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毕业前，纪老师对我报考志愿极为关心，建议我报中央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我当即点头接受。纪老师不放心，第二天又来找我，再三鼓励我报中央体院，并说我肯定能当国手（当年对国家代表队队员的统称）。我随即问了句：“如果当不上国手做什么？”纪老师说：“当教练或体育老师也蛮好。”那个年代，教师职业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我也不愿当老师，便随大流报考了工科志愿，考上了清华大学。

2014年11月，清华大学为纪念学校体育代表队成立60周年，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金陵中学1952届友，原清华足球队副队长许世杰应邀赴会，我也按时到校。在校足球队校友座谈会上，原清华足球队教练田端智回顾往事时，提起1958年中国国家足球队出征前，到清华作热身赛，相中了场上跑动速度很快的我。当时学校考虑让我完成学业而未同意向国家队输送。此言一出，令我顿时想起纪珣老师60年前预言。纪老师真乃伯乐也！

我心目中的师表

我生性好动，在家里最调皮，在学校班里最捣蛋。在九中读初中时，班主任老师为扼制我在课堂上调皮捣蛋，安排我与女生同桌。到十中上高中，可能乍到新校上学，或许班主任齐白江老师是女性，我十几年顽症居然不治而愈。到高二，我旧症复发，令班主任傅毓衡老师头痛不已。11月下旬的一堂语文课上，一忍再忍的傅老师终于被我激怒了，他严厉地训斥我扰乱课堂秩序，当时我未敢争辩。几天后，我向班里的黑板报投稿，首先罗列自己在课堂上交头接耳、搞小动作、恶作剧等违反课堂纪律的错误，是不对；但那天我确实是伤风感冒发烧，傅老师把我烦躁不安、频频咳嗽、擤鼻涕视为故意扰乱秩序，自己心里十分委屈。没想到傅老师看到我写的《我的痛苦》这篇文不对题的蹩脚短文后，当堂表示作为班主任老师，他关心学生不够，不了解实情，错误地批评了我，向我道歉，并希望我能把自己认识到的缺点认真改正。从此以后，我的顽性逐渐收敛，在高二阶段彻底改过自新了。

高中最后一年班主任是刁则纯老师。他教学严谨，一丝不苟，还别具幽默。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两次语文小考成绩的公布。1954年10月，刁老师在课堂上公布全班考试成绩，念到我的分数时，加了一句：“刘志湘考卷上所有木字旁都连笔成提手旁，被扣1分。”1955年3月，刁老师公布高三（下）语文小考成绩时又“故伎重演”：“刘志湘，53，不，35。”是误读，还是给我敲响警钟而有意为之，只有刁老师心中明白。不过他对我细致入微的关怀，我心中也很明白。1954年12月，我入选南京市足球代表队去无锡参加江苏省六城市足球赛，1955年3月，又代表南京学生足球联队参加全国足球锦标赛上海竞赛区比赛。从上海归来，正逢小考，功课已被耽误，复习也来不及。出于对我的同情，刁老师在考后安慰我，语文小考成绩只占总成绩的30%，平时成绩（指课堂作文得分）占30%，大考占40%，只要我努力，作文、大考成绩在80分上下，语文就能及格。还提示我，若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毕业时学校只发给毕业证明书，等到下一届毕业考试时参加补考通过，才给毕业证书。在刁老师的鼓励与打压下，我各门功课成绩突飞猛进。到期末，除文史地政外，其他成绩均在80分以上，语文总分得到68分。

傅老师感人肺腑的一声道歉，刁老师耐人寻味地为我两次考试报分，历时总共不到一分钟，却让我铭记一辈子。他们用各自的教育方式来教导我，启发我，为改正我的缺点，提高我的学习成绩，犹如四两拨千斤地巧妙。傅毓衡、刁则纯老师是我尊敬的恩师，是我心目中的师表。

我的“金陵遗梦”

1952年9月到1955年7月，是我在十中就读高中的三年。三年，就时间而言，三个365天。论人生历程，也不过占3%而已。然而“这三年”是我脱胎换骨，改变人生轨迹的非常时期。不知是天性，还是过早进学堂，我从迈进学校第一步起就厌学。母亲拿着鸡毛掸子威逼我上学，放学回家后看着我，强迫我读书做功课。稍不留神我就逃之夭夭，无影无踪。从小学到初中，我是家中屡教不改、最不省心的孩子。上高中时，我还保留着“原生态”。父母对我丧失信心，不抱希望。没料想，我高考“金榜题名”，令父母刮目相看，也让同班同学诧异不已。就在我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愣了许久许久，还半信半疑。每当我想起“这三年”，心情就无法平静。喝水不忘挖井人，我对教过我课的十中老师感恩不尽。饮水思源，我对母校金陵中学感恩不尽。没有“这三年”，我高考肯定落榜，人生“学途”也就画上句号。“这三年”正是我回到母校来寻找感受的“金陵遗梦”。

2015年12月2日，时光跨越一个甲子，由郑福林召集南京十中1955届毕业的老同学六人相聚四川酒家，其中五人是当年金中体育精英：孙肇澄、郑福林是南京市篮球队队员，刘志湘是南京市足球队队员，吴元康是校足球队队员，大学期间是北京钢铁学校足球队前卫，郑忠杰是十中200米低栏冠军。大家虽都在80岁上下，但个个精神饱满，行动自如。在边吃边聊中，几乎把班上同学60多年前的特征、特长、爱好都点了一遍，再一次让我进入“金陵遗梦”角色之中，非常开心。

旧梦已圆，新梦再生。2018年金陵中学建校130周年，也是我80周岁之时。等到2018年10月，我还要到南京，参加母校校庆，与母校共度生日，圆我“金陵新梦”。

（原载《校友通讯》89期）

母校在我心灵中播撒的种子

张亚夫（1955届)

我出生在特定年代，也经历过颠沛流离的战乱，还曾身穿补衣，拾过垃圾，住过漏屋。在那最困难时期，一次一整天所拣拾的煤核，仅换取了四两大饼。全家主要靠母亲代洗衣服，代打毛线衣生活。代洗衣又无钱购买过多肥皂，她就到乡下采集皂角，或用纱布过滤草灰。就在此时，金陵中学录取了我，不仅减免了我的学费，还给了乙等助学金住读，我特感动。三年，每日三餐，每月仅须缴一块二毛五的伙食费，一直到毕业。母校所给予的身心温暖，难以忘却。这一切经历，均成了我人生诗意财富。

我最喜欢金中钟楼的钟声。

那钟声，每当清越而深沉地响起，均有一种被召唤、被划一、向科学进军、向良知攀登之神圣感。离开那钟声已六十多年了，依然在心头回响。

我最喜欢金中老师的眼睛。

那一双双眼睛，那么澄澈、那么美丽，每天微笑地看着我们，无歧视、无冷淡、无怨尤；唯有深情、唯有期待、唯有挚爱。至今忆起，眼含泪花、心存感激。

追忆母校，两位最难忘的老师。一位是宋家淇，一位是柳铮铮。

那时，自己尚懵懵懂懂，是宋老师最早在我心灵播下诗的种子。宋家淇老师当时教我们语文。难忘当年写了一篇作文，抒发自己作为一名金中少先队旗手、参加国庆盛典、走在全市游行队伍最前列、经新街口检阅台的喜悦与激动。宋家淇老师看了批了八个字：“笔力雄健、真挚感人。”呵，真吓了一跳。宋老师给了高分，还在班上作了章节朗读，这件事使我很感动。这，哪是写得好，分明是宋老师在鼓励与鞭策一位后生。现宋家淇老师已与世长辞了，作为学生，我们十分怀念他，怀念他上课时那潇洒的诗人形象。非常感谢他最早在我心灵播下诗的种子。

柳老师最早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爱，懂得了人唯有拥有爱方才真正美丽。柳铮铮老师当时任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她热情似火，她亲切，她诚挚，使我们开始懂得了爱，懂得了人唯有爱方才最美丽。她还身体力行地使我们真切懂得，一个人一生怀有一颗童心，那是多么重要、多么美好。

金中许多老师的教诲，均与如何做人相关，均与诗意有关。故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特意写一首诗《教师与盐》，诗的最后两节直抒胸臆，抒发了内心的挚爱：

“啊，教师是什么／是闪亮的星／是转动的引擎／是喷涌着奶汁的母体／是把矢射向灿烂明天的角弓／没有教师／不会有铀的裂变到加速器的运行／人／至今只能站立着爬行／

啊，儿时／放出的风筝／正飘荡在我心的蓝空／启蒙者，我深深地怀着敬重！在许许多多人的血液里／有教师注入的热能。”

我最喜欢金中的校风。

那校风有一种特别的温馨。那是老师们以“传道、授业、解惑”之神圣之爱，在我们心灵播撒所散发之清芬。似金秋桂香，所不同的是一年四季，沁人肺腑。

虽然几十年了，许许多多的零碎往事，至今难忘：

那时，金中的体育特棒，每位金中学生都为此而自豪。特别是每次全市中学生运动会，金中总是获得总分第一。金中的篮球队，打败了全市大中院校所有的著名篮球队，最后把解放军八一篮球队请到学校进行比赛才输得很惨。当年的比分好像是175∶39。

那时，学校打篮球风气很浓。每天下午两节课后、每个星期天，均有许多身影活跃在篮球场上。我所在的班级就自费买来篮球十多只。有的篮球甚至是从新街口摊贩市场买的补过的。即使上午第二节课课间，也有好些同学下楼过把瘾。每当下雨天和星期天，学校总是开放体育馆让学生打球。得到的锻炼，不仅是球艺，更重要的是体质。

