７日１１时在总理官邸由五相（外、陆、海、藏、内，首相因病缺席）会同审议处理事变的对策。

【中略】根据以上五相会议协商，决定作如下的处理：一、由陆军中央部指示，按上记陆军方案规定实施附有限期的交涉，但关于第一项要求的提出，鉴于部内的复杂情况，中央不予指示，由现地军自行酌情处理。

二、由在南京的陆军武官大城户三治大佐向国民政府军政部代表曹浩森次长提出以下通告：“中国中央军如采取与《何梅协定》相反行动时［１］，我方将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完全由中国方面承担。”三、驻中国大使川越的代理日高参事官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下列要求：帝国政府一如７月１１日声明的方针，一贯坚持不扩大方针；但鉴于其后国民政府的态度，特提出下列要求：（一）立即停止一切挑衅的言论和行动；（二）不得阻碍现地两国继续进行的解决事变的交涉［２］。

３３０七七事变真相以上要求于７月１９日回答。

———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８０—１８１页解读［１］《何梅协定》要求国民党的中央军撤出河北。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北上赴援，日本方面即宣称如果中央军进入河北，日军就予以攻击。中国军队被禁止在中国领土上调动，这就是当时的荒唐实况。

［２］日方只想与冀察当局达成协议，不愿南京政府干预，而且强调“现地两国”交涉，把冀察政权当作国家政权对待，而将南京中央政权撇于一边，充分暴露了日本分裂华北的狼子野心。

日本军部及内阁在１６至１７日决定借事变扩大侵略事件发生以来，一直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的日本政府，到了十一日，不听取当地意见，单凭独自的形势分析，突然改变方针，决定向华北出兵，甚至发出了动员的密令。这可能是预防事端扩大，为保护当地侨民作好准备，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万不得已的决策。但是日本军队中有一句普通常识的话：军刀一旦出鞘，很难不见血而回。

【中略】在天津军司令部内所谓的强硬分子，依仗这次内阁会议决定的声势，顿时加强了他们反对不扩大方针的论调。【中略】根据战后调查才明白根源来自陆军领导机构，天津军部只不过按陆军省指示办理而已。

也就是说陆军省在七月十六日决定了下列强硬方案，第二天十七日又经内阁审议，才向天津军部下达命令的。

一、以七月十九日为限期，履行协定。最低条件：（一）宋哲元正式道歉。

（二）师长冯治安免职，作为对负责人的惩罚。（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中国军队。（四）改订十一日决定的解决条件，要求宋哲元签字。

二、中国方面在上述限期内不履行日本方面的要求时，停止当地交涉，以武力征伐第二十九军。为此，限期结束时，动员本国部队派往华北。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４１—４４页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３１将战争扩大化昭示了日方对持久战前景缺乏判断力参谋本部中国班认为，通过在平津地区果敢一击，有可能使中方降服。总之，只有对华北施加强大压力，方可使事件早日结束，此外别无可使蒋政权态度软化之策。省部多数对此表示同意。

但也有一部分人喊叫，如今已进入放弃不扩大方针、断然讨伐中国不法行为新阶段，如仍固执不扩大主义，事变将难以解决。

后来，石原部长在回答竹田宫大尉提出的问题时曾有以下谈话：当时少壮派的想法极为积极，立即动员的气氛已成主流。廊坊事件动摇了坚持不扩大方针的部长以上人员的决心，从而对当时决定动员起了促进作用。

动员对迫使放弃不扩大方针有很大威力，既有不扩大方针，当然希望尽量避免动员，但从政策观点出发，绝对不能使作战陷于不利，一旦形势紧迫，图８４必须及时动员。

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以扩大战争，图为新到华北的日本士兵【中略】坚持不扩大方针并成为事变初期指导中心的石原作战部长，日后对竹田宫大尉的谈话是了解指导事变本质的重要史料。其交谈内容如下：殿下：由事变开始到决定不扩大方针的原委……石原：由于抱有日华不应发生战争，而且如果发生战争即不能尽速获得解决的想法，认为无论如何必须突破这一难关。因此，石原个人一直坚持了不扩大方针，但对下此决心具有重大关系的则是对苏战争的考虑。即如果形成长期战争，一旦苏联来犯，目前的日本对此尚无准备。

然而，在负责人中，也有人认为中国事变将和满洲事变一样能够简单得以解决。我等认为这是不了解中国国民性的论调。特别是由于绥远事件的关系使对方更加傲视起来，所以坚信必将成为全面战争。

３３２七七事变真相【中略】殿下：中国班的判断如何？

石原：中国班似乎认为只要能占有华北，中国将在经济方面屈服。按中国班的设想，只要用少数兵力一举投入战场，即可获得大胜，对作战想得很简单，据说满洲也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坚信不能按照满洲的做法。因此，曾考虑开战之初予敌以重大打击，如仍不能使之屈服时，则应根据使用的兵力，占领相应地区，并确保其治安。

如能进行决战，一举进入陇海线，虽不能说敌人绝无屈服可能，但我认为这是难以想象的。

殿下：在第一部内是否也有人认为敌人会立即屈服？

石原：由于有人打算按照满洲事变的做法行事，因而作战也受其影响。

【中略】殿下：对持久战的指导如何？

石原：按石原个人的想法坦率地说，在陆大锻炼的只是对指挥官的战术教育，缺乏指导持久战争的基础知识。结果即使能指挥决战，但不能指导持久战争。而在此次战争中，就必须将日本的战争能力同中国的抗战能力和苏、英、美在远东的军事、政治威力，以及能够对之牵制的德、意的威力等情况，全面掌握起来，据以判断日本对华作战将能投入若干兵力，并决定战争指导方略。然而，当时在参谋本部并无一人具有上述判断能力。

指导持久战争，不能只由参谋本部决定，具体事项需由统帅、政治各当局同心协力确定方针。如意见不能一致，尚需呈请圣断。然而，就连这样战争指导也未做到，而是仅由统帅、政治的各有关省部任意行事，并且无人汇集整理。看来这是由于陆大教育［１］不良，以致无一人能依据大纲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就是说，我等并未掌握能够作出综合判断的知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版，第３３１—３３７页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３３解读［１］侵华日军各级军官基本上都有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教育背景。

日本军部的狂妄派将日本引向全面侵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的真相早已为众所周知。这次事件甚至连疯狂地推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日本国内也竟有人提出非难。一般国民则认为这种如意算盘未免过于赤裸裸，是一种过分的侵略行为而不感兴趣，大多数国民没有任何兴奋的表示，而采取冷淡的态度。甚至连被一般人视为“有识之士”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徒也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对于东北的侵略尚未收到明显的成果，如果再进一步刺激中国，以兵戎相见，会造成对日本的不利，从而贻误国家的百年大计。他们谴责牟田口联队长和华北派遣军的轻举妄动。陆军中央的多田参谋次长和石原作战部长等也极力加以制止，主张采取不扩大方针。他们还说服当时的首相近卫文，由政府发表“不扩大方针”的声明。这一切说明日本当局有意尽快解决当时的时局问题。然而，另一方面，在日本的军部当中，朝鲜总督南次郎和关东军司令官小矶等则极力煽动当时的陆相寺内寿一等。他们以拿破仑和成吉思汗自居，认为只此一举即可席卷四百余州。他们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妄想已疯狂到极点。于是便不顾参谋本部的反对，在作为行政机关的陆军省内强制实现自己的主张。结果，在陆军部内明显地形成消极和积极的两大派别。

———《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附录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６８１—６８２页二、冲突升级１．半个多月打打停停的局面１９３７年７月初日本陆军兵力配备情况［１］一、关东军（司令部设长春）昭和十一年（１９３６）底，派遣满洲的师团是第一（东京）、第九（金泽）、第十二（久留米）师团。按十二年（１９３７）二月十日的交替和派遣命令，四月派来第二（仙３３４七七事变真相台）、第四（大阪），五月第九师团回国后，还有四个师团。

军所辖部队及机关除以上师团外，还有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第一至第五独立守备队，骑兵第三旅团，独立山炮兵第四联队，野战重炮兵第九联队，高射第十二联队，关东军飞行集团（集团司令部、飞行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六联队），关东军铁道线区司令部，铁道第三联队，电信第三联队，汽车第一、第二联队，关东军测量队，防疫队，军马防疫厂，野战兵器厂，野战航空厂，临时军事法庭，下级军官候补队，旅顺要塞司令部，宪兵队，陆军医院，陆军仓库等。

派遣满洲的各师团因国内留下一部分留守部队而缩小编制，包括两个步兵旅团（各旅团辖两个步兵联队），骑兵、野炮兵、工兵的各联队，师团通信队、师团辎重兵中队（常设师团为联队编制），定员为一万零五百八十三名。

二、朝鲜军（军司令部设京城）第十九（罗南）、第二十（龙山）师团，珲春驻屯步兵队，镇海湾、罗津、永兴要塞司令部，此外陆军医院、军事法庭、卫戍刑务所、陆军仓库等。

【中略】三、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天津）总兵力约五千六百人，分布如下：天津部队：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及步兵第二联队（缺第三中队及第三大队）（联队长萱高大佐），战车队（队长福田峰雄大佐）、骑兵队、炮兵联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军仓库。

北平部队：步兵旅团司令部（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步兵第一联队、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

分遣队：通州（步一的一小队）、丰台（步一的第三大队、步兵炮队）、塘沽（步二的第三中队）、唐山（步二的第七中队）、滦州（步二的第八中队）、昌黎（步二的一小队）、秦皇岛（步二的一小队）、山海关（步二的第三大队本部、第九中队———缺一个小队）。

除以上外，还有陆军机关（一般称为特务机关）等，分布情况：北平特务机关（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３５通州特务机关（机关长细木繁中佐）太原特务机关（机关长茂川秀河少佐）张家口特务机关（机关长大本四郎少佐）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石野芳南中佐）青岛特务机关（机关长谷荻那华雄中佐）驻北平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少佐）陆军运输部塘沽派出所。

———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９８页、１２５—１２６页解读［１］此处只摘录日本陆军的关东军、朝鲜军、中国驻屯军，另有台湾军、国内师团、航空兵团、陆军运输部，此处从略。

７月８日商定双方退兵，中方撤退而日方未全退午后，日方忽又向宛平县政府通牒，声明限六时以前，将宛平县城让出，否则决以武力攻城，经我方驳拒，晚六时便又开始猛烈的攻击了。这一个剧烈的战争通宵未停，直达九日晨双方始下令停止射击。迄午正式实行停战。这个停战，是八日夜中、日双方长官商洽的结果。口头洽订，各军退回原防。在退兵之际，适值大雨，曾一度又发生冲突，我军排长士兵负伤多人。斯时，天与人同流出了凄惨的泪！

但是，当我军完全退回原防后，日军除一部撤回丰台外，但大部分隐伏于大井村、五里店、大瓦店一带。而农民被屠杀于高粱地中不知其图８５准备出战的日军飞行员数。九日夜，因大雨，所以小部分冲突，约半小时之久即行停止。幸未发生大战。

———陈国辉编著：《炮火下之华北》，上海，华光书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７２—７３页３３６七七事变真相五里店日军未按约定撤退（北平）记者十日晨再赴卢沟桥，七时抵广安门，门已半关，菜贩小贾，因交通断绝两日，均乘此机会入城，故行人特别拥挤。七时二十分抵五里店，远望平汉路轨道日军营幕，始知卢沟桥附近尚有日军二百余人未撤，若干日兵犹在该地高土架设炮位，察其目标，仍向卢沟石桥。铁道涵洞有日兵盘问行人，但不甚苛阻。过涵洞后，即为宛平县城。现东门依然紧闭，无法通行，惟西门半开，行人经查问后，可以出入。城内保安队共百五十人，由贾队长率领，会同县警官柏荣光负责维持治安。一般情形，尚颇平静，惟商店尚未开业，住户双扉紧闭，一切均呈静止状态。至戒备方面，因我军撤至桥西，尚未撤去之日军，在铁路轨道旁临时设立之司令部，相距仅一二百米远，故警戒未敢放松。

———《宛平城视察记》，载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双方小规模冲突不断【北平今晨加急电话】日军二百余人，今晨一时三刻，以重机关枪在后掩护，向我卢沟桥再度狂攻，我军以该桥所关至重，沉着应战。日军目的首在夺取该桥，截至今晨三时，仍在激战中。我军决全力死守，与该桥共存亡。

【北平十日中央社电】因日军二百名不肯撤退问题，引起双方极大误会，现日军向平市城郊各地积极增兵，并构筑工事，我方为防范起见，凡日军所在地，亦均有我军驻守，目前正在对峙中，形势似颇严重。我当局表示，愿始终和平解决，虽在交涉无法进行中，亦决愿作最后之努力，倘万不得已时，亦只有尽卫国之责与之周旋。

【北平十日中央社电】卢沟桥中日军队，九日同时撤退后，我方部队撤至指定地点，惟日方部队尚有二百余人，仍逗留于卢沟桥附近之铁路轨道旁。日军临时司令部，借口此次战役尚有阵亡日兵尸首两具未觅获，故须在此搜寻云云。经我方一再与之交涉，均置不理，结果九日晚九时许尚一度发生误会，该部队竟复向我开机关枪射击。九日夜，平市西南角微闻隐约枪声即此，旋经我方劝阻，始行停止。现我仍力促该部迅即撤离卢沟桥，以防万一。宛平城内防务，保安队已分配完毕，开始维持治安。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３７图８６二十九军机枪手还击日军的挑衅日军不断增兵，多处发生冲突至八日十一时许，因谈判无结果，卢沟桥方面中日军队又起冲突，我二十九军吉星文团一小部与日军约六百人作战，卒将日军击退。我军士极愤慨，誓与卢沟桥共存亡。当日下午日方通牒宛平县当局，声明限六时以前将宛平县城让出，否则决以武力攻城。经我方驳拒，致入夜两军又入于对峙状态。翌日晨三时复经双方长官商洽结果，双方部队于五时起各归原防，宛平县城由石友三部保安队接防。惟届时日军一方为向我示威，一方为掩护部队后退，复发炮数十响，伤我排长一人，兵士也有受伤者。保安队则死一人，伤四人。保安队系由中队长贾毅率领，约百六十余名，共乘载重汽车二十余辆，由黄寺开到宛平县城。此时固守宛平县城内之二十九军一营亦撤出城外。日军则泰半撤至卢沟桥东约六七里之五里店。余者仍留防地，声言须俟停战办法正式履行后，方可撤退。日军之所谓诚意撤退者，只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

果然十日下午复有日军六百名，携坦克车四辆，野战炮二十七尊由丰台开出。卢沟桥日军，亦积极布置各项工作。自晚六时许，日军又向我军挑衅，当即发生冲突。双方互击约两小时始停止，华北形势又形严重。我当局立将北平各城门关闭。冀察政委会且开紧急会议，群情激愤，议决：日方如必进逼，惟有不顾一切，抵抗到底。而同时复闻日本关东军方面，决调两万人入关，已有两列车通过榆关西开。至十一日晨一时三刻，日军又以步枪机关枪夹以大炮，向我卢沟桥３３８七七事变真相猛烈攻击，我守军也奋勇还击，迄晨二时犹在激战中。日军已大部分退至大井村。至上午十一时许，日军又向卢沟桥一带炮击，企图渡河。通县南门外及平津间黄土坡车站，亦因日军向我驻军挑衅，小有接触。当夜十时二十分，卢沟桥日军复以河边旅团主力第一联队分三路进攻：宛平由牟田口，森田、嘉田分担八宝山、永定河进袭任务，是以中日大战又在日军再度背约之下而展开。十二日晨八宝山之万国高尔夫球场附近，乃爆发最激烈之战争，为自中日军队冲突以来所未见。平西村庄数所，均受炮火与机关枪之摧毁。午夜后炮火至烈，历一时二十分钟之久。至晨五时半复开火，但未几即停。在这样再度紧张的局面下，北平戒备甚严，各城门除正阳门日开半扇外，余均每隔一二小时开启半扇，约二十余分钟。各城门洞口及市区要冲地点，均以麻袋装土，作防御工事。同时日军方面，也由关东军调来大型轰炸机十二架，十一日一日之中，已先后有十三架飞抵天津。丰台日军，也逐渐增加，遍地皆是，强占民房，以致人民纷纷逃避。

不管战事怎样紧张，天津方面还在举行“和平谈判”。十二日下午五时牯岭发出专电，亦谓：“此间今晨接平官方报告，知日兵已撤。先是昨夜秦德纯有电话到山，谓冲突已停，不至再有枝节，但深夜续得讯，日兵仍开枪，故咸感局势紧张。”日军屡次接受双方退兵之要求，但绝无诚意，事实上仍不撤兵，有时经我方催促，始仅撤去一小部分，故十二日晚情势又现紧张，当晚九时冲突又起。系卢沟桥方面日军不守信约，向我军阵地猛攻，同时大井村日军，也向我财神庙方面驻军进攻（按财神庙距北平广安门约四华里），但我士兵事前早已准备，当予以猛烈之还击，双方炮击约三十分钟，日军不支，旋即退去。

———《卢沟桥事件经过》，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１—３页前线日军的策略与中方的应对情况事件爆发到现在，可以分为二个小阶段。从八日晨到香月提出屈辱条件为第一阶段，以后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日本的行动如下：１．控制天津至丰台、卢沟桥的铁道线，扩大战争至北平的西郊、南郊，以及杨村、落垡，目的在驱逐廿九军驻在南苑的大批部队，以便夺取北平。

２．一方面以“和平谈判”为策略，阻止廿九军士兵的积极抵抗，同时游说韩复榘使取中立态度。

３．陆续由关外输送大批军队入榆关、古北口，准备继续扩大军事行动。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３９４．第三舰队奉令待发，在长江、华南一带发现日舰示威。

５．对于英美的照会表示乐观的态度。

中国的行动，则表现出中央与廿九军的不一致。

１．宛平县城的守军经过一度抵抗，曾接受日本要求而撤退，但因日本军队不撤退而重新开回。宛平已陷于孤立形势，在军事上完全处于犹豫、被动的地位。

２．十一日晨中央电秦德纯等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不许退后，必要时准备牺牲。一方面进行外交上的动员。

———陈国辉编著：《炮火下之华北》，上海，华光书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８８—９０页何应钦转述日军不按协议撤退情形之密电稿（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密。本日下午九时半，接北平秦市长电话云：１．中日军双方昨日约定各回原防，宛平县城由我保安队填防，日军退回丰台。但回至丰台之日军约步兵一营，炮廿六门，今日上午十时又忽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意欲夺取该桥。我军得报后，即派兵一营在卢沟桥北附近阻止该敌军之前进。下午五时，日军向我军炮击，现正在战斗中。２．闻日军有十列车由辽宁向关内开拔，已有两列车过山海关。等情。特闻。应钦。蒸亥［１］。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蒸亥，１０日２１—２３时。

严宽致何应钦报告日军侵略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３１２８４。南京。部长何：○密。一、闻日军对卢案，利以军事威胁后之和平希望，概要如下：１．撤退卢华军。２．严惩责任者。３．根绝华北一切抗日行动。４．共同反共及其他等项。二、据报：日对卢案最后军事计划，初期概略如下：１．决定扩大准备，以武清、丰台、宛平、昌平为第一线侵略出发点，对平市取包围形势，兵力以河边及韩则信伪部为主。２．以通、唐等为第二线，以入关日军及张庆馀、张３４０七七事变真相砚田等伪部之一部及海光寺日军为进犯天津主力。３．以榆、葫、连、锦等为第三线。４．以继续入关之日军及伪军为预备。５．秦岛、白〔北〕戴河、塘沽口等要隘，由日海军负责，葫岛为日军集点。６．到必要时，以空军作威胁。７．以白坚武、郝鹏等率便衣队作骚扰活动。三、观察各方情况，似非简单即可了事，倘从容就范，则汉奸胜利，恐此间形成冀东之二。职宽叩。真二。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日政府持续增兵平津，拟动员四十万兵力侵华［１］【南京十七日中央社电】据悉，日本政府近拟动员四十万向我国作大规模之侵略，除五个师团已奉令开拔外，尚有大批部队由日本国内外各地继续出发，现更陆续征集预备队入伍，听候派遣，并有大批军火及军用物品向平津一带源源运送。坦克车数百辆，已由日运出；飞机四百架，亦已飞至台湾候用。又日第二舰队，现亦准备开赴华南一带警戒。

【北平电话】关东军仍积极向关内增兵运械，刻已准备五十列兵车入关，十七日晨有十七列日兵车满载军火及日兵二千余人抵榆关，日在榆关设高射炮多架，当地情势相当紧张严重。又通县、昌平、怀柔、顺义为大批日军集结，原驻保安队向东撤去。

【本市消息】卢沟桥事件日方一面向我当局交涉，一面运输大军进关，并以北宁路车不敷应用，另调南满车多列开津，现以日政府又调第五、第六、第十二、第十六五个师团开来平津，亟待车辆运输，故停天津东站之南满车辆，自昨（十七）日晨起，由日军雇工将一切军用品，子弹、汽油、铁丝等完全卸下，一部运赴车站兵营，一部运往海光寺日兵营，空车开回榆关，转赴关外以便运兵来津。又昨晨七时许有日军载重车五十余辆，满载军用品及梯子等，由日兵营出发，沿平津汽车路开赴丰台等处；下午一时许，有十一辆铁闷车，九辆平车，上有载重汽车八辆，汽车一辆，二等车一辆，日兵数十名，由津开丰台。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８日解读［１］当时文献还记载，７月１７日，“日政府拟动员四十万，作对华大规模之侵略，除五个师团已奉令开拔外，尚有大批部队由日本国内各地继续出发。现更续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４１征预备队入伍。并有大批军火及军用物品，坦克车数百已由日运出，飞机四百架飞至台湾。又第三舰队现亦准备开赴华南警戒。日兵车陆续由榆开津，并派卅余人将津浦西站津海关查验所房舍占据。丰台日军已达三千人，赶筑工事甚忙，并于每日下午六时断绝交通”（萧潇：《中日战争大事记》，上海英商今日书局１９３８年４月版，第１３页）。可见在事变发生十天后，日本已形成全面侵华的预想。大规模增兵，着眼点已不局限于华北，对华南的侵略也已作出准备。

图８７日军运送坦克的列车开向平津日方在和谈幌子下持续增兵华北［１］日本军最高司令部现设丰台，日兵营联队部在丰台西方五里店，专负西北路指挥之责。

日陆军省发言人发表声明，谓日本决取急进政策，以期迅速清朗时局。又外相广田清晨召外次崛内、东亚局长石射商议；十一时复开五相会议。东京各报皆称华北时局已达最后阶段。

下午四时，宛平城外东北角之日军，复开枪轰击华军。

天津谈判无具体结果，日方训令香月不容再事稽延。据华方宣称，日方对此次谈判，采取二重政策：一方面以武力威胁冀察当局，一方面则乘谈判中调大军至华，以应谈判决裂后之大战。

———萧潇：《中日战争大事记》７月１８日，上海英商今日书局１９３８年４月版，第１６页３４２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日方以谈判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调兵，一旦调兵到位，时机成熟，即谓时局已达最后关键，要采取决然措施“清朗时局”。

７月７日至２０日，冲突在升级、战争在扩大经过这一次冲突之后，由于双方交涉的结果，吉团是含泪的退出了宛平城，而由石友三的保安队接防。但是，一方面是相约撤兵，而另一方面则日军源源增援，由宛平城至卢沟桥间布成四道防线，对华军采取大包围的形势。从天津，从关外，日军是一列车一列车地开赴指定地点待命，显然地，日军这种举动，目的是在扩大事态，而企图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目的。十日下午，日军便开始对宛平城加以包围，向守军猛烈攻击。大炮、步枪、机枪，集中轰击，愈战愈烈。华方守军在猛烈的火网之中，沉着应战，情绪异常兴奋。日方的援军是源源地向前线输送，从十日下午五时至十一日晨一时三刻，战事非常激烈。当时日军的指挥者为河边旅团长，司令部设丰台。日军在前线的兵力约二千余名，驻在华北的全部兵力亦仅一万名。另一方面撤往永定河右岸之华军，亦与日军隔河相击。激战结果，日军终被击退，卢沟桥仍在华军手中。

日军虽遭受巨创，而更激烈的战事，则将在此后展开。关东军因日军首次进攻，即受顿挫，故急调援军入关参加作战。关外日机亦抵津准备助战。十一日拂晓，日军分三路向八宝山、卢沟桥、宛平县城猛扑，至晚战事更烈。十二日晨起，日军更进一步的以重兵向北平南郊进犯，双方发生冲突，肉搏至烈，日方的新式武器及飞机均参加作战。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最严重的冲突。北平城内，枪炮声清晰可闻，平静的一座古城，立刻便变成现代的战场了。

战事既一天天在扩大，全局形势也随着日趋恶化。日军便决定以三师团兵力侵略华北，除原有华北驻屯军及关东军外，还由国内抽调两师团兵力，由朝鲜配备五十列车，陆续运华。另有三师团则开至朝鲜待命，而驻朝鲜等地之日本后备队，亦已奉令准备。同时，大批军用品亦陆续运津。（按：此次开华日军为第五、第六、第十二、第十六，五个师团，人数达十万人。）又据另一消息，日政府拟动员四十万人，向中国作大规模之侵略。但是，在这个时候，中日双方却在天津举行所谓和平谈判，这一谈判，不过是日方的缓兵之计，乃是一般人都能意料的。事实证明我们这一个推断并没有错误，在谈判尚在进行中，日军便积极布置，完成包围宛平的形势，开始向宛平进攻；大井村日军亦向华军阵地开炮轰击；并借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４３口华军击伤其将校，扬言将于二十日正午开始积极行动。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战的必然爆发，乃是无可置〔质〕疑的。果然，日军于二十日清晨起至晚间止，开始全线向华军攻击，宛平城、卢沟桥、平郊，都发生激烈的战事。这一次的战事，显然是日军有计划的进攻，而不能说是偶然的冲突了。英勇的吉星文团长，移驻卢沟桥后，因指挥作战，在这一役中又受了伤。战事直至二十一日晨始见沉寂。大局到这时为止，还是忽张忽弛，双方经一度剧战后，又相约撤兵。而事实上，则日军不但未撤，反而源源开向前线增援，军火亦不断向前线输送，掘战壕，布防线，显然在准备更大的战争的开始。

———《中国的抗战》第１集附录，密勒氏评论报社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２１—２６页７月１９日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后，日军再度进攻【北平电话】卢沟桥来人谈，十九日夜至二十日晨，卢沟桥日军曾两度向我军猛攻，旋即退去。（一）首次攻我阵地之日军，系十九日下午由丰台开抵卢沟桥之步兵百五十名，由一大尉率领，以骑兵四十余人掩护前进，经我驻永定河西岸之军队发现，当即迎头痛击。（二）二次进攻我军之日军，计共一联队，携重炮二门，钢炮十门，坦克车八辆，铁甲车四辆，此外并有装载子弹给养之大车十余辆及驴子车三十余辆，自大井村迤逶前进，至二十日晨三时四十五分即开始以步枪向我阵地猛烈射击，至四时许复发炮两发，均落我军阵地内，我军当加还击，至拂晓时，日军始向大井村原阵地退去。

【中央社保定二十一日电】卢沟桥日军二十日夜全线以骑兵掩护步兵及坦克车向我左右翼猛冲，希图过河，炮火之猛，空前未有，我军严阵以待，均被击退。前方士气极盛，受伤官兵均带伤拼命，誓死坚守，团长吉星文表示宛平即其墓地，决共存亡。

【北平通信】前晚卢沟桥战事，自午后一时起至八时许止双方激战颇烈，日军先后放炮百七八十发，我方损失颇重。敌方因谋夺取宛平城，死亡人数颇多。我方二十九军团长吉星文因指挥抵御作战，面部被炮弹炸伤，势甚轻微。平学术教育界，以吉与该团守卢沟桥营长金振中奉命守土，抗战不挠，功在国家，万众景仰，昨特专函派员前往二十九军慰劳，藉表敬佩之意。

———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１日３４４七七事变真相图８８牟田口廉也率领的第一联队炮队（摄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２．廊坊事件崔振伦回忆廊坊战斗的爆发七月二十五日的下午，接到北平师部的通报，有日军兵车一列向廊坊开去，令严加注意。我当即和刘振三旅长研究敌情，商量对策。据我们判断，卢沟桥已经打响十几天了，廊坊又是平津要冲，势在必争；而且敌人最近的活动，又都是带侦察性的，因此认为敌人此来，是决心占领廊坊。据此由旅长向师部请示机宜，便于行动。师部的指示是“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如果此着不通，下一步怎么办？师部的指示一字没提。旅长根据指示精神，交我具体办理。廊坊的部队是我团的两个营，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照样请公安分局局长出面与到站的敌人兵车交涉。公安分局长向敌提出，只准在站内活动，不准出站进街，理由是站外街内都有驻军，以免发生误会。【中略】双方开始谈判。我们的要求是：“你们的任务完成后尽快离开廊坊，以免发生误会。”敌人要求出站宿营。我方说：“此地有驻军，你们在此宿营绝对不行，还是赶紧离开此地。”这样反复争执，终无结果。待我方人员回来后，敌人就行动起来了，分成三四个组列，每组约有三十至五十人左右，全副武装，并带有工具。他们分头出站，选择有利地形开始向着市内方向构筑工事。这时敌人的主力仍在站内隐蔽，不让我方看见。

还在双方谈判时，我和刘旅长随时研究情况，并随时报告师部，请示办法。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４５但是师部在这种一触即发的紧急情况下，下达的指示仍是老一套，即“不准敌人出站进街，不准开枪”。我们还派公安分局局长前去交涉，要求敌人“停止构筑工事，马上离开廊坊，否则发生冲突，由你们负责”。敌人这时更进一步提出强硬要求，要我驻军退出营房让他们宿营，他们就停止构筑工事。刘旅长用电话向师部报告，副师长李文田指示“不能让出营房”。刘旅长说：“敌人硬要进怎么办？”副师长说：“挡住敌人。”刘旅长问：“如何挡法？”副师长说：“总之驻地不能让出，也不能先敌开火。”我在电话前听了二人的对话后，就出去看情况，正遇第三营营长邢炳南报告：“敌人正对着九连住的街口做工事，工事做完以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这时第九连连长宋再先也来了，他说：“团长，打吧！”我说：“你打谁负责？你先回去，我和你们营长商量商量。”我和邢营长商量的结果是，先敌开火，待敌人开火后再向师部报告，说敌人先向我开始进攻，我们为了自卫才还击的。但是这样办了，又瞒不了旅长。我让邢营长回去布置，我去找旅长商量。邢营长说：“如果旅长不同意怎么办呢？还是等团长回来再说吧！”我到刘旅长那里报告邢营长与宋连长先敌开火的意见。刘旅长没加可否，光是低着头吸烟。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外边响起了机枪声、炸弹声，夹杂着喊杀声，很激烈。这时刘旅长才拿起电话筒向师部报告，说：“敌人已经开始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等着挨打，怎么办？”我听见电话筒里说：“育如（刘旅长的字），你拿着电话机不要放下。”听到这里，我马上出去，观察各处的情况。走到第九连阵地时，见到宋连长，他神情不安地说，这次开火是他连里的一个列兵，叫王春山，他自己集合了五挺轻机枪，没得到任何人的命令就向敌人开火了。我说：“敌人先打了咱，咱当然也要打敌人。”我事后考虑，宋连长所说的一个列兵集合了五挺轻机枪，先敌开了火，恐怕这是宋连长亲自办的。不然一个列兵怎么能够集合五挺轻机枪呢？他是怕负责罢了。我又找到邢营长，他说刚才的炸弹声是第十连蒋排长搞的。蒋当时在一家饭馆房顶上（当时在廊坊商民的平房顶都设有隐蔽哨，敌人还没发现）。正好房子墙根下有一部分敌人休息，他一听第九连响起了机枪声，他就用集束放手榴弹的办法，每捆五个，投下了五捆。

廊坊的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次因为敌人没重武器，只有重机枪、小口径炮，特别是立足未稳又加上他们轻敌，所以伤亡很大。当时已进入黑夜，只听见敌人的伤兵鬼哭狼嚎。敌人曾数次使用猛烈火力作掩护，抢运伤兵，均被击退，又伤亡不少。我军是以主待客，早筑有一定强固程度的工事；又违背了上３４６七七事变真相级命令，先敌开火，争取了主动，因之伤亡不多，损失不大。

———崔振伦：《廊坊抗战始末》，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邢炳南［１］回忆廊坊车站的激战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向平津全面进攻的一段时间内，从表面上看是没有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但日军经过这一阶段的准备之后，在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左右，突由天津方向开到廊坊车站一列兵车。初来时声言是交通列车，修理沿途电线，继而便在车站上布置警戒，驱逐车站闲杂人等，并禁止站外的行人进站。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派第二二六团副官吴明海（朝鲜人，能讲日语）到站交涉，要求日军离开廊坊站。日方不但没有圆满地答复，反而要求我军撤出营房，并打了吴明海两个耳光，把吴逐出车站。旅部当即将廊坊车站所发生的事件，以电话向天津市政府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接到的答复是：“要忍耐，不要扩大事态，这里马上就派员偕同日方人员乘专车到廊坊去。”此时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在北平，天津的一切由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负责。此时驻廊坊车站营房内的部队，仅有第二二六团第三营，其第九连还驻在站台附近的民房内。

从日军强占我廊坊车站起，北平和天津的铁路交通即告中断，形势显得极为紧张。第一一三旅一次又一次地向天津打电话联络，但是每次得到的答复，大体上都和第一次的答复一样。到晚上七时前后，日军便开始在车站周围构筑工事。同时，我第九连亦将轻机枪架在房顶上，准备应付一切可能的事变。后来第二二六团团长崔振伦决定采取主动，以第三营主力由车站西北端沿铁路向车站之敌进攻，第九连仍在原住处占领阵地，以便夹击车站之敌。当夜十时，第三营即进入攻击准备位置。这时崔振伦团长也来到现地指挥攻击。就在这将要攻击前进的一霎时，突然接到旅长的命令：“撤销向车站进攻的计划，速将部队撤回原驻地，听候处理。”并说天津的调解专车马上就来廊坊。于是第三营便又撤回营房。午夜已到，依然不见调解列车到来。就在这时候，旅部忽接天津电话：“日兵车一列将由天津开往廊坊，请特别注意。”【中略】廊坊车站之敌，得到增援后，便于二十六日早二时开始向我炮击，第三营当即以迫击炮还击。从此时起和天津的电话便中断了。第三营的主力进入营房围墙的既设工事，并将原住民房的第九连也撤到围墙的工事中，全力抗击当面之敌。日军以步炮联合向我发动的攻击，都被我第三营击退。

二十六日拂晓时，忽然听到嗡嗡的声音由远而近，原来是日军飞机一队（九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４７架）由天津方向飞来，到廊坊上空稍事盘旋侦察，即向我毫无防空设备的营房进行低空轰炸扫射。敌军同时向我发起进攻。此后，敌机即以九架为编队，不间断地轮番轰炸我营房。上午十时，营房已被敌炮火和飞机炸成一片废墟。但是第三营的全体官兵，凭借着营房围墙的既设工事，依然沉着应战，不仅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而且伤亡也很少。有些士兵被炸起的土埋了，他们从土里爬出来，换个地点，继续抗击来犯之敌。

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候，刘振三旅长在营房东北角的交通壕内对崔振伦团长说：“营房没有死守的必要，你可命三营营长邢炳南从速出营房，免受无谓的牺牲。”【中略】在旅团直属部队撤走后，我又指挥本营逐次撤出营房，向东转进，到达营房东约六里之高地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左右了。

———邢炳南：《激战廊坊车站》，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邢炳南，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第三营营长。

图８９日军强占廊坊车站廊坊事件新闻报道【本市消息】据交通界消息，二十五日下午五时，由津开抵廊坊日军车一列，上有日军二百余人，钢甲汽车两辆，炮二尊。该项日军声称修理电话线，拟均下车，我廊坊驻军张自忠部刘旅，因未奉命当加阻止，并婉词劝告，该部日军坚不接受劝告，并即全部下车，成散兵线，将廊坊车站占据，积极构筑工事，双方即形成对峙。至昨晨零时三十分，该部日军突由车站用机关枪向我军防地扫射，我方因３４８七七事变真相事前未作准备，伤亡十数名，乃一面向上级请示，一面准备应战，形势极严重。是时日军仍每隔数分钟，即以机关枪扫射约廿分钟，同时有一钢甲车一辆，开至我军防地附近，开枪射击数十发，我军迄未还击，直至昨晨二时半始应战。是时津日军六十余名，乘载重大汽车三辆，由津过武清开抵廊坊增援，双方对峙至昨晨五时，廊坊上空忽由东北方飞来日侦察机一架，低飞侦察，约十五分钟始飞返。五时十五分，又有日轰炸机四架飞抵廊坊上空，向我军营房投炸弹达五十余枚，我方损失极重，同时占据车站内日军三百余人，向我猛烈攻击。因电话已不通，我前方部队只得沉着应战，坚守原防，日军迄未得逞。五时二十分复有日军兵车一列，上载日兵三百余名，铁甲车七辆，大炮十门，由津开抵廊坊。五时二十五分又由津新站开来日兵车一列，上载日军一千四百余名，亦开抵廊坊，下车增援。日方轰炸机四架，于五时三十五分飞去；六时十分，又飞来四架投弹数十枚。我军以仅一小部分，日军大批援军到达，全部二千余名；且我军因日军轰炸及猛攻，已伤亡甚重，不得已乃退出营房，在廊坊北宁路铁道南北高粱地内布防。十时二十分，又有日侦察机轰炸机混合队十七架，飞抵廊坊我军防地及廊坊附近掷弹，同时，日军仍向我猛攻，附近人民亦均避于高粱地内，结果我军民伤亡颇众，情形极惨。

———《日军又在廊坊挑衅》，载《华北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宋哲元呈何应钦报告廊坊战况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限即刻到。南京。委员长蒋、军政部长何钧鉴：０４６７密。日兵三百名于有未［１］陆续开抵廊坊，当夜十二时，突向我廊坊驻军袭击。今晨又派轰炸机六架向我军轰击。刻下仍在对峙中。除令固守原防竭力抵抗外，谨闻。宋哲元叩。宥辰［２］。参。印。

【何应钦部长批复】呈阅。拟复。日军狡诈莫测，请饬属严密防范，并随时将情况电告。钦。

———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８１页解读［１］有未，２５日１３—１５时。［２］宥辰，２６日７—９时。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４９西方人评论廊坊事件［１］香月的最后通牒，充分地表现了侵略者的野心。所谓廊坊事件，也完全是日方挑衅的举动。在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天津开抵廊坊的日军声称修理电话线，拟下车进站。华方驻军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旅长刘振三劝阻无效，即将车站占据，双方形成对峙状态。二十六日晨零时三十分，日军用机关枪向华方扫射，华方以未奉命令，虽伤亡十余名，亦末还击。日军步步进逼，且以钢甲车冲锋，华军于二时半被迫应战，于是日方即增援千余人，并有飞机大炮助战。至十时华军伤亡千余人，情形极惨。下午一时许，华军渐向廊坊西北方集中。津市自得廊坊冲突消息后，人心极为恐慌；另一方面，卢沟桥与大井村的形势，极端紧张。平郊日军，且于二十六日晚七时强行入城，与华军发生巷战，致顿入战时状态，全城电灯熄灭，商店停业，交通阻断，居民纷向东交民巷搬家，风雨满城，草木皆兵。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之北平，开始遭受到暴风雨之袭击了。

———《中国的抗战》第１集附录，密勒氏评论报社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２９—３１页解读［１］这是由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对廊坊事件的评论。

