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南京开卷：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四校成品：260*185版心：38*38B05E南京开卷：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四校成品：260*185版心：38行*38B05E

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

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出版社南大序号校次校份数录入文件名组版陈总页码图片图数校对版式送校日期联系电话85992128您对稿件的要求、意见和建议请直接与生产责任人孙志洋联系（13813855199）。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　/　吴格非,　孟庆波主

编.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7

ISBN　9787305082719Ⅰ.　①徐…Ⅱ.　①吴…②孟…Ⅲ.　①汉学－汉代－

文集Ⅳ.　①K234.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7466号

出版发行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汉口路22号邮编210093

出版人金鑫荣书名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

主编吴格非孟庆波

责任编辑徐熙编辑热线025照排南京开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1/16印张　25.25字数　583千

版次2020年7月第1版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08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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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吴格非孟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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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海燕李晟文李晓军李志强

刘照建徐明于克南赵彦春

9.0南京开卷：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四校成品：260*185版心：38*38B05E南京开卷：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四校成品：260*185版心：38行*38B05E汉代器物与墓葬研究“汉代河图”画像石初探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汉代河图”画像石初探李志强作者简介：李志强，淮海经济区收藏家协会联谊会会长，徐州市收藏家协会会长。徐州市收藏家协会摘要：汉画像石是我国汉代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徐州出土的东汉时期“汉代河图”汉画像石，记录了汉代人所绘河图的真实面目：河图的产生与上古天文历法和宇宙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图式，它是上古时代“观日测时”的图像记录，其基本构图源自五千年前良渚文化祭坛（即天文台）平面图，即日晷的原始形态；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它记载了从远古到汉代河图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即由上古天文历法的图像记录——八卦的产生——以周易哲学思想为主导的易图——汉代河图的确立。“汉代河图”充分体现了《周易》简易、变易、不易的特性，是汉代象数易学立象尽意的代表作，是早期易图学经典作品。同时也是汉画像石艺术之杰作。据笔者考证，这幅“汉代河图”是目前唯一存世的汉代同类作品。关键词：汉代河图；画像石；八卦；周易；易图学Title:　A　Preliminary　Probe　into　the　Portrait　Stone　of　the　Han　Dynasty　HetuAbstract:　Han　Dynasty　portrait　stone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arrier　in　the　Han　Dynasty　of　China.　The　Han　Dynasty　portrait　ston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Xuzhou　recorded　the　true　features　of　the　Hetu　drawn　by　Han　people:　the　origin　of　the　Hetu　ha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ncient　astronomical　calendar　and　the　cosmology.　As　a　kind　of　schema,　it　is　an　image　record　of　the　“time　of　the　sun”　in　ancient　times.　The　basic　composi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floor　plan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Altar　(the　Observatory)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that　is,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sundial;　as　a　cultural　product,　it　records　the　process　of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etu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Han　Dynasty,　that　is,　from　the　image　record　of　the　ancient　astronomical　calendar,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Eight　Trigrams,　then　the　Yitu,　led　by　Zhou　Yi　philosophy,　and　fin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etu　in　the　Han　Dynasty.　The　“Han　Dynasty　Hetu”　fully　embodies　the　simple,　easytochange,　and　the　unchange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t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Eight　Trigrams　in　Han　Dynasty,　and　is　a　classic　work　of　early　Yi　Diagrams.　It　is　also　a　masterpiece　of　Han　Dynastys　stone　ar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research,　this　“Han　Dynasty　Hetu”　is　the　only　similar　work　in　the　Han　Dynasty.Keywords:　Han　Dynasty　Hetu;　Portrait　Stone;　Eight　Trigrams;　the　Book　of　Changes;　Yi　DiagramsAuthor:Li　Zhiqiang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ctors　Association　of　Huaihai　Economic　Zone,　and　the　President　of　Xuzhou　City　Collectors　Association.1998年，徐州地区出土了一件构图独特、结构新奇的东汉时期汉画像石，此后不断有人试图解读它，然而直到2006年仍无结果。之后，经深入探究，笔者认为这是一幅已亡佚一千八百多年的“汉代河图”，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该图与古籍史料所记载的汉代河图的主要内容及特征基本吻合，且包含着某些早已失传的汉代以前河图文化的重要信息。“汉代河图”昭然面世并非偶然，东汉时期河图洛书与汉画像石是同时兴盛的两种文化产物，汉画像石被称为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和历史画卷，而盛极一时的河图洛书则极有可能刻画在汉画像石上而被保留下来。何为“汉代河图”的基本特征？朱伯崑先生曾指出：“汉人所说的河洛，同《周易》究竟有何种关系，龙马所负之图是什么图式，同卦象又有什么联系？”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2卷，昆仑出版社，2004，第13页。也就是说，汉代河图与“周易”“八卦”“龙马”等事物及其关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汉代河图”能够较好地解答朱伯崑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为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河图文化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和新的视角，也为古代易图学研究提供了参考。在艺术方面，“汉代河图”创造性地以三维立体的方式来表现宇宙观和哲学理念，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紧密结合，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堪称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历史丰碑。本文首先对先秦两汉典籍中关于“河图”的代表性说法做一简单梳理；然后，对“汉代河图”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一、　先秦两汉“河图”说先秦两汉典籍中均有关于“河图”的记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先人对“河图”的认识和理解。试列举一些代表性的说法如下。(一）　先秦“河图”说河图与上古宇宙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先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即“仰观俯察”的图像记录。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的宇宙观是靠“图画”和“语言”来记载和传播的。太阳是上古时代天人观的主体，太阳崇拜、太阳图腾是我国史前文化的重要内容，太阳又是古代天文学的主要观测对象。在良渚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古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相关文物。将这些文物上的“图画”结合先秦典籍关于河图的记载来考量，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图1《汉代河图》汉画像石拓片

图2甲骨文“易”

1.　《尚书》“河图”说《尚书·顾命》记载了在周成王死、周康王继位的大典上所陈列的各种礼器：“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此“河图”之性质，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是一种带有图案或文字的玉器。古代帝王掌握了天文历法就等于掌握了“君权天授”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第63页。的统治权，而刻有天文历法图案的玉器则成为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的祭器。周康王举行的继位大典实际上是以祭祀天地为主要内容的一次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场所应该是在祭坛上，“河图”应该是刻画天文历法图案的祭祀礼器。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玉龟板。安徽含山凌家滩４号墓属于5　000多年前大汶口晚期文化，玉龟板是一种高等级的祭祀礼器。陈久金、张敬国两位先生认为玉版上八等分圆的作法可能与太阳方位及时节有关，而《易经》八卦与时节和方位是一一对应的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第14—17页。。陆思贤、李迪两位先生强调玉版图案与冬、夏二至日出、日落方位及四时八节之间的关系，将玉版称为“观象授时玉片”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72页。。刘正英先生认为玉版四角圭形纹饰所指的方向就是冬、夏二至日出、日落方位刘正英：《含山玉片新解》，《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第64页。。更有很多学者认为玉龟板就是河图或洛书，而玉龟板与“汉代河图的”的共同之处，是以上古天文学为主要内容。因此，周康王的“河图”与凌家滩玉龟板的性质、意义和内容应是基本类似的。2.　《系辞》“河图”说《系辞》曰：“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按照《系辞》本意，前三象即：“天生神物”“天地变化”“天垂象”均属自然现象，显然都与太阳有关；第四象“河出图”当不例外，因此这个“河图”亦与太阳有关。而“圣人则之”是说伏羲因河图而画出八卦，说明河图与“易”有着必然的联系。“易”是太阳的哲学术语，乾卦的逸象为“日”，“易与天地准”，“易以道阴阳”，《系辞》中的这些说法都有太阳东升化生阴阳天地之意。“易”的甲骨文字型正是太阳初升海面的情景（图2），台湾学者黄振华先生认为，“易”的本意即是日出大海之意，所谓“河出图”，实际上就是“海出日图”。因为由于甲骨文中没有“海”字，在文字产生之前，先人有可能将河流与大海统称为“河”，故称“河出日图”而不称“海出日图”，简称“河出图”，再简而称之“河图”。因此“易”的产生与“河图”的产生同根同源。3.　《论语》“河图”说《论语·子罕》篇云：“子曰：‘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凤鸟为太阳的图腾神，“凤鸟不至”即太阳不出，太阳不出则“河图不出”矣。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河图”与太阳文化的密切联系。4.　《墨子》“河图”说《墨子·非攻下》篇云：“赤鸟衔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太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赤鸟即凤鸟，绿图即河图。此语正是“凤鸟不至，河图不出”的翻版——赤鸟至，河图出，与“河出图，洛出书”如出一辙。似乎“赤鸟衔圭”中隐藏着远古时代河图的秘密,关键问题就在于怎样解读“赤鸟”“圭”“河图”三者之间的关系，详情请见下文。5.　《系辞》“仰观俯察”说《系辞》云：“古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说是伏羲造八卦的重要依据。在汉画像石中，伏羲手持“规矩”的图像寓意着“伏戏苍精，出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蒋英炬.吴文琪：《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第53页。也就是说“圭”与“卦”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圭”与“卦”与河图亦有一定的联系。上述先秦典籍中所涉及的河图均有一个显著特点：都是以与太阳有关的河图作为主题内容，反映了人们对河图的较原始的认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图的产生与太阳有关。而汉人对河图的解释则有明显的不同——直言河图与八卦有关。(二）　汉代“河图”说最早直言河图即为八卦的是西汉武帝时期学者孔安国，《尚书·顾命》孔安国注：“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西汉刘歆所持说法与孔安国完全相同：“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汉书·五行志》。。西汉杨雄在《核灵赋》中则进一步视河图为周易的来源：“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王充以反对符命灾异说著称，但他也认为河图即八卦，洛书即九畴。东汉末郑玄注《春秋纬》：“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天苞”即河图，是说河图由乾卦而出，也认为河图与八卦有关。汉魏之际经学家王肃也持河图八卦·洛书九畴之说。可见河图即八卦学说在汉代占主导地位，其形成必然有其一定的根据，那种认为河图八卦说是“编造”的言论是没有根据的。两汉时期，随着汉易象数学思想理论在社会上普及深入，以图配书的汉代图书学兴起，河图洛书以图书的形式流行于世。东汉以降，由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河图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沦为谶纬符瑞之类，成为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自南宋大明（公元457—464年）中“始禁图谶”，至魏孝文帝大和三年（公元477年）焚“图谶秘纬”《纬书集成·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2页。，之后又受到多次严厉打击而亡佚，时至今日，隋唐以前的河图已无一存世，我们所见到的河图以宋代刘牧的黑白点河图为最早参见郭彧：《易图讲座》，华夏出版社，2007，第39—43页。李申：《易图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因此，“汉代河图”画像石的出现，是汉代图书学史实的一个重要发现，证实了汉代河图在汉代象数易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绝不仅仅是谶纬神话之类。形成于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赞扬国泰民安：“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郑玄注云：“马图，龙马负图而出也。”何为龙马？古人认为：“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为騋，六尺为马。”《周礼·夏官》。在易传中，乾卦的卦象为龙，坤卦的卦象为牝马，龙马之象实为乾坤之象，即天地之象，亦河图之象。“龙马负图”说作为一种神话，一直流传至今。王充的河图八卦说见于《论衡·正说篇》：“《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王充的观点与众不同且十分鲜明：《周易》既是《河图》，《河图》不是人为所作，而是伏羲得于自然。“演作之言，生于俗传”则更加强调河图八卦自然说。此说与“汉代河图”的内容非常吻合。二、　“汉代河图”解读“汉代河图”是一千八百年前汉代人所认知的上古宇宙观和天文学的客观图像记录，实际上是一幅以周易哲学思想为指导以上古时空体系平面图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图式，其主要内容包括：1.　上古的祭坛平面图是其基本图式；2.　由“观日测时”的图像记录演绎出八卦的义理和卦爻爻象，揭示了八卦产生的真正原因；3.　以周易哲学思想为纲统领全图，构成了一幅精美的易图。先秦和汉代关于“河图”的种种说法与“汉代河图”的出现，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汉代河图”究竟产生（或被解读）于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它的存在才有汉代“河图”说。“汉代河图”由“赤鸟衔圭图”“原始八卦图”“乾卦日象图”“阴阳两仪图”“飞龙在天图”“二盘龙图”等六部分组成，试分述之。(一）　仰观俯察：赤鸟衔圭图与飞龙在天图时空观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很久很久以前，先民就建立了以白天观测太阳、夜晚观测北极为主要内容的时间观测系统。最早的测时手段是“立竿见影”，“至少在中国可说是如此”。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而“竿”是古代天文史学家所称“圭”的前身。在《周易》的卦爻辞和《尚书》中，并没有“卦”的字样。“卦”字从圭从卜，“圭”是什么呢？《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载：“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是说圭长五尺，用于测量太阳和大地，即用于“仰观俯察”。陈遵妫先生说：“所谓圭，它的前身就是《周礼·考工记》所提到的土圭，是一种石或玉制的短尺，把圭和直立的竿装在一起，统称圭表。”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705页。圭表是人类最早的观日测日、观象授时的工具，在汉代也称为“规矩”。《淮南子·天文训》记录了更先进的“两圭表”（一根定表，一根游表）测定方位的方法：“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由此而测定出正东正西方位，最早的子午线显然也是由表测出来的。“当人们发明了表这种最原始的天文仪器之后，他们其实已经懂得了如何利用对空间的测量而最终解决时间问题。”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第9页。将圭表测影方法移植到特制的石板或木板上，便产生了“晷仪”，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晷仪是秦汉时期的。从晷仪的形态和使用方式看，应与良渚文化回字形祭坛的测年方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汉代河图”中的“赤鸟衔圭图”和“飞龙在天图”所刻画的就是这一情景。“赤鸟衔圭图”在“汉代河图”的中下位。图案上方是“赤鸟衔圭”，其一凤一凰相对而立，凤鸟口衔一“圭”，图3飞龙在天图

实为《墨子·非攻下》“赤鸟衔圭”之象。此“圭”位于画像的中央，所表现的是在原始祭坛上所设的“定表”。此定表与右侧的“游表”（即“飞龙在天图”）遥相呼应，描绘的是《淮南子》所述使用“两表测日”的情景。凤凰是太阳的图腾，在图中象征着天。关于传说中凤凰的形象，《山海经》描写道：“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凤凰之下是鸾鸟，《说文解字》说鸾鸟“赤色，五彩，鸡形”，亦寓意吉祥。在鸾鸟之下，是一匹马牵引着一辆轺车，车上端坐一人。牝马是坤卦之易象，象征地。此马非凡马，头上长有两只角，是为龙马，龙马角的样子与画像中龙的角完全相同，龙马身材高大，与“马八尺为龙”的古说相符。由此构成了以“天地人”三才为主题的图式，所表现的是“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的周易哲学思想。“飞龙在天图”（图3）位于整个画像的右侧，形状似一立竿如“|”，上下贯通于整个画面，它就是“游表”。许慎在《说文》中对“|”这个符号的解释是：“上下通也”，其含义与立竿见影相同。图案中由上至下排列着龙、凤、皇、鸾、庶鸟，龙为群首，其势直冲云天，是为《周易乾卦》九五爻“飞龙在天”之易象。该图取材于《淮南子·地形训》中一种古老的生物繁衍理论：“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皇，凤皇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当先人将古老的图腾刻画在圭表上，这件被视为通天神物的圭表便成为神权的象征——图腾柱，而图腾柱是上古社会氏族的标志和权利的象征，它经历了立竿见影—圭表—图腾柱—华表的历史演变过程。(二）　观日测时：原始八卦图“圭”还有一种解释：以土石堆垒而成的测日工具——祭坛，即所谓“土圭之法”。因此“卦”字有“在祭坛上占卜”之意，可见八卦是与祭坛有一定关系的。土圭实际上也是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台，“商朝叫做神台，周朝叫做灵台。春秋时代，有些诸侯设立的天文台，叫做观台”，其性质是共同的：“既是天文观测基地，又是奉神占星的场所”，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24页。也是祭祀神灵的祭坛。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祭坛遗址是新石器时期牛河梁红山文化祭坛遗址，而具有实际观日测日功能的祭坛，当数浙江余杭瑶山、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图4），考古专家认为“祭坛原初的设计功能应该是用来观测太阳方位进行测年的场所。祭坛的形态，是为了能够准确记录两分两至、日出日落影像而设计的”刘斌：《良渚文化的祭坛与观象测年》，《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5日。。陈剩勇先生在《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提出，中原夏商周社坛（即祭坛）正是渊源于良渚文化祭坛。良渚文化瑶山祭坛的结构形状为：“顶部主体部分为覆斗状结构，基本为正南方向，东西长约24米，南北宽约18米，西北角保存较好的石头护坡部位，应基本为原有的高度，垂直高度约0.9米。在祭坛顶部偏西的位置，以挖沟填筑的方式形成回字形灰色土框，外框南北长约11米，东西宽约10米，图4汇观山祭坛平面测绘图刘彬作

内框宽约1.7—2.1米，深0.65—0.85米。”刘斌：《良渚文化的祭坛与观象测年》，《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5日。有学者经实地观测发现：“冬至日，看到日出的方向正好与两座祭坛的东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北偏东135度，而日落方向正好与祭坛的西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225度。夏至日，看到日出的方向正好与两座祭坛的东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北偏东45度，而日落方向正好与祭坛西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305度。春分、秋分日的太阳则恰好从祭坛的正东方向升起，从祭坛的正西方向落下。”刘斌：《良渚文化的祭坛与观象测年》，《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5日。先民通过精心测量所设立的瑶山和汇观山祭坛的六个方位，既是日出日落的观测点，也是两分两至的方位标志，由此能够观测到四时的变化以及计算出一个回归年的时间，从而建立起以四方、四时为核心的原始方位体系和计时体系，即原始时空体系。这种人类认识和探索自然的天文学成果为《周易系辞》记录下来，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在天成象”即太阳在空中的形象；“在地成形”即圭表投在地面的日影，随着太阳的运动便产生阴阳的“变化”，阴阳变化而产生八卦。图5原始八卦图（示意图）李志强作

“汉代河图”汉画像石的基本结构与瑶山和汇观山祭坛基本结构相同，“汉代河图”的基本图式应由此而来。“原始八卦图”（图5）是“汉代河图”的组成部分之一，即画像石的凹槽部分，亦即祭坛的凹槽部分。其设计原理体现了祭坛的基本理念，其方位坐北朝南。从形式上看，画像以一门形凹槽式框为基本构图（面积：高97.5厘米，宽71.5厘米，深20厘米），与汇观山祭坛“挖沟填筑的方式形成回字形灰色土框”形式基本相同。然而，画像石为何采用这种凹槽的形式？其作用和寓意如何？“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合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道”无形无象，其状态如何用艺术形式来表现？前所未见。“汉代河图”中的“原始八卦图”创造性地以石刻的长宽高三维立体方式来表现，采用“凹槽”的形式，即可以模拟“道”的包容性——是生两仪、四相、八卦；也寓意着“道可道，非常道”的哲理。同时，此“道”也象征着太阳运行之道，时空变化之道，蕴涵着阴阳互动的法则。在“汉代河图”中所表现出的阴阳、四时、六方位、八卦诸形象，均由此“道”而化生，实际上，这个“道”等同于《易传》所说的“太极”，太极生八卦理论在这里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原始八卦图”在祭坛平面图的基础上，将祭坛的六个方位用更加直观的六个凸形方块来表示，因为这六个标志所表现的是天地化生之“子”，也就是乾坤之子。于是，“乾坤生六子”应运成象；“乾道生男，坤道生女”《易传·系辞》。顺理成章。《系辞》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为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为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再索得女，故为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为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为之少女”。画像中，乾和坤位居上方，乾在左，坤在右，即所谓“天地定位”，定出“乾道”和“坤道”。乾于乾道（左）化生震、坎、艮，分别合于冬至日，春、秋分和夏至日出的方位，属阳；坤于坤道（右）化生巽、离、兑，分别合于冬至日，春、秋分和夏至日日落的方位，属阴。从而形成了“六子”之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薄，水火相射”马王堆帛书《周易》。通行本《易传·说卦传》为“水火不相射”。的关系。这种关系从画面上看，为两两相对的三对“子”，其中的每一对构成了一个“”阴爻符号，而三个阴爻则构成了一个坤卦符号。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阴爻以及坤卦符号产生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的上古天文学。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西汉马王堆帛书《易经》要早于今本《易经》，而“帛书《易经》的卦序是按照父母六子卦的次序排列。”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商务印书馆，2007，第153页。“原始八卦图”告诉我们：该图八卦以“乾坤生六子”的形式排序，是最接近于八卦原始形态的纪录。(三）　大哉乾元：乾卦日象图“乾为日”是西汉焦延寿《焦氏易诂》的一个重要易象，是说乾卦的易象为日。《易传·系辞》曰：“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乾坤则几乎息矣”。有学者认为：“这段话是孔子对《周易》六十四卦的思想所作出的最全面、最精确的阐释。”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序，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第4页。是说乾坤两卦在《周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纲领作用。乾卦为八卦之首，《彖传》对《乾卦》做了进一步阐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对乾卦的筮法意义和哲学意义的高度概括，其中有两种重要的物象：图6乾卦日象图

1.　“大明”大明就是日，《礼记·礼器》曰：“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郑玄注：“大明，日也。”2.　“六龙”六龙即乾卦六爻之爻象，“六龙御天”的哲学意义，是乾卦阳刚雄健之象征。“乾卦日象图”就是以这两种物象为内容所构成的易图。乾为易之首，龙为乾之象。在整个“汉代河图”画像石中共有六条龙，而这六条龙是根据乾卦六爻爻辞而塑造的艺术形象，或者说是乾卦六爻的意象。“乾卦日象图”（图6）实际上是一个由三条龙组成“日”字，而这三条龙所表现的是乾卦的初九爻、九二爻、九四爻的意象，即：第一龙：乾卦初九爻“潜龙勿用”之意象。“日”字是一个象形文字，中间的一横象征着“地平线”（阴阳分界线），在该图的下方即“日”字的左下方位有一条龙，龙头朝上直抵“地平线”，寓意龙在水中或地下。第二龙：乾卦九二爻“见龙在田”之意象。在“地平线”上，刻画着一条横卧着的龙，龙头向右，寓意龙出现在大地上。第三龙：乾卦九四爻“或跃在渊”之意象。一条龙从“日”字的右下方腾跃而起，经过两个转折，龙头转向下欲与“浅龙勿用”之龙头相对，寓意龙跃起后又回到深渊。这三条龙只见龙头不见龙身，龙身被水波纹饰所笼罩，刻画的是龙在水中的情形，表现的是河出龙图的情景。“乾卦日象图”以乾卦为纲，纲举易张，形不易，乃变易。完美而充分地体现了周易“简易、变易、不易”的特性，是汉代象数易学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周易象数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四）　阴阳之道：阴阳两仪图“阴阳两仪图”（图7）的形状呈“一”字形（8*65厘米)，两头为圆头，一条龙横在其中，龙头向右，龙的头尾两端各有一个圆圈（直径约1厘米），是为阴阳两极，两极即“两仪”，故名为“阴阳两仪图”。“阴阳两仪图”在整个画像中处于极为显要的地位：不仅位居中央，而且占据全石最高层面（该石共有五个层面，后作详述），显然其重要性非同一般。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道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是《周易》哲学的根本所在。在“原始八卦图”中，“阴阳两仪图”是连接“乾道”与“坤道”的纽带，亦即阴阳往复的通道，而“两仪”是阴阳互动的起始点。太阳从东到西即从阳到阴；太阳由西到东则是从阴到阳，阴阳相得，阴阳互动，都要通过此道。“阴阳两仪图”具有以下特征：图7阴阳两仪图

1.　“阴阳之道”之易象应是太阳运行的轨迹。太阳在空中运行的轨迹是一个抛物线，投影在地面上则是一条直线，就是一个“—”字形。随着寒来暑往太阳周而复始地运行，“—”相应地在地平面上作东西和上下的往复运行。图中“阴阳之道”即“—”所处的运行的位置是：在由冬至方位往下运行的过程中尚未与春（秋）分方位完全重合，但有即将重合的趋势；与此同时，在由东往西运行的过程中尚未完全到达到日落方位，但有即将到达的趋势。通过对真实情景的模拟动态刻画，“—”为纯阳，为动，为刚，为健的特性得以充分体现，“—”由此而成为阳的标志，亦即成为阳爻的爻象。这就是汉代人所认知的阳爻“—”产生的原理。2.　由“原始八卦图”可知，坤卦经卦卦体产生的原理，坤卦所体现的特性为纯阴，为柔，为静，为顺，当运动的阳爻“—”与静止的阴爻“”分别对应时，便产生出了八卦的各个卦体。《系辞》云：“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将“阴阳两仪图”与“原始八卦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形成了一个“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的八卦动态模型，八卦的产生昭然若揭。建立象数模型是《周易》立象尽意的一种主要形式。由“赤鸟衔圭图”“原始八卦图”“乾卦日象图”“阴阳两仪图”“飞龙在天图”“二盘龙图”所组成“汉代河图”，就是包括阴阳、太极、八卦等一系列易学符号的“周易象数模型”，它具有以下特征：1.　是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关于天地人运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高度概括的图示。2.　以极简单抽象的形式，表现了河图文化的历史进程：“原始八卦图”反映的是远古的信息；“乾卦日象图”反映的是先秦至西汉的信息；“赤鸟衔圭图”反映的是汉代的信息。3.　其内容涉及《周易》中诸多重要理念，是《周易》哲学思想体系的浓缩之象。图8二盘龙图

(五）　“二盘龙图”“二盘龙图”（图8）的位置在画像石右侧的门柱（见下文）上。柱身的浅浮雕纹饰为两条盘龙，故称为“二盘龙图”。山东苍山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汉画像石墓的门柱上有类似的“二盘龙”。柱上有铭文曰：“中直柱，双结龙，主守中，辟邪殃”，可见龙柱的主要作用是镇守和辟邪。这两条龙加上前面所述的四条龙共计六条龙，正与乾卦的“六龙”相合。此二龙所寓意的是九爻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和上九爻“亢龙有悔”。所谓“夕惕若历”是说夜晚也要警惕会出现的危险，盘龙所在的西向方位，寓意其时已是太阳西下的夜晚，与爻辞的特定时间相吻合。所谓“亢龙有悔”是说龙飞到极限的地方会有灾难，盘龙所在的位置已远离主图，其“飞到极限”的寓意一目了然。三、　汉画像石的结构(一）　三维立体结构汉画像石墓室的结构和设置一般都是仿照地面住宅建筑设计的，因此，在作为建筑构件的汉画像石上常见有门柱窗户等设置，“汉代河图”画像石即属这种类型。在该石上，除正面为画像主图外，还设有窗户和门柱，由此可知这是一件墓室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隔墙。这类形制的墓室可见于徐州茅村汉墓《徐州茅村画象石墓》，《考古》1980年第4期。和徐州白集汉墓《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1年第2期。。门柱在该石的右侧面，窗户（为镂空雕刻）在该石的中上部。门柱柱体分为三个部分：1.　上为栌斗，刻有装饰花纹。2.　“二盘龙图”（详见上文）。3.　柱础是一只圆雕山羊（图9），双角盘卷,呈卧姿，它昂首引颈。在汉代，“羊”通“祥”，“羊像”即“吉祥”，以圆雕羊做柱础的实例还见于徐州茅村汉墓，是汉代民俗文化的一个特色。汉画像石带圆雕山羊类型的艺术作品此为国内仅见。图9圆雕羊柱础

图10汉画像石结构图李志强作

从汉画像石结构图（图10）来看，石刻在高度上共分五个层面，由低到高依次排列为:第一层：“赤鸟衔圭图”——天地人；第二层：“原始八卦图”——道；第三层：乾坤及六子——八卦；第四层“乾卦日象图”（为画像石的基本面）；第五层：“阴阳两仪图”居于最高层面。“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周易哲学的重要理念，也是“汉代河图”的指导思想。画像作者利用三维立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充分拓展石材的纵向空间，以由低到高的层次来对应这一理念中由低到高的数字递增状态。比如，以最大的幅度和深度表现“道”（即“太极”）；以最高层面来表现“阴阳”等，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图11商周金文八卦符号

这种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汉画像石艺术中是极为罕见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位汉代易学家、艺术家的姓名，但他的才学、修养以及人格魅力，令人为之赞叹。该石出自徐州附近地区，现收藏于民间。(二）　神秘符号：八卦与六十四卦“汉代河图”画像石在乾、坤、震、巽、离、坎、艮、兑等八个“子”卦上，刻有两种线条，即直线“—”和锯齿状曲线。这两种线的数量各32根，共64根，即合64卦之数，亦合两两相对的32卦之数（见图4），其形式与商周金文八卦符号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图11）颇为相似。这64个符号分布在八个“子”卦上，共八组，每组的数量和排列组合状况不尽相同，但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可循。《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说：“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另有掌“三易”而知“九筮”之说。“九筮”即九种筮法，失传了八种，只传下《易传》记载的一种。这组符号是否是其中的一种？与八卦的起源以及六十四卦的形成有何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四、　结论综上所述。“汉代河图”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　河图与中国上古宇宙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上古先人认识世界即“仰观俯察”和改造世界即“观日测时”的图象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图式，它发展演变到汉代，才逐步形成了“汉代河图”图式。（二）　上古宇宙观（天人观）和上古天文历法是八卦生成的理论基础，八卦卦象是在此基础上直观思维的结果，河图是这一结果的图像记录，“汉代河图”传承了有关的原始图像记录，是八卦起源的一个重要的实物见证。（三）　“汉代河图”是我国最早的易学象数模型之一，是象数易学“立象尽意”的经典之作，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河图，建立完整的易图学体系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四）　“汉代河图”以其特殊性揭示出了汉画像石研究的一般规律，给人以“以图证史，据象鉴史”的启示；还提示我们，在汉画像石这个亟待开发的文化宝库中，蕴藏着许许多多宝贵的文化现象和历史信息，我们期待并相信会有更多的重要发现。徐州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序列、墓主及相关问题徐州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序列、墓主及相关问题刘照建作者简介：刘照建，徐州博物馆副书记、副馆长，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徐州市拔尖人才，徐州市优秀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徐州两汉文化系列研究。徐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摘要：本文通过对西汉前期楚王墓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研究，排出前期三座楚王墓的序列和墓主，重新讨论了楚王山墓主问题，并解释三墓形制异常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徐州地区楚王墓发展演变“三期说”。本文除了对前期三座楚王墓的墓主指出对应关系外，对于其他楚王墓和墓主的对应关系仅仅提出问题，不做讨论，待来日详细材料公布后再进行深入研究。关键词：西汉；楚王墓；序列；墓主Title:　The　Temporal　Sequence　and　the　Occupants　of　the　Vassal　King　Tombs　of　the　Chu　State　of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in　Xuzhou　Area　and　Relevant　IssuesAbstract:　Focused　on　the　tomb　structures　and　grave　good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emporal　sequence　and　the　occupants　of　the　tombs　of　the　vassal　kings　of　the　Chu　State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es　on　the　structures　and　layouts,　opening　techniques　and　protective　facilities　of　the　tombs　at　Shizi　Hill,　Beidong　Hill　and　Tuolan　Hill,　this　paper　clarified　the　succession　of　their　developments；meanwhile,　by　analyzing　the　grave　goods　of　these　three　tombs　which　bore　clear　temporal　features,　such　as　the　jades,　potteries,　coins　and　seals,　this　paper　further　clarified　the　exact　sequence　of　these　three　tombs,　which　were　that　at　Shizi　Hill,　Beidong　Hill　and　Tuolan　Hill,　from　the　earliest　to　the　latest.Key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King　Tombs　of　Chu　State;　Temporal　Sequence　and　Occupants　of　King　TombsAuthor:　Liu　Zhaojian,　deputy　party　secretary,　deputy　director　Xuzhou　Museum,　Jiangsu　Province　“333　highlevel　personnel　training　project”　researcher,　Xuzhou　top　talent,　Xuzhou　outstanding　expert.　Specializing　in　a　series　of　researches　in　Xuzhou　Eastern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culture.一、　引言西汉初年，高祖刘邦为巩固统治，剪除异姓王，大封同姓王。公元前201年，其同父异母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从此开启了西汉楚国200余年的历史，中间支系虽有变化，但均为同姓楚王，共传十二代。按照汉制，这些楚王均葬在楚国（今徐州）境内。近年来徐州地区已经发现发掘八处楚王墓。学者们一般以墓主身份明确的龟山楚王墓为界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将八处楚王墓分为前后两期，其中一致被认为是前期楚王墓的有:楚王山刘照建、梁勇：《徐州铜山县楚王山汉墓群考古调査》，《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第247—254页。、狮子山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北洞山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第180页。、驮篮山邱永生、徐旭:《徐州市驮篮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2，第173—174页。。这四座楚王墓形制巨大，出土遗物数量众多，对于研究西汉初期楚国政治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已成为近年学术研究的热点。但是由于徐州楚王墓材料多未正式公开发表，学者们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对墓主问题认识分歧较大，最受关注的是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座楚王墓。狮子山楚王墓正式报告尚未发表，近年来关于狮子山楚王墓研究文章已经达20余篇，关于墓主有二代刘尊志：《西汉时期前三代楚王年龄及其墓葬初探》，《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231—239页；耿建军：《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考古》2000年第9期；刘照建、张浩林:《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刘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文博》2002年第2期；孟强，《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刘尊志：《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盂强：《从随葬品谈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2006年第9期；梁勇：《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与墓主问题的再认识》，《考古》2006年第9期；冉如波、陈海霞:《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7年第2期。、三代之说韦正、李虎仁、郎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王云度：《狮子山汉墓墓主刘戊说释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第45—49页；葛明宇：《狮子山楚王墓墓葬年代与墓主初考》，《两汉文化研究K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240—249页；王云度：《试析叛王刘戊何以能安葬狮子山楚王陵墓》，《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204—215页；赵平安：《对狮子山楚王陵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认识》，《文物》1999年第1期；郑刚、李春雷：《楚天汉韵一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纪实》，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第202—209页；宋治民：《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韦正：《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墓主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王恺、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三联书店，2005，第138—140页；李春雷、李红：《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研究》，《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甚至有四代、五代之论黄盛璋：《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与出土印章问题》，《考古》2000年第9期。。北洞山楚王墓正式报告已经发表。报告认为墓主是第五代楚王刘道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第180页。，但是该报告一经出版，其结论便受到广泛质疑，多数学者认为其墓主应为第四代楚王刘礼刘尊志：《试论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考古与文物》2007年增刊；刘照建、边策：《也谈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墓主和时代》，《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另外，梁勇、耿建军、周保平、孟强等学者在其相关研究文章中，也都认为北洞山楚王墓墓主应为第四代楚王刘礼。，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邱永生、茅玉：《北洞山西汉王陵考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葛明宇、孙凤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中国文物报》2004年第11月19日第7版；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年代与墓主探讨》，《考古》2009年第9期。史书关于第二代楚王的名称记载不一，有“郢”和“郢客”两种，故本文一般称之为刘郢（客）。，或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彼此之间观点迥然不同，墓葬序列和墓主归属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搞清楚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序列和墓主具有重要学术意义。首先，西汉前期楚王墓深刻反映楚国历经王国始封、叛乱和削地的历史过程，对于研究汉初封国制度发展演变和王国封地变迁历史将提供有益的参考。其次，西汉前期楚王墓出土遗物众多，反映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社会发展盛况，对于汉初玉器、钱币、印章、兵器等断代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最后，正确排列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序列和墓主，有助于全面揭示西汉十二代楚王墓的发展演变规律，对于今后勘察、寻找和保护尚未发现的其余楚王墓，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鉴于此，笔者拟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对西汉前期楚王墓序列和墓主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楚王山墓主问题、狮子山、北洞山两座楚王墓墓葬形制异常原因作出解释。在此基础上对全部的十二代西汉楚王墓排序作出重新思考，对其发展演变规律提出新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楚王山楚王墓未经过正式发掘，虽然多数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认定墓主为第一代楚王刘交梁勇、耿建军、孟强、刘尊志、刘照建、周保平、葛明宇、李银德等诸位先生认为楚王山墓主为刘交。但是李银德先生后来又言楚王山墓为石券顶结构，这在西汉文帝时期尚未闻见，与刘交墓所处的时代不甚相符，因此其墓主也许要在发掘之后才能清楚。见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5—16页。，但从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该墓可能并非早期楚王墓。因此笔者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比较研究中，研究对象是狮子山、北洞山和驮篮山三座楚王墓，对于楚王山的墓主和时代将在本文第四部分专门讨论。二、　墓葬形制排序对于狮子山、北洞山和驮篮山这三座西汉前期楚王墓，多数学者的排列顺序是狮子山、驮篮山、北洞山梁勇、梁庆谊:《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及排列顺序》，《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188—203页；周保平:《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序列浅说》，《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216—230页；孟强、钱国光:《西汉早期楚王墓排序及墓主的初步研究》，《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169—187页；耿建军:《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考古》2000年第9期；邹厚本:《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第227—270页；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文物》2001年第10期；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第180页；刘照建：《徐州地区大型崖洞墓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周保平、刘照建:《西汉楚王陵墓形制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部分学者则认为其顺序是北洞山、狮子山、驮篮山葛明宇、孙凤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第7版；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年代与墓主探讨》，《考古》2009年第9期。。两种排序方法，均认同狮子山排在驮篮山之前，但是对于北洞山的认识则分歧较大，前者将北洞山排在狮子山、驮篮山之后，后者将其排在狮子山、驮篮山之前。现在北洞山楚王墓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版，我们将以北洞山楚王墓为坐标，对三墓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准确排出三座楚王墓的先后顺序。三座楚王墓均分布在徐州附近的山上，规模大小不同，彼此之间距离远近不等，但与徐州市距离均不超过10公里（图一）。狮子山楚王墓位于市区东南的狮子山南坡（图二），墓向朝南；狮子山海拔61米，山南一片开阔的平原，其北侧是羊鬼山，西北是绣球山，绣球山西北500米是当地最大的骆驼山，向西2　000米是黄河故道（古泗水），由西北向东南流过。北洞山楚王墓位于市区东北10公里北洞山南坡（图三），墓向朝南；北洞山海拔54米，北侧有后楼山，后楼山西有土山，东南200米是桓山同治《徐州府志》引旧志记载：“以此山（桓山）西北数十武（步）复有南北二山。南山顶有土堆，北山之西数武（步）又有土山，皆人力所为。”南山即今北洞山楚王墓所在之山，北山今名后楼山，后楼山之西的土山，现为大片民居覆盖。，南与青山头隔河相望。驮篮山楚王墓位于市区东北的驮篮山南坡（图四），墓向朝南；驮篮山海拔69米，有东西并列的两山头，山体呈东北至西南走向，东侧有无名小山包，西有陶楼山，南约1　000米有蟠桃山，西南1　500米有东洞山。三处楚王墓都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彭城以东徐州虽然历史上屡遭水淹，但城的位置却少有变动，长期以来传说“城下有城”，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市内金地商都地下城考古发现了汉代宫殿遗址，证明徐州城2　000余年来位置一直没有改变。，狮子山位于东南，北洞山和驮篮山位于东北。三墓选址都不在高山之上，一般选择低缓的石灰岩小山丘，海拔高度一般在60米左右。三墓在空间环境中还表现出若干的共同特点，诸如陵墓所在的山体通常都是局部区域的中心，被周围若干山体所环抱，形成众星捧月之势；陵墓方向朝南，陵墓前面地势开阔，远处正前方多有山，犹如墓之屏障；左右两侧常有阙山，遥相呼应，犹如陵墓两侧的门阙；陵墓周围一般有水环绕，形成山水相依的地形地貌。图一徐州西汉楚王（后）墓分布示意图

图二狮子山楚王墓位置示意图

图三北洞山楚王墓位置示意图

图四驮篮山楚王（后）墓位置示意图

从选址特点来看，三座楚王墓选址理念相同，所在山体的高度和与都城的距离、方位，以及所处的周围环境，相似之处颇多，虽然在整体上似乎没有统一规划，但具体到每一位楚王的每一座单体墓葬，所处空间环境都是经过精心选址规划，且风水意识已渗透其间刘照建：《西汉楚王陵墓制度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与龟山以后楚王墓在都城四周均有分布、墓向东南西北皆有、周围没有群山环绕的现象相比迥异，这表明三墓时代较为接近。至于三墓究竟孰先孰后，我们将从墓葬建筑特点、形制布局、开凿技术和防护方法等方面作进一步探讨。为便于比较研究，兹将三处楚王及王后墓基本情况介绍如下。狮子山楚王（后）墓1994年12月至1995年4月由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联合发掘。该墓总长117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凿石总量达5　100余立方米。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耳室、甬道、侧室、棺室、后室及陪葬墓等部分组成本文提到的耳室、侧室没有本质区别，仅仅便于表述而已，一般将分布在墓道和甬道两侧的称为耳室，位于主墓室周围的称为侧室。，整体结构在中轴线两侧布局（图五）。该墓凿建粗糙，在墓道、耳室、侧室及后室等多处，可见未完工的残迹。墓内出土遗物较为丰富，达2　000余件（套），包括金、银、玉、铜、铁和陶等质地遗物。狮子山楚王之王后墓位于狮子山以北200米的羊鬼山上夏凯晨、刘玉芝：《徐州景观》，中华书局，2005，第55—56页。，墓葬坐北朝南，南北长20米，东西宽18米，有大小墓室9间，面积150平方米，结构形制与驮篮山二号墓相似。图五狮子山楚王墓平面图

北洞山楚王（后）墓1986年9月至11月由南京大学考古专业与徐州博物馆联合发掘。该墓规模宏大，总长达45米，总面积430平方米，由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两部分构成（图六）。该墓出土遗物较丰富，重要的有金缕玉衣片、陶俑、铜器、钱币等。北洞山楚王之王后墓位于北洞山东近200米的桓山梁勇、梁庆谊:《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及排列顺序》，《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188—203页。，由墓道、甬道、左右耳室、前室、后室组成，斜坡式墓道，墓道长甬道短，室内总面积约100平方米（图七）。驮篮山楚王（后）墓1989年11月至1990年5月由徐州博物馆发掘，编为一、二号墓。一号墓为楚王墓，总长53.74米，总面积为199.88平方米（图八）；二号墓为楚王后墓，总长51.6米，总面积为178.96平方米（图九）。两墓均采用轴对称布局，雕凿规整，排水系统完善，墓顶结构多样。两墓均被盗掘，出土遗物1　000余件，有陶俑、磬、壶、钫、铜镜、玉璧等，其中陶俑最有特色。首先来看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座楚王墓的前后顺序。狮子山楚王墓形制上突出特点是“大天井，小洞室”，即墓道与天井规模庞大，主体墓室建筑相对狭小，内外颇不对称，平面布局上比例失调，整体上缺乏规划，虽然该墓墓室众多，但墓室的功能不齐全，除庖厨、仓储、武库、钱库等功能有所体现外，没有乐舞、厕间、沐浴等配套生活设施；墓室的功能区分不明显，如W1内多种功用的物品杂放其间，既有生活用器，又有打仗的兵器，还有模型车马器、玉礼器等，说明室的功能尚不完全清晰；墓室仅在中轴线两侧开凿，布局不严格对称，图六北洞山楚王墓平面图

主墓室的前后室结构不明显，甚至一度被一些学者误认为只有一个主室宋治民：《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其实这也正是时代偏早的表现。种种情况表明，狮子山楚王墓设计理念尚不成熟，该墓正处于横穴崖洞墓的肇始阶段刘照建：《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天井成因考——兼谈西汉横穴崖洞墓的起源》，《考古》2006年第3期。。图七北洞山楚王后墓平面图

图八驮篮山楚王墓平面图

图九驮篮山楚王后墓平面图

其次，狮子山楚王墓开凿粗糙，除天井及外墓道经过打磨外，内墓道、耳室及后室等多处可见清晰粗大的凿痕；墓室顶部结构单一，皆为平顶结构，且顶部与侧壁均呈弧形连接，墓室四壁转角处也呈弧形连接，给人的感觉是“洞”而非“室”，表明“室”的理念还在营建中，尚不成熟。在开凿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有的墓室墙壁向里开凿成龛状，有的仅开凿出凹槽便放弃。在该墓除E2外各室的墙壁上，均设置有施工图样刘照建、邱永生、张玉：《徐州楚王陵墓开凿技术综合研究》，《江苏省文物科研课题成果汇编》（2002)，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25—235页。，由外向内分别为毛碴层、平整层及光滑层等三层，一般面积不大，长约0.5米、宽0.2米左右，这说明狮子山楚王墓是一处第一次开凿的墓葬，在开凿技术上尚缺乏经验，连营建墓室的施工人员都不知道具体要开凿成什么样式，必须有负责设计的工程人员设置好图样，施工人员才能依照图样进一步开凿。另外，狮子山墓内防护设施不发达，在防盗设置上仅仅是用巨型塞石封堵墓道、甬道，墓室虽然安装墓门，但是与门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发达，墓门虽然不能向内推开，但门的外部则没有任何设施，可轻易向前拉开；墓葬虽然也考虑到防水，但防排水设施尚未出现，仅仅是开凿时在棺椁室、礼乐室预留高出甬道的地面，使棺椁避免水的浸泡，这是比较原始的防水方法，体现崖洞墓开凿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与狮子山楚王墓相比，北洞山楚王墓除规模略小外，庞大天井已不再出现，墓室整体布局较为严谨，主体墓室在墓道、甬道两侧对称分布，主室周围开始出现侧室，洞室功能增多，在狮子山楚王墓原有各室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作为配套生活设施的墓室，如浴室、厕所、乐舞厅、水井室等，几乎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地面建筑，充分表达了事死如生的理念。尤其是主体墓室的左前方，出现大片附属建筑，而且整个建筑采用几个平面逐次降低的设计方法，使这组庞大的地下建筑群主次分明，层次清晰，已彻底摆脱狮子山楚王墓的窠臼，在平面布局上比狮子山已有较大进步，说明该墓在设计理念上较为成熟。北洞山楚王墓在开凿技术上也更为进步，在开凿墓室顶部时，改变狮子山楚王墓墓室单一平顶的形式，出现平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顶等式样，使墓室更具有“室”的特征。如前室凿琢细致，高敞规整，顶为横向两坡式，后室顶为纵向两坡式；墓室墙壁及顶部皆经过打磨，壁面裂隙镶嵌补石，并嵌入铁楔加固；主体墓室的各室墙壁，都经过三道工序的装修，先用黄褐色的黄泥、石粉等拌成的三合土砂浆将壁面涂抹平整，接着在三合土上面髹一层黑褐色的漆，最后在漆面上涂一层红色的朱砂。北洞山楚王墓显示出开凿及装饰技术的发达和进步，崖洞墓的开凿和营造理念更加成熟，这是崖洞墓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显著标志。北洞山楚王墓与狮子山一样使用塞石封堵墓道、甬道，但北洞山塞石上刻有牝牡槽，上下卯合更加紧密；墓门的封堵较狮子山先进和科学，与门相关的配套设施齐全，每扇门都有门槛、门扉、封门器和门轴窝，尤其是门后设置的封门器尤为巧妙合理，封门器利用杠杆原理将门从里面封死，设置方法是事先将铜质封门器安装在门的内侧，当墓门通过后，向上翘出地面齿尖，牢固的顶住墓门，墓门一旦关闭，后人再也不能轻易推开，从防护技术的发展上也说明北洞山时代晚于狮子山楚王墓。综合比较两墓的布局设计、开凿技术和防护措施的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狮子山楚王墓时代较早，北洞山楚王墓的时代偏后。狮子山与北洞山两座楚王墓的先后顺序排定后，我们再讨论北洞山与驮篮山两座楚王墓时代之先后。驮篮山楚王墓制式成熟完善，总体设计严谨合理，结构更加复杂完整，墓室布局疏密有致，耳室几乎是完全对称分布。与狮子山、北洞山楚王墓不同的是，在墓道两侧不再设置耳室，耳室全部收缩到墓道口以内，这也是中后期楚王墓的普遍做法，耳室的设置也不再仅限于中轴线两侧，开始向墓道两侧横向发展，出现布局更为复杂的“套间”。北洞山楚王墓仅在前堂东北角开凿出廊和厕间，而驮篮山楚王墓的前堂周围侧室显著增多，驮篮山楚王墓前堂周围侧室多达五间，但二者均开口在前堂后壁的做法相同（驮篮山楚王后墓在前堂东壁），驮篮山显然是在北洞山楚王墓基础上的发展。墓室功能更加多样，首次出现带有浴池的浴室，厕所制作更加完美，北洞山楚王墓厕所仅在地面凿出蹲坑，无垫脚石等附属设施，而驮篮山厕所除凿有规整的深坑外，还设置配套的厕台，两侧有锛形踏板，右侧有扶手，后部有长方形石靠背，整个厕所由活动石板榫卯结合组装而成。驮篮山楚王墓开凿规整，雕凿精细，墓室地面、墙壁和顶部都十分平整，普遍经过二次加工，且转角处无弧线，都呈直角相交，棱角分明。墓内装饰考究，除甬道外各室均经装修，装修方法与北洞山楚王墓相同。墓室顶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在平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顶的基础上，又出现新的盡顶式屋顶。驮篮山楚王墓防护设施更加发达，防盗水平明显进步。墓室封门的设置更加科学，单扇门的门道在门窝前凸出，凸出部分起到阻挡开启门扇的作用，前堂后室使用双扇门，前堂的门道比甬道高、宽，后室则在门道前设置比门高且宽的门框，门前都设有门槛。封门方法更是别具一格，门后都设有与两侧门道相连的自动闭锁装置，在墓门一侧留有拳头大小的暗洞，墓门关闭后，封门人通过暗洞伸手进去，拉动门栓的连动装置，将墓门从里面自动插销拴死，然后又用补石将暗洞封堵。由于墓内墙壁多处使用补石，补石与墓壁石质、颜色相同，镶嵌严丝合缝，不仔细辨别轻易不能发现，防盗性能进一步增强。与狮子山、北洞山楚王墓不见防排水设施相比，驮篮山楚王墓首次出现了防排水系统，防排水系统由墓外阻水设施和墓内排水设施两部分组成。墓外阻水设施主要是阻水沟。驮篮山二号墓阻水沟位于墓道的北侧和西侧，在墓道外部的西北角交汇，平面呈倒“L”形，犹如一个大屋顶两个坡面，有效阻止西、北、东三个方向的雨水进入南向的墓室。墓内出现的排水设施有排水沟和排水暗槽，一号楚王墓的排水沟主次分明、深浅有序、明暗结合，水由次线流入主线，然后沿主线流入石隙；二号王后墓因地制宜，根据墓中石裂隙较多的特点，采取分散排水的方法，分两个系统将水排入石隙。以上诸多情况表明，驮篮山楚王墓的时代要晚于北洞山楚王墓。通过对三处楚王墓形制布局、开凿技术和防护措施的比较研究，可以清晰看到三墓的发展脉络。狮子山楚王墓平面布局上比例失调，形制粗疏简单，开凿粗糙，墓室功能区分不清晰；北洞山楚王墓则布局严谨，墓室功能增多，开始打磨装修，室顶式样增多；驮篮山楚王墓制式成熟完善，墓室功能齐全，打磨装修更加精美，模仿地面建筑更加真实，墓室内外出现完善的防排水系统。综合以上分析，三座楚王墓排列的先后顺序应是狮子山、北洞山、驮篮山。根据三座楚王墓不同特点的比较，得出三墓相互递进转化的前后关系，在排定三墓顺序的基础上，再从三墓间的两两相似性进行比对，以求进一步确定三墓之间的关系。狮子山与北洞山两座楚王墓在形制结构上相似，墓室的功能基本相同，都有府库、钱库；两墓均无防排水设施；墓道均为三重，且层层内收，狮子山前、中、后段分别宽9.15、3.45、2.07米，北洞山三段墓道的宽度依次为5.83、3.65、2.4米，除狮子山墓道前段由于采石较宽外，两墓中、后段宽度非常接近，另外两墓在墓道的最外部分向内折窄处均筑有土台；主体墓室中轴线上均有三重双扇大门，即主体墓室大门、前室门和后室门；封堵方法相同，墓内耳室均使用大型空心砖，空心砖形制基本相同；施工方法相同，朱砂标划建筑施工线，均用朱书文字记录塞石尺寸、位置；楚王与王后墓的布局相同，均为单体独立的山头，相距不远；墓室在山体中位置相似，都位于山体南部稍偏东的山坡。如此多的相同表明，两墓实际是前后紧密相连的关系，有学者注意到二者的相似之处，但却颠倒二者的时代顺序，以致考证结果出现较大偏差韦正、李虎仁、部厚本:《江苏徐州市獅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葛明宇、孙凤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第7版；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年代与墓主探讨》，《考古》2009年第9期。。再看北洞山与驮篮山两座楚王墓的共同点。两墓形制相同之处也颇多，主墓室的前后室形制特征相同，均为横前室竖后室结构，且主墓室周围都出现数量不等的侧室；墓内都有厕所；室顶式样多样，都有平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顶；墓壁均经过打磨，并进行二次装修，使用手法相同，都涂澄泥，髹漆涂朱砂。狮子山与驮篮山楚王墓的共同点较少，除总体上三墓都是以墓道、甬道为中轴线布局，墓道长，甬道短，都是前后室结构，双层双列塞石封堵外，几乎再也没有共同点。比较可知，狮子山与北洞山共性颇多，与驮篮山相同之处较少，表明狮子山与北洞山时代接近，与驮篮山时代稍远。北洞山既与狮子山多有相似，同时也与驮篮山相同之处颇多，体现了承上启下的特点，说明北洞山处于狮子山、驮篮山之间，是一座承前启后的楚王墓。从三墓的共性以及两两间的相似性看，北洞山与狮子山、驮篮山三墓实际是前后紧密相连的关系。另外，从三座王后墓的形制特征也能帮助确定三座楚王墓的先后顺序。汉代夫妻合葬，不论是同穴还是异穴，只要死者是以夫妻关系而葬，均为合葬黄伟：《论汉代夫妻合葬墓的类型与演变》，《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第264—287页。。徐州地区早期楚王夫妻合葬，均为异穴合葬，相距一二百米，楚王墓选址理念相同，共同之处颇多，但是王后墓变化却很明显，狮子山、北洞山是独立的小山，楚王与王后墓分立于两座山头，楚王墓建在山的南坡偏东，獅子山楚王的王后墓位于其北侧羊鬼山上，相距200余米，北洞山楚王墓东侧有“桓魅石室”，系北洞山楚王之王后墓，相距200米，两者属合葬中的同陵异茔；驮篮山却是一座山体两个山头，驮篮山楚王与后墓分别在两个山头之下，相距140米，距离开始接近，虽然仍是同陵异茔，但开始向同陵同茔过渡，而且墓室建在山体中心，与后期龟山楚王墓相同，说明驮篮山楚王墓酝酿着向后期转变，由此可见驮篮山楚王墓时代晚于狮子山和北洞山。过去在三墓的排序中，在区分时代特征的参照标准选择上过分专注墓葬局部细节，忽略了整体性、规律性的特点，在北洞山和驮篮山两座楚王墓的比较中，学者根据北洞山楚王墓墓道底部低平，墓室中出现立柱等特征（均为后期楚王墓普遍采用的形式），一度认为北洞山楚王墓时代偏晚，而将北洞山排在驮篮山楚王墓之后，其实是缺乏全面认识的判断梁勇、梁庆谊:《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及排列顺序》，《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188—203页；周保平：《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序列浅说》，《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216—230页；孟强、钱国光:《西汉早期楚王墓排序及墓主的初步研究》，《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169—187页；刘照建、张浩林:《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由于北洞山山体较小，墓道开口在山脚下，自然形成平底墓道，而且有的学者曾指出，北洞山楚王墓墓道分三段，前端未经发掘调査，似斜坡墓道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第82页。；在墓室的东西耳室中出现的立柱，设置原因是因为所在部位石质欠佳，设置方法不是在原生岩体上凿成，而是从在其他地方预制后移入树立（类似于附属墓室的构件），与后期龟山等楚王墓主要墓室内提前预留的具有支撑和装饰作用的高大墓柱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墓道底部低平，墓室中出现墓柱不具有断代意义。至于有的学者将北洞山楚王墓排在狮子山楚王墓之前，主要依据是“北洞山楚王墓（附属建筑)凿砌结合的构筑方式，更明显表现了西汉楚王墓形成和发展初期的不成熟性，考古发掘表明，徐州地区西汉楚王崖洞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凿砌结合到完全开凿的过程”葛明宇、孙凤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第7版；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年代与墓主探讨》，《考古》2009年第9期。。事实上，北洞山楚王墓的凿砌结合形式，在徐州地区楚王墓中是个孤例，根本不能谈过程，也没有任何考古发掘能够证明存在这样的发展过程。另外，虽然北洞山楚王墓附属建筑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楚王墓皆轴对称布局的方式，但北洞山楚王墓主体墓室仍然呈轴对称分布，具备早期楚王墓的诸多特点，且在对称性的追求上虽然不如驮篮山楚王墓完美，但是比狮子山楚王墓则有较大的进步，由此可以排出三座楚王墓时代的先后顺序为狮子山、北洞山、驮篮山。三、　随葬器物排序三处楚王墓虽都遭到严重盗掘，但仍然出土较多随葬器物，充分展示了汉代楚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虽然没有出土明确表明墓主身份的印章，但是如将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器物进行综合比对，仍不难确定三墓墓主。遗憾的是，三墓虽经正式发掘，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北洞山楚王墓出版了正式发掘报告，狮子山楚王墓只是发表了发掘简报，驮篮山楚王墓仅在《中国考古学年鉴》上刊发过消息，这给深入研究造成很大困难。因此笔者在随葬器物的比较研究中，重点只能对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座楚王墓的出土器物进行综合比对，同时将驮篮山楚王墓出土的一些时代特征明显的典型器物结合起来研究。(一）　玉器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数量巨大，总计200余件（套），大致可分为丧葬用玉、礼仪用玉、装饰用玉、生活用玉等四个方面，较重要的有金缕玉衣、镶玉漆棺等。北洞山楚王墓多次被盗，出土玉器数量不是很多，根据出土的玉衣片和六件带铆钉的镶棺玉璧、五件镶棺鎏金璧形铜饰分析，该墓当时也使用了玉衣和镶玉漆棺。到目前为止，能够清晰显示同时使用玉衣和镶玉漆棺的仅有狮子山、北洞山两座楚王墓。狮子山楚王墓的玉衣用玉4　248片，较西汉中期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墓主刘胜玉衣2　498片多1　500片以上，说明当时玉衣设计、加工等工艺仍不成熟，带有明显早期特征孟强：《从随葬品谈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问题》，《考古》2006年第9期。。及与狮子山楚王墓玉衣的长条形玉片不同，北洞山楚王墓玉衣的玉片以凸字形为主，并列编联复原后，如同鱼鳞状铁铠甲，形制非常独特，工艺水平很高，比之狮子山楚王墓的玉衣有较大进步。另外镶玉漆棺的制作上也能体现玉器加工工艺的进步，狮子山楚王墓镶玉漆棺使用玉璧镶棺，但是北洞山楚王墓出现玉璧的替代品鎏金璧形铜饰，这种铜铸并鎏金的替代品可以成批浇铸，工艺较为简单李银德:《汉代的玉棺与镶玉漆棺》，《两汉文化研究》（第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第42—53页。，制作上不会像玉璧那样费时费力，反映镶玉漆棺的制作技术更加进步。从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座楚王墓出土玉衣和镶玉漆棺的不同可以看出两墓前后承接之关系，而两墓出土玉器的种类相同，又说明两墓时代相去不远。另外，狮子山楚王墓相当部分玉器与安徽长丰战国晚期墓的同型器物基本接近或风格相近，与曲阜鲁故城战国早期的同类器物具有明确的继承关系，在进一步分析玉器制作年代和地点时，发掘者认为这批玉器应是主要集中了战国楚、鲁两地的玉工组成的玉器作坊所制作韦正、李虎仁、部厚本：《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一些学者也指出，狮子山楚王墓玉器属于西汉早期风格，部分可能就是战国遗物獅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文物座谈会纪要》（卢兆荫先生发言），《文物》1998年第8期。。笔者赞同这一说法，最有条件集中楚、鲁两地的玉工，当然不可能是时隔二十三年后的第二代楚王，最可能是西汉楚国第一代楚王刘交。刘交初到楚国，百废待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除旧布新，将战国时期优秀的技术工人聚拢起来，继续为自己所用，才能很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推动楚国社会的兴旺发达。(二）　陶俑徐州地区汉代陶俑发展自成系列，发展轨迹十分清晰，经历体形由小到大，脸形由倒三角形向椭圆形发展的过程张玉、刘照建:《徐州地区陶俑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2年第11期。。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150余件小陶俑，面部呈倒三角形，髙仅10余厘米，制作简单粗劣，且种类单一，以侍俑为主，不见乐舞、舞俑。而北洞山和驮篮山两座楚王墓则发现大量乐俑、舞俑，种类繁多，造型匀称，且陶俑体量大，高达50厘米左右，面部已开始由倒三角形向椭圆形过渡，由此可见狮子山时代早于北洞山和驮篮山两座楚王墓。另外，狮子山在陶俑使用制度上也不严格，在E1庖厨间出土的陶俑与外墓道陪葬墓的陶俑形制大小相同，而且这类陶俑在西汉早期中小型汉墓中多有发现，说明此时楚王与属下所用陶俑没有严格区分，尚未形成较为固定的陶俑使用制度，这也是狮子山楚王墓年代较早的一种表现盂强：《从随葬品谈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问题》，《考古》2006年第9期。。但是在比较北洞山和驮篮山两座楚王墓陶俑的时代先后时，一些学者根据北洞山出土的陶俑种类多，而驮篮山出土陶俑种类少，将北洞山排在驮篮山楚王墓之后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第179—180页。。其实这忽略了两墓都曾被盗的历史事实，尤其驮篮山是一座多次被盗的楚王墓，以盗后劫余数量来判定先后并无太大意义。不过从陶俑的置放方式可以看出北洞山与狮子山两座楚王墓时代紧密相连，且前者晚于后者。狮子山楚王墓外墓道前段折窄处东西两侧各筑有土台，土台上放置相向而立作迎送状的彩绘小陶俑数排，约70余件，在外墓道后段，即连接天井、内墓道与外墓道宽段部分墓道西侧壁下方，发现彩绘陶俑25件。北洞山楚王墓在距墓门11—19米的墓道中段两壁上凿有七个小龛，放置彩绘仪卫俑224件，发掘者指出，各龛内彩绘陶俑的初始排列理念已经难以确知，但从摆放位置和排列方式来看，显然是对狮子山楚王墓的模仿，并且北洞山楚王墓将陶俑放在龛内，石门封堵严密，与狮子山楚王墓直接放在墓道西侧壁下方相比又有所改进，表明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座楚王墓是前后紧密相连的继承关系。北洞山和驮篮山两座楚王墓的陶俑是盗后劫余，虽然不能从种类和数量上比较，但是从制作工艺和形制上仍可看出两者的先后顺序。两座楚王墓陶俑相似之处颇多，如两墓舞俑中的曲裾衣舞俑、绕襟衣舞俑相同，而驮篮山的击磬俑、敲钟俑、吹竽俑的形制和姿势与北洞山完全相同，但是较北洞山形体略大，脸庞稍长，说明两墓有前后演进关系。尤其是驮篮山出土的乐舞俑，形成完整组合，展示吹奏、打击等各种不同演奏姿势，全面展现出一场演出的盛会，更是北洞山所罕见，体现制作工艺的进步。另外驮篮山舞俑上体前倾，两腿微曲，整体身段扭成“S”形的立俑造型，制作工艺水平之高，也是北洞山所不能企及的，驮篮山陶俑的时代显然晚于北洞山楚王墓。因此通过陶俑也能排出这三座楚王墓的时代先后顺序为狮子山、北洞山、驮篮山。(三）　钱币狮子山楚王墓钱币主要出土于东二耳室的钱币库中，数量多达17.6万余枚，全部为“半两”铜钱；北洞山楚王墓出土钱币较为完整的计52　640枚，加上残破不完整的达10万余枚，绝大多数为半两；驮篮山楚王墓未出土半两钱币，仅发现数量较多的陶金饼。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座楚王墓都出土了数量巨大的时代特征明显的半两钱，如果将半两钱时代准确界定，对于确定两墓的时代和墓主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半两钱一直认识不清，北洞山楚王墓发掘者将其墓内出土的半两钱分为A、B、C三型，细致研究后认为这些钱币包括战国半两、秦半两、吕后半两、文帝半两、武帝半两、榆荚钱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第179—180页。。但刘瑞先生对该墓出土钱币重新研究后指出，钱币分型分式不具有考古类型学意义，分型标准不具备排他性，该墓的A、B、C三型钱币，在大小、轻重还是钱文特点上均有较髙的一致性，认为该墓并不存在文帝和武帝四铢半两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过去笔者曾对北洞山楚王墓存在武帝四铢半两表示怀疑刘照建、边策：《也谈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墓主和时代》，《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但不能确定究竟是否有文帝四铢半两。现在刘瑞先生对该墓钱币科学断代后，将对楚王墓的断代研究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狮子山楚王墓的正式发掘报告尚未出版，关于钱币信息较少，仅在简报中有简单的介绍。其中榆荚半两约占总数的85%，一部分为四铢半两，少数为秦半两及八铢半两。从简报公布的10枚钱币来看，1、2、3应为秦半两及八铢半两，4、5枚是榆荚半两，第6至10枚与编者认为的文帝四铢半两最为接近。然而与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可定为文帝四铢半两的C形钱币的比较，两者钱文明显相同，形制特点也极为相似，根据刘瑞先生的考证，我们认为狮子山楚王墓也并没有文帝四铢半两出土，这一点还能够从徐州火山西汉刘和墓出土的钱币上得到进一步确认。1996年发现于徐州北郊的火山西汉刘和墓，据考古推断该墓的时代应为西汉文景时期（公元前179年—前141年）耿建军、盛储彬：《徐州火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第132—133页；耿建军、盛储彬：《徐州汉代考古又有重大发现——徐州汉皇族墓出土银缕玉衣等文物》，《中国文物报》1996年10月20日。。墓内出土2　000余枚钱币，其中300余枚四铢半两，制作十分规整，为历年来发掘所仅见，钱径约2.4厘米，穿径约07厘米，重量2.8—3.25克，均重2.98克左右，半两的两字以双人为主，也有十字连山式，钱文整齐，字体较粗，这是标准的四铢半两，与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半两几乎相同，但与狮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半两差异较大。该墓发掘表明，徐州地区确实存在标准文帝四铢半两，反证狮子山、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半两并不是文帝四铢半两。另外，狮子山楚王墓简报介绍这批钱币形式多样，其大小、厚薄、轻重不一，钱文字形各异，钱穿大小不一，背皆平素，内外无郭，如果分型分式，多达百种以上，总体特征与北洞山楚王墓钱币几乎相同，因此笔者认为，狮子山楚王墓应没有所谓的文帝四铢半两，两墓出土钱币均是文帝五年之前铸币情况的真实反映，说明两墓的时代都是处于文帝五年之前。众所周知，孝文五年钱币政策有较大变化，如果进一步梳理文献，准确界定文帝更铸四铢半两与前两代楚王死亡时间的先后，则能进一步确定墓主时代。《汉书·食货志》:“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汉书·文帝纪》:“文帝五年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铸四铢钱。”后一条的记载明确到月，如果第二代楚王在文帝五年夏四月前去世，墓内应该没有四铢半两出土。《汉书·五行志》:“文帝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风从东南来，毁市门，杀人，是月王戊初嗣立。”如果这条史实不谬，那么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应当亦死于文帝五年十月或之前，而西汉初年是以十月为年首，九月为岁尾《汉书·郊祀志》:“（高祖）遂以十月至霸上，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色上赤。”，那么文帝五年夏四月更铸四铢钱，与二代楚王刘郢（客）死亡时间间隔七个月，即使有停葬习俗，也不会放置长达七个月而不下葬，墓内自然不会出现七个月之后文帝更铸的四铢半两。所以根据文献记载推断，第一、二代楚王墓内都不会出现文帝四铢半两，这恰好与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墓出土半两钱币的时代特征相吻合。其次，考虑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钱币最多的为榆荚半两，占总数的85%以上，说明墓主生活时代榆荚半两普遍使用，而榆荚半两使用时代主要是汉初高祖和吕后时期，如《汉书·食货志》载:“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汉书·高后纪》载：“（高后六年)行五分钱。”此种五分钱钱面文字为半两，而其重只有半两的五分之一，实际也是一种荚钱施廷镛:《中国货币沿革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第73页。，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荚钱极少，因此从荚钱流行时间上判断，狮子山楚王墓的时代应早于北洞山楚王墓。西汉楚国钱币随葬还具有这样的规律，即早期随葬实际流通的货币半两，后期则以泥质的冥钱陶金饼随葬。狮子山楚王墓只出半两铜钱，没有陶金饼，北洞山楚王墓主要以半两铜钱为主，同时也开始随葬少量陶金饼，驮篮山楚王墓则只有陶金饼，这也能够说明三墓时代的先后。(四）　印章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200余枚，均为铸造，绝大多数无使用痕迹，少数显经使用。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印章较少，共13枚，印文分铸造和凿刻，六枚有明显使用痕迹，五枚无使用痕迹。狮子山出土印章布局自然，凿刻较少约束，笔画字体较随意，结体并无规范，具有明显西汉早期特点。北洞山出土印章特点与狮子山大体相同，但北洞山楚王墓报告的编写者推定印章时代偏晚，认为印文风格“显示出文景时期向西汉中期印文风格过渡的趋向”。葛明宇等先生则对此进行了校正葛明宇、孙凤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第7版；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年代与墓主探讨》，《考古》2009年第9期。，指出印章时代明显具有西汉早期偏早特征，刘瑞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即使有的学者认为北洞山楚王墓时代靠后，但是对于印章则认为是由于政治原因的前代遗留也没有疑义耿建军:《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考古》2000年第9期。。仔细分析两墓的印章特点，两墓的印章制造方法、印文特点、布局风格等方面大同小异，都具有汉初的特点，单纯从两墓的印章特点比较，只能说明两墓的时代十分接近，均处于西汉前期，但不能准确界定墓主的归属和时代。如果将出土印章放在所有楚王墓的框架中，结合西汉楚国前期历史开展研究，其墓主归属和时代问题将进一步明晰。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大封诸侯王，诸侯王国享有官吏的任免权，“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但是“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诸侯王权力又被调整，在这个时间段内，楚国时任楚王有交、郢（客）、戊、礼等四代楚王，当时楚王为行使官吏任免权，需要铸造象征权力的印章，用来对官吏的任免。在事死如生观念的支配下，楚王期望死后在地下能够继续统治所属的郡县和军队，可能多铸造一批印章放在自己的墓里。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些放在墓内的官印代表的乃是诸侯王的官吏和国土，是诸侯王陵墓“百官藏”的具体表现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但是在楚国官吏任免权被取消后，这种以属官印章随葬的制度也随之消失，第三代楚王戊参与“七国之乱”，被削郡夺官并除国，其死后就更不可能再以属官印章随葬。到目前为止，徐州地区共发现八处楚王墓，但是只有狮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出土有印章，在两墓之后再也没有楚王陵墓随葬印章，两者呈现出相吻合的变化规律，这绝对不是巧合，恰恰说明狮子山、北洞山出土印章，其实就是西汉初年第一、二代楚王时期诸侯治国在墓葬中的深刻反映。考察印章反映职官名称，与西汉前期楚王所辖区域的沿革变化相比较，也有助于确定墓主时代。楚国初立时，《汉书·楚元王传》载：“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但在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因第三代楚王刘戊参与“七国之乱”，兵败国除，东海、薛郡被削，仅余彭城一郡。狮子山楚王墓所出地方职官印中既有东海郡的“缯之右尉”“兰陵之印”，也有薛郡的“文阳丞印”等；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凌之左尉”“襄贲丞印”“兰陵丞印”反映的县名属汉初东海郡，说明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座楚王墓的墓主生活时代尚拥有东海、薛郡，墓葬年代当在景帝二年以前。公元前154年吴楚之乱后，中央对诸侯王国加强控制，官吏任免权已收归中央，无论削地与否，楚国已不可能再制作这些印章，这些印章只能是汉初楚国管辖这些属国时所制作，由此可见狮子山和北洞山时代在公元前154年之前，墓主归属分别应为削藩之前的第一、二代楚王。黄盛璋先生曾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为祠祀”“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认定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楚祠祀印”“楚大行印”等印章反映的祠祀、大行二官职均为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改设之新官，并据二印断定墓主为第五代楚王刘道黄盛璋：《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与出土印章问题》，《考古》2000年第9期。。但韦正先生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是提纲挈领的，不可能将每个官职和变化都记录下来，西汉早期王国都官如汉朝，“太祝”和“祠祀”并设或只设“祠祀”的可能性并非没有韦正：《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墓主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梁勇先生据《汉书·郊祀志》认为，汉高祖六年已置“祠祀”，汉景帝中六年后还用“太祝”，指出奉常、詹事所属皆有“祠祀”，故“楚祠祀印”不能反映楚国官制的独特之处，只能说明《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为祠祀”的记载有误梁勇：《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与墓主问题的再认识》，《考古》2006年第9期。。韦正、梁勇二先生对印文的正确释读，使我们对印章的认识更加明晰，完全可以将狮子山楚王墓墓主时代再向前推至第一代楚王，进一步支持本文认为印章出现的原因就是楚王拥有的属地的体现。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狮子山与北洞山两座楚王墓出土器物种类基本相同，部分器形几乎完全相同，充分说明两墓墓主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同，两墓的人葬年代相近，甚至墓主丧葬理念也完全一样。尤其是半两钱和印章的发现，更是王国享有铸币权和官吏任免权的深刻反映，符合条件的只有西汉前期的一、二代楚王，这与西汉楚国的发展历史相一致。综合三墓出土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随葬玉器、陶俑、钱币、印章分析，三座楚王墓排列顺序为狮子山、北洞山、耿篮山。四、　墓主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通过对狮子山、北洞山和驮篮山三座楚王墓的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的综合考察，排出三墓的序列是狮子山、北洞山、驮篮山，顺序既定，相关墓主问题便迎刃而解。三墓时代均在第六代龟山楚王墓之前，墓主应是前期五代楚王中某三代楚王，而驮篮山排在三墓最后，墓主只能为第三、四、五代楚王中之一。驮篮山与墓主身份明确的龟山楚王墓比较，后者甬道长，墓道短，塞石单层单列，平面布局注重实用，而不再讲求对称，主室分前中后三室，室内出现瓦木建筑，墓柱在墓室内广泛使用，王与后墓之间距离较近，且有过道相通（图一〇）。如果定驮篮山楚王墓为第五代，与龟山楚王墓形制悬殊太大，中间明显缺乏过渡，五、六代之间没有重大变故，不可能直接从墓道短、甬道长变化为墓道长、甬道短的墓葬结构；如果定驮篮山楚王墓为第四代，驮篮山石质坚硬，墓室打磨细致，有学者推断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完成耿建军:《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开凿时间考析》，《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而第四代楚王刘礼在位只有短短三年，三年时间不可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因此驮篮山楚王墓的墓主只能是第三代楚王。根据三墓的先后顺序依次向上逆推，北洞山楚王墓墓主则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为第一代楚王刘交狮子山楚王墓排在三墓之首，其墓主只能是前三代楚王之一。如果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但其在位时间仅有四年，狮子山楚王墓规模庞大，工程不是四年时间能够完成的；如果是第三代楚王，墓内随葬器物规格之髙，又不是叛王所能享有的，因此墓主只能是第一代楚王刘交。。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三墓的墓主就是西汉前期的前三代楚王。诚如是，对楚王山刘交墓的记载将重新认定，关于三墓形制异常现象以及西汉楚王墓演变规律将有合理解释和新的思考。下面我们拟就与西汉前期楚王墓相关的问题作初步分析。图一〇龟山楚王（后)墓平面图

(一）　楚王山墓主问题关于楚王山墓主问题，《续汉书·郡国志》《魏书·地形志》《水经注》等多部文献有明确记载《续汉书·郡国志》引《北征记》曰：“（彭）城西二十里有山，山阴有楚元王冢。”《魏书·地形志》亦云：彭城有“楚元王冢”。《水经注·获水》则载有“获水又东迳同孝山北，山阴有楚元王冢。上圆下方，累石为之，高十余丈，广百许步，经十余坟，悉结石也”。，但是仅仅依据文献记载，定楚王山为第一代楚王刘交的葬地，确实存在重大缺陷，因为文献本身的准确性就值得怀疑。《水经注》虽科学性较足，但书中多处与徐州相关记载却完全错误，如该书认为的“桓魅石室”《水经注·获水》:“泗水南经宋大夫桓魅冢西，山抗泗水，上而尽石，凿而为冢，今人谓之石椁者。”，后经学者证实为北洞山楚王之王后墓梁勇、梁庆谊:《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及排列顺序》，《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第188页。；位于徐州博物馆后的土山汉墓，《水经注·泗水》载为亚父冢（俗称范曾墓），考古发掘证实为东汉某代彭城王之墓王恺:《徐州土山汉墓葬年考》，《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第87—95页。。虽不能以此类推，认定楚王山刘交墓记载错误，但至少说明文献记载并不可靠，只能供参考而已。黄展岳先生曾指出第一代楚王刘交可能为狮子山楚王墓之墓主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惜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韦正先生从公开发表的楚王山汉墓透视图分析，指出墓主是否为刘交须谨慎考虑韦正，《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墓主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邹厚本先生提出《水经注》与《后汉书》记载应没有问题，但可能另有所指。刘涛先生依据西汉时期诸侯王陵墓的形制演变规律，结合楚王山墓葬的建筑技术分析，认为该墓的年代要晚到西汉晚期，否定楚王山为刘交墓的记载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形制的演变》，《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第172—193页。。刘瑞先生则认为北洞山楚王墓墓主为第一代楚王刘交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实际也间接否定了楚王山为刘交墓的记载。综合以上学者的质疑，笔者拟从选址特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等几个方面重新考察楚王山汉墓的时代。图一一楚王山汉墓位置示意图

楚王山是徐州西部一座独立山峰，楚王山汉墓群位于楚王山北麓（图一一），编号分别为M1、M2、M3、M4。四座墓葬都筑有高大的封土，封土形状相似，安葬在一个区域，为徐州地区所仅见。M1所占山体高大，楚王山主峰海拔达195.4米，与早期楚王选择小山营建大墓的理念迥然有别，是西汉楚王墓中期以后的普遍做法。此外从徐州汉墓发展规律来看，无论大型诸侯王墓，还是一般的中小型汉墓，西汉一代基本未发现平地起坟的葬制，直到东汉时期，平地起坟才在徐州地区出现并流行，如睢宁双古堆汉墓张德胜、徐娟：《下邳国王陵初考》，第四届徐州两汉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会论文。、徐州土山汉墓王恺：《徐州土山汉墓葬年考》，《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第87—95页。、拉犁山汉墓等李银德：《徐州市屯里拉犁山东汉石室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第123—124页；耿建军：《徐州市拉犁山二号东汉石室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第208—209页。。由于文化发展的滞后性，一个王朝建立初期，文化基本延续上一个王朝，这是一个基本规律，表现在墓葬上，后一王朝初期墓葬形制与上一个王图一二楚王山一号墓平面图

朝末期基本相同，M3、M4平地起坟的构筑方式，与徐州东汉时期墓葬形制相同，说明该墓群时代偏晚。过去一般将M1和M2认定为楚王及王后墓，M3、M4认为是陪葬墓，其实M3、M4虽然比M1、M2略小，但是如果放在西汉末期考察，M3、M4规模并不小，不能简单地以陪葬墓论之，俨然是楚王级别的大墓。楚王山M1为竖穴岩坑石室墓，由墓道、耳室与主墓室三部分组成（图一二），该墓主室规模庞大，附属墓室少，墓室简易，仅发现三个耳室（应为四个耳室），外部封土髙大，墓垣石多达数层，塞石四列多层的封堵方式，与前文论述的西汉前期三墓的特征迥然相异，甚至与目前所有已经发掘的楚王墓均不相同。这种在山顶上营建竖穴岩坑的方式，却与国内其他地区如河南黄土山一、二号汉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黄土山与鄭城汉墓》，大象出版社，2010。、僖山一、二号汉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13页。、窑山一、二号汉墓（图一三）阎根齐:《邙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第249、258—259页。、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等西汉晚期竖穴岩坑墓形制相近（图一四）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省文物局、长清县文化局:《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这些墓葬主人均为西汉晚期的诸侯王或王后。尤其是券顶最早出现于西汉晚期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第162—163页。，而楚王山M1室顶系条石券筑而成，如果定该墓为西汉早期，则与此明显存在矛盾，可见该墓时代偏晚。图一三河南永城窑山二号墓平面图

图一四山东长清双乳山汉墓平面图

楚王山M1的随葬器物有壶、瓿、罐等原始瓷器，均为青釉瓷器，同类器物为前期楚王墓所未见，即使中期龟山楚王墓也尚未出现，相反在徐州地区一些晚期汉墓如碧螺山五号西汉墓徐州博物馆:《徐州碧螺山五号西汉墓》，《文物》2005年第2期。、驮龙山汉墓中多有出现徐州博物馆:《徐州驮龙山五座汉墓》，《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区别是楚王山墓内出土的青釉瓷器体型较大，制作更为精致。结合个别铜器上带有“楚”字铭文，基本能够认定楚王山M1墓主为西汉晚期某位楚王。因此，抛开文献记载的束缚，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综合考察，楚王山墓主不是第一代楚王刘交，而可能是西汉晚期某一代楚王。(二）　墓葬形制异常的原因分析狮子山、北洞山和驮篮山三座楚王墓的墓主明确后，三墓的墓葬形制异常问题都将得到合理解释。狮子山楚王墓最大特点是带有规模庞大的天井和多处未完工迹象，这些现象如果与第一代楚王刘交联系起来，则非常容易理解。笔者曾就天井的成因进行过详细考证刘照建：《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天井成因考——兼谈西汉横穴崖洞墓的起源》，《考古》2006年第3期。，虽然出现一些偏差，但是对天井成因解释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现在如果与第一代楚王刘交联系起来则更加合理。西汉初期礼仪葬制尚不完备，各地诸侯王为满足自己事死如生的愿望，积极探索新的葬式葬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西汉楚国的第一代楚王刘交结合徐州地区周围多山的实际情况，创新出“因山为陵”的横穴崖洞墓这一新的葬制。在崖洞墓形成的过程中，一开始只是移到山上，营建巨大的竖穴岩坑，但在竖穴岩坑修好后，因某种原因而放弃，成为巨大而无用的摆设，又以天井北壁为立面向里开凿洞室，建成一座带有天井的横穴崖洞墓，巨大的天井质量甚高，表明该墓当初实际上就是计划修建成一座竖穴岩坑墓。因此狮子山楚王墓的天井是既定方案改变的产物，是竖穴岩坑墓向横穴崖洞墓转变的产物。至于狮子山楚王墓凿制粗糙，多处未完工，且平面比例失调，墓室顶部结构单一，各室功能尚不完全清晰，开凿上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主要原因是西汉楚国的第一代楚王刘交时期横穴崖洞墓刚刚产生，由于开凿洞室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具有突然性和盲目性，所以设计理念尚不清晰，开凿技术还不成熟，处处体现探索的特点，具有肇始阶段的诸多特征，符合第一代楚王刘交创新葬制的历史事实，正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开创横穴崖洞墓的生动写照。北洞山楚王墓最大特点是在主体墓室的左前方构筑一大片附属建筑，是西汉楚王墓的孤例，如果结合墓主第二代楚王刘郢（客）的历史考察，则能得到合理解释。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即位时，楚已立国二十三年，此时刘郢（客）已不年轻，第一代楚王刘交墓修了二十余年，却仍是一个未完工程，吸取第一代楚王的教训，刘郢（客）即位后，首先考虑修筑自己的陵墓。由于崖洞墓是在山体内部修筑，具有不可预知性，工程一般随着墓主的死亡而停止，如果期望早日完成，一方面是减小工程量，另一方面则是加快施工进度。北洞山楚王墓建筑面积430平方米，狮子山楚王墓的建筑面积851平方米，确实缩减了几乎一半的工程量。在营建主体墓室过程中，由于受到作业面狭小的限制，不能增加施工人员，工程进度难以加快，而在与主体墓室的垂直一侧搭建附属建筑，在山麓坡地挖掘岩坑，采用凿砌结合的筑造方式，使用预制石板技术，施工时两者互不影响，能够同时进行，无疑能够大大缩短施工时间，因此附属建筑出现原因实际就是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另外，北洞山楚王墓的主墓室中甬道、墓道后端制作精致，经过细致打磨，而前堂后室和厕所等明显较前部粗糙，附属墓室的顶部也未作进一步处理，给人感觉时间仓促，说明墓葬建造时间不太宽裕，也与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在位仅三年多的历史相一致。驮篮山楚王墓修造得最为豪华精致，制作十分精细，整座墓室均精工细雕，细细打磨，墓室墙壁光洁如大理石面，平面布局严谨，整体结构匀称，洞室功能齐全，几乎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地面建筑，墓内有复杂的暗道机关和完善的防排水系统，这都是其他楚王墓所未有，说明墓主人在位时有足够时间考究地建造自己的墓室，符合第三代楚王刘戊在位二十一年的历史。随着狮子山、北洞山和驮篮山三座楚王墓墓主的确定，我们对王后墓形制发展演变规律和修筑时间也有了新的认识。狮子山楚王的王后墓位于其北侧羊鬼山上，据考古调查，墓葬形制与驮篮山楚王（后)墓完全相同。如果定羊鬼山为第一代楚王刘交之王后墓，中间间隔二代而与三代墓葬形制相同，这是诸多学者无法解释和不能将狮子山定为刘交墓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由于楚王与王后的死亡时间有先后，墓葬的修筑时间不同时，故同代楚王与王后墓葬形制有所变化，呈现出不同特征。第二代楚王之王后墓位于北洞山楚王墓以东近200米的桓山，该墓除墓道和南北两个侧室较为规整外，前后室仅具雏形，甚至轮廓不清，墓内设施更是不全，该墓开凿技术仍不成熟，在早期楚王（后）墓中，可谓最简陋粗疏的一座，显然也是一个未竟工程，说明墓主死亡时间较早，墓室修筑甚至可能在第二代楚王之前，是徐州地区时代仅次于狮子山的第二座崖洞墓。第三代楚王与王后墓共同位于驮篮山的一座山体的两个山头，基本平行排列，墓向均朝南，两墓相距140米，不但距离开始靠近，而且墓葬形制相同。另外驮篮山楚王（后）墓都是完工的墓葬，这是与第一、二代王（后）墓的显著区别。通过三代王后墓形制特征的分析比较，我们对王后墓的修筑过程有了初步认识。第一代楚王时期，凿山为葬的崖洞墓刚刚开始出现，王墓修筑具有探索性，规划理念模糊，当时没有考虑王后墓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王后墓根本就没有修筑。第二代楚王时期，虽然王后墓已经开始修筑，但是可能由于王后早卒，受到时间限制墓葬没有完成。直到第三代楚王，才开始将王后墓纳入统一规划，楚王和王后的墓葬同时选址，同时修筑。此时，虽然第一代王后依然健在，但是受到第二代王后墓未完工的启示，第三代楚王刘戊同时还启动其祖母太夫人陵墓的建造工程，遂出现第一代王后之墓与第三代王（后）墓葬形制相同的结果《汉书·楚元王传》:“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强等四人供养，仕于朝。”由此可知第一代楚王刘交之王后相当长寿，在刘交死后二十余年仍然在世，与刘戊同时代生活很久，刘戊在修筑自己和夫人墓葬时，同时也启动其祖母的墓葬修筑工程，这在理论上能够得到历史文献的支持。。因此我们认为，在西汉楚国前两代楚王时期，王与后墓不是同时修筑，刚开始只考虑王的葬地和墓室的营建，未启动王后墓的修筑工程，这也是同为夫妇合葬，但是墓葬形制却差异较大，甚至出现像第二代王后墓位置、方向不符合常理的现象。(三）　西汉楚王墓序列的重新认定长期以来，学者在对汉代诸侯王国墓葬分期研究时，一般都以汉中央王朝纪年为基准，笼统分为西汉前后两期或者前中后三期。徐州地区楚王墓研究也是如此，多数学者以龟山楚王墓为界，将楚王墓分为西汉前期和后期。其实这掩盖了诸侯王国墓葬发展演变的自身特点，不利于对诸侯王国墓葬发展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诸侯王国墓葬形制与帝陵本身就不相同，同时也不会随着帝陵形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诸侯王国墓葬形制的分期断代，应该与王国自身历史发展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讨论。到目前为止，徐州地区累计已发现和发掘八处西汉楚王墓，时代从汉初一直延续到汉末，八处墓葬分别是：狮子山、北洞山、驮篮山、卧牛山（图一五）卧牛山楚王墓位于徐州市九里区火花村南卧牛山北坡。1982年2月发现，徐州博物馆会同铜山县图书馆进行清理发掘。资料现存徐州博物馆。、龟山、东洞山（图一六）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孟强：《徐州东洞山三号汉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山汉墓的再认识》，《东南文化》2003年第7期。、南洞山（图一七）南洞山楚王墓位于徐州市云龙区段山南麓。徐州博物馆曾于1980年代早中期先后对该墓进行考古调査。资料现存徐州博物馆。、楚王山。除楚王山四座墓葬和狮子山王后墓未经发掘，其余七处十三座皆经过正式或非正式发掘。卧牛山、东洞山、南洞山三座墓葬在形制上与龟山楚王墓十分接近，时代相差不会太远。根据前文的研究，在西汉前期三墓墓主序列明晰，以及楚王山墓主重新认定的基础上，结合墓葬结构特点和西汉楚国历史，我们对西汉楚王墓演变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初步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包括第一代至第三代楚王（共三代），对应墓葬分别为狮子山、北洞山和驮篮山三座楚王墓，形制特点是墓室基本以墓道、甬道为中轴线对称布局。墓道长，甬道短，塞石双层双列，墓（甬）道两侧耳室多，主墓室分前室后室，主墓室周围侧室从无到有，室顶形制由单一向多样发展，有平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顶、盡顶等式样，有的室内出现涂朱髹漆，封土或有或无，防护设施开始出现，防排水系统从无到有，陪葬墓或陪葬坑普遍存在，王与后墓各占一独立山头，山体矮小舒缓，海拔一般60米左右，墓葬之间距离较大，属词陵异茔。第二期:包括第四代至第八代楚王（共五代），墓葬分别为卧牛山、龟山、东洞山、南洞山四座楚王墓之一，形制特点是墓室布局不再追求对称。墓道短，甬道长，塞石单层单列，主墓室分前室、后室，甚至出现前、中、后三室的结构，墓（甬）道两侧耳室剧减，主墓室周围侧室保留并增多，室顶式样增多，出现穹窿顶、攒尖顶等，墓室内出现瓦木建筑，墓柱在墓室内广泛使用，墓室外部不见封土，墓葬防护设施发达，有完善的防排水系统，未发现陪葬墓或陪葬坑。王与后同在一座山体一个山头下，山体逐渐增高，海拔一般80米左右，王与后墓之间距离缩小，中间或有或无甬道相通，属同茔异穴。图一五卧牛山楚王墓平面图

图一六东洞山楚王墓平面图

图一七南洞山楚王墓平面图

第三期：包括第九代至第十二代楚王（共四代），墓葬应为楚王山一、二、三、四号墓。形制特点为竖穴岩坑石室，墓室显著减少，后部仅有一个主室，不再分前后室，开始出现券顶结构，侧室不见，耳室减少，封土高大，呈覆斗形，有三层阶梯状，墓垣石多达数圈，墓葬距离进一步缩小，王与后同在一座山体一个山头下，可能为同茔异穴或同茔同穴。上述西汉楚王墓分期与以前迥然不同，但是清晰展示了西汉楚王墓的发展演变规律，而且与西汉楚国历史发展变革特点相一致。西汉楚国的刘姓楚王世代延续二百余年，中间经历两次大的断裂，一是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第三代楚王刘戊参加“七国之乱”兵败后自杀国除；二是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第八代楚王刘延寿谋反，兵败后国除为彭城郡。第三代楚王刘戊和第八代楚王刘延寿谋反，必然给继位的第四代和第九代楚王带来深刻的影响，导致楚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在墓葬修筑上必然相应有两次新变革。西汉楚国政治上两次大变革，与楚王墓葬形制两次大变化相吻合。驮篮山楚王墓为第三代楚王刘戊，龟山楚王墓是第六代楚王刘注，两墓之间差别非常大，完全是两个系统，因此在四代或五代时期已经开始转变，五代与四代是平稳交接，三代与四代则经历“七国之乱”的战争动荡，其权力转移是一次非正常的交接。汉平吴楚之乱，第三代楚王刘戊兵败自杀，景帝立元王第二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继任楚王刘礼作为刘戊的叔父，在楚国当时背景下，一方面由于削夺两郡，经济力量显著减弱，另一方面刘戊叛乱国除后不久，必定一改前期宏大巨制，大大减小工程量，于是墓道缩短，甬道加长，墓室减少，如同中期龟山楚王墓的形制出现的情景。因此我们认为，西汉前期向中期转变是在第四代楚王刘礼时期完成，第二次转变则是第九代楚王刘嚣即位后实施。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四十九年)徙其子定陶王刘嚣为楚王，以彭城郡七县复置楚国。刘嚣即位与第八代楚王刘延寿国除时隔二十年，刘嚣在此之前，已被封为定陶王四年，在葬俗理念上受楚地影响小。当时全国范围内横穴崖洞墓已呈衰落之势，加之可能受到附近梁国的影响，于是刘嚣改变楚国原来墓葬的营建方法，横穴转变为竖穴，出现一种崭新的墓葬形式——楚王山竖穴岩坑石室墓。当然墓葬形制变化原因非常复杂，受到文化、经济、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是王权更迭，统治者变化无疑是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西汉楚国政治与墓葬形制变化的一致性进一步支持和证明了西汉楚王墓发展演变过程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的认识是比较合理的。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KZXB10073）研究成果之一，并得到韩国河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刘尊志刘尊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学及物质文化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摘要：在全国范围内分封诸侯王是汉代中央政府巩固统治的措施之一。两汉　400余年，今徐州一带共属七个不同的诸侯国，前后有数十位诸侯王。目前徐州境内共发现两汉诸侯王墓十余处，墓葬近二十座。本文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对这些诸侯王墓进行研究，并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关键词：墓藏；徐州；汉代Title：The　Researches　on　the　Mausoleums　of　the　Feudatory　Prince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in　XuzhouAbstract:Appointing　feudatory　princes　to　different　regions　to　reign　is　a　measure　of　Han　Dynasty　to　reinforce　its　government.　Xuzhou　is　the　location　of　seven　important　feudatory　states　and　there　were　dozens　of　princes　here.　To　date,　more　than　10　mausoleum　yards　of　feudatory　princes　including　almost　20　tomb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greater　Xuzhou　area.　The　paper　will　conduct　a　research　on　such　mausoleums　based　on　archeology,　history　and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Keywords:　Xuzhou;　Mausoleums;　Han　DynastiesAuthor：Liu　Zunzhi,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Research　direction:　Archaeology　and　material　cultur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Qin,　Ha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一、　徐州两汉封国概况分封制贯穿整个两汉时期。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分封许多异姓王，目的是“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西汉建国之后开始铲除异姓诸侯，经多年努力，“讫至孝文，异姓尽矣”《汉书·异姓诸侯王表》。。与此同时，大封同姓王，以期“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文帝时，诸侯王的封立较为有序，一方面，原有诸侯王可由其子继承王位，另一方面，每一任皇帝亦不断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两种方式一直到东汉时都很普遍。分封之初，诸侯国统治范围广，诸侯王权力大，但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诸侯王权力逐步被削弱，诸侯国也渐失去原有的相对独立性，“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东汉时，诸侯国多无置官治民之权，诸侯王也是徒有虚号，其特权不过是沿袭宗法封子，坐领一定户数的赋税而已。两汉时期徐州的封国虽略有间断，但却延续两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汉代诸侯国的发展过程。图一汉景帝三年削藩前后西汉楚国形势图

两汉纪年内今徐州地区封立的诸侯王较多。公元前　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史记·高祖本纪》。。公元前　202年，齐王韩信被更立为楚王，都于下邳，徐州一带属其管辖。公元前　201年，韩信被降为淮阴侯，刘邦“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汉书·高帝纪》。，都彭城，所辖之地不仅包括今徐州市，还包括鲁南、皖北及苏北大部分地区（图一）。刘交一支共传五代七王，分别为夷王刘郢（客）《史记》中为刘郢，《汉书》中则记为刘郢客。、刘戊、文王刘礼、安王刘道、襄王刘注、节王刘纯及刘延寿。其中第三代楚王刘戊谋反，后兵败自杀，楚国虽得以续封，但王权越来越小。公元前　69年，楚王刘延寿阴谋造反，被告发后自杀，刘交一支楚国国除。楚国更为彭城郡，属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公元前　50年，汉宣帝徙其子定陶王刘嚣为楚王，都彭城，下辖彭城、留、梧、傅阳、吕、武原、甾丘七县。孝王刘嚣一支共三代四王，其他三王为怀王刘文、思王刘衍及刘纡。王莽新朝之初，刘纡被贬为公，刘嚣一支楚国国除，改置和乐郡（表一）。表一西汉楚王世系表序号分支姓名谥号在位时间年数起讫（年）继承关系备注1项羽项羽5公元前206—前202兵败自刎2韩信韩信1公元前202—前201改封谋反被杀345678910刘交刘交元王23公元前２0１—前１79刘邦弟刘郢

（客）刘郢（客）夷王4公元前１78—前175刘交子刘戊21公元前１74—前154刘郢子谋反被杀刘礼刘礼文王３公元前153—前151刘交子刘道安王２２公元前１50—前１２９刘礼子刘注襄王12公元前128—前117刘道子刘纯节王16公元前116—前１0１刘注子刘延寿３２公元前100—前69刘纯子谋反被诛１１121314刘嚣刘嚣孝王25公元前50—前25宣帝子刘文刘文怀王1公元前24刘嚣子刘衍刘衍思王21公元前23—前3刘嚣子刘纡10公元前2—公元8刘衍子被贬为公图二东汉下邳国封域图

东汉初期，徐州一带无封国，属楚郡，后主要属楚国和下邳国管辖，西部少部分属沛国。楚国仅立一代，公元41年，刘英被封为楚王，都彭城。公元70年，朝廷以谋反罪将刘英治罪后贬为庶人流放，楚国除为楚郡。公元88年,刘恭被封为彭城王，为靖王，至公元220年彭城国接受曹魏诏封国除。前后　130余年,共有五王，其他为考王刘道、顷王刘定、孝王刘和及其孙刘祗。下邳国位于彭城国的东南，初期封域不大，后成为较大的封国之一，下辖下邳、徐、睢陵、下相、淮阳等十七城。公元72年，刘衍被封为下邳王，是为惠王，都下邳。刘衍晚年，诸姬争欲立子为嗣，汉和帝派彭城王刘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刘成为太子，为贞王。之后又传二代，分别是愍王刘意和哀王刘宜。刘宜在位数月而薨，因其无子，下邳国绝嗣（表二）。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国除。表二东汉楚国、彭城国、下邳国世系表国别序号分支姓名谥号在位时间年数起讫年（公元）继承关系备注楚国1刘英刘英1852—70刘秀子被治罪

流放彭

城

国1２３45刘恭刘恭靖王2988—117明帝子刘道考王28118—145刘恭子刘定顷王4146—149刘道子刘和孝王64150—213刘定子刘祗7214—220刘和孙国除下

邳

国１２３4刘衍刘衍惠王5472—125明帝子刘成贞王2126—127刘衍子刘意愍王57128—184刘成子刘宜哀王数月185刘意子无子徐州汉代诸侯王中，项羽自刎于乌江，后以鲁公礼葬于谷城，不在徐州境内。韩信先被降为淮阴侯，后于公元前　196年因谋反被杀，所以他不可能以王礼葬于下邳。刘英被流放丹阳并死于该处，葬于泾，后虽改葬于彭城，如嗣王仪，但谥曰楚厉侯，因此亦不可能以真正的王礼下葬。有学者认为睢宁九女墩东汉墓可能为其墓葬徐苹芳：《汉代诸侯王国的兴衰》,《文明》2005年第9期;　李鉴昭：《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有待进一步证实。按照汉朝的相关制度，其余的西汉十二位刘姓楚王、东汉五位彭城王、四位下邳王均应葬在徐州境内，考古发掘也基本证实了这一点。二、　徐州西汉诸侯王（后）墓葬分析图三徐州西汉楚王墓分布示意图

迄今为止，徐州周围已发现、发掘八处十六座西汉横穴式崖洞墓，皆分布于距古彭城（今徐州市）10公里范围内，属西汉楚国的范围。这些墓葬工程浩大，只有楚王有能力营建如此规模的墓葬，且西汉等级相对森严，统治者对墓葬形制、规模大小、封土高低等都有严格规定，因此它们当属西汉刘姓楚王（后）的墓葬。八处楚王（后）墓分别是：楚王山M1、M2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狮子山汉墓与羊鬼山汉墓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耿建军：《徐州市羊鬼山西汉墓陪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2005）》，文物出版社，2006。、驮篮山M1、M2邱永生、徐旭：《徐州市驮篮山西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北洞山汉墓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与桓魁石室墓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文物》2001年第10期。、龟山M2、M3原发掘简报将二墓定为龟山二号墓,但由于二者相对独立，墓葬形制亦存在一些差别,故笔者将二者单独编号。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东洞山M1、M2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M3孟强：《徐州东洞山三号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山汉墓的再认识》，《东南文化》2003年第7期。、南洞山M1、M2及卧牛山汉墓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图三）。(一）　徐州西汉楚王（后）墓的形制分析上述墓葬虽均为横穴式崖洞墓，但差异较明显，且存在前后继承与发展关系。关于西汉楚王墓的形制，学者作过论述梁勇、梁庆谊：《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及排列顺序》，《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周保平、刘照建：《西汉楚王陵墓形制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刘照建：《徐州地区大型崖洞墓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由于楚王山M2未发掘，形制不详，暂不分析。本文根据墓葬形制及结构将其他十五座墓葬分为三型。A型：7座。墓葬主体建筑以墓道、甬道、后室为轴线左右对称。墓道均为长方形，长度大于甬道。塞石为多层多列置放。墓上封土覆盖面积大，一般至山顶。根据墓道形状，分为二亚型。Aa型：斜坡墓道，6座。可分为四式。Ⅰ式：1座。楚王山M1,耳室开凿于墓道两侧，主室为一室。墓道东向，距山顶较近，宽度小于墓室，两侧各二耳室，平底，平顶，局部有弧状内收。甬道较窄短，塞石为多层三列置放。主室较墓道低，呈竖长方形。室顶由条石砌成拱形顶（图四）。图四楚王山M1平面及透视图

Ⅱ式：1座。狮子山汉墓，耳室开凿于墓道和甬道两侧，主室由前后室组成，呈“工”字形。墓道南向，分前、中、后三段，由外向内宽度依次变窄，前、中段墓道呈斜坡状，前墓道的北端有对称两土台。内墓道上有一面积较大的竖长方形天井，形状似Ⅰ式墓室。甬道内塞石双层双列置放。前后室之间有过道。室多平顶，少量弧形。局部经打磨装饰（图五）。图五狮子山汉墓平、剖面图

Ⅲ式：3座。羊鬼山汉墓及驮篮山M1、M2。耳室开凿于甬道两侧，主室由前后室组成，呈“⊥”状。墓道均南向，由两部分组成，前为向内的斜坡，后为与甬道口平齐的平台，较短。甬道内塞石双层双列置放。前室有浴室和厕间等。墓顶结构多样，有平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顶、顶等，墙及顶部打磨涂平后髹漆涂朱。排水系统完善。如驮篮山M1(图六）。Ⅳ式：1座。桓魁石室墓，耳室开凿于甬道两侧，主室由前后室组成，呈“⊥”状，墓内有立柱。墓道西向。前室靠近墓门两侧有两立柱，较大，不甚规整。墓葬没有修建完整，许多设施有仓促之感且不齐全（图七）。图六驮篮山M1平面及透视图

图七桓魁石室墓平面图

Ab型：1座。北洞山汉墓，墓道底部平。墓道南向，由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两部分构成。墓道形制与　Aa型Ⅱ式相似，但中段两侧有小龛，后段有对称二耳室。甬道内塞石三层三列置放，南端亦有对称二耳室，室中部各一立柱。主室由前后室组成，呈“⊥”状。前室东置二侧室，均为厕室。墙壁及顶打磨涂平后髹漆涂朱。排水设施完善。附属建筑位于中墓道末端东侧，下凿之后以石料垒砌而成，室十一间，有器物库、厕间、浴室等，并有仓房、灶房、水井等　Aa型没有的设施。墓顶结构与　Aa型Ⅲ式相似，无盝顶（图八）。图八北洞山汉墓平面及透视图

B型：4座。呈偏侧式不对称布局。封土多夯筑在墓道处。墓道为长方形平坡，与甬道相接处呈喇叭状内收。甬道窄长，内填塞石，双层单列多排置放。耳室开凿于甬道两侧，数量少，不对称。其他室位于后端，偏于一侧，大室有立柱。墙壁不打磨，部分室内修建瓦木结构的建筑。可分为二式。Ⅰ式：1座。龟山M2，甬道中段耳室多，部分与甬道间有短过道，后部室亦较多。室顶结构多样。墓道西向，耳室大小差异较大。后室多，甬道北有五室，南有二室。墓内厕间、浴室、仓房、灶房、水井均有。排水设施完善（图九）。图九龟山M2、M3平面及透视图

Ⅱ式：3座。甬道内的耳室仅一室，直接开口于甬道，无短过道。后端室的数量亦少。功能室减少，厕间、浴室简化或不见，排水设施简化，顶的结构相对简单。龟山M3不见浴室，多平,少量拱形顶，东洞山M1基本为平顶（图一〇），南洞山M1前耳室为拱形顶，其余各室为平顶。C型：4座。墓葬呈偏侧式不对称布局。封土多夯筑在墓道处。墓道窄短。甬道窄长，内填塞石。耳室数量少或无，直接开口于甬道。无前后室。室多偏于一侧，无立柱，顶部形制较少。墙壁不打磨，室内多修建瓦木结构建筑。根据墓道形状，可分为二亚型。Ca型：3座。平坡墓道。可分为二式。Ⅰ式：2座。东洞山M2、M3,墓道与甬道相接处呈喇叭状内收，甬道内无耳室。室均平顶。墓道西向。甬道内塞石为双层单列一组置放，位于前端。M2有墓室一间，偏右侧（图一一）。M3　甬道壁不规整，多外弧。无室，棺椁置于甬道中、西段。Ⅱ式：1座。南洞山M2,墓道长方形，与甬道相接处无喇叭状内收。室有平顶和穹隆顶等。墓道南向。甬道东西两壁各一耳室，平顶，东大西小。墓室一间，微偏东侧，顶为穹隆顶，东北角有一斜通道与　M1相连（图一二）。图一〇东洞山M1平面及透视图

图一一东洞山M2平面及透视图

图一二南洞山M1、M2平面及透视图

图一三卧牛山汉墓平面及透视图

Cb型：1座。卧牛山汉墓，斜坡墓道，呈喇叭口状内收。墓道北向。甬道前段及后部各有室二间，西大东小，主室偏向西侧，均为两面坡顶。底部铺石并凿有排水沟（图一三）。徐州西汉楚王（后）墓有中轴对称和偏侧式不对称布局两种，中轴对称的墓葬中有的还保留着竖穴墓的特征，一些则完全摆脱了竖穴墓的影响。偏侧式不对称布局的墓葬在规模上的差异较大，墓葬多有立柱和瓦木建筑，宅第化趋势明显，这些都是一定时期墓葬建筑特征的具体反映。综合比较，A　型的时代早于　B、C二型。其中有竖穴特征的墓早于完全摆脱竖穴墓影响的墓葬，较少模仿现实建筑的墓早于模仿较多的墓葬，因此　A　型中，Aa　型早于　Ab　型，而　Aa　型中四式则有前后逐步发展的关系。B、C二型墓是西汉楚王墓由盛至衰的墓葬形制，因此规模大、设备完善的墓早于相对简略的墓葬，这主要针对王墓而言。从小的方面看，墓葬的某些建筑部位也存在着发展、完善和逐渐衰落的变化。具体表现在：（1）　墓道渐宽渐短，由斜坡发展为平坡;（2）　甬道越来越窄长，甬道内的塞石由单组多层双列，发展为双层双列和三层三列，而随着甬道的渐趋窄长，又发展为单层单列;（3）　耳室的开凿由墓道转向墓道和甬道，最后则完全开凿于甬道两侧，而耳室也从有过道发展为无过道;（4）　主室由一室发展为前后室，再发展成多室;（5）　墓内各室功能不断发展，体现宅第化特征，但由于诸侯王势力的衰落，室的功能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又开始减少（表三）;（6）　墓内装修由无到有，最终被瓦木建筑所取代;（7）　墓顶结构由平顶向多样化墓顶发展，而且因时代的不同，墓顶的形式也有变化;（8）　墓内一些室的面积加大，立柱在室内出现并逐渐普及。因此　A　型的时代要早于　B、C二型，而　A、B、C三型中各式的时代为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C型规模较小，基本为后墓，它们当与相应王墓的时代接近。表三徐州西汉诸侯王、后墓室的功能与其他设施统计表墓葬名称室的功能内部设施外部设施棺

室前

室贮

藏

室府

库钱

库车

马

室乐

舞

室庖

厨

室仓

房材

房沐

浴

室厕

间陪

葬

墓排

水水

井立

柱瓦

木

建

筑其

他陪葬坑

（祭祀坑）楚王山M1△○△○?○?○○○○○○△?○○○○墓室

券顶△?狮子山汉墓△△△△△⊙⊙△○○⊙○△⊙○○○天井△羊鬼山汉墓△△△△△?○?△?△○○△△○△○○○△驮篮山M1△△△△△?⊙△△○○△△○△○○○△驮篮山M2△△△△△?○△△○○△△○△○○○△北洞山汉墓△△△△△○△△△△△△○△△△○附属

建筑○?桓魁石室墓△△△?○?○○⊙?⊙?○○○○○△○△○○小龟山M2△△△△○△△△⊙○△△○△△△△○小龟山M3△△△△○○△△⊙○△△○△△△△○东洞山M1△△△△○○⊙⊙⊙?○⊙?○○⊙○△△○东洞山M2△○○○○○○○○○○○○⊙○○○○东洞山M3⊙○○○○○○○○○○○○⊙○○○○南洞山M1△△△△?○⊙?○○○○○○○⊙○△△○南洞山M2△○△?○○○○○○○○○○⊙○○△○卧牛山汉墓△△△?○○○○○○○○○○⊙○○△○注：△表示有此功能和设施,以此功能为主或设施较完备。⊙表示有此功能或设施，但不以此为主或不完善。○表示无此功能或设施。加问号表示功能或设施情况的判断存疑。(二）　徐州西汉诸侯王（后）墓的相对距离与位置徐州地区发现的楚王（后）墓葬中，多成一对，一大一小。从墓葬形制结合出土遗物分析，大者为楚王墓，小者多为王后墓，这与其他地区发现的诸侯王（后）墓基本一致。虽然也有王后墓规模大于王墓的情况存在，如河南永城保安山梁孝王及其夫人墓，但尚未定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发掘者基本认为规模较大的M1为王后墓。阎道衡、肖勇：《河南永城保安山二号墓墓主问题辨析兼与刘振东、谭青枝二位先生商榷》，《考古与文物》2004年增刊;王良田：《也谈保安山二号墓墓主问题》，《考古与文物》2004年增刊。也有学者从王、后身份差别及保安山M2不出土兵器等方面认为M1为梁孝王之墓。见刘振东、谭青枝：《关于河南永城保安山二号墓墓主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除规模外，王墓与后墓的相对位置也有差别，而因时代的不同，二者的相对距离亦不尽相同。1.　相对距离徐州西汉楚王、后墓均为异穴合葬，因此二者之间当有一定的距离。具体来讲，可分为二类情况。A类：4处。分别为楚王山M1、M2,狮子山汉墓与羊鬼山汉墓，驮篮山M1、M2,北洞山汉墓与桓魁石室墓。因陵区内的地理环境不同，或并列或错位，而且水平高度不尽相同，但二墓之间的距离一般在100米之上，封土独立，为典型的异坟异穴合葬，这与帝后陵墓较为接近。如狮子山汉墓位于东南，羊鬼山汉墓位于西北，相距200余米，各自所在小山头相对独立（图一四）。驮篮山M1、M2则是位于同一山的东、西山头，相距140余米。图一四狮子山汉墓与羊鬼山汉墓相对位置示意图

B类：4处。分别为龟山M2、M3,东洞山M1、M2、M3,南洞山M1、M2及卧牛山汉墓（由于开山采石破坏严重，该处仅发现一墓）。墓葬并列，水平高度基本一致，距离较近，且位于同一封土下。两墓道之间的距离一般在15米之内，而室之间的垂直距离有的仅有2—3米。其中如龟山M2、M3,墓道相距14米，M2的Ⅰ、Ⅲ、Ⅳ、Ⅴ室与M3的Ⅷ、Ⅶ、Ⅵ、Ⅹ、Ⅴ室的垂直距离仅有2米多。该类楚王、后墓虽未同穴但却同坟，而有些王、后墓还凿有门或通道相通，如龟山M2、M3及南洞山M1、M2,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同穴”的目的。西汉时期徐州地区的夫妻合葬墓中，异穴异坟合葬以西汉早期居多，而且墓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同穴合葬相对较晚，西汉早期偏晚阶段之后比较流行。因此西汉楚王、后墓中相对距离较大的要早于较小的，即A类要早于B类，而A类的时代一般为西汉早期，B类的时代则在西汉中晚期。2.　相对位置徐州地区低矮山丘较多，楚王（后）墓多是选择相对独立的山丘修凿墓葬，且山前为一片极大的开阔地，这与选墓址重堪舆等有一定关系。与帝后陵墓的墓向相对较为统一不同，徐州西汉楚王、后墓的墓向较为复杂，四个方向皆有，不过多数王、后墓向一致，仅有个别特例，如北洞山楚王墓朝南，而王后墓朝西。由于诸侯王和王后在等级、身份等方面存在差别,二者的墓葬虽选址于同一陵域之内，但位置上有尊卑之分，其绝对位置因墓葬朝向不同而不同，但相对位置存在一定的规律。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二者相对位置主要有两种形式。A　类：3处。王墓右，后墓左。楚王山M1、M2并列，东向，M1在南，即右，M2在北，即左。驮篮山M1、M2并列，南向，M1在西，即右，M2在东，即左。北洞山汉墓南向，位于西北，桓魁石室西向，位于东南，二者体现的亦是王右后左的特征。B类：5处。王墓左，后墓右。狮子山汉墓与羊鬼山汉墓、南洞山M1、M2皆南向，王墓左后墓右。龟山M2、M3皆西向，亦是王墓左后墓右。东洞山有　3座大型汉墓，其中　M1、M2皆西向，王墓左后墓右，但　M3在　M1南，发掘者认为其亦可能为王后墓，与　M2墓主在时代上有先后关系孟强：《徐州东洞山三号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山汉墓的再认识》，《东南文化》2003年第7期。。由于　M2与　M1的位置已定，该处可视为一个特例（图一五）。图一五东洞山M1—M3位置示意图

王墓右后墓左的现象与西汉初尊右可能有关。“诸侯王与王后的相对位置凡是坐西面东者都取‘王南后北的’方位，这实际是‘尊右’思想的反映”王学理：《秦汉相乘、帝王同制——略论秦汉皇帝和汉诸侯王陵园制度的继承与演变》,《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如满城汉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等。西汉初的行政职官亦均尚右，《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王先谦补注：“汉以右为尊。”A　类中，王墓与后墓有较大距离，它们均属西汉早期。B类中，狮子山楚王与王后墓较为特殊，时代为西汉早期，但不同于A类三处墓葬，这与地理因素有密切关系。诸侯王的墓地条件是居于首位的，狮子山东侧较近距离无山，王后墓只能居于右侧，虽在狮子山西侧并列位置有小山头存在，但王后墓却选择在狮子山后的羊鬼山，体现尊卑的差别。其他四处诸侯王、后墓距离较,基本为男左女右。这是埋葬思想的转变，而位置尊卑的变化应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武帝之后开始尊左，“无论文职还是武职，汉初都尚右，武帝之后皆改向左”晁中辰：《秦汉官制尚左尚右考辩》,《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因此B类中其余四处楚王、后墓的时代均晚于A类，时间多在西汉中晚期。(三）　徐州西汉诸侯王（后）墓出土陪葬品及陪葬问题分析徐州地区的大型汉墓虽封填讲究，但却难逃被盗掘的厄运。已知的楚王（后）墓几乎全部被盗，轻者残余部分陪葬品，重者则墓门大开，被当地人称为“洞山”，如东洞山、南洞山等，这对陪葬品的分析及相关研究带来极大不便。本文主要对墓内外的出土物及相关陪葬墓做简单分析。1.　楚王山M1铜器有扁壶、方鼎盖等战国、秦代流行的器物，部分器物上有“楚”等铭文。原始瓷器有壶、瓿、罐等。壶为长颈，鼓腹，矮圈足，与西汉初期的奎山M1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汉墓》,《考古》1974年第2期。及中期偏早的奎山M11刘尊志、郑洪全：《江苏徐州奎山发掘4座西汉墓葬》，《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6日。出土的同类器物相比，时代上处于二者之间，又明显区别于西汉中后期墓葬中发现的同类器物。该墓有数个陪葬墓，均未发掘，其中　M4近年被盗，盗洞内出土有半两钱币，墓葬形制与　M1接近，亦有石砌拱形顶资料暂未发表。。狮子山汉墓墓内出土物达2　000余件（套），包括金、银、玉、铜、铁和陶等质地文物（图一六）。玉器数百件，有金缕玉衣、镶玉漆棺、豹、杯、卮及众多的礼器和佩饰等，制作工艺带有明显的西汉早期特点，部分还具有战国风格。钱币17.6万多枚，主要为榆荚半两，占85%以上，另有八铢、四铢和极少量秦半两。印章、封泥300多枚，其中封泥多是楚王去世后，属下封存送给楚王礼物的遗留耿建军：《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考古》2000年第9期。。另外还有铜礼器和陶俑等，早期特征亦较为明显。墓外主要为陪葬坑内出土物。在狮子山的西南、西北、东北已发现陪葬坑十余处，陶俑坑居多，另有一些车马或具有祭祀性质的器物坑，器物具有早期特征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耿建军：《徐州市羊鬼山西汉墓陪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2005）》，文物出版社,2006。。兵马俑坑出土陶俑的制作相对原始和粗糙，显得呆板、拙朴。其他陶俑坑中多为侍俑和仪卫俑，与兵马俑比较，一些坑内的陶俑又显示出逐渐精致的趋势，而且还增添了一些新类型，如发髻俑，同形制的小陶俑在顾山西汉M1的陪葬俑坑内有所发现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顾山西汉墓》,《考古》2005年第12期。。陪葬坑可能是王、后二者共有，从一个方面说明狮子山汉墓的陪葬与祭祀延续了很长时间。狮子山汉墓的陪葬墓目前发表的有五处，墓内三处，墓外绣球山二处，从墓葬结构和出土遗物看，都具有西汉早期的特征徐州博物馆：《徐州绣球山西汉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图一六狮子山汉墓出土遗物

1.　金带扣2.　玉豹3.　金缕玉衣4.　铁胄5.　玉龙形佩6.　镶玉漆棺

3.羊鬼山汉墓遭严重盗掘，陪葬品基本不见。4.　驮篮山M1、M2均被盗掘，出土遗物1　000余件，有陶俑、馨、壶、钫、饼，铜镜、构件，玉璧、棒形器，铁甲片、灯等。墓外发现有兵马俑、乐舞俑坑等李琳、甘晓妹：《驮篮山汉墓惊现神秘陪葬坑》，《彭城晚报》2004年4月9日。。俑较狮子山兵马俑精致，而且增加了乐舞俑，铜镜和铁甲片等也体现出较狮子山汉墓同类器物要晚的特征。5.　北洞山汉墓出土有玉器（金镂玉衣片、璧、瑗、环、佩、动物等）、陶器（俑、饼、乐器等）、铜器（镜、带钩、印章等）、铁器（甲片、剑、戟等）（图一七）。玉器的制作、形制及纹饰等较之狮子山汉墓玉器更进一步。该墓没有发现兵马俑陪葬，但乐舞俑、侍俑比例大增。乐舞俑与驮篮山汉墓出土乐舞俑相似，侍俑则较狮子山汉墓与驮篮山汉墓种类增多。俑造型精致，彩绘逼真，表情丰富，也是狮子山汉墓和驮篮山汉墓出土陶俑难以相提并论的，但与西汉中期墓葬如李屯汉墓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李屯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5年第2期。等出土的陶俑相比仍较为简练。铜镜具有西汉早期的典型特征，但较狮子山汉墓出土带有战国风格的铜镜要晚。钱币种类较多，有战国半两、秦半两、汉八铢半两、榆荚半两及四铢半等。发掘报告认为其中有极少量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所铸的四铢半两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闵浩生和刘瑞先生则认为其中未有文帝四铢半两，并以此推断墓葬时代早于公元前175年或在公元前180年左右闵浩生：《北洞山汉墓半两钱的年代》，《中国钱币》1989年第1期;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图一七北洞山汉墓出土遗物

1—10.　陶俑11—22.　铜印章23.　玉璧24.　玉剑饰

25—26.　玉佩27.　玉熊28.　鳞甲形玉衣片

笔者认为，北洞山汉墓出土钱币数量多，品种杂，而且私铸钱币较多。史载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始铸四铢半两，并允许民间仿铸。吴王刘濞和宠臣邓通“即山铸钱，富埒天子,……故吴、邓钱布天下”。不仅地方诸侯王，一般百姓亦可铸钱，造成“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因此，在一些私铸钱币中出现类似武帝四铢半两钱文的情况属于正常，所谓武帝半两应该是私铸的四铢半两，而这也非闵、刘二位先生所言无文帝时期的钱币。墓内出土印章印文的风格与西汉初期不同，文字形体已趋端稳，笔画渐趋匀整，笔道略带圆势，结体渐显方正，显示出文景时期向西汉中期印文风格过渡的趋向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在北洞山汉墓北部偏西与之距离较近的后楼山上，目前已发掘十座西汉早期中小型墓葬，从墓葬结构、出土遗物特别是陶器组合来看，其中九座时代为西汉早期偏晚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后楼山八号西汉墓》，《考古》2006年第4期;徐州博物馆：《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4期;孟强：《徐州后楼山汉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8。后楼山M8时代为西汉初期，不可能为北洞山楚王墓的陪葬墓。M9、M10资料暂未发表。。另外，从已公布资料看，北洞山汉墓内无车马陪葬遗留，推测墓外可能有相关陪葬坑存在。6.　桓魁石室墓被盗，已空，无出土物。7.　龟山M2、M3出土物有印章、陶俑、车马器等（图一八）。其中M2出土龟纽“刘注”银印一方。刘注为西汉第六代刘姓楚王，公元前128—前117年在位，谥襄王，《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女俑、侍俑多，男俑、舞俑、马俑少，均较写实，线条流畅，刻画细腻，较之北洞山汉墓出土陶俑更为精致。陶饼表面印文多样，已完全区别于早期墓葬中涡纹的形象。M3出土钱币为“三官五铢”，而无其他钱币。陪葬墓在其北侧，为龟山M1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石坑竖穴洞室墓，等级高，未被盗，出土钱币为“三官五铢”及“郡国五铢”两种。公元前113年，“三官五铢”发行，“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非三官不得行”《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基本相同。。这表明M1的下葬时间正是“三官五铢”发行之后与“郡国五铢”的交替时期将若是：《徐州龟山楚王陵及其家族墓葬之年代、葬制与钱币类型》，《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其时代当早于M3而晚于M2。图一八龟山汉墓出土遗物

1—3.　陶俑4—8.　陶饼9.　陶瓦当10.　银印章11.　铜牌饰

8.　东洞山M1、M2、M3被盗或破坏严重。M1附近地表采集到玉衣片、玉璧及带有“君”铭的铜釜等。铜釜的形制具有中晚期的特征，而古时天子、诸侯及卿大夫等有封地者皆称为君，从出土情况看当为楚王所有。M2出土物较多，陶猪圈和灶具有中晚期特征。玉佩、舞人、饰件、觽等表明墓主可能为女性。铜鼎、壶、勺、盘等上刻有“明光宫”铭文，说明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01年之后，“赵姬”沐盘和“王后家”盘则证明了墓主可能为赵姓王后，其他如清白镜、昭明镜等则具有了一些晚期特征。M3出土的昭明镜和日光镜为西汉中后期流行镜种，西汉晚期尤为常见(图一九)。三墓西北碧螺山北坡发现较多陪葬墓,窄竖穴或窄竖穴宽洞室的墓葬形制及陪葬品均具有中期偏晚至晚期的特征徐州博物馆：《徐州碧螺山五号西汉墓》，《文物》2003年第2期。。图一九东洞山汉墓出土遗物1.　M1附近采集的玉衣片2.　M2出土铜、漆器上的文字3、5.　M2出土玉佩、环4.　M2出土玉舞人6.　M3　出土铜镜

9.　南洞山M1、M2被盗空。陪葬墓发现一座，位于南部，规模小，土坑竖穴，出土有西汉晚期的陶罐等物资料暂未发表。。10.　卧牛山汉墓被盗，出土物少。有玉觽、环等女性墓葬常出的器物，推测墓主为女性耿建军：《卧牛山楚王墓》，《徐州文化博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陶狗、鸡在徐州地区东汉墓葬中开始流行，而钱币有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推测墓葬的年代在王莽时期或稍晚。由上可知，楚王山M1、M2,狮子山汉墓与羊鬼山汉墓，驮篮山M1、M2,北洞山汉墓与桓魁石室墓的时代为西汉早期，龟山M2、M3,东洞山M1—M3,南洞山M1、M2及卧牛山汉墓为西汉中晚期。它们在时间上存在着由早到晚的发展顺序，即楚王山M1、M2→狮子山汉墓→羊鬼山汉墓→驮篮山M1、M2→桓魁石室墓和北洞山汉墓→龟山M2→龟山M3→东洞山M1—M3→南洞山M1、M2→卧牛山汉墓。三、　徐州西汉楚王（后）墓墓主推测由于遭受不同程度的盗掘和破坏，一些能够证明墓主归属的物品如印章或带文字的器物发现极少，这给徐州楚王墓墓主的确认带来很多困难。目前仅龟山M2出土有墓主的龟纽银印,证明其为第六代刘姓楚王刘注之墓。刘注死于西汉中期偏早，第五代楚王刘道死于西汉早期偏晚，而龟山M2又与中晚期楚王墓的形制较为相似，因此该墓对于楚王墓墓主的确认较为重要。目前关于楚王墓墓主的综合性研究有限，且多偏向于早期楚王墓的排序及墓主推测，晚期楚王墓探讨较少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文物》2001年第10期;周保平：《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序列及墓主浅说》，《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一）　西汉早期楚王（后）墓的墓主推测西汉早期共有五代刘姓楚王，史书中对前四代楚王，特别是前三代的记载相对较多。具有西汉早期特征的西汉楚王（后）墓计四处八座，分别为楚王山汉墓二座，狮子山和羊鬼山汉墓，驮篮山汉墓二座，北洞山汉墓和桓魁石室墓。楚王山汉墓位于徐州西10公里的铜山县大彭镇楚王山。M1在楚王山主峰北坡，1997年7月被盗，经勘查，对该墓形制有了详细了解。M2位于M1北侧，有高大封土，墓室情况不详。狮子山楚王墓位于徐州市东郊狮子山主峰的南坡。1994—1995年发掘。墓葬总长117米，室内面积161.54平方米。羊鬼山王后墓位于狮子山西北小山南麓，2004年被盗。经勘查，墓葬形制与驮篮山楚王（后）墓相似。在二墓所在陵园内还发现有俑坑、器物坑和相关建筑遗迹等邱永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园初步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驮篮山汉墓位于徐州市东郊驮篮山南麓，1989—1990年发掘。M1总长53.74米，室内面积为173.24平方米。M2总长51.6米，室内面积为178平方米。在两墓南部平地上发现有兵马、乐舞俑陪葬坑及部分陵寝建筑遗迹等。北洞山汉墓、桓魁石室墓位于徐州市东北10公里铜山县茅村乡洞山村。北洞山汉墓于1986年发掘，墓葬总长77.65米，室内面积447平方米。桓魁石室墓位于楚王墓东南小山西麓，总长30余米，室内面积100平方米（表四）。关于西汉早期楚王（后）墓墓主的研究成果较多孟强、钱国光：《西汉早期楚王墓排序及墓主问题的初步研究》，《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刘尊志：《西汉前三代楚王年龄及其墓葬浅探》，《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而对于个别备受关注的墓葬如狮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墓主问题研究则更多。四处楚王墓主体建筑均采取轴对称式布局，但墓葬的形制及出土遗物等又有先后顺序，这为我们进行墓主的推测提供了依据。表四徐州西汉早期楚王(后)墓统计表墓葬名称方向(度）墓葬组成室数室内面积