那时，住读生住在口字楼，每天清晨总是在两只大喇叭的歌声中起床。第一首歌好像是《二郎山》，声音好响亮。由于该宿舍楼上无厕所，寒冬，二楼三楼的楼角总是放置尿桶，清晨由各宿舍轮流倾倒。一次，天太冷了，尿液满溢，第二天清晨发现结了好些微黄色的冰凌。同学们开玩笑地说：“水（尿）满金山寺了！”挺好玩。

那时，口字楼一楼盥洗室设有淋浴，但无热水。冬日，住校生常常暗中比赛，看谁坚持的时间最长。这实际是比赛意志，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时，学生睡的多是铁皮双人床。冬天，常有卖草垫的到学校门口出售，每床好像是三毛多钱。不少同学买来垫在床单下。可见生活之清苦。

那时，学生食堂在口字楼下，南北各一。膳食很丰富。一位姓吴老师分管伙食，天天尽职地公布食谱。伙食费每月八元。每桌有桌长，学生吃得十分开心。最难忘的菜是咖喱土豆牛肉，还有早餐的油炸蚕豆瓣、笋豆、麻油豆腐乳。

那时，我申请到乙等助学金，每月只需缴纳一块三毛五，即可吃到全伙。那时半伙（中餐），一个月是四块，全伙是八块。

那时，上午两节课后，由学校食堂供应豆浆、烧饼、油条。豆浆由学校自磨，特别香浓，至今难忘。

那时，金中的少先队特别活跃。这与柳铮铮老师的带领有关。每当国庆，我们要担任市里的仪仗队，夜里一点多钟就起床了，大家兴奋地穿上蓝裤子、白衬衫，戴上红领巾，特别高兴。

那时，老师上课总是严格要求。记得上体育课，训练足球射门，要求必须射向球门的右上角、右下角或左上角、左下角。训练篮球要求必须学会跑篮、左右勾手投篮、篮下反手投篮。一次考试让我们每人站在一定的位置，逐一给三分钟，看谁投篮命中的多，然后记分。

那时，周末，或在体育馆举办篮球赛，或在大礼堂举行集体晚会。举办舞会时，常有四女中的同学来校参与。大家排着队，手拉着手伴着舞曲跳得很开心。特别是那支舞曲：“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

那时，学校还举办文艺会演。每个班级均认真地对待。我们初三（庚）班的口琴队，二十多人在赵德财同学的带领下参演，获一致好评。我当时也参与了。

那时，金中学生均懂得守秩序。一天上午，大家正在专心致志地上课，突然放在桌上的物品振动起来。有人高喊：“地震！”大家井然有序，迅疾跑下东课堂。还好，有惊无险，隔了一些时间，观察到没事，大家又回到教室上课。

那时，金中的绿化非常好。从干河沿老校门进来，左侧有一排高大的银杏树结满果实，特别美。有时，下课了，我们常在树下捡拾着金黄的树叶玩。

那时，银杏树外侧临中山路，是老师的办公区。那里种了许多鲜花，好似一座花园。可惜，这一块地后来盖了南京师专教学楼。当时，朱刚任师专校长。

那时，金中男女同校，但不同班。女生在各年级均被分配至丙班。其他班同学戏称为“和尚班”。

那时，好像从1953年开始来了许多华侨。这些侨生多来自印尼。他们多穿花衬衫、踩拖鞋，爱弹吉他，爱打羽毛球，说广东普通话，成为金中一道别致的风景。一些侨生还成为学校足球队的主力。

那时，学校学风很浓。住读生上晚自习，大家都很自觉，从不随意迟到早退或缺席。

那时，东课堂楼底下有许许多多的生物标本，包括胎儿，均被放置在透明的玻璃器皿中。虽一进门即闻到刺鼻的福尔马林味而感不适，但我们的眼界大大开拓了，受益匪浅。

那时没有考试竞赛，没有排名次的压力，但大家从未放松自我严格要求。记得，在下课时间，大家经常在校园内为了一道几何题有几解、如何解，拿着石块、树枝在地上比画着，争执着，争得面红耳赤。丁宝禄同学争执时大声地喊叫至今犹在耳畔。

那时，同学们大都怀有远大的理想。记得，我与同班的金效强常在下课时走到那排银杏树下，他不时脱口背诵普希金的诗句，很投入。我们憧憬着美好未来，常以“那时候——”互勉：他想当音乐家，我想当诗人。那种青涩、那种对明天的热切向望、那种诗意，真美好。

那时，金中的学生也常走出校门。记得较深的三件事：到胜利电影院观看学生专场《渡江侦察记》。那是1954年，正值发大水，水位到小腿，同学们是赤着脚、

蹚

着水，从中山路走去的；到五台山体育场参加义务劳动，把黄泥巴看台改建为水泥台；到十三中义务劳动，那时该校中式教学大楼刚建成，教学楼后面那些树多是金中的学生帮着种植的。

往事如烟。虽然６０年了，这些点点滴滴总难以忘怀。那都是与母校的爱分不开的啊！

忆及早在金陵中学100周年校庆前，相识多年的杨祖恒校长就曾邀请我在母校举办一次文化讲座，后因赴美而未成。120周年校庆之际，受汪庆云校长之邀，我回母校举办《雨花神韵》展。该展共在母校１８个橱窗展出放大制作雨花石摄影图片６０余幅，展期长达三个月。我很高兴，展览成为学校一堂十分别致的美育课，把雨花石的神韵与芬芳播种在了金中校园。

此类活动，以后在母校还举办了三次：

一次是２００９年５月，校第九届读书节期间，在校体育馆为６００多位高一学生以“让心灵绽放美丽”为题讲座；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由金陵中学老三届校友会主办，以“与美共同着生命”为题，为校友们开设讲座；

２０１４年５月，由金陵中学“精英社”主办活动。

雨花石是金陵文脉的组成部分，作为金中学子，因爱雨花石受益匪浅，自己深感有责任与义务，让金中每一位校友，也能认识与分享这种美丽，并让心灵也绽放独特之美丽。

我这样做与母校的教诲有关。感谢母校的启蒙，感谢母校所给予的爱，感谢母校使我坚持数十年初衷而未敢懈怠。

往事如烟。一晃，离开金中已六十多年了。然而，一提起母校，我特感温馨，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120周年校庆，我曾写了一首诗《向母校华诞献礼》，抒发此情：

“含泪离别难忘／瞬息／已逝半个世纪春光／依然／常神游于口字楼／依然／常青涩地坐在东课堂／依然／常在梦中倾听／仿佛可触摸哟／钟楼的钟声／激越而悠扬

那钟声早已化为一面旗／感召／催生着一轮轮新太阳／那钟声早已成为一首诗／每当吟咏／蕴藉且含芳

您风雨薪传的火炬／系婉约而美妙的乐章／您的光荣／可谓金陵之荣光啊／感谢您／曾以爱携我成长”

而今，母校130周年又将来临了，想说的很多。最想说是“三愿”：

一愿母校永葆青春！万岁！

二愿母校永远把关注学生灵的成长放在首位！

三愿永做金中人！

关于第一愿，曾参加母校120周年华诞，终生难忘。

关于第二愿，想说的是，灵的成长，以我的理解，除幼儿时的启蒙阶段、成人时的翱翔阶段，最关键的是中学时代的起飞阶段。在这个阶段为何要飞、如何飞、如何试飞、向哪儿飞，飞行中遇到风雨怎么办，学生均在寻找答案。故希望母校不仅要关注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而多出院士；更要关注培育学生的一种精神，使之有爱、有梦、有情愫、有担当！使之走向社会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物质所羁、所累，而更关注精神家园之守护。我们的时代十分需要有色彩的各种人才。如果一所学校能以精细的工笔，或以泼墨的大写意，或以其他艺术形式为社会培养出五彩缤纷、有心境而闪烁着生命光辉的人，这些人不论是院士或者不是院士，实际二者可媲美。实际他们均为国家与民族之光荣，换个角度观察，他们均可为社会之脊梁、之血脉、之根基。

关于第三愿，金中人，实际就是“诚、真、勤、仁”之人。讲得具体些，就是：从不懈怠，从不真伪相乱，从不缺乏实意，从不会在心灵丢失爱。

金中人，是一种人格高洁之人，是一种一生能把阳光引领进生命，情感上有更深一层皈依，不仅注重自己心灵绽放美丽，更注重播种爱、播种美的人。我为母校使我明白这一生命真谛而高兴。

2011年12月，在母校开设“与美共同着生命”讲座后，校友会陈建华老师曾把一枚“金陵中学”校徽送给了我。我特珍爱！我愿在心襟永远佩戴着。啊，做一名金中人，一生多么快意，多么荣耀。活着，爱着，梦着！肩负着使命，我愿毕生努力！

夕阳忆母校

吴德成(1955届)

初秋的太阳依然灼热似火。8月14日在首都北京，几位耄耋老人，不顾酷暑，相约聚会。他们精神矍铄，笑得开心，谈得欢快。这些金陵中学1955届毕业生，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李冬祺、中国科技大学的谢行恕及夫人、北京地质大学的沈镛立、北京科技大学的李怀宇和外交部的吴德成。

吴德成同学介绍了他最近返母校情况。这下60多年前的许多事一下涌入脑海，老同学们满怀深情地回忆，热烈地交谈。

母校地处繁华市中心，但校园幽静、优美。学校教育设备一流，老师素质高，治学严谨，学生学习气氛浓厚，体育运动蔚然成风。

母校金大附中原是男校，学生也就是400人左右。1951年与金陵女子中学合并前，张坊校长在体育馆做全校动员。他风趣地说，女生来了，同学们以后从厕所出来，注意扣好裤子。合并后，为了让男女生融洽在一起，有时在南操场组织跳集体舞。女生在中央，男生在外围成一圈。女生比较大方，当她们向前邀请男生时，不少男生害羞地往后退缩，你推我躲，结果外圈越来越大，女生找不到舞伴，场面很尴尬。