宋哲元呈何应钦报告战况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南京。部长何：宥辰参电计达。３１１２密。今早八时，日军又由天津开抵廊坊千余名，同时并以飞机十四架，装甲车数辆，向我当地驻军猛烈轰袭。我军四面受敌，现已撤出阵地。平津交通已被切断，战事恐不可免。将来北平南可支持。天津方面兵力单薄，危险万分。拟请速饬庞军集结沧县，以作总援。查日方此次发动，纯对冀、察，乃职部防务辽远，战端一启，处处堪虑，即祈速示机宜，以备遵循为祷。职宋哲元叩。宥申。参。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此电发于２６日１５—１７时之间。其时正是日方发出最后通牒之际，宋哲元已意识到平津难免大战，故要求中央军速援。蒋介石在此电文上写有批文：３５０七七事变真相“寝、宥申各电○。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致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随时加入也。此时电报恐随时被阻，请与仿鲁切商办法，中央必以全力增援，勿念。”３．广安门事件日本人对广安门事件经过的叙述２６日，奉命进入北平市内的广部大队（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１４时到达丰台车站，换乘二十六辆汽车开往广安门。事前经与冀察当局交涉，约定１６时开门。然而，中国方面也许是因为廊坊事件或最后通牒问题而态度强硬起来，城门紧闭准备打仗。经中岛、樱井军事顾问的交涉，１９时才开门。当广部大队入城时，先头三辆汽车刚刚通过，城墙上的中国军队便以广部大队为目标猛烈射击。大队以最快速度通过十二辆，后续部队因被射击所阻，使大队分为城内、城外两段。军事顾问尽力镇抚中国军队没有效果，２０时广部大队终于应战。中国军队陆续增强兵力将大队包围。丰台的河边旅团长知道这一紧急情况后，２１时半派出救援部队。经交涉结果，日军在中国军队隔离下集结，入城的日军部队到公使馆区域，城外部队返回丰台，如此了结。２２时过战斗停止。２７日２时，广部大队进入公使馆区兵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９５—１９６页图９０北平广安门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５１宋哲元呈何应钦报告广安门事件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限即到。南京。部长何：３１１２密。今日下午七时，敌用载重车三十余辆，载兵约五百名之谱，由广安门强行入城，经我守兵阻挡，不服制止，以致互相冲突，刻正在对峙中。似此情形，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所不免。除饬各部即日准备外，谨闻。职宋哲元叩。寝［１］。印。

———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８０—１８１页解读［１］寝，２６日。

刘自珍［１］回忆广安门事件缘起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晨张自忠打电话告我，日军五百人由丰台乘车三十五辆，回城内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由广安门进城，叫我通知守门卫兵放行。我问他你与宋委员长谈了吗？他说委员长晓得。我感此事不对头，当即到宋哲元处请示。宋说没我的话不准进城［２］。晨七时日军即到城外，城门已经关闭，双方如何交涉我不详知。到晚上七时秦德纯拿着宋哲元放行命令到来，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同来，我遂命守门部队开门放行。日军疯狂成性，在城外露立一天，气愤已极，一进城门在汽车上即开枪向我军射击，顾问樱井也制止不住，腿部受伤。我守门部队复把城门关闭，仅十车日军进城，其余仍留城外。已进城的日军，因见街头巷口均筑有巷战工事，到处挨打，寸步难行，真如热锅蚂蚁，走投无路，复由日本使馆出来交涉，由北京《小实报》经理管翼贤，领着这些日本兵回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去。

———刘自珍：《记北平七七事变前后的两件事》，载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上海市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史料选编》１９８７年第１期解读［１］刘自珍，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一旅旅长，所率部队为北平城防守备队之一。

［２］可知日军要从广安门进城，提前向张自忠打了招呼，张自忠表示同意。

３５２七七事变真相但宋哲元开始不知此事，下令不许开门。待交涉了大半天，到晚上才得以放行进城，进城过程中便发生了摩擦。日方后来对张自忠不满，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他既答应开门放日军进城，却又那么大费周折，日方自然十分不满了。此事也多少反映了张自忠与宋哲元关系的微妙，即对日方的要求，张未向宋哲元汇报；而宋也不管张对日做了何种承诺，既然日方未向自己联系进城事，他也就坚决不予理睬，使此事拖延了数小时。

三、平津的最后一战１．日军通牒，全面开战７月２６日日方发出最后通牒［１］【本市消息】此间日军部宣称，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二十六日午三时向宋哲元提出通牒：一、限卢沟桥、八宝山一带我驻军三十七师，于二十七日午前撤退至长辛店；二、限北平西苑我驻军三十七师，于二十八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并谓三十七师必须撤至保定以南云。

【同盟社本市消息】今（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半，日驻屯军司令部发表：日本驻屯军自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当于不扩大就地解决之方针下，与第二十九军订结协定，对中国军队数次之不法不信行为尽量隐忍自重，以严重监视华方之实行协定。然华方非但借口实迁延实行协定，而遂于昨（二十五）日屯驻廊坊之中国军队侮我方人少之通信线掩护部队，施以不法射击，予我军以损害，如此，中国军不只出于侮日抗日之挑战行为，并且对其与我军订结之协定之实行事，完全缺少诚意，此当可断定矣。于是军即基于其使命，并立于公正态度，为断然纠正华方对该协定之实行诚意，并庶冀其迅速确实实行起见，已于本日（廿六日）下午三时半，转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向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面交如下之最后通告：昨夜（二十五日）在廊坊因贵军对我军为掩护通信交通上遣派之一部分部队加以不法射击而已至惹起两军冲突，实堪遗憾。惹起如此事态之起因，乃贵军对其与我军间所协定之事项实行事，缺少诚意，仍未和缓挑衅的态度也。倘贵军仍抱有事态不扩大之意志，首应从速令布置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第三十七师，截至明（二十七）日正午止，后退于长辛店；又驻扎北平城内之第三十七师，须由北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５３平城内撤退，迄本月二十八日正午为止，与在西苑之第三十七师之部队，同时经由平汉路以北之地区，而移于永定河以西之地区，以后亦应将是等军队赓续输送于保定方面。如未能见前面诸项之实行，则认定贵军无诚意，其时我军将不得已而执行独自行动，将在此场发生之一切责任，应由贵军担负矣。

昭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军司令官香月中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台鉴。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解读［１］日方通牒的中心内容，一是把所有冲突均归咎于中方，然后以此为其进行大规模进攻的借口；二是逼迫二十九军撤退出北平，撤离卢沟桥，从而拱手将北平让给日军侵占。日方此时如此蛮不讲理，主要因为他们包围北平的军事部署已基本完成，在军事实力上已占据优势，因而就不再进行所谓和谈了，而找个借口将战争进一步扩大化。双方真正的大规模作战，也就从此时开始了。

图９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３５４七七事变真相日方强行向中方递交最后通牒廊坊事件突然发生，香月天津军司令官立即下了决心，要求冀察第三十七师从北平附近撤退。松井特务机关长率领天津军的大木参谋和寺平辅佐官于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四十分前往宋哲元住所进德社。宋背约称病避不见面，由秦德纯和张维藩代表会见。他们起初连日本军的通告文件也拒绝接受，在一再强迫之下才肯受理，交涉到下午五时半才回来。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４７页最后通牒发布后驻屯军司令部下达的攻击命令（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２２时２０分）一、军明７月２７日正午开始攻击［１］。

二、在廊坊及天津的第二十师团主力在团河村附近集结（北平南约十五公里）与位于马驹桥（北平东南约十五公里）的一部部队协同攻击南苑。

三、中国驻屯步兵旅团主力从丰台向南苑兵营西北端方向攻击，在通州的该步兵第二联队向南苑东北端方向攻击，至１１时进入北平—马驹桥一线，听从旅团长指挥。

四、北平警备队保护北平侨民。

五、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在高丽营）从卫窑（北平北约十六公里）附近攻击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

六、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在顺义）从沙河镇方向向永定河线攻击。

七、军预备队（笫二十师团的步兵三大队）位于天津。

八、集大成飞行团主力于拂晓攻击西苑兵营。

九、临时航空兵团一部在承德，主力跃进于天津，协助地面各兵团的扫荡战，并随时准备与中国空军决战。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９６页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５５图９２日本设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解读［１］７月２７日凌晨４时３０分，驻屯军司令部又下达部分变更命令：“军为北平侨民收容问题，故延期开始攻击时间，希各兵团做好攻击准备。关于攻击前进，应等候命令。”最后于２８日开始了对中国军队的全面进攻。

宋哲元发表守土抗战通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委员长蒋、各院会钧鉴，各部各省市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总指挥各军长各师旅长各法团各报馆均鉴：哲元自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之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廿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长辛店驻军，于廿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廿六日晚，又轰击我广安门驻军，廿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已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乞赐教，是所企祷。念九军军长宋哲元叩。感。印。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１９３７年７月，美商华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第５０页３５６七七事变真相图９３宋哲元拒绝日本通牒，决心守土抗战宋哲元呈蒋介石请派大军及飞机解北平之围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急。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宥戌机京电，谨悉。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事所关。现在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１］。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与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定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心不敢稍有畏避也。谨复。职宋哲元叩。感辰［２］。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１９７页解读［１］日军经过二十天向平津增兵，基本形成对北平的包围之势，困守北平的二十九军面临极危险的境地。但此时宋哲元仍抱定固守北平的决心。

［２］感辰，２７日７—９时。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５７蒋介石令宋哲元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密电稿（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限即到。北平宋主任明轩兄：偃密。此时先以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随时加入也。此时电报恐随时被阻，请与仿鲁切商办法。必以全力增援，勿念。中○。感辰。侍参。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１９８页宋哲元致蒋介石告急求援密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敌以全力围攻北平，情势实堪危虑，拟请中央速作第二步之准备；并速派大军由平浦线星夜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如派飞机队到河间、任邱一带，则于战局更有裨益。

【蒋委员长批示】急。北平。宋主任明轩兄：感巳午［１］各电悉。第二步计划已早有准备，当照来电派大军全力增援；并派大员到保策应，请兄稳扎稳打，最后胜利，必归于我也。中正。感申。机。京。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第７０页解读［１］感巳午，２７日９—１１时和１１—１３时；下文“感申”为２７日１５—１７时。

蒋介石指示宋哲元固守北平三日中央兼程驰援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北平。宋主任勋鉴：偃。请兄静镇谨守，稳打三日，则倭氛受挫，我军乃易为力。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毋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中正手启。沁酉。机。京。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第７０页３５８七七事变真相图９４中央军北上增援严宽呈何应钦转达二十九军决与城共存亡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特急。南京。部长何：１０１５密。秦托电告如下：１．日致我通牒，限我廿九军俭午前撤退，我方已将该通牒送回。２．和平已绝。宋及廿九军将领已决心与城共存亡。至城外各方面，俟布置完毕，即行应战。望转电何公速派大量飞机及军队来北。等情。谨报。乞复转达。职宽叩。感戌。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１９８—１９９页宋哲元呈蒋介石请速调庞炳勋军集结天津南部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即到。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偃。顷据庞军长更陈俭子参电称：奉钧座电令担任沧县防务，及构筑该线工事任务，势难北进等情。查今晨敌以全力进攻南苑、北苑，战斗异常激烈；恐天津方面战事亦将发生。拟请钧座电令庞军迅即集结于唐官屯、静海，一则保持津浦交通，一则声援天津，万勿迟延为祷。谨闻。职宋哲元。俭巳。参。印。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第７１页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５９蒋介石指示宋哲元速离北平赴保定指挥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北平。宋主任明轩兄：希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勿误，如何？盼立复。中正手令。俭辰。机。京。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第７２页蒋介石指示秦德纯、刘健群力促宋哲元离平赴保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特急。北平。秦市长勋鉴：缄。并转健群、卓超兄：接此电时，如平保线尚有汽车路或小道可通，不论如何，应即硬拉宋主任离平到保，此非然为一身安危计，乃为全国与全军对倭作战之效用计也。望以此意转告明轩主任，对中命令更应服从毋违为要。近情盼时时相告。中正手启。勘辰［２］。机。京。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第７２页解读［１］蒋介石之所以强令必须将宋哲元拉往保定，既是为了让他便于指挥整个平津地区的抗战，也是为了避免他被日军俘虏。他身为中方驻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一旦被日军控制，将对中国华北的领土主权、军事和经济构成重大的威胁。

［２］勘辰，２８日７—９时。

谈判均已停止【中央社天津廿七日电】时局已濒最后关头，此间一切谈判均已停止。官方因平津电话电报均被破坏，消息传递，殊欠灵敏，故大局究竟现已发展至如何程度，无从知悉。张自忠现在平，市府政务由秘书长马彦罛、警察局长李文田等处理。据当局称，目前大沽等地尚平静，廊坊廿七日晨亦无冲突，中日双方军队仍在对峙之中。

———南京《中央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３６０七七事变真相平郊大战概况自本月十三日起，平津方面日驻屯军积极完成战时组织。其自东北等地出动之部队，已达五个师团。十九日集中丰台等处前线者，达一万八千人。其海军第一、第二两舰队，亦自十九日起集中于吴军港，作战时准备。是时我派遣北援之部队，已先后到达石家庄、保定一带。空军亦计划出动。

【中略】二十五日晚，日军一列车进驻廊坊，与我三十八师开火。二十六日复以陆、空军增援猛攻。同日北平广安门及西便门白云观一带，亦遭日军攻击。此时日军包围平津之阴谋，已部署完成，日驻屯军司令香月，遂向宋哲元提出通牒，限卢沟桥、八宝山一带我驻军，于二十七日午前撤至长辛店；限北平、西苑我驻军，于二十八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均经宋氏拒绝，于是北平四郊均发生战事。二十八日敌军分路向我北平附近阵地猛烈进攻，敌机数十架参加作战。我守军奋勇拒敌，悲壮惨烈，我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不避牺牲，亲赴前线督战，均壮烈殉国。同日丰台车站一度为我军克复，廊坊与卢沟桥方面之我军，亦力战却敌；惟均因空权被制，致敌机滥施轰炸；同时我军应战，准备未周，乃卒为敌之增援部队所各个击破。于是北平近郊，完全为敌军所控制。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第１３５—１３６页２．中国军队的血战刘汝明谈佟、赵二将军佟捷三（麟阁）是河北人。【中略】南苑之役，他骑马往来指挥，被日人机枪打断了腿，流血过多不治。赵舜诚（登禹）是山东菏泽人，一直都是宋先生的部下，勇敢善战，曾多次负伤，因而染上了嗜好［１］，不过打起仗来仍然非常剽悍。喜峰口之役，他又受了伤。南苑之战，舜诚持刀督战，为日军机枪打在胸部，当场殉职［２］。

———刘汝明：《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５卷第１期，１９６４年７月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６１解读［１］指用鸦片止痛。

［２］按赵登禹是在从南苑返回北平的途中所乘汽车遇日军伏击而牺牲的。

图９５日机轰炸我兵营南苑危局夜间，日寇围攻南苑，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未构筑防御工事，仅以营房暂作掩体，加之通讯设备被敌机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各部队之间无法配合作战，一时秩序大乱，纷纷突围。佟麟阁阵亡；赵登禹坐汽车到大红门时，被敌截击阵亡。整个驻南苑部队损失惨重。直到骑九师师长郑大章突围到永定门，城中才知道南苑失陷。

———张克侠：《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载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９辑，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孙麟［１］回忆南苑保卫战南苑的守军，包括三十七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和军官教导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二九运３６２七七事变真相动之后，热血学生组成的一个学兵团。此时日军在华北平津一带调兵遣将，为防不测，七月二十日，佟副军长令南苑营园外挖掘战壕，清理营园外四百米以内的高粱、玉米，令我率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担任南苑的正面防务，阻止由黄村向此进犯的日军。

当日军于二十七日开始进攻南苑的时候，也正是南苑的防守最薄弱的时候。当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南苑的防御不足，因此命令预备队赵登禹的一三二师迅速进驻南苑。急于赴战的赵登禹到达南苑时，身边只带了一个团。一三二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主力尚在涿州，而三十七师原驻防南苑的主力兵员已经离去。正在此时，日军的攻击打响了。南苑本质上是一个兵营，兵营的外墙在日军第一批炮弹的打击下就轰然倒塌，守军的阵地，就在院墙外面的战壕里。一木清直所部的日军冲进南苑守军的阵地，就在南苑守军阵地前极近的地方，日军纷纷踩上了地雷，损失惨重。训练有素的日军虽然受到重创，依然嗥叫着向前猛冲，跃进战壕和迎上来的学兵团展开了肉搏，一部分日军冲进了南苑兵营。在突然的地雷爆炸与肉搏中，冲入南苑的日军昏了头各自为战，失去了统一的指挥。佟麟阁率领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一部及时起来反击，身为军官教导团的战术教官的我更是义不容辞地战斗在最前线。在白刃战中，抗日情绪高涨的二十九军用最擅长的大刀夜战把一木清直大队砍了出去。二十九军的老兵都专门练就破日军刺刀的刀法，每人一口后背鬼头刀近身格斗极有威力。二十八日凌晨四点时，日军的第一次攻击失败了。

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后，有些意外的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赶到前线接替指挥。八点，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日军方面的资料后来记叙，南苑之战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堪称教范。日军认为换了自己，也不能比二十九军在工事方面做得更好。二十九军的防御工事是双层布设的，第二线阵地比第一线阵地地势稍高，火力配备几乎没有死角。南苑守军抵抗十分猛烈，他们英勇壮烈，前仆后继地战斗着，日军寸步难进，但是南苑还是丢了。清晨，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南苑在炸弹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没有防空经验的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二十九军的第一线阵地，南苑阵地的外壕外墙被日军多处突破。

下午四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在公路上行军的二十九军部队遭到萱联队用机枪和迫击炮等各种兵器的猛烈攻击，日军飞机也于此时投入轰炸。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６３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２］，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我率领着部分教导团员们且战且退相互掩护着。他们终于随着残部以郑大章为首突出重围退回北平。学兵团一千七百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仅仅剩只有六百人，战死在南苑这块土地上的学生，没有多少留下姓名，这是二十九军平津抗战最为惨烈的一幕！

———孙麟口述、孙幼菊整理：《南苑保卫战的回忆》，转引自李惠兰、王勇、明道广《七七事变探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版解读［１］孙麟，时为第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少将教官。

［２］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载传闻：“唐韵田云：此次南苑之战，教导团（即前所称学生军）死者三千余人。”（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关于南苑二十九军阵亡将士人数，说法不一，宋哲元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向中央汇报战况时说：“是役我官兵伤亡在两千名以上。”张寿龄［１］回忆：南苑我军准备不足，仓促应战损失惨重二十七日，敌人飞机又轰炸团河。那天下午，军司令〔部〕即匆匆地迁到北平城里去了。傍晚，我问佟麟阁，军部迁走以前有什么具体安排没有？他说，听说赵登禹今天要到这里来，和郑大章（骑兵师长）负责这里的防务，咱们到军部那里去找找他。当时驻在南苑的除军司令部直属各处科以外，还有后勤、医院以及训练团、教导团、骑兵师部等众多单位。赵登禹那天下午才到，住在原来军部的营房里。【中略】当时我提请他对南苑的统一部署宜早作安排，以便于统一指挥。他表示赞同。

时值盛夏，南苑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那样绵亘广漫的青纱帐又不能砍掉，敌人很容易借以隐蔽接近。二十七日下午，有几个敌骑探窜到南围墙附近，被守卫围墙的我军训团学生击毙一名，余均仓皇逃逸。那天夜里，我命令守卫围墙的学生严防敌人偷袭。午夜以后，四面不断传来枪声。我曾几次到军训团防区内巡查。学生们都很振奋。在黎明时（二十八日清晨），我在围墙上向外面望，忽然看见东北方的晨晖中隐隐约约有几个黑点向这里蠕动。我当即意识到敌人的飞机要袭击了，随即令传令兵速通报军部并请佟副军长赶快离开营房到阵地上来。就在这时，敌侦察机已临空盘旋两周，循原方向逸去。我命令守卫阵地的学生做好迎击敌机的准备。少顷，敌机出现了，在上空只转了一周，即３６４七七事变真相从东北角骑兵师部那里开始，沿着营房的排列线疯狂地轰炸起来。我阵地守军向敌机射击，敌机在高空乱投一阵炸弹后逸去。随之而来的是敌人野炮的远程射击，也只是盲目的射击而已。这时我在阵地附近遇到佟麟阁，我们一起向军部赵登禹那里打电话询问情况，电话不通。又给郑大章打电话，也不通。派人到赵登禹那里去联系，已空无一人。我和佟麟阁商议了一下，决定到郑大章那里再去看看。我们在营房里寻找了一遍，也是空无一人。最后在一个防空洞里找到一个士兵。据他说，郑大章早已在黎明前把队伍撤走了。佟麟阁气愤地说：“彩庭（郑大章的号）这可不对！”我们在营房里又看了一遍，才跨出营门，迎面匆匆地跑来一个军部的传令兵。他说赵师长很早就离开南苑了，临走时传来城里军部的命令，要南苑所有单位立即撤进城里去。我们向外边一看，各单位正纷纷往下撤。由于事前没有统一的部署，秩序有些混乱［２］。我们决定到大红门附近去掩护收容。敌人可以利用青纱帐向我们接近，我们也可以借着青纱帐安全撤退。敌机还在不断地沿公路轰炸，我们撇开公路循小径分散行进。大红门东边有座土山，我们在那里设置望哨，观察各部队后撤。当队伍都安全通过时，已是午后。佟麟阁和我，还有他的几个随从在一起。我们又等了好一会儿，接着起身进城。走了不远，突然迎面传来了枪声。我们停下，派人到前面去侦察，发现许多日军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马上要大家借青纱帐分散前进。敌人并未发觉我们，只是不断地乱打枪。佟麟阁中流弹牺牲。赵登禹于那天一早就从南苑乘汽车撤走。他在大红门的玉河桥附近遭到敌人的伏击，也牺牲了。

———张寿龄：《抗战初期我的一段经历》，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张寿龄，时任第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教育长。

［２］军部命令传达给了负责南苑指挥的赵登禹，郑大章黎明时率军回北平城，显然也是获得了此信息。但命令显然未能尽快有效地传达到南苑各部，以致副军长佟麟阁尚不知情。由此可见南苑守军的内部指挥系统是很不完善的，军令不能有效上传下达。其时赵登禹奉命到南苑负责指挥，刚从涿州赶到南苑，事实上也不可能对整个守军进行有效的指挥。大战临头，二十九军最高层匆匆下令让军司令部从南苑迁回北平，也表明了此前疏于进行全盘的备战考虑。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６５图９６参加南苑作战的学生兵孙玉田１９６２年回忆南苑之战［１］当日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持通牒往见宋哲元时，宋派张维藩代为接见。张将通牒送交宋哲元看过之后，宋立即命张予以拒绝，并将情况报告南京，表示决定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随即宋又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中略】随后，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派冯治安为城防司令，准备固守北平。这天晚上又派人星夜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两部北上协同作战。二十八日早，敌军大举向我南苑部队进攻，当时第二十九军军部已进入北平城里，南苑部队共有八个团，兵力约两万人左右。二十七日晚，宋哲元派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官，赵到南苑指挥。不料，敌人于二十八日拂晓，即由西北、西南向南苑进攻，另以一部切断南苑至北平城的公路，同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南苑由于事先未构筑坚固防御工事，仅做些掩体，在敌人飞机轰炸扫射之下，部队完全陷于不能活动的地步，通信设备被炸毁，部队与指挥部之间，联络完全断绝，秩序混乱。敌人从西北面突进东寨墙之后，南苑遂告失守。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敌军占领东寨墙后，开始向南北寨墙进攻。我特务旅的装甲汽车在东南角与敌人激战，阻击敌人前进。这时第三十八师师部特务团和骑兵师三个团由北寨退下来，敌人又攻击西寨墙。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也退到我防守的南寨墙，与我见面，商议突围。这时已到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决定由南面突围：第一步先到固安县，第一一四旅在先，特务旅在后，由高粱地作掩护。但由于遭到日军坦克、骑兵、步兵的迎３６６七七事变真相头射击，我两旅伤亡很重。后来总算突出重围，到了固安县。

———孙玉田：《七七事变前后》，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孙玉田，时任第二十九军特务旅旅长。由他的回忆可知南苑失守后，守军一部分退入北平，另一部分往南突围到固安等地。

图９７一开战日军就以南苑为进攻重点孙家骥回忆：南苑之战我军败退［１］二十八日拂晓，日侦察机两架在南苑上空盘旋约一小时左右。随后敌军开始向我纵深阵地炮击，敌轰炸机五架轮番沿阵地轰炸扫射。我方无防空武器，只能消极防空。骑兵团未及展开，即被敌机炸散，人马死伤惨重。笔者当时系见习官，随第二中队队长王仲懿指挥作战。当时在敌炮火下，我队已有十数人阵亡，由于战前准备不充分，救护人员上不来，只能暴尸于堑壕内。至十时许，敌人步兵在坦克车掩护下，向我团阵地攻击前进。当敌人已进抵我扫清的射界时，传来“上刺刀，准备冲锋，歼敌于阵地前”的命令。就在这即将决战时刻，又传来命令向南小砦内转移。这不是由大队长李克昌的传达兵所传达，而是由邻兵递次传出的。我队也随之沿堑壕后撤。撤退时无人掩护，秩序混乱，指挥无人［２］。退入砦内时，大操场的演武厅已被敌人占领，敌人正从屋顶上用机枪向砦内外我部队射击。我军就这样全线溃退了。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６７当面之敌仅是日军河边正三旅团，步骑炮联合约三千多人，竟在三个多小时内突破我军防线［３］。我团第二、第三大队的大部分官生经固安、雄县退至保定。我大队官生利用庄稼隐蔽向北平撤退。在抵达大红门时，见到副军长佟麟阁正在指挥卫队阻止部队后退，命令不论哪个部队的士兵都统一编组，凡是军官都出来指挥，组织起来，向南苑反攻［４］。我军士兵是积极的，见到我是准尉，自动愿听我指挥的有三十多人。正当组织收容时，敌人飞机轮番轰炸扫射，佟副军长及其卫士余副官同时殉国。混乱之际，部队零散反攻未果。此时已是下午一时许。

同我一起的三十多人，利用地形隐蔽后退。至黄昏后，南苑方向的炮声沉寂下来。从老百姓口中得知，丰台、黄村已被敌军占领。直到夜十一时许，我们才到达永定门，守卫不给开城门，用绳索数条把我们逐一吊上城内。

———孙家骥：《南苑战斗》，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孙家骥：时任第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准尉见习官。日军选定南苑作为主攻目标，正是为了达到给二十九军致命一击的效果。二十九军军部原设于南苑，而该地的军事准备却很不充分。该地地势平坦，不利防守；军队人数不少，而真正战斗力强的部队不多，且其中包括一大批未参加过战斗的学生兵。宋哲元匆匆调赵登禹来南苑负责防守，他仓促到来，尚未及部署，大战即已发生。我军内部准备不足，加之敌我武器装备相差悬殊，制空权也在敌方手中，此战二十九军损失惨重也就不可避免了。冯玉祥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６日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所作的《我们应如何抗敌救国》演讲词中也说：“我们平南战争的失败，固然由于敌人武力的集中与众多，然而亦于我们自己的准备不够，否则敌人是不会这样容易得手的。”（《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１９３７年９月版，第２８—３０页）［２］撤退命令都不是由上而下一级一级传达的，可见当时作战之混乱无序。

［３］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４册第２１页也载，此役南苑守军“受到约４０架飞机的反复轰炸，以及约３０００人的机械化部队的猛烈攻击，阵地都被摧毁”。敌人武器装备精良、掌握制空权，是其取得战场优势的原因之一，然而，据前引孙玉田回忆，二十九军“南苑部队共有八个团，兵力约两万人左右”，人数如此之多（也许此数字略有夸大，前引孙麟回忆，“南苑守军七千多名”），即使战斗经验不足，如果组织得当，也不至于溃败得那么快，可见准备不足、组织不当、通３６８七七事变真相信不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４］佟麟阁应当不是“阻止部队后退”，以便“向南苑反攻”，而是在收容混乱溃散的部队，以便在撤退中更有组织、更有秩序。他也知道了撤回北平的命令，并且也明白南苑已守不住，此时不可能再组织队伍去反攻。

图９８一辆美国人的轿车把南苑之战中受伤的中国士兵运回北平图９９受伤士兵被用绳固定在一辆德国人的轿车车头，运回北平救治赵登禹将军南苑殉国实况［１］为了更好地控制赵登禹，日军方采取了在二十九军内部安插眼线的办法。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６９周思靖就是日本在二十九军南苑军部安插的一个重要眼线。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２２期骑科毕业生，和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盛世才之弟盛世骐是同学，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正因为如此，回国后他才得以进入二十九军任少校参谋，专门负责翻译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汉奸。在此期间他和日本驻二十九军顾问樱井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因此有优越的办公环境，办公室里配有电话，可以直通二十九军领导人和日本特务机关。【中略】赵登禹刚来到南苑，周思靖就对其严加侦察，并把赵的一举一动秘密向日本特务机关汇报。２８日拂晓，日本对宋哲元的最后通牒期限已过，宋哲元命赵登禹将军进北平城开会，但赵还没来得及回北平，日军就展开了对二十九军的军事攻击。日军轰炸机在柳营上空轰炸十分钟，大地震动，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兵们散至旁边的高粱地内，朝空中射击，但浓烟使他们无法确定目标的准确位置，影响了射击的准确性。许多士兵被炸弹炸伤，兵营也接连起火。面对严峻的形势，赵登禹将军立刻命人把军用电话搬到洋槐树底下，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此时日军的地面部队也对南苑展开攻击，日本山下奉文少将的第四十旅团从北宁线的南面，萱高大佐指挥天津步兵第二联队经通州从南苑东面一带，河边旅团牟田口联队从丰台方向向南苑包抄开火。日军先以强烈炮火猛攻我守军阵地，随后以一个联队的兵力向我军阵地推进。南苑最终被敌人的三面重兵包围，形势异常危急。由于南苑一带全是平原，无险可依，再加上日军炮火十分猛烈，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赵登禹指挥部队且战且退。在战斗中，部下劝他退出战斗，赶快赴平，他却说：“汝从速返平，向余母言，忠孝不能两全，设余不幸，请嘱母勿悲！”于是仍坚持战斗。后来赵登禹在宋哲元再三催促其回北平共商军事的严令下，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行程。回北平之前，赵登禹将军在南苑作了最后的军事部署，然后安排士兵用网和树叶伪装汽车。一切安排妥当后，赵登禹将军与参谋冯洪国握手告别，嘱咐其领导学兵撤退。当时周思靖就站在一旁，听到了他们全部的谈话。他立刻回到办公室，用电话通知敌人。１２点５０分赵登禹在前后各一辆满载卫兵的卡车护卫下，乘黑色的小汽车向南苑北部的天罗庄方向驶去。

在上午１１点，埋伏在天罗庄三岔路附近的一木大队，曾经和路过此地的郑大章领导的二十九军的骑兵队（４００余人）发生过战斗，所以地上还残留着军人和马匹的尸体。

此时，赵登禹乘坐的小汽车向天罗庄方向急速驶来，日军早已知道车内是二十九军的将领。埋伏在此地的日军便携重机关枪进行猛射，汽车在枪林弹雨中３７０七七事变真相艰难前行，不幸前后两辆卡车上的士兵几乎全被射杀。子弹将小汽车打成了蜂窝状，车上的司机大腿上中了很多枪，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但因失血过多，很快死了。赵登禹将军靠在车的后座上，手掌放在膝盖上，全身中弹无数，像睡着一样断了气。身边的副官头靠在横窗上，从头到脚已中数弹，场面惨不忍睹。随后，日军从副官身上搜出了赵登禹的名片，从坐椅上发现了蒋介石给宋哲元的电报、宋哲元给赵登禹的命令状、一三二师将校勤务表等其他重要文件，证实了旁边身穿将军服的就是赵登禹将军。此时赵将军已经殉国了，日军如获至宝，立刻将赵将军的尸体拉出来放在汽车旁的地上拍了照片，向上级邀功去了。到下午，北平城防副司令田春芳和几位国际红十字会会员寻来，将赵将军的尸体装殓入棺，抬到北平外城先农坛边的古刹龙潭寺。

———引自李惠兰、王勇、明道广《七七事变探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版，第３３５—３３６页解读［１］本文系《七七事变探秘》一书编者参考日人寺平忠辅《卢沟桥事件》（读卖新闻社１９７０年版）提供的资料编写而成，所记周思靖告密、赵登禹遇伏等详情，可纠正此前关于这一事件的许多误传，如传闻多称是北平城内的潘毓桂向日军泄露赵登禹返平的机密，按潘在城内，如何能那么快就知道赵返平的时间和路线呢？又如党德信《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记赵登禹烈士》（载党德信、杨玉文主编《国民党抗战骁将》，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版）记赵登禹将军殉国过程，也多有与实际不符之处：“入暮之后，赵登禹见空中的威胁解除，再令所部夜袭日军。当接近敌阵地时，日军发射几颗照明弹，使我部整个暴露。赵见此情景，毫不畏缩，率部冲杀。在率部经过大红门时，被日军机枪射中，身中五弹，当即倒在农田中。赵登禹的传令兵见赵倒下，立即向南苑报告，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图１００英勇殉国的赵登禹将军阁急忙带教导队前来支援作战。当将赵登禹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７１抬上担架，准备送往后方医院时，赵忙阻止道：‘我不会好的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惊慌，还请副军长派人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有什么心事了！’说罢，头一歪，壮烈牺牲。”对照李惠兰等关于赵登禹殉国的记述，可看出此文中的一些误记。

７月２７日夜袭廊坊下午，我们由安次县城关出发。黄昏前到达离廊坊十里左右的北史家务村，将队伍略加整顿，安下基点，以便与旅部（驻安次县城）联络。【中略】我带预备队进至廊坊车站西一华里之蔡庄时，廊坊枪炮声已响了。不多时伤兵下来了，接着左营长的报告也来了，报告内容和伤兵口述的大致相同，即廊坊之敌兵力不大，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均是伤兵。我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列车上的伤兵，其次是廊坊守敌。听枪声时急时缓，我将这个情况报告刘旅长，旅长指示：“在拂晓前将队伍撤下来，先在北史家务村休整一下即回安次。”袭击廊坊的战斗，我们使用的兵力比敌人大两倍，我对廊坊的地形、市街又熟悉，士气也旺盛，打起来较顺手，所以敌人伤亡重大。【中略】我们回到安次县城后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当天的广播和天津各报都在宣传我军某部收复廊坊、歼敌若干名……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我们打了个主动胜仗倒是事实。

———崔振伦：《廊坊抗战始末》，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安次县城关与廊坊相距约三十里，团即按旅的命令于当日午夜到达廊坊附近，以第一、第二营为主攻部队，第三营为预备队，在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举攻进廊坊车站。敌人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经过一小时的激烈战斗，廊坊车站绝大部分已为我军占领。就在这关键时刻，团接到旅部的命令：“平津两地的情况均不很好，可将部队从速撤回安次县城关，另有计划。”团当即按旅的指示，将部队逐步撤离廊坊，于二十八日返回安次县城关。次日平津报纸都刊登我军收复廊坊的消息，其实是刚刚攻进廊坊，马上又撤走了。

———邢炳南：《激战廊坊车站》，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３７２七七事变真相王子壮日记：中央军未及时出击七月二十八日廊坊、丰台方面日人反攻甚急。日人既占有北平四郊，乃以飞机从事轰炸。石友三原属反复小人，其为宋用，早已隐伏不祥之端，其保安队之在沙河者果以叛变闻［１］。张自忠又居中捣乱［２］。今日各路战事以南苑为最激烈，闻牺牲士兵达五六千人。百卅二师长赵登禹及副军长佟麟阁均殁于此役，是征战事之激烈。日人以飞机轰炸，故我军损失特多！中央飞机未闻有一架出动，闻者莫不引为憾事。殆事已至此，仍欲表示此次战事为局部，因而不欲出动中央之空军欤！

———《王子壮日记》第４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９页解读［１］这是指石友三保安队下属的一个团在沙河向日军缴械。

［２］事变发生后张自忠一直参与和谈，日方又一再对二十九军内部进行挑拨，因而当时舆论对张自忠颇有詈言。

记者陆诒回忆７月２８日的战斗单从平汉、平绥、北宁和平通（即北平至通州）四条交通要道的形势来看，北平的命脉已经掌握在日军手中，若再侈谈镇静，只能欺骗自己。二十七日晚，我和范长江、小方，还有北平《实报》的记者宋致泉得到我军全线应战的消息，即于二十八日上午一同出发赴长辛店。到车站时，获悉孙连仲所部二十六路军将开到保定增援，长江遂留驻保定采访，我和小方等仍照原定计划登平汉路客车北上。车抵良乡，距长辛店还有二十五里，前线炮声已清晰可闻。到达长辛店时，月台上都是军人，其中有十几个刚从前线救护下来的伤兵。有两位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的盟员，汗流浃背，军装湿透，还到处奔走，逢人就大声疾呼：“前线大规模战争爆发了，我军正在进攻丰台！”前线传来稠密的枪炮声，证实了这次战斗远比往日的接触更为激烈，人们兴奋极了。

【中略】自从北平被日军三面包围以后，仅有北平至门头沟、再由门头沟至长辛店这条路可通，当地还有平汉路上规模最大的铁路机厂，不论从战略意义或交通价值上说，长辛店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卢沟桥事变以来，当地连最起码的防空设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７３施如高射炮、高射机关枪和防空洞等等，一点都没有。每遇空袭，地面上只有少数步枪还击，日机欺我不设防的弱点，即低飞投弹，并用机枪反复扫射，任意残杀我军民。事之痛心，曷甚于此！

当晚八时，日军用炽烈的炮火轰击长辛店大街，炮声震耳欲聋，县府办事处的玻璃窗全部被震碎，证实炮弹已落于近处，我们即随办事处人员到附近一家商铺的地窖中躲避。二十九日清晨，整装待发，秘书洪大中特赶来劝阻，并转告确实消息，略谓从二十八日起，日军已对平、津两地同时发动全面进攻。日军突袭北平南苑我军驻地时，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都被日机炸死［１］，部队仓卒应战，损失惨重。天津市郊也发生大战［２］。宋哲元、冯治安和冀察政委会一部分军政要人即于当晚撤离北平，独留张自忠处理危局。冯治安已回部队，指挥作战，宋哲元则直接赴保定。全线我军正在调防应战，情况复杂多变，他建议还是取道门头沟回北平，了解全局消息最重要。我们即辞出，到长辛店车站时，又遇刚从前线归来的小方，谈了部队指挥混乱、各自为战的情况［３］。

———陆诒：《卢沟桥前线采访追忆》，载政协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１９８０年第５辑，上海人民出版社解读［１］佟麟阁、赵登禹均不是被敌机炸死，而是殁于枪击。

［２］７月２９日，天津市内市郊均发生战斗。

［３］由于此前二十九军准备不充分，又在敌人占优势的飞机轰炸、大炮轰击和集中兵力猛攻的形势下，作战损失很大。宋哲元原想固守北平，经过一天的战斗，他意识到二十九军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为了防止被日军围歼，不得不率部撤往保定。而且，蒋介石也已强令他必须迅速去保定。

天津抗敌记七月二十七日［１］早上五点左右，接到副师长李文田叫我立刻到静海县去的电话，我立刻赶到静海见李。李说“祁光远［２］和宁殿武［３］十点到我家去，我们一块商量一下这个仗怎样打法”。于是我们就一起乘汽车到天津去。路上李文田说：“我已经和马彦罛商量了，可是没有结果。”接着我俩简单地交谈了一下作战部署。

图１０１３７４七七事变真相在李副师长公馆会客室里，宁队长和祁团长已在这里等着了。我们立即围着长桌子坐下来，桌上放着天津市地图。李副师长说：“北平方面直到现在还没有命令，战与不战，如何应付当前局面，大家商量一下吧。”大家都同意打。【中略】当时我们的兵力有：第三十八师手枪团一千余人，装备较好一些；天津保安队共三个中队，加上武装警察约一千五百人；独立第二十六旅两个团约三千人，共约五千余人。黄维纲旅可以马上赶到作总预备队。会议最后决定的兵力配置是：保安队一中队攻取东车站，由宁殿武负责指挥；手枪团全部，配独立第二十六旅一个营及保安第三中队攻占海光寺日本兵营，由祁光远负责指挥；独立第二十六旅，配保安第二中队，攻占天津总站及东局子日本飞机场，消灭守敌，烧毁飞机，由我负责具体指挥；天津抗战总指挥李文田将军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交通和向导。总的指挥由李文田和我负责。决定于二十八日［４］凌晨一时同时开始。