（m2）墓葬

总长度（米）备注楚王山M190封土、墓道、耳室、甬道、墓室等不详被盗M2不详不详狮子山汉墓188封土、墓道、耳室、甬道、墓室等12161.54117被盗羊鬼山汉墓不详封土、墓道、耳室、甬道、墓室等不详被盗驮篮山M1180封土、墓道、耳室、甬道、墓室等12173.2453.74被盗M2180封土、墓道、耳室、甬道、墓室等1117851.6被盗北洞山汉墓180封土、墓道、耳室、甬道、

墓室及附属建筑等1944777.65被盗桓魁石室墓270墓道、耳室、墓室等410030被盗1.　楚王山M1、M2多数学者认为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及其夫人墓，但也有学者认为M1是石坑竖穴墓，有长墓道，有耳室但无前后室，且石砌券顶出现的时代较晚，墓主可能为西汉晚期的某代楚王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形制的演变》,《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就M1来讲，《后汉书·郡国志》《魏书·地形志》《水经注·获水》等均有记载，学者认为这些记载距西汉较近，所言之事应有所本，较为可信，且楚元王刘交知名度高，上述各书成书时间早，没有可靠证据，不能轻易推翻孟强、钱国光：《西汉早期楚王墓排序及墓主问题的初步研究》，《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梁勇、梁庆谊：《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及排列顺序》，《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但位于徐州市南部的土山东汉墓南京博物院：《徐州土山汉墓清理简报》,《文博通讯》1977年第15期。,据《水经注》等记载为范增墓《水经注·泗水》：泗水“又经亚父冢东”。《魏书·地形志》：“世祖至彭城，登亚父冢以望城内。”之后的一些史书中也有相关记载。。《水经注》成书与土山汉墓的修建时间距离更近，但经过科学发掘，证明此处为东汉某代彭城王之墓，因此单凭文献记载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楚王山M1的墓室由山顶下凿而成，一侧有斜坡墓道，这些均与战国时期一些竖穴墓葬较相似，是对竖穴墓葬的继承，因此一些学者将其定为竖穴式崖洞墓刘照建：《徐州地区大型崖洞墓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但该墓墓室顶部以条石砌成，使之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而在一侧与甬道和墓道相通，墓道的两侧开凿耳室，又都是横穴墓葬的特征。因此，该墓作为横穴墓还相对简单原始，具有很多过渡特征，还处于西汉横穴崖洞墓的雏形期。楚王山M1、M2在已知楚王（后）墓葬中位置最西，皆东向，是目前已知楚王（后）墓中唯一一处，加之陪葬墓等多位于东北侧，与汉高祖长陵等基本一致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帝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六辑，文物出版社，1982。。古人以东向为尊，顾炎武《日知录》云：“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向东。”徐州西汉楚王墓中仅此一处，墓主当是辈分最高的楚王和王后。M1内的出土遗物特别是具有战国至秦代风格的铜扁壶、方鼎盖等，在其他几座早期楚王墓中很少见到，说明墓主应为距离秦代较近的一代楚王。因此楚王山M1当为第一代刘姓楚王刘交之墓，M2为其王后之墓。2.　狮子山汉墓与羊鬼山汉墓自发掘以来，围绕狮子山汉墓的相关讨论很多，学者从历史文献王云度：《试析叛王刘戊何以能安葬在狮子山楚王陵墓》，《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出土遗物孟强：《从随葬品谈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2006年第9期;黄盛璋：《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与出土印章问题》，《考古》2000年第9期;赵平安：《对狮子山楚王陵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认识》,《文物》1999年第1期;刘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封泥考辨》，《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梁勇：《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与墓主问题的再认识》,《考古》2006年第9期。、墓葬建筑及其形制结构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文物》2001年第10期。、墓葬的开凿时间耿建军：《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开凿时间考析》，《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墓主年龄刘尊志：《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诸方面对该墓进行了研究，且多对墓主进行推测。简报称该墓墓主为第二代刘姓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刘戊，多数研究亦围绕二者展开，但也有认为墓主为第五代刘姓楚王刘道。狮子山汉墓的结构特征以墓道及天井最为突出。三重墓道中，中墓道应是原来设计方案中的墓道，为了开凿塞石，又增加了一个外墓道。可能为方便运送塞石、棺椁等大件东西及洞室内开凿的废渣，又在原墓道（即现中墓道）后开凿了天井，并将天井下的甬道与天井凿通，使这一段甬道变成了内墓道。这一过程在内墓道两侧的墓壁上反映得非常清楚，而造成这种独特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墓葬的时代比较早、墓葬的建造技术还不十分成熟及墓主人在位时间太短，墓葬因此没有来得及按原设计完成耿建军：《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结构特征及形成原因》，《大汉楚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这与刘郢（客）较为相符。巨大天井位于墓葬中部，有人认为这应是竖穴墓的残留，如果将天井之后的部分去掉，则与楚王山M1的墓葬形制较为接近，墓主为刘交之后的下一代楚王可能性最大孟强：《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墓道、甬道内凿有耳室，是驮篮山与北洞山楚王(后）墓所没有的。该墓虽有前后室，但呈“工”字形，且在前室外的甬道两侧凿有耳室，并以木门与外相隔开，使它们与前室处于一个空间之内，而稍晚的诸侯王（后）墓则转化为与主室竖向平行的侧室。室的功能还不健全，有庖厨、府库和贮藏间等，但与驮篮山、北洞山楚王墓相比缺少乐舞、厕间、浴室等，而且一室内放置多种物品，如W1内既有兵器、生活用具，又有玉礼器和模型车马器，具体功能不甚明确;墓内有殉人现象，而且多作为耳室存在，如E4、E5,这是先秦葬俗的遗留，是已知西汉楚王墓中仅有的。排水设施还很简陋，各室顶均为平顶，较单一。这些都体现出该墓时代较早的特征，属于过渡发展的阶段，因此该墓要晚于楚王山M1而早于驮篮山和北洞山楚王墓，刘道可以排除。墓葬塞石上有朱书文字标明方位、顺序，整个陵墓显然经过周密设计，但却未按要求完工，多处显露出仓促之感，结合已发现兵马俑仓促掩埋，坑壁及底凹凸不整的现象，一切表明狮子山楚王陵的正常营建活动因突然事件而中止。有人认为其他早期楚王皆寿终正寝，且有子嗣，“突然事件”应是该楚王参与叛乱，兵败后自杀，墓葬因此停建，唯一符合这一条件的就是刘戊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加之刘戊生前造反，肯定拥有重兵，所以陪葬兵马俑也最符合他葛明宇：《狮子山楚王墓墓葬年代与墓主初考》，《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但实际并非如此，墓主应该在位时间较短，得病死亡，即使有一定的居丧时间，因墓葬规模较大，也很难在一定时间内按原计划完成。汉代诸侯王继位第二年便开始修建其墓葬，从狮子山汉墓的规模看，二十年时间一定会修建得十分精致，这可从修建仅十一年的龟山M2看出，而刘戊在位二十一年，因而不符合此墓的实际情况。墓葬未修建完整是因为墓主在位时间短且死得突然，符合这一条件的有刘郢（客）和刘礼二人，结合以上论述，刘礼的可能性可排除，因此刘郢（客）的可能性最大。另外,墓主骨骼保存较多，经鉴定墓主死亡的年龄在37岁左右王凌：《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考古发掘及其意义》，《两汉文化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笔者曾对西汉前三代刘姓楚王的年龄进行过推测，刘郢（客）与狮子山汉墓墓主年龄最为相符，死亡年龄约在32—38岁之间，他可能因有疾病死亡或突然病故，属仓促死亡刘尊志：《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当然有人会提出疑问：在不足四年的时间里能否修造成现在我们见到的狮子山汉墓?有学者对其开凿时间作过详细论述，证明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耿建军：《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开凿时间考析》，《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狮子山王后墓即羊鬼山汉墓的墓葬形制与驮篮山楚王（后）墓的形制极为相似，较之狮子山汉墓完善许多，这说明王后的死亡时间较之楚王晚了很多。在楚王死后的很长时间内，王后墓能够修建得十分完整，更说明该楚王不可能是参与造反的刘戊。因此狮子山汉墓当为刘郢（客）之墓，羊鬼山汉墓为其王后墓。出土遗物方面，狮子山汉墓出土有大量玉殓葬器、礼器、佩饰等，金缕玉衣、镶玉漆棺和大量礼器是造反的刘戊很难享用的。从参与造反的宛朐侯刘埶和谋反的济北王刘宽的墓葬可看出，谋反者陪葬玉器极少徐州博物馆：《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2期;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局、长清县文化局：《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更不用说使用玉衣和镶玉漆棺。该墓内陪葬有小型陶俑，其他已发掘的早期楚王、后墓则不见，推测这时尚未形成固定的用俑陪葬制度。墓外俑坑内的兵马俑制作显得呆板粗糙，缺乏生机，早期特点明显。东部陪葬坑可能为王、后共有，出土的一些陶俑较之兵马俑要略显精致，说明延续时间长，有逐渐转变的过程。种类上，该墓未发现乐俑和舞俑等，而这两类俑在驮篮山和北洞山楚王墓却有发现。狮子山汉墓出土钱币中，以榆荚半两为主，四铢半两等钱币虽有出土，但数量较少。《汉书·食货志》载：“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这说明墓主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为榆荚半两通行的时候，而其死时四铢半两刚刚发行不久，若墓主为刘戊的话，在“放铸”情况下，四铢半两钱币当会很多，然而恰恰相反。另外，该墓墓内及陪葬坑均有大量铜礼器出土，造反的楚王是不可能有如此多铜器陪葬的。“七国之乱”后，楚国的很多铜礼器被收归中央，如西安地区出土的“楚大宫”铜鼎和满城汉墓出土的“楚大宫”铜壶，原应是楚国之物，刘戊参与“七国之乱”，被朝廷没收后赐予他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粹——青铜器》，世界图书出版社，200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另外，墓内出土的金带扣、玉豹、玉卮等可能是皇帝所赐之物，刘戊造反难以拥有，而原为宗正且与汉文帝关系密切的刘郢（客）则极有可能。3.　驮篮山楚王（后）墓关于驮篮山楚王（后）墓，多认为是楚王刘戊及其夫人的墓葬，但坚持狮子山汉墓刘戊说者则持不同见解。驮篮山楚王（后）墓结构合理，布局严谨，已完全摆脱了竖穴墓的影响，是徐州西汉早期横穴崖洞墓的定型之作。墓道宽度大于主室，后有与甬道口平齐的平台，虽较短，但也体现出向平坡墓道过渡的特征。功能室较齐全，专门的厕室、浴室、乐舞室等出现，墓内无殉人。排水设施较狮子山汉墓先进许多。室顶结构多样，一改狮子山汉墓单一的平顶风格。亦采取前堂后室的布局，但与狮子山汉墓“工”字形不同，为前横后竖的“⊥”形结构，配室与主室竖向平行，体现出逐步完善的过程。与狮子山汉墓一样，也发现兵马俑坑，这可能是“七国之乱”前楚王的陪葬特权，另外还有乐舞俑坑，品种的增加证明其时代要晚。以上说明，驮篮山楚王（后）墓的时代较狮子山汉墓晚且有相邻的前后继承关系。驮篮山两座墓葬修造较为精致，与其先造墓后加工有关，形成这种情况可能因刘郢（客）早卒使得墓葬未修造完整,其子刘戊接受教训，先把墓葬修造完整，且他在位二十一年，有足够的时间对墓内进行加工，形成了驮篮山楚王（后）墓的规模虽小于狮子山，但却比狮子山汉墓精致很多的情况。出土遗物方面，驮篮山楚王（后）墓明显表现出与一般王级墓葬的不同：总体质量偏低，品格不高，缺乏铜礼器和玉器，使用陶冥钱等，与宛朐侯刘埶墓出土器物的特征极为相似，并与修造精致的墓葬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与刘戊谋反相符。刘戊参与“七国之乱”失败后自杀，降格入葬更多地表现在丧仪及随葬器物上。出土陶俑的种类增加了乐俑和舞俑等，造型渐匀称，线条趋于流畅，较狮子山汉墓有所进步，而墓外陪葬坑与狮子山汉墓相比，表现出前后发展的关系，说明两处楚王墓有继承关系。因此，驮篮山楚王（后）墓的时代要晚于狮子山汉墓，墓主应为第三代楚王刘戊及其夫人。4.北洞山楚王墓及桓魁石室墓关于北洞山汉墓的墓主，发掘报告根据出土钱币认为墓主为刘道，而多数认为是刘礼或刘道父子二人中的一位，且偏向于刘礼。但也有学者认为应为楚元王刘交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夷王刘（郢）客邱永生、茅玉：《徐州北洞山西汉王陵考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4期;葛明宇、孙凤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或前三代楚王中的某一位汪俊明、韦正：《从出土印章谈西汉侯国行政关系》，《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上文的分析基本上可排除墓主为前三代刘姓楚王的可能性，最大可能为刘礼或刘道二者中的一人。北洞山汉墓与驮篮山楚王（后）墓有很多相似之处，均为长墓道，短甬道，室内均经打磨、装饰等，但改斜坡墓道为平坡墓道，侧室中开始出现立柱，这是西汉中晚期楚王墓中常见的形式。室的功能更多，乐舞、府库、仓房、水井、柴房、贮藏、沐浴、厕间等一应俱全，而且考虑到具体情况,一类室如厕间在多处皆有设置。另外，附属建筑设在主轴线东侧，而主体建筑的两个厕间也偏东设置，这也许是对早期轴对称布局的突破。陪葬陶俑均置于墓葬之内，一部分位于墓道两侧，一部分位于室内，与驮篮山楚王墓内外皆置有相应差别，而与中期的小龟山汉墓相似，但小龟山汉墓的陶俑置于甬道旁侧耳室及其他室内，墓道内不见。所以从墓葬结构看，北洞山汉墓要较驮篮山汉墓晚，且二者的时代较为接近，而与墓主身份明确的龟山M2相比较，该墓更多表现出的是早期特点，主体建筑为轴对称布局，长墓道、短甬道的特点等与刘注墓相差较大。另外，北洞山汉墓室内不见瓦木建筑，而刘注墓则较多发现，如果北洞山汉墓墓主为第五代刘姓楚王刘道，那么他死于公元前129年，较之死于公元前144年的梁孝王晚15年左右，梁孝王墓内已出现有木构建筑，刘道墓内不见木构建筑则很难理解，所以北洞山汉墓的墓主不可能为刘道。周保平先生认为，北洞山汉墓没有发现尚未完工的迹象，刘礼即位后不可能预见自己仅在位三年，从而要求在三年内完成自己的冥宅;再者像北洞山这样的地宫三年内怕是完不成的周保平：《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序列及墓主浅说》，《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笔者认为北洞山汉墓最独特之处就是其附属建筑，这与狮子山汉墓出现天井的情况一样，是其特异之处。修建附属建筑可以大大减少主体建筑的工作量，且附属建筑位于山坡，便于开采和搭建，较短时间之内是可以完成的，因此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墓葬难以修建完整。而该墓的主体建筑较驮篮山楚王墓简化很多，也远远小于狮子山汉墓的规模，三年之内完成是较正常的。这反过来也说明刘礼在修建墓葬之初可能已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在不影响整体墓葬规模和墓室功能的情况下，要求加快进度，所以在墓葬的设计上缩小主体建筑，修建附属建筑，这样二者可以同时施工，提高了墓葬的修建速度。北洞山汉墓出土的玉衣在制作上较狮子山汉墓玉衣更为先进。陶俑中没有发现兵马俑，推测楚国陪葬兵马俑的特权已被取消。墓道两侧龛内出土的部分彩绘陶俑绶带上有“中郎”“郎中”“宦者令”等墨书文字，均为九卿之一郎中令的属官，说明用俑守卫楚王墓葬的思想仍然存在，但仪卫俑等代替了兵马俑，而中期的刘注墓则基本无守卫作用的俑存在。乐舞俑、侍俑的形制与驮篮山汉墓出土同类器物相似，但细部刻画相对精细，然又较龟山楚王墓陶俑粗糙。这说明北洞山汉墓的时代较之狮子山、驮篮山两处楚王墓要晚，但与驮篮山楚王墓的时代接近，而与刘注墓在时间上有间隔。发掘报告认为墓内出有武帝四铢半两钱，并据此认为墓主为刘道，似有不妥。据记载，公元前140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汉书·食货志》。。公元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汉书·武帝纪》。。武帝半两通行18年，公元前118年开始使用五铢钱。刘道死于公元前129年，此时武帝半两发行已近八年，如果该墓真有武帝半两的话，则应该很多，而不是极少，所以它们应是汉文帝时私铸钱币。因此，北洞山汉墓墓主为刘礼的可能性最大。桓魁石室墓是典型的横穴崖洞墓，且与北洞山汉墓相距较近，因此它应为楚王夫人墓。该墓规模较小，没有修建完整，主室及立柱等尤显仓促，而且许多设施并不齐全。前室靠近墓门两侧有两立柱，但两立柱靠近甬道处较为规整平直，原应为甬道壁，后与其他部位凿通，使得两耳室与前室相通，形成立柱，这与北洞山汉墓侧室内有意树立柱不同。结合该墓修建粗糙和没有完工的迹象，墓主要较北洞山汉墓墓主早卒，而且在位时间很短。楚王墓址已定，在后楼山因有早期墓葬（M8）等原因不能采用的情况下，只有该处有小山，且距离不远，但该山在北洞山的东南部，位置并不适合，所以采取墓葬西向，这样后墓在方位和位置上就不会超越楚王了。桓魁石室墓所反映的墓葬特征及墓主情况与刘礼即位晚和在位时间短等特征亦较相符。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汉书·楚元王传》等记载，刘礼为楚元王刘交的第三子，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被封为平陆侯，公元前154年，“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是为楚文王……立三年卒”《汉书·楚元王传》。。刘礼即位在“七国之乱”后，之前其兄刘郢（客）与子刘戊共在位约25年，其父刘交是在铲除异姓王之初被立为楚王的，且在位时间较长，因此刘礼被封为楚王时年龄当已很大。笔者曾推测刘郢（客）即位时的年龄约在28—34岁，抛除刘礼与他的年龄差，加上25年，与刘郢（客）排行最近的刘礼即位时的年龄当在50岁以上，其夫人的年龄也当在50岁左右。刘礼即位前在中央为宗正，不可能在徐州为自己和夫人修墓。即位后，刘礼在修建他与夫人的墓葬时，可能已考虑到年龄和身体情况，而汉代崇尚堪舆，刘礼的墓址选定后，其夫人的墓葬位置只能就近选择，结合上文所述，刘礼夫人的墓葬只有选在东南小山，墓葬西向，朝着刘礼墓。刘礼夫人可能先刘礼而死，所以出现王后墓规模很小，没有修建完整的情况。如果北洞山汉墓为第五代刘姓楚王刘道之墓，即位时他与王后的年龄都较年轻，且在位长达22年，出现后墓未建完整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小。另外，后楼山陪葬墓群出土陶俑的形体较小，脸部皆呈倒三角形，而从早期偏晚的米山M1、M4出土陶俑来看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米山汉墓》,《考古》1996年第4期。,小陶俑向中期陶俑的发展，有形体渐大，脸部趋向椭圆等过渡特征，西汉中期的李屯汉墓中不见小陶俑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李屯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5年第2期。，俑的脸部椭圆即说明了这一点。刘道在位22年，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过渡和转变，但从后楼山陪葬墓群出土陶俑看，其间明显缺乏过渡。因此，北洞山汉墓应为刘礼之墓。(二）　西汉晚期楚王（后）墓墓主推测西汉晚期的刘姓楚王基本为刘嚣一支，计有五十八年，所处时代均为西汉晚期。已发现具有晚期特征的西汉楚王（后）墓分别为东洞山楚王（后）墓三座，南洞山楚王（后）墓二座，卧牛山汉墓一座（表五）。东洞山楚王墓位于徐州市鼓楼区石桥村东南的小山西坡，有南北并列的三座墓葬，自南向北分别编号为M3、M1、M2。M1全长61米，室内面积约210平方米。M2全长24.2米，室内面积43平方米。M3全长32.4米。南洞山楚王墓位于城南开发区段山南部山坡，墓葬东西并列。M1全长80余米，室内面积185.5平方米。M2全长约41米，室内面积47.27平方米。卧牛山汉墓位于九里区卧牛山东北麓，全长约40米，室内面积约84.64平方米。表五西汉晚期楚王(后)墓统计表墓葬名称方向(度)墓葬组成室数室内面积

m2墓葬

总长度（米）备注东洞山M1280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等721061被盗M2275墓道（已被破坏）、甬道、墓室等14324.1

(墓道残)被扰M3275墓道、甬道等//32.4无室南洞山M1180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等5185.580被盗M2185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等347.2741被盗卧牛山M12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等384.6440被盗表五所列三处楚王（后）墓与龟山楚王（后）墓有较多相似之处，如短墓道，细长甬道。室的壁、顶较粗糙，凿痕明显。有平顶、两面坡顶等，但不规整。王与王后墓为同坟异穴合葬，距离较近,有的有通道。甬道中部多开凿耳室。墓内室不甚对称，楚王、后墓靠近处室多且大，一些室内有瓦木建筑，而楚王墓内多有较粗的擎天柱等。但它们与龟山楚王（后）墓又多有明显的差异：（1）　墓葬规模明显缩小，室数渐少;（2）　突出作用室的面积大，其他室的面积小;（3）　甬道的相对距离加长，墓室后移，有后重前轻之感;（4）　后墓缩小明显，长度仅有王墓的一半或更短，形制简单，一室或配小耳室，规模远逊于龟山M3;（5）　王后墓最左侧室的左边延长线可至王墓的室内，而龟山楚王（后）墓则不然。由此看来，有学者将这三处楚王（后）墓与龟山楚王（后）墓同分一式周保平：《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序列及墓主浅说》，《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似乎范围过大。第六代刘姓楚王刘注子刘纯为节王，立16年，传子刘延寿，在位32年，因谋反自杀。二人在位时间均超过刘注，且在刘延寿谋反之前相对稳定，加之三者为祖孙三代，二人及王后的墓葬当与龟山楚王（后）墓规模相当，形制相似。表五所列三处楚王（后）墓与龟山楚王（后）墓存在明显差别，这当为一种在前期墓葬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新型墓葬形制，突出特点是规模缩小，尤其是后墓与王墓的长度相差明显。笔者认为这种新型墓葬形制的出现在稳定的同宗继承中很难实现，而是在改变继承关系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转变，所以表五所列三处楚王（后）墓的墓主当属刘嚣一支。东洞山汉墓的年代下限为西汉中晚期，大致在宣帝前后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南洞山楚王墓的甬道出现檐枋等仿木结构，王后墓内出现了穹隆顶，虽然南洞山楚王墓的规模比东洞山M1小，但王后墓室的数量增加，且二者又通道相连，较之东洞山楚王（后）墓更趋完善，这是西汉晚期楚王墓逐步发展的结果，说明其时代要晚于东洞山楚王墓。卧牛山汉墓的年代在王莽时期或稍晚应无疑问,考虑到墓内出有女性墓常出的随葬品，推测其可能为刘纡夫人之墓。另外，西汉晚期的楚王(后）墓均呈男左女右分布，该墓的建筑偏向左方，说明它位于右位，在其左方（西边）当有一墓，即楚王（刘纡）墓。楚孝王刘嚣及王后墓认为东洞山汉墓为谋反自杀的刘延寿及其王后之墓的主要原因是M2未有出土象征身份的玉衣，M3没有做完是因楚王谋反而受牵连孟强：《徐州东洞山三号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山汉墓的再认识》，《东南文化》2003年第7期。。而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延寿）后母弟赵何齐”，“何齐父长年”，这与M2出土带有“赵姬”刻铭的铜器较为相符。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并不能完全证明东洞山M1为刘延寿之墓。首先M2修建完整，无仓促之感，陪葬品丰富，铜、漆、玉器的数量与品种众多，墓主人应是正常死亡，无玉衣当与其墓葬规模缩小一样是当时的一种葬制。其次，在M1甬道两壁上有明初的佛教造像，说明被盗严重且时间较早。发掘简报称20世纪50年代在M1南部采集到铜釜、玉衣片、玉璧、玉剑饰等物，为M1被盗孑遗，由此来看，M1的铜、玉器很多，而且极有可能有玉衣，这与刘延寿谋反自杀的事实不符。第三，西汉时明光宫为嫔妃之宫，M2出土有很多带“明光宫”“赵姬”等刻铭的铜器，说明这些器物或是被赵姬（楚国王后）从都城长安嫁到楚国时带来的，或是明光宫的赵姬送给楚国王后的。如果它们是赵姬嫁到楚国时从明光宫带来的，与史书中记载刘延寿王后姓赵较为相符，但也不能排除刘嚣夫人赵姓的可能性。而刘嚣为宣帝子，先被封为定陶王，后又徙楚，其后为明光宫之姬，走时带走自己的日用之物很是正常。如果这些器物是明光宫的赵姬送给楚国王后的，则楚王为刘嚣的可能性更大。第四，若M2墓主为赵长年之女，其较父亲早死虽可以理解，但并不多见，且赵长年在刘延寿谋反自杀后还做爰戚靖侯17年。第五，楚孝王刘嚣与西汉元、成二帝有较近的血亲关系，为宣帝一支的第一位楚王，史书载其“素行孝顺仁慈”《汉书·成帝纪》。,因此得到汉成帝的嘉奖，其死后使用玉衣及大量玉器较为正常，而他与王后的墓葬之内出现宫廷之物也不足为奇。另外，M2内出土的一些盘、釜上分别刻有“王后家盘”“王家尚食”等铭，表明这些器物不是明光宫或他处之物，而是楚宫之物，这也充分说明了M2陪葬品的多样性。第六，《徐州东洞山三号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山汉墓的再认识》一文认为M2、M3皆为王后墓，位于王墓两侧，这种情况很少见，目前所知帝陵为汉元帝渭陵，其左右分为两个皇后之墓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帝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六辑，文物出版社，1982。,说明这种现象并不正常。如果M1为刘延寿之墓，其左右两侧为两后墓的情况早于渭陵多年，似乎不太可能。另外，东洞山西北部碧螺山发现的陪葬墓时代基本为西汉晚期偏早阶段，它们的发现进一步说明东洞山M1当为孝王刘嚣之墓。楚怀王刘文墓按汉制，诸侯王一般在即位后的第二年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怀王刘文不足一年无子而薨，其弟刘衍也是在次年复立，这期间为没有楚王统治及是否续立楚王的阶段。因而与其他的楚王墓不同，刘文的墓葬不仅没有修好，而且墓葬的位置可能都没有选好。笔者初步认为拖龙山M3为其墓葬的可能性最大。拖龙山M3位于南洞山楚王墓西南拖龙山南端小山头顶部，二者相距约800米。该墓封土残厚1.3米，外侧有三层墓垣，最外层墓垣砌成较规整的长方形，东西长35米、南北宽25米，地表散存大量板瓦、筒瓦及云纹瓦当残片，表明当时有相当规模的地面建筑。墓葬为长方形石坑竖穴洞室墓。竖穴窄长，南北长2.7米、东西宽1.3米、深10米。竖穴底部西侧开凿大洞室，洞室南侧为车马室（龛），室内面积约30平方米。墓葬在唐末宋初及当代被盗，但仍出土镶玉铜枕、玉衣片、玉石器及铜、陶器等近200件（组）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拖龙山五座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图二○）。墓葬规模之大，陪葬品之丰富在徐州地区中型汉墓中很少见，在晚期中型墓葬中绝无仅有。该墓与东洞山楚王墓陪葬墓之一的碧螺山M5徐州博物馆：《徐州碧螺山五号西汉墓》,《文物》2005年第2期。有诸多相似，均是窄竖穴、大洞室，室内均有瓦木建筑，室的北部伸向竖穴形成龛状，所不同的是拖龙山M3的规模大，等级高，其中瓦木建筑的遗物中有朱雀纹文字瓦当发现。这说明二者的时代较为接近，进而说明拖龙山M3的时代与东洞山楚王墓的时代接近，比较符合刘文的死亡背景。虽然竖穴墓不符合楚王的丧葬习俗，但竖穴墓便于开凿。在对拖龙山M3进行发掘的过程中，笔者在该墓南部山头的东坡发现有开凿山体的遗迹，伴出的还有一些建筑残片等,说明该处原来可能为某代楚王准备开凿陵墓之所，但因故停止；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就是该代楚王在位时间极短，虽选好墓址并已开始修建，但却突然死亡，在有限的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横穴图二○拖龙山墓葬及出土遗物

1.　M3平、剖面图2.　墓垣图3.　玉衣片4、5.　玉佩6.　镶玉铜枕复原

崖洞墓的开凿而被迫放弃，而这与楚怀王刘文最为符合。他从即位到确定修墓有一段时间，选择墓址亦需要一段时间，所剩下的修墓时间极短，即使在他死后至下代楚王刘衍继立，也不足一年，想修好一座大型横穴崖洞墓是极为困难的。西汉晚期，夫妻同穴合葬已较为盛行，该墓规模虽大，但墓内仅葬一人，和诸侯王、后的合葬形式一致。该墓的陪葬墓基本分布于其东北部，规划整齐，较为密集，有十余个之多，个别等级还较高，在西汉徐州地区的中型墓葬中仅此一处。其他等级较高的侯级墓葬如宛朐侯刘埶墓、天启M1耿建国、马永强：《徐州市天启山汉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等也不会超过五座，与之无法相比，且两墓时代为西汉早期，处于楚国国力强盛的时期，而拖龙山M3的时代较晚，国力及王权已较衰落。另外，该墓出土遗物的品种、数量、等级等都与大葆台西汉晚期广阳王刘建墓相似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但玉衣片在大葆台汉墓中没有发现。因此从墓葬的位置、规模、形制、时代及陪葬品、陪葬墓等方面分析，该墓极有可能为刘文之墓。（三）　楚思王刘衍墓楚思王刘衍以平陆侯绍封楚王，在位21年。据《汉书·王子侯表》载,刘衍有一子封王（刘纡），18子封侯。在以上分析刘嚣、刘文及刘纡墓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南洞山汉墓当为刘衍及其王后的墓葬。该处墓葬在元代即被盗掘，出土遗物不明，但墓葬修建规整，设施较全，说明楚王是正常死亡。由于二墓结构又有晚于东洞山楚王、后墓的特征，因此其墓主最有可能为刘衍及其王后。综上所述，东洞山M1、M2当为刘嚣及其王后墓，拖龙山M3可能为刘文之墓，南洞山M1、M2为刘衍及其王后墓，卧牛山汉墓为刘纡夫人之墓。四、　徐州西汉诸侯王墓与西汉帝陵及其他地区诸侯王墓比较西汉共有帝、后陵墓11处，均位于都城长安附近。西汉诸侯国在遵循中央政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特点等因素综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诸侯王葬制。西汉诸侯王墓的数量较大，发现也较多。据黄展岳先生1998年统计，约有34座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近几年，随着相关资料的公布，相关墓葬的数量显然有所增加。刘瑞和刘涛先生也作过相关统计，分别为16国66座刘瑞：《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三题》,《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和18国64座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形制的演变》,《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笔者亦作了相关统计，目前计有38处75座，分别为陕西2处2座、湖南长沙4处5座、广东1处1座、河南永城1处16座、江苏12处21座、安徽1处1座、山东9处16座、北京2处3座、河北6处10座2010年，在山东、江苏等地又有三处西汉诸侯王墓被发现或发掘，由于正式资料未公布,本文暂不列入。（图二一）。楚国是西汉一代基本没有间断的诸侯国,其与帝陵及其他地区的诸侯王墓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图二一西汉诸侯王墓分布示意图

(一）　墓地与墓葬位置西汉帝陵与诸侯王墓均位于都城附近。帝陵中，西安市北面咸阳原上有九陵，其他二陵位于东、南部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帝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六辑，文物出版社，1982。，因此帝陵的分布是相对集中的。诸侯王墓有自身的特点，或集中，或稍分散。徐州西汉楚王墓的分布相对分散，环绕都城四周。帝、王陵区的择定要求严格，较重堪舆，如帝陵所在的咸阳北阪高地，位于都城北部，东西横亘，地势高亢，背靠九峻山，南临渭水，风水极佳蔡永华：《试论西汉早期的丧葬特征及其形成》，《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楚国王、后墓大多选择在相对独立，墓前为极大开阔地的小山上。梁、鲁、南越国及部分中山国王陵亦都择地在“山”上，特别是孤山上，远观象征一座坟丘，坟藏其中郑绍宗、郑滦明：《汉诸侯王陵的营建和葬制》，《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而鲁王墓位于曲阜九龙山南山坡，数墓并列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与徐州西汉楚王墓既有相似处，又明显存在差异。徐州西汉楚王与王后墓多是两墓并列，这与帝、后陵和很多诸侯王、后墓基本相同。墓向方面,西汉帝陵虽有四出墓道，但东墓道是主墓道，说明其可能是东向的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88年第4期。。梁孝王墓、满城汉墓、徐州楚王山刘交墓等皆东向，但其他七处楚王墓中，南向七座，西向六座，北向一座，形式较为多样，梁王（后）墓的墓向也存在多样性。其他地区诸侯王（后）墓的墓向相对统一，缺少变化，而且多以南向为主。徐州西汉楚王与王后墓的相对位置，即左右关系并不统一，早期多男右女左，中晚期则多男左女右。早期二者的位置关系是以右为尊，与之不同的位置关系则与地理环境等有一定关系,体现出楚王的特权。西汉帝、后陵的相对位置，一般认为帝西后东是通制，明显不符者视为特例，但也有学者认为帝西后东绝非西汉帝后合葬之通制，而是存在自身的原因曾青：《关于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87年第1期。。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有学者甚至提出“帝东后西”之制是西汉帝陵流行的主要模式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昭帝平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笔者认为帝西后东是帝后陵墓相对位置的一个基本准则，但因一些因素会呈现出多样性。其他诸侯王墓中,王与王后墓葬的相对位置或左或右，较为多样，一些梁王墓与王后墓的墓向还是相反的，与帝陵和徐州楚王、后墓均存在着差异，而如泗阳大青墩汉墓出现王、后合葬一墓的情况陆建芳、杭涛：《泗阳县大青墩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文物出版社，2004。，在其他地区诸侯王墓中基本没有发现。(二）　陵园及陵寝建筑目前在徐州地区的楚王山、狮子山、驮篮山、北洞山、东洞山、南洞山等六处楚王墓的墓外均有地面建筑遗迹发现。另外，市内土山东汉墓的封土中发现有“楚夷园印”“楚夷园丞”“楚文园印”等封泥杨洁、腾道林等：《土山汉墓新发现300余方封泥和两处盗洞，专家详释盗墓之谜》,《都市晨报》2005年2月16日。，反映出夷王刘郢（客）和文王刘礼的陵园管理机构。因此，可以确定徐州西汉楚王墓有陵园及陵寝建筑的存在。西汉时期的帝王陵墓多设有陵邑。帝陵陵邑所做工作较多，相对清晰，诸侯王墓所做工作很少，还不甚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较帝陵陵邑的等级要低，规模也较小，而与帝陵设置陵邑有较强的政治目的不同，诸侯王的陵邑主要是保护墓葬。西汉帝陵实行三重陵园制度，初期帝后共用一个内陵园，文帝灞陵始，帝、后的内陵园独立，后陵实际位于帝陵的中陵园内刘瑞：《秦、西汉帝陵的内、中、外三重陵园制度初探》，《中国文物报》2007年5月18日。。诸侯王墓陵园的设置，基本仿天子之制，设于陵区周围，并有“园令”等官员进行管理。从现有资料看，徐州地区楚王墓基本为两重陵园，是帝陵三重陵园的简化与整合。早期王、后墓内陵园相对独立，共用外陵园，至迟在中期之后，由于王、后墓距离较近，墓向一致，内、外陵园成为共用。其他诸侯王墓中，永城保安山梁孝王墓陵园，与早期楚王墓陵园相似，中山怀王刘修墓周围有长方形陵园，规制较帝陵小得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大致看来，其他诸侯王墓与楚王墓基本一致，所实行的应该是双重陵园制度，其中山丘地带诸侯王墓的外陵园形状不甚规整，而内陵园和平原地带王墓的外陵园则较规整。寝殿和便殿等是汉代陵寝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帝后陵的相关建筑等级高，设施复杂，诸侯王墓较之稍逊。这些建筑在一定时期之后建于一个大的寝园之内，故《后汉书·百官志》载：“帝、后、太子、诸侯王皆有寝园。”从目前资料看，西汉帝陵的寝园大体在武帝茂陵时开始出现，而诸侯王墓则略早，如梁孝王墓东北的寝园，而梁孝王王后墓的陪葬坑内出土了“梁后园”铜印，证明王后墓也同样设置寝园机构，而且与孝王分置。楚王墓相关建筑的考古工作不多，羊鬼山汉墓东发掘的长方形高台建筑，存在为寝（便）殿的可能。大致看来，早期楚王与王后的寝、便殿等设施是相对独立的，中晚期由于墓葬距离较近，共用封土，寝园也可能合二为一，这与帝陵不同，但与一些诸侯王墓是一致的。西汉时期，陵庙制度得到较大发展，帝陵多有陵庙。诸侯王墓也不例外，出土的“中山祠祀”和“中山庙祀”封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郑绍宗、郑滦明：《汉诸侯王陵的营建和葬制》，《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都说明陵旁立庙之制在诸侯国的施行，徐州东洞山楚王墓所在山头的顶部发现的建筑存在为祠庙的可能也证明了这一点。参考梁王墓、满城汉墓等来看，使用横穴崖洞式的诸侯王墓的祠庙多位于山顶，这应是它们的共性之一。(三）　墓葬结构与陪葬徐州西汉楚王（后）墓基本为横穴崖洞墓（拖龙山M3若为楚王墓，可视为特例），而西汉帝后陵基本为竖穴土（石）坑墓，其他诸侯王墓也多为这两种类型。楚王墓均有封土，不同于个别帝陵和诸侯王墓。帝陵封土较高大，所谓筑陵以象山，诸侯王的封土规模则略小。楚王（后）墓仅有一条墓道，有斜坡和平坡两种。帝陵基本为四出墓道，呈斜坡状。其他诸侯王墓墓道亦有斜坡和平坡等形状，极少数为竖井式，如山东潍坊昌乐东圈M1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管所：《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考古》1993年第6期。，与拖龙山M3相似。墓道数量多为一条，少量二条，如北京大葆台汉墓、永城保安山M2、临淄齐王墓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章丘洛庄汉墓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高庄汉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管所：《高庄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等。帝王陵墓在修造墓圹及墓室时都充分考虑了防水、防腐、防盗等设施，因此封填较为讲究。土坑竖穴木椁墓多以夯土填封，部分杂以块石，另外还使用白膏泥和木炭灰等。满城汉墓以砖坯封门，再用铁水浇铸成铁墙。楚王墓则多以形体较大的塞石封堵，塞石多达数吨。永城等地的横穴崖洞墓也发现有塞石，但形体较小。楚王（后）墓多由墓道、甬道、耳室和前、后室等几部分组成，其他地区的横穴崖洞墓部分与之相似，但明显不同于竖穴土（石）坑墓。楚王（后）墓不见回廊（如保安山M1、M2,满城汉墓等），无黄肠题凑（如神居山M1高炜：《汉代“黄肠题凑”墓》，《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象鼻嘴M1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等），这也使得楚王、后墓形成了与多数诸侯墓不同的内、外藏系统。帝王陵墓的葬具均较为讲究，但在棺椁的重数及装饰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敛服多使用金缕玉衣，但谋反诸侯王基本不用玉衣，这应是制度的体现。与帝陵及其他诸侯王墓相似，徐州楚王墓的陪葬墓一般在特殊划定的区域内，陪葬者的身份不等，低于帝陵，也与其他诸侯王墓存在差别。楚王墓的陪葬坑仅出现在“七国之乱”前的三处楚王墓陵园内，这是其突出的特点，与楚国参与叛乱有较大关系。坑基本为长方形竖穴，少量有龛或洞室，内容包括动物、食物、盛器、兵器、车马、俑等。与帝陵相比，坑的数量少，形制和内容也相对简单，而与其他诸侯王墓对比，既有相似也有差别。楚王墓有兵马俑陪葬坑，这在其他地区诸侯王墓中很少见，目前所知仅有章丘危山济南王刘辟光墓王守功、崔圣宽：《章丘危山汉代陪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文物出版社，2004。,但规模较小。陪葬品方面,楚王墓虽较帝陵逊色，但与其他诸侯王墓相比则互有千秋，体现出诸侯国国力、地位及王权之间的差异。车马陪葬是汉代高等级墓葬的一项重要内容，楚王墓的主要特点是逐渐由墓外转向墓内，多为模型车马或象征性车马器陪葬，王后墓可能没有车马陪葬，这应是楚王、后墓的一个特色刘尊志、赵海洲：《试析徐州地区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江汉考古》2005年第3期。。其他一些诸侯王墓，不仅真车马陪葬延续至西汉晚期，而王后墓也有相应的陪葬，如大葆台M1、M2。总的看来，楚王墓及其他诸侯王墓皆较多地模仿了帝陵的相关制度，表现出较大的统一性，这正是诸侯国制同京师的体现。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彼此间又存在较多差别，这是墓葬时代的先后、地位的高低及地域文化的不同等造成的，而这也与西汉政治制度密不可分。五、　徐州地区横穴崖洞墓研究的几点推论徐州西汉横穴崖洞墓产生时代早，延续时间长，有自身的发展序列。比较而言，关于其产生、传播及衰落等的研究较少，而且多是在其他研究中略有提及，如周学鹰、刘照建、孟强等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周学鹰：《“因山为陵”葬制探源》,《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刘照建：《徐州地区大型崖洞墓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孟强：《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本文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作简单补充。(一）　徐州横穴崖洞墓成因“因山为陵”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文帝纪》，“灞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因其山不起坟”，因此“西汉诸侯王崖洞墓系仿效灞陵，这大概是事实”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永城梁王墓资料公布较早，有学者认为梁孝王墓形式上承袭灞陵，开辟了诸侯王一级“凿山为藏”的先河梁云：《从梁王陵看西汉帝王的丧葬制度》，《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但就目前资料，“凿山为藏”的大型墓葬最早应为楚元王刘交墓。周学鹰先生认为，刘交墓采用横穴式“因山为陵”的葬制受传统葬制、西汉初的变革思潮、山川崇拜及“因山筑城、因河为塞”的思维、山崖中开凿竖穴墓及楚国地理地形条件等综合影响。笔者认为，横穴崖洞墓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上述几点与之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其中在山上开凿竖穴墓，周先生认为刘交墓的形成“具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而恰恰忽略了徐州一带自东周时期形成的凿山为墓葬俗。另外，宋治民、孙英民、李友谋等先生认为是在横穴砖室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孙英民、李友谋：《中国考古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罗二虎先生认为与当时崖坑式黄肠题凑墓有密切关系罗二虎：《试论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崖墓》，《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刘照建先生分析后认为，这些“皆未能与横穴崖洞墓的发展沿革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横穴崖洞墓是由竖穴崖洞墓发展而来”，笔者较为赞同。不仅刘交墓，其后的狮子山汉墓有巨大天井，形制与秦代流行的带天井的土坑洞室墓如临潼上焦村秦M18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等较为相似，但规模较大。另外徐州地区西汉早期的中型墓多为石坑竖穴洞室墓，如凤凰山M1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凤凰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4期。等，亦是对秦代墓葬的模仿。陪葬品方面，徐州西汉早期较多的中型墓葬中均有秦代流行的茧形壶等器物，并一直延续至西汉晚期，这种继承与发展在其他地区较为少见。徐州一带多低矮山丘，战国时期在山上凿石造墓已较普及，铜山县吕梁凤凰山及张集翟山战国墓群邱永生：《铜山县凤凰山战国西汉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凤凰山战国、西汉墓群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8年第3期。等均开凿于山上。公元前201年，彭城成为西汉刘姓楚国的都城，一批新官僚、贵族形成并定居于此，他们的墓葬选择了本地开凿于山上的习俗及秦代流行的洞室墓的形制特点，形成了石坑竖穴洞室墓。这些墓葬位于山上，达到小山似坟丘的思想要求。山体很难穿凿，并有很多封护设施，加之墓葬本身较为隐蔽，以便防盗。洞室内有足够的空间放置随葬品,又可满足对厚葬的追求。但刘交作为楚王，其墓葬又要与本地的石坑竖穴洞室墓有所差别，以示不同。差别不仅表现在墓葬规模上，在墓葬的形制上也要有所差别，其墓道不仅为斜坡状，而且较长，两侧还凿有耳室以放置陪葬品，这与先秦传统的大、中型墓葬较为接近。而该墓在主室上部以大型石材券顶，使得室内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横穴崖洞墓的雏形由此形成。推测可知，徐州地区西汉横穴崖洞墓是汉代之前，特别是在秦代葬制的影响下，结合本地凿山为墓的葬俗综合形成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诸侯王葬制。它明显带有竖穴墓葬的遗风，因此可以说是在竖穴墓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　徐州横穴崖洞墓的影响徐州西汉横穴崖洞墓在产生之后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至第三代楚王刘戊及其夫人的墓葬（驮篮山汉墓）才完全摆脱竖穴墓的影响，之后逐步完善，第六代楚王刘注及其夫人墓葬(龟山M2、M3）达到其发展的高峰，在此过程中它也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很多学者认为，文帝灞陵可能受楚王墓影响较大，而这与刘交、刘郢（客）父子的地位、声望及他们与汉文帝的关系密切等有很大关系孙波：《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对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据《汉书·文帝纪》载：“灞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治灞陵，……因其山，不起坟。”《汉书·楚元王传》载：“孝文皇帝居灞陵，北临侧，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可以看出，汉文帝是在定下灞陵后决定采取“因山为陵”葬制的，“因其山，不起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防盗，而不是受楚王墓的影响。据李银德先生研究，灞陵的墓葬结构为竖穴石坑的可能性最大李银德：《论汉代的因山为陵》,《古代文明》第四卷，文物出版社，2005。。果然如此，则“因其山，不起坟”可以理解成将墓修在山上，墓葬的形制则如李银德先生所讲为竖穴石坑墓。而“因其山”“灞陵山川因其故”等亦可理解为因有山的存在或在山的附近，故不修筑封土了，那么汉文帝灞陵的形制就可能与其他帝陵相似，为竖穴土坑墓。但由于目前灞陵的具体位置还未确定，墓葬形制更是不详，上述亦仅为推测，相关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资料来证实。楚国的横穴崖洞墓对其他地区的诸侯王墓会产生一些影响。孟强、刘照建等人均认为它是被文帝接受后，得其倡导向全国推广的。事实上，横穴崖洞墓基本分布于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燕山以南地区，并以苏、鲁、豫三省交界处居多。西汉时期，这一地区内封国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境内有低矮山丘便于凿山为墓的状况与楚国相似。而这些封国的横穴崖洞墓的出现时代晚于徐州，加之距离徐州较近，受楚国的影响可以说通。文帝分封的诸侯国中，仅与楚国相邻的梁国为此类墓葬，所以在文帝倡导下崖洞墓开始普及的看法并不恰当，直接受楚国的影响则更为可能。另外，西汉楚国的横穴崖洞墓对东汉、魏晋及唐代的墓葬制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徐州土山东汉墓均在山体凿坑后再以砖石筑砌墓室，而魏晋和唐代的一些陵墓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依山为陵的葬制。(三）　徐州横穴崖洞墓的消亡徐州横穴崖洞墓在西汉晚期已趋衰落，这与政权及国力的衰落有关，消亡则与政权的更迭关系很大。王莽时期，很多刘姓诸侯王被废，楚王刘纡亦被贬为公。东汉政权建立后，原有的诸侯王很少继封，权力的丧失使得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修建费工巨大的崖洞墓。新分封的诸侯王同皇帝一样采用西汉晚期南阳一带墓葬的形制特点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横穴崖洞墓基本消亡，砖室墓开始大量涌现。六、　徐州东汉诸侯王墓情况比较而言，发现、发掘的东汉诸侯王（后）墓数量相对较少，这与其和一般汉墓较为接近，且被盗严重等有一定关系。徐州地区三个东汉封国中，楚国无王墓，其他两国的诸侯王墓的资料虽少，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一）　徐州东汉诸侯王（后）墓的发现彭城王（后）墓发现、发掘一处。位于徐州市南郊云龙山的北麓。封土堆残高18米，夯筑坚实。封土堆下有三座规模较大的墓葬南京博物院：《徐州土山汉墓清理简报》，《文博通讯》1977年第15期。笔者主持了M3的发掘并参与了M2部分发掘,M2现仍在发掘中。。M1位于偏东北部，1970年发掘。墓北向，青砖和黄肠石混筑而成。平面“十”字形，由墓道、封门墙、甬道、前室、后室等几部分组成（图二二）。墓顶为弧形券顶，底部铺砖，砌砖为二横一竖。黄肠石多有刻铭，内容主要为工匠名和顺序、方位等，工匠多冠有“官工”二字，另有几块带有“官十四年省”等字。墓内出土有陶猪圈、井，铜质鎏金兽形砚、鸟兽形壶、雁足灯，漆器及其他质地的小件器物等近百件。墓主为彭城王后，敛服为银缕玉衣。图二二土山M1透视图

M2位置偏南，规模较大。墓南向，砖石结构。由墓道、封门墙、甬道、题凑石墙、东西耳室、前后室等组成。墓葬上部用较厚黄肠石覆盖，面积达400平方米。外为一圈题凑石墙，平面近方形。封门墙后有东西两个耳室，出土有陶鸡、鸭、猪等。后室上部有一盗洞，其内出土一些玉衣片，证明墓主所着敛服为玉衣。墓主应为彭城王。M3位于西北部，2001年发掘，规模小于M2,大于M1。墓南向，砖石结构。平面呈“十”字形，由斜坡墓道、封门墙、甬道、东西耳室、前、后室等组成（图二三）。封门墙以楔形砖垒砌。东耳室较西耳室小，后室呈长方形，低于前室。部分黄肠石有刻铭，内容多为工匠姓名。破坏严重，墓内无陪葬品出土。墓主可能为彭城王后或王室家族成员。另外，距M3西约300米的云龙公园东北角有一夯土堆，经钻探为一东汉墓邓玉昆：《王陵母墓》，《徐州文化博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它当与土山汉墓处于一个陵区内，但墓葬形制、规模及等级不详。图二三土山M3平、剖面图

下邳王（后）墓位于睢宁县姚集镇蛟龙山东、南麓，又可分两个陵区。双孤堆M1、M2刘尊志：《双古堆汉墓群》，《徐州文化博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位于东部，距离下邳古城约6公里。两墓相距200米。从墓葬封土规模及相关调查来看，两墓符合东汉王（后）墓葬的特点，墓主应为下邳国某代王和王后。刘楼汉墓群睢文、南波：《江苏睢宁县刘楼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仝泽荣、盛储彬：《睢宁县刘楼二号东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8。M3于2003年发掘，笔者参与了相关工作。距双孤堆汉墓约3公里，该处有十余个封土堆，部分较大，已发掘三座墓葬。M1、M2均为砖室结构，规模稍小。M1墓主为小孩，出有玉衣片及铜牛灯、铅俑等。M2出土大量车马器和兵器等。推测两墓当为下邳王墓的陪葬墓。M3亦为砖室墓，但规模较大。圆形封土堆，直径约30米、残高3.6米。墓圹平面呈“凸”字形，墓南向。由墓道、挡土墙、甬道、前室、中室、后室组成，前、中室各有两个耳室。墓室多为青砖二顺一丁垒砌，顶部为楔形砖券筑，底部青砖墁铺。出土砌砖上有石灰写的“司空”二字。出土物有陶盘、罐等残片。墓葬位置靠前，规模大，墓主至少为下邳国王室家族成员，存在为下邳王墓的可能。另外，该处还发现数座这一时期烧石灰的窑，它们当用于专门为此处东汉墓群烧造建墓所需石灰盛储彬、吴公勤：《徐州市睢宁蛟龙东汉窑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二）　关于徐州东汉诸侯王墓的几个问题徐州东汉诸侯王（后）墓在形制和建材、墓主的敛服、拥有相对等级较高的陪葬墓等方面与东汉帝陵有较多相似之处东汉帝陵的情况，参见韩国河：《东汉帝陵踏查记》，《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但总体等级相对要低，并有一些自身特点，是东汉时期统一丧葬制度下的地域性体现。限于资料，笔者仅对几个问题略作论述。1.　位置与分布徐州东汉诸侯王墓均位于山麓旁，且与都城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墓葬的修建地仍受徐州西汉楚王墓的影响，选择在山坡地带。分布上，下邳王墓地相对较为集中，均位于蛟龙山前。彭城王墓仅发现土山一处，而其周边较大范围内无大型东汉墓发现，故该处仅为一代彭城王的墓地，说明彭城王墓的分布较为分散，这与下邳王墓不同，但与西汉楚王墓相似。2.　王、后的合葬形式目前所知徐州地区的东汉诸侯王、后墓均为异穴合葬。双孤堆汉墓为异坟异穴，土山汉墓则是同坟异穴，河南淮阳北关M1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淮阳县博物馆：《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4期。与之相似。在其他东汉诸侯王墓中,河北定县北庄汉墓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北陵头M43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1期。、江苏邗江甘泉M2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等均为同穴合葬墓，与帝陵相同。而山东临淄齐炀王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济宁任城孝王墓济宁市文物管理局：《山东济宁市肖王庄一号汉墓》，《考古学集刊》第12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等均为同茔异穴。这说明东汉诸侯王墓夫妻的合葬形式并不统一。3.　墓主问题徐州发现的东汉诸侯王（后）墓的墓主暂时还未明确，本文仅作简单推断。刘楼东汉墓群为下邳王的家族墓葬群，分布密集，时代集中，已发掘的M1、M2的时代为东汉前期明帝和章帝年间，墓主所陪葬的主墓年代当与其接近。据《后汉书·明帝八王列传》记载,仅第一代惠王刘衍生活在这一阶段，因此该墓群中当有刘衍及其夫人的墓葬。双孤堆汉墓规模较大，而贞王刘成在位二年，哀王刘宜仅有数月，似乎很难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因此双孤堆汉墓可能为在位57年的愍王刘意及其夫人的墓葬。关于土山M1,发掘简报称其时代为东汉中晚期，王恺先生根据墓葬结构及黄肠石的刻铭等认为墓主当为第二代彭城王刘道的夫人王恺：《徐州土山汉墓年代考》,《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就M2来看，墓室周边有单层石砌的题凑石墙，上部有较厚的块石，这与定县北庄汉墓较为相似，但室内出现了砖石结构，说明其时代要晚些。在墓室周边垒砌单层题凑石墙是东汉早期诸侯王墓的一个特点，时代略晚的淮阳北关M1则已不见。这说明土山M2的年代介于二者之间，符合这一条件的仅有靖王刘恭。当然由于墓葬存在地域特点，而且在陈顷王刘崇（淮阳北关M1墓主）去世时（公元124年），孝王刘道在位已近七年，墓主也存在为刘道的可能，但笔者更倾向于刘恭。M1时代较之要晚，说明王后晚死，这在很多诸侯王、后墓中都可见到，而且与所推定的墓葬时代并不矛盾。由于资料所限，关于徐州东汉诸侯王（后）墓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补充证实。从徐州汉墓出土明器看汉代徐州农业经济从徐州汉墓出土明器看汉代徐州农业经济张勇1作者简介：张勇，连云港市博物馆助理馆员，主要从事秦汉考古方面的研究。刘超2

1.　连云港市博物馆2.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摘要：徐州是两汉时楚国和彭城国统治的中心区域，交通便利，经济发达，400多年的发展在这里留下了众多规模不一的墓葬。数量占绝大部分的中小型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丰富的明器，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包括建筑模型，生活模型，家禽、家畜模型等，反映汉代农业发展的明器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明器是对当时经济形态的直接模拟，从中可以窥见汉代徐州地区农业发展状况。关键词：徐州；汉墓；明器；农业经济Title:　Research　on　Xuzhou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Unearthed　Burial　Objects　of　Xuzhou　TombsAbstract:　Xuzhou,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developed　economy,　was　the　central　district　dominated　by　the　Chu　State　and　Pengcheng　State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Over　four　hundred　yeas,　graves　of　different　scales　have　been　handed　down　since　then.　The　smallmedium　graves,　in　the　great　majority,　were　excavated　with　plenteous　of　burial　objects.　And　the　burial　objects　are　of　great　varieties,　different　shapes,　including　constructive　moulds,　life　moulds,　fowl　and　cattle　moulds　and　so　on.　It　reflected　that　the　burial　objects　plac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an　agricultural　economy,　which　directly　imitated　the　economy　form　at　that　time.　So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of　Xuzhou　in　the　Han　Dynasty.　Keywords:　Xuzhou;　Han　Tombs;　Burial　Objec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uthor:　Zhang　Yong　is　an　associate　librarian　at　Lianyungang　Museum,　(Lianyungang　222006,　China),　specializing　in　archaeology　of　Qin　and　Han　dynasty.　Email:　zhangyong_1886@163.com.一、　引言《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明器又称冥器，是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一般用陶土、竹木和石头制成，也有部分用玉和金属以及纸等制成的。明器的种类丰富，它较为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情况，同时也体现了雕刻艺术的水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厚葬之风盛行，故汉代也成为明器数量、种类最丰富的时期。明器制造所需的材质多样，但陶制明器所占的比重最大，本文以徐州地区考古发掘出土汉代陶制明器资料，并结合汉代农业发展的史实资料，对汉代徐州农业经济进行初步探讨。从中国数千年的丧葬史来看，厚葬之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产生和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灵魂不灭观念和祖先崇拜；二是与儒家及封建社会统治者提倡重伦理的孝道观念有关，这种中国特有的儒家的伦理思想在丧葬习俗上的反映便是厚葬。西汉建立后，高祖便“甚重祠而敬祭”，从而在西汉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生活中，鬼神气息甚浓；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孝道观念趋于政治化，封建统治者想通过“孝”来维系宗法血缘的纽带，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目的。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给丧葬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丧葬礼仪的繁琐性。“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匣，檽梓梗柟，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潜。”可见厚葬之风甚重。由于儒家的“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的忠孝礼制丧葬观的存在，为了满足逝者亡灵在阴间的生活所需，同时因财富的限制，不可能将实物置于墓中，故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就成了替代品，其种类、数量不断丰富，并呈现出时代特色。故汉代也成为明器数量、种类最丰富的时期。明器制造所需的材质多样，但陶制明器所占的比重最大，本文以徐州地区考古发掘出土汉代陶制明器资料，并结合汉代农业发展的史实资料，对汉代徐州农业经济进行初步探讨。二、　徐州在两汉时期经济发展情况汉室建立之初，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可见当时经济之残破程度。面对此严峻形势，高祖刘邦在政治上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经济上采取重农政策，使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特别是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两汉统一王朝延续400多年，政治较为稳定，社会安宁，人口不断增加，这也为徐州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持续发展及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一）　农业方面徐州地区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极适合农业生产。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不断改进，铁质农具已占很大比重，从徐州汉墓出土的大量铁质农具并结合汉代遗址出土物品来看，可知汉代徐州的常用农具有十余种；从汉画像石反映的汉代农耕来看，耕种技术已很先进；此外，根据考古资料分析，农作物品种和种植面积也相应增加。(二）　手工业方面徐州作为楚国都，手工业种类繁多，发展较为成熟，呈现多样繁荣，金属铸造业、纺织业都较为发达，生产技术进步，冶铁、玻璃品制造等居于领先地位，而且还形成较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部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徐州地区的彭城、沛郡、下邳及朐县等地均置有铁官，通过对铜山利国的冶铁遗址的考古发掘可知汉代徐州的冶铁工业发展已具相当规模。西汉时期，各郡国有专门管理织造业的机构，民间的纺织业也具相当规模，从徐州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丝织品残迹及东甸子M2出土的丝麻织品等判断，汉代徐州的纺织业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制陶业作为传统手工业，早期青瓷及釉陶烧制得到发展，随着汉代建筑用陶、生活用陶的增加使徐州的制陶业兴盛发展。此外，通过对汉代采石场的考古发掘、徐州地区常见的汉画像石雕刻工艺及其他大墓的劈石工艺来看，汉代徐州的石工技术已相当发达。(三）　商业方面彭城作为楚国(彭城国)的政治中心及区域经济中心，商业迅速发展，社会实业取得的较大成就推动了汉代徐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形式墓葬的修建和众多陪葬品均可证明。诸侯国制同中央，可以任命官吏，财政独立，礼仪方面几乎和皇帝“等同”，有自己的年号，可拥有军队，经济上封国享有兴办工商业、铸币和征收赋税、工商税等自主权。楚都彭城有户4.019　6万，人口约在10万至20万之间，为同类城市中较大者；楚都彭城亦有市——所谓市，是指集中进行交换买卖的场所。从徐州地区发掘的规模巨大的王侯贵族墓葬可知，没有雄厚的财源支持，这些浩瀚的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平定后，七国中惟楚国得续，其余皆除国。虽然国域缩减，王权也进一步削弱，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政治基础，保持了楚国经济发展的延续性。三、　从徐州汉墓出土明器看汉代徐州农业发展现实徐州地区汉墓数量众多，陪葬品向生活化演变的趋势较为明显，亦表现为数量大，种类多，极富生活气息，反映出显富示贵的心理和期求来世享用的愿望。农业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之根本，历来被统治阶级所重视。徐州地区发掘的两汉时期墓葬的明器种类主要有建筑明器、生活明器、偶俑几大类，本文主要就墓葬中常见的这几类明器所反映的汉代徐州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方面进行肤浅分析。(一）　建筑明器徐州地区汉墓发现的建筑明器主要有陶仓、陶楼等，陶仓一般在西汉早期偏晚出现，多数墓葬都有发现；陶楼发现较少，仅在东汉时期墓葬中有发现。1.　陶仓陶仓为徐州地区汉代墓葬中必备的随葬品，一般与井、灶等组成一套模型明器，常与鼎、盒、壶、钫等同时随葬。后楼山汉墓M8中发现陶仓2件（图1），均由仓身和仓盖组成，盖作四面坡形，上有瓦楞，四边略外弧，盖大于仓身，覆盖后突出成仓檐，具有早期陶仓的风格特点。东甸子汉墓M3中发现陶仓4件，仓体呈圆柱状，并以彩绘绘出弦纹、波浪纹、云气纹等纹饰。九里山M1、陶楼M3都发现有陶仓（图1）随葬，到西汉中晚期、东汉时，陶仓已是常见的随葬品，且数量不断增加，陶仓模型结构也不断复杂。图1陶仓(Fig.1Pottery)

两汉时期，粮食一般储存在罐、瓮等内，只有大量的粮食才储存在仓里。徐州地区汉墓中出现的数量众多的陶仓，结合本地区汉画像石刻画的粮仓、农耕、舂米的图案，可以看出，在西汉早中期，徐州地区的庄园经济已相对发达，奎山汉墓M1中出土稻、谷等；东甸子西汉墓M1东龛出土有稻米，同出的还有已经粉化的谷物，后楼山汉墓M9出土的6件陶仓内有皆有粟、黍等碳化物，火山汉墓陪葬墓出土绘有高粱图案的陶仓，都反映出汉代徐州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2.　陶楼陶楼建筑模型一般出现在东汉时期，徐州地区发现的陶楼也为东汉墓葬随葬物。韩山东汉墓、十里铺汉画像石墓、班井汉墓M1（图2）、拉犁山汉墓均有陶楼出土。东汉中期的韩山汉墓M1出土绿釉陶楼1件（图2）、灰陶陶楼1件。绿釉陶楼由院墙、二层楼墙、带腰檐隔板、四阿式顶5部分组成，可以拆装。院墙为灰褐色，未施釉，楼体施釉，色泽莹润。同一楼体施两种色釉，为同期墓葬所少见。十里铺汉墓出土陶楼2件（图2），形制基本相同，有围墙、楼层、平坐腰檐、屋顶组成，为两层楼房，与中原地区东汉墓出土的陶楼样式接近，具有时代特征，而它具有的四周矮墙及挡门用的门橛，又为同期汉墓所少见。江南的陶楼明器对为单层的“曲尺式”“三合式”和底层用矮墙围护形成基座“栅居式”房屋，也兼有二层楼阁和城堡坞壁，与徐州地区发现的陶楼风格截然不同；通过对郑州南关西汉墓及郑州干元街汉墓出土的陶楼明器分析比较得出，中原地区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多为多楼层、由门房、望楼、仓楼、厕所、猪圈等组成的立体式建筑，少部分为四合院式，而韩山东汉墓与东汉晚期的十里铺汉墓出土的陶楼样式相同，与中原地区风格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也有着明显的徐州区域特点。徐州汉墓发现的陶仓、陶楼等建筑明器普遍出现于西汉中期及整个东汉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徐州地区汉代崖洞墓逐渐被砖室墓取代的时期，由于汉代徐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无法满足丧葬礼制的需要，同时又满足汉代地主庄园经济下存在的庄园建筑的实际需要，出现了明器式建筑墓葬向砖室墓中用建筑明器过度的趋势，即利用木构瓦顶的明器式建筑来模拟墓主生前所居的真实建筑，还用随葬的建筑明器来进一步加以补充。这是西汉末年社会经济倒退、生产力下降的表现，同时也是崖洞墓向砖室墓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的葬制特征。图2陶楼(Fig.2Pottery　Building)

（二）　生活明器徐州地区汉墓中常见的生活明器主要有陶灶、陶磨、陶井等。在徐州早期汉墓中就发现由井、磨、灶及上面提到的仓的组合，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与财富的不断集中，这组明器逐步取代仿铜礼器鼎、罐、壶、盘、匜的随葬，并逐渐发展成熟。1.　陶灶从徐州地区出土的陶灶（见图3）明器来看，西汉早期的陶灶为长方形，灶面中间有一个灶眼，灶眼上放置了釜、甑等灶具，灶身前壁有门，烟囱有设有不设，如奎山汉墓M11、铜山县班井汉墓M1（图3）、顾山汉墓M3等均出土此类陶灶模型。到了西汉晚期，灶面面积增大，大灶眼后还增设多一个灶眼，灶面上模印出各种食物及灶事用具，一火眼置釜颤一套，一火眼置一釜，金山村汉墓M1、九里山汉墓M2、韩山东汉墓M1出土此类陶灶（图3）且为绿釉陶灶。东汉陶灶明器的设计更为精巧，除了灶眼增加到三至五个，灶的形状已不再只是长方形。此时陶灶的装饰亦更加复杂。图3陶灶(Fig.3Pottery　Hearth)

2.　陶磨陶磨在徐州地区墓葬中常见。东甸子汉墓M1出土的陶磨为方形（图4），由磨拐、磨扇、磨盘、磨架等四部分组成，造型极为精致、实用。圆磨多呈盘状，底内凹，内置磨扇，如顾山汉墓M3、铜山县班井M1、十里铺汉墓及班井汉墓M1出土的陶磨等（图4）。从磨的形式构造来看，设计逐步科学合理，从中也可以推测出，当时徐州地区的麦子种植已较为普及，收获的麦子需要用磨加工成面粉，进而制成食物。图4陶磨(Fig.4Pottery　Scafe)

3.　陶井徐州汉墓常见的模型陶井多为圆形井筒，内置汲水瓶等设施，如凤凰山汉墓M1、米山汉墓M2、韩山西汉M2等（图5）。东汉时一些陶井增加了支架、汲水工具及辘轳等设施，如十里铺汉墓出土陶井等（图5）。由上述资料可看出汉代徐州井的形制与构造，反映出高超了凿井技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凿井灌溉已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三）　家禽、畜圈类明器家禽、畜圈类明器在徐州地区汉墓中多出现于西汉中晚期，并贯穿于整个东汉，影响着后世的魏晋乃至隋唐时期。图5陶井(Fig.5Pottery　Well)

睢宁距山汉墓出土有陶狗、陶鸡、陶鸭等明器模型；韩山东汉墓出土灰褐色陶鸭3件，灰褐色陶鸡2件；十里铺汉墓出土陶鸡1件、陶鸭2件、陶狗1件，在其他汉墓中也有类似的出土。陶猪圈在西汉晚期开始出现，在徐州地区汉墓中常与早中期出现的仓、灶、井等生活明器配套出现。早期的陶猪圈多为长方形，由院、圈棚和厕所三部分组成，为两面坡式圈顶，与厕所对角设立，墙上无瓦，圈内有猪。如九里山汉墓M1、李屯汉墓M1、碧螺山汉墓M5、凤凰山汉墓M1出土的陶猪圈皆为这一类型。到东汉时期，逐步演变成圈身为圆形，多为釉陶，长方形的厕所立于一侧，圈顶与圈身可分离，圈内多无猪。如韩山东汉墓M1出土的陶猪圈即为这一类型。在西汉前期，因连年征战，经济凋敝，畜牧业遭破坏，西汉政府在边郡发展官营牧场，并鼓励民间发展畜牧业，可见这一时期，畜牧业发展也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还没上升到消费的高度；从徐州地区汉墓出土家禽、家畜类动物明器以肉畜类动物为主，这种肉畜类动物明器主要在西汉晚期开始出现，反映了徐州地区随着汉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以猪、狗及各种家禽为主的家庭副业逐步发展起来，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并成为这一时期庄园制经济下的一个缩影。另外，判定一时代的农业发展水平，耕作技术和施肥是不可忽视的内容，耕作技术通过睢宁出土的汉画像石的刻画的耕作图和相关考古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在此不赘述；猪圈和厕所连在一起的模型出土，可以看出，徐州地区在汉代就认识到施肥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当时人们对积攒粪肥的重视。四、　结语从徐州发现的各类汉墓来看，葬俗自西汉中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表现为随葬品中模型明器增多，由原来的仓、灶、井推广到陶楼、猪圈、鸡、狗等可以出产和增殖新的生活所需的实物的模型，反映了人们随葬品观念的变化，这和徐州汉代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同步进行的，“七国之乱”后，楚王的权力大减，丧葬观念也发生变化，诸侯国权力的下降，促进了地方大地主的发展，庄园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使庄园中的全部动产、不动产都制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纳入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珍贵器物更有意义，它们可以增殖，创造更多的财富。徐州地区汉墓出土的明器数量有着较多徐州区域的特点，它也集中反映了徐州区域性的农业经济特色，相对于南方地区常见的陶田地、池塘明器，楼船模型等在徐州未有发现，这和当地的坡池水田及多山、多河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有关系。通过出土明器展示了徐州地区在封国体制下，庄园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小农经济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为以文献研究汉代徐州农业经济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参考文献：［1］　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2］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3］　范晔．后汉书·明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4］　李银德．汉代楚国彭城国都城彭城考［C］∥中国古都研究（十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74．［5］　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J］．文物，1999（12）：418．［6］　梁勇，耿建军．江苏铜山县李屯西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1995（3）：220225．［7］　徐州博物馆．徐州市韩山东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0（9）：7482．［8］　江苏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象石墓[J］．考古．1966（2）：6693，91．［9］　李银德．徐州汉墓的形制与分期［C］∥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1960—1990）.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10］　徐州博物馆．徐州九里山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4（12）：10631068．［11］　刘尊志．江苏徐州市凤凰山西汉墓的发掘［J］．考古，2007（4）：3349．［12］　石卫国，张庆捷．从考古资料看汉代社会经济形态［J］．文物季刊，1992（1）：3944．高度的接受性：西汉皇家陵墓的草原器物和草原影响高度的接受性：西汉皇家陵墓的草原器物和草原影响本文来源于慕尼黑大学研究生院“遥远的世界”的研究，最初发表在美国2017年东方社会期刊(JOAS)137.2。[德国]　Catrin　Kost（金秋月）1著张特2章翔燕2译

1.　丹麦奥胡斯大学考古与遗产研究系2.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西汉（公元前202年至公元9年）王陵通常包含与东欧亚草原的物质文化有关的墓葬物品。这些史前古器物通常被作以通俗意义上的阐释，例如，它象征着汉朝豪族对异国情调的迷恋。然而，对相关发现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了处理异域影响的不同策略。虽然与王朝北方邻国的交流是通过挖掘出同样存在于大草原的出土文物来证明的，但汉朝皇家陵墓中也包含了类似并参照草原图案和物件的随葬品。这些很明显是在当地制造的，也是为当地人所生产的。特别是后一种类型的手工制品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国家之间）交流关系的被动副产品。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器物的设计、生产和使用都是基于有意识的决定。基于物品总是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本文认为汉朝豪族不仅利用草原影响和图案，而且还战略性地将它们（重新）生成，并将它们融入他们的世界，以便在他们的社会框架内重新定义、增强和巩固其地位。文化接受它准备好接受的东西……接受者的状态，而非提供者的地位，是接受的关键因素。M.C.Miller,　1997.　Athens　and　Persia　in　the　Fifth　Century　BC:　A　Study　in　Cultural　Recep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43.从2009年到2011年，南京博物院在大云山（江苏省盱眙县）进行了西汉王朝墓葬的抢救性挖掘工作并发现了汉代江都王陵墓区。此次共挖掘出3个主墓（M1，M2，M8），11个随葬区，2个车马陪葬坑和2个兵器陪葬坑。虽然主要的随葬品被大量盗抢，但仍然保留了很多随葬品。仅1号墓就产生了8　000多件物品和超过10万件半两钱币。虽然所挖掘的印章或铭文器皿都没有提到陵墓主人的名字，但是皇室成员专用的随葬物品金缕玉衣和玉棺的存在以及提及年份的铭文（公元前128年）都暗示着陵墓的所有者是刘非（公元前168年至公元128年；公元前155年至公元前128年在位）。他是汉武帝（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7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的哥哥之一，也是江都国首任诸侯王。这个陵墓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随葬品，这些随葬品是（国家之间）影响深远的关于文化交往的物质证据。例如与现代伊朗、中国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的接触，而且也可能有通过海上贸易路线可以到达的南亚和其他地区之间的交往。其他一些发现也显示了西汉与东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确的物质文化上的联系。汉朝的文献表明，这段时期，汉朝进入了一个以不同形式频繁交流的阶段，与被称为匈奴的草原民族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些随葬品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实际上，刘非的陵墓只是众多的皇家陵墓中的一个，他们的随葬物品都以不同方式显示出草原的影响。一方面，具有草原特色出土文物的展示证明了西汉与王朝北方邻国的交流。它们的装饰包括对真实动物和复合动物的描绘——有些以单个动物展示，有些成群展示，有些展示的动物甚至是相互争斗的，视觉效果突出。另一方面，皇家陵墓中也有类似于草原图案和物件的随葬品，但很明显它们是在当地制造的，也是为当地人生产的。因此，后一种类型的手工艺品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汉朝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交往关系的被动副产品。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器物的设计、生产和使用都是基于有意识的决定。处理异域元素涌入的不同策略引发了人们对接受者潜在动机的质疑。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物品总是具有社会功能，但最近的出版物强调，对“异域”物品、人物和思想的看法、接收和处理方式，都取决于文化交流发生的背景Ulf,　C.2009.　Rethinking　Cultural　Contacts.　Ancient　West　and　East　8:81132;　Ulf,　C.2014.　Eine　Typologie　von　kulturellen　Kontaktzonen　(“Fernverhltnisse”—middle　grounds—sdichte　Kontaktzonen)　oder:　Rethinking　Cultural　Contacts　auf　dem　Prüfstand.　In　Rollinger　and　Schnegg　2014:　469506;Rollinger　R.　and　K.　Schnegg.　eds.2014.　Kulturkontakte　in　antiken　Welten:　Vom　Denkmodell　zum　Eallbeispiel.　Leuven:　Peeters.。基于这些见解，我认为西汉王朝及其妃嫔陵墓中的草原和草原式物品，不仅仅标志着汉朝豪族对异域的普遍想象，而且是他们渴望被认可为与他们的北方邻居平等的标志Rawson,　J.2012.　The　Han　Empire　and　Its　Northern　Neighbours:　The　Fascination　of　the　Exotic.　In　Lin　2012a:　2336.。与之相对地，我们应该看到与汉朝和他们的北方邻国之间的互动有关的文物以及皇帝的特殊情况，这些会影响这个群体的社会和个人需求。在对历史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之后，我将概述相关的遗迹和发现，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整合来自大草原的影响。通过关注特定器物组的更多细节以及我们从文献中对它们的了解，我认为汉朝豪族尤其乐于接受来自大草原的影响，他们更关注某一特定的物品。他们利用外来的物品和图案，有意识地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世界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社会习俗习惯的变化。因此，我认为西汉王朝战略性地使用草原和草原式的物品来重新定义、增强和巩固了他们在社会框架内的地位。一、　历史概述（一）　汉朝的形成和王朝的建立汉朝的出现与秦朝的历史密切相关。秦始皇死后，仅仅统一了11年的王朝很快就变得不稳定了。随后的起义导致了王朝的最后崩溃，其标志是公元前207年第二任皇帝秦二世的被处决以及次年都城的被摧毁。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两名起义领袖项羽和刘邦在所谓的“楚汉之争”中为争夺政权而战，他们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2年。这场战争以刘邦在“垓下之战”中打败项羽而告终。最终，刘邦采用君主称号“皇帝”并选择长安作为其王朝的都城。汉朝通常被视为一个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开创先河的王朝，因为它奠定了长期影响中国及其文化的基础西汉时期的历史已被学者广泛地讨论。例如，2007年Lewis、1986年Loewe和Twitchett、2010年Nylan和Loewe以及2015年Nylan和Vankeerberghen书中部分章节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述，部分也侧重于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关于皇帝部分详见Loewe　1986a;1986　b.。它的建立使原有的政府模式重新回归。刘邦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秦朝的官僚制度，因此他将国土划分为“郡”和“县”。与旧制度的一个区别在于他正式承认存在王朝内部的“国”。最初这些由曾支持他统一大业的前幕僚或被定位为占领已征服领土的人或已经存在的诸侯王统治在短暂的秦朝末期，王朝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诸侯国，当时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秦二世皇帝在公元前207年宣布自己是大王而非皇帝（Lewis　2007:　19）。项羽试图重新建立先秦的诸侯国联盟，于是在新建的王朝中建立了十九个不同的诸侯王国，并宣布自己是“西楚霸王”。他把剩下的18个诸侯王国给了参加叛乱的将军们，也给了他希望安抚的对手。——后者因服从刘邦的权威而免于被征讨。从公元前202年开始到刘邦去世时的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开始清除当时的诸侯王B.K.Miller(2011:101)认为，刘邦最初并不想建立一个专制王朝，这在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战争中已经初现端倪。，并逐渐代之以自己的家庭成员，使他的兄弟和儿子们成为新任诸侯王。他很可能指望他的同脉刘氏家族来支持他。他们不通军事也必然使他们成为这些职位极具吸引力的候选人——一旦不再需要他们，清除他们也相当容易。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皇帝几乎没有时间巩固他的王朝，因为他经常与诸侯王发生冲突。公元前195年在与淮南王英布的战役中（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95年），他被一支箭射中并于同年死亡。在他驾崩之时，王朝由十个诸侯国组成（图1A），其中九个是由刘氏家族的成员统治的在今湖南地区的长沙王国，仍然掌握在吴芮的手中，他不是皇室成员。公元前157年，他的最后一个后裔在没有留下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去，这个诸侯王国变成了一个郡。公元前155年，它被重新建立为一个王国（Loewe　2000:782）。。与当时的15个郡一起，王朝组成了主要的行政单位并简化了朝廷的管理诸侯王国、汉朝和附属国被划分为县，侯国（也称侯爵领地），邑和道(Loewe　2006:46)。。虽然诸侯王们似乎相当独立，并且在头几年享有很大的特权，但他们的王国位于王朝东部并且远离都城。事实上，这些王国组成了一个不小的区域，其总规模超过了15个郡，这对汉高祖留下的脆弱王朝构成了威胁。他死后的几年诸侯王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漫长的阶段开始了——诸侯王国的规模不断减小，诸侯王的权力得到遏制。王朝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集中税收，将土地收归朝廷控制或分封给死去诸侯王的复数子孙。图1西汉初年诸侯国形势及主要诸侯王墓址所在地

在汉高祖的遗孀皇后吕雉统治（公元前188至公元前180年）下，压制达到了新的高度吕后或称汉高后在第二位皇帝汉惠帝的统治期间（公元前195—公元前188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惠帝死后，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汉代前少帝（公元前188—公元前185年）和后少帝（公元前184—公元前180年）都因太过年幼而无法完成一统大业，这为她以摄政者的身份正式控制王朝开辟了道路。她由于实施暴行而受到严厉的指摘，特别是班固《汉书》的刻画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阅读（van　Ess　2006:　254）。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司马迁的《史记》的描述更加中立，认为皇后旨在稳定帝国，并且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van　Ess　2006和2014年:　vol.1,第二章，尤其是第114—30页)。。在汉文帝（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80年至公元前157年在位）和汉景帝（公元前188至公元前141年；公元前157年至公元前141年在位）统治期间也是如此。特别是后者的严厉措施导致诸侯王们越来越沮丧，最终引发了所谓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公元前195—公元前154年）发动的叛乱，通常被解释为对不断削弱诸侯权力的反抗。然而，刘濞给出了另一个理由，声称他需要与汉景帝算账。汉景帝在博弈时用博局当场砸死了刘濞的儿子。（Loewe,　2000:　335）。详情请参阅Hulsewe,　1981.。朝廷迅速镇压了反叛，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或多或少地剥夺了诸侯王的权力Loewe,　M.2006.　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E2220　CE.　Indianapolis:　Hackett,　45.。因此，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被视为诸侯王不再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的时期。虽然一些诸侯王国仍然存在，而且在东汉时期（公元25年至公元220年）Bielenstein,　H.1986a.　Wang　Ma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and　Later　Han.　In　Loewe　and　Twitchett　1986:　22390,　25658.

Bielenstein,　H.1986b.　The　Institutions　of　Later　Han.　In　Loewe　and　Twitchett　1986:　491519.创造了新的诸侯王国，但王国和郡之间的差异几乎不复存在，以至于Michael　Loewe总结道：“诸侯国的故事主要是西汉的故事。”Loewe,　M.2006,　Ibid.44.在王朝内部得到严密控制的情况下，汉武帝可以专注于王朝的扩张和外交关系，例如与韩国和中亚的外交联系随后的军事行动开始了文化交流和与其他非汉朝团体的接触，如那些生活在今中国东南、南方和西南地区、越南北部以及朝鲜半岛的非汉朝团体。寻求西部地区进一步导致了与中亚各国的互动频繁。这些交流关系的具体性质将不会在以下讨论。然而，在Loewe　1986a，特别是16370;19698;　21013中可以找到很好的概述。Lewis　2007:　12854也有所提及。。在此期间，中原人口与汉朝北方邻国游牧民族群体之间的互动虽然长期存在，但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二）　汉朝与匈奴的互动在汉朝时，中原地区的人口与居住在北方邻国游牧民族群体之间跨文化交流的迹象绝不是一种新奇的事物。相反，它们已经在周朝遗址Rawson,　J.　and　E.　C.　Bunker.1999.　The　Royal　Tombs　at　Lingshan,　Mancheng,　Hebei　Province.　In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Celebrated　Discoveri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Yang　Xiaoneng.　pp.388409.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的材料记录以及同期青铜器皿的铭文Shaughnessy,　E.　L.19831985.　The　Date　of　the　“Duo　You　D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Early　China　9/10:　5569.中可见。战国时期，在赵国、秦国与燕国的努力扩张中，与大草原的交流关系变得更加直接。从公元前215年至公元前211年，在蒙恬将军的领导下，秦国的战役遏制了各种游牧民族群体的生存空间，从而有助于公元前209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出现的匈奴草原民族（公元前209至公元前174年）。Di　Cosmo,　N.1999.　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0.1:　14.“单于”是草原联盟的领导人的名称，很可能是另一种语言的借词。Psarras（2003:12728）提供了关于该术语起源的不同见解的简要概述。《史记》讲述的是冒顿的崛起故事。见Giele,2011:25659。关于匈奴的文字信息主要来自汉朝的资料记载，如司马迁的《史记》⑥和班固的《汉书》《史记》1975.由司马迁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10.，它们都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北方人和与他们的互动本文仅对汉匈关系作一简要概述。有关更多细节，请参见例如Di　Cosmo　2002:　161254；Psarras　2003和2004。Psarras（2004:7696）也提供了涵盖从公元前201年到公元216年的所有相关事件的年表。许多学者对笔录中的相关段落进行了翻译和评论。对于《史记》第110章的最新翻译，包括详细的注释，请参阅Giele　2011。。根据这些记录，匈奴人利用公元前210年首任单于去世后的动乱，在王朝北境留下了权力真空，以重新占领他们曾经失去的领土Di　Cosmo(2015:　58)指出，草原帝国的兴起往往与长命王朝的衰落相对应，从而推翻了通常的研究范式，即游牧帝国和长命王朝的兴起与衰落之间存在“同步性”，据称这种“同步性”的存在是因为游牧民族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性。。公元前201年，汉朝和匈奴军队在太原的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附近）之战中相遇，这对于汉朝来说是灾难性的。汉高祖的军队被围困了好几天，由于匈奴大败汉朝，他们要求汉朝进贡。不久之后，这导致了第一次和亲，包括汉朝公主与匈奴领袖的结合以及每年以丝绸、谷物和食品等形式向北方游牧民族进贡Di　Cosmo(2015:　5457)指出草原帝国的解体可能采取多种形式，通常伴随着广泛的战争。关于匈奴，他认为“解体的不同阶段，包括内部叛乱、内战、汉朝的作用和领导层的转变。”。虽然在汉唐时期，和亲是一种常见的绥靖形式，但有人提出第一次和亲从根本上改变了汉朝对外关系的观点。不同作者给出的这些事件的日期各不相同。Di　Cosmo(2002:　193)提及的是公元前198年，Psarras(2003:141)认为是公元前200年。和亲（“和谐的亲属关系”）和书面形式的条约《史记》1975.由司马迁汇编.北京：中华书局.99:2719.都表明，通过上述举措，汉朝希望通过最终使匈奴成为“亲属”来防止进一步的冲突。事实上，最初的几年似乎是通过正式外交关系和货物交换来维持和平的。但是，从公元前198年到公元前139年，至少有十条和亲条约签署、破裂和更新这一现象的确切原因引起了争议，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往往被归入“有需要和贪婪”的范畴。虽然书面记载将这次袭击归因于匈奴的固有卑鄙，但其他学者将其解读为战略措施，旨在增加对汉朝的压力，从而改善匈奴的谈判地位（Barfield　1989:4649;2001:236)。Di　Cosmo（2002:21618,227）指出，缺乏一个中央执行权力的人也可能是一个问题。。不断违反这些协议通常被视为汉朝对其北方邻国采取的战略转变的主要原因。然而，更为激进的行动出现在汉武帝统治的早期阶段，当时涉及诸侯王国的内部纷争已经结束。在公元前133年，伏击未遂和随后的“马邑之围”，通常被解读为汉朝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的结束。从公元前130年至公元前91年，发生了多次冲突，造成双方伤亡无数。对于匈奴来说，接下来的几年似乎一直存在内部斗争、与其他群体的冲突以及冬季恶劣天气造成的损失。在公元前53年,单于呼韩邪（也称呼韩邪——原文如此，编注）作为当时匈奴分裂的五部之一的领导人投降了汉朝，并签署了朝贡条约，其中包括义务每年向皇帝朝贡一次,并将他的一个儿子作为人质送到汉朝。作为回报，汉朝提供了食品和丝绸等商品，乃至军事保护。通常这也被认为是大草原民族灭亡的前兆Di　Cosmo　(2015:　5457)指出草原帝国的解体可能采取多种形式，通常伴随着广泛的战争。关于匈奴，他认为“解体的不同阶段，包括内部叛乱、内战、汉朝的作用和领导层的转变”。。呼韩邪的屈服导致了草原民族的政治秩序发生了变化，后者在公元11年最终分裂为南北两支。北匈奴在公元91年被窦宪击溃。南匈奴在公元216年被曹操分为五部。军事冲突和和平关系导致汉朝与其北方邻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和规范，这不仅使得商品得以交换，而且导致了双方信息的交流。虽然汉朝的资料记载描绘了他们北方邻居的详细情况，例如他们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祖先血统和政治组织，然而匈奴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在西伯利亚和蒙古的陵墓中发现的中国漆和丝绸证明了草原民族覆盖的大片领土以及货物运输走过的漫长距离。从蒙古、外贝加尔、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从中国北部省份辽宁省东部到西部的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都被归因于匈奴。简单的回顾详见1997年Linduff；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包括在特定遗址上的进一步文献，请看2007年潘玲和2008年《乌恩岳斯图》中的相关章节。对匈奴考古学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在2011年Brosseder和Miller的研究中找到。虽然并不总是与考古证据一致，但是，在《史记》和《汉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朝人看待北方邻居的方式。如同生活在汉朝边境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被认为不如汉朝人，并且将他们的外表和行为与野生动物相提并论。这主要是对区分“野蛮人”的仪式标准的漠视Pines,　Y.2005.　Beasts　or　Humans:　PreImperial　Origins　of　the　“SinoBarbarian”　Dichotomy.　In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ed.　ReuvenAmitai　and　M.　Biran.　pp.59102.　Leiden:　Brill.。但同时代作者关于异域人是否能够变得文明并因此从野兽变为人类的观点大相径庭Fiskesj,　M.1999.　On　the　“Raw”　and　“Cooked”　Barbarians　of　Imperial　China.　Inner　Asia　1.2:　13568.。例如，《汉书》汉书.1975.由班固汇编.北京：中华书局.94B:3834.中声称，非汉朝人口的野蛮性是不可逆转的，并且简洁地陈述：“通过适当的朝廷培育并不能教化这些人。”Pines,　Y.2005.　Ibid.80.因此，我们可以说，对汉朝“内部世界”和非汉朝“对立世界”Bauer,　W.1980.　Einleitung.　In　China　und　die　Fremden:　3000　Jahre　Auseinandersetzung　in　Krieg　und　Frieden,　ed.　W.　Bauer.　pp.742.　München:　Beck.esp.1113.Pines,　Y.2005.　Ibid.91.的明确划分不仅仅基于地理位置，而且还有汉朝人眼中的文化优越感。然而，通过下面提到的物品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对北方野蛮人的看法并没有阻止异域商品的涌入，也没有阻碍汉朝豪族使用甚至生产草原或草原式器物。二、　西汉王朝的皇家坟墓草原或草原式物品出现在汉朝中原地区的诸多皇家陵墓中（图1B;表1）。相关的发现是在大云山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a.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10):368.以及狮子山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1998.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8):433.，这是江都王和楚王最后的安息之地。在河南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92.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3:13140.保安山和铁角山发现的陵墓与梁王有关。湖南省长沙市发现的陵墓与历史上的长沙国有联系。山东省洛庄出土的陵墓属于吕氏家族的一个成员，他统治了吕国。崔大庸.2001.山东发现重大考古群落:洛庄汉墓.走向世界2:6061.

Di　Cosmo,　N.2002.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河北省满城发现的陵墓与中山国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二卷.北京：新华书店.；红土山的坟墓与昌邑国有关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1983.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4):47199.。虽然出生时不是刘氏家族的成员，南越王赵眜（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122年在位）以帝王之礼下葬，因此被包括在下面的分析中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东省博物馆1991.西汉南越王墓2　vols.北京：文物出版社.赵眜是南岳国的第二任诸侯王，这是一个位于现在广东省的诸侯国。司马迁称他为赵胡（SJ　113:2970），赵眜这个名字用在从主坟室出土的玉器上（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91:第1卷，199；第2卷，第131页）。就像他的祖父赵佗（公元前203—公元前137年）一样，第一任诸侯王赵眜渴望被认为与其他皇室成员平等。他的陵墓的建造和装修工作进一步见证了这一点，这个陵墓位于象岗山，并于1983年被挖掘出来。除此之外，南岳王还穿着金缕玉衣，这是为皇室成员保留的特权。有关陵墓及其历史背景的概述，包括高质量图像和其他文献，请参阅Lin　2012b和Lin　2012a:　233320以及Pruch　1998。。陵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初期和中期。最早发现于洛庄，挖掘人员推测该陵墓建成在公元前186至公元前180年之间。最早的文物在红土山被发现，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6年或之后。为了说明帝王的埋葬方式，关于西汉王陵的一些考察似乎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文物一直受到考古研究的影响，迄今为止，在43个不同的地方出土了80多处陵墓刘尊志.2012.汉代诸侯王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5.。然而，这只是陵墓总数的一小部分，据估计总共大约有300处。刘瑞和刘涛.2010.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61.关于估计陵墓数量的不同意见很好地归入了刘庆柱的文章中:2013年:n.2.这些发现的相关性不仅在于它们对诸侯王国研究的贡献。根据《汉书》《汉书》1975.由班固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4:394.的一段话，人们已经表达了这些王国都是按照都城的结构来建造的这一观点焦南峰.2013.“同制京师”——大云山西汉王陵形制初识.东南文化,1:78.，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皇家陵墓参见，例如，Loewe（2010a:　224），他注意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皇帝的墓葬是如何设计和建造的。因为它们不太可能具有比较低社会地位的人的坟墓更低劣的风格，这些仅次于皇帝的陵墓，被认定为是诸侯王和他们的妃嫔的。”在大云山发现的陵墓和周围的一些墓地，与刘非的父亲景帝的墓葬相似（焦南峰,2013）。。诸侯王的陵墓也被作为估计尚未挖掘的皇家陵墓的布局、大小和内容的参考有关西汉王朝十一陵的更多信息，见刘和李1987;　Loewe　1992;　Loewe　2010a:　图　7.1。霍光墓为他们的墓提供了更多的信息（HS　65:　2948;　Loewe　1999:　712）。为了比较皇家和帝国的陵墓，请见2013年和2013年刘庆柱的作品。。帝王和皇家陵墓都是一个较大的建筑群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诸侯王和他的妃嫔们的主要葬礼以及仆人和亲属们的随行葬礼陪葬墓的位置表明了死者的地位。埋葬得离诸侯王越近，死者的地位就越高。刘尊志（2012:　13536）假设埋在墓葬中的大多是嫔妃。。其附加特征是随附坑。例如马匹坑、战车坑或武器坑。《汉书》《汉书》1975.　由班固汇编.北京：中华书局.73:　3115.和《后汉书》《后汉书》1973.　由范晔汇编.　北京：中华书局.99:　3199.都提到了一些特征，比如为皇家陵墓建造的仪式建筑，并描述了每日、每月和季节性的祭品Loewe,　M.2010a.　Imperial　Tombs.　In　Nylan　and　Loewe　2010:　21331,　218.

有趣的是，在西汉时期，祭祀的数量和供应成本的增加等引发了是否应该拆除一些神龛的讨论。在东汉，因此偶尔向所有已故皇帝提供“集中”服务。有关这些讨论和三种建筑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Loewe（2010a:　21820）。。然而，迄今为止，皇家陵墓中此类建筑物的考古证据仅为保安山的遗址所证明，这是梁孝王刘武王后的坟墓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92.　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　华夏考古,3:13140.刘尊志.2012.　汉代诸侯王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059.。（另见刘尊志2011：8图2，概述计划和对陵墓区的一般性讨论）这些特征都隐藏于一个很可能被一堵夯土墙围绕着的大小不同的陵区内。江都王刘非大云山陵墓区的剩余墙壁呈矩形平原形状，每边约490米，因而给人留下一种陵墓区域的印象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　盱眙县大云山汉墓汉墓,江苏.　中国考古(13):　1118.。图2将草原主题与传统器物相结合的衍生品

1，2)　山形香炉M2∶3004，描绘四种动物的行列，青铜，H　32.4厘米,满城。3)　广州C2515，镀金青铜，长21厘米。4)　铁角山BM2K1∶274，镀金青铜，L　21.2厘米。5)　洛庄P9∶81，镀金青铜，16,5厘米；圆形的装饰物，描绘了一只正面视图的蹲伏熊。6)　大云山M1∶979，镀金青铜，D4.8　厘米。7）　大云山M1∶5116，金边青铜，D　5.4厘米。8)　透孔镂刻　D62，以好斗的姿态描绘龙凤，翡翠，D　10.6　厘米，广州：水滴形的牌饰描绘了一个有蹄动物和强烈扭曲的后腿。9)　大云M1∶21755，青铜，L　9.4厘米,D2.8厘米。10)　大云山M1K1⑥∶566年,镀金青铜，D　3.5厘米。11)　大云山M1∶2931青铜，D1.6　厘米。12)　红土山，对象编号不详，镀金青铜，D4.9厘米。13)　铁角山M2K1∶1、镀金青铜或银，D　2.93.0　厘米；圆形饰品上蹲伏熊的四分之三视图。资料来源：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　第2卷，彩色图版22；有改动。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　第1卷，257　图171。3)　Lin：2012：254　图61(图画)，有改动；　Lin　2012:255　图127；有改动。4)　崔2002b：17图1。5)　崔2002a:24　图2(图画)，有改动；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2004:图版1.2(图片)，有改动。6)　南京博物馆与盱眙县文管新局2013a:8图7(图画)；南京博物馆与盱眙县文管新局2013a:7图6.8(图片)，有改动。7)　南京博物馆与盱眙县文管新局2013a:8图8(图画)；南京博物馆与盱眙县文管新局　2013a:7图6.7(图片)，有改动。8)　Lin　2012:25图3，有改动。9)　南京博物馆与盱眙县文管新局2013a:7图6.3，有改动。10)　南京博物馆与盱眙县文管新局2013:11　图14.10，有改动。11)　南京博物馆与盱眙县文管新局2013a:11图14.7。12)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1983：485图14.6，有改动。13)　永城市文物工作队2004：46　图7.8。守陵点通常位于陵墓附近，可能主要由参与祭祀和维护皇家陵墓的人居住。《汉书》中《汉书》1975.　由班固汇编.北京：中华书局.63:　2748.指出，与王室陵墓相关的人包括300个家族。而据说在皇帝的陵墓中，汉武帝茂陵的守陵点有六万户《汉书》1975.由班固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8A:1547.。皇家陵墓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他们的定位似乎并没有遵循任何固定的规则，但诸侯王及其妃嫔们的墓穴大多朝向同一方向刘尊志.2012.汉代诸侯王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9.。丈夫和妻子不会被埋在同一个封土下，刘尊志（2012:76）提到在江苏省大青墩发掘的一个墓穴，其中一对夫妇被埋在同一个坟墓室内，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反例。但请注意李2013年所表达的不同意见：94。在江苏省徐州地区的卧牛山，一对夫妇被埋在同一个大型石窟墓中，尽管是在不同地方（李银德2013：90图3）。但是他们各自的墓穴可能会紧紧相连或互为一部分。在布局方面，皇家陵墓有很大不同，关于如何对其进行分类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刘瑞和刘涛.2010.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300.

Wang　Zhongshu.1982.　Han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17579.。刘尊志区分了三个主要群体，每个群体包括几种类型和变体：带有墓冢和一个或两个倾斜坡道的矩形坑坟（竖穴土坑墓）刘尊志.2012.汉代诸侯王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图220,221.；有一个与通向矩形坑坟的斜坡垂直的石坑墓（式圹墓）；以及带有多个洞穴的岩石墓穴（崖洞墓）。特别是最后一种类型的墓穴，它集中在一座山中或放置在单独的山丘上，显然它不同于其他两种墓穴。将墓穴雕刻成岩石使得它与周围的山难以区分。然而，也存在一些诸如混合墓穴的地面结构。由于这些墓穴及其多层洞穴的特殊结构，随葬品的安排也发生了变化，导致将个人墓室解释为特定空间。狮子山的E1墓穴，出土的主要是装有食品的罐子和蒸笼等青铜器皿，被称为厨房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1998.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8):6.，然而，与这些物品一起被发现的印章又表明这些墓室是官员存放礼品的房间Miller,　A.　R.2011.　Patronage,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RockCut　Tombs　in　Early　Han　China.　PhD　diss.,　Harvard　Univ.276.。因此，西汉皇家陵墓继续沿用早期陵墓中已有的特征，如墓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时期陵墓布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整个西汉时期，人们使用了矩形坑坟和石坑陵墓；从汉文帝时代起，石窟陵墓成为一种新生事物。在随葬品方面也可以看到变化：在西汉前中期，西汉时期的皇家陵墓被布置得很华丽，而在西汉末期，陵墓的装备则更为适度。其他可见的趋势是礼器、玉器以及印章的数量减少，日常生活用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在西汉中后期，谷仓、水井、炉灶、房屋的陶器模型数量也有所增加刘尊志2012.汉代诸侯王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296.。然而，与诸侯王陵墓有关的最具标志性的物品是玉衣，通常由几千块玉片和丝绸用银丝或金丝缝制而成，这些玉片保存着死者的尸体。玉衣在汉文帝时期的陵墓中出现，并被解释为保护身体不受腐蚀的措施Thorp,　R.　L.1991.　Mountain　Tombs　and　Jade　Burial　Suits:　Preparations　for　Eternity　in　the　Western　Han.　In　Ancient　Mortuary　Traditions　of　China:　Papers　on　Chinese　Ceramic　Funerary　Sculptures,　ed.　George　Kuwayama.　pp.2639.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Brown,　M.2007.　Did　the　Early　Chinese　Preserve　Corpses?　A　Reconsideration　of　Elite　Conceptions　of　Death.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4:　20123.。《后汉书》《后汉书》1973.由范晔汇编.北京：中华书局.96:3152.中的记载表明，银丝被用来制作诸侯王的丧葬服。然而，在狮子山发现的丧葬服所用的金丝——迄今为止已知的最完整的玉衣——表明存在一些回旋余地关于这种现象的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Loewe　1999:　esp.18。。除了玉器外，狮子山陵墓还出土了一个所谓的玉石棺，里面有2　000多个附着在漆棺表面的玉石匾额。有人指出，在王室陵墓中发现的物品类型在西汉时期是一致的，但“当地的传统、风俗和经济差异使得陵墓中明显不同的特征得以发展”Li　Yinde.2012.　Excavations　and　Studies　of　the　Western　Han　Tombs　of　the　Chu　Kings.　In　Lin　2012a:　4348,4445.。这些也可以从下面呈现的物品中得到证实。三、　皇家陵墓中的草原和草原式物品欧亚大草原居民的艺术给汉朝豪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特征是对动物的描述既真实又奇妙。食肉动物、鹿、马、猛禽以及具有猛禽嘴的复合动物、鸟头鹿角和极度扭曲的后肢图像被用来装饰物件，如装饰品、带扣、马具等。有些以单个动物展示，有些展示的动物甚至是相互攻击或袭击的。这些视觉上突出的图案构成了居住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世纪的艺术传统的一部分Bunker　1997，Bunker等提供了相关遗迹、文化和文物的简要概述，2002年，Menghin等，2007年。。在汉朝豪族的陵墓中发现的一些随葬品使得追溯到与大草原有直接关系的东西成为可能，另一些随葬品则是汉朝罕见的图案和物品类型传播的确凿证据。这些灵感激发了艺术的创作，往往导致复合型文物的出现。仔细观察相关的文物，不仅体现出汉朝对北方邻国的充分了解，还能显示出它用不同的策略来应对异域元素的涌入。(一）　在汉朝物品上迁移的图案西汉时期的许多皇家陵墓的随葬品都可以被称作复合型文物，因为它们结合了中部平原历史记载中常见的各种物品与草原艺术传统的图案。Margaret　Miller在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研究中称这种对异域元素传入的回应为“派生”。根据MillerMiller,　M.　C.1997.　Athens　and　Persia　in　the　Fifth　Century　BC:　A　Study　in　Cultural　Recep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147.的说法，将其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接受区分开来，如适应、模仿和派生，“不是复制或改造给定的模型，而是将外来细节嫁接到传统的……形式”。这一概念也适用于西汉豪族陵墓中许多草原风格的物品。汉朝物品和草原图案相结合的一个例子是位于广东的南越王赵眜墓中出土的龙凤纹重环玉佩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东省博物馆1991.西汉南越王墓2　vols.北京：文物出版社，190.。（图28）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古方.2005.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39.，龙凤纹重环玉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是一个透孔镂刻作品，描绘了一个被云彩包围着的位列“四灵”的龙和凤凰。但由于它们呈现出一种好斗的姿态，所以这个物体被解释为“另一种混合了汉朝和草原艺术传统的混合体”Rawson,　J.2012.　The　Han　Empire　and　Its　Northern　Neighbours:　The　Fascination　of　the　Exotic.　In　Lin　2012a:　2336,28.。进一步的证据是山形香炉博山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二卷.北京：新华书店.25355.（图21；22）在满城M2墓穴中被发现，这是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穴。香炉最早可能是从西亚引进的Rawson,　J.2006.　The　Chinese　Hill　Censer,　boshanlu:　A　Note　on　Origins,　Influences　and　Meanings.　Arts　Asiatiques　61:　7586.

Rawson,　J.2012.　The　Han　Empire　and　Its　Northern　Neighbours:　The　Fascination　of　the　Exotic.　In　Lin　2012a:　2336,27.，早在汉朝之前就被广泛使用了。从图片（图22）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满城墓穴出土的雕刻繁复华美的饰品描绘了四灵列队行进。然而，代表北方的乌龟已经被骆驼的形象所代替。骆驼是与大草原紧密相连的动物。在山形香炉的盖子上，一个男人牵着一头牛拉着一辆敞开的轮式手推车（图22a）的细微描绘也被解释为受草原影响的标志Rawson,　J.2012　.　Ibid.28.。然而，在汉画中，马拉车的描绘十分突出，牛车和主人的模型也出现在陵墓里参见，例如，在甘肃武威地区发现的牛车的木制模型（PirazzolitSerstevens　1982:76图42）。一辆小型青铜推车在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被展出，是由牛和农民从四川的陵墓中挖掘出来的.http:∥collections.artsmia.org/art/63475/cartwithoxandfarmerchina;最后访问于2016年6月8日。。这一具体的细节未必源于草原的艺术传统。虽然草原文化的影响在山形香炉的形制上体现得很微妙，但是对于五块几乎相同的金属圆牌当卢来说，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图23～25）。下垂状的物品装饰着一种有强烈扭曲的后肢的蹄类动物形象。该动物的身体被一种充满平行线的螺旋状图案装饰着，它被云彩所环绕，部分云彩用有耳的猛禽头部所修饰。神话动物的身体和扭曲的后肢形象都深深扎根于欧亚大草原，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一些遗址中也曾出现。例如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巴泽雷克冢墓Barkova,　L.　L.2007.　Die　Frstengrber　der　PazyrykKultur.　In　Menghin　et　al.2007:　11831.123.图6，126，图10.。两个最早发现的金属圆牌（与图2相比）来自山东罗庄遗址的陪葬9号坑崔大庸.2002a.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铜当卢.文物世界1:2426.

崔大庸.2002b.洛庄汉墓9号陪葬坑出土北方草原风格马具试析.中国历史文物4:1625,1619.。在狗和马的残骸中，这个26米长的陪葬坑出土了40个有装饰的马具。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发掘，但该墓穴据推断应为吕氏家族成员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章丘市博物馆.2004.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8:316.3.，也许是吕台或吕嘉。根据3号和4号坑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章丘市博物馆.2004.　Ibid.5.Di　Cosmo,　N.2002.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52.内挖出的印章可以推断出陵墓是公元前186年至公元前180年间建成的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章丘市博物馆.2004.Ibid　12.。两幅图像相同的金属圆牌从今河南省芒砀山梁王的陵墓中被挖掘出来。其中一件物品来自铁角山M2墓地1号坑，这是一个有多个墓室的大型石刻墓穴，被确认为是梁孝王的陵墓（图24）。另一个是在保安山的石刻墓坑中出土的（YBM:18，镀金青铜，L20厘米）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92.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3:13140,13537,136.。因为有着和梁孝王相同的墓墩，这被认为是他妻子的陵墓。梁孝王于公元前144年去世。他下葬后这个陵墓才封土。建成于公元前122年至公元前120年的南越王赵眜的陵墓也出土了一个水滴状的金属圆牌（图2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东省博物馆1991.西汉南越王墓2　vols.北京：文物出版社.98.。它为立体图案所装饰，与前面描述的器物具有相似性。这个动物有着龙头、细长的身体和四只爪子。它似乎在行走，周围被云彩包围，部分云彩用有耳的猛禽头部所修饰。到目前为止，在欧亚大草原的文物记载中，这些金属圆牌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不是在那里制造的。相反，设想它们是在汉朝的作坊中制造出来的并且符合汉朝人的偏好似乎更加明智。在西汉的皇家陵墓中也发现了许多受到北方邻国影响的例子。其中有圆形的装饰物，既可以作为节约，也可以作为腰带和马具的装饰品（图26；27；29～213)。在汉朝时的北方草原上，这些类型的物品以简单的形式出现，也有象征性的装饰形式。最早的一个例子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周家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1984.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5):41726,图版6.So,　J.　F.,　and　E.　C.　Bunker.1995.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78.。这里，公元前8至公元前7世纪死者的墓穴中有两个革带。其中一个装饰着两排圆形装饰品，这些装饰品以三个一组的形式出现，并排列成三角形挂在他的蔽膝上。进一步证实的例子尽管数量不多，但在内蒙古毛庆沟的遗址（公元前7至公元前3世纪）田广金和郭素新.1980.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4):33338,364,368.

Hllmann,　T.　O.,　and　G.　W.　Kossack.1992.　Maoqinggou:　Ein　eisenzeitliches　Grberfeld　in　der　OrdosRegion　(Innere　Mongolei).　Mainz:　Philipp　von　Zabern.图版7.47,1112.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张街村遗址(公元前6至公元前4世纪)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彭阳县文物战2002.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8):1424.的出土文物中可以得到证实。花形装饰物也从毛庆沟Hllmann,　T.　O.,　and　G.　W.　Kossack.1992.　Maoqinggou:　Ein　eisenzeitliches　Grberfeld　in　der　OrdosRegion　(Innere　Mongolei).　Mainz:　Philipp　von　Zabern.图版.7.8遗址中被发掘。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阿鲁柴登，发现了描绘鸟头和蜷缩的北山羊的物品（公元前4至公元前2世纪）田广金和郭素新.1980.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4):33338,364,368.。图3叶形装饰牌匾上描绘的公羊头1)　狮子山，黄金，4×3.4厘米。2)大云山M1K1⑥∶3279金，4.4×4.1厘米。3)　满城M1∶4393，黄金，4.7×4.3厘米。4)　广州D57、黄金、4.6—4.7×4.3—4.4厘米。5)　辛庄头XZHM30∶181，黄金，3.2×2.9厘米。6)　大云山M1K1⑥∶3276，黄金，2.6×2.5厘米。7)　满城M1∶4362，黄金，3.9×3.7厘米。8)　草原人形象的人型灯M1∶4112，刻有铭文，青铜，H12厘米，满城。9)　牌饰上弓箭手头戴“弗里吉亚帽”M2∶1171，青铜，部分镀银镀金，H25.3厘米，满城。资料来源：1)　Linux　2012:185图77，图片由徐州博物馆提供，有改动。2，6）　南京博物馆与盱眙县文管新局.2013a:40图60.4，有改动；南京博物馆与盱眙县文管新局2013a:41图66，有改动。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第1卷，图80。4)　Lin　2012:284图159，有改动。5)　Kovalev　2009:　403图4.6，图片由Alexey　Kovalev提供，有改动。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第2卷，图版36.2页，有改动。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仪器厂工人理论组.1978:30图11。

在中原平原的陵墓中发现的圆形饰物大部分是象征性的装饰，它们的主要图案是熊。So和Bunker（1995:143图62.1）展示了一种模具，其中描绘了一种可能已被用于制造这种装饰品的蜷缩着的骆驼。保藏号为F1916.8的文物由Freer　Gallery　of　Art和Arthur　M.　Sackler　Gallery所有，有关该器物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edan/object.cfm?q=fsg_F1916.8;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6月8日。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略有不同的类型。第一种较为常见的类型描绘了一个完全正面视角下的蹲伏熊，动物的头部朝向观察者，圆耳清晰可见。（图26;210～213）头被四只爪子包围，没有描绘动物的身体。这种类型的五个例子，一个是由镀金的青铜制成，另外四个由镀金的银制成。这些都是从刚刚讨论过的铁角山M2墓地的随附坑中挖掘出来的（图213）永城市文物工作队.2004.河南永城市西汉梁王陵陪葬器物坑的清理.考古(12):4149.45.。另外两件物品来自山东省红图山陵墓，据推测其属于汉武帝的儿子之一、昌邑王刘髆（公元前97至公元前86年在位）（图212）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1983.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4):47199.486,497.。大云山陵墓出土了六十件青铜饰品（图211）南京博物馆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a.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10):368.12.和五十件青铜鎏金饰品（图26；27；29；同上6）。在前室的战利品坑中发现的另外五个镀金青铜器有一个绳状边界，因此表明该饰品可能略有不同（图210；同上10）。从南越王陵墓中也可以看到大小相异的同类青铜器物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东省博物馆1991.西汉南越王墓2　vols.北京：文物出版社.99,98.（图66.812）.。迄今为止，只有在位于草原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伊沃尔加公墓的100号墓地挖掘出了类似的青铜文物Linduff,　K.　M.　(with　E.　C.　Bunker　and　Wu　En).1997.　An　Archaeological　Overview.　In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ed.　Emma　C.　Bunker.　pp.1898.　New　York: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8789;Davydova,　A.　V.1995.　Ivolginskii　arkheologicheskii　kompleks　I:　Ivolginskoe　gorodishche.　SanktPetersburg:　Centr　Peterburgskoe　Vostokovedenie;　Davydova,　A.　V.1996.　Ivolginskii　arkheologicheskii　kompleks　II:　Ivolginskii　mogilnik.　SanktPetersburg　Centr　Peterburgskoe　Vostokovedenie;　Brosseder,　U.,　and　L.　S.　Marsadolov.2010.　Novyyeradiouglerodnyye　daty　dlya　Ivolginskogo　arkheologicheskogo　kompleksa　obektov　v　Zabaykalye　(predvaritel　nyyerezul　taty)　In　Drevniye　kultury　Mongolii　i　Baykalskoy　Sibiri:　Materialy　mezhdunarodnoy　nauchnoy　konferentsii　2023　sentyabrya　2010ed.　M.　V.　Konstantinov　and　A.　D.　Tsybiktarov.　pp.18386.　UlanUde:　Izdvo　BGU.。第二种类型为一只熊的四分之三视图，其前爪清晰可见（图29）。两爪抓握另一只动物的后腿，这个肉食者嘴巴大开，似乎要咬一口下去。在位于保安山的梁孝王王后陵的陪葬墓中发现了六个类似的镀金青铜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92.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3):135.图51，图52.（YBM:　1,　1214,19,20,D　7　cm[YBM:1],　D4　cm[YBM:1214,19,20]）。大云山Ml汉墓提供了更多例证（图27）。到目前为止，在草原地区还没有发现这些装饰品确切的相似之物。然而，在诸如上文已经提到的狮子山石窟陵墓等地，在牌饰上描绘的场景细节中则出现了类似于刚刚所描述的纹饰，下面我们将更详细地对其进行讨论（图414）。挂扣法和物体的原位定位都可以总结出汉代豪族的使用方式。从铁角山陪葬坑出土的文物上装备有着以方形排列的四个环，并配有一千多件车马器表明它们被当作节约永城市文物工作队.2004.河南永城市西汉梁王陵陪葬器物坑的清理.考古(12):45.。然而，大云山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根长针，则表明其有可能用来装备二轮战车（图29）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a.　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10):6.。同样，红土山出土的圆形饰物，背面有四个短针，用于装饰于此处发现的约二十辆战车中的其中一辆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1983.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4):486.。其他发现带有熊的主题的则用于装饰瑟枘So,　J.　F.,　and　E.　C.　Bunker.1995.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p.15051.。因此，刚才描述的装饰饰品是对变迁的主题进行创意整合的有力证明，它们与汉代中原本土器物类型相融合，有些甚至在当时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二）　新型器物作为既定社会习俗的一部分虽然传统元素和新元素的结合是跨文化交流的方式之一，但下面所描述的草叶纹牌饰则有力说明了文化交流也可以促进新器物的产生（图31～37）。这些牌饰由金片制成，并通过背面受锤击，创造出浅浮雕的设计效果。所有的牌饰都装饰有两个公羊头的形状，但公羊头却不是完全相同。在大云山汉墓陪葬坑M1（图32;36）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a.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10):4041.、满城汉墓M1（图33;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二卷.北京：新华书店,117.和广州（图34）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东省博物馆.1991.西汉南越王墓2　vols.北京：文物出版社，207208.所出土的牌饰中，两只公羊的头朝向相反的方向。狮子山陵墓里下葬的是楚国的第三任诸侯王刘戊（公元前174—公元前154年在位），或是第二任诸侯王刘郢客（公元前178—公元前174年在位），从里面出土的牌饰上，动物彼此面对，额头触碰（图31）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1998.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8):29.。由于装饰画满平行线条的弯曲角状物在牌饰的上端汇合，因此没有多余的空间再描绘第三种动物，如果有的话，则可能是一只带耳朵的猛禽或一只在第一种牌饰上所描绘的动物。其边缘的每一侧上成对排列的小孔表示它们是被紧固到一块织物或其他一些材料上的。在大云山汉墓发掘的文物中，发现了一个边缘较宽，两侧都由一串弯曲的金线构成的牌饰。一条较宽的牌饰还饰有九个由金色线条组成的椭圆形状。它们之间有三个或四个组合在一起的金粒，并被排列成三角形或花形。虽然迄今为止，从草原中找不到与这些已出土器物的相似物，但有趣的是，在河北的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三块几乎完全相同的金块（图3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1996.北京：燕下都.文物出版社，723.非常类似的木雕马鞍饰品出自巴泽雷克(Rudenko　1970:图例115—16)。另见Rawson(1998:　89),他认为上述饰板上的图像与阿契美尼德狮子的图像上的发展有关。。陵墓M30是在辛庄头发现的八个陵墓之一，这个陵墓位于燕国首都的遗址内，可能藏有燕国皇族成员的遗体。虽然当时下葬草率，但陵墓中仍然留有大量的文物，包括一百多个装饰性的牌饰、纽扣、饰物、剑柄和金银耳环。它们的类型以及其上所点缀的图案显然与欧亚草原的物质文化和象征传统有关，因此不仅可以作为战国时代北方各国与游牧民族之间加强交流的证据，还可以作为中原文明有意识地使用草原器物和草原影响的另一个例子Kost,　C.　Forthcoming.　Changed　Strategies　of　Interaction:　Exchange　Relation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in　Light　of　the　Finds　from　Xinzhuangtou.　In　Inner　and　Central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Series　1:　How　Objects　Tell　Stories　that　Interconnect.　Essays　in　Honor　of　Emma　C.　Bunker,　ed.　Katheryn　M.　Linduff,　Karen　S.　Rubinson　and　Noel　Adams.。辛庄头牌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1996.燕下都.北京：文物出版社，685.原来的确切位置未知，但在中国北方草原不同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金银器物，其中，在内蒙古的西沟畔遗迹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伊克昭盟文物工作队.1980.西沟畔匈奴墓.文物(7):110.和甘肃省毛家坪遗迹早期清文化联合考古队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9.张家川马家园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10):2551.

——.2010.张家川马家园战国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10):426.中发现了被用来装饰剑鞘或马车的物品。然而，有关皇家墓葬的考古证据表明，牌饰的使用与死者的身体密切相关。例如，南越王赵默的遗体带有一个丝质头盖，8个牌饰被缝在一起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东省博物馆.1991.西汉南越王墓2　vols.北京：文物出版社，284.

Lin　J.　C.　S.ed.2012a.　The　Search　for　Immortality:　Tomb　Treasures　of　Ha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284.　。在他的玉衣的头盖上，还带有丝绸和一些其他饰品，这在很多汉朝豪族的陵墓中司空见惯如，参见该论文中图片：Lin　J.　C.　S.2012c.　The　Hierarchical　Burial　System　of　Han　Tombs　as　Seen　in　Xuzhou.　In　Lin　2012a:　4958.　。在大云山陵墓前室的盗贼沟也发现了牌饰，虽然不在原位导致难以确认，但是它们被缝在一块红色的丝绸上，表明可能也起着类似的作用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a.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10):39.。图4从中国北方地区挖掘出的不同形状的牌饰

1）　倒墩子，对象编号不详，青铜，5.5×3.7厘米。2）　西岔沟，对象编号不详，青铜，尺寸不详。3）　李家套子M22∶1，青铜，5.8×4.9厘米。4）　赤峰市，对象编号不详，青铜，尺寸不详。5）　毛庆沟M5∶6.2，青铜，10.7×6.1厘米。以下为出土于西汉墓葬的牌饰。6）　簸箕山M3∶57，金，9.1×5.0厘米。7）　满城M1∶4144，镀金青铜，6.4×3.3厘米。8）　广州H51，镀金青铜，7.7×3.8厘米。9）　长沙，玉石，8.8×4.4厘米。10）　大云山M1K1⑥∶3541（上图），3552（下图），镀金青铜，玉石，8.6×4.3厘米。11）　广州D164（上图）;D71（下图），镀金青铜，玻璃，铁，10.0×5.0厘米。12）　大云山M9∶961，镀金青铜，8.7×4.5厘米;14:11;12，镀金青铜，9.0×5.0厘米。13）　保安山YBM∶17，镀金青铜，10×5厘米。14）　狮子山W1∶17（左）;W1∶239（右），金，13.3×6.0厘米;13.2×6.2厘米，包括带牌饰的重绘图和装饰有贝壳的腰带。资料来源：1）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1995:81图113，有改动。2）　太阳,1960,33图4，有改动。3）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1995:86图12，有改动2。4）　中国考古与艺术文摘,1997:37,附图。5）　Hllmann和Kossack　1992:　图版5.13，图片由T.O.Hffmann提供。6）　Li等,2007:116　no　6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　vol.2,图版58.3;8，有改动。8）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91:第一卷,20,图13.2，有改动。9）　Kost　2014:图版16.12。10）　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a:50,图84,85，有改动。1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91:第二卷,彩色图版19，有改动。12）　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b:56,图9.1，有改动。1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92:136,图6.4，有改动。14）　Lin　2012,188189　no.82,图片由徐州博物馆提供；邹和韦1998年修复后的修复图,38图1。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草叶纹牌饰的例子中，草原图案的传播引发了新式器物的出现。这些器物的装饰清楚地证明了中原文明对草原视觉上以及生产技术上的了解。这些新器物被埋葬在陵墓的关键位置，它们融入了接受者的世界，也因此在当时的社会习俗中得到放大。(三）　器物的变迁及关于它们的认识以下介绍为了说明西汉时期，皇族成员之间有关草原器物的认识及使用的详细程度。许多皇陵中都有当时中原地区并不常见的牌饰，由青铜或贵金属制成，带有石头或金属镶嵌的带钩更是常见的墓葬品。然而，在迄今为止被挖掘的西汉王朝墓葬中，牌饰大多成对使用，兼具装饰性和实用性，也成为规模最大，最常出现的草原和草原风格的器物（图4）。为了理解这些器物的重要性，需要更详细地说明它们的外观和使用方式。腰带和相关配件通常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中也有悠久的历史。此地区最早的牌饰发掘于在内蒙古周家地，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8或7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1984.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5:418,图2,图版6.So,　J.　F.,　and　E.　C.　Bunker.1995.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78,　图34.。最具代表性的牌饰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毛庆沟遗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中后期（公元前771—公元前476年）田广金和郭素新.1986.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青铜器ed.田广金和郭素新.pp.227341.北京：文物出版社.Hllmann,　T.　O.,　and　G.　W.　Kossack.1992.　Maoqinggou:　Ein　eisenzeitliches　Grberfeld　in　der　OrdosRegion　(Innere　Mongolei).　Mainz:　Philipp　von　Zabern.Kost,　C.2014.　The　Practice　of　Imagery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Steppe　(5thJst　Centuries　BCE).　Bonn:　Vor　und　Fruhgeschichtliche　Archaologie/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at.　（第186—88页为所有包含牌饰的陵墓）。。但这些器物在后来的陵墓中更为常见。到公元前一世纪后期，目前发现的中国北方草原特色文明的遗址已有五十多处概述见Kost.2014:248,地图1。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品中都有大量的器物。参见，如：Bunker　1997;　So和Bunker　1995;　Wagner和Butz　2007。。绝大多数已出土的器物都是青铜器，大多以镀锡和镀金等表面处理方式精制完成。很多成对使用的牌饰形状各异，包括矩形（图41;43）、不规则（图45）、字母D形（图42）、字母P或者B形（图44）。一些器物前端的孔和螺柱（图42；43）则表明它们被用作紧固装置。而不具有这些特征的牌饰可能是放在腰带上，更多地具有装饰功能。不同类型的边界通常构成具象装饰，其包括特定的风景描绘内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动物都是其主要话题，但却很少描绘人类。单独的动物或一群动物、不同野兽之间的战斗、弱肉强食，以及捕食场景构成了装饰的画面。在中国北方草原，这些牌饰不仅具有单一的装饰功能，它们还指出了特定主题与死者的性别和年龄之间的关联Kost,　C.2014.　The　Practice　of　Imagery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Steppe　(5thJst　Centuries　BCE).　Bonn:　Vor　und　Fruhgeschichtliche　Archologie/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at:　14348.。牌饰似乎也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暗示了死者拥有财富的多少Wu　Xiaolong.2004.　Female　and　Male　Status　Displayed　at　the　Maoqinggou　Cemetery.　In　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ed.　K.　M.　Linduff　and　Yan　Sun.　pp.20336.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Linduff,　K.　M.2008.　The　Gender　of　Luxury　and　Power　among　the　Xiongnu　in　Eastern　Eurasia.　In　Are　All　Warriors　Male?　Gender　Roles　on　the　Ancient　Eurasian　Steppe,　ed.　by　Katheryn　M.　Linduff　and　K.　S.　Rubinson.　pp.175212.　Lanham:　AltaMira　Press;　Kost　2014:　14966.。虽然中国北方草原的牌饰形状各异，但在中原地区（图46～414）发现的器物却都是长方形的，而且边缘通常带有编织图案。几乎所有从西汉豪族墓葬中挖掘出来的器物都是成对出现的，不仅用作装饰，也作为一种紧固装置。此特征在大云山汉墓M9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a.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10):5556.（图4.12）和狮子山（图414）邹厚本和韦正.1998.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8):3743.以及簸箕山（宛岣侯刘埶陵墓）出土的牌饰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图46）徐州博物馆.1997.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2):1618.。和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根小针，可能是用于固定牌饰上的细线。因为牌饰大都由有机材料制成，所以它们所固定的腰带很少能够留存至今。在狮子山遗址（图414）和大云山遗址中出土的文物，牌饰是被用来放置在带有一排排贝壳的腰带的两端。在中国北方草原或者是更北边的乌拉尔山脉发掘出了类似的器物。西汉中期至晚期宁夏的倒墩子遗址M14中葬有一具男性遗体，并发掘出三个牌饰：两个镂空镀金青铜带扣，绘有龙的造型，与两只乌龟缠扰在一起（14:11,14:12,镀金青铜,9×5厘米;图99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考古组和同心县文物管理所.1988.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考古学报(3):34344.,图版14.1），第三个青铜器物描绘的是一个捕食者正对一只公羊发起攻击（14:3，镀金青铜，9.6×4.5厘米;图912，pl.15.1,2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a.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10):5556.）。在大云山刘非的妃嫔淖氏的陵墓M9中发现了一对与前面提到的第一种相类似的牌饰（图412）;另外四件文物来自南越王陵（D731,D165,E1161,2，镀金青铜，8.1×4.3厘米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东省博物馆.1991.西汉南越王墓2　vols.北京：文物出版社，165,22425.）。然而，南越王陵中发掘出了四个上文所述的第二种类型的镀金青铜带扣（图48;同上21,225）。在四川秀峰村汉墓墓坑中发现了两个在风格上略有不同，描绘猛兽搏击的镀金青铜带扣（对象编号未知，镀金青铜，10.7×5.2　cm；图713,71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和重庆市文化局三峡文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2004.重庆巫山县巫峡镇秀峰村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0):49.）。墓主人的身份尚不清楚，但从墓的布局和葬礼来看，他似乎并不是皇室成员。从狮子山石窟陵墓中发掘出的两块牌饰（图414）类似于在乌拉尔山脉南部，波克罗夫卡2号遗迹中17号墓地2号墓出土的牌饰（图5Brosseder,　U.2011.　Belt　Plaques　as　an　Indicator　of　EastWest　Relations　in　the　Eurasian　Steppe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a.　In　Brosseder　and　Miller　2011:　358.）。注：陵墓中只出土了一个牌饰，可能用以固定箭袋，因此被看作新式器物融入不同文化背景时的一个例子（Brosseder　2011:411;413）。有关该网站的英文概述及更详细的文献，请参阅Brosseder　2011:35557以及n.23，这篇文章指出了相关出版物之间的差异。另外几乎完全相同的牌饰还被发现于在陕西省三店村发掘的公元前一世纪的汉墓，墓主人显然不属于皇室（对象编号未知，镀金青铜，11.2×5.0　cm;图1.1,图版72李域铮和朱捷元.1983.西安东郊三店村西汉墓.考古与文物(2):23.