我们大多数同学初中毕业后，直接升高中。为适应国家规范学制取消春季班的要求，初三上的一个班学生同时升入高中。高一时，重新分成四个班，教室在钟楼二层，甲、丁班在朝北两间，乙、丙班在朝南两间，每班约50人，座位是扶手椅。丙班为女生，人少，后调入几个男生，他们都不愿去。

当年的班主任和老师们还铭刻在我们心中，如向培豪、陈范、宋家淇、章明华等。有一位同学回忆说：一次他和班主任老师在食堂同桌吃饭，老师对他说，年轻人要多吃蔬菜，一碗米饭，一碗蔬菜。淡淡的一句话，使他一辈子养成爱吃蔬菜的习惯。

学校的体育运动是全市最棒的，特别是足球和篮球。我们年级的赵学奎，魁梧健壮，在足球场上如铁将军把守大门，当球快滚出线外时，他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右脚将球钩回，人称“倒金钩”。万志中冲锋陷阵，机动灵活，带球过人，如入无人之境。全市中学年级篮球对抗赛，我校五个年级获冠军，一个年级获亚军。

学校纪律严明，按钟声作息。我们住口字楼，平时禁止外出。每个房间4张铁皮床，臭虫多，星期日用开水浇杀。同学们相处和睦，从不吵架。晚上9时，晚自习结束，回宿舍洗脸洗脚，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初中时，有一次我们全年级少先队员往返步行到孝陵卫露营三天，气候闷热，蚊虫叮咬，受到了一次艰苦磨难的锻炼。

中学时代是人生打基础年代。回忆过去，我们作为金陵中学的毕业生感到自豪。我们十分感谢母校的培育，在母校我们得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它的烙印始终无形地伴随我们成长，使我们终身受益。

不知不觉，五个小时过去了，但我们的回忆仍言犹未尽。最后，建立了微信群保持联系，并相约2018年返校，庆祝母校130周年华诞。

（写于2016年8月）

再忆南京十中的几位老师

仲维畅(1956届)

1952年10月，家父奉调到南京大学工作，按规定子女可转入南京一中、四中、十中或南师附中，家母力主就近入学原则，我便成了南京十中初三（乙）班中的一员。高中我仍就读南京十中，直至1956年毕业。时光飞逝，离开母校虽已近60年，但母校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却宛如昨天，现再忆其中几位。

宋家澳老师成了我的第一位南京老师

宋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并教几何。使我惊奇的是人们都称为他宋家“如”，因我不知道“澳”字除读ào外，还读yù，更不悉南京方言yù竟和“如”同音。宋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他对我这个外地来的插班生和其他同学一视同仁，而且教授我从未学过的几何学清晰易懂，使我很快就补上了因搬家而未学的一个月几何课程。几十年过去，宋老师定居干河沿90号院新楼一层东南角新居后，每个春节我都首先到他家拜年，然后是六楼的孟昭华老师，一楼西面的刘子钦老师，北楼的万长蓟主任，最后是洪大中校长。

吴蔚之老师的英语课震撼人心

吴老师教我们初三英语时，已是一位敦实的老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颅、牙齿、手指硕大，声如洪钟，特别要求同学们放声朗读英文单词，不断命令：“大点声！”“再大一点！”“再来一遍！”全班同学犹如千军万马怒吼陷阵，而教室内感受到的则是峰崩川裂、地动山摇，因为层层高度不同的木制阶梯框架发生了感人肺腑的共振。遗憾的是我们高中不再学英语，也未能再感受吴老师的热情教导。

向培豪老师西楼救火

向培豪老师是教我们的老师中最年长的那一位，瘦小的身材，慈祥的面容，一见便使人肃然起敬，而他讲授的“排列”、“组合”，更环环相扣，逻辑清晰，引人入胜。有关他的文章众多，我就不再重复，但有一事要说，就是他在西课堂二楼西南角我们班教室内的“救火”：1954年冬南京奇寒，大雪之后数周未融，气温降至冰点以下十余度，期终考试时学校为我班送来了点着木炭的新火盆一个，放在课堂东北角的黑板下面。过了一段时间，炭火将火盆的木框架烤着，同学们因忙于应考没有注意，刹那间升起了熊熊烈焰。只见监考的向培豪老师从教室南边敏捷地跑了过去，抓起未烧着的火盆架部分，将其端到教室外，迅速扑灭了明火，又送回了火盆。大家都非常钦佩向老师老当益壮、身手不凡。

徐允明老师课间答疑急出一头大汗

徐允明老师教我们世界地理，每节课、每句话都是那样井然有序，听得出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以避免其轻微口吃的出现。却有某同学下课后，故意向徐老师提些刁钻问题。徐老师认真负责，有问必答，却因课间短促，常急出一头汗来。而徐老师头一次到我班点名，点到徐筱明时，看了他一眼，并会心一笑。

黄钺老师教会我们科学地认识世界

人过中年、肃穆庄重的黄钺老师教我们“达尔文主义基础”课。开始大家对这门课既不了解，也不重视，肤浅地觉得“进化论”早已是科学经典，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祖国的大建设关系不大；但要问起“进化论”是怎么来的，谁也不知道。黄老师对各种动物骨骼化石的“比较解剖学”讲解，不仅使大家明白了“进化论”的来龙去脉，而且更深刻地理解了认识世界的必由道路——唯物论。同学们对这门课的兴趣大为提高。毕业前徐筱明同学想报考生物学，我想就和黄老师的教导密不可分。

意外受到叶嘉桂老师的表扬

高一平面几何课上，年过半百的叶嘉桂老师向大家展示了我的习题本，说他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有见过用初中几何知识解决高中几何问题（“比例”中的阿基米德圆）的。其实我当时做那道题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刚教的“阿基米德圆”，仅凭初中所学的几何做出了该题，实属偶然，但却证实叶老师批改作业的认真负责。此后，在课间休息时与叶老师的短暂交流中，可以感受到他引导学生向往数学的强烈感情，但我深知自己缺乏数学天分，实难接受叶老师的美意。

高二时，叶老师被调往南京工学院工农速成中学任教，从此分别二十余载。1978年我重返金陵后，辗转打听，终于得知叶老师家居莲花桥北，专程拜访。时叶老师虽已年近八旬，但精神矍铄，谈笑如故。

可能使傅毓衡老师没有想到

高二开学不久，一天下午，语文老师傅毓衡出题目“读第五（《藤野先生》）、六（《挤垮它》）课后”，让大家作文。我想该怎么写呢？反复琢磨，几种方案，分析对比，思绪万千，整整一节课都未动笔。傅老师发现了我这个呆坐不动的学生，几次走过来关切地问道：“是不是身体不适？”回答“不是”，又好心地催促我抓紧时间写！他不了解我正在打腹稿，等我想好了，第二堂课竟一挥而就按时交卷。下次上课时，傅老师宣布了这次作文的“最佳”结果，评语为：“主题突出，气魄雄伟，行文前后紧密勾连照应，联系课文的面较广，而且相当纯熟，了无生硬痕迹，诚一篇佳作也！”给了90分！可能使傅老师没料到的是，前来取回该作文本的正是他当时最担心交不了卷的那个学生。

20世纪末金海成同学告诉我：傅老师后任教于南京五十三中，退休后出版了几本书，对袁随园（子才）的诗词研究颇深。某年春节曾与金海成偕往拜访，惜未遇，竟成终身遗憾——更未能向他报告：我的文章《随园遗址的新发现》刊在《南京史志》1992年第1、2期合刊上。

“死”而“复”活的王锡安老师

我们高一（甲）班班主任王锡安老师还教我们首次学习的俄文课，除了照着一厚册为二战时英美军人编写的《俄语读本》教外，更教我们用刚学会的俄文词语唱俄罗斯民歌，不仅减轻并消除了同学们对学习俄语的恐惧感，还增加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可惜高二以后，王老师未能继任我们的班主任和俄语教师，从此分别数十年，生死不明，虽因王老师对甲班“管”得严，师生关系不及高二班主任孟昭华老师与大家那么融洽，但闻者也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噩耗，无奈在自编的《通讯录》中，于王老师名下附记“已故”二字。没料到1995年校庆，大家蜂拥到体育馆门前合影留念时，竟然发现王老师也在其中。我惊喜若狂，立即挤到他身边，首先向他致歉，告诉他多年来的误会。王老师只是淡然一笑，并述其经历：开始，上面欲调吴蔚之老师去城北的南京二中，吴老师年事已高，家住城南，往返不便，故与王老师商量能否让王老师顶替他，王老师欣然同意。当王老师去二中报到时，因二中谁也不认识王老师，故他被派到八卦洲，率领学生进行农业劳动。他的外貌和教我们时一样年轻，真使我们庆幸，善有善报！他更告诉我：他教我们俄文是“现买现卖”，一早去市工人文化宫学，回来便教，忙得团团转，一次竟喊出了双语“洋泾浜”：“Товарищи：Good　morning!”（同志们：早上好！）由此可见王老师当年的热情与艰辛。以后每逢春节，我都去给王老师拜年。1996年我的一篇论文被“第14届世界无损检测大会”录用，将赴新德里参会，而印度正流行“登革热”，我只得到南京市传染病防治中心去打预防针，顺便看望住在附近的王老师。不料这次开门出来的是一女孩子，听我要见王老师后，她流下了眼泪。我真懊悔：为什么不早点来看望王老师呢？

郝孚奇老师最先教授我们“工程语言”

1953年夏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建设，高中又新开了制图课，虽每周只有两节，且教室内没有课桌、图板，只有扶手椅，但同学们学这门课的热情仍很高。来教课的老师是一位戴着白边眼镜的“文弱书生”，而不是人们想象中制伏洪水、制造飞机大炮的魁梧工程师，但大家依然十分欢迎他的到来，更因他的家乡口音称“鸭嘴笔”为“阿嘴笔”，故私下昵称他“阿嘴笔”。几十年来大家都没有忘记这位最先教授我们“工程语言”的老师，但想不起他的真名实姓，幸好后从乙班同学梁怀祖口中得悉，他叫郝孚奇。