【中略】战斗刚开始的几个钟点，发展是顺利的。朱春芳带领第二营和保安队一个中队，乘黑夜偷袭了总站，将一小部分敌人压迫到仓库的楼上，占领了总站。

攻占东局子敌机场的部队，因相距较远，部队跑步前进。【中略】部队扑向停在机场上的机群，将汽油倒到飞机上，火柴却划不着（因跑步出汗和天气潮湿，火柴都湿了），只有一个飞机点着了。驻在机场的日军，疯狂向我士兵射击，我士兵一部分设法烧飞机，一部分抵抗。这时约有二十多架飞机将要起飞，有些士兵急了，不管管事不管事，用刀乱砍飞机；有的抓着飞机不放，飞机起飞，只好放手掉下来，跌伤了三四个士兵。飞不了的飞机，士兵们用大刀砍，用刺刀刺，用枪打，用手榴弹炸；起了火的飞机，士兵们不管火烫用手撕下着了火的飞机碎片，到别的飞机上引火，霎时机场上烟火冲天。

【中略】攻击东车站的部队，用偷袭的办法在两个小时内占领了东车站，消灭了敌人。总指挥部即命令宁殿武留一个小队（约一连）严守车站，其余（指攻东车站的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７５部队）由宁殿武带领支援海光寺，归祁光远指挥，宁为副指挥。部队完全用市内自动支援的公私卡车接送。

攻击海光寺的部队，因为敌人工事坚固，并有十几门炮向我军轰击，没有得手。二十九日天亮以后，【中略】天津市的公私卡车和公共汽车，几乎全部自动地来支援我们运送弹药和部队，汽车司机们抢着将弹药搬到自己的汽车上，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开赴前线。有的司机主动帮助炮兵将高射机枪和小炮，安装到卡车上，运送到前线。

当时我组织了一部分汽车去静海县路上迎接马团［５］，很快就运到天津。这时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在海光寺、东局子和总车站的部队遭到日军的炮击和飞机轰炸，伤亡严重。市民为了支援我军，在敌人炮火下主动帮助我们修筑工事。特别是海光寺附近，有些商店将自己的铁门卸下来，运到前沿阵地，在敌人密集的枪炮射击下，前面的人被敌人打倒了，后面的立刻跑上来接替，继续抬着铁门唱着号前进。当时看到群众的抗日热情如此高涨，感动得士兵受伤也不下阵地。不少群众在前线阵地帮助修筑工事时，流了血，也有不少人为此壮烈牺牲。

战事进行到下午一点，情况就十分不利了。我所掌握的预备队只剩下一个营，黄旅［６］又无到来的信息，敌机轰炸得很凶，市政府被炸起火，在南开大学的预备队一个营被炸死伤一百多人。市民百姓死伤也不少。前线要求援军的电话、报告纷纷到来。总指挥部被敌人发觉，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敌特汉奸大肆活动。和前线的通讯断了联络。【中略】我们商量一下，决定撤退［７］，部队集中点在静海县、马厂两地。我还是坚持到天黑再撤，他们都主张即时撤，以免被围。最后决定下午三点开始撤。【中略】直到天黑，我才随着两连掩护队离开天津市区，奔赴马厂。经过十五小时的战斗，天津市区陷入敌人之手。

———李致远：《天津抗敌记》，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应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

［２］祁光远，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手枪团团长。

［３］宁殿武，时任天津保安队队长。

［４］应是７月２９日。

３７６七七事变真相［５］指李致远下属马福荣团长率领的一个团。

［６］指黄维纲旅，驻扎于天津小站，时尚未直接参战。

［７］李致远说三十八师从天津撤退，是因战局不利。实则当时除海光寺日本兵营尚未攻下外，其余几处进攻地点均基本被我军控制，而且尚无日军增援部队到来（后来三十八师撤退，日军也未追击，亦可见其兵力之不足）。实则是因张自忠从北平给天津市府秘书马彦罛打电话令停战（参见戈定远等《七七事变纪实》：“接张自忠由北平发来电报，谓和平有望”）；宋哲元也从保定致电李文田，令撤出战斗（参见孙连仲致钱大钧电报：“午后一时，奉宋命撤退”）。

图１０２日军在天津总站负隅顽抗刘景岳回忆天津守军主动出击抗敌［１］在天津我军可使用之兵力：天津市保安队三千人，一一二旅约三千人，一一四旅二二八团约一千五百人，独立第二十六旅约三千人，合计在万人以上。除黄维纲旅之二二五团在大沽坚守海防不能抽调外，其二二三团完全可以调进市区作总预备队使用。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在李文田副师长家开会，计有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二二八团团长祁光远，保安总队总队长宁殿武等。大家一致认为，虽然现在还没有上级命令，可是鉴于当前形势，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日本人连日来向天津增兵，已占领了天津总站、东站；廊坊失守，平津交通中断。我们决不能看着中国领土被敌人占领，现在敌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７７人兵力是三与一之比，如果现在不打，坐等日军增多了，就不好打了，因此决定马上行动。

适巧，七月二十八日夜接到军长宋哲元“自卫守土”的感电后，副师长李文田立即召集各旅长、团长、总队长开会，部署作战计划，趁日军重兵进攻南苑、丰台、黄村之际，我师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敌人各据点，捣毁日军巢（日租界），以策应北平方面我军之作战。当即分配战斗任务：（１）以二二八团及二十六旅六七八团之第二营（我当时是该营营长）、保安第一大队（大队长崔国光），会攻海光寺日本兵营并占领之，由祁光远团长负责指挥：（２）第二十六旅（欠六七八团第二营）附保安第二大队（大队长艾明纲）及保安第六大队（大队长刘照华），由旅长李致远指挥，攻击天津总站、东站及东局子飞机场，消灭各据点之敌，破坏机场之敌机及设施；（３）保安第三大队（大队长马文汉）即在西站附近维护交通安全，防止敌人进入；（４）第一一二旅（欠二二三团）附保安第四、五两大队，坚守大沽海防；（５）一一二旅之第二二三团调至市区内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面之作战；（６）各部队决定于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二时同时发起进攻。会议结束时，已是夜晚十时了，距发起攻击时间，只有四个小时，时间非常紧迫，大家立即分头行动。

这次天津战役的主要战果是：（１）第二十六旅六七八团朱春芳团长率第三营乘黑夜偷袭了天津东站，将敌压迫在一个仓库的楼上包围而歼灭之；随即占领了总站。（２）东局子飞机场方面，因距离较远，六七八团第一营挑选两个排跑在最前头，到达机场后，战士们用大刀将两个站岗的敌兵砍死，奋勇直前，一齐冲进了机场。敌人的飞行员都睡在飞机下，听到枪声，都准备起飞，战士们扑向停机场的机群，将汽油倒在飞机上，用火柴引火时，因跑步流汗过多，火柴潮湿，结果只有七八架飞机着了火。大约有二十架敌机起飞了。战士们急了，有的用刀砍，有的抓着敌机不放，飞机把人带得很高，因之摔伤了三四名战士。对没跑掉的飞机，战士们用刀砍，用枪打，用手榴弹炸。燃烧的飞机火光冲天，战士们枪弹齐鸣。（３）保安第六大队在总队长宁殿武率领下攻击东站，用偷袭办法，在两小时内占领了东站。（４）攻击海光寺部队，均接近到海光寺护城河外沿，敌人利用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向我部队猛烈射击，敌炮兵也向我前进路上施行拦阻射击，因之我军伤亡严重，虽经多次发起进攻，均未得手，但已将海光寺包围，敌人也不敢出击，一时呈胶着状态。至中午时分，在海光寺上空有敌机十二架向我军民狂轰滥炸，并不断低空扫射。烟火缭绕，远处可见。

３７８七七事变真相值得深深怀念的是天津的老百姓，多年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残害，对我军攻打日本鬼子，无不拍手称快，热情支援，送来馒头、大饼、西瓜、酸梅汤等表示心意，有的还开来载重汽车，以供军用。我军官兵都深受感动。

七月二十九日整天都在激烈争夺战中，三十日接到军部撤退的命令［２］。我营和其他部队，随即撤出战斗，向津南良王庄方向转移。撤退时虽然已是深夜，附近群众闻讯赶来送行，有的要求随军参加抗战，有的眼含热泪告别亲人，一种依恋不舍的情怀，使官兵们相对流泪，甚至相抱痛哭。

———刘景岳：《七七事变后天津战役纪实》，载政协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３９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解读［１］天津抗战，是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等人在形势危急、通信不畅、无法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自发发动的战斗。

图１０３天津日军竭力抵挡三十八师的进攻［２］战斗从７月２９日凌晨到天黑，打了一整天。当天即接到南撤的命令，于下午开始分别撤退，直至天黑。

７月２９日新闻报道：“津市今晨激战”［１］【本市消息】自卢案发生，日军得寸进尺，扰乱平郊各处，近且变本加厉，突于今晨强占我特别四区，我当局以守土有责，岂容默视？爰调遣部属，足〔起〕而应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７９战，凡日军所在地点，自今晨二时起，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我当局所属之保安队警及各部队，久历戎行，迭遭钜变，对于日军之一再压迫，容忍已久，一旦参预守土卫国之战役，无不奋勇当先，踊跃效死。自二时以后，东车站、总站、西站、东局子，及日租界之四周，处处发生剧烈之枪声炮声，及机枪声，紧张万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纷纷以电话向本社问询真相，截至三时零五分，我首将特别四区收回。同时，收复并包围北仓各车站。是役双方均有伤亡。我方伤亡，达数十名，大队长负伤。惟日租界四周枪声仍密集，毗连南开之中日中学，有日骑兵二百余名，至今晨四时止，已入我方重重包围中，东局子之飞机场，亦于二时之后，被我方包围，我方为维护全市治安计，决于今晨宣布戒严。此间当局可告慰于全市市民者即仅余一兵一卒亦决对津市负维持全责，决与津市共存亡。

【本市消息】天津市各部队临时总指挥李文田、副总指挥刘家鸾、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罛等，今晨发了通电云：南京委员长蒋，各院会、北平委员长宋、师长张，钧鉴；各部长、各省市政府、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总指挥、各军长、各师旅长、各法院、各报馆，及我二十九军全体同仁，钧鉴：自卢案发生，日本无端分别袭击我平郊各处外，并于今日晨，复强占我特别四分局，分别袭击各处，我方为国家民族生存，当即分别应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敬祈我各长官、各父老，迅予援助，共歼彼虏。临电神驰，无任惶悚。天津市各部队临时总指挥李文田、副总指挥刘家鸾、市府秘书长马彦罛同叩。艳。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图１０４日军在天津街头用沙袋构筑堡垒３８０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该报道的副标题是“各车站多由我军收复，李文田等通电抗战”。

天津的抗战与失陷驻津日军，于二十九日早晨出动，图占津市，与华方保安队［１］发生激战。该处临时总指挥李文田，副指挥刘家鸾等即通电全国，表示喋血抗战，义无返〔反〕顾，誓与津市共存亡。天津战事以二十九日最烈，入晚则是休止状态。惟日机全日均甚活跃，到处猛烈轰炸，津市精华殆付一炬，市民遭难者达二千人。在此战役中，中国北方一个有名的最高学府南开大学，也遭受浩劫。学校精华的秀山堂与图书馆，在日机轰炸目标之下，完全成为灰烬。日机如此不顾国际公法，对中国最高学府滥施轰炸，显然是企图破坏中国文化，用心真够恶毒。南开大学的被炸，不仅将引起中国人士的愤慨与同仇敌忾之心，更将为全世界人士所责难。其破坏国际公法，不顾人道正义的罪恶，狡诡的日人，虽百辞也是不能掩饰的。［２］津市的抗战经过了一昼夜，到三十日晨二时后，也发生了与北平同样的急变。市府秘书马彦罛与张自忠有密切联络，为变化的最大原因。晨六时，四郊枪声不闻，四千警察，都奉令解除武装，驻军不愿投降，退静海一带，天津也就在几乎没有战争中失陷了。

———《中国的抗战》第１集附录，密勒氏评论报社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３６—３８页解读［１］天津的作战部队不限于保安队，主要是三十八师驻军。

［２］因日本历年来不断加紧入侵中国的步伐，中国排日反日运动一直活跃，日方对排日反日运动非常恼恨。大学生是宣传反日的重要群体，因而日军在轰炸天津城时，刻意对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同时，因为大学是中国文化发展之本，轰炸南开大学，与后来在上海轰炸商务印书馆是一个目的，就是试图对中国文化进行毁灭性打击。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８１图１０５日军出动飞机轰炸天津图１０６被日机轰炸后的天津街市景象蒋介石指示应援天津及以小股部队骚扰敌军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保定，宋主任，并请转秦市长、冯主席并转徐主任次辰兄勋鉴：天津终日激战，至晚未息，务望设方应援。我在永定河西岸及平津线各部落伍散兵，应从速多派专３８２七七事变真相人负责，前往就地组织小部队，用小动作到处扰乱、夜袭、拆轨、放空枪等，使其占领区域不能有一时安定，以便我军集中后之反攻。万望从速进行。此为今后最重要之战术，亦制敌死命惟一之要道。如何？盼复。中正手启。艳戌。机。京。

———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第７８页解读［１］大战一起，二十九军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随着一些地方的失陷，局势对中方不利。而中央仍充满信心，认为只要我方大军集结完毕，即中央军完成作战部署，二十九军也重新集结，便可以对占领平津的日军进行反攻。然而，事实上中日军事力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后来证明中国军队不仅一时无力收复平津，甚至整个华北也无法守住。当然这与华东战火继起，使中央不能全力在华北对付日军有关系，而中国较弱的军事力量，适合与日军打持久战，而无法与日军进行速决战。平津沦陷后的华北抗战，其意义只在于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打破了日军迅速取胜的梦想。

图１０７激战后的天津总站驻通县保安队张庆馀等反正通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日）庆馀、砚图以为敌人谋我，具有决心，非群策群力，听命领袖，不足收救国御侮之效。藩篱岂任久据，报国已愧后人。爰于廿九日拂晓，挥泪誓师，一鼓粉碎伪组织各机关，暨暴日驻通守备队特务机关警察署，巨憨汉奸，一体俘获。当时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８３竟日均与日机血肉相拼中，除已派敝部总务处长刘鸿廉驰赴保定，面谒上峰，请示机宜外，此后一切行动，均惟蒋宋两委员长命令是从。所望国内先进，各处国军，时赐南针，多予协助，不胜企祷。特闻。河北省特种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张庆馀、第二总队长张砚田，率同教导总队第一区队长渡步青，第二区队长沈维，暨全体官兵二万馀人［２］同叩。卅日。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美商华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第５６页解读［１］伪冀东自治政府属下的保安队，在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张庆馀等领导下，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日反正，与驻通县日军进行了激战，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２］通电称反正人数达二万馀，按伪冀东政府辖２２县的全部保安队人数只有一万七千人（见乐恕人《听见卢沟桥炮声》一文）。通电所称二万应是概指整个华北各处的反正保安队人数。而真正参加通县反正战斗的实际人数，日方称约为三千人（详见下文）；张庆馀回忆文章称事发后将队伍分成１２０个小队，每队人数五六十人，据此推算，则应有五六千人。

今井武夫记述通州事件事件并不是单独在通州突然发生的，而是预先根据冀察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命令，华北各地的保安队差不多全部定于二十九日凌晨二时，同时发动一齐向日本方面进攻。因此，天津以及通州、大沽、塘沽、军粮城等地的保安队同时发动了袭击事件。特别是通州，由于它是冀东政府的所在地，长官殷汝耕标榜亲日。【中略】驻扎在通州的保安队有两个总队，第一总队指挥张庆馀，第二总队指挥张砚田。他们早已被诱秘密参加人民统一战线运动，卢沟桥事变后日华两军进入交战状态，更受到冀察政权统率部门强有力的动员，暗地接受其领导。偏巧七月二十八日关东军空军误将其兵营炸毁，愤怒之下他们终于表明了对日抗战的态度。他们以教导总队第二区队为中心，在黑夜里突然袭击长官公署，绑架殷汝耕，并袭击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以下的日本人，当地侨民三百八十名当中惨遭杀害的约达二百六十名。鬼泣啾啾，留有馀恨。

当地日本军守备队的主力已调去攻击南苑，只得以留下的通信兵和宪兵为主的极少数兵力，加上日前收容的伤员，进行了名副其实的决一死战，营地受到敌人炮火集中轰击，堆积着的汽油桶引起大火，死伤人员一再增加，最后还是把３８４七七事变真相冲进来的敌人全部击退。遗憾的是，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再无馀力顾及散居在街市上侨民的安全了。

一直到三十日下午，天津派来的紧急增援部队到达后，才扫荡市内，使之逐渐恢复治安。

另外，发动叛乱的保安队从通州向门头沟方面转移，拟与冀察第二十九军会合，中途在北苑和西直门附近遭遇关东军铃木旅团的一部分军队，才向后退却。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５２—５３页香月清司记述通州事件事件发生的当时，驻屯军之驻屯小队为田村中尉以下约６０人，并增加了前一天自天津到达的一个后勤摩托车队。抑或是由于知晓７月２７日大使馆区收容北平日本侨民之急迫状况，田村中尉与居于通县城内的军事顾问细木中佐［１］及领事馆警察分驻员进行了联系，就保护日本侨民的方法做了商讨，得出不必采取特殊手段的结论。但是在２９日晨３时左右，意外地受到冀东保安总队的包围和攻击。田村小队及摩托车队队员共同死守兵营。田村中尉以下死伤多人。

【中略】结果牺牲日本人约百人，朝鲜人约百人，共约２００人（幸存者２００馀人）。【中略】保安总队在很早之前即已与二十九军保持有密切联系，此次叛变是根据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命令和在殷汝耕的了解之下进行的。据此，本官在北平立即命令对殷汝耕进行监禁调查。然在尚未查明其罪状之前，因方面军即将组成，此事便由方面军司令官继续处理，但据闻旋即以无罪释放。

———《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载《现代史资料（１２）·日中战争》（四），转自《近代史资料》总８５号，孙祥澍译解读［１］即细木繁，时任通州特务机关长，在此次事件中被击毙。死后晋为大佐。

通州冀东保安队反正２９日２时，通州冀东保安队约三千人突然兵变，逮捕了殷汝耕，进攻日军守备队，同时袭击特务机关及日本侨民。为此，特务机关员几乎全部战死，日侨三百八十五名中二百二十三人被杀害。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８５很早就有人对保安队进行策动参加抗日战争的工作，加上２７日战斗时关东军的空军误炸了保安队兵营，因之激起了他们的愤慨，同时相信了第二十九军战胜的宣传，起来叛乱，以期得到冀察当局的奖赏。

当时，担任守备通州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的一个小队，和正在为准备给养而宿营于通州的兵站汽车一中队，合计仅一百一十人，只能抵住强敌的攻击保住自己的兵营，而完全没有力量保护侨民。

驻屯军司令官在命令临时航空兵团轰炸敌人的同时，命令丰台中国驻屯步兵旅团长以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的主力去救援（３０日晨到达），扫荡了通州一带（保安队于２９日１６时左右趁飞机轰炸之机，停止战斗逃向北平）。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０７—２０８页日媒报道日本陆相对通州事件的调查报告【东京】杉山陆相三日在贵族院报告通州事件，其内容如下：冀东保安队从来对日方表示好意，当日军七月廿七日，解除通州城外廿九军武装时，与日军协力；又攻击大沽中国军时，亦与日军共同行动。通州平时有日侨一百十人，朝鲜人一百八十人。日以小〔少〕数驻军任守备。然华北事变勃发之时，侨民增加至三百八十人，日军人数不过百人。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三时许，日通州部队突然被冀东部队袭击，其数约二千，包围守备队，切断电线。日军守备兵营及仓库，而以一部分军队击退攻军。然至上午十时，敌增加炮兵，猛烈轰击，兵营遂致破坏其一部。正午敌弹命中汽油箱及满载子弹之载重汽车，因此汽油发火，火药自炸，延烧三小时。当时日军主力在北平方面战斗，接到通州部队苦战之报告，军司令官即派空军出动赴援。经空军轰炸，攻军一时沉默。然入晚依然包围日兵营，继续射击。至三十日，军司令官始知通州袭击部队为冀东部队之行为，于是即命在南苑从战之萱岛［１］部队赶赴通州，日守备队得北援军与空军之助力复出于反攻。萱岛部队三十日下午四时半抵通州，攻击残敌，占领各城门，然因天候及地势关系，未便派人调查日侨民之情形。至二日幕僚乘机前往调查之结果，始知真相。据其报告，日侨民当时散在市内各所自宅，因事出突然，为敌所袭，被杀害者似颇多数。二日救出侨民计有一二四人，发见死体一百三十，其他下落未详。（三日同盟电）———《杉山报告通州事件》，载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４日３８６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萱岛，日文写作萱。

张庆馀１９６１年回忆通县伪保安队反正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因宋哲元不在北平，我派心腹刘春台（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密往北平见河北省主席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对刘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等我军与日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县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并嘱刘密告我：“可委派心腹人员与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刘春台辞别冯治安，即往见张樾亭，取得联系。张樾亭当将我和张砚田所部编入战斗序列。

【中略】我见日军大举进犯南苑，并派飞机轰炸北平，知战机已迫，不容坐视，遂与张砚田密议，决定于七月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通县起义。到时，我派兵封闭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派兵包围冀东伪政府（在通县文庙内），把汉奸殷汝耕禁闭起来。我同时又派兵前往西仓，捉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细木闻枪声四起，料知有变，率领特务数十人抗拒。细木一手持枪，一手指斥我军官兵，大声叫嚷说：“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奸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细木的话还没有说完，即被我军乱枪击毙。其余特务见势不妙，急反身窜回特务机关内，闭门死守。旋被我军攻入，占领了特务机关。

我部营长沙子云奉我命督队进攻西仓日兵营。日军驻通县的部队约有三百余人，连同宪兵、特警及日侨大约有六七百人。闻我保安队起义，知众寡悬殊，难以力敌，遂集合宪警和日侨于兵营内，负隅顽抗，以待外援。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工事坚固，激战达六小时以上，我忠勇官兵牺牲于日军炮火之下约二百多人，迄未得手。我见此形势，若再不能突破，日军开来大部援兵，内外夹击，更对我军不利。于是决定改用火攻。【中略】我军复用大炮和机枪猛烈轰击，集中扫射。接着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乘势从四面冲入，远的枪击，近的刀砍。激战至二十九日上午九时许，日军除一部分逃亡外，顽抗者均被歼灭。

日寇驻顺义一队约二百人，亦被我驻顺义的苏连章团奉我命于同日乘日军不备，突行夜袭，迅速予以歼灭。苏连章团完成任务后，于二十九日上午十时整队开回通县。苏团开抵通县为正午十二时，适日军派来轰炸机二十四架，对我通县起义军滥施轰炸，苏团官兵躲避不及，伤亡颇众。日机从正午十二时起至黄昏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８７时止，轮番轰炸，达七小时之久。苏连章见日机轰炸猛烈，防空无备，实在难以支持，于是脱去军服，弃械逃走。

张砚田因见日军势力强大，恐难与敌，乃趁日机轰炸，我忙防空之际，不辞而别，潜回天津寓所隐匿，该队官兵亦因此相结伴逃跑。

张砚田、苏连章等相继逃亡，这对通县起义军影响极坏。我获悉后，深感局势危急，像这样混战下去，我军愈战愈少，日军越来越多，势难坚持，遂决定趁当夜日军尚未合围，放弃通县，开往北平与第二十九军合兵一处，再作后图。于是我将全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由我亲自督队，平行转进。及开抵北平城下，始悉第二十九军已行撤出，退至长辛店、保定一带。正在这时，日军从城内杀出，适押解殷汝耕的汽车开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被日军将押解囚车的士兵冲散，将殷汝耕劫走。敌复从城内开出装甲车二十多辆，集中火力向我起义军猛烈轰击。我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和区队长张含明因在火线上督队奋战，致中敌弹相继阵亡。我英勇的官兵，因冲锋肉搏，伤亡亦众。

我见第二十九军已去，本队形成孤立，加以前被阻截，后有追兵，若聚兵一处，待至天明，敌机必来轰炸，这么一来伤亡必多，实无异束手待毙。于是决计趁天色尚暗，化整为零，分全军为一百二十个小队，每队五六十人不等，由连排长率领分批开往保定集合。

———张庆馀：《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图１０８向保定方向追击的日军，图为日兵用抢来的小车推重机枪３８８七七事变真相张炳如谈通县伪军反正七七事变发生，日本派张庆馀为冀东保安司令，仍兼第一总队总队长，希望张做他们的侵华工具。在起事之先，日本曾发给三八式机枪若干挺和大量弹药、服装、现款（两总队在编练时的武器只有步枪，是河北省新购入的捷克步枪）。张把部队部署完成后，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在通县反正，杀了很多的日本人。日军调来飞机轰炸，张部颇有伤亡。

———张炳如：《冀东保安队琐闻》，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张炳如：时任伪滦县公安局分所雇员。

英国记者对通州伪军反正的记述在通州，在他们自己的中国司令张庆馀指挥之下，他们给那少数的日本驻军一个袭击，并把他们完全歼灭，留在那里的日人和高丽人（大约有三百之数），也大多被杀。傀儡政府全部的日本建筑和办公处都遭抢劫和烧成平地。从瓦砾场中升起来的烟柱，那一整天都能从北平城头上看得清清楚楚的。

【中略】“政府”官员中只有一个———一个最不应该的———没有死，这便是那混蛋的殷汝耕。他卑鄙地躲藏在一个朋友家的楼上。他被保安队拖到了地上，立即被捕（他没被顺手枪毙这事实，证明叛变者中还有相当纪律）。而当一切在通州完毕时，他在他自己的车子里被押解回北平了。

这里有一个猛烈的惊骇在等待叛变的领袖们。他们当然以为一定见到北平仍在二十九军的手中，打算把那大傀儡交给宋哲元受军法审判。可是不然，他们到东门却发见它由在日军命令下行事的北平中国警察把守着，警察不给他们进城。在混乱中，只有殷本人（他最起码的惩罚是一粒子弹）溜进了城门。叛变者迫于他们同胞的枪械，或者被缴了械，或者听其落田逸去，企图复归中国军队。

这是一个顶顶悲剧的逆转，对于一个———即使结局怎样流血———至少大胆地设想和实行了的企图。

———ＢｅｒｔｒａｍＪａｍｅｓ：犖狅狉狋犺犆犺犻狀犪犉狉狅狀狋（中译《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上海，文缘出版社，１９３９年５月初版；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７月重印版，第４７—４９页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８９严宽致何应钦报告宋哲元撤离北平后之乱局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南京。部长何：○密。１．伪区保安队以宋所谓决心抗战三五日无虞，遂于艳日［２］纷纷反正，讵宋部仅抗战一日，情势变化，前方混战，首领忽走，全线部队紊乱溃退，大部反正军既被敌军敌机袭击前昨等日，又被此间亲日部队袭击，以致无法维持，纷退门头沟一带及西陵山中。２．子亮［３］俭正备四路出击，并约绥东友军进击，藉收奇功之效，遥解平围。刘电到时，宋已去矣。连日通讯断绝，不知刘之计划如何？３．宋既无果决，自齐后，仍以缓和自愚，不备战以致如此。４．民族激昂，盼祷中枢安定北局。５．职仍避居西什库教堂。职宽叩。世展。印。

解读［１］宋哲元过早率部撤往保定，北平战局陷于混乱：一是反正部队到北平无人接应，前往保定又不断遇空袭，损失惨重；二是北平不守，民气大挫。本电文反映了时人对此的不满。

［２］艳日，２９日。以下，俭为２８日，齐为８日。

［３］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字子亮。

谷淑良回忆克复丰台［１］迨至二十七日拂晓前，忽听南苑方面隆隆炮声。拂晓时，枪炮声响成一片。天明后敌机超低空飞行，一面扫射，一面狂轰滥炸，战斗非常激烈。敌机还到长辛店上空侦察扫射。据报丰台敌人一部也向南苑进犯，我与旅长戴守义［２］商议进攻丰台。戴以电话与在大井指挥北线的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商妥，南北夹击丰台之敌。这时我炮兵亦向丰台敌阵地猛烈炮轰，未见敌炮还击。于是我军南北同时发起总攻，一举攻克丰台。正计划整理部队，乘胜前进时，接到迅即撤回原防待命的命令。下午五时许，我军撤退到宛平卢沟桥一带原防，严阵以待。

———谷淑良：《卢沟桥抗敌简记》，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谷淑良，时任河北省保安第一旅参谋长。攻克丰台，与反攻廊坊一样，在３９０七七事变真相当时反响极大，非常振奋民心，可惜均是我军取胜后即迅速撤退，未能扩大战果。

［２］戴守义，时任河北省保安第一旅旅长。

中央为丰台、廊坊之战向中外报捷［１］【南京二十八日下午十一时本报专电】宋哲元今午十时起有三电到京报捷，中枢当局已复电嘉慰，并指示一切，外部今午已将该项捷报，广播全世界，并电令我各使馆，随时公布，以慰各国关心远东大局人士及我海外侨胞之殷望。

———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解读［１］原标题为：“宋委员长赴保坐镇，张自忠决坚守北平”；“我军昨冒雨收复廊坊丰台”。当时举国上下太需要一场胜利了，因而短时间的攻克廊坊与丰台，也为国人带来莫大的欣喜。

图１０９欣闻收复丰台，民众兴奋不已１９３９年刘汝珍回忆北平沦陷时率一三二师一部突围情形［１］七月二十八日，宋公明轩，奉令离平，誓师保定。张公荩忱，忍辱负重，留平折冲。敌派中岛游说，以我二十七旅改为保安队，仍负北平治安之责。但日寇其言愈甘，其心必愈毒，一因当时敌尚无力统治北平，便本其“以华制华”的毒计，企图制造傀儡政权，以为过渡；一因二十七旅之刘团［２］，曾于二十六日大战广安门，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９１予以侵略者以严重的打击，敌人知我二十七旅不能以武力使我屈服。因此，欲以阴谋诡计，甜言蜜语来软化我官兵，使我们屈节乞降，以达其“以华制华”的阴谋。可是当时为了环境的逼迫，又因已被敌人层层包围，如不延长空间，争取时间，以为充分准备，恐怕突围是不可能；如与敌作无谓之牺牲，于事无补，虽死奚益？于是饮恨吞声，虚与委蛇。然我三千官兵之赤胆忠心，都被民族解放的火炬和国家独立的烈焰燃烧得像热铁一般，准备以鼎沸的热血，来冲洗北平的城门———突围。

二十九日敌顾问中岛，率周逆思靖（现当汉奸）为翻译，以狞笑的面目，在旃坛寺讲话：“大日本和你们支那是同文同种，应该共存共荣。这次卢沟桥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是你们支那不认识大日本在东亚的主人地位，误解了大日本和你们支那提携合作的意思，真是遗憾之至。现在你们二十七旅负了北平治安的责任，我看你们都很忠实，想借重你们的力量，把你们改成保安队，继续维持北平的治安，保证对你们没有恶意，请你们大家放心。二十六日你们在广安门，把大日本的佐藤茂书记官打死了，还伤亡了许多日本弟兄。这不幸的误会，更是遗憾，可是你们的主官是哪一位，我要和他见见面，做个朋友。”【中略】八月一日下午四时，石旅长振纲、张参谋长傅焘、刘团长汝珍、赵团长书文四人开军事紧急会议，首由刘团长发言：“日寇欺我太甚，北平环境太劣，改为保安队等于投降敌人，投降便是民族的罪人，我们宁死不屈。”张参谋长首先附议赞成，并以去就力争。刘团长继续又说：“我们马上准备突围。”【中略】最后议决突围的方向，是南（经大红门、南苑、固安、雄县到保定）不如北（经安定门、小关镇、羊房到南口），并决定分多路，走小径，由安定门、小关镇、报房、马房、清河镇，到羊房（距南口三十余里）为主要道路，官兵不准放枪，士兵一律上刺刀，准备白刃战。

散会后，即于下午十时开始突围，六七九团在前，由刘团长汝珍（河北人，俄国基辅军官学校毕业，曾于民国十七年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卫队旅旅长。行至马房，石旅长脱离部队，折回北平，刘即继任旅长，现仍任本旅旅长）率领，【中略】六八一团由赵团长书文（行至察省后，因病脱离部队）率领，【中略】石旅长振纲（行至马房，脱离部队，折回北平）、张参谋长傅焘（安徽人，安徽炮兵学校毕业，后任本旅副旅长，现任六七九团长），随六七九团行进。

当时真是衔枚疾走，鸡犬不惊，雪亮的刺刀，上在崭新的捷克式枪上，更显得亮晶晶的，比月亮还要光明。我们是朝着光明的大路上走，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我们像怒潮巨浪般地冲出了安定门，到了小关镇，分路向目的地———羊房集３９２七七事变真相结。在突围前已将平郊电线割断，障碍敌之消息，以迟缓敌之追袭。因北苑（为围阮旅置有重兵）四周，敌有重兵，如被发觉，便不易突过；如能突过，而损失必大。因电线已被我割断，城内敌人，四处通话，都因此而发生故障，所以西苑北的敌人，尚未发觉，我们已经小关镇、报房，冲过马房（石旅长到此即脱离部队，折回北平，由刘汝珍氏继任旅长），越平绥铁道向羊房集结。

在马房南有小河一道，上架一独木桥，我先头部队当与敌在此发生战斗，被敌击毙及负伤十余人。我后续部队赶到后，敌兵纷向村中逃去，并无多大战斗能力，被我田明祥营长夺获战马四匹。小河上的独木桥，敌亦未及破坏，我们过河时，还隐约可以看见村的东头，架有机关枪，但是敌兵胆小如鼠，并不敢向我们发射，可见敌之战斗意志，甚为薄弱。到了清河机场与敌发生战斗，我阵亡排长魏万清一员、兵三名，伤五名，到清河镇时又遇敌之主阵地，当又发生战斗，我伤亡百十人。被我夺获三八式步枪二十余支，子弹四千余粒，轻机关枪三挺，尚有汽车等笨重物品，无法运走。我由马房向西北沿铁道行进之部队，与敌警戒部队发生激烈战斗，敌之坦克车十余辆，飞机二十余架，追踪轰击，我伤亡五百余人。到羊房集结后，才脱离危险界线。

我到察省后，旋敌拟由青边口（在宣化北三十余里）偷袭宣化，妄冀不战而下南口。当派我六八一团把守青边口，机动出击，当发生青边口之激战，计我伤亡三百余人，敌伤亡有千余人，击破敌之偷袭企图。总计北平突围，我全旅伤亡及失踪者一千二百余人，损失迫击炮四门，步枪二百余支，掷弹筒二十余个，骡马二百余匹。总计敌伤亡约有一千一百余人，夺获敌之步枪二十余支，子弹万余粒，轻机关枪三挺，战马四匹，载重汽车三辆，坐车五辆，掷弹筒十余个，望远镜、照相机、文件等，击毁敌之坦克车二辆，载重汽车一辆，坐车一辆。

攻我卢沟桥、广安门、团河、南苑及追袭我突围部队，均系敌寇河边旅团所属牟田口、萱岛两联队。

———刘汝珍口述、胡应信记录：《一九三七年北平突围血腥录》，载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６年版，笫４９—５１页解读［１］刘汝珍，刘汝明之弟，时任第一三二师独立二十七旅六七九团团长，戍守北平广安门一带。８月１日率部突围出北平城，辗转到察哈尔。

［２］刘团，即刘汝珍团。

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９３宋哲元报告事变后二十余天二十九军伤亡情况电（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自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我三十七师自卢沟桥以迄八宝山一带，与日抗战二十余日，我团长吉星文受伤不退，我兵伤亡在千名以上。至二十六日廊坊事变复起，我三十八师刘振山旅驻防该地，与敌抗战，屡战屡退者数次，官兵伤亡约五百余名。同日敌复向我广安门袭击，经我守兵击退。至二十七日我通州及团河驻军，均受敌压迫，伤亡亦甚众。至二十八日敌以大量飞机战车，及各种机械化部队，分向我南苑北苑黄寺及沙河等处进犯。南苑为我军部与其各部队及三十八师三团，由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并力指挥，与敌激战终日。是役我官兵伤亡在两千名以上，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以身殉国。北苑黄寺一带驻军，为我石友三、阮玄武两部，伤亡亦在千名以上。至二十九日敌犯我天津，我三十八师驻津部队与敌抗战两日，伤亡亦千余名。综计各战役我官兵伤亡约五千余名，其余军需品损失无算。以上为本军此次作战之概要情形，固为敌人之蓄久计划，亦为哲元之处置失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刻下廿九军军事已委冯师长治安代理，并已蒙中央批准。哲元近日以来精神不振，拟稍休养，再图报国，诚恐国人不明真相［１］，特此掬诚报告，伏希亮察。

———《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１９３７年９月版，第４５—４６页解读［１］宋哲元在事变发生后幻想和平解决，一心谈判，作战准备不太充分，引起国人不少非议；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后，宋哲元毅然抗敌，但中日双方军事实力差距甚大，二十九军在双方大规模的作战中损失惨重，平津继而沦陷。宋哲元为此心情沉重，而社会舆论又对他颇有不满。因此他对外表示：“此次作战之概要情形，固为敌人之蓄久计划，亦为哲元之处置失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遂委托冯治安暂时代理二十九军军务。

３．平津沦陷北平沦陷宋哲元、秦德纯，在二十九日晨三时率部抵保定［１］，中国数千年来政治与３９４七七事变真相文化中心之故都，遂告失守。当宋哲元离平时，手谕张自忠就平市市长兼冀察政务会代理委员长。天津市长则委副师长李文田。张就任平市长后，大开城门，撤除警备，且与松井商日兵开入问题。市内即有地方维持会等组织出现。在这时，一部分人虽是无耻地投降，但大部分的军队，以及北平的市民都是信任着中国的国民政府，全城忧郁和悲惨，每个有人心的中国人都掉下了泪。北平西郊仍是有战事。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将军在卢沟桥指挥作战，北苑一带的驻军，由阮玄武率往南口集中［２］，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将军与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育团教育长佟麟阁将军于二十八〔日〕晚在南苑率部血战，同时阵亡。佟、赵两将军为北平沦亡而死难，已尽了他们军人报国卫土的天责，他们的精神，是千古不灭的。他们是华方高级军官最好的表率，可以起懦立顽，可以惊动天地。

———《中国的抗战》第１集附录，密勒氏评论报社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３４—３６页解读［１］《刘汝明回忆录·七七事变》（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记述：“宋与随行人员于廿八日夜九时秘密离平，经由西直门、三家店，绕道长辛店南，到达保定。”［２］按阮玄武所部在北平被日军缴械，突围前往南口的是刘汝珍率领的部队。

二十九军撤出北平情形［１］我们没有能力保卫北平吗？不能作围城一战吗？大概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吧。地方军政领袖，在“恐日症”的病菌侵害下动摇了固有的自信力，这个责任是不能不负的。反过来说，以当时的形势，中央大军早已开到保定一带，如果北平的围城战能支持一个即或很短的时期，我们的援军必然也就会很快的接上来了。敌人要轰炸北平，这是不可免的，但我们还顾惜这许多小节吗？二十九军之退出北平，不只是民众们没有想到，就是军队本身也并未想到，这完全是临时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造成的，甚至于恐怕兵士们不听从撤退命令，而不惜欺骗兵士，说这是换防。假设说这一个撤退能以保持我们的实力，那也不妨一为，但是军队既然撤退，是不能背着工事走的，结果一路上被敌人的飞机追随着轰炸和扫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９５射，伤亡遍地，其牺牲较之作战尤大。这种无代价的损失是多么可惜呢！

———方大曾：《前线忆北平》，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１６—１７页解读［１］此报道写于８月１１日，表达了作者对于二十九军撤出北平的遗恨。

二十九军撤离北平带给民众的悲伤二十九日天还没有亮，城内来电话谓我军已退出平津，大家都不信。

又是一个同样的早晨，飞机翱翔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看它怎样飞来怎样飞去，怎样投弹；我们希望也有我们自己的飞机来。