So,　J.　F.,　and　E.　C.　Bunker.1995.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14,　no.64.）。以上所列举的发现为西汉王朝和北方民族之间存在影响深远的交往关系提供了确凿证据。在狮子山出土的每个牌饰都带有一个详细描述其重量的铭文，这一事实自然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器物是否产于中原，以便出口到草原。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例如，Rawson　2012:24;Psarras　2000:n.91），这里不再讨论，因为谁为谁产生的问题对于下面将要讨论的，即汉代豪族选择使用与草原明显相关的器物这一事实相比，并没有那么重要。然而有趣的是，还有一些文物明显模仿了北方牌饰，而且很可能是在当地制作的。在一位与长沙王密切相关的女人曹氏的陵墓中发现的镂空玉带扣便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图49）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1979.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娟墓.文物(3):4.。在大云山汉墓M1的刘非墓葬中发现的一对带扣，镂空玉石块还另装有一个由镀金青铜制成的象征性装饰框架（图410）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文广新局.2013a.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10):4950.。从南越王陵中发现的二十五个未修饰的牌饰由镀金青铜、铁和蓝色玻璃组成（图41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东省博物馆.1991.西汉南越王墓2　vols.北京：文物出版社，21113.。图5与皇室陵墓相关的草原式器物1)　从阳陵墓陪葬坑中出土的节约，对象编号不详，镀金青铜，D　1.2厘米。2）　茂陵附近的1号墓出土的山形高脚香炉，对象编号不详，镀金青铜，银色，高58厘米。资料来源：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1：138图209，有改动。2）　Bunker等,　2002:　34,　图50（图片），图片由Masahiro　Hashiguchi提供；咸阳地区文管会和茂陵博物馆1982：13,　图41（图画），有改动。

上文已经提到了异域细节和传统形式的衍生和组合，大云山Ml汉墓和长沙出土的文物是中国式图案和异域元素融合的例子。两者都描绘了被卷纹包围的龙状物，这在中国艺术中经常能看到。然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河南省保安山萧王石窟陵墓中王后梁氏的里发现的牌饰（图41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92.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3):135.。虽然画面已非常模糊，但仍可以看出上面绘着的很可能是两只猴子，它们正骑在马背上于森林中奔驰。汉代时，骑马猴子的描绘已经很常见王子今.2014.“猿骑”考——借助汉代画像资料的探索.文物(5):5662.，并且是表达“马上封侯”在视觉上的双关语注：这里也可能是指汉高祖刘邦和陆贾之间的对话（《史记》97:2699；《汉书》43:2113），对话中刘邦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封国），安事诗书！”。因此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中国图案成为北方地区牌饰的装饰之一。在如今的文字记载中，这些牌饰显然与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有关。一些记载提到了与北方人有关的腰带，并使用了与中国腰带不同的术语，如“师比”“私鈚”《战国策》1978.由刘向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670.“胥紕”《史记》1975.由司马迁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10:2897.和“犀毗”《汉书》1975.由班固汇编.北京：中华书局,94A:3758.。因为它们听起来相似，所以我们可以猜想这些术语是外来词的一种翻译。一些文献中的记载了汉文帝给冒顿单于的赏赐，其中包括“胥紕”《史记》1975.同上.或“犀毗”《汉书》1975.同上.。术语“贝带”《史记》1975.同上.125:3191;《汉书》1975.同上.93:3721.和“具带”《史记》1975.同上.110:2897;《汉书》1975.同上.94A:3758.似乎具体指的是腰带的外观。“贝带”表示饰有贝壳，只有狮子山、大云山和秀峰村遗迹的考古证据可以提供证明。然而，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墓葬中，例如倒墩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考古组和同心县文物管理所.1988.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考古学报(3):351.也出土了单一贝螺。“具带”这个词的含义并不是完全清楚，但后来的文献表明它指的是装饰着玉饰的腰带。虽然我们没有对于北方人佩戴的腰带是什么样的完整描述，但是使用明确区分中原与此相似器物的术语，则表明中国编年史家已经意识到它们视觉外观上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上述带扣属于不同类别。虽然器物的相似可以被解释为是西汉与草原游牧民族直接交流的结果，但更应该是中原人民对他们的邻居的具体文化属性认知的表现。与欧亚大陆草原所发掘出的牌饰的相似性，证明购买或生产这些带扣的人必定亲眼看到过相关物品。很显然，它们并非来源于汉民族的物质文化，这些物品在视觉上清晰地区别于汉族的物质文化，并激发了通常装饰有中原地区不常见图案的新式器物的创造。这些器物被整理放置在墓葬中，大多是在中央墓室中，有时甚至与死者的遗体相关联，更进一步促进了埋葬习俗的多样化。(四）　描绘草原虽然以下介绍的两个器物并非直接来自草原，但它们是对游牧民族增进了解的其他例证。两件文物都发掘于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之墓）。部分镀金和镀银的青铜长方形当卢出土于M2墓，绘有林木间各种动物的复杂图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二卷.北京：新华书店,32728.。然而，在牌饰中间偏右侧，描绘的是一个穿着及膝裤和带束腰外套的弓箭手，他头戴“弗里吉亚帽”，正画着一张反曲弓。西塞亚的器物经常描绘相同类型的弓Firsov,　K.,　and　D.　Zuravlev.2007.　KulOba,　Kozel　und　Aksjutency:　Furstengraber　zwischen　Krim　und　Waldsteppe.　In　Menghin　et　al.2007:　27690,　277　figs,　1b,　281　fig.3c,　288　fig.　16.，而在西伯利亚公元四至五世纪时期的VerchKaldzin　2的3号墓中，也曾挖掘出一个类似的帽子Molodin,　V.　I.,　and　N.　Polosmak.2007.　Die　Denkmler　auf　dem　UkokPlateau.　In　Menghin　et　al.2007:　14047,　147,　fig.10.。在墓地M1出土的宫灯上描绘了类似的衣服，宫灯高12厘米，一男子右膝跪地，左手置于左膝，右臂举着一个圆形容器，该容器有一个平底座，可以容纳灯油和灯芯。根据考古发掘者的说法，他的衣服堆在后面，像一条尾巴耷在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二卷.北京：新华书店,6971.

Sothebys（2000）出版的在线目录中描绘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器物，虽然没有铭文。它于2000年11月14日在伦敦上市销售。在这里，带有尖顶帽的男性所穿的衣服的样式被描述为“长围裙式的长尾巴延伸到后面。”1996年6月11日至7月13日在伦敦埃斯凯纳齐举办的“中国早期艺术中的雕塑与装饰”展览（Krahl　1996;Eskenazi　1996:目录封面;目录号20）中包含了另一种此类灯具。。然而，在阿尔泰俄罗斯地区Rudenko,　S.　I.1970.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以及巴泽克雷3号墓地Molodin,　V.　I.,　and　N.　Polosmak.2007.　Die　Denkmler　auf　dem　UkokPlateau.　In　Menghin　et　al.2007:　145,　fig.7.，公元四到五世纪的卡塔纳墓地和巴泽克雷3号墓地中了出土的类似服装，服装后部没有堆在一处，而是缝制为加长的款式。汉代时，人形灯作为下葬品很常见，最著名的是在满城汉墓M2中发掘出的宫女形状的长信宫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所.1980.

Rawson,　J.,　and　E.　C.　Bunker.1999.　The　Royal　Tombs　at　Lingshan,　Mancheng,　Hebei　Province.　In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Celebrated　Discoveri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Yang　Xiaoneng.　pp.408.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但这个长信宫灯非常特殊，从宫女宽阔的脸型和穿着的衣服都能清楚地辨认出，这是一位北方的少数民族。灯具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其边缘刻有的铭文，上面刻的铭文看起来并不完整，人们会期望在将来的某天或某场合它会被再次提及。但我们可以暂时将其翻译为“御当户锭一第然于。”注：“锭”通常用作金属锭的分类器，也可以具有“焊料”的含义（即连接和保持器物的金属化合物），这里可能应该读作“灯”。“当户”作为“大当户”的表达最早记载于《史记》（例如，110:2890）和《汉书》（例如，94A:3751），指匈奴政权系统中的辅臣。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户确切的职责，但他们在匈奴贵族中的地位似乎相当低，很可能担任着信使和军事顾问Giele,　E.2011.　The　Hsiungnu,　Memoir　50.　In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IX:　The　Memoirs　of　Han　China,　Part　II,　ed.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pp.23731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n.156.。文献记载，在汉文帝统治的第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史记》1975.由司马迁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10:2901.），当匈奴侵入现在的宁夏南部汉族领土时，就有这样的一个事例。当时这只是对云中郡、代郡及辽东郡的几次侵犯的开始，皇帝对此极为不满。在皇帝向单于（草原游牧民族的首领）派遣了一位信使之后，单于“让一个当户传达了他的理由，并再次提起了联姻的话题”Giele,　E.2011.　Ibid.278.。这里，当户起到了服务的作用，因此似乎很容易假设这种描述与刘胜的传记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有人表示，“胜”这个字作为名，意指“胜利”或者“打败”，与战胜匈奴相关联Wilkinson,　E.2012.　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London:　Harvard　Univ.　Asia　Center,　724.。然而在文字记载中，并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刘胜本人亲自参与过战争。但刘胜的封地（现今河北省）靠近与游牧民族相关的遗址，这很可能为西汉与北方的直接交流提供了机会。这两者都清楚地表明了对北方人的描绘不是空想。它们的准确性可以通过出土之物来证实，这表明图像是以第一手资料呈现，也可能是个人交流的结果。通过对满城灯具上的铭文的研究，对其现有的了解也扩展到其中这些群体的社会结构中。三、　结论西汉时期，与东欧亚草原游牧民族频繁的交流，导致了西汉对待融合异域影响的不同策略，也激发了艺术创造力。例如龙凤纹重环玉佩和带有熊图像的圆形饰物表明，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创造出了将传统形式与源自草原艺术的具象装饰相结合的新器物。虽然外表的装饰是新式的，但器物的造型已经在中原地区广为人知。因此，根据接受者自己的文化元素对其进行整合利用并不奇怪，瑟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草叶纹牌饰也证明了对新式器物的创造。这些文物一定在过去提及它们的文献中被清楚认作为“异国情调”，这为人们现在对草原艺术的了解提供了证据。对于赵默的陵墓，它们原来的位置表明它们是被集中到陵墓的中心部分，从而导致社会习俗的轻微变化，这也证明它们的重要性。这种主题的转变可能仅仅是视觉印象导致的，正反映了西汉与北方的间接联系。然而其他的一些发现，例如满城灯具和当卢，则证明了西汉与北方在首次和亲之后的直接、频繁的交流过程中所获得的对北方的更多了解。两个器物都准确地描绘了草原民族的服饰和武器，甚至在汉代记录的文献资料中，还提到了匈奴行政系统中的一个官职。虽然没有之前的详细，但现存的在与草原民族的交往中形成的关于对北方器物的了解，还是有关于牌饰的文献资料的。通过使用一个独特的术语，部分也暗示了与北方相关的腰带的视觉外观，这些文物与中原地区常见的带钩明显不同。对与中国北方草原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器物的考古发现，可以为某些区域之间直接交流提供证据。然而更有趣的是显然产于中原的腰带。虽然似乎很容易将之解释为对无法获得的器物的模仿，但像大云山和广州地区的这类的墓葬却为反对这一说法提供了证据。这两处墓葬都出土了与宁夏倒墩子墓葬相同的牌饰，以及从草原汲取灵感的本土器物。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汉的诸侯王可以使用北方的牌饰。他们不仅接受了、将孤立的器物融合到他们的生活中，而且还将它们用作本地生产器物的模型。尽管使用了当地材料，有时还使用了当地的图案来制造牌饰，但它们并没有什么传统，因此可以清楚地区别于拥有既定形态的器物。这些新式器物融入中原地区文化，有时在葬礼仪式上也被赋予重要地位，因此是西汉对北方文化及器物进行借鉴的证据。为了尽可能了解一些潜在影响及西汉王朝特别容易接受北方影响的原因，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导致这个群体的创造和影响个人身份、个人需求及动机的历史及社会背景。四、　讨论在公元前三世纪末、二世纪初，两个完全不同的集团开始彼此面对、相互作用。一个是皇权至上的汉朝，一个是冒顿领导下的草原联盟——匈奴。两个实体各有独立的特征。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是新建立的，并且最终定义它们的许多事物仍然处在变化之中。这对于汉朝来说尤其明显，汉朝在其诞生的最初几年里一直在努力争取稳定，并面临着许多内部冲突。只有在实现某种统一之后，两个集团之间的互动交流才会开始。我们可以假设，特别是在汉代初期，由于总体社会认同仍然存在，汉朝豪族认为自己与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不同。尽管我们应该防止将相同的心态归于每个人，但文献资料中显示的北方民族的官方观点表明，汉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明显独立的群体，在文化和道德上都是优越的。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这是一种自然现象Capozza,　D.,　and　R.　Brown,　eds.2000.　Social　Identity　Process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尤其注意第三部分）

Kramer,　R.　M.,　G.　J.　Leonardelli,　and　R.　W.　Livingston,　eds.2011.　Social　Cogni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Marilynn　B.　Brewer.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尤其注意第二部分）。通过将新信息植入现有的心理范畴中，人类的思维得以工作，心理范畴的特定塑造方式也会影响信息的处理和解释方式。认知范畴因此塑造了社会感知，并且“群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是群体首先被认同的基础”Brewer,　M.　B.2003.　Intergroup　Relations.　Buckingham:　Open　Univ.　Press,　4.。虽然认知范畴可以帮助群体成员协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他们也带有群体内的偏见，“强调将群体联系在一起之物，并将不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够的标记为另类”Ulf,　C.2009.　Rethinking　Cultural　Contacts.　Ancient　West　and　East　8:　104.。因此，只要一个群体没有感到威胁，刻板印象就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只有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刻板印象才会变成偏见，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偏见可能会导致“群体内部的爱……转变为群体外的恨”Brewer,　M.　B.2003.　Intergroup　Relations.　Buckingham:　Open　Univ.　Press,　6976,8387.。西汉中期似乎尚未达到这种程度，尽管官方观点和两者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但西汉和匈奴不再相互隔绝。它们相互渗透，并经常在各个层面上相互作用。虽然我们只是更详细地了解与和亲有关的一些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我们还可以假设生活在汉王朝外围地区的人口与草原民族之间也存在直接交流。对于稍早一些的战国时期，在甘肃省马家塬战国墓地豪族墓葬的主人已被认为是一种中介群体，连接着秦国和西部游牧民族的交流Wu　Xiaolong.2004.　Female　and　Male　Status　Displayed　at　the　Maoqinggou　Cemetery.　In　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ed.　K.　M.　Linduff　and　Yan　Sun.　pp.13435.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文献中的叙述《史记》1975.由司马迁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29:3260.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假设，西汉时期商人和中间人是另外的中介，在物品和信息的传递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和亲不仅规范了双方之间的交往，而且还起到了稳定关系的作用，旨在减少并最终结束汉族与匈奴之间的冲突。直到公元前135年或者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公然入侵前，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中间地带”的妥协关系。理查德·怀特于1991年创造的“中间地带”概念在过去几年中受到了很多关注，此概念描述了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直接的、频繁性的交流场景Gosden,　C.2004.　Archaeology　and　Colonialism:　Cultural　Contact　from　5000　B.C.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Malkin,　I,　2002.　A　Colonial　Middle　Ground:　Greek,　Etruscan　and　Local　Elites　in　the　Bay　of　Napl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Colonialism,　ed.　Claire　L.　Lyons　and　J.　K.　Papadopoulos.　pp.15181.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2011.　A　Small　Greek　World:　Networks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Ulf,　C.2009.　Rethinking　Cultural　Contacts.　Ancient　West　and　East　8:　81132.White,　R.2006.　Creative　Misunderstandings　and　New　Understandings.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3.1:　914.。这些交往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任何一方都无法用足够的力量迫使对方改变”White,　R.2006.　Ibid　10.。因此，中间地带的权力关系经常“在使用武力和避免使用武力之间波动”Ulf,　C.2009.　Ibid　98.。这很好地限制了汉族与匈奴之间的早期交往，文献记载了匈奴不时的入侵和汉族的抵御措施，以及双方之间新的和亲关系。在怀特所描述的中间地带，合作和恢复邦交的需要导致了双方都采用对方文化中的一些特定行为，从而开辟了新的沟通渠道。从这种意义上，则可以解释在豪族的陵墓中发现的草原和草原式器物。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器物大多为诸侯王的墓葬提供了证明。除了汉景帝阳陵中出土的镀金青铜缰绳（图51）咸阳地区文管会和茂陵博物馆.1982.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总葬坑的发掘.文物(9):3.，和从埋葬汉武帝的茂陵的陪葬墓中出土的一个刻绘着草原图案的博香炉外（图5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1.汉阳陵.重庆:重庆出版社，138.，草原式器物于朝廷上的使用基本没什么迹象可循。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文献，我们可以说，草原和草原式器物主要使用于诸侯王的陵墓。为了更好地了解影响草原影响的接受和创造性使用的群体成员的社会和个人需求，我们必须再次审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影响人们生活的历史事件。汉代初期诸侯国的建立见证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诸侯王主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并由因功受封的诸侯王进行补充。《史记》《史记》1975.93:11.和《汉书》《汉书》1975.由班固汇编.北京：中华书局,34:61.也都提到“异性王”，其中最著名的是南越之王，尽管赵眜属于刘氏家族的血缘关系网络，但却只是其中的一个旁支。根据诸侯王的官方说法，他们在汉族社会中的地位似乎有明确的定义。然而，在现实中，诸侯王的权利、影响和特权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对他们采取的措施的严厉程度很有意思，我们只能假设诸侯王对公开使用权力的最初的反应是拒绝合作。卢绾《史记》1975.93:2638.在公元前195年被传召到首都时装病的故事，可以被视为更为被动和些微反动的典型，并最终在“七国之乱”中达到高潮。不断增加的社会压力可能具有上述效果：现有的刻板印象得到加强，群体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明显。在慢性感知威胁的情况下，外群体消极性与群体内的积极性相结合，一个群体的增加导致了另一个群体的增加Gonsalkorale,　K.,　and　W.　v.　Hippel.2011.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InGroup　Positivity　and　OutGroup　Negativity　among　Members　of　an　Internet　Hate　Group.　In　Kramer　et　al.2011:　165.。因此，似乎合乎逻辑的是，尽管他们有血缘关系，但皇权与诸侯王的对抗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皇帝和与其密切相关的人。我们还可以假设，这导致了诸侯王对与他们直接相关的同类人和对与朝廷淡化了的联系的认同。在《汉书》《汉书》1975.由班固汇编.北京：中华书局,53:242225.中记录的一个事件似乎说明了这个想法，公元前138年，中山靖王刘胜面见了其弟汉武帝。在交谈过程中，刘胜开始哭泣，当被问到原因时，他解释说他的悲伤是由于朝廷官员对待诸侯王的方式，以及他对与他兄弟的关系过于遥远感到叹息。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皇帝被这种感情所感动，便开始提高诸侯的待遇，并减少相关官吏的数量，从而清楚地表明他很赞成他兄长所言，并愿意重新强调家族关系。无论刘胜的情绪是否是有计划的，抑或他所取得的目标和他希望得到的完全不同，《汉书》中的言论都意味着在汉武帝统治时期，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关系需要加强。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的统治早期，情况也是如此。虽然这些经常被解释为在汉朝中导致了“连续性和持久性”Loewe,　M.1986a.　The　Former　Han　Dynasty.　In　Loewe　and　Twitchett　1986:　138.，但对于诸侯王来说，它们带来了进一步的变化。虽然两个皇帝的个人意图完全不同，但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必然致使诸侯王需要迅速适应其社会框架的变化，这可能导致诸侯王群体的巨大压力和不安全感。然后，群体成员必须寻找对这些发展作出反应的新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异域的器物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不仅被视为合意的“异国情调”，而且还提供了建构新的社会价值的可能性，从而积极影响着诸侯王活动的环境。因此，草原和草原风格的器物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价值，而是有意识地（重新）生产并融入汉族世界。请记住，草原的一些游牧民族，例如匈奴，相比于面对诸侯王们，他们在面对汉朝朝廷时更加成功。他们认为诸侯王接受并使用这些器物，是为了表示他们想要“模仿”他们游牧的邻居，因此，注入某种反主流文化的想法是绝对有效的。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器物也成为诸侯王在同类人中自我定位的一种手段，从而作为一种在他们所身处的不稳定的环境中找到并稳定其地位之法。汉代宇宙之镜的TLV形式汉代宇宙之镜的TLV形式[美国]　S.坎曼著房立政1王梦景1译1.　中国矿业大学国际汉文化比较研究中心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里收藏了很多中国铜镜，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所谓的“TLV”镜子了，它们大多数制成于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这些镜子的常见类型并无奇特之处，但是在基本类型当中由于背景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很多子类型。关于基本形式当中更多的例子，参见高本汉，《淮和汉》，《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1941（13）：57，58（图21、图23），75（K1），77（K9、K10），79，80。燕瑞博（R.W.Swallow），《中国古代铜镜》（北平，1937）展示了大量精美的例子，特别是图5和图21。叶慈（W.P.Yetts），《卡尔所藏中国青铜器》，伦敦，1939:31，展示了“尚方”形式的一个特别精美的例子。方便起见，下文我们将只引用作者的名字代指这三件器物。后者以三种不同的角度为特征，分别与英文字母“T”“L”和“V”很相似。虽然这些符号长期以来令西方国家的东方学者们感到困惑，但12世纪以降，中国的行家仅仅是习以为常地将它们视为镜子上的一般装饰物的一部分，也没有把它们当作一个特殊种类的镜子。参见燕瑞博，18；请注意：在公元1107年出版的宋代著名典籍《博古图录》里，描绘了大约十七个TLV形式的镜子，但是它们的名字来源于自身附带的装饰物，或是镜子上铭文的一个词语，与图案基本没有任何关系。后世中国人的这一态度忽视了一个事实：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东西都具有某种象征含义，而不仅仅作为纯粹的装饰品。我们将会看到，基本的TLV形式很明显也符合这一规则。本文所讨论的类型始于汉代早期，约公元前2世纪。参见高本汉，15，17，18及以后各页。在它完整的形式当中，正方形的边框内部是圆镜的中心突起部分，正方形的四条边上又各有一个T形。此外，看起来像是颠倒的L形角度从每个T形下面的外部圆形向内投射，而看起来像是倒V形的形状其他则从同一个圆形当中突出来，与中心正方形的每个角落相对（见图1）。这种基本形状在接下来的约四个世纪当中保持相对稳定，尽管在这期间其背景的细节也曾经发生过较大的变化。然而有时候T形被单独使用；有的镜子只有T形和V形；关于只有T形的镜子，参见《博古图录》页28.13和18；关于只有T形和V形的镜子，参见《博古图录》页28.15和35。最终，T形和L形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只留下中心的正方形和V形，从而造就了后来六朝和隋代一种流行的基本形式。关于后期只有V形的镜子，参见燕瑞博，图56，548和603。燕瑞博意识到这些图形与TLV形式的镜子有关（参见他对于图56的说明），但是他没有认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探讨。（见图3a，b，c）—简而言之，L形很显然是最无关紧要的因素。至于使得这一类镜子能够流行起来的这些特征，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很多西方国家的东方学者，包括英国的叶慈（Yetts）、瑞典的卡尔贝克（Karlbeck），还有加拿大的怀履光（Bishop　White），都相信这些符号来自汉代的日晷。这些符号是装饰的细节，也象征它们在日晷上的功能。参见叶慈，页148—165；卡尔贝克（O.　Karlbeck），《中国与朝鲜青铜器收藏目录》，斯德哥尔摩，1938:2730；怀履光（White,　W.C.）和米尔曼（Millman,　P.M.），《中国古代的日晷》，《加拿大皇家天文学会》，1938(32):417430。这一理论一直都被广泛接受，但是它仍然缺乏说服力。有两个日晷从中国古代保存至今，日晷理论正是建立在它们的标志物基础之上的。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个如今在多伦多，而另一个以前出现在“端方收藏”中。第一个日晷是由怀履光主教获得并赠予多伦多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其插图出现在他和米尔曼的书中，插图12和图7，以及叶慈，图40。第二个日晷原先出现在“端方收藏”中，后来遗失，但我们可从拓片中得知其图形；参见怀履光和米尔曼，图1，或者叶慈，图39。人们也发现了第三个日晷的碎片，但现存的部分不足以表明它是否具有TLV标志；参见怀履光和米尔曼，图2。这两件器物在中心的圆形周围都有一个正方形，正如同日晷周围的槽口一样，每条边都有一个T形，L形与T形对应，而V形则在各个角落。有关上文提到的第二个器物，这些TLV形很明显是被胡乱刻在事先就设计好的日晷上面的，就像是后来添加的东西，参见叶慈，154，以及怀履光和米尔曼，419。这一做法不禁使人怀疑它们并没有发挥日晷的常见功能。人们提出了很多听起来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些符号，就下方的T形以及下方颠倒的L形其顶部来说，这些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其他的部分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它们被放置在那里只是为了对称，而缺乏一个更好的理由。叶慈试图将它们全部解释清楚，但是他也只能使用对称理论去解释其中一部分（162和163）。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当中，一个用于仪式的物体其装饰功能很少来自另一个物体，它仅仅传达自身的信息。中国的镜子除了它们的实际功能之外，通常还具备仪式的用途。但是如果TLV形式的镜子的确象征着日晷，如果现存的两个日晷上相似的符号对于这一工具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话，我们如何解释镜子上面有时只有T形，而后来又只有V形呢？这两组符号除了它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用处必然还有各自的意义，如果不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的话，任何解释都是不会令人完全信服的。人们在汉墓浮雕和同时期的一些青铜制品上发现了正方形的镜面，上面有摆放位置类似的L形和V形符号，有时也有T形符号。对于浅浮雕上面棋盘的插图，参见怀履光和米尔曼，图3和插图13b。关于铜镜上的例子，参见杨连陞，《所谓的TLV镜子和六博游戏注记》，《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5（9），插图1，正对206页。为了解释它们，人们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论，杨连陞对于早期的理论做过评论，同上，202203。其中包括西德尼·卡普兰（Sidney　Kaplan），他认为那些镜面是用于占卜的。西德尼·卡普兰（Sidney　M.　Kaplan），《关于TLV镜子的起源》，《亚洲艺术杂志》，1937（11）：2124。根据原田淑人在乐浪发现的日晷，卡普兰得出了结论，但后者对日晷的阐释与本文中的棋盘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尽管西德尼·卡普兰（Sidney　Kaplan）的说法一直以来与其他更早的理论一样都被认为只是假设，然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镜面的真正用途很可能确实涉及占卜的某些方面。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博士最终结束了这场关于镜面的“身份”和用处的争议，他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从而证明这些镜面是用于一种叫作“六博”的游戏。杨连陞，同上，202206。此外他还提出汉代铜镜的TLV形式是借鉴了游戏当中的棋盘——不过他对此提出的理由显得有点站不住脚——并且认为镜面上的设计有可能来自汉代日晷上的图案。同上，203。在他看来，那些线条很可能是用来玩游戏的，是为了展示游戏双方的棋子或筹码的位置的。但是对于如何玩这种游戏他也无法解释，因为公元6世纪以后该游戏的玩法就彻底失传了。同上，204，206。关于游戏规则，见下文第25条脚注。然而我们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虽然棋盘上的线条很有可能是用于游戏当中，但是或许在这种游戏被发明之前它们就存在了，然后这种游戏才应运而生；同时，这种镜面象征着比日晷表面更重要的东西。我们通过对于东方游戏所暗含的哲学进行研究，得出了关于这种镜面形状的合理解释，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较高的宇宙内涵，只是它们在近代失传了。比如在蒙古象棋当中，正方形的棋盘——有64个白色的方块——被当作“正方形的地球”，或者整个宇宙的微缩版本，一块土地，正邪双方的势力在战斗当中此消彼长。关于这种游戏其中一种形式简要的介绍，参见坎曼（S.　Cammann），《蒙古喇嘛棋》，《自然历史》1946（LV）：407411。关于这两种形式更为详细的文章仍在准备之中。而中国象棋的棋盘则保留了相似概念的痕迹，因为它展示出一个带状的陆地，对战双方在上面交锋，与前者截然不同。从这种延续下来的传统出发，“六博”游戏很有可能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它的棋盘代表了全世界，尤其是根据考证这种游戏始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现存的史籍揭示出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极大地重视宇宙的象征意义。假设“六博”棋盘本身就是代表了地球，正如后世猜想的那样，那么请注意：和日晷一样，方形的镜面上没有外围的圆形，而那本应是天穹边际的象征。在日晷上，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天空的象征本应是多余的，因为太阳位于正上方，而根据时间的天文学概念，日晷表示着太阳在地球上方经过的轨迹。但是镜子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作为一种仪式性的物件，它被当作微观世界（包括天空）中的宇宙的完整象征物。很明显，在这种镜子当中，有很多其圆形的外围都有着约定俗成、连续不断的云彩样式，人们通常称之为“流云”设计。最早的TLV镜子都是例外，只有一个简单的外圈（参见燕瑞博，图11），另一种所谓的“极光”铜镜，有圆形的边框，包括十六个圆弧，围绕着TLV部分（燕瑞博，图12）；而第三种只有圆形，并装饰以犬牙状图案等，参见燕瑞博，图13。但这些形状都组成了圆形的边框，围绕着主要图案，这种圆形就象征着“天”。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镜子上的图案是用来象征宇宙的，那么我们仍然需要对于在它上面出现的各种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说说“六博”棋盘吧。前文我们提到了它很可能与占卜有关，因为每一种与宇宙含义相关的游戏都涉及命运预测的因素，我认为这种游戏一定属于其中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命运被认为是与游戏紧密相关的，棋盘上对弈双方的棋子所代表的势力为了微缩世界战场上的控制权而展开争夺。巧合的是，如今在西藏，人们仍然还玩掷骰子的游戏（“六博”显然就是这种游戏），其过程可以揭示出一个人的命运。参见萨拉·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拉萨与西藏中部游记》，柔克义（W.W.Rockhill）编，新版，纽约，1904:338；L.A.瓦德尔（L.A.Waddell）《西藏的佛教文化》，第二版，剑桥，1939:464473。后者描述了几种西藏的游戏，但却没有特别指出，它们既是游戏，又在特殊的场合用于更为严肃的占卜。让我们回到镜子上的符号吧：颠倒的V形决定了整个内部形状——在后期的一些镜子上面很明显，这一点在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当时T形和L形都被弃之不用。它们使得镜子的中心部分看起来如同一个正方形位于十字形的中间一样，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五方”概念的简单阐释——东西南北中——同时也指代了“五行”和“四季”的概念。关于当时对于方向、季节和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参见汉代作品《释名》，《四部丛刊》，第2页。（见图3c）在这张图表中，位于中心的正方形一定是代表了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含义，而围绕它的区域向四面延伸，则象征着“四海”。“四海”这一说法完全是一种比喻，指的是广阔的地域，处于中国边界之外，那里居住着未开化的蛮夷之人、善良与邪恶的神灵以及各种未被驯服的动物。《尔雅》，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词典，解释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野蛮人居住之地为“四海”。参见葛兰言，《中国文明》，巴黎，1934：358及以后各页。这一概念逐渐改变，直到后来“四海”最终被认为是真正的水域，特别是在唐朝与外国接触之后，伟大的自然主义被引入中国的艺术和思想领域。所以唐朝的一些镜子（大约制成于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把地球的“五方”描绘为十字交叉型的山脉形状——从中心的最高峰向四个方向发散出去，构成了镜子的浮雕——传统的波浪形填充了各个角，延伸到每个方向的端点。参见坎曼，《一面罕见的唐代镜子》，《艺术季刊》，底特律，1946（9）：9596，和图1。然而，把地球比作十字交叉型矩形的象征图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代（见图3d）。关于唐代十字形中地球的佛教图形，参见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牛津，1921：插图103。下文将具体讨论这一特别的图形。因此，V形的主要功能很明显就是为了标记出世界四方的边界；同时V形内部的空间则完全代表了不存在的土地。而后者与这种形式的其他部分很显然是相分离的。因为即使这一类型当中所有的储备空间都充满了卷轴设计图案或者纯粹的花体装饰，然而V形内部空间几乎完全是平的。例外只存于最早的图形中。这些图形中，藤蔓状的卷须或传统意义上的龙自由盘绕在角线上，和后来更为自然主义的镜子相比，对宇宙元素的强调也不多。另外，在后代隋朝的最新样式中，也能看到为了填充V形镜子的空白，常会有兽头图案。参看富冈谦藏（Tomioka　Kenzo）:《古镜研究》，25页，图1和图2。请注意，外圈横切各个角落，V形内部空间就不能像在“六博”棋盘上那样形成完整的矩形了，因为传统上认为“天圆”是落在“地方”当中的。有关古代中国人认为方形生出圆形的观念，参看《周髀算经》（《四部丛刊》编），2b，18等。这些镜子上的图形表示“‘天圆’内部是‘地方’”的解释可信度很低。因为这种说法与古代中国哲学相悖，后者认为“天圆”是镶嵌在“地方”之内的。如果这个图形确实代表了宇宙由天地组成，即我们力图表明的那样，那么外部的圆圈肯定是表示“天”；这样的话，不仅圆圈内部的一切代表“地”，“地”还应该是向外延伸超越了圆圈。（同样参见葛兰言，335）。同理，“四海”的外围如果无限延伸的话也应当是圆形而并非方形。简言之，镜子的总体布局使人觉得仿佛是有人故意在“地”的方形图案上方放置了一个圆形的璧，即“天”的玉石符号，就像“六博”棋盘那样，但不是六博棋盘本身，因其中心的方形内部显然是没有圆形的。事实上，我们相信，六博这个游戏的目的一定是把一个或多个圆形的棋子放入棋盘的中心，从而形成一个轴，象征对宇宙的控制。这一点完全契合中国人有关小宇宙的哲学观。下文我们将会看到，刻在这些镜子上的铭文所表达的情感正体现了这一点。然后把后者突出的各个角切除掉，再用璧的曲面把它冲平。（见图3f）一个十字形当中的方形就象征着“地”，为了印证这一说法，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参考敦煌石窟顶部的壁画，特别是八号洞。参见伯希和，《敦煌石窟》，卷1，28页。那里的天空华盖同样描绘了“五方”的概念，因为“天”与“地”被认为有着互补的特征。参见《河图括地象》（说郛，第5章），第1页；以及葛兰言，352353。但是我们发现，不是一个圆形环绕着一个内部的方形（镜子的浮雕装饰），而是内部的圆形环绕另一个圆形；敦煌石窟天穹上中心的圆形和西方建筑中“通天眼”（拉丁文oculus）类似，但前者并非来自后者。我们在接下来有关中国宇宙的文章中会讨论这个话题。并非从每个角落里有角度的分割，而是华盖的四角皆为圆形。（见图3e）这是由于根据古代中国的传统说法：“天”的象征必须是圆的，而“地”的象征必须是方的（或者有角度的）。因此“天”的“五方”之象征在逻辑上来说就包括了圆形十字当中的另一个圆形，而“地”的“五方”之象征则包括了有角度的十字当中的一个方形。镜子中心的方形，我们已经看到那是代表了中国，又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浮雕装饰，它象征着宇宙的中心。为了符合汉代的传统，表面上这可能被认为代表了某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比如“世界之山”（昆仑山），或者更有可能是皇宫，抑或是“明堂”——一个传统的庙堂，具有极高的天文学意义。葛兰言精彩地阐释了“明堂”的重要性，参看102页及其后,178页及其后,318页及其后。然而我们也将看见，根据汉代的哲学思想，浮雕装饰也可以被认为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给人以更加抽象的感觉，代表了任何一点，在其周围环绕着组成宇宙的不同的元素和力量，它们处于和谐的平衡状态。带有吉祥含义的射线从被认为是象征世界中心的浮雕装饰沿着一条X轴向着四个方向发散出去——西北向东南和东北向西南，它们被以箭头的方式标注出来；而有时更小的箭头指向偏中的方向。标注这种内部方形轮廓的宽边有着四个T形，从其四个主要的方向延伸出来。这些形式通过以下事实得以证明：当十二个循环的汉字被放置在后汉时期镜子的边框上面时，参看燕瑞博，图5或叶慈，31页。代表“东南西北”的汉字恰好与T形相对。关于这些T形的解释可以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国中之国”的“四门”这一传统概念找到佐证。有关中国文学中的“四门”，参看《骈字类编》92，717b。这一点也可以在明堂、汉代祭祀场所以及皇室墓葬的四个内门当中得到反映明堂的四门，用来阻挡四支蛮人部落，参看《礼记》（《十三经》编），62。《仪礼》中提及周朝的天子于宫殿的四门内接受群臣参拜（同上，44页）。东汉的祭坛有内外两圈，每一圈都设有四门（《后汉书》17.3）；而后来的皇陵设有四个司马门，显然是与当时皇宫的四门名称相呼应。（同上，16.7b,注）。——所有这些很显然都是代表了微缩世界当中的宇宙，其他传统文化对此也有着类似的观点。汉代人选择T形符号来代表大门的理由，以及这一符号的恰当性，都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石头通道的一个小小模型上有所体现，它来自公元三世纪，很可能反映出汉代的建筑形式，虽然它是在东汉灭亡之后大约七十年左右被制作完成的。参看《东方艺术系手册》（Handbook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Art），芝加哥艺术学院，1933，图15。其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当属石砌的两翼，在一个相当狭窄的开口的两侧顶端都有瓦片覆盖，与通向内部方形非常狭窄的“道路”相比，占据了镜面T形头部相当大的宽度。象征一扇门的T形标志一直延续到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作为佛教曼陀罗壁画装饰物的一部分，它同样象征着微缩世界中的宇宙。在斯坦因（Aurel　Stein）爵士于敦煌发现的曼陀罗素描图上，地球通常被绘制成方形的，每一边都有一个T形元素，附有适当方向的名称或颜色。参看《西域考古图记》，975，Ch.00190。这些画作当中有一幅与众不同，意义非凡。它被画在一个十字形当中，由一个内部方形和外围四个方形组成，但是所有的门都在后者的顶端（见图3d）。同上。103页,Ch.00186，上文注22已经提及。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地理学上扩张的概念，人们对宇宙的本质看法发生了改变，因为到了唐朝，中国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国中之国”，而是对来自域外的各种影响持开放的态度。不管怎样，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后世的镜子上再也找不到内部方形每条边上的T形了。事实上它们的彻底消失很有可能是由于那些“门”被认为超出了天空的边缘，正如敦煌更为普遍的曼陀罗壁画所展示的那样。——作为唐朝这些图形的遗存，藏传佛教曼陀罗上面仍然找得到“地方”四边之上的T形，而每个T形上方逼真的拱形则进一步强化了它们真正的本质。（见图2）曼陀罗（译者注：曼陀罗又名曼达、坛城）上“地方”每边的门上通常有八角的法轮，此法轮最初是一个太阳轮，在蒙古仍然代表着太阳。这表明，汉代镜子上的T形门可能有着太阳的寓意，而这又与另外一种情况相关。当内部的方盘上出现循环的汉字时，那些代表早晨的汉字就出现在东方的T形之后——即太阳升起的方向；那些代表正午的出现在南方的T形后面（对中国人来说，正是在镜子的正上方）；那些代表下午和傍晚的出现在西方的T形后面，即太阳下山的方向；那些代表夜晚的落出现在北方的T形后面，人们认为太阳会从世界北边的角落里穿过，第二天再升起。汉代镜子上“四海”顶端颠倒的L形似乎更加难以解释。但是它们看起来同样象征着障碍，其类似于汉代祭祀场所外部围墙的各个大门。人们认为这些门是关闭的，是因为在TLV式最精致的作品身上（也就是一面有着“尚方”铭文的大镜子）有一些有趣的特征。这个大镜子制作于公元一世纪，是我们在甘肃发现的。这与Cull镜子有某种相似之处（叶慈，31页），但有些特征也是其独有的。—叶慈接着指出，并非所有的上方镜都是由官方制作的（叶慈，120页）。这面镜子上展示了一只小水禽藏于东和南两个象限颠倒的L形之下，这两个区域都反映出“阳”这一因素温暖干燥的特征；而同一种水禽出现在西边象限的L形之下，那里是潮湿多雨的“阴”元素开始的地方；在北边象限昂首挺胸，高居于L形之上，此处乃是“阴”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有人认为这种鸟就是“鹬”（有时与翠鸟相混淆），在汉代它被认为是可以预知天气的鸟。参见《图书集成，禽虫典》46.4。传说这种鸟专门预告雨天的到来。根据传统说法，这种鸟与潮湿相关，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待在颠倒的L形后面，这一事实表明L形后面的区域应该就是代表着潮湿的地方。这一点恰恰符合汉代传统宇宙观，它把地球的末端——“四海”的边缘——描绘成巨大的沼泽和湿地。《淮南子》4.3b中描述了这些沼泽湿地。《骈字类编》中也有一些关于“四泽”的描述，92.1717b。地球周围的边界是弯曲的，在一边是打开的，而不是像一个盒子那样完全封闭的，对此说法人们有几种不同的解释。首先，对比一下那些隔开“中央王国”和世界上其他蛮荒之地界限就会发现，汉代的中国人很显然对中国以外的边界没有清晰的认识：甚至“四海”彼此之间也没有绝对的边界，反而有着重叠的领域，更别说它们与外围的沼泽湿地了。其次，一个开放的空间毫无疑问代表着一个门户，来自四方的清新的风雨可以从此进入中心区域。此外，即使在今天，在中国有城墙的古城的外围城门仍然允许其中一个存在一定的角度——通常解释为“阴气”都是沿着直线走的，这样它就无法进城了。L形很可能代表着屏障，因为当内部方形的T形大门转变为宇宙的极点时，它们便彻底消失了，而它们本应取代所有先前存在的入口。因此，L形的作用看起来一直都是代表了将地球末端的沼泽湿地分隔开的大门或是部分的障碍。此外，由于镜子周围所有的L形都以相同的方向弯曲，它们使得整个镜子呈现出旋转的效果，可能它们还代表着四季的循环，这一点也与四个方向紧密相关。另外，进一步的研究揭示出某些镜子上L形后面新月形的符号里存在的重大意义（见图1中南北两个L形后面的两个图形）。这些可能正是象征月亮的符号。东汉时期TLV形式镜子其中的一种形式（极光型）上面就有精细的线条从中心方形的各个端点朝着，或是穿过V形，并且还有从T形的中间穿过L形的底部。燕瑞博，图12是其中的一个拓片。这些线条将镜子分为九个部分，即中心的方形和外围八个部分，这种布局很有可能正是符合了传统意义上地球的九个地区（即“九州”）这一概念。参见《史记》74.2b（《孟子荀卿列传》）中提及中国有九州，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译者注：本篇与《史记》原文有偏差，此处依照《史记》）这个观念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便后来中国的省份数量增加，（中国人意识到）外部世界也不再只是九分，但中国的文献中仍然一直沿用“九州”的说法。从一开始，它就基于九方（九个方向）而不是任何政治上的实指。同样，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拥有九块区域（州或者其他类似的命名），同上。每一对循环的汉字之间的小浮雕或者“突起”间接地暗示了这种观点——也可能是故意为之，而后者存在于内部方形的边界上。在后来隋唐时期的镜子上，循环文字被象征动物所取代。参见坎曼，《唐代稀有镜子》99—100页中讨论了这些循环标志的不同含义。不论是以文字的形式还是以动物图像的形式，它们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穿过方形在相对的两个浮雕之间画两条水平线，再画两条垂直的线将相对的浮雕连起来，那么我们就能看到熟悉的“龟壳”图案，上面有着九个正方形的分区。对于八个较大的“突起”，在内部方形外围T形端点对面的每个象限里通常被放置两个，它们很可能代表着“八个柱子”，也就是传说中支撑天穹的八座大山。参见葛兰言，343页及以后，以及《骈字类编》103.5b。同样，在较小的镜子上，当四个“突起”出现在方形四角的对面时，它们可能代表着天穹“四根柱子”的相关概念。这些突起或者浮雕，就像T形、V形，尤其是L形，对于汉代中国人都有可能存在其他天文学和宇宙学的含义，超出了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到的那些。但如果我们从微观的角度证明了在镜子对宇宙的象征性里，这些程式化的东西恰恰属于代表地球的那个部分，那么我们当前的目的就完全实现了。让我们再考虑一下，这些TLV形式中四个象限中代表“四海”的各种生物吧。较为简单的镜子上通常只有其中八个动物，要么是八只兽类，要么是八只鸟——一般来说是鹌鹑。兽类中的四种代表“四方”，中国人称之为“四神”：东方的青龙、南方的朱雀、西方的白虎和北方的玄武。其他四种动物在不同的镜子上可能有些许不同，但是和前面的四种放在一起，应该是刻意代表八种非特定的神灵，即“八神”，在汉代典籍当中有所提及。参见《史记》28（第1部分）第9行中有两处提及。八只鹌鹑可能代表着中国传统上的“八风”之说，但是它们更有可能象征着道家所推崇的神灵的形式变换。据说鹌鹑是从青蛙变来的，后来变成了一只鸟，所以解放了自己的灵魂，翱翔在天空中。参见佛尔克（A.Forke）译《论衡》，第1部分，326页。（译者注：虾蟆为鹑，雀为蜄蛤。人愿身之变，冀若鹑与蜄蛤鱼鳖之类也？人设捕蜄蛤，得者食之，虽身之不化，寿命不得长，非所冀也。《论衡·无形篇》）在较大的“尚方”镜子上面，我们发现了八种动物。大量的鹌鹑（通常是八只），而有时是我们此前讨论过的与L形相关的“鹬鸟”。此外，我们还在其他类型的镜子上面发现了四个或者五个半人半兽的动物——特别是关于西王母的传说故事——被认为是巡游“四海”的各路神仙（见下文）。我们还可以辨认出不同种类的山羊，偶有一只熊在其间，除了上述提到的那些动物以外，还有不同的鸟类，所有这一切或者代表了具体的神灵，或者仅仅是中国边界以外的“狩猎场”上的捕猎游戏。参看葛兰言，358360。简单地说，之前试图把它们解释为星座的象征似乎有点不合适了。所有这些动物不但都是凡间的，而且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都与它们被描绘的“四海”有着某种割舍不断的联系。镜子的内部图案代表着天穹之下的地球，其中唯一的天体因素就是在天地之间运行的太阳和月亮了。参看叶慈，139—140页讨论了这些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换句话说，TLV形式镜子上的图案，尽管存在某种复杂性，很显然反映出玉皇大帝通过天穹上的一个洞从天宫俯瞰整个宇宙。有关古代中国的基本理念，即通过天穹上的孔洞升天的说法，参见葛兰言，353页及以后各页。最后，在更加精致的TLV镜子凸起的边缘，内部圆形周围的铭文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问题——即便不是所有典型的问题，也包含了大部分的问题——高本汉都已经给出了专业分析，参见高本汉《早期中国的青铜镜铭》(“Early　Chinese　Mirrors　Inscriptions”)，《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1934（6）：974。因此就没有必要开展更多的研究工作了。然而，这些铭文经常表达的一些情感还是值得简要研究的，因为它们与我们的主题有着特殊的关系，而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使用这种宇宙形式。通常可以在“尚方”镜子上看到的其中一种情感，我认为能够翻译为如下的文字：镜子之上的神仙不知何为老，渴了，他们就饮玉泉之水，饿了，他们就吃枣；他们整日漫步于中国，巡游四海。关于此铭文，参看上文注50，65页（编码215）。高本汉的翻译略有不同：他们在全世界漫步，在四海（间）巡游。（The　roam　about　in　the　whole　world　and　ramble[everywhere　between]　the　four　seas.）但是，彼时的文人仍然使用“天下”表示中国，而我们所看到的“四海”也不仅仅指的是四片大海，而通常指的是四块陆地。如果高本汉的译文“between　the　four　seas”（译者注：四海之间）是有意为之，那么铜镜上铭文的作者应该会换一种说法来表达；但现在的措辞并没有哪个词可以对应高本汉所用的“between”（译者注：之间）这个词。它指出了镜子的两种功能，即向接受者传递长生不老的愿望，又或是对墓葬中放置镜子的某人表达不朽来世的期望；此外，将中国与“四海”比作永恒的王国看起来证实了我们的想法，那就是这些TLV形式的镜子被用来展现的确切目的。第二种情感有助于指出宇宙形式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镜子之上，它是由以下这几句话隐秘地表达出来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关于此铭文，参看上文注50，65页（编码215）。高本汉的翻译略有不同：他们在全世界漫步，在四海（间）巡游。（The　roam　about　in　the　whole　world　and　ramble[everywhere　between]　the　four　seas.）但是，彼时的文人仍然使用“天下”表示中国，而我们所看到的“四海”也不仅仅指的是四片大海，而通常指的是四块陆地。如果高本汉的译文“between　the　four　seas”（译者注：四海之间）是有意为之，那么铜镜上铭文的作者应该会换一种说法来表达；但现在的措辞并没有哪个词可以对应高本汉所用的“between”（译者注：之间）这个词。26。同时请参看《博古图录》28.9。换句话说，镜子的主人被隐喻地绘制在宇宙的中心，由四种神灵象征的四个方向环绕在他的周围。这些句子可能出自《礼记》当中的某一篇，它们反映出汉代一种广为流行的理念——也可能是更早的时期（如果《礼记》的这一部分如高本汉所提出的那样其实可以追溯到周朝的话）。高本汉，同上。该篇这样写道：“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北斗七星之一）在上，急缮其怒。”《礼记》（《十三经经文》编）45.上文将“急缮其怒”译为“strengthening　its　(the　armys)　power”，出自《辞海》中“怒”的第四个解释。上文提及的汉代以及之前的哲学中有更为详尽的阐释。但高本汉将其译为“all　to　stimulate　their　fury”完全曲解了原文的意思。后世中国人和外国评论家都认为这一篇应当指的是军队出征时所举旗帜上的标志。参看高本汉，同上，26。他们这么理解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要举着这些旗帜呢？为什么四方的动物和北斗星就能提供力量和信心呢？很简单，根据《淮南子》以及其他汉代哲学文献的记载，当一支军队（或一个人）处于地球的中心，即地球与北方天空顶端之间的宇宙轴线上时，那个位置就赐予了他（们）超乎自然的力量。关于为什么能够提供力量和信心，我们待会再来展开讨论。另一种相关的情绪有多种表达，它这样说道：“祝愿您的子子孙孙占领（或‘统治’，或‘控制’）这个中心。”同上，30—31页上有其他的说法。高本汉在31页讨论“八个儿子九个孙子统治中心”时说道：“在这里显然是不能将其译为八个儿子和九个孙子统治‘镜子’的中心。”从字面上讲，如此翻译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铭文的意图显然是“望其控制宇宙中心，正如铜镜所象征的那样”。对这一想法的解释一直特别强调其物质属性：“祝愿您的子孙后代在中央政府或者京城出将入相。”同上，31页。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完整，因为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对于汉代人来说，关于占据或统治中心的所有这些表述都有着其他更加形而上学的意义，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学术氛围，对于他们而言毫无疑问其意义更大。首先，当时的人们都相信神仙统治着位于世界中心的昆仑山上的各处宫殿，在那里他们享受着永恒的快乐。参见《神异经》（《汉魏丛书》编），1313b.即便这部作品的年代归属争议很大，但它所表达的思想显然是汉代的，至少部分是汉代的。我们特地将和昆仑山相关的部分翻译出来，放在《艺术与思想》（Art　and　Thought）的库马拉斯瓦米纪念卷中。《艺术与思想》，伦敦，1947：127。其次，如果一个人能够与他个人宇宙中的所有元素和谐相处的话——也就是相当于身处它的轴心地位——那么他不仅能控制它，而且对于更大的宇宙他也同样拥有控制能力。另外一个形式的铭文写道：“四方的野人臣服于”（既认的）中国皇帝时，它也是要表达类似的意思。（参看高本汉，《淮与汉》，113页第2行的描述）。因为中国的皇帝也是“中央帝国”的统治者，所以更深层的含义是宇宙的中心聚积了更多的力量。这一点可能意味着拥有神奇的“道家”能量，比如人们相信可以从“明堂”的建筑中获得；有些镜子上的铭文明确指的是明堂的建筑（参看《淮与汉》，114，L5的描述）。这种观点应该不是单指一个建筑物，但它无疑指的是皇帝建立的一个宇宙焦点，（即便皇帝在这里是个篡位者），他仍被视为中心的统治者和道的“大师”。或者意味着更加简单的道理：一个可以占据自己宇宙的人，对它拥有完全的调整能力（或者用一个新词来解释旧有的概念：“个人整合”），那么他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与那种和谐并存的天然力量和自信心。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或是他的后代可能占据中心的祝福无疑指的就是（至少某种程度上）镜子上所描绘的宇宙中心；它既可能表明——除了未来官职在陆地中心（也即世界中心）可能暗含的意义——希望不朽、希望拥有神秘能量，也可表明希望去享受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或与“道”的和谐共处。图1TLV铜镜的代表

（弗利尔美术馆，华盛顿特区）

图2藏传曼陀罗简单形式

（作者收藏）

图3一些基本图形

注：这些仅仅是一些草图，尽可能简单地再现一些基本的图形。如果想查看a,b,c草图中展示的铜镜，请参看115页注4和注5。唐代曼陀罗的完整图像（图d），请参看119页注5；敦煌壁画顶部天穹上最初的画作，请参看120页注1。作为本文关于TLV问题的简要讨论的总结，必须强调的是：这些镜子上的基本图案究竟是取自日晷上所添加的符号，还是“六博”棋盘，或者“明堂”、皇宫或一座古墓的布局，至今仍没有绝对的证据。这些推论很可能并不是相互依存的。所有这一切图案一定有着相同的来源；然而那并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事物。也许仅仅是宇宙本质的一个普遍概念，人们借此对于宇宙和谐的伟大思想所设想的各种各样简单而又有序的图表。通过这些图表，例如镜子上的图案，一个人可以感觉到自己在“天”的直接影响之下，占据着浩瀚宇宙的中心。“犀毗金头带”“犀毗金头带”——徐州汉代金腰带相关问题探论朱笛朱笛，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徐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历代服饰文化。徐州市博物馆摘要：本文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汉代金头带的相关问题。金带头（犀毗）源自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黄金装身具服饰传统。与斯基泰人习俗相近的匈奴人也使用类似带头，春秋战国时期通过与中原汉人的接触将带头传入中原。中原工匠在此基础上对金带头进行仿制和改进，使金带头成为汉代贵族中流行的服饰之一。关键词：金腰带；汉代；徐州Title:　On　gold　belt　buckles　in　the　Han　Dynast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bines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with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studies　the　gold　belt　buckle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gold　belt　buckles　originated　from　the　Scythian　tradition　in　the　Eurasian　Steppe,　then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the　Hun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hinese　craftsmen　imitated　their　technology　and　made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to　some　extent,which　made　the　gold　belt　buckles　extremely　popular　among　the　nobility　of　Han　Dynasty.Keywords:　Gold　Belt;　Han　Dynasty;　XuzhouAuthor:　Zhu　Di,　Ph.D.　in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associate　research　librarian　of　Xuzhou　Museum.　Research　direction:　Chinese　clothing　culture　in　the　past　dynasties.徐州气候温和、农耕条件优渥，作为两汉之乡，自古即有优越的农桑条件，地宜桑麻、人善耕织，服饰文化自然随之发达。徐州两汉考古成绩斐然，先后发掘的一系列极具价值的王侯级墓葬中，出土了反映两汉服饰文化的重要资料，对研究汉代服饰文化意义重大。一、　徐州出土的汉代金腰带１９９４年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出土于墓外墓道耳室（Ｗ１）的兵器堆中的两副形制相同、重叠放置的金扣缀贝腰带扣尤其引人瞩目。编号为Ｗ１∶２３９的一副腰带，带缀３排海贝，贝中夹缀金花饰。腰带两端各有一枚金带头，正面主体纹饰表现猛兽撕咬场景，周边饰以勾喙怪兽纹。背面有两个竖置的环钮，两扣带间可用扣舌扣合（图一）。类似的金带头在徐州簸箕山西汉宛朐侯刘蓺墓和后楼山西汉墓（Ｍ６）均有出土。刘埶墓金带头共一组两件，由两块带板、一枚扣舌组成，带板呈长方形，大小相同，背部四周有凸出的边框，中间有内凹，每块带板四角处均置鼻形钮，右侧带板内侧中有一杏仁形孔，正面有浅浮雕图案（图二）。后楼山Ｍ６出土的一对金带头，以纯金镂铸，主体纹饰为肢体扭曲的三兽，四周边框饰麦穗纹，其一带板一侧有椭圆形穿孔（图三）。图一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金带头

图二徐州簸箕山宛朐侯墓出土金头

图三徐州后楼山Ｍ６出土金带头

从全国范围看，风格类似、材质各异带头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发现且分布广泛。此式带头即班固《与窦将军笺》所谓“犀毗金头带”。“犀毗”一作“师比”，颜师古注曰：“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可见，汉墓出土带头与“胡带”渊源颇深。王国维先生认为：“古大带、革带，皆无饰。有饰者，胡带也。”胡带与汉人传统的带具的区别在于有无带头装饰。《史记集解》引张宴对“犀毗”之解：“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说明“犀毗金头带”上装饰有瑞兽一类的纹样，又因是“胡带”，故瑞兽之形貌必然不同于中原固有的纹饰。二、　金带饰的文化信息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宛朐侯墓以及后楼山西汉墓（Ｍ６）出土的金带头，作为“胡带”的重要构件，反映出北方胡族文化的特征。战国时期北方匈奴墓葬中常见与之类似的带头，而带头主体纹饰表现出的猛兽厮斗的图案又是草原民族斯基泰的典型纹样。(一）　斯基泰人的影响图四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斯基泰贵族墓墓主衣装复原图

斯基泰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是古代希腊人对活跃在欧亚草原的游牧骑马民族的称呼。自公元前六世纪开始，斯基泰人已形成强大的骑马民族国家，以北高加索和南俄草原为中心展开大规模的活动。斯基泰人横行欧亚大陆，其生活方式和文化创造了独特的斯基泰文化，也深刻影响了当地其他游牧民族。最迟自公元前四或前三世纪起，斯基泰文化就已东及蒙古高原、长城地带，西达多瑙河流域的欧亚内大陆干燥地带及周边。斯基泰人偏爱以大量的黄金铸造器具、装身具以及造型鲜明的动物主题纹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Ａｌｍａｔｙ）的一座公元前五—前四世纪斯基泰贵族墓，墓主全身缀有多达４　０００件的黄金饰品。从复原图可见，墓主头戴尖顶高帽、身着窄袖紧身短外套及长裤长靴。高帽、整件外套以及长靴上密布各式金饰片（图四）。斯基泰黄金制品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装饰其上的被称为“斯基泰野兽纹”或“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动物纹饰（图五，１、２）。图五斯基泰动物纹金饰件

(二）　匈奴人的传播图六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

乌拉匈奴墓出土衣装

斯基泰文化传播至东方，深刻影响了活跃在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地区周围的游牧民族，其中包括公元前三世纪末开始崛起的匈奴。因为同属骑马民族，在地理位置上的实际接触，处于同一文化阶段上的匈奴人和斯基泰人产生了相同的习惯。在服饰、器具、纹饰以及装饰风格等具体方面亦与斯基泰人相差无几。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也头戴尖帽、身着束腰上衣及长裤长靴。１９２４年，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拉西汉晚期匈奴墓（Ｍ６）出土一件尖顶帽，帽内一桦树皮为框架，帽里用丝织品对缝、外缝以薄毡。同墓还出土一件窄袖短上衣和长裤（图六）。对襟短上衣无纽扣之属，穿着时必以腰带束缚。在时代相当于中原春秋战国的匈奴墓葬考古中多见金属牌饰，这正是腰带的带头，内蒙古阿鲁柴登的匈奴墓群出土的一批带具，其中两件黄金铸成，正面为虎、牛争斗图案，四周为绳索纹，四角皆穿圆孔，背面两端，各有桥形钮（图七，１）。金带头系匈奴遗物，然究其原型则无疑源自斯基泰传统。同时，金带头无论在形制还是纹饰，都与徐州汉墓所出金带具类似，足可见两者之间的渊源联系。在胡汉交战的背景下，源自斯基泰人后经匈奴人传入汉地的“胡带”逐渐在中原流行。《史记·赵本纪》载：公元前３０７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自此以后，随着胡服在中原地区的推广，胡带也迅速传播开来。图七匈奴墓出土金带头

考古资料显示，战国晚期中原工匠已经能熟练仿制出匈奴式样的胡带。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西沟畔匈奴墓（M2）曾出土一对长方形金带头（图七，２）。其上均刻画汉字，其一文字为“一斤五两四朱少半”、另一为“一斤二两廿朱少半”，另有“故寺豕虎三”五字。发掘者更在金带头背后发现了粗麻布痕迹，或许是金腰带的带身残留，这显然是汉地工匠仿制出的带头，又辗转落入匈奴人手中。(三）　汉匠的创造力胡带传入中原之始，原作军事用途，时至西汉却逐渐演变为贵族的装饰品。仿制的“胡带”，带头以金属为材、以玉石、玻璃作饰，带身则选择柔软的丝织品，并缀以金花、贝壳。１．　嵌玉镶玻璃汉人重玉，在仿制“胡带”时也镶嵌美玉。湖南长沙咸家湖曹女巽墓出土一对长方形单面透雕龙马玉珩就是此例，玉珩原应镶嵌在金属带头上，其下应有垫片和金属边框作为支撑（图八，１）。江苏扬州“妾莫书”墓出土一件嵌玉鎏金铜带头，内嵌细雕蟠螭纹白玉片（图八，２）。徐州石桥汉墓（M2）曾出土一枚残缺的透雕夔龙纹玉饰，单面抛光，原推测或为镶嵌于漆器上的玉饰件，然而，对比以上两墓出土的玉带头，判断这很可能也是一件玉带头的残件。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的两副鎏金镶玉带头，形制上与扬州“妾莫书”墓类似，下文另有详述。图八汉代镶玉鎏金带头

汉代的玻璃制品，既有通过海陆从遥远的罗马输入的域外奇珍，也有本国的产品，总体而言玻璃制品在当时属于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曾出土６件镶嵌玻璃带头。其中一对带头（Ｄ７１、Ｄ１６４），四周有穗纹鎏金铜边框，中心镶嵌一块蓝色平板玻璃，玻璃背面贴一块长方形铁板，板上铸两半环钮。同墓“右夫人”墓室中也出土了两块平板玻璃，经分析鉴定，这些玻璃为铅钡玻璃，属于自制的“国货”。汉代工匠仿制的胡带，虽保留了带头原有的形制，但装饰上却结合汉代传统的审美：镶嵌了玉石、玻璃等珍贵材料，不但比单纯铸造的贵金属带头更美观，也更突出了工艺上的精细。同时，嵌玉纹饰不再是厮斗扭曲的斯基泰式动物纹，而呈现出纯粹的汉式风格，这应该也是仿制时的匠心独运。２．　编贝饰金花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金腰带，带身原以丝织物为地，其上编缀三排海贝，中又等距间隔饰以金花。以贝饰带起初是汉代郎及侍中之类天子近臣的装束，《史记·佞幸传》记载：“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皆冠鵔鸃、贝带。”《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以毛羽饰冠，以贝饰带。”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一件深衣箭箙彩绘俑（ＷＫ２∶１），腰带正中有一对带头，带身部分镶嵌海贝及白珠，带下垂组带及绶带，绶带上书“郎中”。另一件（ＷK２∶２０）彩俑亦束贝带。汉代王侯贵族亦推崇贝带，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了镶玻璃铜带头，同墓出土的还有玻璃贝及金花泡，推测均为腰带装饰，其形制很可能类似于狮子山的金腰带。长沙咸家湖汉墓的玉带头，出土于墓主人内棺腰部，附近散落１２枚两端穿孔的玉贝，据此推测这些玉贝也是“贝带”装饰。（图九）图九贝带复原图

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M1）出土两件重合叠压在一起的贝带。其一为鎏金镶玉玉贝带，长方形带头四边为镂雕通体鎏金的外框，正中镶嵌透雕云龙纹玉片，右置的鎏金外框伸出一环形穿孔。周围散落玉贝，两端均钻孔，以细小的金丝穿在丝织的衬托上。其二为鎏金镶玉玛瑙贝带，整条贝带由两件鎏金镶白玉带头、４４件红色玛瑙贝饰组成。带头四边镂雕，正中向前透雕龙纹长方形玉片（图十，１、２）。大云山Ｍ９出土的一组金腰带，腰带部分则装饰蓝色玻璃珠及金花泡（图十，３）。从装饰材料看，狮子山出土饰贝金腰带采用天然贝壳，而其他诸墓则以玉石、玛瑙、玻璃等雕琢成贝状，或许是因为天然海贝在颜色、质地或是珍稀程度上不如以上材料华丽珍贵，故取而代之吧。由此可见，以贝壳或仿贝宝石缝缀于带具是汉代王侯彰显地位和财富的惯例。图十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带具

３．　鎏金铜带头除金带头外，汉墓中也出土有长方形鎏金铜带头，其形制与金带头类似，主题纹饰均为动物搏斗纹，背面皆有钮环。成对出土的鎏金铜带头，其中一件左端中部均有一孔。如广州北郊福建山M1１２０、M1１２１、广州东郊M1１７６各出土一对鎏金铜带头，安徽阜阳汝阴侯墓、西安三店村王许墓、广西贺州河东高寨墓（M4）均出土一对鎏金铜带头。此外，四川巫山县吴霞镇秀峰村汉墓（M3）、广西平乐银山岭汉墓（Ｍ９４）则各出土单件鎏金銅带头。随葬这类鎏金铜带头的汉墓，墓葬等级各有等差，其中墓主既有南越王、汝阴侯级别的王侯贵族，也有汉代一般官吏。图十一徐州汉墓出土金带头连接方法图