夏禹生老师把我们领进了西方古典交响乐的世界

高中没有音乐课，但每周有内容不同的文娱活动。某日一位上海奶油小生型的音乐老师在小礼堂向我们介绍西方古典交响乐——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其中变调的法国《马赛曲》意显侵入俄境的拿破仑大军向斯摩棱斯克急进，而俄国民歌《田野上的一棵小白桦》则表现了哥萨克骑兵在波罗京诺决战中的反冲锋。果然，在他后播放的该《序曲》中，我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排炮轰鸣和急促清脆的马队奔驰……这使我们对西方古典交响乐有了崭新的认识和体会，并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爱好。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不知这位永远都表现出意气风发、敏捷活跃、动作夸张、热情豪放的音乐老师是谁，印象中他似乎姓夏。最近，我终由我班文艺委员赵振西同学处得知，他叫夏禹生。

（原载《校友通讯》83期）

注：2006年仲维畅校友曾写《回忆南京十中师长》一文，2008年编入南京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校庆纪念文集《桃李坐春风·校友回忆录》。

感恩母校金陵中学

李再扬(1959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南京金陵大学西迁四川。1937年11月25日，家父李扬汉教授携我慈母吴莲荆，随金大农学院于1938年2月底到成都。1941年重阳，我在成都华西坝诞生，取名李再扬。1945年十四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1946年4月，金陵大学返宁，8月，我随父母历尽艰辛到了南京。

在南京，我从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任园长的鼓楼幼稚园读起，小学先上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创办的南京力学小学，又转学大石桥南大附小，最后在丁家桥南师附小小学毕业。

记忆犹新的是1953年秋季，母亲把我领到了南京十中（金中）钟楼教导处报到，亲自把我送进了金陵中学。纵观我的生平，真是惭愧，父母为了让我这个调皮的不孝儿能接受好的教育，煞费苦心，为我选择了最好的学校。今日想来，真是感恩不尽。

我在金中度过了六年中学生活，高中时还从走读生变成了住宿生。我从未忘记我的老师、同学、华侨同学、校长、校工、花匠，还有门房老俞师傅……金中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记得音乐老师夏禹生让我上台指挥了学生大合唱团，他弹得一手好钢琴，音乐造诣很高，有一次新年全校开化装舞会，他还装扮成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我还是当年学校800米和400米田径赛纪录保持者，曾被选拔去了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我也考上了“南京小红花艺术团”话剧组；还有恽宗灜老师常用彩色粉笔找我画像，从南大附小一直画到金中，缘分啊！

我学习成绩中不溜溜，不是“乖乖”牌好学生，很淘气，不懂事，上课时坐不住，小动作多。记得一次上数学课，老师面对黑板写公式，我趁机大做小动作，引得全班哄堂大笑。老师转身几次，忍无可忍，把我“请”出教室。这祸闯得不大不小，我老爸被班主任胡逸群老师“请”去喝茶，最后侥幸得到宽大处理。真对不住老师！这事我永生难忘，不可原谅。

我从来自认不太识数，对数字不感兴趣，数学成绩一向不好，有几回不及格。暑假里人家开心放假，我却要温书苦读，准备数学补考。直到遇到了恩师、代数老师张邦锐，把我解救出来。那时我代数小测验常不及格，引起了张老师的注意。他约我用课外活动时间，到小红楼数学教研组小阳台上，支起小黑板专门给我解题、讲公式。可我的心早就被楼下操场上同学们玩得高兴的欢呼声勾去了。张老师不动声色，轻轻把我小耳朵一拽，让我的注意力集中回去。哈！从此我开窍了，数学小测验都是100分。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恩师患有严重糖尿病，每天都自己注射胰岛素。多么敬业！这就是我们金中的老师！

我是老电影人。1970年代，我参加拍摄过十几部电影、电视。参加拍摄的国产经典老电影《405谋杀案》是中国第一部曾有一亿人次以上观众看过的影片，已载入中国电影史。当时我被提名为“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我参演的电视片《小不点儿》获电视“飞天奖”集体奖。2016年7月25日，我被授予“上海电影表演艺术家”。

我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读大学，在布鲁克斯研究院攻读电影、电视制作，曾七次荣获荣誉生称号。后来，又在常春藤学院达尔茅斯学院进修外语教学。我也当了老师。2002年荣获“富布赖特学者奖”，2006年获“最受尊敬的老师”，入选“美国教师名人录”，2008年入选“美国教育名人录”，2010年入选“美国名人录”。2010年11月19日，有关外语教学学术论文在世界最大的外国语言教学研讨会ACTFL上发表交流。

我是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学会会员，美国Phi　Delta　Kappa(PDK)国际教育组织成员、圣地芭芭拉分会常任理事，美国书法教育学会(ASSCE)常任理事，美国中文学会会员，北美《学语文》杂志顾问，美国国会青年领袖论坛教育顾问。现任美国布鲁克斯研究院校长顾问、国际拓展总监。

我心中对母校金陵中学满怀感恩之情。我李再扬之所以有今天，我五体投地，跪拜金中的恩师们，感谢金中！感谢金中教书育人！我为自己是一个金中人而骄傲！

“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永为南国雄。”我更为母校金陵中学骄傲！

我怀念的老师

何有益(1959届)

1953年，我从六合县考进南京十中读初中，初中毕业后，因品学兼优，被保送上本校高中。六年来，我吃住在学校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是孤儿，承蒙学校照顾，享受全免费和甲等助学金，使我平稳地度过了六年美好的中学时光。

蓝老师是我的高一班主任，兼教语文。他的语文教得可好啦！可以说，我对语文的兴趣和对文学的喜爱，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56年国家教育事业大发展，鼓励我们这些初三毕业生报考高中，并实行了品学兼优的学生保送上高中和师范学校的政策。为了培养学生扎实的语文能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有识之士认为，中学生的语文课，必须从古典文学抓起。因此，我们当时的高一课本里，全是纯一色的古典文学。从《诗经》到唐宋诗词是我们高一上、下两册课本的全部内容，其中还穿插着相应的文学史简介。这两册语文课本，我非常喜爱，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记得蓝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就是有名的千古传颂的《关雎》。

蓝老师身材不算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西装革履，特别精神，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蓝老师古典文学讲得非常好，特别是古典诗词，从内容到形式讲得头头是道，使我们获益匪浅。他操着一口广东普通话，抑扬顿挫、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课，很能吸引同学们，抓住了同学们的心，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我们高一课本里没有近、现代文学，他还特地利用课外时间给我们举办“鲁迅讲座”。蓝老师不愧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们非常敬爱他。

蓝老师是归国华侨，据说抗日期间，他和他二哥毅然从南洋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抗日洪流中来。1949年以后，他当了教师，他二哥在东海舰队当师长。春节时，他把我和卢业明、石福圣、刘发来、高玉山几位同学，请到家中和他二哥全家欢聚。蓝师母和他二嫂做了一桌丰盛的广东风味菜肴款待我们，可见我们的师生情谊之深厚。此后，卢业明还曾带着相机，有石福圣和我及蓝老师全家到中山陵游玩，拍下了不少照片。

蓝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们短短的一年，但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永恒的友谊，以至我垂垂老矣的时候还念念不忘。离开蓝老师后，有一次，我把唯一的钢笔丢了，我无父母，生活拮据，在万般无奈之下，求助于蓝老师，他很快就为我寄来了一只新钢笔。这雪中送炭的感觉，至今难忘，我深深地感激蓝老师。可是，还未等我有能力来报答，他已驾鹤西去了，这是我永生的遗憾。

我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年逾七旬的老人了，特别是在年终岁末之时，回想往事，倍感恩师如父、师恩难忘，于是写下了以上文字，以表对蓝老师的怀念和哀悼，愿他在九泉之下安息、欣慰。

章明华老师教我们高三数学，当我们的班主任。她不仅数学教得好，和同学们的关系也非常好，同学们都很尊敬她，爱戴她。她十分关心同学，同学思想上有了问题，都愿意主动找她谈心，她总是语重心长地谆谆教诲，诲人不倦，直到思想疙瘩解开了为止。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她说：“你是十中一手培养起来的，你是十中的儿子。”用以鼓励我，鞭策我上进。高考前，我因用功过度，病倒了，高烧不退，住在校医室里，一直不好。章老师买了两个西瓜来看我，令我感动不已，至今难忘。我从金陵中学《校友通讯》上得知恩师章明华老师病逝，闻之怅然悲痛，恩师如母，师恩难忘。在陋室，我向章老师默哀致敬，愿她在天国安息！

我于1959年高中毕业考进大学，一年后因病休学。因我是孤儿，无家可归，只好回到母校南京十中，找到贾其锐书记。他二话没说，便把我留了下来，并亲切地对我说：“十中就是你的家。”每月给我25元生活费，让我在劳动生产办公室边休养边工作。在我困难无助的时候，是母校给了我家的温暖。我是多么地感激母校、感激贾书记啊！记得在我们的高三学生干部会议上，贾书记曾号召学生干部要带头响应国家号召——报考师范院校。我积极响应，把两张报考表上的所有志愿都填上了师范。为此，学校表扬我，邀请我参加退休老教师茶话会，当时《南京日报》的有关报道中也表扬了我。

总算起来，我在母校一共待了七年，这七年，在我人生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打基础作用。我虽没有什么大出息，没有给国家做出什么大贡献，但在教坛上辛勤耕耘了30余载，一直兢兢业业，不敢懈怠误人子弟。我由教中学、中技、中专到大学，由教研组长到教研室主任，由高级讲师到副教授，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直到退休。我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当年许下的诺言——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是母校教育的结果。