依我们简单的判断，以为飞机轰炸了，我们的军队决没有退走。

飞机走后，我们回到宿舍里打听消息。第一落在我们眼里的是一辆从城里而来的小汽车，停在贝公楼后面。

大家都说：“宋哲元弃城出走，张自忠做了汉奸。”后来我们又知道那辆汽车来自美国大使馆，专为送一面美国国旗来保护燕京。

我们望着立在桥畔的挂国旗的木柱，我追恋往日升降国旗时的号声。一位同学说：“马上就要看到别样的旗子在那儿代替我们的国旗了。”“何时能见故国之旗呢？”我想着。

———《未名湖畔忆离散》，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２３—２４页北平撤防，民众失望据说代委员长张自忠今晨要视察全市防务，记者在破晓后便环城走了一周，视察换防情形。各城门虽是依然在关闭，可是上面已经没有一个手持大刀“不失一寸土”的士兵。巡察们正在指挥着拆除麻袋，当记者在摄影时，快嘴者便纷纷喊着：“又照像〔相〕了！”可是警察们却一声不响地连头都不抬，“今日”与“昨日”宛然是两个世界。

今天，街上最可怜的莫过于前方退下来的“弟兄”，他们从南苑方面退回来，千辛万苦地找到自己的司令部，但司令部里已经没有一个自己的人，在大门口便３９６七七事变真相被“挡驾”，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鲁悦明：《乱动中的北平》，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４７页舆论因北平沦陷而对二十九军将领大加讥讽同是招待记者，宋哲元氏竟“本人因火气上冲，耳鸣殊甚，不能与大家面谈”；冯治安主席亦“十七日来，苦心焦思，竟致咯血”；而北平新贵张自忠氏却匆忙得连袜带都没系地于下午二时在市政府就好职，下午三时在政委会又就职声称：“身感材辁任重，不胜负荷，唯有遵循宋委员长爱护和平、为地方谋福利之宗旨努力做去。”其得意，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不过，他所统率的三十八师当夜违抗了自己师长的命令，而随着“老宋”回南方退去，士兵及下级军官们誓志抗敌，对于得意的长官，不免是有点美中不足了。

———鲁悦明：《乱动中的北平》，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４９—５０页北平沦陷前夕蒋介石日记摘录七月二十七日注意：一、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抗战之国策，须郑重考虑。二、对民众内部之态度，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三、国策审议会与国防会议之召集期。

今日见各国大使完。

本日北平城四郊皆发生战争。宋哲元至此始着急。平时不信余言，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廿五日前，敌人对北平包围之势早成，而彼犹燕雀处堂为安，要求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乎！

七月二十八日倭寇进攻北平，虽廊坊与丰台为我廿九军击袭恢复，然而北平近郊毫无工事布置，南苑失陷，副军长阵亡，部队溃退，将士未经爆炸与炮声之习闻，乃即心怯胆寒。宋军长六时离平赴保，北平城于夜十一时完全退出［１］。闻张自忠代理冀察绥靖主任之说，未知其内容如何也。

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片面尽条约之义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９７务矣。

七月二十九日注意：一、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冀察委会代理委员长，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二、倭寇欲以占领平津求告一段落，其弱点益露矣。三、汤部从速集结待命。四、共部之编组。五、发表对时局意见。

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已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置，不足惊异也。［２］———引自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版解读［１］按宋哲元是７月２８日下午至晚间开会，决定赴保；２９日凌晨始出发，约于３时到保。此处２８日日记即记其已于当日１８时赴保，应是蒋介石得到误传的信息。

［２］《蒋介石秘录》第４卷第２２页引用本日日记，表述略有不同：“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何应钦总结平津沦陷，感叹宋哲元游移不定，中央军迟疑不进［１］自宋主任到天津后，平津和平空气甚为浓厚，中央派入河北之先头部队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共三师一旅，指定到达沧、保后，归宋主任指挥。惟至廿二日又来电陈明，与日方协定之三条件，并谓就今日情形观察，此事或可暂告一小段落。陈明三条，请委座指示之养电。故自十一日起，至廿四日止之两星期中，完全在日方和平欺骗手段中而渡过。本人于十五日已见到日方之狡计，曾有删电致宋主任，内有“查日人效‘一·二八’故智，先行缓兵，供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我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切实注意，计划应付”等语。嗣后果不幸而言中，殊堪浩叹。至二十五日起，日方果开始向我廊坊进攻，至二十六七两日，竟大举包围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丰台、廊坊、团河等处，皆有激烈之战争。宋主任俭电呈明，拒绝日方最后通牒，决心抗战。并谓固守北平，３９８七七事变真相三五日可无虑，请中央速派大军增援等语。本人乃于廿八日上午，奉委座谕约集程总长、唐总监、徐主任、陈院长及有关诸幕僚开紧急会议，当决定迅速增援北平。一面令已到保定之孙连仲二师，星夜向永定河推进，归宋主任指挥，并令五十三军推进至保定，亦作增援北平之准备；一面令内地动员各部队，迅速输送向沧州、保定之线集中。比经呈奉委座裁可，于二十八日正午下令照办。孙部当即用火车输送，其二十七师预定至长辛店下车，卅一师预定至涿县下车，向固安集结。乃该部于当晚行至中途，而宋主任已离开北平，该部乃中途下车，在琉璃河占领阵地，收容二十九军。因时间仓卒，中央增援部队，不能依计划参加北平战争，此不能不引为遗憾者也。

至中央空军，亦已全部准备出动，并已与阎主任商定，以太原为根据地（请绝对秘密）。惟因河北境内，平时无飞行场及油弹之准备，在飞机性能上，无法飞往平津参战，虽经派员前往积极准备与部署，然已不及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２６２—２６３页解读［１］这是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何应钦所作关于中央军事准备报告稿之摘录。

卢沟桥事件第三十次军事长官会议会报报告德国顾问对平津沦陷的看法（１９３７年８月９日）刘副主任报告：德总顾问法肯豪森往前线视察返京，先用口头提出下列报告：【中略】４．我军如在一星期前采取攻势，必可将平津敌人歼灭，但目下再准备攻势，尚未为晚，因集部队已不少也。

５．我方情报工作太不良，不独敌情不明，即自〔己〕兵力位置前方负责将领无一人完全明者，此为最危险之事。以后应特别注意情报之搜集与整理，每日至少有二次将敌我情况，作图对照。

６．取攻势时，卢沟桥及其以西地区地形良好，永定河亦便于渡过，选为攻势图１１０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３９９地区，最为相宜，应派各级官长前往该地区认识地形。

７．廿九军不可担任一方面之作战，宜调至后方整理。如仍使其担任一方面之作战，将必引起大不幸。此事关系太大，虽牵涉人事，故亦直言之。

８．我方高级官过于怯懦，如万福麟即其一也。余（顾问自称）曾向万建议，击退当面敌之少数部队，推进至永定河，但万云其部队不行，故不敢实行等语。但考察其部队士气甚旺，实系其本人不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十六至卅三次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３期张闻天分析平津失陷原因［１］平津的失守，决不能归罪于二十九军的将士，决不能归罪于平津的人民。平津的失守，首先是由于冀察当局与二十九军的最高负责者宋哲元、张自忠等对于抗战没有决心，始终在抵抗与妥协的中间动摇不定，始终没有放弃以退让求得苟且偷安与保存私人实力的企图。这从宋哲元在十一日与十九日和日本华北驻屯司令香月的谈判中，已经可以充分的证明。第二，正因为宋哲元等对于抗战没有坚强的决心，所以他们对于抗战也没有任何准备。我们只看见二十九军将士凭着他们自己爱国热忱的自动的、散漫的与消极的抵抗，而没有集中统一的，上下一心的与积极的抗战。我们甚至没有得到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作战指挥。这正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以少数兵力各个击破我们的有利条件。

第三，宋哲元等始终惧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来参加抗战。他们公开拒绝群众对于二十九军的援助，使战死的无人掩埋，受伤的无人看护。他们甚至宣布戒严令，禁止群众自发的援助抗战的运动，禁止群众言论集会结社与游行的自由。他们完全没有用群众的伟大力量，来保卫平津。第四，宋哲元等对于汉奸亲日派、日本奸细的日军登上北平城楼活动，不但没有肃清取缔，而且自己受他们４００七七事变真相的包围与诱惑，在他们面前表示束手无策。这些分子，到处进行破坏与阴谋，把一切国家的秘密告诉敌人。

这就是平津失守的直接原因。所以平津失守不能不由冀察当局与二十九军的最高负责者宋哲元等负直接的责任。

但是平津的失守也是过去南京中央政府一贯退让妥协政策的结果。《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订定，华北特殊化的容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势力深入了冀察与平津，造成了今天抗战的困难与不利的条件。同时南京中央政府对于日寇进攻卢沟桥事件，只是发表了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的最低限度立场，宣布了超过这一限度时只有坚决应战的方针，但是以实际的行动来保证自己的立场与贯彻自己的方针，却表示迟缓，畏缩，游移与不彻底。一直到今天，中央军还不敢在河北的最前线，同二十九军以及华北其他各军在一起为收复平津，挽回危局而抗战。这是平津失守中，南京中央政府应负的责任。

———洛甫：《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载《解放》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版解读［１］张闻天（１９００—１９７６），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化名洛甫。遵义会议为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亦有他的贡献。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又与毛泽东一起强调了红军改编原则。本文发表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透彻分析了平津沦陷后的华北局势，其中对国民政府中央所应负之责任，更是他人所言之不及。

由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民主人士组织的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也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发表《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宣言》，对平津沦陷以至华北沦亡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亦引述如下：“我们回忆过去惨痛的教训，一致认为下列五个原因是军事失利的重要因素：第一，一部分军事领袖，在敌军强大力量的攻击之下，畏惧自身力量之丧失，未能坚持抗战目标，苦斗到底，甚或动摇妥协，予日寇以进攻的机会。第二，在政权方面，至今尚未能彻底开放，各地方军政长官还未能破除过去对中央的成见，因之，地方部队与中央军队不能真实亲密协作，不能统一指挥，使敌人得以利用我方各项弱点，挑拨离间，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第三，各地民众，尚未真正动员；各地军队，均未能得到当地广大民众之拥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０１护，中央及各地方军政长官，未能给予人民以抗敌后援的民主权利；人民和士兵生活的改善，亦未能有切实办法，付诸执行。前线与后方，军队与人民完全脱节，使抗战力量无法加强。第四，在战略上，未能实行灵活的运动战略，仍然采取单纯的防御战略，以较劣的武器，抵抗机械化的日寇军队，没有利用我方一切优越条件，机动地站在主动地位，使敌人得以发挥精良武器的威力。第五，在已被占领的区域内，民众力量，未能充分的组织动员起来，发动游击战争，进行破坏工作，以分散敌人的力量；甚至地方零星武装，以及各种半军事结社，及被击散之正式军队，亦均分散各地，未能结合以形成壮大的力量，使敌人得以从容在前线作战，不需要强大兵力，即可维持治安。”（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第１５３—１５４页）《救国时报》社论评平津沦陷原因推原平津之所以沦陷，有不能不为全国同胞痛陈者。第一，这三星期之中，我二十九军将士奋不顾身，英勇抗敌，曾屡次打败优势的敌军。我平津的民众也纷纷援助二十九军，共同抗战。通州的军民亦奋起响应抗战，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日寇殷逆的统治。然而我国军民的英勇抗敌，未能阻止寇军的前进，这首先是因为日寇以全国的动员，优势的兵力，一切最新设备的武器来进攻我们，而我方的抗战还是局部的，被动的，甚至自发的。第二，在日寇汉奸威胁阴谋之下，我冀察和南京当局曾经接二连三地进行妥洽议和，签订协定，甚至接受日寇条件而撤兵。这种屈辱退让的失策，正中了寇军的奸计。我军的抗战既时受阻挠，援军亦集中保定而不进，而寇方每次都利用我方的撤兵停战，来增调大军，布置新的进攻，竟得从容为所欲为。第三，抗战将士正在敌人炮火下英勇喋血，而亲日汉奸积极的捣乱破坏于后。张自忠既议和于天津，张绍曾［１］、齐燮元辈更认贼作父，卖国谋叛。军事机要亦且为汉奸告密，使我军布置尽为寇军洞悉，得以制我。

———《要求全国一致坚持抗战》，载巴黎《救国时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解读［１］当时平津主要汉奸中无张绍曾其人，而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名人张绍曾，既非汉奸，且早已于１９２８年遇刺身亡。

４０２七七事变真相二十九军上层延误战机［１］一、因为有《辛丑条约》和《塘沽协议》种种关系，我们在军事上根本不能有强固的防御布置，人家却尽可纵横自如。

二、宋哲元和平念切，习于妥协，平时既不敢亦不肯妥筹防备。卢事发生，据闻中央连致十数电至乐陵，促宋早赴保定治军，他却径回天津谈判和平，以致延失时机。待至敌军齐集大举进攻，既以武器见拙，更以工事缺乏，因此一日一夜之间损兵折将而退，为时迫促，应援也来不及。

三、宋因心存妥协，不愿援兵大集，刺激对方，以致后方相距甚远，军队急切间不易开上前线。

四、因为主将无作战决心，于是将领中意见不尽一致，如张自忠其最著者，此于全军动作上亦很不利。

五、天津抗战，系出临时动作，非出预定期约，所以不但他部援军不能呼应，即二十九军亦未有切实联络。

———上海《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解读［１］当时社会舆论分析平津失陷原因，较多指责的是宋哲元备战不周，张自忠议和过甚，中央军应援迟缓。

英国记者分析北平沦陷原因虽然如果日本倾注全力来攻，北平是几乎一定无法守住的，但这个决心要保卫的城市，怎么没有守上几星期，甚至几个月，这却没有理由可说。它不像上海那样处于日本海军大炮的直接射击之下。即使攻击者能够轰裂城墙的话，一九三二年闸北巷战的前例［１］可表示出：在那些情形之下，只有轻武器的中国军队能成为非常精锐的。

在人人知道事实如何的现今，上面这些推论许会显得琐屑无聊的。剧战一天之后，正规军队退出了城，城内便不再有抵抗，陷入敌手。关于这次可耻的沦陷，我们在这里提出几个原因，许是有用的，因为这些原因正好说明，中国抗战初期的一小部分非常显著的弱点。

【中略】现在———他［２］非常简单地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在河北南部组织了一万个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０３农民，他们全是那些秘密会社的会员。他们已在行进到北方来“打日本矮子”。

但他们没有军器。好几个星期，他在北平试要从宋及其他当地官员那里领取军器，但无结果。现在他就要到南京去，看看在那边能做些什么。

许多人民团体的领袖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也同样受到拒绝。乡村中的流动部队，沿铁路组织成的游击队，会使中国的防御完全改观的。但在那个时候，对于武装当地的志愿投军者，任何种类的官方协助都没有。

【中略】北平（后来，南京）失陷，多因为它们只由正规军保卫。要直到中国新旧两个首都全已失陷之后，中国政府这才学得这个非常必要的教训：抗日战争必须是全中国人民的民众战争。

【中略】七月二十六日夜间，大约三百个日本兵试要强入张仪门［３］。他们自称日本使馆卫兵（已经增加到比《辛丑条约》规定的数目超过许多）的一部分。城头上的中国兵，相当镇定的，为日军开了正门，随即赶快在他们背后关上了门。这小部的敌军便这样被关牢在外城门和内城门中间，立即发见自己团团被围，而且众寡悬殊得无法可想。【中略】到早晨，除了屈服以外，什么都救不了他们，是明明白白的。

但中国司令又显出足以证明他们误事的那种致命的无决断来了。有着天赐的把这敌军缴械的机会，他们却不仅接受停战，还让日军带着军器行进到东交民巷里去。“他们是应该失败的。”这是目击这事件、把来叙述给我听的那个美国新闻记者的评语。

———ＢｅｒｔｒａｍＪａｍｅｓ：犖狅狉狋犺犆犺犻狀犪犉狉狅狀狋（中译《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上海，文缘出版社１９３９年５月初版；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７月重印版，第４１—４２页解读［１］指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抗战。

［２］他指一位民间组织的首领。文章在此要说明的是冀察当局不愿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甚至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要求抗战，也得不到支持。

［３］广安门的旧称。

４０４七七事变真相孔祥熙致林森及国民政府各院部长分析平津失陷缘由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密。译转林主席钧鉴，各院部长勋鉴：华北事变中外震惊。近则敌势愈张，我气益沮，国际间向表同情于我者，亦将对我失望，至为痛心。查我此次失利原因不外：（一）军事上缺乏组织，不能以整个力量对外；（二）各方意见纷〔分〕歧，不能一致，虽有计划，难于实行，结果举棋不定，坐失良机；（三）地方军士领袖缺乏连络，更不能防患未然，致成今日之局面。又因消息延缓，且多不真确，影响外人观感甚大。今应如何？亟谋改善，亡羊补牢，请公老成谋国，想必有成竹也。临电无任翘企。弟孔祥熙叩。江［２］。

———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３辑第２９册第６６６３页解读［１］此电为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二十五）３１５７。

［２］江，３日。

乐恕人悲愤报道日军入城［１］不两天，清末及北洋政府遗老江朝宗等，出面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于是，在八月八日，日本军队举行了堂堂“入城式”，前门城楼上飘扬着许多氢气球宣传标语：“庆祝北平占领！”“庆祝皇军胜利！”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也发布了“安民布告”。

我怀着法国大作家都德所写《最后一课》的心情，杂在前门城楼四周的人丛中，去继续我的采访工作。我希望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士向从永定门经前门大街、通过前门到达天安门图１１１日军进入北平后在东长安街广场的敌军行列，扔下几枚炸弹。

举行阅兵式然而，北平，我们的故都，我们的古城，就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０５在夏季的沉沉死气中，被敌人的大军占领！

———乐恕人：《听见卢沟桥炮声》，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乐恕人，时为成都《华西日报》派驻北平的记者。

四、汉奸粉墨登场１．改换门庭国民政府缉拿殷汝耕令（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央社南京二十六日电】殷逆汝耕，在通州组织伪自治会，宣布独立，背叛国家，罪大恶极，自绝人类。国府特于二十六日晚发表明令，着行政院迅饬冀省府，即予免职拿办，以遏乱萌。原令如下：近年以来，国家多难，忧患频仍，所恃全国人心一致团结，含辛茹苦，共济艰难。凡属血气之伦无不深明此义。河北为形胜之区，关系尤重。各界人士，均能坚忍自恃，力谋支柱，风声所树，动系安危。矧在公务人员，职有专属，更宜如何激发天良，竭智效忠，共图捍卫。乃查有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于二十五日妄自宣言，组织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为委员长，勾结奸徒，企图叛国。于国家危难之中，为乘机扰乱之举，丧心病狂。自绝人类，一至于此。该逆殷汝耕，着由行政院迅饬河北省政府，迅予免职，严行缉拿，依法惩办。所有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着即撤销。其一切职务，由河北省政府直接处理，迅遏乱萌，以固群志。此令。

———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７日４０６七七事变真相孙连仲致何应钦报告北平沦陷后情形密电［１］（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５日）南京。部长何。０４０７密。据报：ｌ．北平政会［２］江发表开除石友三、石敬亭等八委员职，支发表常委齐燮元、贾景〔德〕耀、张允荣、潘毓桂等八名委员负责，绥署富双英负责，全市警察歌改换黑制服。鱼潘毓桂讲演，痛责南京中央之非，并招待新闻界，不得有反日言论。２．日兵灰入城，在长安街集合后，分驻城内。全城共约五千余人，南苑及西苑各驻一联队至一千四百余。上黄村车站约二百人驻守。每日仅开城门四次，日、鲜民人照常。谨闻。孙连仲。删亥。参谍。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读［１］此电文中日期的韵目代码分别是：江，３日；支，４日；歌，５日；鱼，６日；灰，１０日；删，１５日。

［２］政会，指冀察政务委员会。

王世杰记述平津局势七月卅一日日方北平治安维持会，其所指推之人为江朝宗等，张自忠亦有为日方所弃之趋势。

日方占领天津，并有以边守靖为市长之拟议。殷汝耕之保安队，于廿九日反正，殷本人并有被其捕杀之说。日方今日改派他人为冀东傀儡。

一般社会因中央对北平天津政治、军事新局势，乏具体表示，颇多浮议。

———《王世杰日记》第１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１９９０年，第８０页徐盈报道北平汉奸粉墨登场［１］记者留平，已有一月。每观各种伪组织的产生，实与东北的沦陷如出一辙。所谓民意机关之治安维持会，由“不问政治”而“主持政治”，终于产生平市政治领袖，而成为敌我混合之最高统制机关。“三定京师”之江朝宗氏，虽因晚辈阻谏，极力想摆脱傀儡职务，但始终未能跳出士大夫阶级命运的牵扯，依然投到了敌人的怀抱。

图１１２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０７自“满洲国”赶来的张璧、潘毓桂诸人，其中以身任警察局长之潘氏，最受日本“感激感谢之沸腾”，因为潘氏的多少设施，实在有不可磨灭的价值［２］；恰因了这样过度地对于日本“文明”的夸赞，而使八月八日入城后的日军不能不有所矜持，没有使城内变成城外。如因有童子军制服而毙人，高丽人以一杆破枪连抢五家等等现象的发生。

———徐盈：《杂话北方》，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４１—４２页解读［１］徐盈，《大公报》记者。

［２］《沦亡的平津》又转载《大公报》的《暴日铁蹄下之北平》一文，亦称：“现在北平的市长，名义上是江朝宗，公安局长潘毓桂，此外还有一个地方维持会。所谓日本慈善性质的宣抚班，其实大权全在潘氏手里，因为他比较最得日本人的信任，同时他的活动能力亦最高。可以说北平的局面，除去最高的日本人，受着一人的支配。”（见该书第８３页）老向描述潘毓桂甘做汉奸的嘴脸潘毓桂儿（北平市民如此呼之，或简呼桂儿）在日本组织之北平地方维持会中，功绩似最高。派警出城缴保安队枪，又自行缴警察械送日本兵营，一也；纠合东安市场说相声之杨傻子等充市民代表，欢迎日兵入城，二也；为日军觅营房，抓夫役，征大车，献给养，三也；供给朝鲜白面贩卖人火食费，四也；搜查居民焚毁党义党旗，五也……卖国工作，报纸日不绝书。其广播演说曰：“兄弟这二年来革命，就是为打倒政府，不为别的。说我是汉奸，我就是汉奸；说我是卖国贼，我就是卖国贼。”呜呼，此种动物，居然两足著地，可谓人类之羞。然如此效忠日本皇军，并未取得信任。日军除向其逼索巨款，未与半点自由。九城分区由日军自设所谓“宣抚处”，直接代替桂儿之察区署。桂儿当有汉奸难做之悲。

———老向：《故都暂别记》，载《战地通讯录》，铁大汉奸潘毓桂血出版社，第２４页４０８七七事变真相今井武夫回忆北平汉奸治安维持会的出笼七月二十九日，冀察军确定撤离北平后，我于上午六时半马上邀请北平知名人士江朝宗和其他人等，说明不可浪费丝毫时间，应该即刻组成治安维持会，以便维持冀察政权撤退后的北平治安，并要求他们担任委员长和委员等职务，所有来人都当场表示同意。这时候，惟独江本人表示委员一职不如邀请吴佩孚担任更为适当。我说，请吴出马恐怕要引起许多纠纷，姑且留待以后研究，暂时仍请他出马，作为临时措施。经我解说结果，江也完全同意。当天下午在江朝宗住宅，召集志愿人士十余名共同协商，于第二天三十日下午二时正式举行成立大会。

但是，新政权和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留下来的张自忠之间，却存在着继承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特别是公安局长潘毓桂的去留没有明确，他的言行也有些捉摸不定，因而使江朝宗也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似乎有什么人直接对他进行过威胁，所以他一再借口年老体弱，要求辞去地方维持会委员长职务。经过维持会各委员和日本顾问的鼓励，他虽然打消了辞意，但委员会内部却因此很难安定。

一直到八月七日张自忠发表辞去冀察政委会代理委员长职务，才算正式明确江朝宗担任地方维持会委员长。后来，八月十九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自动解散，江就任新北平市长，接受政委会委托代为料理善后事务，混乱的市政才逐渐趋于稳定。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６２—６３页江朝宗出任伪维持会主席【本市消息】新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及平市地方维持会主席江朝宗，前以病在寓休养，迄未就职，顷以健康已复，地方事务复极重要，特于昨日上午九时赴中南海丰泽园地方维持会，就任主席职，同时并往冀察政务委员会就任委员新职。闻江氏定自今日（十日）起逐日到维持会办公。又本市地方维持会成立以来，对于维持地方治安工作无不积极进行，该处组设伊始，原系由警察局派员筹划，成立以后，所有办事职员亦均系由警察局派员担任，关于特别事件，并由图１１３大汉奸江朝宗祝专员惺元办理，故进行颇称顺利云。

———北平《竞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０日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０９《竞报》报道周思靖为伪警察局联络室主任［１］【本市消息】平市警察局长潘毓桂就任以来，力谋安定地方，安抚人民。该局顷以与日方军宪各处接洽事项日多，为谋便利迅速起见，特在该局设立联络室，并派定熟悉日方情形，富有办事经验之外四署长周思靖并任该室主任。日本驻平宪兵分队长安野兵诰及熟悉日情之关晓村、林世惠等为联络员，负责办理各项联络事官。现该室前已筹组就绪，当于昨日开始办公。该室电话为东局口一二○号，嗣后各方有关日方之接洽事项即可径电该室接洽，以资敏捷。安野兵造努力中日间一切联络，预料将来事务之进行当更便利，获益地方当非浅显。又平市警察局外四区署长李经栋调局办事，遗职周思靖接充，周氏奉命后昨已到署就职云。

———北平《竞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４日解读［１］周思靖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最初谈判时，作为中方监督撤军的代表，就未尽责。王冷斋《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中有诗云：“人已相欺吾自诳，岂徒盲目更盲心。若非复壁刀光见，尚怪书生虑患深。”王冷斋自注：“我方所派监视撤兵委员，系高级参谋周某，对于沙岗未撤之日军，竟置不问。经予发觉，提出交涉，周尚以为过虑。”（引自郭景兴、蒋亚娴《七七事变追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６月版，第１８１页）周氏在南苑之战中，又为日军通风报信，泄漏二十九军重要军事机密，致赵登禹等壮烈牺牲。现在平津沦陷，他又出任了伪职。

天津沦陷后的汉奸组织［１］九月一日所谓“治安维持会”成立，群魔乱舞，丑态百出。委员长是曹锟时代包办贿选的高凌霄，委员则有钮传善等一班。下设四局，总务局为袁世凯时代的秘书长孙润宇，公安局为程克时的公安局长刘玉书，财政局为旧直系智囊张志潭之弟张志徵，社会局则为近任商会主席之王竹林。王已八十多岁，乃竟出为傀儡，并兼长芦盐务局局长。司法机关河北省高等法院与地方法院，均由方若充任。方字药雨，也是六十岁开外的人了。办公地点则在日本租界。

———《挥泪话天津》，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７１页４１０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这是《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２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函。

王仕任谈天津伪治安维持会出笼经过［１］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天津被日寇占领；八月一日，汉奸傀儡组织天津治安维持会宣布成立。为什么如此迅速？因为日寇在天津的驻军在事先早就作了充分的准备，是早有预谋的。

早在七月二十五日，即由天津日本驻屯军的特务头目茂川秀和少佐主持，由老牌亲日派张弧出面召集，在日租界福岛街张弧的姻亲方若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筹划建立伪组织的预备会议。参加者都是由茂川指名邀集的老牌亲日汉奸，其中有：高凌靇、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午、孙润宇等。我也出席会议担任翻译。在这次预备会议上，茂川暗示日本即将占领天津，“希望大家对中日之间的问题多做努力”。虽然会上没有涉及如何组织的具体问题，但参加会的人都意识到“升官发财”的机会到来了。又过了两天，即七月二十七日，茂川再次去找张弧，因张患病不能担任召集人，茂川派我将高凌靇接到日本特务机关“茂川公馆”，和高具体研究了组织治安维持会的事情。高凌靇向茂川献计说：“天津是个大商埠，如果成立组织，除了前天的几个人，还应多邀请天津的各方面人士参加才好。”茂川采纳了高的意见，并责成高考虑具体人选。二十八日，治安维持会的组成人员确定为十个委员，计有：高凌靇、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午、孙润宇、王竹林、赵聘卿、王晓岩、邸玉堂、方若。另外尚有几个不是委员但也参与此事的，如：刘绍琨、张志澄、侯毓汶、傅汝勤等。【中略】八月一日，天津治安维持会在日本驻屯军、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和主持下，正式宣布了成立。二日，又由茂川指令全体委员到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官邸去“晋谒请训”。这群汉奸一清早就齐集香月官邸院内，屏息肃立，等候接见，连客厅也没有让进。等了好久，香月才出现在二楼的阳台上，这群汉奸赶紧鞠躬如仪，由刘绍琨以日语说明“晋谒请训”的来意。这个占领军的司令官，傲慢地挥了挥手，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就进屋里去了。汉奸们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表现很丧气。于此也可看出汉奸傀儡在日寇心目中的地位了。［２］———王仕任：《天津沦陷后的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载政协天津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０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１１解读［１］王仕任，时在日本驻天津陆军特务机关与天津治安维持会之间做翻译工作。

［２］汉奸再摇尾乞怜，日寇也不会诚心对待他们。香月清司就认为中国人是不可信的，比如殷汝耕，成了日寇的傀儡政权的长官，依然不为香月清司所认可，通州事变发生后，曾要求军法处置殷逆。因此，天津维持会众汉奸晋谒香月而碰壁，是必然的事情。

２．日伪横行的平津北平汉奸所作所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北平已有了个所谓“治安维持会”（天津亦然）。这是现在仰奉敌命而俯治北平的。主席是江朝宗，但大权则握在警察局长潘毓桂手里。潘在就职时，说道：“人家骂我汉奸，我不管，我是做正当的事。”从这话可知其脸皮多厚。但此人的手段是强的。当他就任之初，第一业绩就是迎入兽军，而把二十九军和通州反正的保安队余卒闭拒在城外。其次是把城内民家的大小武器都收缴，不缴者阖家枪毙。收去的军器自己不用，全体献给了兽军。北平城内除兽军外无一军械，宪兵警察是徒手站岗。军器之后，就是派人搜索抗日分子。事前因二十九军退得过快，一般抗日的青年智识分子大都被遗城内，而这些火种留着是决不会有利于“皇军”的，于是潘就以重金奖励告密，说如有告密“蓝衣社”及“第三国际社”（称第三国际为“社”是潘毓桂的告示首开其先）分子者，奖若干元云云。于是无耻的告密蜂起，多有挟嫌报复者，人人危惧。然而可笑的在后面呢。潘看到全城不安，以及挟嫌告密者之多，恐激大变，就又发出布告，奖励告密那些挟嫌报复者。奖额较第一种告密为多。在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恐吓那些挟嫌报复者了。殊不知那些挟嫌报复者却反而因此增多了藉口和机会。告密者们不再指着他的私仇说“这是蓝衣社第三国际社分子”，改说“这是挟嫌报复的人”了。结果是冤死了许多人。

北平虽陷，压迫虽严重，而人心是不死的，民众的力量是存在的。潘毓桂企图煽惑市民的良心，他用了种种的方法。一方面严厉禁止集会及一切集团活动（五六个人在房子里谈话，倘被发现立即被捕）；一方面却尽量利用无知人们的集４１２七七事变真相团活动。也还是老法子，用一块钱一个人的价值收买许多无知苦力及浪人，举行傀儡或游行集会。在十月十日那天，他勒令全市挂灯庆祝所谓“保定陷落”，一面在中山公园举行了市民大会，又命令各学校强迫学生到街头游行，零零落落几十个人，报纸上却登载着说：“游行者近万人，一体要求华北新政权的成立。”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强征了一百多辆汽车，里面装满了脸黄肌瘦的不幸的人们，在马路上鱼贯地兜风，一面发传单，贴标语。标语上写着：“建立华北人的华北！”“华北人民结束起来！”等等莫名其妙的文句。但那些标语不久就“招贴即扯”了。这证明它的效果等于零。

———须旅：《从北平来》，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１０６—１０９页潘毓桂自述搜查二十九军各要人住宅二十九路军虽退，要人住宅犹存。若不施行检查，深恐包藏祸心。爰会同日本宪兵队检查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陈继淹、雷嗣尚五处住宅。计宋宅检出往来信件书籍地图及无线电机；秦、陈二宅检出书籍信文各件；冯宅除书籍、信文外，尚检出猎枪四支、无线电机一具；雷宅检出重要文件。检查完毕均将各宅加以封锁，以免宵小偷窃而备公共之用。

———潘毓桂：《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治安纪要》第１４页，转引自李惠兰等编《七七事变探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版，第２４７页日军进北平后的倒行逆施日军进城后，首先将全市警察武装，完全解除，然后即以搜捕反日分子为名，将中央通讯社全部工作人员及新闻界有力者，拘捕甚多；教育界人士及著名各大学学员，被其设词逮捕者，亦颇不鲜。总之，我市民均失其保障而任其阴谋蹂躏也。此次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离平，因为仓促，故彼等留平眷属，均未能先事离平，据闻宋哲元、秦德纯、石友三、孙殿英等住宅，均已被敌查封。平市新闻纸，已有数家被其勒令发刊，措词立论，唯有听敌督使而毫无主权。又日军入城之初，曾拟挨户搜查居民，幸经驻平各国领事及武官之反对，始变更挨户而改为抽查。然我无辜商民，蒙受不白之冤者，则不胜计数矣。

———《沦陷后的北平》，载上海《申报》夕刊１９３７年８月３０日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１３图１１４日军冲上北平永定门城楼沦陷后的北平汉奸横行敌人每利用各旅店、饭馆等下流社会之侍役等，充当侦探，并收买一般吸毒之人，分赴各线刺探我方军情。故平时向无正业之地痞，更乘机大肆活动，到处骗诈，甘为敌充眼线，暗查我市民。是以凡稍有反日思想或行动，一经此辈汉奸闻及，即向敌方告发。因之汉奸地痞之流，随地向市民骗诈之事，比比皆是。

———《沦陷后的北平》，载上海《申报》夕刊１９３７年８月３０日被日寇、汉奸控制的北平新闻界［１］《华北日报》，党报也。负责人员首先逃亡。铅字机器，原封授之敌人。不数日，敌方之《华北日报》首先出版，言论最为荒谬，市民均不之睬。所印号外，报童高呼：“一大枚两张。”其余各报主笔或逃或匿，亦各代以倭狗汉奸。故北平之报纸名称如故，内容则千篇一律，除日本同盟社所发不通之汉文消息，则系卖国求荣之奴才言论。虽贩夫走卒，亦不屑一顾。报童沿街叫卖亦直呼之曰“汉奸报”。

市民既无报纸可阅，则竞设收音机，收听我中央广播消息。友朋相见，必首先互询：“南京有什么好信传来？”有心人且将收听佳报油印若干，秘密分发，甚至有意制造捷音。

———老向：《故都暂别记》，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２３页４１４七七事变真相各报馆有的被查封，有的改变了论调。北平的三大报纸为《世界日报》、《华北日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被〔在〕北平陷落后的第二日即被查封，因为说它是中央党部办的；《世界日报》起初继续出版，态度仍旧，不过就因其态度不变，接着也就停刊了；《北平晨报》本是二十九军的机关报，一变而为日本人、汉奸们的机关了。它称中央政府为“宁方”，与称日本为“日方”相对；又称我军为“华军”，与“日军”之称相对，诸如此类的字眼，不一而足。此外，大部份〔分〕通讯社也同时被查封，而中央通讯社不但被封禁了，并且将其工作人员全数逮捕；新闻检查所的所长也更换了，人选是北平《亚洲民报》的社长，该报是有名的汉奸报纸。

———穆渭琴：《来自北平》，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３２页北平的新闻界已经完全受统制。中央党部办的华北日报馆已被没收，但仍出版，悉由汉奸主持。以前冀察政委会的《北平晨报》变为治安维持会的了。这两种是目下汉奸的直系机关报，一切新闻悉由日文报《京津日日新闻》上译下，老是“同盟电”。译文文句夹着日文语调，不堪卒读。素以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实报》，现由许多遗老和鸳鸯蝴蝶文人继续办着，论调是与汉奸一致的。欧大庆昔为政委会办英文的《北平新闻》（ＰｅｉｐｉｎｇＮｅｗｓ），现欧另就伪平绥路局副局长，该报即为另一汉奸接办。另外还有若干外人所办法文或英文报，起先偶有我南方抗战胜利消息，但后来治安维持会去要求，并送了一些钱，从此也就不声不响了。因此在北平的人除了同盟电外几不知复有其他电讯。这在天津比较好一点，因为有租界。但平津最老牌最大的汉奸报《庸报》，正也是藏在租界里，相反地《大公报》《益世报》却被迫停止发行了。据说在天津有不经意带着一张旧《大公报》过白河而被枪杀者。

小汉奸们在北平出版了一种杂志，叫做《华北评论》，现已出版至四期。内容是“中日同文同种论”“华北新政权待望”“自饮食立场蠡窥日本军之英勇”等等一套，文体则有四六文言文、白话文、文言夹白话文、去掉了“假名”（日文字母）的日文等等，不一而足。这一种杂烩式的杂志，是目前汉奸唯一的喉舌，也就是汉奸文化的代表作。看一看它就可尽见汉奸文治能力的“乏”态了。

———须旅：《从北平来》，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１１２—１１４页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１５解读［１］日寇为了控制舆论，对原有新闻机构进行了查封或改造，对原有的报纸书刊进行了查抄。李景铭《蛕斋日记》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对此也有记述：“中央社已解散，被捕者十余人。各报馆均将反日书籍焚烧。”（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平津沦陷后民众纷纷偷听中央广播平津失陷后，两地正义报纸，在敌军压迫之下，即无法出版，新闻界之被逮捕者，最初有《申报》记者王研石，其后《新天津报》社长刘中儒，《益世报》经理生宝堂都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

《庸报》是日军部的机关报，所载除同盟社消息外，大部份〔分〕系挖空心思，随意造谣。在各种正义报纸被禁卖的时候，日宪兵在市区各商号强迫派卖。但那些消息，只是日本军阀藉以欺骗他国内民众的玩意。津市虽然陷落，大部民众是爱国的，对于《庸报》差不多都弃如敝屣，谁也不睬。此间民心，仍十分信任政府，日人的谣言，只白遭骂詈。在津出版的英文报纸如《泰晤士报》（英）、《华北明星》（美），则极为一般所爱读。此外有多种“号外”，刊载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消息，有时夹杂些道听途说的新闻，也能畅销一时。编撰这种刊物的人，虽多系投机份〔分〕子，却也不失为“爱国志士”。

天津新闻检查所，已由“治安维持会”接管，改称曰“天津市新闻事业管理所”，由那里规定出几种可以出版贩卖的报纸，其内容如何，可想而知。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每晚一听中央广播电台放送的消息。无线电事业，在近期间确曾做了极利市的买卖。

日本处心积虑，破坏中央电台的播音，已非一日，到今日把这种卑劣的手段使出来，搅得收音机里面，如鬼哭神号。但敌人的阴谋，毕竟还差了一着，镇江、上海、长沙、汉口各地广播电台一样会转播中央消息，每夜街头巷尾，老是有许多人围在有收音机人家的附近，屏息静听，只有从无线电里希望佳音。

———《挥泪话天津》，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６９—７１页关于新闻事业，北平各报均已由日方接收，每日刊出许多夸耀皇军胜利情报及占领上海、苏州等等无稽的谣言。新闻检查极严，除同盟社电外，其余完全被扣。人民要想得到一点真实的国内新闻，唯有由无线电中收到中央广播电台之４１６七七事变真相播音。近来日本军更在北平设一电台，其波长整数等完全与中央广播电台相同，专以干涉混乱中央电台之音波为能事。