三、　金带饰的使用斯基泰人的金腰带，带头本身仅作为装饰而不具备约括功能。继承了斯基泰服饰及装饰风格的匈奴人对“胡带”进行实用性改造，而中原匠人则进一步改良。１．　“胡带”的束结方法斯基泰人的金腰带不具括结功能，但匈奴人的“胡带”则完全出自实用。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一对长方形金牌饰，其一上有直径１厘米的圆孔，孔有磨痕，这说明在使用过程中或用扣舌之类的小零件固定，因此具有括结功能。考古发掘甚至曾见带鞓遗痕，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群中M1、Ｍ５、M1９出土的铜带饰上均发现皮带残留，其中M1墓主右手端的两件带饰之间用皮带相连，皮带上还有两个穿孔。M1９出土两件浮雕带饰，其一背面也有皮带残留，皮带上有穿钮的小孔，脚端发现一件透雕带饰的透孔中也有皮条。说明匈奴人利用皮带将固定在腰带两端的带头联结，让带头真正发挥束括的功能。匈奴人改造后的“胡带”传入中原，上文所列汉墓出土的成对的带头，穿戴时居左的那枚，其近边缘处均有一小孔，这就是模仿匈奴“胡带”束括的构造。大云山M1的鎏金玉龙纹带板，虽无小孔，但位于左侧的带头一侧另有一半圆形的扣钮，其作用是相同的。中原仿制的金带头，带头背面均有钮（数量或２或４不等），用于串结绳带将其固定在腰带带鞓上，同时也能辅助腰带约括。广西贺州河东高寨汉墓（M4）出土的一对鎏金铜带头，背面两个钮环则连接小木条，这是另一种固定带头的方式。徐州狮子山、宛朐侯墓以及大云山江都王墓M1、Ｍ９均保留了用于穿结束带的扣舌，这些扣舌形制相似，均作长条束状，上端圆滑带孔，下段尖细。扣舌在束带时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首先将两枚带头分别固定在腰带两端，其次从腰带右端的带头背面的钮环中引出一条窄带，窄带一端与扣舌连接，利用扣舌穿过至腰带左端的带头的孔隙，之后再引出，最后将窄带首尾打结，完成整条腰带的束结。据此，笔者以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饰贝金腰带和簸箕山西汉宛朐侯墓出土的金带头为例，将束带法进行还原，以求方家指正。（图十一）这两组金带具出土时均保留了一对带头以及一个扣舌，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狮子山出土的一对金带头，背后各有两个竖直的环钮，而簸箕山宛朐侯墓出土的一对金带头，背后各有四个鼻形钮，这些设置在带头背后的环钮应该是为将带头分别固定在腰带首尾两端，有孔带头是为腰带末端，无孔者则为首端。从居于首端带头后引出一条细带，细带一头连接扣舌，扣舌舌引带由前至后穿过居末端带头孔，之后再将细带首位系结。２．　使用者的身份考古发掘显示，汉墓出土的金属带头时代多集中在西汉时期，说明其流行期主要集中在西汉，尤其在西汉早期，中晚期则较少。汉初郎官、侍中所服贝带，对照北洞山汉墓出土的“郎中”俑以及西汉官吏墓葬中出土的鎏金铜带头之例推测，带头应该也是相似的形制和材质。而金带头则非王侯级贵族不得使用，尽管文献中没有对金腰带使用的等级的详细规定，但出土的镶玉嵌琉璃、编贝饰金花的各类金腰带，这类豪华的装饰本身就非常人能够承担。首先，镶嵌玉器本身就是贵族的专属权利，是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其次，琉璃、玛瑙类豪华的装饰品价值连城，也限制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故只有王侯之尊方能消受。东汉制度规定公主封君以上的女性贵族的腰带可以使用装饰白珠的黄金辟邪形带鐍，这一传统可以追述至西汉。考古资料显示，西汉女性贵族也有金腰带随葬之例。徐州后楼山西汉墓（Ｍ６）与金带头同墓出土的一枚“刘泾·南阳夫人”双面铜印。说明该墓墓主人或许是刘氏王族中的女性成员，饰有金带头的腰带当属于这位贵妇的。汉代贵族女性墓葬中也常有“胡带”出土，前文所述长沙咸家湖西汉墓主人身份可能是诸侯王的近亲或是长沙定王发的妃。扬州“妾莫书”墓女性墓主身份属于刘氏家族。而大云山Ｍ９则判断是陪葬江都王的妃嫔墓。目前所见有“胡带”出土的汉代女性墓葬，墓主均出身显赫，是刘姓王侯家的女眷。四、　结语汉代工匠仿制的“胡带”，在纹饰、装饰方面具有强烈汉风的风格。两汉时期汉庭与匈奴的长期“和战”，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文化与匈奴草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经过中原工匠改造的“胡带”又反播至欧亚草原。《史记·匈奴传》载：“汉文帝前六年，汉遣匈奴书，约为兄弟”，并随书赠送一批礼物，其中包括黄金饰具带（“具”或为“贝”之误）、黄金胥纰（即犀毗）等金带具。实际上汉与匈奴长期的和亲、通关市以及战争，都包含汉朝对匈奴的物质输出。同时，自张骞开通西域以来，汉王朝对于西域的开发和长期经营，也促进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进程。经过汉代工匠改造过的胡带，或可称为“汉化的胡带”又作为奢侈品在欧亚草原及西域传播。大约公元前二世纪晚期左右，汉化的胡带传播至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山区博克罗夫卡墓地１７号库尔干出土一件类似狮子山饰贝金腰带带头纹饰风格的腰饰牌，其时代约为公元前２世纪晚期至前１世纪，或认为是自中国传入的产品。此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区诺维依墓地７０号库尔干出土了装饰贝壳的腰带，时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源头被认为应是来自汉地流行的饰贝腰带。汉化的胡带再次西传，反映出古代社会物质文化交流的双向性特点。汉代的铜镜纹饰汉代的铜镜纹饰原文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61年第81卷，第331—336页。译文已获得美国东方学会翻译版权。在本文中，中国艺术史研究专家坎曼（Schuyler　Cammann）评价了卜爱玲（Anneliese　Bulling）1960年以《亚洲艺术》单行本发行的一部同名著作，其激烈的批判方式，彰显了西方汉学界在汉代艺术研究领域的巨大分歧。[美国]　坎曼著孔艺霏1译1.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汉朝创立于公元前202年，覆灭于公元220年。虽然王莽篡权，将其分割为西汉和东汉，但在中国历史上，它仍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经历了长时间诸侯争雄，中国的版图最终统一成一个大帝国。译者注：秦终结了争雄分裂，但汉承秦制。将秦汉并置研究，是中外学术界的通常做法。期间虽有抗击匈奴、征服外族等战争，汉帝国依然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内部和平。因为有与近邻印度及远方罗马的丝绸贸易，再加上周边附属国的朝贡，汉朝国力富足，艺术也得以繁荣发展。在这一时期，金属制造业曾十分辉煌，出现了大量装饰华丽的铜镜。而铜镜即是卜爱玲这篇同名著作的主题。全世界博物馆中虽然收藏了大量的汉代铜镜，但有关铜镜准确日期的论断却鲜有一致。据此，卜爱玲意在建立一个确切的体系来追溯汉代铜镜出现的准确时间；她也希望借此开端，建立起一个涵盖所有汉代艺术品的年代表。通过大量组织严密、严谨发掘及系统论证的考古研究，汉代艺术品准确的年代表最终将由中国考古学界完成。在过去20年间，中国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但不幸的是，因为马路、机场、工厂等公共工程需要大量的土地空间，大部分考古工作太过匆忙，考古报告也阐述不清、举例不明。最近，中国大陆不再与外国学者分享研究成果，译者注：本文的发表年份是1961年。我们也无法得知相关报告。在此不利的条件下，借助那些现已修复并存于著名博物馆或藏品库中的物件，我们仍尽力做出了卜爱玲本书这样的研究。当然，这类研究只有对藏品进行实地研究后才能具有价值，而不是仅仅对比照片和文字阐述。世上曾有大量的假“汉镜”出现，让宋朝、明朝以及清朝的古文物研究者难辨真伪；最近出现的，则是为了欺骗富有的外国收藏家。如卜爱玲本书所讨论的一面藏于弗利尔艺术馆译者注：弗利尔美术馆位于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以珍贵稀有的东亚文物闻名于世，其中，属中国和日本的收藏最多，是美国宣传亚洲文化的一座艺术圣殿。的镶漆铜镜（见插图74）所示，尽管不同年代的风格和纹饰可以帮助研究者进行分辨，但除非特别仔细地检查铜镜、研究其金属质地和光泽，通常情况下人们很难判断其真假。有关这面镶漆镜子，除卜爱玲所述的某些非汉代特征之外，它可能让人也联想到后来佛教风格的图案，即佛祖端坐于莲花之上，上方绘制着基于西藏喇嘛教大鹏金翅鸟形象所创造出的雷神，龟、龙等系列神兽怪模怪样地在其周边张牙舞爪。这些图案都是明清匠人们编造出来的。他们臆想这些形象都非常古老，但其中却夹杂了一些很现代的猫科动物。更甚者，这些匠人们还意图增加某些古代文学的元素，他们在镜上加入了一对传说中的神鸟。这对鸟共享一双翅膀，因此只能飞在一起，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认为这种不寻常的生物只有一对（即比翼鸟）。即使是一些杰出的美国学者，在这面汉镜的研究中也一直受到假象的困扰；这显示出汉镜研究领域的风险之大。因此，我们有必要选择准确无疑的例证来建立一个合理的年代表。尽管卜爱玲非常敏锐地觉察出这面镜子在某些方面颇显怪异，但她还是在其论述中加入了一些其他镜子作为重要佐证，而它们显然也都是后期赝品。例如，第59号是一面写着“公元117年”的镜子，上面一只神采奕奕的公羊被尴尬地刻画于中心凸起的周围。这个图案将羊角和羊蹄画错，可能提醒人们要慎重将其归于汉代艺术家的手笔。但在后面的布局中出现了宋代学者认为伏羲所创的八卦，并且这两行题字乃用不同的伪古文写成，都明显地表明这面镜子是赝品，只是用来吸引之后对碑文和早期题字感兴趣的学者。纹理明晰的表面质地，也证明这面镜子乃是极好的仿制品，它由线条流畅的蜡模铸成，这种技艺也不是汉代的铸镜特点。第25号也可能是赝品。这面镜子造型非常简单且易于模仿，在中央写着一段怪异的文字，边上两行写有制造者及日期（笔法相当笨拙），并不具有那个时代镜子的风格和样式。这个镜子是后来朝代——极可能是宋朝人——为那些喜欢判断文物时代的研究者所打造的。同样，图M（第83页）中那个不光滑的镜子也是赝品。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没有为了突出日期而将其作为镜面唯一装饰的习惯；但后来的匠人们了解到人们喜欢古董、愿意收藏早期的青铜器，因此他们就大量制造仿制品，这既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又使自己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很显然，在某个时期中国的小店铺，这种仿制品十分常见。当我们指出这些是赝品时，店主则微笑着回答，如果一个专业收藏家要是指明想买标有年份的汉镜，说明他基本不具备分辨真伪的能力。汉镜要经过仔细检验，才能判断其为真品；但这些赝品足以混淆视听，让人很难判断真假。卜爱玲处理第29号镜子的方式说明，她甚至没有充分了解汉代镜子的一般纹饰。第29号镜子确实有些奇怪，我甚至有些怀疑这个镜子是否为真。暂且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作者是如何描述的。镜子的主要位置画有反映汉代宇宙观的典型图案，由近似于英文字母“T”“L”和“V”的图形构成。作者对周边纹饰的描述如下（第38页）：“在那些类似英文字母的图案之间，卷状图案令人想起‘寿’（Shouchou）字纹饰和古代的龙形纹饰。有些卷状纹饰交叉在一起形成皱褶，另一些则形成十字或三叉戟的形状。”作者所描述的十字图案和三叉戟形状实际上是汉字的笔画；这面汉代铜镜的基础纹饰主要就是一个铭文，在照片中清晰可辨。因此，在同段的结尾看到这么一段话是颇有些讽刺的：“根据梅原教授译者注：梅原教授即梅原末治Umehara　Sueji　(1893—1983)，日本考古学家。在中国考古学方面，对商周青铜器，战国、汉代、魏晋南北朝的铜镜，以及汉代漆器等，都有一定的研究成绩，其主要著作有《鉴镜的研究》(1927)、《铜铎的研究》(1927)、《汉以前古镜的研究》(1936)、《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1943)、《中国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战国式铜器的研究》（1936）以及欧美、日本所藏中国古代铜器精品的大型图集等。的说法，这面铜镜的中央部位有一段具备早期特征的铭文，但是该照片却未能显示。这种类型的铭文纹饰在西汉年间的铜镜中很常见。”如果作者从未见过铭文，那么她是如何知道这段铭文属于汉代早期铜镜上的常见类型呢？实际上，这八个字是两句吉祥话。尽管这些句子表达的情感与西汉铜镜上的铭文一致，尤其是其中一句“子孙不绝”特别像西汉的人们所写，但这两句话在之前发现的汉代镜子中从未出现。另外，作者声称，他对铭文的“翻译”全部都是解释，并不十分准确。第29号铜镜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在铜镜外缘描绘了“四神”（作者在第51页指出“四神”就是“四灵”；但实际上这两个名词所指不同）。铜镜外缘上的“四神”都在奔跑，青龙和白虎更是呈奔跃飞腾状，而真正汉代铜镜中的青龙和白虎应该是步伐从容，绝非面目狰狞。看到这些明显的差异，让人很难认为这面镜子是汉代的真品，而作者却总是力图证实。作者经常引证的另一个例子是图G（第54页），这是从古文物研究者的藏品中拓印而来。这个图案具有时代混乱的错误。铜镜中间有“四神”中的三个，而且其中两个（青龙和白虎）的顺序是颠倒的；“V”形图案从“TLV”的组合中消失了；镜子边缘刻有三枚铜币，其中一个铜币中间位置上的两个汉字是颠倒的。除却一些不常见的其他元素，即使是这些明显的错误，就已能够表明它属于汉晚期或之后的作品。那时的工匠已然忘记早先的传统，甚至对稍晚的伪造品也一无所知；但在卜爱玲的著作中，它被叙述成王莽时期汉镜的一个典型案例，许多后来的理论和引证都因之而站不住脚。作者主张动物镜缘的设计风格源于东汉之前，并且将第29号铜镜和图G作为表述依据；这两面镜子都出现在东汉之后，如果它们不是伪造，我们就无法认同这类镜缘最早发源于东汉时期。事实上，作为铜镜艺术衰落的标志，它们极有可能出现在东汉末期。在这两面镜子上，我们发现了旧传统被打破之后的发展特征，一个显著例子就是其中央纹饰经常出错。例如，第40号铜镜“四神”的排放顺序是错的，42号镜子中缺少龟蛇（玄武），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蛇搏斗的人形怪物。还有更多不符合时代的错误，包括边缘图案改变其方向，甚至动物倒走，而且还有铸造错误，这些迹象都表明42号是一个赝品。而且，第37号铜镜也是错误的。它在设计上没有任何中国符号，除了“T”“L”“V”纹饰以及镜缘以外，非常像汉代之后的作品，那时中国北方的旧有传统在“蛮夷”的统治下逐渐瓦解。第37号铜镜标题中的“所属不明”以及对该铜镜的图解文字，都显示这部分内容是从某本书上截取下来的，然而该著作却没有对此适当说明。而且，还有更多的例子是从那本书中选出，而不是从对铜镜的亲身检验中来。作者如果曾经见过这些铜镜，而不是照片，那么她就不会说出第30页的话：“对光而照，一些铜镜晶莹剔透。”实际上没有一个青铜镜是透明的。至于插图，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图片尽管大部分复制得当，所有必要的细节也精准再现，但它们的编号并不是连续的，所以读者有时很难在文章中找到所引的插图。通过对比这些图片，我们发现其注解文字或者不是很清楚，或者文字少得可怜，而这些图片的编号也十分糟糕。例如，图片7的边框可能就是业余制图员用圆规画出来的。卜爱玲著作的最初目的是建立汉代铜镜的年代表，那么鉴定特定图案和风格元素出现的年份及其发展状况，就成为作者发布有关铜镜纹饰主张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引言第3页（书第13页），我们读到了以下内容：“要想完全欣赏铜镜形状和纹饰的巧妙，认识到早先这些镜子是仿照伞或华盖的形状是十分重要的。伞或华盖经常用于各种仪式或典礼中，意在通过这些形式来表现‘天’。”作者在书中以一种既定事实的语气进行了论述。假如读者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领域，读到此处根本不会怀疑这仅仅是作者所提出的假设。在第一次出现之后，作者的这一理论又反复出现，仿佛要通过无休止的重复强迫读者接受这一观点。然而这样的做法实不可取。镜面上的符号或铭文内容已经证实，有一些镜子在整体上象征的是太阳或月亮，另一些镜子表达了天圆地方，以微缩的形式再现了宇宙。还有一些意在表现天空，因为古时的中国人确实曾将天空表述成“苍穹”（也有其他的暗喻）；但如果不加推敲地认为古人仅按字面意思理解诗意的苍穹，进而将其形状画作日常实用的伞，则不仅让人误解象征符号及诗意暗喻的本质，它还可以暗示中国古代的艺术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性，无法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家相比，以至于金属工匠在纹饰圆形器物时不得不仿制伞的形状。作者只在如下表述中承认了镜子制造者的创造性：“镜子工匠没有发明新的纹饰形式，而仅仅仿制了伞的图案。对于伞的模仿绝非可称道的事，也不意味着任何新的尝试。人们需要找到新办法，在平面圆盘上再现三维物体。”这段话在第24页可以找到。作者固执地认为，所有铜镜中的形状都是在模仿伞，这也导致了她在解释铜镜设计中的某些元素时，将其理解为伞架构中的一部分。我们可在书中找到一些例证，比如第27页：“这个（第20号）以及其他铜镜上的曲线和直线都是在模仿伞的部分架构。弧线模仿伞肋，直线则是模仿伞柄。”这段话连同其他几段都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且不说从头到脚完完全全模仿伞的设计相当困难，中国古代的铜镜设计者即使真要仿照伞的模型，就像艺术家普遍都会省略一些非核心元素一样，他们也不会盲目地照搬那些的浅显特征。因此，设计者不会使用伞的形状，也会尽力避免抄袭任何适用于伞的结构元素，他们绝不会将其纹饰在镜子上。卜爱玲书中有一段文字，其对汉镜形状的荒谬分析将这一假设运用到极致（第28—30页）。它是这样描述第23号铜镜的：观察其他镜子的中心部位，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交叉线（在凸出部位的周围）经常模仿一种方形框架。这种框架由金属丝、竹条或是细线构成，置于伞面的正下方……没有一条线从铜镜内圈辐射出来时呈弧形，这就证实了伞面也没有用到弧形结构，而其中的方形结构可能仅仅起到固定作用。很难判断从铜镜内圆散射出来的三角图案到底是在模仿伞的结构还是仅为装饰。这些三角图案可能只是从上方圆圈垂下来的装饰。所有带有铭文镶边的镜子（第20—22号）都处于条纹背景之内，表明伞面是由稻草或竹条制成的，而且这些镶边则被用来固定铭文……如作者所假设的那样，如果镜子的制造者如此缺乏想象力（不注意内容而只关注形式），那么镜子上的铭文就是在模仿华盖或是伞上的吉利话。关于汉镜模型乃是在模仿伞面这一说法，在这里我们提供一个最具反驳力的观点：圆形镶边上的铭文如果是在华盖或是伞面上，则应在其两侧；而在特定情形下，例如将第14号镜子上的铭文放置在华盖上，铭文就会是倒置的。几年前一位评论家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48,　68:159167）发表了如何解释“TLV”纹饰的建议，似乎已被广泛接受。但这卜爱玲的著作却完全忽视了此方法，大概因为这位评论者的理论和伞并不相关。然而卜爱玲也没有相应地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那几个颇像拉丁字母的铜镜符号到底代表了汉代人的哪些思想，她的观点也非常模糊。这些符号出现在许多汉代镜子上，一定具有某些重大意义。但在书中第23页我们却看到一段奇怪的评论，她认为这些符号是伞的某些结构性特点：“汉镜所模仿的那些伞的结构一定很脆弱；相对来讲，L和V这两个形状都被小心翼翼地固定在线条之上，并且从边缘处凸出来……很容易坏掉。”这样奇怪的伞，除了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中，应该不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吧。在第96页，我们看到了一个晚期镜子的模型，镜子从上到下逐层绘有神仙图像，因此这个装饰是层叠式的，而非同心圆结构。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伞状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在脚注121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排序方式毫无疑问地反驳了汉镜模仿伞的这一理论。”这些纹饰也在大体上展示，不论伞把是否有弧度，伞面都是平的；尽管纹饰总是在特定位置，这些纹饰的顶端也像伞那样被设计成同心圆结构。卜爱玲用很长的篇幅强调所有汉镜对苍穹的体现，反对汉镜可以代表整个宇宙、地球由穹顶包围的一切观点。她认为“四神”既是天上星座的神兽（如第37），又是苍穹在伞盖上的绝佳象征。但这一观点完全忽视了四大神兽自身的极端重要性，即它们也代表了地球上的四个主要方向，这在很多汉镜上都有体现。苍穹这一难题会引发一些有趣的矛盾。例如，我们在第63页可以看到：“无论什么时候，镜缘处的锯齿纹饰都代表着大山……认为它们沿着宇宙的边界环绕起苍穹。”目前尚无例证表明这些锯齿图案代表了大山；但是即使它们真的代表山的话，也不会在天上，而是在地上，在苍天之下（或位于天边）；在这种情况下，锯齿围绕的区域将代表这个由山环绕起来的世界。有时人们将汉镜周边的弧线理解为大山（就像第35页所写），但有时人们也认为它们只是伞边的装饰物。通常来讲，很少有证据支持这些武断观点，直接断言也不能使这些观点变得正确。依照“苍穹理论”，外围饰有“四神”的汉镜在卜爱玲的书中象征着“星辰轨道以及天人之路。”（参看第93页）这一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夜晚一个人在北半球看星星，他就会发现星星围绕着北极星在缓缓地按顺时针方向移动；然而，许多汉镜中的外围图像都是逆时针方向的，还有一些没有固定规律，或两个方向都有的。此外，汉末时期的铜镜边缘还包含一些陆地元素，例如九尾狐、大象和小人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神话所赋予陆地的形象，而非来自天上。尽管太阳和月亮这两个图案有时也会在铜镜边缘处出现在云雾旁，但实际上它们是用来保持四角平衡的，因为镜子的其他两角，分别为一枚铜钱的两个侧面所占据。因此，汉镜的边缘纹饰并不能代表苍穹。在后来描绘西王母和东王公的铜镜中，镜子的主体部分必须要体现地貌特征。因为在当时，道教的昆仑山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西王母住在山东边，东王公住在山西边，他们之间夸张的部位凸起则代表了这座大山。尽管其他汉代铜镜上的凸起并不一定总是与这类象征性图案联系在一起，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还是代表了世界的中轴，而非苍穹中的某一个点。简而言之，苍穹论亦有其缺陷。在卜爱玲的著作中，与伞状假说及苍穹假说相比虽提及次数不多但同样奇怪的观点是，她认为一些汉代铜镜上还有表示线轴间丝线的图案，即“线性纹饰”。这种观点最初出现在第30—31页，在第78页又再次提出：“不论是在汉代的早期还是晚期，铜镜上的图案都与纺织工具有关。最大的卷轴纹饰，部分隐藏在蝙蝠或鸟状纹饰的末端（从镜子中央的凸起部位向四方投射），也模仿了日常生活中的卷轴及其上面的圈线。纹饰中两个卷轴之间的连接线，标志着纺织中卷轴之间的滚线；而从卷轴纹饰上分离出来的螺旋，则代表了纺织中分向更小线轴的滚线。”在这一点上，第31页脚注41写道：“早期汉镜上的‘而’字只是这些滚线的区分标志。”毫无疑问，此处对“而”的解释是人们前所未闻的，人们在试图翻译含混不清的铭文时，也总是对这个字疑惑不解；但这个小事似乎太简单了，作者甚至声称“而”连字都不是了。作为另一个典型案例，这种令人咋舌的提法却被认为是既定的事实。讨论卜爱玲书中的众多错误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但是索引缺陷却是必须要指出的。书中频繁提到“TLV”纹饰，但它们在索引中却没有出现；作者反而用大量篇幅展现其特殊爱好，例如“伞（苍穹）”“纺织（线）”“垂花雕饰”及其相关词汇，而即使是这些词汇，索引中也收录不全。本文为了写作评论，不得不查阅相关文献，甚至将这些文献分类并作进一步的延伸索引。此外，脚注和参考文献不仅不足，有些甚至是不准确的。例如，日本一篇题为《中国古镜的研究》（Kokyo　no　Kenkyu）的文章在该著作参考文献的最后一条以及第66条脚注中都有出现，卜爱玲将其作者标为梅园博士（Dr.　Umehara），但真正的作者是富冈谦藏（Tomioka　Kenzo）。译者注：富冈谦藏（1873—1918），日本汉学家，京都大学东洋史讲师，曾与内藤湖南等赴北京调查敦煌经卷，精版本、富收藏。简而言之，尽管卜爱玲这部作品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较好的观点，例如37页对于相似的铭文给出了更加准确的解释，承认了铜镜上日期的改变，但是书中充斥了太多未经证实的个人观点，处处可见武断论语及晦涩重复。书中图片也难说质量上乘，因为近乎全部图片都与以前出版物中的高度雷同（她却并没有向作者们表达多少谢意），而且，正如我们所见，几个例子的分析存在严重漏洞。在汉代铜镜纹饰的研究领域，我们仍然急需一本基于真实案例，能够提供更加准确年表的著作。汉代文学、历史、哲学与政治研究西方汉学中的《淮南子》翻译与研究西方汉学中的《淮南子》翻译与研究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汉代研究的学术史”（2015SJD428）及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淮南子》与汉代黄老思想之嬗变研究”（SK2015A326）的阶段成果。英国利兹大学中国学教授蔚芳淑（Frances　Weightman）为本文查证了部分学术人物的生卒年份、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温健副教授核定了俄文注释，特表谢忱。——基于英文书籍的文献史考察孟庆波作者简介：孟庆波，中国矿业大学国际汉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副教授；邮箱：mqb@cumt.edu.cn。中国矿业大学国际汉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摘要：英文汉学对《淮南子》的翻译与研究已有一百三十余年，其文献史呈以下特点：在文献数量上，以20世纪中叶以前、20世纪下半叶以及21世纪为三个主要阶段，书籍数量在各阶段都呈明显增长，累计产出文献58种；在文献体裁上，有节译本、全译本、论文集、学位论文及各种专题著作，翻译和研究作品始终并行出现；在作者群体上，以英国学者为开端，但美国学者逐渐成为绝对主体；在学术影响上，罗浩、桂思卓、马绛等人的翻译与研究成果曾引发热议，推动了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关键词：淮南子；西方汉学；文献史Titl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Huainanzi　in　Western　Sinology—Literature　Review　Based　on　English　booksAbstract:　English　sinology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studied　for　Huainanzi　for　more　than　130　years.　Its　literature　history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n　the　21st　century　can　be　seen　as　the　three　main　stages,　and　the　number　of　book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all　stages,　and　the　cumulative　output　of　the　literature　is　fiftyeight;　in　terms　of　the　literature　genre,　there　are　section　translations,　full　translations,　essays,　dissertations　and　various　monographs,and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works　always　appear　in　parallel;　in　terms　of　the　group　of　authors,　it　starts　with　British　scholars,　but　American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bsolute　subjects;　in　terms　of　academic　influence,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Luo　Hao,　Gui　Sizhuo,　Ma　Wei　and　others　have　triggered　hot　discussion,　which　promote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inology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Keywords:　Huainanzi;　Western　Sinology;　Document　HistoryAuthor:　Meng　Qingbo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specializing　in　Overseas　Sinology　(International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Email:　mqb@cumt.edu.cn.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历来是西方汉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孜孜于此的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狄培理（William　T.　de　Bary,　1919—2017）、安乐哲（Roger　T.　Ames）等都是蜚声世界的汉学大家。《淮南子》作为“先秦以来道家系统的集大成之作”，白光华：《我对〈淮南子〉的一些看法》，《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91—199页。西方汉学各个语种圈子对它都有较为广泛的研究。除本文下面要关注的英文世界的各位学者以外，还有法文世界的顾从义（Claude　Larre,　1919—2001）、代表作为《〈淮南子〉第七篇“精神训”》（Le　trait　VII　du　Houai　nan　tseu.　Taipei　:　Institut　Ricci,　1982）。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　1932—2000）、在罗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道家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中，“淮南子”词条即由贺碧来写就。罗姹（Elisabeth　R.　de　la　Valle）、顾从义、贺碧来、罗姹曾共同将《淮南子》的第一、七、十一、十三、十八篇译成法文出版，见《淮南子》（Les　grands　traits　du　Huainanzi.　Paris:　Editions　du　Cerf,　1993）。白光华（Charles　Le　Blanc）、白光华是淮南子及道家思想研究的大家，加拿大人，以英法两种语言进行学术写作。马修（Rmi　Mathieu）、马修和白光华曾共同出版过《中华帝国早期的神话与哲学：〈淮南子〉研究》（Mythe　et　philosophie　　laube　de　la　Chine　impriale.　tudes　sur　le　Huainan　zi.　Montral:　Presses　de　lUniversit　de　Montral,　1992），以及《道家思想，卷二：淮南子》（Philosophes　taostes,　tome　2:　Huainan　zi.　Pairs:　Editions　Gallimard,　2003.　刘笑敢教授称此译本为西方语言中的首个《淮南子》全译本）。苏仁义（Rafael　Suter），代表作为《〈淮南子〉“性”的概念》（“Der　Begriff　xìng　im　Huái　Nán　Zǐ”,　Asiatische　Studien,　59.4,　2005:　1267—1316）。德文世界的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又有汉名何可思，代表作为《论〈淮南子〉的世界观》（“Das　Weltbild　des　HuaiNanTse”,　Ostasiatisches　Zeitschrift,　5,　1916:　2780）。德博（Günther　Debon,　1921—2005）、代表作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Chinesische　Geisteswelt:　Zeugnisse　aus　drei　Jahrtausenden,　Hanau:　Werner　Dausien　Verlag,　1987）。爱娃·卡拉夫特（Eva　Kraft）、代表作为《〈淮南子〉第一、二篇译注、导论及解释》（“Zum　HuaiNanTzu淮南子:　Einführung,　bersetzung　(Kapitel　I　und　II)　und　Interpretation”,　Monumenta　Serica,　Vol.16,　Iss.12,　1957:　191286;　1958:　128207）。叶翰（Hans　van　Ess）、代表作为《〈淮南子〉第一篇的观点、信念及其小品词的运用》（“Argument　and　Persuasion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Huainanzi　and　its　Use　of　Particles”,　Oriens　Extremus,　Vol.45,　2005/06:　255270）。君特·沃尔法特（Guünter　Wohlfart），代表作为《实践理性的后设批判：从孔子的恕道、孟子的恻隐、淮南子的关联和庄子的无己，谈康德的普遍自我》（“Keynote　Essay　to　Book　Two:　Meta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Back　from　Kants　Universalized　Egocentrism　via　Kongzis　Moral　Reciprocity　and　Mengzis　Compassion　to　Huainanzis　Reciprocal　Resonance　and　Zhuangzis　Ethos　without　Ego”,　in　Stephen　R.　Palmquist　ed.,　Cultivating　Personhood:　Kant　and　Asian　Philosoph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2010）。俄文世界的李谢继奇（Лисевич　Игорь　Самойлович,　1932—2000）代表作为《世界与五行学说》（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мира　и　учение　о　пяти　первоэлементах　∥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чных　литератур.　М.,　1969）。和波麦兰采娃（Померанцева　Лариса　Евгеньевна）波麦兰采娃可谓西方汉学界的《淮南子》研究大家，作品包括《论〈淮南子〉的修辞特色》［О　некоторых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Хуайнаньцзы》　(II　в.　до　н.э.)］、《淮南王刘安的正传与野史》（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хуайнаньского　князя　Лю　Аня　и　ее　житийный　вариант）、《〈淮南子〉，中国公元前二世纪的古典文献》（“Хуайнаньцзы”древнекит.　памятник　II　в.　до　н.э.）、《晚期道士论自然、社会与艺术：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Поздние　даосы　о　природе,　обществ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Хуайнаньцзы》II　в.　до　н.э.)］、《〈淮南子〉中的人与自然及公元前后四个世纪的艺术特征》［　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в　《Хуайнаньцзы》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стиль　эпохи　(II　в.　до　н.э.II　в.　н.э.)］、《〈淮南子〉和〈司马迁传〉中的人与世界》（Человек　и　мир　в　《Хуайнаньцзы》　и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ях》　Сыма　Цяня）、《公元前二世纪淮南子〈天文训〉的神话创作艺术》（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как　искусство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главы　“Небесный　узор”　из　“Хуайнаньцзы”,　II　в.　до　н.э）、《〈淮南子〉，译自中文》［Хуайнаньцзы　(Философы　из　Хуайнани)/пер.　с　кит.,　вступит.　ст.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Л.Е.　Померанцевой.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6］。等。出于语言限制和篇幅考虑，本文仅就英文世界的《淮南子》翻译与研究做一文献史考察，并且把研究对象限定为书籍。英文期刊中也有大量的《淮南子》研究内容，笔者将另文讨论这些论文文献。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未列入一些主题更为宽泛、仅浅及《淮南子》的著作，如1985年史华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89年葛瑞汉（A.　C.　Graham,　1919—1991）在芝加哥Open　Court出版社出版的《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Disputer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1994年法布里奇奥·普雷加迪奥（Fabrizio　Pregadio）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太清：中古中国早期的炼金术和道教》（Great　Clarity:　Alchemy　and　Tao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2000年孔丽维（Livia　Kohn，又名科恩）在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的《道教手册》（Daoism　Handbook）、2005年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与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在哈克特（Hackett）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典籍读本》（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等均未收入。本文所列书目仅据笔者目力所及，并非完整书单。一、　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淮南子》在英文世界的早期传播《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淮南王书》《刘安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宾客集体编写的黄老学派著作。全书以道家为主，融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儒家思想于一炉，是汉代学者对此前文化一次最大规模的汇集。全书有内21篇，外33篇，今传内21篇，按序分别为《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墬形训》《时则训》《览冥训》《精神训》《本经训》《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氾论训》《诠言训》《兵略训》《说山训》《说林训》《人间训》《修务训》《泰族训》和《要略》。据国内学者戴黍、戴黍：《国外的〈淮南子〉研究》，《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第44—47页。丁立福、丁立福：《〈淮南子〉对外译介传播研究》，《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72—78页。丁立福：《中国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典籍顺译范例：〈淮南子〉翻译研究》，《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88—93页。李志强李志强：《谈〈淮南子〉英译中的训诂问题》，《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59—64页。等人考证，世界上最早的《淮南子》英译本出现于1884年。据此，《淮南子》在英文世界已有一百三十余年的翻译与研究史。当年，英国人福斐礼（Frederick　Henry　Balfour,　1846—1909）福斐礼1870年来华经商，后弃商从文，先后任《通闻西报》（The　Shanghai　Courier）、《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主笔，1881—1886年任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总主笔，是字林报馆所有插图编辑中唯一的汉学家。1882年为《字林西报》创办中文刊物《沪报》，该报1895年的发行量达到10000份。除经营报务以外，福斐礼也致力于道教典籍的英译，1879—1881年先后在《中国评论》第八、九、十卷上英译了《素书》《清静经》《阴符经》等九部道家经典。此外，据张思齐的研究，1889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的宗教体系》（Religious　Systems　of　the　World）一书收入了他写的《道教》一文（见张思齐：《英国道教学在初创时期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中国道教》2010年第6期，第26—32页）。有关福斐礼的汉名，国内学者有“巴尔福”“巴尔弗”“包尔福”等五六种说法，均不确切。“福斐礼”几个汉字，在下述《道家文本：伦理、政治与思想》的作者扉页上以毛笔手写，赫然在目。翻译了《原道训》，Frederick　Henry　Balfour,　“The　Principle　of　Nature:　A　Chapter　from　the　History　of　Great　Light　by　HuaiNanZi,　Prince　of　Kiang　Lin”,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9,　1881:　281297.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国内学者的先行研究曾将此《原道训》误作《鸿烈传》。刊载于传教士主办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第九卷，后又收入作者同年单独发行的《道家文本：伦理、政治与思想》。Frederick　Henry　Balfour,　Taoist　Texts:　Ethical,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Trubner　&　Co.,　Ludgate　Hill;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84.该作在上海和伦敦同时出版，除导言外共有十篇，分别为《道德经》《阴符经》《胎息经》《心印经》《大通经》《赤文洞》《清静经》《鸿烈传第一篇》《素书》和《感应篇》。到了二十世纪，《淮南子》继续为英文世界所知并成为汉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主要得益于英国传教士莫安仁（Evan　S.　Morgan,　1860—1941）莫安仁为基督新教英国浸礼会牧师，在华传教53年。1923年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第64卷上发表论文《道教神仙》（Taoist　Superman），主要专著有1912年在上海广学会及伦敦“Probsthain　&　Co.”出版社出版的《文理汉语及中国思想入门》（A　Guide　to　Wenli　Styles　and　Chinese　Ideas）、1916年在上海别发洋行出版的两卷本《官话汇编》（The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的四种节译。1921年，他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了《道应训》译文；Evan　S.　Morgan,　“The　Operations　and　Manifestations　of　the　Tao　Exemplified　in　History,　or　the　Tao　confirmed　by　history”,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2,　1921:　139.1924年4月17日在英国伦敦卡克斯顿大厅（Caxton　Hall）举行的“中国学会”（China　Society）年会上宣读过论文《一位古代哲学家设想的完美人生：〈淮南子〉译文》，Evan　S.　Morgan,　An　Ancient　Philosophers　View　of　the　Perfect　Life,　translations　from　HuaiNanTzu.　London:　East　and　West,　Ltd.1924:　157178.　该文基于《原道训》译文写就，另加以大量点评。被收入该学会的文集中；1931年莫安仁又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上发表了《原道训》译文；Evan　S.　Morgan,　“Cosmic　Spirit:　its　nature,　operations　and　influence”,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2,　1931:　179197.1933年，他还出版了《淮南子》的节译本，Evan　S.　Morgan,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the　Huai　Nan　Tzu.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London,　Kegan　Paul,　1933.包括《原道训》《俶真训》《精神训》《本经训》《道应训》《氾论训》《兵略训》《修务训》共八篇内容。莫安仁的节译本在学界可谓影响深远，该书1969年在纽约帕拉根（Paragon）出版公司再版；E.　Morgan,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With　Introductory　Articles,　Notes　And　Analyses.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1969.1974年以《〈淮南子〉论道》为名在台湾成文书局再版。E.　Morgan,　Tao,　The　Great　Luminant　(淮南子论道),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With　Introductory　Articles,　Notes　And　Analyses.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Ltd,　1974.二、　二十世纪下半叶《淮南子》研究的快速发展福斐礼和莫安仁的五种节译可谓《淮南子》在英文世界传播的先行者。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对《淮南子》的翻译和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加速度，各类节译本、全译本和研究专著频频面世，共产生文献32种；并且自此开始，美国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英文世界《淮南子》翻译与研究的绝对主体。加上1969和1974年两次再版的莫安仁《淮南子》节译本，1950至1970年代的《淮南子》译著和专题研究书籍共有十种。1962年，华立克（Benjamin　E.　Wallacker,　1926—2011）在美国东方学会出版了《齐俗训》译本，Benjamin　E.　Wallacker,　The　Huainantzu,　Book　Eleven:　Behavior,　Culture　and　the　Cosmos.Baltimor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2.　列为该学会《美国东方学论丛》的第48卷；1963年，华人学者陈荣捷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文献选编》，Chan　WingTsit,　“The　Taoism　of　the　Huan　Nan　Tzu”,　in　A　Source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其中的一节即为“《淮南子》中的道家思想”；贾妮丝·霍兰（Janice　Holland,　1913—1962）的遗著《难以辨析》Janice　Holland,　You　Never　Can　Tell　(From　the　Translation　By　Arthur　W.　Hummel　from　The　Book　of　Huai　Nan　Tzu,　Written　Before　122　BC).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963.　这是一本青少年读物。恒慕义具有丰富的中国经历，1915—1924年曾在山西汾阳的教会中学任教十年，1924—1927年任北京华北协和华文学校的中国史讲师。他于1928—1954年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长达27年，对美国汉学界的中国书籍搜集入藏居功甚伟。但笔者网上检索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藏，未能发现有关恒慕义《淮南子》译文的任何记录。于1963年在纽约出版，该书摘编了恒慕义（Arthur　W.　Hummel,　1884—1975）的《淮南子》译文；1971年，孙立哲（Jay　Sailey）在斯坦福大学完成学位论文《〈淮南子〉第十六篇译注》；Jay　Saile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uai　Nan　Tzu　Chapter　XV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1972年，韦德·巴斯金（Wade　Baskin,　1924—1974）编辑出版了《中国哲学经典：从墨子到毛泽东》，Wade　Baskin,　Class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Mo　Tzu　to　Mao　TseTung.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72.其中的《淮南子》一节专门介绍了刘安的生平及思想；1973年，马绛（John　S.　Major）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早期汉代思想的地形和天文》，John　S.　Major,　Topograph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　Four　of　the　Huainantzu.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对《墬形训》进行了译注；　1976年罗思文（Henry　Rosemont,　1934—2017）主持哈佛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讨会”，会议的论文集《中国古代天文学探秘》收入了杰弗里·霍华德（Jeffrey　A.　Howard）的《〈淮南子〉中的历史变迁和汇通概念》Jeffrey　A.　Howard,　“Concepts　of　Comprehensiveness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the　Huainantzu”,　in　Henry,　Jr.　Rosemont　ed.,　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　Chico,　California:　Scholars　Press,　1976:　119131.一文；1978年，夏德安（Donald　Harper）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学位论文《〈淮南子〉第十篇译注》。Donald　Harper,　Huai　Nan　Tzu　Chapter　10:　Translation　and　Prolegome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到了八九十年代，《淮南子》翻译与研究的英文书籍迅速增至22种。1983年，安乐哲出版了《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Roger　T.　Ames,　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从《主术训》入手全面审视了《淮南子》的政治思想，刘金海：《研究〈淮南子〉的力作》，《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第149—151页。该书后于1994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再版；1985年，白光华出版了《〈淮南子〉，汉代早期思想的哲学性综合：感应学说以及对第六篇的翻译与分析》，Charles　Le　Blanc,　Huainan　Tzu: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　The　Idea　of　Resonance　(Kan　Ying),　with　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Chapter　Six.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根据白光华在此书中的考证，截至1985年，西方汉学界已经有《淮南子》的各种节译本，多有重复，仅余六篇尚未翻译。以西方汉学的“关联思维”英文为“correlative　thinking”，也有“交感”“感应”的译法，是西方汉学界描述古代中国思维方式的一个典型术语。概念探讨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理论；1986年葛瑞汉在新加坡出版的《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A.　C.　Graham,　YinYang　and　the　Nature　of　Correlative　Thinking.　Singapor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Occasional　Paper　and　Monograph　Series　No.6),　1986.收入了他本人的《淮南子》第三篇译文；1987年由白光华和白素贞（Susan　Blader）编辑的《中国人的自然—社会观：德克·卜德教授祝寿文集》一书收入了白光华论文《从本体论到宇宙论：〈庄子〉及〈淮南子〉研究》；Charles　Le　Blanc,　“From　Ontology　to　Cosmology:　Notes　on　ChangTzu　and　HuaiNan　Tzu”,　in　Charles　Le　Blanc　and　Susan　Blader,　eds.,　Chinese　ideas　about　natur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honor　of　Derk　Bod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7129.1988年，布赖斯（Derek　Bryce）英译了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戴遂良（Leon　Wieger,　1856—1933）的《中国的哲学与宗教》Lon　Wieger,　Derek　Bry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China.　BurnhamonSea.　Somerset:　Llanerch　Press,　1988.一书，其中有一节专门讲述《淮南子》所主张的“正统道家思想”；1990年克里瑞（Thomas　Cleary）出版的《政治之道：淮南大师的政治经验》Thomas　Cleary,　The　Tao　of　Politics:　Lessons　of　the　Masters　of　Huainan,　Translations　from　the　Taoist　Classic　Huainanzi.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1990.从政治谋略和手段的角度对《淮南子》进行了研究，1992年该书更名为《治术和谋略之书：中国大师们的经验》再版；Thomas　Cleary,　The　Book　of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Lessons　of　the　Chinese　Masters.　Boston:Shambhala,　1992.1990年由苏德恺（Kidder　Smith）主编的《战国与汉代的圣贤及汇通思想》收入了马绛的《〈淮南子〉中的数字命理》John　S.　Major,　“Numerology　in　the　Huainantzu”,　in　Kidder　Smith　ed.,　Sagehood　and　Systematizing　Thought　in　the　Warring　States　and　Han　China.　Brunswick,　Maine:　Bowdoin　College,　1990:　310.一文；1991年由罗思文主编的《中国文本及哲学语境：葛瑞汉教授纪念文集》收入了马绛的《物质、过程、阶段：〈淮南子〉中的五行》John　S.　Major,　“Substance,　Process　and　Phase:　Wuxing　in　Huainanzi”,　in　Henry　Rosemont　ed.,　Chinese　texts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s:　Festschrift　for　A.　C.　Graham.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ress.1991:　6779.　一文；1991年由篠原亨一和萧邦（Gregory　Schopen）联合主编的《自贝拿勒斯到北京：冉云华教授佛教及中国宗教研究纪念文集》，收入了罗浩（Harold　Roth）有关《淮南子》研究的《古书奇事：文献传播的偶然性研究》Harold　Roth,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Overdue　Book:　A　Study　in　the　Fortuity　of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Koichi　Shinohara　and　Gregory　Schopen,　eds.,　From　Benares　to　Beijing.　Essays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s　in　honour　of　Prof.　Jan　Yunhua.　Oakville,　Ontario:　Mosaic　Press,　1991:　161186.一文；1992年，罗浩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淮南子〉的文献历史》；Harold　Roth,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1993年，马绛对其博士论文进行扩充后出版了《汉代早期思想中的天与地：〈淮南子〉第三、四、五篇研究》；John　S.　Major,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1993年，鲁惟一（Michael　Loewe）主编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Michael　Loewe,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Berkeley: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3.收入了白光华的《淮南子》一节；1995年，布赖斯再次英译了戴遂良的遗著《道教：〈老子〉、〈列子〉、〈庄子〉、〈关尹子〉、〈淮南子〉选集》，Leon　Wieger,　and　Derek　Bryce,　Taoism　(Daoism):　A　Selection　from　the　Ancient　Texts　Bearing　the　Names　of　LaoTzu,　LiehTzu,　ChuangTzu,　KuaYinTzu　and　HuaiNanTzu.　BurnhamonSea,　Somerset:Llanerch,　1995.该书于1999年更名《老子道德经》在纽约再版；Leon　Wieger,　and　Derek　Bryce,　TaoTeching:　With　Summaries　of　the　Writings　Attributed　to　HuaiNanTzu,　KuahYinTzu,　and　TungKuChing.　Newburyport:　Samuel　Weiser　Inc.,　1999.1996年，罗伯兹（Donald　S.　Lopez,　Jr.）主编的《实践中的中国宗教》Donald　S.　Lopez,　Jr..　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收入了罗浩的《淮南子》第一、二、七、十四篇译文；1998年，刘殿爵和安乐哲出版了《原道训》的中英对照译本，D.　C.　Lau　and　Roger　T.　Ames,　Yuan　Dao:　Tracing　Dao　to　Its　Source.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8.与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的马王堆版《道德经》译本、安乐哲的银雀山版《孙子兵法》译本等共同组成纽约巴兰坦书屋（Ballantine　Books）出版社的“中国古代经典”系列丛书；该丛书还包括《易经》（I　Ching）、《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孙膑兵法》（Sun　Pin:　The　Art　of　Warfare）、《汉代失传的五部典籍》（Five　Lost　Classics:　Tao,　Huanglao,　and　Yinyang　in　Han　China）等译本。1998年，雷敦和（Edmund　Ryden）在台北利氏学社出版《汉代和平哲学：淮南子〈兵略训〉研究》；Edmund　Ryden,　Philosophy　of　Peace　in　Han　China:　A　Study　of　the　Huainanzi　Ch.15　on　Military　Strategy.　Taipei:Taipei　Ricci　Institute,　1998.1999年出版的罗浩专著《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Harold　D.　Roth,　Original　Tao:　Inward　Training　(Neiye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aoist　Mystic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淮南子》的对比引证而成；1999年，布朗大学的颜钟祜在罗浩的指导下完成了学位论文《杂错还是融合？〈淮南子〉对道的回应》；Yan　Zhonghu,　Mosaic　or　Miscellany?　An　Analysis　of　Huainanzis　Responses　of　the　Way.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1999.2000年，狄培理和卜爱莲（Irene　Bloom,　1939—2010）主编了《中国传统之本源》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一书，其中收入了罗浩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2017）的《淮南子》第一、三、九、十四篇译文。三、　二十一世纪《淮南子》研究的持续繁荣到了二十一世纪，英文书籍中的《淮南子》翻译和研究继续了原有的快速发展态势，截至2017年已有21种书籍。2001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方丽特（Griet　Vankeerberghen）出版了《〈淮南子〉及刘安对道德权威的追求》；Griet　Vankeerberghen,　The　Huainanzi　and　Liu　Ans　Claim　to　Moral　Author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2001年，哈佛大学中国史及人类学教授普鸣（Michael　Puett）出版的《“作”的纠葛：有关古代中国创新与淫巧的论争》Michael　Puett,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对《氾论训》有集中论述；2004年，以色列的Astrolog出版社出版了由　Rosemary　Brant、ChouWing　Chohan和Abe　Bellenteen合编的《淮南大师们的道：中国思想的奠基石》；Rosemary　Brant,　ChouWing　Chohan　and　Abe　Bellenteen,　The　Tao　of　the　Huainan　Masters:　A　Cornerstone　of　Chinese　Thought.　Hod　Hosharon:　Astrolog　Publishing　House,　2004.2006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三人合编的《淮南大师们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奠基石》；Rosemary　Brant,　ChouWing　Chohan　and　Abe　Bellenteen,　Wisdom　of　the　Huainan　Masters:　A　Cornerstone　of　Chinese　Thought.　Hod　Hosharon:　Astrolog　Publishing　House,　2006.2005年，金鹏程（Paul　R.　Goldin）出版了《孔子之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Paul　R.　Goldin,　After　Confucius: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其中第五节《〈淮南子〉政治哲学中的隐性融合》曾以论文的形式在《亚洲哲学》上先行发表；Paul　R.　Goldin,　“Insidious　Syncretism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uainantzu”,　Asian　Philosophy,　1999　(9):　165191.2006年，韩国留学生Daniel　Sungbin　Sou在佐治亚大学完成学位论文《淮南子〈主术训〉研究》；Daniel　Sungbin　Sou,　To　Become　a　SageKing　in　Huainanzi.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2006.2007年，武玲在桂思卓（Sarah　Queen）指导下在康涅狄格学院完成了学位论文《淮南子〈主术训〉中的理念和手段》，Vu　Linh　D.,　Ideals　and　Techniques　of　Rulership　in　the　Huainanzi:　Analysis　of　Relevant　Terms:　Shen,　Shenming　and　Shenhua.　New　London:　Connecticut　College,　2007.对神、神明和神化的概念进行了分析；2007年，贾德森·默里（Judson　Murray）在罗浩的指导下在布朗大学完成博士论文《道之圆满：〈淮南子〉中的道与事》；Judson　Murray,　The　Consummate　Dao:　The　“Way”　(Dao)　and　“Human　Affairs”　(Shi)　in　the　Huainanzi.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2007.2007年，戴谨琳（Licia　Di　Giacinto）在罗哲海（Heiner　Roetz）和叶翰的联合指导下于德国波鸿大学以英文完成学位论文《历史的偶然：汉代的纬书》，Licia　Di　Giacinto,　By　Chance　of　History:　The　Apocrypha　under　the　Han.　Bochum:　Bochum　University,　2007.对《淮南子》有大量引用和评价；2008年5月31日，桂思卓和普鸣在哈佛大学主办了“刘安的帝国设计：《淮南子》研究的新视角”研讨会并分发同名会议论文集，Liu　Ans　Vision　of　Empire: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uainanzi.　Harvard　University,　2008.收录多篇论文，如柯马丁的《〈要略〉：〈淮南子〉中的语言、主张和南方文化》“Language,　Argument,　and　Southern　Culture　in　the　Huainanzi:　A　Look　at　the　Yaolüe”.和史嘉柏（David　Schaberg）的《〈淮南子〉中的辩论术》“Oratorical　Training　in　the　Huainanzi”.等；2010年，马绛、桂思卓、麦安迪（Andrew　Meyer）和罗浩合作完成了《淮南子》的第一部英文全译本《〈淮南子〉：汉代早期统治的理论与实践》，John　S.　Major,　Sarah　Queen,　Andrew　Meyer　and　Harold　Roth,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该译作因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1年纽约州立大学出版了由奥伯丁（Amy　Olberding）和艾文贺合编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死亡》，其中的第九章《圣贤、历史及死亡》Michael　Puett,　“Sages,　the　Past,　and　the　Dead:　Death　in　the　Huainanzi”,　in　Amy　Olberding　and　Philip　J.　Ivanhoe　eds.,　Mort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1.由普鸣撰写，专门论述了《淮南子》中的死亡观念；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麦安迪的《淮南子〈兵略训〉译注》，Andrew　Seth　Meyer,　The　Dao　of　the　Military:　Liu　Ans　Art　of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该译本被称为是除《孙子兵法》以外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战术思想的最重要文本；同年，精编全译本《〈淮南子〉精华》John　S.　Major,　Sarah　A.　Queen,　Andrew　Seth　Meyer,　and　Harold　D.　Roth,The　Essential　Huainanzi.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Lu　Zhao在金鹏程的指导下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追寻太平：汉代典籍及中古中国早期士人文化的形成》，Lu　Zhao,In　Pursuit　of　the　Great　Peace:　Han　Dynasty.　Classicism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Medieval　LiteratiCultu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3.作者对葛瑞汉、马绛有关《淮南子》关联思维的论述提出质疑；2014年，荷兰博睿出版社在莱顿和波士顿同时出版了桂思卓和普鸣合编、由11位作者各写一章的《〈淮南子〉及中国早期的文本生产》，Sarah　A.　Queen　and　Michael　Puett,The　Huainanzi　and　Textual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4.可谓是英文汉学界在《淮南子》研究领域的一部合力之作；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在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了《道家哲学研究指南》，其中的“《淮南子》：道家典籍汇编的巅峰之作”Harold　D.　Roth,　“Huainanzi:　The　Pinnacle　of　Classical　Daoist　Syncretism”,　in　Liu　Xiaogan,　ed.,　Dao　Companion　to　Daoist　Philosophy.　Dordrecht:　Springer,　2015.一章由罗浩写就，作者认为《淮南子》不仅是道家典籍的一部分，它更是对道家传统最精密最复杂的哲学表述；2016年，韦恩·克里格尔（Wayne　Krieger）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大师的回声、佛陀的光影：作为中世纪文本的〈列子〉》，Wayne　Krieger,　Echo　of　the　Master,　Shadow　of　the　Buddha:　The　Liezi　列子　as　a　Medieval　Masters　text.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6.书中将《淮南子》与《列子》进行了文本对照研究；同年，捷克青年汉学家左尼卡·科库瓦（Zornica　Kirkova）在其著作《游仙诗：中古中国的诗歌》Zornica　Kirkova,　Roaming　into　the　Beyond:　Representations　of　Xian　Immortali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Verse.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6.中，将《淮南子》与《庄子》《抱朴子》作为基本文献，对中国典籍史上的神仙人物进行了研究；2017年，叶波（Paul　van　Els）与桂思卓合编的《历史与哲学之间：古代中国的轶事》Paul　van　Els　and　Sarah　A.　Queen,　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ecdotes　in　Early　China.　New　York:　SUNY　se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2017.一书在讨论是否可将墨子认作道家人物时，将《尸子〈止楚师〉》《吕氏春秋〈爱类〉》与《淮南子〈修务训〉》做了对比分析；同年，克里斯托弗·兰德（Christopher　C.　Rand）的《古代中国的军事思想》Christopher　C.　Rand,　Military　Thought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在研究汉代及汉代以前的军事理论时，对《淮南子〈兵略训〉》与张家山汉简《盖庐》等文献进行了对照与阐发。四、　《淮南子》研究的代表性英文书籍及其作者前述三节内容主要对各时代英文书籍中的《淮南子》研究作了线性罗列，信息丰富但略显单薄。本节围绕三部代表性作品，把具体案例介绍到国内，以期将我们对于这一学术研究的认识立体化，同时也证明，《淮南子》的翻译与研究曾切实推动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整体研究。1.　罗浩及《〈淮南子〉的文献历史》罗浩是美国布朗大学的宗教学教授，1970年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81年在多伦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罗浩在东亚研究和宗教研究领域内专攻古代中国的宗教思想、道家典籍，已出版六部著作：《〈淮南子〉的文献历史》《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道家体统：历史、渊源及仪典》Livia　Kohn　and　Harold　D.　Roth,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葛瑞汉〈庄子·内篇〉导读》Harold　Roth,　A　Companion　to　Angus　C.　Grahams　Chuang　Tzu:　the　Inner　Chapter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淮南子〉：汉代早期统治的理论与实践》《〈淮南子〉精华》。《〈淮南子〉的文献历史》是罗浩198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经扩充和修订后于1992年被列入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丛书”该丛书还包括《中国宗教研究西语文献》（Chinese　Religions:　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国的传统族规》（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lan　Rules）、《明代的书院》（Academies　in　Ming　China）、《绍兴：19世纪中国的竞争与合作》（Shaoxing: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长江三角洲士绅的兴趣与财富》（Gentlemanly　Interests　and　Wealth　on　the　Yangtze　Delta）等。的第46种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470页，售价36美元。《〈淮南子〉的文献历史》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淮南子》两千年的版本流传史进行追述，共包括“《淮南子》溯源”“评注溯源”“《淮南子》流传”及“评注的融没”四章；第二部分共分“北宋版源流”“1445年《道藏》版源流”“刘绩版源流”“《中立四子集》源流”“茅一桂版源流”“庄逵吉版源流”“其他版本及选集”“《精神训》文本分析及文献史总论”八章。在这一部分，罗浩主要依据文顿·迪林（Vinton　Dearing）创立的文本批评理论、遵循谭朴森（Paul　Thompson,　1931—2007）在《慎子逸文》PaulThompson,　The　Shen　Tzu　Frag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中对该理论的应用模式，对明代以后出现的《淮南子》版本进行了源流分析。这一部分对现存87种全本及31种节本进行了考察，提出了《淮南子》版本的六大源流之说。在版本考证中，罗浩应用了多重证据进行比证，如文字比证（每页文字的列/行数，每列/行的文字数）、编校比证（二十一篇及二十八篇的篇章比对）、直接比证（版本记载、回忆录及其他文献）等。梳理了《淮南子》的文献历史后，罗浩指出，任何单一版本都不足以成为未来《淮南子》翻译和研究的蓝本；他主张对《四部丛刊》中的北宋版、《道藏》版和明代刘绩版进行研究，并参考茅一桂版本，综合校订成新版本。对于罗浩的这部著作，塞尔曼（James　D.　Sellmann）评价其为“一部精致的学术著作”；James　D.　Sellmann,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　AAS　Monograph　Series　by　Harold　D.　Roth”,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　1994:　243248.《东西方哲学》杂志评价为“未来数十年内《淮南子》版本历史及文本批评的权威作品”；“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　by　Harold　D.　Rot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　1994:　415.华立克评价罗浩“为未来的中国典籍研究确立了标准”；Benjamin　E.　Wallacker,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　AAS　Monograph　Series,　No.46　by　Harold　David　Roth”,　Th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8,　1994:　7374.韩大伟（David　B.　Honey）说他“既展示了文本批评研究的方法，又理清了知识上的史实”；David　B.　Honey,　“Philology,　Filiation,　and　Bibliography　in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uainanzi:　A　Review　Article”,　Early　China,　19,　1994:　161192.夏德安在书评中Donald　Harper,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　by　Harold　D.　Roth;　Mythe　et　Philosophie　a　lAube　de　la　Chine　Imperiale:　Etudes　sur　le　Huainan　Zi.　by　Charles　Le　Blanc　and　Remi　Mathieu”,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　1993:　991992.认为该书“从淮南王庭内的手卷到早期评注，到中世纪手稿的流传，再到各种雕印版的源流，都做出了彻底且清晰的梳理”，还“成功地将西方学术中的文本批评方法应用于汉学研究”，“为我们研究其他中国古代哲学文本提供了范例”。马绛J.　Major,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　by　Harold　David　Roth”,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16,　1994:　140143.在指出罗浩著作的若干错误之后对该书持总体肯定的态度，认为它挑战了以往西方汉学研究中仅以语文学研究为单一手段的做法，认为语文学研究并不等同于、更不能替代文本批评研究。关于罗浩该作的不足之处，孔丽维的书评Livia　Kohn,　“Cosmology,　Myth,　and　Philosophy　in　Ancient　China:　New　Studies　on　the　Huainanzi”,　Asian　Folklore　Studies,　53,　1994:　319336.曾指出几种，例如文献信息过于冗杂密集，让读者难以查寻；人物名号、官职和主题三种信息分列，给研读此书造成不便；参考文献将直引文献和其他文献分列，然后在每一类下再划分成文本历史、文献来源和一般文献三个子类别，这种六分法造成参考文献的碎片化，令人难以检索某单一文献。2.　马绛及《汉代早期思想中的天与地：〈淮南子〉第三、四、五篇研究》马绛现为独立学者，专攻中国历史，尤其关注中国古代知识史的研究，曾任教于达特茅斯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康涅狄格学院、纽约华美协进社，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小组的成员，也曾担任美国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的主任、月读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的高级编辑。著有《汉代早期思想中的天与地：〈淮南子〉第三、四、五篇研究》《朝鲜书云观天文仪器及计时机》John　S.　Major,　Joseph　Needham,　Lu　Gweidjen,　and　John　H.　Gombridge,The　Hall　of　Heavenly　Records:　Korea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and　Clocks,　1380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中国的土地和人民》John　S.　Major,　The　Land　and　People　of　China.　New　York:　Lippincott,　1989.　这是一本非学术性的普及读物。《丝绸之旅：7000英里的历史》John　S.　Major,　The　Silk　Route:　7,000　Miles　of　History.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这是一本非学术性的普及读物。《终生阅读新计划：世界文学的经典导读》John　S.　Major　and　Clifton　Fadiman,　The　New　Lifetime　Reading　Plan:　The　Classical　Guide　to　World　Literature.New　York:　Collins　Reference,　1999.《定义楚：古代中国的形象和实际》John　S.　Major　and　Constance　A.　Cook,　Defining　Chu:　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中国时尚：中西合璧》John　S.　Major　and　Valerie　Steele,　China　Chic:　East　Meets　W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淮南子〉：汉代早期统治的理论与实践》《〈淮南子〉精华》《春秋繁露》全译本（与桂思卓合译）John　S.　Major　and　Sarah　A.　Queen,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该译本是英文世界的第一个《春秋繁露》全译本。等。马绛1973年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毕业论文为对《淮南子》第四篇《墬形训》的翻译和评注。1993年，马绛增补第三篇和第五篇结成专著《汉代早期思想中的天与地：〈淮南子〉第三、四、五篇研究》，列入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中国哲学及文化丛书”该丛书还包括《中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儒学与美国哲学》（Confucian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新儒家的生态人文主义》（NeoConfucian　Ecological　Humanism）、《〈春秋〉的评注变迁》（The　Commentar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庄子对儒生的评判》（Zhuangzis　Critique　of　the　Confucians）等。出版。全书408页，售价33.95美元。该书着眼于汉代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论，在英文世界内第一次对《天文训》《墬形训》和《时则训》进行翻译，认为这三篇构成了汉代早期关联思维的缩影，是自然论和统治术融合的典范，并且对三者进行了整体研究。田和曼（Hermann　Tessenow）在科学史杂志ISIS的书评Hermann　Tessenow,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　by　John　S.　Major”,　Isis,　86,　1995:　312313.出自天文学视角，除了指出该书多处知识性、技术性失误以外［如在解释五行与五脏的对应关系时重复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中国之科学和文明》中的错误、在相近语境中对“水潦尘埃”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译文］，积极评价它“聚焦于自然论、天文学、星相、历法、地理、地形和动植物的形态变迁”，“为研究汉代早期的自然哲学增加了新的资料”。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书评Mark　Edward　Lewis,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　by　John　S.　Major”,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8,　1995:　339343.认为该书对于了解中国帝制早期的宇宙论“极有帮助”，但他同时也指出马绛视黄老学派之说为“道”的核心架构、认为《淮南子》主张以自然哲学规范统治之术的观点还有待商榷。鲁惟一对该书的评论Michael　Loewe,　“Huang　Lao　Thought　and　the　Huainanzi”,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　1994:　377395.主要是评论者本人《淮南子》研究思想的一种阐发，但他对马绛的工作表示肯定。罗哲海在书评Heiner　Roetz,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　by　John　S.　Major”,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8,　1995:　408409.中对该作的详尽评注颇为欣赏，认为它“符合马绛作为一个知名汉学家的声望”；但对马绛以关联思维通观汉代自然论、断言关联思维规范了古代中国哲学所有流派有机自然论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在中国古代自然论的系统化阐述方面，罗哲海认为马绛的评注过于集中于现象观测和常识叙述，而对中国哲学家们的系统性理论建设有所忽略。华立克在书评Benjamin　E.　Wallacker,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　by　John　S.　Major”,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8,　1994:　185187.中简述了该作的大体内容后，也指出了一些瑕疵，如内容遗漏（“咸池为太岁”的译文缺失）、理解错误（把“皆象其气，皆应其类”理解为“皆同其气”）、译法错误（把“竹箭”译成“arrowbamboos”）等。田笠（Stephen　Field）在书评Stephen　Field,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　by　John　S.　Major　and　Christopher　Culle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　1995:　181185.中肯定该作丰富了对汉初黄老思想的研究，也强调了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示范意义。与葛瑞汉、皮文睿（R.　P.　Peerenboom）在研究中强调黄帝的法家色彩、对黄帝自然论思想有所忽视的做法相反，马绛提出《淮南子》这三篇中的自然论不仅是黄老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更是黄老体系中黄帝思想的核心概念。田笠对马绛的这一主张表示赞成。3.　全译本《〈淮南子〉：汉代早期统治的理论与实践》该书是《淮南子》的第一部英文全译本，译者包括马绛、桂思卓、麦安迪和罗浩。鉴于前文已经对马绛和罗浩有所介绍，此处仅补充桂思卓和麦安迪的作者信息。桂思卓，1991年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现任康涅狄格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古代文化史、儒道两家的学说及哲学体系、当代东亚的儒家文化研究等。著作有《〈淮南子〉及中国早期的文本生产》《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Sarah　A.　Queen,　From　Chronicle　to　Canon: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春秋繁露》全译本，曾和普鸣共同主持过哈佛大学“刘安的帝国设计：《淮南子》研究的新视角”研讨会。麦安迪，布鲁克林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曾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专业博士学位，著有《淮南子〈兵略训〉译注》。四人团队对《淮南子》的翻译耗时12年。该全译本被列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亚洲典籍译丛”该译丛还包括《日知录》《慎子逸文》《春秋繁露》《焚书与藏书》《庄子》等文献的英译本。于2010年4月出版，全书1　026页，售价90美元。2012年，该书又推出精华本。译文主要由上述四人独译或合译，又有普鸣和贾德森·默里分别参与了第十三和第二十一篇的翻译。该全译本的最大特色是保留了原著中骈文、韵文等修辞特色，再现了原著的写作架构。为了便于阅读，每章正文的前面都有简短按语，包括题目、提要、关键词、来源以及在原著中的章节等信息。除了对《淮南子》原著有完整的翻译以外，这个全译本的导言详述了《淮南子》的文本历史、文本结构以及历史上有关该著性质和价值的学术争辩。全译本还有三个附录，前两个附录针对普通读者，题目分别为“中国文化关键术语及译文”和“术语分类”。这两个附录使得该全译本堪称一部专业术语及生僻名词的翻译词典，有关天文学、宇宙论、植物学、生物学、医学等的技术语汇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译文。第三个附录针对汉学家，即“《淮南子》文本简史及研究文献”，开列了《淮南子》在古代和近现代的各种版本以及相关评注。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Mark　Csikszentmihalyi,　“The　Huainanzi: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4,　2012:　323328.评论该译本对“古代典籍版本史、典籍诠释史、科学史、乐理学、宗教等涉及西汉社会与生活的所有学科”来说都是一项重大成就。罗慕士（Moss　Roberts）的书评Moss　Roberts,　“The　Huainanzi: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0,　2010:　306309.分析了《淮南子》成书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针对该译本中一些术语的译法提出了异议，如“神明”之于“spirit　illumination”“齐俗”之于“integrating　customs”等。罗慕士认为，数千年来道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多集中于艺术和诗学，在政治领域作用不明显，但此译本对于读者了解儒道两家实际而非理论性的互补大有裨益。戴梅可（Michael　Nylan）的书评Michael　Nylan,　“The　Huainanzi: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2011:　533534.主要从《淮南子》产生的知识背景和译本的翻译标准两个方面展开，他主张西方汉学界应将此译本与《吕氏春秋》《新书》《盐铁论》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以加深对西汉思想史的把握。席文（Nathan　Sivin）在书评Nathan　Sivin,　“The　Huainanzi: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8,　2011:　436443.中提出了一些译法的商榷，如“居智所为，行智所之”中的“智”是否可以从“wise”换成“knowing”，“故”除了译成“therefore”“in　this　way”之外，表示话题转换时是否可以将译文直接另成段落等，并且将此英译本与白光华法译本中各章标题的译法进行了对比。关于《淮南子》的思想史定位问题，席文对于该译本拒绝将其归类于某一家某一派、主张贴近当时时代背景解读原著的做法持肯定态度。五、　结语一百三十余年来，西方对《淮南子》研究的规模不断壮大、翻译与研究的体裁不断迭出、讨论的主题与视角不断更新，已成为汉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也成为国内汉学研究界的重点关注对象。在西方，德裔法国学者索安（Anna　Seidel,　1938—1991）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参见索安著，吕鹏志、陈平等译：《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中华书局，2002。是有关道教研究的重要西方汉学文献索引，但因该书关注的幅面过宽、并不针对《淮南子》，故只收录了四五种西文的《淮南子》研究文献。在国内，学者们对西方《淮南子》研究的关注始于1996年刘金海的一篇书评；近年又有戴黍、李志强、丁立福等学者加入，进一步将西方汉学《淮南子》研究的信息介绍到国内。但通观国内的这些前期成果，有的通篇均未注明西方学者、西方文献的原文名称，给后续学人按图索骥的继续研究造成极大困难；有些仅围绕几本著作展开讨论，未能让国内学界了解西方汉学《淮南子》研究的整体情况。基于以上现状，本文把搜集到的数十种书籍信息呈现给国内学界，并对之进行历史考察，大致勾勒了西方汉学《淮南子》翻译与研究的文献史。在这种线性的历史考察外，我们也辅以代表性作品的介绍，意图以这种点线结合的方式让国内学界管窥西方汉学《淮南子》研究的全貌。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我们认为英文《淮南子》研究的文献史有以下特点：第一是在翻译与研究的内容上，汉学界对《淮南子》各篇的着力并不均衡。经本文统计，有针对性的翻译与研究，《俶真训》《墬形训》《精神训》及《氾论训》作品各有两种；《天文训》有三种；《原道训》《主术训》和《兵略训》各有四种。《说林训》《人间训》和《泰族训》没有专题翻译或研究，其余均有一种。就着力最多的三篇来看，《原道训》是对道家思想中“道论”的系统论述，说明了道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包含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哲学根本；《主术训》全面阐述了道家的“南面术”，是全书君主之术的精华，折射出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兵略训》“集前此各家兵说之大成”，陈丽桂：《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文津出版社，1991，第123页。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兵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典范。不难看出，西方汉学对《淮南子》中的哲学根本、政治以及军事应用有明显的兴趣偏好。第二是书籍的类型丰富，涵盖了节译本、全译本、论文集、专题论著和学位论文等，并且有一定的特性。首先是《淮南子》的各种译本。从历时发展来看，从1884年第一个英文节译本的出现到2010年全译本的最终面世，中间隔了一百二十余年。如果考虑到《淮南子》第一个法译本于1917年出现，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十七册第892页认为法文本的首译者是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但未说明年份和具体文献。蒙山东大学卢梦雅博士点津，本文确认戴遂良的《淮南子》法译首见于1917年出版的《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　depuis　loriginejusqunos　jours），第301—307页，为《原道训》《俶真训》和《精神训》的节译。而法文全译本直到2003年才出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西方汉学对《淮南子》研究的整体突破十分迟滞的基本判断。其次是译本和专题论著的相生并立。因为《淮南子》的全译本出现很晚，所以《淮南子》的翻译基本上贯穿了西方汉学对《淮南子》的整个研究历程，译本在各个时期都与专题研究彼此交错，显示出翻译与研究平行发展的基本格局。应该说，翻译与研究平行发展的格局并不仅限于《淮南子》，西方汉学对于其他中国典籍的翻译也有一种完美主义的追求，在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始终有各类译本出现。以英文汉学界的《史记》翻译为例，自阿恩德（Carl　Arendt,　1838—1902）于1886年完成《外戚世家第十九》译文、1894年艾伦（H.　J.　Allen,　1845—1935）翻译《五帝本纪》以后，较为全面的译本先后有华兹生译本（1961、1962、1968、1969、1993共五种版本）、白芝（Cyril　Birch）译本（1965）、杜为廉（William　Dolby,　1936—2015）和司考特（John　Scott）译本（1974）、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　1923—2002）译本（1994）、本杰明·丹尼尔（Benjamin　Daniels）译本（《越王勾践世家》，2013年学位论文）以及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译本［该全译本尚未完成。据南京大学文学院“倪豪士《史记》翻译工作坊”2017年6月消息，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已经单独发行了倪豪士的七卷译本，卷次分别为一、二、五（上）、七、八、九、十］。再者，哈佛大学等高校的众多学位论文都以《淮南子》为研究对象，并且数量占有显著比例，说明《淮南子》在西方学术殿堂中占有较高的地位，汉学界已经认识到《淮南子》翻译与研究的巨大潜力和重要价值。第三是美国汉学界在《淮南子》研究中的突出地位。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叶，《淮南子》翻译与研究的两位作者，即福斐礼和莫安仁，均来自英国；而以1962年华立克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为开端，美国人此后几乎完全主宰了英文世界的《淮南子》翻译与研究，英国、加拿大的作者只能作为几乎可以忽略的点缀。不难发现，其作者群体有一个早期自英国向美国转移、之后以美国作者为绝对主体的明显特征。《淮南子》研究群体的这种变化，当然也反映出西方汉学的国别差异与变化。一战和二战对欧洲汉学冲击很大，以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为典型，有不少欧洲汉学家在战争中死伤；以白乐日（Etienne　Balazs,　1905—1963）和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为代表，也有一部分汉学家移民美国，客观上造成了欧洲汉学的青黄不接，却推动了美国汉学的发展。二战时及战后美国陆军特别训练计划（ASTP）、国防教育法（NDEA）、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等机构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大量投资、密切的中美学术交流等，尤其是以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2016）、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学者在美国求学后留在美国，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汉学的进步，使美国汉学逐渐确立对欧洲汉学的相对优势。此外，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些美国汉学重镇在《淮南子》翻译与研究中也表现突出。首先是哈佛大学，该校毕业生马绛、桂思卓、麦安迪等人以及讲座教授普鸣普鸣对美国汉学的推动很大，1999、2002、2005、2008、2009、2016年在哈佛大学组织过多场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宗教史的学术论坛，另著有《破坏性的误读：诠释淮南子的宇宙观》（“Violentm　isreadings:　The　Hermeneutics　of　Cosmology　in　the　Huainanz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2,　2000:　2947）、《超凡入圣：古代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To　Become　a　God: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57,　2004）等。均参与了《淮南子》全译本的翻译；在哈佛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思想研讨会”以及“刘安的帝国设计”研讨会，也反映出该校在美国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是布朗大学，在罗浩的推动下，该校比较宗教研究学科在道教2011—2012年，布朗大学专门举办了包括演讲、论坛、文艺、展览等项目的“中国文化年”系列活动，广泛涉及了阴阳观念与中国医学、道教图像、道教神仙谱系等内容。著作方面有孔丽维和罗浩共同主编的《道家身份：宇宙观、谱系和仪式》（Daoist　Identity:　Cosmology,　Lineage,　and　Ritual.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等。和禅宗如《儒教的价值与大众禅：十八世纪日本的石门心学》（Confucian　Values　and　Popular　Zen:　Sekimon　Shingaku　in　EighteenthCentury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以及《论大乘禅》（About　Tathagatha　Zen.　Los　Angeles:　Rinzaiji　Press,　2014）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并且也培养出了颜钟祜、贾德森·默里等青年学者，他们的《淮南子》研究论文受到学界瞩目。武玲、普鸣、桂思卓、艾文贺、奥伯丁、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奚如谷（Stephen　H.　West）、伊维德（Wilt　L.　Idema）、司马安（Anne　B.　Kinney）、韦闻笛（Adamek　L　Wendi）等人的著作中，对之都有引用或评价。另需指出的是，一些大学出版社对于推动美国的《淮南子》研究也功不可没，如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第四是《淮南子》研究对于西方汉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具有典型意义。此处以关联思维为例进行说明。在西方汉学的书写体系内，关联思维以阴阳、模拟、类推、暗示、联想和感应等为具体表象，被叙述成古代中国最典型的思维方式。经过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李约瑟、安乐哲、郝大维（David　Hall,　1937—2001）等人的建构，上述内涵逐渐延伸到阴阳互动、天人相感等，从早期的自然观扩展至人生观、社会观和宇宙观。在《汉代早期思想中的天与地：〈淮南子〉第三、四、五篇研究》中，马绛曾主张《淮南子》是汉代关联思维的缩影。西方汉学叙述关联思维的最顶峰应该是葛瑞汉和白光华。葛瑞汉认为，中国最发达的宇宙生成论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它将阴阳作为最重要的二元对立，建立起将宇宙万物、人与自然囊括在内的关联秩序；而《淮南子〈墬形训〉》又将五行置于支配地位，将五行与生壮老囚死以及五声、五色、五味、五位相关联，把阴阳体系扩大至五行体系，构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包含人、社会、宇宙在内的关联体系。葛瑞汉著，张海晏译：《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368—403页。白光华则尤为强调关联思维中的“感应”成分，把《淮南子》视为中国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1985年出版的《〈淮南子〉，汉代早期思想的哲学性综合：感应学说及对第六章的翻译与分析》中，他认为源于早期道家与阴阳五行家的感应是《淮南子》的中心概念；在《淮南子》中，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感应系统，道家最基本的哲学范畴自然、无为都与感应紧密结合在一起。戴黍对此有所点评，见《国外的〈淮南子〉研究》，《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第44—47页。在《我对〈淮南子〉的一些看法》一文中，白光华也认为该书吸收与利用了西汉盛行一时的感应学说，进一步把感应确定为一种绝对观念，并指出以感应来解释和阐发道家思想是《淮南子》最大的思想特色。台湾学者杨婉羚也有类似说法，见其著《〈淮南鸿烈〉气论思想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综上可见，在西方汉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关联思维的宇宙论方面，《淮南子》居于核心位置。目前，国内的《淮南子》研究正蓬勃发展，“淮南子学”呼之欲出。在当今中西学术频频互动的大背景下，新时期的《淮南子》研究理应更加注意批判、借鉴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西方汉学立足于西方的问题意识、理论架构和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展开研究，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研究中国的一门学术。这门学术自成体系，对中国的认识不乏真知灼见。本文的资料性基础工作，希望能够为相关的深入研究提供文献线索，服务于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的批判、对话与吸收，进而使《淮南子》研究、道家及道教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真正成为一项融汇中西的世界学术。Ban　Jieyu:　A　Poet　of　Passion　and　TranscendenceBan　Jieyu:　A　Poet　of　Passion　and　Transcendence　Kate　Rose中国矿业大学国际汉文化比较研究中心Abstract：This　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an　dynasty　poet　Ban　Jieyu　as　a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western　poets,　in　light　of　the　revival　of　forgotten　women　writers　using　feminist　speculative　history　to　fill　in　the　blanks.　Only　three　poems　of　Ban　Jieyus　are　currently　available　in　Chinese,　compared　with　the　thousands　she　composed　over　the　course　of　her　long　career.　This　article　also　includes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Bans　third　poem,　which　has　not　previously　appeared　in　English.　Through　connecting　Ban　with　modernist　poets　in　English　such　as　Amy　Lowell　and　Ezra　Pound,　I　hope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universal　themes　in　her　works,　and　contest　dominant　assumptions　about　her　motives.　The　theme　of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such　as　Lowell　and　Pound　do　when　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　permeates　the　article,　including　in　interpreting　Bans　life　story　and　three　surviving　poems　from　a　feminist　critical　perspective.Keywords：　Han　Dynasty;　China;　Ban　Jieyu;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eminismAuthor:　Kate　Rose　holds　a　Ph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　France,　and　a　BA　from　Boston　College.　She　has　bee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and　a　researcher　at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Sinology,　Xuzhou,　China,　for　several　year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rauma,　Women　and　Gender,　Magical　Realism,　Utopia,　and　literatures　in　French,　English,　and,　increasingly,　Chinese　language.　She　regularly　coordinates　the　publication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in　sinology　and　is　also　an　author　and　poet.　Please　contact　Kate　Rose　at　daretotell@yahoo.com.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a　contemporary　exploration　of　Han　dynasty　poet　Ban　Jieyu　(c48c6　BCE),　the　first　known　female　poet　of　China,　few　of　whose　abundant　works　have　survived.　Since　the　1970s,　there　has　been　a　movement,　especially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o　retrieve　and　revitalize　the　lost　writings　of　women　across　cultures,　including　the　most　ancient.　To　my　knowledge,　only　three　poems　of　Ban　Jieyus　now　exist　in　Chinese　(though　her　complete　works　were　read　for　centuries),　and　only　two　of　them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　have　translated　the　third　poem　(see　annex),　and　added　to　the　limited　previous　scholarship　on　Ban　Jieyu　(such　as　Knechtges,　1993),　connecting　her　with　modernist　poets　in　English　such　as　Amy　Lowell　and　Ezra　Pound.　Through　doing　so,　I　hope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universal　themes　in　Ban　Jieyus　works,　and　contest　some　dominant　assumptions　about　her　life　and　poems.　In　the　case　of　reviving　women　writers,　historians　read　between　the　lines　and　fill　in　the　blanks;　likewise,　in　the　case　of　Lowell　and　Pound,　their　limited　grasp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long　with　a　proclaimed　deeper　understanding　that　transcended　these,　they　often　guessed　at　meanings　or　used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deviating　from　the　actual　facts　of　the　texts.　This　is,　paradoxically,　to　reach　a　deeper　truth;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from　such　a　perspective.The　Apocryphal　History　of　Ban　JieyuThe　story　goes　that　Han　Dynasty　Emperor　Cheng,　without　a　son,　became　enamoured　with　the　“dancing　girl”　Zhao　sisters　and　invited　them　to　the　palace　as　his　concubines.　His　wife　Empress　Xu,　and　his　favorite　concubine　Ban　“Jieyu”　(班婕妤;　her　“first　name”　is　actually　her　rank,　her　real　name　being　lost)　were　then　accused　of　witchcraft　by　these　Zhao　sisters.　Empress　Xu　was　banished　from　the　court,　whereas　Ban　Jieyu　pleaded　her　innocence　and　was　spared,　though　she　preferred　to　live　away　from　the　main　palace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emperors　mother).　This　story　is　strange　on　many　levels.　That　the　“wicked　sisters,”　complete　strangers　of　low　social　standing,　immediately　and　successfully　oust　both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the　favorite　concubine　is　surprising　in　itself.　Moreover,　if　the　emperor　believed　Ban　Jieyus　innocence,　why　would　he　not　protest　the　false　accusations?　It　is　implied　that　he　was　no　longer　interested　in　Ban　Jieyu,　and　allowed　the　Zhao　sisters　to　do　as　they　pleased　because　of　his　infatuation　with　them.　However,　when　contextualized　with　a　growing　trend　of　slandering　women　in　the　court,　the　story　makes　more　sense.　It　was　a　popular　motif　at　the　time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E23　CE)　to　blame　any　problems　on　women,　stereotyping　them　as　seductive,　dishonest,　manipulative,　destructive,　and　jealous.　The　wicked　Zhao　sisters,　beautiful　dancing　girls　wrecking　havoc　in　the　court,　fit　in　perfectly　with　such　conventions.　Bret　Hinschs　excellent　article　“The　Criticism　of　Powerful　Women　by　Western　Han　Dynasty　Portent　Experts”　exposes　the　programmed　vilification　of　women　at　this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Hinsch　describes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scourse　about　women”　(Hinsch　2006,　97).　Before　this,　Chinese　women　enjoyed　relatively　high　status,　and　misogynistic　discourse　was　rare.　The　change　did　not　happen　overnight;　rather,　“a　small　number　of　influential　scholars　began　to　propagate　systematic　ideologies　denigrating　women”　(Hinsch　2006,　97).　At　first,　few　people　listened　to　them.　However,　as　their　theories　became　more　involved,　some　men　recognized　their　usefulness　in　“excluding　their　female　enemies　from　politics　and　other　venues　of　public　life”　(Hinsch　2006,　97),　entrenching　misogyny　as　a　rhetorical　and　political　strategy.　Women　were　linked　to　political　catastrophe,　with　history　rewritten　in　affirmation　of　this.　The　story　about　Ban　Jieyu　is　an　attack　on　sisterhood　(the　sisters,　women　who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pursue　shared　goals,　are　singled　out　as　deceitful),　and　on　the　female　friendship　that　was　quite　likely　normative　within　the　court,　and　evidenced　by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Ban　Jieyu　living　together.　Perhaps　Ban　Jieyu　preferred　the　compan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over　that　of　the　emperor,　and　found　the　situation　of　maid　rather　than　concubine　more　conducive　to　writing　poetry.　It　is　estimated　that　she　wrote　thousands　of　verses　over　decades.　Why　is　it　that　only　three　of　these　have　survived?　Her　famous　poem　of　unrequited　love　comforts　the　story　of　her　exile　and　her　being　shunned　by　the　emperor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One　has　to　wonder　what　the　other　thousand　poems　were　about,　and　why　they　needed　to　be　destroyed.　Is　it　possible　they　were　about　her　love　for　the　empress　or　other　women,　as　a　kind　of　Chinese　Sappho?　Her　“Rhapsody　on　Pounding　Silk”　hints　at　this,　as　it　describes　a　womans　sensual　beauty　with　great　passion　(no　male　is　described).Some　authors　say　the　Zhao　sisters　were　jealous　because　Ban　Jieyu　bore　children　for　the　emperor;　however,　both　her　children　had　already　died.　What,　exactly,　would　these　sistersmotive　be,　since　they　had　already　received　the　high　status　of　concubine?　If　they　were　jealous　about　the　emperors　love,　wouldnt　they　be　jealous　of　each　other?　We　cannot　know　what　the　real　story　is,　only　that　this　version　is　best　understood　in　light　of　the　trend　of　portraying　women　as　seductive　harbingers　of　destruction.　Ban　Jieyu　suggested　her　own　servant　Li　Ping　gain　the　same　rank　as　herself　by　becoming　consort　to　the　emperor.　As　there　were　few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standards,　such　a　choice　is　less　related　to　sexuality　and　more　to　helping　someone　be　promoted.　She　clearly　had　a　sense　of　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regarding　other　women.　moreover,　the　accusation　of　“witchcraft”　made　against　Ban　and　the　empress　involved　“using　black　magic　against　pregnant　palace　ladies,”　which　could　actually　mean　assisting　them　in　aborting.　The　emperor　had　no　heirs,　though　he　was　not　infertile　(Ban　Jieyu　had　two　sons,　both　died).　Given　that　becoming　consorts　of　the　emperor　was　to　advance　in　a　society　with　few　options　for　them,　it　is　likely　that　affection　for　the　emperor,　or　even　desire　to　have　his　children,　were　not　motivating　factors　in　these　womens　lives.　Perhaps　aborting　was　a　way　to　maintain　some　degree　of　control　over　their　fates,　and　it　may　be　that　women　worked　together　for　this,　with　the　empress　and　Ban　instructing　them　on　how　to　control　their　fertility.　This　would　correspond　to　accusations　of　witchcraft　in　Europe,　wherein　the　greatest　crime　of　witches　was　providing　abortions,　as　elaborated　repeatedly　in　the　lengthy,　bestselling　inquisitors　manual　of　1487　by　Catholic　priest　Heinrich　Kramer,　called　Malleus　Malificarum　(“Hammar　of　the　Witches”).　“Witch”　was　synonymous　with　“midwife,”　the　wisewoman　who　knew　how　to　assist　women　in　all　matters　of　controlling　fertility,　including　ovulationbased　contraception　methods,　herbal　remedies　to　favor　or　prevent　conception,　and　possibly　abortions.Without　the　duties　or　pressures　of　the　court,　Ban　could　live　peacefully　in　an　older　womans　company,　at　least　somewhat　beyond　patriarchal　rule.　It　seems　likely　that,　in　place　of　the　stereotype　of　consorts　competing　for　the　mans　affections,　they　may　well　have　not　particularly　wanted　his　affections　at　all.　In　fact,　they　may　have　been　happier　in　the　company　of　other　women,　their　peers,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in　the　many　ways　that　the　man　could　not.　Terminology　regarding　polygamy　is　biased　towards　the　male　perspective.　Therefore,　it　is　said　a　man　has　several　wives,　rather　than　several　women　share　one　husband.　Perhaps　they　welcomed　being　able　to　distribute　the　duties　of　a　wife　among　many,　so　as　to　have　more　time　for　their　own　pursuits　(such　as　writing　the　poems　history　has　lost).　Historical　references　to　Bans　poems　suggest　that　they　survived　for　several　centuries.　Another　curious　aspect　of　her　life　is　that　Ban　was　one　rank　lower　than　a　concubine　and　started　out　as　junior　maid.　How,　then,　did　she　become　the　respected　scholar　and　poet　she　apparently　was　during　her　lifetime　and　beyond?　C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her　low　birth　and　rank　were　invented　during　a　campaign　to　discredit　her　and　destroy　her　works?　Ban　Jieyus　Surviving　PoemsMost　Chinese　people　have　heard　of　Ban　Jieyu,　and　many　can　recite　from　memory　her　poem　about　the　autumn　fan.　It　is　so　famous　that　the　expression　“autumn　fan”　has　come　to　mean　a　discarded　lover.　When　the　seasons　change,　the　object　is　no　longer　useful.　There　are　many　ways　this　could　be　interpreted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including　the　way　women　were　used　as　objects.　It　could　also　be　a　critique　of　polygamy　and　the　tradition　by　which　an　emperor　could　always　acquire　younger　wives　and　discard　the　older.　Could　it　be　that　Ban　Jieyus　other　poems　focused　on　criticizing　patriarchal　rule,　and　that　this　poem　was　allowed　to　survive　because　it　was　taken　instead　as　a　profession　of　her　love　for　the　emperor　who　“discarded”　her?　If　there　is　an　autobiographical　element　to　this　poem,　it　does　not　seem　to　confirm　any　love　for　the　emperor,　either　past　or　at　the　time　of　writing.　Most　importantly,　it　does　not　describe　him　at　all.　If　she　loved　him,　she　would　describe　his　characteristics,　or　memories　of　their　times　together.　Therefore,　it　seems　more　like　a　social　critique　than　the　lament　of　a　neglected　lover.　Also,　her　biography　in　列女传　(Lienü　Zhuan),　a　Confucian　classic　work　of　famous　womens　lives,　mentions　her　virtues,　but　nothing　about　her　love.　There　is　some　possibility　that　this　poem　expresses　her　sadness　regarding　her　two　sons,　who　both　died　in　infancy.　This　would　explain　the　“newly　cut　silk”　as　a　newborn　child,　and　perhaps　the　fear　of　autumn　was　because　that　was　when　the　infants　died,　or　it　symbolizes　death;　it　would　also　explain　the　box,　containing　their　remains.　Here　is　one　of　the　several　translations　of　this　“Song　of　Resentment”Translated　by　David　R.　Knegtes,　this　poems　appears　in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d　can　be　consulted　at　http:∥www.silkqin.com/02qnpu/16xltq/xl121hgq.htm.　The　poem　was　probably　written　around　1　BC.　Ban　apparently　did　not　give　it　a　title,　and　so　it　is　not　always　referred　to　as　“Song　of　Resentment”　(怨歌行—Yuan　Ge　Xing),　but　also　sometimes　called　“Lament　of　the　Autumn　Fan”　(秋扇怨—Qiu　Shan　Yuan),　a　title　which　leaves　more　room　for　interpretation.:　新ｘīｎ裂ｌｉè齐ｑí纨ｗáｎ素，ｓù鲜ｘｉāｎ洁ｊｉé如ｒú霜ｓｈｕāｎｇ雪。ｘｕěNewly　cut　white　silk　from　Qi,　clear　and　pure　as　frost　and　snow.　裁cáｉ为ｗèｉ合ｈé欢ｈｕāｎ扇，ｓｈāｎ团ｔｕáｎ团ｔｕáｎ似ｓì明ｍíｎｇ月。ｙｕèMade　into　a　fan　for　joyous　trysts,　round　as　the　bright　moon.　出ｃｈū入ｒù君ｊūｎ怀ｈｕáｉ袖，ｘｉù动ｄòｎｇ摇ｙáｏ微ｗēｉ风ｆēｎｇ发。ｆāIn　and　out　of　my　lords　cherished　sleeve,　waved　back　and　forth　to　make　a　light　breeze.　常cｈáｎｇ恐ｋǒｎｇ秋ｑｉū节ｊｉé至，ｚｈì凉ｌｉáｎｇ飙ｂｉāｏ夺ｄｕó炎ｙáｎ热。ｒèOften　I　fear　the　arrival　of　the　autumn　season,　cool　winds　overcoming　the　summer　heat.　弃qì捐ｊｕāｎ箧ｑｉè笥ｓì中，ｚｈōｎｇ恩ēｎ情ｑíｎｇ中ｚｈōｎｇ道ｄàｏ绝。ｊｕéDiscarded　into　a　box,　affection　cut　off　before　fulfillment.　This　famous　poem　inspired　Ezra　Pound　to　write　the　threeline　“Fan　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published　in　Lustra:“O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bl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First　published　in　Lustra　(1916).　Original　volume　published　online　by　Project　Gutenburg: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55564/55564h/55564h.htmThere　are　two　more　surviving　poems　of　Ban　Jieyu,　“Rhapsody　of　SelfCommiseration”　(自悼赋—Zi　Dao　Fu),　which　was　her　autobiography,　and　“Rhapsody　on　Pounding　Silk”　(捣素赋—Dao　Su　Fu),　describing　a　woman　who　goes　outside　at　night　to　pound　silk　beneath　the　moon　and　supposedly　pines　for　her　lover.　This　third　poem　(see　annex)　is　full　of　beautiful　descriptions　of　a　womans　lips,　face,　moments,　and　reflections　on　transcendence,　passion,　and　the　ephemral.　It　describes　a　woman,　alone,　an　outsider,　and　is　highly　contemplative　and　reflective,　with　a　Taoist　quality　to　it.　In　my　opinion,　it　is　by　far　Bans　finest　work.Ezra　Pounds　own　FanEzra　Pound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Chinese　poetry　has　received　much　scholarly　attention.　Through　his　“translations,”　Chinese　classics　have　had　a　founding　influence　on　modernist　poetry　in　the　west.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s　well　as　studies　in　English　o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Pound.　He　began　a　new　translation　of　Li　Bo　(70162)　and　other　Chinese　classical　poets　in　1914,　without　knowing　Chinese,　which　he　published　as　Cathay　(1915).　He　then　spent　a　lifetime　immersed　in　Chinese　thought,　which　he　proposed　as　a　remedy　to　the　unease　of　western　modernism.　He　was　not　only　interested　in　patriarchal　traditions　such　as　Confucianism,　but　also　in　feminine　elements,　such　as　Kuanon　(Guanyin),　who　appears　in　many　of　his　cantos.　Verlaines　Autumn　LeavesBai　Jieyu　may　have　influenced　Paul　Verlaine　prior　to　Pound,　in　his　famous　“Chanson　dAutomne”　(1866),　in　which　the　unrequited　lover　compares　himself　to　a　dead　leaf.　It　could　also　be,　however,　that　an　autumn　leaf　or　an　autumn　fan　is　an　obvious　metaphor　for　the　discarded　person.　Love　wanes　like　the　summer,　it　crumples　or　is　forgotten,　etc.:“Et　je　men　vaisAu　vent　mauvais　Qui　memporteDe,　del,Pareil　　la　Feuille　morte.”Paul　Verlaines　Poèmes　saturniens,　was　published　in　1866.　Here　is　a　translation　of　these　last　two　stanzas　by　Arthur　Symons　(1902):　“And　I　go/Where　the　winds　know,/Broken　and　brief,/To　and　fro,/As　the　winds　blow/A　dead　leaf.”If　this　theme　is　fairly　obvious,　why　did　Pound　choose　to　allude　to　Ban　Jieyu?　In　a　way,　it　is　a　translation　as　his　other　poems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s　are:　it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the　poem.　He　eliminates　all　the　other　images　in　Ban　Jieyus　poem,　and　centers　purely　around　the　comparison　of　poet　to　fan　in　autumn,　no　longer　needed　now　that　the　heat　of　summer　has　waned.　In　this　way,　it　is　much　like　Verlaines　poem,　which　builds　up　to　the　dead　leaf　simile,　without　much　more　being　said　or　left　to　the　imagination.　We　understand　only　the　poets　sadness　at　being　thwarted　in　love.　In　Ban　Jieyus　poem,　however,　there　is　much　more　complexity　than　either　of　these　modern　poems.　It　suggests　that　the　fan　has　not　yet　been　discarded.　It　evokes　lazy,　summer　afternoons,　lightly　waving　the　fan　perhaps　after　making　love,　dozing　off,　embracing,　knowing　there　is　more　to　come　but　it　will　not　last　forever.　Even　without　unrequited　love,　our　time　on　earth　is　finite,　seasons　must　change,　people　must　eventually　leave　each　other　through　death.　It　is　this　universal　quality　of　the　ephemeral　that　makes　the　poems　lasting　appeal,　rather　than　any　concern　for　love　in　particular.　Although　the　sexual　allusion　seems　quite　clear　in　the　“joyous　trysts”　and　the　“In　and　out　of　my　lords　cherished　sleeve,”　the　poem　quickly　shifts　to　more　open　interpretations　of　a　larger　theme　of　how　all　things　must　end,　how　the　autumns　coming　is　inevitable,　whatever　the　autumn　may　be.　The　lovetryst　itself　may　be　only　a　metaphor　for　this　larger　theme.　Similarly,　“Rhapsody　of　SelfCommiseration”　appears　to　again　tell　of　the　sorrows　and　trials　of　her　life;　however,　it　is　more　universal　and　less　autobiographical　in　some　lines,　such　as:　“I　think　how　one　is　born　to　life,/Only　suddenly　to　pass　as　if　drifting　in　a　stream”　(lines　5658).This　60line　poems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in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p.1920.At　the　end,　she　turns　the　poem　around　and　states:　“Already　Ive　enjoyed　eminence　and　honor,/And　lived　a　life　of　unmatched　blessings./I　shall　cheer　my　spirit,　enjoy　myself　to　the　full,”　though　she　remains　elusive　about　what　these　“unmatched　blessings”　are,　or　what　her　life　involves　beyond　writing　verse,　sweeping　the　floor,　and　perhaps　indulging　in　alcohol　(“Pour　a　winged　goblet　to　dispel　my　sorrow”)　(line　52).　The　house　and　courtyard　she　describes　are　cold,　neglected,　but　also　reclaimed　by　nature　(covered　in　moss　and　grass),　beyond　the　artifice　of　culture　and　convention.　Likewise,　she　writes:　“My　soul　flies　away　to　some　secret,　quiet　place;”　(line　45).　She　is　also　leaving　behind　Confucian　rules　and　rationality　(including　misogynistic　views　of　women),　for　a　more　Taoist　reintegration　of　the　self.Amy　Lowells　Leaves　and　LanternsA　contemporary　of　Ezra　Pound,　New　England　poet　Amy　Lowell　(18741925)　also　wrote　poems　inspired　by　classical　Chinese　verse,　in　addition　to　translations　of　Li　Bai.　She　has　her　own　versions　of　“Autumn,”　and　also　of　“Ephemera;”　in　fact　two　short　poems　of　these　titles　were　published　sequentially　in　the　March　1917　edition　of　Poetry　magazine.　“Autumn”　also　portrays　leaves　changing　color,　falling,　and　perhaps　drifting　away　under　the　moon,　though　there　is　a　reminder　of　lifes　continuity　and　beauty.　Alongside　the　ephemeral,　there　is　also　the　everlasting:　“All　day　long　I　have　watched　the　purple　vineleavesFall　into　the　water.And　now　in　the　moonlight　they　still　fall,But　each　leaf　is　fringed　with　silver.”The　moon,　which　would　bring　darkness,　actually　brings　the　silver　light　which　makes　the　leaves　more　than　ordinary　falling　leaves.　This　is　a　Taoist　kind　of　vindication　of　the　Yin,　representing　darkness　and　the　moon,　and　autumn　in　its　richness　and　mysteries.　Though　there　is　probably　no　direct　influence,　it　is　also　reminiscent　of　nature　reclaiming　the　courtyard　of　Bai　Jieyu,　allowing　her　spirit　to　wander　beyond　human　confines.　The　dual　themes　of　ephemera　and　universality　are　captured　by　both　poets,　as　seen　in　the　following　poem　of　Lowell:　“Silvergreen　lanterns　tossing　among　windy　branches:So　an　old　man　thinksOf　the　loves　of　his　youth.”In　this　case,　the　lover　has　not　shunned　the　man;　rather　it　is　time　that　has　taken　the　loves　away,　in　all　their　tumult　and　fiery,　gusty　danger,　threatening　to　burst　beyond　the　containment　of　lanterns.　He　does　not　particularly　long　for　this　past　passion,　and　perhaps　Ban　Jieyu　doesnt　either.　Both　she　and　Lowell　may　be　using　the　typical　trope　of　love　to　reflect　on　a　broader　human　theme　of　mortality.AnnexBelow　is　my　translation　of　Ban　Jieyus　“Rhapsody　on　Pounding　Silk,”　which　to　my　knowledge　has　never　previously　been　translated.　“Measure　the　moon　to　learn　times　passage,　and　observe　the　Ploughs　position　to　learn　that　autumn　is　near.　Look　at　the　feathers　to　see　the　beauty　of　the　birds.　Listen　to　the　clouddecorated　sky　and　the　sound　of　cranes　and　autumn　geese.　Facing　the　wind,　I　gaze　far　and　long　beyond　the　gate,　as　clouds　drift　apart.　In　this　autumn　day,　the　pines　are　green　and　strong　but　the　flowers　are　weak　and　dying,　though　their　yearning　be　the　same.“As　for　the　bright　moon　in　the　broad,　autumn　night,　moonlight　shines　down　clear,　brightening　the　laurel　trees.　Under　the　cool　night　breeze,　I　shiver　under　my　light　garments.　The　singer　off　Yan　bursts　forth　in　song,　as　the　courtesans　of　Zhao　play　beautifully.　The　ladies　exit　the　hall　quickly　to　change　into　new　costumes,　gorgeous　dresses　that　shake　with　sparkling　jewels.“As　for　the　way　the　ladies　look　around,　their　manners　are　graceful,　postures　are　soft,　faces　are　shy,　showing　their　charm.　When　the　moon　rises　to　the　cliff,　the　bright　lotus　flowers　bloom　under　the　sun.　Though　not　wearing　any　powder,　she　is　stunning　like　white　jade.　Her　lips　are　naturally　bright,　and　when　she　dresses　up,　she　is　more　marvellous　than　the　colorful　clouds　beside　the　sun　or　the　peach　blossoming　in　bright　sunshine.　The　red　lips　and　the　black　eyebrows　are　fascinating,　and　her　silky　belt　is　simmering　with　color.　Strings　of　laughter　are　a　wonderful　sound,　and　a　row　of　footprints　leaves　a　pleasant　fragrance.　Her　two　dimples　are　deep,　and　her　eyebrows　move　up　and　down.　Upon　her　skin,　crystal　sweat　beads.　The　ladys　voice　and　temper　are　gentle.“Then　the　girls　wave　the　wooden　sticks　used　to　wash　robes,　and　they　beat　the　beautiful　slate　stone　in　harmony,　just　like　the　screaming　of　the　ostrich　and　the　whine　of　the　phoenix.　The　soft　flowers　play　farreaching　music,　and　the　sturdy　chords　have　a　low　sound.　The　beat　is　light　and　swift,　the　rhythm　clear　but　full　of　sadness　and　deep　affection.　Sometimes　it　is　like　a　solo,　sometimes　a　kite,　like　a　golden　or　jade　instrument;　it　is　neither　a　classical　wind　instrument　nor　a　bamboo　flute;　neither　a　stringed　instrument　nor　a　zither.　Sometimes　the　sounds　are　swaying　and　depressed,　sometimes　they　are　mixed　without　being　messy;　sometimes　the　sound　will　leave　and　return　halfway,　sometimes　they　are　separated　and　regrouped.　The　flying　geese　are　heard　and　linger,　and　the　blooming　flowers　fall　after　hearing.　Their　tunes　are　not　a　common　melody,　and　its　sound　has　no　fixed　origin.　Despite　the　wooden　sticks　in　different　lengths　and　the　steady　temperament　of　the　autumn　wind　from　time　to　time,　they　are　constantly　waving　and　beating,　sometimes　soothing,　and　sometimes　resting.　Like　a　lonely,　lonely　bird,　like　a　sorrowful　crane　returning　from　the　night.　Zhong　Ziqi　and　Yu　Boya　will　definitely　listen　and　desert　their　instrument　if　they　hear.　The　love　songs　of　Mulberry　have　no　listener,　and　the　music　of　the　realms　collapse　will　change　too.　The　historian　will　be　busy　recording　the　tune,　as　King　Zhou　hurriedly　imitates　the　music.“The　maids　in　the　golden　age　have　elegant　and　decent　characters　and　wish　for　pure　love.　Willing　to　shoulder　the　pain　of　her　husband,　she　sings　“Green”　poems　to　recall　her　husband,　and　sings　the　“Dongshan”　to　express　her　homesickness.　Now　she　can　only　look　up　at　the　bright　moon,　hand　covering　her　depressed　heart.　The　wind　sweeps　across　the　mirror　and　dust　covers　her　makeup.　When　testing　the　bundled　silk　that　was　just　woven,　she　couldnt　help　but　pick　out　a　beautiful　black　and　yellow　cloth.　She　wants　to　cut　new　clothes　according　to　the　old　size,　worrying　if　it　could　fit　her　husband　now.　Every　day　she　expected　that　her　husband　could　come　back　home.　Trying　to　use　pepper　and　bluegrass　to　decorate　the　boudoir,　old　incense　to　reproduce　the　charm　of　the　past,　and　the　drawing　of　eyebrows　now　makes　her　feel　ashamed.　There　are　hundreds　of　worries　in　heart,　and　missing　loved　ones　only　make　her　cry.　The　sleeves　are　large　and　the　body　is　slimming　down,　half　of　the　moon　is　dotted　on　the　front　sill　for　cover.　The　belt　is　also　deliberately　left　a　small　slit,　and　when　others　see　the　flaws,　they　will　understand　their　intentions.　The　women　st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but　they　are　worried　time　may　flow　quickly.　The　proposal　to　ask　for　leave　to　visit　the　hometown　is　closed　and　rewritten,　and　the　packed　clothes　were　bundled　at　night.　When　going　out,　she　is　silent　to　the　acquaintance　who　passes　by,　and　returns　to　the　empty　boudoir　to　crying　again.”ReferencesHinsch,　Bret　(2006).　“Criticism　of　Powerful　Women　by　Western　Han　Dynasty　Portent　Expert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49,　No.1.　Kangi　Sun　Chang　&　Haun　Saussy,　eds.　(1999).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nechtges,　David　(1993).　“The　Poetry　of　an　Imperial　Concubine:　The　Favorite　Beauty　Ban.”　Oriens　Extremus.　Vol.36.　No.2.　Mackay,　Christopher　(trans)　(2009).　The　Hammar　of　Witche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Malleus　Malificaru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ound,　Ezra　(1916).　Lustra.　London:　Elkin　Mathews.Consulted　at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55564/55564h/55564h.htmQian　Zhaoming　(2003).　Ezra　Pound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Verlaine,　Paul　(1866).　Poèmes　saturniens.　Consulted　at:　https:∥shenandoahliterary.org/blog/2012/01/autumnsongbypaulverlaine/Translation　consulted　at:　https:∥shenandoahliterary.org/blog/2012/01/autumnsongbypaulverlaine/《汉书》在西方:　译介与研究《汉书》在西方:　译介与研究本文为大连理工大学　2007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成果。李秀英作者简介：李秀英，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辽宁省翻译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温柔新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典籍英译研究所摘要：本文介绍《汉书》的主要英文译本,以及西方对《汉书》和作者班固的研究,包括对《汉书》版本、汉代社会各方面的研究。关键词：《汉书》；翻译；西方Title:　Han　Shu　in　the　West: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Research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ain　English　interpretation　of　Han　Shu,and　the　western　researches　on　Han　Shu　and　its　author,Pan　Ku,including　the　researches　on　the　versions　of　Hanshu,and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ociety　in　Han　dynasty.Keywords:　Han　Shu;　Translation;　the　WestAuthor:　Li　Xiuying　is　a　professor,the　Associate　Dean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Liaoning　Translation　Society”,and　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English　Comparative　Research　Association.《汉书》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鸿篇巨制。西方对《汉书》的译介与研究始于一百多年前。1873年道格拉斯(R.　Douglas,1838—1913)在其演讲“Sur　les　Annales　de　la　dynastiechinoise　des　Han”(“关于《汉书》”)中就曾提及该书,但迄今还没有一种《汉书》全译本,早期的单篇译作大多散见于报纸杂志上。捷克汉学家鲍格洛(T.Pokora,1928—1985)曾撰文“Pan　Ku　and　recent　translations　from　the　Han　Shu”(“班固及近期的《汉书》翻译”)介绍西方对《汉书》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刊登于1978年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98卷第4期。1993年,英国著名汉学家鲁惟一(1993)、刘正(2002)、马祖毅、任荣珍(2003)也简介了西方对《汉书》的译介与研究情况。随着国内外学界对《汉书》及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研究的深入,重新总结和归纳该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推进国内外学界就有关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与合作。一、　《汉书》的主要英文译本（一）　伟烈亚力及其《汉书》翻译最早英译《汉书》的是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　Wylie,1815—1887),他编译的“History　of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T　seen　Han　Shoo,　Book　94”(“汉匈关系史·《汉书》卷94英译”)，连载于1873年5月21日、6月10　日、7月31　日、8月12　日、15　日、25　日、29　日和　9月4　日、13　日、14　日出版的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上海晚邮》)上，同年译文也在Shanghai　Budget(《上海汇编》)上刊出。1874年伟烈亚力又在Journal　of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皇家人类学院院刊》)第3卷发表同一译文的第一部分。他还编译了Ethnological　Data　from　the　Annals　of　the　Elder　Han(《〈汉书〉中的民族信息》)一书，由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霍渥士(H.　H.　Howorth,　1842—1926)作序，伦敦人类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1874年出版。1878年伟烈亚力应皇家亚洲文会理事会邀请，代表该会参加了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四届东方学家大会(Congress　of　Orientalists)，宣读了“The　subjugation　of　ChaouSeen:　Translated　from　the　95th　book　of　the　Tseen　Han　Shoo”(“朝鲜的征服·《汉书》卷　95　英译”)一文，后收录于Atti　del　IV　Cong.　Int　degli　Orient　(《第四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集刊》)1881年第2卷，并于1897年转载于Chinese　Researches(《中国研究录》)第2　部分：历史卷。该文含有《汉书》卷　95《朝鲜传》的英译。1880年伟烈亚力在《皇家人类学院院刊》第9卷发表“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barbarians　and　ChaouSen:　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n　Shoo,　Book　95”(“西南夷与朝鲜的历史:《汉书》卷　95　英译”)及“Memoir　of　Yen　Tsoo:　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n　Shoo,　Book　LXIV”(“严助传:《汉书》卷　64　英译”)两篇译文，其中含有《汉书》卷95《西南夷传》《朝鲜传》及卷　64《严助传》的英译。伟烈亚力的《西域传》第一、二部分译文“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n　Shoo,　Book　96”(“西域注:《汉书》卷96　英译”)分别刊登于《皇家人类学院院刊》1881年第10卷、1882年第11卷。(二）　德效骞及其《汉书》翻译美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译注的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汉书〉注译》)由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韦弗利出版社　(Waverley　Press)出版，共三卷。第1卷The　Imperial　Annals,　Chapter　15,　Vol.1(《帝王本纪:〈汉书〉卷1至5》)1938年出版，包括《汉书》卷　1　至　5　的译文，附中文原文及一张地图。第2卷The　Imperial　Annals,　Chapters　610　Vol.2(《帝王本纪:〈汉书〉卷　6　至　10》)　1944年出版。第3卷Imperial　Annals　11　and　12　and　the　Memoir　of　Wang　Mang　Vol.3(《帝王本纪:〈汉书〉卷　11　至　12　及〈王莽传〉》)1955年出版，包括《汉书》卷11、卷　12、及卷　99,　另附　8　个附录，如《公元3年以前的悼念习俗》、《食货志》节译、《王莽及其经济改革》、《刚卯护身符》及日食(4篇)。《〈汉书〉注译》是1919年成立的纽约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组织、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的翻译工程，也是西方选译《汉书》篇目较多的英文译本，底本为王先谦补注的《汉书》,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相关著作，中国人任泰、潘乐知协助翻译，荷兰汉代史专家戴闻达(J.　Duyvendak)和范德龙　(P.　V　an　Der　Loon)予以校正。《〈汉书〉注译》译风严谨，注释和考证都很精当、详细，属于学术研究型的典范译本，但因译文注重直译，不够流畅、自然。德译前两卷于　1947年荣获法国法兰西学院下设的金石文艺院(A　cadmie　des　Inscriptionset　BellesLet　tres)颁发的“儒莲奖”　(Prix　Stanislas　Julien)，该奖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三）　华兹生及其《汉书》翻译华兹生(B.Watson)1925年生于纽约，是著名译家，他的《汉书》英译Courtier　and　Commoner　in　Ancient　China:　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by　Pan　Ku(《古代中国的朝臣与庶民:班固〈汉书〉选译》)197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汉书》卷　54、卷　63、卷　65、卷　67、卷　68、卷　71、卷　74、卷　78、卷　92　和卷　97。1977年再版。华译《汉书》的底本是王先谦的《汉书补注》(1900)，还参考了1968年由本田济(Honda　Wataru)所著、收入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3卷》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列传选》中《汉书》列传部分，1970年东京筑摩书房出版、小川环树和三木克己　(Miki　Katsumi)翻译的《史记·汉书集〈世界文学全集　4〉》,以及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选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关于《汉书》的注释。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院对华兹生的翻译给予了资助。除了刘若愚(James　J.Y.　Liu)在　1967年出版的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中国游侠骑士》)节译过《汉书》卷92《游侠传》外，华兹生所译传记基本上是首译。华译《汉书》旨在展示班固的史料编撰方式，突出其叙述风格及讽刺手法，反映《汉书》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选译章节主要涉及武帝在位时期及武帝以后，多数章节较为完整，部分章节有删减，每章开头以《汉书》卷100《叙传》中相关概述为序言。华兹生指出，《汉书》以其风格简约著称，但这也使文本有时晦涩难懂。鉴于译本主要面向希望了解《汉书》文学性及史家编撰史料基本方法的普通读者，而非研究汉朝史的专家，华兹生未采用直译，且很少加注。华译文字简洁、优美，可读性很强。二、　西方对班固及《汉书》的主要研究（一）　对班固撰史态度及中国史学方法的研究华裔汉学家罗振英(Lo　Tchenying)撰写了博士论文Les　Formes　et　les　mthodes　historiques　en　Chine,　Une　familled　historiens　et　son　oeuvre(《中国史学的程序和方法:一个史学世家及其著作》)，列入里昂大学法汉研究所出版的研究论著Bibliotheca　Francosinicalugdunensis,　tudes　et　documents/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第9号，由巴黎保尔·古特纳(Paul　Geuthner)出版社于　1931年出版。罗振英从班氏家族的史学编撰方法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撰史方式。美国萨金特(C.Sargent)于194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Wang　Mang:　A　Translation　of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His　Rise　to　Power　as　Giv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王莽:从〈汉书〉看官方对其篡权的记载》)，含《汉书》卷99《王莽传·上》的译文，1950年由上海绘画艺术图书公司出版。康涅狄格州海波瑞安出版社(Hyperion　Press)于1977年再版。萨特金仅译了《王莽传·上》，内容有限，但注释较丰富，其序论谈及班固著《王莽传》时可能存在的主观性。萨金特还撰写了“资治史学:班固和前汉历史记录”一文(Sargent　1994)，分析了《汉书》的组织结构、编纂体例、记载范围、史料来源、撰史的指导思想等。荷兰汉学家何四维(A.　Hulsew,1910—1993)撰写Note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Han　period(“汉代史学编撰简论”)一文，从班固史学观的角度来研究《汉书》的编撰方式，收入196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毕斯里(W.　Beasley)、浦立本(E.G.　P　ulleyblank)主编的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中日史学家》)一书。何四维还著有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A.　D.23: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中国在中亚:早期，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汉书〉卷　61、卷　96　译注》)，莱顿布雷尔出版社　1979年出版，列入Sinica　Leidensia　Series,　Vol.14(莱顿汉学丛书第14卷)。该书由鲁惟一作序。鲁惟一在序言中论及这些史料的性质及何四维所译章节的历史背景，涉及《汉书》卷61及《史记》卷123的史料真实性问题，同时分析了汉时的中亚历史及汉朝对外关系。何四维同时还译注了《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并对其中的史料提出质疑。浦立本在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国际史评论》)1981年第3期撰写　Han　China　in　Central　Asia(“汉朝在中亚”)，论述了《汉书》与《史记》的关系,并对何四维和鲁惟一在有关西域的问题上《史记》与《汉书》孰先孰后的观点提出异议。1982年达费纳(P.　Daffin)也在《通报》第68卷发表“The　Han　Shu　Hsi　Yǜ　Chuan　Retranslated.　A　Review　Article”(“《汉书·西域传》重译述评”)一文，1981年鲍则岳(W.　Boltz)在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亚非学院院刊》)总卷44第2期作了书评，认为在《汉书》《史记》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何四维只是提出了一个观点，而不是证据。斯普里克(Otto　B.Van　der　Sprenkel)撰写了Pan　Piao,　Pan　Ku,　and　the　Han　History(《班彪、班固和汉代史学》)一书，列入1964年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entre　of　Oriental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o.3(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不定期论文第3号)，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斯普里克研究了《史记》通史体例与《汉书》断代史体例之间的区别，比较了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编撰方法及个人品质，介绍了班氏家族、班彪、班固的生活经历、《汉书》编撰的几个阶段，考证了《汉书》的版本问题，指出班固堪称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蒂罗斯(P.　Tinios)于1988年由安阿伯(Ann　Arbor)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博士论文Pan　Ku,　the　Hsiungnu　and　Han　Shu　94(《班固、匈奴及〈汉书〉卷94〈匈奴传〉》)。他以《匈奴传》为例，研究了班固撰史的方法及目的，认为班固受到了中国古代以史为鉴、历史要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借前汉的汉匈关系来影射后汉前三位皇帝不应该对匈奴采取妥协和亲政策，而应该实行怀柔羁縻政策。他批评了近来一些人基于对《汉书》相关章节的研读而对汉朝对外关系所做的一些不客观的解释。克拉克(A.　Clark)2005年完成博士论文Historian　of　the　Orchid　Terrace:　Partisan　Polemics　in　Ban　Gus　Han　shu(《兰台的历史学家:班固〈汉书〉中的辩论术》)，2006年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克拉克受到亚里士多德“历史反映细节，而文学再现普遍规律”　(history　reveals　details,　whereas　literature　reveals　the　universal)观点的启示，对班固的史学编撰方法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西方历史与文学有很大区别，但亚里士多德对历史与文学的分类不适用于中国古代史学，因为中国早期史学著作中夹杂的散文、辞赋等带有一定的抒情性，赋予了这些史学著作一定的文学性。克拉克认为班固的作品为当时的朝廷在政治上自我保护和思想上自我争辩发挥了一定作用。克拉克还进行了其他研究(Clark　2002,　2003,　2004,2006,2007)。卜德　(D.　Bodde)(1909—2003)1939年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卷59第2期发表“Types　of　Chinese　categorical　thinking”(“中国范畴思想的类型”)一文，论证了中国人具有崇尚秩序和平衡的思想渊源，并以《汉书》卷20《古今人表》中“圣人”“仁人”“智人”“中人”“愚人”之九类标准等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思想中存在范畴分类思想。(二）　对《汉书》版本的考证1963年鲁惟一发表“Some　recent　editions　of　the　Chien　Han　Shu”(“《前汉书》的几个近期版本”)一文，载于Asia　Major(《亚洲专刊/泰东》)总第10卷。鲁惟一分析了《汉书》各种版本及其脉络关系，指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和差异。鲁惟一所著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汉代的行政记录》)第一、二卷分别于1967年、197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230　页记录了《汉书》收录诏令的木简抄本残片的信息。1990年何四维发表“《史记》与《汉书》间的惊人差异”　一文(Hulsew　1990)，指出早在沙畹出版《史记》法文译注时，就注意到《史记》卷21《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与《汉书》卷　15《王子侯表》有明显的矛盾之处，年限相差竟有　6年之久，并认为《汉书》中的记载更为可信。1999年韩大伟(D.　Honey)发表“《汉书》手抄本及《史记》版本考证：以《匈奴列传》为例”一文(Honey　1999)，指出《史记》中各个章节的版本可能是单独流传的，并以《匈奴列传》为例，比较了《史记》与《汉书》中的相关记录，认为《汉书》中关于匈奴的记录比《史记》现存版本的记录要更为可靠。(三）　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历史学家——班昭的研究1932年，李斯万(N.　Lee　Swann)的博士论文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　First　Century　A.　D.:　Background,　Ancestry,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Most　Celebrated　Chinese　Woman　of　Letters(《班昭:公元1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女学者、女作家:其背景、祖先、生平及作品》)由纽约世纪出版公司(The　Century　Company)出版。1968年、2001年两次再版，列入Michigan　Classics　in　Chinese　Studies　No.5(密歇根中国研究论丛之五)。该书成为美国学者介绍中国古代知识女性的早期著作之一。李斯万概述了班昭生活、写作的东汉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她的家庭背景，翻译了班昭活跃在文坛十多年间存留的作品，认为班昭的文采还体现在《女戒》这部影响了中国后来女性观的作品上，详述了这位中国“二十四史”　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班昭对《汉书》的补撰。(四）　对《汉书》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对外关系的研究荷兰著名汉学家哥罗特(J.　de　Groot,　1854—1921)是欧洲较早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学者，他编著的Chinesische　Urkundenzur　Geschichte　Asiens(《中国文献中的亚洲史》)第一卷Die　Hun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公元前的匈奴人》)和第二卷Die　Westlande　Chinas　i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公元前的西域诸国》)，分别于1921年和1926年由柏林沃尔特格律特公司(Walter　de　Gruyter)出版，其中包括《汉书》卷94《匈奴传》和卷96《西域传》的德译文。1943年韦慕庭(C.　W　ilbur)研究西汉初期奴隶制问题的专著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206　B.　C.A.　D.25(《西汉初期的奴隶制》)由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出版，列入该馆出版物Publications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34(人类学系列丛书第34种)，1967年纽约鲁塞尔及鲁塞尔公司(Russell　&　Russell)重印，这是研究中国早期奴隶制的第一部英文专著，以《汉书》与《史记》相关文献为资料，对汉代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1948年，伯儒(R.　Blue)撰写了“The　argumentation　of　the　ShihHuo　Chih:　Chapters　of　the　Han,　Wei,　and　Sui　dynastic　histories”(“汉、魏、隋史：食货志的争辩”)一文，载于《哈佛亚洲研究》卷11第1至2期，其中第二部分是对《汉书》卷　24　及卷　91　的部分译注。1950年，李斯万的专著——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　The　Earliest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to　A.　D.25:　Han　shu　24,　with　Related　Texts,Han　shu　91　and　Shihchi　129(《古代中国的食货：公元25年前中国最早的经济史，〈汉书〉卷　24　及相关的〈汉书〉卷　91　和〈史记〉卷　129》)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初版，1972、1974、1977年再版。李斯万从汉朝人口、当时盛行的社会学说、汉代行政系统、国家经济基础、政府对农业的政策、税收、劳役、垄断、物价控制、货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含有《汉书》卷　24《食货志》和卷　91《货殖传》的译文，并附有大量注释，包括当时历史和社会制度的背景资料，有助于了解古代中国的经济史和班固的史书编撰方法。1967年，泰(C.　Tay)在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　第26卷发表“Numismatics　and　history:　A　study　of　some　characters　in　the　Hanshu”(“钱币学与历史:关于《汉书》中一些汉字的研究”)一文，分析了汉代钱币发行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1980年，杜敬轲主编、许倬云　(Choyun　Hsu)著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　B.　C.A.　D.220(《汉代的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列入该校“汉代研究丛书”　之一。许倬云基于《汉书》文献考察、分析了汉代农业和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及社会发展史。1972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杜敬轲主编、瞿同祖(Chu　Tungtsu)撰写的Han　Social　Structure(《汉代社会结构》)一书。瞿同祖利用《汉书》相关文献对汉代的家族、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级及豪族等进行了专门研究。该书成为西方研究汉朝史的最主要资料来源之一。(五）　对汉代哲学、宇宙观的研究德裔美籍汉学家艾博华(W.　Eberhard,　1909—1989)是研究汉代天文学、尤其是汉代宇宙观等的学者，曾撰写“Beitrge　zur　Kosmologischen　Spekulationder　Chinesen　der　Han　Zeit”(“汉代中国人宇宙观思辨”)一文，上篇收入柏林Bssler　Archiv(《巴塞勒档案》)总第16卷1933年第1至2期；下篇于1933年收入柏林Sitzungbericht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文集》)，节译了《汉书》卷　26《天文志》。1950年美国汉学家毕汉斯(H.　Bielenstein)撰写“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rtents　in　the　Tsien　Han　Shu”(“《汉书》关于灾异的解释”)一文，载于瑞典斯德哥尔摩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第22卷。该文研究了班固《汉书》中的灾异思想，认为灾异学说与汉代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具有一致化倾向。1993年德国学者叶翰(Hans　Van　Ess)在《中国研究》发表“《史记》《汉书》中的‘黄老’之意”一文(Ess1993)，指出，以前汉学家们一直认为汉初黄老之术是当时盛行的哲学思潮，而事实上司马迁、班固在《史记》《汉书》中所提及的“黄老”并非哲学思想，也不是宗教思想，而是对于当时具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重臣的一种分类标准。(六）　对汉代法律的研究1920年德国汉学界元老福兰阁(O.　Franke,　1863—1946)撰写了Studienzur　Geschichte　des　konfuzianischen　Dogmas　und　der　Chinesischen　Staatsreligion:　Das　Problem　des　Tschuntsiu　und　Tung　TschungschusTschunTsiu　Fan　Lu(《儒道与中国国教史研究·〈春秋〉问题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由汉堡福里德里希父子出版公司(L.　Friedrichsen　&　Co.)出版，其中有《汉书》卷　23《刑法志》的节译文。何四维早在　20　世纪　50年代即开始从事汉简研究，发表简牍论文10多篇。他撰写的Remnants　of　Han　Law,　Vol.　I:　Introductory　Studies　an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22　and　23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汉律拾零·〈汉书〉卷22、23注译与研究》)一书，1955年由莱顿布雷尔出版社出版，列入Sinica　Leidensia　Series,　Vol.9(莱顿汉学丛书之　9)，节译了《汉书》卷　22《礼乐志》、卷　23《刑法志》。他彻底筛选了全部汉代文献作为原始资料，在对汉代行政机构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列举和评价了学界关于汉律研究的早期成果，然后对各种律令进行了内容界定，指出每一条款的出处及内容，并与其他法规加以比较，指出与唐律不同，汉律没有区分行政和刑事法令，也没有民法方面的规定等。他还分析了汉代审判机构和各种刑罚。他大量采用了中国对《汉书》的传统注释及现代、主要是日本的文献研究成果，成功阐释了绝大部分晦涩难懂的段落，其注释是译文的两倍，与早期译文相比何译体现出过去几十年里汉学研究的发展。(七）　对《汉书》中历史人物的研究1930年瑞典汉学家琼塞尔(A.　Jongchell)撰写的Huo　Kuangoch　Hans　Tid:　Txter　ur　Pan　Kus　Chien　Han　Shu(《霍光与汉帝:班固〈前汉书〉选译》)一书由瑞典哥德堡爱兰德出版社(Elanders　Boktryckeri)出版，其中含有《汉书》卷　68《霍光金日磾传》的瑞典语译文。琼塞尔翻译了《汉书》中所有与霍光相关的章节，然后剪截编排成内容连贯的译作，没有译注，对只懂瑞典语的读者了解汉代史实发挥了一定作用。1998年丹麦北欧亚洲研究所(Nordic　Institute　of　A　sian　Studies)的华道安(D.　Wagner)撰写了A　Classical　Chinese　Reader:　The　Han　Shu　Biography　of　Huo　Guang,　with　Notes　and　Glosses　for　Students(《中国古典文学阅读:〈汉书·霍光传〉》)一书，由英国柯曾出版社(Curzon　Press)出版。该书以《汉书·霍光传》为例，说明西方中国古典文学读者应如何研读中国古典著作中的语言或历史知识。1934年德国汉学家斯坦杰(H.　Stange)撰写了Leben,　Persnlichkeit　und　Werk　Wang　Mangs:Dargestellt　nachdem　99　Kapitel　der　HanAnnalen(《王莽的生平、为人和事业:〈汉书〉卷99》)一书，由柏林克拉尔出版社(M.　Krahl)出版。1939年斯坦杰著Die　Monographieǜber　Wang　Mang:　TsienHanshu　Kap.99(《论王莽:前汉书卷　99》)一书由莱比锡的布罗克豪斯出版社(F.　A.　Brockhaus)出版，收入Abhandlungenfu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Bd.23.No.3(《东方文化论丛》第23号)，含有《汉书·王莽传》全译文，译文准确优美。1966年再版。1988年，丹麦西方经典研究教授汤姆逊(R.　Thomsen)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出版社(Aarhus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英文版Ambition　and　Confucianism:　A　Biography　of　Wang　Mang(《理想与儒学:王莽传》)一书。他整理了关于王莽的历史资料，分析了现代人对王莽的种种评价，然后从王莽崇儒开始，分析了他逐渐夺取王位的过程。1947年美国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　Francis)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0卷刊登了《淮阴侯列传》(Biography　of　the　Marquis　of　Huaiyin)的译文，其中含有《史记》卷　92《淮阴侯列传》、《汉书》卷　34《韩彭英卢吴传》中关于淮阴侯韩信的相关文献英译。1973年德国学者坎德尔(B.K　andel)发表“Der　Versucheinerpolitischen　RestaurationLiu　An，der　Knig　von　Huainan”(“一次政治复辟的企图——淮南王刘安”)一文，刊登在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ǜr　Naturund　Vlkerkunde　Ostasiens(《东亚自然和民族学协会通讯》)第113卷，其中含有《汉书》卷64“刘安135年上书劝阻对闽越兴兵”的德译文。1982年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　Knechtges)撰写的The　Han　Shu　biography　of　Yang　Xiong(53　B.　C.A.　D.18)(《汉书·扬雄传》)，收入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No.14(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不定期论文第14号)，其中包括《汉书》卷87《扬雄传》的译文。康达维肯定了杨雄的成就，认为扬雄在汉赋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研究改变了西方汉学界以有韵无韵二分法来界定辞赋的研究方式，开启了以西方传统文体分类为主，把赋看成一种史诗体创作形式的研究范式。该项研究使康达维成为现今欧美研究、翻译中国辞赋的杰出汉学家。参考文献：Bielenstein,　H.H.A.1980.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M］.Cambridge:　CUP.Blue,　R.　C.1948.The　argumentation　of　the　ShihHuo　Chih:　Chapters　of　the　Han，Wei,　and　Sui　dynastic　histories[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1/2):1118.Bodde,　D.1939.　Types　of　Chinese　categorical　think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9(2):200219.Boltz,　W.　G.1981.Review　on　China　in　Central　Asia[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4　(2):400403.　Clark,　A.　E.2002.　Historian　of　the　Orchid　Terrace:Ban　Gus　polemic　for　a　new　Han　intellectualism[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ASPAC)Conference,　Bellingham,　the　U.　S.,　June　2002.Clark,　A.　E.2003a.　Chasing　deer:　Seizing　political　power　in　ancient　China[R].　Paper　presented　at　Oregon　Consortium　for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Portland,　the　U.　S.,　February　2003.Clark,　A.E.2003b.The　voice　of　Confucius:　Ban　Gus　use　of　the　Lunyu　in　historical　judgment［R]　.　Paper　presented　at　Symposium　on　the　Varied　Portraits　of　Confucius,　Portland,　the　U　.S.,　November　2003.Clark,　A.E.2004a.Statesmen,　censors,　and　consorts:Ban　Gus　family　history　in　the　Han　shu［R]　.Paper　presented　at　214th　Meeting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San　Diego,　the　U　.S.,　March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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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process　of　Shi　Chi　in　the　West　and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study　of　Shi　Chi.Keywords:　Shi　Chi;　Translation;　the　WestAuthor:　Li　Xiuying　is　a　professor,　the　Associate　Dean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Liaoning　Translation　Society”,　and　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English　Comparative　Research　Association.《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名列“二十四史”　之冠，它在西方的译介和研究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就此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已成《史记》研究中一个必要环节。西方就此做过的梳理有：1933年弗雷兹·杰格(Fritz　Jaeger)在Asia　Major(《亚洲专刊/泰东》)第9期发表　Der　heutige　Stand　der　SchikiForschung　(《〈史记〉研究近况》)一文;1962年鲍格洛(Timoteus　Pokora)撰写的　Bibliographies　des　Traductions　du　Che　ki　(《〈史记〉译文目录》)自　1905年以来，发表在Oriens　Extremus(《远东》)第8期上，后于1969年收入沙畹(douard　Chavannes)的Les　M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史记〉译注》)第6卷，由巴黎梅森内夫(Adrienm　aisonneuve)出版社出版;1991年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Jr.)在　Asian　Culture(《亚洲文化》)第4期发表　A　Review　of　Recent　Shih　chi　Translations(《近期〈史记〉翻译述评》);1994年倪豪士在他的《史记》译本——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序言中概述了《史记》的现代译本情况;1996年倪豪士在Asian　Culture第1期发表了“A　Century　（1895—1995）　of　Shih　chi　Studies　in　the　West”(《西方百年〈史记〉研究》)，对当时《史记》翻译及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国内曾就《史记》在国外的研究状况进行概述的有：俞樟华和张新科(1990)、刘正(2002)、马祖毅和任荣珍(2003)等。但以上概述已不能反映《史记》在国外译介及研究的最新动态，我们有必要重新归纳百余年来西方译介及研究《史记》的整个过程和发展动向，以有助于国内外学界关于《史记》研究的交流与合作。一、　《史记》的主要西语译本（一）　《史记》的德文译本19　世纪中期，奥地利汉学家先驱菲茨迈耶(August　Pfizmaier，1808—1887)把《史记》24卷译成德文，零散地发表在Sitzungsberichte　der　Wie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维也纳科学院会议报告》)上，这是对《史记》的最早德文译介。1951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尼诗(Erich　Haenisch,1880—1966)在Asia　Major第2期发表译文——“Der　Aufstand　von　Chen　She　im　Jahre　209　v.　Chr.”(《公元前　209年陈涉起义》)，包括《史记·陈涉世家》。1962年,他撰写　Gestalten　aus　der　Zeit　der　chinesischen　Hegemoniekmpfe:　bersetz　ungen　aus　Szema　Tsiens　Historischen　Denkwǚrdigkeiten(《中国战国时代的出现：司马迁〈史记〉译文》)，包括《史记》卷75至78，载入Abhandlungen　fǚ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东方文化论丛》)第34期。1965年，其译著Der　Herr　von　Sinling,　Reden　aus　dem　Chankuo　tse　und　Biographien　aus　dem　Shiki(《信陵君：〈战国策〉和〈史记〉中的记载》)由斯图加特(Stuttgart)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出版，包括《史记》卷70、77、87和88。1956年,以专门研究《史记》文献而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弗雷兹·杰格(1866—1957)的译文,《史记卷82》，载入SinoJaponica,　Festschrift　Andr　Wedemeyer　zum　80　Geburtstag莱比锡(《中日研究：安德烈·韦德迈尔诞生　80　周年纪念文集》)。(二）　《史记》的法文译本在法国，最早大规模译介《史记》的是汉学家沙畹博士(1865—1918)。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使团自由随员的身份来到北京，计划利用在京的3年时间把《史记》全部译成法文。他得到清末驻法使馆参赞唐复礼的帮助，来华一年后即译出Le　Trait　sur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seuma　Tsien(《史记·封禅书》)，1890年由北京北堂(PeiTang)图书馆出版。在　1895至1905年间，巴黎拉鲁斯(Ernest　Leroux)出版社在亚细亚学会资助下出版了沙畹译注的Les　M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这是5卷本《史记》译本，包括《史记》卷　1　至　47，占全部译稿的三分之一，并附有一篇前言，一篇评论和一些附录。巴黎梅森内夫出版社于1969年又再版沙畹的《史记》译本，并增加了一卷。新版译本包括《史记》卷　1　至　52，有沙畹去世后留下的三篇译文，即《史记》卷48至50，还有康德谟(Max　Kaltenmark)翻译的第51、52卷，戴密微(Paul　Demiville)撰写的导言，一个总索引和一个由鲍格洛撰写的《〈史记〉译文目录》）自1905年以来。该书被列入UN　ESCO　Col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Chinese　Serie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沙畹未注解的《史记》法译初稿，现存于法国纪梅(Guimet)博物馆。1972年，吴德明(Yves　Hervouet)撰写的Le　Chapitre　117　du　Cheki.　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史记〉卷　117〈司马相如列传〉译注》)由巴黎法兰西大学联合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列入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tudes　Chinoises,　Vol.23(法国高等汉学研究所文丛第23号)，共286页。译注内容包括《子虚赋》《上林赋》《上疏谏猎》《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哀秦二世赋》《大人赋》，附有全套学术性注释、书目、索引及泷川资言(Takikawa　Kametarō)注解的《史记会注考证》中文原文和注释。这是一种面向专家的学术性译介与研究的翻译典范，注重不同释义的考证，吸收了中国传统注疏、文学和语文学研究的成果。译风严谨，译语华贵、优雅，具有很浓的诗歌色彩。(三）　《史记》的英文译本1.　华兹生的《史记》译本美国人华兹生博士(Burton　Watson，1925—)在《史记》英译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　20　世纪　50年代起就从事《史记》翻译工作，1951年他的硕士论文即是《史记》卷　124　的译文。1958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是研究司马迁及《史记》的第一部英文专著，其中有《太史公自序》等的译文。该著作可读性很强，但对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译文准确性也欠佳。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兹生所译《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选材集中在汉朝人物传记，很少有注释。底本为1934年东京出版的泷川资言注解的《史记会注考证》，同时也参考了百衲本《史记》，以及《汉书》中相应的章节。该译本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修订本于1993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列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译丛》(Renditions)。1960年，华兹生以“Ssuma　Chien:The　Sacred　Duty　of　the　Historian”(《司马迁：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和“Methods　of　the　Historian”(《历史学家的撰史方式》)为题翻译了《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三代世表》的序、《大宛列传》等，收入W.　Theodore　de　Bary主编的Introduction　to　Asian　Civilizations（《亚洲文明导论》）丛书中的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中国传统之本源》）一辑，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辑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1969年，华兹生又新译《史记》5卷，内容涉及周、先秦时期的人物列传，如《伯夷叔齐列传》《伍子胥列传》《田单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等，并从1961年版的《史记》译本中选出与汉朝相关的13卷和一个节选译文于　196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1995年，该译本被收入　Mark　A.　Kishlansky　编辑的Sources　of　World　History　Vol.1(《世界史资料》卷1），由纽约哈珀柯林斯大学出版社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出版。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华氏新译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Qin　Dynasty（《史记·秦朝》），包括《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秦朝其他　10　个历史人物传记，也属《译丛》之一。到目前为止，华兹生已翻译《史记》130卷中的80卷，他的译本是《史记》已经出版的译本中最为完整的英文译本。1995年12月，华兹生在《中国文学》第17期上发表“The　Shih　chi　and　I”(《〈史记〉与我》)一文，回顾了他翻译《史记》的整个过程和策略取向的渊源。华译侧重《史记》的文学内涵，面向普通读者，很少有注释，可读性很强，堪称杰出的文学译著。倪豪士等正是在研读华译的过程中产生了研究《史记》的兴趣的。2.　倪豪士的《史记》译本1994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倪豪士主编，郑再发(Tsaifa　Cheng)、吕宗力、倪豪士、罗伯特·雷诺兹(Robert　Reynolds)等翻译的英文版《史记》第1和第7卷：书名为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Vol.1　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　以及　Vol.7　The　Memoirs　of　PreHan　China.　2002年，该社又出版了倪豪士等英译的《史记》第2卷：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2　The　Basic　Annals　of　Han　China。第1卷译介内容分别是：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第7卷为汉朝以前的列传1至28；第2卷为高祖本纪(The　Exalted　Emperor，　Basic　Annals　8)、吕太后本纪(Empress　Dowager　Lǜ,　Basic　Annals　9)、孝文本纪(The　Filial　and　Cultured[Emperor],　Basic　Annals　10)、孝景本纪(The　Filial　and　Luminous[Emperor],　Basic　Annals　11)、孝武本纪(The　Filial　and　Martial[Emperor],　Basic　Annals　12)等。2006年4月倪译《史记》第5卷(上)(Grand　Scribes　Records:　The　Hereditary　Houses　of　Prehan　China）(《史记·汉以前的世家》)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共549页。主要底本为中华书局《史记》1959年版和1982年版，也参考了监本和百衲本《史记》以及泷川资言、王叔岷等的评述或译文。其英译策略定位是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的、尽可能可读的学术性《史记》英文译本。该译著进行了歧义释义的考证，并提供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其他学者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史学研究特征。译文面向专家和普通读者，也注重可读性。3.　《史记》的其他英译版本19　世纪末，利昂·罗斯尼(L　on　de　Rosny)和赫伯特·艾伦(H.　J.　Allen)曾尝试翻译《史记》。1894年，艾伦在《皇家亚洲文会会刊》发表“Historical　Records.Chapter　I:　Original　Record　of　the　Five　Gods”(《史记卷　1：五帝的起源》)的译文。1895年，艾伦又在《皇家亚洲文会会刊》发表“The　Yin　Dynasty”(《殷朝》)。1917年，夏德(Friederich　Hirth，1845—1927)发表了“The　Story　of　Chang　Kien,　Chinas　Pioneer　in　Western　Asia，Translated　from　ch.123　of　Shiki”(《张骞的故事，中国在西亚的开拓者：〈史记〉卷123英译》)，刊登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37期。1947年，德弗朗西斯(John　De　Francis)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总第10期发表“Biography　of　the　Marquis　of　HuaiYin”(《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译文。1962年，鲁道夫(Richard　C.　Rudolph)在《远东》总第9期上发表“The　Shih　chi　Biography　of　Wu　Tzuhsu”(《史记·伍子胥传》)的译文。1974年，英国爱丁堡(Edinburgh)南边出版公司(Southside)出版由杜为廉　(William　Dolby)和约翰·司考特(John　Scott)编译的Sima　Qian:　Warlords，Translated　with　Twelve　Stories　from　His　Historical　Records　(《司马迁笔下的军阀及其他人物》)，包含《史记》卷65至78、86、126等，集中描写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分为兵家、军阀、刺客、弄臣四组，没有注释。他们试图用口语化的日常英语来再现司马迁的风格,但译文在这个方面基本上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1994年，英国雷蒙·道森(Raymond　Daw　son)译注的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司马迁〈史记〉》)作为　Worlds　Classics(“世界经典系列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侧重秦朝史料，全译或者节译了卷6、7、28、29、48、85至88等，比较注重《史记》总体叙事风格,有一些注释，面向普通读者，可读性很强。二、　西方对司马迁及《史记》的主要研究（一）　对司马迁史学态度的研究1962年，威斯巴登奥托哈拉斯韦茨出版社出版了弗兰克·克尔曼(Frank　A.　Kierman　Jr.)撰写的Ssuma　Chiens　Historiographical　Attitude　As　Reflected　in　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从四种战国后期的传记看司马迁的撰史态度》)一书。其中所提四种传记为《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列传》。克尔曼分析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思想渊源、资料来源、列传的总体内容与风格。他指出司马迁的政治态度决定了《史记》谋篇布局的历史态度。1978年，巴黎法国东方学出版物(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出版了左景权(Dzo　ChingChuan)撰写的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一书。左景权首先回顾了中国史学史，然后提供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的法语新译文，之后探讨了困扰学界多年的关于司马迁生平和创作的一些问题，热情地捍卫了司马迁的成就。顾传习译注的“Ssuma　Chiens　Biography　of　Wu　Chi”(《司马迁的吴起列传》)发表在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第35期(1981—1983)上。他以《吴起列传》为基础，运用历史研究方法探讨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旨在断定哪些材料符合史实。他认为《吴起列传》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同材料的拼凑，可靠性令人怀疑。1987年，黎志刚(Lai　Chikong)在Chinese　Culture《中国文化》总　28期发表“Ssuma　Chien　as　a　Confucian　Historian”(《作为儒家史学家的司马迁》)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儒家思想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影响。1988年，耶鲁大学侯格睿(Grant　Hardy)以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史记〉中的客观性与阐释问题》)为题获得博士学位。这是继华兹生以后第一部《史记》研究英文专著。通过分析司马迁编撰史料的方式，侯格睿指出《史记》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即历史史实具有道德教育意义，但历史学家对于史实的阐释可能不会是绝对客观的，同样的史实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会有同样有效的不同含义。侯格睿认为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史记》是一部文学与史学价值兼备的杰作。1999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侯格睿著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青铜与竹子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一书，对司马迁的史学成就给予了肯定。(二）　对《史记》记载的秦史的研究193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在莱顿(Leiden)布雷尔出版社(E.　J.　Brill)出版了Chinas　First　Unifier:　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280?　—　208　B.　C.)(《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李斯的一生与秦朝的研究》)一书。卜德以《李斯列传》为基础，围绕李斯的一生及成就，比较系统地从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哲学的角度探讨了秦国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原因。1940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刊登了卜德的“Statesman,　Patriot,　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　Three　Shih　Chi　Biographies　of　the　Chin　Dynasty　(255—206　B.　C.）”(《中国古代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大将军：〈史记〉秦朝人物列传三篇》)。通过翻译《吕不韦列传》《荆轲列传》和《蒙恬列传》，对秦国统一中国的历程进行了深入研究。译文页下附有详尽注释，译文后有详细的评述及从语篇和历史的角度对这些传记资料来源是否可靠，甚至是否出自司马迁本人之手等进行的研究。(三）　对《史记》部分内容可靠性的质疑1974年，吴德明撰写了“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du　Cheki　et　du　Han　chou”(《论〈史记〉和〈汉书〉文献的相对价值》)一文，收入M　langes　de　Sinologie　of　ferts　　Monsieur　Paul　Demi　ville(《献给戴密微先生的汉学杂文集》)第2卷，该集列入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tudes　Chinoises,　No　20(“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文丛”第20号)。该文指出《史记》与《汉书》对司马相如的记载有很多不同，认为《汉书》约有2/3的记载似乎要比《史记》更为可靠。何四维于　1978年在《通报》总　65期发表了评论。吴德明与何四维的研究引发了西方学者关于《史记》与《汉书》关系的探讨。1975年，何四维在《通报》第61期发表“The　Problem　of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chi　ch.123,　The　Memoir　on　Ta　Yǜan”(《〈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的真伪问题》)一文。1979年，他撰写的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　—　A.　D.23(《中国在中亚：早期，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由莱顿布雷尔出版社出版，鲁惟一撰写序言。该书译注了《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并对《大宛列传》史料提出质疑。1989年，他在《通报》第75期发表“Founding　Fathers　And　Yet　Forgotten　Men:A　Closer　Look　at　the　Tables　of　the　Nobility　in　the　Shih　Chi　and　the　Han　Shu”(《被遗忘的立国元雄：〈史记〉〈汉书〉贵族年表再考察》)一文，阐述了对《史记》与《汉书》侯者王者表系的看法，指出当时一些功勋卓著的立国人物没有被写入《史记》及《汉书》贵族行列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涉及《史记》卷18、《汉书》卷16。此外，对《史记》内容进行考辨的还有倪豪士(1991，2003)、Li　Waiyee　(1994)、吕宗力　(1995)、Michael　Nylan(1999)等。(四）　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研究1986年，杜润德(Stephen　W.　Durrant)发表了“Self　as　the　Intersection　of　Traditions: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Ssuma　Chien”(《处于传统交叉点上的自我：司马迁的自传体著作》)一文，刊登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总第106期。杜润德指出“李陵案”是司马迁一生的转折点，他从以儒家的忠孝为美德转变为以扬名后世为目标，但这种“扬名后世”也是对传统的一种传递,因为正是这种传统左右了司马迁的自我认识。杜润德指出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自传传统与中国“以关系或者传统为中心”的自传方式之间可能存在对立，但二者都需表现出个人生活与普遍受到尊敬或者典型的生活模式之间的一致性。1992年，杜润德发表了“Tangles　and　Lacunae:　A　Few　Aspects　of　Ssuma　Chiens　Portrayal　of　His　Intellectual　Antecedents”(《混乱与缺漏：司马迁对前贤刻画的几个方面》)一文，收入Chen　Chiehhsien主编的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Honor　of　the　Seventieth　Birth　of　Academician　Chen　Chilu(《陈奇禄先生七十寿辰纪念文集》)，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杜润德探讨了司马谈、孔安国、董仲舒在塑造青年时代的司马迁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此外进行司马迁哲学思想研究的还有杜润德　(1994，1997，2002)等。(五）　对《史记》文学性的研究1970年，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斯德哥尔摩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总第42期发表“Sidelights　on　Sima　Tsiens　Language”(《司马迁语言拾零》)一文，系统研究了司马迁的语言特征，指出司马迁并没有严格按照他所学的先秦文学语言形式来创作，相反，他更多地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地方口语的影响。1981年，约瑟夫·艾伦(Joseph　R.　Allen)在《中国文学》第3卷发表“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he　Shi　ji”(《〈史记〉叙事结构初探》)一文,以《伍子胥列传》和《李将军列传》等为例探讨了《史记》的叙事机制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1994年，艾伦编译“Chinese　Texts:Narrativ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中国语篇：史记的叙事结构》)，收入米勒(Barbara　S.Miler)主编的Masterworks　of　Asian　Litera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Guide　to　Teaching(《比较视野中的亚洲文学巨作》)，由纽约沙朴出版社(M.　E.Sharpe)出版。1990年，斯坦福大学李乃萃(VivianLee　Nyitray)撰写了Mirrors　of　Virtue,　Four　Shih　chi　Biographies(《美德的写照：司马迁〈史记〉中的四位君子的生平》)的博士论文，运用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叙事学、电影叙述学及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分析了《史记》的结构特征及读者分析人物行动道德意义的方式。1992年，俄亥俄大学简小斌(Jian　Xiaobin)撰写了Spatialization　in　the　Shiji　(《〈史记〉的空间化》)的博士论文，从空间角度研究了《史记》的叙事基础，强调空间位置而不是时间参照对于解读《史记》更为重要。1992年，侯格睿在《中国文学》总第14卷发表了Form　and　Narrative　in　Ssuma　Chiens　Shih　chi(《司马迁〈史记〉的形式与叙事》)一文;1993年，侯格睿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1期发表了“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Shih　chi　14，The　Table　by　Years　of　the　Twelve　Feudal　Lords”[《〈史记〉卷　14(十二诸侯年表)的解释作用》];1994年，侯格睿又撰写了“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　The　Multiple　Narrations　of　Ssuma　Chien”(《一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对现代西方理论能起作用吗?　论司马迁的多重叙事法》)一文，刊登在History　and　Theory《历史与理论》总第33期。1995年，杜润德撰写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模糊的镜子：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一书，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杜润德对《史记》潜在的文学模式的分析为后来的学者就司马迁对史料娴熟的操纵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1997年，英国伦敦大学弗赫尔(Bernhard　Fuehere)在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亚非研究》)第6期发表“The　Court　Scribes　Eikon　Psyches:A　Note　on　Sima　Qian　and　His　Letter　to　Ren　An”(《宫廷史学家的自画像：司马迁〈报任安书〉札记》)一文，分析了《报任安书》的文学修辞，以及司马迁的书信格式对后来中国书信体的演变产生的影响。三、　结语综上所述，《史记》在西方的流传从最初的译介逐渐向纵深的专题研究发展。这些译介与研究让西方认识到了《史记》是史学价值与文学审美融为一体的一部不朽著作，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沙畹、华兹生在《史记》西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国内外《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的《史记》译介与研究，如倪豪士等从事的《史记》英译必将使世界更加了解《史记》，了解中国。附注：因篇幅所限,“《史记》的俄文译本”和“《史记》的匈牙利语译本”两节从略。参考文献：Bodde,　D.1940.　Statesman，patriot，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　Three　Shih　Chi　Biographies　of　the　Chin　Dynasty　(255206　B.C.)[J].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7:175.Chavannes，.1969.Les　M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M］.　Paris:　Ernest　Leroux，18951905，5　vols.　;rpt.　Paris:Adrien　Maisonneuve，6　vols.　Dawson，R.1994.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M］.　Oxford　&　New　York:　OUP.　Dolby，W.　&　J.　Scott.1974.Sima　Qian:　Warlords，Translated　with　Twelve　Stories　from　His　Historical　Records[M］.　Edinburgh:　Southside.　Durrant，S.　W.1994.　SsuMa　Chiens　Portrayal　of　the　First　Chin　Emperor[A].　In　F.　Brandauer　&　Huang　Chunchieh　(eds.).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C].　Washingt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　Redeeming　Sima　Qian[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4/2:307313.——2002.Creating　tradition:Sima　Qian　agonistes[A].　In　S.　Shankman　&　S.W.　Durrant　(eds.).Early　China/Ancient　Greece:　Thinking　Through　Comparisons　[C].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Dzo，C.　C.1978.1999.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M］.　Paris: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rpt.　Paris:　ditions　You　Feng.　Goodrich，C.　S.1962.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hihchi[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2/2:190202.Goodrich,　C.　S.1983.Ssuma　Chiens　Biography　of　Wu　Qi[J].　Monumenta　Serica　35(19811983):197233.Hardy,　G.1999.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ress.Kierman，F.　A.　Jr.1962.　Ssuma　Chiens　Historiographical　Attitude　As　Reflected　in　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M］.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Li　Waiyee.1994.　The　idea　of　authority　in　the　Shi　chi[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2:345405.　Nienhauser,　W.　H.　Jr.1991.A　review　of　recent　Shih　Chi　Translations[J].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4:　3539.　——1991.A　reexamina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the　Reasonable　Officials”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J].　Early　China　16:　209233.——(ed.).Tsaifa　Cheng，et.　al.trans.1994.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　I,　VII[M］.　Bloomington，In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Sentence　fragments　and　the　methods　of　composition　of　the　“shih　chi”[J].　Toung　Pao　89:　3958.Nylan，M.1999.Sima　Qian:　A　true　historian?[J].　Early　China　23:　203246.Watson,　B.1961.1993.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M］.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rev.: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Han　Dynasty　I　&　II.　Hong　Kong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Records　of　the　Historian[M］.　New　York&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Qin　Dynasty[M］.　Hong　Kong　&　New　York: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The　Shih　Chi　and　I[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　17:199206.　刘正.2002.《海外汉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吕宗力.1995.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chi　123　reconsidered[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17:5168.马祖毅,任荣珍.2003.　《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俞樟华,张新科.1990.国外史记研究概述[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3.关于李陵/苏武书信真伪的探讨——上篇关于李陵/苏武书信真伪的探讨——上篇本文原题为Some　Notes　on　the　Authorship　of　the　Lii　Ling/Su　Wuu　Letters—I，发表于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53年第15卷第1期。[英国]　K.　P.　K.　Whitaker著官濛1译1.　中国矿业大学国际汉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一、　苏武和李陵生平文中引言来自不同的出处。我尽可能地指出它们之间明显的联系以保持叙述的连贯性。为此，为了实用的目的，本文中的大多数引语采用其意译而非直译的译文。长久以来，李陵/苏武书信的真伪一直备受争议。本文的目的在于再次探究这些书信究竟为真作还是后世拟托之作。在开始考证前，我先依据班固《汉书》中的记载回顾一下李陵和苏武的生平，为比较信中明确和隐含的信息提供参考。之所以选取《汉书》本文引用部分取自《汉书补注》，王先谦著，文瑞楼白纸石印版。而非《史记》或者《前汉记》作者荀悦。，是因为后两书中的相关史实与《汉书》相似，而且《汉书》中还包含了大量其他两书中没有记录的历史细节。另外，本文出于考证的目的，必须忽略各种传奇故事等其他的史料来源。苏武和李陵在漠北的英勇事迹在当时的大汉帝国就已广为传播。历史人物苏武作为汉武帝的使臣出使匈奴，忠心赤胆，勇敢无畏。李陵则是命运多舛、令人扼腕叹息的将军。苏武是忠诚与坚忍的完美化身，在极其恶劣的境遇中生存下来，一度被匈奴视为神《汉书补注》，王先谦著，第54卷，第51页。“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当年苏武因匈奴缑王谋反收到牵连，遭到囚禁并被卫律以刀剑相逼。他坚定不屈，拒绝招降。匈奴人把他弃于荒野，意图饿死他。天降大雪，苏武卧着嚼雪，吞下毡毛，九天之后竟然还活着。匈奴人大惊，以为他有神力相助。。归汉之后，他得到巨大的荣誉和丰厚的赏赐。与其相反，李陵不幸地因为“政治”原因《汉书补注》，第54卷，第46页。“天汉二年，贰师将叁万骑出酒泉……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此处原文还有一“军”字，应为作者疏漏——译者注）。”李陵率领五千将士，自成一军以分散单于兵力，减轻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兄）的压力。得到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后成为极度嫉妒和卑劣背叛《汉书补注》，第54卷，第46—47页。“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转下页）的牺牲品。李陵拼力死战，无奈劫难重重，最终投降匈奴。彼时的他可能还抱有明事匈奴暗事汉朝的心意（接上页）李陵遭遇匈奴战败，路博德的上奏是原因之一。路博德曾任伏波将军，他嫉妒李陵作为前线统帅的地位，对自己在后方的职位深感不满。在奏书中，路博德故意引起皇帝的怀疑，制造李陵不愿执行皇帝命令的假象。由此，汉武帝下令李陵在缺乏供给和其他军队配合的情况下立即出兵。而路博德在后方并未及时地为李陵的部队提供后方支援，导致他孤军深入。尽管如此，李陵也曾险些取胜。匈奴军队对李陵的高超武艺和惊人胆略感到很惊讶，担忧他后方可能有大量汉军伏兵，一度考虑退兵。《汉书补注》，第54卷，第47页。“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恰逢李陵军中有一个叫管敢的军侯，因被校尉凌辱而逃出投降了匈奴。对单于说，李陵并无后援，而且箭矢已尽。匈奴于是引军返回，猛烈地攻打早已陷入困境的李陵部队。见《报任安书》，司马迁著，同上，第62卷，第11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不久之后，谣言传到汉室宫廷，说李陵在帮助匈奴练兵，准备与汉朝开战《汉书补注》，第54卷，第49页。“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后来汉武帝后悔没有给李陵安排救兵，派遣公孙敖将军带兵深入匈奴境内接应李陵。公孙敖之军无功而还，说：“捕获俘虏，说李陵教单于练兵来防备汉军。”武帝听说了，以为李陵叛国，便族灭李陵全家。母亲兄弟妻子三族全部被杀。。汉武帝大怒，诛杀李陵母弟妻子三族。然而真正的罪臣却是之前投降匈奴的汉军塞外都尉李绪。他的所作所为被附会到地位更加显赫的同姓李陵身上。这或许是以讹传讹的谬误，也可能是公孙敖将军的恶意诽谤。他在李陵投降后曾奉汉武帝之命去接应（却无功而返）；于是这一次，正义真的缺席了《汉书补注》，第54卷，第49页。“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后来汉朝派使者出使匈奴，李陵对使者说：“我为汉朝带领步兵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没有救兵而兵败，有什么对不起汉室的地方，竟诛灭我全家？”使者说：“汉朝听说李少卿教匈奴练兵。”李陵说：“那是李绪，不是我。”。李陵家族为这则谣言付出了被诛三族的代价，故交们也以他为耻辱《汉书补注》，第54卷，第49页。“陇西郡的士大夫自此以李氏为愧。”。李绪为匈奴效力间接导致李陵家破人亡。李陵无处申冤，在强烈的愤怒和绝望中派人杀死了李绪。器重李绪的大阏氏因此要杀李陵。他只好一路逃亡，直到大阏氏去世才重返匈奴宫廷，任右校王。据说李陵在和苏武分别时《汉书补注》，第54卷，第52页。“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讲道，在灭族和李绪死后几年，母亲被株连的不公使他痛苦万分，怨愤难平。从那时起，他就放弃了返回汉朝的念头。新帝登基后，李陵曾经的同僚，此时担任辅政大臣的霍光和上官桀派遣李陵过去的好友任立政出使匈奴，劝他归汉。片刻犹豫后，他就断绝了返回故国的冲动，决定远离西汉朝廷和其中的各种政治权谋回顾过去的经历，李陵完全有理由怀疑当他返回汉朝后能否受到优待。而且，年事渐高的他已久居异国，不希望生活中再发生巨变。他给出的理由是绝不能再次遭受侮辱。大丈夫不能再辱。同上，第54卷，第49页。。公元前74年，在投降26年后，李陵病逝于匈奴境内。苏武传记有明确记载，苏武和李陵的友情早在二人流亡匈奴前就开始了《汉书补注》，第54卷，第51页。“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传记中，二人虽命运迥异，言语间却流露出惺惺相惜的互敬之情。后来，李陵受匈奴指派劝苏武投降。他列出苏武投降后可以获得的好处，并刻意弱化苏武和汉朝的联系。李陵劝道，苏家人几乎都不在了，他亲自参加了苏武母亲的葬礼，苏妻已改嫁。苏武的兄弟皆因公务而死。人生如朝露般短暂，苏武在这样的处境下不应徒劳地尽忠，折磨自己。李陵又回忆起他当年投降时的痛苦和想念老母亲时内心的煎熬，暗示苏武如果投降会比他内心的纠结更少一些。而且汉武帝年事已高，政令随时可能变更，投奔匈奴不仅能得到与在汉室同样的厚待，也是苏武更安全的选择。而苏武列举了他和家人从汉朝得到的恩典作为回应，甘心为汉朝而死。几天后共饮时，李陵再次劝说苏武投降。苏武回答说，如果李陵坚持让他投降，自己宁可死在李陵面前。李陵长叹自己和卫律罪行深重，痛哭一场辞别苏武。临别前，他以匈奴妻子的名义送给苏武几十头牛羊回顾过去的经历，李陵完全有理由怀疑当他返回汉朝后能否受到优待。而且，年事渐高的他已久居异国，不希望生活中再发生巨变。他给出的理由是绝不能再次遭受侮辱。大丈夫不能再辱。《汉书补注》，第54卷，第51—52页。“单于使陵至海上……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尽管其中可能有史家的溢美之词，这一幕中李陵对故交苏武勇气和忠诚的由衷敬佩，以及苏武在谈到投降的敏感问题时周全得体又不失尊重的克制，足以令人动容。流放匈奴十八年后译者注：原文有误。此处应为十九年，即公元前100年—公元前81年。，苏武终于归汉。临别时李陵安排酒宴为苏武送行，席间他所唱的歌收录在《汉书》《汉书补注》，第54卷，第52页。中。歌中，他表达了对自己处境的痛苦和绝望。因为儒家忠孝大义无法解决他的困境，他茫然失措——儒家教义要求以死侍主，然而汉武帝却因误报诛他三族。历史中再无后来李陵苏武相见的记载，也不曾提及二人分别之后有书信往来。苏武归汉后得到了丰厚的封赏和极高的声望《汉书补注》，第54卷，第53页。“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他经历了仕途生涯的几度变迁，于公元前60年病逝，享年61岁。后来，汉宣帝将他的画像供奉于麒麟阁《汉书补注》，第54卷，第53页。“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二、　李陵和苏武的文学作品据传为李陵所作的作品包括诗歌、书信全文或片段以及一些言论，其数量远超据传是苏武所作的作品。（一）　非书信作品《隋书·经籍志》《四部备要》，《二十四史》（8），第35卷，第325页。汉骑都尉李陵集二卷。《旧唐书·经籍志》《四部备要》，《二十四史》（10），第47卷，第603页。李陵集二卷。和《新唐书·艺文志》《四部备要》，《二十四史》（13），第60卷，第449页。李陵集二卷。中都提到《李陵集》，但三书都已失传。严可均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汉文》第28卷第4页李陵的传记里也记载“有集二卷”，但却没有说明其下落。严可均并没有谈及苏武的文学作品。然而《文选》《四部丛刊》，第322卷《六臣注文选》。本文中《文选》的引用均出自此版本。的评注和《北堂书钞》隋朝虞世南（558—638）编著。中除了李陵的著述，也曾提及苏武的作品。《北堂书钞》第117卷第8页，“乘云附景”词下有注“苏武答李少卿书云”，但未说明该信是否选自《苏武集》还是其他文集。第96页“追奔逐北灭迹扫尘”下有注“李陵别传云”。由此可知，虞世南知道有李陵别传的存在。第10页“泰山压卵”下有注“苏武集云”，可知虞世南也知道有苏武文集存在。宋朝《太平御览》北宋李昉等奉敕编纂于公元983年。的经史图书纲目收入《李陵别传》，但未提及苏武文集或苏武别传。除以上文献，评论家在评论不同的文集和其他文学作品时常常引用据传是苏武和李陵作品中的词句和主题。所引内容多为诗句，也有一些是信件或言语的片段（现已失传）。署名为苏武和李陵的诗作收入《文选》《古诗源》清朝沈德潜（1673—1750）编写。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葆编写，1916年出版。三部著名的作品集。其他一些文集中也有出现。（二）　书信作品在综合类书和大型作品集中，《艺文类聚》宋朝欧阳询等编纂。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一封据传苏武所作的书信及两封据传李陵所作的书信。其中一封署名为李陵的信件篇幅较短，且没有常规书信的结尾，因此很可能并非全文。而各选集中，除《文选》外，只有三个文集《古文评注》清朝过珙编撰，序言时间为1703年。《古文观止》清朝吴楚才编撰，序言时间为1695年。和《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该书被收入《国学基本丛书》（1933年出版）。《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和其原书《涵芬楼古今文钞》均由吴曾祺编著。原书出版于1910年。收录两封“李陵”书信中篇幅较长的一篇。在欧洲，这封信的英译本被收入翟理思博士所著《古文选珍》散文卷，第二版，伦敦，1926年，第82—86页；其法语译文收入马古礼埃所著《中国古文》，巴黎，1926年，第93—100页；其德语译文收入顾路柏所著《中国文学史》，莱比锡，1909年，第213—219页；其拉丁语译文收入晁德莅所著《中国文学教程》，上海，1880年，第四卷，第268—277页。除《艺文类聚》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三封书信外，另外还有两封据传出自这两位历史人物的书信（其中一封是李陵写给苏武的，另一封是苏武写给李陵的）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斯坦因爵士敦煌遗书收藏品承蒙翟理思博士允许，我在他亲自编写的藏品目录中发现了这些信件的题目。第一封信件保存完好，但是第二封信件中很多字被污渍遮住无法辨识。中的一个抄本中。为了研究的方便，我将李陵/苏武的信件编号如下：上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里的三封书信，按照它们在书中出现的顺序分别标为信件1《报李陵书》，出自《全汉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8卷，第2—3页；信件2《与苏武书》出处同上，第28卷，第4页；信件3《重报苏武书》，出处同上，第28卷，第5—7页；大英博物馆中斯坦因藏品承蒙W.　Simon教授告知，三件包含信件4和5的抄本的手稿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博物馆伯希和敦煌遗书写本收藏中，巴黎，手稿序号为2498，2847和3692。中的两封信标号S.785，在本文中编号为信件4《与苏武书》和信件5《穷囚苏子卿谨贡书》。这两封信和其他三封信件之间的区别非常有趣，两位知名历史人物在信中表现出的性格与信件1,2,3中我们所熟知的个性有明显的不同。三、　最知名的信件及其广为传播的原因信件3是五封书信中流传最广泛的一封。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收录它的《文选》影响深远。全国上下凡是希望获取功名的年轻学者和出于高雅目的的士人阶层的其他成员都会通读此书。此外，其他篇幅更短流传广泛的小型文集也提高了它的知名度。另一个原因在于这封信的内容感人至深。李陵身在匈奴心中所承受的痛苦，他所遭遇的不公，无不强烈地激发了年轻读者无尽的同情和想象。同时，过时的儒家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独裁政府时常不负责任地对待其子民，因此对家族的忠诚与对政府的忠诚会互相矛盾。每个中国人都深切感受到了这个问题，而这封信恰恰真实地揭示了这个矛盾。信中韵脚严谨，措辞讲究，让读者在陶冶心灵之余也享受语言的声韵之美。此外，在《文选》和其他文集中，信件3大多和《司马迁报任安书》前后出现。两篇文章的主题都是控诉独裁政府对正直却无权势的个人施加不公。司马迁仅是对汉武帝上书，据理论说李陵品行正直，却惨遭腐刑。他在信中回顾了李陵不幸投降的过程，坚信李陵不是出于怯懦或贪图富贵才这样做，而是有心寻找机会立功赎罪，报效皇帝。年轻学者们缺乏判断力，看到李陵的品格在司马迁的文章中得到佐证，仿佛感到十分满足。因此，据传出自李陵之手的信件3愈发受到年轻文人的喜爱。至于信件1和信件2，除了它们未被《文选》和其他小型文集收录外，还缺少具体的主题，无法引起读者的重视。信件4和信件5似乎在大陆鲜有流传，因而不为人知。另外，作者的文笔功力也不足。四、　历史上中国的文学评论家们关于信件3作者身份的争论正如文章开篇所讲，这些信件，至少是在大陆已知的三封，其作者的身份一直饱受争议。因为信件3更为人熟知，自然又是三封信中争议的焦点。南朝梁昭明太子认为该信为李陵真作无疑，将它作为西汉作品收入文集，同时没有附加任何评注。然而自唐代以来，一些学者对作者的身份表示怀疑，另一些学者试图打消这些质疑，还有一部分人在两派之间举棋不定。为方便起见，我依据争论中的不同立场，将相关学者们分类如下：（一）　三位认定该信作者为李陵的学者（1）　清朝过珙（字商侯）将信件3收入其文集《古文评注》。在文末的评注“击节悲壮，大有英雄可跌，无可奈何光景。读项羽纪，顿令人气郁；读苏武书，顿令人气伸。昔人疑其赝作，必天下有李陵之遇者，始能写得李陵心事出。若天下更有李陵之遇，又当别写一李陵心事，何必借卿为美谈哉？真作无疑。”中，他说道，李陵的信让我们看到一位享有盛誉的英雄身处极度痛苦和失意中的叹息和悔恨。人们读到项羽的传记会感慨人的精神的局限，读到李陵的信件3，则精神通达直抵云霄。如果有人说此信或为伪作，那么只有与李陵经历相似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真切的文章。但是，假如真有这么一个人，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抒发情感，不必假借李陵的名字作此美文。因此，这封信必是李陵真作。（2）　清朝吴楚才（字留村）编著《古文观止》时收入信件3。他在文后加注：天汉二年，李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遭遇匈奴主力，力竭而投降。在匈奴处见到苏武。苏武返回汉朝后，写信劝李陵归汉，李陵因此写作这封信作为应答以表明心迹，同时问责汉朝为何辜负他的功绩。文风正义凛然感人肺腑，几乎惊风雨泣鬼神。除了苏武（他深切地了解李陵的遭遇），再也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苏东坡说这是南北朝齐梁时期（5—6世纪）无足轻重的文学练笔作品，不免太过武断，有误导之嫌。“天汉二年，李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与单于战，力屈乃降。匈奴中与苏武相见。武得归，为书与陵，令归汉。陵作此书答之，一以白心事，一以咎汉负功。文情感愤壮烈，几于动风雨而泣鬼神，除子卿自己，更无余人可以代作。苏子瞻谓齐梁小儿为之，未免大言欺人。”（3）　清朝方廷珪（字伯海）同样将该信视为西汉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评论其文风奔放自如，酣畅淋漓，还有司马迁的风骨“淋漓酣恣，神似龙门。”《文选集评附跋》，第10卷，第82页。（本人并无此书，以上参考的内容承蒙Y.　Lee先生通信提供——本文作者）。西方汉学家们如马古礼埃、顾路柏、晁德莅同以上学者一致，在各自的文集中都默认信件3是西汉作品，只是并未对其作者身份进行评论。只有翟理思特别提及有关作者身份的争议，但却没有继续讨论，而是接受中国学者林云铭的结论——宋朝苏轼质疑其作者真伪，而当代最杰出的评论家林西仲认为信中悲怆之情足以感动鬼神，除却李陵，再无第二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外国学生可以止步于此。可实际上，翟理思博士所引用的却是吴楚才的评价（林西仲的评论参见第4节相关内容）。（二）　一位持中立态度的学者清朝孙月峰评论说“刘子玄疑此书为齐梁文士拟作。盖谓其词气稍涉华丽，又班史不录，故云而。然枚乘《七发》、王子渊《四子讲德》诸篇，班史亦不录。而词气亦复与西京文殊，岂皆拟作耶？且齐梁文士颜任辈即为最。其文与陈王诸表尚隔一关，安能为此书哉？”又有“文果不似西京，然又不落魏晋，正是东京朱叔元等笔气。凡文皆有滥觞。安知此调非少卿为之阶耶？”，因其文风华丽，且班固《汉书》中未收录这篇文章刘知几实际上说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未收录此文。见第122页。，刘知几因此怀疑此文出自齐梁时期文人的拟作。但是一些汉代文学家（如枚乘和王子渊）的著名作品也并未被收录，这些作品的文风也和西汉作品相去甚远。能由此断言它们都是拟作吗？此外，齐梁年间文名最为知名的文人莫过颜延年和任昉。他们的文笔同陈王曹植（192—232）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又怎能有其他齐梁作家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呢？孙月峰又谈到，这封信的确和西汉的文风不太相似，又不逊色于魏晋时期（3—4世纪）作品，所以必定是东汉时期成文，正是东汉朱叔元即东汉朱浮。的风格。但是凡事都有开端，又怎知李陵不是这种风格的开拓者呢？（三）　六位认为信件3为伪作的研究者不止六位，本文仅给出其中几位较为著名的学者的论述。其他研究者还可以参见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上海，1937，第169—172页；以及白居易《李陵论》，他参照信件3中李陵的个性进行了分析，见《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第一卷，第54—55页。认为信件3并非李陵真作的学者（1）　唐代刘知几（字子玄，661—721）在《文通》中写道《杂说下》：“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李陵集》中有《与苏武书》文采壮丽，音韵流畅，文风不同于西汉作品，可能是后世人假托李陵之名而作。司马迁没有收其入《史记》，足以证明《李陵集》将它收入是个错误。（2）　宋朝苏轼（字子瞻，号东坡，1036—1101）认为“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答刘沔都曹书》出自《苏东坡集后集》，《国学基本丛书》第9卷，第13页。李陵和苏武在长安分别，相互赠诗，可为何提到长江和汉水？而且《李陵与苏武书》中文风和措辞粗浅，不会是西汉时写成，必定是齐梁时期初学者的伪作。萧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可贵的是刘知几看到了。（3）　清朝孙志祖（字颐谷译者注：字颐谷或贻谷。，1737—1801）引用刘知几的观点，表示赞同《文选李注补正》，《丛书集成》，第66页。。（4）　清朝何焯（字屺瞻，号义门，1661—1722）以为《朱批文选重刻昭明文选李善注》，1772，第41卷，第2页，第4—5页。“似亦建安才人之作，若西京断乎无是。即自从初降一段，便似子卿从未悉其降北后事者，其为拟托何疑？蔡邕《独断》云：汉兴，惟王子封为王者，得受茅土。其他功臣，以户数租入为节，不受茅土，不立社。此言当享茅土之荐，故是后人语也。况汉法非军工不侯，始自公孙，夷之恩泽，博望裂土，事由导军。茅土千乘云云，殊乖事实。燕王上书，亦以杨敞无劳为搜粟都尉，相提言之，可知武虽守节，无缘得侯。自唐以来，承用多误。若夫定陵之侯，乃出乱政，不容相难也。”信件3应为建安时期（196—219）有才华的文人所著，绝非西汉文。文中以“自从初降”开头的一段话，使人不禁认为苏武并不知晓李陵投降一事——据此一点就可以断定该信为伪作。关于苏武归汉后得到的封赏，文中说“当享茅土之荐指王﹑侯的封爵。古天子分封王﹑侯时，用代表方位的五色土筑坛，按封地所在方向取一色土，包以白茅而授之，作为受封者得以有国建社的表征。后遂以“茅土”指王﹑侯的封爵。，受千乘之赏。”何焯对此评论说，蔡邕在《独断》中写道，汉朝兴盛以后，只有王子才能得到封侯。所以，这部分内容说明文章出自后世。而且，依据汉朝的律法，有卓越军功的人也可以封侯。第一位不是因为军功得到封侯的是丞相公孙贺，其爵位来自皇帝的特殊恩宠因为他不愿出任丞相一职。见《汉书补记》，第66卷，第12—13页。。而张骞得封博望侯出使西域的张骞，见《汉书补记》，第61卷，第24—28页。，是因为他引导大军出击匈奴。因而关于苏武没有得封的怨言是不准确的。燕王曾上书汉武帝，说苏武忠心耿耿，回国后仅仅做了典属国，相比之下，没有显赫军功的杨敞出任搜粟都尉一职，非常不合适。由此可见，尽管苏武坚贞不屈忠于汉室，却不可能以此得以封侯。自唐朝以来，许多学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错误。而淳于长见《汉书补记》，第93卷，第29—30页。被封为定陵侯发生于乱政时期，不能作为反例驳斥上述惯例。（5）　清朝叶树藩（字涵峰）引用刘知几和苏轼的观点并加以创新《朱批文选》，第41卷，第5页。“刘知几谓是书文体，不类西京，且班史不录定为赝作。苏子瞻《答刘沔都曹书》亦云：词句儇浅，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绝非西汉文。按昭帝立，令陵故人任立政等使匈奴招陵。陵自循其发，曰：‘吾已胡服矣。大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余年，无苏武书令归汉之语。世所传苏武报李陵书凡三首，尤为谫劣，不足信。是书为拟作无疑。然要不失为高手。”——汉昭帝继位后，命令李陵故交任立政等出使匈奴，邀请李陵回国。会面时，李陵抚摸着头发说：“我已经穿上了匈奴的胡服。大丈夫不能再度受侮辱。”在匈奴的二十多年中，并没有李陵提及苏武写信请他归汉的记载。当今文学作品中现存的三封苏武和李陵之间的往来书信文字浅白，不可信。信件3无疑为后世文人拟作，但仍不失为佳作。（6）　17世纪的林云铭（字西仲）（见翟理思《古今姓氏族谱》，第1255页）先是权衡了信件3作者提出的计划。那时的李陵已经投降，却仍在努力寻找机会报答汉室。林云铭接着评论了信中感人的故事和激昂的文风，最后写道林云铭，《古文析义》，序言1716年，第3卷，第18页。“林西仲曰：……考《汉书》载李陵事甚详，独无此书。细品之，另是种出色文字。与西汉朴真平实风气回别。先辈谓出六朝高手，想当然耳。”，《汉书》详细地记载了李陵的事迹，却没有收录这封信。可见信件3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两汉时朴素平实的文风迥异。之前的学者曾断言它出自六朝高手，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五、　判定信件并非出自苏武、李陵真作的原因（一）　上述中国学者观点中的共同之处过珙和吴楚材仅凭一点就认定信件3为真作，即文章情感真挚，感人至深。但是他们的论断并不成立。他们否定了作者或者伪作者的想象力，从而排除了“仿真”的可能。中国早期的小说家们运用这一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该信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读者的同情心、正义感和想象力。这一点成功地蒙蔽了这些评论家和其他一些读者，使他们忽略了下文将要讨论的几个特征。至于方廷珪的观点，我无法置评。他认为信件风格类似司马迁，因此应成文于西汉时期。然而多数学者否认这个观点。孙月峰反对刘知几，说班固在李陵传中可能是出于疏忽，没有提及信件3。但是孙月峰并没有正面回应刘知几的疑问：文章的文风和措辞同西汉时期作品相比似乎太过高雅了些。虽然列出班固没有收录枚乘《七发》和王子渊《四子讲德》的例子，但由于信件3的历史意义远高于上述两篇文章，孙月峰没有充分说明班固不收录信件3的原因。班固在前任史官司马迁的传记中全文引用《报任安书》，意味深远。这封信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帮助我们了解司马迁和李陵同时遭受的磨难。可见，这样一封与李陵传记联系密切的书信，班固如果知道它的存在，是不可能遗漏不录的。断定某种散文或诗歌风格兴起的确切时间的确不容易。孙月峰似乎认定信件3的文风与朱浮（字叔元）实际上朱浮的《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以及收入《后汉书》和宋朝陈鉴所著《东汉文鉴》，宛委别藏，由故宫博物院（译者注：原文有误。此处应为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第3卷，第10—13页中的其他文章与信件3并不近似。等人相似，接着又说又怎知李陵书信不是东汉文风的源头呢？这清楚地表明他对书信3的风格并不确定。先说该信不同于西汉作品，然后又直接断言东汉更为华丽的文风可能发端于李陵的书信，孙月峰既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也没有分析西汉朴实的文风（不规整的韵脚）与较为工整的东汉文风（更整齐的四字句和排比）之间的差距，亦没有提出几位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家作为佐证。实际上汉初赋的排比和王莽时期表和诏书中逐渐固定的四字短句，都深刻地影响了东汉和魏晋时期的书信风格。到了南朝梁，书信大量出现排比（如严格对仗的修饰语），四字短句以及六字短句，接近赋的风格。而李陵可能就是一位感悟力非凡的学者和诗人，乐于尝试新的措辞风格，而并非历史上记载的那个务实的武士当现实情况需要的时候，李陵能够脱离汉朝在匈奴开始新的生活，也会为单于效力，率领大军攻打汉军。见《汉书补记》第94卷，第14页。“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如果他真的沿用赋的风格，以文风华丽骈偶叠加的方式写作的话，那么他或许会预见到两百年之后会出现窦玄妻和徐淑《全汉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0卷，第130页。等文笔优雅的作家。同后来更加程式化的辞采华丽的信件相比，西汉年间的所有书信作品，不论是地位相近的人之间的如《报任安书》还是上下级之间的如枚乘写给吴王刘濞《全汉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0卷，第2—4页。的，甚至是表和诏书都更加直接、平实。因此我很难理解孙月峰为什么坚持认为信件3可能成文于东汉前。刘知几、苏轼、何焯、叶树藩和林云铭的观点各有道理并且彼此呼应，其中有些人更注重文体，另一些人更多地考虑信件成文的时间。但是他们拒绝承认信件3为真作的原因中有一点是一致的：《汉书》未收录，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它的存在。我也认为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否定该信为李陵真作。(二）　最终认定信件3为伪作的五个原因（1）　确实存在明显假托李陵、苏武之名的文章，这意味着其他作品如信件1、2、3，也可能是伪作。信件4和5行文有说书的风格，而且在大英博物馆斯坦因爵士收藏品中标号S.785　的抄本边缘附加有奇怪的字句“曲子荷叶杯打送舞送”，因此可以判断他们属于在寺庙内外吟诵的民间文学法国国家图书博物馆序号为2498　的手稿已确定年代为公元928年（天成三年）。在那个时期，英雄或正直人物故事广为流行。，受众是喜爱如变文等讲唱文学的听众。其文风通俗易懂（流行的讲唱风格），文学价值不高。我认为既然他们不是西汉年间的作品，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了。信件4、5以及《太平御览》第919卷，第8页和第9页中收录一个片段（据说是苏武所作）：“虽乘云附景，不足以譬速。晨凫失群，不足以喻疾。岂可因归雁以运粮，托景风以饷军哉。”文字影射李陵作为一名将军却对军需和运输等问题所知甚少。不同片段中的记载众说纷纭，足以说明它们是出自不同的作者，而且每一篇都可能是伪作。（2）　信件1、2、3为同一作者所作，因此不可能是苏武和李陵两人的作品。三封信彼此间相似度极高，令人怀疑它们是出自一人之手。信件3于信件1、2的区别在于作者在文中把所有想表达的观点一吐而尽，而其他两封信的主题空洞。因此叶树藩将其归入低劣的文章《朱批文选》，第41卷，第5页。“报李陵书凡三首，尤为谫劣，不足信”：我不太清楚叶树藩的意思。三封收入著名文集的信中，一封据传为苏武所写，两封据传为李陵所写。我认为他将信件1,2,3统称为“李陵书”。还有一种可能：叶树藩得到的是另外三封李陵所写的信件，但如今都已失传。。信件1、2有可能写作于信件3成文之后，以使后者更类似真作。我在下文中列出从三封信中摘出的短语和句子来支持这个论断。不过在此之前，我必须先分析骈偶体作者写作的思维过程。他们的文章由四字短句，间插六字短句构成，采用对仗的修饰语或排比。作者们因为早已熟记于心，能够自如地从已有的诗歌、赋和散文中“引用”。他们其实乐于借用前人已有的，已经得到评论家们褒奖的词汇和短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引用的内容包括典故、神话、传奇、历史记录中的趣闻、冒险故事和其他各种故事。但这种引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引用”。在西方，引用的内容必须和文章紧密相关，每个细节务必精确，否则就被视为仅仅是暗指或者引用失当。但中文中的引用与原文之间的联系即使比较牵强，也能得到评论家们的认可。中国的作家们有时引用一个词语或短句，甚至是半个词语或短句，有时也会一字不差地逐字引用。这些引用和借鉴能体现出作者丰富的学识。另外还有一个展现文人深厚文学底蕴的方法，即用自己的语言自由诠释神话、传奇和史书中的著名故事。但这个方法不如前者更常见，因为引用典故的原文可能只需要两个字，比诠释原文更加简练经济。除了自己创作的骈偶句，骈偶体作家们也擅长引用前人的词句。实际上，他们必须重现或重复大量前人的著名词句（可以注明或不注明都可以）才被视为是有造诣的作家。头脑中积累了大量可供引用的优美词句、音韵和对仗句，作者进行整合构思，从一个典故过渡到另一个典故，形成对句。作者将包含相关人名或者事物名的对句叠加，或者选取大量情绪化的修饰词或者各种形容词的反义词或近义词描写自然景色或人造建筑，文章逐步得以写成。有时候，被引用的诗歌中的某一个字或者某一个音可能使作者联想到另一首诗，由此找到对句中另一个对应的修饰词。作者还没来得及考虑为什么要写和怎样去写，上述构思的过程就已经完成了。一旦了解了骈偶文的写作过程，了解了作者如何精心地构建名词、事件和修饰词之间的对仗，同时保证每句话的字数严格限制在四字或六字（个别句子除外），我们就会发现相似的词、短句和结构反复出现，有时重现是以流畅自如的构思组合或词句组合，有时重现的则是自成风格的修饰词的对仗组合。特定作者在某些特定用词、修饰词和构思方面的个性特点和偏好可能通过这一弱点暴露出来。通过下文中的例子，我尝试揭示三封书信里相似的措辞、搭配和“引用”。[1]方括号中数字为信件编号。　穷目极望,不见所识,侧耳远听,不闻人声。[3]　举目言笑，谁与为欢？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1]　当此之时[3]　当此之时[1]　远垂拯赎[3]　远辱还答[1]　每念足下[3]　每一念至（续表）[1]　弃在绝域[3]　出征绝域[1]　衣则异制,食味不均。[3]　韦韝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1]　茅土之封[3]　当享茅土之荐[1]　嗟夫李卿[2]　嗟夫子卿[3]　嗟夫子卿(出现三次)[1]　将复何言[3]　夫复何言[1]　本为一体，今为异俗。[1]　相见末期，国别俗殊，死生隔绝。[2]　恩若一体，分为二朝，悠悠永绝，何可为思？人殊俗异，死生断绝。[3]　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1]　余归汉室，子留彼国。[3]　子归受荣，我留受辱。[1]　岱马越鸟，能不依依。[3]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2]　范蠡赴流[3]　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2]　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3]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在我看来，这三份据传由苏武（信件1）和李陵（信件2、3）所著的信件，用词如此贴近，实际上应出自同一作者。苏武和李陵的传记表明，二人生活背景不同，思想状态也大相径庭，却又能写出文风和措辞完全一致的文字，确实可疑。而且，再考虑到当时繁复绮丽的骈偶文尚未形成风气，我们就可以排除是真作的可能了。（3）　信件1,2,3的文风不同于西汉时期的书信现存李陵苏武时期的信件包括邹阳的《上书吴王》《狱中上书自明》《全汉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9卷，第8—11页。，枚乘的《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全汉文》，同上，第20卷，第2—4页。以及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全汉文》，同上，第32卷，第3—4页。。但是这些确为西汉年间的信件同信件1、2、3相比，不论在四字句还是在刻意排比句的使用上都毫无共通之处。虽然邹阳在《上书吴王》中所使用的排比和同时代的人相比更加考究（可能是因为更加私人化的信件中允许借用“赋”的特征？），但是其文风、修辞和排比结构同三封信件相比也并不相近。实际上，信件1、2、3在以上方面都更接近后世如东汉、梁朝时期的书信参见《文选》中朱浮（叔元）和陈琳（孔璋）的书信；《六朝文絜笺注》（许梿编，黎经诰注，序言年份1725年）中鲍照和刘孝仪的书信。。后世的信件写作风格更加繁复绮丽，可能是因为修饰词的对仗组合在“赋”中渐渐成熟并逐步渗透到其他的文体中。同时，诏书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引用《诗经》和《书经》营造经典权威的文风；全文几乎都用四字短句写成；而且用词古雅，接近上述这两部经典。大部分的表也不再延续西汉时作者个人特征鲜明、自由奔放、平实易懂的特色，转向诏书中华丽对仗的文风。因此，整体看来，较之西汉，东汉的文风更加繁漪，形式更加复古。写给诸侯和高官的表和书信中充溢着既谦恭又高雅的词句，很快普通文人也效仿起来，因此，官员和文人以及同阶层里受教育的女性之间的书信都演变得文辞优美。《窦玄妻与窦玄书》，徐淑的《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这些信件均收入《全后汉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96卷，第8—9页。都可以佐证我以上关于文风演变的论断。新文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成组出现的四字短句。严整的排比，对仗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两组连续出现的四字短句或六字短句，严整的排比，以及对仗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特征，虽然不是必需的写作惯例，但已然成为当时最前沿的写作方式。班固沿用司马迁平白质朴的文风书写历史（实际上他保留了《史记》中的许多内容），但在其序言中，他也采用四字短句和骈偶句著文，亦并非偶然。东汉时期，骈偶句风行一时，所有的文章都采用骈偶体写作。修饰词的对仗似乎也更加工整。虽然李陵和苏武的书信整体看来并不像梁朝一些书信（如梁简文帝的作品）中使用最严整的排比，但其工整程度已近似刘孝仪的《北使还与永丰侯书》《六朝文絜笺注》,同上，第7卷，第8—9页。评注者认为文中“毳幕难淹，酪浆易厌”的句子来源于信件3中“韦韝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也可能两句都来自有关乌孙公主和亲作品中的固定表述。和鲍照登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同上，第7卷，第1—4页。。其实信件1、2、3中的排比不如梁朝信件工整并不能证明它们成文的年代更早。伪作者或仿作者可能刻意不通篇使用骈偶体，模仿早年的文风以营造前朝的时代感如比较《四部丛刊》《江文通集》中，江淹《学梁王兔园赋》和他非刻意模拟他人而作的赋，即可得出这个结论。。一位学识与经验兼有的伪作者会在各个方面小心谨慎，避免暴露自己。然而三封信件并没有完全重现西汉的文风。（4）　信件1、2、3中不合时代及不准确之事①　“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信件3）——文中暗指李陵曾期望汉朝的皇帝能赐给苏武封地，以分封诸侯的礼仪，取有色土，以茅草包住授予他。正如何焯在其反对信件3为真作时所说，根据蔡邕《独断》中的内容《四部丛刊》，第464卷，蔡邕《独断下》第76页。“天子太社，五色土为坛。皇子封为王者，授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东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籍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归国，以立社，故谓之受茅土。汉兴，以皇子封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乡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户数租如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同样参见《太平御览》《四部丛刊》第198卷，第2页“《汉杂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为坛，封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于其国，故谓之受茅土，汉兴，唯皇子封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户赋租入为节，不受茅土，不立社。”，汉朝只有皇子才能以这种礼仪得到分封，成为诸侯。功勋卓越的功臣仅得到特定户数所缴纳的赋税作为赏赐，并不能享有诸侯的待遇。然而，到了东汉末年，皇族外的人也被封为诸侯。显然，信件的作者对西汉时期的做法并不了解。这是信件3最明显的硬伤。信件1中也曾出现过“茅土之封，永在不朽”。②　“受千乘之赏……无尺土之封。”（信件3）正如何焯所说，苏武并未立下军功，无缘封侯。③　“形影表与丹青。”（信件2）李陵与苏武分别时，李陵预言苏武回国后将作为忠贞老臣备受荣耀，他不凡的事迹将记载于丝帛和竹简上（成为历史记录），他的肖像将以丹青画成“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作者似乎想说李陵预见到汉宣帝令人将苏武的画像画在麒麟阁的后事。除了李陵的言语，信件中还的确写到苏武的画像后来供奉于麒麟阁中。倘若书信的作者说的确实是这件事，那他就完全忽略了一项史实——麒麟阁的画像作于甘露三年，即公元前51年，距李陵去世已有23年之久。李陵不可能在信中谈及此事。①　“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信件3）这一处的谬误不如上两处明显。信件3的作者迫切地寻找形容词加名词的搭配，与强胡构成对仗。对于他来说，要找出一个修饰汉朝的合适的词汇显然有些困难，然而此处用“天”作修饰词却恰恰露出了破绽。因为萧何的传记中有一个典故：当年项羽将汉高祖刘邦困在蜀地，封为汉王，而把关中分封给秦朝降将，导致刘邦大怒。萧何安慰高祖，说蜀汉地区因物产丰富被称为天汉而远近闻名，这正是一个隐含的吉兆。如果不接受天赐的吉兆就会遭到惩罚“《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汉书补记》，第39卷，第29页。。如果萧何需要向其主公讲解，说明“天汉”只是少数人才知道的说法。而“天”修饰“汉”的用法似乎只在萧何传和信件3中出现过。饱读诗书的文人引用这一出自《汉书》的典故还算正常，而李陵一介武夫，理应不能想到这样的搭配。更可信的解释是信件3的作者在构思能与“强胡”（可能取自司马迁对李陵战事的生动描写，其中有“横挑强胡”）对仗的词语时，突然想起在通读《汉书》时见过这一搭配，因而采用。除以上两个出处，“天汉”在文中出现也可能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汉武帝年号（公元前100年—公元前97年）。这期间，苏武和李陵先后抵达匈奴境内。因为天河即银河，当时旱灾严重，采用此年号有从天河求雨之意。二，出自李陵诗句“招摇西北驰，天汉东南流”。尽管以上两处“天汉”都是银河的意思，但作者还是用它来指称大汉天朝，因为作为年号，它在语音上而不是意义上与苏武和李陵联系紧密，还能为信件增加李陵作品的个性印记，同时，萧何也为这种用法提供了先例。那么，无论这一排比在后世读者眼中如何别扭，也忽略不计了。②　“余不满百”（信件3）与“脱至塞者，四百余人”（《汉书补记》第54卷，第48页）。这可能是李陵作为武士的吹嘘，但更像是为了与前文“死伤积野”可以形成对仗。③　“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且汉厚诛陵以不死。”(信件3)李陵说汉武帝苛责他不殉国是有失公允的。众所周知，李陵家族惨遭杀戮是因为李绪为匈奴练兵的事被误以为是李陵所为。④　“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上海，1937年，第171页。苏武归汉时，汉朝政府高层并不像信中所说充斥着无能之辈。事实上，李陵自己德高望重的朋友汉朝使者力邀李陵回国时提到了霍子孟和上官少叔。，就身居要职。⑤　最后，我赞同翁方纲（字覃溪译者注：字正之，一字忠叙，号覃溪。原文作者有误。，1733—1818，据恒慕义所著《清代名人传略》第856页）提出的观点，仅凭这一观点即可以认定信件3为伪作。他认为李陵与苏武是友人，如果李陵写了这样一封对汉朝怨愤不已的信件，随着信件传送辗转千里，内容会流传开来。而苏武也会因不忠不敬的罪名遭到牵连。一旦收到这封信件，苏武必定会将它立即毁掉，又怎会传给子孙呢？杨恽写《与孙会宗书》，因此文被汉宣帝所杀，也累及孙会宗罢官。如果明知汉朝的法令和习俗，又怎会特意写一篇控诉汉朝、申诉冤屈的信件送给朋友？倘若因此牵连他所敬重的友人，那就真是愚蠢了。（5）　信件1、2、3仅是条理清晰的拼凑之作如果将三封信件全文拆分，从把片段视为前人著述的角度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是由从与李陵、苏武相关的文章中摘取的短句和修饰词拼凑而成，其来源包括：三史（即《史记》《汉书》和《前汉记》）、司马迁《报任安书》《文选》和其他文集中据传为李陵和苏武所作诗歌或者《文选》或其他书籍评注中提及的据传为二人所著的诗歌（可能另外还有一些已经失传的诗作）。下表为三封信件片段与相关文章之间的对应关系。①　词汇的雷同。[1]　歃朝露以为饮人生如朝露（《前汉书》，第54卷，第52页）[1]　当此之时