现在，我已退休，然退而不休，仍学习不止，笔耕不辍，母校给我打下的基础和养成的良好习惯，受益终身。我怎么不感激母校呢？我和母校的感情就是母与子、游子与家的感情。“你是十中的儿子”、“十中就是你的家”，这两句话是当年章明华老师和贾其锐书记分别对我说的，我一直引以为荣,铭记在心。

我曾填过一首《八声甘州·金中恋》的词，借用它作结尾吧，以表达我对母校和恩师的一片深情：

仰根深叶茂树参天，桃李馨五洲。恋后湖花雨，钟山陵塔，扬子东流。更恋书声琅琅，教诲自钟楼。校内风光秀，误梦归舟。

六载金中犹记，重德智体美，喜获丰收。又良师益友，化雨共春秋。问钟声，因何悦耳？母子情，呼唤永无休。今华发，感情依旧，恋恋悠悠。

（原载《校友通讯》80期，题目有改动）

中学时代掠影

何亚雄(1959届)

素质教育的摇篮

汉口路小学毕业后，1953年我有幸考入了南京市第十中学。在这所学校里，我完成了初、高中六年学业。

记得第一次跨进十中大门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一切都很新鲜好奇。耸立的东（教学）大楼、西（教学）大楼，可容纳1000多人的大礼堂，两层楼的图书馆，足球运动场、田径运动场（除400米跑道外，还有200米的直跑道，运动场呈Q字形）。校园中央建有欧式风格的钟楼，它是学校教学、行政中心，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建筑。据史料记载，它始建于1888年，为当时南京最高楼，也是第一座标志性教育楼，当时它悦耳清脆的钟声响彻半个南京。钟楼曾是蔡元培、徐悲鸿、魏学仁等名人温馨聚会的场所。

钟楼的左侧是罗马建筑风格的小礼堂（曾经的小教堂），红瓦、大尖顶、穹形门窗、彩色玻璃，很有品位，听说前几年为了扩建校舍被拆掉了，实在令人遗憾！

十中是一所寄宿制学校，为郊区和外地考入的优秀学生提供良好的食宿条件。有名的口字楼具有住宿、餐厅、水房、浴室、小卖部等功能。它的精巧设计使每间寝室都有明亮的光线，通风条件也佳。这座三层宿舍综合楼便于管理，有利于流动和活动，如今这类建筑已经很少见到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十中在1934年就建有一座非常漂亮坚固的体育馆，这在当时全国的中学是少见的。体育馆的外形别致，有穹形的门廊、暗红色的墙体、乳白色的轮廓线条，显得大气而端庄。它被当作篮球馆、体操馆高效率地使用，周末和节日也是热闹非凡的舞厅。

十中有一支在素质、师德、水平方面都较高的教师队伍，给我们这些曾在此读过书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除了拥有雄厚的教学功底，在教法、教风方面也独树一帜。平时待人接物、衣帽穿戴也很得体，给人一种舒心感、亲切感。他们的许多品质、品格和气质熏陶、影响着一批又一批十中的学生。就连俗称“小三门”的音体美教师也都风度有嘉、身手不凡。其中教音乐的夏禹生老师（后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就是让我受益匪浅的先生。我在音乐方面的兴趣和提高以及指挥方面的长进，与他的教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十中学习的六年，是我一生中接受基础教育的重要时期。它留给我的不仅是耸立的大楼、美丽的校园，还有优良的教师队伍、温馨的学习氛围，它给予我扎实、良好的素质教育，这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这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日积月累的，它不仅给了我知识，也给了我能力，以至影响到我的气质和品格。

金陵中学，我的母校，您是我成长的摇篮，我以您为骄傲！

和华侨学生相处的日子

1949年后，陆续有一些爱国华侨把子女送回国内读书。由于历史渊源和良好的办学条件，金陵中学成为他们为子女选择的一所就读学校。

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这么一段历史，当时美帝国主义纠结东南亚某些反动政府，企图对中国实施包围、封锁、制裁，一时间排华浪潮在东南亚掀起。中国面对挑衅冷静应对，没有退却。其中一项对策就是接受被当地政府迫害的华侨及他们的子女归国，在国家财力还很有限的情况，尽力安排好这些归国华侨及子女的生活、就业和就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批华侨子女回国学习，并被安排到条件较好的学校就读。十中就是重点接纳归侨学生就读的中学之一。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华侨学生生活委员会。

一天早晨刚进校，就见足球场上坐满了人，花花绿绿的衣着一大片，他们身边放着皮箱、包裹、行李。后来知道这是一批归侨学生。

大批华侨学生的到来，给学校带来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装束和不同的生活习惯，使校园更加多姿多彩。

这些来自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亚、南越（当时越南尚未统一，南北分治）等国的侨生被分配到各年级、班级编班学习。我们班也分来了几位华侨学生。

华侨学生很快和我们国内的学生打成一片。我们给了他们在语言交流上、学习上一些帮助，他们给我们带来许多海外的信息（这在当时来讲是很难得的）和校园的活跃。如学校足球运动的普及，带动学校足球队的水平迅速飙升，校羽毛球队经常载誉而归，华侨乐队登上舞台赢得一片掌声。少数在海外受尽苦难的爱国进步学生崭露头角，活跃在学校团委、学生会等学生组织的领导岗位上。

1955年4月11日，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取得巨大成功。外交上的突破赢得了许多国家的尊重和信任。1956年10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应邀访华，按计划到访南京。当时地方上接待国家元首是件大事，很少有。当天南京组织了盛大的群众欢迎，从中山东路起，沿新街口、鼓楼直到山西路省交际处宾馆，几十万群众夹道欢迎。

我们十中的欢迎队伍被安排在靠近新街口的“胜利电影院”门前。从上午9点多钟起，足足等了两个小时还不见动静。我看到身后电影院广告墙上悬挂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巨幅宣传画，心一动就开了小差，溜进电影院看了一场我心中的偶像白杨主演的电影。看完电影出来一会儿，只见苏加诺总统的座机在几架军机的护航下低空飞过。又过了近一个小时，浩浩荡荡的迎宾车队沿新街口方向缓缓驶来。敞篷车上，苏加诺总统头戴民族传统的方帽，鼻梁上架着墨镜，手臂夹着权杖，微笑着频频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参加欢迎外国元首的活动。

事隔几十年，中学时代的一些趣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很喜欢唱歌，特别是俄罗斯歌曲、轻音乐、东南亚民歌和欧洲古典乐曲，还有中国老歌。当时的印刷歌曲较少，许多歌曲都是手抄的。见到一首好听的歌就爱不释手，细心抄下来，哼唱到深夜。有时借到唱片和手摇留声机更是废寝忘食，乐此不疲。

初中一年级上了一学期的英语课后，学校取消了英语课，改学俄语。从此，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外语课都是学俄语。俄语、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歌曲便一直陪伴着我，我也在俄罗斯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至今，我还能熟练地用俄语唱《共青团员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列宁山》等近二十首苏联歌曲。在人生的道路上，顺境时它们给我欢乐，逆境时它们给我抚慰。我从心里感谢伊萨可夫斯基、杜那耶夫斯基、马都索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等苏联著名的词曲作家，同时也要感谢我国著名的苏联歌曲译配家薛范先生，感谢这些艺术家为俄罗斯人民创造了那么多优美动听的歌曲，也为中国和俄罗斯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旋律优美的桥梁。

印度尼西亚歌曲也是很优美的，富有南国情调。记得下乡劳动时，在晃动的油灯下、睡觉前的被窝里，同班的印尼侨生给我讲海外见闻，讲那里的风土人情，还教会我用印尼语唱印尼歌曲。如《哈啰、哈啰，万隆！》《莎丽楠蒂》《嗳呦、妈妈》，至今我未忘记，还能歌唱。

还有一些趣事值得回味。一位姓何的侨生对我说，他爸爸在香港九龙开餐馆。他家里有电视机。我问他电视机是什么东西？他怎么解释我也弄不明白。后来他简而言之告诉我，就是在家里看电影、看演戏。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电视机这个名词，近三十年后我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

高中时期的政治运动

我上高中的三年及前后，正值国家出现频繁的政治运动：1956年，初中升高中时期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1959年高中毕业后的反右倾运动都在这个时期。

肃反期间，学校曾揪出过教语文的“历史反革命”，一个写“反标”的学生被公安局抓走。学校为此进行了声势很大的阶级斗争教育。同学们纷纷写大字报，义愤填膺，同时也感到阶级斗争就在身边，某种凝重的气氛油然而生。

反右运动中学生不参加，但其声势和氛围我们是感受得到的。一天早晨刚进校，只见过道、林荫道两侧楼宇的墙上、布告栏里、临时搭起的篷架上贴满了大字报。昨天还在课堂上讲《诗经》的语文老师、能徒手熟练地画出各种几何图形的数学老师、操一口流利英语的留过洋的教师，一下子成为反右的对象，受到批判，被剥夺了上讲台教书的权利。

1958年，从机关到工矿，从学校、农村到居民街道，席卷全国，没有死角。我们也停课大炼钢铁。吃在学校，睡在小高炉旁，几天不回家。回家一次还要到处搜集废铜烂铁上交学校。

学校的学农基地建在光华门外的牌楼乡。生平第一次在农田劳作，虽有些累，但来到乡村田野也感到新鲜。40年后，在一次校庆聚会上，同学们传看当时拍的照片，一个个头发乱蓬蓬，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手里拿着劳动工具，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回想。

这期间还参加了一些有组织的全民运动，如爱国卫生运动、全民“除四害”运动（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特别有趣的是除四害运动，在规定的统一时间，全城出动，人们手拿杯、碗、盆、桶，一时敲击声四起，可怜的小麻雀被赶得四处逃散。人海战术就是驱赶麻雀，不让它停歇，硬是把一些麻雀追赶得筋疲力尽，跌倒在地，俯首就擒。打老鼠的成绩是以上交的老鼠尾巴为准。除四害的战果逐级上报，一些人被评为先进，上了光荣榜。