———桐古：《沦亡后的平津》，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７８页汉奸池宗墨以赔偿通州事件日方损失来讨好日方［１］敬启者：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在通州的冀东政府保安队突然发动叛乱，伤害了许多贵国国民，其所有财产也受到不小损失。对此不幸事件之发生，本官痛感责任重大，在此，谨代表冀东政府，向贵国政府深表歉意。冀东政府本欲严惩本事件的责任者及加害者，但因有关人员已经辞职或逃亡，有的已为贵军讨伐，所以已无法再对其处分。对此请予谅解。本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不祥事件。冀东政府对贵方死伤者将分别赠呈抚恤金及慰问金，对其物质损失也给予相当的赔偿。提供上述赠款总额为一百二十万元。烦请贵官酌情制订分配方案。如对此解决办法无异意，我方即刻先交付前记金额中的四十万元，其余八十万元也将尽快筹措交付。另外，我方同意贵方提出的由我方提供本事件牺牲者慰灵塔建设用地的要求，双方代表应尽快会合，进行实地勘测，然后缔结有关协议。对上述解决办法，恭候贵方答复。本官在此谨向阁下表示敬意。敬具。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代理政务长官池宗墨———日本东亚同文会编：《新支那现势要览》，１９３８年版，第４７２—４７３页解读［１］这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４日伪冀东政府长官池宗墨致森岛参事官之信。

日本人的经济侵略关于华北方面的经济侵略，“七七”事变（１９３７年）后成立华北开发会社，作为其产业侵略的老巢和总司令部。大谷、贺屋、津岛等人先后任其总裁，这些人都是从大藏省转入金融界的官僚群，他们仍然保留着小官吏的习性，都缺乏雄才大略。

【中略】“七七”事变后，一部分没有挤入东北而又垂涎欲滴的财阀，他们通过第一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的关系，大举进入中国的华北地区。朝鲜银行首先从京津地区向华北各地布下金融网；日铁攫取了石景山的煤钢权；而开滦和龙烟煤矿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１７则委托给白川、山际等无名小辈进行经营，他们同可称之为华北方面军小军阀的军幕僚相勾结，赤裸裸地暴露了军人万能之弊，丑态百出，反而破坏了军部预期的开发设想。

【中略】为了将上述分散的经济侵略统一起来，便在其上成立华北开发会社，将原来分散的各个开发会社全部纳入其领导之下。但是这一统制会社之上还有华北方面军和国内的兴亚院等双重干涉。

———《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附录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６８７—６９２页《大公报》报道：沦陷后的北平出现粮荒北平市面上看来似乎相当的稳定，其实内部是非常恐慌，其中最显明的一件事，就是日本金票下跌。在事变前，日金每元合河北银行票为九角三分，最近反跌至九角或九角一分之间。以日本为战胜国，这是反常的现象。其次粮食方面，在八月间曾发生一度恐慌，因为日本人在市内征粮，大米每包涨至二十元，面粉涨至十元。后来至九月初，地方维持会宣言要救济民食，但又不求粮食的充分输入，而只成了一个平籴会，规定米每包十五元，面粉每袋五元五角。这种规定的结果，只有白白牺牲了几个粮食商人，他们被枪毙了。致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按官价批发。自此以后，市内所存的粮食商，完全逃避了。在市面上有钱亦不易购得到粮食。要买粮食，非得托人私相授受不办。

———《暴日铁蹄下之北平》，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８３—８４页五、亡国奴滋味北平平民遭受欺压外城一带，在逼迫下，已经悬挂出来，用半只面粉口袋，画一个红圈的旗子。在黑衣白箍的警察监视之下，齐化门外，一个高丽人拿只〔支〕手枪一天连抢三家。日军在守城之暇，最喜到各家串门，一件黄短裤或是一身童子军衣都会构成了私藏军械的罪状。彰仪门外，情形尤为混乱，作检查工作的“堂堂士兵”竟公然４１８七七事变真相把别人的钱钞没收到自己的衣袋里，有反抗的，便说他是通敌的便衣队。阜成门外，有个乡下人系红腰带进城，结果便被日军扣留起来，倒灌凉水，又打个半死，硬逼他供出同伙的人来。这个人，直到咽气时他也没有明白他为什么犯罪。

———鲁悦明：《笼城落日记》，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５４页目击者言：日军在卢沟桥的屠杀为调查七七事变的真实情况，卢沟桥文物保管所于１９８２年８月和１９８９年８月，分别邀请了卢沟桥、丰台镇七七事变目击者召开了五次座谈会。现根据当时座谈会的记录整理内容如下：【中略】刘长珍（７７岁，卢沟桥大队社员）说：日本侵略军７月３０日一进宛平城，就开始抓人杀人，搜捕第二十九军和保安队的零散人员。他们到处制造恐怖，挨门挨户搜查。这时城里居民大都躲进了城墙洞里，日本侵略军靠汉奸带路，一旦搜出年轻人，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捆起来，扒去上衣成群赶到西门外朝北跪着，让城里的年长者去认领，凡是无人认领的人，全都刀砍枪杀，无一幸免。我和母亲从洞里出来后，日军就在离我几尺远的地方，用枪比划着恫吓我。我母亲愤怒地挡了一下他的枪，就被狠狠地打了几个嘴巴，顺嘴淌血。母亲为了我，忍着屈辱和疼痛，敢怒不敢言。

卢沟桥东头“卢沟晓月”碑旁，有一条二十九军挖的安全沟，南北长约三丈，东西宽约一丈，深有一丈多。没想到这条防御沟，竟成了侵略者的杀人场和埋人沟。他们把中国人拉到沟边，或者用刺刀挑死，或者用枪打死，然后就把尸体抛进沟里。我当时被抓去埋死尸，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那时我拿着一把铁锹，来到“卢沟晓月”碑后的大沟旁，一瞧，满满的一沟死人，多是光着身子。那会儿正是盛夏天气，尸体都腐烂膨胀起来。我们一共去了三十多人，任务是拿铁锹填土，一锹土砸下去，溅起的烂肉一尺来高，真是太惨了！后来又派十多个人到卢沟桥南边的河滩里去埋人，这儿俩那儿仨，到处是死尸。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究竟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百姓，谁也说不清楚。前年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挖渗水井时，正好接近那个大沟的边缘，挖出了三具相迭的尸骨，这无疑是七七事变时被日军杀害的我国同胞。

———郭景兴、蒋亚娴：《七七事变追忆》附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６月版，第１９６—１９９页图１１５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１９韩立才回忆二十九军大批未撤退人员改户口避险［１］当天［２］下午，我又到绥署看了看，整个绥署大院人去楼空。我和刘宗智、王启文、展玉信、苏绍游等住在东四十二条一户院内，我大哥韩立园从南苑退下来，也住在这里。我叔父韩月桥在北平行医，后来也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第二十九军已撤退，日军马上要进城，我们这一家七口，除去我叔父有行医执照以外，我们这六个大小伙子算干啥的？首要的问题是更改户口。原来是集体户口的，要改成分户户口；原来是军人身份的，要改成其他行业。

我们便到警察局去求情。到警察局一打听，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滞留在北平的第二十九军的官兵，一律按各自的具体情况被改变了户口。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向警察局表示谢意。据我所知，在绥署八个处一千多人中，宋哲元只带走了参谋处长宋梅村、作战科长卢凤策和情报处长孙绥先三人，其余全部留在北平。至于第二十九军滞留在北平来不及撤走的人员，就更多了。更改户口是在第二十九军撤走以后，日军未入城以前这个间隙里进行的，时间短，工作量大，警察局本身街头的日军岗哨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亟待解决，就在这种紧迫时刻，把成千上万的第二十九军人员户口改变了，这是个了不起的行动。还有，我在北平困处了一个多月，没有听说哪一家房东告密揭发第二十九军人员的。

———韩立才：《七七京华津浦见闻》，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读［１］韩立才，时为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科员。

［２］指７月２９日。

军政人员、学生纷纷假扮商人逃亡天津八月的一天，平津第一次通车，火车进北平车站的时间，正好是上午九时十４２０七七事变真相八分，这是日本人精心安排的。一九三一年，日军在东北搞了一个“九一八”，这一次平津通车，他们又安排在九点十八分进站，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中略】九月上旬，我和苏绍游、李胥五、韩树声四人同去天津。我们打扮成商人，各带一条棉被，我戴着巴拿马草帽，身着深蓝色杭纺长衫，化装成典型的绸缎庄“跑外水的”。一登上火车，旅客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讲话，奇怪的是连小孩子们都不哭不闹，好像他们都已经懂事，知道自己的长辈处于什么样的境地。火车开动以后，日军开始检查，有两个日本兵持枪站在两个车厢门口，监视着旅客们的行动，另两个着手检查。检查的重点，一是学生，二是军人。学生宣传抗日，第二十九军打过他们，日军对这两种人恨之入骨。检查我的时候，先摘下草帽，看看头和面部有无分界线（军人常戴帽子，头顶白，面部黑）。接着摸手心，翻来覆去地摸，摸摸手心上有无老茧，摸了左手摸右手。随后又从我的颈部一直摸到脚后跟，摸了一遍又一遍。身上没发现问题就检查行李，打开我的被子来回摸。最后，一个日本兵说：“买卖，买卖。”我随声附和说：“买卖，买卖。”我这个假店员，如果头部表皮有分界线或者手掌上有老茧，那就麻烦了。每检查到一位旅客，全车的旅客都为之担心，尽管默默不语，但从表情上都能看出来。我们车厢里被抓走三人，后来放回一人。每抓走一人，大家忧心如焚；放回一人，都为之高兴。旅客们虽素不相识，但在残暴的敌人面前，共同的民族感情，把全车的旅客紧紧连在一起。

到了天津车站，从天桥尽头直到出站口，站立着两排持枪相向的日本兵，枪口上着刺刀，两排刺刀尖中间仅能容一人通过。在这刺刀丛中行进，不能惊慌，不许回顾。走出出站口，我们才发现苏绍游“丢”了。我们剩下的三人雇车住到法租界的人和客栈。我们谁也吃不下饭，分头到路口上寻找苏绍游。我们是上午九时许到达天津的，下午四时，终于找到了苏绍游。据他说，他被抓进一个大仓库里。在二百多难友当中，半数以上是学生，其余是军人。苏绍游说，和他挨在一起的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日本兵检查别人的时候，他们沟通了情况，学生们同情他，都证明他是商人，所以他被释放了。

———韩立才：《七七京华津浦见闻》，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同胞平津旅途受辱见闻逃出恶魔之口，由天津转青岛抵济南，与可爱可怜之故都暂别矣。自北平沦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２１陷以来，逃难南下者，必经天津。至天津如在中国地界内，则日兵得尽量搜查、逮捕、质问。即使保得性命，囊中必致不名一文。如入租界，则旅馆一席之地，每日价值十元，或数十元，且非有通行证不得入。兼以由平至津，旅客拥挤，车上无弱者立足之地。是以许多友朋欲逃而不能。余以处暴敌之下，力无所施，早已计划离平。然一言离平，妻子如何安排，旅途如何闯过，均费考虑。拙先劝我勿须南下，不日我军必能克复平津；后鉴于敌人凶恶面目渐露，又劝我速走。迟之又迟，终于决定与我妻子暂别，与我故都暂别。

与拙通宵计议，儿女在平生计，减衣缩食，尚可支持三月。余此行旅费又须多方挪凑。余行后，如汉奸来查询，则告以绕道归家。更备有报死书信一件，遇必要时，则持向警署报我死亡。盖平津不克复，我无再回故都之希望。拙与儿女，非至万不得已，又不欲轻离北平。一夕之间，国破家亡之感，丛集心头。环顾酣睡儿女，痛彻肝肺。互慰之词只有一句：“中央不久克复北平，尔时再聚！”八月三十日早五时，拙亲煮小米粥，并帮我捆束行李。余啜粥，勉尽一碗，正欲起身，拙促儿女皆起送我。宁儿瞠目问：“爸爸不是说不离开我们吗？”拙急慰之曰：“爸爸不久就会回来。”余略加抚摸各儿女，匆匆出门乘人力车，泪承于睫，不敢回首。隐闻拙曰：“一路顺风！”儿女齐呼：“爸爸早些回来！”至前门东车站，旅客拥挤异常，出我意料。入站，日兵检查行李。入月台，日兵再检查。通过两关，余幸能于二等车中，觅得一座。挨至十一时，车蠕蠕动矣。我可爱之故都暂别矣。

至永定门，车停，日兵大批登车，实行搜检。旅客尽如羔羊，惊慌、沉痛，祸福将判于俄顷。先有中国警察厉声呼：“大小行李都自己打开！”旋即小声告曰：“如有碍眼物件，早自为计。”于是撕信札者有之，抛书籍者有之。仓皇、恐惧，非语文所能形容。余因未带只字，稍有余裕，便帮邻客打开箱笼。终于日本兵来，箱不论大小，一律翻之，倒之；人不分男女，一律摸之，索之。余身旁有某校女生，以衣无口袋，拒未解钮。日兵大怒，立拟以刺刀。群谓之曰：“当此之时，屈辱些儿罢！”某女士始赧然解衣。适其衣襟有阿拉伯数码，日兵急召翻译来，询伊是何符号，答以“学校洗衣号码”。继又在其手提包内搜出信封一角，上附邮票五分，日兵又呶呶不休。时座客均为女士担心，低声向翻译代为求情，始免他辱。翻译似辽宁人，颇知维护同胞。余解衣待搜，适日兵错过半身，彼即按我肩曰：“检查完了还不坐下。”车行极慢，每站必候兵车。日兵各路均失利，南口死伤尤重，不得不急急增４２２七七事变真相援。各站皆有日兵防御工事，车行均由日兵指挥。过丰台时见日机十数架向西飞去。日兵散乱满地，军容颇欠整饬。

沿途旅客下车，均遭日兵痛搜。道上行人，沿村茅屋，均以日旗作护符。铁路两旁禾稼树木，均被仆倒。车中旅客对此，真有如丧考妣之痛！

【中略】不意甫出站门，顿遭严重检查。不幸同胞，多数被日兵逮捕，驱至日本宪兵司令部一一审问。其逮捕旅客，似漫无标准，只由日兵任意手指。余因一周未剃胡须，苍然老矣，未邀注视，亦云幸矣。

闻被逮者归来言，由日兵驱旅客至一大楼，一律蹲地板上。有操华语者曰：“凡商人起立。”于是此一批大小商贩另拘至一室审问。其冒充商人，立起迟疑者，将受严刑。其下楼时，而带惊慌，争先恐后者，亦被特别标出。商人之外，在日人心目中尽系比较不法之徒，除由有力外国人保释，轻则拘留一夜，重则苦打一顿，再重则置之磋人机上，送到枉死城中。

———老向：《故都暂别记》，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２５—２８页徐盈报道：天津成为逃难者的鬼门关天津车站是流亡群众的一个鬼门关。每次的客车载来的旅客，天天总有三四十人在出口处，被迫走进了预备好的汽车里，在刺刀下辛酸地别离了自己的伴侣和同胞。据说到了敌人处，一个个地被问：“抗日不抗日？”被问者只好回答：“不抗日。”又问：“你是个中国人？”被问者总回答说：“是！”于是敌人立刻便更来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你是中国人不抗日？”许多人便因之而被葬身在海河里。

有人说，最悲惨的一幕，是天津河北区一带的难民的逃亡，手里要拿着敌人的旗子才准在路上行走，可是过桥到租界时又因了手中有旗而被拒绝，亡省民众之苦痛，实非语言可以形容！

天津租界方面……都曾接受□方［１］请求而自动检查租界内的份〔分〕子，在动乱中，流亡者只有更快地离开了北国的土地！虽然他们忘不了故土，他们希望着总有一天再光荣地回到老家来。

———徐盈：《杂话北方》，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３７—３８页解读［１］□方指日方。

图１１６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２３《宇宙风》杂志记述日军百般侮辱中国人七月三十日古城陷落后，古城中知识文化界分子，如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学生及各大中小学校服务职员，陆续外逃，尤以自八月六日北宁路北平天津一段通车时期内，人数为多。是时日军遍布平津各路间，严检行旅，稍有不合，便为捕捉而去。

在八月中旬，有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金××，因避耳目计，化装由平去津，但在天津车站遭受日军检查时，日军竟以金某为可欺，百般戏弄。原来金某身广体胖腰大十围，望之俨然如张翼德之武风，于是天津东车站驻守的所谓“皇军”，便横肆侮辱。一日军故意掉日币一枚，命金某俯拾，金某既因体胖不天津的日本宪兵便，当然偏身不易，而旁边之助手，竟用腿绊之使倒。当刚刚爬起直腰时候又被绊倒，一连十几次。胖人倒地不堪的笨相，倒也能使这些皇军们大开笑口，愈加戏弄。

———春风：《皇军戏胖子》，载《宇宙风》第７３期，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６日出版当汽笛吼叫的一刹那，我为了回味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和几个共患难的朋友一同逃出北平的情景，特别的望了望那受过几度创伤而屹然兀立的正阳门，那高大雄伟的城垣，你被奸污了八年，也好像沉睡了八年，而今你能够重生了吗？

【中略】车在天津停留了一下，这个地方我永远的不能忘记。我仿佛记得在大中银行的仓库里，遭受着日本特务的审讯几乎丧失了我的生命。同时，在这里我亲眼看见日本强盗污辱我们的女同胞。当年日本强盗的凶焰，在今天的天津车站上完全消灭了，车站上不但没有日军捕人，而且连一个日本人的影儿也未见到。但我想日本人对于中国留恋的意念仍然是可憎，也是可怕的。

———贾笑谊：《平沈道上———北归散记之一》，载《宇宙风》第１５１期，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５日出版４２４七七事变真相《字林西报》报道北平沦陷后日军横行霸道现在城里的日本兵，在他们长官眼睛之下，纪律还算不错。但是据外国人目击者谈，单身的日本兵走入店铺，藉检查为名，不付钱而取去东西或竟要求现款的事实，已经数见不鲜。日本兵出来，虽然是买东西，也都带着来复枪，所以商人们对于这种举动，自然是响都不敢响一响。

———《古城剪影》，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６４页图１１７日军在华北的暴行《大公报》报道北平沦陷后日军横行霸道可是到了现在，日本人不只是买东西少给钱，有时甚至不给，更甚的就是非好东西不要。小商店的店主，有时恨极了，就骂他们。有一次，有一个日本兵亦很表示着十分同情地说：“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出来已经一个多月，只有在出发时领到过四元钱，我们那里有钱来买东西呢？”在前门车站搜查旅客的日本兵，搜着十枚的铜圆票，他们也都会塞进自己的袋子里去。

———《暴日铁蹄下之北平》，载《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第８５页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１］来日久了点的中国人，若去吃中国饭，却都不进那些写着“支那料理”的馆子去，而必上写“中华料理”的馆子，这倒不是因为爱国，恶“支那”两字而爱“中华”，为的是写“支那料理”的是日本人开的馆子，弄出的菜总不及写“中华料理”的中第四章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４２５国人开的馆子味好。但为什么日本人开的中国菜馆一定写“支那料理”，而中国人开的却叫“中华料理”的理由，是没有人解释过。大概中国人到底不大高兴这个“支那”，而日本人则宁愿生意清淡也不屑把“支那”叫成“中华”。写到这儿，又记起前几天的一个故事：瓶子先生问我们说：“为什么你们支那人不喜‘支那’两字，我们日本人喊‘支那’，全无恶意，欧美人不呼你们国为Ｃｈｉｎａ吗？”我没做声。惕答说：“本来‘日本’及‘中华民国’两个国名都是汉字，我们喊‘日本’，是用贵国本来的喊法，而同为汉字，不必另译音。假若我们与贵国叫我们‘支那’一样，另译两个汉字，说是译音，‘泥棒’［２］二字的念法与‘日本’二字念法相谐，但若这么译，贵国人士也不一定高兴吧！”瓶子先生默然，而这个故事我也告诉了我的房主人，也是讨论“支那”和“中华”两个字的时候，他也默默。

———莫石：《支那料理》，《宇宙风》第３期，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６日出版只要一看今年一月卅一日《留东新闻》所翻译的大谷光瑞（鼎鼎大名的知识阶级者！）在日本《读卖新闻》上发表的长篇评论《中华匪国论》（这题目是我看了内容给他加的），就可以知道中华民国在日本知识阶级的心目中是什么东西。其言曰：“我是从来不把‘支那’称为中华民国，而呼之为中华匪国，因为在那里全部都聚集的是强盗，所谓官匪、政匪、军匪、学匪、共产匪、盗匪等，仅名义上的不同，而实际都与盗匪无异……皇帝治国者谓之‘帝国’，合人民之力而治国者谓之共和国，集匪贼而为国者，不呼之为匪国，实另无他种叫法。”光瑞此言，实在侮辱中华民族到了极点，尤有甚者，是说“中国人这种人种是永远不会有觉悟的一天的，因为觉悟就是一种损失啊。”———陶亢德：《中国人的觉悟》，载《宇宙风》第１２期，１９３６年３月１日出版室伏高信平常对华的言论主张，比较开明，他曾向我说：“日本对华一切大权，操于关东军之手，他们在东北的任何设施，均归失败。所以对华态度，将趋向和平。”他说了以后，再三叮嘱我千万别发表。我为信义起见，守着秘密。可是七七事变后，他在《读卖新闻》写了一篇《警告中国》的文章，在《日本评论》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也非常荒谬，前后判若两人，这是他迎合日本军阀意旨的明证。

———余仲瑶：《日本人的中国观》，载《武汉留日同学会日本问题研究丛书》第３辑，华中图书公司１９３８年版，第２页４２６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在郁达夫《沉沦》中也有所反映：“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难听。”（《郁达夫文集》第１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３页）［２］泥棒，日语是强盗的意思，同时也与“日本”读音相同。

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英国人申德雅（Ａ．Ｓａｎｔｒａ）在《中日战争大事记》（上海英商今日书局１９３８年４月版）序言中说：“中日大战，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导火线。这是世界人士都已明白而且承认的。”由此可见，早在１９３９年德国入侵波兰以前，西方已有不少人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而爆发的起点，就是中日之间开始了的全面战争。

中日双方从卢沟桥冲突开始，经过２０天的打打停停，到７月２８日起，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其时日本蛮横无理地发出了最后通牒，中方二十九军则严词拒绝了通牒而奋起抗战；北上增援的中央军也已到达石家庄、沧州一线。平津沦陷后，战火迅速向察哈尔、冀中、冀南漫延，二十九军与中央军并肩战斗，察哈尔的抗战，又成为当时战争的焦点。

以往对于平津沦陷后国军最初的华北抗战评价不高，认为日军所向披靡，国军节节败退。确实，最初的抗战未能阻挡住日军进攻的锋芒，察哈尔、津南沧县一线均相继失陷。然而，我们也应看到：（１）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和先进武器，掌握作战的制空权，原以为战事一开，即可高歌猛进，某些狂妄分子甚至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从８月初开始在平绥铁路沿线之作战，日军最初并不顺利，以至于不得不屡次换帅，战争持续了近一个月。双方主力硬碰硬的作战使日军开始意识到要战胜中国军队并不那么容易。在津浦线的作战，日军也同样受到很大的阻力。（２）国军的抗战非常英勇，汤恩伯所部十三军伤亡过半，依然奋力抵抗，绝无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现象。从当时战地记者写下的战地通讯，也可见中国军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之一斑。

尽管日本政府在平津陷落后的８月上旬也施放了和平烟幕，要搞船津辰一郎的“和平外交”，但日本的和谈条件之苛刻，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由此又成为日方扩大侵华的借口，宣称是中国无意和平。至今日本右翼犹宣称：“当日本占领北京和天津，处于绝对优势时，产生了向中国提出和平建议的想法。这说明日４２８七七事变真相本完全没有侵略的意图，而是希望与中国结束争端。否则，日本就不会在处于这等优势的情况下制定和平建议。”（《大东亚战争总结》，第２６页）实际上，其和谈条件比１９３６年底在南京进行的外交谈判内容更为严苛，完全是日本为了获得在华更大更广泛权益而进行的讹诈。

日本相信靠军事手段可以解决外交问题，因而和谈尚无任何进展，就在华东又挑起了衅端。“八一三”淞沪大战的爆发，日军在南北两面出击，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略正式形成。这也是日本军部作战纲要的具体实施。为此，日本组建了“上海派遣军”，下辖两个师团。与此同时，在从国内增派的三个师团到达华北之后，日本决定再动员四个师团前往华北，这样日军在华北的主力将达到八个师团，为此，原来的中国驻屯军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此构架，日本陆军中央遂重新编组了“华北方面军”。

军队规模扩大了，原来的战争“不扩大”政策自然已经过时，日本内阁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对策。而原来的“华北事变”名称，显然也不适应形势，９月２日，日本政府便宣布将事变称作“中国事变”，将其前进方向更明确地指向了全面侵华这一目标。

关于蒋介石倾全国最精锐之师，在淞沪与日军进行决战的战略，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军力不如日本，本不应该在淞沪一带与日军硬拼，致使中方丧失了大量有生力量。李宗仁就提出：“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战争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版）另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采取的是一个“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大战略，将日军由华北向华南的进攻方向，引导成由东向西的进攻方向，更有利于中国进行持久战战略。蒋纬国曾这样称赞蒋介石的战略：“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国，就要将攻势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把国军推到东南沿海，如此一来，就能达到三月亡华的美梦。我们的对策就是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改变为由东向西，将自己的攻势基地放在大后方（云贵川）。”（《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版）这两种说法均值得商榷。前一说只强调了国军在华东抗战中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得不偿失；后一说显然高估了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实际是将后来客观形势的演化视为蒋介石一手导演所致。淞沪抗战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伤了国军精锐的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２９元气，而中日主力在华东的决战，意义更为深远。其一，打碎了日军迅速推进的梦想，本想速战速决的日军却在淞沪战场打了四个月之久，国军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也给予日军以重创。其二，激励了军心民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再的毫无意义的和谈，令国人深感沮丧，也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如果华东又不战而让日军侵占，尤其首都也不保，这将给全国军民造成无比巨大的伤痛，也将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进一步丧失。其三，战斗的过程正是中方“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的实现，有了这一段时间的准备，为此后的持久战留存了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因此，淞沪之战的意义不容低估。不过，华东战事的发动，对蒋介石而言，是被动的应战，而非主动的出击，后一说法称这是蒋氏改变日军全面侵华进攻方向的大战略，属于言过其实。即使客观形势是如此变化的，但这很难说是蒋介石预先的谋划所造成的结果。

华北战斗正酣，华东战局又开，日本可谓野心勃勃，以为真可以三四个月迫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投降，中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日本自我认识及对中国认识上的局限，使其失去对时局大势的前因后果、国情民风的本质特性的正确判断，最终让日本走上了失败的歧途。

学界论述中国的抗战，很少言及日本从一开始就自摆了必败的“棋局”。以日本军方主导的日本国策制定者，认为将占领东北的方式简单重复，就可用于占领全中国，于是迫不及待地将战争扩大化，从而把日本陷入了既难以脱身又无法取胜的泥潭中。战争仅过了一年多，日本朝野便有不少人开始反思全面侵华的失策。他们曾试图通过“对中国军队的积极、全面的大打击”，“挫败敌人的战争意志”，“以获取结束战局的先机”。结果相反，战争一直处在胶着状态，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天皇就不止一次地埋怨臣下当初说三个师团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这样的豪言壮语蒙蔽了他的视听。但悔之已晚，天皇与他的子民只好硬着头皮把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下去，直至最后的失败。

然而，不少日本人并不承认败于中国。他们很少反省其失败的根源。有日本学者指出，至今日本的“许多人仍幻想着至少是在以亚洲大陆为战场的对中国之战中取得了‘胜利’，只是在以西太平洋为战场的对美之战中‘败给了美国’。

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过去这场战争和进行战争总结”（缬厚：《何谓中日战争？》，申荷丽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２月版，第１３３页）。其实，只要日本人统计一下他们在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和财力，就会发现，战争从最初只计划派三个师团来华，一年多时间里就陆续增至二十多个师团，军队人数由最初的五六万人迅４３０七七事变真相速增至８０万人。据统计，从１９３７年冬至１９４０年冬，中国战场平均每年抗击日本全部陆军８５．７％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争规模和范围继续扩大。日军即使分出了大量兵力与美军作战，而留在中国战场的军队，仍超过其总兵力的６０％；而投入的财力所占比例亦大致如此。因此，可以说，日本后来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能从中国战场上解脱出去。他们想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而战争又不以日本军阀的意志为转移。八年抗战，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１５０万以上，让他们品尝到了在中国无休无止的消耗战所带来的苦果。而这种困境，追根寻源，正是由于最初的盲目自大，恣意将战争扩大化，仅仅不到两个月时间，就从卢沟桥一地的冲突，演化为全面的侵华局面，以致把事情搞大了却无力收场，演绎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悲剧。宣称日本不是败于中国是站不住脚的。

但愿历史的教训，会让有军国主义狂妄思想的人清醒起来！

一、冀察抗战１．概况平绥铁路沿线之作战敌陷平津后，占领外围要点，掩护其后续兵团集中。八月上旬，其第十师团向独流镇进出〔攻〕，第二十师团向皖里、良乡之线前进，其独立第十一旅团嗣又增加第五师团向南口进攻，另由关东军派遣三个旅团以上（ＩＢＳ１２ＨＢ１５ＨＢ）另步兵八个连，由察北向张家口方面策应之；并以伪蒙军九个骑兵师，在尚义、商都、化德一带阻止我骑兵第一军之东进。

八月初，我汤恩伯部第十三军（４Ｄ８９Ｄ）在居庸关、南口，第十七军（２１Ｄ８４Ｄ）在赤城、延庆、怀来一带，占领纵深阵地拒止敌人。骑兵第一军及刘汝明部（１４３Ｄ保安旅二）向察北之敌进攻。

八月八日，敌开始攻南口，我第十三军凭依险阻，坚强抵抗，并用火力与逆袭，反复搏斗，迭挫顽敌。

十一日，蒋委员长令第十四集团军，由应家庄附近铁运易县，经平西山地向南口迂回，直接支援汤恩伯部，限十日内到达。另令孙连仲部第一军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３１团向良乡、宅里之敌局部攻击，特以有力一部进出黑龙关，掩护卫立煌部之前进。

十一日以后，敌独立第十一旅团，攻我左翼得胜口，迄未得逞，嗣以飞机战车协力猛攻正面，陷南口车站，续向居庸关突击。我第十三军英勇将敌击退。敌乃以主力第五师团向我右翼黄老院方面包围攻击。我军抽转石觉旅、李仙洲师及增援之朱怀冰、陈长捷师，果敢进击，激战至烈。

察北方面我骑兵第一军，攻占商都、南壕堑、尚义、化德，第一四三师一部攻入崇礼，主力进至张北城下。敌集主力两混成旅又一机械化旅，由张北向张家口方向反攻。

十七日，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派部一师又三旅，由大同铁运怀来，增援汤恩伯部。

十八、十九两日，由张北反攻之敌，陷外长城之神威台口及汉诺坝，张家口危急，特增援之两旅铁运抵土木堡、下花园，二十日原车回援张家口。其已到怀来之陈长捷师增援镇边城，马守旅守怀来城。

二十一日，横岭城、镇边城被敌突破，时汤恩伯部已伤亡过半，固守居庸关、怀来、延庆各据点，待援反攻。察北方面刘汝明部第一三四师，退守张家口。

二十三日，敌第五师团向怀来突进。我第十四集团军先头到达青白口，与镇边城之敌接触，因永定河渡河迟滞，未能展开全力攻击。且通信不良，迄未能与汤恩伯部取得连络。

图１１８保卫长城４３２七七事变真相八月二十六日，汤恩伯部奉令由桑干河右岸突围，嗣令十三军向安阳转移。同日刘汝明部奉令向洋河右岸撤退。本战斗遂告一段落。

———录自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抗战史料”，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第１３８—１３９页察哈尔战火中国驻屯军原本企图在北平平原作战结束后，再与北上的中央军会战，将其击败后进入保定、独流镇一线。然而在这以前却发生了察哈尔作战。战局竟扩大到意外的方面。

【中略】中国驻屯军确保北平、天津市区和北宁铁路，并以一部占领长辛店和独流镇附近，以防中央军进攻。陆续到达的增派兵团，则集中于平津平原，计划约于９月初旬，实施由永定河一线向保定方向作战。

大本营及中国驻屯军毫无以有力兵团对察哈尔方面作战之意，只想以独立混成第１１旅团（旅团长铃木中将）集结于南口、北平的中间地区，监视察哈尔方面，根据情况占领南口附近，使之在保定作战期间掩护军的右侧背。然而在我军因洪水集中迟延期间，中央军汤恩伯部出现于八达岭、南口一带。

图１１９日军第五师团被调往南口作战图１２０日军第五师团的师团长为板垣征四郎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３３【中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在主力南下作战前排除背后的威胁，决定命第５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和独立混成第１１旅团，由８月１１日开始攻击南口的中国军，如已占领八达岭一线，则使第５师团返回主力方面的作战。

然而，由于中央军不断增加兵力，我军攻击无进展而陷入困境。特别是卫立煌指挥的三个师由保定附近经过山地向西北前进，冲击了第５师团的左侧背。中国驻屯军将可能集中的兵力全部投入，才得以避免这次失败。至８月末，勉强占领长城线，结合关东军的进占张家口，战况转趋有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版，第３３９—３４０页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关于察哈尔形势的报告（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７日）察哈尔方面计有汤恩伯之第四、第八十九两师及八十四、二十一师及刘汝明所部，分别固守南口、龙关、张家口诸阵地。自本月十二日拂晓，敌以步兵五千余人，野炮六十余门，坦克车三十余辆，猛攻我南口、虎峪村、苏林口一带阵地，战斗颇为激烈。敌猛攻五六次，均被我击败。敌并用飞机卅余架，不断轰炸。激战至十三日上午，我军伤亡官兵约五百余人，敌伤亡加倍于我。被我夺获坦克车六辆，我阵地亦被敌炮轰平。激战至十四日上午，敌以重坦克车卅余辆冲入口内，外壕工事均被填满，我军奋勇抗战，仍固守南口左右两侧山头，与敌激战。十四日午后三时起，敌增加一联队，复猛攻我南口左右两山头，战况之烈，空前未有，彼此肉搏十余次。迄至午后九时，始将强敌击溃，毙敌四五百人，尸体遍山，夺获轻重机枪卅余挺。截至现在止，南口阵地仍在我手。我第八十九师罗团几全部殉国。十五日，敌以重炮轰击我南口右翼高地，发弹三千余发，我八十九师五三二团第三营全营轰灭，南口右翼高地，致陷于敌手。元日我赵司令率部围攻商都，战况苦烈；寒日黄昏，将商都攻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３４０—３４１页４３４七七事变真相英国记者报道：南口失陷是战略失败但南口一个优越的防御地势，可以———也确曾———成为难以攻下的地方。如果这时候蒋介石将军得以自由把他最精锐的军队多派几师到北方，那么日军整个冀察绥的楔形突入便要受到威胁。日军对于这点是知道得够清楚的，他们也知道，非到他们占据了大部分的华北平原———至少南至第一条天然防线黄河———的时候，他们不能巩固他们的阵地。这等于包围山西、山东和至少一部分河南，一个颇为野心的计划，如果华军能把全力用于战场的话。

———ＢｅｒｔｒａｍＪａｍｅｓ：犖狅狉狋犺犆犺犻狀犪犉狉狅狀狋（中译《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上海，文缘出版社１９３９年５月初版；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７月重印版，第５９页图１２１日军突破长城进攻察哈尔图１２２正在观察情况的日军小队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３５１０月１１日傅斯年致胡适信谈华北的激战与沦陷１．国内抗战之意识有增无减，老百姓苦极而无怨言。上海前敌兵士，真是再好也不能了。这次最可佩的是革命军将士，最无聊的是南京官僚。太子［１］有排德、意以便取信于苏联之说，为Ｇｅｎｅｒａｌ［２］大教训一下，以后他们也消声了。王陆一因在ｄｕｇｏｕｔ［３］玩女人，被免职。外部之吴司长亦以逃走免职，这是差强人意的。

２．两广对出兵助战之卖力气，可算一百分［４］。广西军大批北上，全省总动员，广东军在上海战死、伤数万人，看来历年的“人事问题”算一扫而空了。阎、韩［５］亦皆好，如理想，阎尤奋勇，韩至最近亦奋起。只是那些杂牌如东北军、二十九军，太不好生打了。

３．上海方面，今日之战线大致与先生走时差不多。上月十七八左右曾有一度危险，Ｇｅｎｅｒａｌ亲自出马，转危为安，并且攻下一段。北四川路一段、北站、江湾仍在我们手中，浦东只是大炮比武，敌未能登岸。此一线中，我们是以血肉抵抗飞机、大炮，不消说死伤之多，数目听到吓死人。但千古未有之勇敢，完全表现。这是抗日训练之大成功。【中略】４．津浦路糟透了。二十九军闻声即跑，不战失静海，闻汽船而失马场〔厂〕，敌以数千人长驱直入，我们十七师不知何在，冯［６］直〔指〕挥不动。幸广西军大批已开上，韩亦上前了（以前谣言甚多，大前日方明白，昨日韩下手令教全省公务员至死抵抗，韩亦以精兵上前）。目下此一路将由李宗仁及韩指挥决守黄河北岸，李大致三四日内可到前方。人云李、韩交情不错。此线现战于平原。

５．平汉路也弄到一塌糊涂。刘峙已革职查办，目下调冯指挥。此线现在石家庄打着。

６．晋绥局面皆坏于刘汝明二十九军也。刘乃一准汉奸，最初拒绝汤恩伯入察，后来汤守南口，彼在后方溃退，以致中央军大吃亏。刘退之前，傅作义来援，到张垣则满地红旗，皆汉奸之信号也。傅乃退，转为刘军缴械。刘军沿路缴傅、汤诸军之械，直溃到山西［７］。李服膺又不行，于是大同不守［８］。但后来老阎大拼命，打了几个大胜仗。倭寇乃括满蒙伪军共约十八万来犯，沿长城各口皆攻，遂失茹越口，而贼直入矣。但中央军八师日内已赶上，老阎卖气力，八路军（共）在后面作游击战。大约山西可以支持一下子。可惜刘、李二贼，否则燕山天险，岂易至于此哉？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７月版，第６６２—６６３页４３６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指孙科。

［２］将军，指蒋介石，下同。

［３］防空洞。

［４］由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两广军队，参与抗战甚力。

［５］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时兼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时兼任第五战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６］第六战区司令官冯玉祥。

［７］时任察哈尔省主席、二十九军副军长兼一四三师师长的刘汝明，因在察哈尔抗敌不力，颇受舆论指责，以致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８日曾被国民政府以“抗战不力，致受损失”而给予“撤职留任”处分。但冯玉祥对刘汝明在察哈尔的表现作过一些辩解。

［８］李服膺（１８９０—１９３７），六十一军军长，奉命守天镇，与日军血战十日，然后奉阎锡山电令撤退。继而阎锡山因所谓“大同会战”“雁山会战”的梦想破产，全国舆论纷扰，阎即以李服膺擅自率部撤退，影响了大同、雁山的会战为借口，将其处决，使他成为替罪羊。而舆论遂多指斥李服膺。傅斯年不明真相，在信中亦责李服膺无能。

图１２３日军在津浦路向前推进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存在猜疑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日，蒋先生即自庐山拍电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白崇禧和我速赴庐山，共商大计。【中略】当我们同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云南省主席龙云均有所闻，两人乃相继来电劝阻。大意说，传闻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３７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

刘、龙二人当时对国是意见颇尊重我们的主张，故对我们北上，特别关切。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藉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

我得电后，当即复电劝慰刘、龙二主席。大意是说，我们的判断与他二人大有出入。因日本侵略者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今蒋先生既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希望刘、龙二公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整理：《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版，第６８８—６９０页冯玉祥为刘汝明辩解我从德州奉命到河北邯郸县，整理刘汝明的军队。知道刘汝明在张家口和日本鬼子打仗，师长李金田受伤，还有几个团长阵亡。刘田和张振武都是最好的团长，也是在张家口阵亡的。刘汝明军长诚实勇敢，不会应酬，不会巴结，弄得报馆造他的谣言，硬说刘汝明怕日本人不敢打仗。有一次我和蒋介石报告刘汝明的师长受伤，几个团长阵亡的事，蒋说：“刘的军队就没有打仗，哪里会有阵亡和受伤的事！”我说：“实在的事情，你不知道，你竟被坏小子欺骗。”当时好像他很醒悟的图１２４样子；过去了，他还是被他那一班坏小子蒙蔽他，