[3]　当此时也；当此之时当此之时（《报任安书》）[1]　所以忍困强存

[3]　故每攘臂忍辱，辙复苟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仆虽怯懦，欲苟活。（《报任安书》）[1]　何则？志定于不回，期誓于殁命。何则？；定计于鲜也（《报任安书》）[1]　功书竹帛虽古竹帛所载（《前汉书》，第54卷，第52页）[1]　余归汉室，子留彼国。

[3]　子归受荣，我留受辱。我当留斯馆，子当归故乡。（李陵诗，《太平御览》919，第8—9页）；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苏武诗，《古文苑》《丛书集成》，重印于1935—1937年，第8卷，第191页）[1]　岱马越鸟越人衣文蛇，岱马依北风。（苏武诗片段，《全汉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8卷，第3页）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文选》，第29卷，第16页）[1]　能不依依

[3]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苏武诗《文选》，第29卷，第13页）[1]　嗟夫李卿，将复何言。

[3]　嗟夫子卿，夫复何言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报任安书》）[2]　形影表于丹青丹青所画（《前汉书》，第54卷，第52页）[3]　勤宣令德努力崇明德（李陵诗，《文选》，第29卷，第126页）

愿君崇令德（苏武诗，《文选》，第29卷，第15页）[3]　策名清时策名于天衢（李陵诗见《文选》评注第37卷，第3页和第37页）；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古文选》，第8卷，第190页）[3]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远托异国兮乌孙王（乌孙公主悲秋歌《古诗源上》第45页）[3]　有逾骨肉骨肉缘枝叶（苏武诗《文选》，第29卷，第13页）[3]　陵虽不敏陵虽驽怯（《前汉书》，第54卷，第52页）（续表）[3]　韦韝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乌孙公主悲秋歌《古诗源上》第45页）[3]　牧马悲鸣辕马顾悲鸣（李陵诗《文选》，第27卷，第31页）[3]　杀身无益，适足增羞。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报任安书》）[3]　五将失道五将失道（李陵表，出处不详，《全汉文》，第28卷，第4页）[3]　出天汉之外天汉东南流（李陵诗见《文选》评注第30卷，第37页）；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前汉书》，第39卷，第29页）[3]　入强胡之域横挑强胡（《报任安书》）[3]　斩将搴旗有斩将搴旗之功（《报任安书》）[3]　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报任安书》）[3]　陵复何望哉陵尚复何顾乎（《前汉书》，第54卷，第52页）[3]　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3]　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念父母，顾妻子。（《报任安书》）②　意义的诠释[1]　歃朝露以为饮，茹田鼠以为粮。武卧齿雪；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前汉书》，第54卷，第51页）[1]　迫以白刃在颈，铁锧在喉，不以动其心也。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前汉书》，第54卷，第50页）[1]　本为一体，今为异俗。

[2]　恩若一体，分为二朝。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苏武诗《文选》，第29卷，第13页）[2]　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余里。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报任安书》）[2]　下计其功，岂不足以免老母之命邪？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前汉书》，第54卷，第52页）[3]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今足下还归，名扬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前汉书》，第54卷，第52页）（续表）[3]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马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便复战，故陵不免耳。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自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报任安书》）会陵军侯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矢且尽……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前汉书》，第54卷，第47页）[3]　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报任安书》）[3]　报恩于国主耳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报任安书》）[3]　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句践之雠，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前汉书》，第54卷，第52页）[3]　昔萧樊囚絷，韩彭菹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报任安书》）[3]　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遂引刀自刭（李广传《前汉书》，第54卷，第45页）[3]　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引佩刀自刺（《前汉书》，第54卷，第50页）[3]　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来时,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前汉书》，第54卷，第52页）五、　结论基于以上分析，并参考前人否定李陵、苏武信件为真作的原因，我认为可以认定五封信件中无一为李陵或者苏武所作，均为伪作。汉代女学者班昭汉代女学者班昭本文译自美国女汉学家孙念礼　(Nancy　Lee　Swann)的著作《班昭传》（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本文节译了原著第十章与第十二章的内容。[美国]　孙念礼著胡月英1译1.　中国矿业大学国际汉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一、　道德家班昭班昭是第一位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女性道德表述的思想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她所著《女诫》，尽管篇幅不长，但作为一个有关道德原则的理论体系，不仅包含着对完善女性性格的科学阐述，而且为这些原则的实际应用制定了具体规则。虽然这个科学的基础是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而且以最绝对的方式得到肯定，其中很多规则都是可以为适应新时代的形势以新的术语重新表述的，所以这篇著作可以看作是一定程度上涉及了“相对道德”的概念。根据《有关中国人的记忆》译者注：《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简称《北京传教士回忆》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法国汉学家。所述（此文继维尔市·威廉的文章《中国的女性教育》之后发表），班昭在教授汉和帝的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以提升其女性综合修养”时，创作了《女诫》。这些思想表述，也许现在或者过去都有其书面汉语来源，但在《女诫》的引言中，班昭自己的解释是，这本书是为“未婚女子”而写，她要求她们人手抄写一份为己所用“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女戒》序言。。而“处女”这个词的解读绝不可能包括皇后，很显然她写这本书主要是为她自己家的女孩子们。谈到她儿子，她所进行的反思，“男人可以规划他的人生……而我很痛心到了婚龄的女孩子此时却得不到任何训练与建议。”译者注：“男能自谋矣…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女诫》序言。在写这篇文章时，她可能在考虑提高女性的整体素养；但她却未明确说明。然而这本书一完成，马上送给马融诵读，马融高度赞赏其内容，继而命令他的老婆女儿们照本练习。无可争议，这些“戒律”，正如班昭的初衷一样，是为满足那个时代的女性需求而作。但这个词组“知免耳”译者注：《女戒》序言。的使用（意思是“我知道如何避免恐惧或错误”），暗示了她的心愿，即对她的女儿们，乃至对所有的年轻女性来说，都应该避免当她作为年轻的新娘到了一个陌生的家庭时所经历的恐惧。尽管她熟悉并喜爱的经典著作里充满了富有真知灼见与实际事例的道德说教，但当时没有一本书籍专门用于指导女人在家里的实际日常生活。正是从自己的学习与体验中，班昭形成了她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附有家庭规则，以训练女孩子的个人行为举止，培养正确的家庭关系理解能力。在这个体系中，理想的年轻女子的最重要的美德，准确地说，就是卑弱——这正是当下现代中国女青年强烈抨击的。班昭那时无意提出性别平等的问题。正如她认为年轻人理应尊老敬老一样，她认为男尊女卑亦是理所当然。她通过对女孩出生时古人富有象征意义的习俗解读，反复强调卑弱的重要性，并制定了切实的行为准则，其含义是年轻女性必须视自己为尘埃。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女人要学习的最重要的课程就是恭敬顺从。男人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里辛苦忙碌，而女人就要在家里同样完美地操持家务。“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整理必精美，而不粗率）。”译者注：《女诫》卑弱第一。很可能班昭认为女人必须多生儿子，她把延续香火与为祭祀祖宗做准备都定为女人的职责。她甚至说男孩女孩同样重要，并且认为一定是女人去赢取丈夫的欢心，但她“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并不是要花言巧语献媚而获取丈夫的爱意）”。译者注：《女诫》专心第五。只有谦逊顺从的贤淑女人才能在她的领域彰显美德，为自己与父母获得荣耀与美名。这种贤淑女人的行为是由她对丈夫的尊敬所决定的。在他的家族血脉中，作为他的配偶赋予她崇高的地位，她自身应该把为祭祀准备酒食视为神圣的职责。她的日常工作就是要确保家人清洁，食物干净，家务细致，有条不紊，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饶舌与愚蠢的嬉笑上。心志宁静，专心本分，思而后言，作为妻子，应该在德、言、行方面正其自身。女人多自制，心态清净，方可知足。女人应该是勤劳的。“晚寝早作，不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译者注：《女诫》卑弱第一。意思是长时间的劳作，家务烦琐，不论难易都是应做的。她总是服侍他人，心甘情愿，操持家务，整洁有序，全心全意奉献于家庭，从无站在门口或院落与人谈笑的闲暇，也无此之念。她总是乐于女工，缝衣织布，她的贤德因此受到贤明的前辈认可，无愧于列祖列宗。最了不起的是班昭倡导女孩子受教育，收录于《女诫》的前两章。这种倡导本身足以奠定作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女性发展史上的首要地位。她坚信，不仅男孩子需要受教育，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履行男人的职责，女孩子也同样需要受教育，履行女人持家的职责。她希望，儿童在八岁至十五岁期间应该接受被称为启蒙的教育，这一古老法则不仅适用于男孩子，也同样适用于女孩子，启蒙教育不同于之后的更高级的教育或文化教育。班昭对于她那个时代，有关年轻女子在启蒙教育之后的传统程序没有提出异议。这种女子教育传统程序的萌生可能出自《礼记》的一些章节，《礼记》在汉代即使不被视作实践规则，也被看作是教育理想的最权威指示。《礼记》中记述：“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译者注：《礼记·内则》。“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译者注：《礼记·昏义》。重要的是，班昭坚持，男孩子为了入仕已经在接受古典教育，女孩十五岁之前也应该平等接受教育，她的观点当时为大家接受。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心里，毫无疑问男孩子应该受教育，但至于女孩子的教育，他们并不那么坚定。对班昭而言，忽略教育女孩子意味着忽视了处理好男女之间关系的必要条件。班昭呼吁女孩子接受启蒙教育，根据是，启蒙教育对已婚妇女与所嫁入的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必不可少。如果她的呼吁为她那个时代所接受的话，有可能后来的道德家就会把这一教育改革融入他们的教化中，中国女人就不会在长达1　800多年里处于文盲状态，并且饱受几个世纪的裹足屈辱。然而，男孩女孩接受同样的早期教育，这一学说，不仅对班昭同时代的人而言，是太过激进，对她之后的道德家们来说亦是如此。这一呼吁直到18世纪才得到重申。1738年福建人蓝鹿洲所著《女学》分两卷出版。这本书的作者接受了这一原则，即教育对女孩子的道德培训至关重要。他在《女学》自序中写道：“妇人善恶不同，性习各异，此而齐之，焉莫如学。”李汝珍在其大约1825年出版的小说《镜花缘》中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女权宣言”。他直言不讳地大声疾呼，不仅要根据班昭的理想女性品质对女孩子进行道德培训，而且还要把女性作为社会的成员，使其享有政治、教育权利。他提倡要对女子开放现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当然必然要把古典教育作为科考的先决条件。这种对女子政治权利、教育权利的大胆倡导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今天仍然在为政治、教育、家庭领域的男女平等权利而斗争的千万中国青年男女的先驱。无疑，妻子与丈夫的关系是班昭所论述的最重要的问题。她的《女诫》共有七章，其中三章都是关于夫妻关系。她所持有的男尊女卑的信念在她并不是贬低女性，而是认为男女在两个完全不同领域各司其职理所当然。在夫妻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丈夫、妻子只能目的一致；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男人掌控女人，女人服侍丈夫。夫妻俩成为家庭生活链中的单个环节，这个环节分为两个职能：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再婚是“礼教”批准的，但对女人，不存在这种权威认可。不论她丈夫生死，她的意志只能是她丈夫的意志，她一生都要努力学习的功课就是恭敬、顺从、奉献、温柔与安守本分。这些“戒律”只是针对女人的，他们刻画的模范女性，通过她的恭敬顺从态度成功地形成了婚姻生活所必需的适应能力。然而通过对模范女性行为的描绘，也肯定会产生这种思想：就丈夫而言，他一定要谨慎、尊重妻子；实际上这种需求是相互的。为了将这些相关的道德准则付诸实际应用，这种方法被反复强调，其实就是经常性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克制。因为对女人而言，婚约是不可更改的，它赋予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控制权，她确认了妻子需要对丈夫终生奉献，女人需要行为端正以获取和保持男人的感情。此外，媳妇必须服从婆婆。尽管男人对女人有权威，但是长者，不论男女，都比年轻人享有更高的地位。因此，年长者享有至高的尊重。在所有的家庭事务中，婆婆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媳妇肯定要服从婆婆。正如班昭引用古代先贤的话“妇如影响，焉可不赏”译者注：“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可不赏’”，《女诫》曲从第六。《女宪》作者不详，现佚失。即便是媳妇有不同的见解，她也必须牺牲个人意见，勿问对错，她只需要服从。班昭认为，年轻女人只有顺从她的夫家家庭的意愿，而不是宣扬自己的意愿，才能确保作为妻子与她的叔伯姑嫂们能够关系亲切友好。的确如班昭所言，任何一个年轻女孩嫁入一个陌生家庭，犯错是在所难免；但如果像大贤颜子（颜回）一样有过即改，她就会赢得婆家人的喜爱，也会得到他们的支持。译者注：《女诫》叔妹第七。班昭所描绘的家庭关系方面年轻女子的楷模形象无疑只适用于东方家庭体系，但它包含的原则，均为东、西方家庭和睦的基础，故在西方也有实用价值。令人遗憾的是，班昭未能创建一套通则，以概括她提出的详细认知。她的文章非常实用，需要一个明确的计划。班昭信奉她那个时代的男尊女卑、长尊幼卑这两种信念，然后她开始展示了一幅在处理三种关系方面的模范年轻新娘画像，这三种关系是：（1）　与丈夫关系，（2）　与公婆关系，（3）　与叔伯姑嫂关系。处理好这三种关系都要求女子卑弱，从她一出生必须这样教育她。班昭解释道，为维护与丈夫的良好关系，女孩子应该受教育，学习与男孩子一样的文化训练阶段的科目，而在此之后对女孩子进行“妇行（德）”的特殊文化训练，才能更有助于她通过全身心的奉献与端庄举止获取丈夫的欢心，保持丈夫对她的感情，“妇行（德）”包括四个方面：“德、言、容、工”。同时，整个的教育过程——卑弱训导，童年启蒙学习，文化训练，辅以女人对丈夫的终身依恋——绝不妨碍年轻的新娘孝顺公婆，同样也会帮助她适应新家，更好地顺从叔伯姑嫂的心意。这样，她就会成为世人的楷模、婆家的模范新娘。可惜的是，班昭的教导形式给予了永恒真理如此短暂的应用。女性美德是亘古不变的，现代形势所要求的是重申而不是摒弃班昭的女性教育。因为《礼记》“内则”或者班昭之后道德卫士们虔诚的陈词滥调，20世纪的中国动辄批判的是《礼记》的规则，而不是“女诫”所包含的深奥的心理学方面的真知灼见。也许这是因为班昭理解并重视女人在汉朝这个高度文化修养的朝代的地位，因为她对古人理想的阐释即使对当代人也意义重大。现代中国女人需要一位像班昭这样的领导者，能够为新时代重新阐释人类社会有关两性职责与两性关系的永恒真理。二、　文学家班昭班昭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作家。《后汉书》中对她著作的描述，说明她的创作主题广泛；因为表达的方式必然随着写作主题而改变，她的多才多艺本身就是其写作风格多样的证明。现代文学批评必然只是局限于她的那些历经1　800多年保存下来的作品。鉴于其作品流传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幸存下来的只是班昭所著大量文字的一小部分，这并不令人惊讶。的确值得祝贺的是，还是有那么多作品保存下来了，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根据让我们相信，措辞优美一定一直是她的文风最显著的特点。她的这些文学作品样本——她续写的《后汉书》除外——能够保存下来，主要是因为不同时代相继采用中国文学的三种分类或划分方法，每一种分类都促成了伟大的作品集的编纂，这均仰仗于学者们为这个国家的文学遗产重新分类所做的努力。这些作品集有“个人集”“总集”与“百科全书”。在班昭那个时代，通常在一个人死后，将他个人的所有各类作品汇编成册，这种分集就是文学领域有名的“别集”或“个人集”。就是以这种方式，班昭的儿媳在她死后将她的作品汇编成《曹大家集》。在隋朝历史的注释中梁有班昭集三卷：隋书、经籍志、四集。有记述，南朝梁（502—556）就存在着班昭的作品集。隋朝历史写于唐太宗统治期间，有三章说明参考资料出处的“参考文献”，其编写者亲自作注。这几章是中国文学宝贵的历史记录与文学瑰宝，显然模仿了更加珍贵的“文学”章，由编者加注，而“文学”章早在五个世纪前就被加进了《汉书》。原本南朝梁、南朝陈、北齐、北周这四个朝代（502—589）的历史与隋朝（590—617）历史合编一起，因而现在属于隋朝历史的文献章节包括这五个短暂朝代。班昭的文集，无论新唐史还是旧唐史，都没有收编。尽管当时她的作品归于沉寂，但在唐代还是有可能存在的。大约658年，李善在对《文选》所做的一篇评论中从班昭的两首诗中各引用了一句，这个事实说明那时班昭的作品收录在某文集中，而这个文集现在已经失传或默默无闻，但肯定收录了比现存更多的作品。可以肯定的是，她的作品集那时的确存在，在她死后的四百多年里，没有借助于印刷术，在国家经历了三个世纪的动荡与野蛮侵略后仍保存下来。东汉王朝瓦解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却开创了日益增长的中国文学分类之风气:“总集”。第一个样本，也是这个分类的模本，就是几乎为人敬仰的《文选》，如今尚存，是梁朝皇家的一个王子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写，约公元530年完成。极有可能的是，这位编写者直接从班昭的文集里选用了这首长篇叙事诗《东征赋》。自从唐代很可能甚至更早，《东征赋》在所有的版本里都被视为出自《曹大家集》。《文选》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七世纪上半叶，当长孙无忌（？—659）与一干人一起致力于编写隋朝历史的“参考文献”时，颜师古（581—645）很可能在为《汉书》作注，唐太宗的授权导致了文学领域另外一种分类的诞生：“百科辞典”。“百科辞典”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方的百科全书与语汇索引的特点结合起来，“包括整个的文学领域，根据主题系统地整理，每篇开头都给出所讨论话题上篇作品的摘要”伟烈亚力（Alexandra　Wylie）《中国文献记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867）。。著名的《艺文类聚》，由欧阳洵（557—641）与他人合著，是百科辞典这种文学类型的第一本伟大代表作。因为这部著作的主编（欧阳洵）生于梁朝灭亡的第一年，卒于唐太宗在位的第19年，他有可能接触到了《大雀赋》《针缕赋》与部分《东征赋》《蝉赋》首段这些作品再版本的原始版本。这部百科辞典的现代版本中，每个节选都被认为出自单个诗篇，根本没有提及这些文集。《艺文类聚》中所引用的足有十分之九的作品都不复存在，而的确很值得庆幸的是，出自班昭之手的这三首诗篇就这样为后世保存下来。自唐太宗授命编写《艺文类聚》之后三个半世纪，宋太宗赵光义（976—997年在位）召集当时的众多学者编写一部更完整的百科辞典。李昉与他的合作者于公元983年完成了千章辞典，大约一年后，这本名为《太平御览》的辞典出版。毫无疑问，这本辞典的编纂者是能够查阅到《文选》与《艺文类聚》的，但他却将《东征赋》全部略去，只保留《大雀赋》的前言与《针缕赋》的第一部分，他也引用了《蝉赋》的不同章节，因而他参考的肯定是第三本文集，现已佚失或不为人所知，这也许是、也许不是李善在他的《文选》评论中采用的两处引文的出处。伟烈亚力所著《中国文献记略》中写到，班昭的一首诗的两段与另外一首诗的一行，其无名的出处肯定是像《古文苑》这样宝贵的文学作品，《古文苑》全书21章，由无名作者所写。《古文苑》这部著作最初发现包括260篇诗歌与其他各类文学作品，编写于周朝初年与第五世纪。据时下传说，《古文苑》被重新发现于公元1050—1080年间，“在佛寺的一个书箱里，唐朝期间一直在此存放”。经历了两次重新整理之后，1482年再版，与最初在寺庙里所发现的原稿大相径庭。当下的《古文苑》版本包括除《针缕赋》之外班昭所有的著作。继班昭的儿媳为班昭整理的文集之后，直到十九世纪，当严可均历经二十余载的努力，完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最完整的班昭文集才汇编完成。严可均的这部巨著，跨越中国最早历史时代至公元六世纪末，直到1879年在他过世35年后才出版。在这部文集里，他第一个将班昭的作品收录在东汉杰出女性作品中。除再版《女诫》和《后汉书》中班昭的两篇上疏之外，他不仅收录了《文选》中的《东征赋》，《艺文类聚》中的《大雀赋》与《针缕衣》，还将第四首诗《蝉赋》的片段，从三处不同的出处，收集汇编，成为体现中国现代学术活动特色的典范。《蝉赋》第一部分、也是最长的部分，选自《艺文类聚》；第二部分出自《太平御览》；第三部分发现于李善《文选》的注释里。这些选段显然是片段，不仅从段落本身可以看出，韵律也是不完整的。这篇赋的原来篇幅可能更长，尽管现在将他们整理合编，无论如何也无法复原班昭所著的《蝉赋》，原本整篇逻辑通顺，文辞优美。感谢严可均，现代学生可以读到的班昭的四篇诗歌都属于中国称之为“赋”的诗体。“赋”在汉朝达到巅峰，几乎盛行于整个汉代。这四篇“赋”一起显示了这种特别文体所独有的四大特点。《大雀赋》《东征赋》这两篇显示了“赋”的第一个特点：序言简要描述创作背景。根据《太平御览》所述第一篇《大雀赋》，《文选》所述第二篇《东征赋》，两篇序言都引自于“班昭文集”——《曹大家集》。如果这两篇赋原本都有序，现在均已散佚。《东征赋》发现了赋的第二个特点：“兮”的使用，“兮”是诗歌所独有的表示强调的小词，通过拟声表示叹息。在严可均1894年的版本里，在这首诗里的对偶句中，只有三处“食原武之息足”“到长垣之境界”“知性命之在天”。没有使用“兮”字。同样所有这些诗歌都符合“赋”的标准：用韵但为次重音。正如英语无韵诗一样，节奏在“赋”这种诗体中是根本。所有这四篇赋中，所用节奏均是五拍六字句。每一行中有一个节律停顿，几乎每次停顿都是六字句中的第四个字使用一个轻读的连词、介词或附属词作为标示。在这三首短诗中，节奏是非常有规律的，除了《大雀赋》中的一个句子属于例外“故翔万里而来游。”。《东征赋》这首长篇叙事诗也是除三处“谅不登樔而椓蠡兮，得不陈力而相追。”“蘧氏在城之东南兮。”例外,均采用了五拍节奏，直到后来完全转变成四拍。这几行四拍句为骈偶句，每行最后一个字都用附属词“兮”，表示停顿与呼吸。三首短赋中，最令人不快的是　《大雀赋》，其主题是皇帝指定，因而不能不恰当地与西方的桂冠诗人的某些矫揉造作之作相比。为取悦圣意，很可能也是为实现汉朝理想主义的要求，在朝堂上，班昭此赋中使用太多的溢美之词，像“德”“义”“和气”“和而相亲”。这篇赋就是一个最好的具体例子：赋对皇帝作为神圣的天子进行歌功颂德从而对文学产生影响。在辞藻华丽的汉廷颂词里，她这篇赋不比汉朝很多的其他赋差，也许其中最著名的是班昭之兄班固的《两都赋》，洛阳作为东汉的首都得到赞美。尽管遣词造句的精美与魅力与它的韵律节奏一样，在翻译后几乎荡然无存，然而《大雀赋》作为“赋”的典型范例，仍然在中国古典文学诗篇中占有一席之地。现代的读者不可能对汉代的理想主义产生多少共鸣，只会将这篇赋视作代表其诞生时代而珍惜它。抒情诗《蝉赋》与《大雀赋》相比，与现代读者的思想更一致。的确如此，蝉的联想可能对西方读者无甚兴趣，但各个阶层与地区的中国人对蝉鸣都深爱不已，对蟋蟀也是爱不释手，不仅在家里，在生意场合，甚至旅行途中，他们通常手里架着一个小巧的竹编或芦苇编制的笼子，里面装着一个这类小东西，欣赏它们发出的声音。《蝉赋》也部分带有对汉朝朝廷的赞美，但它没有使用历史典故，这点与《大雀赋》不同。但《蝉赋》永恒的价值肯定不会因为其中有两行歌颂汉朝儒家思想的诗句而受损，与《大雀赋》形成鲜明对比，《蝉赋》洋溢着道家气氛。尽管有两行是颂扬这个帝国朝廷神圣美德的儒家思想，但这首诗整体上是宣扬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的范例，说明了作者对儒家与道家两种思想影响所采取的一种明确无误的折中态度，而这两种思想共同产生影响正是班昭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除其哲学背景外，《蝉赋》还是一首大自然赞歌，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肯定会引起读者共鸣，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然而，班昭的这三篇短赋中，《针缕赋》是一首怡人的道德诗，是对现代读者最富魅力的一首。文中所用暗喻“素丝之羔羊”，对于习惯了基督教文学中“羔羊”一词的象征意义译者注：基督教中的“羔羊”象征耶稣及其追随者.羔羊是未满一岁的小羊羔，其年幼与洁白的皮毛使之成为清白、纯净、无助、童贞和温顺的象征。的人们，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联想。在中国，羔羊多与孝道的道德概念相联系译者注：此处指“羊羔跪乳”的中国典故，比喻子女对父母感恩尽孝。语出古训《增广贤文》，原文是“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但在这首诗中，仅仅指针线缝制的衣服材料来源。其他词语（如刚，精，微妙，通达）的使用，蕴含丰富的哲学意义，在这首诗的最后两行——或者说是最后四行——使用了某些典故，毋庸置疑，这些典故始终具有双重含义。如果这样，这首诗的意义在于，不可能具数的（太多数不清）杰出人士，那些碑文记载、升堂做官之人译者注：“何斗筲之足算，咸勒石而升堂”，意思是，器量狭小的人算不得什么，恰恰是不足算的小人功劳刻入石碑，成就功名，升入庙堂，风光一时，而品格高尚的针缕却默默无闻，被人忽视。文中作者对于这两句的理解有误。。尽管有这些内在含义，这首诗不会局限于某种文化或某个时代的传统中，其魅力辐射全球读者。因此最恰当不过的是，班昭本可以努力歌颂女工的这种谦卑的工具。《针缕赋》这首赋很可能发自她内心，在某种闲暇时刻，并没有王命的强迫而必作，这首赋的道德含义，如果假定有的话，经她聪明的处理，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整篇的魅力。这三首短赋一起足以在诗界给予班昭一定地位，尽管在众多中国诗人中并非那么辉煌灿烂。由于这首长篇韵律诗《东征赋》，班昭享有更高的地位。这篇诗作在措辞与结构上都体现了“赋”这种诗体无可争辩的长处。“赋”这种诗体，一开始在《楚辞》中有论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盛行，归功于伟大的诗人司马相如（亡于公元前117年）将赋发扬光大。尽管班昭的《东征赋》不如她哥哥班固写的“赋”那么著名，但对于现代读者，不论是读其原文还是译文，意义都更加重大。《东征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会让二十世纪的读者更感兴趣。通过描述旅途中对不断变化的场景所感所想，揭示了人生的哲学，描绘了一幅迷人的画卷，表达了班昭的热爱祖国、倾心历史、仰慕英雄的情怀。一旦文中作为典故的人名、地名以及历史背景为读者所熟悉，读其原文，就会对它的韵律、节奏、行文、哲学思想迷恋不已。虽然原文词句栩栩如生的刻画在译文中不可避免地消失殆尽，但一系列迷人的场景、事件依然尚存，甚至对西语版本的读者也能够重现，而不仅仅是欣赏一篇典型的赏心悦目的游记。这首诗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肯定是、至少部分是受到作者父亲所作《北征赋》的影响，班昭非常推崇这篇赋的模式。《北征赋》篇幅较长的部分采用了六言五拍的节律，但不常使用强调词“兮”。而第二部分，篇幅较短，仍然采用了术语“乱曰”，变成四言句，所有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字用“兮”。《东征赋》第二部分解释了该赋的创作原因，接下来是励志勉言。相对于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文学价值不高，与其说是诗作，不如说是道德说教。但这首赋整体上而言，使班昭在汉“赋”作家中举足轻重。对她的历史创作，基于目前的了解，评论不可能将她续写《汉书》与她的父兄撰写《汉书》区别开来。她作为历史作家在文学领域应有的个人地位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谢无量译者注：谢无量(1884—1964)，学者、诗人、书法家，学识渊博，一生著作甚多，研究范围覆盖了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等众多领域。认为有关王莽的章节用词简练，说明是班昭而不是她兄长的风格，这成为对整部书区分研究的起点。根据现有的知识，《汉书》中班昭所著最大部分在于续写《八表》。由于这些模式都是班固根据《史记》的模式创立的，它们的目录，如果不是简短的序言部分，几乎就只是名字与日期的罗列，没有提供多少判断她的历史创作风格的依据。《天文志》为研究她的风格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但是错综复杂的主题——汉朝时所流行的天体演化的观点，给不精通天学的现代学生带来了严重困难。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论著还没有收到中国学者任何负面评价，而总是被视作整个历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这可能是刘知几译者注：刘知几(661—721)，唐代史学家，所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书，对历代史书编纂及体例评论尤详。有关这部著作与　《八表》序的最喜欢的观点，导致他在对《汉书》的研究中说，《汉书》的全部修订都是班昭在她兄长死后完成的。当然这部历史的整体风格总是深受中国评论家赞赏。有关她的另一种创作，保存在《后汉书》里的两篇上疏为研究班昭的阐述说服能力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尽管这些版本在班昭死后的三百多年里，历经内部战乱与野蛮入侵，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最终的形式，而且似乎毫无疑问，现有形式的这些上疏，实际上就是她亲笔创作的精确版本。当时她代兄班超写这篇上疏时，很可能——尽管并非一定——拥有这份班固亲自送达朝廷的请愿书。这两份上疏在措辞、思路拓展方面足够相似，说明在她递交之前，班超的上疏已经在她手中。然而，这种相似也可以解释为，收到了班超的来信（班昭的上书中有提到），信里说明了班超的身体状况与告老还乡的迫切需要。两篇上疏里都用了几个类似的术语与同样的例证——老狗和老马——也许是纯属巧合。班昭的学术素养为她提供不少历史典故，这使得她陈述她兄长的情况更有权威性。她的上书充满活力、直截了当、阐述明了、劝诫感人、恳求真挚。毫不奇怪，皇帝应允了她的请求，即刻命令班超回国。与代兄上书中的生动活泼、感情丰富的文风形成对照，给邓太后的上书则辞藻华丽。这种夸张的奉承也许是因为太后性格强势，更可能只不过是当时惯用的写作方法而已，但肯定不是作者的个性使然。在这篇短短的回忆录里，至少有七处是汉朝儒家思想的教诲名言：颂扬皇权、尧舜盛世、从民意而知天命、谦卑之伟大、对古代先贤的夸大、孔子的权威、礼义诚信的价值。寓于礼仪与理想的外表之下是简洁了当的谏言，即对国舅引身自退之事，她（邓太后）应当坚持原则，而不是因为一时之需而违反风俗习惯。《女诫》还展示了班昭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文体写作能力。此文显然没有上疏里面所必需的空洞废话。自然文章开头引言部分是班昭哀叹自己不适合担此重任写《女诫》，因为这些自贬之词不过是中国古人所有正式写作中必需的礼貌表示。主题安排逻辑清晰，文风简练直接。她所有的作品中，对西方读者而言，这篇文章是最适宜改编、通过翻译而传达原文风格的。一千八百多年来，那些因为此文的道德说教而钟爱赞美它的中国人，也早已把它视作经典之作的楷模。班昭的文学盛誉不是某一种作品决定的。现存的作品只是她著作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不能不让读者期望班昭还有更多的作品被保存下来。然而，这些存世之作也足以彰显其文才卓著：历史纪实清晰，辞藻锦绣，说教优雅；韵律诗作亦是文采斐然，或为专制朝廷歌功颂德，或抒发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沉思、讲道或饰文。这都充分证实了她的同胞对她的传统评价：班昭是她那个时代的一流学者。而当下认为，仍然应该承认她为中国第一女文学家。两首中国诗——汉代的生活和思想小插图两首中国诗——汉代的生活和思想小插图[美国]　修中诚著陈亚亚1译　1.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第一章前言在本文的标题中使用“小插图”这个词有一些牵强附会。“小插图”一直被用来表示一些小图案，特别是在19世纪的作品中，用于文章开头或结尾填补空白区域。它们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但大多时候对文章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因此，用一个通俗的现代词汇来说，小插图严格意义上就是“多余的装饰”。然而，近年来“小插图”在意思上有了更显著的细微差别。例如，一些重点在关注主体的典型特征或关注人物非特征边缘部分的摄影插图，会被故意地模糊。因为本文的主要部分是关于班固（32—92）和张衡（78—139），关于他们各自的两首有关都城的辞赋班固的两首带法语注解的赋诗见于法国汉学家马古礼的《文选辞赋译注》（巴黎，1926），31—74页。张衡的两首赋诗的德文翻译见于赞克著的《中国文选：〈文选〉（德文）译本》（方马丁译）哈佛燕京学社，1958，卷一，1—37页。赞克的翻译版最早出版于《汉学文稿2》（1936）。。由此来讲，“小插图”还算合适。而且，1880年乔治·圣茨伯里曾这样写过：“完成它，小插图不同于精确表现行为、性格和思想的素描……它更适合用于散文中。”（见于《牛津词典》）那种用法同样验证了与此书相关的术语，书写对象主要是西方读者。为了方便不了解中国早期历史的普通读者，在卷首添加年历表，我对历史的发展做一个简单地概述，从而逐渐引入班固和张衡生活并描述后汉，这是很有必要的。周朝是一个存在时期较长的朝代。公元前1122年，西部地区强大的诸侯国首领在河南灭商建周。这段征战发生的时间比传说中早了一个世纪。周王定都陕西，并对分布在北方的众多小诸侯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诸侯国的首领一般都是和国王有血缘或联姻关系的贵族。公元前771年，周朝首都沦陷，周王（幽王）被蛮夷杀害，剩余的皇室贵族在洛阳东边建立了新的国都。因此，结束于公元前771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西周，接下来迁都之后的时期被称作东周。公元24年从长安迁都至洛阳的汉朝也是类似的情况。周朝迁都后，周王（平王）逐渐失去对诸侯国的控制。诸侯们纷纷通过开拓疆土、消灭曾与周氏共处的“蛮族”、征服弱小的对手等方式来扩大其领地。但由于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强大到足以单独抵抗像北方或淮河长江一带的蛮族,所以一个接一个国富兵强的霸主出现了，并且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被称为春秋时期，得名于鲁国编年史《春秋》，也是这段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周朝的最后两个世纪，从公元前403年到王朝末期，被称为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周王甚至放弃了对其他诸侯国名义上的控制。战国七雄自封为王，每个人都渴望统一中国，独领风骚。他们统辖的地域和当时一些人口众多的欧洲国家一样大，其经济、技术和文化的进步使其文明水平大大超过周朝早期的社会。这些大国几乎持续不断地卷入军事和外交纷争。最终，强大的西部国家秦国消灭了其他所有诸侯国。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成为统一中国的皇帝，建立了秦朝。他废除了封建贵族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规范了度量衡和汉字，修建公路、运河和长城，并将征服范围扩大到了韩国和中南半岛地区。不幸，秦朝在秦始皇死后不久就灭亡了，因为这些巨大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对人民无情的暴虐和压迫之上，人民很快就把秦朝那些无能和软弱的继任者赶走了。随后许多冒险家想要掌控混乱的局面，其中一位出身卑微的士兵，名叫刘邦(后被称为高祖，汉朝的缔造者)，最终成功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汉朝定都长安这个城市的名字采用的拼写方式符合威妥玛式拼音法，现在已不再使用，在近代已被西安所取代。而另一个首都洛阳至今仍然存在，所以沿用了传统的西方拼法。，位于西安附近。在汉高祖之后的皇帝中，最出色的当属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这不仅因为他在位时间长，最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在亚洲的实力和影响力显著扩张。在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还有一个匈奴游牧帝国，它几乎与秦始皇统一中国同时建立。汉武帝派军队击退了匈奴，一度解决了外族入侵汉朝领土的威胁。汉朝军队深入中亚，重现秦朝征服朝鲜和韩国时的雄风。然而，汉武帝的卓著武功导致了经济发展停滞，民生凋敝，而且当朝官员大多无能。于是在公元9年，皇后宗室后裔王莽篡位称帝。不过，王莽的经济改革失策，社会陷入极大的混乱和痛苦中，从而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林赤眉军起义。这是一拨由汉族贵族领导的起义。刘秀作为其中的皇族后裔之一，最终在公元23年重建汉朝。王莽被杀后，刘秀带领军队攻入长安，皇宫被夷为平地。据说有数百万人在这场动乱中丧生。重建后的汉朝定都洛阳，通常被称为后汉（或东汉），以区别于被王莽废黜的前汉（或西汉）。后汉初期是经济复苏和发展时期。现在我们讨论的两位作者中的第一位就生活在这一时期。然而，从公元80年左右开始，国内的政治形势持续恶化，尤其是严重的戚宦之争，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从沙畹和马伯乐等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中看出，公元100年左右的东汉政权与一个世纪前西汉末年政权的显著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且随意地区分开来。然而，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年五六代人的时间里，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广袤大陆上的，那些意识形态尚不成熟的早期民族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件“事情”通常被认为是儒家的胜利。“道”是那个时代大多数文人所推崇的学说。近来，随着对文献资料的批判性深入研究，汉学家群体中产生了一个新词，“国家儒学”。就目前而言，这个词是有用的，但汉学家们对实际发生事情的了解仍然比较模糊。除了对班固和张衡记述的可信度做了最终审视，更重要的是，对大标题下那些粗略的小插图也做了仔细检验。圣茨伯里的引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精确的素描图……是不合适也不可能用于散文中的。”这是一种挑衅性的观点，目的是使研究型历史学家大吃一惊，甚至引起异议。现在，不管圣茨伯里写这些话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认为诗歌比散文更精确的观点，应该与第三章至第十一章的主题有很大关系。他的整本书围绕四首诗歌展开：其中包含了散文元素，但其对韵律和韵律结构的研究范式却针对极具诗意的长诗。总的说来，它们都是描述性诗歌，诗作者的目的在于表现当时人们所感兴趣的特定物像，而不是探究他们的情感模式。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情感流露。对想要探索真相的读者来说，这些被考证过的文献可能会使本书的质量直线下降。然而，对于严谨的历史学家而言，在放弃从诗歌中寻求证据之前，最好先思考三个无可争议的事实：（1）　班固和张衡这两位作家，在当时都是名人，他们的出生、死亡以及大量任职信息都有史料记载。（2）　班固是一名职业历史学家，在中国编年史方面享有盛誉；张衡则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天文学家，是天体研究领域的杰出先驱。（3）　两人都写了大量的散文诗，但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赋体，展示了其各自朝代及政权的面貌，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把这类散文诗发展至登峰造极。显而易见，这四首诗（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译者引）可能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其他有关汉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再也找不到两位生活年代如此接近并且都以类似方式来表达同样主题的作家，而且两位诗人具有相当的智慧和敏锐的理性。但是，要在前言中说明的是，他们的认识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天真，也不像后汉人那么迷信。例如，在当时的语言中，“象”(具象的想象)一词与“物”(知觉的客观存在)相对立。这一区别的背后，是对五种感官在创造精神意象时所扮演角色的认识。他们还认识到，直接观察得来的经验比道听途说更有实际价值。这些诗揭示了班固和张衡对这一点的重视——尽管他们和同时代的人在看待这一差别时是否一致还有待商榷。对这种有关具体事物的思考框架，本文并没有试图将其与中汉文人联系起来：尽管德克·卜德对冯玉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翻译是很有帮助的冯玉兰，《宋国志》(2卷)，商务印书馆，上海，1946。冯玉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卷第1期。第一章和第二章，德克·卜德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253。，但这些所需的数据还远远不能对可靠的语义基础进行分类。他强调了上述的三个事实和它的基础。但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希望通过对两位汉代中国杰出人物的研究，可以对所涉及的问题有所了解。所有的汉学家都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五部著作——所谓的“儒家”经典即《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和《春秋》。在本书中，这五本书统称为《五经》。。尽管《五经》绝不是唯一的重要信息来源，但它包含了这一时期思想上的最大和最重要的信息。历史家们一致同意，《五经》是有依可循的，公元1年左右刘歆编的《七略》“目录”班固的《前汉书》(《汉书》)的《文献专著》(《文志》)。这部专著主要是刘歆写的。中提到了它们。但《七略》同样显示，译经书殿的《五经》有不同的版本，而且清朝学者和现代批评家已经研究得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五经”(可能除了“春秋”)的作者是谁，也不清楚有多少编辑者和校订者参与其中，并把这些文本引入到与之毫不相关的《七略》中。由于有些史料可以追溯到周朝，所以其中大量论述的时间只是假设的。但如今历史学家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史料曾对中国汉代各个阶段的思想和社会风俗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当历史学家处理这个问题时，会发现自己仿佛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台球棍，“就让他在黑暗的地牢中打台球，罚他用椭圆的球和弯曲的球杆”。从思想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对学者们的最大激励，让他们跳出那迷人的经文圈子，暂时专注于一些有关中汉晚期著名作家的可追溯文献。在这四首诗中，班固和张衡大概提及了一两次《五经》。他们用一种恭敬的语言，对后汉朝廷期望很大，但他们的人生观决不限于以《五经》为指导。事实上，班固非常厌恶用《五经》来约束人生的愚昧做法。另一方面，在构成这四首诗此评估肯定会存在少量的误差。班固的前言(304字)，粗略估计总共超过12　400字。的2　360个字节中，诗中的句子总是让人联想到《五经》李山在对公元7世纪《文选》的评论中指出，文章包含大量的引经据典。《东京赋》中许多引文也都来自《周礼》，这表明张衡对此作品很熟悉。。当然，这是对以阅读和理解《五经》为主要教育目的一些人的期望。但研究者几乎不会满足于此。为了适应诗歌的韵律结构，从经文中引用的句子有时会产生新的意思，与原作者的本意毫不相干。不仅如此，班固和张衡都个性鲜明、语言精湛，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到许多东西：皇宫大臣以及他们的工作与娱乐，街道上各种忙碌着的生计，贩夫走卒、街角的争吵者，蛰伏在郊野寻机作案的歹徒，以及排队治病的孩子们。至少，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人们活得更加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不是现代人无意识想象中所创造出的模糊、虚幻的形象。甚至，还有一些有关皇家祭祀、各国君主觐见和后汉皇权建立的具体细节描写，还包括崇拜祖先的后汉皇帝对先帝们歌功颂德。对于语言研究者来说，审慎的对待不同版本的《五经》的相似之处，是极为必要和必需的。我们不能盲目地认为，在所有情况下都能保证某段话是在某段经文里的某个位置，因为人们会不断添加或增补一些对经文的表述，从而会衍生出一些新的含义。这里有三种情况需要我们谨慎考虑。其一，虽然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之后，一群官方评注者很难再添加新的内容，但刘祥却发现在译经书殿里的碑文和卷轴并不完整，而且次序混乱。他们是如何从混乱无序中把文献梳理出来的，我们无从得知。其二，在王莽掌权的20年间　(约公元1—22年)传道者的重心集中于宫廷，同时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一心忙于建立他的霸主地位,他的文人志士既是《五经》的捍卫者，也是他创建帝业的宣传者。其三，公元175年，蔡勇对石柱上的一种公认经文的题词进行考证从后来学者著作中零碎的参考资料得知。，因为人们怀疑它的文本是否真实。在第七到十章中，这种情况不时出现，可供思考。在第十一章中，作者试图将之前的意见归纳在一起，并阐明它们的意义。但是，他除了阐述作为一个学者的反思之外，没有做其他的尝试。我不会为细节而遗憾。正如已故的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所为。他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历史学者，也是牛津大学的玄学教授。他在自传中曾提到，对历史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个人和具体事件的研究科林伍德：《历史想象》，克拉伦登出版社,1935，第5页：“毫无疑问，史学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和知觉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对象。我看到的是这个房间，这张桌子，这张纸。历史学家考虑的是伊丽莎白或马尔伯勒，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费迪南德和伊丽莎白的政策。但我们所感知的总是这个，这里，现在……历史学家的认为的事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普遍的而是个别的，不是对空间和时间漠不关心而是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参见科林伍德，《历史的观点》(Clarendon　Press,　1946)，这是他未完成的遗作。。除此之外，我还需补充一点：那些零散但揭示具体历史事件的信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所以留存至今。关于特定文化和历史时期的唯一问题是，它是否足以处于历史的主流位置来证明人们的想象。仅以西方文明史作为比较，罗马是第一个梦想掌握世界霸权并统治各民族的国家，希腊的政治思想成就在罗马时代延续下去。虽然罗马最终灭亡，但在此之前，一股神秘的新力量——“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重新整合力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西方文化，在随后的时期，这种文化也与欧洲以外的其他种族越来越密切。如果“罗马”没有继承“希腊”的思想，“基督世界”没有伴随“罗马”而出现，那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汉代的“中国”，以其一统世界的想象，成为一种堪比罗马的远东现象，这尤其体现在汉代人对哲学的敏感性，这一敏感性源自周朝的思想家，就像罗马人紧随希腊哲学一样。班固比张衡更加乐观地认为，大汉文明会延续千年。但是班固错了。后汉在张衡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间就灭亡了。然而，在经历了五个世纪几乎持续不断的分裂和蛮夷入侵后，一个超越汉朝统一高度的中国产生了，随之而来的是对文化凝聚力和文明力量的长期垄断。之后的人们有了文化统一的代名词，“汉字”。如果大汉没有取代瓦解的周朝的制度，如果“大汉”在文化融合方面取得的成就没有强大到足以承受随后充满紧张和压力的五个世纪，接下来的“唐”和“宋”又会怎样？对“历史的假设”没有明确的答案。它们仍然是问号，而且存在风险。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有助于促使历史学家从事其专门的工作，以确定具体的事实，从而激发伟大的文化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推动当今世界的进程。“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美国”“伟大的英国”一样，都是不言而喻的力量之一。在亨利·斯提尔·康麦格最有影响力的著作《美国人的思想》亨利·斯提尔·康麦格：《美国人的思想》，耶鲁大学出版社，1950，这本书是对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思想和性格的诠释。中，桑塔亚那意义深远的宣言曾表明:“做一个美国人本身几乎就是一种道德条件、一种教育和一种职业。”对公元一世纪初的班固和张衡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有着相似的意义。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在徐州汉墓中的体现与反映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在徐州汉墓中的体现与反映王进南1刘尊志2　作者简介：王进南，男，江苏徐州人，江苏省徐州博物馆馆员，邮编：221009；刘尊志，男，江苏丰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邮编：300071。1.　徐州市博物馆2.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摘要：徐州是两汉重要封国所在地，境内汉墓众多。作为古人遗留下来的重要信息载体，墓葬所体现的社会内容十分丰富，社会思想即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始道教的创始者张道陵为沛国丰（今徐州丰县）人，从睢宁刘楼汉墓封土中出土的铅俑等来看，说明原始道教由徐州人创造是有其社会基础的。道教形成之后，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徐州作为道教创始人的故乡，墓葬受其影响在情理之中，并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有墓门解除、辟邪杀鬼、神药厌镇、长生不死等等。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创立于南亚印度地区，大约在西汉后期佛教通过陆路传入我国，东汉时期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东汉早期，徐州地区佛教渐盛，这与楚王刘英的信奉和推广有关，因其时代较早，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当有较大推动。东汉末年，徐州一带佛教更盛，墓葬中，象征佛教题材的出土遗物较多，有尖帽胡人俑、塑像座、九枝灯等，另外还可能有鎏金铜造像。画像石的题材更为广泛，内容多样而生动，反映出佛教思想的日渐普及。因此，可以说，徐州汉墓的相关内容体现出社会思想对墓葬的影响及墓葬对社会思想充分反映的相互性。关键词：道教；佛教；徐州墓葬Title:　Primitive　Taoism　and　Early　Buddhism　Reflected　in　Tombs　of　Han　Dynasty　in　XuzhouAbstract:　Xuzhou　is　the　important　kingdom　of　Han　Dynasty.　A　number　of　Han　tomb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is　area.　As　the　essential　information　which　has　been　handed　down　by　ancient　people,　these　tombs　have　been　reflected　abundant　of　social　phenomenon.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phenomenon　is　social　ideology,　such　as　primitive　Taoism　and　early　Buddhism.　Zhang　Daoling,　the　founder　of　primitive　Taoism,　who　is　from　Xuzhou.　The　leading　figures,　which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the　Han　tomb　located　in　Liulou　of　Suining　country,　illustrate　the　social　basis　that　primitive　Taoism　was　founded　in　Xuzhou.　Taoism　propagated　quickly　and　influenced　every　part　of　the　society.　Tombs　in　Xuzhou,　the　hometown　of　primitive　Taoism'　s　founder,　were　influenced　by　Taoism　directly.　The　manifestations　are　mainly　about　guiding　the　soul　to　heaven　immortality,　guarding　the　soul　of　the　tomb,　keeping　living　in　the　world,　etc.　Buddhism　was　founded　in　the　sixth　century　BC,　in　India,　south　of　Asia.Buddhism　was　brought　to　China　by　land　in　Western　Han　and　spread　widely　in　Eastern　Han,　because　of　Liu　Ying,　the　king　of　Chu,　was　believes　it.　Buddhism　didn't　become　popular　in　Xuzhou　until　early　Eastern　Han.　It　also　promoted　the　spread　of　early　Buddhism　in　China.　In　the　tombs　of　late　Eastern　Han,　there　were　many　funerary　objects　which　signify　Buddhism.　Such　as,　Figurines　of　Hu　People　with　peaked　cap,　the　base　of　the　statue,　oil　lamp　with　9　wicks,　and　maybe　gilded　bronze　statue.　The　subjects　of　the　portrait　stone　were　extensive.　The　contents　were　vivid.　These　illustrated　that　Buddhism　was　wide　spread　at　that　time.　Therefore,　the　contents　of　Xuzhou's　Han　tombs　could　reflect　the　influence　between　the　tombs　and　social　ideology.Keywords:　Buddhism;　Taoism;　Xuzhou;　tombAuthor:　Wang　Jinnan　is　a　librarian　of　Xuzhou　Museum,　(Xuzhou,　221009,　China);　Liu　Zunzh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History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doctor　of　history,　(Tianjin,　300071,　China).汉代思想在对前代思想继承和摒弃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发展和突破，其建树是多方面的，可谓博大而宏富，“既是先秦百家思想的汇聚与综合，又是魏晋思想的温床与源头”金学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2页。。汉代思想的影响力巨大，在政治统治、社会生活等方面均不例外。就墓葬而言，其受到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而墓葬作为一个信息载体，对汉代思想的体现和反映是全方位的，这体现在墓址的择定、陵墓的修建和装饰、墓葬形制、陪葬品种类和造型等各个方面。丧葬具有宗教性。韩国河先生将秦汉魏晋时期丧葬制度的宗教表现归纳为四点：祖先崇拜的持久性、神鬼思想的发展、原始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介入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70页。。统观徐州汉墓，所反映的宗教思想亦不外乎这四点。原始道教是汉代形成的我国传统宗教，而佛教是汉代传入我国的外来宗教，二者作为新兴思想对传统的思想意识有所冲击，并对社会生活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墓葬也不例外，这在徐州汉墓中均有体现。一原始道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创始人张道陵，原名张陵，东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他早年讲授道家学说，著有《老子想尔注》，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14年）在蜀地创立道教，因此可以说原始道教的产生也与徐州有着一定的关系。从徐州地区的汉代墓葬来看，东汉早期的一些墓葬已开始出现类似原始道教影响下的葬俗，如睢宁刘楼　M1睢文、南波：《江苏睢宁县刘楼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第112—114页。中室上部填土中出土的裸体铅立俑等，这说明原始道教由徐州人张道陵创立是有其社会基础的。道教形成之后，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徐州作为道教创始人的故乡，尤喜黄老之风，应较为普及，墓葬亦受其影响，并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有墓门解除、辟邪杀鬼、神药厌镇、长生不死等等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78　页。。睢宁刘楼　M1铅俑的出土位置不在墓内而是在墓外，说明原始道教形成之前徐州一带已有为死人解除的葬俗存在。吴荣增先生认为：“铅俑应为铅人，是东汉晚期墓葬中为死者解除罪谪的办法之一。从镇墓文来看，为死者解除时还要辅之以贿赂或奉献。除用金银之外，又用铅人，这是一种较为奇特的现象。”吴荣增：《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第3期。1935年同蒲路开工时，在山西出土的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张叔敬瓦缶上有“上党人参九枚，敬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的丹书文字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即可证明。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出土的镇墓文上写得更具体：“故以自代铅人。铅人池池，能舂能炊，上车能御，把笔能书。”陕西省文管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徐州东汉墓中也发现有类似解除瓶的陶罐，如新沂炮车北大墩东汉晚期墓葬出土的　3件陶罐上均有用铅粉书写七行文字，具体内容为：“西方大白，其帝上皓，其神羞收，其日庚辛，其虫毛，当以丹砂除凶耗，家常贵，当延寿。”伴出的还有天然水晶石数块，雄黄屑少许李鉴昭、王志敏：《江苏新沂炮车镇发现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铅粉、水晶、雄黄等都是汉代道家炼丹的常用品，《论衡·率性篇》讲：“道人消烁五石作无色之玉。”《太平御览》卷988引《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礜、曾青、慈石也。”带文字的陶罐和文字起到一定的解除作用，同时文字及伴出的遗物则更多地表现了镇墓、辟邪、厌鬼的作用，即原始道教表现的辟邪杀鬼和神药厌镇等。原始道教的影响在徐州汉代画像石中体现得更多。其中较为常见的有常青树、神兽、蹶张、大摊图等等，均具有驱鬼、辟邪等作用。常青树、神兽较为常见，不再举例。蹶张图在铜山区洪楼东汉墓祠堂等处，大摊图在邳州燕子埠缪宇墓等处均有发现，这些图一般具有打鬼辟邪的作用。长生不死是秦汉时期许多人的梦想，不仅道家方士，就连始皇汉武也十分热衷。徐州汉墓中出土的很多遗物也反映了这一点，如一些铜镜有“上有山（仙）人不知老，渴饮山泉饥食枣”等铭文。炼丹术是汉代人追求长生的一个主要手段。长生不死与升仙关系密切，而升仙又是汉画像石中较为常见的题材。食仙果、服仙丹是原始道教教徒企求长生不死的一个主要方式，这也影响到其他人群，徐州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中就有很多相关内容。睢宁张圩出土的月宫图上格有手持仙草的西王母，其右侧有一飘飘欲仙的女子，为嫦娥，画面的左上方有玉兔捣药和蟾蜍仝泽荣、武利华等：《睢宁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第74页。。东汉张衡在《灵宪》中说：“嫦娥，羿妻也；窃西王母不死药服之，奔月。”嫦娥和画像中的神仙、羽人、玉兔捣药的形象反映了人们对于仙药的向往和期盼。邳州车夫山画像石墓前室西壁南、北侧和十里铺汉墓中室横额背面的画像及徐州市东阁、贾汪散存的画像石上均有求仙药的画像。睢宁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犀牛争鼎图李鉴昭：《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第31—33页；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1955年第2期，第31—33页；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睢宁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第38—39页。，上格中部为一神鼎，鼎旁有玉兔守护，鼎内应装有炼成的丹药，两只有翼的犀牛扑向宝鼎，似为争夺鼎中的丹药。这幅画像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丹药的渴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炼丹术较为盛行。该墓的后室门额画像从左至右刻有盛开花朵的仙草、羽人采仙果、九枝灯、羽人贮存仙果等同上。。这幅画像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通过服食仙果以达到长生的思想。以上所述虽然不够全面，但也反映出原始道教在徐州汉墓中的影响。长生不死、乐道成仙的境界刺激“不得已而死”的人们去修饰来世的冥宅，求得此岸与彼岸的超脱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81页。，表现出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印记。二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于南亚印度地区，公元前2至3世纪逐渐向境外传播。一般认为大约在西汉后期佛教通过陆路传入我国，东汉时期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明帝刘庄永平求法为典型例子，关于这一事件，《牟治理惑论》《四十二章经续》《魏书·释老志》《洛阳伽蓝纪》等均有记载，但这些记载多出自佛僧之手，不一定可信。笔者认为较为可信的应为《后汉书·西域传》所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疑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汉明帝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被佛僧载入史册。“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少有奉者，后遂转盛。”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东汉时期，皇帝和一些封王对于佛教的吸收和传播，更加促进了佛教向社会的渗透。据文献记载，光武帝原陵有垣墙，而明帝显节陵则改垣墙为行马，不设陵邑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44页。。有学者认为：“考古研究一般认为这与社会上某种重大变化有关，而在帝陵上出现，更是明显的启示，也可能是佛教对此的影响。”李正晓：《中国内地汉晋时期佛教图像考析》，《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徐州是汉代重要封国所在地，东临大海，交通发达，加之一些统治者的信奉，佛教在这一带传播较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楚王刘英，史载“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其还赎，以助伊蒲赛桑门之盛馔”，“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范晔：《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中华书局，1965。。永平八年（公元65年），刘英已在楚国奉事佛教，有斋戒、祠礼、饭僧等仪规，奉佛者有伊蒲塞（进住居士）、桑门（沙门、佛僧）等，而且其所尚“浮屠之仁祠”可能为寺庙陈亚萍：《中国最早的佛寺是东汉楚国的浮屠仁祠》，《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刘英信佛的行为比永平求法的年代要早，这一行为大大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后汉书·西域传》载：“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然刘英之行为有招奸聚滑、造作妖书谋反之嫌疑，后被废，流放至丹阳，佛教在徐州一带的传播也因此受到一定的打击。东汉晚期，随着佛教的影响不断深入，徐州一带的佛教又兴盛起来，这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必然结果，而丹阳人笮融对推动这一地区的佛教传播起着重要作用。据《三国志·刘繇传》记载：笮融“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致者五千余人户”。由此可见，徐州至扬州一线各郡佛教流传之盛。每一种思想，在其逐渐流行的同时便已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佛教也不例外。其传播的最大优点就是融合性，它的推广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即从一开始就有佛像的供奉，而是依附于中国极为盛行的神仙道术等，这在四川、内蒙古、山东等地的墓葬中均有体现。徐州汉墓中的佛教题材也较多，主要为画像石画像，另外还有一些具有典型特征的陪葬品。徐州汉墓出土佛像题材画像石的墓葬主要有铜山区苗山东汉墓、茅村汉墓、洪楼汉墓祠堂、十里铺汉墓等，主要为人物、动物形象等。铜山区苗山东汉墓前室前壁门东石下方刻一六牙白象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图91。，由于刻画的是象的侧面，只见三只象牙，象背上有串珠，体升翅翼，脚踏莲花。六牙之象，和佛教有密切关系，是能仁菩萨的七宝之一，并被赋予神通，东汉《杂譬喻经》卷上谓：“昔雪山有白象王，身有六牙，生二万象。”画像中的六牙象，显然是神象，身背串珠即“髦尾贯珠”，体升翅膀，可以“一日之中，周遍天下”。大象脚下的莲花，更是和佛教有密切联系。在六牙象的上方，刻有神马，体升双翼，这极可能是佛的坐骑，能仁菩萨的七宝之一“绀马”。白象、绀马在后世的佛教画像中，均成为佛的象征物。绀马的上方，刻有黄帝像，成羽化升仙的样子，这正反映出当时佛教依附道教，佛道杂糅的历史现象。茅村汉墓前室北壁画像左侧为驭象者与骑骆驼者同上，图56。，洪楼汉墓祠堂有持钩驭六牙白象者同上，图85。，二者均可能与佛教有关。用钩驯象，见于佛经，《法句譬喻经·象品第三十一》曰：“调象之法……一者刚（钢）钩钩口着其羁绊。……铁钩钩口以制强。”徐州汉画像石中还有二幅“僧侣骑象图”杨孝军、郝利荣：《徐州新发现的汉画像石》，《文物》，2007年第2期。，其中一幅有僧侣衣着袈裟，头顶巾帻，可以看出僧侣是光头的。按照佛家的戒律，出家人必须剃除须发，认为由此可度越生死之因。另一幅画面的上方刻一僧人躺卧在象背上，右手托面，前面一人手持长钩，应为象奴。画面下方刻一枝叶茂盛的大树，树下刻一人在喂牛。该树枝叶繁茂，树叶宽大，略有卷曲，古朴苍劲，不同于汉画像石中常见的树木，很可能是菩提树。十里铺东汉墓的中室横额上也有佛教题材体现，如狮面九头兽和裸体飞人形象等。另外，莲花图案作为佛教的象征物在徐州东汉晚期墓葬中也较为常见，如拉犁山汉墓的藻井、邳州八义集过满山汉画像石墓的圆雕力士门柱等均有莲花纹饰陈永清、张浩林：《邳州东汉纪年墓中出土鎏金铜佛造像考略》，《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在东汉墓葬中，象征佛教题材的出土遗物较多，主要有摇钱树、佛兽镜、神瓶（魂瓶）以及尖帽胡人俑、白相俑，另外还有造像等。徐州地区的汉墓如十里铺汉墓出土有尖帽胡人俑，深目高鼻，颧骨突出。陶塑像座、九枝灯等也与摇钱树或魂瓶类似，其中陶塑像座上的乐舞俑形象亦似胡人，所戴帽冠较为特殊。在邳州燕子埠缪宇墓墓门堆土中发现一尊鎏金铜像，有学者认为该铜像以铜作人，衣以锦彩，右手示无畏，左手触地，高肉结，眉毛上翘，嘴角上扬，都显示出佛教造像的特征，墓主缪宇当时应是佛教的信徒无疑陈永清、张浩林：《邳州东汉纪年墓中出土鎏金铜佛造像考略》，《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该铜像是否佛教造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同时代的铜质佛教造像目前仅此一例，而且笔者发现它与西汉中期满城M1出土的铜像造型较为相似，因此存在不是佛教造像的可能，又由于它与史书所载笮融时“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较为相符，同时又与附近地区如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的擎天柱中部佛教造像山东省沂南汉墓博物馆：《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齐鲁书社，2001，第64页。画像相近，在东汉末年佛教逐渐流行的情况下，该造像为佛教造像的可能性极大。上述墓葬的时代均为东汉晚期，这说明东汉晚期佛教在徐州地区已较为流行。除上述特征外，因佛教在传入之初多与本土宗教相结合，汇融于其他宗教思想中，因此还可能有其他表现形式，只是不甚明显罢了。佛教内容多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等思想所反映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强烈地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体现出早期传播的特征。总的看来，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在汉代开始产生或传入中国，在其流行和推广之初，虽不如传统思想影响之深，但它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墓葬也不例外。汉代墓葬作为古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其所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内涵广泛，其中宗教思想也有所体现，并呈现出多样性。反过来，宗教思想的影响又使得汉代墓葬的特点更趋多样化，而墓葬所体现的宗教思想为我们研究汉代社会思想的内涵及相关宗教思想的发展又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汉代的宗教汉代的宗教[美国]　修中诚著李艳洁1武孟辉1译1.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周国西部的一个封国——秦，在消灭它的所有竞争对手后给了周国致命一击，至此，周王朝结束。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是这一集权国家的首位统治者。他采取纳粹般的极权政策，而这也成为他政权覆灭的主要原因。始皇的统治是残酷的，但又不仅仅是残忍剥削。他废除了许多陈旧的政治机构，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篇章。秦始皇死后，二十余年的割据混战，使得汉朝应运而生，并最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大一统。在此期间，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时，儒家思想才算遭遇了极大挑战。秦始皇虽极力反对儒家思想，但并未插手百姓的宗教信仰。事实上，他本人也十分迷信。乡野出身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及其继任者也是如此。始皇帝为巩固皇权，正如中国人常说“留有后盾”，任何怪力乱神都纳为己用。受此影响，继萨满巫师之后，朝廷上研究长生的术士层出不穷，史书上也有记载，这些人的法术掺杂着许多半道教似的术语。同时皇帝也深受阴阳家们的影响，那是一群两千多年前的初级科学家。这些思想家们认为物质世界由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构成，而与乾坤之阳相对的人类能动之阴力与其贯通，阴阳相和。阴阳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并不新奇;从很早开始，人们就把它与冬夏、昼夜、冷热的交替联系在一起。他们仰观俯察之能，皆由四季更迭和天地相通的意识所激发。现在道学在宣扬中，时常把理论与所谓的“真人”事迹相捆绑，真人们“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萨满对此言论视若珍宝。他们声称能够把人们拥有的权力延长至人的一生，不过世事无绝对，但其效果会让人不可思议。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人们将从人性弊病中获取更大的自由，并助长恣意妄为之风在社会中弥漫。当然，这一切瓦画符书都是旧社会中遗存的秕言谬说。这种高端道学的肆意解说对于活力四射的商人来说无关紧要。关于五行的解释则被具象化。如同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五行也分别代表不同的颜色。黑色代表水，红色代表火，黄色代表陆地等等，这些颜色象征着一种历史哲学。在始皇帝之前这种说法就曾被提及，以此为基础，各代先贤帝王对此不断加以更理性化地阐释。在汉代，一个问题广为人知又颇受争议，始皇如何维系自己的统治？是用水克火还是金克土？其实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土象征着国家的德政。由此皇帝与朝廷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应用科学。为了使皇帝的随从们遵循大自然的基本规律，器物、旗帜、衣服、马车等都被做成了明亮的颜色，大臣们为皇帝制定了一套规律的生活方案，使其在日常生活中饮食起居等各个方面都象征着四季的更替。有趣的是，有些长生不老的旧神似乎不再被人们崇拜，但在这个高度理性主义的时代里，人们有了一批新的精神领袖。在五行的基础上，领土的最高统治者——“五帝”受到了极大的尊崇。相对于宗教而言，“天命之子”一词包含的政治意味更加浓厚。而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政治和宗教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为了让自己的统治更像天命所归，宗教总是与政治紧密相连。随之而来的便是百姓心中本能的宗教倾向，以及学者们是选择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还是主观世界里的神明之间的冲突。在一个社会中，我们总能发现有的宗教风靡盛行，有的则隐匿不彰，二者有时相处融洽，有时则相互掣肘，互浸互染。政治在个人的发展中总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即使个人脱离身处的社会，以隐士的方式陶冶灵魂，抗议社会不公，他的抗议也同样依附于一定的政治条件和环境。然而，一些宗教的批评者认为，宗教一直内化于人心，无论是通过一些仪式还是以某种道德准则为圭臬，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行举止都可以最直观最明显地体现出宗教的地位。这是中国汉代宗教生存的关键点。鉴于前汉时期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普通民众的记录更是微乎其据称，莱布尼茨对数论和微积分的看法源于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朋友。微，迄今为止，我们所描绘的画面仍十分模糊。但提及汉代，宗教的一些主要特征还是清晰可辨的。因此，虽然第一批汉朝皇帝迷信思想根深蒂固，但在文人阶层，一些人仍擎掌着理智明灯。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的普及，周朝后期带有宗教色彩的学术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底层。随之而来的是对孔夫子的广泛尊崇，他知天理、晓人性，被誉为一代宗师。儒家学派在发展中推陈出新，具有独特的伦理观，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于孔子的教诲，但因孔夫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其身后弟子也一并被归入“孔教”。在这个时代，宗教的主要特征是与儒学相关的，其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对圣贤书的推崇。周朝末期，孔夫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牛筋串联的竹简上记录的《春秋经》逐渐被人们奉为圣典经文。汉代及以后，不仅儒家书籍被称作“经”，道家等著作也获得了相同称谓。然而，人们更倾向于研究儒家经典。公元前140—前87年，汉武帝在首都专设五所书院来研究儒家的五部经典著作：《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精通上述著作的学者在这些书院中授衔任教。从那时起，直到1904年，这个中央机构便一直运转，而获得进入该机构的资格，是天子所辖臣民的最高荣誉。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捍卫并阐释天、地、人之间和谐共存的规律和真谛。随着这些学府的不断扩展，人们更加地尊崇孔子，并衍生出一套祭奠他的礼仪仪式。与此同时，被制成圣典的书籍数量随着时间的积累也在不断增加，最终累计至13部经典，包括《论语》（记录了孔子对弟子及他人的言行教导，也记录了其后继者对弟子们的教导），增订版《春秋》，《孝经》以及南宋时增加的《孟子》等。对学者而言，这13部经典（更确切地说是圣典）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及文学问题，定期拓展的标准书目里包含了许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点。在这里只需提及汉代的两个特点。一是《易经》典籍排在标准书目列表的首位，而这部典籍在最初五部典籍中与汉代以前的儒家思想联系最少。它最初的内容与占卜关系密切。然而，到了公元前2世纪，不断有各类思想家、道德家、宇宙学家、玄学家以及研究文明演进的理论家对其进行丰富和补充；后来所有补充的内容都被认为是孔子的作品，即使其中一些明显可被追溯到汉代。然而，或许批判学者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曾经的孔子是否专注于编纂典籍，或者对占卜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然而，在扩展的丛书中《十翼》里有证据表明，占卜的内在吸引力不仅体现在普通百姓或帝王所焦虑的重大决策上，也体现在大量学者所苦思的人生事业成败定夺上。他们不满足于从易经中原始卦象中预测阴阳祸福。其中一些人看到，在某些事情上的失败可以用正确的心态来弥补，反之，“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因此，书中提到“吾日三省吾身”并设想了“君子”的形象，此处可见孔子的影响力之大，“君子”即睿智且明辨是非的人，他可以借助这些固定模式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并在某种程度上以君子情操掌握命运。一些人在探索中发现：罗盘中的每一条实线代表阳，虚线代表阴，在六十四卦的罗盘中，可以读出自然界的谜团。两种象征性的符号一同建立，并引入了一种数字逻辑，因此这本书，最初是一本专为占卜者编写的手册，绕过了基础科学的边界，成为一本形而上学的论著。直到一千年后的宋朝，才有一批头脑出色的人重新研究《易经》并进一步探索其数学象征意义。另有两部儒家著作虽产生较晚，却在神圣阶级中赢得一席之地，这一史实令人颇感好奇。《孝经》是一部以孔子与弟子曾子的对话为题材的作品，风格粗犷，宗教观不严谨；但却很受欢迎。据说《礼记》编纂于公元前一世纪，共有46篇，其中大部分声称包含孔子语录，它也很快站稳脚跟。其原因显而易见。这两本书都表明了孝道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从此儒教成了国教。儒教凭借其触人心灵的经文，公认的道德准则，以及国教的威望发挥其作用。作为一种家庭式宗教，它不需要受戒的牧师。在每一个家庭中，老一辈代替了牧师的位置。而在一个国家中，天子就是上天任命的祭司。很明显，没有皇帝能够容忍与自己竞争的教会权力（正如17世纪罗马的争议）。朝廷中的官员作为皇帝的代表，和最高学府里的大学士一道为这一神圣的传统学说保驾护航，他们共同履行了牧师的一些职能，并受到其他学派的崇拜。这似乎意味着中国曾是一个神权国家。或许有人怀疑统一中国的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种危险，而且有证据表明汉代朝廷曾试图向这一方向发展，却总受到孝道的阻挠。天子和大臣们不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只有孝道成为人们眼中最高和最神圣的义务，成为人类终身履行的职责，统治者才能成功利用孝道使百姓臣服。既然如此，对国家的义务就排在第二位。事实上，国家的存在是为百姓履行孝道创造条件。如果国家不能创造这样的条件，人民不能安居乐业，那么国家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天子失去了天命，孝子们也将揭竿而起。这种在伦理学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文化信仰，很难为其政治结构提供神权基础。这似乎是汉代以来中国儒家政治的鲜明特征。此外，这种孝道也明显与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不同，我们用两个原因分析。首先，它打破了对死者的宗教恐惧情结，这是大多数民族崇拜祖先的特征，而孝道则以对祖先的感恩取而代之，并对鬼神“敬而远之”。其次，普通的祖先崇拜中酋长或贵族家庭常居于首位，孝道则要求每个家庭尊崇自己的祖先。中国人的孝道是从祖先崇拜中产生的，并且亘古未易。同时，它带给了中国普通百姓一种信仰，使他们中最贫穷的人也可以像天子或贵族一样信仰宗教。正如《孝经》中孔子所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没有明确记载终身感恩，但它在《礼记》中则被反复强调，且流传至今的“二十四孝”显示了其鲜明特征。这些故事都非常简单，比如其中一则故事讲述了孝子年迈的老母在严冬时想吃鱼，于是孝子躺在池塘的冰上，露出胸膛，贴于冰面，以便快速化冰捉鱼。这些故事被整理汇编成集，教导了一代代家庭以感恩奉献之心侍奉父母，奇迹般地成为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在文人层面上，还有一种以孝为乐的精致情怀。《礼记·祭义》强调在祭祀死去的父母和祖父母之前禁食的内涵，并且应该用三天时间悼念亡者：“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礼记·祭统》则谓：“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此孝子之心也。”所有这些表述都能让人感受到人们对儒教的热情，这远远超过了宗教对社会关系应有的影响，带有公元前一世纪后仓领导的一种新学派的特征。后仓是皇家学院的博士之一，也是古典诗和仪式的爱好者。其灵感源于对从全国各地收集并保存在皇家图书馆的古老手稿的研究，他进一步推动了荀子学说的发展，指出“性本恶”的人性可以在后期的生活习惯和教育中“由恶向善”，强调了日常生活中美和教育的重要性。“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妇事舅姑，如事父母…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汉代宗教学并不止步于对儒家传统的研究。随着古代中国版图扩张，汉族文化融合了黄河流域之外的文化元素，形成了各种半原始宗教信仰，再加上大多数汉代帝王无与伦比的迷信思想，各宗教间呈现出一派自由竞争的景象。长远看来，这符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但目前更确切地说，各类宗教都曾有留存下来的机会。据公元前31年都城长安及各地的庙宇普查结果显示，当时共有683座庙宇由皇室资助建立。其中供奉的大多是部族和自然神祇，而这些神祇本属于古代汉人曾征服的西部、西南及南陲部族。后来，大多部落神祇逐渐没落，但至今仍有部分神祇存在于土著部落中，如倮倮族和苗族神祇。汉代各阶层的萨满教僧、巫师、卜者、祭司和女祭司似乎都有各自的谋生之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对自己的灵力笃信不疑，而另一些人，如汉武帝时期臭名昭著的栾大，则纯粹是诓财的神棍。武帝时期，汉朝统治的疆土与现在的中国相差无几，周边的中亚部族时而归降，时而叛离。朝臣们试图将本国及藩属国的各族人民统一起来，于是夸大统治阶级的神秘力量，将君王的活动与季节轮替和自然之力联系在一起。并借助诸神、半神先祖、神话传说中的贤王以及各类可被利用的鬼神，以神谕之名，强化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他们既利用上古之神，如墨家信奉的天志，又设立了可以守卫帝王江山的新神祇。然而，朝臣、学者以及普通民众是否相信有一位至高神上帝统领各方神明，就难下定论了。他们之间似乎有一些分歧，而学者对宇宙的解释偏向两个极端，他们中既有迷信宗教者，又有自然主义者。后者对宇宙持自然神教的观点，不由得使人想起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的宇宙观。他们认为上帝是造物主，在创造世界之后，便任由它按照自然规律运行，自己则袖手旁观了。因此，汉朝中期伪科学盛行了几个世纪。因儒家圣典中有证据表明天（或上帝）显征兆于事前，许多愚钝的儒生开始将异象分门别类，大至彗星经天，小至妇人生须，并将之与记录在册的道德审判联系在一起。继而涌现出许多文学作品，其内容荒诞不经，民众中但凡有常识者，无不嗤之以鼻，因此，仅有少量作品存留下来。但中国人一直相信天人感应，从未摆脱善恶有报这一执念。接下来要介绍两位汉代的名儒：一位是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另一位则是百年后的王充。董仲舒曾促使汉武帝设儒教为国教，他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适才提及的伪科学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著作《儒家文献资料汇编》，因融合了儒道两家哲学而颇具启发性。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有两种互斥的本性存于人心，一为贪，二为善，善则行事为人谋益。唯有受教，人才能立足于正道，行为合乎自然之律。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人对“和”的热忱，“和”即宇宙与社会关系层面的和谐。在董仲舒看来，“天”对万物有着父式关怀，上天授权天子治理社会，使得人类日常事务井井有条。他曾试图深究五行机制却陷入困境，但在探究“天地人和”等寻常领域时，他的教导言之有据，颇受欢迎。王充与董仲舒极为不同。他求知若渴，批判一切神学迷信，凡事都要究其所以然。其散文集《论衡》，全书共85篇。在这部书中，他以观测到的事实为依据，理性批判了当时的各类迷信学说。在他看来，以人为中心并由父式上天治理的宇宙说是毫无根据的。他不仅有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且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天是由细微的物质构成的，人的诞生是由物质与精气促成的。因此，“人死”，“形体朽”，即为终。他认为世上无鬼，批驳所有鬼怪之说。人的寿数取决于元气的量，而元气于孕育时偶得，于子宫内成形。若供给充足，或享天年；但也未必如此，因为可能会发生意外，如战争，火灾或溺水。这些意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物理巧合，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一组粒子与另一组粒子偶然碰撞的结果。世人对此无能为力：遭遇福祸时，有幸也有不幸；好人甚至圣人也不能凭借才德安排自己的命运。对比董仲舒与王充，可粗略窥知，当时较为盛行的汉代儒学并未突破怀疑论理性主义的局限。唯有头脑聪敏且善思如王充者，才能抵达自然主义的逻辑顶点。而庄周，凭借其对相对论的了解，也曾摸索至自然生死观之外，因此他的自然主义观有着神秘的一面。汉代一位批评家曾对他做过如此评价：“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董仲舒的资质虽稍逊于庄周，但仍有相同洞见。汉代儒学有着差强人意的神秘感，单从儒者的心态或心性来看，儒学与西方神学似乎毫无瓜葛。儒学因融合了道家玄学而十分深刻，其道德诉求又受到墨家“兼爱”思想的净化，因此，儒学对存于“人格”之外的超常现实十分敏感。而西方神学中，上帝的位格是基本要义，尽管儒学对神格的态度晦暗不明，但现在看来，将儒学作为一种超验主义归入宗教，理由已十分充足。汉代儒学不仅是一种基于普通人类需求的国家或道德哲学，一直以来，它坚持从“天道”和“人道”两个领域理解“意志和行为”。“天道”与“人道”相互关联，譬如孔子因“知天”“知人”而备受尊崇。据史料记载，“中庸之道”这一术语是由孔子所造，但这一术语的广泛应用应该是超出其设想的。表面看来，“中庸之道”与西方伦理哲学中的“折中原则”相差无几，但后者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西方社会毫无启发作用。这一哲学在中国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具体可见下面引用的《礼记·中庸》此处引用的中庸片段由子思创作，汉代时曾流行这本书的增补版，本文引文即选自增补版。十二世纪时，儒家圣典“四书”囊括儒家信条精髓，本书被列为“四书”之一。本书的完整译本见E.R.Hughes于1942年出版的《大学》和《中庸》。片段：“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书中描述的人，虽为理想中的人，但终究是人，竟被置于与上帝同等的位置，基督徒看到恐怕会大惊失色。十九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学者理雅各就是其中之一。在评价引文中最后一段内容时，他曾借用一位中国评论家的话如下：天人本无二，人因有身与天相分。就其所观，所闻，所思，所虑，行为举止，人皆言：本于我。人人显我，则其渺小为人知矣。弃身则万物为天。身何以弃？在于减移自我。此为弃身。既已弃身，则天宽大，吾心亦宽大，所产所变皆不离我。继而曰：天何其大！此外，理雅各自己则有以下谴责：这些文章让中国思想家如入玄思迷宫，失于其中。正如俗语所说，知圣人者必为圣人，我们还是不要深究了。但是无论是比较宗教学专业还是宗教哲学专业的学生，基于对基督教中“道成肉身”的了解，都不能无视这些情况。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明白，《中庸》作者坚信圣人品行，坚信其于天地间的无穷功用，正是这一信条使得儒教崇拜从根本上注入了宗教的力量。另一方面，“宗教”这一术语包含了各类种族崇拜，从最粗野而区域化的物神崇拜，到最文雅且普世化的精神崇拜。聚集民众是宗教的特色之一，因此我们必须综合考虑汉代宗教的正反两面。大量证据表明，上至顶层王公贵族，下至底层淳朴百姓，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存在着西方宗教所谓的“异教元素”，这些在王充的著作中均有迹可循。王充在书中强烈谴责同时代的占卜者，反对将个人世俗名利与上天联系在一起。他抨击当时流行于世的四大忌讳：“一曰讳西益宅；二曰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三曰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接着，他又提到传统祭祀，即“祭天地山川，祭社稷六宗，祭四时寒暑，祭日月星辰，祭四方五祀（门，户，井，灶和中霤），祭先祖，缘生人有功得赏，鬼神有功亦祀之”。王充在开篇中提道：“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不仅如此，当时由占卜衍生出一套理论：“不择吉日，不避岁月，触鬼逢神，忌时相害。故发病生祸，絓法入罪，至于死亡，殚家灭门，皆不重慎，犯触忌讳之所致也。”为免去这些灾祸，在任何有损于公私利益的场合，都要占卜以测吉凶。“故《书》列七卜，《易》载八卦”,因“欲令众下信用不疑”，（王充大胆批评）圣人也会犯错。他再次批道：“奸书伪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惊惑愚暗，渔富偷贫。”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黄河流域的人文精神统治着整个东亚，向西声名远播，直至罗马帝国。一言以蔽之，整个民族的眼中充斥着对财富与权力的渴望，因此，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们有着唯物主义的头脑，他们无法理解超验主义的道家玄学，只能用唯物主义的术语加以解释。然而，正是这个时代将这句“鲁国布衣圣人”视为天启，继而敬拜一位事业未竟之人，并将其教导发展为一门宗教。其学者遍布整个王朝，教农夫之子读书，使寻常百姓得以触及诗歌，生发对高深信仰的渴望。在偏远的四川，与西藏毗邻之地，一小群学者曾致力于创造“明明德”“亲民”“止于行善”的奇迹。论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论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南开大学200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青年项目，项目编号：NKQ08055。党超作者简介：党超，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邮编：300071。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摘要：两汉时期，人们往往从政治文化角度理解风俗，偏重于探讨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两汉风俗观念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其一，风俗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与始终保持永恒的主题之间的统一，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在社会政治变迁中变与不变的和谐；其二，两汉诸子及统治者在对待风俗问题上，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采取的移风易俗方式多种多样，或因循，或宣化，或齐整，或批判甚至是整顿等，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保持着独立与顺从的互动。关键词：两汉时期；风俗观念；政治文化特性Title:　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stom　Concepts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Abstract:　During　the　Han　Dynasty,　people　often　understood　cust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ulture,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s　and　politics.　Therefore,　the　custom　concepts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　show　relatively　distinc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ustom　concepts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connotation　and　the　eternal　themes,　reflecting　the　harmony　between　changing　and　unchanging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two　Han　Dynasties.Second,on　the　issue　of　customs,　the　scholars　and　rulers　of　two　Han　dynasty,　with　the　chang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adopt　a　variety　of　ways　to　change　the　customs,　including　following,　advocating,　normalizing,　criticizing　and　even　rectification,　etc,　which　shows　that　there　were　independence　and　submiss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ustoms　and　social　politics　during　the　Han　Dynasty.Keywords:　the　Han　Dynasty;　Custom　Concep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Author:　Dang　Chao　is　a　lecturer　at　the　History　Colle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风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习的社会风尚《辞海》对“风俗”的解释之一就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缩印本，第1726页），《辞源》的解释为“一地方长期形成的风尚、习惯”（商务印书馆，1988，缩印本，第1854页）。但在中国古代，古人理解的“风俗”含义包容面更广，不仅包括我们今天常说的“风俗习惯”，还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风气”，且后者似乎更为重要。不过，两者之间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往往相互渗透和转化。，是一定时代、一定群体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相对于法律、政令等强制性控制形式，风俗对社会统治的整合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软控制。正由于此，风俗往往为当时英明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特别关注。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关风俗的研究成果已很突出。然而有关两汉风俗研究的专著并不多，且多集中于对风俗史料的搜集上如瞿兑之的《两汉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影印本）、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韩养民的《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等。其中邓子琴的《中国风俗史》（巴蜀书社，1988），直到1988年才以遗稿的形式最终问世，且第一编先秦及西汉部分已佚，无疑是学界的一大遗憾。彭卫、杨振红在其合著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中指出，风俗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方面的关系贯穿于有关风俗的思想之中，这既是秦汉风俗观的中轴，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风俗观的一条基本脉络。这是较为精辟的论述，然仅见于序言当中，在正文中未能加以详尽探讨。；探讨两汉风俗观念的专题论文虽有一些丁毅华对西汉时期人们的风俗观念曾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发表有《“习俗恶薄”之忧，“化成俗定”之求——西汉有识之士对社会风气问题的忧愤和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淮南子〉的风俗论》（《学术月刊》1991年第6期）等相关文章。前者重点讨论了西汉时期士人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批评和对策，是西汉士人整体上的风俗观。后者则以《淮南子》为研究对象，使《淮南子》中的风俗思想得到了初步系统的发掘和清理。萧放在《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古代学者的风俗观关注风俗发生的地域性与政治性，对风俗的教化功能有着特别的强调。拙文《论班固的风俗观》（《南都学坛》2004年第6期）认为，班固第一个对风俗做出阐释，其风俗观奠定了中国古代风俗理论研究的基础。陈新岗的《两汉诸子论风俗》（《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两汉诸子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风俗的形成、演进及其功能，对两汉社会及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该文相对比较简略，没有对两汉诸子的风俗观展开详述，更没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因而尚不能够确切反映出两汉时期风俗理论的发展过程，也无法深刻认识两汉风俗观念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往往对政治文化和风俗观念的密切关系重视不够，从政治文化角度对两汉风俗观念进行考察分析者更难得一见。这种研究情形很难分析出古代风俗观念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古代风俗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做一初步探析，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一、　变与不变的和谐：两汉风俗观念内涵与主题的统一两汉时期，人们已比较注意探索风俗变化的规律，对风俗内涵的认识有着一个从整体到抽象最后再归于具体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随着两汉统治思想的变迁而变化发展。不过，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两汉风俗观念“广教化，美风俗”的主题却一直没有发生动摇。两汉诸子普遍重视风俗与政治的关系，主张通过礼乐教化来美化风俗；两汉统治者也深受其影响，在不同时期或主张顺应社会风俗，或倡导施行教化，采用各种方式移风易俗，以求化民成俗。(一）　风俗内涵的正反合：从风到“风俗”再到风俗风俗是一个在历史传承中不断更新的概念，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文化事象。古人在对风俗进行观察和表述时，往往又使用各种不同词汇，诸如风俗、风土、风尚、风教、流俗、民俗、世俗等。再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人们出于各自的语境，对风俗进行的解释与评论也不完全相同。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决定了中国古代风俗的内涵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当中。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并无“风”而有“凤”字，如卜辞中有“于帝史凤，二犬”。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一文从词源学考证“风”曰：“从隹从凡，即凤字，卜辞假凤为风。”关于以“凤”代“风”，郭沫若解释为：“是古人盖以凤为风神……盖风可以为利，可以为害也。此言‘于帝史凤’者，盖视凤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以二犬。”可见，“风”由“凤”假借而来，殷商时人看到“风可以为利，可以为害”的自然特性，就以凤为风神，把其神化为上天的使者以上内容主要参考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考释·天象》，相关引文亦转引于此。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科学出版社，1983，第376、383、377—378页。。春秋时期，风在指自然现象的基础上，渐次出现风气、民间音乐等义项。在此基础上，先秦官方将先王之乐的教化作用与民众风俗文化直接相连，提出“天子省风以作乐”《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杜注：“省风俗，作乐以移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1424页。的命题，使得风俗具备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品格。从“风”到风俗的意涵演进也启发荀子将礼乐并举，使二者真正统一于教化风俗的目标之下，移风易俗作为儒家对先秦礼乐教化政策实质的概括而诞生，也为汉代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政策准备了充分的历史和理论资源杨辉：《从“风”到风俗——论“风”的文化化历程与先秦音乐“移风易俗”政策之酝酿》，《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两汉时期，儒学昌盛，风的自然性更被广泛借用到社会文化方面。儒家士大夫倡导礼乐教化，他们普遍认为风有特殊的政治感染力，具备化导社会的作用。《汉书·律历志》载：“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汉书·律历志》，中华书局，1962，第959页。从凤鸣中分出十二音调，从而把凤、风与音乐、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这一认识前提下，两汉时人进一步形成了“诗教”理论韩经太：《“在事为诗”申论——对中国早期政治诗学现象的思想文化分析》，《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他们普遍认为《诗经·国风》是天子派遣乐官到民间各地采集风谣整理而成的，以便通过风谣的内容来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为政府制定或调整统治政策提供相应的依据。为此，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倡导这种理论，并将之较成功地运用到政府日常议政、行政的实践活动当中。“风俗”一词，较早见于《庄子》《荀子》等书庄子最先对“风俗”做出解释。《庄子·则阳》篇载：“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第909页）在此，庄子主要揭示了风俗“合异以为同”的群体性特征，其对“风俗”的解释还远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风俗”。荀子在《荀子·强国》篇中说：“入境，观其风俗。”（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第303页）这里的“风俗”指的是秦国百姓的性情、对官方的态度以及其音乐、服饰等方面共同的文化特征，其内涵大致已与现代汉语中的“风俗”一词相当。《辞源》就是以此句作为“风俗”含义的典型例证。，但关于其确切内涵，直至两汉时期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了比较明确的阐释与解读。在这一时期，人们普遍比较重视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对风俗概念的认识也有着一个随政治统治思想变迁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从而最终完成了对风俗概念内涵理解的正反合。汉初，陆贾汲取秦以法为教、苛政而亡的教训，提倡采用无为教化的方式来美化风俗、“正风俗”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第18页。、“一风俗”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第157页。。随后，贾谊也在批判秦末汉初风俗败坏的基础上，认为“教训正俗，非礼不备”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214页。，主张“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204—205页。，通过兴建礼乐文化制度来移风易俗。他们虽从整体上对风俗已有所认识，但却显得有些空洞，只是意识到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至于风俗的内涵到底包括些什么并不清楚，而且似乎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淮南王刘安集其门客编写《淮南子》一书时，风俗的内涵开始得到初步探讨。他们意识到风俗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认为风俗“所受于外”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第775页。，“时移则俗易”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第796页。，在强调各地风俗互异，相互之间没有优劣标准的同时，主张采取“神化”的方式来“齐俗”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第614页。。随着汉武帝对儒学的提倡，董仲舒则开始用儒家大一统思想来审视风俗文化。他认为“教化行而习俗美”《汉书·董仲舒传》，第2504页。，主张兴建太学，大力发展教育，以道德和礼乐来教化风俗。不过，直到西汉中期，两汉诸子仍大多是从整体的角度看待风俗，也没有对风俗概念再做出进一步的阐释，至于有关专门探讨风俗具体内涵的篇章或书籍更是尚未出现。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对具体风俗的理解有所偏颇，大都抛开下层民众在风俗中的主体性不谈，对风俗的论述也仅限于关注风俗与国家政治文化秩序之间的重要关系，片面强调上层社会的教化功能。此后，随着对风俗政治教化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风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以司马迁撰写《史记·货殖列传》为发端，开始出现专门论述风俗的篇章。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划分了八个较大的风俗区域，而且对有关风俗概念的理论也有了一定的讨论，认识到风俗文化与地域以及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及至东汉，随着儒家思想文化独尊地位的日益强化，人们对风俗概念的理解逐渐达成初步共识。他们对风俗概念的内涵加以界定，将与水土等自然因素有关的习尚称之为“风”，而与教化等社会因素有关的行为习惯则称之为“俗”，从而赋予了风俗自然和人文的二重内涵。在此基础上，人们也逐渐开始探讨具体风俗甚至下层民众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班固是第一个明确对风俗概念内涵加以界定组合而成的“风俗”兼有自然性与社会性两重因素。班固对风俗内涵的定义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北齐刘昼仍认为“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已成性，谓之俗焉”傅亚庶：《刘子校释》，中华书局，1998，第443页。，一脉相承地赋予了风俗自然和人文的双重含义。而且，班固的风俗观还有更为重要的第三层内涵。他认为，“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书·地理志》，第1640页。，试图将自然环境的不同形成的“风”和社会条件发展下形成的“俗”统一于王道教化这一“中和”的理想境界中，从而成就君主的德教，形成理想化的风俗。由于这一层内涵长期以来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以至于现代学者对班固的风俗观也没有给予相应的正确评价详细讨论参见拙著《论班固的风俗观》。。东汉末年的应劭不仅写成了中国最早的风俗专著《风俗通义》，将风俗当做一学术门类进行探讨，而且还对风俗概念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他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第8页。应劭用例举的方式对风俗的内涵进行阐释，认为“风”是指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俗”是由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趣味、情感与行为习惯等，使得风俗概念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风俗通义》虽然冠名“风俗”二字，但书中“俗”字比比皆是，却极少使用“风”字，也反映了风俗一体化和具体化的认识观念。并且，与班固对风俗的抽象理解不同，应劭把观察风俗的视角深入到了社会下层，试图探讨下层民众具体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而又将俗区分为本俗与正俗两种，以图“辩风正俗”。到了汉末，曹操更是身体力行，直接从整顿具体风俗入手，禁断陋俗，“一之于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第27页。，以期美定的学者。他在《汉书·地理志》中对成帝时张禹属员朱赣所条理的各地风俗“辑而论之”，并且对“风俗”概念做出了明确阐释。他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汉书·地理志》，第1640页。认为风是因水土等地理条件而形成的民俗性格、言语歌谣等，俗则是因统治者的好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文化秩序。可见，通过对风俗概念的不断探讨，两汉诸子对风俗的认识有着一个从整体到抽象最后再归于具体的过程，从而最终完成了对风俗概念内涵理解的正反合。(二）　风俗主题的永恒：广教化，美风俗由于风俗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两汉风俗观念一直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内涵，这在“广教化，美风俗”的风俗主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人民只能在善良的风俗中过着谐和合理的生活；而政治的根基，必植基于善良风俗之中。所以政治的基本任务及最高目的，乃在于能移风易俗”，“这是战国中期以后发展出来的政治共同理想”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70—171页。。两汉诸子和统治者大都认为风俗的美恶能够反映出政治的兴衰，政治上的败坏应归根于风俗的沦丧。因而，他们都十分重视风俗的教化作用，主张利用风俗的软控制功能，通过“广教化，美风俗”的途径来实现对民众的政治统治，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说“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史记·乐书》，中华书局，1982，第1211页。，《汉书》中亦有贾山“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汉书·贾山传》，第2336页。的言论。由于风俗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汉书·王吉传》，第3063页。，这就存在一个为达到美化社会风俗目的而如何进行风俗融合的问题。是因袭、引导、齐整还是禁止，这对于风俗的转变影响巨大，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政治秩序的安定。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方式钳制思想，实施残暴苛刻的法治，“匡饬异俗”《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5页。，结果不仅未能预防、改造“恶俗”，无法真正实现文化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反而终因不得民心而致使秦朝在经历短短十四年之后即告灭亡。两汉时期，鉴于秦迅速覆亡的深刻教训，统治者和政治家们认识到，天下能在“马上得之”却万不可在“马上”治之《汉书·陆贾传》，第2113页。，对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统，还须依靠教化才能真正实现和长久保持。但鉴于民生凋敝，汉初统治者采用的实为黄老思想，主张休养生息。直至武帝时代，在淮南王刘安、史学大家司马迁等人的思想中仍渗透着不少黄老理念。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第3253页。等融合风俗的方式。不过，随着汉王朝统治思想由崇黄老转向尊儒术，人们的风俗观念也逐渐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与黄老学派顺应自然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风俗融合主张不同，儒家学派则主张通过“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自上而下的教育感化方式来美化社会风俗《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89页。。美化、齐整进而同一风俗是儒家建立社会文化新秩序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随着汉王朝国力的强盛，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大一统思想逐渐抬头。与此相适应，风俗同一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如武帝时期，终军就认为：“夫（人）［天］命初定，万事草创，及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必待明圣润色，祖业传于无穷。”《汉书·终军传》，第2816页。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均热心于风俗的整合，力求将风俗纳入礼的规范。汉武帝曾下诏：“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汉书·武帝纪》，第171—172页。在此，武帝广泛求取、任用精通礼乐的贤才，就是希望通过他们来推行礼乐以教化社会民众，其移风易俗的意图十分明显。由章帝钦定的《白虎通》也说：“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泆，节其侈靡也。故《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第93—94页。这里，礼乐用来防备、教化民众恶风陋俗的作用被清楚地写入官方法典，移风易俗作为统治者的政治文化政策被正式发布。“‘移风俗’，要将社会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变为良好的社会生活习惯；使人民生活在良好社会生活习惯之中，收‘徙恶迁善而不自知’的效果，亦即是成为道德与自由，得到谐和统一的效果。这两者是密切关连而不可分，应以此为朝廷政治的大方向。这是自贾山、贾谊、刘安及其宾客以逮董仲舒们所极力标举的政治原则”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86页。。在百家逐罢而儒术渐尊的思想文化氛围中，经过贾谊、董仲舒、刘向、班固等大儒的持续发扬，由荀子所首倡的移风易俗命题作为儒家重要的文化主张，终于变成大一统文化政策的现实，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统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点。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提倡的力求通过圣王“移本易末”来使风俗齐一的“中和”风俗观逐渐变成了社会所宣扬的主流。由此可见，虽然班固《汉书·地理志》在原材料上与《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风俗观念却有着很明显的差别。宋超曾指出，“不论在总体思想上，抑或在具体问题上，班固与司马迁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司马迁所热情歌颂的游侠和货殖者，正是班固所着力批判的”宋超：《〈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学术月刊》1985年第10期。。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也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第2732—2738页。。其实，这番评论正可看做两者风俗观念存在明显差异的一种佐证。而这种差异，实际上也正反映出两汉风俗观念的发展转变过程。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方为维护其统治所提出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教化理论，而两汉则是这一风俗教化理论的完善期。有学者就认为，美化社会风俗是汉王朝重视教化的原因之一刘厚琴：《东汉道德教化传统及其历史效应》，《齐鲁学刊》2002年第1期。。换句话说，统治者重视教化的目的正是为了美化社会风俗。而且，风俗教化具有政治意蕴，是一种政治概念，它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说，汉王朝是为了巩固政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而提出并实施风俗教化的。在这一时期，风俗教化被提升到巩固国家政权、关乎国家命运的高度，移风易俗逐渐成为官方教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这既是汉王朝对风俗教化地位作用的高度重视，也是汉王朝为风俗教化注入的新的政治文化内涵。在日常各种政事措施和策略中，两汉统治者往往考虑到风俗教化的重要意义，极力引导人们避恶向善。在对民众进行教化时，两汉诸子及统治者既强调社会教育风化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行为对民众有着极强的感化作用。因为在儒家学者看来，教育和感化同样重要。如贾谊认为：“天下之命，县（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汉书·贾谊传》，第2251—2252页。行教化重要的是教育太子，因为太子是储君，而君主的善恶又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治乱，教育和感化同时集中在太子身上，成为其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履行的义务。不过，两汉诸子主张由上而下的整合方式，结果往往将风俗的改变完全寄希望于上层统治者身上。如董仲舒说：“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汉书·董仲舒传》，第2521页。这种观念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对改变风俗的作用，而忽视了来自民间的力量，更没有考虑到民众在风俗变迁中的主体性，故而有其不合理性，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如史载，为了改变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奢侈风尚，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布被，食不重味，为下先”，但最终却只落得一个“无益于俗，稍务于功利矣”的效果《汉书·食货志》，第1160页。。二、　独立与顺从的交融：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的互动由于风俗的好坏逐渐成为一个代表国运盛衰的征兆，因此不能不引起两汉诸子和统治者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两汉诸子在不断加深对风俗概念理解的基础上，围绕风俗问题提出了各种移风易俗理论，试图化民成俗。他们或主张因循风俗，稳定社会文化秩序；或主张美化风俗，宣扬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或主张齐整风俗，实现六合同风的理想；或直接对风俗展开批判甚至整顿，以求匡正时俗，扭转社会不正之风，等等。汉初，由于饱受秦朝暴政和战火的摧残，社会满目疮痍，经济萧条。摆在当时统治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统治秩序。至于移风易俗，显然不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同时，汉王朝是刘邦集团“反秦”之后继而又“承秦”的产物详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第35—66页。，若想避免重蹈秦亡覆辙，则既要反对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统治方式，又需在不触动秦朝各地旧俗的前提下塑造新的统治秩序。主张清静无为、因俗而治的黄老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时代需要，成为汉初的统治思想。直至文景时期，政府统治思想较之以前虽已发生些微变化，对儒学开始有所关注，但基本上仍趋向于道家、刑名之学，采用无为政治。不过，无为而治对风俗的改变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而“以法为教”主要也是在去除恶俗，虽对齐整风俗有所促进，但与儒家主张的有意识地、大规模地移风易俗有着根本的差别。因此，随着对美化社会风俗的期望，人们在遵奉无为政治思想的同时，开始逐步意识到只有儒家教化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化民成俗。在对秦朝恶风陋俗批判的基础上，陆贾首先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新理念。他认为，治国之道，务在化民，统治者只有奉行黄老无为思想，以身作则，施行教化，才能得民心，定大局，美化社会风俗。为此，陆贾总结了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着重阐释了以仁义为体、以刑罚为用的教化思想朱海龙、黄明喜：《陆贾教化思想探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他希望统治者能够行礼乐教化，正风俗；修仁义道德，美风俗；同圣教好恶，齐风俗。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处于有序的统治之中，才能美风化俗。陆贾是汉初群臣中立足现实，系统阐述秦亡原因的第一人，也是汉王朝建立后，重塑治国理念，明确提出统治者应身体力行，以礼乐教化和仁义道德治国，进而美化社会风俗的第一人。虽然陆贾美化风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统治者足够的重视，但在听到陆贾的治国新理念后，原本轻儒的高祖刘邦也逐渐意识到礼乐教化、仁义道德等有关风俗的软控制方式在政治统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徙儒者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过鲁，以大（太）牢祀孔子”《汉书·高帝纪》，第76页。。贾谊在论世议政时也非常重视风俗。在其政论文章中，贾谊不厌其烦地大谈风俗，把其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来加以重视和强调。通过对秦末汉初社会风俗的批判，贾谊得出天下治乱的关键在于风俗好坏的结论。在贾谊看来，要想使淫侈的社会风俗得到根本的改善，教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为此，贾谊提出“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保傅》，第186页。的教化主张，认为统治者应将教化视为政治的根本，若不务教化，就不能真正化民成俗。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广大民众，创建礼义制度，阐扬礼乐文化，以德教民，则是教化的重要内容。另外，贾谊还将教化的实行归结为统治阶层自身的修养和以身作则，“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汉书·贾谊传》，第2245页。又见《汉书·礼乐志》，第1030页。。一句话，面对汉初风俗败坏的局面，贾谊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主张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基础，实行礼义教化，采取开明的“明君贤吏”政治路线，移风易俗，从而实现美化社会风俗的目的。作为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陆贾和贾谊的思想深刻反映了汉兴三十多年来政治形势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显示出这一阶段政治统治理论从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向维护集权一统的有为政治过渡的趋势苏志宏：《秦汉礼乐教化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85页。。同时，他们都以得民、安民为治国之本，主张通过礼乐教化以实现美风化俗的目的，而这正是风俗观念超越当时社会统治思想的鲜明体现。从无为政治向儒家礼治的发展，明显地体现了司马谈所谓的汉初儒家“以《六艺》为法”“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的思想倾向《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0页。，也为汉武帝尊崇儒学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风俗文化也被正式提到汉王朝的议事日程上来，并受到时人的普遍关注。董仲舒认为，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仍是“习俗薄恶”，统治者“亡以化民”，不能给社会风气以有力的引导和影响《汉书·董仲舒传》，第2504、2515页。。因此，政府只有改弦更张，推行教化，才能实现“上下和睦，习俗美盛”《汉书·董仲舒传》，第2520页。的理想境界。为此，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推行礼乐教化；兴办太学，培养教化风俗人才；选拔贤士，为民表率，移风易俗。董仲舒以教化治国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发展所必需的思想方略，对于完善、巩固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做出了不可抹杀的功绩。自武帝起，关于风俗教化的主张被统治者所接受，开始实施设立五经博士、开办太学以及兴建地方官学等一系列和化民成俗有关的政府教化行为。不过，诸子的风俗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除董仲舒等人提倡儒家风俗教化思想外，也有《淮南子》众作者以及司马迁等人对单纯采用儒学来齐整风俗表示不满。这种现象表明，风俗观念在受到统治思想影响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相对的独立性。《淮南子》的风俗论综合反映了西汉前期的风俗观念，它对于风俗何以形成、因何变化、不同群体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风俗以及对不同风俗应如何评价等问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丁毅华：《〈淮南子〉的风俗论》。。《淮南子》认为，风俗的形成是受外界影响的结果，其必然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此，它在《齐俗训》中提出“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的原则，要求统治者要根据当世的实际情况来移风易俗。又由于风俗因地而异，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在形式上虽有很大差异，但所表达的实质内容一致，“未必无礼也”，没有文明和野蛮之分。因此，统治者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应顺应各地、各族风俗，入乡随俗，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不可强为之一。对于通过礼乐教化以移风易俗，《淮南子》持不置可否的观点。能否运用法律来干预风俗，《淮南子》则表达了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氾论训》承认法律对风俗的制约作用，“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视法度为调节风俗的手段。《主术训》却认为“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对刑杀持否定性意见。这是因为，在《淮南子》看来，风俗问题最理想的效果是“道胜而理达”“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憺然无欲而民自朴”，应该用诚心感化来移风易俗。《淮南子》还常提到“圣人”“先王”的作用，肯定居于统治地位的权要人物对社会风俗的特殊作用，主张统治者“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简单来说，在移风易俗问题上，《淮南子》是以黄老道家思想为指导，它虽不排除教化和刑法所能起到的作用，但认为根本上还是“神化为贵”，其中统治者的以身作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淮南子》是刘安及其门客所编写而成，其成书的时日，黄老道家学说虽仍暂居优势，但自战国时起就被看做“显学”的儒家思想，正以其特殊优势，显示着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独尊地位的动向。《淮南子》努力维护黄老道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同时不得不应对儒家学说的挑战。因而，《淮南子》的风俗论在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和儒家教化思想的渗透下，同时保持着自身的特点，体现出风俗观念的独立性。司马迁对风俗十分重视，他通过巡游全国的社会实践，对各地的风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并将其大量地叙述到《史记》的相关篇章中，反映出自己对风俗的新认识。司马迁主张“因民而作，追俗为制”《史记·礼书》，第1161页。，统治者应根据风俗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他还特别肯定音乐对教化的首要作用。在《乐书》中，司马迁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音乐对风俗人心的影响，认为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史记·乐书》，第1206、1211页。，主张通过音乐来潜移默化民众，变革风俗民心。司马迁还重视采风入乐，明确提出采风俗而助政教的观点：“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史记·乐书》，第1175页。更可贵的是，司马迁明确提出了风俗具有地域性的特征，重视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风俗加以记载和研究。他还发现地域风俗同经济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货殖列传》就集中记载了生产活动与地域风俗的关系。另外，对影响风俗的部分特殊群体的关注也是司马迁风俗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司马迁首次为循吏立传。这些循吏虽因循风俗却能化民成俗，司马迁为其立传的目的，正是为了说明只有官吏以身作则，才能真正美化社会风俗。与循吏相较而言，酷吏以杀伐立威，他们从没有把“化人心”作为自己治政的目标，因而不能达到化民成俗的效果，难以胜任治理大业。对于游侠给社会风俗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占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司马迁也持赞赏或重视的态度。司马迁的风俗观念代表了西汉中前期儒学仍未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时的风俗思想。从武帝开始，儒家学说逐步成为政府的统治思想，但由于当时司马迁并没有受到儒学思想的太多浸染，因此，司马迁对风俗的评论，并不以儒学为唯一标准，且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他虽推崇儒学，但并不排斥百家，最终成为“子学时代”“具有独立人格、学风和文风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5页。。实际上，汉武帝也不过是把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招牌，借以宣化风俗，并没有赋予儒者管理国家的权力，采用的是阳儒阴法之术余杰：《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8期。。直至西汉中期，统治者对于各地风俗文化面貌的差异并不急于改变，也没有太多的闲暇去做改变。在这种统治政策的影响下，汉儒对风俗的齐整并不深入，各地风俗仍未发生太大的变化。西汉中期以后，儒者士大夫逐渐构成了汉代政权的社会基础，元、成以后更是形成了帝室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情势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142—144页。。因此，两汉统治者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社会政治秩序，就必须充分接受和利用儒家学说，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随着儒学的普及，两汉政府对风俗的整饬、齐一也开始采取政教结合、以教为主的循序渐进方式。在齐整风俗的过程中，两汉政府特别注重以经易风，力图将一切风俗都纳入儒家的礼义规范中去。刘向是继董仲舒之后又一位力主礼乐教化的大儒。他把礼乐教化当作治国的根本，特别重视音乐的社会政治作用。刘向还将礼乐与刑政相提并论，认为礼乐和刑政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同民心而立治道”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第507页。。不过，他也认识到“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汉书·礼乐志》，第1034页。，刑法只能起辅助的作用，如果舍教化重刑法只会带来风俗败坏的严重后果。可见，刘向对礼乐的提倡，是把礼乐教化当作治国安邦的政治工具，以图实现其理想伦理政治的目的。针对当时矛盾重重、衰微破败的政治局面，刘向也提出了一些缓和社会危机、扭转社会政治风气的积极主张。他认为，君主只有正身修己，为政以德，崇俭抑奢，才能化及万民，美化社会风俗，稳定政治统治。修德是君主能够保有天下的最好办法，只要修德，不祥的征兆就会得到化解。刘向生活在西汉元、成之际，当时儒家学说已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他编书言得失，以改善政风，其中许多论述都是对社会政治风气的关注，体现出刘向对风俗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班固是第一位自觉认识并阐释风俗概念，进而确立传统风俗观的学者。如前所述，他认为风俗是地理环境和社会教化的共同产物，所阐释的风俗实有三层涵义。班固处于儒学正统化的正式确立阶段。受正统儒家文化的浸染，班固虽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地域经济风俗观念和风俗变革思想，但却进一步以儒家正统观念对其加以改造、完善，扭转了司马迁一味强调经济因素的倾向。班固综合各个方面，对风俗做了较为详细的界定，不但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司马迁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使对风俗的认识得到了理论的升华，形成了相当系统的结论。班固风俗观中最为重要的是其王道教化移风易俗思想。经过武帝独尊儒术，宣帝石渠阁会议再到章帝的白虎观会议，儒家正宗思想完全成为官方的支配思想，并进一步法典化、神学化。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正是儒家思想神学化的兴盛时期，班固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儒家政治理想是实行仁政，轻徭薄赋，使民以时，以教化化育百姓。班固的王道教化风俗观力求使风俗达到理想化状态正体现了这一点。班固强调风俗的等齐化一，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状态，但却常常是古人所要追求的目标。对鬼神的信仰在两汉一直盛行，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支持，谶纬神学成为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并直接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社会上层流行谶纬神学，下层则盛行巫术迷信，而且上、下层之间的信仰也互相渗透和影响，谶纬迷信泛滥成灾。两汉有识之士正是看到了谶纬神学的这种社会危害，从而形成了一股反儒学谶纬化的思潮。王充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论衡》中，王充采取批判的方式，以理智的求实精神看待各种迷信风俗和虚妄之言，对各种风俗现象和迷信观念进行分析，以求“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王充传》，中华书局，1965，第1629页。，“匡济薄俗”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第1177页。。王充对儒学谶纬化的原因及其流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批评，认为经学的谶纬化与政治有关系，是衰乱时人为编造的。他解释说：“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遣告人言矣……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而谓之上天为之，斯盖所以疑也。”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第784页。对当时社会风俗中普遍存在的鬼神迷信，王充也展开了全面批判，其《订鬼》《论死》《死伪》《纪妖》等篇详细批判了人死为鬼的陋说。基于对人死无知和死不为鬼的认识，王充又对当世的厚葬陋习和淫祀之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厚葬不仅造成物质上的损失，同时也是诱人为奸的原因之一。至于其他陋俗，王充亦有涉及，如《四讳》《讥日》《卜筮》《辨祟》等篇批判了佞卜、讳忌等陋俗。最后，王充总结说：“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意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论衡·解除》，第1046页。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程度加深，经学日趋衰落，社会上出现一股猛烈抨击当时腐朽社会风气，要求整顿社会风俗的批判思潮。王符、应劭、曹操等人，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代表。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上层奢侈腐化，吏治腐败，百姓流离失所，风俗极为败坏。为此，除了反对神学迷信外，他们把更大的气力用在了反对官场和社会中的恶风陋俗上。通过批判骄奢淫靡之风、巫祝迷信之俗、以阀阅取仕之弊等，王符提出“移风易俗之本，乃在开其心而正其精”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第301页。，“凡欲变风改俗者，其行赏罚也”《潜夫论笺校正·三式》，第209页。，主张政府采用教化和法制的双重手段，力倡以民为基、富而教之，德法并用、知贤用贤的统治政策来加强对社会风俗的整顿，以期实现“变风易俗，以致太平”《潜夫论笺校正·浮侈》，第140页。的目标。同时，王符还高度强调了统治者在整顿风俗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认为“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潜夫论笺校正·德化》，第380页。。应劭试图通过著书立说来“匡正时俗”，为政之助。因此，其著述多为礼仪风俗之作。特别是《风俗通义》对风俗专门研究，其中对风俗的相关论述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应劭将观察风俗的视野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通过丰富风俗概念内涵，使风俗观念具体化的特殊方式，提出了“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风俗通义·序》，第8页。的主张。应劭在阐释风俗概念中还提到风俗存在的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王素珍：《〈风俗通义〉的风俗观研究——兼论〈风俗通义〉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价值》，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21页。。对“本俗”的关注、对“圣人”于风俗的作用即“正俗”的重视成为应劭风俗概念的两大主旨。应劭之所以探讨风俗，其目的正在于“辩风正俗”，在“王室大坏”之际，将“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斑驳杂乱的“本俗”咸归于“正俗”《风俗通义·序》，第8页。。在应劭的理解里，风俗更大程度上是指民间浅俗，“虽云浮浅，然贤愚所共咨论”《风俗通义·序》，第16页。，是自己窥探现实社会，进而寻求解决现实危机方案以“匡正时俗”的一扇特殊窗口。应劭试图借风俗来佐治国家、教化人心，在乱世中“辩风正俗”，挽救社会危机。曹操则直接从对具体风俗的整顿入手，主张禁断陋俗，“一之于法”；倡导良俗，以身作则；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可见，在崇尚使用法律手段禁止恶风陋俗的同时，曹操也时刻不忘强调道德和教化在整顿风俗中所承担的重要作用。由于两汉诸子始终把风俗作为其议政论学的关注焦点，因而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研究过程；他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影响的命题，系统地论述了移风易俗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孙家洲、邬文玲：《汉代士人“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影响》，《中州学刊》1997年第4期。。在这种移风易俗观念的持续影响下，两汉统治者也把对风俗的教化提升到了国家施政政策的高度上来。在平时议政中，他们注重对风俗问题的讨论；在日常行政中，他们更注意采取美化和齐整风俗的措施拙著：《“齐整风俗”：汉王朝对社会文化的软控制》，《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两汉统治者认识到上层社会特别是皇帝本人对风俗的重要引导作用，他们宣扬以孝治天下，通过不断发布诏令和制定相关政策来禁止陋俗和提倡美俗。如汉武帝察举孝廉，目的在于“化元元，移风易俗”，还下诏说“广教化，美风俗”是公卿大夫的职责所在《汉书·武帝纪》，第166—167页。。两汉政府还不时遣派风俗使到各地采集民众风谣，考察其风土人情变化，作为调整或改变统治政策的依据，后来除了解下情外，逐渐也成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整肃吏治的一种重要方式。另外，两汉政府还规定州牧刺史定期奏报各地风俗，或利用“上计吏”来了解郡国政风民情。而两汉循吏则在行政实践中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教化或整顿风俗，以求化民成俗。可见，移风易俗作为教化政策不仅被提到了统治者的施政日程上来，并且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而移风易俗理论在影响统治者风俗政策的同时，也在统治者风俗政策的推动下不断得到扩充、深化和完善。两汉诸子移风易俗理论和统治者所实行的移风易俗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恰好体现了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一直保持着独立与顺从的互动关系。综上言之，两汉时期，人们往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风俗，一般都比较偏重于探讨和处理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两汉风俗观念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其一，风俗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与始终保持永恒的主题之间的统一，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自身在社会政治变迁中变与不变的和谐；其二，两汉诸子及统治者在对待风俗问题上，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采取的移风易俗方式多种多样，或因循、或宣化、或齐整、或批判甚至整顿等，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一直保持着独立与顺从的互动。西汉淮南国政治兴废论析西汉淮南国政治兴废论析本文系2018年度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淮南子》黄老思想义涵及历史价值研究”（gxyqZD2018035）、2016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淮南子》中儒家政治哲学及其儒学史意义研究”（AHSKY2016D122）、2015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淮南子》与汉代黄老思想之嬗变研究”（SK2015A3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以秦汉大一统政治为视界高旭作者简介：高旭，历史学博士，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淮南子》与道家道教研究所所长，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淮南子》与中国道学、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摘要：西汉淮南国的政治发展不但经历汉初以来从异姓诸侯王到同姓诸侯王的全过程，而且主要的淮南王（黥布、刘长、刘安）都未能获得善终，皆因“谋反”罪名而被诛，最终走向身死国除的惨烈悲剧，形成有汉一代令人瞩目的“淮南多反王”现象。这种秦汉历史上少见的政治现象以极为特殊的表现形式，集中反映了西汉前中期诸侯王国存在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突显出这一时期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之间政治关系的极端的复杂性、变动性。根本来看，淮南国的政治变迁发展，在深刻反映西汉前中期“王权”与“皇权”的冲突激荡中，折射出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全面实现强化巩固的历史进程，及其突显出的残酷无情的皇权主义本质。关键词：西汉；淮南国；大一统政治；皇权；王权Title:　An　Analysi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litics　of　Huainan　Kingdom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Taking　the　Politic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s　the　SightAbstract: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Huainan　Kingdom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not　only　experienced　the　whole　process　from　the　princes　of　different　ancestors　to　the　princes　of　the　same　dynas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　but　the　main　Huainan　kings　(Yi　Bu,　Liu　Chang,　Liu　An)　failed　to　obtain　the　end　of　the　sin,　all　because　of　the　crime　of　“rebellion”,　and　finally　end　in　the　tragedy　of　death　and　losing　their　countries,　formed　the　remarkable　phenomenon　of　that　“Huainan　has　many　rebellious　kings”　in　the　Han　Dynasty.　This　rare　political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y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reflects　in　a　very　special　form　the　politic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ely　kingdom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Western　Han　dynasties.　It　also　highlights　to　a　large　extent　the　extreme　complex　and　variable　of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ely　kingdom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undamentally,　the　politica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Huainan　State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midst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king　power”　and　“emperors　power”　in　the　middle　and　early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s　well　as　the　cruel　and　ruthless　essence　of　imperialism.Key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Huainan　Kingdom;　Great　Unification　Politics;　King　Power;　Emperors　PowerAuthor:　Gao　Xu,　Ph.D.　in　Histor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uhuai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or　of　Huainanzi　and　Taoist　Institute,　vice　president　of　Anhui　Huainanzi　Research　Association,　specializing　in　Huainanzi,　Chinese　Tao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cultural　studies.在西汉前中期的政治发展中，诸侯王国的产生、存在、发展及迁变，始终是密切关系和深刻影响王朝大一统政治复兴探索的重大内政难题之一。在此期间，诸侯王国问题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异姓诸侯王时期，二是同姓诸侯王时期。前者在汉初影响较大，但至汉高祖刘邦末年，随着主要异姓诸侯王逐一被翦灭，问题便已彻底消除；后者则贯穿西汉前中期，尤其是历经文、景、武三朝，方才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处理。通过对这两个时期诸侯王国问题的历史解决，西汉皇权的政治核心地位及至高权威，最终完全得以实现和巩固，成为绝对压倒诸侯王国的唯一的现实力量。由此，既确保和稳固了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的根本格局，也有力推动其继秦王朝之后又一次走向历史性的大发展。对西汉前中期诸侯王国来说，位于江淮地域的淮南国颇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因为淮南国的政治发展不但经历了汉初以来从异姓诸侯王到同姓诸侯王的全过程，而且主要的三位淮南王（黥布、刘长、刘安）淮南王刘长死后，为避免“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的政治嫌疑，汉文帝曾“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让城阳王刘喜过渡性地做了四年淮南王（前168年至前164年），后又“徙淮南王喜复故城阳”。但因刘喜在淮南国历史上影响较小，又属于短期为王，故本文不将其作为主要的探讨对象。都未能获得善终，皆因“谋反”罪名而“为逆诛”，最终走向身死国除的历史悲剧，形成有汉一代令人瞩目的“淮南多反王”现象。根本而论，淮南国这种政治发展迁变，深刻反映出西汉前中期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之间极为复杂的政治关系，并在“王权”与“皇权”的冲突激荡中，折射出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全面实现强化巩固的历史进程，及其突显出的残酷无情的皇权主义本质。在某种意义上，淮南国的政治命运可被视为西汉前中期诸侯王国的历史浓缩和代表，而其连续性的政治悲剧的产生，也意味着在秦汉大一统政治的深化演进中，不论是异姓或同姓的诸侯王国，都无法再成为西周式传统封建政治的历史延续，相反，只能是中央皇权代表的新的大一统政治得以产生发展的垫脚石。因此，本文这里试图从秦汉大一统政治的视野出发，重新审视淮南国在西汉前中期存在发展的实际过程及生态，并深入剖析黥布、刘长、刘安等淮南王之所以遭遇悲剧命运的政治根源，特别是着重对淮南王刘安所谓的“谋反”事件有所再辨析，发掘和探讨其中被正史遮蔽的历史实相。一、　黥布与刘邦、汉初政治西汉淮南国的产生和出现，与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崛起的一代枭雄黥布紧密相关。汉高帝四年（前203年）时，继刘邦“立韩信为齐王”后，“秋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班固：《汉书·高帝纪第一上》，中华书局，1962，第46页。，这是西汉政权有“淮南王”之始。此时已近楚汉战争的尾声，刘邦先后立韩信、黥布等人为王，虽是“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班固：《汉书·高帝纪第一下》，第52页。，但更主要的则是为了在刘、项决战中坚定二人的“从汉”意志，充分调动其政治积极性，“与击项籍”。事实证明，刘邦此举极见实效。黥布作为曾经的“楚枭将”，是项羽阵营中的重要成员，“项氏之所阬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中华书局，1982，第2607页。，被后者在灭秦分封中立为“九江王”。但在从“九江王”到“淮南王”的政治转变中，黥布最终不仅叛旧从新，彻底倒向刘邦集团，而且“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垓下”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第四》，第1886页。，成为迫使项羽战败，自刎乌江的重要推力之一。西汉王朝建立后，“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第2603页。，黥布正式被裂土封王，成为汉初八大异姓诸侯王之一。但随着刘邦为巩固新的皇权政治，强化西汉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包括淮南王黥布在内的异姓诸侯王，开始受到愈来愈大的政治压力，甚至开始出现激烈的军事反抗。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先是与黥布曾同年封王的韩信（时已贬封为淮阴侯）被吕后诱“斩之长乐钟室”，并被“夷信三族”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第四》，第1878页。；随后，“夏，汉诛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赐诸侯”。至此，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政治翦除进入最为残酷的阶段。作为与韩信、彭越齐名的军事将领，黥布在见到彭越之“醢”后，“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深感自己前景不妙，产生极其强烈的危机心态。也就在此时，黥布因怀疑中大夫贲赫与自己的宠妃私通，“欲捕赫”，结果促使“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并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黥布受此意外事件的影响，怀疑汉廷已洞察其国“阴事”，以故“遂族赫家，发兵反”，彻底成为刘邦必须翦灭的又一个异姓诸侯王。正是在这一年，刘邦一面“立皇子长为淮南王”，以此取代黥布的政治地位和封国，另一面则“发兵自将东击布”，与黥布展开激战。黥布战败而逃，但后为长沙哀王吴回所绐，“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第2603—2606页。，最终还是难免以悲剧结束其枭雄的一生的命运。黥布的政治结局，表面上看是其“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第四》，第1895页。的结果，但若深究而论，则与汉初严酷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汉高祖刘邦从维护刘姓天下的根本立场出发，汉初以来便已形成“对异姓诸侯王的猜忌和防范”，甚至将后者视为西汉王朝发展的“潜在威胁”，因此异姓诸侯王的政治存在，注定“仅仅是旨在消灭项羽的权宜之计”唐燮军，翁公羽：《从分治到集权——西汉的王国问题及其解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59页。，而非能长久之事。更由于西汉皇权在大一统政治的历史推动下，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新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之路，故此异姓诸侯王国的存在事实上成为弱化西汉皇权的因素。加之，异姓诸侯王大都是“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　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第四》，第1895页。之辈，其政治权谋、军事能力都比较突出，深为刘邦所忌，所以黥布在内的汉初异姓诸侯王大都难以善终，都成为西汉皇权建立巩固中的过墙梯和牺牲品。黥布这种政治命运的最终结局，或许可从其与刘邦的对阵而言中，有所深透认识：（黥布）与上兵遇蕲西会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隃谓布“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破布军。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第2606页。黥布所言“欲为帝耳”，既将其置于同刘邦同等的地位来看待，表达出对新皇权的政治企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汉初异姓诸侯王所处的“政治尴尬”。不为“帝”者，终难以在政治上以“王者”自全，因此只有在大一统政治的权力之路上走到尽头，这些“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的秦末枭雄才能获得最后的政治生机，不在皇权政治的威压下继续“心恐”“大恐”。反之，对已经为“帝”的刘邦来说，西汉王朝的新皇权的创建，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后的稳固需要，也只有不断吞噬仍具传统意义的“王权”才能完全实现。不如此，不足以创造出一个空前强大而“传之久远”的皇权政治新形态。文帝时期的贾谊，便曾天才地对汉初“皇权”与“王权”的这种竞争实质，及其必然的历史结局，有所深刻意识和论述：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班固：《汉书·贾谊传第十八》，第2233页。从中亦可看到，刘邦作为西汉王朝的开创者，确实以其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卓绝的政治才能，不自觉地充当了秦汉时期初步发展的大一统政治的捍卫者，以实现刘氏家天下的私欲私利的表现形式，在自己的时代扫清了阻挡新皇权政治崛起的最严重的政治障碍——异姓诸侯王，这一承起自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的分封制的历史残余。在此意义上，黥布与刘邦的政治冲突，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地位与权力之争，而是大一统政治的“皇权”与分封意义的“王权”之争。在这种历史的竞争中，不论是对黥布，还是刘邦，其结局的本质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要么成为新皇权的历史代表，要么沦落为前者的牺牲品。“欲为帝耳”，是不愿彻底臣服并依附于新“皇权”的异姓诸侯王的唯一出路。正因此，成王败寇，便是淮南王黥布无法逃避的政治结局。二、　刘长、刘安与文、景、武政治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是汉初淮南国从异姓诸侯王国转向刘氏同姓诸侯王国的关键一年。也是在这一年，刘邦带病出征，“自往击之”，渐次将黥布之乱平定下去。但“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第391页。，刘邦自己却因此次平乱，身受箭伤，以致后来身亡。可说淮南国从一开始就与西汉皇权政治的兴衰起伏密切相关，与最高统治者有着不同一般的历史关联。刘邦将身世坎坷的幼子刘长分封在淮南国，让其为王以取代黥布，“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5页。，以此作为刘氏天下的重要“枝辅”，使之成为汉初同姓王诸侯王国取代异姓诸侯王国中的重要环节，进而为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稳固构建起到重要作用。刘长成为新的淮南王时，年仅三岁，只是个幼儿，几乎是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便进入汉初激烈复杂的王国政治发展中，走向其难以预知的命运。刘长的出生，是其父汉高祖刘邦一次露水之缘的结果。汉高帝八年（前199年）时，刘邦“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厉王母得幸焉，有身”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5页。。赵王张敖将自己身边的美人作为礼物献给刘邦，未曾想赵姬却意外怀上后者的血亲后裔王云度先生在其《刘长非刘邦之子剖析》（《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6—167页）、《刘安生平事迹辨析》（《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123—127页）、《刘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62—65页）等论著中，提出“刘长为刘邦养子”说，认为“厉王刘长决非高祖刘邦亲子而仅为养子”，而这种身世因素对其文帝时期的“谋反”行为有一定影响。笔者对此说持不同意见，在《淮南王刘长应为刘邦亲子考辨——与王云度先生商榷》［《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6期，第59—64页］一文中有深入的辨析阐明。，所以“弗敢内宫，为筑外宫而舍之”。但不幸的是，后来赵姬却因赵相贯高、赵午年等人谋刺刘邦的事件，而受到牵连，与赵国一干君臣，同陷于囹圄，“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由此，也引发刘长的身世悲剧：（赵姬）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彊争。及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5页。没料到，赵姬性格比较刚烈，见刘邦并没有积极回应自己的请求，便含愤自杀，以死相抗。“吏奉厉王诣上，上悔”，尽管刘邦后来见到成为失母孤儿的刘长时，流露出一定的后悔之情，但刘长的身世悲剧已成定局。这种身世的坎坷，对以后成年的淮南王刘长而言，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刘长身上，始终有着强烈的“思母”情结和“怨父”情结，并且这二者复杂交织在一起，决定和促发其在文帝时期的复仇行为以及其他的政治举动，以致酿成最后的命运悲剧。事有不幸，亦有其幸。幼小的刘长虽然遭遇了失母之痛，但意外的是，这竟成为其在吕后时期侥幸得以避祸的重要因由。赵姬死后，刘邦“令吕后母之”，为刘长安排了日后的生活事宜。正是因为吕后事实上成为刘长的“养母”，所以在其“擅权用事”，残酷迫害刘邦子嗣的过程中，刘长没有受到任何危及，安然度过了汉初刘氏政权最危险的一个时期，“厉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与被吕后“鸩杀”的赵王如意、“幽死”的赵王友、间接迫使“自杀”的赵王恢等“三赵王”，及其他备受政治压抑的刘邦诸子和皇室宗亲而言，刘长可谓幸运至极。但是，吕后对刘长来说，毕竟并非亲母，而且其“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第396页。，政治心性极为残忍，曾“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甚至为其子汉惠帝刘盈称为“此非人所为”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第397页。。在惠帝去世后，“发丧，太后哭，泣不下”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第399页。，一心图谋以“吕氏权”对汉廷朝政的实际掌控。对这样一位高度权力化的政治女强人，年幼的刘长所能感受到的绝非血缘亲情可言。因此，成年后的刘长对其亲生母亲的深切怀念，及为其母复仇的强烈意愿，都从反面显露出其幼年这种因“失母”而造成的惨痛的亲情空缺。淮南王刘长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汉文帝时期。在此期间，其经历了人生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以至亡身失国。文帝三年（前177年），青年的刘长入朝长安，并谋划和实施对辟阳侯审食其的复仇行为。当年在赵姬的自杀事件中，“辟阳侯不彊争”，这导致成年的刘长将自己失母的痛苦转移到审食其的身上，认为是后者不肯尽力，才造成其母最终的自杀悲剧。如果说，对其父刘邦、养母吕后，刘长只能是心有所怨，无可奈何，那么对审食其则是深怀仇恨，必欲报之而后快。在某种程度上，辟阳侯审食其实际上成为刘长因“思母”而沉积的复仇情绪的主要释放对象，这让刘长在文帝三年“夏四月”时，敢于采取震惊汉廷上下的谋刺行为，“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将审食其击杀于其家中。此事的发生，在文帝初年政治中影响极大，让即位不久的文帝开始强烈意识到诸侯王及诸侯王国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这种“惮”，在向以“谨良”著称的薄氏母子那里，与其说是一种震惊后的畏惧之情，毋宁说更是一种“憎恶而难之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第514页。的情绪反应。对政治权力基础仍然较为薄弱的文帝而言，刘长的复仇行为，非但带来了现实解决上的难题，而且让其感受到来自诸侯王的政治冲击，这不能不让文帝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深为忌讳。由于向辟阳侯审食其的复仇，是一次精心筹划的行为，“其客朱建为其策”班固：《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第2118页。，所以对后事的解决，刘长也早有应对之方。在击杀审食其后：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刘长不仅采取了极为主动的政治行为，第一时间赶赴“阙下”自首认罪，而且面对文帝及汉廷公卿大臣时，还义正言辞地发表了对审食其的政治声讨，极为智慧地将“私仇”与“公恨”结合在一起，让自己处于正义的政治高地，以此最大程度上争取宽赦。因为即使是刘氏诸侯王者，公开击杀汉廷列侯大臣，这也是极为严重的罪行，刘长对其后果是有清醒认识的。从刘长所言中，可以看出，其政治说辞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非是随口而言。在刘长痛斥审食其的“三大罪”中，唯有“罪一”是与自身直接相关的；“罪二”是为赵王如意母子伸张正义；“罪三”则将自己的复仇行为与吕氏篡权之事紧密关联，表示自己所为不只是为一己私仇，更是有着捍卫刘氏天下的内在因由。刘长所说的“三大罪”，始终紧扣审食其的“弗争”，将其这种政治表现与吕后时期诸侯王的悲惨遭遇，以及刘氏政权曾遇到的空前危机密切关联起来，既试图引发文帝出于血脉亲情的同情之感，也力图激起后者对吕氏擅权，“欲以危刘氏”的负面历史记忆，让其产生反感否定审食其的政治态度和认识。刘长这种声讨言论，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确实对文帝有所触动，“孝文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最终实现了脱罪于己的政治目的。但是，凡事有得，必有失。刘长虽然借着周密的谋划，达成了击杀辟阳侯审食其，为母复仇的心愿，却也让文帝及汉廷公卿大臣对其产生警觉，有所防范。因为刘长在复仇中，事实上不但表现出“有材力，力能扛鼎”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敢作敢为的武勇的才能与个性，而且还显示出一定的政治头脑，能主动行事，善辩以脱罪。作为汉高祖刘邦仅余的两子之一，刘长这种较为突出的政治才能，最终为其带来的是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不仅如此，刘长将审食其在其家中残忍击杀的事件，对审氏后人造成强烈刺激，使二者之间形成难以化解的家族仇恨，冤冤相报，也为日后其子刘安的政治悲剧埋下严重隐患。作为年轻的淮南王，刘长幼年失母，又因汉廷“弗为置严傅相”，缺少严格的礼法管教，因此其性格表现出既“刚”且“骄”的严重缺点，这使其在文帝时期不但敢于击杀汉廷列侯，而且还“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居处骄甚”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归国之后，也是“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7页。，“益横”，长期表现出桀骜不驯、僭越无礼的政治行为。如果说刘长为报母仇，破坏“汉法”威严，文帝“以亲故”，还能有所包容，那么其蔑视和破坏西汉皇权赖以存在的“礼法”制度，这已是冲击文帝的政治底线，难以再让后者继续宽宥。汉文帝六年（前174年），刘长陷于“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的严重事件中，“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以致“淮南狱”起。文帝此次一改以往“素骄淮南王，弗稍禁”的做法，相反，在政治上对其严加惩戒，“暴摧折之”司马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第2738页。，不仅“尽诛所与谋者”，而且将刘长贬“处蜀郡严道邛邮”，“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9页。，让地方官吏严加看管。文帝这种“特苦之耳”的严厉举措，让素来“骄蹇”，“甚横”的淮南王刘长，遭受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击，产生极度抑郁之情，最终选择“不食死”的悲剧结局，也让其兄汉文帝从此背上“杀弟”的恶名。淮南王刘长死后，汉文帝“辍食，哭甚哀”，一方面表现出“卒亡淮南王”的悔恨之情，另一方面“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外，并“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0页。，意图对刘长之死有所补救，消除不良的政治影响。但文帝此举，最终仍未能完全见效。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听闻此歌谣后，文帝“叹”曰：“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为彻底洗脱杀弟并国的政治嫌疑，文帝先是“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后又“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东城侯良前薨，无后也”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0—3081页。。终文帝一生，多有“怜”淮南王刘长的表现，而后者之死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文帝难以去除的一块政治心病。汉高祖刘邦虽生有八子，但经惠、吕时期后仅余下的二子，最后仍难逃兄弟相残之祸，这不能不说深刻显露出西汉皇权政治的极端的残酷性。作为刘长的长子，刘安在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时，由“阜陵侯”被复封为“淮南王”，“亦都寿春”，继承其父主要的政治遗产。刘安一生为淮南王四十三年，历经文、景、武三朝。与其父刚勇有为不同，刘安性情较为淡薄，推崇“闲居而乐，无为而治”何宁：《淮南子集释·诠言》，中华书局，1989，第1002页。的黄老理念，“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之”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辩博善为文辞”，著述“甚众”，富有才名，广“流名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是西汉前期颇有影响的诸侯王之一。但就是这样一位文质性突出的诸侯王，最终也未能逃脱被“谋反”的罪名，继其父之后，成为最后一个被西汉皇权政治无情碾压的淮南王，沦于身死国除的惨烈的悲剧境地。淮南国在刘安时期，与汉廷中央长期保持较为平稳的关系，但在汉景帝“七国之乱”之时和汉武帝时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政治波动，甚至于大震荡。景帝三年（前154年）时，年仅26岁的淮南王刘安，遇到政治生涯中的一次严峻考验，即在席卷西汉王朝的“吴、楚、四齐与赵七国举兵反”的“七国之乱”中，采取何种政治立场及行动。对“景帝新立，信用晁错，将诛正诸侯王”班固：《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下》，第1517页。的“削藩”举措，作为地方诸侯王之一的刘安，与其他诸侯王同样有着深切的政治压力感。汉初以来在分封制、郡国制继承上形成的汉廷中央为主、诸侯王国为辅，共享同治天下的政治利益格局，在景帝时期开始受到严重冲击，以“削藩”的形式表现出强势变动的趋向，这实际上“直接威胁到了诸侯王国的切身利益”，迫使吴国为首的诸侯大国不得不做出激烈反抗，“只能选择铤而走险，其起兵实属被逼无奈之举”唐燮军，翁公羽：《从分治到集权——西汉的王国问题及其解决》，第185—186页。。正是在此形势下，当“吴使者至淮南”进行游说后，刘安在政治上表现出“欲发兵应之”的意图，但因其国相矫兵权而“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故未能实现，而“淮南以故得完”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1页。，没有过深的牵涉进“七国之乱”中，造成不可挽回的结局。刘安在“七国之乱”中试图“应吴”的政治表现，在景帝时期强力“削藩”的背景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文帝时期，刘长、刘安父子就已经历过失国及淮南国被分解的政治命运，因此刘安作为淮南王，其一生对淮南国的完整存在问题（即其所言“淮南全国之时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第2781页。”）有着特殊情结，不仅对景帝时期的“削藩”举动有着本能的反抗，而且甚至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廷中央颁布“推恩令”，变相分解诸侯王国的过程中，也始终采取消极的应对行为，并未像其他诸侯国一样予以实际的贯彻遵行。因此，刘安在“七国之乱”中会有“应吴”的想法，既与其特定的政治处境有关，也与景帝时期诸侯王国的整体利益格局密不可分。总体上看，是不断受到文、景时期汉廷中央的政治压力产生的结果，是维护自身王国利益的必然反应，而并非如班固在《汉书》中试图以此所证明：刘安历来就有“谋反”企图，始终是图谋不轨之辈。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二）中对《汉书》所言：“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就持质疑和否定的态度，认为：“若果有此事，便没有安然度过景帝时代的可能，这是后来武帝陷害他的方法之一”（九州出版社，2014，第163页）。王云度先生则在《刘安评传》中认为景帝之所以没有对企图响应叛乱的刘安采取任何措施，“很可能与这时的淮南王国是一个以道家为主的学术中心有关”，也是当时汉廷“大规模地残杀同姓骨肉”后，“景帝亦不得不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以稳定政局”的结果（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96页）。笔者认为，刘安能逃过“七国之乱”一劫，从现实政治看，主要还是因为其仅是有所意图而已，在实际行动上并未成形，而且事后也基本认清形势，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动，故未酿成大祸。且“削藩”之举，景帝自身亦有反思，在平乱之后，下诏：“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对“与濞等为逆”的楚元王子艺等，也是“不忍加法，除其籍”。可见其本身仍受汉初以来黄老思想影响，不为己甚，并非意图借此兴起大狱，而是重在宽赦息事，安宁宗室。因此，刘安能免于“七国之乱”的祸事波及，是其实际所“行”和景帝稳定宗室之“意”密切相关的结果。但从景帝事后对衡山王、庐江王、淮南王的不同对待上，可见其对刘安之事是清楚的，而刘安事后应对此也有深刻意识，故终景帝一朝，始终以文治著述来表现政治无为，显示对汉廷的驯服，丝毫不敢再有任何妄动之行。“七国之乱”后，淮南王刘安与汉廷中央继续保持稳定关系，曾两次入朝景帝（前152年、前146年），在政治上处于较为平静的时期。汉武帝即位后，刘安在政治上方才表现的略为活跃。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年过不惑的刘安入朝长安，拜见即位不久的侄子刘彻，不仅向后者献上自己“新出”的“所作《内篇》”（即后世所谓《淮南子》），为武帝“贡献治国之道”，也“为封建统一大帝国的长远统治，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学说”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第154—155页。，而且还与后者在“艺文”方面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先后“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表示自己作为诸侯王对武帝及汉廷中央的臣服之意。武帝在此期间，对刘安这位“属为诸父”的诸侯王，也显示出“甚尊重之”的态度，既欣赏其过人的文才，“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也乐与交往畅谈，“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双方之间度过政治关系最为良好的一个时期。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好黄帝、老子言”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第1975页。的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全面执掌政权，西汉王朝的政治方向开始从黄老无为向积极有为转变。也是在这一年，武帝“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对闽越进行大规模的用兵，而淮南王刘安却在此时上书劝谏，反对“举兵诛之”，认为“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故“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第2777—2784页。。汉武帝虽然并未接受刘安的建言，但却表示出“嘉淮南之意”。此次上书进谏，虽非是“刘安与武帝的关系开始公开出现裂痕”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第260页。，但却也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重大差异的显现。武帝在彻底摆脱窦太后的黄老政治的牵制后，乘其年轻之盛气，“内多欲”之有为，试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因此从建元六年起，汉廷中央的政治氛围实际上就已开始悄然而变。刘安对武帝用兵闽越的政治意图及其隐藏其后的治政转变趋向，仍停留在文、景时期的黄老思维上，主张少事为上，不扰为贵，这种进谏内容与精神实与武帝相背离，有着内在的政治错位。但刘安这时与汉武帝的关系并未急剧恶化，武帝后来派遣严助“谕淮南”之言中，也说：“今王深惟重虑，明太平以弼朕失，称三代至盛，际天接地，人迹所及，咸尽宾报，藐然甚惭。嘉王之意，靡有所终”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第2786页。，表示对身为叔父的淮南王刘安的尊重，其所言中并未明显流露出“已加深对刘安的刻忌”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第165页。之意。而严助的“谕意”中，主要着重对武帝用兵闽越的来由进行解说，强调“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的正确性。刘安随后也对此表示认同和接受，此事最终以“上大说”而结束。从中可知，尽管在用兵闽越的问题上，刘安与武帝的想法有差距，但作为已历文、景两朝的宗室老臣，武帝对刘安的态度总的来说，还是较为尊重的，言辞中并没有刻意的贬责或盛气凌人。反之，刘安的初衷也是希望武帝延续文、景时期的黄老政策，偃武修文，减少用兵周边民族，这是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黄老政治理念及思维模式的结果，其言敢“讼言诤论”而有“忠恳”之意吴汝纶：《吴挚甫全集》（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16—17页。，也并反映出“讦天子之过以摇人心，背汉而德己，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第51页。的险恶用心。需指出的是，在此处回应刘安谏言的过程中，武帝确已表现出强烈自主的政治决策意志，以及“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第2787页。的中央皇权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刘安这样的地方诸侯王，将会面临文、景之后，来自汉廷中央的更加强势有为的政治影响。除谏伐闽越的上书外，据《史记》《汉书》记载，淮南王刘安在武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行为就是所谓长期准备的“谋反”事件。此事是西汉历史上迷云遮罩的著名公案之一，几乎贯穿刘安从武帝建元二年以来的后半生，长达十七年的时间，不但促使刘安与武帝之间的政治关系彻底破裂，而且最终决定其惨烈的悲剧命运以及淮南国历史的终结。如以二书记载为信史，则必然得出刘安与其父一样“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57页。的结论。但事实上，《史记》《汉书》的记载“大可疑也”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27页。，实非确然可信者。相反，而是存在诸多严重的存疑之处，举其要者有五：其一言刘安“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史记》对淮南王刘安史事的记载，从一开始就将其定位为“谋反”者来看待，而且言辞之间存在矛盾。一方面，《史记》云：“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对其进行积极肯定，显示其不同于一般诸侯王的地方，又言其能“行阴德拊循百姓”，有“流誉天下”之心；另一方面，却又紧接着言其：“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强调刘安从始至终都具有强烈的“谋反”意图。《史记》此处记载明显存在抵牾。刘安既然是“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性情比较淡薄，为何又怀有如此强烈的“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的情绪，这种性格上的两极化现象，似乎很难协调一致。而且，如果说刘安对其父之死有所“怨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将其发挥为“时欲畔逆”，这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嫌疑了。刘安如真有如此坚决的“畔逆”之心，在“七国之乱”时恐怕就不会轻易放弃起兵响应吴国的举动，也不会与刚即位的武帝有较为融洽的交往，“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更不会主动向其献上颂圣之文，“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史记》对“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的记载，班固在《汉书》中未予保留，应是认为前者言之过确，破绽太明的缘故。《史记》这种含有强烈价值判断意味的言辞，试图给人以先入为主的政治印象，这本身就不符合“其文直，其事核”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第2738页。的著史原则。其二言“上无太子”，刘安妄有所图。《史记》中四次提到刘安关注武帝有无太子之事，着力表现其对皇权继承的政治企图。第一次据载，是武安侯田蚡主动言及此事：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第二次是建元六年，刘安见天象异常，又心有妄图：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第三次是元朔五年（前124年），刘安因其太子而受牵连，致使被“诏削二县”，事后其又有关注武帝是否有子的妄行：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4页。第四次是元朔五年前后，刘安“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并说：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廷臣必徵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5页。上述《史记》有关“上无太子”的记载，都有存疑之处，难以确信。有学者论及第一次时，就指出当时的武帝只有十七岁，若此时就断言其必“无太子”，似乎过于荒谬陈广忠：《刘安评传——集道家之大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第16页。，而且《史记》《汉书》中也并无关于建元六年前后武帝有任何病恙的文字。即使武帝夭折，景帝之子尚多，且这一系从文、景以来，政治根基已然深厚，对汉廷而言，也不会随意将帝位继承权过渡给淮南王刘安，出现“侄终叔继”的结果。至于武安侯田蚡首先言及“上无太子”之事，亦为难以取信。其为武帝之亲舅，在武帝之初即受重用依靠，此后甚至成为汉廷丞相，不论是亲疏关系，抑或政治利益关系，都远比僻处一隅的淮南王刘安为密切，何来怂恿后者篡位之意？第二次所记建元六年刘安见天象有变而起妄心，此事也很虚浮。因为如前所述，就在这一年，刘安上书武帝劝谏征伐闽越，偃武修文之意，言之谆谆。何来到自己身上，则变为狂热期待“天下有变，诸侯并争”，甚至还“愈益治器械攻战具”？同一人，同一年，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政治表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而且，在此期间，武帝曾派严助赴淮南国谕意刘安征伐闽越之事，如刘安有如此明显的“谋反”行为，严助岂能毫无所察，无动于衷？第三次所记刘安被削县后，病态般地关注武帝“有男”“无男”的问题，这对于刘安这样一位“有修养、有才气的诸侯王”而言，其“谋反的动机竟如此的幼稚可笑，不能不让人生疑”马庆州：《淮南子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49页。。对于第四次，《史记》缺少明确时间，已是有所模糊，如确有其事，当在元朔五年后。此时的武帝正值青年有为之际，对外积极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对内拜公孙弘为相，置博士弟子员，兴太学，一派积极有为景象，何来“无太子，宫车即晏驾”之说。更何况武帝已在“元朔元年生男据”班固：《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上》，第3949页。，即以后巫蛊之祸中受冤惨死的戾太子。如果说元朔元年以前刘安说“上无太子”“无男”之语，尚有可言之理，那么此时老话重提，已是难以取信。“必徵胶东王，不即常山王”之说，更是荒谬，武帝雄主，岂能背弃汉家“连嗣必子”的皇权传承的根本原则和传统，不用其子为后继者，而取他人的道理。可见，《史记》及照抄前者的《汉书》，关于“上无太子”“上无男”的记载，要么就是“太史公的一个曲笔”陈广忠：《刘安评传——集道家之大成》，第16页。，要么就只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而进行的有意的编织构陷了。其三言刘安多“欲发”又“不发”。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刘安“时欲畔逆”，其“谋反”企图由来已久，但很诡异的是，在刘安后半生十八年的时间里（建元元年武帝即位至元狩元年“淮南狱”兴），其“畔逆”之准备时间之长与“畔逆”决心之反复，成明显对照。作为一位中年的诸侯王，政治才具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如此长时间准备“畔逆”，都下不了决心，行动乏力，这并不符合常理。《史记》《汉书》中六次记载刘安“欲发”又“不发”的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前两次“不发”是在元朔五年，太子刘迁因学剑与雷被发生冲突，后者被迫逃离淮南国，后又“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导致“河南治，逮淮南太子”。为此，“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3页。。但既然已“发兵反”，为何又“计犹豫，十余日未定”，这处文字本身就有所抵牾。此后，汉廷中尉两次到淮南来核查事实及宣布处理结果，刘安两次表现出“欲发”又“不发”的犹豫心理：是时上不许公卿请，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王闻汉使来，即如太子谋计。汉中尉至，王视其颜色和，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4页。以上两次“不发”，主要是因太子刘迁之事引起。按《史记》《汉书》所载，刘安此时试图“欲发”而叛，主要出于救子的考虑。汉廷方面也没有过度打压刘安，虽然有“公卿请逮捕治王”，但武帝不为己甚，仍主要表现出安抚之意。与前两次起因不同，后四次“欲发”的原因很严重，都与刘安在淮南国未“推恩”分封诸子造成“家变”内讧，以致发展为“国变”有关。刘安有两子：太子刘迁与孽子刘不害，后者“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而刘不害之子刘建“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故“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8页。。这种家族内部的利益争斗与冲突，造成太子刘迁与其侄刘建之间的敌对仇恨。为扭转劣势，彻底打倒太子刘迁，刘建指使“所善寿春庄芷”上告汉廷，大肆揭发所谓“淮南阴事”，由此引起武帝重视，“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这成为“淮南狱”兴的前兆。又因此事“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刘安再次“患之，欲发”，但为伍被劝阻，最终还是“王默然”而已。刘建被汉廷“徵治”，刘安又“恐国阴事且觉，欲发”，结果“被又以为难”。其后，又一次“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谋“先杀相、二千石”，还是由于“计未决”，准备条件不够而“未发”。最后一次是“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淮南狱”大势已成，难以挽回，“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但“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后因太子刘迁“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劝其父“以非时发，恐无功”，而刘安自己也“亦偷欲休”，故又未能发。此后，太子刘迁“自刭”。伍被看到大势已去，为求生路，便“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由此坐实刘安“畔逆”。经过汉廷审议，“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8—3094页。。刘安从“欲发”到“不发”再到“不能发”，渐次走向最后的悲剧结局。《史记》《汉书》中这种对刘安“欲发”又“不发”的频繁记载，虽从著者视角出发，是想证实刘安历来就有“畔逆”之心，但其中“表现出的犹豫不决，说明刘安本不想反”，而是“心中一直存有侥幸，希望朝廷放他一马”，否则“在朝廷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就应该像吴王刘濞那样，公然起兵对抗朝廷”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2页。。在元朔五年至元狩元年这三年间，刘安在政治上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特别是其“欲发”又“不发”的六次表现，都与其太子刘迁有关，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救子”的需要被激发出来的。相反，其自身“畔逆”的决心始终不坚决，受伍被劝阻后，也易于停顿下来。只是随着家族内斗的严重的消极影响，加上外部黑手借机推动，“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8页。，致使局面日益失控，最终为武帝顺势而为，行狱事而削藩，造成身死国除的政治“冤案”及悲剧。可见，这种“欲发”又“不发”实际上非但无法充分证实刘安的“畔逆”性，相反却突显其政治的被动性。正因刘安自身“畔逆”性不足，所以《史记》《汉书》为遮掩武帝政治趁火打劫、酷吏兴狱的残酷本质，故以这种频繁的“欲发”又“不发”的记载，让人形成刘安顽固“畔逆”的强烈的历史假象及错识。由《史记》而起的这种史事记载，其矛盾破绽之处明显，如非司马迁故意为之，想“通过‘纡其词’的手法，故意制造矛盾，让后人了解刘安‘谋反’的真相”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55页。，便实不可解。其四言伍被为刘安谋划“徼幸”之策。《史记》《汉书》曾记载，刘安之孙刘建被汉廷“徵治”，刘安与伍被密谋“畔逆”，问后者“徼幸”之策，后者有云：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桀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在此之前，其亦云：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汎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90页。实难想象，这种既肯定武帝时期政治的高度稳定性，却有认为可以煽惑民心，火中取栗的认识，是出自刘安与其智谋“为冠首”班固：《汉书·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第2167页。伍被之议。以刘安为王数十年的政治见识论，岂能至此？更为荒唐的是，《史记》随后还记载：欲如伍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91页。这已是厚诬刘安了。卫青在武帝元朔年间军功甚盛，以其武备条件岂是淮南王能随意刺杀了的。至于“说丞相下之”，尤为可笑。时任丞相的公孙弘，本身就是制造“淮南狱”的重要推手，“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更是坚决贯彻执行武帝意图的政治心腹，如此人物，何能说之“如发蒙耳”？正因此段材料实不可信，所以班固在《汉书》中便已将其删去。其五言刘安感而不纳伍被谏言，并迫其共为“畔逆”。《史记》《汉书》中对刘安与伍被谋为“畔逆”之语记载较多，又尤以后者为著。二人之间有明确内容的交谈，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东宫对话，伍被反复以伍子胥、秦末大乱、吴王刘濞谋反等事向刘安进谏，劝阻其“畔逆”。刘安深受触动，“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5—3087页。；第二次是“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后，刘安向伍被询问“汉廷治乱”，后者极言汉廷“天下治”，并盛赞武帝“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以及卫青用兵之能。刘安听其言，先“不说”而后“默然”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8—3089页。。这两次都是围绕现实政治的发展形势来谈；第三、四次是刘建“已徵治”后，刘安与伍被谋划“畔逆”的具体手段、步骤、起事形势以及事败后的逃亡计划。从这四次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史料来源，当是“伍被自诣吏”后的供述所言，因为其中内容确实“雅辞多引汉之美”班固：《汉书·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第2174页。，并且偏向减轻伍被共谋罪责的方向，显示其始终是被迫参与的角色，甚至为此还遭到父母被刘安“囚之三月”的严重威胁。而刘安在其中则扮演了始终想要“畔逆”的角色，“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不听谏言，一意孤行。如按照此供述来判断，刘安只能坐实“畔逆”罪名。但实际上，这只是伍被叛卖故主后的一面之词，而且在其“自诣吏”后，面对“以廷尉治淮南狱”　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第2794页。的酷吏张汤，以及“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且“持斧钺治淮南狱”班固：《汉书·五行志第七上》，第1333页。的吕步舒，便知其最终的供词必是以开脱自己为主，过于抹黑刘安。更为要紧的是，对刘安而言，《史记》《汉书》中并没有其直接的供述之词，大都为转述之语。这些文字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历史真实，着实让人生疑。由上而论，淮南王刘安后半生所谓“谋反”事件，即使根据现有史料，无法截然断定其本身“就是一大冤案”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第156页。，但也决非“铁案”可言，而是在正史记载中存在诸多严重的疑谬之处，“似颇无实据”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80页。，难以完全取信于人。更何况，如果从秦汉大一统政治及西汉前期淮南国政治变迁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谋反”事件的真实性问题就更为突出。刘安一生多数时间里，都比较“驯服”于文、景、武三帝所代表的西汉皇权，其自身也始终突出“尚文无为”的特点，反其父刚勇有为之弊。但即使如此，仍未能逃脱汉廷中央的政治打击，成为武帝时期最主要的“削藩”对象之一，惨遭身死国除之祸，并被《史记》《汉书》等正史塑造为一个“好兵谋逆”的诸侯王形象，将其所谓“谋反”事件作为有汉一代同姓诸侯王的典型反例加以固化，使之成为汉代诸侯王必须进行警诫的政治对象。淮南王刘安这种历史命运的形成，不仅延续了其父刘长在西汉大一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悲剧，而且将这种悲剧所突显出的西汉皇权政治的极端的残酷性，进一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西汉前期淮南国不到百年的存亡史上，接连出现三个著名的“反王”——黥布、刘长与刘安，不仅从异姓诸侯王跨越到同姓诸侯王，而且后两者还是父子相继“谋反”的关系。对此，难免让人不禁要问：何其淮南国如此之多“反王”也？换言之，何其淮南王们如此“热衷”谋反也？个中缘由，实需深思。三、　“淮南多反王”现象——大一统政治的透析在西汉前期政治发展中，诸侯王国的存在发展始终是一个极为突显的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王朝政治的稳固发展与否。但就本质而论，汉初以来这种分封制基础上的诸侯王国政治的历史回归，又是秦汉大一统政治演变发展的必然产物。秦王朝的建立，虽然短时期内前所未有地终结先秦时期分封政治的制度传统，实现了全面的郡县制，但其“二世而斩”的速亡命运，又充分暴露出这种完全意义上的郡县制尚未能彻底适应大一统皇权政治稳固发展的现实需求，王朝存在的坚实根基仍有待于较长时日方能形成。继秦而兴的西汉王朝，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97，第36页。的结果，与前者大为不同，其草根性的“布衣将相之局”，决定了新的统治阶层根本上缺乏秦王朝深厚的政治传统内涵与基础。因此，面对秦末农民起义与楚汉战争后重构的大一统政治格局，汉高祖刘邦只能选择历史性复归分封制政治，才能实现西汉王朝的建立及巩固。也即在此过程中，西汉王朝充分利用异姓诸侯王国与同姓诸侯王国两种形式，促使新的皇权政治不断走向巩固强化，渐趋成熟，从而有力推动大一统政治的深化发展。从中可知，诸侯王国的产生发展、兴废存亡，实质上始终取决于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发展需求，连带其中诸侯王们的政治命运，也必然随着根基于大一统格局的皇权政治的波动起伏而变化莫测，走向或喜或悲的不同结局。对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的这种发展现实，位于江淮之间的淮南国有着极为浓缩的历史反映。从汉初至武帝时期，淮南国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不论是异姓淮南王黥布，抑或与西汉皇室血缘关系最近的同姓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都未能从大一统皇权政治的演进中，获得最后的生机。相反，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上演了“谋反”事件，成为皇权政治无情碾压的政治对手，被先后冠以“反王”之名，走向各自的历史悲剧。虽然西汉政治发展中这种“淮南多反王”现象，有着颇为复杂的形成原因，但深究而言，其根源在于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之间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变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地方“王权”与中央“皇权”既复杂多变、又日趋紧张的现实利益纠葛。而这也正是淮南国与淮南王们之所以会陷于悲剧的关键所在。如具体剖析，可从四个方面有所深入认识：第一，淮南国的兴废存亡是秦汉大一统政治大转型的历史产物，根本上从属于西汉皇权政治稳固发展的现实需求，以故二者利益的相合或相背，直接决定淮南国政治的兴衰起伏，此为“淮南多反王”现象产生的历史根源。秦王朝在农民大起义中崩解后，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的发展进入初期探索的曲折阶段。随着刘邦集团的崛起，西汉政权逐渐成为新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重建力量。在此过程中，为争取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彻底战胜项羽集团，刘邦对前者曾经的重要成员黥布进行策反和拉拢，试图让其对项羽产生一定的军事冲击和削弱的作用，因而刘邦承诺分黥布为淮南王，并在汉高帝四年（前203年）兑现。“项籍死，天下定”后，黥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成为汉初名副其实的异姓诸侯王。但是，刘邦对黥布分封，与其说主要是秦末政治形势与分封政治回潮的产物，不如说是“为建立和巩固新兴的汉政权而采取的临时性政策”唐燮军，翁公羽：《从分治到集权——西汉的王国问题及其解决》，第34页。，是适应秦汉大一统政治大转型发展的历史产物，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随着西汉王朝建立和发展，黥布与韩信、彭越等人代表的异姓诸侯王国事实上成为新的大一统政治强化巩固的历史障碍，“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产生“王权的地方垄断性与专制皇权的排他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唐燮军，翁公羽：《从分治到集权——西汉的王国问题及其解决》，第38页。，与西汉皇权之间形成难以弥合的利益分歧和冲突，故此其结局只能是进一步的残酷兼并，成王败寇。黥布阵前对刘邦所言“欲为帝耳”，即是对此必然结局的历史直白。因而，黥布等异姓诸侯王的政治悲剧，用韩信之言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91页。来说，就是：“‘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享！”也是在翦灭异姓诸侯王的进程中，刘邦完成了以“同姓”代“异姓”的重要政治步骤，“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第803页。，使自己以家族化权力网络的形式有效控制整个天下，实现同姓诸侯王国与大一统政治的相互融合，为西汉皇权的稳固发展奠定“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重要基础。汉高帝十一年，年仅三岁的刘长即被分为新的淮南王，以便迅速取代黥布失败后留下的地方政治权力空间，就是出于这种根本目的。在此形势下，分封同姓诸侯王对西汉大一统政治来说，实为最具合理性的现实选择。时至文、景、武时期，诸侯王国的政治发展已出现新的发展形势及趋向：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第803页。由此，意味着西汉大一统政治进入新的深化发展阶段。以往成为皇权政治重要基础的同姓诸侯王国，在黄老政治的促发下，实现空前的大发展，但也日益成为冲击和削弱汉廷皇权的地方力量，其中吴、楚、赵、齐、淮南、梁等强藩大国，都不同时期显示出尾大不掉之势，甚至对皇权本身表露出觊觎之心，加深皇族权力内争的现实危机。这种发展形势，促使文帝以来，汉廷君臣就开始有意图地推动“削藩”政治，不断强化大一统的中央皇权。淮南王刘长、刘安分别在文帝、武帝时期受到汉廷中央的严重打击，其自身的政治表现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汉廷君臣看来，王朝政治只有完全构建起“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第803页。的政治格局，才能“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确保中央皇权真正的稳固与安全。因此，采取先下手为强的举措，渐次削弱诸侯王国，特别是其中的大而强者，强化对其的政治控制，便成为汉廷中央的必然所为，也成为刘长、刘安时期淮南国所遇到的必然局面。而二者之所谓“谋反”，都是在此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催生出来的，而其所受到的“特别猜嫌禁制”，“足以反映出专制主义为达到一人专制的目的，即使牺牲其子弟宗支亦在所不惜的心理状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一），第162页。，故而结果可以想见。从上清楚可知，不论是淮南国的兴废存亡，还是“淮南多反王”现象的形成，都与秦汉大一统政治的转型发展密切相关，也都决定于西汉皇权政治的根本作用及影响。第二，淮南王们的政治“谋反”，既是西汉前期地方“王权”与中央“皇权”之间冲突角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力图维持汉初以来形成的与汉廷“同享共治天下”的政治利益格局的内在反应，此为“淮南多反王”现象产生的现实动因。在淮南国的发展中，不论是异姓诸侯王的黥布，抑或同姓诸侯王的刘长、刘安父子，其实际的政治行为都始终受到地方性“王权”与中央性“皇权”的相互作用，经历着二者之间长期冲突角力的过程。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的产生，原为镇抚治理地方，夯实王朝统治基础的需要，为中央皇权起到有力的“承卫”和“枝辅”作用，但现实中，诸侯王国代表的地方性王权也在日益崛起中，与汉廷代表的中央性皇权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尤为严重的是，当诸侯王是黥布、刘长此类武质性突出者时，更易于引发汉廷中央的政治猜忌与防范，造成二者之间的隔阂紧张，乃至矛盾冲突。黥布由“心恐”“大恐”而最终彻底“畔逆”，便是如此。刘安虽与前者不同，较多表现出文质性特点，但其在位期间，淮南国与汉廷的政治关系总体上也是日渐走向紧张。刘安一生受其父之死及失国影响，有强烈的“淮南全国之时”的政治情结，坚持固守所分封淮南国的完整性、自治性，其做法与文、景、武时期肢解和削弱强藩大国的政治意图严重相背，因此刘安时期的淮南国承受的汉廷压力并不轻，这也让刘安时常处于忧虑不安、患得患失中，散露出强烈的政治危机感，以致产生政治行为上的躁动冒失。深层而言，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这种冲突角力的现实产生，是前者维护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同享共治天下”的政治利益格局的内在反应。这种利益格局从汉初以来就得以在郡国体制基础上形成，使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建立起主辅有序、利益共享的政治关系，成为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但随着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的长期发展，主辅前提下的“共治”关系日益受到冲击，开始产生较强的“自治”“分治”诉求，长久以往，势必对西汉大一统政治造成瓦解作用，破坏中央皇权的权威性。这对汉廷来说，实为巨大的政治挑战，绝不可接受，因此各种形式的“削藩”政治，就成为文、景、武时期的必然选择和所为。而在这一过程中，汉廷中央也不再以继续维护“同享共治天下”的传统利益格局为目标，相反，更加力求在“王权”与“皇权”的缠斗中构建起“同享”而“独治”的利益新格局，从根本上确立中央皇权的核心地位及其至上性、排他性与独大性的政治权威。也正是从此意义而论，淮南王们的政治“谋反”，并非只是一时政治因素所致，而更是决定于其力图继续维护和保有汉初以来特殊的政治利益格局的内在意愿，这成为淮南王们接连走向所谓“谋反”的真正的现实动因。第三，淮南国与淮南王的政治悲剧，突显出西汉皇权政治日益强势有为的发展趋向，以及高、文、景、武诸帝对异姓、同姓诸侯王进行政治压迫及权术操控的历史作用，充分暴露出西汉皇权政治极端的虚伪性、残酷性，此为“淮南多反王”现象产生的重要前提。在淮南国与汉廷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中，不论是黥布，还是刘长、刘安父子，都深切感受到来自中央皇权的强大威压，而且这种政治压力感有增无减，显示出日益强化之势。面对中大夫贲赫的告变，黥布充满对刘邦及汉廷的不信任感，既“大恐”且固“疑”，处于强烈的不自安的政治心态中。非但如此，在汉高帝十一年，刘邦及汉廷先后残酷诛杀韩信、彭越之后，黥布“心恐”难遏，实际上已意识到自己无路可退，只有“畔逆”求生，故此后与刘邦对阵时，其无所顾忌地说出“欲为帝耳”的彻底决裂之言。在汉初日益收紧的皇权政治威慑下，黥布之类武质性极强的异姓诸侯王，注定要走上“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的悲剧命运。刘长、刘安虽为刘邦嫡系子孙，但在惠、吕之后围绕汉廷皇位继承权的内斗中，这一系事实上成为易受文、景、武三帝猜忌打击的重要皇室成员，并且其强藩大国的地方影响，也始终让后者颇为警惕和防范。因此，从文帝以来，经由景、武，汉廷中央先后不同程度地对刘长、刘安及淮南国进行有意的政治打击、分解和严控，不断削弱后者的政治实力，甚至于完全铲除。文帝对刘长的政治惩戒，尽管有后者长期以来桀骜不驯、自行其是、破坏礼法、蔑视皇权的主观原因，但未尝也不是与其有意“素骄”刘长，“玩弄欲擒故纵、后发制人的权术有关”王云度：《刘安评传》，第72页。。刘长死后，淮南国屡经变动，最终被文帝政治分解，由大变小，降低其对汉廷中央的威胁度。景帝对刘安及淮南国也是采取政治紧盯的态度和办法，除七国之乱期间刘安有过短暂的政治反抗表现外，便始终处于谨小慎微的状态中，不敢有丝毫异动。武帝初期，面对年龄尚小的侄子刘彻，刘安似乎感到一些长期压抑后的宽松，进入其生平最为活跃的政治阶段。但为时不长，随着武帝成年，完全掌控皇权，在政治上欲有大为，刘安及淮南国实际陷入空前的危机中，再次成为汉廷“削藩”的主要对象之一，并终在武帝及公孙弘、张汤等人的有意构陷和扩大打击下，彻底走向身死国除的惨烈结局。从刘邦时期的黥布，到文、景、武时期的刘长、刘安，西汉前期淮南王们，不分异姓同姓，或因文、武才具，或因可能继承皇权的血缘因素，都成为汉廷中央的严控和打击对象，也沦为残酷的皇权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无不深刻显示出西汉大一统政治演进中皇权强势发展的根本趋向，及其重塑诸侯王国政治的强大力量。第四，黥布、刘长、刘安等淮南王，虽政治表现不同，但作为强藩大国的诸侯王，也较易于产生僭越失度、破坏礼法、蔑视汉廷、挑战皇权的行为失范，甚至以王国“自治”对抗王朝“大一统”，为汉廷中央制造出严厉打压和强化控制的客观契机，此为“淮南多反王”现象产生的直接诱因。西汉前期，淮南国政治之所以出现较多的历史变动，甚至于接连出现“谋反”事件，这既与王朝政治发展的根本趋向及现实密不可分，但也与淮南王们自身的政治素养及实际表现难脱干系。汉初诸侯王由于特定的政治形势所需，都拥有较大的政治权力，在各自封国内实为“土皇帝”一般的存在，自治性倾向突出。在这种前提下，黥布、刘长、刘安等人也同其他诸侯王一样，往往容易产生僭越失度、破坏礼法的现象，在自身王国内自行其是，任意使用权力满足一己之欲，程度不等地对汉廷制定的礼法制度造成冲击破坏的作用。尤有甚者，还会出现有所不轨的严重的政治失范行为，“不用汉法”“不听天子诏”，以王国“自治”对抗王朝“大一统”，蔑视中央皇权的威严，削弱汉廷对淮南国的实际控制力。也正是因此，在文帝时期，贾谊就提出对汉初以来“制度疏阔”“诸侯王僣拟”的情况，必须要重整礼法制度，严格确立“诸侯轨道”，维护中央皇权的至高地位及权威。不仅如此，贾谊还明确以淮南王刘长为破坏礼法，“为逆诛”的典型反例，认为：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班固：《汉书·贾谊传第十八》，第2236页。在淮南王刘安“谋反”事件中，其也曾被胶西王刘端指责为：“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94页。。因此，黥布、刘长、刘安等淮南王的政治悲剧，与其“不行正道”的现实行为紧密相关。在汉高、文、景、武诸帝看来，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对淮南王们的僭越奢靡行为还能有所容忍，那么对其以破坏礼法形式表现出来的蔑视汉廷，挑战皇权的不臣之心，则必然会进行严厉打压，重新强化控制，甚至会借机发挥，试图彻底终结淮南国的政治存在，文、武时期便是如此。综上所论，西汉前期淮南国及黥布、刘长、刘安等淮南王的政治命运，根本而言，是秦汉大一统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产物，更是新的皇权政治形成、巩固与强化过程中的现实结果。“淮南多反王”现象的产生，以极为特殊的表现形式，集中反映了西汉前期诸侯王国存在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突显出这一时期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之间政治关系的极端的复杂性、变动性。淮南王们的“谋反”，虽与其自身一些不当的政治失范行为难脱干系，但严格来说，实际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因为在更多的时候，可以看到不论是异姓诸侯王的黥布，抑或同姓诸侯王的刘长、刘安，都在严酷的皇权政治威压下，表现出极其深刻的政治压力感、紧张感和恐惧感，对自身所拥有的“王权”与中央“皇权”的对抗也充满内在的不自信，所以与其说淮南王们是坚决“谋反”，毋宁说是被迫“谋反”，甚至是“被谋反”。历史来看，汉高祖刘邦时期对黥布，文、景、武时期对刘长、刘安，汉廷中央无一不是主动进行打压，这也反映出其对作为强藩大国的淮南国的由衷的不信任感，以及强烈的完全控制欲望，而这让淮南王们长期形成和抱有严重“不自安”的政治心态，易于在政治上出现躁动冒失的不当举动，使自身陷于难以解脱的“谋反”窘境之中。因此，“淮南多反王”现象的产生，不仅浓缩着西汉前期淮南国政治兴废存亡的变迁过程，而且透显出秦汉大一统政治发展所内具的皇权主义政治本质及其极端的残酷性。在此意义上，淮南国与淮南王们悲剧性的政治命运，超越了西汉诸侯王国政治的历史局限，成为一面能够深刻展示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强势兴起的历史镜子，同时也映照出西周式分封政治及诸侯王国政治的彻底衰落。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基金项目：本文是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爵—秩体制’视角下的西汉列侯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8CLS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师彬彬作者简介：师彬彬（1986—），男，河北邢台人，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秦汉史。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摘要：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比较猖獗，乃是东汉中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类型较多，主要包括侵犯皇权罪、危害政权罪两大类型。伴随法制演变、政治环境差异和宦官政治地位的变迁，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类型和数量呈现不同趋势。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扰乱了法制秩序，加深了政治危机并摧残了社会经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东汉猖獗的宦官政治犯罪反映了社会矛盾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趋于激化，对东汉中后期的政局演变与法律秩序调整影响深远。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案例较多，并呈现原因复杂化、规模扩大化与刑罚差异化的特征。关键词：东汉；宦官；政治犯罪Title:　Political　Crimes　of　the　Eunuch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Abstract：The　political　crimes　of　the　eunuch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ere　relatively　embarrassing　and　became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n　the　middle　and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types　of　political　crim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including　the　two　major　types　of　crimes　of　imprisoning　imperial　power　and　crimes　against　political　power.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legal　system，th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eunuchs，the　types　and　numbers　of　political　crimes　of　eunuch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howed　different　trends.　The　political　crimes　of　the　eunuch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disrupted　the　legal　order　deepened　the　political　crisis　and　devastated　the　social　economy，and　it　was　of　serious　social　harm.　The　eunuchs　political　crim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reflected　the　class　contradictions　and　the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ruling　cliques，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egal　order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cases　of　political　crim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and　they　were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　reasons，scale　expansion　and　differential　punishment.Keywords:　Eastern　Han　Dynasty;　Eunuchs;　Political　CrimesAuthor:　Shi　Binbin,　lecturer　of　Weijin　Institute　of　Culture,　Xuchang　College,　PhD.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比较猖獗，是东汉中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学界虽已关注汉代犯罪类型问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参见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第3册《汉律摭遗》，中华书局，1985，第1393—1591页；大庭脩著，林剑鸣、王子今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第2篇第3章《汉律中“不道”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83—114页；张景贤：《汉代法制研究》第2章《汉代法律规定的主要犯罪种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44—91页；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战国秦汉）第15章《两汉时期的刑罚体系与刑罚原则》，法律出版社，1999，第485—498页；程树德：《九朝律考》卷1《汉律考四》，中华书局，2003，第95—109页；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第3章《秦汉时代的宦官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9—182页；马良怀：《两汉宦官考》，《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39—48页；余华青：《论战国秦汉时代的廉政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95—101页；陈乃华：《秦汉官吏赃罪考述》，《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33—38页；熊伟华：《汉代经济犯罪的类型及惩治的司法原则》，《人文杂志》1995年第1期，第90—94页；仝晰纲：《汉代官吏“擅为”及其法律责任》，《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51—53页；吕丽：《汉“谋反”、“大逆”、“大逆不道”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第191—194页；董平均：《两汉时期的“赇赂”犯罪与防范措施》，《学术论坛》2004年第5期，第141—145页；闫晓君：《秦汉盗罪及其立法沿革》，《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137—146页；冯勇：《汉律之“五杀”考析》，《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107—111页。，但对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的类型研究尚未开展。本文拟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探讨东汉宦官政治犯罪的类型、危害及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东汉宦官政治身份和社会等级地位的认识，而且成为全面考察汉代法制史与政治史的一个重要视角。一、　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类型本文把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归纳为侵犯皇权罪、危害政权罪两大类型，笔者进行了具体分类，解释了每项罪行的概念并列举了案例。（一）　侵犯皇权罪侵犯皇权罪指当事人侵犯皇帝尊严或危害皇权的犯罪，是宦官的政治犯罪的一项重要内容。东汉宦官的侵犯皇权罪异常猖獗，大致分为以下七种类型。不敬罪即当事人侵犯皇帝尊严的犯罪行为，“亏礼废节谓之不敬”房玄龄等：《晋书》卷三〇《刑法志》载张斐《注律表》，中华书局，1974，第928页。。宦官犯不敬罪者见于顺帝时期，如《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载：“永建元年，（中黄门孙）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第2517页）僭越罪亦称逾制罪，指臣民违反礼制使用车马服饰、住宅或丧葬礼仪的一种犯罪。东汉时期，宦官的逾制罪比较猖獗。如桓帝永兴元年（153年）七月，“有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玙璠、玉匣、偶人”范晔：《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中华书局，1965，第1470页。。另如《后汉书》卷七八《侯览传》载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中常侍侯览）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第2523—2524页）再如光和二年（179年）九月辛酉，“（郎中审忠）上书曰：‘……（小黄门朱瑀等）盗取御水以作渔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后汉书》卷七八《曹节传》，第2526—2527页。《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亦载中平元年（184年）六月，“（左中郎将皇甫）嵩讨张角，路由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第2304页）又如中平年间，“中官专朝，奢僭无度，各起第宅，拟制宫室”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卷二五《灵帝纪下》，《两汉纪》下册，中华书局，2002，第486页。。诬罔罪即当事人以虚假的情况欺骗皇帝的犯罪行为。东汉中期，宦官犯诬罔罪者较多。如安帝时期，“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邓）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翼，帝每忿惧”《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第2514页。。另如《后汉书》卷五七《杜根传》载延光三年（124年），“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共谮皇太子，废为济阴王。（尚书郎成）翊世连上书讼之，又言樊丰、王圣诬罔之状”。（第1840页）再如延光四年（125年），“诏书录功臣，令(中黄门王）康疏名，康诈疏(中黄门苗）光入章台门”《后汉书》卷七八《张让传》，第2335页。。又如《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载顺帝时期，“（中黄门）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第2518页）东汉后期，宦官犯诬罔罪者规模较大。如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十月，“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谮于帝曰：‘陛下前当即位，(前大鸿胪杜）乔与(前太尉）李固抗议言上不堪奉汉宗祀。’”《后汉书》卷六三《杜乔传》，第2093页。另如《后汉书》卷六九《窦武传》载：“永康元年，(城门校尉窦武）上疏谏曰：‘……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欺罔陛下，……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第2239—2240页）寝章罪指当事人擅自扣留大臣奏章的一种犯罪。东汉宦官的寝章罪比较猖獗，如《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载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宦竖不便之，竟寝（尚书陈）忠奏而从（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议”。（第1561页）另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山阳郡督邮张）俭举劾（中常侍侯）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后汉书》卷六七《张俭传》，第2210页。。再如《后汉纪》卷二二《桓帝纪下》载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山阳郡督邮张）俭举劾中常侍侯览前后请夺民田三百余顷，第舍十六区，皆高楼四周，连阁洞殿，驰道周旋，类于宫省；……俭比上书，为览所遮截”。（第429—430页）矫制罪亦称矫诏罪，即当事人篡改或诈称皇帝诏书的犯罪行为，“矫制，托称诏命也”班固：《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第2882页。。东汉宦官的矫制罪者始于明帝时期，《后汉书》卷四六《郭躬传》载：“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第1544页）东汉中后期，宦官犯矫制罪者甚多。如安帝延光三年（123年）三月，“(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等见（太尉杨）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第1764页。。另如《后汉书》卷三四《梁商传》载顺帝永和四年（139年），“（中常侍张）逵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矫诏收缚（中常侍曹）腾、（孟）贲于省中。”（第1176页）再如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九月，“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以(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大将军窦）武”《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第2140页。。《后汉书》卷八《灵帝纪》亦载：“（建宁元年）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第329页）又如中平六年（189年）八月戊辰，“（中常侍段）珪、（张）让伪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故司空许相为河南尹”《后汉纪》卷二五《灵帝纪下》，《两汉纪》下册，第496页。。谋反罪指当事人预谋实施以暴力或其他手段危害皇帝人身及推翻皇帝统治的一种犯罪参见吕丽：《汉“谋反”、“大逆”、“大逆不道”辨析》，第192页。，是汉代最严重的侵犯皇权罪。东汉后期，宦官的谋反罪规模较大。如《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八月，“（大将军梁)冀心疑（中常侍单）超等，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黄门令)具瑗敕吏收恽，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第1186页）另如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二月，“于是考诸与（张）角连反，宫省左右死者数千人”《后汉纪》卷二四《灵帝纪中》，第474页。。再如中平六年（189年）四月，“（上军校尉）蹇硕谋欲立渤海王协，发觉”《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李贤注，第358页。。又如，“（中平六年八月）庚午，（中常侍）张让、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幸北宫德阳殿。……辛未，……让、珪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第358页。。漏泄省中语罪指官员泄露宫省内情机密的犯罪行为。东汉中后期，宦官犯漏泄省中语罪者较多。如《续汉书·天文志中》载顺帝永建二年（127年），“是时中常侍高梵、张防、将作大匠翟酺、尚书令高堂芝、仆射张敦、尚书尹就、郎姜述、杨凤等，及兖州刺史鲍就、使匈奴中郎将张国、金城太守张笃、郭煌太守张朗，相与交通，漏泄”。（第3243页）另如灵帝光和元年（178年），“（议郎蔡邕）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中常侍）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第2000页。。（二）　危害政权罪危害政权罪指当事人进行危害政权稳定的一类犯罪，是汉律的一个重点打击对象。东汉宦官危害政权的案例规模较大，主要涉及以下八种类型。诈伪罪，指当事人伪造文书、官印或封泥的犯罪行为，《历代刑法考》第三册《汉律摭遗》曰：“诈者，虚言相诳以取财，如《唐律》之诈欺取财是也。伪者，造私物以乱真，如私铸之类是也。”（第928页）东汉宦官犯诈伪罪者见于安帝延光四年（124年），“及还宫，皇后与兄（车骑将军阎)显，中常侍江京、樊丰等共与伪诈，不欲令群臣知上道崩，欲伪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诣郊庙社稷，告天请命，诬罔灵祗，以亡为存”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三《安帝纪》，中华书局，2008，第101页。。出界罪，指诸侯、官吏擅自离开封国或辖区的一种犯罪。东汉宦官的出界罪极少，如《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载顺帝永建元年（126年），“（中黄门孙）程既到国，怨恨恚怼，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第2517页）舍匿罪，即当事人私自藏匿罪犯的犯罪行为，“舍匿，谓容止而藏隐也”《汉书》卷四四《淮南厉王刘长传》颜师古注，第2140页。。东汉宦官犯舍匿罪可考者仅一例，《后汉书》卷67《李膺传》载桓帝延熹八年（165）十一月，“时（小黄门）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贫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司隶校尉李）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第2194页）交通罪，指当事人进行不正常的私下交往的一种犯罪参见宋杰：《汉代的廷尉狱》，《汉代监狱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3，第20—21页。。东汉时期，宦官犯交通罪异常猖獗。如《后汉书》卷六《顺帝纪》载：“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诏曰：‘……其与(故车骑将军）阎显、(故大长秋）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第251—252页）另如永建二年（127年），“是时中常侍高梵、张防、将作大匠翟酺、尚书令高堂芝、仆射张敦、尚书尹就、郎姜述、杨凤等，及兖州刺史鲍就、使匈奴中郎将张国、金城太守张笃、郭煌太守张朗，相与交通”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中》，载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第3243页。。再如《后汉书》卷五五《千乘贞王伉传》载灵帝建宁元年（168年），“而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并任侠通剽轻，数与（勃海王）悝交通”。（第1798页）又如灵帝时期，“（中常侍张）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后中常侍封谞、徐奉事独发觉坐诛”《后汉书》卷七八《张让传》，第2535页。。《后汉书》卷一〇下《孝仁董皇后纪》亦载中平六年（189年）五月，“（大将军何）进与三公及弟车骑将军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恽、永乐太仆封谞等交通州郡，辜较在所珍宝货赂，悉入西省。……’”（第447页）阿党罪，即官吏结党营私的犯罪行为，“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第2002页。。东汉中期，宦官犯交通罪者较多。如《后汉书》卷五《安帝纪》载：“（延光四年四月）辛卯，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周广、乳母野王君王圣，坐相阿党，丰、恽、广下狱死”。（第242页）另如，“（顺帝永建元年）秋九月，有司奏浮阳侯孙程、祝阿侯张贤为司隶校尉虞诩诃叱左右，谤讪大臣，妄造不祥，干乱悖逆；（长乐太官丞）王国等皆与程党”《后汉纪》卷一八《顺帝纪上》，《两汉纪》下册，第345页。。桓帝时期，宦官的阿党罪甚多，如《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载：“（荀）昱为沛相，（荀）昙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第2050页）另如延熹八年（165年）正月，“（太尉杨）秉奏（中常侍侯）览等佞谄便僻，窃国权柄，召树奸党”《后汉纪》卷二二《桓帝纪下》，《两汉纪》下册，第423页。。再如《后汉书》卷三八《冯绲传》载延熹八年，“时山阳太守单迁以罪系狱，（廷尉冯）绲考致其死。迁，故车骑将军单超之弟，中官相党，遂共诽章诬绲，坐与司隶校尉李膺、大司农刘佑俱输左校”。（第1284页）灵帝时期，宦官犯阿党罪规模较大。例如，“熹平元年，有司奉奏（长乐太仆侯）览专权骄奢，策收印绶，自杀。阿党者皆免。《后汉书》卷七八《侯览传》，第2524页。”另如《后汉纪》卷二四《灵帝纪中》载灵帝时期，“黄门令王甫、大长秋曹节专权任势，（司隶校尉段）颎阿附甫等”。（第469页）再如中平五年（188年）五月，“（永乐少府樊陵）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后汉书》卷六七《李膺传》，第2191页。。又如《后汉纪》卷二五《灵帝纪下》载中平年间，“骠骑将军董重与大将军何进权势相害，中官协重以为党助”。（第494页）选举不实罪,指官员荐举不合格人员为官的一种犯罪，“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李贤注，第98页。。东汉后期，宦官犯选举不实罪者较多。如《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载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史弼）迁河东太守，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弼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第2111页）另如延熹八年（165年），“是时中常侍侯览、具瑗骄纵最甚，选举不实”《后汉纪》卷二二《桓帝纪下》，第423页。。再如《后汉书》卷七八《张让传》载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孟）佗分（珍玩）以遗（中常侍张）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第2534页）杀人罪,即当事人故意或过失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是汉代最严重的危害人身罪。依据行为特征的差异，东汉宦官的杀人罪主要涉及以下四种类型。谋杀人罪，即当事人有预谋地剥夺他人生命的一种犯罪，《晋书》卷三〇《刑法志》载张斐《注律表》曰：“二人对议谓之谋。”（第928页）宦官犯谋杀人罪者较多，如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十一月丁巳，“而中黄门孙程合谋杀（大长秋）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后汉书》卷一〇下《安思阎皇后》，第2523页。。另如《后汉书》卷七八《张让传》载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令诛中官以悦天下。谋泄，（中常侍张）让、（赵）忠等因进入省，遂共杀进”。（第2537页）贼杀人罪,指当事人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晋书》卷三〇《刑法志》载张斐《注律表》曰：“无变斩击谓之贼。”（第928页）东汉中后期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宦官贼杀人罪比较猖獗。如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十一月，“时（权阉）江京、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俱坐省门下，（中黄门孙）程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第2515页。。另如《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载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九月，“（中常侍曹节）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第2243页）再如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八月，“尚方监渠穆拔剑斩（大将军何）进于嘉德殿前”《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第2251页。。谋贼杀人罪，即当事人预谋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一种犯罪，如中平六年四月丙辰，“（上军校尉蹇）硕时在内，欲先诛（大将军何）进而立（渤海王）协”《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第2247页。。使人杀人罪,即当事人教唆或指使人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如《续汉书·五行志一》载桓帝永康元年（167年），“是时御史刘儵建议立灵帝，以儵为侍中，中常侍侯览畏其亲近，必当间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隶迫促杀之”。（第3283—3284页）诬告罪，即当事人捏造罪状陷害他人有罪的一种犯罪，如《二年律令·告律》规定：“诬告人以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反其罪。”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第26页。东汉前期，宦官犯诬告罪者较多。如《后汉书》卷五五《清河孝王庆传》载章帝建初四年（79年），“（窦）后于掖庭门邀遮得（宋）贵人书，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诬言欲作蛊道祝诅，以菟为厌胜之术，日夜毁谮，贵人母子遂渐见疏。（太子刘）庆出居承禄观，数月，窦后讽掖庭令诬奏前事”。（第1799页）另如建初七年（82年），“（小黄门蔡伦）受窦后讽旨，诬告安帝祖母宋贵人”《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第2514页。。东汉中期，宦官的诬告罪甚多。如《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李贤注载建光元年（121年），“（安帝）乳母王圣与中黄门李闰等诬告尚书邓访等谋废立，宗族皆免官”。（第233页）另如延光三年（124年），“中常侍樊丰与大将军耿宝、侍中周广、谢恽等共谗陷太尉杨震，震遂自杀。……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圣及其女永与大长秋江京及中常侍樊丰、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圣、永遂诬谮男、吉，皆幽囚死，家属徙比景。……京、丰惧有后害，妄造虚无，搆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后汉书》卷一五《来历传》，第590—591页。。再如《后汉书》卷五七《杜根传》载延光三年，“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共谮皇太子，废为济阴王。（尚书郎成）翊世连上书讼之，又言樊丰、王圣诬罔之状。帝既不从，而丰等陷以重罪”。（第1840页）又如顺帝永建元年（126年），“中常侍张防等专权纵肆，(司隶校尉虞）诩奏免之。防遂谮诉诩等作威福”《后汉纪》卷一八《顺帝纪上》，《两汉纪》下册，第344页。。《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亦载阳嘉二年（133年），“而阿母宦者疾(议郎李）固言直，因诈飞章以陷其罪”。（第2078页）桓帝时期，宦官犯诬告罪者规模较大。如延熹二年（159年）十二月，“（中常侍）单超积怀忿恨，遂以事陷(兖州刺史第五）种，竟坐徙朔方”《后汉书》卷四一《第五种传》，第1404页。。另如《后汉书》卷三八《冯绲传》载延熹五年（162年），“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前后所遣将帅，宦官辄陷以折耗军资，往往抵罪”。（第1283页）再如延熹五年十一月，“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议郎皇甫规）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第2135页。。《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亦载延熹七年（164年），“（中常侍）侯览大怨，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河东太守史）弼诽谤，槛车征”。（第2111页）又如延熹八年（165年），“中常侍苏康、管霸等复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第2163页。。灵帝时期，宦官的诬告罪相当猖獗。如《后汉书》卷七八《侯览传》载建宁二年（169年），“(山阳郡督邮张俭）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中常侍侯）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第2523页）另如建宁四年（171年），“中常侍曹节、王甫疾（黄门令董）萌附助太后，诬以谤讪永乐宫，萌坐，下狱死”《后汉书》卷一〇下《桓思窦皇后纪》，第446页。。再如《后汉书》卷七八《曹节传》载熹平元年（172年）十月，“（中常侍曹）节遂与（中常侍）王甫等诬奏桓帝弟勃海王悝大逆，诛之”。（第2525页）又如中平元年（184年）六月，“宦官诬奏（北中郎将卢）植，抵罪”《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第349页。。《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亦载中平二年（185年）十月，“宦官怨之，遂诬告（前司徒陈）耽死狱中”。（第1850页）使人诬告罪，即当事人指使人故意捏造罪状陷害他人有罪的一种犯罪，是诬告罪的一种形式。东汉时期，宦官的使人诬告罪较多。如《后汉书》卷五六《王龚传》载顺帝永和年间，“（太尉王）龚深疾宦官专权，志在匡正，乃上书极言其状，请加放斥。诸黄门恐惧，各使宾客诬奏龚罪，顺帝命亟自实”。（第1820页）另如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十月，“（中常侍王甫）使尚书令廉忠诬奏（中常侍郑）飒等谋迎立（勃海王）悝，大逆”《后汉书》卷五五《千乘贞王伉传》，第1798页。。再如《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载光和元年（178年），“（中常侍程璜）使人飞章言（议郎蔡）邕、（卫尉蔡）质数以私事请托于（司徒刘）郃，郃不听”。（第2001页）东汉时期，宦官同时涉及侵犯皇权罪与侵犯财产罪者较多。或同时犯矫诏罪和擅兴徭役罪，如安帝延光三年（124年）三月，“(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等见（太尉杨）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第1764页。。或同时涉及诬罔罪与受赇罪，如顺帝时期，“（中黄门）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第2518页。。或同时犯选举不实罪、恐猲取财罪、诬告罪和受赇罪，如《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载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史弼）迁河东太守，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弼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积日不得通。生乃说以它事谒弼，而因达览书。……遂付安邑狱，即日考杀之。侯览大怨，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征。……（前孝廉魏）劭与同郡人卖郡邸，行赂于侯览，得减死罪一等，论输左校”。（第2111页）或同时涉及受赇罪与选举不实罪，如《后汉书》卷七八《张让传》载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孟）佗分（珍玩）以遗（中常侍张）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第2534页）伴随政局演变、法律秩序调整和宦官政治身份及社会等级地位的变迁，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的类型和规模呈现不同的趋势。东汉前期的宦官地位较低，权势较小，侵犯皇权罪与危害皇权罪各见一例和三例。而东汉中后期的宦官的政治身份、社会等级地位提高，权势扩大，侵犯皇权罪、危害皇权罪、侵犯财产罪及危害人身罪规模较大。二、　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的危害及特征本部分拟在上文探讨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的类型与案例的基础上，分别归纳其危害及特征以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一）　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的危害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扰乱了法制秩序，激化了政治危机并摧残了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宦官）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件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败国蠹败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10页。一方面，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阻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执法，从而严重扰乱了法制秩序与统治秩序。其一，东汉一些犯罪的宦官因皇帝庇护而免于刑罚。如《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李贤注引《东观汉记》载安帝延光四年（125年），“有司奏(中黄门王）康、(中黄门苗）光欺诈主上，诏书勿问，遂封东阿侯，邑千户”。（第2517页）另如，“（桓帝）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中常侍曹）腾，益州刺史种皓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皓奏”《后汉书》卷七八《曹腾传》，第2519页。。再如《后汉纪》卷二七《献帝纪》载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贼别党起于豫州，（豫州刺史王）允击，大破之。于是贼中得中常侍张让书，允具以闻灵帝。帝深切责让，让辞谢，仅而得免”。（第519页）其二，一些罪犯因行贿东汉宦官而减免刑罚，并报复相关官员。如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前孝廉魏）劭与同郡人卖郡邸，行赂于（中常侍）侯览，（河东太守史弼）得减死罪一等”《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第2111页。。《后汉书》卷六七《李膺传》亦载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时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轩有奇巧，乃载之以归。（河南尹李）膺表欲按其罪，元群行赂宦竖，膺反坐输作左校”。（第2192页）另一方面，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加深了吏治腐败并激化了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从而加速了东汉政权衰亡的历史进程。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是时中常侍侯览、具瑗骄纵最甚，选举不实，政以贿成”《后汉纪》卷二二《桓帝纪下》，《两汉纪》下册，第423页。。另如《后汉书》卷七八《灵帝纪》载：“（灵帝建宁元年）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第329页）再如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中常侍侯）览诬（山阳郡督邮张）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后汉书》卷七八《侯览传》，第2523—2524页。。又如《后汉书》卷57《刘陶传》载：“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第1850页）(二）　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的特征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比较猖獗，主要呈现出原因复杂化、规模扩大化与刑罚差异化的特征。首先，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具有原因复杂化的特征。或因受人指使而犯政治犯罪，如《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载章帝建初七年（82年），“（小黄门蔡伦）受窦后讽旨，诬告安帝祖母宋贵人”。（第2514页）或因报复大臣而犯政治犯罪，如安帝延光三年（124年），“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共谮皇太子，废为济阴王。（尚书郎成）翊世连上书讼之，又言樊丰、王圣诬罔之状。帝既不从，而丰等陷以重罪，下狱当死，有诏免官归本郡”《后汉书》卷五七《杜根传》，第1840页。；另如《后汉书》卷四一《第五种传》载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十二月，“（中常侍）单超积怀忿恨，遂以事陷（兖州刺史第五）种，竟坐徙朔方”。（第1404页）其次，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呈现规模扩大化的特征，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类型与案例增加。东汉前期，宦官的侵犯皇权罪和危害皇权罪各见一例和三两例。而东汉中后期，宦官犯侵犯皇权罪和危害皇权罪者规模均较大。其二，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人数增多。如顺帝时期，“（中黄门）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第2518页。另如《后汉书》卷七八《曹节传》载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共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第2524页）其三，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时期较长，从明帝时期一直持续到灵帝时期。东汉司法机关虽以严酷的刑罚惩治宦官的政治犯罪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未能真正遏制宦官的政治犯罪。直到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八月辛未，“（司隶校尉袁）绍既斩宦者所署司隶校尉许相，遂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急追（中常侍段）珪等，珪等悉赴河死”《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第189页。。东汉宦官集团至此彻底消亡，宦官的政治犯罪问题才得以根本解决。再次，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具有刑罚差异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呈现刑罚类型多样化的特征。东汉宦官犯政治犯罪者，司法机关往往依据罪行轻重实施相应刑罚。东汉宦官犯政治犯罪者，司法机关或处以贬夺官爵的刑罚。例如：“（中黄门）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顺帝）永和二年，发觉，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第2518页。另如《后汉书》卷五七《刘瑜传》载：“（桓帝延熹）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夺封邑。”（第1856页）东汉宦官犯政治犯罪者，司法机关或实施财产刑。如《后汉书》卷78《侯览传》载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督邮张俭因举奏（中常侍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第2523页）东汉宦官犯政治犯罪者，司法机关或实施迁徙刑，例如：“（顺帝）永建元年，（中黄门孙）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国，后徙封程为宜城侯。”《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第2517页。其二，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具有刑罚实施复杂化的特征。皇帝对宦官政治犯罪的刑罚执行状况拥有最终裁决权，因此宦官被诬受刑、有罪减免刑罚与刑罚执行滞后者较多。一些东汉宦官被诬犯严重的政治犯罪而处以死刑，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矛盾和权力斗争趋于激化。如《后汉书》卷一〇下《桓思窦皇后纪》载灵帝建宁四年（171年），“中常侍曹节、王甫疾（黄门令董）萌附助太后，诬以谤讪永乐宫，萌坐，下狱死”。（第446页）另如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中常侍赵忠、夏恽等遂共搆(中常侍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不悦，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遂自杀”《后汉书》卷七八《吕强传》，第2533页。。东汉宦官的一些政治犯罪因皇帝庇护而减免刑罚，不仅反映了司法不公，而且体现了皇权对宦官的政治犯罪拥有最终裁决权。如《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李贤注引《东观汉记》载安帝延光四年（125年），“有司奏(中黄门王）康、(中黄门苗）光欺诈主上，诏书勿问”。（第2517页）另如，“（桓帝）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中常侍曹）腾，益州刺史种皓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皓奏”《后汉书》卷七八《曹腾传》，第2519页。。再如《后汉纪》卷二七《献帝纪》载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十二月，“黄巾贼别党起于豫州，（豫州刺史王）允击，大破之。于是贼中得中常侍张让书，允具以闻灵帝。帝深切责让，让辞谢，仅而得免”。（第519页）东汉部分政治犯罪宦官的刑罚执行比较滞后，反映了司法运行机制的复杂性。例如：“（长乐太仆蔡）伦初受窦后讽旨，诬告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敕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后汉书》卷七八《侯览传》，第2524页。《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亦载：“（中黄门）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顺帝）永和二年，发觉，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第2518页）三、　结语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比较猖獗，已经成为东汉中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类型较多，主要包括侵犯皇权罪、危害政权罪两大类型。伴随法制演变、政治环境差异和宦官政治地位的变迁，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类型和数量呈现不同趋势。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扰乱了法制秩序，加深了政治危机并摧残了社会经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东汉猖獗的宦官政治犯罪反映了社会矛盾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趋于激化，对东汉中后期的政局演变与法律秩序调整影响深远。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案例较多，并呈现原因复杂化、规模扩大化与刑罚差异化的特征。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规模扩大化的特征表现在类型增加、人数增多及时期延长三个方面，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刑罚差异化的特征反映在类型多样化与实施复杂化两个方面。变音（Umlaut）与汉语语音史研究变音（Umlaut）与汉语语音史研究李红作者简介：李红，语言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德语系讲师，研究方向：历史语言学。中国矿业大学摘要：变音（Umlaut）是典型的日耳曼语元音同化现象，历经一千三百多年演变，在现代德语及其他日耳曼语言中依然保留着变音痕迹，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的音变规则、形态规则及语法，在日耳曼语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与变音相关的材料多是德语，国内汉语研究学者了解有限，因此在古音研究中没有充分重视变音现象。而实际上，已经有汉学家在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史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日耳曼语的变音学说应用于汉语古音构拟及音变解释上，取得了一定成绩。所以希望本文对变音现象的介绍与讨论能够使读者比较清晰地了解变音的来龙去脉，进而对汉语古音研究有所启发。关键词：变音（Umlaut）；换音（Ablaut）；德语史；汉语语音史Title:　The　Umlaut　and　the　Study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Abstract:　The　umlaut　is　a　typical　vowel　assimilation　in　the　Germanic　languages.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300　years　it　has　exercised　influence　on　substantives,　verbs　and　adjectives　in　phonological,　morphological　and　grammatical　systems.　Today　the　umlaut　still　exists　in　modern　German　and　other　Germanic　languages,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Germanic　study.　Besides　the　umlaut　theory　can　also　help　sinologists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the　explanation　for　sound　changes　while　they　study　old　Chinese　on　the　basic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fact　some　have　succeeded　in　using　the　umlaut　theory　in　their　research.　But　most　Chinese　phonologist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umlaut　and　did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it　because　they　cant　read　materials　about　it,　most　of　which　were　written　in　German.　So　we　introduce　this　special　type　of　vowel　assimilation　in　the　article,　looking　forward　to　helping　our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umlaut　clearly　and　to　get　some　inspiration　for　old　Chinese　Phonology.Keywords:　Umlaut;　Ablaut;　History　of　German　Language;　Old　Chinese　PhonologyAuthor:　Li　Hong　is　a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specializing　in　一、　变音（Umlaut）的含义变音是日耳曼语研究中的专业术语，德语原文是Umlaut（阳性名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个音节中的元音受到后一个音节中元音的影响而产生的音变”陈海洋主编：《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第93页。；二是指德语的单元音、、ü以及双元音u。本文所讨论的是前者，即作为一种元音音变现象的变音。Umlaut这个词的前缀um表示变化、转变，词根Laut是语音的意思，最早由克劳普斯托克（F.　G.　Klopstock）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创造，Jellinek,　M.　H.,　Geschichte　der　neuhochdeutschen　Grammatik　1[M］.　Heidelberg:　Carl　Winters　Universittsbuchhandlung,　1913:　273.用来表示德语词根元音的所有变化。Klopstock,　F.　G.,　Klopstocks　smmtliche　Werke[C].Leipzig:　G.J.　Gschensche　Verlagshandlung,　1855:　VII.168ff.后来雅各布·格林（J.　Grimm）缩小了Umlaut的所指范围，将其定义为“die　von　einem　folgenden　vocale　bewirkte　trübung　(verdünnung)　des　vocals　der　wurzel（词根元音受其后面的元音影响而变得含糊不清这一现象）”，Grimm,　J.　&　W.　Grimm　(18541961),　Deutsches　Wrterbuch　von　Jacob　und　Wilhelm　Grimm[z].16　Bde.　in　32　Teilbnden.　Leipzig　18541961.　Quellenverzeichnis　Leipzig　1971:　Bd.23,　Sp.10111017.专指重读音节元音a、o、u受其后面音节中i或j的影响而变成e、、ü。这实际上是一种语音同化（Assimilation）现象，i和j的舌位较高且靠前，a受其影响，舌位抬高并前移变成e，o和u的舌位前移分别变成和ü。iüｕ