爱国卫生大扫除，形成制度，每周扫一次。每到开春和秋末更是大张旗鼓，不留死角，彻底打扫。可惜这项好的社会习俗没能坚持保留下来。

高中时期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没有直接伤及我们这些中学生，但社会环境的显著变化，使校园原有的宽松氛围逐渐改变。同学们过去相处无疑，天真直率，现在逐步感到政治的严肃性。青年人革命热情越来越高，口号越喊越响，对那个时代的潮流深信不疑，并且热烈追随。但若隐若现的高中毕业生的政审，使不少同学感受到似乎有一只无形的但有力的手在干预自己的人生追求，乃至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都避免谈及这个问题，只是希望不要波及自己。

回顾这段历史，受到家庭牵连的许多中学生的人生追求和心中理想无法实现。

1959年6月，我们结束了难忘的中学时代，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迎接高考。

（节选自《乘上记忆的列车》）

渐行渐远的高中记忆

钱志雄(1960届)

2015年初夏，为探望重病的弟弟，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南京——那个装满儿时回忆、常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所住的中山大厦紧邻着我的母校南京金陵中学（原南京十中）。

一天，我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去母校看看呢。于是我信步走到学校门口。门卫听说我是老校友，非常热情地让我进校参观。这可是我1960年高中毕业迈出学校大门后，时隔55年再次踏进母校啊！

因为是休息日，校园显得很清静，举目四望，依稀记忆中的老屋和校园环境都变化很大。从前我最爱去的图书馆、体育馆经过改扩建而焕然一新，那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钟楼也已改造，依旧还是那样令人肃然起敬，新建的科学馆、汇贤楼、汇智楼等建筑，更加彰显出母校崇尚知识、严谨务实的校风。我边走边看，脑海里回忆起沉寂多年的高中往事。

我是1957年至1960年在这里度过高中时光的，那时叫南京十中，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中学。我们1960年这一届毕业生，与之前和之后的毕业生相比，有着非常特殊的命运和经历。

1957年我们刚进学校不久，就遇上了多事之秋。学校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反右”运动，大字报贴满了教学楼的外墙和人行道的两侧。就连我认为上课讲得最好、对我们最和善的老师，也受到了批判。还有一些学校培养的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学生也被揭发，对他们“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进行批判。学校的政治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老师们显得沉闷和压抑。但在课堂上，他们仍是孜孜不倦地给学生们讲授知识。看着刚还在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转身却在课堂上淡定从容讲课的这些老师，初次经受这些的我感到迷惘和不解。此后，学校加强贯彻阶级路线，学生的家庭成分也显得更加重要起来。像我这样家庭成分不是很好的学生，也开始感到压抑，对未来和理想也不敢妄想和高攀了。

1958年全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为了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学校在操场上垒起了“土高炉”，师生们从家里收罗出废铜烂铁，甚至在使用的锅盆，丢进“土高炉”里炼钢铁，但一块合格的钢铁也没有炼出来。当时，这还确实让像我这样尚不能分清常识与荒唐的城里青年惊喜万分。学校不时地停课，组织学生去农村、去工厂，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当时被安排从学校推粪车送到郊区农村，还到汽车制造厂挖土抬石。

1959年又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说是罕见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后来甚至出现大范围的饥荒。对于我们这些临近毕业的高中生来说，又要学习又要劳动，体能消耗很大，又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常饿着肚子，但仍然坚持学习。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日子，学校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仍抓得很紧，学习风气仍旧很浓厚，体育和课外活动也很活跃。当时，我还成为校排球队和乒乓球队的成员，要知道，南京十中可是当时全国体育红旗学校哦！

1960年，我们进入了高中学习的冲刺阶段。毕业班的任教老师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责任心很强的老教师，同学之间也非常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记得当时我因故休学近两个月，复课后，自己对毕业和高考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但老师和同学们没有放弃我。老师不断地鼓励我，用休息时间辅导我，同学们也轮流挤出宝贵的时间帮我补习落下的功课。最终，我顺利地通过了毕业会考，还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至今想起，这还让我心存感激！我为自己能进入南京十中就读而感到非常自豪！

刚毕业的我，为了尽快挣够上大学的路费，匆忙告别母校就去干临工，甚至没来得及向老师和同学说声再见。记得干一天临工能挣到八角钱。当我终于挣齐路费，挤上塞得满满当当的北上列车，驶往我念大学的遥远城市时，那段磨难不断、快乐与惆怅并存的三年高中生活，似乎就这样随着滚滚的车轮渐渐远去，没有留恋，没有不舍，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只带着一丝对未来的期许与彷徨。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我才深感那段青葱般的高中三年，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宝贵、最美好的时光。

难忘慈母般的奚自勇老师

吴忠义(1960届)

当年我就读十中的时候，母校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学校整洁而美好的环境。每天早晨一踏进学校的大门，迎接你的是干净整洁的道路，路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校门南边是东课楼，墙边是修剪整齐至窗口高度的冬青树，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给人以宁静和愉悦的感觉。

学校有南北两个大操场，南操场有400米的跑道和一座当时感觉雄伟高大的体育馆，同学们体育活动有一个室内广阔的空间，据说当时有此种环境条件的学校仅我校一所，我也引以为自豪。学校要求我们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不要做仅会读书的书呆子。为此，学校在抓好文化学习的同时，鼓励大家开展各种兴趣小组的活动。这些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极大地提高了大家动手动脑的能力。更为突出的是，学校还做出了硬性规定，每天下午第四节课（4：15—5：00），全校同学都要走出教室，可以借用学校的各种体育器材，到室外自由选择，进行体育活动，教室里不准留一个人，校长、老师逐个教室检查督促。我们在每天的体育锻炼中身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心智得到了发展，每个人都显得生气勃勃、活泼可爱。我也因此而养成喜欢体育活动的习惯，终身受益。

在学校，老师们以高尚的师德影响着我们。老教师为人谦和而庄重，温文尔雅；年轻老师朝气蓬勃，面露微笑；一个个辛勤园丁的形象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我们的班主任奚自勇老师除了担任班主任外，还承担着学校的行政工作，十分繁忙，经常是来去匆匆。但她总是一有空就到班上来看大家，没有师道尊严，没有一点领导架子，发现有什么问题就及时和大家交流沟通。对犯了错的同学奚老师也从不大声训斥，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和蔼可亲，是一位慈母般的老师。

奚老师十分注意发现同学们的优点、长处、兴趣爱好，及时给予关爱。我从小热爱科学，喜欢无线电技术。奚老师就让我到广播站做机务员，发挥我的特长。每天上午第二节下课铃一响，我就飞奔到钟楼广播室开扩音器，拿话筒架到楼下领操台给体育老师领操、播放广播体操音乐……平时还要保养机器，我忙得不亦乐乎。那时我想制作一台2W收发报机，得到奚老师的鼓励支持，给我们拨款30元作为零件购置费。我和葛心如同学一起努力，终于试制成功，并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我也从中得到了锻炼，通过实践，增长了相关知识。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天下午，大家正在操场上打雪仗，奚老师匆匆跑到操场对我说，新街口中苏友好馆有一场苏联第一课人造卫星上天的纪录片，学校分到一张票，送给我去观看。我欣喜万分地接过票，带着一脸喜悦飞奔而去。观看这场电影，更使我感到科技的伟大，更坚定我学好无线电的信念。奚老师就是这样从点滴事情上引导教育，培养我们的学习积极性。

以后，我通过长期的自学，走进了科技领域，专职从事声学、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我完成的第一项科研成果“预极化电容传声器”性能优于日本等国进口产品，填补了一项国内空白。我设计的远距离搜音器性能优于德国的同类产品，被国家安全部某研究所所长授予“怪人”称号。又如我设计的专业级电容传声器和世界王牌话筒德国的U87在录音棚内经反复对比，资深专业录音师（金耳朵）也听不出二者音质上有何差别。江苏电视台技术部主任说：“我为南京有你这样的人而感到自豪。”由我发明的无压锅炉经南京市科委向全国推广应用。因此我先后被推荐报评成为中国声学学会会员、中国视听工程学会会员、中华全总特技人才（专家）信息库成员、南京市技术革新能手。东南大学聘请我客座无线电工程系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邀请我设计音乐厅，并聘请我担任音乐厅工程声学顾问。

如今我已74岁，但仍然在为祖国的科技和国防事业做贡献，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归功于母校的培养、奚老师的教育和亲切引导。我每想起这段经历就很激动，心里总是暖暖的、甜甜的。我打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母校对我的哺育，感谢奚自勇老师对我的关爱和引导。我将把这段美好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中。

难忘恩师纪珣老师

蒋融祥(1960届)

2009年9月下旬的一天，惊闻恩师纪珣老师已于16日去世的噩耗，我十分悲痛，不禁为自己9月10日教师节那天去纪老师家慰问扑了空，却没能再到医院看望他老人家而懊悔。但庆幸的是在西北工作几十年的我，一年前回到了母校，并登门看望了恩师纪珣老师，当面表达了感恩之情。那天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2008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得知金中将迎来120年校庆，便兴冲冲地来到阔别近50年的母校，了解校庆以及有关老师的情况。校友会老师告诉我：“纪老师还健在，就住在学校后边的干河沿教工宿舍。”我高兴极了，纪老师是我的恩师呀！我急忙骑车飞驰赶到宿舍区，一步二阶地飞跑上楼。

师母把门打开，我急忙问：“师母，纪老师在家吗？我看您二老来了！”望着我满脸汗水，师母微笑地说：“在，别急，进来坐！”随后向里屋喊纪老师，又转身对我说：“我们已过了钻石婚，老师血压高，会激动，你一定要慢慢地说。”我一边擦着汗，一边连连点头。