察哈尔省主席兼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将军４３８七七事变真相越蒙蔽他，看他越高兴，因为他心里是不喜欢真正主张抗日的人指挥作战的。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２２章，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版，第５９页刘汝明谈南口抗敌平津撤守后，察哈尔位置突出，形成三面受敌。我乃电请中央增援，中央命驻平地泉的十三军及廿一师师长李仙洲、八四师高桂滋师入察，归我指挥。汤恩伯军长于八月六日莅察，我率省府各厅处长到卅里外的孔家庄车站欢迎。与汤军长同来的有二人，经介绍后，悉一位为苟参谋，另一位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高师长一行住省府西九里的水母宫，水母宫南不远处有赐儿山，是张家口著名的风景胜地。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七七事变》，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平津失陷后，我进退失据，察哈尔的形势，已突出成了三面受敌之势。我向中央请示并请增援，委员长即命已集结在平地泉的十三军汤恩伯部，和另外的一个高桂滋师，兼程入察增援。汤、高两将军在八月三日先来会晤，我率领察省府各厅处长到张家口以西三十里路的孔家庄去欢迎，就在车站开了个会，研讨当时的状况，并分配防务。

首先我先把察省的态势报告说明，分析敌人犯察三条途径。一是由南口进犯怀来、涿鹿，二是由独石口进犯宣化，三是由张北直犯张家口。然后大家研究如何布防。

高桂滋因为兵力较弱，愿意担任独石口一路。我则希望任南口方面，因为这时我的部队大多在南口集结。而在民国十五年时，我曾以一师兵力独力抗拒张学良、张宗昌、吴佩孚等二十万之众，达四个月之久，地形非常熟悉。但是汤先生考虑了一下表示，他愿意守南口。因为我是省主席，应该守卫省垣。会议之后，部队分头用火车输送。八月五日，汤部已完全接替了南口防务。日酋板垣率第五师团八月七、八日就开始进攻南口，该方面立即发生激战。我们这面决定也向张北攻击，由傅作义协力我进攻。大约在十五日左右，南口陷敌，汤军在居庸关、八达岭等高地继续浴血苦战。傅部的陈长捷师，和一个马姓的独立旅，转移使用于那方面，张北便变成了我独立进攻。日军死守不退，关东军自热河大举增援，日酋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亲率两个独立旅团，一个汽车牵引炮兵联队，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３９一个战车联队，向我反扑。我这一面被迫变攻为守。到了八月二十五日怀来已现敌踪，张家口亦陷重围。师长李金田受伤，旅长马玉田、团长刘田战死。部队伤亡达五六千人。二十七日我奉令“于必要时破坏铁路桥梁和机车，向察西南转进”。当晚我们开始突围。这次战役何敬之上将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和日本人战役所发表的《大东亚战史》上均有记载。

———刘汝明：《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载台湾《传记文学》第５卷第１期，１９６４年７月冯玉祥对津浦线上的二十九军将领表示不满［１］我坐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我，萧振瀛张口就说，政府这个不好，政府那个不好。我对他们三个人说：“萧说的这些话都不用再提，政府已经决心抗日，无论什么坏话，都不要讲。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前方正在打仗，我们再说些闲话，就是减少抗日力量，讨日本鬼子的喜欢，这是不对的。”萧振瀛听了我的话，马上他的脸变成红布似的，他已经觉出来他在北方做的卖国事情我都知道。

【中略】前方的队伍退到沧州，又挖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找副司令官鹿锺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那一次若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过了两三天后，鹿锺麟有一个报告说：“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的都没达到任务。原因是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军队只走五六里路。”李文田说：“不能再走。”黄维纲问：“为什么呢？”李文田说：“冯长官的命令，不能不听，咱们出来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够了。”黄维纲军长说：“你是副总司令，一个是你应当确实服从命令，一个是公开反对命令，你怎么说敷衍敷衍呢？”李文田说：“我是副总司令，我知道得比你多，蒋总司令是不主张抗日的，我们打胜了，他也不喜欢；冯长官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出来敷衍敷衍，他是不愿意我们的。”因此黄维纲和李文田大吵特吵。鹿锺麟就回来报告这件事，我把这实在情形打电报给蒋介石，到底没有回来消息。过了不到五六天，白崇禧将军给我打电话，说蒋介石为了不叫张自忠回军队，想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同意不同意？当时我将李文田敷衍命令的事情对白崇禧将军说了一遍，我说：“最好还是张自忠回来当军长，李文田这个人万不可用。”过了两个钟头白崇禧将军来电话说：“蒋介石答应了，张自忠马上就回军队去就任军长。”后来知４４０七七事变真相道萧振瀛、李文田、何应钦三个人勾结起来破坏抗战，造了很多谣言。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２２章，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版，第５７—５８页解读［１］按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０日大本营发布的军令，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主持浙江一带战事）。但冯在该战区未能发挥多少作用。随后他又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官，然而这一战区中一些原为他西北军旧部的高级将领也不买他的账，纷纷致电中央表示反对，《白崇禧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版）：“我以为西北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之指挥素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负责。……冯就职不久，宋、石等西北军纷纷向中央密电反对，过去宋、石等在程潜之指挥下虽不太受命，然情况尚称良好，如今对冯甚畏惧而不信任，则事态更形严重。”因此，冯玉祥对于在津浦线作战的那些将领，难免会有怨言。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津浦线上二十九军的战斗，也确实乏善可陈。

图１２５第六战区司令冯玉祥将军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４１２．战地通讯南口迂回线上（孟秋江报道）［１］一、日军迂回进攻自西北军退守南口之后，南口形势的险要，遂传播于遐迩，中外的军事家莫不以另眼看待。可是日军自大，这回要故作尝试。八月九日的一天，趁我十三军八十九师的阵地还未配置就绪，即行真面目的主力总攻击，集中炮兵，紧密放射，飞机协助轰炸，使我棱线阵地内的战士不能抬头还击。同时用阻止射击———炮弹跳越山头，而射落在山背，———使我不能增援，然后以坦克车掩护步兵冲锋，以优良于我军十倍的现代战争利器，七昼夜的猛烈轰炸，除了粉碎南口左右两个山头，八十九师的弟兄有重大牺牲外，阵地还是阵地，没有丝毫动摇。

日军攻南口不下，于是不能不变更战术，八月十五日，南口战况突趋和缓，而南口右翼长城线附近锡顶山前黄老院地方已发现敌踪，敌方以昌平县沙河镇西南之西贯市为根据，另外以门头沟为第二军事活动地，顺永定河北面进攻。欲利用复杂地形，由山径小道，出我不意，穿过长城口，迂回而入怀来、康庄取包围姿势，切断我南口联络。这是攻南口失败后，板垣才主张用迂回战法，攻击我南口右翼。

二、横岭城头担任南口正面战斗任务的是十三军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先生；右翼是十三军四师的战场，师长王万龄先生；军长汤恩伯氏兼前敌指挥官，驻节怀来城内指挥作战。

怀来是平绥路东端的一个县治，距南口百余里远，离右翼横岭城前线最近，不过五十里。地势低洼，南口山脉四周环绕，把它形成一个怀来盆地。在军事上看来，它不相宜设立一个军事中心机关。假使单单指挥汤军的二师人马，康庄是比较相宜，但是在永宁、延庆、赤城、龙关、独石口等地部队，也归汤恩伯先生指挥，他的指挥部放在怀来，是太偏于右前方了。因为刘汝明恐怕汤军夺他地盘，不允许军部设立在宣化，另—方面因为当时战局有全盘胜利希望，稍为不适当的地方，似乎无大关系。

四师师部当初也在怀来城内的，副师长陈大庆先生在横岭城组织临时司令４４２七七事变真相部，用电话指挥前线部队作战，听取敌情，随时遣调布置，同时向后方高级长官报告，或传达上级命令。他对于前方地形相当熟悉。汤军急援南口，察哈尔仅派参议与作形式之联络，对南口方面的地形，还是陈大庆先生自己去摸清楚的。

八月十五日敌军攻入黄老院阵地，炮火的猛密，与攻南口一样的战法，并且逐步向右翼缺口夺进，情况非常严重。师长王万龄先生也到横岭城坐镇，出发时把他的物件，一针之微，都嘱勤务兵收拾带走，准备不再回到怀来，他不回怀来的意义有两层，要是把日军打跑了，当然跟踪追击；不幸而失败，则以横岭城为坟墓。

横岭城在怀来东南四十里地方，南口山脉的崇陵间。在地图上看来在长城墙底下，实际上走起来还有十里路。这是通北平的主要山道。所谓道路，仅仅是一条被山水冲刷成的山沟，谈不上什么“道”和“路”。但是，现在成为我们后方军事运输上的要道了，而它在军事运输上，却异常的不便利。

二十日的黄昏，汤恩伯的参谋处长在一间非办公室的炕上，用他幽默而颇有煽动性的语调，谈论前线战况时，忽然停止，伸长耳朵，细听院落里牵牛花叶上的雨声。口角上呈露出新的笑容，即以演说中最紧张的意态诉述他的新感觉：“下雨了！我们前线的弟兄又好出去摸他一下了！”（摸他，即利用雨夜，乘敌不备，偷袭敌营之意。）屋子的人对帘外的雨声发生特别好感。

第二天的早晨，泥路泞滑不堪，接济前方的弹药，完全改由大车———北方的马车———输送。天晴路好可以用卡车载运。然而它输送路程都只能达于二十里外的山口，再向前，只有借重人力和牲畜。

因此这天的运输队，由驴子、大车、挑夫组合而成，这条牛走起来还嫌崎岖的路，汽车就用小脚婆走路的方式也难通过了。在这样道路上，毛驴子最骄傲，驮载的重量既不过份〔分〕，行动可以自由，等驴夫睡倒了，它偷偷的走进田地里，黄的高粱，嫩的黄豆荚、小米子，大胆地吃一顿好东西。庄稼人看见了至多是吁吁赶跑它，不肯像平时拿起长棍来打它一下，因为它也加入战争了。

除了输送弹药给养的运输队外，任务最紧要的是增援前方的炮兵连。夜晚上冒着大雨由怀来城开拔，雨水的浇淋，滑而乱的山石，叫他们攀缘而上，实在够乏的。太阳光射进山沟时，他们卸去了鞍架上的炮身、炮座、弹箱，把驴子缰绳扣在臂膀上，由它们在可能距离内去充实已空虚的胃囊。而倦了的战士，在比较平坦的乱山石上用各种不同的姿态睡将起来。太阳光的热度，和自己的体湿，把湿了的草绿色军衣烘干了，可是在身体睡压的一面，因为地下潮湿，还留着一大块潮渍，翻过身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４３来再睡。—等兵刘长胜睡得顶香，几只大蚂蚁爬过他头脖子咬了一口，两手乱抓，把头顶前溅满了泥浆的马灯打到石坡下，他身也不翻的又睡着了。一个工兵背上负着十字镐、铁锹、军毯、防毒面具、伪装网和短枪，这样在山沟里的乱石上睡来是颇成问题，解除了睡又太费事，于是把身子斜伏在山坡上，追寻他的甜梦。

轰轰的炮声，在山沟里听来特别的凶猛，也许是拂晓后的第二次攻击，炮声的震荡，惊醒了他们的好梦，—个个爬起来继续前进，比平时吹号集合动作还要迅速整齐。但是险隘而嶙峋的山径，只能一步小心—步的向上登援，假使在平地上他们一定要用最快的跑步冲上前线去！

这是南口山脉北面第一个高山，向里走去，山头一个比一个高。明代为防御北方也先，是以南面北的方向，所以长城都建筑极北的山的棱线上。孰知数百年后的今日，我们要从城北向南去驱逐异族，长城于我，完全失去它的作用了。

进了长城口，下坡五里地，是板达峪，山沟是这个山村的唯一街道，新由后方增援来的七十二师在这里休息，唯恐惊扰百姓，不久又要前进，军需辎重马匹都集合村屋外面，日本飞机不知道这里是我们的后方，目前可以省去躲避飞机的麻烦。于行军上还可自由活动。

板达峪是怀来与横岭城前线联络的中心地，恰在山下，翻过山来的后方援军，由前方抬回来的和自己走回来的伤兵，都借此处歇脚，休息再走。这个山村在军事上占重要地位，日本飞机是不会忘了它。生力军———七十二师，开走不远，南面山头上飞过来一架敌机，我们的人马在高粱地和松林间隐蔽起来，没有一点目标暴露，伤兵放进屋子里。空盘旋了三周而去。

前面五里路远的横岭城，由这天起，敌机时时来照顾它了。

三、在司令部中横岭城三字在八月十五日打下日本五二○号飞机消息中与读者见过一次面，这座长城边的古堡，它的光荣，不仅如此而已，实际与昨日有同等历史价值！

前面是四师的阵地．司令部设在这里一间民房内。电话机、地图、无线电台，这是司令部中最主要的战争武器。人物也简单明了，师长王万龄，副师长陈大庆，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参谋、副官都带了命令上前方。陈长捷师长在三位师长中他最胖而白，眼睛特别圆大，他才到不久，部队正待部署，一个人拿着一张战争草图，把红蓝铅笔划出他配备兵位的记号。

图１２６４４４七七事变真相陈大庆副师长对地形非常清楚，接到前方某部的报告或敌情，他随即指出某个地带重要，应如何派兵监视敌人的行动，与某方的部队取联络，或向左右靠近，堵防缺口，必要时他还得上前线去督战。他说他的铺盖，从平地泉带到此地，没有好好摊开睡过一夜。我们从他黑而瘦的面庞上可以看出他的憔悴来。

重要电话，大部分是王万龄师长自己接听。他的说话声调，在紧急时机，待上接下，始终是保持着温和而慈爱的态度，可是令出法随，没有客气。二十团的某连长，因为敌方炮火过猛，牺牲太大，向后稍移动，即下令枪毙。他接得前线接触的消息，总是如此坚决地嘱咐他的部下：“师长不会后退，死也不离开你们，你们放心！不过，你们要死守阵地，千万不能后退，退了，我们要枪毙的！”“师长放心！”这是前线将官一致的答复。上自汤军长，下至伙夫，都抱了一个“死”的决心！

四、横岭城观战迂回战争，八月十九日起全线发动，以四师一个师的兵力防守一二百里的战线，崇叠的山头，错杂的山沟小道，都要上去监视，这是很成问题的。陈长捷的一师生力军开上去，是计划出击的，然而受日军的牵制，出击成了空想。敌方倒于二十一日向我总攻击，八五○号高山的右面山头，敌方把它看作南口，行真面目的攻击，牵动我主力，再分别向我其他各线冲击。

太阳光照过每个大小山头，拂晓攻击的枪声，疏落得像末后几个的鞭炮。李营长由山后绕出右面的山嘴，钻进机枪连阵地，告诉他们第十旅石旅长夺回左面长城碉楼的战斗经过，他刚才开始讲述，轰的一声，跟着是炮弹的爆炸，土石和铁片的飞腾，还没等飞腾起的土石铁片着地，第二颗炮弹，三颗四颗……的对准打来，整个山头都在雨点般的炮弹下了。这是敌方开始二次的攻击。

一面小白旗向上一举，敌方大炮马上停放，敌方坦克车对我前进，后面跟上一大堆的蓄短发穿皮靴的倭兵，这样的严阵以待的国军战士动作，三次四次之后，坦克车像出水乌龟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４５爬上我阵地，坦克车上机关枪，躲在战车后面倭兵的手提机枪，同时放射，冲上山来。我们忠勇的战士，跳出战壕，手溜〔榴〕弹像西瓜往下掷。可怜被驱使冲锋的高丽人先吃苦头。

机关枪怎样准确向我军扫射，奋勇的十三军战士，没有一个想到枪弹会打进血肉来，短兵相接时，手溜〔榴〕弹是唯一可以对大炮报复一下的东西，掷手溜〔榴〕弹的战士，虽然—批一批的倒下来，第二批马上又跳出战壕去抵抗。

这样的冲锋，接连三次以后，机枪〔连〕仅剩一个战斗兵，一个传令兵，一个伙夫了。战斗兵、传令兵把住两挺机关枪，伙夫在中间向左右输送子弹，继续对二千敌军强烈反抗！

太阳照临着整个的山谷，这三位作殊死战的英雄，最后合〔含〕着光荣的微笑，躺在阳光中！

五、战地夜色常峪城被敌军突破后，三个连长阵亡，这个消息传到司令部，已经黄昏时候，王万龄师长恐怕没有人带领前方部队，容易出散乱的危险，即派沈参谋去把他们带回后方整理。我们看到他们走回山坡，三面套上旗套的军旗，后面跟回来不到一百的剩余战士，四十余头的骡子驮回许多未用的辎重，骑着马的排长怀里还抱着他平日心爱的小白狗，人数虽然剩的不多，行列还非常整齐，情绪还是紧张着。灰白的夜色可以看出他们面部上充满着战争的兴奋。

在三个高山头环抱的一个山上，是四师二十四团三营彭营长的二道防线，因为前线十分紧急，二道战线上一点也没有松懈，在夜的天空下，山顶的哨兵是最辛苦了！他们在路旁的土洞里吐〔露〕出他们的钢盔，注意着他们的警戒线；不时在问口令，然而走近跟前，却看不见哨兵的位置，这种哨兵的隐蔽方法，能使敌方的大炮难找对他们瞄准的目标。

这是山野，没有一堵墙，半片瓦，在山背上挖个土洞，是最理想的避弹室兼住所，原始时代的“住”的方式，想不到还能适用于现代。

一连弟兄把守二十里长的山梁，在烟雾漫漫的黑夜里看不清兵力的空疏或者稠密来。彭营长独自坐在土洞口，抱着膝盖，欣赏一般人不能经过的荒山夜景。过了月半的月亮，好像吃了两口的烧饼，悬挂在天的—边，浓厚的乌云，像轧棉花机上出来的棉絮，一大块一大块的从很远的山峰上推来，一会把月光遮没，一会又从云隙间漏出一片亮光，好像指示航路的灯塔。有时，一片浪烟似的白４４６七七事变真相雾，轻轻的飘过，又像戴了白头纱的新娘。

奉令整理常峪城下来队伍的沈参谋，他和彭营长同学，所以特别关心。他先得到报告，敌人突破黄土凹，右前方的范营已向后移动，此地变为一道防线，请彭营长快些准备。说完，牵着马就下山去了。

这个消息震动了全线，睡在土洞里的健儿睁开了惺忪睡眼，背上十字镐、铁锹、麻袋，跑步到山前小山嘴上构筑第二道防御工事。底下是一条山路，敌方必由此路来冲锋，而且是他们能打我们，我们却不能打着他们的尴尬地方，在军事术语上称“死角”。而这里又是关系全线的生命点。明亮的月光，照着彭营构筑工事，似乎帮助我们，希望明天能减少战斗困难。

周排长带了一排人去切断外壕，留出一只脚宽的路来给我们便衣队通过。出发时，彭营长郑重命令他要问清口令。

没有一点夜的静悄，长城线上充满了战前的紧张。忽然电话线被汉奸割断了，哪一面都叫不通，通信兵纷纷出动查线去，能否修好没有把握。军队失了联络，是最危险的事，只好用书面命令他的各部。彭营长掏出一本豆腐干大日记本，在手电灯光下写起蚂蚁般的字，传令兵像快马飞走。

刚由怀来开上的炮兵连急忙构筑炮兵阵地。

做工回来的兵，还有一个伙夫，四个围在一起，批评范营向后撤退的事。一个湖南口音的兵不愿意他们后退，说：“这样高的山头放弃了，关系太大，叫我死也不能后退！”一个浙江口音的班长接着说：“我们一个机枪连，两个步兵连，都要葬在这个山上！”还有一个兵一声不响，拿着一支玉蜀黍，吹口琴式的放在嘴上，一粒一粒用嘴唇剥着吃。伙夫最爱喝酒，由横岭城带来一小瓶白干，装在身上，偷着没人时候过酒瘾，今晚凉瑟瑟的风刮起他的酒瘾，他恐怕他们三个人抢他酒喝，跑前几步一个人蹲着大喝起来。

“电话通了，报告营长！师长请营长说话。”通信兵带着喜悦紧张的神情来报告。一会土洞里的电话机上传出这样—句话：“没有师长的命令，决不后退，师长！你放心！”晓光与夜色慢慢的在东方划开，敌方的炮声由远而近地响起！

（二十六年，九月六日，大同）———秋江：《南口迂回线上》，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１３６—１４３页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４７解读［１］孟秋江（１９１０—１９６７），时为《大公报》记者。原文中涉及军、师、团番号时，或用××代替。又，此文后又登载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３日、４日《大公报》，略有文字上的修饰。

血战居庸关（方大曾报道）［１］一、抢防南口日军侵入平津后，二十九军驻防南口的只有两营步兵，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奉命抢防南口，于八月一日自绥东防次开拔东下，先头部队为八十九师王仲廉部，他们于三十日到达八达岭的青龙桥，次日抵南口。将士们离别绥东时，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东西全部抛掉了，除了在战场上所需要的武器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带，以示决心。没有一个人的脑子里想到抗战以外的事。卢沟桥事件尚在和战不决时，官长们每把“和平”的消息报告兵士们的时候，他们全部不言不语的低下头去，最后听到自己要开拔的消息，各个人的精神又兴奋了。

北平美国使馆陆军参赞处随员ＦｒａｎｋＤｏｒｒｎ（窦尔恩），陪着一位美合众社记者白得恩氏，在八月四日这天由北平通过日军阵地到南口来。他们和我们新到的生力军谈话，那位美籍记者说：“来到你们的阵地上，我是很大胆很放心的，但是我害怕到日军阵地去，因为我没有把握他们之是否会危害我。”他说话间的表情，是显示着一方面为和平，为有理性；另一方面则为凶恶野蛮和可怕。美国武图１２７日军向南口进犯４４８七七事变真相官又诚恳的嘱告我们：“日本的飞机不可怕，但是你们要小心一点大炮和坦克车。”他的见地确是很对，以后的战役中果然是如此。我们很感谢这两个“中国的友人”给我们的真挚的鼓励和忠告。

南口这地方，察哈尔军一点工事也没有作，有的只是民国十五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时的战迹而已，不过若是说毫无工事也是不对的，军队驻过的地方多少总有驻过兵的模样罢了。原有的二十九军两营，调回察哈尔去，新的防地由新的兵士接下来。二十九军的下级官长士兵们，态度行为都非常好，临行时把当地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接替他们的人，他们自己也不能了解为什么自己的官长要下撤退的命令。

南口警察局局长是汉奸，当我们的队伍一到，他就逃跑了。

车站离南口山口有五里远，位置在南口的西南方向。车站的西面是铁路机厂，南面是一座小山头，叫作龙虎台。我们在那里放置了两排人，为南口阵地之最前方，这是保卫车站的第一线。南口的两侧，凸出两座高峻的山峰，这是我们主力阵地的支点。五二九团团部设在这里。西侧的山峰叫作双岭口，东侧的叫作马鞍山，从马鞍山更往东去，沿着起伏的山头爬过去，距离十里路的光景，就是关沟岭，亦为军事上的要点。五二九团第二营到那里去布防。再由此往东五里路，就到得胜口，为南口左翼，在纬度上说，位置比南口要来得凹进一点，为通永宁城以达延庆的一条出路，敌人可以从这里抄过我们的后方，五三○团的一营弟兄赶到那里去布防。他们的团部就设在得胜口里面的郭庄子。这样布置把南口正面的战线展开了三十里路之宽。计担任最前方的为：五二九和五三○两团，担任补充的是五三三和五三四两团，他们在第二道线上作工事。八十九师的四团人，就全部放在南口山脉上了。

二、肉搏坦克车八月八日，敌人的骑兵到得胜口去搜索，遇到我们的打击，就跑回去了，这是南口战役的发轫。

九日，南口正面的冲突爆发了，敌人的炮火猛烈得比我们的机关枪还要密，我们的前哨，首当其冲的是龙虎台阵地。我们的战士对于炮战有相当的认识，当敌人的炮火最猛烈之际，大家就离开了阵地，但这并不是说往后退的意思，而相反的是跑到阵地前面去。炮火之下敌人是不会冲锋的，因为如果那样作，他们自己的步兵不是也就同样被自己的炮弹打死在别人的阵地上了吗？我们的人既跑到阵地前面，炮火空空落在没有人的龙虎台上，等到晚间炮火停止，大家又回来。

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４９我们所以能这样安全的躲避炮火，得到高粱地的帮助很大。

敌人作战的公式，为先用炮火轰毁你的阵地，然后派少数骑兵来搜索，继之为坦克车及装甲车的冲锋。至于步兵，简直就没有和我们见面的勇气，两方面的士气比较起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比如这次炮轰龙虎台之后，一队骑兵来到搜索，但是他不敢进来，只停在山坡下面，很滑稽地向着我们阵地喊：“喂！有人没有？”我们的弟兄都隐蔽在山头上，大家觉得非常好笑，一个弟兄忍不住地回答了一声：“没有人！”这个不合逻辑的答复，也不知他是故意和敌人开玩笑呢，还是因为精神过于紧张而不加思考地说出来呢？不管怎么样吧，敌人一听到有人声，吓得拨转马头就跑，拼命地飞奔回去了！

第二天，敌人向南口全面总攻，龙虎台是我们的一个凸出点，所以不能不把那里的部队撤下来；车站和机厂的放弃，是我们早即预料着的事情。我们先在机厂内布置了许多火油，于队伍撤入南口山头之后即由炮位调准了它把火油引着，于是著名的南口机厂即付之一炬了。专门行驶于南口康庄间爬山的七辆重力机车，亦早即开入山中，后来在战况最严重的时间，我们也把它毁掉了，与长城的工程齐名的八达岭山洞，亦遭破坏。

十二日早晨，三十多辆坦克车驶入了南口。应验了美国武官给我们的忠告，坦克车简直是“铁怪”，三英寸厚的钢壳，什么也打不透它，重炮打中了它，最多不过打一个翻身，然后它又会自己把自己调整过来继续的行驶。只要有一道山沟，它就沿隙而上，怎么奈何它呢？办法是有的，第七连连长带着两排人跳出阵地冲向坦克车去，他们冲到这“铁怪”的跟前，铁怪自然少不了有好多窗口以备里面的人向外射击之用，于是大家就不顾一切的攀上前去，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用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搏斗，铁怪不支了，居然败走，并且其中的六辆因为里面的人全都死了，所以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两排勇敢的健儿虽然死了一半，但我们终于获得胜利。坦克车没有人能驾驶，而又没有那样大的炸弹或地雷能将它毁掉，结果这六辆宝贵的玩意儿，在我们阵地里放了两天，终归又被敌人用新的坦克车拖了回去。

三、新的长城敌人的作战，除了凭依机械化的利器之外，就再没其他可以仰仗了。他们的坦克车里装载着步兵，直冲入山口，然后方出来企图冲锋。但是我们的阵地位置很好，总是居高临下的，当我们喊一声“杀”的时间，他们又赶忙跑进坦克车，门关得牢牢的。有一次我们七个兵士在山上巡行，恰遇着十个敌人在老远的山坡上４５０七七事变真相偷进，一定是来做侦察工作的，我们偷偷地追上相隔一个手榴弹抛掷距离以外的地方，遭遇了。我们的手榴弹一掷，虽然投不着敌人，但是那十个小子立刻跪了下来，把枪举起，没有出息地投降了。我们是不杀俘虏的，反之我们还尽可能地把日本军阀侵略中国，而以日本民众为炮灰的大意讲给他们听，并且送回他们去。有一个俘虏，告诉了我们指示日本飞机何处为自己的阵地的标志，后来在南口迂回线上我们就用了这办法，果然敌机就向标志所示明地方投下了一些子弹和一封信，内容写着叫他自己的兵士节用子弹，并谓后方运输非常困难等，按当时的情况是日本已入重山叠岭中，他们的接济都须以飞机来输送。

从十三日起，敌人的炮火更烈，他们把重炮每四个一行的排成三行纵队，四围用坦克车圈起来，以防我们的进袭。一圈一圈地向着南口战线摆列起来，从早到晚不停地施放。我们的工事都是临时掘的，当不起重炮的轰击，兵士们每两个人为一单位，在山石上掘成一个小小的隐蔽洞，反正你的炮打上，也只能打掉我们两个人。每一方英尺的地方都有炮弹落过，他们企图将整个的山打平。进南口的路途上，都是一步一弹，目的是击响我们的地雷，然后可以进袭我们的阵地。每天都有二十架以上的飞机在空中威胁着，但是飞机的力量与作用几乎等于零，没有一个人怕它。十三军的将士们真了不得！他们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阵地，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只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关口！

四、“铁汉”之泪三昼夜得不到水喝，马鞍山上，第四连全体只剩下一个弟兄，但是他还沉着地把守阵地而不稍退，直到我们补充上去的生力军到达了，才把他接下来。一个机关枪连的班长，他指挥把这架枪接过来，继续着干，一不小心，他顺山坡跌滚下去了，但机关枪却仍旧抱在怀里。他再爬上来，敌人已到面前，他凭空手把一个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夺下来，立即还手砍去，第一下砍到对方的钢盔上，第二下才把敌人弄死。

前面的人快牺牲完了，五三三、五三四两团补充上去。

敌人没有肉搏作战的能力。只要是面对面，他们十回有十一回是要吃亏的。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把敌人二百名骑兵全部歼灭了，他们只仗着大炮。我们也并非没有炮，但是炮弹缺乏，只要放出一炮，他就会对准着你的炮位回敬一百炮。在火线上，许多人的耳膜震破了，枪声根本就被埋没了，说话尽管说，但是谁也没有本事去听到对方的言语，千万的人都变成了聋子。

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５１兵士们好像是“凶神下界”一样，这样激烈的情势，谁也没有表露丝毫动摇的情绪，每个人都理智地相信自己，相信队伍，并且相信命令。在从前内战的时代，兵士们拿起了枪，往往是满不理会的瞎放乱放。但是如今呢？谁都知道仔细瞄准，不浪费子弹，并没有官长去嘱咐他们，确全是出于自动的本能。

王仲廉师长，他有强壮的体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坚实的脸。师部设在居庸关山洞里，一辆火车作了办公厅，他本人和两位旅长四位团长，都在前线指挥，炮弹曾把他的头打伤了，若不是还有一个钢盔戴在头上，就不堪设想了。战争剥夺了他的睡眠的权利，又瘦又黑表现着他是一个为国操劳的忠勇的将官。

从南口到居庸关有十五里路，八十九师一共只有四团人。战至二十日，已不足一团，王仲廉在居庸关把剩余的部队集合起来，再向侵入南口之日军反攻，士气绝未稍馁，当夜又夺回来三个山头。汤恩伯曾苦笑着说：“残兵镇守居庸关！”所以自军事观点立论，居庸正面之将士，当已无愧于军人对国家应有之职守了。

———小方：《血战居庸关》，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１４４—１４９页解读［１］方大曾（１９１２—１９３７），笔名小方，时为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员，他在七七事变中的采访报道反响很大。当年９月３０日他从河北蠡县寄出《平汉北段的变化》一文后失踪，应是在战火中牺牲。此处引用之文是他在当年９月７日写下的南口采访追记。《战地通讯录》转载此文时，可能出于保密需要，各军、师、团、营的番号都以×××代替，现为读者阅读方便，均恢复其原有部队番号。

离开了归绥（吴希圣报道）平绥线战事爆发后，一般人心理的推断，我方有操必胜的把握。迨察北商都、化德（西嘉卜寺）、尚义（即大清沟）、崇礼、南壕堑等地，经我英勇的将士出击，相继克复后，更予国人以很大的兴奋，此时民众激昂的情绪，热烈异常，咸认为收复失地已经开始了。我们从此可以按部就班，渐渐向前推进，期待着歼灭侵略我们的敌人，收复我们所有的失地，每个人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均抱有无穷的希望。

４５２七七事变真相我军事当局的计划，克复张北后，平绥线战事，可无后顾之忧，一般人见解，也是如此。事情的变化，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我军进攻商都、张北的命令，是八月十二日同时下的，十四日商都城克复，张北尚无音信。我们虽焦急战况，因为不明前线真实情形，只好等待着胜利的消息来临。三二日后，才明白察当局以为自己所部的力量，可以克复张北，不愿其他部队参加，张北城始终未克复；以另一种原因，还是上了汉奸们缓兵之计的大当，这是一误。

八月十三日开始的南口战事，一天比一天激烈。在张北城的敌人，援兵到达后，改守势为攻势，此时平绥线敌军，总共不过万人，以小股扰我平绥线郭磊庄等处，企图牵动我南口方面的阵地。不数日张家口附近，发生恶战，怀来二十六日图１２８进攻中的日军坦克图１２９日军躲藏在青纱帐里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５３变化，张垣二十七日亦失陷。在这种情况下，南口方面奋勇牺牲的将士，不得不暂时忍痛后移。郭磊庄、孔家庄等地，原归李服膺部把守，李不战而退，致天镇、阳高终于不守，这又是一大误。李服膺处死刑，已于十月四日晨零时三十分枪决，实大快人心。

八月底，二十七、八、九三日，在归绥的人，都得不到前方战讯，即军事机关，亦无战况报告。大家以为恶战后，必有捷报传来，万没想到李服膺竟如此大胆，丧失国土，迨消息证明，我们以我生力军到达某某等处的情况判断，仍不认为失利，察北我军始终占优势；先后反正各部队，在察北正作英勇的出击；绥省的民气极盛，尤其是热血青年，抗敌情绪高涨，感到身家性命，要受敌人的威胁，个个都抱有与敌人拼一死活的决心。“绥远的前途，绝对是乐观的，光明的”，记者在绥，常常这样想，也不时对人说。大同陷落，雁北各县，亦无天险，我方以战略关系，决定要死守雁门关，敌数千由平型关窜入后，我又采取新战略，以雁门关的部队，抄袭敌人的后路。经过几次的战役，敌人的伤亡，据我们所知道的，确比我方的损失多得多。但是战略上的成功，未必在战术上全能取得胜利，被动与主动，在战事上的影响甚大。记者始终认为取守势不是办法，阎锡山上月五日的谈话，对“敌为主动，我为被动，致敌兵每占优势”。这一点，早已慨乎言之。

九月十四日大同城失陷后，绥远情势更显紧张，敌人以主力进攻山西，另派伪蒙古军进攻绥远。绥省当局年来苦心训练的国民兵，奋勇牺牲的精神实不下于正规部队，绥东丰镇县的国民兵，共有一千七八百人，与敌苦战两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十七日上午退出丰镇，已损失过半。兴和县的国民兵，亦作过壮烈的牺牲。察北与绥东毗连的这个兴和县城，亦在此时失陷了。

因为敌人的进攻绥东，察北我军（大部为去冬及新反正部队），不得不移出察北收复各地，集中集宁县（平地泉）一带，以所有的力量，共同保卫西北门户的绥远。在绥远的人，时时刻刻希望着，雁门关一带的我军作一次顶大规模的出击，这种希望不是妄想，只要绥东前线守得住，敌军即有歼灭的可能。可是竟然出乎人意料之外，九月二十五日以后，绥东镇集宁、凉城两县，在某种关系下不幸相继失陷了！

卓资山炮声已响，归绥已成危城了。各机关的领袖，二十五日晨先后离绥，安定的市面，顿时感受恐慌，在这时有两种现象，一种是逃亡空气的浓厚，一种是热血青年救亡工作的紧张。

提到救亡，记者在绥有一个永久不能忘掉的记忆：“九一八”纪念日的下午，敌人的飞机两次到绥窥探后，下午一点钟，各救亡团体在公共会堂（原名“九一４５４七七事变真相八”纪念堂）开了一个大会，沉痛地纪念“九一八”。当时大家都感到在敌人威胁下，在前线紧急声中来热烈地纪念“九一八”，绝对是与往昔不同的。“九一八”为中秋节前一日，市民过节的情绪，仍未稍减，大会散后，已万家灯火矣。市面的热闹，较昔日增加数倍：军民进行纪念“九一八”，抗敌剧团在街头表演，各种救亡歌曲，弥漫于广众的人群中。绥省民气之盛，救亡情绪之高涨，由此可以充分表现出来。进攻绥远的敌人，大都为伪蒙古军，加以日本正规军的炮兵，以及一些指挥官。不幸“九一八”后几天的绥远，竟会到如此地步，提起来真令人痛心！

情势恶化后，不愿作亡国奴隶的人，只好暂时离开绥远，记者不得已于九月二十五日骑骡〔骆〕驼离绥，抵托县后，改乘毛骡，取道准格尔旗，由西河曲、岢岚、静乐等县，十月八日晚到达太原。行程十余日，沿途的遭遇，实为平生第一遭。爬山渡水外，尚有许多险境，这险境虽则不是敌人，可也是敌人间接的赐予。

记者到达太原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前方的消息。向几位友人探询后，方才明白。周游太原市一周，首给记者的印象，是平素意见不同的份〔分〕子，大家齐心救亡的精神。太原防空的设备，较绥远好得多，留在此间的人们，也可以安心了。

图１３０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７日日军占领八达岭北门这几天太原市有一个消息，传说绥远的国民兵已独立，颇引起人们的注意。记者在此不妨为读者作一个忠实的报告：绥远城这两三日来情况已不明了，绥远国民兵大部集中到包头。就国民兵负责人平素慷慨激昂态度看，他们是决定要抗日救国。据记者所知道的，他们收容过绥籍许多热血青年，并且还有人告诉记者说，他们要抗战到底，不退却是表示决心，不是独立，更谈不到一般人猜疑他们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５５的举动是走汉奸的路子。国民兵司令部的人员，认定大时代到来，时机不可错过，在此危难时期，要以义勇军的方式，作游击战，给侵入绥远的敌人一大打击。他们希望雁门关里的我军迅速出击，他们希望全国意志统一起来，力量集中起来，共同保卫西北门户的绥远。绥西河套为天然的粮库，他们到万不得已时，要去那里永久生存。以上的话是一位朋友很恳切的告诉我的。我们的希望也是这样。绥远的前途是光明的，乐观的。

（十月十四日夜写于太原）———吴希圣：《离开了归绥》，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１５１—１５３页察哈尔的陷落（范长江报道）［１］一、先说大势察北沦亡以后，所谓“察哈尔”，只剩了“三口”所范围的区域了！北面是张家口，东面是独石口，南面是南口。就是旧时河北省区内口北十县的地方，地面虽然不大，而对日抗战的关系上，却非常的重要。因为南口到张家口这一段，正是平绥铁路全路军事险阻所在，亦为晋绥乃至整个西北对日抗战上唯一的易守难攻的门户。假使察哈尔在我们手里，驻上雄厚的兵力，不但日军休想图晋绥，入西北，根本上要使日军强占下的热河省失去安宁。而且在南口雄视之下，日军强占之平津，将于何时遭我之突袭，日军实不能有丝毫把握，故日军于七月末占领平津之后，识者咸认日军主力将速攻察哈尔，其攻击方向，不外由北平攻南口，其尤紧急者，为北平对南口之进攻。

二、敌我的布置因为宋哲元之贻误，丧失了平津。平绥线西战场的准备，不能不积极；因为军队系统的复杂，作战能力之不同，思想立场之不尽一样，故指挥调遣很为困难，至少在外形上，平绥线上有晋绥军、二十九军和中央军，负这一期作战指挥的傅宜生先生，实在煞费苦心。不过，大体上总算决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晋绥军自绥东攻察北，二十九军刘汝明部由张家口攻张北，中央军汤恩伯部守南口，另以汤所部之高桂滋部进独石口方面，以对付多伦方面南袭之敌。

当然是针对日军作战计划而定。日军主力在北平方面，察北方面仅有伪蒙各部。原则上已布置成南攻北守的形势。因此，我们是预备先北取察北，然后南出南口，西入热河，当时许多人的预料，日军攻南口，虽然他们自夸以为很有办法，然而决难如愿以偿。则其攻击方向，或将自多伦以胁独石口，张北以牵制张４５６七七事变真相家口，不过在我们原来作战步调上，我们已决定而且有把握可以先攻下张北，因此敌军之欲利用张北，势不可能。