ｅｏ

ａ图1元音舌位图变音现象除了元音舌位抬高或前移的变化外，还包含元音舌位的降低或后移，下文中我们将会举例说明。二、　德语史上的变音（Umlaut）书面材料显示，变音作为日耳曼语所特有的语音同化（Assimilation）现象，在古高地德语本文德语史分期依据Schmid,　H.　U.，Einführung　in　die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M］　Stuttgart:　Verlag　J.　B.　Metzler.2009:　34的观点：语言阶段时间跨度印欧语（Indogermanisch）约公元前3000年日耳曼语（Germanisch）约公元前500年至公元7世纪古高地德语（Althochdeutsch）约700年至1050年中古高地德语（Mittelhochdeutsch）约1050年至1350年早期新高地德语（Frühneuhochdeutsch）约1350年至1650年晚期新高地德语（?倞lteres　Neuhochdeutsch）约1650年至1800年新高地德语（Neuhochdeutsch）1800年至今从日耳曼语分离出来之前就已存在。接下来让我们梳理一下德语史上发生过的变音。(一）　前古高地德语（约公元7世纪）1.　*e　>i音变条件：词中没有有“鼻音+辅音”组合，并且*e的后一个音节中有i、j或u。*e受后边的i、j或u影响发生变音，舌位抬高并前移变成i。我们可以从后来德语动词屈折变化的现在时形式中窥见这一音变的痕迹，例如动词nehmen“拿、取”：表1动词nehmen的现在时形式古高地德语中古高地德语新高地德语原形*nemannemennehmen第一人称单数*nimunimenehme第二人称单数*nimisnimestnimmst第三人称单数*nimitnimetnimmt我们看到，nehmen的古高地德语时期原形*neman的词根元音是*e，到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中都变成了*i，第一人称单数的*i是*e被词尾元音*u同化的结果，第二、第三人称单数的*i则是*e被词尾元音*i同化的结果。导致变音的词尾*u和*i到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弱化成e，后来逐渐脱落。第一人称单数的*i一直保留到15世纪，Schmid,　H.　U.，Einführung　in　die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M］　Stuttgart:　Verlag　J.　B.　Metzler.2009:　66现在的形式nehme是由动词原形nehmen类推而来，而非从中世纪演变而来的。第二、第三人称单数的*i则保留至今。2.　*u　>　o音变条件：词中没有“鼻音+辅音”组合，并*u的后一个音节中有a。*u受后边的a影响发生变音，舌位降低变成o。例如：词义日耳曼语古高地德语中古高地德语新高地德语（1）　“满的”*fulla>*fol>vol　>voll（2）　“金子”*gula>*gold>golt>Gold日耳曼语的词根元音*u受到舌位较低的词尾元音*a的同化发生变音，舌位降低，变成了古高地德语中的*o。这一音变即超出了雅各布·格林（J.　Grimm）为变音所定义的范畴。(二）　古高地德语（约700年至1050年）1.　原始变音（Primrumlaut）*a　>　e音变条件：词中没有ht、hs或“辅音+w”组合，并且*a的后一个音节中有i、或j。古高地德语例词：（3）　“客人”*gast　（单数）——*gesti（复数）（4）　“羊羔”*lamb（单数）——*lembir（复数）（5）　“长的”*lang（原级）——*lengiro（比较级）（6）　“驾车”*faran（动词原形）——*ferit（第三人称单数）以上例词发生屈折变化时产生含有i的词尾，从而导致词根元音*a发生变音，舌位抬高并前移，变成*e。所谓“原始变音（Primrumlaut）”，是相对于“继发变音（Sekundrumlaut）”来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小节讨论。根据书面材料，原始变音“首先出现在650年至850年间的北日耳曼语中，8世纪中叶的日耳曼语中已可觅其踪迹，9世纪时已在古高地德语地区全面传播开来”。陈晓春编：《德语史概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第57页。2.　继发变音（Sekundrumlaut）*a　>,　*　>　,　*o　>,　*ō　>,　*u　>ü,　*ū　>ǖ,　*ou　>u,　*uo　>üe音变条件：所有发生变音的元音的后一个音节中有i、或j。注意这里没有关于音节之间辅音的条件限制，即曾经阻碍变音发生的辅音已经不再起作用。由于最早记录原始变音的文献出自古高地德语时期，而最早记录继发变音的文献出自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因此人们分别称它们为“原始变音”和“继发变音”。有的学者，如H.　J.　MeyerMeyer,　H.　J.,Meyers　Groes　Konversationslexikon,[z].Leipzig　und　Wien: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8261909,　ed.1912:　336.、陈晓春陈晓春编：《德语史概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第98—99页。等，严格依据书面材料，将继发变音划分为中古高地德语时期的元音变化；有的学者，如H.　BumannBumann,　H.,　Lxikon　der　Sprachwissenschaft.2.　Auflage[z].　Stuttgart:　Verlag　Krner　1990.　汉译本为陈慧瑛等编译：《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第579—580页。、H.　U.　SchmidSchmid,　H.　U.，Einführung　in　die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M］　Stuttgart:　Verlag　J.　B.　Metzler.2009:　6768.等，则认为其实继发变音在古高地德语时期就已经发生，不过仅限于音素（Phon）意义上的变化，并没有形成新的音位（Phonem），因此当时的德语使用者只是将变音结果当作音素变体（Allophon），没有察觉到音位化（Phonemisierung）进程已经开始，所以没有记录下来。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形容词schn（美丽）和副词schon（已经）的同源关系，它们的演变过程如下：古高地德语中古高地德语新高地德语（7）　*skōni　>schne此处与实际发音相同，只是写法不同。下文中的例词hhe亦同。>　schn（8）　*skōno　>schōne>　schon最初人们依靠词尾元音*i与*o的差异来区分这两个词，后来*skōni的词干元音受词尾元音*i的影响，发生了变音*ō　>，而*skōno的词尾元音*o不能引发变音，因此词干元音*ō保持不变，这时两个词的词干从听觉上讲差异并不大，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中古高地德语时期，词尾元音都弱化为e[]，人们不得不通过词干元音与ō的差异区分这对同源词，才意识到继发变音的重要性。当两个音素的差异足以区分两个词的意义时，新的音位产生了，音位化进程得以完成。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同继发变音发生在古高地德语时期的观点，同时依据书面材料的记录时间，推测继发变音的发生时间应该比原始变音稍晚一些。下面来看一组例词：词义古高地德语中古高地德语新高地德语（9）　“强大”*mahtg>mhtec>mehtec>mchtig（10）　“消息”*mri　>mre>mre　>Mr（11）　“高度”*hōh>hhe>Hhe（12）　“差役”*butil>bütel>Büttel（13）　“干草”houwi>huwe>hu>Heu（14）　“荒地”wuost>　wüeste　>Wüste我们看到，辅音如ht已经不能阻止词尾的影响，仍然发生了a　>的变音；不仅短元音会变音，继发变音已经涉及长元音和双元音ou及uo，这对德语的元音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情况比较复杂，本文限于篇幅，兹不赘述。(三）　中古高地德语（约1050年至1350年）中古高地德语时期有关变音的演变主要是音位化（Phonemisierung）。我们在前文2.2.2已经讨论过，继发变音发生在古高地德语时期，而变音结果的音位化则推迟到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当引发变音的非重读音节元音i、或j弱化或脱落后才得以完成。由继发变音产生的新的音素、、、、ü及ǖ至此正式进入德语的音位系统，由双元音*ou和*uo变音而来的u和üe也被认作德语新的双元音。后来，ǖ和u变成[oi]，写作eu或u；üe变成单元音ǖ，写作ü。另外，日耳曼语本来的元音e、原始变音所形成的元音e、继发变音所形成的元音和以及长元音ē日耳曼语原有的长元音*ē变成*，然后又产生*ē2填补空位，古高地德语时期*ē2　>　*ia，到新高地德语时期演变成。早期新高地德语中的ē来自古高地德语的双元音*ai。发音接近，于是到早期新高地德语（约1350年至1650年）时发生语音简化（Reduktion），这几个元音的长音统一读[ē]，短音统一读[]，写作或e。(四）　新高地德语（约1350年至今）1.　变音的形态化（Morphologisierung）从中古高地德语向新高地德语过渡的数百年间，即早期及晚期新高地德语时期（约1350年至1800年），有关变音的演变主要是形态化（Morphologisierung），所形成的形态规则一直沿用至今，因此我们将这段时间合在一个小节中论述。形态化指“一个音系规则由于失去原本存在的语音学方面的理据而变为形态规则”。Bumann,　H.,　Lxikon　der　Sprachwissenschaft.2.　Auflage[z].　Stuttgart:　Verlag　Krner1990.　汉译本为陈慧瑛等编译：《语言学词》，商务印书馆,2003，第349页。古高地德语时期引发变音的非重读音节元音i、或j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弱化并逐渐脱落，变音发生的依据便消失了，于是类推产生新的形态规则，取代了原来相应的音变规则。变音的形态化涉及以下两个方面：a.　名词复数规则古高地德语时期名词单数变复数时，有的词发生了变音，后来引起变音的非重读音节元音i、或j脱落，但变音结果仍保留着。如例（3）“客人”*gast的复数是*gesti，后来*gesti的词尾元音*i脱落，变成Gste，造成Gste似乎是直接由单数形式Gast变化而来的假象。于是人们将变音看作名词单数变复数的手段，为不具备变音条件的复数形式推出含有变音字母的形式。例如下列名词：词义单数复数（15）　“男人”MannMnner（16）　“房子”HausHuser（17）　“院子”HofHfe（18）　“母亲”Mutter　Mütterb.　形容词比较级规则形容词的比较级变化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如例（5）“长的”*lang的比较级是*lengiro，后来*lengiro的非重读音节元音*i弱化成e[]，变成lnger，造成lnger似乎是直接由原级形式lang变化而来的假象。于是人们将变音看作形容词比较级变化的手段，为不具备变音条件的比较级形式类推出含有变音字母的形式。例如：词义原级比较级（19）　“老的”alt　lter（20）　“大的”　grogrer（21）　“短的”kurzkürzer2.　变音参与的词语派生（Ableitung）现代德语中能够体现变音的还有以下两类词语派生：a.　名词小化德语中常常在名词后面加小化后缀（如现代德语的chen和lein），表示小巧、可爱的意思，例如在“桌子”Tisch后面加上lein，就构成“小桌子”Tischlein一词。这种构词法来源于古德语。我们来看中古高地德语“少女”maget一词的小化形式：词义中古高地德语新高地德语（22）　“少女”　maget>Magd↓↓↓“女孩”　magedn/megdn/megetn>magetln/megetln　>Mgdlein/Mdchen中古高地德语的小化后缀n引起词干元音a变音成e，于是maget的小化形式为megetn，由于地区之间音变进程与细节的差异，当时有magedn、megdn和megetn三种形式共存，后来演变为magetln和megetln两种形式共存。小化后缀历经n>ln>lein的变化，在新高地德语时期不再具备引发变音的条件()。仅从共时角度看，似乎是将Magd变音、再在后面加上小化后缀lein构成其小化形式Mgdlein的，于是类推产生了Magd的另外一种小化形式Mdchen。Mdchen显得通俗平易，逐渐取代Mgdlein被广泛接受，而Mgdlein作为优雅诗意的形式，仍见于文学作品之中。利用变音并添加后缀的手段派生名词的小化形式，是现代德语中常见的构词法。例如：词义原形小化形式（23）　“猫”KatzeKtzchen（24）　“鼠”MausMuschen（25）　“鸟”　VogelVgelchen（26）　“井”　BrunnenBrünnchenb.　形容词的派生形容词构词后缀ig、isch和lich本身就包含元音i，所以由其构成的形容词都是经过变音的。例如：词性词义词性词义（27）　arm　形容词“贫穷的”——rmlich形容词“（显得）贫穷的”（28）　barfu　副词“赤脚地”——barfüig形容词“赤脚的”（29）　Fluss　名词“河流”——flüssig形容词“液态的，流畅的”（30）　Hof　名词“宫廷”——hfisch形容词“宫廷的，高雅的”（31）　Narr　名词“笨蛋”——nrrisch形容词“愚蠢的”3.　变音与弱变化动词（schwache　Verben）现代德语中有一类数量较多的动词叫弱变化动词（schwache　Verben），特点是借助舌尖音后缀（Dentalsuffix）[t]构成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例如：词义不定式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分词（32）　“讲话”redenredetegeredet在古高地德语时期，弱变化动词的现在时不定式有*en该类动词在哥特语中的词尾是*jan，因此被称为jan动词。、*ōn、*ēn三种词尾。在动词变化过去时和过去分词时，以*ōn、*ēn结尾的动词只需为词干添加相应词尾与相应元音*ō或*ē即可；而以*en结尾的动词则比较特殊，*en来自更早的*jan（因此它们被称为jan动词），*j导致词干元音发生变音。jan动词的变化分两种情况：Schmid,　H.　U.，　Einführung　in　die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M］.　Stuttgart:　Verlag　J.　B.　Metzler.2009:　130132.a.　不定式词干含短元音且词尾为单辅音时，*j引起词干元音变音、词尾辅音重复，过去时中词干与舌尖音后缀之间的衔接音*i引起过去时词干变音，例如：词义不定式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分词（33）　“讲述”*zellen*zelita　*gizelit（非屈折）/*gizalter（屈折）b.　不定式词干含长元音或双元音且词尾为单辅音、或词干含短元音且词尾为多辅音时，*j引起词干元音变音，过去时中词干与舌尖音后缀之间无衔接音*i，因此不会引起过去时词干变音，例如：词义不定式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分词（34）　“解开”*lōsen　>　lsen*lōsta>　lōste*gilōsit　>　gelset（非屈折）/*gilōstēr　>　gelōster（屈折）（35）“加强”*sterken*starkta　>　starkte*gisterkit　>　gesterket（非屈折）/*gistarktēr　>　gestarkter（屈折）jan动词中现在时不定式与过去时及过去分词中的元音交替现象，叫作逆变音（Rückumlaut）这一术语源自雅各布·格林（J.　Grimm）。由于过去时中词干与舌尖音后缀之间无衔接音*i，词干元音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逆变音”的叫法名不符实，不过仍然沿用至今。。逆变音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大行其道，到新高地德语时期却逐渐消失，现代德语中仅有六个动词还保留着逆变音：brennen、nennen、kennen、rennen、senden和wenden，Bumann,　H.,　Lxikon　der　Sprachwissenschaft.2.　Auflage[z].　Stuttgart:　Verlag　Krner1990.　汉译本为陈慧瑛等编译：《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第458页。变化如下：词义不定式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　过去分词（36）“燃烧”brennenbranntegebrannt（37）“称呼”nennennanntegenannt（38）“认识”kennenkanntegekannt（39）“跑”rennenranntegerannt（40）“送出”sendensandtegesandt（41）“转向……”wendenwandtegewandt三、　变音的种类按照导致变音发生的音素与变音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类：(一）　i变音（iUmlaut）i变音由非重读音节的高元音i、或j引起，导致重读音节元音的舌位抬高或前移。本文2.1.1、2.2.1及2.2.2所论述的*e　>i（由i、或j引起的）、原始变音与继发变音皆属于i变音，因此这里不再重复举例。(二）　a变音（aUmlaut）a变音存在于原始日耳曼语，由非重读音节的低元音a引起，导致重读音节元音的舌位降低。本文2.1.2所论述的*u　>　o即属于a变音。此外，原始北欧语（Urnordisch，属于北日耳曼语）中也有a变音，例如：词义原始北欧语古西北欧语（Altwestnordisch）（42）　“男人”*wira>verr(三）　u变音（uUmlaut）u变音由非重读音节的高元音u引起，导致重读音节元音的舌位抬高或后移。本文2.1.1所论述的*e　>i（由u引起的）即属于u变音。u变音也见于原始北欧语。例如：词义原始北欧语古西北欧语（43）　“小伙子”*maguR>mgr原始北欧语的词干元音*a受后面元音*u同化，舌位抬高后移、并圆唇，变音为古西北欧语中的（是类似于o的元音），*u则消失了。此外，冰岛语（Islndisch，属于北日耳曼语）历史上也发生过u变音，从现代冰岛语的名词变化形式可以窥见历史演变的痕迹。例如名词“陆地”land：表2名词land的形式格（Genus）这是采自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旧译。《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云：“言八啭者：一诠诸法体，二诠所作业，三诠作具及能作者，四诠所为事，五诠所因事，六诠所属事，七诠所依事，八诠呼召事。”单数复数体格（nom.）landlnd业格（akk.）landlnd为格（dat.）landilndum属格（gen.）landslanda为格landi的复数形式包含词尾元音u，导致a发生变音，舌位抬高并圆唇，变成。属格lands的复数形式landa的词尾a没有导致变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古冰岛语时期land的体格及业格的复数形式也曾经有词尾元音*u，引起变音a　>，不过*u后来在语音演变过程中脱落了。四、　变音与换音（Ablaut）的区别变音这个概念很容易与换音（Ablaut）混淆，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换音。换音是指“属于同一词源的词中的元音产生有规则的变化”，陈晓春编：《德语史概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第13页。例如：（44）　词性词义词性词义binden动词“捆，绑”Binde名词“带子，饰带”bandbinden的过去时Band名词“细绳，带子”gebundenbinden的过去分词Bund名词“捆，束”这一组同源词的iau元音交替在其他许多动词中都存在，因此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换音。日耳曼语中共有七组换音系列，至今仍都保留在德语中：eiiiiｏoe/iao/ue/ｏaoe/iaeauaei/au/ō/a/ūiei/au/ō/a/ū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细说明换音的规则，只能强调它与变音的区别：a.　发生原因不同：变音是受元音同化作用引发的，而换音是适应印欧语不同时代重音规则的音变结果。b.　起源时间不同：变音最早仅追溯到原始日耳曼语时期（约公元前500年至公元7世纪），而换音在印欧语时期就已存在（约公元前3000年）。c.　涉及领域不同：变音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的音变规则、形态规则及语法，而换音主要体现在强变化动词（starke　Verben）强变化动词（starke　Verben）即为在现在时不定式、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中的词根元音交替呈现换音系列的动词。这类动词在现代德语中只占少数，属于不规则变化动词。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的变化上。d.　音变条件不同：变音的关键条件是后一个音节要有能导致变音的元音，而换音的发生是无条件的。e.　音变方式不同：变音是通过元音舌位的抬高或降低、前移或后移来实现的，而换音的音变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质变（qualitativer　Ablaut），指音色（Klangfarbe）变得更为和谐（Abtnung），例如印欧语中的词干短元音*e转换成*o，在日耳曼语中发生*e或*i与*a的交替；另一种是量变（quantitativer　Ablaut），指元音时长（Lnge）变得层次更为分明（Abstufung）：原来的词干短元音脱落或延长。五、　变音与汉语古音研究19世纪在印欧语系研究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两百年来随着印欧语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科本身的理论与方法日臻成熟，早已被汉学家借鉴应用于汉语史研究，开辟了现代意义上的汉语史研究道路。变音作为典型的日耳曼语语音同化现象，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范畴，可以用来解释音变原因、进而协助古音构拟（reconstruction）。本节我们就以汉语中古音三、四等韵母的构拟为例，来说明变音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作用。最早在汉语古音研究中引入变音学说的大约是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　Maspero），他于1912年设想中古汉语（ancient　Chinese）中古汉语大致是指公元五百年至六百年之间的汉语。构拟那时的音系所依据的书面材料主要有翻译中的汉外对音、韵书和等韵图。韵书是古人把一个音系的全部音节或绝大部分音节按照一定的韵部系统编排而成的书，有点像今天的字典。等韵图就是依照韵书制定的一种声母、韵母及声调的配合表。汉语音韵学界构拟中古音是以成书于公元1008年的《广韵》为基础的。中国现存最早韵书是601年问世的《切韵》，但久已失传，《广韵》成书虽晚，却是在《切韵》音系的基础上编撰而成，是能完整反映《切韵》音系的最早韵书。《广韵》共收字约2.6万，分206韵、35声母。宋代等韵图的作者按照韵尾相同及主元音相近的原则将《广韵》206韵归纳为16大类，即16摄：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曾、流、深、咸；还将所有韵母按照介音与主元音的发音差异分列在韵图的四格中，“某一个韵母中各声母的字，在韵图中全部放在第一格的，叫作一等韵，全部放在第二格的，叫作二等韵，全部放在第四格的，叫作四等韵，不属于一等韵、二等韵和四等韵的韵类，叫作三等韵”（潘悟云2000:14）；其中有介音[u]的韵划为合口，无介音[u]的划为开口。山摄三、四等开口韵母发生了ian>ien的音变（高本汉2007：466），a被i介音同化，发生i变音，变成舌位较高的e。这里的i变音和本文前几节所述日耳曼语中发生的i变音有所不同：一是方向不同，日耳曼语中是词尾的i等高元音同化前边的词根元音，属于逆同化现象（regressive　Assimilation），而这里的同化方向是从前往后，属于顺同化现象（progressive　Assimilation）；二是涉及范围不同，日耳曼语属于屈折语，变音是一个音节影响另一个音节，是超音节的，而汉语是孤立语，一个音节即为一个语素，变音发生在同一音节内部，是介音对主元音的影响。1916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受马伯乐的启发，依照日译汉音、高丽译音以及他本人调查汉语方言所得材料，将山摄开口三等韵仙韵构拟为n，四等韵先韵构拟为ien高本汉为三等韵构拟了一个弱的辅音性介音、为四等韵构拟了一个强的元音性的介音i，因此分别配上较弱的元音和较强的元音e。这里涉及他广受学界批评的“j化说”，但与本文论述的元音音变关系不大，兹不赘述。参见高本汉（B.　Karlgren）著，聂鸿音译：《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齐鲁书社，1987，第54—59页；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中国音韵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第466—473页。。学界公认山摄的主要元音是a，这里可以认为a受介音和i影响分别变音为和e。1939年中国学者陆志韦以《诗经》声类分析结果及暹罗音为依据反驳了高本汉的观点，认为山摄四等韵没有介音，并提出i变音发生的时间。陆志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陆志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56—86页。他假定的音变过程如下：《诗经》时代《切韵》时代　唐代及北宋南宋

三等韵*i，陆志韦原文作，依其行文，以下元音由窄至宽排序如：e、、、a，由此推断即为国际音标。参见陆志韦：《古音说略》，哈佛燕京学社，1947。>i（i渐长，渐窄）>i（i渐长，渐窄）>i或ie（i变音）