一个白发、白眉、满面红光的老人缓缓地移动脚步，慢慢地向我走来。恩师来了，我一股热泪夺眶而出。老师说话声音大不如以前洪亮，但精神状态很好，使我宽慰许多。我迫不及待地向老师谈起珍藏在我记忆深处的50年前的往事。

1957年我初中毕业，纪老师冒着酷暑到我家动员我并向家长说明，希望我继续上高中并报考十中，他说：“你生活有困难，学校一定会帮助克服解决！”因此我在十中初中三年学费全免，后来上高中学费也半免。

1960年高中毕业前，我正在操场练跨栏，纪老师领着南京体院的一位老师来到我面前说：“你如果报考体院可优先录取。”体院老师接着说：“我们那里可以保证吃饱。”

纪老师教学严谨，更严于律己。记得一次放学后，我在球场打球，纪老师一人在体育馆南侧双杠上反复练习一个动作，旁边还放着一本书。走近一看，是《体操规定动作要领剖析手册》。我想这就是老师常对我们说的，做任何一件事，“不要只求过得去，一定要求过得硬！”

我介绍了自己及在他关心下训练田径的经历后，拿出了四张发黄照片。老师突然敏捷地夺了过去，顺手拿起桌上的放大镜，一张张仔细地看，体育照片看得尤其仔细，脸上渐渐地露出笑容，老师终于回忆起来了！其中有张照片是我们田径队的同学拿着1958年贺龙元帅亲自颁发的“体育红旗”奖旗的合影，那年我们学校获得国家体委、教育部颁发的“体育红旗”称号，奖旗还是纪老师作为代表赴京领回的呢！我们老校友都知道，他为学校的体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临别时，我为没有早点来探望两老，没有在毕业后按老师要求报考体院向老师致歉。老师笑着说：“来了就好！干什么都一样，你干得好！”并说：“校庆庆典那天我可能去不了，代向大家问好！”

离开时，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恩师、师母安康、长寿！但没想到那次竟然是和恩师的最后一次见面。

今天，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恩师——纪珣老师的无比感激与无限怀念！

（原载《校友通讯》62期）

五十七年前的一篇报道

华训才(1960届)

前些时候，我在整理刊有我拙作的书报杂志时，偶然发现1958年4月24日《新华日报》第５版的右下角载有我写的报道金陵中学（当时为南京市第十中学）春季运动会的文章。版面很小只有豆腐块大。看到这篇报道，我心潮澎湃，五十七年前校运动会盛况历历在目：当时我是高一（1）班的学生，4月19、20日两天运动会是在南操场举行的，主席台设在钟楼下面。当时金陵中学的运动场地和设施在全省乃至全国恐怕都是一流的。南运动场是一个标准的q型田径场，附有200米直线跑道，这在别的中学是看不到的。运动会期间田径场四周坐满了人，各个班都在为自己班级运动员呐喊助威。我清晰记得，运动会期间天气很好，春光明媚，学校披上了节日盛装，校园里彩旗飘扬，欢声笑语，歌声嘹亮，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运动场上，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当一项新纪录产生时，全场欢声雷动，锣鼓喧天，每个人都处在兴奋之中。4月20日运动会闭幕时，我被深深感染了，激动地写了一篇报道，寄给了《新华日报》。没想到在24日报纸上就见到了这篇报道。这篇报道虽然很短，但标题很醒目：既有肩题——南京十中春季运动会成绩辉煌；又有主题——朱在敏等破三项全国纪录；还有副标题——一百一十人次达国家运动员标准。好在文章不长，全文照录，以飨读者。

南京十中春季运动会成绩辉煌

朱在敏等破三项全国纪录

一百一十人次达国家运动员标准

在南京市十中春季运动会上，有三项四人打破全国纪录。少年运动员朱在敏分别以七秒六、十一秒七、二十四秒一的优异成绩打破全国少年六十公尺（七秒七）、一百公尺（十二秒）、二百公尺（二十四秒四）的最高纪录；姚志勇等三人打破了全国少年六十公尺纪录。有五项十八人打破省市纪录，一人平市纪录；二十八项九十一人破校记录，有一百一十人次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的光荣称号。

这次运动会于本月二十日胜利闭幕，参加运动会的有六百五十多人，占全校人数三分之一强，是十中体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训才）

写到这里，我非常想念六十年前活跃在体育场上的朱在敏、姚志勇、王炳寿以及为母校创造过辉煌成绩的校友们，你们在哪里？你们都好吗？如果我们能再欢聚一堂，那该是多么幸福的时刻，我想我的这篇文章和那篇见诸六十年前《新华日报》的报道，将会勾起你们青春时代的无限美好回忆，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尽享振兴中华、追逐中国梦的甜蜜！

（原载《校友通讯》87期）

回忆南京十中

吴野(1961届)

南京长江路口斜对面，就是第十中学。一百多年以前，南京市最高的建筑就是十中的钟楼。它的前身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我入学报到的时候，老师都用英文登记姓名籍贯。

“文革”前我们学校就有十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现在走进学校科学馆，就能看见院士们的巨幅油画像挂在墙上。十中在1958年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单位，曾经与八一队赛篮球，足球踢赢过国外队。

假如我为老师写传，起码能写几十位。老师们的造诣都让人佩服。比如语文教师宋家淇，古今经典，无所不通。困难时期，没有白的稿纸，他用毛笔蘸红墨水在粗糙的灰纸上写稿。课堂上是讲稿，送出版社就是文章。

有一年开文代会，我们一老一少都是代表。请他发言，他站起来就是一首诗：

春风杨柳日，

桃李会芳时。

在座皆崔颢，

白也敢题诗？

获得满场掌声。

宋家淇老师器重我，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读给毕业班同学听。

现在有一个名词“形象代言人”。柳铮铮老师可以说是十中的形象代言人。她的身材高挑，肤色白皙。到八卦洲支农，她握着镰刀走在队伍的前面。太阳再毒，她的皮肤依然白里透红，像春天田野上的白梨花。形象美，人格魅力更美。

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家庭都有历史问题，柳老师肯定知道这些人的根底，但她的眼睛装满了温情，只重表现，不问出身。发生什么事，她总是从好的方面揣想，不伤同学的自尊。

有一年，十中造了一架滑翔机，很轰动。她特意把我推荐给《南京日报》写报道。这个任务，具有很重的荣誉分量，我受宠若惊，几乎不敢相信。于是，费了一番脑筋。我想在开头出奇制胜，一鸣惊人。用了四句排比，还有一大堆漂亮的形容词。她看过以后，很恳切地说：“假如我写这篇稿，我就在学生们的创造力上多做文章。”她没有批评我的华而不实，而是强调文学创作需要创造力，创造力就是出新，这句话够我受用一辈子。

岁月留痕

王明亮(1965届)

教师节就要到了，这已是第26个教师节了，我也进入了耳顺之年，回想自己这一生，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老师，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京十中的柳铮铮老师，事隔几十年，使我难以忘怀的竟然是一件小事。

那是我刚刚进入十中的1962年，开学没有多久，在上语文课时，我拿出刚借到手的一本小说《红岩》，偷偷地放在抽屉里看了起来。因为书是借来的，这小说当时很俏，排在我后面还有许多人，所以我必须在两天内看完，没有办法，只好在课堂上看了。

这一节是柳老师的语文课，我知道柳老师很严，一旦抓住后果很严重。另外，我还得随时提防左邻右舍的举报。那时，班主任在同学中推行一种互相监督制度。可是，我经不住书的诱惑，顾不了许多了，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我坐在墙角，侧着身子挡住同桌的视线，小心翼翼地把书抽出一半，偷偷看了起来。还时不时抬头看看柳老师，一旦柳老师眼光扫过来，我佯装镇静地对视着柳老师的目光，然后把肚子轻轻一挺，书就推进了抽屉。当然，这种提心吊胆地看书姿势很不爽。

那情景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愚蠢。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那眼睛老是瞄在桌下，还能不暴露吗？尽管我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可是没多久还是被柳老师发现了，她慢慢走到我面前伸出手轻轻说，把书给我。声音虽轻，在我耳里仍不啻一声惊雷，书啪嗒掉在地上，于是书理所当然被缴了。柳老师要我下课后到教导处去，她当时是教导处副主任。后面柳老师讲什么内容，我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下课后，我提心吊胆地走进教导处。我有点怕柳老师，更担心书要不回来。我耷拉着脑袋,吞吞吐吐地把上课看小说的原因说了。柳老师听我讲完，用严厉的眼光看着我说，不管你有多少理由，上课是不能看小说的，一心不能两用，这个道理小学生都懂，你现在已经是中学生了。我一看这阵势，心想坏了，书要不回来了，怎么向主人交代？我十分沮丧，此时能做的就是赶紧认错，保证下次不看了。

柳老师看到我一脸沮丧的样子，放缓了语气说，要是收了你的书，别人找你要怎么办？是啊，我怎么办呢？我正在胡思乱想，柳老师沉吟了一下：“这样吧，书还给你，不给你为难。但是上课一定不能再看了，爱看书是好事，但是要分场合。”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愣地看着柳老师，一个劲地点头。柳老师把书递到我手里说，拿去吧。我惊喜过望，从柳老师手里接过书，转身往门外跑。柳老师叫住我，我疑惑地转过身，见柳老师拉开办公桌抽屉，取出一本《红岩》，指着我手里的书说，把你那本书还给别人，我这本书不限你时间，什么时候看完什么时候还我。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呆呆地站了好一会，才醒悟过来，激动地朝柳老师深深地鞠了个躬。

岁月留痕，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也忘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唯独这份曾经的温暖久久地保留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影响我的一生。也许柳铮铮老师不记得这件事了，也不认识我这个人了。这不要紧，只要这份浓浓的师生情曾经发生过，在那个年代。祝柳铮铮老师健康长寿！