三、可杀！刘汝明当南口紧急之时，南方各报皆盛传刘汝明如何为守南口老将，如何已积极增防南口，但恐刘之兵力单薄，望中央速派队援助。而其实大谬不然。北平失陷后，昌平已入敌手，南口北平间平绥路一小时余可到，刘在南口之驻军仅步兵两营，而且除南口山下有简单土沟一条外，无任何防御工事可言。即此仅有之两营兵力，亦未作严重戒备状态，所谓“严防南口”者，全为欺骗国人之宣传。不但此也，刘汝明不自守南口，当不能阻人之守南口，然而当汤恩伯军奉令由绥东抢防南口之际，汤事先两次派人与刘汝明接洽，刘皆不允汤军入察哈尔境，令其止于柴沟堡以西！其能公然出口之理由，一为疑汤军将来难免不夺察哈尔地盘！一为中央军不入察省，日军或可容察省之苟安。故其对外宣传如何戒备，目的在使一般国民仍待之民族英雄，而暗过其封建军阀之实际。刘对国军如此阻挡，而在张家口之日本特务机关，则任其自由活动，每日由张北开张家口之日本汽车，带来成千成百的浪人与汉奸，刘汝明对之无丝毫之限制。高桂滋与刘汝明本为旧交，然而为接洽国军之进入察省，保卫国家，亦须自大同化装成商人，潜入张家口与刘汝明会商。我们不知张家口为何国领土？刘汝明究为何国军人？

四、故误戎机几经磋商，好容易刘汝明才允许汤恩伯之前敌总指挥部设于宣化，盖汤此时职司前敌，总绾察东察南，则其指挥部应在东南容易兼顾地方；刘汝明凭何理由不允许为国家作战之军队，在国家领土之内，选择其指挥所？汤恩伯星夜抢守南口之后，在顽石秃山之上勉作简单工事，费力多而成效甚少，乃刘汝明向中央汇报，谓南口阵地早有铁筋洋灰工程，汤部守之必易，不解是何居心。

照我方原定计划，南口守定之后，即同时进攻商都察北，尤以张北为紧要。傅主席准备于张北取得后，于十五日之内赶作成牢固的铁筋洋灰工程，作成察北强固的据点。张北巩固后，张家口可以绝对安全，然后以全力自南口出击，此为必胜的战法。日方在察北兵力，本来薄弱，而且防备很差，我方预定八月十三日夜间同时袭击商都、张北，期于一鼓而下之。商都已于十四日经傅主席所部董其武步兵旅与赵承绶所部骑兵猛烈攻击之下，被我收复。而刘汝明对张北，却无故迟延一日，始行动作。待其已进至张北城边，日人指使李守信请汝明再缓攻一日，谓李即可反正，不必动兵，刘亦公然应之。两日迟延，日本关东军援军已从容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５７赶到，坚守张北，而驱李守信对刘汝明部反攻，整个西战场形势，至此完全逆转！

五、冤哉南口烈士日军在前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策划之下，首先以主力直攻南口居庸关正面，当其锋者，为汤恩伯军王仲廉师。板垣以为挟日军飞机大炮之锋利，再以坦克车队顺居庸关汽车路前进，我军上无制飞机之利器，下无破战车之功能，论炮则数量射程，远比我方为优。而壕堑掩蔽，亦皆草率应事，故其预料不难将南口正面攻下。如南口果下，则顺平绥路以出张家口，破竹之势已成。事有出乎日军意料之外者，无论飞机如何轰炸，炮队射击如何准确，炮弹如何稠密，给予我方如何严重之伤亡，然而南口山头上始终是中国健儿把守！日军坦克车队无总的前进，终被我勇猛官兵用手溜〔榴〕弹手枪冲近，破坏至七八辆之多。日军凭北平便利交通，与其充足的兵力，数番更代，不断猛攻，我方之南口正面自八月九日开火以来，始终为王仲廉师，激战兼旬，死伤过半。

日军欲以优势兵器，连〔速〕占南口之企图，既已失败，乃向南口西面用主力对我迂回。利用冀察民众之毫无组织，驱使其平日豢养汉奸及临时强抓之愚民为向导，向复杂的南口山脉中突进。汤恩伯乃以所部王万龄师自南口西向展开，袭击日军迂回部队，并欲相机出击，以解居庸正面之压迫。谁知日军远过我方，接触之后，战线过长，预备出击之兵力，全变为临时阵地之防守。双方互争高地，死伤之众，尤过南口。盖长城之作用，本系自南防北，故险要多在长城之南，而我军今则南向以防日军，长城作用，整个为之颠倒，故我军须入长城与敌争形势。日军迂回计划，受王万龄师之阻挠，乃继续向西展长在迂回路线，于是王师兵力分散，往往一连步兵之防线，拖长至数里之遥。每一山头之兵力，往往不过三数士兵。后方已无所谓预备队，勤务兵、传令兵、伙夫皆已执枪上阵。伤亡之官兵，满山满谷，而阵线始终未被突破。

其后李仙舟〔洲〕师马延寿独立旅先后加入，欲先使南口阵地巩固。傅主席更亲率生力军数团，屯兵居庸之北，已定期大举出击昌平，威胁北平，响应平汉线北上之国军。日军见南口攻击计划，行将失败，乃加紧突击。汤部所余无几，新增各部伤亡亦大，然而大家所恃者，希望刘汝明能支持张北战局，待南口出击实现之后中央援军数师，计日可到，然后北解张垣之危，重复优势战局。谁知刘汝明竟再误大局哉！

六、诚何居心！

刘汝明迟攻张北二日，大误戎机。李守信在关东军支援之下，已反攻张垣，４５８七七事变真相则刘汝明应早明白形势之严重，善为慎重对付。乃始终愚人自弄，留其主力于张家口之南，散驻宣化、涿鹿、阳原、蔚县，早作退逃之布置，而遣其杂色部队与敌军对抗。张垣之日方秘密特务机关，仍然存在，被人指出之秘密无线电台，亦不加取缔。张垣如此紧急，不闻戒严。日方在张之商店旅馆机关，众皆知有日人密藏其中，亦未加搜查。其他军事机关欲在张垣作肃清汉奸工作，则刘一概不加许可。南口特别紧急之时，汤恩伯曾电刘请将其驻涿鹿、怀来附近之某团，向南稍为移动，必要时请其增援，刘始终未与复电。刘之主力尽在后方，张北敌人反攻之时，刘不调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汤恩伯请兵，欲抽调万分紧急的南口防御兵力，诚使人大惑不解！记者在察境所见作战前方城市，无一地不遭日机之轰炸，无一日不遭日机之光临，无论军民无不痛恨日机之狂獗。独至刘汝明主力所在之宣化、涿鹿等县，日机虽不断在上空飞过，其所部军队仍在大广场密集体操，毫无躲避意味。怀来与涿鹿相去数十里，怀来已被数百巨弹轰炸，居民逃避一空。涿鹿为刘汝明基本部伍所在，而日机竟未曾以一弹相加，民众亦未受炸弹之威胁，彼等何幸而为刘汝明部下之士兵，更何幸而为刘汝明治下之居民？八月二十四日察省全部战局已至最剧烈之阶段，日机成队过涿鹿，猛炸柴沟堡、张家口、怀来、康庄，而对涿鹿等地仍保持“亲善面目”。记者早临其境，颇有和平中立地带之感。

图１３１日军进攻怀来七、大局奈何？

刘汝明之“不坚决抵抗，可以缓和日军进攻”之迷梦，终被日军不客气的进攻所粉碎。日伪军节节进逼张家口，势将夺刘汝明视为宝贝之地盘。傅主席为大局起见，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击之师，反戈以救张垣之急。刘至此殆仓皇调其后方基本图１３２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５９部队及炮兵至张垣应战，而大势已去，回天无术，张家口以西铁路，被日军截断，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牺牲。八月二十五日夜间，伪军先头迫入张家口，刘部仓卒败退。自此日军目的已达，无利用刘汝明之必要，向之对刘部后方异常亲善之日机，至此成群结队轰炸宣化、涿鹿、蔚县等地，其所用炸弹尤大于炸汤恩伯者！

南口方面自二十三日夜，得日军骑兵大迂回自镇边城进入长城之报告，汤恩伯已下令各部死守据点以待平汉路绕道兼程北上之中央援军，盖日军绕至我兵力不够分配之右翼，以入长城。事实上不能补救，故下死守据点待援之决心，各部亦已遵令死守原阵地，预料援军即可到达。当时激昂慷慨，准备全部牺牲之情绪，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然而张家口失，南口已无后方，援兵纵到，大局无补。于是光荣抗战近二十日之南口将士，不得已在日军四面环攻之下，于二十六日晚开始攻击后的退却！

自此，北方中国军事险地，我们忠勇的将士血染遍了的关山，又入日寇之手了。板垣死攻南口的办法，已将全部失败，北方战局大可挽回，然而一误于刘汝明之缓攻张垣，再误于刘汝明之不以主力支持。一着差失，全盘失败，此后南口、张家口之再得夺回，不知要再枉流多少的热血了。

八、不足悲观察省之失，不败于军事，而败于政治。盖军权未绝对统一于国家，军阀私蓄武力，事事先个人利害而后国家，为此次失败之绝大原因。故抗日必须先将封建军阀澈底铲除，此点我们认为国家不能再用姑息手段优容败类！盖是非不明，赏罚不立，国法军法荡然无存，则无以建立忠肝义胆舍生报国者之正气。平津之变，不责宋哲元，或为勉勖全国军人以自爱，刘汝明之罪，如果再不依法办理，处以误国之罪，则此次牺牲过万之将士，果有何意义以自解？自私军阀之最大要挟，充其量不过正式投降日本，明作汉奸，此事颇不足虑。全国士兵与下级干部皆为忠良爱国之士，任何之官欲令其作汉奸，绝对为事实上不可能，尤以二十九军之官兵，其抗日情绪，绝不在全国之后。

怀来失陷是非已明，士气自振，将来反攻，自不会４６０七七事变真相发生内部不齐一之现象。就具体事实而言，日军虽占察哈尔，但不易利用平绥路，盖青龙桥山洞已经蒋委员长事先命令两次重大破坏，最少须二三月之修理，故仍等于占到一无铁路之地区，此点予我反攻上以极大的便利。

察哈尔民众虽在冀察当局极端愚民政策下面，毫无组织，就其各别行动，对于抗日工作异常尽力，以后我们能加紧民众的组织，迅速反攻，日军仍难站稳！

傅主席最近有几句话，可以代表前线正确的见解，他说：“这次抗日战争，本不是一二年可以希望最后胜利的事情，目前挫折，不足惊异，我们只要始终不屈服的打，最后一定可以成功。凯末尔之土耳其独立战争，只在最后几次胜仗，就革命告成。我们要忍耐战败，等待这最后机会。”———长江：《察哈尔的陷落》，载上海《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９月４日；又收录于《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１５４—１６０页解读［１］范长江（１９０９—１９７０），四川内江人。《大公报》著名记者。曾以《中国的西北角》最早报道陕北红军而闻名全国。抗战时期他仍是最有影响的战地记者，采写了大量令人瞩目的新闻通讯。

津浦线血战记（海萍报道）“沧州”，只要是往来过于津浦间的，对于这一个古老的城市，多少终有点印象罢？它虽然是那样颓废了的一座旧城池，却是水陆交通的商业区，行政的督察区，军事的国防区。因了它的重要，所以当津浦战端一开始的时候，就在城北十八里地之姚官屯，开始建筑起东临海岸，西达石家庄的国防工事来。可是因连绵不断的下了一个整月的雨，阻碍了工事的进行，照原定的计划，还没有能够做好，敌人就临到头上来了。

战线由青县马厂一路移到沧州后，二十九军的将士，已经是苦斗两个月的身子，疲倦不堪了。才见奉令移到左右两翼，正线方面，就让掩护建筑国防工事的某军担负起来。

当某军第一次和敌人接触的一天，正是九月十八日。迷信最深的敌人说逢“八”这一天是他们胜利的日子，如“一·二八”“九一八”等，所以他〔们〕在这天的上午十时起动了全体的兵力，骑兵、步兵、炮兵、战车、铁甲车、飞机，耀武扬威地击散了我们的游击队，直向我姚官屯阵地逼来。含蓄着一肚子怒火的某军将士，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６１天天等待着砍杀，正恨着没有命令到前方去。现在敌人既然到了头上，正随了他们的心愿———于是就接着游击队下来后，随时他们就冲了上去。敌人的机关枪密接着不断地扫过来，我们的机关枪也射过去；敌人的大炮轰了过来，我们的大炮也轰了过去；敌人的战车冲了过来，我们却没有战车抵抗，可是我勇敢的某军将士虽然在他们的战车威胁下，却毫不惧怯，照样的勇往直前，冲过敌人的战车前面，抽出他们的大刀在倭寇的头上试试大刀究竟锋利还是迟钝。

敌人乘着这个迷信胜利的日子，要想一举成功，丝毫不肯退让一步，而我方的将士在第一次和敌人接触，定要先杀敌人一个下马威。战事就愈来愈激烈，敌人的铁甲车驶了过来，我方的铁甲车也迎了上去。记者亦随车前进。敌人的重炮一响嗡嗡地飞了过来，我们的大炮也在一声“预备放”喊声之下，也轰的一声穿了过去。你来我去的互相还击着。

【中略】敌人经了这两次的挫折，才知道我军的利害，不敢轻战了。可是由此竟引起他那种恶毒的心肠。在二十一日的一早，敌人的飞机就布满了沧州天空。记者由嗡嗡声中惊醒，而朝天一看，见敌机二十余架，在空中由人字形变成圆形，来回的盘旋着。正面方升起一件黑色的气球，接着就听见炮声不断，排〔接〕着的轰的进来。在我军参谋处的电话中，听到敌人的气球，以无线电指挥他们的炮兵偏左偏右地尽打在我们阵地里。想不到这种在世界大战之中已经失去效用的气球，在今日的华北还能够照常地使出它的威力。这种枪打不透炮打不中的东西，除了飞机驱逐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它。好在在它威力之下的战士，不但不稍为气馁，而且反格外引起战士的怒火与愤恨。

日机更肆无忌惮地飞来飞去，在散兵线上尽管乱投炸弹，并在后方巡梭着我方的援军，见到少数的就用机关枪扫射，多数就用炸弹轰炸。在白天弄得我方的援军，简直没有办法上去，只有在晚间行军。好在沧州的居民已逃走一空，它的炸弹投了下来，最多打塌一座房子，或是几个深坑。二十二日下午，日机正猖狂的往桑园、连镇、泊头等处轰炸，突然让我泊头驻军击落下来一架，其余始狼狈的逃走了。被击落的飞机，里面的驾驶人一落下的时图１３３津浦线作战中的日军爆破队４６２七七事变真相候，就让泊头的士兵包围起来，一人一刀就结果了驾驶人的性命。

二十三日敌机果然不再猖狂，只有在阵地盘旋不敢再向前远飞了。记者于午前踏上阵地的路上，在嗡嗡的炮声的下面，一直走到姚官屯军站旁边的团部去，由团部从弹雨下面寻到一棵大树下，会到一位勇敢的邵恩三团长。同他说下了几句话，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他说：“今天姚官屯车站已经让敌人攻过去了一次了！都是从肉搏中夺了回来。”说着话的时候，敌人的炮弹不断的由西向东的来回轰着。由散兵线上不断地走回手断足折胸破血流的战士———都是炸弹下面的牺牲者，经医士包扎好了，还要自己跑了回去，担架在这里一个也不能见到。这个时候枪声突然响到面前来了，传令兵的报告说敌人又攻到车站来，此时邵团长即带了左右的一连人，手执大刀冲了上去。约莫一小时，邵团长已经走了回来，手里那把刀已染成血红。据说敌人又退了回去。记者才告辞，走向东边的阵地去，因为炸弹的逼人只好弯着腰由地上走着，正要快到散兵线上的时候，突然见到前面零碎的战士，向后面退了下来，随着记者一路走的谍报员当即上前阻止他们后退，一面再折回团部，从电话中报告，到旅部派了劲旅又反攻上去。战线上的炮声愈响愈烈，眼见得战壕全炸平了，战士们就在那大炸〔弹〕轰的深坑里作为战壕，仍然屹立不后退一步。从战线回来的十八里路上，完全是受伤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走了回来。

在二十四日的下午五点钟，记者正在屋内执笔写稿的时候，突然听到很远的枪声由城根发来，到外面一看已经是乱糟一团。匆忙的收拾了行李，驾着自行车，就离开了险地。敌人从右翼攻了过来，沧州城也就失陷了。想不到担任左右两翼的我军，勇敢善战的战士居然在敌人炮火威胁之下退了下来，正线上我军还在死命的拼着，等待着敌人的炮弹来完结他们抗战而死的光荣哩！记得庞炳勋军长一到沧州的时候说过：“只要老庞有一个人在，决不退后一步。”这句话真丝毫不假。

沧州失陷以后，就退到砖河以北碱河。二十五日由新开来的某师和敌人又是一场大战，接着就由砖河移到冯家口、泊头镇、南霞口、连镇、桑园而至德州。统计此役死伤在倭寇气球下面的共有一万余人，开津浦战绩之新记录。

战线虽然移到德州，而我军正式的军队，均没有退了回来，完全移到左右翼两边取一种包围的阵势。

德州的防线在城北五里，由某师接防。我方的铁甲车也由第×区队接换了第×区队。这时候敌的骑兵居然深入地过了桑园，接着敌军便衣队也由铁甲车掩护着，穿到德州阵线上来。此时我新开到的第×队铁甲车直驰过阵线和敌军的铁甲车互相炮击起来，敌军的便衣队也和我某师对击起来。一直战到傍晚，敌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６３军始退了回去。

三十一日我左右翼已占领了冯家口、泊头，割断了日军的后路，以游击术攻破日军。十月一日，日机又猖狂飞到德州一带轰炸，在二十枚炸弹中竟炸毁了车站半边站台，及站房的十几个大坑，和几个平民。照这样的飞机可真不足惧。

二日的深夜，我军再退出德州阵线，移至黄河涯。到三日夜间，韩复榘总司令，亲带一旅人在四日早晨三点钟攻入敌人的阵地。记者与韩总司令同乘铁甲车驰入最前线。炮声与机枪声一直未停，直到早晨九点钟的时候，敌军始退走，黄河涯车站才由敌人的手中夺了回来。

（十月十日于济南）———海萍：《津浦线血战记》，载《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第２０９—２１３页图１３４马厂作战中日军炮兵测量要射击的目标图１３５马厂作战中日军向我军炮击４６４七七事变真相《未死了的英雄》节录（邱溪映报道）到了该吃饭的时候，肚子饿了，匍匐在大同四处的伤兵踱回医院。医院房子三百间，一百几间为医院人员所占有，住的是院长副官等等以至院长的两个姨太太，剩下来的才让给一干以上的伤兵。伤兵从外面回来，嫌房里太挤，于是蹲在檐下等着拿饭来吃。等了两个钟头，又加太阳晒着，饿得没些力气，从而神志恍惚起来。

“看护兵！饭怎么样？”“……”“副官！有饭吃没？”【中略】“叫什么，怎么不静静休息着？”看护长忽地看见这个能平睡的兵已经坐起来了，吃了一惊。那兵重伤部分还在棉被里，头部浮肿损害了他英俊的五官，嘴躲在肿腮下，失掉了一点吐音的技能，但是声调仍不减其高亢，上肢也舞动着以增加他说话的力量：“看护兵整天都看不到，有事情没办法想。我们不能动的伤兵，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换药，什么时候有饭吃，一杯水都吃不到，这样我还养你娘的什么伤，简直是来送死！我们不能死在你们这里！我死也死在前线上！”这样的用力，决不是他现在的身体所能支持的，伤处的疼痛使他的眼皮在颤抖了。显然他想再试着卧下去，但是满腹的积怨迫使他再挺直了腰。

“我的伤，自己知道很重，可是伤肺五天不死，就应该不再死的。如果我再死到伤上，那是你们送了我的命！军医官让我出钱买药，说是十二元几。我哪里有钱呢？为国受了伤，我为什么还要出钱赎命？”【中略】一切问题没有解决的伤兵，只好在无办法中自己安排。敌人的飞机每天到大同来好几趟，战争的火线，渐渐移近古老的大同来，几千伤兵走的走，爬的爬，叹气的叹气，绝望的绝望！大同云冈胜迹附近遗留下成千的尚未绝命的卫国英雄！

可歌可泣的，还是在这样的惨痛的环境下，他们所表现出的主张。几位重伤的下级干部，仍然沉痛地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怕敌人的军队，敌人有的是一种机械的力量，他们绝对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６５缺少了灵魂。我们能够避开敌人的炮火而作战，随时都有胜利的把握。”他们又说：“我们吃亏的一个重要点是汉奸，汉奸活动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吃亏最大的地方。消灭汉奸的方法，一切都是次要，唯有积极发动后方民众的组织力量，才是根本办法。”他们说：“对于救护问题我们感到了万分的遗憾。我们所亲受救护方面的痛苦，本不愿意多说话，然而为了国家民族的胜利前途，我们对于救护问题，不能舍要点亦不谈。那么我们感觉，后方救护的措施不当，第一个受影响的是伤兵本身，他们都经过了国家的长期培植与最宝贵的战斗经验，将来再上战场可以以一当十。我们不能丢弃或者忽略这一事实，而损失了自己的战斗力量。第二，伤兵的痛苦这样延长下去以后同志们对于受伤无疑会增加了考虑。第三，后方伤兵救护组织不佳，使伤兵们更哀痛他们为国牺牲的勤劳，而迁怒于后方民众。”———邱溪映：《未死了的英雄》，原载上海《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９月某日，收录于《范长江与“青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３月版）二、华东战端继起借口士兵失踪以挑事是日军惯用伎俩［１］上海失踪之日水兵宫崎，已在江阴水面捕获送外交部矣。据云失踪之当晚，系在沪冶游未归，旋在沪匿居二日，乘小船至江阴，失足落水，被人救起，送苏省府转送外交部。经多方审问，始自认为宫崎。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十六至卅三次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３期图１３６两名日本兵无理冲击解读虹桥机场被击毙，这［１］这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卢沟桥事件军事长是其中之一的斋藤藏官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熊斌次长的报告。

日方将战局扩大到华东政府发表出兵上海声明，在声明中指出此次出兵的目的是“严惩中国军队的４６６七七事变真相暴行，以促使南京政府醒悟”，并表明日本之企图在于日华协作，根绝抗日，改善日、满、华关系。总之，处理事变的目的，是要从解决局部事件进而扩大到全面调整日中关系。

这样，虽然战局波及华中，使用兵力也大为增多，但只是在９月２日，才将事变的名称从过去的“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我国政府对此次出兵仍然看作是“事变”，并未实行宣战［１］。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版，第３２—３３页解读［１］美国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指出日本不宣而战的原因：“日本需要不宣而战。因为石油、钢铁、棉、铜都依赖从美国进口，日本领导人担心如果日本因为宣战而成了正式的交战国，美国可能会拒绝输出这些战略性物资。以‘事变’而不是以战争的名义作战，可以使美国的工业界和原料出口业界回避美国１９３５年的中立法案和１９３７年５月被进一步强化的同法案。”（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８月版，第１９８—１９９页）图１３７日舰集结，挑起淞沪大战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６７图１３８“八一四”我军空战大捷中方获得的情报：日方华东遇挫不得不增兵九月六日上海周特派员电：日方私人消息：（一）沪战误于海军当局轻敌，陆战队死伤六千七百余人。当初东京计划，决以第三舰队在华南各海口为牵制动作，待华北军事发展，后以陆战队屡战屡败，南口相持不下，乃不得不变更战略侧重沪战。志在占得杨树浦与翔港之飞机场为空军根据地。但非攻占浦东，难保安全。因如七次炮击均未得手，陆军伤亡亦多至两旅，虽由杨林口、吴淞、浏河等处移岸，仍难通过罗店一带获取联络。前日续到之援军两个师团昨日多加入作战，双方死伤均巨。明日尚有两个师团到沪，主力战必在八日午前。正由预定一个飞行旅团来沪，因厦门急需空军，拟各派一个联队，明日后也可运到，准备大举轰炸并掩护陆军在浦东登岸。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２７１—２７２页陈诚提议扩大上海战事以牵制日军适“八一三”事件发生后二日———八月十五日，陈［１］在牯［２］接奉领袖及钱慕尹等电话，召陈赴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遂于十七日离牯，十八日抵京。当经领袖嘱以三事：（一）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赴上海视察张文白部作战，并协助之；（三）速厘定战斗序列。

图１３９４６８七七事变真相【中略】于十九日偕熊天翼［３］赴沪视察，二十日返京。途中熊问陈：“返京后，对领袖报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陈答：“以分报为宜，因如此领袖可多得一份参考资料也。”返京后，领袖询问视察情形，熊云“不能打”。

又问陈，陈云：“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领袖问：“何意？”陈云：“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领袖遂云：“一定打。”陈又云：“若打，须向上海增兵。”遂发表陈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队伍赴沪参战，而整个中日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战争亦即由此揭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１９３５—１９４４年）》，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解读［１］指陈诚。

［２］指庐山牯岭。

［３］熊式辉字天翼。

淞沪会战爆发自八月十日虹桥飞机场事件发生后，淞沪方面战云弥漫，中日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是时在沪之敌海军陆战队为数六千人，在引翔镇至苏州河下游一带地区，寻端启衅，形势恶劣，无以复加。我卫戍京沪之９ＡＧ（３６Ｄ、８７Ｄ、８８Ｄ）［１］为应付非常事变计，于十一日起，陆续向淞沪集结，至十三日双方前哨开始接触，全面战争遂告爆发。我以根本扫除敌之淞沪根据地为目的，即以已达到之８７Ｄ、８８Ｄ向其陆战队进攻。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３７７页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６９图１４０国军在浦东向日军炮击解读［１］９ＡＧ（３６Ｄ、８７Ｄ、８８Ｄ）指第九集团军（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

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报告淞沪战况（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７日）上海方面，自虹口机场事件发生以来，敌舰卅余艘，麇集黄浦江及吴淞口，并增陆战队四千余人登陆，向我提出撤退保安队及撤除防御设备之无理要求，希图以武力威胁，达到侵略之目的。经我严重拒绝后，竟于十三日上午开衅，对我闸北保安队攻击，我军不得已而抗战。迄至现在止，我军到达前线者，计有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九十五师、五十六师、十四师、五十七师及独立二十旅等部队。连日并已逐次占领敌根据地外围各要地，如八字桥、持志大学、沪江大学、爱国女校、广东中学及窦安路敌海军俱乐部等处，现正对敌虹口公园及杨树浦各根据地围攻扫荡中。本日下午，并用重炮击中敌在虬江码头之巡洋舰二艘，其一艘已不能行动，由二小舰夹住，向吴淞口退去。我八十八师黄旅长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进攻，不幸中弹阵亡。

空战概况自十三日上海战争开始后，我空军于十四日晨出动，轰炸敌军舰及杨树浦根据地，予敌以重大之损失，其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陆战队司令部均被毁。而自十四日下午起，敌大队飞机，先后飞南京、杭州及浙、赣各大都市轰炸扰乱，因之惹起最４７０七七事变真相激烈之空战。我空军奋勇杀敌，予敌机以意外之大损失。计十四日下午，敌轰炸机一架［１］，由台湾飞杭州、广德、长兴轰炸，被我击落三架；又六架似在浙省兰溪各处被压降落，仅飞去三架。十五日，敌机二十余架炸杭州，十六架炸南京，在杭者被我击落八架，在京者被击落六架。昨（十六）日在句容被我击落二架，伤一架；在上海被我击落二架；在扬州、镇江被我击落三架；在嘉兴被我击落二架。共计三日来，敌机损失已在卅架以上。我机仅受伤数架，空军人员死二人，伤五六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３４１—３４２页解读［１］按此数字有误，据下文推测，疑为十二架飞机。

图１４１国军用机枪向日机射击图１４２８月１４日至１６日三天，淞沪一带击落日机３０余架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７１沪战初期日军进展不利８月２４日，虽得到独立野战重炮兵两个大队和独立攻城重炮兵部队的增援，但上海附近的作战仍无进展。由于不断出现伤亡，部分人员中出现怨言，指责：“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不好，所以造成那种情况。不能依赖它。石原无能。”其实，石原作战部长一直是根据战争指导方针极力避免扩大战局，并且判断无论怎样积极指导，结果也将陷入战略持久战中不能自拔。但是，部分人员却只根据战术上的判断去考虑积极作战。杉山大将也是其中一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版，第３５８页图１４３布满弹孔的日军坦克（弹孔用粉笔画圈做了标志）李宗仁认为抗战初期以举国精兵战沪宁为失策［１］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于是汪兆铭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为有先见之明，一时妥协空气甚嚣尘上，若非全国军民抗战意志坚强，实已不堪再战。

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

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的短长。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拼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４７２七七事变真相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整理：《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版，第７００页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战争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们除亡国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岌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呢？

死守南京，又铸下第二大错。沪上兵败之后，我后方尚有数师精锐部队未参预战斗。此时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将南京正面让开，敌人深入之后，再相机自南北两方夹击，京、沪敌人亦难安枕。我元气未丧尽，则敌人此后北上徐州，西窥武汉，顾虑皆多。当时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国顾问都反对守南京，无奈委员长认为南京系国府及国父陵寝所在，不守在面子上过不去，更兼唐生智别有用心，随声附和，乃决定死守南京这战略上的死地。孰知我军新败之余，士气已沮。敌军迫近我首都，争夺首功，士气正盛，相形之下，优劣悬殊。不数日，南京便为敌军所夺。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整理：《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版，第８３５—８３７页解读［１］李宗仁对于蒋介石举全国最精锐之师与日军决战沪宁杭的策略不以为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７３然，认为这是消耗主力、自丧元气。李宗仁的看法自有其道理，尤其是他说在淞沪失陷后不应再死守南京，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学者何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中也认为，就蒋介石军事战略方针而言，“也犯了严重错误”，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１２５页）；同时将战场重点选择在上海，几乎举全国主力于上海进行上海会战，削弱华北抗战力量，“造成了南北战场两相失利的惨败局面”（１２８页）。

“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方针，中国军队的正面阵地防御遭到了严重失败，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的教训也是惨痛的”。这样的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这样两点：其一，问题不是蒋介石要把战争重点转向沪宁，而是日本为扩大战火，把战火引向了南京政府所在的沪宁地区。日本驻上海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６日《对华作战用兵意见书》中就认为，“要想以武力打开日中关系的现状”，仅在华北攻击二十九军是不够的，“欲置中国于死命，以切入点上海和南京为最重要”，这样更易于让南京政府屈服。沪宁作为中国经济上最富庶、政治上最重要的地区，轻易放弃这儿，不战而退或略作抵抗即撤退，对于全国的抗敌民心，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将严重挫伤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我们不能因国军沪宁抗敌最终结果是败退就苛责蒋介石。而且，偿过“九一八”胜果的日本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战斗力，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幻想华东战火燃起，寇军南北呼应，很快就可以让中国屈服，而淞沪大战四个月，时间持续如此之久，战斗进行得那样惨烈，其实也给了日本人当头棒喝，令其速战速决的幻想彻底破灭。其二，诚如一些观点所认为的，淞沪抗战，为“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得到实施，无论是有意的战略还是无意的决策，客观上都因中国精锐部队的全力投入，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步伐，为中国向西部转移各方面的战争资源赢得了时间，为中国转入持久战创造了条件。因此，淞沪抗战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图１４４李宗仁题词４７４七七事变真相国外也有人认为蒋介石在上海对日作战，是为了把一些西方大国牵扯进来。美国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中说：“此时，蒋介石决定放弃北方，将战场移至以上海为起点的长江下游地区。这样有可能把外国势力扯进来，保卫它们在中国最大、最国际化城市里的本国居民。”（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８月版，第１９６页）按蒋介石曾经预测，中国的战争将会把美英也卷进来，而美英一旦介入，对日作战的形势将彻底改变。因此说蒋介石在上海大战有激起外国势力介入的意图，有其道理；但是，这绝不是蒋介石在上海与日本决战的主要原因。

图１４５国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加入沪战图１４６日军在上海窦乐安路遭遇狙击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７５蒋纬国认为淞沪大战是蒋介石诱使日本将进攻方向由北向南变成由东向西的大战略［１］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争指导就是要打破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线，要使国内由北向南的压力减轻，并且使日本改为由东向西的作战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利用西南地区（即大后方）。因此以战争指导来说，建立大后方为新的作战基地是相当重要的。

【中略】日本无法洞悉中俄之间有何秘密协定，遂不敢使关东军倾巢而出，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关东军一开始就倾巢而出，大军南下，黄河老早就守不住了。日本留了一大部分军队稳定基地，对俄备战，如此一来对南下的压迫就减轻了。父亲的目的就是先减轻日军由北向南的压力，然后再使日军变成由东向西的作战线，所以父亲命令国军主动造成上海战事。当时虹桥的日军只有一万多人，国军不论从左翼或是从右翼插入，日军的海上补给就会中断。不过，我们故意从顶头打下去，使敌人始终能够由后方调派兵力。起先日军从日本本土调来部队，后来又从东北调来部队，最后从华北调部队到上海。以日军的兵役制度来说，可以维持野战部队百分之九十五的兵力，除非是某一次战役刚刚打完，所剩人数不多，不过他们还是很快就补充过来了。如此一来，日本便放弃了从北向南的作战线，变成由东向西的作战方向，所以我们从上海作战开始便奠定了抗战的胜利。

从作战指导上来说，只要捕捉敌方主力，这场战争就可以打完，因为国军将七十个精华师布置在上海，才吸引日军从北方增调部队南下，否则日军的原始计划是不会改变的，而日军转移作战线，也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当时有一个先头部队师长的日记记载：“皇军奉命向武汉前进，失败时日而已。”【中略】父亲确实对中国大陆做了详细的战略分析，所以才决定，要对抗强敌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个打胜中国的构想。他发现，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国，就要将攻势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把国军推到东南沿海，如此一来，就能达到三月亡华的美梦。我们的对策就是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改变为由东向西，将自己的攻势基地放在大后方（云贵川），必要时，西康也变成大后方根据基地，父亲也早命人在西康建筑一百幢房子，美其名是要盖一所大学，其实是预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从重庆退到西康，继续抵抗日军。只要基地后门是开着的，我们就有机４７６七七事变真相会，所以我们会花那么大的劲开发西南公路、滇缅公路和雷多公路。如果父亲不是熟读中国的古战史，恐怕也不容易体会中国的地理。

———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版，第８—１２页解读［１］对于１９３７年淞沪战役的评价，已在前面作过解读。此处要特别说明的是，蒋纬国称将日本由北向南进攻的方向引导为由东向西进攻的方向，是蒋介石谋划的大战略。按将日军由北向南的进攻方向引导为由东向西进攻方向的战略，是１９３６年陈诚最早提出的构想。《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二十五年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即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台湾“国史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３页）此战略构想，对蒋介石颇有影响，因而当日军蓄意要在华东挑起战端之时，蒋介石也就决意将华北战事置于次要位置，而以国军精锐在淞沪与日军决战作为当下重点。这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９日所记战略设想一致，即：“以后政治重点：甲、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为现实与由近及远，应先整理湘省，然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此时似可着手乎？”（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华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６月版，第６７Ⅱ

页）当然，在华东开战，也有蒋介石的现实考虑。他的用意，一是为了保卫华东富庶之地从而拱卫首都，从而也激励全国人心；二是为激起在上海有很大权益的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介入；三是在华东战事相持之时尽快向西转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机构、企业，以及种种资产，从而实现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意图。其实，在华东战端未开之前，蒋介石是不愿主动在此燃起战火的，尽管陈诚主张在上海先发制人。张治中于７月３０日致蒋介石等中枢要员的密电中，就分析上海战事只有在迫不得已的形势下，才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１．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２．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３．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４．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７７时，即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２５９页）从中又可看出，即使是主动发起上海战事，也属于对日军即将在华东开战而预先动手，说到底还是属于在上海应战而非求战。如此说来，也就不好说是有意引导日军在华东作战的大谋划在起作用。只不过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华东的抗战客观上使日军的全面侵华部署发生了方向性改变，成了由单纯的自北向南，变成南北整体向西的进攻模式。这一模式，确实有利于中国打持久战和消耗战，也成为中国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因此，一些贬低淞沪大战意义的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图１４７日本更具有空中优势，不断对上海实施狂轰滥炸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１］其时，蒋总统已决定其对此次战事的整个战略。这个战略即为世人所称之“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换言之，即在必要时宁放弃地点，以争取时间；但必须使敌人对所得的空间，付重大的代价。【中略】至对于眼前的危机，蒋总统则作现实的决定，而集中其主力于沿长江一线。他将选择自己的主动战场。在北方仍继续抵抗，但因为难维持供给线，故北方只能视为消耗性的地域。重要的援军不能在北方孤注一掷。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必须保留在长江流域的城市决战。假如长江阵线亦不能保，则将在深入的腹地作第三道或最后一道防线。

———董显光：《蒋“总统”传》，引自李抗和《血泪抗日五十年》第６册，台湾，乡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３月版，第４１页４７８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是陈诚最早为蒋介石所作的谋划。参见上文解读文字。

图１４８日军用卡车拖走被击毁的飞机图１４９日军进攻上海北站三、全面侵华，日军深陷泥淖日本政府发表《帝国政府第二次声明》［１］（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５日）①日本一直希望和平并为此进行了努力。②而中国轻视日本，进而和共产主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７９义势力相勾结，对日本采取敌对行动。③近年来多次发生的不幸事件以及这一次事件，都起因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中国方面的无法无天和暴虐行为无所不至，在中国的我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已陷入危机之中。④日本的忍耐也已到达极限，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暴戾行为，以促使中国政府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⑤这次诉诸武力的行动，目的是根除像抗日运动那样的不幸事件，以收日、“满”、“支”和睦合作之实效。日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而是为了促使中国政府觉醒。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有关支那事件公布资料集》第１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１９３７年版，转引自若规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２—１８３页解读［１］日本在上海挑起事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８月１４日，中国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次日，日本政府即发表《帝国政府第二次声明》，作为宣战书。声明中依然为扩大侵略寻找借口，贼喊捉贼，继续把日本侵华归咎于中国的排日反日，宣称要“惩罚中国军队，以促使南京政府的反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３６９—３７０页）。裕仁天皇在９月４日致帝国议会开幕式的诏书中也以同样口吻说，因中国方面不理解日本的“真意”而委过于中国：“通过与中华民国的合作来确保亚洲的安定……然中华民国没有完全理解帝国的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我对此感到遗憾。如今，我的部队正在排除万难，忠图１５０日本深陷战争泥淖４８０七七事变真相勇制敌。这只是为了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的和平。”（［日］千田夏光：《天皇与敕语与昭和史》，汐文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５７—２５８页）可见在侵华的表述上，日本军部主导下的政府声明，与日本天皇的诏令，如出一辙，可见战争的扩大化，是在日本天皇的领导下进一步实施的。

甲级战犯重光葵回忆：日中战争使日本走上了失败道路由满洲事变［１］发展到卢沟桥事变，进而扩大成日中全面战争，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的政治机构遭到破坏［２］，而这又是因为日本国民政治力量不足。以卢沟桥事变作为导火线的日中战争，导致日本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利欲熏心的日本军队肆无忌惮地在华北这样复杂而危险的地区活动，不仅国际上无此前例，而且极其危险。

由于排日事件接连不断发生，虽然导因于日本守备军夜间演习的卢沟桥小规模冲突，经交涉后平静一时，但不久廊坊又起火，发生了更大的冲突。根据《何梅协定》从河北撤退的国民军，又和来自中央的援军同时北上，直接与日军对抗。由于冲突迭生，就好像各处放火，随风助势，形成火灾一样，小冲突渐次变成了大冲突。日军人数虽少，但他们立功心切，一旦出兵，如离弦之箭，其势迅猛。