四等韵*>>i（类推）>i或ie在他的构想中，三、四等韵从《诗经》时代起就是可以分开的，三等韵在《切韵》时代受到i变音作用影响，介音i逐渐变长、主元音逐渐变窄，该趋势一直延续至宋代。在这一渐变过程中，四等韵主元音通过类推生发出与三等韵一致的介音i，该介音发挥作用，使三等韵元音变音成或e，甚至一些四等韵的可能也变音成e。至南宋，三、四等韵完全混同，主元音是i或ie。由此构拟仙韵为in由于仙韵属于重纽（《切韵》音系中支、脂、祭、真、仙、宵、侵、盐八韵系唇、牙、喉音三、四等小韵的重出），在韵图中声母、韵母、声调相同的位置对应两组反切不同的字，所以应当有不同拟音。陆志韦认为两组字的不同在于介音，将仙韵分为重纽三等和重纽四等两类，并分别构拟为n和in（陆志韦：《古音说略》，哈佛燕京学社，1947，第24—29页）。、先韵为n。i变音从汉魏以后长期发挥着潜在影响，到南宋最终完成整个变音过程，使二韵合流。陆志韦取消高本汉的四等韵介音的做法得到汉语音韵学界的认同，后来的大部分学者如李荣、邵荣芬、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在各自的汉语中古音系中都不在此设置介音，而且为仙、先二韵构拟的主元音也大同小异。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第83—88页。在仙、先二韵开口的构拟过程中，书面材料与方言调查结果是基础，不过i变音对确定韵部主元音与解释音变原因及过程所起的启发作用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六、　小结变音是典型的日耳曼语元音逆同化现象，历经一千三百多年演变，从前古高地德语时期零散发生、到古高地德语时期逐渐发展，从原始变音迅速扩散到继发变音，变音结果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全部实现音位化，到新高地德语时期影响渗入到形态变化中，在现代德语及其他日耳曼语言中依然保留着变音痕迹，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的音变规则、形态规则及语法。按照导致变音发生的音素与变音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变音分为i变音、a变音和u变音三类，其中i变音最为普遍，后两者仅见于少数日耳曼语。换音作为日耳曼语的另外一种元音变化现象需要与变音相区分。换音起源早于变音，是元音适应印欧语不同时代重音规则的音变结果，与变音在音变原因、条件、方式、所涉及范围等方面皆有差异。汉学家在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史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日耳曼语的变音学说应用于汉语古音构拟及音变解释上，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与变音相关的材料多是德语，国内汉语研究学者了解有限，因此在古音研究中没有充分重视变音现象。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目的所在，希望本文对变音现象的介绍与讨论能够使读者比较清晰地了解变音的来龙去脉，进而对汉语古音研究有所启发。两汉文化与徐州刘邦与两汉文化的形成刘邦与两汉文化的形成白光华作者简介：白光华，字文睿，副编审，曾任江苏省丰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党组书记、文联主席，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会员、徐州市诗词协会副会长、中国刘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等。编著有《徐州利国铁矿志》《丰县志》《丰县政协志》《丰县戏曲志》《丰县集镇史话》《白话丰县》《少年张天师》《丰县当代人物选录》等多部文集。徐州市丰县县委宣传部摘要：两汉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习与研究课题，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本文申述了两汉文化的主体部分（不包括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所形成的背景与过程，以及汉高祖刘邦在两汉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关键词：刘邦；汉代；文化Title:　Liu　Ba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e　in　Han　DynastyAbstract:　The　culture　of　Han　Dynasty　has　been　a　synonym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some　extent　and　drawn　attention　and　research　from　academia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that　Liu　Bang　played　dur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culture　in　Han　Dynasty.Keywords:　Liu　Bang;　Culture;　Han　DynastyAuthor:　Bai　Guanghua,　director　of　Jiangsu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Association,　member　of　Xuzhou　Han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of　Xuzhou　Poetry　Associatio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China　Liu　Bang　Research　Association,　etc.黄河滔滔，大浪淘沙。历史的洪流荡涤着千古人物，陶冶出不朽的文化。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由刘邦所创立的、泱泱四百余年的大汉基业，为中华民族的延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而浑厚的物质基础。由此所形成的两汉文化，则成为中华民族凝聚与发展最为有力地保障与支撑。从丰县中阳里走出的一介布衣——汉高祖刘邦，结束了秦王朝的横征暴敛，抚平了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以来六百余年的争战疮痍，改革了秦的暴政，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之大成，为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封建文明社会，为两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一、　两汉文化的承袭基础及其特点两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让东西方的现代文明之士为之惊叹。但是，两汉文化的形成较之中国上古时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较晚的，它的形成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从西部到中原，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自汉高祖刘邦出生至大汉王朝的建立，汉王朝所接受的文化基础大致有以下八种类型：荆楚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都代表着地方文化鲜明的区域特色。(一）　荆楚文化：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是整个楚文化的原始基础文化，也是后来刘邦诞育地区（西楚）的本土文化。丰县在春秋时期曾隶属于古宋国，宋康王戴偃晚年将其国都迁移至今丰县的欢口镇境内，所以丰县有“汉高故里，古宋遗风”之称。至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因宋康王戴偃的荒淫暴虐，“群臣谏者则射之”，诸臣皆称之为“桀宋”。于是，齐、楚、魏三国联合攻宋，宋王逃亡，后死于魏国温邑（今河南温县）。齐、楚、魏三分宋地，其丰邑之地为楚国所得，将这一区域称之为“西楚”。在长达六十五年的时间里，丰邑虽为西楚的边陲之地，但由于隶属关系，丰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皆受楚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如楚文化的图腾“凤凰”、尚红尚左的生活习俗、楚辞特征“兮”字的频繁应用等，都对后来的刘邦及两汉文化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至今在丰县仍有很多楚文化的印痕，如“凤落丰城”的传说，凤凰嗉、凤鸣塔、凤鸣广场、凤鸣公园、凤城宾馆的命名，刘邦自称“沛公”的起因以及“大风歌”“鸿鹄歌”的楚辞等，皆源于楚文化的影响；同时，受刘邦的影响和带动，使后来的两汉文化中融入了许多楚文化的因子和元素。(二）　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孔孟之学”，其地域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主要从事于农业和蚕桑丝织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利，故而形成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乡人者，大国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距离齐鲁之地数十里的丰邑，是刘邦的诞育之地，祖、父几代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对齐鲁的风俗、文化十分熟谙，并深受其影响。《丰县志·风俗》曰：“地邻邹鲁，夙有儒风。然俗好刚劲，尚气节，轻剽急疾，虽庸下莫肯少俯。”刘邦之所以在创业之初不好儒学而刻意模仿楚学，除了他生长于楚国领地的因素之外，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身处战争环境，在两国交兵之际，儒学的那套理论是用不上的。在战争环境中，刘邦需要的不是仁慈，而是勇猛；不是忠恕，而是狡黠，楚风恰恰具备这种粗犷雄猛的气势。二是刘邦在起兵反秦之初需要与项羽合作，势必要投其所好，学习楚风、楚俗，既是为了便于接近项羽、寻找共同语言，更是为了有利于结成军事同盟，齐力抗秦。在立国之后，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陆贾、叔孙通、郦食其等儒者的建议，并让太子学习儒家文化，亲临曲阜以太牢之大礼祭孔，说明刘邦习楚、习儒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需求而确定的。对刘邦而言，荆楚文化、齐鲁文化都是烂熟于心的，推崇与否因时势而定，一时的好恶并不代表着文化上的厚此薄彼。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分来源于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三）　中原文化：即华夏文化，炎黄之根。这种文化产生于黄河的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有着突出的、较先进的农耕文化，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较为发达，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四方文化竞相辐射、荟萃于此，进而更促进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中原地区的争雄逐鹿，使四方文化在此融合，逐渐形成了汉文化的“核心文化”，而后则又以巨大的影响力反作用于四方民族文化。所以，刘邦多年活动于这一地区，对这里的文化观念十分熟悉，特别是对“商人”唯利是图、巧取豪夺的观念、手段极为反感，以致在建立汉朝后一再平抑商人，限制其发展。(四）　关中文化：即三秦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产生和形成于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这里膏壤千里，以田为上，好稼墙、多大贾，农耕文化形成较早。由于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大自然的调节，因而自殷周时起便产生了“天命神权”“以德配天命”的文化观念，以及依赖上天的心理。自西周一统天下之后，建立了以井田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公社为形式、以乡为基层组织、以世袭分封为政治结构、以宗庙社稷为权力象征的等级制度，而且形成了无形的、坚不可摧的宗法制度。以宗法制度维护君统，以族权代替政权，以家法充实国法，形成了严密的封建家长制统治体系。经过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的强化，这一整套封建体制的文化观念，均为后来的刘邦所接受，并未后来的历代帝王所效法，使之成为汉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日本学者松崎常子曾说：“楚文化、秦文化及文帝以后的汉文化的关系是一种彼此影响、相互融合、承上启下的关系。”(五）　北方文化：即燕赵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主要产生于北部的海河流域，包括春秋时期的赵、中山、燕及以北地区。这一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同之处，且受塞外匈奴游牧文化的影响，显得更加雄浑粗犷，奔驰豪放。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这里的文化风俗时指出：“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中山地薄人众……悲歌慷慨。”刘邦在青少年时期曾与陈余、张耳到这一带游历，对这一带的慷慨壮士如荆轲等英雄人物十分敬佩。自刘邦始，北方文化渐次融入汉文化，“和亲政策”使汉文化进一步发挥其影响。至魏晋、南北朝，北方文化逐渐失去自身的特点，融合于汉文化之中。除了上述五种文化主体之外，还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越族亚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汉文化”。汉朝建立前，中国广大地区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极大地限制了区域交流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李斯等人的倡导下，虽然对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文化现状进行了改革，但这项工作并非像战争那样，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完成改变，而是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正是汉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华夏文化“大一统”的有利条件，使八方文化融为一体，诸子百家互相渗透，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汉文化。汉字、汉语、汉文化来自百族，又影响于八方，对中华民族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千年不衰的深远影响。二、　两汉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基本要旨如上所述，两汉文化是在百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汉字、汉语、汉文化都是在悠悠的历史岁月中，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经历了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大一统”的改进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雏形。经过文、景、武帝的实践锤炼，使之成为较为固定的民族文化。两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汉人、汉语、汉字、汉文化”的特定称谓。在博大精深的两汉文化中，其主要内容及基本要旨大致如下：(一）　“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建汉之初，人们在饱尝了战乱之苦以后，极其渴望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以期休养生息，繁荣发展。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与之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主要是道家的“黄老刑名之学”。“黄老之学”的基本要旨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即如老子《道德经》之说：“吾无为而民自化，吾好静而民自正。”《汉书·刑法志》云：“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在汉初至武帝的这个时期内，这种文化思想是符合社会需要和民众需要的。陆贾的《新语·至德篇》说：“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与民休息，使民众安其居，乐其业，从而也就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正是这种慎用刑罚，体恤民情，不妄为，不豪夺，以“无为”“无争”而引导民众“自化”“自正”，以“约法省禁”的指导思想，使社会状况日趋稳定，生产经济日趋发展，始形成“高惠之安”“文景之治”的祥和局面。(二）　“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汉初的“无为而治”使汉王朝得到迅速的巩固和蓬勃发展，为汉武帝的儒法治国、继续开拓打下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政治环境。至武帝即位之时，已经是“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却摒弃“无为而治”，提倡儒法治国，是有其必要性的：一是“无为而治”积重难返，社会状况亟待改革。至武帝即位之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内政而言，高帝、文帝时分封的诸多王国，经过几十年的积心经营，不仅各自占有很大的地盘，而且拥有相当大的实力，“其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甚而“自为法令，拟于天子”，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势力，因而造成叛乱不止、内政极为混乱的局面。在边防上，汉初的几代皇帝对强敌匈奴都是实行“和亲”“通关市”的妥协政策，以求相安无事。但匈奴人却是劣性难改，贪得无厌，时大时小的掠夺性侵扰，已到了非强治不可的地步，急需加强“强权政治”。二是秦时积弊影响甚深。虽然汉兴已七十余年，但秦时的遗风依然根深蒂固，极大地干扰着汉制的健全和发展。“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天下也。”《汉书·董仲舒传》。就是武帝亦认识到“今阴阳错繆，氛气充塞，群生寡随，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因而必须进行新的改革。随着儒学的发展和国人觉悟的提高，“非大兴儒学不能予以根治”的观点已成共识。武帝即位后，便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对策之法公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是在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同时，儒学诸家虽没被推上首席，但亦未限制其自由发展。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即看到了儒学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转而接受儒学，并以太牢之礼祭孔，让太子习儒学，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使儒、道并行不悖，给儒学的提高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因而使“独尊儒术”成为水到渠成的自然之势。所有这些客观条件都是儒学独尊的外在因素，而儒学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才是其站稳脚跟的根本所在。儒学包括有一整套的儒学经典，在汉时有“六经”之说，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后因《乐》佚失，而称之为“五经”。后世儒学不断增补，最后形成“十三经”。所有这些理论经典，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结晶。它引导民众向义忘利，倡仁政而弃暴政，主张“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汉朝能够绵延四百余年，傲立于当时的欧亚诸国之上，正是汉武帝的儒法治国为之奠定坚实基础。中国的封建体制从此趋于完善和成熟，实现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三）　“龙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在汉文化的诸多方面中，“龙凤文化”是印象最深、流传最广、塑造最完美的文化成分。每个炎黄子孙不论其在何地方，不论其事何职业，无不骄傲地自称为“龙的传人”“凤仪天下”。“龙凤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龙凤文化”的形成与刘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刘邦与陈胜、吴广、项羽一样，都是楚国人，承袭的都是楚文化，信奉的图腾是“凤凰”，喜欢的是楚歌、楚舞、楚辞、楚服。我们所见到的最原始的刘邦半身像，衣着就是楚服——短衣、交领、右衽、直裾；他给后世所留下的《大风歌》《鸿鹄歌》，就是典型的楚辞。所以，《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就记述了叔孙通见刘邦时，脱下长袍，换上短衣，就是以讨刘邦的欢心；《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龙”图腾的形成约在尧、舜、禹诸部落合并联盟时期，此时只剩下7个部落及其图腾，因此形成马头、鹿角、蛇躯、鳞身、鱼尾、兽脚、鹰爪共同组成的联合体。许顺湛在其《中原远古文化》第五章中，曾对炎、黄时代的33个主要图腾氏族进行排列，至尧、舜、禹部落联盟时，只剩下7个部落，这表明在部落不断地扩张兼并，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闻一多在其《伏羲考》一文中也指出：“龙是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的形象定型于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间，这一时期正是楚国北扩、楚文化北上，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交融汇合的时期。因此，“龙”图腾的形成，象征着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华夏文化的奠基，从此普天下的中国人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后，带着他原有的文化基础融入八方文化，创造了汉人、汉字、汉文化的特定称谓，因而“龙凤呈祥”就成了中华民族一个新的文化符号，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司马迁煞费苦心地编织了一个“刘邦之母遇龙受孕”的故事，就是为了把刘邦塑造成一个“龙种”的“真龙天子”。所以，刘邦之后的历代封建帝王，无不将自己说成是“真龙天子”；王侯将相乃至寻常百姓，无不用“龙凤呈祥”祈福于家。悠悠数千载，至今不衰，足可见由汉高祖刘邦所缔造的“龙凤文化”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虽没有人再将自己封为“真龙天子”，但“龙的精神”，那种叱咤风云、驾驭自然的神伟形象，依然活跃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鼓舞着人们奋发向上，拼搏进取。三、　两汉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影响由汉高祖刘邦奠基而发展起来的两汉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曾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则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一）　两汉文化的形成是衡量民族兴亡的一个标志两汉之前的秦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的先祖是东方夷人，早期文化较为进步，属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夏商时代，秦国及各支族遍布于黄河流域，身份地位较高。商末，西方的秦民沦亡于戎狄地区，由于受周边蛮族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使文化发展渐渐落后。周武王东征及周公旦东征，东方的秦人因受到打击而部分西迁，至西周晚期始得以复国，但此时的文化水平已落后于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奋起追赶东方六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成为战国时期的七雄之首。但由于秦“重功利”“轻文教”，文化教育仍落后于东方六国，诸子百家之中无一人出自秦地即是例证，秦国的文臣、谋士、博士也多来自其他六国。秦始皇承先辈之志，以武力统一了中国，但没有在文化上真正统一中国。虽然也采取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文化改革，但只是在形式上的文字变化，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文化的差异，使东方六国只是从形式上归属于秦朝，在其民族文化心理上仍未与秦族形成统一的格局，即秦并未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实现统一。先进的楚文化区和齐鲁文化区的人们首举义旗，欲翦灭暴秦。这一行动很快得到了以“华夏文化”为宗的故“六国”民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是而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覆灭了秦朝，建立起融荆楚、齐鲁、中原等八方文化为一体的汉王朝。由此可见，没有形成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促使秦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建立了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则是汉朝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说，民族文化的统一与否，是衡量一个民族成败兴衰的重要标志。(二）　两汉文化揭示了政治经济的基础地位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其所处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文化观念体现着政治观念，文化水平代表着经济实力，两汉文化正是体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建汉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民众饥寒交迫，嗷嗷待哺，国家财虚粮空，入不敷出，于国于民都亟须一个恢复元气、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为了满足这种政治形势的需要，使得“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占据上风。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也确实使西汉前期的农业生产得到迅猛的恢复和发展，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得以稳定和巩固。经过高、惠、文、景四帝六十八年的持续努力，经济繁荣，国富民强，并在人民的支持下，消灭了七个割据诸侯国（“吴楚七国之乱”）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在经济繁荣、政治巩固的基础上，汉武帝针对诸王势大、纲纪不整、外敌入侵、边防不稳的局面，果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仁治政策，推动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指导思想，推动西汉王朝进入到全盛时期。在政治上，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在经济上，轻徭薄赋，以农为先，重敛豪商，保障军需，推广农业技术，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军事上，实行“屯田、实边、马政”等军民兼顾、强国固边的政策，打败了强敌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商路，大大扩展了汉朝的政治影响和疆域土地；在文化上，加强了上层建筑的改造，稳定了共同文化的心理状态。所有这些，都说明文化思想能够指导政治经济；反过来，政治经济又能够促进文化思想的进步，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三）　两汉文化对家族观念、伦理道德影响深远刘邦统一中国后，为了缔造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皇朝的需要，废除了秦时的“异姓王”制度，大肆分封“同姓王”，建立起“家天下”的中央统治集团，强化了家族观念，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宗族观念和宗族势力明确化、制度化。此后，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血统关系、裙带关系愈演愈烈，固不可化，遏制了进步思想的健康发展，制约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统治者的阋墙之祸埋下了不可救药的病根。两汉时期，无论前期的道家还是武帝时期的儒家，都是推行“仁治天下”的指导思想。道家热衷于“无为”“无争”；儒家醉心于“忠”与“孝”。特别是儒家思想，更具有典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特征。武帝即位不久，就由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思想体系，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作以形式上的比附，把封建社会里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永恒的天然秩序，提出了“三纲”“五常”的论点，进而由儒生们总结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理论信条，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积极奉行的宗旨和束缚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同时也应该肯定，儒家立足于伦理本位，强调主体意识，重视人际关系，一意趋善，一心求治，提倡顾全大局、克己奉公、以天下为己任、弥坚爱国的精神和思想，仍是有着十分积极意义的。儒家“忠孝为本”的伦理思想，作为汉文化的核心，至今仍显现出较强的生命力。虽然封建时期那种“愚忠”“愚孝”的情况已杜绝，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感时思报国”的敬业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为子尽孝”“尊老爱幼”等朴素的思想感情，依然铭刻在华夏民族的心碑之上。由此可见，两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坚固的、深远的。总之，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华夏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它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也显示出十分的广泛性和适应性。它既具有各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是使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元文化统一的光辉典范，其功绩之大、影响之深，是具备独一无二的重大意义的。因此，作为华夏民族“核心”的两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今后仍将会对中国、对世界继续产生其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千古龙飞邀帝城千古龙飞邀帝城——兼论汉高祖刘邦出生地史延训作者简介：史延训，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丰县诗协副秘书长，大风诗社理事，丰县邀帝诗社副社长，徐州市汉文化促进会会员，“丰县邀帝城汉文化研究学会”副会长。徐州市丰县邀帝城汉文化研究会摘要：邀帝城是江苏省丰县的著名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众多，其发掘情况与史书记载相吻。两千年来，邀帝城历经沧桑变迁，兴衰数次，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始终卓著。关键词：刘邦；邀帝城；丰县Title:　On　Yaodicheng,the　Site　of　Welcoming　the　EmperorAbstract:　Yaodicheng,　firstly　named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in　Commemoration　of　welcoming　Liu　Bang,　is　now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lic　in　Fengxian　County.　Archeological　researches　on　the　site　proved　historical　records　in　Chinese　classics.　Yaodicheng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　but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has　never　changed.Keywords:　Liu　Bang;　Yaodicheng;　Fengxian　CountyAuthor：　Shi　Yanxun　is　a　member　of　Chinese　Poetry　Society,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Fengxian　Poetry　Association,　director　of　Dafeng　Poetry　Society,　deputy　president　of　Fengxian　Yaodi　Poetry　Society,　member　of　Xuzhou　Han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　and　vice　president　of　Fengxian　Yaodi　Han　Culture　Research　Society.2008年12月6日至12日，江苏省丰县县委、县政府，宋楼镇党委、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在江苏师大、徐州市博物馆、丰县博物馆的专家指导下，对位于县城西南二十里的葛芭草集村作邀帝城遗址的试探性发掘，仅从两个各5米见方，深不足3米的探坑中就出土了石器、陶器、瓷器、金属器等多类文物四十余件。经专家认定，较具典型性的有：陶雕图腾、陶巫觋俑、“府”字和生肖形纹巨型青砖、插旗杆的圆柱体大石臼、硕大浑厚的汉画像石及明清时期的大石碑等。可以想见，在这方厚土下，有着何等深邃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由此，一座长期传说与汉高祖刘邦有着密切渊源的神奇古城及托起这座古城的神圣土地，将逐步揭开其神秘面纱。初探告停，徐州市博物馆与丰县博物馆联合发表的《江苏丰县邀帝城遗址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称：通过这次钻探和试掘，已大致确定，此遗址为邀帝城、寺遗址。本次发掘的建筑遗址，应是明清时期重建的邀帝城和邀帝寺。一、　邀帝城由来据史载，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十月，刘邦灭异姓诸侯王英布后回乡。途经沛地，欢宴数日。后其又至出生地丰县。至丰城西南二十里，乡亲迎驾，设帐献酒，刘邦在此畅饮畅叙。刘邦辞后，乡人命此地为“邀帝之地”。后建“邀帝城”，并设庙以祀奉汉祖。再后又建寺，寺名为“邀帝寺”。此次发掘出土的一通清顺治丁亥（1647年）的石碑，上有丰人明代贡生张逢宸所撰《重修邀帝城寺碑记》。该碑虽为残碑断勒，但字迹大都尚可辨认。《记》云（节选）：“邑故有邀帝城，距县治西南十五里，盖汉高帝帝业既成，归宴父老，而父老攀留之处也。当汉盛时，邑人荣其事，即其地筑城，中央建庙，以祀高祖。”此碑文在顺治版《丰县志》中全文刊录。在该《志》中另有关于邀帝城的专注条目：邀帝城，在县西南二十里。另有一通在邀帝城遗址出土的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半截残碑，现藏丰县博物馆。其可见碑文曰：“丰西南，距县治十五里，有邀帝城……筑城立庙，以祀高祖……帝城祠庙为高帝驻跸加恩之区。”清代诸版《丰县志》都有关于邀帝城的记载，其文字内容一如上述。明隆庆版《丰县志》（该《志》系目前发现存世最古老的丰县地方志书，通常称之为“明版《丰县志》”）则更早地记载了邀帝城：“在县治西南二十里许，相传汉高祖还乡，父老邀驾于此。今有邀帝城寺”。该《志》中，对高祖还乡另作了详细描述：“（高祖）过其丰也，与诸父老子弟纵酒酣歌。且曰：‘游子悲故乡。吾万岁后，魂魄常思乐此’慷慨，泣数行下。又：‘丰，吾所生长!极不忘！’乃复丰比沛。”高祖还乡的记载，同样见于国史典籍。西汉武帝朝太史公司马迁所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十二年十月，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儿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且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被誉为千古绝唱、雄冠诗坛的《大风歌》）又，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至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史记》与地方文献、出土文物中所述“高祖还乡”的故事，人物、事件、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吻合。但《史记》中所写“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的“邑西”，所指何许？似有含糊，因而引发争议。不少史家、学者望文生义，将此处“邑西”，解释为“沛县城西”。我们以为，此说有误。试想，高祖在沛已留饮十余日，且言“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尽管沛人盛情，但作为皇帝一言既出，且已离沛，又怎能刚至沛城西，再停下来张（设帷帐）饮三日呢？“高祖还乡”，乡：故乡、老家也。能称为刘邦故乡的只有丰、沛。但“沛”充其量只能算作刘邦的“第二故乡”。汉高祖刘邦真正的原籍故里只有丰县。《高祖本纪》开篇明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再明白不过。当然，刘邦有一段时间确系在沛县度过，并结识了一帮知己。他曾为泗水亭长，当过沛公（时年39岁）。沛县是刘邦的任职之所，发迹之地。“沛”在刘邦心目中确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中阳水土毕竟养育了他和他的骨肉亲人，乡亲父老。壮年刘邦依然就学于故土丰县。《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载：“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高祖本纪》：“及壮试为吏”，“常告归之田。”所谓“丰生沛养”（长），亦属无稽之谈。丰县中阳里是刘邦的诞育之地，尽管为雍齿故而恼恨，也不至于完全丧失桑梓情，故土意。“丰，吾所生长，极不忘！”一语道尽刘邦肺腑。高祖还乡，岂有只留沛、不留丰之理！细细品读，《史记·高祖本纪》已对这一历史事件如实记述：“还归”回老家；“过沛”——路过沛县，即回老家途径沛县，并非回乡活动的终结。“高祖还归”的最终归宿当然是他“所生长”的“丰邑中阳里”，因此，“至（丰）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留止”——停下来。这里才是“还乡”的终点站，也是下一步活动——“返京”的起点。高祖还乡，其时已是一位花甲老人（61岁）。回首往昔，从一介布衣，提三尺剑，在短短几年间，诛秦蹙项，完成了建立汉一统的王朝大业，是何等之艰辛。而今锦衣耆年，回归故里，足踏故土，能不追念已逝的先人？高祖曾曰：“吾甚重祠而敬祭。”（《史记·封禅书第六》）所以高祖还乡，也是为了了却一桩重要心愿——荣宗祭祖。刘邦半生戎马，生死沙场（身负十多处重伤），夺得天下，眼下，当年的患难弟兄，得力将帅，而今几多反目，离之、弃之、背之、叛之。臣子反叛，不能不杀。他多么希望这些事不要发生，但现实已然，有的已被杀，有的还在追杀中。如今形单影孤，偌大汉室江山由谁守护！此次平叛又身负箭伤，日渐恶化。“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壮歌，更是悲歌，是慷慨，更是伤怀。这还乡之路的心境是何等复杂。一曲歌罢，泣数行下。那歌、那舞、那酒、那泪……他贵为天子，多么想向先祖炫耀尊荣，又多么想向祖宗倾诉苦衷，以祈先灵之护佑。（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联想——长期以来，一直流传于苏、鲁、豫、皖等广大地区每年农历“十月一”期间祭吊亡灵的民间习俗，是否源于“刘邦还乡祭祀”的历史事件？）刘邦生于丰之中阳里，故宅在中阳里，祖宗祠庙在中阳里，他暮年还乡祭祖，岂能不亲临丰县故里的祖祠？因而诏告丰县百姓，在中阳里迎候（邀）圣驾，自然在情理之中。高祖还乡，既留沛又留丰，或先留沛后停丰是不争的事实。《史记·高祖本纪》中“张饮三日”的“邑西”绝非“沛邑西”，而是“丰邑西”。汉代丰县为刘邦的“汤沐邑”，故司马迁写《史记》时用“丰邑”特指丰县。所谓“邑西”，即“丰县西南”。从民间传说，到史料记载，以及出土文物都已证实，邀帝城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它就位于现在的葛芭草集。综上：高祖还乡，邀帝建城。二、　邀帝城的身世衍变邀帝城因高祖还乡，父老邀帝而出现。在此之前，与汉高祖刘邦渊源最深的当是中阳里，因他是“丰邑中阳里人”。诞育刘邦的中阳里究竟在丰县之何处？中阳里和邀帝城有无关系？是何关系？高祖还乡，到没到中阳里？史书并未明确注说。有待一一揭谜。清顺治版、乾隆版、道光版和光绪版《丰县志》都有如下记录：“棠林集：‘县西南二十里（古中阳里，今淤）。’”括号中的文字是对“棠林集”的绝好说明。据此可知，古中阳里，在丰城西南二十里处，古丰西泽畔。在历史长河某一阶段，中阳里被淤埋后，在其原址地表曾经再建村镇，名为棠林集。换言之，棠林集和古中阳里同为一地，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名字不同而已。明版《丰县志》有关于棠林集和棠林铺的记注：“棠林铺，地七亩，县西南二十里。”铺：古时官方驿站。棠林铺，即设在棠林集的官方驿馆。是丰西南唯一的驿馆。古代，丰西一带，地势低洼，绵延数十里，时断时续，是一大片芦苇、藻类层生的沼泽地，史称“丰西泽”“大泽”或“丰西藻”。这丰西泽畔，邀帝城旁，很早就有一条古官道，是出丰西行，进入中原的咽喉要冲。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明清，乃至1949年前后的丰砀故道，以及现在新修的237国道丰县西南段大同小异，一直沿袭。当年刘邦为泗水亭长时，押释役徒，遇蛇而斩，潜遁芒砀与祷丰枌榆社、徇沛及还乡返京，皆经由此地。明清《丰县志》中的《丰县简图》明确标示，斩蛇沟和邀帝城相比邻，都位于丰城西南。可见古中阳里，即明清时期的棠林集是当时官府管辖的丰西南重镇，交通要塞。2015年出土于丰城的宋代“天王院”碑明确记载当时丰县“斩蛇乡”及所辖中心村庄，诸如：苗池村即今苗城村；钓台村今许口村；三张村今费楼村；邀至村即邀帝村，今葛芭草集村；中刘村即今刘堤湾村等，皆位居邀帝城附近。《史记·封禅书第六》：“汉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二年（前205年）令县为公社”“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用羊豕祠之。”《后汉书》：“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八月遣史祠丰枌榆社。”又《后汉书·郡国志》：“丰有枌榆亭，汉高斩白蛇，聚众息于此。”明嘉靖《徐州志》“卷四地理上，山川·丰”：“（旧）县治西南二十五里有枌榆社，即汉高祖祷丰枌榆社，徇沛处。枌榆，乡名，社在枌榆”。据此可知，古中阳里，秦时属泗水郡丰县枌榆乡，汉时隶沛郡丰县枌榆乡。准确讲，汉高祖刘邦实为沛郡丰县枌榆乡中阳里人。由此，我们想到，邀帝城及其遗址所在的今葛芭草集也都位于丰城西南二十里，与棠林集、古中阳里一样恰都处在丰城西南二十里这个半径上。试想，在丰城西南二十里的邀帝城附近，这小小的区域内，难道还有另一个比邀帝城规模更大，景象更繁华，行治更重要，更有影响力的地方吗？可以断言，棠林集就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明代、或更早）毁于某种灾难的邀帝城故址上再建的村镇。棠林集的前身就是邀帝城，或者说，邀帝城曾一度更名为棠林集。取“棠林”为名，深寓“甘棠”之意——德政惠民、民感圣恩。有关棠林集的记述另有佐证。有一块近年出土的明代成化十六年（公元1481年）的“重修白龙寺石碑”，该碑现存江苏丰县宋楼镇孙洼村原小学院内。碑文有记：“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有白龙降于棠林集西南地。”此处，以棠林集为地理坐标，说明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很显赫，很重要，很闻名。因有白龙降而建白龙寺。出土白龙寺石碑的白龙寺故址在今孙洼村北地，其位置就在今葛芭草集村西南方。今孙洼和葛芭草集两地在地理方位上为西南——东北相望，相距仅数里。古时这一带人烟稀少，方圆数里不见村居。这和“古白龙寺位于棠林集西南地”相切合，而且今葛芭草集和古棠林集都处在丰城西南二十里的同一位置，今之葛芭草集不正是古之棠林集吗？既然，棠林集是古中阳里，那么邀帝城也是古中阳里；邀帝城在今葛芭草集，那么古中阳里区域当在今日之葛芭草集区域。明版《丰县志》中《汉高祖庙记》载述，明嘉靖五年，巨洪来袭，古丰大地，没于汪洋，黄泥漫淤。大灾过后，湖广潜江人李崇信，受命任丰县令。其下车伊始，“爰履视封内，历中阳西泽之故墟，巡视考古，作而叹曰：‘嗟乎!昔帝起布衣，举群策，诛秦蹙项，五载而成帝业，垂统四百余年，钟间异而开景昌。斯故其地也。’”倘是细心读者认真解读这段文字，便不难发现，这一记述说明：古中阳里不在古丰城，而是地处丰西泽畔。丰西泽畔的中阳里为汉高故里——刘邦出生地。该《记》还援引了历代先王帝圣以本始之地(最初根源)作为庙祀的例证：“帝王庙祀，国有典秩。而舜于历，禹于涂，汤于亳，文于岐，各有庙祀，岂不以本始之地仰之尤切”。高祖祠庙座居邀帝城中，也正是那位李县令出于对汉高皇之崇敬，其任内，曾将高祖庙徙建于丰县制高点华山中峰（明版《丰县志》：“即小华山之巅”）。当其时，丰西泽、中阳里、邀帝城，高祖庙皆为水患所犯，葬于泥层。我们还可以通过研读古诗，释疑历史。唐代李凤有《高祖故宅》诗云：“一剑西提与楚争，风云惨淡五年兵。归来四海成家日，犹自悲歌气未平。”作者李凤，并非庶民百姓，乃系李唐王朝皇族贵胄，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四子，封虢王。历任虢、豫、青州刺史。汉代丰县隶属豫州，州治在安徽亳县。唐初改制前仍袭旧置。故李凤熟知丰县。诗中“归来”二字所叙之事正是“高祖还乡”一事。该诗所咏“高祖故宅”当然就在“归来之地”。初唐文杰徐矿有《过高帝庙》一诗：“魂魄定惊铁马驰，孤城遗庙阅今兹。月明剑佩来三杰，世遠君臣晦六奇。狐兔解围阶陛拜，金钱空费女郎祠。轰腾车马郊衢去，吊古真堪挥泪洏。”诗人眼前所见：“孤城遗庙”“女（汝）郎祠”。“狐兔解围阶陛拜”是帝城高祖祠庙罹患兵燹水火，已呈萧飒破败景况的真实写照。“魂魄定惊铁马驰”“轰腾车马郊衢去”，再现了已由布衣成为天子，又刚平叛凯旋的汉皇刘邦锦衣还乡，人兵喧喧，车马赫赫，前簇后拥。故里小住，离丰西去，从此再未能回丰的历史场景。“金钱空费女郎祠”“吊古真堪挥泪洏”，直抒诗人过谒帝城祠庙，触及眼前情景、追念前朝旧事，吊古伤今，感发慨叹！再如明永乐年间状元曾檠《过高祖故宅》诗云：“秦皇失其鹿，咸阳为飞灰。沐猴万人敌，叱咤生风雷。堂堂隆准翁，仗剑起蒿莱。天威动四海，顾视群雄摧。垂衣坐关中，黄屋高崔嵬。一朝念乡土，万乘忽归来。酒酣发浩歌，意气何壮哉？《大风》撼枌榆，白日照尊罍。焉知天运移，炎祚忽已颓。凄凉千载后，秋草翳荒台。流景能几时？昆明起尘埃。飘飘芒砀云，飞散不复回。至今中阳里，恻怆令人哀。”上举古诗，或咏高祖故宅，或咏帝城祠庙，均涉高祖还乡，诗作都是睹物怀人，即景生情。诗人们当时眼前的“高祖故宅”“帝城祠庙”等景物都处于所怀思的历史人物活动发生地——刘邦还乡丰县驻跸之地。当年，丰县百姓盛情迎候昔日的老乡，此时已为大汉帝王的刘邦荣归故里，盛宴父老、沐泽桑梓［见《史记·高祖本纪》：至邑西，献，张（设帷帐）饮三日……乃复（免除赋税徭役）丰比沛］的历史事件在丰的具体地点，就是位于今江苏丰县城西南二十里的宋楼镇葛芭草集村邀帝城遗址的“邀帝之地”。诗中所咏“高祖故宅”和“高祖祠庙”都在“邀帝之地”。显然这里是汉高皇刘邦的生育地。清光绪版《丰县志》卷二营建类“城池”记述：（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知县费思箴始包以砖石，凡楼橹雉堞以及铺舍无不鼎新，视旧改观焉。易其四门额，东曰“望华”，南曰“中阳”，西日“障澜”，北曰“大泽”。这一设计理念正体现了城建命名与地望、地貌、地缘的地理关系。如若古中阳里位于城北或东北或西北，焉能为南门以“中阳”名之。仅此可见费县令之超凡才识和良苦用心：汉高故里，汤沐古邑，天宝物华，地灵人杰。丰城四顾，东南30里，华岚可眺；西南20里，古里中阳，汉祖故土可仰；西来泛滥黄患，可御；丰北一方泽域，可观(古丰境内，曾有“丰西”和“城北”两个大泽)。明嘉靖《徐州志》（时任丰县令的叶烓为本志的五位与修官之一）“卷四地理上·山川·丰”明确记载：“（华山）西三十里有大泽，即汉祖母梦与神遇处”；“有中阳里，汉祖故宅在焉”，“又有曰‘邀城’，则汉祖六飞还丰，父老尝于此迎驾。”须知，“华山西三十里”，恰是今丰县宋楼镇葛芭草集村一带，也即邀帝城一带。该《志》所记此处地理坐标华山，正是当时丰县的中枢——县治所在地。该《徐州志》还记：“嘉靖五年（1526年）河决城陷，县令高禄携士民徙治华山之阳，斩茨而居。”；“县治之北有山窿，是曰东华。”“丰县治，在城中，华山之阳。嘉靖五年，旧城没于水，知县高禄徙治今地。”明版《丰县志》“上卷·建置志第二·县治”：“嘉靖五年洪水冲陷城池，知县高禄徙治于华山之阳。三十一年（1552年）知县徐蓂复还旧治。”（明嘉靖时期，丰县县治居华山先后二十六年，中历八任令尹）综上所述，高祖还乡，“至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的“邀帝之地”正是当年诞育刘邦的这方圣土——沛（郡）丰邑（县）中阳里。历史终归由那些正直的治史者所书写。他们不愿违心地篡改真实，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谨郑重地将这些原本的史实碎片搜集起来，珍藏于史籍中。古中阳里被历史的泥沙所湮淤。为彰显汉皇故里的荣耀，表达对汉高祖刘邦及其出生地中阳里的缅怀与崇敬，浓情重义的丰县人，在刘邦曾生活过的古丰城刻意移植或克隆出了一个新的中阳里，并涂抹上层层神奇色彩，使之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动听。而丰城西南的古中阳里却在后世民众的历史信息中逐渐消失，棠林集也在岁月沧桑中杳无声迹。作为邀帝城，其美名总能流芳传颂。千百年间，沧海桑田，时过境迁，物换人非。在流传演绎中，加之一些人的笔下生花，甚至随心杜撰，一些本来的事实却被渐渐地遗弃、遗忘，甚至消失，而有些离奇、荒诞的东西却被传递下来，成为佳话，被奉若至宝，如什么“龙雾”、凤凰土、龙入沛水……，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人们为美化神化帝王天子，宣扬“君权神授”而编造的神话故事而已，岂可视作历史？当代著名作家赵本夫先生有言：历史是不能复述的。即便是昨天发生的事，今天由不同的人来叙述，说法也会有差异，何况千百年前的事。所谓历史，其实只是一种历史文化，如此而已。诸多例证，无须赘举。据考，将“中阳”一名移入丰城者，当为五代后汉皇帝刘知元（暠）（据刘佑平著《中国姓氏通史·刘氏》所记，刘暠系我国西北部突厥族一个分支——沙陀刘氏）。其于947—948年在位。为给自己带上灿烂光环，他自称汉高祖刘邦后裔，并于丰城始创“中阳坊”和“汉庙”，壮其声威。此时，距刘邦出生年代相去1200余年。《大明一统志》：“中阳里，在城东北，有坊，汉庙在焉。五代刘知远创建。”又，明版《丰县志》录秦絃撰《汉高祖庙记》：“丰县旧有原庙志，云创自五代。”再，清光绪版《丰县志》录宋代丰人王文昌所纂《高祖庙记》云：“丰有五代所建汉庙……邑人因之，以至于今……于东汉一无所见。……丰人之阙典也。”汉庙，为“刘邦君臣庙”，非“汉高祖祠庙”；阙缺典，即没有真实可靠的史料记载，王文昌明确揭示了刘知远在丰城救建汉庙是误导世人的无稽之举。《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建汉，定都长安后，“更命郦邑曰新丰”。有人将此作为“刘邦出生于丰城中阳里”的理论依据，其实是无稽的。试想，当刘邦已成为秦朝重犯，后又成为项羽死敌，其亲人眷属还能安居中阳故宅吗？秦灭项亡，大汉建立，刘氏族人俱得封赏，更无人留住于中阳故居。战乱日月，太公及家人由丰西泽畔、中阳故园，迁居丰城，事在情理。自古至今，乡人进城，比比皆是。刘邦出于孝道，取悦太公，使其抛却思乡怀旧之情，以适应新居，再建新丰，按照太公离丰前的最后生活环境，依样画葫芦，顺理成章。即便如此，“出生之地”与“徙居之所”，风马牛矣。“建新丰”，是不能证明刘邦出生于丰城的。究其实，刘邦建新丰，只是以“新丰”为名称。并非以当时丰城为蓝本，而是以其出生地枌榆乡中阳里社为原型。明代史孟麟（宜兴人）《丰邑古今考叙》（《丰邑古今考》系明代丰人、贡士，曾任含山教谕、常州府训导的季春煦著）云：“丰县考，志丰也。……自赤帝子手提三尺斩蛇，逐鹿扫秦灭，而嘘火烈。而丰遂为天子枌榆乡，迁其父老子弟于长安里，号新丰，如其故。”再如《汉·京都新丰县城图（新丰图）》（该资料可见于丰县旅台同乡联谊会所编《丰县文献》第五期或白光华编注，杨道初校点的《历代诗人咏丰县》）王吉林释文曰：“汉高祖刘邦，沛丰邑中阳里人也。既有天下，都于长安……太上皇居京师，思乡里，欲东归……高祖乃改筑郦邑以象丰，并移旧社，徙丰民以实之。”此处称“新丰县城”，是缘其前身原本就是郦邑县治所在地。虽更名，而其县城功能依然延续。但它绝不是丰县县城的翻版或仿造。又如《临潼县志》引郦道元《水经注》记述更明晰：“汉高帝王关中，太上皇思东归，故象（仿效、模拟）旧里，制兹新邑，名曰‘新丰’。”综上，“如其故”“移旧社”“象旧里”均已表明，当初建新丰，就是仿照汉皇刘邦及其父祖老宅故居及旧里社而制。否则，为何不说“移旧城”“象旧城”“象旧（丰）邑呢？”不仅如此，还袭用了“中阳里”之名，直至明洪武到弘治年间，当地行政区划调整，将“中阳里”并入“西阳里”。（见《临潼县志》），由此可见汉祖刘邦之故土深情——“丰，我所生长，极不忘耳！”在葛芭草集之前，这地方还曾叫过“安怀寨”（意蕴：怀颂先德，祈求安堵）。这名字可见于葛芭草集村《李氏族谱》。清光绪版《丰县志》有记：“安怀寨，城西南十八里，七级里，周四百丈；东、西、北三门，濠二道。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监生李维澄倡修。内有邀帝寺，即沛父老迎留汉高帝处。”至于安怀寨的建立：清朝至咸丰同治时期，贫病交集，败弱不堪，加之水患蝗旱，连年不断；外夷入侵，列强来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丰邑四处，周边一带，匪盗纷扰。百姓苦痛，难已言状，为御动乱，争相筑寨。仅几年间，县境域内，修筑寨圩，见于志者，四十五座。至若何时何因有了“中阳里”“棠林集”的地名，以及何因何时由“安怀寨”，易名为“葛芭草集”，风雨春秋，尚待深入考证。但邀帝城的形成及历史已明确无疑，其来龙去脉大致清晰：（古）中阳里——邀帝城——棠林集——安怀寨——葛芭草集。一路演变，一脉相承。邀帝城又像一根闪光的银线将这几颗珍珠穿连起来。三、　邀帝城的遭遇兴亡中原一带多为冲积平原。其成因主要源自黄河泛滥淤积。古代中国千百年间，穷于对黄河的治理，多处河段成为悬河，河水经常泛滥，决堤肆虐。来自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淹没了万千良田，形成冲积平原，人称黄泛区。史料记载，仅从北宋乾德年间（963—968）至清末，徐丰一带遭遇重大黄患就11次之多，其中多为毁灭性灾害。大灾过后，带来人口流动。当时，无论幸存的原居民，还是外来移民，为了生存发展，只得新建各自家园。如此屡屡灾后重建，便形成了地上地下，层层叠叠建筑物。城上城，村下村，20世纪以来多有发现。在这每次灾祸中，邀帝城自然难逃厄运。所幸是灾后或地方官府，或仁人义士总带领乡民，予以修复重建。因而也造就了这千古帝城屡葺屡毁，屡废屡建的特殊命运。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黄河再次决口改道，终将这座帝城，埋葬于黄泥层中。从此，邀帝城销声匿迹。现在的葛芭草集，即是邀帝城废址继安怀寨之后，再建的村庄。然而重情的邀帝乡民，出于对汉高皇帝刘邦的热爱及邀帝城之深情。清末民初，在艰难困苦中，将原帝城高祖祠庙迁址于村西头——今葛芭草集村西首。新建了大殿，供奉高祖。其间谒者络绎，香火旺盛。为创办村学，在庙址上扩建房舍，以作校用。1949年后几年间，大殿还兼做教师办公室，而且，这方圆十几里，曾一度以“邀帝乡”作为行政区域之命名。直到20世纪60年代，葛芭草集不少村民家中仍供奉着高祖牌位，以神灵祭祀。“文革”中，不幸为造反派“破四旧”所打、砸、抢毁坏。千百年来，“高祖还乡，父老邀帝”，已成为一个特有符号镌刻在史册上。它已成为千秋美谈。邀帝城也成为历史丰碑。四、　邀帝城的文化源流《简报》称，试掘出土的画像石，源于西汉时期。初为墓葬用石，后做建材所用。它与高祖祠庙有着直接关系。石材中间断裂，而对接吻合；石残画损，但图像可认。技法为阴刻，粗线条勾勒。两幅画面，中轴相隔。其内容，右图：上为房屋建筑，下为大树，二株对称，中间空阔。左图（系残缺半图），刻有车、马、人物。一人骑马，呈正视状。画像所示，是否有“皇权至高无上”的寓意象征？所刻内容，是否为刘邦与中阳里、高祖还乡及邀帝城的故事？着实耐人寻味。当然，这还需专家的深度解读。汉画像石就像阅历丰富的老者，他可以向人们讲述两千多岁亲身经历，目睹耳闻，有关中阳古里、邀帝古城、汉祖祠庙、邀帝古寺等无数个动人故事。丰西泽畔，古里中阳，是一片龙翔凤翥的神土圣地。很久以前，这里就生活着中阳先民。公元前三世纪，有一刘姓人家，为避战乱，由一个叫“仁浩”的带领家人，从大梁东迁，徙至古丰，择居中阳，生息繁衍。这“仁浩”被称为“丰公”。《汉书、高帝纪》：“汉帝本系，源于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明嘉靖版《徐州志》卷“人物传”·丰，“乔寓”篇所记第一个即战国，“丰公”，引《汉书》上述文字，并加按注：“刘氏迁丰，实自丰公始也。”丰公生执嘉（刘煓），执嘉生伯、仲、季、交（刘交系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刘季就是老三的乳名，称帝后改叫“刘邦”。他虽为九五至尊，但不忘故土先祖。“及为天子”，便“遣使祠之”“祠丰故宅”（见《汉旧仪》），即在丰县枌榆乡中阳里老宅上建造了祠堂，供奉先祖灵位，并亲命祭官——荆巫主持祠事。《汉书·高帝纪》载：“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丰属荆楚，故名荆巫，又称南巫）。”考古学上认为，如若哪里发现了巫觋，即可百分之百确定历史人物的籍贯归属。邀帝城遗址试掘初探就出土了陶俑巫觋，它已有力见证，“大泽之陂”即（古）丰西泽畔的邀帝之地——邀帝城的前身，“中阳里”正是刘邦出生地。高祖逝后，刘盈继位，追谥先帝为“汉太祖”“高皇帝”，并诏告天下：“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祀！”（《史记·高祖本纪》）中阳里父老子弟因感念高皇及其还乡沐泽桑梓之恩荣，趁此良机，便在当年中阳里邀帝之地筑郭造城，名曰“邀帝城”。将刘邦先祖之祠庙围于城中，并予扩建，专设祭庭，敬奉高祖。从此“中阳里刘氏宗祠”，改称“邀帝城高祖祠庙”——皇家祭堂。中阳里人聚居城内，远近乡邻纷纷移居城里，守护在高祖祠旁，祭拜汉皇，祈求庇佑，休养生息，世代繁衍。高祖祠庙，香火日旺，邀帝城日益繁荣，成为丰县西南之中心。汉盛时，伴随丝绸之路，印度释教渐入中原，佛教思想传播者步入邀帝城。凭借市井和香火，对香客言传口授释家理念。日久天长，耳濡目染，信徒益增。之后，又有僧人居住高祖祠庙，边祭高祖，边传佛教。如此，僧尼居士云集蜂拥，为利于佛事活动，沙弥信士化缘集资，建造屋舍，作为释子尼姑生活起居和进行法事的基地，并冠名“邀帝寺”。借着皇家声威和光辉，成为皇家寺院。长此，邀帝城寺庙，惠光普照，成为人们心神向往的灵台圣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信众。高祖祠庙，鸣钟击磬，香烛缭绕，香客盈门；邀帝寺院，暮鼓晨钟，烟火旺盛，经音袅邈，僧尼云集。庙为寺盛，寺因庙兴，互为辉映。高祖祠庙，“易于寺而不亡于寺”（清顺治版《丰县志》）。千百年间，香火不断。邀帝城西侧，有个小村庄，叫盘冢村。相传因有盘庚（一说为古丰国国君“丰盘”）衣冠冢在此，故名。自有了邀帝城，便更名为“阿房村”（取阿房宫比邻都城之意）。公元34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正月十五日，村中一张氏人家产下一男婴，唤名“张陵”，字“辅汉”。他就是当年辅佐刘邦打下江山，被称为“汉初三杰”之一的谋士张良的第八代孙。当代著名的道教史文化学者张泽洪撰写的《张天师》一书记述了张良自从跟随了刘邦之后，便携家迁丰定居。该书对其族系排列清晰。张陵长相奇特英武，生性聪颖，博闻强记，且勤奋好学。他广泛涉猎天文、地理、诸子百家，贯古通今。他自幼就习研老子《道德经》。青年时期，南游吴越，宣讲道学。成年后，被举贤良方正，入京城洛阳太学深造。26岁拜为江州（今重庆市）令。在任期间，廉政为民，造福一方。从政四年，愤世辞官，遁入法门，潜心向道。隐身北邙（今河南），炼丹龙虎（江西），西走四川，遍踏巴蜀，宣经布道，创立了道教，张陵也自名“张道陵”，被尊为“祖天师”。因张陵、张衡、张鲁，父、子、孙三人皆道教领袖，其故居在此，后人又以“三张”命为村名，自唐宋至明清，千百年袭用。即今丰县宋楼镇西北边陲，邀帝城遗址西沿的费楼村。由于张陵的影响，家乡邀帝城自然也成为道教基地，并得以迅速发展。试掘出土的文物中，胸前佩有太极图的陶俑巫觋、龙纹瓦当、兔纹青砖等生肖陶具，都有力见证了道教在邀帝城的兴盛。由于邀帝城的辐射、引力，佛道竞兴，寺观蔚起。鼎盛时期，方圆几十里内密布着数十座道观寺庙，有的一村多达七八座。诸如：玄帝庙、元神庙、关帝庙、三官庙、华祖庙、泰山娘娘（奶奶）庙、泰山行宫、天齐庙、天和观、白衣大士阁、白龙寺、吉祥寺、铜钟寺、香灵寺、福胜寺、苗城寺、皇（黄）城寺等，不一而举。这些寺观，大都设有庙会，足见邀帝城高祖祠庙、邀帝寺、观影响之大。香火之旺盛。帝城周围，这些丘尼、道士顶礼膜拜之所，就像闪烁的群星拱卫着邀帝城这轮天镜，犹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邀帝城这顶威严华贵的皇冠上。邀帝寺、观和邀帝城一起，历经千载，浮沉兴亡，光彩熠熠。直至1949年后，还有几尊镏金大佛端坐佛堂，享人间烟火。在“文革”中，终遭不幸，不知去向。刘邦此番还乡之前已先去了曲阜朝圣——以太牢祭孔，这在历代列国诸侯、天子帝王前所未有，首开先河。这位大汉帝国的开创者，对儒学宗、帝王师、文官祖的孔子还是十分尊崇的，尤其对儒家倡导的孝道信奉有加，“及为天子、祠丰故宅”，专设“荆巫”；“更建新丰，乐太上皇”；《手敕太子（刘盈）》：“汝见萧、曹、张、陈诸公候，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与汝诸弟……”汉高祖敬先、崇贤、孝老尊长的美德也影响教育了其子孙后代，并成为一种传统。西汉高帝之后的历代刘氏帝王，谥号前均冠以“孝”字（孝惠帝、孝文帝……孝平帝）。邀帝城本身便是儒学理念的产物——忠君祭贤、尊宗敬祖的思想渗透其中。它是古丰一带儒学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相传城中建有“邀帝书院”，其前身说不定就是最初的“中阳书院”。远近子弟纷至沓来，济济一堂，习儒学之经义，扬孔孟之风范。中阳里是汉高祖的诞育之地，邀帝城为儒士之摇篮。绵延千百年，俊彦辈出，仅明清两代，邀帝城下的钓台村（今宋楼镇许口村）许氏一门，就先后出了二位宰相、五位尚书，时称“尚书村”。许氏也被时人誉为“许半朝”。许氏族众以此为荣，特撰联纪念，载入族谱，流传至今：“日、昍、晶、安天下，月、朋、朤定乾坤”。据《许氏宗谱》所记，其元明先祖墓群，就在邀帝寺东侧，父老至今皆知为“谕祭许林”。葛芭草集小学是丰县西南地区最早的乡村学堂。其桃李满天下，遍布各行业。民国时期教育家，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后移居台湾的国民党政要刘季洪，其原籍故居就在邀帝城附近的刘王楼，其祖籍就在邀帝城西侧的刘堤湾村。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王敬久将军就出生在葛芭草集。其童年小学在家乡度过。现葛芭草集村民张家顺的八个子女，七人大学毕业，其中多有获硕士、博士学位或教授，高级工程师等职称，被乡民誉为“书香门第”“状元之家”。邀帝城，佛教圣地，道教源头，儒脉源远流长，儒气仙风，传承千年，绵延不断，它是一座集儒、释、道于一体的文化宝库。其实，邀帝城的价值岂止这些？其文化内涵之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发掘，才能不断发现。若果能如此，对研究丰县等广大地区古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与自然诸多领域，必产生无可估量的价值，尤其对汉文化及其源头的探究，必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简报》称：“据考证，到唐代前后，邀帝城已相当繁荣，历经宋元，至明清时期，该地已具相当规模。”根据多年来邀帝城遗址周边一带零散出土的各类文物推知，该城纵横均达数里。可以想见，当年邀帝城景象：居民区、商贸区、宗教区、教育区等井然分布。城内，官兵驻守，营房森然。演武场上，阵容严整，枪刀林立，人呼马啸。蹴足场、斗鸡坊、棋牌巷、戏院、书场……各种文化娱乐场所，一应俱全。三教九流、七会八行齐聚。市井内，商贾云集，店铺栉比，人流涌动，喧嚣热闹。好个繁华去处！然而谁能料到，这千年名城，帝祠古刹，某一天被凶猛的洪水无情吞噬。所有那一切统统成为过去。留给后人的只是无限叹息和想象。正是：悠悠岁月埋昔事，漫漫泥沙掩古城。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盛世，新时期又吹响了建设文化强大国家的嘹亮号角。我们多么冀盼这大好机遇能给邀帝城—中阳里—“汉之源”带来美好的再生机缘。或对其继续开展田野考古，或对其复建，或对其进行科学合理开发。这不仅是邀帝乡人的梦寐以求，更是百万汉高故里百姓的呼声。我们相信，这梦想终将成为现实。心仪圣土古中阳，诞育龙颜兴汉邦。衣锦归来桑梓意，帝城永矗耀华光。徐州“汉文化”向“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徐州“汉文化”向“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郭姗姗作者简介：郭姗姗（1981—），女，河南洛阳人，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及英语语言文化，电子邮箱：gss81@xzit.edu.cn。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摘要：“一带一路”新形势下，徐州“汉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向世界传播中华历史文明的重要功能。文章在阐述徐州“汉文化”内涵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新形势下徐州“汉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自身优势、传播对象的客体需求以及所具备的智库优势，提出了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三个“融合”策略和五个“用活”途径。关键词：“一带一路”；徐州汉文化；跨文化传播；策略；途径Title: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Xuzhou　“Han　Culture”　to　the　Belt　and　Road　Area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uzhou　“Han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carries　its　function　of　opening　Xuzhou　city　to　the　world　and　expanding　and　spreading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Chinese　historical　civilization　to　the　world.　This　article　firstly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meaning　of　Xuzhou　“Han　culture”,　then　analyzes　the　leading　advantages　of　Xuzhou　“Han　Culture”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economical　demands　and　thinktank.　It　also　puts　forward　three　strategies　and　five　methods　to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Xuzhou　Han　cultur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MethodsAuthor:　Guo　Shansh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018,　China),　specializing　in　practical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language　culture.　Email:　gss81@xzit.edu.cn.国家倡导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加强文化的对外传播，对“一带一路”地区实现跨文化的交流。徐州“汉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扩大对外交流和向世界传播中华历史文明的重要功能。“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研究具有2　600多年悠久历史的徐州“汉文化”如何顺势而为、梳理和升级自身的文化系统，使之更适应于当下的交流语境，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向“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作用。一、　徐州“汉文化”的内涵意义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创建了统一王朝——汉朝，汉朝开始实现了中华民族真正意义的疆土和制度的统一，创造了辉煌的汉历、汉碑、汉印、汉画等艺术，也造就了地方史上璀璨的时代文化即两汉文化。徐州汉文化的本质就是指徐州地区远古部落、民族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徐州历史文化丛书》，中华书局，2004,第78—82页。。伴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徐州汉文化在本土东夷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因子，与多种地域文化交流、兼并和融合，最终在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形成了丰富的汉文化系统。包括汉王朝“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格局，刘邦、张良、萧何、韩信等英雄的历史史诗；汉代经学、黄老之学、“天人合一”思想；汉乐舞、乐府、汉赋等审美文化都是汉文化内涵的具体体现。它既融合了汉朝时期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又继承了汉代的精神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汉文化的发源地，是汉文化艺术最为集中和典型的地方。徐州遗留有丰富的汉代出土文物，其中汉墓、汉兵马俑和汉画像石被称为中国的“汉代三绝”，尽显汉代的经济文化成就，集中展现了两汉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徐州汉文化的历史延承和发扬及对徐州汉文化的当代解读对当前徐州经济文化建设、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二、　研究“汉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在“一带一路”倡仪提出的新形势下，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综合分析和研究“汉文化”对外交流，进而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必然的话题。以“跨文化传播”理论为支撑点，研究汉文化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采用的传播策略和方式，对于实现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进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的认同，从历史文化层面扩大中国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具备一定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和群体以及组织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活动吴瑛：《文化对外传播:　理论与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第91—93页。。各种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共享和互动的过程不仅关联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还涉及人类社会中诸多文化要素的扩散、渗透和迁移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33—34页。。究其实质，跨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跨文化、跨区域的一种“延伸”过程。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王岳川：《文化输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73—75页。。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受关注。跨文化传播为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且对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与挑战，即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水平，从而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的需要。地方传统文化只有通过跨文化传播才能彰显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实现其对外传播的良好效果。因此，汉文化作为徐州的地方传统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即提升其跨文化传播的水平，弘扬汉文化的精神内涵。加强徐州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是实现徐州两汉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三、　徐州“汉文化”跨文化传播的优势（一）　汉文化自身的传播优势　徐州的汉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前。原始社会末期，尧帝封彭祖于今徐州市区所在地，为大彭氏国，徐州自此被称为彭城。楚汉时，西楚霸王建都彭城，西汉设彭城郡，东汉设彭城国，建都彭城。三国时，曹操迁徐州刺史部于彭城，彭城自此称为徐州。因此徐州的别称为彭祖故国、项羽故都、刘邦故里。从布衣皇帝刘邦开始，这里先后产生了9位徐州籍帝王，有西汉刘邦、东汉刘秀、蜀汉刘备、南朝刘裕、萧道成、萧衍、后梁朱温、南唐李昇、明朝朱元璋，因此，徐州有“九朝帝王徐州籍，千古文武风流地”的俗谚，又享有“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的美誉。有历史专家认为，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均起源于汉朝，徐州作为两汉文化发祥地，历史上就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丝绸之路的开辟。大规模的吸收和远距离的传播，是汉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显著特点。文化的向外传播在两汉时期也达到空前的程度。汉朝的使者曾达到安息（伊朗）、犁轩（古罗马）、身毒、奄蔡（今里海东北）、条支（今波斯湾西北），临近波斯湾。两汉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影响深远，丝绸、钢铁、冶铸和水利技术都远传至中亚，乃至罗马和其他欧洲地区。丝绸的大批输入西方，就是在两汉时期。汉朝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化不断进行对外传播和交流的时期。两汉时代文明的传播，影响之大，是不胜历数的，直至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仍称中国为China，即“秦”的音译；把中国人笼统称为“汉人”，汉文化对世界影响之深、传播之远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徐州的“汉文化”源远流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二）　跨文化传播对象的共同需求历史上“汉文化”的对外交流与融合与汉代强盛的国力密不可分。强势的经济发展会赋予跨文化交流一定的优势。“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定位，除了政治上的诉求，意识形态的输出以外，还应该包含经济发展上的诉求。因此，文化的对外交流“借力”与当地经济和贸易往来，以其为对外交流为渠道，增强“汉文化”的文化传播优势。近年来，徐州市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经贸合作十分紧密，与沿线各城市在经济的往来中形成了一些共有的经济互惠基础和文化互惠心理。2014年徐州市与沿线65个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18.33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30.6%。截至去年底，“一带一路”沿线有29个国家在我市投资，共投资项目230个，其中德国、新加坡、印尼居前三位。引进来的同时，徐州企业也积极走出去。目前，有24个企业赴沿线13个国家投资境外项目。江苏（徐州）德力金属在印尼成立永铸矿产有限公司；徐州鸿丰高分子材料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投资6　704.75万美元。而此前，徐工集团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签署协议，建立生产和维修液压挖掘机的合资企业，目前已正式投产。“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的跨文化传播，要遵循受众利益相关性原则。“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受众的构成特点是多民族、多语言，多重文化圈层的重叠与交合。但是这些受众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提升本国经济状况。因此，经贸关系不仅能推动和加速不同社群之间的交往和认知的深度，更能促进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随着越来越多的徐州本土企业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投资，汉文化的传播途径也会更加丰富化、形象化和立体化。(三）　人才智库优势徐州市科教实力较为雄厚，专业技术人员众多。现有高等院校12所、中级职技术院校40余所、民办职业培训机构342个，独立科研院所31家、科技开发机构335家。近年来徐州市人才总量稳步增长，人才层次明显提高，高层次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出现了产业集聚与人才集聚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目前，徐州正在着手打造党政军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等智库体系，增强科研服务能力。2015年11月2日，中国首部“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工具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在江苏徐州正式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在徐发布》，中国新闻网2015年11月2日。。该书由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牵头编著。全书共有60万字，以国家分立的形式呈现了“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语言状况，包括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通用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细致的状况描写，以及语言与民族、宗教的关系，语言状况的历史沿革等方面的内容。在每个国家的语言国情描写中还专设“语言服务”一节，介绍中国关于该国语言的人才培养情况和该国关于汉语人才培养及汉语专业的开设情况，包括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开设情况，便于国家和企事业单位清楚地把握人才分布状况。四、　徐州“汉文化”跨文化传播的策略（一）　内容融合，建立对等的文化认知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价值取向多元，文化输出实力有限，在历史渊源和意识形态上与我国有一定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这为徐州汉文化有效输出提供了可能。徐州应顺时应势，紧紧抓住机遇，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对这些国家文化“走进去”的步伐。在过程中要注意“入国问俗”，细致开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的研判，建立战略化、精细化、复杂化传播战略，深入了解不同受众国家的文化习俗、喜恶偏向和时尚风向，找准文化共同点和传播切入点，摸清不同文化市场的具体需求，灵活结合“主动推介”和“按需供应”，分批次、有重点地输出徐州的各项古典和当代文化产品以及高文化附着工业产品。传播学研究证明，“共同经验”是有效传播的重要基础。每种文化都有其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他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传播应重视民族性也应兼顾其世界性，即“文化共性”王健：《跨文化比较——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旅游学刊》2010年第5期，第46—49页。。徐州的汉文化奠定了儒家正统、道佛两翼三足鼎立的意识形态基础。它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比如两汉文化的“和”文化，“仁义”观念等文化理念，以及两汉时期中的约法三章、运筹帷幄、背水一战、十面埋伏等成语典故应是传播的重点，会被受众者接受并效仿。对此，在加强徐州汉文化的对外传播时必须依照兴趣相投的原则，精心选择与受众者有着相同经验的汉文化内容，达到“共同经验”和“文化共有”蒋晓华：《异化翻译和文化传播》，《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46—49页。，构建起汉文化对等的认知体系，促进扩大汉文化的对外传播。(二）　理念融合，建立对等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系不同的文化在语言、价值取向、文化传统和世界观等方面是相异的，这些要素在跨文化的交流中便会引起误解和冲突。这种误解或冲突主要表现为受众者对异己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等不解、困惑而产生了反感，甚至排斥。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文化休克”现象Y.　Reisinger　and　L.　W.　Turner,　Cross　Cultural　Behaviour　in　Tourism:　Concept　and　Analysis[M］.　Butterworth　Heinemann,　Britain,　2003：136137.，是个体遇到不同文化时的一种体验反应。这也是人们无力应对一种新的文化环境时产生的结果。认知人类学认为一个人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接受是由他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如何在文化心理情感方面建构双方对话的空间，是徐州汉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美国“新文化地理”的代表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徐州有很多汉文化景区，这些可以成为打造对等文化心理结构的有力工具。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利用知名文化景区，使旅游者亲身体验徐州品牌文化，借助历史重现、再现故事情节等方式传达汉文化的精神和理念，缩短古代和现代之间的距离。例如，汉文化旅游景区上演的楚舞汉乐、汉家祭礼、汉服部落和天子巡游等精彩活动、可以给受众者带来直观的视觉冲击，更好地拉近双方的文化心理距离，达成心理结构的对等。此外，旅游者在欣赏汉代风格的建筑群、文物古迹、民族风情和神话传说时，也可以充分领略徐州当地的历史文化知识，满足了他们的文化心理需求。(三）　形式融合，打造对等的语言符号编码传播是通过语言符号实现信息交流。语言是文化的思维符号，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要充分利用英语这一世界通用语言，促进城市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要在对外传播中发掘出民族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文化强市的形象，主要有赖于语言这一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符号真实。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不仅能够将文化信息广泛传播给外国公众，还能够在再次传播过程中与同文化内的传播相比，最大限度地确保信息准确和充分。因此要把徐州汉文化通过翻译转换成受众者易于理解的符号，有效地传播它所包含内容的内涵与精神，注重对等的语言符号编码的转化。在对汉文化知识的英文翻译中，不仅要把汉文化的标志性语言符号直接翻译出来，也要把汉文化的精髓内涵通过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表现出来，做到归化与异化的统一，使之成为文化的“传真”。五、　徐州“汉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一）　用活旅游文化，打造“汉文化”名片旅游是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汉文化景观作为徐州品牌文化的形象大使，可以使旅游者在欣赏汉代风格的建筑群、文物古迹、民族风情时，充分领略徐州汉文化知识，推动徐州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徐州的汉文化景观处处皆是，诸如楚王陵、戏马台、汉画像石馆、泗水亭、子房祠等，每处景点都有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都是徐州两汉文化的典型体现。实现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徐州市应继续扩大“汉文化”特色旅游、“汉文化”旅游节的对外宣传，把代表汉文化的文物珍品送出国展览等介绍、宣传徐州的汉文化景区，解说徐州的汉文化思想。目前，徐州“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政府多次举办汉文化节或旅游节。先后邀请了来自西安、洛阳、连云港等24个汉文化旅游城市旅游局的负责人以及汉文化研究专家共同商讨汉文化旅游合作与市场拓展问题。并且通过央视部分频道和湖南卫视等媒体对汉文化景区进行大力宣传并启动境外市场宣传。央视九套《旅游指南》栏目就曾向海内外用英语播出30分钟的介绍徐州两汉文化的专题片《徐州——两汉文化的代表》。徐州市旅游形象广告也在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新闻30分》栏目中陆续播出。香港凤凰卫视海外与欧美部摄制组也曾走进汉文化景区，对该景区进行了汉文化专题访谈。以上的汉文化宣传活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都促进了两汉文化的对外交流，也为我们显示了汉文化传播的显性通道。(二）　用活传播媒介，打造“汉文化”立体形象　在现代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现代传媒技术在对外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出版传媒集团、广电总台等海外平台，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消费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对外文化交流的针对性。数字影视、网络、移动通信等为载体的媒介应该成为徐州汉文化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首先，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漫等传播元素，结合汉文化中的历史、民俗和饮食等研发、制作动漫、影视、音舞诗剧等作品如《汉帝刘邦》《解忧公主》等来彰显徐州城市的汉韵文化特质。其次，借助央视频道等媒体的平台优势如《百家讲坛》栏目介绍和解读徐州汉文化的精髓。再次，建立和完善汉文化的中英文网站，充分利用网站、广播等媒体宣传汉文化，打造徐州立体的汉文化形象。此外，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书籍也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要提倡和支持出版、发行多语种的汉文化相关图书和宣传手册，并利用贸易和产业输出等途径将徐州的汉文化传播出去。还可以通过版权贸易由国外的出版社直接出版发行徐州汉文化的外文图书。这有助于打通世界上的人们认识了解汉文化的通道，扩大和促进徐州汉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三）　用活文艺精品，打造“汉文化”地标在徐州汉文化的传播中，访谈纪录片《解密帝王陵——狮子山楚王陵》、动画片《少年彭祖》和乐舞诗剧《汉风华章》等都是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2012年9月中国徐州第十五届投资洽谈会暨第六届汉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上的大型原创音舞诗剧《汉风华章》，该剧由五部分组成：序幕《彭城怀古》、第一篇章《楚汉风云》、第二篇章《文华盛世》、第三篇章《天地祥和》和尾声《歌风飞扬》。在演出结束后，西班牙瓦伦西亚自治区对外贸易局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瑞卡多称赞道，这个节目让他了解了徐州的汉文化历史故事，他一定要去目睹徐州汉文化三绝的真实风采。时隔半年，《汉风华章》又首次走出徐州，在古城南京的前线大剧院展现了她的华彩。该剧雄浑的“汉风”震撼了省城的观众和媒体，使他们领略了徐州汉文化的魅力。(四）　用活政企平台，推动“汉文化”对外交流目前，国家全力在全球范围内兴办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孔子学院”成了跨文化传播的载体和中介。在加强徐州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徐州政府应依托海外孔子学院和徐州各高校培养徐州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人才，推动汉文化走向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外合资企业如卡特彼勒、布兰肯、圣戈班、罗特艾德太阳能等在徐州数量日渐增多，也为徐州“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通道。外企中的外籍人员可以实地参观汉文化景地、亲身经历汉文化的精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汉文化的宣传和介绍，扩大跨文化的传播范围和效果。另外，有不少徐州企业已经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产业投资。企业作为文化的载体，可以进行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功能；企业中的员工也是徐州汉文化的有效传播者，能够向其他国家直接传送徐州的语言和行为等文化价值观，传送汉文化的产品和图书资料等。(五）　用活民间力量，打造“汉文化”的亲和力官方渠道的对外文化交流，难免会被一些国家认为是文化侵略和宣传;而以民间身份出现的传播活动，容易获得国际受众的信任。政府可以借助民间团体和组织，举办各式各样的民间交流活动，比如“洋眼看徐州”活动以及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美术体验行、美食体验等活动，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企业人士赴徐考察；还可以邀请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在徐州工作、生活、学习的外国友人参加活动，深度展现徐州城乡方展风貌和汉文化内涵。很多民间开办的外语网站也可视为推介徐州汉文化对外输出的窗口。徐州“汉文化”外语网站的建设可通过强化与上海、南京等地高校、智库的互动交流或面向全国招募来改善，也可借助徐州与国外友好城市间的文化交流把对外文化传播的窗口前移至目标国，以进一步增强徐州对外文化传播的时效性和传播效果。六、　结语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加强徐州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既要继承和发扬徐州“汉文化”，也要围绕着汉文化的内涵，借助有效的传播策略，综合利用现代化的各种传播方式和途径，构建起世界人民对汉文化的认知体系和对话空间，促进汉文化的对外传播。另外，我们还需注意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碰撞与摩擦，正视文化冲突的事实，分析冲突的根源，在传播过程中重视对方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结构，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汉文化，使汉文化走出徐州，走向世界，并使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其鲜活的生命力，最终促进徐州城市的整体发展。徐州两汉文化对外开放的路径概述徐州两汉文化对外开放的路径概述基金项目：2014年徐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XSM034)。张琼作者简介：张琼(1982—)，女，江苏南京人，讲师，硕士。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摘要：徐州的两汉文化只有历经资本形式的积累、挖掘和利用，才能由单纯的历史资源逐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成为推动地区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优势力量。这就要求以城市文化对外开放的视角对汉文化资源的价值进行清醒认识和准确评估。根据“一带一路”思想，徐州两汉文化，这一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遵循文化发展与开放的基本思路，通过古今相承、区域联合与中外合璧三个重要阶段，一步步走向现代的繁荣。关键词：徐州；两汉文化；文化产业；对外开放Title:　An　Overview　of　the　Opening　Path　of　Han　Dynastys　Culture　in　XuzhouAbstract:　The　Han　culture　in　Xuzhou　can　only　be　transformed　into　real　productive　forces　from　simple　historical　resources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exca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apital　forms,　thus　becoming　the　dominant　for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is　requir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and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value　of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of　the　urban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One　Belt,　One　Road”　thinking,　Xuzhou　Han　cultu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ancient　civilization,　will　follow　the　basic　idea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openness,　and　go　through　three　important　stages:　ancient　and　modern　connection,　regional　association　and　Sinoforeign　integration,　finally　realize　modern　prosperity.Keywords:　Xuzhou;　Han　Culture;　Cultural　Industry;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Author:　Zhang　Qiong　is　a　lecturer　at　Department　of　Basic,　Jiangsu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00,　China).2014年，中国根据全球形势的变化，作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自江苏和山东沿海，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抵达波罗的海沿岸。徐州是经济走廊上国内　9　个重要的节点城市之一。作为淮海城市群经济和地理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中，徐州不仅能够加强商贸物流中心的建设，扩大其商圈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而且能够推动孕育于此的两汉文化从历史悠久的积淀转向多元发展的开放。徐州于夏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之时就已存在于泰山淮水之间，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辉煌的两汉文化，发端于楚，楚汉相接，兴盛于汉，代表着徐州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是这块土地自有的地域文化的根基。西汉与东汉四百余年间，尤其在盛极之时，开疆拓土带来了科技发展与文化融合，逐步炼成两汉文化的精髓。后世文明代代积累，逐步凝聚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汉文化。龙凤呈祥、广袖飘带、乐府悲音、碑刻铭文、赤黑壁画等物质载体不仅为整个汉民族所传承，而且从秦代就已漂洋过海走出国门。出于“南雄北秀，楚风汉韵”建设魅力徐州的初衷，徐州在城市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并举的道路上已经切切实实走过了十个春秋。“一带一路”倡议思维给徐州带来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使得两汉文化的发展赢得“东进西出”双向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优势。一、　古今相承：让汉文化走出历史因为人类精神需求的内容丰富，且文化产业中的消费会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增长，所以　2011年以来，国策一直强调要在实践层面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城市管理者利用地域性历史文化积淀，提供持续的、值得信赖的、有关联的活动,以增强市民的情感认同。文化是人类社会除了血缘、地缘之外的第三种识别符号。在城市趋同化的今天，汉文化是徐州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要素。两汉文化对外开放的意义不能仅局限于历史与地理的定位，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结合方能打造现代徐州的城市名片。城市环境、旅游业、古今名人效应和文化商品生产都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从国学热与汉服热可见一斑。历史文化和历史名人催生了古城的旅游业，同时创造了蕴含汉文化精髓的消费品。相关书籍、记录媒体、影音器材、视觉艺术等文化商品的生产和传播不仅带来的是经济效益，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与认同。版权工业的生产量和传播的广泛性会逐步建立集体认同感，政府在文化实践活动中不再会曲高和寡。两汉文化对于徐州的意义不再止于史学研究和史料记载，由美食、民俗至文艺、思想都在努力做到真正的古今相承。“两汉文化看徐州”的口号概括了徐州拥有的汉文化遗址、遗迹、历史人物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汉代三绝”的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等物质文化已成为国之瑰宝,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领域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风俗亦开始逐步脱离自然流淌状态，得到应有的研究和复苏。2006年是徐州两汉文化保护得以重视的转折点，在那一年“徐州有12个项目被列为江苏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14日,在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国务院正式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徐州市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名列其中。截止至2009年6月,徐州市共有徐州梆子、徐州剪纸、徐州香包等8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史修永,齐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城市特色的重塑》，《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17页。。刘邦、项羽及其追随者的典故不仅被提炼为处世之道或道德的规范，更为现代文学、戏曲、影视提供丰富的题材；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编撰《战国策》；张道陵创建道教这些都点缀着两汉时期的文化圈,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时代标志和地理单元。2002年《徐州民间文化集》应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抢救、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呼吁问世，分为《工艺美术》《故事传说》和《风土人情》三册，涵括了两汉正统文化、历史古迹、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民俗节庆、饮食文化、曲艺、民间美术和工艺作品，向世人展示了徐州厚重的历史、富赡的人文资源和璨若繁星的民间文化。江苏师范大学利用地缘优势建立汉文化研究所，十年中不断扩大规模，后成立汉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汉代区域文化、汉画像艺术、汉代音乐和汉代宗教文化，拥有《汉文化研究论丛》《汉画像石田野考察散记》《汉画像石象征世界》《蹴鞠——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中国古代足球》《新千年整理本徐州府志》《中国古代史探研》等科研成果。其间，地方剧种得以创新改良，濒临失传的民俗和手工艺得到重视和研究，让人陌生的两汉文化回归民间。全民的参与能够在深层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层面构成一个区域共同体。诸如此类的共同体引发共鸣，吸引民众的参与，这是目前政府发展徐州两汉文化的路径之一——鲜活的民间活动是区域文化得以传承的有力方式。但同时这些共同体的存在必须由政府结合传统民俗构建一系列的公共文化体系。敞园建设、故黄河民间古玩市场改造、伏羊节等民俗节日的引导等一系列举措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真正立足于民间，成为民间日常生活的内容。徐州于　2006年确立了自己的城市名片“彭祖故国、刘邦故里、项羽故都”，分列“经济名片(徐工集团)、人物名片(刘邦)、历史名片(淮海战役)、美食名片(汤)、旅游名片(云龙山/云龙湖)和文化名片(柳琴戏)”沈山,吴婧,胡瑞山：《楚汉文化品牌与徐州城市文化创新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01页。。自此，徐州的两汉文化不再仅存于冷冰冰的故纸堆，而是活生生地由历史走向未来。二、　区域联合：让汉文化走向全国江苏文渊深，文脉广，吴韵、汉风同出一省而又风情迥异。现在是吴韵已经成为江苏标志性文化符号，而汉风在知名度、影响力和带动城市发展等方面尚有欠缺。汉风镏金，文化兴市，徐州要打造苏北汉文化旅游之城，文化产业要快速发展，区域间合作的意义远大于竞争。近几年来，徐州启动“汉风舞动工程”，在城市建设中以打造汉文化风情展示窗口为目标，将汉文化元素科学地植入到城市的规划设计、建筑式样、色彩基调和景观布局中去。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作为“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的徐州汉文化景区对接上海世博盛会，展示了两汉文化精粹。2012年1月5　日徐州市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明确了发展两汉文化是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和振兴徐州老工业城市的“八大中心”之一，倡导精心打造两汉文化品牌。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之墓，即狮子山楚王陵是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汉文化景区（图1）是全国最大的，以汉文化为特色的主题公园：主入口广场用仿制汉砖铺就，饰以汉代勾连云纹，东西走向，采用规整庄严的中轴对称格局。作为历史再现的导入部分，司南与两汉大事年表面对正门，位于入口广场中央。历史文化展廊分立两旁，西行至辟雍广场，汉高祖刘邦的铜铸雕像位于中轴线上，成为广场的宏伟背景。狮子山的核心区域是楚王陵，这一特大型西汉诸侯王崖洞墓葬依山而建，凿石为藏，出土了一千九百多件工艺精绝的珍贵文物。1984年，徐州在狮子山西麓建成汉代兵马俑博物馆，又于2006年初建成并开放新馆。汉兵马俑博物馆（图2）筑于水中，长墙通道，汉式四坡穹顶，仿佛引人穿越至两汉时期。展厅中央展示了精心还原的俑坑和修复后的兵马俑，生动再现了秦汉相接，步兵向步骑兵演变的进程。西汉军事博物馆中的史料与文物则详细阐释了写意的俑群所列出的军队建制和极具研究价值的军事思想。汉文化交流中心立于狮子潭的粼波之上，兴盛于东汉的汉画像石陈列其中，碑石上记录着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主题内容。此外，交流中心还辅以现代科技“声情并茂”地营造出汉代生活场景，再现汉代文明的发展史。图1汉文化景区图2汉兵马俑博物馆在城市建设的同时，徐州紧紧地围绕建设区域性旅游中心城市的目标，高起点规划旅游产业，大力度推进重大旅游项目建设，加快转变旅游业发展方式，全市旅游业的规模实力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呈现出加速崛起、跨越发展的强劲态势。1999年，“一山两汉三孔”的旅游路线联结了徐州、泰安、曲阜三市，也联结出两汉与齐鲁的文化之旅。2005年，徐州的汉墓文化又与咸阳的帝陵文化相映成趣，并由此使得汉阳陵为代表的咸阳汉文化不再遮蔽于千年帝都秦文化的耀眼光芒之中。2007年10月下旬，徐州举办了“中国徐州投资洽谈会暨汉文化旅游节”，把合作的视野拓展到了全国范围。“来自西安、太原、郑州、咸阳、扬州等　24　个城市的代表汇聚徐州，缔结中国汉文化旅游同盟，共同开发汉文化旅游”郑微：《“汉文化”符号如何成品牌——关于发掘并开展好汉文化旅游的探讨与思考》，《徐州日报》2007年12月7日。，打破区域旅游竞争的传统框架。从汉文化旅游线路的整合、客源市场的拓展到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包装、销售，共赢的理念使得徐州在区间合作中得到帮助与支持，加快了旅游业的发展。2010年的　5月至　10月，已经成为一个集历史博览、观光游览、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徐州汉文化景区举办了汉文化特色的系列迎宾活动，在对接上海世博盛会的同时展示了两汉文化的精髓：成人礼、女儿节、汉代婚礼等古代仪式，端午避五毒、浴兰汤、包粽子、赛艇舟的传统庆祝形式，七夕浪漫鹊桥会，琴书、汉乐、剪纸、石刻等古老民间手工艺，使广大游客身临其境地领略汉代风情。2012年，徐州开启“舞动汉风”工程，充分发掘汉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展示汉文化的优秀文艺作品，广泛宣传推介汉文化独特魅力，努力让汉文化成为最能代表徐州形象的城市符号，形成“汉风”与“吴韵”比翼齐飞的新格局。政府部门精心组织开展“汉之赋”文艺创作、“汉之源”文化传承、“汉之韵”城市形象推介等系列活动，计划编创巡演汉风舞台大戏，拍摄高水平汉文化影视剧，创新改良地方剧种，形成独具徐州特色的文化优势。徐州在汉文化景区或遗址的开发过程中，并不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片面地强调人造景观，而是对风景区内原有文化遗迹大力保护,注重文化遗迹原有的生存环境,融入了周边环境的历史、文化联系,保留文化遗迹应有的整体性。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融合成功地使徐州的形象焕然一新，古韵新颜兼备，汉风民俗独具。而北雄南秀的徐州，厚重浓郁的汉风正逐步通过不断发展的旅游业和文化商品制造业走向全国。三、　中外合璧：让汉文化走向世界汉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狭义的徐州地区、淮海地区的区域文化，它更具有中华汉文化这个更具内涵和深意的概念，两汉文化的基体慢慢在历史演进中成为整个汉族的文化积淀，与此同时由于民族构成因素,以汉字文化为载体的大文化体系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汉语、汉字、汉文化在古代就已对亚洲许多国家的历史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有关汉文化的语言、历史、理论、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研究早已超越国籍自成一体，并脉脉相承形成了徐州汉文化走出国门的文化亲缘优势。“五通汇流”的立体交通网(京沪、陇海两大铁路、京杭大运河、输油管道、空中航道沟通东西，高速公路贯穿徐州或在此交汇)构成了徐州在地级城市中独特的优势。发达的交通不仅是汉文化产业走向全国的优势因素，更为其吸引国际关注提供了非一线城市难得的区位优势。为国际汉文化交流所筹备的系列文化节庆活动将会给徐州带来汉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但这些大型活动不能如昙花一现，应该在好的开端之后保持持续性和完整性，切忌虎头蛇尾。“走出去”战略，一直是徐州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这与“一带一路”思想不谋而合。1997年开始，汉文化国际旅游节（原名彭城文化节）于每年10月份在徐举行，其主要内容有汉皇故里探访，观看汉代传统庆典仪式，汉宫盛典及汉乐、汉舞、汉民俗表演（汉城大型仿古文化仪式表演），参观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等汉代出土文物精品展，游览项羽戏马台、云龙山、云龙湖等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参加徐州民间工艺品展等。每年都会许许多多的海外刘氏后裔借此机会来徐观光旅游、寻根访祖。2000年后，徐州、泰安、曲阜三地联合的旅游线路升级为以“汉代三绝”著称的旅游联合体，这是日本游客中国行的华东旅游精品线路之一，为徐州成功开辟了涉外旅游领域。1993年，徐州市与日本半田市结为友好城市，共同投资在彭园内栽植樱花林，后被发展为淮海经济区最大的樱花观赏基地，因而每年阳春也就有了属于徐州的樱花节。2007年10月下旬，“中国徐州投资洽谈会暨汉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借此东风，徐州把汉文化旅游的发展视野拓展到了国际范围：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旅游专家莫里森为“中国汉文化旅游同盟”设计了一条三点一线的国际游客线路：西安（咸阳）、洛阳、徐州，由西向东，形成一条初具体系、各具特色的“汉文化之路”。但是因为仅有单一的饮食文化或狭义的商品经济主题，没有特定一些徐州独有的节日或场合将独具徐州地方特色的汉文化商品完全展现出来，因此目前更多的节庆、集会虽然在政府的号召和管理之下已经初具规模，但只流于民间活动，还有待于更为系统、深入地开发，如徐州云龙山庙会、徐州泰山庙会、徐州彭祖庙会、徐州伏羊节等。只有让文化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和利用，对庆典表演活动的艺术继续细化和升级，使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真正称得上丰富、多样，才能真正形成国外游客争相来徐目睹汉代风采的动力。两汉文化遗迹、民俗风光、地域文化、乡土风情等文化资源是徐州文化贸易的基础，国际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之下，徐州文化贸易将成为城市对外开放的一部分。2015年徐州市文化产业创收总额近五百个亿，在文化研究、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在特色文化产品出口上依然薄弱（图3），急需突破与创新。图3徐州市汉文化产业主要领域创收对比（单位：亿元）

文化资源不仅包括历史人物、文物古迹、民俗、建筑，还可以外延至公益、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戏曲等。刘邦、韩信征战的英雄史诗是汉文化的生动演绎；“大一统”的统治格局与步骑兵的建制是军事思想史上宝贵的财富；礼仪规制、黄老之学、汉代经学、独尊儒术、天人合一等糅合出两汉的文化核心；荆歌楚舞、长袖飞带、乐府汉赋则是两汉审美文化中的丰富形式。柳琴戏、江苏梆子、花鼓戏等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汉代陶塑、汉画像石、木雕、石刻等为代表的民间雕塑艺术，农民画、木板年画等为代表的绘画艺术，剪纸、泥玩、布玩、面人、糖人、刺绣、草编等为代表的手工艺术全部都是徐州两汉文化有血有肉的躯干。这些都可以成为改变汉文化产品出口单一，弥补文化产业链缺乏延展性的立足点，让文字、教育、艺术通过书籍、影视作品、视听器材、网络等多种载体先行面向国际，成为徐州汉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作为汉文化的发祥地，徐州利用地缘优势，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同时挖掘两汉文化的资源优势，树立自己的文化品牌。“挖掘城市文化潜在的价值，促进城市文化与基础建设同时发展,提升城市的人文环境，推广城市文化名片，这一系列举措将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途径。”Keller,　Kevin　Lane.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M］.　NJ:　PrenticeHall,　2012:　411.要避免一种文化走向式微的境地，不仅需要通过政府投入资金、人力去研究与维护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必须组织、号召对民间文学、艺术、风俗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民传承，最终使之成为市民的家园文化。徐州地区的两汉文化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并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扩大外延，这反而促使徐州要通过光大以习俗、礼仪、节庆、民间文艺为主的传统来彰显两汉文化的区域特色。当一个城市的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品牌文化品的出口对受时空限制的文化旅游做出最好的延伸。汉文化复苏于当地民俗，流漾于城市建设，传播于旅游交流，承继于汉学研究。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两汉文化的发展适时融入了尊经尚礼的国学复兴和“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徐州两汉文化的当代价值探讨徐州两汉文化的当代价值探讨基金项目：该论文为徐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内容，项目号：12XSC1014。张云霞作者简介：张云霞(1981—)，女，江苏省淮安人，徐州工程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徐州两汉时期的器物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符号文化，分析其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影响，总结两汉文化的历史贡献，探析其当代价值，从而更好地塑造徐州两汉文化的文化价值体系，以便人们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两汉精神。关键词：徐州；汉文化；历史贡献；当代价值Title:　A　Study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wo　Hans　Culture　in　XuzhouAbstract:　This　article　does　a　research　on　the　artifacts　culture,　the　spirit　culture,　the　system　culture　and　the　symbol　culture　during　Two　Hans　(Western　Ha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in　Xuzhou,　and　analyzes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wo　Hans　Culture　to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made　by　Two　Hans　Culture　in　Xuzhou　and　explore　its　contemporary　cultural　value　so　as　to　better　mold　a　cultural　value　system　of　Two　Hans　Culture　and　let　people　further　inherit　and　promote　the　Two　Hans　spirit.Keywords:　Xuzhou;　the　Two　Hans　Cultur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Contemporary　ValueAuthor:　Zhang　Yunxia　is　an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008,　China),　specializing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一、　引言“文化”是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和物质在内的复合体。文化的本质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以人化形式的特殊活动。文化代表着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底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文化潮流此消彼长。然而不论中国文化经过多少曲折，遇到多少滩渚，两汉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纽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徐州是两汉文化的源头，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两千年来，汉文化的积淀和发扬，使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两汉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其中的汉墓、汉俑、汉画像石并称“汉代三绝”。龟山汉墓、狮子山楚王陵、汉画像石艺术馆等一系列重要文物景点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二、　徐州两汉文化概述（一）　徐州——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一州、两汉、三楚之西、乾隆四巡、五省通衢、六千年文明、主席七访、八百寿彭祖、九朝帝王徐州籍、十里长街淮海路。徐派作家王茂飞这样评价自家的家乡——徐州。徐州自古为华夏九州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和集萃地。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和五省通衢的战略区位，形成了两汉文化、彭祖文化、军事文化等文化品牌，彰显了楚风汉韵、北雄南秀的文化特质。(二）　徐州两汉文化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即人化，因为文化的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承者都是人。帝尧时，彭祖活了八百岁，是中国烹饪和气功的创始人，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其饮食养生之道对汉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以道、儒思想治国的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推崇道教、儒学的淮南王刘安、楚王刘英、沛王刘辅。文化除了需要有人倡导之外，还需要有特定的社会制度加以保存、推广，如汉代以“经”“道”取士制度。所以，徐州两汉文化实际上是指徐州地区各部落、民族通过军事、政治、移民、联姻等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生产中，创造的器物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符号文化的综合。徐州两汉文化的具体内容：第一，器物文化。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砖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汉画像石。汉画像石是徐州汉文化的一枝奇葩，汉文化的精髓，有着浓厚的文化积淀。徐州汉画像石和南京六朝石刻、苏州明清园林并称为“江苏三宝”，它通过石刻艺术画面，展现出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画面生动形象，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画像石亦称“汉画”，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帛画、漆画、玉饰等图像资料《徐州历史文化丛书》，中华书局，2004。。画像石指在石料上雕刻平面图像的石刻艺术，盛行于西汉至唐，多见于墓室、祠堂等处。在雕刻技法上有阴线刻、浅浮雕和凹雕等。徐州汉画像石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也有极少部分刻在祠堂的墙壁上。目前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已有1　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画像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诸如生产劳动，历史故事，乐舞杂技等。汉代画像砖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史学家翦伯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赞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首先，出土的汉画像砖石的内容从各个角度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物质生活、习俗、观念等，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便利；其次，汉画像砖石题材广泛，造型元素多样，集雕塑、绘画、工艺美术、建筑、民间艺术等于一体，对现代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汉兵马俑。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始建于1985年，位于狮子山西麓，主要陈列的是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墓葬陪葬品。徐州汉兵马俑身高只有　27—54　厘米，俑阵分列于6条俑坑，共出土各类彩绘陶俑四千余件。其数量之多,规模宏大,实属罕见，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徐州狮汉兵马俑是继秦始皇兵马俑、咸阳杨家湾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支由步兵、车兵和骑兵组成的兵马俑军阵，阵容庞大，气势威严，是西汉早期楚王国实战军队的地下缩影。狮子山兵马俑的发现,　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　兵俑的装备和组成,骑兵、车兵的建制和运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能反映出两汉时期的军事文化和陶工艺术成就。汉墓。在徐州的汉代文物中，最使人感到震撼的是那一座座高大雄伟的楚王墓葬。这些墓葬开凿在山上，有的古朴浑厚，有的设计精巧，有的富丽堂皇,每一座汉墓都以其独特的风格向世人展示其神秘莫测的地下世界。两汉四百年间，徐州共有13位楚王、5位彭城王，应有18座王陵墓葬，但实际上不止这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要数北洞山楚王陵、龟山楚王陵和狮子山楚王陵，以“精”“奇”“雄”各领风骚。徐州汉墓模仿地面宫殿的建筑群体,均是人工凿山而成，内部结构精巧、复杂，工艺精湛，工程浩大，形制奇特,体现了两汉时期，楚汉王的奢侈的生活场景和气势恢宏的建筑艺术。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也是极好地文化载体，如狮子山楚王陵共出土珍贵文物2　000多件套，其中“金缕玉衣”、龙虎、玉戈、玉环、“金带扣”等一大批稀世珍主，被列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另外，徐州两汉文化景观，如戏马台、泗水亭、歌风台、子房祠等70多处，每处遗迹或景点都有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且包含至今依在的文化烙印。第二，精神文化。所谓的精神文化是指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的特点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曾丽雅：《关于建构中华民族当代精神文化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两汉文化在精神文化中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和社会习俗方面。其中语言方面主要表现在《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历代文人墨客对文物古迹的题咏和大量的有关汉代的民间传说、成语故事的记载等；艺术方面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宗教方面主要表现在道教、儒教和佛教等。两汉时期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如约法三章、运筹帷幄、背水一战、十面埋伏、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面楚歌等。每一成语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第三，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人才培养选拔制度、法律制度和民间的礼仪俗规等内容。汉代典章制度中以儒学为主，并伴有黄老。据《史记》《汉书》等记载，楚汉之际，刘邦有《告沛县父老书》《入关告谕》，即“约法三章”。“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第四，符号文化。符号文化是指经过时间洗涤之后沉淀下来的精华，是某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意义和理念是通过一系列外在特征表现出来的。两汉时期，符号文化主要表现在图形上，如我们熟知的“龙凤文化”；色彩方面，如朱、绛、青等；文字有汉隶等。根据上文所述，我们不难总结，两汉文化实际上就是两汉时期，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汉语、汉字；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凤”；以儒、道为主的语言文学、题咏、成语等；优美的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物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技艺；创新发展的科技产品以及社会习俗和日常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礼仪等。三、　两汉文化的历史贡献极其当代意义两汉文化，是我国文化的主流与血脉，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的文化整体。其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曾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汉文化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因而也就显示出十分的广泛性和适用性。它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鲜明性，是使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光辉典范。因此，作为华夏民族“核心文化”的两汉文化石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一）　两汉文化的历史贡献徐州两汉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的宝石，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它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第一，两汉文化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的方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避免了诸侯割据，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证明，各民族友爱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第二，两汉文化破除了“王侯将相宁有种”的传统观念，留下一个平民变革自身命运的梦想。汉高祖刘邦为布衣帝王。反秦起义前，为秦泗水郡沛县泗水亭长，48岁。七年反秦灭楚的战争实践，让他做了皇帝。萧何、曹参、周勃、王陵等为布衣将相。在反秦起义前，或为平民百姓，或为亭长。七年征战，他们出将入相，为后世一切有志者树立了建大功、立大业的人生榜样。第三，两汉文化确立了超绝的重才思想。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刘邦能够抛弃门第观念，广纳贤才，如屠狗的樊哙，小商贩灌婴，马车夫夏侯婴，吹鼓手周勃，家贫无行的韩信，足见在招揽人才方面豁达大度，博采众长，知人善任，唯贤是举。刘邦有独到的人才观，为历代帝王所借鉴。两汉文化时期还创作了许多史学、文学专著，如《史记》《汉书》等，留下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另外，汉文化资源中民间传说很多，对汉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了生动的补充，并反映了民众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这也是两汉历史留给世人的一笔厚重可观文化财富。诸如刘邦出世、樊哙与狗肉、项羽与乌骓马等，不胜枚举。(二）　两汉文化的当代意义两汉文化的博大，因它奠定文化之基。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的崛起即中国文化的重新被认识。古今风韵，汉文化精髓的当代价值体现如下：第一，敢于作为、敢于担当的大气度、大胸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造就了徐州人独特的性格。两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敢为人先”。2005年，徐工集团以　30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　85%的股权让给国际投资机构凯雷投资集团，一时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两年的发展证明这次互利双赢的合作是一次正确的选择，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后，徐工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内部竞争机制，获取了更多的国际市场通道，新技术和新项目给徐工带来了新活力，成为　2006年“徐州十大纳税企业”的第二名，徐州人的豪爽大气、敢作敢为的精神不仅给自己寻找了一条更广阔的道路，也为国内其他企业提供了示范和先例。第二，好谋善策，永不气馁的大魄力、大胆略。近年来，对两汉文化的研究在学术界非常活跃，各地民间和政府纷纷成立专门机构，从不同层面广泛开展“两汉文化”研究工作，掀起了“两汉文化”研究的热潮，全力打造了“舞动汉风”的品牌，产生了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和集萃地，山水秀丽，人杰地灵，资源丰富，区位优越。徐州人有胆略、有眼光，全市上下抢抓江苏省委、省政府加快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建设特大型区域性中心城市等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一方面抓好文化事业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相继建成了一批重大文化功能项目，规划发展了一批文化产业集聚区，扶持培育了一批文化龙头企业，文化产业的集中集聚集约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呈现出加速崛起、跨越发展的强劲态势。第三，体恤民生、怀柔四海的大策略、大智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了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体现在改善民生上，近年来，徐州市党和政府以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想人民之所想，切实关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扩大就业战略、设法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解决公共交通问题。为切实解决老百姓“办事托关系”“办事托熟人”“责任不清”“推诿扯皮”的办事慢、办事难的问题，徐州市政府推出了“百姓零障碍办事”工程，以铲平导致这些办事难、办事慢、办事成本高的障碍，服务老百姓。四、　结语两汉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国从古至今保留最完整的、永不凋谢的根本文化之基，是徐州的瑰宝、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它向世人展现了汉代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时代；展现了古老的汉代人的侠肝义胆，大气豪放，聪颖灵慧的传统美德；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雄飞奋进、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两汉文化是一个涉及内容多样、影响范围广、作用巨大的文化体系。她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开发和研究；她的大汉精神值得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在开发中学习，在学习中借鉴，在借鉴中提高，科学决策，扬长避短。从而将两汉文化资源的开发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使文化的传承功能、教化功能、经济功能有机融合，弘扬光大。徐州地方文化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徐州地方文化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苏翔作者简介：苏翔，男，河南商丘人，现任教于江苏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学院摘要：当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宽泛性、非系统性和“理想性”，致使这一由面及点的教学具有很大局限性，很难达到提高学习者汉语水平的效果。国家语言文化政策的要求及地方在推广汉语、进行汉语教学中的作用，使得地方文化融入对外汉语教学势在必行。地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紧密关系、前贤对地方文化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以及地方文化特有的优势使地方文化在对外汉语中的开展极具可行性。在具体推行形式上，地方文化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采用专题形式更为合适。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学；地方文化；徐州Title:　Xuzhou　Local　Culture　and　Cultur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Abstract:　Currently,　culture　teaching　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greatly　hindered　and　its　expected　effect　is　hard　to　achieve　because　of　the　unspecific,　unsystematic　and　the　socalled　“ideal”　teaching　methods.　Meanwhile,　local　culture　has　the　tendency　to　becoming　on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Chinese　teaching　for　foreigners　because　of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policy　and　the　functions　played　by　local　culture.　In　this　vein,　it　is　viable　to　mak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hrough　combining　loc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Topic　for　discussion　is　one　of　the　proper　forms　that　can　be　employed　in　local　culture　teaching.Keywords:　Chinese　Teaching　as　A　Foreign　Language;　Culture　Teaching;　Local　Culture;　XuzhouAuthor:　Su　Xiang,　a　graduate　student　at　Institute　of　Linguistic　Scienc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9,　China).一、　文化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础之一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第118页。，文化教学更是时下对外汉语教学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渗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本身是这个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是类如汉语这样的“高语境文化”语言程书秋：《地方文化的综合利用与对外汉语教学》，《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年第12期。，每一个汉字字形乃至语音都彰显着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文化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法，最终发展到与语言教学比肩的程度，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30年的对外汉语教学都是语言本体的教学，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在“结构—情景—功能”教学思路的基础上，又提出“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思想赵金铭：《对外汉语教材创新略论》，《世界汉语教学》1997年第2期。。文化研究也随之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研究热点，相关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讨论主要针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定位这一问题展开，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主张把文化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并举，放在同一高度上对待；第二，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教授的内容应该是中国文化，而非汉语本身；第三，认为文化教学是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的。不管争论结果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文化这一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被凸显了出来。三种声音都承认了文化教学应该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部分，相较而言我们更倾向于“为语言教学服务，与语言教学的阶段相适应”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第118页。的观点。“为语言教学服务”是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而言，“与语言教学的阶段相适应”是为了语言教学效果的达成。在明确了文化教学的地位和教授比例这一如何教的问题之后，所要讨论的就是教什么的问题，即该选取哪些文化内容来教的问题（主要指来华外国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是一刀切的课本中华文化展示，还是各地高校从地方文化出发扩展到中国文化，由点到面的升华？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由留学生所在地方的地方文化切入，自下而上地展开文化教学是应该采取的有效途径。二、　地方文化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地方文化是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地方文化的提出，是对于现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中华文化教学的反思，也是对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教授文化内容的争论。(一）　地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地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刘宇指出：“中华文化与中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中华文化是中华地域文化的主体标志；中华地域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刘宇：《论中华文化中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江汉论坛》2009年第29期。这一认识基本概括了我们对二者关系的共识。概括而言，地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中国文化是面，地方文化是线。中国文化是由地方文化组成的，但又不是地方文化的简单相加。如果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段华丽的锦缎，分布于祖国各处的地方文化就是共同编织、勾勒出这一锦缎的彩线。对外汉语教学不仅仅是让外国友人看到锦缎上点缀的珍珠，更重要的是能看清组成这个缎面的一缕缕丝线，通晓其织就的方法。从锦缎的编织形式中理解中国人民的做事行为原则，进而抽绎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学会汉语，使用汉语。(二）　地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教学利弊对比相较于博大精深而又特色鲜明的中国各地方文化，当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存在着很大弊端。现阶段以中华文化为内容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是直接将中国劳动人民五千年织就的锦缎展示给外国友人，然后就锦缎中熠熠闪光的瑰宝给外国友人作讲解。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习者的兴趣，但会很短暂，因为大部分教授者能够解释给学习者的极其有限，很难让外国学习者与中国人讨论时深入交流，这样他们的兴趣和信心就会受到打击。再者，这种文化的学习近似于漫无目的地摘取，而且是被动摘取，很难系统化。第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是每一个对外汉语教师都能掌握并讲明白的。第四，点的突破，课堂上良好学习效果的取得，很可能把教学者引入片面教授，拾取了珍珠，却忽视了中华文化这匹大的锦缎，最终得不偿失。而采用地方文化为内容的教学基本可以免除这些弊端。首先，学校就是一个半开放的地方社会，课堂上教授的地方文化在课下可以很及时地得到验证，而验证过程中学习者还可以深化对文化的认识或提出更有益的思索，使学习者兴趣不减。其次，就教学者来说，其所在高校往往是其长时居住生活过的，对地方文化了解的途径和深刻度都很高，可以有计划地向学习者传授。再者，从学习者每天生活的环境出发，由地方文化引申到中国的大文化更容易让学习者明白，而且可以实际运用于生活实践。(三）　地方文化融入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必要性一是适应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要求。《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中明确提出“鼓励海外侨胞来华学习汉语。举办海外华人华侨子弟‘母语寻根’夏令营活动，实施海外华文教师普通话培训工程。”其中“鼓励海外侨胞来华学习汉语”面临的是对海外侨胞的接收问题，毫无疑问，各地方高校将成为留学生最主要的学习地。如此，地方文化将是海外汉语学习者要闯的第一关。二是克服当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弊端的必然要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教学的宽泛性、非系统性和“理想性”，导致这一由面及点的教学方法存在局限性。文化教学的目的是服务于语言教学，使学习者在理解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学习、使用汉语，但理想的、抽象的中华文化在各地方很难找到承载她的语境，其本身就很难被学习者掌握，又何谈促进语言学习。相反，地方文化不但有切实的语言文化语境，而且可以很好地映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使学习者在学习—运用—思考（扩大）—学习—运用的良性循环中不断提高语言使用能力。三是学习者需求多样性的必然要求。早在1986年，王文虎先生就指出：“确有一部分学生，对方言学习有不同程度的要求。为了满足这部分学生的要求，教材中存在方言成分也就是必要的。”对地方文化学习的需要，类似于对方言学习的需求。学以致用是每个学习者的最终目的，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学会汉语，留在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留学生的选择，而留下的学生不可能抽象生活在中华文化里，而是要融入各个地方及其文化中。(四）　地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地方文化不是与中华文化绝对对立的另一种不同文化，而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源起，这一关系注定了二者能够很好地连接。中华文化可以印证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文化中去，地方文化又总能被涵盖到某一被升华中华文化中来。二者的不同其实更多是学习过程中方法的不同，中华文化是由面到点的概括，而地方文化是由点到面的演绎。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后者是自下而上的。一般人的接受规律是一步步演绎的。前贤时彦的理论探索。对地方文化如何融入对外汉语教学的问题，相关领域学者一直进行着积极思考。程书秋程书秋：《地方文化的综合利用与对外汉语教学》，《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年第12期。直接从地方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关系入手，认为地方文化不但可以有效缓解留学生很多文化上的不适，而且地方文化环境适应的程度对其能否成功习得汉语起着决定性作用。古岳古岳：《试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方言问题》，《辽宁师范大学学学报》1997年第2期。、张振兴张振兴：《方言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丁启阵丁启阵：《论汉语方言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6期。、刘晓晓刘晓晓、余波：《方言语境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1年第4期。等则以地方文化的载体——方言切入，谈对外汉语教学中面临的方言环境问题，进而思考方言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认为地方文化语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可逾越的一部分。张艳萍张艳萍：《云南对外汉语教学的地域特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有针对性地提出云南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建议，认为应该从云南文化的实际出发，有取舍地教授最具云南特色的铜鼓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等。陈凤华陈凤华：《地方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以南通为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6期。更是具体到以江苏省南通市地方文化为依托的融入式探索。前贤时彦们的思考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地方文化的融入奠定了可行的理论基础。实践方面，则有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设计的网络教程Zon。课程以老北京文化为背景，充分利用老北京的地方文化，帮助学生理解中国文化，学好汉语。地方文化的优势。教授者在对地方文化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有计划、循序渐进地教学是当下中华文化教学所欠缺的。地方文化“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氛围，更是外国留学生难得的学习环境。再者地方文化与中华文化那种根与果的关系，也为学习者由点到面、自下而上的学习提供了极大便利。三、　徐州地方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徐州是国家重要交通枢纽城市，历史文化悠久，有“九朝帝王徐州籍”之说。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有“彭祖故国、刘邦故里、项羽故都”之称，因拥有大量文化遗产、名胜古迹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也被称作“东方雅典”。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能源、交通整体实力，徐州的文化建设也走在中国前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来求学者。徐州现拥有本科院校6所，其中一所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除两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外，其他四所高校都招收并有在读外国留学生。如何承担起教授外国留学生的重任，并将徐州地方文化资源融入对外国留学生的语言教学中去，使之以地方文化为跳板更好地领会中国文化，这是徐州文化部门和高校相关人员一直思索的问题。地方文化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融入，需要时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最迫切的是融入地方文化的教材。这需要建立在对地方文化研究很深入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所以，在系统教材编写完成之前，初期的地方文化融入可以采取专题的形式，专题内容直接来源于地方文化。而专题的教授顺序，应该根据当下所使用的主流教材来确定，归结出一个阶段教材中体现的中华文化，以相关地方文化专题引入。(一）　徐州两汉文化专题与教学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两汉400年间，徐州共有13位楚王、5位彭城王。城市周边汉墓林立，已经出土发掘的汉墓有200多座，均是两汉的王侯、国戚的墓葬，丰富而宝贵的汉代文化遗产为中国国内所罕见。其中构造各异的汉墓、栩栩如生的汉画像石、惟妙惟肖的汉兵马俑，并称为“汉代三绝”。除此之外，徐州市及所属各县都保留有相对完好的、具有鲜明“楚风汉韵”的汉室建筑、生活用品等，能最大限度地了解两汉文化。而两汉文化本身又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利用之扩大到中华文化。对徐州两汉文化融入性教学可以如下进行：对初来徐州的留学生，在第一节课上播放徐州的宣传片，让留学生对其生活的环境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当然更是吸引其融入的兴趣。然后教授一些简单的打招呼的方式，以便留学生课下去实地交流探索。如果教授内容涉及中国礼乐文化，就可以按如此方式进行：参观或观摩两汉的墓室——汉朝的丧葬文化——中国的丧葬文化——孝——礼。而在讲授两汉源起的成语典故时，如秦砖汉瓦、破釜沉舟、四面楚歌、多多益善、鸟尽弓藏、鸿门宴、十面埋伏、力能扛鼎等，从地方文化入手，更能促进留学生掌握上述成语典故。(二）　徐州饮食文化专题与教学外国留学生要想在中国长期学习发展，可以说，适应地方饮食是比语言更重要的事。在地域广袤的中国，由于各地区气候和物产的巨大差异，饮食也各具地方特色。对于对外汉语教师来说，介绍饮食是必须但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让来华留学生更深刻了解隐藏在饮食背后的地方文化，进而更好地学习汉语。如汉字“鲜”的讲解，留学生可能会问一个“鱼”字和一个“羊”字怎么就“鲜”了呢？在徐州，就可以很清楚地解释，而且让留学生记得很牢。因为“鲜”字的起源地就在徐州，而且与彭祖所制佳肴“羊方藏鱼”有一个相关的传说。再如，外来人到徐州，会看到许多餐馆提供所谓的“把子肉”，大部分人听了这个名字就会问这是一种什么肉，外国留学生也会有此困惑，这时就可以从介绍“把子肉”这一具体食物入手，如此联系讲授：“把子肉”——“拜把子”——刘关张结义（义圣关公）——义——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如此层层深入，则更易于掌握。(三）　徐州地理文化专题与教学除了丰富的地下两汉文化遗产，徐州最为人瞩目的就是其自古以来重要的交通位置。史料记载，彭城自古便是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和商贾云集之地。今天，按照时下的行政区划，又有着“五省通衢”之称。其重要的位置既是其各项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是其屡遭战火的根源。地理位置，对于留学生来说认识较为困难，但这排除不了他们的相关思索，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徐州为何会有淮海战役纪念馆？为何会有两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为何有一个位列支线骨干的观音机场？这些疑问都可以用徐州的地缘因素来解释。对外汉语教师在解答或分析讲授徐州地理情况时，就可以将中国人所讲究的“地利”作为扩大引申，并由之联系到兵家的“天时地利人和”战略指导思想等等。四、　结语综上所述，我们主张将地方文化教学融入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达成留学生来到中国之后的基本目标：适应他们天天要交往和接触的中国的人和事情，只有在此基础上他们才能真正习得汉语，在中国生活得更久、发展得更好。而之所以主张以地方文化展开教学，则是希望对外汉语教学能就事论事，不节外生枝；有选择性，不什么都讲；设身处地，不想当然；客观准确，不主观武断，形象具体，不千篇一律。当然，相较于语言教学，文化教学还是处于服务地位，而且考虑到留学生实际情况，在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时间分配上，我们认为入门阶段和高级学习阶段文化教学要持平或略高于语言教学，中间阶段文化教学可以较低于语言教学。《徐州续诗征》成书始末《徐州续诗征》成书始末徐明作者简介：徐明，曾在媒体工作二十多年，主任记者职称。又曾受聘高校任教多年。热衷于对地方文史的探求，擅长历史及文化类散文随笔的写作。作品多被国家、省级相关刊物采用，并十多次获得省级以上文学奖项。摘要：一个享誉京城的大书法家、诗人、金石碑帖研究专家，张伯英团结家乡25位学者名流，费时六年，克服了种种困难，编辑完成了这部在当时最为完备齐全的地方诗歌总集《徐州续诗征》。它收录了清末民初五百多位徐州地区诗人的作品，并且因为包含了个人小传，从而保留下来许多珍贵的史料，直到今天仍是研究近代徐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关键词：张伯英；《徐州续诗征》；徐州地方诗歌Title:　Xuzhou　Poetry　Collection　Sequel　and　its　CompletionAbstract:　As　a　renowned　calligrapher　and　poet　in　Beijing,　and　an　expert　in　metal　and　stone　rubbings,　Zhang　Boying　organized　25　hometown　scholars　and　celebrities,　took　six　years,　conquered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and　finally　finished　editing　the　Xuzhou　Poetry　Collection　Sequel,　which　was　the　most　complete　local　poetry　collection　at　that　time.　It　collects　over　500　Xuzhou　poets　work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Ming　Dynasty.　It　also　contains　the　personal　biographies　of　these　poets,　therefore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have　been　reserved.　Until　today,　Xuzhou　Poetry　Collection　Sequel　is　still　a　significant　document　to　study　the　modern　history　and　culture　of　Xuzhou　city.Keywords:　Zhang　Boying;　Xuzhou　Poetry　Collection　Sequel;　Xuzhou　Local　PoemsAuthor:　Xu　Ming　has　worked　as　a　media　professional　for　more　than　20　years.　Keen　on　exploring　local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e　is　good　at　wri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y　essays.　He　got　most　of　his　publications　in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at　the　state　and　provincial　level　and　won　more　than　10　times　literary　awards　at　or　above　the　provincial　level.清光绪丁亥13年（1887）至庚寅16年（1890），徐州知府桂中行主编《徐州诗征》，越年刊印成书行世，成为徐州地方文献中第一部诗歌总集。桂中行，字履真，临川（江西抚州）人，廪生出身。咸丰年间积军功为知县，光绪年间曾四任徐州知府，在徐为官十二年，工书善画，多才多艺。在徐州的十二年，桂中行官声很好，据说“民以青天呼之”“以比宋守苏轼”。这或者有美化的成分，但是作为一个州官，能够关心民生，重视教育，亲自为徐州历史上的最高学府云龙书院聘请教师如金坛冯煦、萧县徐忠清等，并且自己还亲自授课，显非晚清官场一般俗吏可比。编纂《徐州诗征》，这当然不是一个外地来徐的官员一个人可以做成的事情,所以当时桂中行聘请了徐州府学王亦曾、退职编修冯煦、宿迁举人陈环、铜山县学训导王凤池协助采访、校勘。一、　《徐州诗征》的成书《徐州诗征》共四册八卷，包括了时属徐州八县的铜山、萧县、沛县、丰县、砀山、邳县、宿迁、睢宁的共254位诗人的作品。凡收入书中的诗人，每人都在其作品前面列以生平小传，因此这254人都有一个简历可寻，就地方文史价值而言，弥足珍贵。《徐州诗征》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最主要的就是漏收，当时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徐州籍诗人及作品，就没有被录入。1891年，21岁的青年张伯英第一次读到了《徐州诗征》，可以想象，这部书一定被放置于他的书架上，相伴他一生。也因此，续编一部更加完备的徐州地方诗歌总集，一直是他的一个念头，是他想着早晚要做的一件事情。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号云龙山民、东涯老人，铜山县三堡榆庄人。光绪时举人，先后师从徐忠清、桂中行、冯煦等人。其中徐忠清为北洋政府时期皖系军阀、政客徐树铮的父亲，张伯英与徐树铮是榆庄私塾的同学。也因为这层关系，1912年张伯英经徐树铮（徐时为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举荐赴北京供职，任北洋政府陆军部秘书，后相继任北洋政府秘书、国务院副秘书长。他是民国时期的大书法家，书法造诣精深，以行楷最有成就，与当时的书法名家王书衡、傅增湘、郑孝胥、华世奎齐名。他的字开拓、豪放、大气磅礴，尤其是写大字，可说是无人能比。启功先生曾这样评价张伯英的书法：点划沉着，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签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如熔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启功说自己十岁之前就听到过家中老人谈论张伯英，说他的书法如何之好。后来又在各种场合看到张伯英的字迹，并且认识了他的三儿子张宇慈，从他那里打听到了不少张伯英写字的情况。直到年过三十，启功才有了登门求教的机会，而此时的张伯英，已近耄耋之年。启功虽意在求教，又担心老人年事已高，总是稍待片刻便要告辞离去。张伯英却每每挽留，并取来新购的碑帖善本指示辨别之法，提示书艺得失之要，这令启功深为感动。终其一生，启功始终说张伯英是自己的老师。2001年，89岁的启功撰文回忆张伯英时写道：先生仙逝已五十余年，追忆教言，犹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除了书法家，张伯英又是诗人、学者、古文家，并精于金石碑帖的评论与鉴赏。1929年的春天，《徐州诗征》问世38年之后，59岁的张伯英开始着手主编《徐州续诗征》。这件事情首先要通知到徐州各县，为此他写了一篇《征诗小简》，类似今天的征稿启事。其中说到了所以要主编《徐州续诗征》的原因，是因为《徐州诗征》“成书时促，遗漏者多”，况且到现在，近四十年又过去了，“其人一往，诗则散佚众矣”。所以，现在来编这本书，是为了“一以补前书所未备，一以存近贤之遗著”。张伯英17岁时曾在云龙书院跟随桂中行和冯煦读书，所以针对《徐州诗征》多有遗漏的问题，他很宽厚地为老师开脱：“此非选者之过也。长官征诗之举，乡里或未之知；作者后裔式微，不得与长官晋接；甚有深藏而不肯出者；采访之事寄之一二人，其不周徧宜矣。”为此，张伯英首先邀请了25人组成采访队伍，这25人均为乡贤宿儒，饱学之士。其中有他小时的同学，有因文字、书法相交的朋友，都是张伯英在八县中最熟悉的人。他们是：铜山县（含徐州市）——陈璞完、朱虞尊、韩元方、徐惠伯、葛夔锺、刘少松、韩席筹、张慰萱、余湘之，萧县——段丹初、陈青舫、段芝晋，沛县——张荫台、蔡熙民，丰县——谢俭斋、张浔九，砀山县——王鸿弼，邳县——窦檍坪、焦子和、陈彦甫，宿迁县——钮任卿、任韶成、臧磵秋，睢宁——周衡伯、王玉树。张伯英要求这25名采访人员在各自所属的县里需做的工作是：1.　确保将《征诗小简》送到每一位去世诗人的后代手中并请其协助征集工作；2.　重新整理《徐州诗征》中已录诗人的诗作并补充收入新发现的作品；3.　收集《徐州诗征》之后四十年间去世诗人的诗作并整理校勘；4.　了解并写出《徐州续诗征》将要录入的所有已故诗人的简历。这最后一条的制订，记录下了许多徐州文人的基本情况，具有珍贵的地方史料价值。由于准备工作考虑充分，采访人员学问功底均为八县中一时之选，采访收集、整理校勘工作认真细致，且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因此，最后成书的《徐州续诗征》收录的诗人达到524人，是《徐州诗征》的一倍还多，总共六册22卷。其中铜山县（含徐州市）六卷154人，萧县四卷88人，沛县一卷27人，丰县一卷35人，砀山一卷27人，邳县二卷39人，宿迁五卷102人，睢宁一卷28人。另有一卷收入闺秀（女诗人）15人，方外（僧道）4人，流寓（外籍常住者）5人。二、　《徐州续诗征》与张伯英序1933年夏天，《徐州续诗征》编选完成，准备付印，张伯英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序言。先来看这篇序言的书法，它运笔自如，从容雅致，字体秀气挺拔，行楷之形而兼汉隶魏碑之骨，是张伯英晚年小楷书法已入化境的巅峰之作。如果再把这篇序言当作一篇古文来欣赏，会发现它多以四字句为主。语言朴素文雅，叙事简练清晰，比如写编书的起因：岁月不居，风流消歇，其人既往，予亦衰老。读其文字，念其生平，诗征之续，所不容巳。又比如在来稿中看到亡友的诗作：予之旧游，十及三四，声音笑貌，展卷可见，后死之责，庶其不负。再如写他和几十年前的同学在灯下伏案工作，整理诗作时的情景：六旬老友，来共几案，青灯滋味，如少年时。那种画面感都出来了，文字凝练，要言不烦，堪称一篇清新洗练的美文。《征诗小简》写了编选《徐州续诗征》的原因和目的，而这篇序文则写了编选《徐州续诗征》的过程及种种困难，为此张伯英还专门提到了与此书关系甚大的四个人。前两个是萧县的陈青舫和段芝晋，写到这二人不光是因为他们是萧县卷的采访者，“相助最力，期成尤忉”,还因为他们在《徐州续诗征》尚在编辑，还未成书的时候便先后病逝。这让极重朋友感情的张伯英十分心痛，故在这里专门提到一笔。第三人是王书衡，当他知道张伯英正在编选《徐州续诗征》之后，主动提出要给此书写序，张伯英闻听非常高兴。因为王书衡的古文水平，要高出同时代人一截子（书衡俪文，秀出侪辈）。就在编书过程中的1931年（辛未），张伯英大病一场，数月未愈。其间王书衡还到病床前探望，说序言马上就要写好了。于是张伯英天天期待着，哪知不到十天，却等来了王书衡病逝的消息。《徐州续诗征序》当然已经写得非常出色，但是我还是要专门说一下王书衡，因为如果不是他的突然去世，我们几乎就能看到一篇由他撰写的完全不同的《徐州续诗征序》了。王书衡名王式通，书衡是他的字。他于1864年生于山西汾阳，是光绪戊戌科进士，曾任清政府大理寺少卿。民国时期历任司法部次长，代理司法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段祺瑞内阁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纂修，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31年10月病逝于北京。他是史学、地方志方面的专家。王式通和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是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了徐树铮的长子徐审义。王式通、徐树铮都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张伯英1924年也曾任北京临时政府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张二人又同为古文及文字方面的大行家，自然有了深厚的交情。《徐州续诗征序》中提到的第四个人是徐惠伯，他是笔者的曾祖父。徐惠伯名徐长恩，字惠伯，号东侨，生于1871年，与张伯英同岁，少年时期在榆庄张氏家塾里与张伯英同窗共读。序文中专门写到徐惠伯，不仅因为他是负责铜山和徐州方面的采访者，在《徐州续诗征》的成书过程中，他又承担了“编次雠校”的工作，因“独任其劳”　而成为张伯英最得力的助手。自1923年之后，从笔者掌握的现有史料中没有看到张伯英有过回徐州的记录。从1929年到1933年《徐州续诗征》编纂期间，他一直身在北京，只是通过信件、邮件和徐州来人了解情况，主持着这项文化工程的实施。而在徐州与北京之间，为《徐州续诗征》的编选来往奔波次数最多的就是我的曾祖父。从现在能找到的史料来看，徐惠伯在20世纪30年代初多次去过北京。在我收集到的张伯英写给朋友的信中，也多次出现“适惠伯南返”“适惠伯返徐”的字样，应该都与编书一事有关。张伯英写过题为《和师郑癸酉元旦》的四首七律，其中第二首是这样写的：六十三龄一病翁，不能扶耒及弯弓。旧巢已圮悲归燕，故纸仍钻似蠹虫。任尔青红喧稚子，从他玄白笑杨雄。报君一事足成喜，共饮屠苏老友同。癸酉是1933年，这年的元旦，张伯英收到了一个名叫师郑的朋友写来的诗，依韵奉和了四首。第二首写了自己的身体近况，虽然健康欠佳，但还是手不释卷。诗的最后两句意思是：告诉你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今年元旦我是和一位老朋友一起过的。张伯英的这个老朋友是谁？诗的下面有个小注：惠伯在此度岁。可见1933年的元旦，我的曾祖父是在北京张伯英的家里和他一起度过的。《徐州续诗征》是1933年10月编迄。元旦期间，徐惠伯带着全部最后完成的书稿，来到北京，住进张伯英的家里。两人对全书做了最后的校勘与审定，并敲定了包括印书在内的其他所有细节。“六旬老友，来共几案”，这让张伯英想起了两人少年时期在榆庄读书的时光，“青灯滋味，如少年时”。为了《徐州续诗征》的问世，两位老人在一起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呢？那个元旦曾祖父是带着我七岁的父亲一起到的北京，住进张家专门为他们祖孙安排的房间。父亲直到晚年还记得有一次张伯英走进他们住的房间时的情形，他说伯英公当时腋下还夹着一卷宣纸，对我曾祖父说：这是我写的字，让启年（父亲名徐启年）没事时就照着写一写。1933年元旦期间或许是张伯英和徐惠伯最后在一起的日子，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之后还见过面。1935年张伯英收到徐惠伯的一封信，“云病足艰于步履”，看样子已经病了不短的时间。然后是1943年春季，张伯英在北京得到徐惠伯病逝的消息，这使他伤心了很长时间。这之前张伯英的二弟张仲警刚刚病逝，还没从悲伤中回过神儿来，又突然得到徐惠伯死去的消息，这使他深感“尤可惨痛”。关于徐惠伯，有件事情需要说明一下。日据时期，徐州市的伪市长由张云生出任。张云生名张从仁，1871年生，铜山县榆庄村人，是张伯英的亲叔叔。叔侄俩同年生，并于光绪28年（1902）赴金陵应顺天乡试，同科中举。多年以前，我同徐州的一些老人聊天，他们告诉我，张云生任徐州市长，纯属被逼无奈。日本人占领徐州，挑选伪政权的官员，也不是乱来的，一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一是要有比较好的名声和口碑。张云生刚好两项条件都具备，日本人就找上门来。张云生本来不愿意，却胳膊拧不过大腿，威逼之下只好出山。徐州沦陷时，张伯英住在日伪统治下的北京，深居简出，靠卖字为生。他也遇到过和张云生相似的事情，大汉奸王克敏就曾屡次邀请他出任伪职，均遭拒绝。现在叔叔当上了日本人扶持下的伪徐州市市长，张伯英不会不知道，有没有过劝阻，则无从知晓，恐怕还是会不以为然。日据时期出任伪职，这可就是汉奸了。张云生大概不想一个人顶这个雷，就说服了也是自小的同学徐惠伯来给他帮忙，担任了市政府秘书长兼工务局长。还是那些老人们告诉我，张云生曾与徐惠伯相约，说我们拗不过日本人，出来任职也是迫不得已，咱就尽量争取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吧。在他们的任内，建起了黄河故道上的庆云桥，至今还在徐州市内主干道中山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被逼也好，不情愿也好，毕竟曾祖父的人生记录中，有过这么不光彩的一页。我把这件事写下来，只是还原历史的真实。顺带还要说一下的是，与编纂《徐州续诗征》完全同时，从1929年到1933年，张伯英还应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之邀，远赴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省通志局总纂。除了黑省通志局的人员之外，他只邀约了叔叔张云生和徐惠伯一起作为助手。其间经历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万福麟去职，经费无着等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黑龙江志稿》一百四十万字的编纂工作。它卷帙浩繁，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黑龙江省历史的重要文献。三、　长忆前辈乡贤张伯英序文的写成，表明《徐州续诗征》全部编纂完成，已经可以付印成书了。这项工作自始至终没有官方的参与和介入，完全是张伯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弘扬徐州地方历史文化和乡邑文献所做的热心之举，但也因此印书的经费成了问题。“癸酉（1933年）秋，征诗竣役，无力付印。”（张伯英语）这件事传出之后，“八邑戚好，争相输助，得以成书”（同上）。共有57人伸出援手，以认募的方式出资捐助。其中邳县承担采访任务的窦檍坪不知是怎样的地位和身份，他一人认募了60部，是认募最多的一人。其次是萧县的段丹初和段筱晋，各认募50部。段家是萧县的大户，段丹初是承担萧县采访任务的人，并且是张伯英夫人段端书的弟弟。而段筱晋是另一位承担萧县采访任务的段芝晋的儿子，保定军校八期学员，与陈诚是同学，后官至中将。段芝晋在编书的过程中病逝，段筱晋一下认募了50部，自然有对父亲怀念的意味在内。除个人认募之外，另有睢宁县各机关认募20部。丰县县政府、铜山县党部、文献委员会和民众教育馆各认募一部。以上所有加起来，一共是378部，这部分的印刷经费有了着落。张伯英把所有的认募者包括只认募了一部的人，全部名字印在了《续诗征》卷尾，表示要“敬列卷端，永铭高谊”。编纂《徐州续诗征》时制订了一些要求和原则，其中之一是不收当时在世人的诗作。也就是说，《徐州续诗征》中收入的524位诗人都是已经去世的人。这在《徐州续诗征序》和《征诗小简》中都说得很清楚，即“其人既往，予亦衰老”“后死之责，庶其不负”，以及“一以存近贤之遗著”。我最早看《徐州续诗征》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很仔细地翻看“铜山卷”，想从中找到张伯英的诗作，并看看有没有我曾祖父徐惠伯的作品，结果当然是徒劳的。与此相一致的是，张伯英邀约的25位承担采访任务的人，他们的诗作也不能收入其中。例外的只有陈青舫和段芝晋，既然他们已经在编书的过程中去世，此时已是亡者，自然不在不收之列。为了纪念他们，张伯英专门选了陈青舫的23首诗和段芝晋的8首诗编入了“萧县卷”中。我的猜想，《徐州续诗征》收录的作者是524人，另有采访者25人。以张伯英思虑的细心周到，他会想到给这524人的后代（如果能找到的话）和25名采访者各留出一部。另外还要考虑到收藏、留存、赠送、交换等种种因素，这样算下来，《徐州续诗征》的印数，至少需要600部。除了认募的378部之外，余下部分的印费，很可能是由张伯英支付了。1934年冬，《徐州续诗征》交北平文岚簃古宋印书局承印，到1935年夏，《徐州续诗征》全部印成。印成的书册为活字竖排本，每面11行，每行29字，线装六册一函。四、　余论600部《徐州续诗征》，如今都去了哪里？据笔者所知，徐州图书馆，江苏师大图书馆，徐州博物馆，都保存有较为完好的一部。其他散落各处者，数量未知。524位《徐州续诗征》的作者，张伯英以及25位采访者早已作古。而他们的后代比如我，如今大都还生活在徐州这片土地上。我这里把成书的过程写出来，是想说明《徐州续诗征》对于徐州地方文化的贡献。因为那些作者的笔触所及，把清末和民国时期徐州的风貌和方方面面的情况记录了下来。想到前辈先贤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作为后辈的我们应该引以为荣并向他们致以敬意！徐州城南的古官道略考徐州城南的古官道略考于克南作者简介：于克南，徐州史志研究学者，徐州市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徐州市文化交流协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联系电话：13775889127；联络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金山新村137号;邮编：221000。徐州市文化交流协会摘要：古代的官道由京城辐射全国各地，是京城联络各省、州、县地方政府的脉络。徐州城南有一条通往宿州的古官道，曾是横跨中国南北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大通道，更是一条军事咽喉要道，唐代大诗人韩愈、白居易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等在此留下过足迹，欧阳修和岳飞的后裔还定居这里，至今，古道仍保留着许多文化遗迹，它们绽放的璀璨光芒使得徐州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城市，不愧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关键词：徐州；交通史；古官道；遗迹；　Title:　A　General　Examination　of　an　Ancient　official　Road　in　Southern　Xuzhou　CityAbstract:　The　ancient　official　roads　radiated　from　the　capital　to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it　was　the　venation　of　the　capital　to　contact　the　local　governments　of　provinces,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ere　is　an　ancient　official　road　to　Suzhou　in　the　south　of　Xuzhou.　It　used　to　be　a　major　channel　for　economic,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cross　the　north　and　south　of　China.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ilitary　throat.　Han　Yu,　Bai　Juyi　and　Su　Dongpo,　the　great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left　footprints　here.　The　descendants　of　Ouyang　Xiu　and　Yue　Fei　still　settled　here.　Many　cultural　relics　are　preserved,　and　their　brilliant　light　makes　Xuzhou　a　unique　city,　worthy　of　being　a　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Keywords:　Xuzhou;　Transportation　History;　Ancient　Official　Road;　RelicsAuthor:　Yu　Kenan,　Xuzhou　History　Scholar,　Vice　President　of　Xuzhou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Academic　Committee　of　Xuzhou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and　Member　of　Xuzhou　Writers　Association.徐州连接宿州的古官道依着大山蜿蜒而行，峰回路转，风景如画，历代过往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诗文，印证了这条古道历史悠久。一、　徐州至宿州的古官道唐代，徐州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官道经徐州通往宿州、泗州，《元和郡县图志》：“东南至泗州五百九十里，东北至沂州三百五十里。南取埇桥路至宣州五百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第224页。大诗人白居易曾居住在徐州的符离县（今宿州），其父担当彭城令，他多次来往于徐州和符离，写下《乱后过流沟寺》：“九月徐州新战后，悲风杀气满山河。唯有流沟山下寺，门前依旧白云多。”流沟寺距离徐州110余里，群山环抱，泉水潺潺，曲径通幽。宋代，城南的官道被《太平寰宇记》记载：“南至宿州一百四十里。”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第295页。诗人贺铸写下《晚泊会亭》：“后日符离复舍舟，马蹄尘土入徐州，只应明月曾相识，伴我时登燕子楼。”他是从水路到达符离渡口，然后骑马到徐州。元代，史学家揭徯斯从徐州去宿州，写下《望先楼记》：“出自彭城南门百余里，有三峰依天，名曰鼓山。山中有声，如鼓自鸣，岁则大熟。”“盖彭城南至宿州百四十里，群山绵延，毓胜于此。”　鼓山在符离集北，又称打鼓山，因京沪铁路相隔需绕道而行，距离徐州150余里。明代，兵部尚书李化龙从宿州到徐州，路过古道边的闵损祠堂，赋诗一首：“闵子祠堂官道西，芦花遍地草萋萋。阶前几棵常青树，不是慈鸟不敢栖。”闵损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德行与颜回齐名，其懿行美德被纳入《二十四孝》，故事被编成《鞭打芦花》，也称《亲爹后娘》。闵损祠堂距离徐州70余里，院内柏树据说为闵子手植树，已有二千多年，为安徽省最古老的柏树。明代对官道的记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详细，宿州东至徐州150里，50里一个的驿站有4个，10里一个的铺舍有16个，因官道跨越三地，这些分别由《徐州志》《宿州志》和《萧县志》记载。四大驿站是睢阳驿（宿州城东）、夹沟驿、桃山驿、东岸驿（徐州城东）。这四大驿站，明代诗人也留下了大量墨迹，名儒杨起元经过睢阳驿：“前月乘輶车，经过睢阳驿。慨然思古人，入城访遗迹”；“江西才子”曾棨经过夹沟驿：“东风吹暖柳枝柔，十里青山绕夹沟。马上行人相借问，计程两驿到徐州”；两广总督陈邦瞻经过桃山驿：“彭城已在望，桃山路犹长”；诗人郭谏臣来到东岸驿，写下《彭城怀古》：“江淮北上古徐州，城下黄河日夕流。烟火万家连兖豫，舳舻千里向燕幽。春风草长王孙路，夜月尘迷燕子楼。驿畔孤坟碑废久，行人指点说留侯。”东岸驿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在城东的子房山下，它的旁边就是张良墓，张良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被刘邦封为留侯，这座山则以他的名字命名。清代，官道分为三个等级，《江苏省志》载：“以北京为中心达于各省省会的官道为官马大路，简称‘官路’；由各省省会通达地方重要都市的官道为‘官路支路’，简称‘大路’；地方各市镇间以及联络官路和大路的官道为‘小路’。”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交通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34页。北京至南京的“官路”经过徐州，再经宿州、凤阳、滁州、浦口到达南京。文学家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北京回江宁写下《南辕杂诗》，他登上黄楼，南望戏马台和云龙山，想起李白感慨道：“罡风吹落大罗天，戏马龙山在眼前。有乐不殊三百载，无人寄问李青莲。”策马快到宿州时写下：“野山参差草飕飗，遥指飞云入宿州。头白与厮相顾笑，马啼不似少年游。”51岁的曹寅头发已经白了，自叹体力不比年少时，行程辛苦却一笑而过。这是一条诗情画意的古道，这是一条历练人生的古道，这是一条各种文化交融的古道，这是一条穿越时空的古道。在宿州老城区考察时，很幸运地遇到朱金才老人，他住的地方以往是负责文檄传报、使宾往来的总铺所在地，原叫马号巷，现已更名为农林巷，古老的饮马井位于农林巷21号门前，总铺的北侧如今保留了一段明代古城墙，南侧即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大门两侧竖立一对高达2米的明代汉白玉石狮，雕刻精湛独居鬼斧神工。徐州和宿州之间有四大风景区，有国家5A级云龙湖风景区、国家4A级皇藏峪风景区，国家3A级龙脊山风景区和大五柳风景区。徐州新茶线和宿州符离大道的修通将把这些景区连成一条线，依着古官道的走向新建的这两条道路定会促进两地旅游事业快速发展。二、　徐州城南的小官道这条古道，其中徐州至桃山段历史上出现了东、西两条道路。从老城南门经彭城路、湖东路、望城岗、罗岗、台上、青龙桥、官桥到达桃山的古官道俗称小官道。1.　庞勋起义与小官道唐朝灭亡的导火线是庞勋起义，起义根据地是徐州。《读史方舆纪要》载：“唐咸通九年，叛卒庞勋等自宿州而北渡睢水，逾任山，趣彭城陷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第1394页。又载：“任山：在州西南三十里，唐有任山馆。自宿州趣徐必渡睢水逾任山，为往来通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第1392页。显然，这条城西南的通道有别于经城南三堡去宿州的古道。因庞勋起义，徐州方志记载了两个唐代驿站“任山馆”和“大彭馆”，大彭馆位于徐州城中。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因乱杀无辜被起义军斩杀于大彭馆。2.　苏轼与小官道苏轼把小官道的一段称为“石佛山南路”，他在《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写道：“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他心驰神往的隐居地在城南小官道旁边。苏轼来到徐州之后，天公不作美，先是发大水，接着是大旱，为了缓解旱情，他率众去城南的雾猪泉杀鹅祷雪，老天爷飘飘洒洒下了点雪，他又来谢雪，前后四次经过小官道。苏辙《和子瞻自徐移湖将过宋都途中见寄五首》也谈到尔家川，说苏轼“欲买尔家田，归种三顷稻。因营山前宅，遂作泗滨老。”两个诗人无话不谈，苏轼准备在徐州买田三顷。苏辙把尔家川称作尔家田，显然，川是田地的概念，田地是尔家的，这和尔家庄联系起来。3.　古迹饮马池明正统《彭城志》对小官道的记载最明确：“饮马池：在城南三十里，因桃山、彭城二驿使者往来，尝饮马于此，故因以名之。”赵明奇：《徐州古方志丛书》，中华书局,2014，第30页。饮马池的记载把小官道的大概走向画了出来：徐州城——饮马池——桃山。明嘉靖《徐州志》在此基础上，把“饮马池”标识于州境图中，它的位置在徐州城的西南。1969年，罗岗村村主任程圣文负责修建村内水利工程，曾对“饮马池”的位置进行过调查，依据老年人对“饮马池”泉水众多的说法，他把蓄水坝设置在六号灌沟桥东300米处，把“饮马池”含在闸坝以内。这和史志对“饮马池”位置的记载基本吻合，清同治《徐州府志》：“饮马泉，在城南三十里，即任山南山河。”朱忻：《徐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874，第373页。“任山南山河”指任山南侧的河流，主流是灌沟河。4.　古迹任山馆唐代的驿站分布广泛，《唐六典》:“每三十里一驿，天下共一千六百三十九所。”任山馆是其中之一。小官道走向的厘清，任山馆的大概位置也就清晰了，唐代城外的驿站大都位于官道旁边，铜山区汉王乡桥上村东侧有古“二十五里桥”，由此桥往南五里是罗岗村，所以“州西南三十里”的任山馆位于罗岗村附近的任山脚下。5.　古迹万圣台过了罗岗，经台上村，小官道通向萧县的官桥镇。台上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因村西侧有一座“万圣台”得名。万圣台为商代遗址，据铜山区网页介绍，该遗址为一座长方形封土堆，东西长140米，南北宽105米，高2.5米，遗址中发现的一柄穿孔石斧为新石器早期的器物。又据《徐州电信局志》介绍，万圣台还是一座商代烽火台。徐州是华夏九州之一，城邑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商代的甲骨文记载当时的城邑、城外道路、烽火台等设施都已初具规模，那么，在上古时期万圣台附近会有“路室”迎送王侯将相，《周礼·地官·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吕友仁：《周礼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第194页。路室就是客舍，相当于现在的路边宾馆。大概算一下，小官道建成距今至少3　000　多年了。万圣台原有一座大型古庙，庙内古树参天，大殿巍峨，有一石碑记载的立碑时间是明正德15年（1520）。虽然古庙后来被改为小学校，但是庙会延续下来了，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五（五一劳动节前后）是正会，至今仍是徐州地区数得着的大型庙会。6.　古迹青龙桥万圣台北侧有一座横跨灌沟河的青龙桥，桥的西南角保留了一通民国三十一年（1942）《重修青龙桥》古碑，碑上记载：“徐南三十里，万圣台前有桥名青龙，创修于何时何人因碑记剥落辨识不易，仅知有清一代康乾两朝三次重修，其为交通重要之点概可想见，民国戊寅毁于兵……助款人：三堡乡二百元，官桥乡三百零一元，二堡乡二百元，汉沟乡二百元。”可见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桥梁，是附近村民和过往行人经过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徐州至宿州的大通道，所以战乱时期被摧毁。如果不被摧毁，它又是一座让徐州人自豪的桥梁，600余年的白家桥和400余年的燕桥的桥台用的是条石砌筑，而青龙桥的桥台有一部分是由圆形的大型石磙砌筑，石磙的打造比条石要费时、费力、废材，但是在地面上牵引移动非常省力，这样的运输方法年代非常久远，而且圆形物体的承受力比其他形状的都大，用它做桥台实属一举两得，既方便了运输又提高了桥梁的耐用性，古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力学原理，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劳动创造了智慧。7.　打上官道烙印的官桥官桥镇因古代官府出资修造的官桥得名，这座古桥位于官桥镇东侧的县道上，据村内老人介绍，官桥为一座水漫桥，20世纪50年代架桥修路、改善民生时被埋在了道路的下方，“千年道路走成河，多年媳妇熬成婆”，经久的官道越走越凹，最后变成河，县道西侧的河沟就是古官道的位置。8.　古徐州的南大门桃山过了官桥，官道由西向东到达桃山。桃山是古徐州南大门的标志，清同治《徐州府志》：“桃山，山下有驿，按此萧铜分界处。”朱忻：《徐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874，第365页。过了桃山则进入萧县或宿州境内。徐州和宿州由一座连绵不断、高低起伏的丘陵相连，历史上老百姓把两座城市称为“南徐州”和“北徐州”。大山的南头即符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和韩愈曾居住过这里；大山的北头即桃山，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的后人和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人定居这里。据村民介绍，桃山曾有“八寺九庵七十二口井”，徐州方志记载了其中三座比较有名气的寺庙，分别是纪念欧阳修的欧阳文忠祠、纪念岳飞的岳忠武祠、佛教寺庙普照寺。岳忠武祠为元至正十二年（1352）迁建，目前仍有遗存，遗留了大殿地基、前殿墙体及数通残碑。明朝时，岳飞后裔岳元声“钦承简命，取道桃阳”，他来到桃山之阳的岳忠武祠，写下：“昆仑昂昂，汉泗茫茫。维神贞烈，维神忠良。五岳共峙，九河与长。为神苗裔，祖武宜扬。幸兹孝允，创祀构堂。”欧阳文忠祠被记载于清同治《徐州府志·祠祀考》：“在县（萧县）东南五十里桃山，其裔孙欧阳安居此，建祠。嘉靖末毁，欧阳俊、欧阳光重建，请设奉祀生员。今祠已废。”朱忻：《徐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874，第458页。武臣谥曰武，文臣谥曰文，苏轼和欧阳修的谥号都是文忠。徐州府志记载：“欧阳安，庐陵人，宣德五年（1431）任萧县训导。”训导为古代负责教育的文职官员。欧阳安家人为何没有回老家而选择桃山定居的呢？清同治《徐州府志·宦绩考》记载了他对萧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永乐初，以商水教谕征修大典（永乐大典），上章忤旨，谪萧县训导。日进诸生，论文讲道，由是萧人始知向学。宣德中卒官，年九十六。诸生追思倡明文学之功，请祠名宦。子孙遂家于萧。”朱忻：《徐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874，第609页。对欧阳安来讲，贬官到萧县实为大材小用，看来他的性格同欧阳修一样，性情豪爽、乐观旷达。欧阳安学识渊博、善于传道授业，学子们对此感恩戴德，请求萧县名宦祠祀奉欧阳安，不久这事成了，欧阳安的家人非常感动，所以他们坚定地留下来定居萧县桃山。徐州古八县有许多这样可书写的精彩故事。普照寺即当地人俗称的北大寺，1949年前早已破败坍塌，庙后原有一棵六人合抱的银杏树，“文革”时被砍伐。20世纪80年代，村民宋太成承包了这片土地，在地中挖出一块方正的石头，刻有字体，模糊不清。今年寻访城南古道时，这块无人过问的石头被发现，上刻“普照禅林”，查阅方志，得知此庙原名普照寺，石刻应为山门石匾，寺庙为金代修建，清嘉庆《萧县志》：“普照寺，旧志在都仁乡，金大定四年建。”清同治《徐州府志》：“又有尠沟寺、龙寿寺、白土寺、普照寺，俱金建……以上八寺俱在都仁乡。”朱忻：《徐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874，第529页。2009年出版的《桃山集志》记载：“桃山（即香山和庙山），因其形状似桃，故称桃山。”这和徐州方志的记载不符，这是两座独立的山峰，称作桃山和杨山，记载得很详细：“杨山，女娥山南二十里”“杨山，下有欧家泉”“杨山，桃山西南一里。”把两座山合称桃山，会给桃山驿的位置判断带来麻烦，明初桃山驿并不在桃山村。桃山集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市，1951年属于徐州市郊区，1952年划归安徽省宿州市。三、　徐州城南的大官道古官道也称驿道，沿路要设立驿站、铺舍、堡敦等邮递、军事设施，便于官员往来、物资运送、军情传递等。明初的时候，徐州城南的官道有所变化，不经过小官道到达桃山，改由奎山、十里铺、二堡、三堡、四堡到达桃山。明正统《彭城志》：“本州铺舍俱系洪武九年（1376）知州文景宗委老人晁原等建为铺，凡三十有二，每铺正屋三间、邮亭一座，东西房各三间，门一座。”赵明奇：《徐州古方志丛书》，中华书局，2014，第45页。其中十里铺、二堡、三堡、四堡位于小官道的东侧，这条道路后来被称为大官道。莫非官道的变迁发生于明初？是什么原因造成官道由西往东迁移的？四、　官道变迁的原因1.　黄河决口南宋建炎二年（1128），东京（开封）留守杜充为了抵御金兵南下，人为决开黄河大堤，从此黄河夺泗入淮成为常态，黄河多次决口带来的泥沙把徐州地区的地面大幅度抬高，据徐州勘探部门的多家工程地质勘探报告，市中心处抬高10米，汉桥北抬高11米，三官庙村北抬高5.6米，三堡西抬高3.2米。地面的抬高，把古老的湖泊填埋了，给新的道路形成提供了条件。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徐州志·州境图》记载了四堡南侧有一个叫“朱家湖”的大型湖泊，图上的“燕家桥”即燕桥，燕桥附近的湖面非常大，燕桥东侧的河道非常宽，燕桥特别长。府志记载，燕桥的北侧还有一座九孔桥，估计两座桥梁画在一起了，所以图上的桥梁特别长。如果这儿的地面不抬高，在湖里架桥筑路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古代造桥筑路全靠人工，从四堡到桃山要筑路5里、架桥3座，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官道可行，修筑一条新官道有必要，有小官道存在的情况下，劳民伤财在湖中修建一条道路实在没有必要。燕桥是由私人出资修建，北侧的九孔桥是由知县崔志元捐修，从这可以看出官府修路架桥的资金相当困难。燕桥比九孔桥、树驮桥的名气都大，不论设计、用料、工艺还是装饰都特别讲究。因这座桥梁还形成一座庙宇，寺庙位于燕桥的西北角，农田中高出地面半米的一块土地就是古庙遗址，记载燕桥修建于万历十八年（1590）的古碑就是这座庙里的。当地人把燕桥叫“老鳖桥”，桥梁迎水面有两个硕大的分水石龟。村民还为桥柱子编了一个顺口溜：“四个平、四个端、四个蘑菇、四个尖、四个猴子把两边”，带尖的桥柱子雕刻的是仙桃，想长寿的摸摸仙桃，寓意长寿，想当官的摸摸猴子，寓意封侯拜相，这是徐州喜闻乐见的古老习俗。这座桥梁多次被战争摧毁，从桥下看桥梁，会发现三个平头的桥柱子镶嵌在桥拱之中。如今，朱家湖早已消失，四堡南侧的206国道收费站位于以往朱家湖的当中，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以往划船现在行车。2.　脱脱毁城官道的变迁主要和元代的徐州新城有关，芝麻李起义后，元朝丞相脱脱亲率大军前来镇压，久攻不下改用重炮毁城，《元史·顺帝纪》：“大兵四集，亟攻之，城坚，不可猝拔，脱脱用宣政院参议伊苏计，以巨石为炮，昼夜攻之不息。贼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获其黄伞、旗、鼓，烧其积聚，追擒其千户数十人，遂屠其城。”脱脱屠徐州后，徐州人烟稀少，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又无力修复老城，只好在奎山建了一座武安州新城。从奎山的武安州去桃山，“大官道”比“小官道”要近10里路，驿递讲究神速，邮差必定选择近路，推断“大官道”雏形于元代设立武安州之后，即芝麻李公元1352年起义失败之后。有了形成道路的条件，驿路就被趟出来了，便捷的新途径总会被采纳，新的官道也就形成了。五、　大官道确立的标志明永乐十三年（1415），徐州的大型驿站桃山驿迁建，明正统《彭城志》载：“桃山驿去城南五十里，旧在桃山之西，永乐十三年迁于桃山之南。”赵明奇：《徐州古方志丛书》，中华书局,　2014，第44页。桃山驿从桃山西迁到桃山南反映出为小官道服务的桃山驿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之后，政要、邮差频繁往来于南北之间，徐州呈现出“使轺驲骑，昼夜络绎”的景象，桃山驿要为新官道服务，因此必须迁建。万历元年（1573），经过徐州的政要非常多，徐州知州刘顺之又在桃山驿旁边建了“桃山驿公馆”，明万历《徐州志》：“因过客时多，驿不能容，特创建，为分息处。”明成化年间，户部侍郎储巏从徐州去宿州，中午就餐于桃山驿，在岳忠武祠乘凉，写下《桃山小憩》：“山下幽祠借午凉，野人为我置藤床。官程却忆园居好，黄鸟绿阴青昼长”。诗人乘凉来到岳忠武祠，说明驿站和祠堂相距不远。诗人陈治典路过桃山，写下《过桃山谒岳武穆王祠》：“武穆祠开古驿旁，千秋贤裔肃趋跄。中原血战班师急，异代心伤洒泪长”，岳忠武祠位于驿站旁边。岳飞，先谥武穆，后改谥忠武，因此先称岳武穆王祠，后称岳忠武祠，百姓还称岳飞庙。明末抗清将领陈子壮路过桃山，祭拜岳飞，写下《桃山驿》：“虓虎飞鹰掣似儿，等閒帏幄笑谈时。桃山亦近符离在，莫倚遗宫泣宋师。”从诗中可以看出桃山驿和桃山两者不在一个地方。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徐州志·州境图》上，可以看到桃山驿位于桃山东南的桃山村。据老人们对饮马塘位置的回忆以及目前遗留的古井位置来分析，桃山驿位于岳忠武祠对面。从桃山至徐州，这段官道遗留了不少驿递古迹，除了燕桥和树驮桥之外，桃山村遗留了桃山驿的一口古井，四堡村遗留了一段古驿道和一口古井，三堡村遗留了一处古烽火台和一口古井。桃山驿的迁建标志着“大官道”确立，从此，大官道把小官道取代了。六、　三堡村因古代的军事防御系统敦堡得名1.　更名为三堡村是在清乾隆朝之后自古以来，徐州的地理位置形胜，北走齐鲁，南控江淮，是襟要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清时期徐州附近沿着古官道设立了许多军事单位，驿站所在地设有铺舍和敦堡，铺舍所在地设有敦堡。清代学者孙运锦介绍女娥山时讲：“西临驿路有三铺、墩堡。”显然铺舍和敦堡有区别。铺舍是古代用于传递文书、供工作人员和信使休息以及换马的地方；敦堡是古代用于传递警情的军事防御系统，除了房屋等设施之外，还有一座用土方堆起来的烽火台。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徐州境内的南北要道上设立了11座用于传递警情的敦堡。《明史·翁大立传》：“边关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倾颓，何恃以守。”说的就是用于报警的边关敦堡。徐州城南有五座敦堡，清乾隆《铜山县志》有记载：“敦堡：自铜山南往十里至头堡，十里至二堡，十里至三堡，十里至四堡，十里至桃山南（此一堡系萧县兵守）。”赵明奇：《徐州古方志丛书》，中华书局,　2014，第3543页可见敦堡是一处有卫兵守护的军事设施。铺和敦堡有的还不在一个位置，城北的“利国驿北堡”位于“利国驿”北边。到了清光绪年间，敦堡附近的村庄已经更名为堡，清光绪《铜山县乡土志》在介绍村寨时载：“自铜山南往十里至头堡，十里至二堡，十里至三堡，十里至四堡。县凡七乡所有庄村圩集百余处不可悉记。”赵明奇：《徐州古方志丛书》，中华书局,　2014，第4369页。这说明三堡村的更名是在清乾隆朝以后。三堡的烽火台是徐州境内城南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座古代烽火台，它位于三堡镇政府南700余米处，206国道东侧一片树林之中，土墩高度4米多，占地面积2　000多平方米。2.　三铺明代是铺舍清代由铜山县接管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之后，信使频繁往来于南北之间，据明正统《彭城志》记载，徐州呈现出“使轺驲骑，昼夜络绎”的景象。为了方便信使出行，明永乐十三年（1415）朝廷下令水陆驿站都要添建铺舍，保证官方文书“昼夜须行三百里”，达到“陆则有车马，水则有舟楫，土则有官舍，顿则有供养帐，饥渴则有饮食”赵明奇：《徐州古方志丛书》，中华书局,　2014，第43页。的水平。由于徐州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境内铺舍的建设比这还要早四十余年，明洪武九年（1376）徐州知州文景宗委托晁原建了32处“铺舍”，每处“正屋三间，邮亭一座，东西房各三间，门一座”。其中去西南通宿州的四个铺舍，分别是“九里沟铺去城西南九里，陡沟铺去城西南二十里，尔家庄铺去城西南三十里，孤栗树铺去城西南四十里”赵明奇：《徐州古方志丛书》，中华书局,　2014，第46页。。这四个明代的铺舍就是后来的十里铺、二铺、三铺和四铺的前身。三堡村在明代时叫尔家庄。清康熙年间，这四个铺舍已更名为铺，清康熙《徐州志》记载道:“总铺州治大门内右，南路十里铺、二铺、三铺、四铺、桃山铺、胡辛铺、达宿州界。”后来，清朝对“邮和驿”进行了合并改革，徐州只保留了东岸驿、利国驿、桃山驿、彭城驿、房村驿和夫厂六个大型驿站，铺舍则由铜山县接管。铜山区三堡村原住民和烽火台、驿站以及驿道上的明代燕桥有着不解之缘，几千年的战争和驿递文化成了挥抹不去的记忆。七、　马神庙和奎山塔明初，位于奎山北侧的彭城驿为徐州首屈一指的大型陆路驿站，明正统《彭城志》：“彭城驿，额设马驴一百一十四匹，马六十匹，马夫六十名，官夫四名，驴五十四头，驴夫五十四名。”赵明奇：《徐州古方志丛书》，中华书局,　2014，第43页。大型驿站的附近往往建有马神庙，以祈求驿马健康，保证邮递顺畅。据徐州民俗专家李世明先生考证，奎山的马神庙“是徐州南下驿站的起点”，姚克明先生撰写的《徐州寺庙》载：“马神庙一在奎山南麓，明代建，清时香火很盛。”姚克明：《徐州寺庙》，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第178页。这处古建是城南大官道遗留下来的一座比较完整的建筑，除了体现驿递文化的内涵之外，古人的屋面排水技术比较高超，历经几百年，屋面至今不漏雨，这是它的一大建筑特色。无独有偶，宿州明代古城墙上的排水石槽居然同马神庙的排水石槽大小、形制一模一样，两地文化的交融拉近了彼此距离。大官道从奎山东侧的马神庙前经过，这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公元1606年，万寿棋的父亲万崇德选址奎山修建奎山塔，选址不仅考虑了水路交通的因素还考虑了陆路交通的因素，过往的人们看到它可以领略徐州的人文风采，它是徐州的标志。明代大学士张瑞图如此赞叹：“远而眺之，若浮鳌、若飞鹫、若彩笔，干霄兀柱，擎天之象，地形人文参以相得。”结束语曾经，这条古官道为徐州的繁荣做出了应有贡献，如今，古官道遗留下来的文化古迹弥足珍贵，它所孕育的文化内涵对村镇建设、旅游开发、徐州名片的推广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用建筑保存和唤醒文化记忆用建筑保存和唤醒文化记忆——以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为例徐子昂作者简介：徐子昂，男，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化。中国矿业大学摘要：德国埃及学学者阿斯曼认为，传承文化记忆需要将记忆内容保存在诗意化的形式中，而后用表演性的仪式予以唤醒，并通过集体性的参与加以传播。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汉兵马俑见证了南方楚文化经由徐州地区与北方中原文化发生融合、进而形成汉文化的历史进程。为了传承这一文化记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首先在其主体建筑的外观上运用了汉代贵族墓葬的形制符号，从而对遗址环境的样貌进行了诗意化补充。而后在其展厅的内部设置了一个通过仪式，增强了遗址环境的仪式感。这些努力为集体性参与铺平了道路，进而为传承文化记忆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关键词：汉文化；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文化记忆；　诗意化的符号；表演性的仪式Title:　The　Architectural　Approach　to　Preserving　and　Retrieving　Cultural　Memory:　a　Case　Study　of　Xuzhou　Museum　of　the　Terracotta　Army　of　Han　DynastyAbstract:　According　to　Jan　Assmann,　a　German　scholar　of　Egyptology,　it　takes　three　steps　to　inherit　cultural　memory.　What　is　to　be　remembered　should　be　preserved　in　poetic　forms　and　retrieved　with　ritual　performance　before　it　is　communicated　among　a　collective　of　participants.　The　Han　Dynasty　terracotta　army　in　the　tomb　of　King　of　Chu　witness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Chu　Culture　in　the　south　integrated　via　Xuzhou　with　Central　Plains　Culture　in　the　north　into　Han　Culture.　To　inherit　such　cultural　memory,　Xuzhou　Museum　of　the　Han　Dynasty　Terracotta　Army，which　is　located　closely　to　the　tomb,　supplements　the　poetic　form　of　the　heritage　site　by　applying　the　symbol　of　the　patterned　structure　in　the　noble　Handynasty　tombs　to　the　exterior　design　of　the　museum.　Then　the　museum　enhances　the　sense　of　ritual　in　the　heritage　site　by　setting　up　a　rite　of　passage　inside　the　exhibition　hall.　These　measures　pave　the　way　for　an　effective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thereby　provide　prerequisite　to　cultural　memory　inheritance.Keywords:　Han　Culture;　Xuzhou　Museum　of　Han　Dynasty　Terracotta　Army;　Cultural　Memory;　Poetic　Forms;　Ritual　PerformanceAuthor：Xu　Z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majoring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e一、　引言徐州地区拥有大量的汉文化遗址和文物，如何传承其中所蕴藏的文化记忆是构建地域特色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运用建筑手段，就文化记忆的传承进行了富有创造力的探索，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徐州地区对汉文化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汉文化是充满浪漫气息的南方楚文化经由徐州地区与充满理性精神的北方中原秦晋文化、齐鲁文化交融激荡的结果。楚文化最早发祥于江汉地区，“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至今山东省境”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64页。。战国晚期，楚国着力经营司马迁所谓的“三楚”之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把楚地分为三个部分:“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公元前286年，楚国会同齐、魏两国灭宋,　“参分其地……　楚得其沛”《汉书·地理志下》。。公元前249年，楚国灭鲁。随着楚国核心统治区的东移，楚人东迁并导致楚风东渐。“淮河上中游以北的沛郡、陈郡及汝南郡，包括陈郡、彭城等城邑，是战国晚期至秦末汉初楚人活动最集中、楚文化最兴盛的地区。”郑威，易德生：《从“楚国之楚”到“三楚之楚”:楚文化地理分区演变研究》，《江汉论坛》2017年第4期，第115—120页。彼时的沛郡和彭城今天都属于徐州地区，它们接受了楚文化的影响，并发展成为西楚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当出身西楚的刘邦及其文武重臣入主北方黄河流域、掌握中央政权以后，楚文化也经由徐州地区与北方中原文化发生关联，形成了南北交融的汉文化。这段风云际会被记录在徐州地区以汉兵马俑为代表的汉代遗址和文物之中，成为一种文化记忆。但自南宋以降，由于黄河夺淮入海，淤积河道，淹没良田，严重破坏了徐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商品流通环境，徐州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渐落后于吴文化所主导的江南地区。自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徐州呈现出复苏之势，不仅成为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而且在省域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发掘、唤醒并传承徐州地区的汉代遗址和文物身上所贮存的文化记忆不但有助于明晰两汉文化的形成轨迹，而且能为构建地域特色文化增添自信。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运用建筑手段，就传承文化记忆进行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探索。该馆坐落在徐州东郊狮子山，是一座遗址性博物馆，为保护和展示汉初第三代楚王刘戊的陪葬俑坑而建。楚王陵兵马俑(下称楚陵俑，以区别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和其他汉代兵马俑)出土于1984年，是我国继陕西杨家湾汉兵马俑和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发现的第三处重要的兵马俑遗址，与楚王陵一起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始建于1984年，是全国第二座兵马俑遗址博物馆。2005年，为了给兵马俑遗址提供更好的文保条件，该馆于原址重建。新馆不光是一座保护、存放文物的库房，而且被设计成为一座传承文化记忆的殿堂。“文化记忆”的概念是由德国的埃及学学者扬·阿斯曼提出。他为记忆冠上了文化之名，首先是因为记忆具有文化功能。他认为，人主要依靠记忆来塑造自己的历时性文化身份。“正是记忆使得我们保持自我，明天的我如同昨天和今天的我。记忆帮助我们在超越生死界限的时间长河中确定位置。”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举例说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就可以帮助我们强化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其次，文化是保存历时性记忆的重要方式。人不是通过人脑的机能来保存历时性记忆，而是通过把历史事件的意义附着在具体的符号系统上来完成记忆。通过大脑，或者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口述所形成的记忆顶多维持几十年，不足以保证记忆永不磨灭。“既然文化记忆不是依靠生物遗传，那它就必须借助文化活动代代相传，这就是一个如何把意义对象化，加以保存，激活并传播的问题了。”Jan　Assmann.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M］.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8.根据阿斯曼的研究，形成历时性的记忆需要三个步骤，即“保存（preservation），唤醒(retrieval）和传播（communication）”Jan　Assmann.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M］.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9.。这其中涉及三个要素，即“诗意化的形式（poetic　form），仪式化的演示(ritual　performance)，和集体性参与(collective　participation)”。Jan　Assmann.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M］.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9.总的来说，文化记忆的方式就是把需要记忆的内容固定在富有诗意的文化符号之中，然后通过一个表演性的公共仪式加以激活，使之在受众之间传播。举例说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及其激发的身份意识可以通过修建遇难者纪念馆的方式加以保存，并通过每年举行的公祭仪式予以唤醒和传播。然而，要恢复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汉兵马俑身上所存储的文化记忆，却面临着两大困难。首先，楚陵俑的原生埋藏环境因为种种原因遭到了人类活动的扰动，在形式上缺少“诗意”；其次，楚陵俑兵阵的视觉冲击力稍弱，故而仪式感不强。这两大不足使得单靠楚陵俑本身难以全面演示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为了传承文化记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运用建筑手段对整个兵马俑遗址进行了两方面的补充。首先在博物馆的外观设计上运用了汉代贵族墓葬的形制符号，从而对遗址的形式进行了诗意化补充。其次在博物馆展厅的内部设置了一个通过仪式，完成了对遗址的仪式化补充。从传承文化记忆的程序来看，这两方面的补充分别针对了“诗意化的形式”和“仪式化的演示”两个要素，完善了“保存”和“唤醒”两个重要步骤。二、　以诗意化的形式保存文化记忆有诗意的形式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判然有别于日常生活的自然与粗糙。但楚王陵的主人刘戊因组织参与西汉初年的七王之乱而自杀，最后匆忙下葬。这导致了“狮子山兵马俑坑开挖草率、陶俑的排列疏密不均、个别俑放置错乱,以及陶俑组装不够准确等现象”。王恺,邱永生：《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第1—12页。由于坑底未做仔细平整，一些陶俑站立不稳，在填土之后发生倾斜倒卧。这些因素使得楚陵俑以凌乱的形式、而非富有诗意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此外，楚陵俑遗址坐落在一家砖瓦厂的取土坑内。常年的取土不仅破坏了其中的一条骑俑坑，还剥离了覆盖在其余俑坑之上的3—4米厚的表土。当整个遗址被发现时，“俑坑顶部早已被铲除，原来有无其他设施已难判定”王恺,邱永生：《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第1—12页。。遗址现存的只是俑坑的下部，残深0.4—1米不等，致使部分兵俑暴露。原生埋藏环境的残破与粗糙让诞生在遥远的汉代的兵马俑只能以简陋的形式出现在当代人面前，看上去更像是随意埋在土中的几个泥人，个别俑头甚至成为附近村童手中的玩具，而非见证了徐州地区推动汉文化形成的文化符号。相比之下，国内其他几处汉兵马俑遗址则因较好地保存了富有诗意的形式而具备了非常理想的展示条件，比如陕西的汉阳陵兵马俑。汉阳陵是西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的同茔异穴陵园。其中的帝陵周围有81条丛葬坑，象征西汉王朝中央官署的“九卿”机构。丛葬坑深三米，顶部铺有木板，上覆芦席，芦席上再回填3.5米深的高夯填土，这些保护条件没有受到人类活动的太多扰动，故而丛葬坑内的武士俑保存完好，完整得呈现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地域文化信息。当地充分利用了遗址原生环境的完整性建起了一座蜚声海内外的地下博物馆。博物馆把兵马俑封闭在玻璃幕墙内，还架设了一条U形的玻璃参观廊桥横跨各条俑坑。这让参观者能够深入遗址内部，透过玻璃近距离欣赏兵马俑，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考古人员对陶俑进行发掘和清理。就效果而言，这种设计让“游客穿行在悬空的玻璃廊桥上，从葬俑坑和坑内那些散发出历史幽光的文物就在眼前”吴晓丛：《弃宏大而就无形——陕西汉阳陵博物馆遗址保护性展示建筑的创新实践》，《时代建筑》2006年第6期，第46—51期。。这里，“历史的幽光”可以理解为储存在文物上的文化记忆被唤醒后所闪现出来的辉光。尽管缺少汉阳陵兵马俑那样的诗意化形式，但为了让楚陵俑也散发出历史的幽光，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运用博物馆建筑的外观设计对遗址的形式进行了诗意化补充。为此，建筑设计师参考了汉代贵族官僚的墓葬形制，对其进行了符号化处理，以用于博物馆的外观设计。“由于基地地势较低，为使建筑与场地空间环境协调相融，设计师将就势而下的大坡道与主体建筑相连，塑造主入口空间。营造如墓道一般的氛围，与兵马俑博物馆的特殊属性相吻合，同时也形成入口空间特色。”丛勐、张宏：《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城市建筑》2008年第9期，第49页。博物馆主体建筑地势较低，是因为砖瓦厂取土而在俑坑与现地面之间造成了3.4米的高差。建筑设计师利用这一高差，从现地面开辟出一条斜坡式甬道直通博物馆主入口。这条坡道模仿了汉代大墓中常见的斜坡式墓道，与长方形的博物馆相连，在平面上构成了一个“甲”字形。而甲字形墓是古代贵族官僚墓葬的主要形制，其主体一般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或方形地下横穴墓室，墓室一端延伸出一条墓道通向地面。全墓平面约呈“甲”字的外形，故名甲字形墓。博物馆设计者的初衷是:“当参观者在主入口大坡道上行走时，会不知不觉地被场所氛围感染，逐渐融入博物馆所营造的情境中，感受时光倒流。”丛勐、张宏：《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城市建筑》2008年第9期，第49页。博物馆借用古代贵族墓葬的形制对楚陵俑的原生埋藏环境进行了诗意化的补充。在这里，诗意化的形式并不以审美为首要目的。如果我们把兵马俑看作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艺术品的话，那么它们的历史价值就大于它们的艺术价值。正如德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所说，“艺术作品在礼仪中获得了其原始的、最初的使用价值”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A].　Illuminations[C].　Trans.　Harry　Zohn.　Schocken　Books.1968:　223.。也就是说，当艺术作品用于身份构建时，其膜拜功能是首要的，其审美功能则是次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用诗意化的形式提高了楚陵俑的美观程度，不如说增强了楚陵俑的膜拜功能。本雅明认为，膜拜功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取决于艺术作品是否具有“即时即地性”。通过对比艺术作品的原作和复制品，本雅明提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A].　Illuminations[C].　Trans.　Harry　Zohn.　Schocken　Books.1968:　220.就如任何兵马俑的当代仿制品都难以替代原作来完成构建身份的任务一样。本雅明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作为社会意识的物化，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文物，其意义都依赖于作为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时空背景。楚陵俑勾勒出了汉初南北文化经由徐州地区实现交融的历史画卷，这种即时即地性让楚陵俑能够忠实地呈现出地域文化的时代断面，成为文化记忆忠实的载体。建筑设计师借用汉代墓道的形式设计主入口空间，突出了遗址的时代特征，这强化了兵马俑的即时性；博物馆整体采用甲字形墓的形制，强调了兵马俑作为楚王陵陪葬品的属性，这强化了兵马俑的即地性。如上设计让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有别于普通的旅游景点，通过再现文物与其诞生地之间的时空联系，建筑设计师力图让参观者跨越时间长河，身临其境地展开与地域传统的对话。三、　以仪式性的演示唤醒文化记忆与其他兵马俑遗址相比，楚王陵汉兵马俑还在视觉效果上稍逊一筹。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楚陵俑遗址中的兵阵规模偏小，总共发掘出四座俑坑，一座马坑，出土陶俑不足3　000个。这是因为在礼制上，楚王属地方诸侯王，而秦始皇陵和汉阳陵都是皇陵，前者的规模自然不如后两者宏大。秦陵仅一号坑就长230米，宽62米，总面积达14　260平方米，埋有约6　000余个真人大小的陶俑。汉阳陵占地面积多达20平方公里，陵区内大大小小的外藏坑约190余个，其中的武士俑复现的是汉朝军队“南军”和“北军”的建制设置。除了规模以外，楚陵俑与秦俑迥异的写意风格也是造成仪式感不足的原因。秦俑受法家审美观的影响，注重审美的现实功利性，强调艺术服务于政治目的，故而采用写实的手法，以恢宏的气势反映出秦朝一统宇内的国家意志。此外，法家主张“文为质饰”，要求形式完全为内容服务，故在创作上设定了艺术模仿自然的写实法则，甚至走上了“好质而恶饰”的极端。这里的“质”是指事物固有的内容，“饰”是指艺术表现形式。“好质而恶饰”是一条严苛的艺术创作标准，要求艺术完全复原自然，追求彻底的象真。因此，秦俑平均身高达1.80米，和真人相仿，战车、兵器多为实用器，就连甲胄的形制也严格仿照制式装备。“好质而恶饰”固然机械，却让秦俑兵阵以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的磅礴气势。其完全写实的风格直观地展示了国家武备的强大，赋予整个兵阵显著的礼仪功能，使之成为显示皇家赫赫军威的仪仗队，能够直接引起参观者的共鸣。而楚陵俑深受楚文化的影响。考古学家就此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发现了楚陵俑与楚文化之间的关联。从历史渊源上看，楚陵俑“继承了楚文化的风格，它与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木俑艺术风格颇为相近，似可以说是战国楚地木俑艺术的延续和更高阶段上的再现”邱永生：《徐州汉兵马俑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第24—28页。。相较于其他时代大体相同的陪葬俑，楚陵俑“可以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所出的木俑以及湖北江陵凤凰山墓群中的陶俑相类比”邱永生：《徐州汉兵马俑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第24—28页。。楚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为徐州汉兵俑面呈楚人相貌、身着楚式深衣，更是体现在其写意的艺术风格上。与写实的秦俑相比，楚陵俑身高缩至40—50厘米，手持象征性兵器。在形体塑造上，楚陵俑并不十分注重人物是否严格遵循了人体的实际比例，以及兵俑的配饰和携带物是否复原了实物，而是运用了“重其神而忽其形”的写意手法，“似更简练而抽象，同时更注意面部表情的刻画”王恺,邱永生：《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第1—12页。，兵俑面部表情悲怆肃穆，透露出人物的内心情感，整个兵阵由此被塑造成一支哀伤的送葬队伍。“重其神而忽其形，就是对创作的对象进行高度的提炼和概括，着重于写意……并在写意中已寓有夸张的手法”邱永生：《徐州汉兵马俑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第24—28页。,这与后世总结出的“度物象而取其真”“舍形悦影”等造型艺术的创作原则一样，都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美学思想。道家思想孕育于楚文化之中，故有“老庄之学为楚学”之说，这几成学界共识。因此，“重其神而忽其形”的写意让楚陵俑流露出浓浓的楚风。“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邓以蛰：《辛巳病余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第281页。楚陵俑的写意手法符合楚文化“恶盈”的价值理念。根据说文解字，“盈者，满器也”，意指事物的片面发展。楚人伍子胥有云:“盈必毁，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老子也说过:“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老子·第九章》。出身楚国的范蠡道出了楚人心目中的理想状态:“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国语·越语下》。恶盈思想表达出楚人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辩证逻辑。故而，相较于秦俑兵阵唯大崇多的张扬，楚陵俑兵阵选择了盈而不溢的含蓄。前者彰壮美之豪，后者呈优美之雅。因此，“恶盈”的写意为楚陵俑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可以说，从楚陵俑身上可以看到，楚文化已由南方地域文化上升为与北方中原文化比肩的国家文化，并为日后中华文明儒释道三分的文化格局奠定了一块基石。然而，“恶盈”也导致楚陵俑兵阵在视觉上缺乏秦俑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基于“恶盈”的写意虽然含蓄却不够直观，不能立即让观众产生共鸣继而迸发膜拜之感。这导致楚陵俑的仪式感不足，其中蕴含的文化记忆也难以被唤醒。这就需要对常规的陈列展示模式予以革新，营造出一个特殊的观赏情境，将参观者与现实生活隔离，进入汉文化的氛围，从而把参观者从日常生活中的观光客转变为文化记忆的“朝圣者”。为了实现这种身份的转换，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师利用展厅的内部装饰来为整个遗址增添仪式感。与旧馆直接让观众进入展厅不同，重建后的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沿展厅南侧墙壁设置了一条东西向的木质隔断，隔断与墙壁平行，从而隔离出一个通道。通道东端与展厅入口相连，西端向展厅开放。隔断采用镂空设计，装饰有楚、汉文化符号。参观者必须穿过通道才能正式进入展厅。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条通道形成了一个通过仪式。首先提出“通过仪式”概念的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德·凡·吉纳普指出，在任何社会里，生活都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序列。其中，只要有身份转换的必要，就会有通过仪式。比如从少年步入成年的成年礼，从单身到已婚的婚礼。通过仪式由一个三重结构组成:分离——过渡——融入，“分离”意味着人们告别了他们所熟悉的旧身份，“融入”意味着他们接受了新的身份设定。“过渡阶段”处于二者之间，是通过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两种身份之间的差别和冲突必须经由过渡阶段才能得到消弭，从而让人们怀着释然和平衡的心态进入新的生活阶段。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当游客进入展厅入口时，他们与外部世界暂时隔绝，完成了“分离”。行走在通道上时，他们已经可以透过隔断上的镂空窥视到展厅内的陈设，但又未正式进入展厅内部。此时，他们处在一个“非此非彼”的过渡阶段，为即将开始的参观进行心理上的准备。当他们从通道末端正式进入展厅时，意味着他们已经融入了古代文化的情境。通过仪式虽然是由人类学家在部落生活中的原始宗教礼仪中发现的，但其应用并不只限于此。“通过仪式可以用于更广泛的意义上作为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建构机制。”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84页。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原型，通过仪式的程序和仪轨不仅被固定在礼仪、民俗中，也被固定在建筑设计之中。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在展厅中设置了隔断式通道，目的是把游览变成怀古，让参观者完成从现代的游客到古代文化的朝拜者的过渡。四、　结语阿斯曼认为，遗址是文化记忆的主要载体。“宏伟的王陵、神庙以及官吏们的坟墓扮演了文化记忆的角色，它们起到了承载过去的作用。”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但提取遗址中的文化记忆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即诗意化的形式，仪式化的演示，以及集体性参与。这三个要素中，前两个属于创作范畴，最后一个属于接受范畴。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借用汉代贵族墓葬的形制对遗址的外观进行了诗意化补充，并在展厅内部设置了通过仪式，力图充分演示兵马俑的文化含义。这些设计凝结了建筑设计师对文化记忆的情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除继承精华外，更要发扬创新，用现代设计手法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表达。考虑到博物馆建筑是人类集体记忆的形式体现,也是历史的见证。在设计中更应尊重地域历史与文化，注重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丛勐、张宏：《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城市建筑》2008年第9期。然而，公众是否能够领会建筑设计师的情怀呢？这个问题涉及了传承文化记忆的第三个要素——集体性参与，但其答案并不完全取决于建筑设计师的巧思和匠心，而是取决于公众的接受视野，故而需要另辟专题予以研究。建筑设计师无法左右公众的知识结构和审美取向，这就经常导致二者对某些公共建筑的阐释产生偏差，有时甚至会发生误解。比如，召开过北京奥运会的国家体育场用巨大的钢结构来蓦仿古代哥窑瓷器上的开片，却被公众戏称为“鸟巢”。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外观设计采用了古建筑中的榫卯符号，却被公众调侃为“官帽子”。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能否避免这样的阐释偏差，还须继续予以深入研究，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所做的努力为集体性参与铺平了道路，进而为传承文化记忆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值得学界肯定并加以总结。近代徐州与西方1949年前徐州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及相关资料评介1949年前徐州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及相关资料评介李晟文作者简介：李晟文(1960—),男，湖南岳阳人，历史人种学博士，加拿大拉瓦尔大学(Universit　Laval)历史系副教授。加拿大拉瓦尔大学人文学院摘要：1919年第一位加拿大法语地区（魁北克）的耶稣会士抵达徐州，此后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相继来到这里传教，到1949年，共约有70多名加拿大法语区的耶稣会士活跃在徐州的传教舞台之上。这批传教士留下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主要由以下种类组成：首先是档案资料，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大量的信函与教务管理方面的档案（如财务档案），目前这批资料保存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附近的圣热罗姆档案馆；其次是传教士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创办的《匪徒》杂志,专门刊登反映徐州教务的文章与信息，内容涉及面很广；此外，这些传教士还留下了一些个人著述，其中重要者有盛世音的《加拿大人在中国》以及蓝文田所写的兼具研究性与资料性的著作。最后一类是实物资料：这批传教士还收集了一批中国器物，主要为生活用品与工艺品，共近两千种，其中最著名者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太后床”，目前这批器物为加拿大魁北克市的文明博物馆所收藏。以上这些资料丰富多样，为我们今天研究1949年前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徐州的传教活动提供了非常丰厚的资料基础。关键词：徐州天主教；魁北克耶稣会士；加拿大；中加文化交流Title:　Canadian　French　Jesuits　in　Xuzhou　before　1949　and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ir　missionsAbstract:　In　1919　the　first　Jesuit　coming　from　the　francophone　region　of　Canada　(Qubec)　arrived　in　Xuzhou.　After　that　date,　other　French　Canadian　missionaries　never　ceased　to　come　to　Xuzhou　Until　1949,　more　than　70　Jesuits　have　preached　there.　These　missionaries　have　left　a　number　of　invaluable　documents.　Very　consistent　archives　may　be　found　in　the　Archives　des　Jesuites　in　Saint　Jerome,　including　the　periodical　Le　Brigand　which　deals　specifically　with　this　mission　of　Xuzhou,　personal　books　such　as　Canadiens　en　Chine　from　douard　Lafortune,　and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ifacts　among　which　one　may　admire　the　work　of　art　“Bed　of　the　Empress”.　Cixi　presently　available　at　the　Musede　la　Civilisation　in　the　city　of　Qubec.　These　numerous　documents　have　contribute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our　study　of　French　Canadian　Jesuits　in　Xuzhou　before　1949.Keywords:　French　Canadian　Jesuits;　Catholicism　in　Xuzhou;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Author:　Shenwen　L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　Laval,　doctor　of　Historical　ethnology,　specializing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inaWestern　culture　comparison　study.　从1919年到1949年的37年间共有70多名加拿大法语省（即今天的魁北克省）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徐州地区传教。以徐州一地而集中了加拿大传教士70多人之众，人数不可谓不多。这些传教士在徐州广建教堂，四处布道，归化信徒到1938年几近7万人。此外，他们还在徐州创办学校，从事教育活动，同时，在故乡魁北克省创办杂志与举办中国文化展，向加拿大民众介绍中国文化，对当时徐州的社会文化与中加关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对于这批人数集中并同时在当时中国与加拿大都产生一定影响的加拿大传教士，在他们的母国加拿大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最早对法裔加拿大耶稣会士在徐州的传教历史进行研究的是一位在这里传教的耶稣会士——蓝文田(Rosario　Renaud)。他后来于1955年与1982年分别出版了他的《中国徐州主教区》一书的上下卷(详见下文介绍)。由于作者本身是传教士，加上该书大段引用史料，因而该书带有很强的资料性。另一位研究者也是宗教人士，但他不是耶稣会士，而是加拿大圣十字会士雅克·朗克莱(Jacques　Lang　lais)。他于1979年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1918—1955魁北克耶稣会士在中国》(Lesjsuitesdu　Qubecen　Chine,　1918　　1955,　Qubec,　Pressesde　l　Universit　Laval,　1979)。该书主要介绍他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大段引用史料，分析的内容不多。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加拿大方面有关这批传教士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断层，只偶有零星的研究性文章出现(如迪亚娜·拉里[DianaLary]在这方面的探讨)。，以致这批传教士留下的各种资料长期沉睡在这里的耶稣会士档案馆或者博物馆，无人问津。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更是一个空白，他们的名字在许多研究西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虽然有一本专门探讨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河南）传教的论文集《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提到了他们，但只是寥寥数语，同时地点有误，把徐州当成了苏州该书由宋家珩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第6—7页。韩国李宽淑所写的《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一书附有“1902—1933年在华外国传教修会表”(第251页),该表提到加拿大耶稣会，但也将徐州误当成苏州。笔者推测把地名弄错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徐州的外文名称(Suchow)与苏州的拼音及发音很相似。。鉴于此，笔者近年来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对这批传教士留下的文字与实物资料进行了收集与考查，并写成拙作，希望对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一、　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徐州徐州开教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初康熙之时,大约于1672到1673年间法国耶稣会士汪儒望（Jean　Valat）在此传教，并于1678年在此修起了第一座教堂。但基督教在这里并没有得到较快发展，由于礼仪之争的加剧，康熙皇帝于1717年宣布禁教，雍正继位后禁令更加严厉，在徐州的传教事业如同全国其他地区的传教事业一样很快衰落下去。1840年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法国耶稣会士也来到故地。1882年奥波德·盖恩（Lopold　Gain)神甫来到徐州，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在此重新建立了一个个传教点，因而，他后来被看成是1840年以后法国耶稣会士在徐州传教事业的奠基人。1911年，徐州已成为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一个稳固的传教基地，当时这里已有17名传教士与32　000名受洗者。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法国青年大多应召入伍，传教士后继无人，徐州正常的传教活动难以维持。于是，法国耶稣会士把眼光投向那些在历史和文化方面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加拿大法语区（下加拿大省，今魁北克省）的耶稣会，呼吁他们来此传教。正是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登上了徐州的传教舞台，与法国耶稣会士并肩传教。最初，加拿大耶稣会士派出的步伐比较缓慢，1918年首批两名加拿大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但只有1名传教士于次年到达徐州。两年后，也即1920年，才派出第二批传教士，共3人。但这批传教士并没有来到徐州，而是在上海徐家汇学习了3年汉语后又被召回加拿大。从1924年开始，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这时传教士的派出已成为加拿大耶稣会法语省修会的正式计划，相应的配合机制也建立起来，从此，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的派出不仅频繁，而且人数众多。从1924年到1940年大约有71名耶稣会士来到徐州雅克朗克莱：《1918—1955魁北克耶稣会士在中国》，1979，第320—323页。。从加拿大法语省耶稣会的配备工作方面来讲，有两件事对徐州传教区的影响较大。第一是徐州加拿大耶稣会士在魁北克的财务管理处的建立。建立该机构的目的是在加拿大募集捐资，在财力上支持徐州的传教活动。这个艰苦的使命当时交给了曾于1924年来徐州传教的耶稣会士麦良弼（JosephLouis　Lavoie)对于文中所提到的传教士，凡有汉名者或本人知其汉名者，一律采用汉名;对没有汉名或不知其汉名者，本文采用译名。加拿大在徐州的耶稣会士的汉名颇难见到，除了那士荣(Prosper　Nernard)为纪念他叔父那士荣神甫(该神甫是当时加拿大在徐州的耶稣会士之一，1943年被日军枪杀)而出版的《地球的另一端:中国》(Delautrec　tdelaTerre:la　Chine,　Montral,　Sciences　et　culture,　2000。该书也是汇录大量资料)一书附有汉名外，在前面提到的蓝文田与朗克莱所写两种重要的著作都没有汉名。本文所用汉名主要依据那士荣一书，但同时查对了其他资料，如沙百里神甫的《中国天主教指南2000》(新加坡，中华公教联络处,2000)与耶稣会内部手册《耶稣会:中华省》(2004年，耶稣会内部刊印，由蒙特利尔耶稣会士“匪徒”编辑部提供)。此外，台湾天主教耶稣会士沈起元神甫(Fernando　Mateos)目前在撰写一部反映1850至1948年在华耶稣会士传略方面的著作，载录有加拿大在徐州的耶稣会士法汉名字，其中个别汉名与那教授所列不尽相同。2005年7月笔者应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古卫瀛教授的邀请到台湾访问，有机会在台北利氏学社查阅资料并见到宋神甫。宋神甫向笔者出示了他正在写作中的手稿，对本人的研究有所帮助。谨在此向古教授及宋神甫一并表示感谢。。他被召回加拿大，于1930年在魁北克筹建财务处，并任第一任财务长。他遇到的一个头痛的问题是怎样从公众手中募集到捐款、捐赠。要人们对徐州的教务慷慨解囊，首先得让人们了解徐州的传教状况，然后还要打动他们。这就需要一种宣传媒体来完成这一使命。第二，出于这一目的，麦神甫又创办了一份杂志，名叫《匪徒》,同时任主编、编辑甚至撰稿人，专门刊登徐州传教士的来信与文章，介绍当地的传教与其他情况，在公众中广作宣传。在广造舆论的同时，他不失时机地在杂志上刊登各种徐州传教区需要（如建教堂、建学校等）而募集捐款的启示。以上两个机构后来对加拿大耶稣会士在徐州的传教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我们再来看徐州地区的传教活动。从1919年首名加拿大传教士的到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里的传教活动大体可分成两个阶段。1931年以前，徐州在教会管理体系上隶属法国耶稣会的江南宗座代牧区，加拿大耶稣会士置身于该体系之下，和法国耶稣会士并肩传教。这一时期，因加拿大传教士的投入，传教人员得到了增补，传教事业因而向前推进，取得相当成果。如1911年信教人数是32　000人，到1924年时增至47　000人，1929年再增到52　000人。传教人员方面，1929年加拿大传教士已多于法国传教士，即：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6人，法国耶稣会士4人以及传教士培养的中国俗间神父10人盛世音：《加拿大人在中国》，第22—23页。。1931年，由于加拿大传教士人员的进一步增多，徐州传教区在教会管理上发生很大变化，即由原来的法属传教地区改属加拿大耶稣会法语修会省管理，并升级为监牧区。从此，徐州成了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的传教区。随着该地教务的不断发展，1935年徐州监牧区在管理机制上更上一层楼，成为宗座代牧区。1938年日军侵占前夕，这里的传教活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整个宗座代牧区分成中心区、西区、东区三个分区，下辖18个堂区（传教中心或信徒集聚中心),再下面是星罗棋布的190个基督徒集聚点（村)，信徒总人数攀升到68　000人。此外，传教区还建立了较密集的学校网络，拥有男生学校282所，女生学校83所，合365所对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不能用现在的概念来理解。据在徐州传教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首任会长盛世音记载，当时传教士的许多学校建在分散的基督徒村落，条件非常简陋，一般是向当地住户借用房间或桌椅，然后雇教师在此授课，规模很小，因而与其称学校，不如称为识字班或授课班，此似更合适些(前引盛世音书，第157—166页。)。，拥有教师454人，学生10　050人（见后附简表)。1938年日军侵占徐州后，这里的传教活动很快走向衰落，许多堂区处于瘫痪状况，还有3名传教士因被日军指控从事反日活动而遭枪杀即:屠善修(Alphonse　Dub)、那士荣(Prosper　Bernard)和隆仁昌(Armand　Lalonde)三神甫，他们于　1943年3月18号被日军枪杀。。1943年11月，这里的加拿大耶稣会士被迫撤离到上海的徐家汇，直到日军投降后才返回。传教士返回后教务有所恢复，1946年4月徐州还被罗马教廷提升为主教区。但同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徐州由于地理位置很重要，国民党在此设有司令部。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著名的淮海战役爆发，随后解放军进驻徐州，并向南推进。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种政治与社会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徐州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外国传教士一样陆续离开中国，从而宣告了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徐州长达30年的传教史的结束。二、　传教士的中国报道——《匪徒》杂志我校图书馆藏有此杂志，但不全。2006年6月23日笔者在蒙特利尔编辑部见到自1992年以来一直任该杂志主编的路易约瑟夫·古莱(LuisJoseph　Goulet)神甫。古神甫赠送了我一套自1930年到1955年出版的比较完整的该刊各期，对于我的研究是极大的支持，本人在此对古莱主编表示真诚感谢。耶稣会是一个既重视布道，又重视宣传的传教团体。它要求其成员在传教的同时不忘宣传工作，要求他们以书信、报告、文章或其他形式介绍他们的传教经历，然后由传教士派出地的耶稣会组织编辑成册，印刷发行，以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同时争取到更多的财力与其他方面的支持。这种编辑成册的传教士的记录，后来成为人们研究这一时期传教历史必不可少的资料集而得到广泛的使用。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留下的著名的《耶稣会士书简集》该书简集有不同的法文本。2001年郑州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根据1819年里昂版而翻译的中文卷版：《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就是这样的例子，同一时代来到加拿大的法国耶稣会士留下的多卷本《法兰西传教大事记》Relations　des　j　suites　convenantce　qui　sest　pass　de　plus　rem　ar　Ments.　T　rave　ls　and　Explorations　of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in　New　quabledanslesmissions　des　Pè　res　de　la　Com　pagnie　de　Jsusdans　la　F　rance,　16101791,　Cleve　land,　Burrows　Brothers,　18961901;　NouvelleFrance,　Montr　al,　ditions　du　Jour,　1972,　6卷本.　Pageant　Book,　New　York,　1959　(重刊本).也是这样的例子。来到徐州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也不例外，他们也留下了一套反映他们群体性传教状况的资料集，它既不是单纯的书信，也不是编年体的大事记，而是前面已提到的传教士创办的《匪徒》杂志。关于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魁北克创办该杂志的原因，前面已讲到。那么为什么该杂志起名《匪徒》？这既有时代与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传教士的特殊考虑。从前者来讲，加拿大传教士在徐州传教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动荡时期，先是军阀混战，再是日本入侵，最后是解放战争，因而当时社会秩序很乱，散兵流寇及流离失所的穷人随时可见，暗偷明抢的事时有发生，因而，传教士把徐州称为匪盗横行之地。此外，传教士还意外地“发现”徐州自古就出“匪盗”,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登上皇位并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皇帝的两位“大盗”蓝文田的“徐州”(“Süchow”)一文，见《匪徒》杂志(Le　Brigand),　no.57,　juin　1938,第9页。：刘邦（汉高祖)与朱元璋（明太祖实际上朱元璋并非徐州人，而是安徽东北的凤阳人，与徐州相距不远。）。传教士感到“匪徒”一词颇能概括他们当时所置身的徐州社会，因而，以此作为他们的杂志名称。还有一个原因是该名称用词强烈，颇带有异域探险的色彩，容易使人产生好奇感与阅读的强烈愿望，从而增加订户。从实际效果来看，该杂志创办后也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初创刊时的订单只有1　400份，5年之后增加到4　600份，成为当时很有名的教会杂志。总之，出于以上原因，传教士对“匪徒”一词情有独钟，此后一直使用该名称，直到今天——尽管今天的《匪徒》杂志在内容上与徐州乃至整个中国已毫无联系。现在我们再来看该杂志的内容。该杂志是专门为宣传和介绍徐州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传教活动而创办的，因而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但同时又涉及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许多方面。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主要由在徐州的加拿大耶稣会士所写，或由返回加拿大的传教士所写，如麦良弼神甫本人。该刊发表的文章形式多样，这是它与明清时期耶稣会士的《书简集》及与同时期在北美的法国耶稣会士的《大事记》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这种形式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书信，或为全载，或为摘录，如冯奥吾(Auguste　Gagnon)给他家人的信及毛纶（Georges　Marin)的信匪徒(Le　Brigand).vol.5,　nov.1930:79.，形式与上述明清时期耶稣会士的书简集相似。这些书信主要讲述传教士个人的亲身经历与个人生活方面的情况，内容既涉及传教方面，也涉及当地社会与自然环节。第二类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简讯，主要介绍当时徐州地区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或新情况，这既有教务方面的（如传教士的分布），也有世俗生活方面的。第三类属于专题性报道，如《饥荒时期的修女》匪徒.vol.1,1930:78.，又如《枪林弹雨下的报导》匪徒.vol.54,　fv.1938:1011.，讲述的是1937年底在日军侵占南京之后大量中国人逃难以及外地传教士也被迫逃离日占区的情景。第四类为主要介绍当地居民生活与传统习俗方面的文章，如《一年最佳季节》匪徒.vol.4,　f　v.1930:37.一文介绍农民收割小麦并将之运回村里进行处理的情况（如“打麦”“扬麦”等）。另如《福喜财》匪徒.vol.6,　f　v.1930:37.一文介绍民间习俗。第五类为基督教发展状况方面的统计材料，其中典型例子是一份介绍　1937—1938年徐州传教成果的统计表，该表对徐州教会三分区十八堂区的信徒人数、受洗人数、传教士所建学校数目、教师人数、学生人数等都细加列出。现将此表简化编排如下：1937一1938年间徐州传教区教务状况一览表匪徒.vol.1,　f　v.1930:8.管理结构传教结果统计学校数目学生人数教师人数分区堂区（中心）基督徒