刚成立不久的近卫内阁为了应付这一紧急事态，便根据统帅部的要求，立即决定增援三个师团，而后又增至五个师团。内阁发言人没经深思熟虑，再三表露日本的强硬态度，声言这次不是“事件”，而是“事变”。政府一边决定坚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一边又不断把事态扩大。结果，政府和军部最后都宣布要进行“膺惩中国”的“圣战”。近卫首相也在呼吁建立东亚“新秩序”。这样一来，战争的扩大便势不可挡。结果是华北战争并没局限于永定河一带，日中战争全面展开了。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７月版，第１１２—１１３页解读［１］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

［２］把日本全面侵华归因于日本政治机构被破坏是片面的，日本的政治体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８１制，未必有遏制其对外扩张国策的机制。而举国对其国土面积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充满忧患意识，因而数百年来，日本就早已有了要登陆朝鲜、进犯中国的期望。到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更是把目标确定在占领东亚、称霸世界的高度，由此也最终给日本带来了彻底失败的恶果。

图１５１晋北战场上的日军伤兵事变之初外国报纸即分析日本侵华不利日本【南京二十二日中央社电】神户发行之《日本纪事报》，系英人主办，平素持论甚属公允，本月十四日十五日两日，该报复有关于卢沟桥事件之社评，颇具卓见，今特节译如后：“【中略】日本当前之选择，殆为真正之战，抑由谈判而达于和平，此外并无他途。今日之情势，与五年以前，绝无相似之处。五年前满洲战争，蔓延于长城以南，犹有《塘沽协定》，创立非武装地带，以停止战争；但就今日中国政府与人民之情绪观察，日本苟图驱逐二十九军于冀察及其他华北地方以外，而后停止军事，殆不可能也。日本固可以优越之兵力，予华北之抵抗以莫大之打击，惟此恐仅为大战之开端，而非大战之终结，以中国之庞大，果能于数日之间，即可使其全国悉成焦土乎？况乎日本之利益，初非以华北为限，苟汉口上海等处，亦统需保护，则就纯粹军事立场而论，亦将有不可克服之困难。矧至彼时，国际纠纷，必将随之以起，又将如何？舆论界似尚未注意及４８２七七事变真相此，然政府方面，对此当必已有严重注意，要无疑问，盖英美及其他国家，对此已有严重注意也。事态之发展，固须视南京政府此后之行动如何，然而真正之决定，要仍在于日本也。”［１］———《华北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解读［１］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８日蒋介石《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一文中，对日寇侵华也预测其不可能速战速决的前景：“他现在调运大批陆空军队，分布平津一带，想用速战速决的方式，一直南下，攻占冀南，来统一河北，谋造成冀察伪组织的局面，以达到他一步一步蚕食鲸吞的目的。但是自我十三军及其他多数部队，到达南口，集结实力，坚筑工事以后，倭寇就不敢南下，就顿兵危城，不得速战；而且他南下的兵力，又不得不逐渐向察、绥移动，而留向冀南部队，亦不能如计运用。……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抵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他就是失败，也就是我们的胜利。”冈村宁次记述速战速决梦想破灭后，日方对深陷持久战的懊悔９月２７日偶感［１］身为指导国家战争的最高人物，必须不断研究１９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战争的本质及其领导方法，使自己具有高度的信心。

对中国事变，从当初指导战争的根本方针，以及对作战的具体指导，均极不彻底，极不统一，而且缺乏主动性，这种情况显然越陷越深。

其一，事变爆发当初的不扩大主义。其二，攻占南京后，不以蒋为对手的声明。其三，攻占武汉后，近卫的声明。其四，为拥汪建立新政权盲目奔走，并以此作为唯一目的建立总军司令部。

兹述若干感想如下，以供他日的研究。

（１）全盘贯穿着对现今中国要求国家统一的觉醒判断错误———迄今未改变以过去的旧中国为对手的作法。（２）轻视对作战成果的期待，政治谋略的不统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８３一，以及醉心于建立新政权的工作。错误判断蒋的为人及其实力。日本政情不稳，特别是内阁更迭极为频繁和陆海军之不统一，在心理上给对方以自信。

（３）由于陆军当局的强硬态度，丧失了早期解决事变的机会（即由于忽视了他们的所谓面子）。

事变进入第三年，在转向持久消耗战时，不得不发表以处理中国事变为第一的方针，尽管如此，只不过使对方认为是空口说白话而已。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９９—４００页卢沟桥事件爆发时的感想７月２３日［２］的日记记载，虽然一时阴云消散，似乎出现就地解决的可能性。但还不是彻底处理办法，估计今后同样事件将要频频发生。我的预言不幸言中，终于发展成为全面战争。

我从来反对与中国进行长期战争，反对汪精卫工作，也不赞成开始太平洋战争。这一些，我在以前屡有记叙。卢沟桥事件爆发之时，我就想到日本从此将进入多事之秋。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６２—４６３页解读［］指１９３９年

９月

２７日。

１［］指１９３７年

７月

２３日。此段文字应２

是１９４２年以后所记。

图１５２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河本大作与城野宏笔述：日本因扩大侵华而内外交困华北作战初期，中国方面虽然不甚积极，但它却拥有出人意料的巨大的抗日潜力。曾历经二十余年苦难，同国内外的人民之敌进行艰苦斗争的中共军队，也同蒋政权及其反动派实行合作，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他们作了进行殊死斗争的准备，这完全是对之一向采取轻视态度的日本军阀所始料未及的。【中略】中４８４七七事变真相日之战使日本陷入无底深渊，在战线漫长的中国大陆上，战场不断扩大，兵力和物资的供给渐感困难。只是口头上高呼胜利，而在日本国内国民早已身遭涂炭，浪费和消耗将国民推进痛苦的深渊。

———《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附录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６８２页持久的战争进程令日本天皇懊恨不已最近，昭和天皇留下来的证言录相继被公布。２００７年３月９日公布的原侍从小仓库次的日记则是其一。小仓侍奉在天皇的左右，可以说其直接的心声详尽地记录于日记中。【中略】１９４０年（昭和十五年）１０月１２日的一篇中，写有如下的昭和天皇之所言：“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特别是连专长的陆军竟也观察有误。由此，今日各方面都有反响。”（《小仓库次侍从日记：昭和天皇战时真言》，《文艺春秋》２００７年４月特别号）【中略】值得注意的是“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这句话。在陆军开始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时，昭和天皇应允了陆军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进言。由此，在开战之初，对战而必胜一直是深信不疑的。

在卢沟桥中日两军发生冲突，事件发生（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的翌日，情况即转达于天皇。在当时，抱有“中国懦弱”之认识的军官们在陆军省以及总参谋部的中枢部门掌握着实权。他们持有乐观的论调，认为只要给中国一击，从华北地区一带到内蒙古地区就应该归于日军。（《河边虎四郎回忆录·从市之谷到市之谷》，每日新闻社１９７９年版）昭和天皇最终不是与他们也持有相同的判断吗？昭和天皇自己也低估了中国的抗战能力或者说中国自身的力量，我认为这从上述言谈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我对这一证言尤为关注，是因为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昭和天皇、陆军以及日本政府，可能也是当时所有日本人共同持有的对中国的认识。

在翌年（１９４１年，昭和十六年）１月９日记载的证言中，吐露了因低估中国的懊悔之言：“日本轻视了支那，应该尽快停止战争，奋发１０年增强国力。”【中略】可以说在对英美战争开始的前一年，昭和天皇就已有预感，认定对中国之战终究会战败。

【中略】我认为卷入了中日战争的日本，已经身陷战争这一巨大洪流之中而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８５一筹莫展，并且，包括天皇在内谁也没有能力阻止这一战争洪流。

———［日］缬厚：《何谓中日战争？》，申荷丽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２月版，第１—６页１９４１年日本天皇对军部当年处理卢沟桥事件的抱怨［１］天皇：真的到了开战的时候，作战上有取胜的把握吗？［２］杉山：有把握。

天皇：支那事变［３］发生时，我听陆军说只要三个师给他们一击，就能立刻恢复和平。杉山当时任陆相……杉山：支那地域广大，出口入口极多，作战中的困难出乎意料的多……天皇：对于这些，我不是每次都在提醒你吗？杉山不是在说谎吧？

永野：如果能得到陛下允许，永野欲奏上，请准许我发言。

天皇：可以。

永野：孙子曰，古来兵无百分之百的胜算。德国同塞尔维亚之战姑且不论。两国交战，如果力量相近则很难估算胜负。可是，假使这里有一个病人，如果置之不理，肯图１５３全面侵华两年后，日本天皇定会死去；如果手术的话，有百分之七十存为战争的拖延懊恼不已活的机会。如果医生的诊断如此，就只能认为这是不得已的天命。今日事态正是如此……如果一味拖延时日，身心衰弱时再被迫作战，那就无能为力了。

天皇：好吧，我明白了。（脸色温和起来）近卫：明天的议程要更改吗？如何计划？

天皇：不更改。

———［日］缬厚：《日本海军的战争终结工作》，中公新书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１—７２页。转引自［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８月版，第２５７页４８６七七事变真相解读［１］这是１９４１年９月５日晚上，日本天皇裕仁与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军令部总长永野、近卫首相的对话，谈及卢沟桥事变，以及扩大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危害。从中可以看出，天皇对于１９３７年日本陆军开始说只需三个师团即可迅速结束在中国的侵略战争、结果却把战争拖延到目前，颇感恼怒。尽管如此，当新的大战（即随后发生的太平洋战争）正紧锣密鼓酝酿之际，天皇还是被野心膨胀的杉山、永野说服，对于日本开辟新的战场充满信心，从而忽略了近卫在最后关于是否修改作战计划的提问。可知天皇也带有狂热的军国主义情结。这段对话，缬厚引用的是高木吉《政界诸情报———从昭和十二年起》一书中一份没有标题的文件，高木史料的原文在“当时任陆相”“困难出乎意料的多”两处的后面做了省略。

图１５４１９４５年宣读终战诏书的日本天皇一定后悔当年扩大侵华战争的策略失误［２］指日本即将对美英开战的取胜把握。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３］支那事变即中国事变。日本最初称卢沟桥事变为“华北事变”，本是局部的地区性事件，而日本陆军恣意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也就演变成了“中国事变”。

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８７日本宣称事件仅限于华北是一派谎言［１］日本人不是宣称过，这一次战争只为解决“华北地方事件”吗？至今为止，尚未正式宣战。但无论如何，战争仍继续进行，“中国问题必须根本解决”了。而这据说“仅属两国之间的事”，第三者不得加以干涉。任何解决的办法必须依据“停止反日宣传及反日行动”，以及“共同防共”的谅解为基础。日本现在是用了多么杰出的方法来使中国民众获得彻底的谅解啊！难道日本军队方面对于心理学———不管是理论上的或实际上的，完全不准加以研究吗？

我绝没有存心用这样的语言来诅咒日本民族的全体，我们所见所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士兵具有善良的同情心和人类的美德。我认识的日军军人对我说：“我自己并不喜欢战争，可是我们必须服从命令。”这是真实、理智的言辞。他们受某种制度的束缚参加了战争，并且完全丧失了自由。究竟为什么参加战争？其结果如何？全然不知道。

———［英］Ｈ．Ｊ．Ｔｉｍｐｅｒｌｅｙ：《外国人目睹中的日军暴行》（犠犺犪狋犠犪狉犕犲犪狀狊：狋犺犲犑犪狆犪狀犲狊犲犜犲狉狉狅狉犻狀犆犺犻狀犪，杨之文据日译本《外国人の见た日本の暴行》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３月版，第４９页解读［１］这是一位滞留保定的西方人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０日写给友人的信，信中批驳了日本的宣传谎言。日本最初对其自身认识不足，对中国的认识亦流于片面，一心只想将战事扩大，并极力动用虚假的宣传手段，蒙蔽国内外舆论，以使侵略获得更多的支持。当时中国也有人指出：“自从卢沟桥以来，所有日本政府军阀及其代言人，对外发表的一切宣言谈话官样文章，都是一种初步幼稚的宣传。什么‘日本只要消灭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什么‘日本要预防共产主义的威胁’，什么‘日本无窥视土地的野心’，什么‘日本帝国为自卫起见’，什么‘日本亲善，中日经济提携’等等……美国人翻来覆去听得烂熟，只觉可笑不觉有理。”（乔志高：《日本在美国的宣传伎俩》，载《宇宙风》第６９期，１９３８年６月１日出版）清泽冽１９４３年日记讥讽日本宣称“大东亚战争”是为战胜英美、解放中国的谰言［１］７月７日中日事变六周年。早晨的广播说：“操纵中国的是美英，只有蒋介石没赶上，４８８七七事变真相中国民众都与日本站在一起。”此种想法，在中日事变六周年的今日，仍然占据着日本国民的脑袋瓜。击败美英，中国民众就会变成亲日吗？中国人完全没有自我吗？

７月２５日田村信策（法学博士）君说，在《每日新闻》的大东亚调查会，学者们正在研究有关战争责任的问题。此时来了一个秋田中佐，他说：“这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责任在邱吉尔和罗斯福。还要研究什么战争责任，真是奇怪。”学者专家们都没有敢吭气。

９月１８日今日是“九一八”事变十二周年，报纸刊登着马尼拉的经济报道部长对菲律宾人的广播。其大意是说，“九一八”事变是大东亚战争的第一步，也是为解放他民族的第一步。希望菲律宾人能够理解日本的这种诚意。

日本军人似乎以为说这种话菲律宾人就会感动。但按照常理，不提“九一八”事变，以避免勾起他人的记忆才是常识，他故意提此事，实在愚蠢。

———转自《“黑暗日记”选载》（上），载《民国档案》１９９６年第４期解读［１］清泽冽（１８９０—１９４５），日本著名记者。曾以《中央公论》杂志社的特派员身份采访了西方不少政坛名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深恶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内实行高压的法西斯统治政策，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９日起开始写日记，表达内心对日本国内黑暗时代的不满。

中国民间小调：讥刺日本深陷战争泥淖愚妄倭首，滥想鲸吞我神州。既夺我台湾，又灭我琉球；侵占沈阳城，又来犯卢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卢沟桥头，我军一吼水倒流。大刀握在手，炸弹腰中收；一响冲锋号，个个赛貔貅。保国土谁肯留在后！

堪笑日酋，硬驱倭民把死投。两足陷泥塘，想抽不能抽。进兵不能进，收兵不能收。纸老虎戳破真正丑。结果是日本的蝗军威风一笔勾。

第五章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４８９心蒙荤油，日寇又把世界仇。美国珍珠港，他敢投炸弹；英国新〔加〕坡，他也敢去偷。南洋岛整个抢在手。

图１５５日军正在火化其阵亡官兵尸体岁月悠悠，日本男丁无几留，十九战场死，白骨无人收。一二未死者，都似待决囚。恨军阀想吃他的肉。

日皇犯愁，坐在深宫皱眉头。军阀说得巧，半载灭神州，一年征世界，日本霸全球，看情形万万不能够。

米麦不收，田生茂草狐兔游。日本老和少，天天哭呦呦；家无半餐粮，饿的似瘦猴，早晚间饿死喂了狗。眼看着就要把日本人种一笔勾。

———老向：《一个小调的写成》，载《宇宙风》第１４０期，１９４５年８月１日出版附录一七七事变前后大事记６月４日△日本近卫文组成第一届近卫内阁，广田弘毅任外相。

６月５日△广田谈话，称原有对华三原则已不适用。

６月６日△在北平一带日本工兵自本日起开始演习三日。

６月９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陆军中央建议，称对中国“有加以一击之必要”。

６月２１日△在津的日本军官偕行社为将在未来数日举行的军事大演习制定作战计划。

６月２４日△日本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自本日起举行全军大演习三日。由田代任总监，河边旅团长等分任指挥官。沿北宁路线以北平、天津、丰台、唐山、通州五地为假想进攻目标。

６月２６日△驻丰台日军在宛平县境河套一带和丰台附近南大寺一带进行军事演习，附录一七七事变前后大事记４９１并有实弹射击。

６月２９日△卢沟桥中国驻军向在该地实弹演习的日军提出抗议。

７月６日△日军携重炮到卢沟桥一带演习。

７月７日△１９时３０分开始，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龙王庙以卢沟桥为假想进攻目标，进行实弹演习。约２２时４０分，日军借口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驻守宛平的中国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拒绝，双方遂起冲突，卢沟桥事变由此爆发。

７月８日△中日军队在卢沟桥对峙，冲突时断时续。

△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日本武官今井武夫交涉，要求日军撤回原驻防地，今井则要求中方撤离卢沟桥。

△蒋介石电令冀察当局，务必固守宛平城。

△中国外交部为日军制造卢沟桥冲突事件向日使馆提出口头抗议。

△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国，号召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７月９日△蒋介石电令冀察当局和谈勿忘战备；又令孙连仲部两师、庞炳勋部一师、高桂滋师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归宋哲元指挥。

△日军与冀察当局达成口头协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撤回原防，卢沟桥改由石友三的保安队驻守。但因日军不守约，协议难以实施。

７月１０日△冲突在继续，双方代表亦在谈判，然和谈无结果。

４９２七七事变真相△日军已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运来援军。

△中国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声明导致的事件应由日方负责。

７月１１日△日方发表声明，称实行不扩大方针，华北事件应现地解决。而日本内阁会议又决定派关东军和朝鲜军增援中国驻屯军，并从国内派军队赴华北，发表出兵华北声明。

△香月清司中将奉命接替卧病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之职务。

△宋哲元自老家乐陵返津。

△张自忠、张允荣代表中方，与日方代表松井久太郎签署三项停战协议：一、卢沟桥及其附近之中国驻军即时撤退，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二、中国方面道歉并惩罚责任者；三、实行防共，彻底取缔抗日。

７月１２日△宋哲元对平津时局发表书面谈话，谓能平即能和，盼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外交部发言人称，关于卢沟桥事件任何解决办法，未经中央核准者，自属无效。

△宛平一带中日双方继续冲突；从古北口、榆关运送来的日军不断抵达平津。

△蒋介石、何应钦电催宋哲元赴保定坐镇，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

△驻日代办杨云竹正式向日外务省提出抗议。

７月１３日△外电报道，二十九军内部意见不一，冯治安等主战，张自忠等主和。

△蒋介石电宋哲元，盼与中央一致，全力抗战，勿受敌欺。

△大红门日军进袭南苑及永定门，被我军击退。

△日军从榆关运送之兵员武器陆续抵津。

７月１４日△天津市长张自忠自北平返天津，齐燮元亦赴津，助宋哲元进行和议。宋授附录一七七事变前后大事记４９３权张自忠、陈觉生、邓哲熙继续与天津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等接洽。

△蒋介石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促宋哲元赴保；又设石家庄行营，派徐永昌为主任。

△天津日军前往丰台助战，至落垡与二十九军冲突。

△香月清司召集华北日陆海军军官会议，并派参谋青田向宋哲元提出十项要求。

△日外务省声明，拒绝第三国对卢沟桥事件之调停。

△中共中央就红军改编加入抗战序列下达命令，并表示支持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

７月１５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决定从日本本部派兵来华；自山海关西开兵车仍络绎不绝。

△国民政府致日本政府备忘录，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

△何应钦电宋哲元注意日军有消灭我南苑驻军意图。

△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张允荣仍在津与日谈判；日方试图让华北脱离中央。

△军政部参事严宽电告中央，仍谓二十九军内部意见不一，冯治安等主战，张自忠等主和。

△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宁三省边区政府。

７月１６日△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日派遣赴华军队已达５个师团，１０万之众。

△国民政府就中日冲突，向九国公约国（日本除外）递交备忘录，期望得到国际支持。英、美两国分别对日发出照会，劝勿扩大华北纠纷。

△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在庐山召开，与会各界人士共商御侮图存大计。

△蒋介石电宋哲元等，谓日本不可信，虽签停战协议仍需备战。

△宋哲元向二十九军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并报中央批准。

７月１７日△日本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再动员４０万军队，开赴中国作战。

４９４七七事变真相△蒋介石在庐山作“最后关头”报告，申明解决卢沟桥事件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如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此演讲于７月１９日对外发表）△日大使馆参事官日高向外部提出备忘录，声言中方应停止一切“挑衅言行”，并要求卢事在现地与冀察当局解决。还要求７月１９日前答复。

△香月清司亦限宋哲元于１９日前答复日方所提七项要求的承诺。（日方预计至１９日运送之援军已兵员充足，可以大规模开战，故提出苛刻条件。）△何应钦电宋哲元提醒勿被和谈蒙蔽，要防日军进攻北平，速作军事准备。宋哲元电呈蒋介石表示“一定本中央之意旨处理一切，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

△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一师进驻琉璃河，第三十二军商震部向石家庄集中。

７月１８日△华北日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设司令部于丰台。日军又向宛平进攻，北平形势紧张。日开始在天津北仓强建飞机场。

△日机扫射平汉路顺德、安阳一带列车，造成平民伤亡；中国外交部向日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

△宋哲元往访香月清司，对卢事“表示遗憾”。同盟社东京电讯谓日本不能对宋氏之“形式道歉”表示满足。

△蒋介石电宋哲元、秦德纯，继续提示日本不可信，勿受其欺。

７月１９日△日大使照会中方，推卸战争责任；中国外交部亦向日使馆致送备忘录，驳斥日方论点，并提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撤回原地，由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分歧。

△宛平战事依旧。

△宋哲元自天津返抵北平，下令撤除北平城内防御的沙包，打开城门，以对日表示和平诚意。

△中方代表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代表桥本群在天津秘密签署《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史称《香月细目》），约定：一、排除妨害中日合作之人物，二、弹压共产党，三、取缔排日之机关团体及各种排日运动与教育，四、从北平城内撤走第三十附录一七七事变前后大事记４９５七师。

７月２０日△日军大举进攻宛平。

△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会晤中国外长王宠惠，要求南京政府承认华北之一切地方协定，停止反日排日宣传，停止中央军北上。王宠惠答：任何地方协议须得到中央批准；中国希望和平，毫无引起战事之意。

△驻日大使许世英往访日本外相广田，广田继续无理要求南京政府勿干预华北地方协议的签订。

△宋哲元发表书面谈话，谓“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

△日政府晚间召开紧急阁议，陆相杉山元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７月２１日△卢沟桥我军撤退，由石友三之保安队接防；八宝山之驻军亦后撤。而日方未按约定方式撤军。宛平战事仍紧。

△英政府表示，如华北形势继续恶化，英国不宜与日本进行双方合作；美国务卿会见中日驻美大使，表示要努力斡旋中日间之纠纷。

△李宗仁、白崇禧联名通电，拥护蒋介石庐山谈话；冯玉祥发表谈话，主张军民一心，坚决抗日。

７月２２日△按双方约定，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军队撤出北平，赴涿州，与涿州的一三二师换防。因日军未按约定撤退，故三十七师只从北平市区、八宝山各撤走一团。八宝山、宛平和卢沟桥仍被三十七师驻守。宛平、长辛店一带仍有冲突。

△外界盛传１９日签有新协议，中央电询宋哲元，宋予以否定。

７月２３日△卢沟桥附近日军拒不撤退，我军亦返回原防。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告》，提出八项抗日救国纲领。

△张自忠发表谈话，谓“素主不丧权、不辱国”“一切均遵照宋委员长之指示４９６七七事变真相办理”。

△上海大批日侨返国。

７月２４日△宋哲元密电蒋介石，请北上中央军暂缓前进，以免刺激日军。

△参谋次长熊斌由保抵平，与冀察要员讨论时局，力促宋哲元赴保。

△中央各要员讨论冀察当局与日方１１日所签协定（《香月细目》尚未向中央透露）。日本同盟社东京电：如果南京政府干涉华北地方协定之执行，日本军部将予以断然对付。

△上海日本陆战队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布防闸北（翌日撤退）。

△日本近卫首相之赴华密使宫崎龙介在神户被宪兵拘捕。

△孙连仲部抵保定方顺桥、望都，庞炳勋部向沧县集中，第三十二军商震、第十师李默庵部抵石家庄。

７月２５日△晨，宋哲元视察南苑驻军；晚间宋召集冀察要人开紧急会议，张自忠于傍晚由天津赴北平，参加了会议。

△日军称平津电话线遭破坏，派兵一列车至廊坊，强行驻扎该车站。

７月２６日△占据廊坊车站的日军要求进入街区，遭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刘振三旅拒绝，双方遂发生激战。

△日军在北平广安门挑衅，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

△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总指挥。

△东京参谋本部电香月清司，下达动武命令。下午３时３０分，香月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分别于２７日午前自卢沟桥、八宝山撤至长辛店，２８日午前自北平西苑撤至永定河以西。

７月２７日△宋哲元通电拒绝日本最后通牒，宣言自卫守土。并电请中央速派兵增援。

蒋介石复电指示宋固守北平三天。

附录一七七事变前后大事记４９７△北平四郊战争发生：凌晨，日军进攻通州傅鸿恩营；上午，日军进攻小汤山商镇营；团河、卢沟桥及北苑、南苑亦相继起冲突。

△中国外交部发表谈话，指责日方违反约定，多方挑衅，蓄意扩大事态，应承担一切责任。

△日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表政府声明，诡称日军开战，没有领土要求，只为“自卫”，保护平津交通及日本侨民。

７月２８日△凌晨，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向宋哲元提出无理要求，限第二十九军立即撤出北平。宋当即拒绝。

△日军在平郊开始全面攻击，北苑、南苑、西苑、黄寺、团河等均起战火。在南苑的激战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殉国，士卒伤亡二三千人。

△下午３时至晚间，宋哲元召集冀察要员紧急开会，商议危局下的对策。最终宋哲元决定与秦德纯、冯治安、张道藩等率部赴保定，张自忠留北平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维持局面。

△我军一度克复廊坊、丰台，以北平情势突变，复行退出。

７月２９日△凌晨３时，宋哲元等到达保定，电告张自忠继续与日方交涉，欲平息战斗。张自忠会见松井，商议善后。

△凌晨，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等率部在天津发起对日军的进攻，并通电全国。先后攻下天津东站、总站，在东局子机场击毁部分敌机；但海光寺敌兵营一直未能攻下。张自忠自北平电令停战，宋哲元自保定亦电令南撤。李文田等遂于下午３时以后陆续率部撤出天津。

△驻通州伪保安队在张庆馀、张砚田率领下反正，杀日军日侨四百余人。逮捕汉奸殷汝耕。反正部队到达北平时才知二十九军已南撤保定，因亦南撤，被日机追杀，损失惨重。

△蒋介石对报界发表谈话，表示平津失陷，自己愿负其责。

△北平沦陷，汉奸潘毓桂出任警察局长，张允荣任平绥铁路局长。

△张自忠召开冀察政委会临时会议。

４９８七七事变真相７月３０日△张庆馀通电反正。

△宋哲元为平津沦陷而不安，请辞军职。

△北平“治安维持会”开始筹备。

△天津失陷，四千警察解除武装。

△汤恩伯奉命率十三军迅速向张家口挺进。

７月３１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不承认日本在平津扶植的一切傀儡组织。

△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

△张自忠电饬天津市府参事边守靖代理天津市长职。

△日军任命池宗墨为伪冀东政府代理长官。

８月１日△蒋介石任命绥远主席傅作义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分别率部开赴张家口。

△留平的石振纲旅被改为保安队。但不少官兵在六七九团团长刘汝珍等人率领下，突围离开北平，前往南口。

△中日军队昨夜在长辛店以南之琉璃河激战通宵。

△天津地方维持会成立，高凌靇任主席。

８月２日△平市地方维持会正式成立，张自忠原拟自任“维持会委员长”，遭日方反对，日方扶植江朝宗主持。

△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率部向日军缴械，被编为保安队，不久改为警察队。

△我军在津浦路马厂集结，准备迎敌。

８月３日△宋哲元通电全国，通报平津抗战经过，并自责“处置失当”“刻下二十九军附录一七七事变前后大事记４９９军事已委冯师长治安代理”。又发布《告二十九军官兵书》，激励官兵为民族生存奋战到底。

△在张自忠主持下，冀察政委会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八人开缺，代之以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泉荪、陈中孚。

△日军占领杨柳青；又沿津浦线推进，在独流镇与中国军队激战。

△日本加紧撤退各地侨民，图谋扩大事态。

８月４日△日军某部本日进北平城。

△日机轰炸南口。

△日军到青岛要求登陆被拒。

８月５日△第五十三军八十九师主力进入长城居庸关，抵达南口。

８月６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

△国民党军事当局任命宋哲元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平汉路北段作战。

△张自忠登报宣布辞去所有职务，以就医为名隐匿于德国医院。

△日机继续轰炸南口。

△冯玉祥在中央广播电台作《我们应如何抗敌救国》演讲。

８月７日△日军准备进攻南口，兵员达两万，半数为机械化部队。

△日本舰队集中长江下游，华东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

８月８日△日军分三路进入北平。

５００七七事变真相８月９日△潘毓桂查抄二十九军各要人住宅。

△日本驻沪陆战队员大山勇夫与斋藤要藏擅闯中国军队驻守之虹桥机场，引发冲突，二人毙命。

８月１０日△留平阮玄武旅一千余人被潘毓桂遣散。

△日军炮击南口；日机轰炸马厂西仁和镇。

８月１１日△蒋介石令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从石家庄开往易县，向南口迂回。

△中国驻屯军为排除南进时的背后威胁，派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于本日开始大举进攻南口附近长城一线。津浦线独流镇发生战斗。

８月１２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详述当前形势之前因后果，表示坚决捍卫主权、抵抗侵略。

△中日军队在平绥路的得胜口、柴沟堡等地大战。平汉路之良乡、津浦路之独流镇亦发生激战。

８月１３日△上海战事爆发。北四川路日军向中国驻军射击，中国军队还击，双方遂进入激战状态。

△国民党军委会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

△日军以重武器进攻南口、张北。津浦线独流镇、良乡亦发生激战。

８月１４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称“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中国空军首度出战，轰炸黄浦江中的日舰。

△南口及虎峪村、黑花坪、得胜口等地中日双方战斗激烈。

附录一七七事变前后大事记５０１８月１５日△日本进行全国总动员，新编组了上海派遣军，由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

△日本政府发表所谓“膺惩中国军的暴戾”的声明，将战争升级归咎于中国。

８月１６日△中国军队分三路反攻张北。

△因进攻南口遇挫，日军增派第五师团参战，进攻我军右翼怀来的横岭城。

８月１７日△中国军队反攻商都、张北、尚义、崇礼等地。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８月１８日△北平地方维持会主席江朝宗兼任北平市长。

８月１９日△日军攻陷外长城的神威台和汉诺坝。

８月２０日△蒋介石进行全国总动员，设立军事大本营，亲自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分全国为五个战区，形成全国战时体制。

△冀察政务委员会被日军解散。

△日本关东军蒙疆兵团从北面进攻张北，与南面进攻的日军相呼应。

△傅作义部回援张家口。

８月２１日△平汉、津浦两线中国军队发动反击，迫近长辛店、杨柳青。

△日军官报承认，日军在南口的进攻陷于停顿，进展艰难。

５０２七七事变真相８月２２日△南口、张家口北之神威台等地战事激烈。

８月２３日△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从镇边城向怀来突进。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发布《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宣布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中国军队收复商都后，前锋已抵宝昌、沽源。

△南口、居庸关陷落。

８月２６日△汤恩伯下令所部向桑干河右岸突围；刘汝明部向洋河右岸撤退；日军猛攻张家口西之赐儿山；傅作义部反攻张家口失利，退守柴沟堡。

８月２７日△日军在北平扶植汉奸王克敏成立伪华北人民自治会，准备成立伪华北临时自治政府。

△日军占领房山。

△刘汝明部撤离张家口，该城失陷。

８月２８日△日首相近卫谈话：目前已不能与南京政府进行交涉，唯有痛击中国，使之屈服。

８月２９日△中苏８月２１日所签互不侵犯条约于今日公布。

８月３１日△新组编成华北派遣军，由寺内寿一大将任司令官，辖第一、第二两军，由中附录一七七事变前后大事记５０３国驻屯军和新动员的三个师团及机械化兵团、航空兵团组成。

９月１日△南口、张垣仍在激战中。

９月２日△日本政府将此前所称的“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表明全面侵华的野心，而继续用“事变”之称，则是装模作样地表示并非宣战。

附录二韵目代日表电报流行后，为节省表述时间的字数，发明以韵目代表日期的纪日方法，并以地支代表时辰。依《平水韵》韵目，一个月中，１—１５日的每一日以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入声各一韵目代替，１６—３０日用上声、去声或入声两三个韵目代替。因公历的大月有３１日，则用“世”字（该字像“卅一”竖行书写）或“引”字（该字像“３１”）代表；又，依韵目，３０日该用“陷”韵，因该字对军队含不吉利，人们便多用“卅”字代替。此外，２８日韵目，日本多以“琰”代替“俭”。

日期代日韵目１

东先董送屋２

冬萧肿宋沃３

江肴讲绛觉４

支豪纸蜫质５

微歌尾未物６

鱼麻语御月７

虞阳闒遇曷８

齐庚荠霁黠９

佳青蟹泰屑１０灰蒸贿卦药１１真尤轸队陌１２文侵吻震锡１３元覃阮问职１４寒盐旱愿缉１５删咸潸翰合１６铣谏叶

日期代日韵目１７?霰洽１８巧啸１９皓效２０哿号２１马?

２２养

２３梗漾２４迥敬２５有径２６寝宥２７感沁２８俭勘２９錴艳３０陷卅３１世引主要参考书目一、史料汇编陈国辉：《炮火下之华北》，上海，华光书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卢沟桥血战纪录》，东北图存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８月版《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１９３７年９月版《战地通讯录》，铁血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沦亡的平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年１月版《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北平，独立出版社１９３８年６月版陆印泉：《炮火里获取》，阵中日报社１９３８年９月版日本东亚同文会编：《新支那现势要览》，１９３８年版《领袖抗战建国文献全集》，《大公报》西安分馆编印，１９３９年７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３），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３月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２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罗家伦：《卢沟桥事变史料》（上下册），载《革命文献》第１０６、１０７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辑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版《先“总统”蒋公全集》第１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１９８４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党校内部发行），５０６七七事变真相１９８６年８月印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７月版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５月版卢勇辑：《卢沟桥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５月版李惠兰、王勇、明道广：《七七事变探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７月版二、回忆录《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张上将自忠纪念委员会编印，１９４８年９月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刘健群：《银河忆往》，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日］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载《现代史资料（１２）·日中战争》（四），转自《近代史资料》总８５号，孙祥澍译《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４月版萧振瀛：《华北危局纪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２２章，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版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９月版邹鲁：《邹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版三、日记《胡适的日记》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１月版主要参考书目５０７李景铭：《蛕斋日记》，载《近代史资料》总６５号，原刊取篇名为“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王世杰日记》第１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１９９０年《徐永昌日记》第４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１９９１年《王子壮日记》第４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２００１年《周佛海日记全编》１９３７年，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版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版陆澹安：《澹庵日记》上册，锦绣文章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４月版《王伯祥日记》第１４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８月版四、论著《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美商华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中国的抗战》第１集，密勒氏评论报社１９３８年８月版ＢｅｒｔｒａｍＪａｍｅｓ：犖狅狉狋犺犆犺犻狀犪犉狉狅狀狋（中译《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上海，文缘出版社１９３９年５月初版；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７月重印［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东京原书房１９６１年版［日］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日］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版［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１册，张玉祥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版日本《产经新闻》社编、古屋奎二主笔：《蒋“总统”秘录》第４册，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５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杨栋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版［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５０８七七事变真相月版［日］缬厚：《何谓中日战争？》，申荷丽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２月版五、报刊《冀东日报》１９３７年６月天津、上海《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９月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７年７—８月北平《华北日报》１９３７年７—８月《北平晨报》１９３７年７—８月北平《世界日报》１９３７年７—８月北平《竞报》１９３７年７—８月上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７—８月上海《大美晚报》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海《社会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延安《新中华报》１９３７年７月巴黎《救国时报》１９３７年７月南京《中央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北京《团结报》１９８４年７月７日北京《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５年８月２日延安《解放》周刊，１９３７年７—８月《宇宙风》第７３期（１９３８年８月）、第１５１期（１９４７年６月）天津《永生》第１卷第１６期《历史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４期，１９９５年第２期，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台湾《传记文学》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６２年）、第５卷第１期（１９６４年）、第４１卷第１期（１９８２年）《近代史资料》总５号（１９５５年）、总６５号（１９８７年）、总８５号（１９９４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１辑（１９６０年）、第５４辑（１９８１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９辑（１９８１年）、１５辑（１９８２年），北京出版社主要参考书目５０９政协北京市朝阳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朝阳文史》第３辑（１９９１年）政协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１９８０年第５辑（总第３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政协江苏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笫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政协天津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０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１９８５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６）·抗日战争写真》，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版政协武汉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２００７年第７期政协陕西省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精编》第１０卷《人物拾遗》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后记我对于七七事变的关注，主要缘于与李惠兰老师的往来，受到她的影响。近年来，李老师先后主编并出版了《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和《七七事变探秘》二书，其搜寻史料的功夫和对那段历史的钻研之深入，令我深为敬佩。尤其是当她谈起七七事变时，那满腔的激情，非常富有感染力，使我在不知不觉中，也对这段历史产生了兴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原以为史实很清楚的七七事变，竟然还存在不少有争议的论题，各种史料也相互矛盾，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评论，依据史料的不同，考察的角度不同，就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论。因此，我也有了加入到这梳理史料、辨别史实的行列中去的意愿。而这本书，正是我在翻检搜集各种史料后，经过归类、对比、分析，编纂而成的初步成果。

我希望这本书有自身的独特性：一、这是一部史料集，却又不是篇篇全文照录式的档案汇编，而是根据各章节内容需要对原始文献进行精选节录，从而用史料简明扼要地反映事件的全过程。二、一切用史料说话，要通过史料回答有关七七事变中存有争议的论题，尤其是要对存在于中日之间关于七七事变历史评论中的分歧进行有理有据的辨析。三、体例上，每章前面有编者对这一章内容的概述；章下以文献史料做主体内容；史料后附有编者解读，以指明史料蕴含的主旨，辨析史料之间的异同。因此，这部书既不同于研究性的专著，也不同于纯粹的文献汇编，而是一部以文献摘录为主、分析解读为辅的史籍。

举世关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的纪念活动，缘于世界人民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的渴望，希望从过去的苦难历程中探究未来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的途径。毫无疑问，留下惨痛历史教训的二战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在人们记忆中淡去，相反，它会时时唤起世人对新的战争动向的警觉。

中日之间至今仍因为历史问题而难以消除隔膜。一位日本学者说，“过去以至今日摆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依然阻碍着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我认后记５１１为其根本在于有关中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的课题还未得到解决”（［日］缬厚：《何谓中日战争？》，申荷丽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２月版，第１０页）。日本某些右翼的、保守的人宣称：“国会的‘反省·谢罪决议’和‘不战决议’，是企图认可战后被歪曲的历史认知，是毁灭我国前途的祸根，决不能容其存在。”（引自［日］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罗萃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５月版，第１２９页）他们认为对战争的反省和谢罪，就是在“被歪曲的历史认知”下的自虐，会对日本人的自信心产生恶劣影响。然而，其不反省侵略战争本身，就是歪曲的历史认知的反映。这对于日本人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未来，能否与邻国和平共处、携手走向未来，都将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七七事变是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以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人们重温那段历史，有助于加深世人对那个历史过程的正确思考，包括日本人民在内，这样的思考对于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友好发展，是有意义的。本书围绕七七事变，以史料为据，用事实说话，希望能为提高世人的历史认知发挥作用，提供镜鉴。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除了得到李惠兰老师的鼎力相助外，还有我的好友———天津博物馆的王昆江、聊城师范大学的马亮宽、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马晓雪，在资料搜集方面所给予的大力帮助，使得编纂者能查寻到许多稀见的珍贵资料。拙荆刘莉萍，不仅日常生活照应有加，亦曾为我查找史料而奔波。另外，原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健屏先生对本书选题的认可、张凉女士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劳，都令我充满敬佩。在此，一并向上述各位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由于编纂时间仓促，书中还有颇多不完备之处，也难免会有一些令方家哂笑的地方。我很期望在２０１７年七七事变８０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还能将本书整理一遍，再出版一个修订本。是否可行，届时再尽力而为吧。

陈益民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