聚落信徒初学教

理人数男校女校信徒

（男）非信

徒（男）信徒

（女）非信

徒（女）男女中心区徐州市区73　2554　111442661　040543Yangchwangtsi81　9121　242142112922514143Wutwan63　9381　396179238233144392610Tasükoa82　9201　2393823285405724422Matsing135　1363　5961532231477319152Peihsien（沛县）133　8893　91915520512210325156总数5521　05315　503143211　3722　17440212116626西区Tangshan(砀山)155　2701　372101841616826192234Howkiachwang104　3061　056162241749219172Wangko394　9413　5703235202551263043Fenghsien(丰县)92　7771　97132108146552552Taltaolow92　9061　5151051941447912121Sankwanrmao63　1645051331081514218164总数8823　3649　98984331　58793865519611613（续表）管理结构传教结果统计学校数目学生人数教师人数分区堂区（中心）基督徒

聚落信徒初学教

理人数男校女校信徒

（男）非信

徒（男）信徒

（女）非信

徒（女）男女东区Yaowan(窑湾）53　5951　302192210302534246Sutsien(宿迁）94　4821　196102419581905135Suining(睢宁）114　731610413205273229206Pihsien(邳县）104　8901　873103120914120137Yentow42　839812285456522783Tushan(土山）83　227419101126121837144总数4723　7646　21255291　134901439133923　1徐州各区总数19068　18131　704282834　0934　0131　49645037470该表所列数据非常精细，主要依据教会内部统计资料编成。由于此类资料一般非教外人士所易窥到，因而，基于此类资料而制作的统计表具有很高的价值。还有一类是《匪徒》杂志呼吁捐款的启示，也透露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如一则启示，按照徐州传教区的具体需要标明募捐数目：“因（徐州）需建三所学校，每所学校需一百加元；屠善修神甫需配马一匹，此需五十加元；宝惟贤（Louis　Beaulieu)　神甫需配一部牲口套车，此需二十加元……。”Reuben　Gold　Thwaites,　The　Jesuit　Relations　and　Allied　Documents　Travels　and　Explorations　of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in　New　Frances,　16101791,　Cleve　land,　Burrows　Brothers,　18961901;　Pageant　Book,　New　York,　1959　(重刊本).总之，《匪徒》杂志的内容非常广泛多样，其中直接关于传教方面的内容提供了许多具体而细致的材料，是研究这一时期徐州基督教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史料。其他有关徐州地理与人文环境方面的文章尽管较为粗浅，但反映了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认识与看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他们的“中国观”非常有用。此外，这类文章还包含了一些中国居民一般因习以为常而不注意的信息，这对于研究当时徐州历史文化也有参考价值。与前述两种著名的传教士资料集相比，该杂志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它附有大量插图和照片。就本人见到的几种版本的《书简集》来看，该资料集偶附有插图，但不多；《大事记》1972年的法文版（6册)与1959年的英法双语版蓝文田：《中国徐州主教区》第2卷，第28页。（73册，包含其他资料)则基本上都是文字。《匪徒》杂志附有大量的图片，可以讲每篇文章都附有插图，甚至有时每页都有。这些图片资料既有绘制的插图，也有照片。传教士已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照相技术，拍摄了大量反映当时各方面情况的照片，此是《书简集》与《大事记》所不及的地方。这些很形象的图片与照片配上可读性很强的文章，使该刊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该刊在创刊时属于油印本，纸张较差，所附插图据后来成为徐州传教史著名专家的蓝文田讲当时是由一位女画家根据各文章的内容来创作的匪徒.vol.58,　sp.t　1938:3.。不过这时的插图多以粗线条的形式表现，构图比较简单。最初出版的杂志大体如此，变化不大。但后来杂志在印刷上有较大的改进，纸张渐好，插图比以前要清晰与细致得多，有的插图写实性还很强。此外，从55期(1938年3月)开始，刊出的照片明显增多，效果也佳，并且在数量上逐渐取代插图。纵观《匪徒》杂志刊登的插图与照片，大体可以分成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紧扣传教内容的，如传教士照片、信徒照片、传教士布道图，徐州传教点分布图，教堂、学校与传教士住院照片等；第二类是反映当地社会与文化的图片，如佛庙道观，中国历史人物插图，神话人物肖像等；第三类是时事图，如日军照片，中国人的逃难图，以及当时某些著名人物（新闻人物）照片，如毛泽东与朱德的合影；最后一类是反映当地居民生活的图片。综观这些插图与照片，尤以反映传教内容的图片最有价值，它们可以补文字资料之不足，形象地展现当时的传教状况，如传教士与信徒的肖像，传教士布道与信徒听教图，教堂与学校的照片等，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教活动的许多细节。反映当时时事的图片也很有价值，其中一幅反映一位老奶奶和孙女在日军进攻下逃难的照片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这位年迈、裹脚的老太太因连日饥饿，倒在路边死去，身边留下一个空空的乞讨用的碗。她那不懂事的小孙女还趴在她身上想把她叫醒盛世音：《加拿大人在中国》。。这幅照片是当时苦难的中国人的真实写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对于我们研究当时日军侵占时期的中国社会状况有参考价值。此外，这类照片也表达了加拿大法裔传教士对日本侵略军的愤怒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英联邦成员的加拿大参加对日作战，一些加拿大人奔赴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其中最有名的是来自法语区蒙特利尔市的白求恩大夫。在徐州传教的法裔加拿大耶稣会士也是这样，他们对在日军铁蹄下挣扎的徐州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因而，他们遭到日军的怀疑，还有3名耶稣会士被日军枪杀。同《书简集》和《大事记》一样，《匪徒》杂志也是一部份量很大的资料集。该刊有时单月刊出，有时双月刊出，从其刊出的数量来看，大体介于月刊与双月刊之间。该刊版面较大，相当于国内的　16开。最初杂志很薄，每期才8页，后来内容越来越多，从112期（1948年4—5月）开始，基本确定为每期20页。如从1930年创刊算到1955年，共186期。如大体以每期平均15页计算，则共约有2　790页，而且是16开。由此，可以想见该刊涵盖的信息量与史料价值。当然该刊也有它的缺陷，由于它创刊于1930年，因此，之前的传教状况我们就不得而知，需查看别的资料。另外，该刊上面发表的文章基本都是当时在徐州的传教士所写，他们的观点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应加以注意。不过，瑕不掩瑜，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就能从宝贵的资料库中发掘到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三、　盛世音与他的《加拿大人在中国》在上文笔者对徐州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所创办的《匪徒》杂志进行了较详细的评介，现在再来谈传教士的个人著述方面的资料。由于篇幅的局限，笔者在此只选择这方面较具备代表性的著述——盛世音(Eouard　Lafortune)的《加拿大人在中国——加拿大耶稣会传教区徐州府概况》Canadiensen　Chine:　croquis　du　Siutcheoufou,　mission　des　Jsuites　du　Canada,　Montral,　LA　ctionParoissiale,　1930.一书进行介绍。盛神甫于　1925年来到徐州，1928年被任命为当地加拿大耶稣会士负责人，为期　3年(1928—1931),　他在此传教直到　1932年去世。此书就是他在任期间所完成的著作。他为什么写此书？他在前言中这样写道：有关徐州的传教状况，加拿大一些报刊已刊登部分耶稣会士的书信，但很零散，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填补这方面的缺陷，勾勒出当地传教状况与当地社会的总体轮廓，使更多的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并吸引更多的传教士来到徐州同上，第9—10页。。事实也是这样，由于当时他是这里加拿大耶稣会士的主管，同时又亲自参加了传教工作，因而，他的书既能介绍当时传教的总体情况，反映面广，又能介绍一些具体的传教过程，提供一些详细而重要的细节。如把此书和前面的《匪徒》杂志结合起来读，则可以收到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效果。该书于　1930年在蒙特利尔出版，全书共231页，按类分篇，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现分类进行评介。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还是传教方面的内容。作者首先对1929年至1930年间的徐州传教情况作了高屋建瓴式的介绍，如教会管理结构、主要负责神甫、传教士的来源与等级、已建立的堂区与信教人数等同上，第20—23,　26—29页。。在此横向性的总体介绍之后，作者转而进行纵向性的写作，对一些堂区进行局部而具体的介绍。作者本身就是某堂区的负责人，因而对其主管区域的介绍尤为详细，且内容多为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因而非常具体，有时还很生动形象。文中还有许多作者与村民及信徒的对话同上，第59—71页。，书中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　Tahiukia信徒集聚地圣石教堂的修建情况，内容涉及整个教堂的施工过程、用料情况以及费用(如约5　000加元修建一个堂区中心教堂)等同上，第93—103页。。另一篇文章则谈中国信徒是否真诚可靠方面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基督徒非常虔诚忠心，在当时50　000多信徒中居然没有一人因困难而背叛教会同上，第113—119页。。这与我们在其他　1840年后来华传教士的书信中所经常看到的情况相反。在这些人的笔下，中国人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没有信仰、缺乏真诚与唯利是图的人。盛神甫以他亲身的经历表明中国人并非如此，这反映了加拿大传教士对中国信徒的信任。该书还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教会学校的情况，很有价值。作者指出，在1929—1930年间，大约一半的堂区每个堂区只有一所宗教性的学校，叫祈祷学校(当时共有18个堂区，下属146个基督徒集聚点同上，第20页。)。少数堂区则有8—12所一般性的教书学校，教学内容相当于小学教育水平。在建有教堂的信徒集聚地，学校可以办在教堂内，因而问题较简单。但对那些分散而偏僻的信徒集聚点(村),　办学校就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首先是经费问题，其次是教室问题。前面提到《匪徒》杂志上的一则募捐启示，内容是徐州需建3所学校，每所需100加元。但这100加元在当时中国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及如何使用，读者不得而知。现在我们读盛神甫一书有关办学方面的内容，即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答案。盛神甫在书中提到当他正因经费没有着落而感到为难时，意外收到加拿大方面的来信，告之有人捐款100加币供他办学之用。盛神甫闻此消息非常兴奋，开始按此经费筹划办学之事。按他的说法，这100加币相当于当时中国的铜币100万。他打算在其堂区的　8个村落各建一所学校(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教室或识字班),为了节省开支，他采取向村民借用房间与桌椅的办法。据他所说，这100加币差不多可以支付8位小学教师5—6个月的工资。不过，作者同时又指出，这种简陋的“外校”花费不多，但若是那种“内校”开支就大多了，因“内校”学生的伙食由教会免费提供同上，第157—166页。。所有这些盛神甫提供的来自“基层”的信息与远在加拿大出版的《匪徒》杂志上的信息彼此印证，互为补充，对于我们研究徐州耶稣会士的传教与教育活动极有帮助。该书的第二类内容是有关徐州自然与社会方面的文章，涉及面较广，如徐州的地理与自然环境、行政划分、当地人的订婚与婚礼习俗以及信徒与非信徒通婚方面的问题、葬礼习俗、中国人的礼节、饥馑与逃难人群、徐州居民的社会状况、农忙时节平民与士兵方面的情况等。这些内容反映徐州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那些研究那时徐州历史的学者来讲有参考价值，可以补中文资料之不足。盛神甫对当时徐州中国人的某些习俗有些微言，称之为迷信活动，这反映了当时在华传教士的一般态度。不过，从总体上讲，他是当时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态度比较开明的传教士，他的某些批评言论一般比较婉转，不像有的传教士那样直接与严厉。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附有许多照片，既有传教士与信徒的留影，也有学校、教堂的实地摄影，还有反映当地社会与习俗的照片。这些图片资料与该书的记载互为补充，共同反映当时徐州的传教状况与社会状况，故也有史料价值。四、　耶稣会士史学家蓝文田与他的徐州传教史著作耶稣会士不仅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修会，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视研究本修会传教史的修会，许多耶稣会传教区历史研究的开创者往往是该修会的成员，甚至还是那些曾在此参加过传教或正在传教的耶稣会士。由于这些传教士史学家属于教内人士，既熟悉教内事务，又在接触教内档案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加上有的作者本身还是他写作的传教史的实际“创造者”,因而，他们所留下的著作往往功力深厚，资料翔实，在其研究领域内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虽然许多年过去了，却一直是研究者的必读书(一些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学者所留下的著作也是这样)。在明清时期基督教研究方面，法国耶稣会士费赖之所写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与书目》冯承钧译本，中华书局1995年重印本。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费氏于1867年来华，他的书于1932—1934年在上海出版，距今已有80多年，但一直广为人们引用。1936年赴华的另一法国耶稣会士荣振华对费氏一书所做的补编也是这样。该书于1973年出版荣振华编，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至今也有30多年了，但仍然是今天我们研究明清时期基督教史的必读书。中国学者方面，台湾天主教神甫方豪写的《中西交通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与《天主教史人物传》光启出版社，1967。也是这方面的例子。加拿大传教史方面，耶稣会士史学家卡米耶罗什蒙泰于1895—1896年间出版了一套3卷本的《十七世纪耶稣会士与新法兰西》Cam　ille　de　Rochemonteix,　Les　j　suites　et　la　NouvelleFrance　au　XV　IIesiècle,Paris,　Letouzeyet　An,　18951896.。虽然100多年过去了，此书今天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17世纪加拿大的传教史仍有参考价值。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徐州的传教史也是这样，这里也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就是蓝文田。蓝神甫于1935年来到徐州，并在此一待就是14年，其中12年担任徐州宗座代牧主教，后来成为徐州教区主教邵轶欧神甫的私人秘书。1949年，他因病返回蒙特利尔，后来成为法裔加拿大耶稣会士财务管理处的成员。作为一位有心人，他在徐州传教时就已开始利用既是传教士又是主教秘书的特殊身份，收集、阅读大量传教士资料(其中有些资料无疑非一般人所能看到),并已开始写作徐州天主教史方面的著作。1946年魁北克耶稣会士安多尼奥德拉贡(Antonio　Dragon)来徐州考查，就看到蓝神甫写的长达800多页的手稿，感到非常惊讶Antonio　Dragon,　Enmission　parmiles　Rouges,　Montra,　lLe　Messagercanadien,　1946。。后来，蓝神甫完成了徐州教会史的研究，分别于1955年和1982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徐州传教史：《中国徐州主教区(1882—1931)》Süchow:　diocèse　de　chine,18821931,　Montr　al,Bellarmin,　1955。与《中国徐州主教区：1918—1954年加拿大耶稣会士传教之地》Le　diocè　se　de　Süchow,　Chine:　Champ　apostolique　des　j　suites　canadiens　de　1918　　1954,　Montral,　Bellarmin,　1982。。这两部力作的完成一举奠定了蓝神甫在徐州教会史研究中的史学家地位，并对该传教区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蓝氏一书的前一卷主要研究1882年法国耶稣会士盖恩神甫来到徐州开教，直到1931年徐州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区变成加拿大耶稣会士传教区的发展史。后一卷则起于1918年首批加拿大耶稣会士来到徐州，止于1954年绝大部分已离开中国之时，它所介绍的是徐州在加拿大法裔耶稣会主管下的传教史。两卷之间有部分时间重叠(1918—1931),但写作的角度不同，前书着眼于法国传教史，后者则针对加拿大传教史，因此，两书并不重复。此书首先是研究性的著作，因而，它分别对上述两个时期徐州的传教过程与演变进行了梳理与介绍，从而勾勒出徐州天主教传播史的总体轮廓。书中涉及的某些内容甚细，如传教士人数、信徒人数、主要大事、教堂与学校方面的情况，等等。书中还附有一些统计表，表中的分类与数据具体而细致。所有这些表明此书是我们今天研究徐州传教史的必读书。但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还是一部资料性很强的书，首先是因该书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其中的第二卷，经常是整段整页引用史料，有的地方甚至多页连续引用，如该卷最后两章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徐州的加拿大传教士情况，共48页，差不多除了前一章的第一页和后一章的第一页与最后一页为作者的介绍外，其余大约45页几乎全是转引当时传教士当事人的报告或其他记载(蓝神甫此时已离开中国)。这种资料的连篇引用虽因有时缺乏必要的分析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书的研究性，但却汇集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某些今天已难以看到的资料，因而对以后的研究者能提供很大的方便。其次是该书上、下卷都附有大量有关传教士、信徒、教堂和学校等方面的照片，这些图片资料也具有史料价值。最后还要指出的是，作者本人参与了徐州的传教过程，他的书既介绍了徐州的整个传教历史，但同时也反映了他个人的传教经历。作为这批传教士中的一员，他的眼界与思想体现了这批传教士的群体意识，如他书中流露出来的对当时徐州社会与文化的看法，就与当时传教士发表在《匪徒》的书信短文及某些传教士的个人著述所表露出来的看法大体相似(实际上作者之前经常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因而，该书的这一特色使其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加拿大传教士的“中国观”的资料之一。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作者与他书写的传教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对该段历史的看法与评价，因而，今天我们使用此书时要注意到这一点。五、　档案与实物资料与罗马耶稣会士档案馆所藏明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档案的情况相似，1919—1949年间在徐州传教的加拿大耶稣会士也留下了一批档案，这批档案不是藏在欧洲的罗马，而是收藏在加拿法语省的蒙特利尔市附近的圣热罗姆档案馆。这批档案虽不及罗马档案馆的档案那样多，但其数量也不容忽视。这批档案及其他资料，总名“传教财务管理处档案”,它集中反映了加拿大耶稣会士在海外的传教状况，其覆盖时间很广，总计达百年，从1874到1987年。它主要由以下几种档案来源汇集而成：布道会档案、魁北克财务管理处档案、蒙特利尔财务管理处档案、徐州教区档案、国际使徒秘书处档案、邵轶欧主教的个人档案以及传教士史学家蓝文田档案。这批档案并不是所有史料都与徐州教务有关，但从档案来源来看，绝大部分都与徐州教务有关。比如布道会即由1923年从中国返回蒙特利尔的传教士毛纶(Geroges　Marin)神甫创办，该会的成员主要是那些将要派往中国徐州的传教士。该会创建的目的是保持和在徐州传教的耶稣会士的联系并刊登他们的通信，因而，在修道会运转过程所中形成的档案自然与徐州传教活动相关。关于魁北克的财务管理处，如前所述，它是由从徐州返回的麦良弼创办的，目的是募集捐款，支援徐州的传教活动，那么该财务处的档案就直接反映了徐州教务的内容。1947年该财务处迁到蒙特利尔，但它的使命依旧，档案的性质也依旧。只是后来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拿大传教士不断撤离徐州，档案的性质与内容发生了变化，财务处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并于1970年改称“国际使徒秘书处”。至于邵轶欧主教，他长期担任徐州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的领袖，他所积累的个人档案更是直接反映了这里传教活动的重要事件。传教士史学家蓝神甫的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他写有反映徐州传教活动的重要著作，他在研究过程中积累的大量资料直接与徐州教务相连。由此可知，除了传教士离开新中国后的财务处档案与国际使徒秘书处档案属于无关档案外，其余档案都可以讲是徐州传教活动的产物，因而对于我们研究这里的传教活动极有价值。再从档案的种类来看，这批档案的很大一部分是传教士的书信，既包括传教士之间的通信，也包括传教士与家人的通信。信中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有传教方面的，有传教士个人生活方面的，也有反映当地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第二类是传教士财务报告与账单，如1920—1980年度的财务档案(档案编号：8号档案匣),1935—1970年度财务报告(9号档案匣)以及1950—1953年度的每日收支账目(13号档案匣)。这些档案是研究徐州传教区财政收支情况的重要史料。第三类是图片影视资料，由照片、地图以及近30多部电影摄像资料组成。不过，其中的电影多与徐州无关，是反映全国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的情况，如反映东北地区、台湾地区以及越南等国情况的电影。此外，还需要特别一提的是，这批档案中还有一个特类，即“中国书库”,它由少部分中文书与绝大部分非中文但与徐州乃至整个中国相关的资料与杂志组成。如传教士学汉语时使用过的中法字典，日军占领徐州期间加拿大法裔传教士撤到上海徐家汇神学院学习期间使用过的课本，以及某些传教士的手稿，等等。总而言之，这批收藏在圣热罗姆的档案内容非常丰富，信息量很大，史料价值非常高。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研究加拿大耶稣会士在徐州传教史的人很少，以致这批档案很少得到开发利用，因而远不如罗马档案闻名。此外，由于圣热罗姆档案馆属于教会档案馆，而非公共档案馆，加上资金与人力方面的局限，使这批档案在使用上也有所不便。本人承蒙该档案馆唯一的档案员伊莎贝尔·孔唐(Isabelle　Contant)的协助得以对这批档案进行考查，并查阅部分档案，在此谨表感谢。由于全面介绍该档案非三言两语可以做到，本人拟另写专文，作较全面的评介该档案馆于1992年3月打印了一本有关该财务处档案的目录，对于初步了解该档案十分有益。。最后，本文还要一提的是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从中国运到加拿大的一批中国物品。这批中国“奇器”先后存放在蒙特利尔市，并在此举办过中国文化展，后来由《匪徒》杂志主编麦良弼神甫运到魁北克市，建立“中国博物馆”(又叫“中国艺术博物馆”)。最后于1990年赠给了魁北克市的文明博物馆，成了今天该馆收藏的中国珍品。这批中国器物近2　000种，大部分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品，因而，其中部分器物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这批物品种类很多，首先是工艺品，如雕刻品、玉制品、象牙制品、青铜工艺品、瓷器与花等;其次是生活用品，大到家具(床，桌椅，柜，等),轻到衣服，小到勺碟，应有尽有。在所有这批中国器物中，最著名的是一套据说是清代慈禧太后用过的“太后床”(编号：9038601)。这批中国器物流入加拿大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100多年前(因部分器物很早以前已流入加拿大，后来由耶稣会士在此收集与收藏),如从它们最后被收藏到文明博物馆算起，也有30年了。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似乎从没有人对这批中国物品进行专门的研究，以致它们的来源与“入加史”含糊不清，公众对这批中国器物知道的也不多(在中国似乎人们还不知道这批器物)。本人去年承蒙文明博物馆文物收藏部的埃莱娜·达诺(He　Daneau)女士与档案部马德莱娜·福谢(Madeline　Faucher)女士的协助，得以目睹部分器物的庐山真面目并看了所有有关的照片。本人拟以后在这方面做些研究，另写文章专门介绍。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这批中国器物中与传教有关的物品。其中主要有基督教方面的象征物与宣传基督教的器物，如宗教性象牙雕刻品。这批器物中还包括大约200多种书，其中与传教有关者有教理方面的书(90—7017至7021)、《我主圣传图》(90—736)、《中华圣教美术》(90—727)、《新史像解》(90—1255)、《上海天主教徒指南》(90—733)等等。这批中国“器物”中还包括有大量的照片，其中许多与基督教的传道直接相关。所有这些资料，不论是实物的还是文献与图片的，对于前面提到的各种文献资料都有补充作用，值得我们参考有关这批中国器物的收藏与价值方面的大体情况，请见魁北克文明博物馆收藏部主任里夏尔·迪贝(Richard　Dub)所写的“亚洲瑰宝”(“TrsordAsie”,　Musotraces,　septembre　1993,vol.1,　no　3)。该文附有“太后床”及其他几种中国器物的照片。1990年魁北克耶稣会决定将这批中国器物赠送给魁北克文明博物馆时，当时耶稣会的《匪徒》杂志主编古莱神甫为此专门起草了一篇说明书(10月29日),简略介绍了这批中国器物的缘起与价值。目前该文藏在文明博物馆档案部，笔者承蒙文明博物馆的协助读到这封物品捐赠说明书。。六、　结论20世纪上半叶在徐州传教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留下了相当可观的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由于篇幅方面的限制，本文主要选择其中部分重要者进行评介。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没有介绍，如前面提到的毛纶写的宣传小册子《中国归主》及1946年来徐州旅行的耶稣会士安多尼奥德拉贡所写的旅行记。蓝文田神甫还写有其他方面的书，如《徐州宗座代牧区》Vicariatapostolique　de　Süchow.与《共产主义在徐州》Le　communismedans　le　Sücho.(此二书未刊)。另外，传教士除了在加拿大的喉舌《匪徒》杂志上发表文章外，还同时为美国纽约出版的《耶稣会传道团》Jesuit　Missions,　New　York,　Jesuit　Mission　Press　Inc.,　I,janv.1927XX,　6,　juille.t　aot　1946.杂志撰稿。所有这些说明，这批加拿大耶稣会士留下了相当丰厚的资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只要我们在此基础上不停地耕耘，就一定会获得收获。西方人眼中的“徐州会战”西方人眼中的“徐州会战”本课题为教育部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建设资助课题“一带一路”倡议对澳大利亚传播效果与策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澳大利亚传播效果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GQ17374）；同时感谢2018年度徐州市社科基金“民国时期的徐州与中西文化交流”（项目编号：18XSZ042）和中国矿业大学2018年双一流建设“文化传承创新”项目：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外国文化的中国本土化互动研究（项目批准号：2018WHCC06）支持。翟石磊作者简介：翟石磊，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邮箱：calvinzhai@126.com；地址：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南湖校区），邮编：221116，电话：13815342958。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摘要：国内学界对“徐州会战”的研究更多源自中文史料，研究视角也局限于中国。作为一场影响中国抗日战争进程的历时性战役，徐州会战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派出战地记者，亲临徐州战场，将日军侵华行径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向世界传播，为中国战场赢得国际声援、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西方人包括新西兰作家罗宾·海德、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美国牧师彭永恩、美国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等，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视角见证中日在徐州地区的军事对抗和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暴行。这些西方记者向西方世界客观的报道战场见闻，全面的记录中日两军的战争过程，同时又从国际正义角度出发，抨击日军在“徐州沦陷”后对中国百姓的烧杀淫掠罪行。他们关于“徐州会战”的日记、新闻稿、日记、影像等历史档案相互佐证，形成关于“徐州会战”海外史料的完整链条，为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关键词：徐州会战；西方人；国际媒体；国际正义；证据链Title:　The　Battle　of　Xuzhou　in　Westerners　EyesAbstract:　The　Battle　of　Xuzhou,　for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as　resistance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go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various　fields.　Peop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ew　Zealand,　Canada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witnessed　the　occupation　of　Xuzhou　by　the　Japanese　militaries.　The　journals,　news　reports　as　well　as　the　photos　about　Xuzhou　show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Battle　of　Xuzhou　and　the　Fall　of　Xuzhou,　making　a　relatively　rare　but　complete　historical　documentary　about　the　Battle　of　Xuzhou.Keywords:　The　Battle　of　Xuzhou;　Westerners;　International　Media;　International　Justice;　Evidence　ChainAuthor:　Zhai　Shile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specializing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inaWestern　culture　comparison　study.　Email:　calvinzhai@126.com.一、　引言1938年，自淞沪会战和南京沦陷之后，中日双方战略争夺的重心逐渐向徐州地区推进。为打通苏鲁豫皖四省通道，进而为向中国纵深方向侵略创造条件，日军集中华北和华东两路军队向徐州集结，试图在徐州地区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打败中国军队，并进而迅速推进其针对武汉的军事图谋。然而，在争夺台儿庄之战中，中国军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日军遭遇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此役重创日军的嚣张气焰，提升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士气和信心。对于这场影响中日战局和太平洋地区战争进程的军事行动，徐州会战一直是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当前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整体呈现出三个层面。主要包括：第一，军事战略和战术的研究视角。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军事战略研究领域学者从“徐州会战”的战略部署、战略决策、战略协作等宏观角度进行反思。这其中包括《中国空军抗日大空战系列之五“四大天王”的下场——南昌空战与徐州会战中的空中作战》，陈应明，廖新华：《中国空军抗日大空战系列之五“四大天王”的下场——南昌空战与徐州会战中的空中作战》，《国际展望》2003年第1期。《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述评》，渠长根：《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述评》，《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铁路抗战准备工作与徐州会战中的铁路运输》李占才：《铁路抗战准备工作与徐州会战中的铁路运输》，《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等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也相对零散，且难以形成从战略到战术延展的研究体系。第二，关键历史人物和关键事件的案例研究。这其中包括李宗仁回忆徐州会战李宗仁：《徐州会战简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孙连仲关于台儿庄会战亲历的回忆孙连仲：《文闻，我所亲历的台儿庄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徐州会战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徐州会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周恩来与徐州会战》肖德宣：《周恩来与徐州会战》，《春秋》1995年第1期。以及张自忠与徐州会战中的临沂保卫战陈长河：《利用民国档案撰写民国史论文杂谈》，《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S1期。等。这些研究固然抓住了“徐州会战”相关核心人物的战争回忆以及会战期间的决策行为，但是，针对日军和美欧等盟军军事指挥官的研究很少。这不利于形成一个全面的关键人物分析版图。第三，对“徐州会战”评价的研究。学术界在肯定“徐州会战”的历史意义的同时，更多在反思导致这场会战失败的原因。这些成果包括徐州会战失败的原因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冯治：《抗战初期徐州会战述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自身存在的缺陷郑钟明：《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自身存在的缺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S1期。、徐州会战何以先胜后败孟祥才：《徐州会战何以先胜后败》，《孙子研究》2015年第4期。以及徐州会战中国军队失利的原因等。但是，当前的研究对于“徐州会战”的评价更多局限于结果的评价，而忽视了对战争过程的分析，也很少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徐州会战”的评价性资料。这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盲区”。总体来看，虽然学术界关注到“徐州会战”的战略和战术层面、战争关键性人物与战例研究以及战争评价与反思性研究，但依然存在一个遗憾和不足：对于一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战役，学术界仅仅聚焦于国内层面，而忽视了国际层面和国际视角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深度的推进，国际视角和史料来源的多样性开始成为新的突破点。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合作，广泛挖掘“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的外国人对日军暴行的记录史料和战争记忆，形成与国内史料和证据相互佐证的完整证据链条，再通过国际传播的渠道对外传播，产生了极为震撼的传播效果。关于“徐州会战”的史料挖掘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于这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军事事件，其中所蕴含的军事蕴含、政治蕴含甚至国家想象等元素也有待学术界更深一步的探究。关于日军侵华战争的研究，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国内与国际、中文与外文等多角度、多语种的研究。从国际视角围绕“徐州会战”进行拓展性研究，从问题设置、史料扩充、研究语种多样化、事件主体多层次化等角度着手，深入探究徐州会战的国家意义和国家意义，是当今学界对八十年前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应有的也是全新的认知维度。据记载，徐州会战期间，曾有大量西方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匈牙利裔美国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曾亲临徐州至台儿庄一线，并发表“徐州会战”主题图片集。作品不仅在当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也为今日研究徐州会战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档案。此外，美国摄影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新西兰女作家兼记者罗宾·海德（Robin　Hyde）作为西方社会的新闻记者或作家，他们对“徐州会战”的观察、体验、记录和传播为研究徐州会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徐州期间，罗宾·海德为包括《妇女报》《曼彻斯特卫报》等在内多家西方媒体服务，担任徐州会战战地记者的职务。她结合自己的徐州见闻，尤其关注日军袭城、城市居民的生活、伤残军人救助以及在徐外国人等主题，撰写大量新闻报道和战地日志。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和探险家，哈里逊·福尔曼（1904—1978）的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亚洲、非洲、欧洲……他来到中国后，曾获准参加蒋介石主持的高级别内部会议；他前往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进行畅谈。后来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撰写《北行漫记》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M］.　Michigan:　H.　Holt　and　Company,　1945.。1938年7月5日，他从上海虹口启程，乘飞机经停南京，去往徐州，最后到达河南开封。在徐州期间，哈里逊通过在天主教、基督教教堂进行实地采访，深入了解在教堂内避难的徐州人的生活情况；他在徐州街道调研，了解沦陷后的徐州市场物资供应情况；他在徐州周边采访，了解徐州战争期间徐州治安和日军活动情况。在日记中，他不仅描述遭战火洗劫后的徐州城市面貌，同时还对“徐州会战”进行分析，并就国军西撤、弃城问题发表观点。同时，美国《纽约时报》紧密追踪徐州会战的军情进展，持续报道徐州战场动态，形成了《纽约时报》关于徐州会战的系列新闻报道。而远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将目光对准徐州战场，密切关注中日交战动态，这一点从澳大利亚国家级和地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可见一斑。除了新闻记者，驻徐州的西方教会神职人员包括天主教加拿大魁北克教区派来的牧师和美国南方长老会牧师、医生等。也见证了中日军队的对抗，以及日军对徐州城市和百姓的蹂躏。在徐州被日军占领期间，包括美国牧师彭永恩夫妇、天主教神职人员等在内的数十名西方宗教人士对徐州百姓给予无私救济，并通过日记和图片记录下他们所见证的日军侵略暴行。他们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对丰富“徐州会战”史料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将通过西方人的视角来考察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徐州会战”，以一系列全新发现的史料来展示日军在攻占徐州以后对中国人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以及中日双方在徐州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对比、战争影响等问题。二、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镜头下的“徐州会战”安德鲁·弗里德曼（Andr　Friedmann，1913—1954），一般称其为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匈牙利裔美国籍摄影记者，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到中国多个城市进行拍摄，其中在武汉拍摄的中国士兵的图片登载于《生活》（Life）杂志封面，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1938年春（3—4月份），罗伯特·卡帕来到徐州，并随后获准前往前线战场进行采访和拍照。从徐州到台儿庄，他将镜头对准了铁路、被战火摧毁的台儿庄古城、中国军队的官兵以及战火中的平民百姓。这些历史镜头记录的不仅仅是徐州会战时期的中国镜像，同时也揭示出一个西方人视角下的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景象和战争对中国人民的影响。第一组：铁路。徐州素有“五省通衢”之称。20世纪初，随着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先后开通，徐州就具有了铁路交通枢纽、京杭大运河重要节点城市的交通优势，其地缘战略重要性则进一步提高。然而，当这一切优势资源即将为徐州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促进作用的时候，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罗伯特·卡帕在徐州会战期间拍摄的组图中，一个重要的选题就是铁路与战争。在他的镜头下，铁路既是提供战场补给和输送兵力的“军事铁路”，也是为受战火侵害百姓逃离战场，寻找出路的“难民铁路”（图1）。图1遭日军飞机轰炸后的台儿庄火车站（1938年3—4月）

第二组图：战火中的台儿庄建筑台儿庄是山东与江苏徐州交界地区的一个沿着运河和铁路而兴建的庄寨。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年）始建台儿庄土城，1648年完成基本建设工程。据相关资料介绍，台儿庄城邑东西长1.1公里，南北宽1公里。土城有城门6座，分别为东门、西门、北门、小北门、南门曰惠迪吉以及小南门。徐州会战前期，该城商铺林立、商贾云集。可惜的是，日军侵华的战火将古城化为一片废墟。在罗伯特·卡帕的镜头下，台儿庄古城多处城墙和城门相对完整，驻守台儿庄的中国军队在城内设立指挥部和训练场（图2）。图2台儿庄古城城墙

在被战火损毁的建筑照片中，一处宗教场所（泰山行宫？）多次进入镜头，这处建筑主体幸存于战火，至少在罗伯特·卡帕拍摄之时是相对完整的，但是有些部分依然难逃战火摧残，有部分陶制的神龛和雕像幸免于战火。宗教建筑前面的庭院遍地破砖碎瓦，以及被炸弹炸碎的石磨，铁锅和其他物品随处可见（图3）。居民区建筑损毁更为严重，成片的民房被夷为平地，到处尽是战火焚烧后的灰烬。台儿庄城内的一处石头牌坊孤零零的矗立在被战火洗劫后的古城中。城中较为完整和高大的城墙上驻守着中国士兵，同时一些老百姓趴在城内围墙上，好奇地望着城内训练和调动的军队。图3台儿庄内被战火损毁的建筑

第三组：战争中的士兵“徐州会战”期间参战的中国军队来自四川、广西、云南等多个地区，在很多人看来，这支军队缺乏整体意识和协同战斗力，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杂牌军”。但是，罗伯特·卡帕镜头下的中国军人和军队展现出全新的形象——威武，自信，有序，坚强。图片中的士兵或在端枪训练，或在行军打仗。在军人群体系列图片中，有军官沉着淡定在打电话，有士兵在残墙破壁中穿梭，有战士站立军姿，有单兵战士刺刀，射击和各类武器装备。同时，还有被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坦克，战场急行军，指挥官战场指挥协商等镜头。总之，罗伯特·卡帕所呈现的中国军队充满自信，布局有序，训练有素（图4）。图4徐州会战中的中国军队第四组：战火中的百姓罗伯特·卡帕还将镜头对准了徐州会战期间的百姓。战争导致大量的老百姓家园破碎，流离失所。有些人选择乘坐或者沿着铁路线逃离战场，有人则留下来，或是为战场配送补给，或是加入运送伤员的行列。一些老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或是观望中国军队的各类训练活动，或是乞讨或寻找各类食物。罗伯特·卡帕镜头下的战区百姓，多为儿童、老人和妇女，这也表达出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另一个认识视角：青壮年奔赴战场，留下的是孤寡老人和妇女儿童；日本侵华战争态势下的中国，既是凋零的、悲壮的，也是团结的、同仇敌忾的（图5）。图5战火中的百姓战争的破坏性是巨大的，也是摧残人性的。1938年4月，罗伯特·卡帕的镜头对准了就地掩埋尸体的坟场。只见木头制作的简易墓碑排成一行，远处则是饱受战火洗礼的村庄。在罗伯特·卡帕的镜头下，徐州会战既是一场中国军民协同作战、抵抗侵略的战争，也是一场破坏与毁灭，逃亡与死亡并存的噩梦。三、　罗宾·海德眼中的“徐州会战”新西兰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记者罗宾·海德，原名艾瑞斯·惠金森（Iris　Wilkinson），她于1906年出生在南非首都开普敦；后随父母移居新西兰惠灵顿。1939年，罗宾·海德在英国自杀，时年33岁。20世纪50年代后，人们才开始发现她对新西兰文学历史发展的贡献，进而追认她为新西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罗宾·海德的诸多作品中，以《腾》（Dragon　Rampant）为代表的作品源自她在日本侵华时期的见闻和体悟。然而，罗宾·海德的徐州见闻却一直被尘封于历史之中，没有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的相关文献主要来自她当时发表的新闻稿、手稿、后人整理的著作以及她的儿子德里克（Derik）撰写的《艾瑞斯的人生》一书。Derek　Challis,The　Book　of　Iris:　A　Life　of　Robin　Hyde[M］.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2.1937年，罗宾·海德离开新西兰，准备去往英国。在抵达香港后，《远东镜报》（the　Far　Eastern　Mirror）邀请她加盟，并委派她前往中国报道日军侵华战争。于是，她改变了行动路线，经广州至汉口，最终于1938年5月1日抵达徐州。鉴于徐州会战的规模和重大战略意义，国际社会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切。美国《纽约时报》、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国家媒体都派出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来到徐州，报道前线战况。在徐州最初的日子里，罗宾·海德主要居住在教会医院根据罗宾·海德回忆录记载：这是一所基督医院，在日本占领徐州期间大量中国老幼妇孺在这里避难和接受治疗。日军也曾多次派人前来这里搜查中国士兵的伤员。。医院由美国长老会创建，当时的负责人为美国人葛璧玺女士（Henrietta　Grier）。由于战时的徐州缺医少药，且沦陷后中国军队主力西撤，导致徐州城内遗留不少伤员和受伤百姓，因此该医院的存在意义重大。也就是在这家医院，罗宾·海德开始了她在中日战争背景下的徐州战地记录。在战场上，经历了台儿庄失败后的日军开始从不同方向集结兵力，准备向徐州围攻。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战局发展，撰写新闻报道，罗宾·海德曾经到达徐州以东70公里的前线地区（靠近台儿庄），并与李宗仁有过交谈。李宗仁当时也对她承诺，他会给罗宾·海德开绿灯，为她发放去往南徐州（今安徽宿州市）的通行证。作为一名诗人和记者，罗宾·海德观察战争的视角和对战争的叙事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她对战争的受害方心怀同情，对战争的加害者给以无情的鞭笞。由于她来到徐州的时机非常特殊，因此，她经历了徐州沦陷的整个过程。在徐州日记中，她写道：5月10日，由于日军对徐州城城市进行空袭，导致徐州铁路线被炸断。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在徐州沦陷期间，罗宾·海德致力于收集各类战场信息，撰写新闻通告和日记。1938年7月，罗宾·海德在《今日妇女》（Women　Today）上撰文：日本在宿州（徐州南8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树林中屠杀200多名难民，将传教士的场所夷为平地。她曾多次对她接触过的日本侵华军官进行描述，也记录了她所看到或听到的关于日军在徐州城内屠杀、淫掠的事情：Robin　Hyde,　Disputed　Ground:　Robin　Hyde,　Journalist[M］.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1991,　p375382.第一，5月20日，徐州沦陷第二天，一名16岁女孩遭一群日军士兵轮奸。第二，日军士兵爬墙头进入难民区，对一名年轻的中国已婚妇女施暴，导致该女子最后吞掉带刺的戒指自杀。第三，日军使用刺刀对5名徐州普通百姓进行刺杀。第四，日军士兵试图对一名女孩施暴，女孩父亲极力保护自己的女儿，同时女孩的叔叔和其他人也尽力阻止日军施暴，结果5人被日本炮兵当场刺死。事发地点：彭永恩牧师设立的难民区门口。在徐州期间，罗宾·海德也分别与中国老百姓、受伤中国士兵进行接触，她笔下的中国人呈现出以下形象（括号内是她的感想）：第一，孩子们淳朴善良。（但是这些在日本占领时期，有何用？）第二，一名中国父亲誓死不愿意佩戴日本“维持会”（the　Japanese　Council　of　Hsuchow）配发的袖章。（中国人，有骨气。）第三，一名受伤的中国士兵，被送到由葛璧玺牧师（Henrietta　Grier）创办的基督医院。但是由于医院条件较为简陋，医务人员能做的也仅仅是为他清洗伤口，更换纱布。当打开纱布的时候，蛆从伤口中往外爬。第四，在日军入城前三天，徐州街道上依然还有少量伤残官兵。他们衣衫褴褛，饥饿难耐。徐州见闻深深地触动着罗宾·海德的内心，她曾向英国方面揭发日军在徐州的非人道行为；同时，她还利用记者身份向报纸投稿，将日军在徐州的淫掠公之于世。在徐州之行报道的最后部分，她写道：“我告诉自己需要冷静，需要更加平静的来梳理徐州见闻。但是我实在做不到。”战时的徐州，尤其是徐州沦陷后，外国人纷纷选择撤离，仅剩下美国南方长老会的牧师(彭永恩等）、葛璧玺，以及加拿大天主教会神父郃轶欧(Gain)带领下的少量天主教人士（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日宣战，因此这些传教士随后也自身难保，多名外籍传教士被抓捕、杀害）。所以，罗宾·海德在文中提到她是还留在这里少有的外国人之一。事实上，在她离开徐州之前，一位著名的美国战地记者来到这里。他在徐州战地日记中写道：在徐州，有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士，她走路跛脚（罗宾·海德早前曾接受过膝盖骨手术，后来没有痊愈留下了后遗症）。尽管这座城市已经被日军清洗和毁坏，但是她还是毫无目的地到处寻找离开的机会。由于铁路被炸毁，火车停运。但是，这位倔强的女士依然沿着铁路线（津浦）漫无目的地走着，至今也不知道她下落何方。见哈里逊·福尔曼日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收藏，网址：https:∥collections.lib.uwm.edu/digital/collection/forman/id/7/rec/1。只是这位美国记者不知道，7月16日，罗宾·海德一瘸一拐地沿着津浦线向北行走了80余公里，最后被日军俘获。据说日军军医为她治疗眼伤，然后把她交给了英国驻青岛领事馆。1938年9月，几经周折，罗宾·海德最终到达伦敦。在那里，她根据自己在中国的见闻，最终完成诗歌集《腾》（Dragon　Rampant）的创作。而上面所说的那位美国摄影记者就是哈里逊·福尔曼。四、　哈里逊·福尔曼对“徐州会战”的记述1938年7月5日，美国摄影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从上海乘飞机经停南京后，在徐州机场降落。从上海到徐州，哈里逊目睹了浓烟滚滚的村庄、残垣断壁的城市、勤劳的中国农民以及日本在江苏地区的商业广告等。在徐州，哈里逊在日记中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军队刚刚撤离徐州，日军就派出两名士兵在教堂大门口看守。”徐州沦陷期间，徐州天主教的圣心堂、基督教（美国南方长老会）的西关教堂和教会医院向徐州百姓打开大门，并提供食物和医疗救助。因此，这些西方人建立的“避难所”也就成为哈里逊观察徐州沦陷区的窗口。关于徐州城市印象，哈里逊在日记中写道：“徐州四面环山，中间低洼，远看就像一个巨大的陷阱（350　000人口）。由于独特的地形因素，徐州易攻难守，因此中国军队很快就撤离徐州城。有消息称，日军已于14号切断了徐州以西130里的陇海铁路线，然而许多日本军队仍然驻扎在徐州周边。城内居民纷纷出逃。日军进城时惊讶地发现徐州城内竟无一名士兵把守，居民出逃，军队撤退，徐州已然是一座空城。”在徐州期间，作为记者的哈里逊开始收集关于徐州沦陷前后时期的各类信息。关于日军在徐州的所作所为，有些是哈里逊亲眼所见，有些则是从在徐传教士口中得知。在日记中，他将了解到的日军对徐州轰炸的信息记录如下：“关于日军5月14日对徐州的大轰炸，我们深感痛惜。在这次轰炸中，日本军队共投射了九枚炸弹，其中有两枚是哑弹，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450名妇女儿童躲藏在地窖里。虽然炸弹只炸出30英尺的弹坑，但是依然造成重大伤亡。爆炸平息后，难民们被送往乡下。两天前，该地区有神秘传言称，天主教堂于14日遭受日军炸弹袭击。日军于19日进入徐州城。虽然日军切断了徐州到开封的铁路线以阻止中国军队的战略转移，但由于他们人手有限，实在难以阻挡中国人大批地逃离徐州。战争突如其来，52列全新的火车头还未来得及开走，火车上的物资也来不及运输。一枚炸弹击中教会学校；投向车站的50枚炸弹只有1枚击中；6座中国防空炮；日军攻入徐州仅4小时后于19日凌晨一点发起最为猛烈的轰炸；日军占领徐州10天后烧毁了徐州商业中心。虽然城市周边布置了很多防空火炮，但是没有一架日军飞机被击落。14日，日军坦克行驶到王阁（Hwangko）以西100里处，炸毁了该处的铁路。投落到桥上的14枚炸弹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文字层面来看，以上信息略显零散。但是，这些历史信息却是对当时中日围绕徐州战场所进行的军事行动的重要记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从哈里逊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日双方实力悬殊，尤其是在制空权方面，日军具有绝对优势。中国军队由于奉行国民政府所谓“用空间争取时间”军事策略，在“台儿庄大捷”之后，迅速将军队主力西撤，放弃对徐州城的防守。徐州自然也就成为战略转移的牺牲品。作为一名战地摄影师和探险家，哈里逊·福尔曼对日据时期的徐州城市方方面面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日记中和摄影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细致而敏感的观察视角。对于战火下的徐州城和城里生活的人们，哈里逊在日记中写道：“天主教堂共有10位神父，其中9位是由天主教魁北克总教区派出。他们均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且都拥有法国通行证，因此教堂挂着法国国旗。为防止日军士兵随意进出教堂，日方规定进出教堂需要出示个人军事通行证，并且张贴布告予以公示。就这一点而言，日军考虑还算周到。与在南京时相比，日军在徐州城内表现的要有序、谨慎、可控。偶尔会有醉酒的日本士兵们前来拖拽女性，关于这个事情，来徐州的新西兰女作家罗宾·海德在她的报道中也提到，日军闯进教堂，逼抢中国女性。这时日军当局会立即派出警卫劝阻这些士兵，告诉他们上级不允许此类行为。”在日记中，哈里逊将徐州与南京进行比较，就日军在占领城市后的行为进行分析。徐州日记中提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也恰恰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等罪行侧面提供了证据。即使日军迫于国际压力而在徐州有所收敛，但是，哈里逊的日记中依然出现多处日军对徐州百姓和被俘中国士兵所犯下的罪行。哈里逊写道：“日军两次闯入难民营实施强奸。其中有1次，醉酒的日本兵端着刺刀扑向葛碧玺大夫，并割断了她的手指。罗宾·海德也在她的徐州报道中提到此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数以万计的难民们提供了庇护。《遗产——传教士佛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在中国》一书中也提到这一点，见该书第115页。如果日本人决定解除教会对难民的保护，教会方面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毕竟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条约能够约束日本人的行为，他们也根本不可能准许这样的条约。日军冲进当地难民营向传教士要女人，传教士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传教士们对着日军喊道：‘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否则休想接近她们！’但是其他11位天主教神父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也同样叫喊着‘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紧接着就被日军残忍杀害了。”据哈里逊日记记载，在徐州沦陷后的日子里，由于日军和中国百姓语言不通，加之百姓们对日军的恐惧，徐州城里偶尔还会有日军杀人的事情发生。虽然徐州城内没有爆发新的战争，但徐州东南方向约17英里（约27公里）处的镇上约有五百名中国人惨遭杀害。罗宾·海德的记录中，曾说安徽宿州发生的日军屠杀惨案，可能她与哈里逊所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徐州沦陷后，澳大利亚多家媒体和美国《纽约时报》，以及英国等国家媒体都对徐州进行跟踪报道。他们的新闻稿中除了描述残垣断壁的徐州城市之外，还通过配发新闻图片，向世界传播这场影响中国、甚至太平洋战局的战役。对于徐州城市生活，哈里逊在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徐州城近三分之一都已被夷为平地。今天，一半人口已陆续返回徐州，现在市场上已经买得到蔬菜、牛肉、猪肉和鸡肉了。火车站的周边是大堆大堆的砖瓦，堆砌得跟车站周围的建筑一样高，已经很难清理干净了。中国人并不在乎在残砖碎瓦的条件中生活，哪怕这些砖墙摇摇欲坠，一吹就倒，他们也不会动手将其拆除。车站在大火中侥幸保存下来，几乎完好。大多数三十到四十岁的年长些的男性都举家出逃了……年轻人留在家里与苏联(Russia)（编注：原文如此）并肩作战，或奔赴危险的战场。即便市民们都知道日军严令禁止士兵肆意妄为，可街上还是连一名少女或是妇女都见不到。”哈里逊对沦陷后徐州市民生活的记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日军侵华战争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对徐州人民的冲击。据哈里逊在徐州期间所拍摄的22张照片显示，这些照片和日记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收藏，网址：https:∥collections.lib.uwm.edu/digital/search/searchterm/Xuzhou。当时徐州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为近万名妇女儿童提供避难所。正如罗宾·海德相关记录所言，日军常常以武力逼迫教会方面向他们提供妇女。这一点也被哈里逊·福尔曼的日记所佐证。除此以外，哈里逊还对“徐州会战”进行分析。当前，中国学术界对“台儿庄大捷”历史意义的认知依然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此役是中国方面的里程碑性的胜利；而有人则认为徐州会战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大捷。在哈里逊·福尔曼看来，虽然日军输掉了台儿庄之战，但是中国方面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根据哈里逊日记中的描述：中国官员在谈到他们用“铜墙铁壁”（stone　wall）阻挡了日军的进攻时，他也承认为此付出高达十万人伤亡的代价。尸体太多，埋得又太浅，踩在地面上竟然像踩在海绵上一样！日军将尸体绑成捆运下来，等到弹药消耗殆尽再将尸体解开掩护他们撤退。那么，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胜利”——他们仅仅包围并击败了两万名日本士兵。哈里逊对于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的战略决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流露出他内心的忧虑。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你认识中国人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相信中国军队取得了哪怕只是很小的决定性胜利，都会放炮鸣枪，举办庆祝活动。然而，神父们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事实上，蒋介石曾发来‘贺电’明确告诫官兵不要过早庆祝。由于至今都没有与上海方面的直接联系，所以所有的消息都是从北京方面传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情愿被困在已经沦陷的徐州城里。但我已经意识到了从上海向西走的危险。也许是对台儿庄大捷太过自负？这或许是其中一个缘由。难道这是日军的战略：将中国军队向徐州东部吸引以延长中国战线，进而阻断中国军队希望快速西撤的路线规划？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网址：https:∥collections.lib.uwm.edu/digital/search/searchterm/Xuzhou。”从哈里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台儿庄大捷”在当时的中国就存在两种声音：即高层的“相对冷静与理性”与基层的“欢呼与盲目性乐观”。对于来自西方世界的“他者”而言，中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依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日军侵华态势并不会因为徐州会战而有所变化。哈里逊以及当时的其他在徐外国人大都认为“台儿庄大捷”只是一个短暂的胜利，并且是以极大代价换来的胜利。此役之后，战局仍不看好。五、　西方媒体与徐州会战在“徐州会战”期间，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荷兰等国家媒体和记者对此战进行了跟踪报道，并称“徐州会战”为世界战争史上的经典战役之一。然而，国内外对于“徐州会战”的国际视角的研究依然相对薄弱，大量的史料有待进一步挖掘。本节以美国、澳大利亚媒体眼中的“徐州会战”为分析对象，对相关的新闻报道进行交叉比较分析，目的在于形成一条不同视角、不同国家、不同媒体机构对“徐州会战”见闻的证据链，增强史料的可信性和真实度，以更加强有力的方式揭露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战场的同情与声援。文中新闻报道主要来自澳大利亚Trove新闻数据库。https:∥trove.nla.gov.au/newspaper/笔者以Battle　for　Suchow,　Battle　of　Suchow,　Battle　for　Tsuchow,　Battle　of　Tsuchow,　Battle　of　Xuzhou为关键词，媒体国别选择澳大利亚，进行搜索，然后对检索出来的文献进行人工甄别，最后选择17篇有效样本。这些新闻样本发行时间均在1938年1月—8月之间。通过SEARCH.PROQUEST.COM数据库，以Battle　for　Suchow,　Battle　of　Suchow,　Battle　for　Tsuchow,　Battle　of　Tsuchow,　Battle　of　Xuzhou为关键词，选择“New　York　Times”作为检索媒体，时间限定在1938年1月—6月，然后进行检索，后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甄别，最后选择14篇有效样本。研究中的日军和战场见闻分别来自国外档案馆保存的原始材料和战争回忆录。以上分析均基于第一次资料，且大部分为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也是“徐州会战”研究的一个史料新突破。(一）　澳大利亚媒体对徐州会战的报道1939年9月3日，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Gordon　Menzies）澳大利亚第12位总理，任职时间18年，最初属于联合党，后自创自由党。通过全国广播，宣布“澳大利亚正式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后，澳大利亚政府共派出近100万人参与对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的战斗，战场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地中海和北非地区。1941年，日本海军袭击美国珍珠港，同时不断向东南亚扩大侵略，因此，作为联军一员的澳大利亚参与对日作战。1941年，北澳地区和达尔文港遭日军空袭，这是澳大利亚本土有史以来第一次遭遇外国直接袭击。在整个“二战”期间，共有39　000名澳大利亚士兵战死，另有30　000人被俘。就在澳大利亚宣布参战的一年前，即1938年，随着“徐州会战”的打响，澳大利亚大大小小媒体的的确确对于万里之外的中国的“徐州会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从当前发现的相关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悉尼、墨尔本、堪培拉是媒体最为集中的城市。他们有的是日报，有的是周报。其中很多消息源是伦敦或中国汉口。这些或长或短的新闻（旧闻），总体上表现出澳大利亚媒体人对中国战场的关心，也流露出对中国军民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表1澳大利亚报纸对“徐州会战”的报道澳大利亚报纸的中英文对照：悉尼先驱晨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奥尔伯里旗帜与沃东加快讯Albury　Banner　and　Wodonga　Express，每日水星报　Daily　Mercury，北方标准报　North　Standard，古尔本晚间便士报Goulburn　Evening　Penny　Post，劳动者周刊　Workers　Weekly，马里伯勒纪事报Maryborough　Chronicle，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凯恩斯邮报　Cairns　Post，劳动日报　Labor　Daily，年轮报　Age，纳拉库特先驱报Narracoorte　Herald，北方先驱报　The　Northern　Herald。序号媒体标题时间1悉尼先驱晨报为争夺徐州而战3月31日2奥尔伯里旗帜与沃东加快讯为争夺徐州而战4月22日3每日水星报上海遭火灾，徐州遭受轰炸5月11日4北方标准报日军进攻徐州5月17日5古尔本晚间便士报徐州的命运：小日本(Japs）称战争取得重大进展5月19日6劳动者周刊徐州的抗争5月17日7马里伯勒纪事报日本人在徐州5月19日（续表）序号媒体标题时间8堪培拉时报日本军队占领徐州

副标题：中国防御溃败5月20日9马里伯勒纪事报日军宣称占领徐州，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屠宰场5月20日10劳动日报“徐州的劫难”5月20日11年轮报战火中的徐州城5月20日12凯恩斯邮报标题：徐州大撤退5月23日13纳拉库特先驱报日军试图将中国军队围困于徐州战略失败5月24日14北方先驱报徐州大撤退5月28日15马里伯勒纪事报中国军队逃出包围圈5月28日16年轮报日军进入徐州城6月30日17劳动日报徐州废墟7月15日澳大利亚报纸对“徐州会战”的报道，在“标题”的设计和文章的遣词造句方面透露出他们对中国战场的关注与中日军事战争的态度，并且随着战事的推进，其标题与用词也日趋具体、态度明确。从新闻标题来讲，澳大利亚报纸设置的标题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历程：为争夺徐州而战（3月31日）→上海遭火灾，徐州遭受轰炸（5月11日）→日军进攻徐州（5月17日）→徐州的命运：小日本(Japs）称战争取得重大进展（5月19日）→徐州的抗争（5月17日）→日本人在徐州，100　000中国军队撤退：困惑与惊恐（5月19日）→日本军队占领徐州——中国防御溃败（5月20日）→日军试图将中国军队围困于徐州战略失败（5月24日）→徐州大撤退（5月28日）→中国军队逃出包围圈（5月28日）→日军进入徐州城（6月30日）→徐州废墟（7月15日）。基于上述图示可以看出，在澳大利亚媒体看来，在“徐州会战”中：第一，战争的主导方：日军。日军进攻、日本人在徐州、日本军队占领徐州、日军进入徐州等。这些以“日本”或“日军”为主语的标题词重点突出了日军在对抗中国军队过程中的主动性、战略控制性以及侵略性。从澳大利亚媒体的这些主题词用词角度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印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军主导战局发展。第二，灾难的肇事者：日军。标题中出现了“火灾”“抗争”“废墟”等词汇，这些词汇清晰地表明，日本军队是造成这些结果的动作施动者，也是澳大利亚媒体最为直接的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直接表态。第三，战争的失利方：中国军队。标题中出现“撤退”“防御溃败”“大撤退”“逃出”等词汇，这些词汇出现的频率高、且与战争不同阶段相对应，形成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弱势地位的形象。第四，战争的结局：标题词汇中明显体现出日军强势施压，中国军队全力抵抗。最终结果是中国失败，日军在这个阶段取得最终胜利。从报道内容来看，在澳大利亚媒体看来，“徐州会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徐州会战”的背景和前景介绍与展望。《悉尼先驱晨报》在3月31日的文章中分析了日本方面在长江下游的侵略战争，以及企图通过控制津浦—陇海铁路枢纽的徐州的作战计划。作者使用了Hopeful　outlook（乐观的展望）这样的词汇，指出中日两国在陇海线附近的激战导致日军南北两路军因为无法在徐州地区实现汇合。《奥尔伯里旗帜与沃东加快讯》在4月22日的报道中通过引用德国军事顾问对中日战局的预测，称日军在“徐州会战”中必将遭遇战败，除非中国自掘坟墓，犯下低级错误。作为对“徐州会战”第一阶段的评析，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取得本次对抗的胜利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第二阶段，“攻占徐州”阶段。《劳动者周刊》5月17日的报道中提出，日军在重整军事力量后，开始发动对徐州的袭击。该文称徐州是中国重要的铁路中心，尽管各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消息称徐州极有可能落入日军手中，但是中国方面的200　000名士兵依然坚守阵地（stubbornly　resisted）。日本方面也确认中国军队在安徽北部的胜利。日本宣称在多个前沿阵地获得胜利，而中国政府予以否认。文章称东京的报告显示驻守徐州与沿津浦线以北的中国军队被隔离，并且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局面。然而，按照东京的狂妄的吹嘘(wild　boasts)，中国军队已经被“歼灭”好几次了。这篇报道的字数不多，但语言修辞很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该报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憎恶。这些词汇包括：Japs,　wild　boasts,以及加引号的“annihiliation”（5月17日）。第三阶段，“徐州沦陷”阶段。澳大利亚媒体在这个阶段的新闻报道密度明显增加，且从日军、中国军队和中国百姓等多个层面进行报道。这其中也包括关于日军向徐州方向推进的战场描述：《堪培拉时报》《马里伯勒纪事报》《劳动日报》以及《年轮报》均在5月20日发文报道“徐州会战”，因为徐州城市于5月19日被日军占领。从这些密集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出“徐州会战”的国际影响力之大。其中，《马里伯勒纪事报》5月20日将其新闻标题定为：日本方面宣称其军队已经控制除南部分以外的徐州全城。该文指出，日军攻占了徐州城西门外4英里（约6.4公里）的中国军队驻扎地——张庄，并于上午8点夺取徐州西部地区。据估计，大约有100　000至150　000的中国人逃离徐州城的希望渺茫。他们遭受日军手榴弹、大炮等武器袭击。徐州这座独特的城市很快成为一座屠宰场，很多城市建筑被夷为平地。至今，中国军队依然在进行绝望的抗争（desperately　counterattacking）。该报对于徐州沦陷后的普通市民的生命安危表达了担忧，同时对日军一贯的屠杀行径表示出愤怒与不安。《劳动日报》5月20日以“徐州的劫难”（Sacking　of　Suchow）为题，与其他澳大利亚报纸的报道形成了呼应。报道称：“失陷”后的徐州城犹如一座屠宰场。日军经过激烈的战斗拿下徐州城，并从该城市的西部外围城区进入内城。在占领徐州城之前，日本军队对徐州城志在必得，但是另日本军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军队发起了绝地反击。中国军队的有力反击，使得日军在多个战场节点连连溃败。战争还在继续，成千上万的尸体随处可见。《劳动日报》一方面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徐州沦陷”上，指出被日本军队占领后城市的惨状。但与此同时，该报又进而聚焦中国军队的作战士气方面，指出中国军队的顽强抗争和高涨的士气。并对中国军队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也予以报道。就这一点而言，《劳动日报》的报道视角与其他媒体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年轮报》在5月20日以“战火中的徐州城”为标题，重点报道被日军攻占后的徐州城市面貌。新闻报道显示：日本宣称已经占领了徐州城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城市如今火光冲天……而同样是5月20日，《马里伯勒纪事报》引用日本方面声明，即日军称他们已经占领徐州，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屠宰场，而能够向西撤退的陇海线已经被切断！《年轮报》与《劳动日报》都将沦陷后的徐州称为“屠宰场”，这既是对“徐州会战”激烈程度的描述，更是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批判。《北方先驱报》在5月28日播发了5月20日的消息，虽然是一则“旧闻”，但其内容却对“徐州会战”之后的战局做出了一个研判。该报道主要是转述日本方面关于徐州会战的“战况”，文章对其侵华战争十分乐观，认为占领徐州之后，对于进一步攻占汉口、广州等形成有利战局。“日军占领下的徐州一片废墟。”“这里曾经是中国徐州的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的一条大街，如今却成为一片废墟。”“一辆日本货车正行驶在这条大街上。”这是澳大利亚《劳动日报》关于“徐州失陷”的报道，时间为1938年7月15日，星期五。澳大利亚报纸在报道“徐州会战”的同时还配发新闻图片，这些图片分别涵盖战场景象、指挥官形象、日军“入城仪式”以及日军占领徐州期间的城市废墟景象。从报道时间、媒体机构、新闻标题设置、报道内容等方面来综合评价澳大利亚媒体关于“徐州会战”的报道，可以看出：第一，这是一场日军强加给中国方面的战役，是一场侵略战争，应遭国际社会的谴责。第二，在“徐州会战”期间，日军处于战略优势，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一役中日军失败，但是日军依然控制战场整体态势。中国军队被动对抗，实力相对较弱。第三，日军在攻陷徐州以后，在徐州城内对普通百姓烧杀淫掠，令人发指。第四，日军蓄谋深入中国中部区域，以侵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澳大利亚大大小小的日报或周刊对徐州会战的关注，可以看出徐州会战的重要性和国际影响力。澳大利亚媒体从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审视这场中日军事对决，既肯定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也指出在这场军事对抗中，作为侵略方的日军所有的战略优势；既表达出对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同时也表现出因中国军队在“徐州会战”中的失败而不看好未来局势发展的态度。如果从更大层面来看，也不能不说澳大利亚关注中国战场的发展态势，也是对日军战略动态是否会继续南下，并对澳大利亚发动袭击的一种瞭望。(二）　美国《纽约时报》与徐州会战《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成立于1851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创始人为Henry　Jarvis　Raymond和George　Jones。自创刊以来，该报先后赢得125项“普利策奖”。很长时间以来，《纽约时报》奉行“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这一办报宗旨，因此，该报也常被称为“纪实性报纸”（newspaper　of　record）。“徐州会战”作为太平洋战争期间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役，自然也吸引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国际知名媒体的密切关注。从战役开始，该报就派遣战地记者，全程跟踪报道战况，形成《纽约时报》视角下的“徐州会战”战地记录。表2《纽约时报》对“徐州会战”的新闻报道序号时间标题11月15日日军重新夺回济宁城23月24日中国军队向徐州北部进军34月5日日军逼近中国铁路交通枢纽地区44月13日中国将敌军压制与此地55月13日日军逼近陇海铁路65月15日陇海线以西被切断75月16日中国公开承认日军战争推进：战略转换85月17日中国军队脱离敌人包围圈：日本报道敌人向西逃跑95月18　日在军队继续战斗期间，徐州百姓开始撤出敌人包围圈105月19日徐州被两路日军攻陷115月20日日军攻陷徐州，中国防守战形势险峻125月21日日军转向攻击开封135月22日中国再次确认日军更大规模的施压145月22日徐州沦陷将战争带入一个新的阶段155月23日日军向徐州以西进军，轰炸逼近汉口从新闻标题和日期的关系来看，从1月15日到5月23日的15篇分析样本中，《纽约时报》的报道分别使用“日军”作为主语的标题（包括被动结构句）共有8处，使用中国（包括徐州）作为主语的标题共有7处。使用日本/日军作为“主语”的新闻标题，表现出日本方面在中日战场上的强势和主导地位，也体现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的战争性质。中国/徐州作为“主语”的标题中，总体反映出中国方面对日军侵略行径的反抗，以及徐州作为受害者的现状。从标题遣词特点来看，这些词汇凸显出日本方面的以“军事优势”主导“徐州会战”战场，从“重新夺回”→逼近→攻陷→转向攻击→进军的递进次序来看，《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以战场态势变化和战局推进为主线，刻画出日军在中日军事对抗中的态势变化。而以中国（含徐州）为主语的标题中，则呈现出中国军队的“焦灼”与分离抵抗，先后经历：进军压制→公开承认→脱离→撤出→再次确认→沦陷等。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在“徐州会战”整个进程中所处的战略“弱势”，虽然中国军队已经拼尽全力，但依然无法挽回整个战局发展。从报道内容来看，《纽约时报》视角下的“徐州会战”先后经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徐州会战”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该报聚焦中国方面对于军队高层的调整、美国驻华使领馆对日本的抗议（1月5日）。第二，“徐州会战”的战略相持阶段。比如，在3月24日的报道中指出，由于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日军被压制到大运河徐州段的北岸，无力南下。当前对抗格局是：中国处于战略优势，日军处于被动地位。而4月5日的报道中又指出，日军开始发动对“陇海线”和“津浦线”铁路的争夺，目的在于最终控制枢纽城市——徐州。并且与澳大利亚媒体不同的是，《纽约时报》对中国主要党派的“抗日统一战线”进行了报道，其标题是“中国三大党派走到一起”。4月13日的新闻则通过战场示意图和文字综合报道的形式，并综合中日双方的消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将敌人压制于台儿庄一线。第三，日军反扑阶段。5月13日的新闻报道指出，随着日军紧逼陇海铁路，中国方面面临着战略对抗关键期。该文记者在徐州前线采访了3周，在返回武汉之后及时发出了该报道。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决定中日军事对决的关键就是对铁路枢纽城市徐州的控制权的争夺。这座城市也被称为中国的“长城”。该报道还指出，当前的中国军队后勤补给较为充分，但是由于日军从不同方向对徐州形成包围态势，因此，徐州日渐处于战略被动局势中。5月15日的报道中开始流露出更多的悲观情绪，新闻称“陇海线以西被切断，侵略者称400　000人被包围”。而到了5月16日，《纽约时报》称中国方面公开承认日军战略推进，战场局势出现战略优势转换，预计失去对陇海铁路的控制权，而这一点也将导致前线战略优势的丧失。日军则凭借其先进的大炮和飞机对中国军队进行持续轰炸，在地面上又派出坦克向徐州推进。从5月17日至5月20日，《纽约时报》一方面开始报道中国军队“向西逃离”的进展，另一方面开始聚焦徐州即将被日军占领的局势。至5月21日，《纽约时报》报道称日军转向攻击开封，随着中国军队向徐州以西转移，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汉口。此类新闻在5月22日、23日都进行了反复报道。综合《纽约时报》对“徐州会战”的报道，可以看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第一，该报紧密关注战局发展，派出前线记者深入阵地采访，且高密度发回战场消息。《纽约时报》在“徐州会战”爆发初期就派出记者，主要通过汉口向海外发出消息。从1938年1月至5月19日徐州失陷，以及后期战场西移，该报几乎在每个重要节点都进行报道。尤其是在5月份，“徐州沦陷”前后的报道相当密集，几乎每天一篇。从版面篇幅来看，有些报道直接刊登在头版，有些时候是专题报道，且占据几乎一整个版面。第二，该报整体上对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支持态度。《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战场新闻中，始终与遭受日军侵害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通过使用Defenders　和　Invaders，enemy/foe等词汇可以看出，该报从中国人民的角度出发，以国际报纸的立场抨击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第三，新闻报道采取多视角设置新闻议程，力求全面报道中日双方的战略局势。《纽约时报》所报道的视角不仅包括“台儿庄大捷”，也包括徐州防御；既有高级将领的特写，也有普通百姓的素描；既有中国方面的态度，也有日军的声明。《纽约时报》关于“徐州会战”的报道，不仅引用中方表态，同时也引用日本方面的声明；不仅引用参考资料，同时也通过深入战场前线进行采访。第四，深入分析战争时态，综合多方消息对“徐州会战”走势进行战略研判。这也体现出《纽约时报》作为国际大报的战略高度。事实上，《纽约时报》对于“徐州会战”的报道，是“淞沪会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继续，这些派驻中国战场的记者已经对中日战争态势非常了解，对于日军在中国的战略图谋也较为了解。不仅如此，《纽约时报》还通过临时记者、委任记者等方式，多方收集战场信息，组建专门新闻报道团队，形成针对“徐州会战”的高频率的全面性和战略性报道分析。这些分析为今天研究“徐州会战”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五、　西方宗教人士眼中的徐州会战徐州会战之前，徐州一直是美国南方长老会和法国/加拿大魁北克省罗马天主教会在华传教的重镇。其中，来徐州基督教传教士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最早可以追溯至1890年。当时在山东传教的英国浸信会牧师仲钧安　(Alfred　G.　Jones)（1887—1890年在徐）曾数度造访徐州。随后有美国人赛兆祥（Absalm　Sydenstricker）、葛马可（Mark　Grier）（1894年来徐）夫妇、白秀生（Hugh　White）夫妇（1896—1908年在徐）以及安士东（Oscar　Vance　Armstrong）夫妇（1908年来徐）。1911年，彭永恩被派到徐州传教，后与夏洛特·汤姆森（Charlotte　Thompson）（1909年来徐）结婚，并在徐州长期传教直至1949年。因此，彭永恩夫妇也见证了日本侵华的整个历史过程，也是徐州会战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徐州会战期间，他们利用美国人的身份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为徐州百姓提供帮助，并且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保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翟石磊，谢刚：《民国时期的徐州与中西文化交流》，《对外传播》2018年第8期。。近代天主教在江苏的传播路线是从江南开始再到江淮最后到黄淮地区，呈现南北传递之势。徐州地方文史学者郭洪亮认为，在近代铁路交通兴起之前，江南传教士们主要沿运河北上徐州布教，从而最先到达了徐州东部位于运河沿岸的城镇。这些耶稣会士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加拿大等国，其中以法籍耶稣会士人数最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徐州的传教士包括法籍耶稣会士艾赉沃（又译利奥波德·盖恩）（Leopold　Gain），他于1882年6月7日第一次来徐州，1908年主持设计建造徐州耶稣会堂；后于1911年离开徐州。截至1910年，在徐法籍天主教传教士有17人。1911年，法籍耶稣会士汤义方由上海来到徐州主持教会工作，后于1915年离开，其工作由加拿大籍耶稣会士盛都恒接替。自1918年起，由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派到徐州的耶稣会士总人数达70余人，进而形成了以徐州为中心的加拿大在华传教的格局。从当前笔者所收集到的来自加拿大天主教神职人员所撰写的图书资料中，有大量关于徐州会战的历史信息，这些历史档案对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一）　美国在徐传教士彭永恩见证“徐州沦陷”《遗产——传教士佛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在中国》一书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美国传教士彭永恩对“徐州会战”的观察和经历。彭永恩（1876—1967），英文姓名为Frank　A.Brown，1876年12月4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1911年被派到徐州传教，后与夏洛特·汤姆森（Charlotte　Thompson）（1909年来徐）结婚。徐州会战期间，彭永恩将他所见证的“徐州沦陷”记录于日记之中。他写道：“5月14日，徐州城遭日军密集轰炸，2个军队医院被击中，伤亡惨重。5月15日，陇海铁路北炸断，大批中国军队开始撤退。5月16日，东郊全部被炸。5月17日，大批难民涌入教堂。5月18日，日军在城市西郊释放侦查气球，并持续轰炸徐州。5月19日，城西响起枪声，日本军团和坦克进入徐州城，徐州沦陷。5月20日，一些死去的市民横尸街头——没有死去的士兵。一座死城……看不到一个中国人，到处都是日本兵，城市三分之一都被烧毁。”乔治·布朗：《遗产——传教士佛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在中国》，第100—101页。“有好几次，20多名妇女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惨遭日军轮奸。”佛兰克·布朗：《传教士通信集》，“在徐州的最后岁月”，1938年6月19日。徐州会战期间，彭永恩曾经组织徐州市民进入他所负责的西关教堂进行避难，并与各类慈善组织合作，为当地百姓提供基本的饮食。1938年7月，彭永恩陪同来徐州采访的哈里逊·福尔曼走访他所负责的“教堂难民营”。据统计，在徐州沦陷后，彭永恩所负责的长老会教堂共计收留2　600名群众，最高峰时，有4　300人接受救助。在徐州会战期间和徐州沦陷后，彭永恩拍摄了大量战场图片，这些图片包括被日军轰炸后的东陇海铁路、徐州市民避难所等。为了更进一步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在徐州地区的残忍暴行，彭永恩先后在《休斯敦邮报》（1939年11月22日）、《查塔努加自由新闻报》（1940年1月7日）、《伯明翰先驱报》（1940年1月18日）等媒体发声，向世人讲述日本军队对中国百姓的非人道戕害，同时也谴责美国政府的绥靖、间接支持日本侵华战争的行为。他在报纸上呼吁美国方面终止对日本的军事物资合作，对日本方面施加压力。在日本占领徐州期间，日军曾非法拘捕中国人。为此，彭永恩四处寻求援助，通过美国相关机构和社会关系对日本方面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日本方面释放被扣押人员。同时，他还利用休假时机，广泛联系海外关系网络，传递中国战场的声音。(二）　加拿大神父对日本侵略徐州的见证加拿大人兰文田（Rosario　Renaud）《徐州教区（中国）：加拿大耶稣会传教区域（1918—1954）》是兰文田进行徐州研究的第二本专著。兰文田撰写的第一本聚焦徐州的图书是：Süchow,　Diocèse　de　Chine,　18821931[M］.　Montreal:　Les　Editions　Bellarmin,　1955.该书1982年由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贝拉名公司出版社出版。作者对20世纪上半叶的徐州城市变化和传教情况做了详细记载和分析。其中，本书还记载了日本侵略者在徐州地区的屠杀和掠夺行径，这为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提供了新的罪证。该书第五、六、七、八章四个章节大篇幅的记述传教士所见证的日本侵华战争行径。其中第五章的写作时间跨度为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主要描述徐州沦陷前的社会概况。自第六章开始，作者开始详细描述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后的社会境况。比如，对于邳县（今邳州市）土山地区所遭遇的日军侵略历史，作者写道：“5月15日的轰炸使得人民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到了第二天，事态愈加恶化。事实上，每天都有飞机飞来飞去，投掷炸弹。到了晚上，我们只敢点着火焰吃东西。随后的几天，中国士兵穿越村庄。17日和18日，他们开始向东南方向开去。但飞机依然从这里飞到那里，从不停歇。18日下午，土山的气氛开始不对了。大约午夜时分，枪声在居民区附近响起。日本人来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日本人竟然如此靠近我们。如果人们得知此事，一定会非常恐慌的。”Rosario　Renaud（兰文田）,　Le　Diocèse　de　Süchow　(Chine)　Champ　apostolique　des　Jsuitescanadiens　de　1918　　1954[M］.　Montréal:　Bellarmin,　1982，p.161162.在徐州沦陷期间，在徐天主教神职人员一方面承受日军的封锁压力，一方面也尽其所能为当地百姓提供救助工作，甚至一些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美国摄影记者哈里逊·福尔曼的镜头中和日记里，位于徐州市区的天主教堂为成为沦陷区的“国际安全区”，为拯救徐州百姓生命做出了贡献。六、　结语“徐州会战”被西方称为20世纪世界最为经典的战役之一。文章分析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和美国媒体对“徐州会战”的报道是较为及时的、全面的、客观的，这些记者和媒体机构从维护国际正义角度出发，综合中日两方的声明与信息，结合记者的现场采访，向世界客观传达了“二战”中的中国战区的战况，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赢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条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西方记者自身的职业属性和其所代表的西方新闻机构的使命，他们在报道“徐州会战”的时候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仅仅集中于徐州战场来看待这场会战，而没有从中国整体战局出发，看到国共两党在“徐州会战”中的合作，也没有看到从中国战略后方和其他战场对“徐州会战”的策应。对于80年前的“徐州会战”，西方媒体和记者的新闻报道和日记等史料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徐州沦陷”的“史料链条”，即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在内的媒体和记者群体对于“徐州沦陷”前与“徐州沦陷”后的观察与思考，并且他们的记录又存在相互交叉，互为佐证。综合罗宾·海德、哈里逊·福尔曼和彭永恩对“徐州会战”和“徐州沦陷”的资料信息可以看出，“徐州会战”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台儿庄大捷”对日本侵华的嚣张气焰造成了重创，但同时中国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日本在围攻徐州期间，徐州城市惨遭毁灭性轰炸，而在徐州沦陷以后，日军在徐州城实施了反人类的暴行，烧杀淫掠，这些犯罪行径均被在徐州国际友人所记载，并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这些来自西方人视角下的观察与记录，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关于“徐州会战”方面的史料使用的局限性，为我们从世界角度来研究“徐州会战”提供了新的可能：首先，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持批判的态度，对于日军在攻占徐州之后的烧杀淫掠行径给予严厉的谴责。他们的日记或回忆录中所揭示的具体事件很多都没有被中国方面所完全掌握。因此填补了中国关于徐州会战史料库的空白。其次，无论是罗伯特·卡帕、罗宾·海德、哈里逊·福尔曼，还是彭永恩和兰文田，他们均来自西方国家，代表着当时西方社会知识精英的“中国观”。“二战”时期，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怀着深切的同情，这些知识精英的到来，以及他们向国际社会所传递的徐州战场见闻信息不断丰富着国际社会关于战时中国的认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做出了贡献。第三，本文分析所呈现出来自西方社会的徐州会战史料形态是多样的，既有书信，也有日记和图片，且主要以个人见闻的方式进行呈现，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和可理解性。罗宾·海德和哈里逊·福尔曼虽然在徐州停留时间相对较短，但是他们关于徐州的日记、新闻报道、图片却丰富多样，并且以新闻报道的方式迅速传播到西方社会。更为“巧合”的是，他们曾经在同一个时间段来到徐州，并且有过交流。这也更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关于徐州战场见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彭永恩在徐州共生活工作近38年，因此，他对于徐州会战前后的历史变迁，以及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转换有着更为丰富的认知。这些历史信息或者通过日记，或书信，或回忆录的形式得以保存和传承。南京开卷：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四校成品：260*185版心：38*38B05E南京开卷：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四校成品：260*185版心：38行*38B05E目录徐州与国际化视野下的汉文化目录

汉代器物与墓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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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序列、墓主及相关问题刘照建

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刘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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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接受性：西汉皇家陵墓的草原器物和草原影响

[德国]　Catrin　Kost（金秋月）　著（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张特章翔燕　译（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

汉代宇宙之镜的TLV形式[美国]　S.坎曼　著房立政王梦景　译

“犀毗金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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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铜镜纹饰[美国]　坎曼　著孔艺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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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Jieyu:　A　Poet　of　Passion　and　TranscendenceKate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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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西方:　译介与研究李秀英

关于李陵/苏武书信真伪的探讨——上篇

[英国]　K.　P.　K.　Whitaker　著官濛　译

汉代女学者班昭[美国]　孙念礼　著胡月英　译

两首中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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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在徐州汉墓中的体现与反映王进南（徐州市博物馆）刘尊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汉代的宗教[美国]　修中诚　著李艳洁武孟辉　译

论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党超

西汉淮南国政治兴废论析

——以秦汉大一统政治为视界高旭

东汉宦官的政治犯罪师彬彬

变音（Umlaut）与汉语语音史研究李红

两汉文化与徐州

刘邦与两汉文化的形成白光华

千古龙飞邀帝城

——兼论汉高祖刘邦出生地史延训

徐州“汉文化”向“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郭姗姗

徐州两汉文化对外开放的路径概述张琼

徐州两汉文化的当代价值探讨张云霞

徐州地方文化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苏翔

《徐州续诗征》成书始末徐明

徐州城南的古官道略考于克南

用建筑保存和唤醒文化记忆

——以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为例徐子昂

近代徐州与西方

1949年前徐州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及相关资料评介李晟文

西方人眼中的“徐州会战”翟石磊

2,27,31,39,45,56,62,79,90,96,101,113,124,153,166,170,173,175,180-182,199,200,211,214,271,274,293,300,304,314,344,377,38192,95,96,97,104,169,170,179,261,310,354,363,381,,,,,,,,,,,,,,,,,,,,,,,,,,,,,,,,,於——于馀＝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