中学生活二三事

王艺传(1965届)

母校金陵中学在其近三分之一的岁月里，曾以“南京市第十中学”的校名彪炳于世，在莘莘学子的记忆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1959年秋，我从青石街小学毕业，考入南京十中学习，如愿以偿地领到了一枚真正属于我的校徽，请老师把她别在我胸前口袋的上方。每天，我总是佩戴着心爱的校徽，满怀憧憬地跨进学校的大门。寒暑交替，十中校徽陪伴我一路成长，在母校度过了六年美好的中学生活。

（一）

1960年初夏，南京市有关部门下达给母校十中一项科研任务：试制一架初级载人运动滑翔机——少年号。学校领导很重视，立即动员有关教职人员和校航空模型队的成员，在校体育馆安营扎寨筹备试制工作。

教职人员中有学科组老师和工勤人员，具体指导试制工作和协调后勤保障。校航模队原本是初、高中学生的课外兴趣小组，一共有十多个人，每周活动一两次，下午课后聚到一起，根据各人喜好选择制作不同类型的模型飞机。高中年级的王奇洲同学是队长，叶梦华和我是初一新生，其他几个老队员分别来自其他几个年级。承担试制载人滑翔机的任务后，又吸收了一些积极分子。大家异常亢奋，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起初，我们挤在体育馆内的一间教研室里，根据提供的设计图纸，分别核对一些力学数据和进行部件描图作业。不久进入制作阶段，就在馆内球场西北角铺开作业面。天已渐热，大家或蹲，或跪，或趴，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摆弄着圆规、直尺等，对机翼及副翼、翼勒，尾翼及升降舵、方向舵和机身等主要部件逐一画线放样，场地上出奇地安静。及至开锯下料、钻孔打磨，场地上吱吱声、沙沙声和头顶上电风扇呜呜地旋转声，上下左右响成一片，我们相互间几乎无法用声音切磋交流，彼此只能比画着手势，揣摩着口型，竖起耳朵，点头会意。在后期进行胶合和组装的一个星期里，由于工艺的要求，我们夜以继日地熬胶、粘接、蒙面、刷漆、整合，施工现场弥漫着牛皮胶、香蕉水和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少年号”雏形已现，每个人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地完成各自的工艺要求。饿了，啃两口干馒头；困了，就在旁边的体操垫上囫囵打个盹，反正谁也舍不得离开现场，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几时几分忽然停止了搬抬敲打：流线型的机翼大约有四五米长，稳稳地被固定在一米多高的机身框架上；红、黄、蓝三色交错的翼面舒展、平滑、光亮；驾驶座前的操纵杆链接着裙翼和升降舵，脚蹬则通过钢丝把力度传递给机尾方向舵；敞开的驾驶座上系着开合自如的安全带，机头底部则安放着滑板和减震弹簧。

初级载人运动滑翔机，依靠前方两股拉紧的橡筋绳弹射升空。由于设计方面的缺陷，“少年号”终究未能翱翔蓝天，但我们依然兴高采烈地簇拥着她参加当年南京市国庆游行，尽情释放青春学子心中的美丽憧憬和理想！

（二）

从初中到高中，我对课堂作文一直提不起精神，几乎没有得到过哪怕是勉强值得一提的好成绩。升入高中二年级，我的一篇课堂作文被吴绪彬老师安排在全班集体讲评，令人大感意外。

作文部分内容如下：1963年的一个仲夏之夜，来自南京社会各界的工人、战士、学生和干部等三千多人，齐聚长江路人民大会堂，参加南京市群众歌咏大会。我们十中和四女中近200名高中学生组成的中学生合唱团，在管弦乐队伴奏下，登台演唱了《五月的鲜花》等革命歌曲。优美的旋律、恢宏的气势，伴随着悦耳的歌声和青春的气息，在会场上空久久回荡。

吴老师的讲评，罕见地不吝赞美之词，如叙述具体，引人入胜之类；绘声绘色，如临其境什么等等。仿佛久违的天外来音和甘霖雨露，作文虽然只评了82分，在我却是创纪录的高分，自觉受宠若惊之余，暗自揣摩老师对我激励有加的一片苦心。一堂寻常的讲评课，由此成为我奋进的起点，课堂作文再也不是负担，而成为一种孜孜追求和乐趣。

（三）

看着那幅拍摄于40多年前的旧照，画面上的身影依然亲切如故。

那是1964年秋天，刚开学不久。根据南京市国庆游行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抽调十中的高中学生参加民族鼓乐方阵的排练。鼓乐方阵由好几个部分组成，我们承担打腰鼓的任务，高中部三个年级的男生几乎都入选了。大家从来没有打过腰鼓，什么步法、节奏，持棒、击鼓，转身、跳跃，指导老师一边讲一边示范，我们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动作要领，跟着指导老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反复练习。每天课后我们集中在操场上练习，舞姿、鼓点日益协调，总要吸引不少人围观助兴，大家更是劲头十足、越发精神。

建国15周年庆典当日，我们头扎彩帕、身穿飘逸的表演服，鼓棒上也系上了红绸巾。游行队伍由北向南行进，经过长江路，街道两旁彩旗招展、人声鼎沸。骤然间，方阵中鼓乐齐鸣，如山呼海啸、万马奔腾。我们尽情地挥舞着双臂，不停跳跃，伴随着或急或缓的鼓点，红绸巾时起时落，仿佛不息的青春火焰。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离主席团检阅台不远的新街口邮政局北边的新闻图片社时，彩旗遮天蔽日、鼓乐声震耳欲聋，激情涌动的人流浩浩荡荡。不知何时，热情的记者为我们留下了精彩的瞬间，成为永久的纪念。

（原载《校友通讯》58期）

恩师小记

赵平(1966届)

我1960年考进十中，分在初一（1）班。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张成康，语文老师是杨先圆。这样的搭档让其他班的同学好生羡慕。

张成康老师教我们的时候还很年轻，但在市里已经小有名气。他的数学课逻辑严密，脉络清晰，不仅讲清道理，而且教给你正确的方法。由于教授得法，数学课就像做智力游戏一样令人快乐，却也马虎不得，随堂小测验经常只做一两道题，错一题半题，就不及格了，叫你丝毫不敢放松。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张老师的亲切。哪怕他拉下脸来训人，我们都能从他板着的面孔后面读出笑意和爱心来。有的时候，他训着训着，那脸就绷不住了，竟忍不住笑起来，于是皆大欢喜。我们那时也太顽皮了，会跑到钟楼顶层张老师的房间里去搞恶作剧，诸如把老师床底下的皮鞋搁到床头柜上去等，张老师回去一看，没准会一个人偷着乐？那年头家长把孩子往学校一送，就不闻不问了，我们跟家长的关系，远不如跟班主任亲密。张老师用他拳拳的爱心加上严格的管理，帮助我们安然度过了青春期，说恩师如父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几十年后偶尔回母校，看到张老师，就像见到最亲近的家人，立马眉开眼笑。

杨先圆老师走进校门就让你眼前一亮，她身着裁剪得体的无袖白衬衣，推着一辆精巧的坤车，简洁明快中透着高贵典雅。她往讲台上一站，眼光扫过全班，你马上被她吸引，眼光不由得一直追随着她，心里一直在和她对话，就好像她在给你一个人讲课，跟你一个人谈心。你时而瞪大双眼表示疑问或惊讶，又不时点头表示赞许或心领神会。她讲解过的经典名句刀刻一般镌在你的心头，一辈子也忘不掉；她分析过的病句能让我们产生终身的免疫力，以后看到病句到就不舒服。1977年恢复高考，扫一眼语文试卷心中立刻有了底气，题目迎刃而解。几天后遇见在百里外考场考试的同班同学张政宗，他说他看到题目马上想起了杨老师说过的一些要点。我说我也是一样的！后来我当过语文教师，也做过文字工作，杨老师的教导让我受用终身。教我们的时候，杨老师已经名声在外，上公开课是家常便饭，但她仍然天天在家背诵《资治通鉴》，不断充实自己。

柳铮铮老师是教导主任。通常情况下，学生对校长、教导主任总是敬而远之，柳老师是个例外，她在历届学生中都拥有众多“粉丝”。柳老师的笑容最具杀伤力。一天，我们班一同学不知搭错哪根筋，跟张成康老师呛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越说那同学的脖子就越梗，语气越硬，呛得张老师就要捯不过气儿来了。柳老师适时出现，微笑着把他叫到跟前，好斗的公鸡顿时就变成了泄气的皮球。高三末期杨祖恒老师生病，代课教师换了一个又一个，我们都不满意，柳老师亲自出马，立马降伏我们。短暂的代课让我们看到她的另一面——诗人般澎湃的激情。“文革”后期，我们又看到柳老师活档案的一面。一天来自不同年级的几个同学在口字楼将柳老师团团围住，搜肠刮肚想出最不引人注意的同学的名字来考问她。柳老师不仅能答出该同学是哪个班的，甚至连其父母是谁，兄姐叫什么名字，哪一年毕业于本校都一并报出，令我们瞠目。

1963年我考入本校高中，任课老师也都很棒。

立体几何老师周学祁是个另类。他僵硬、刻板、夸张、神经质的动作表情常惹我们发笑，而他总是透过远视眼镜的镜片凝视着前方的某一点，不动声色。他语速较慢，每一句话都似乎字斟句酌，不仅用词准确，而且重音突出，抑扬顿挫，让你一听就明白，听了就记住。纪健蓓同学名字里的“蓓”，正确的读法是bèi,但大家都习惯叫她纪健培，教语文的老班（杨祖恒老师）都被我们同化了，周老师绝不通融，一定真真切切地念准这个bèi音。他若是教语文，说不定也很称职。

当年十中的化学老师是清一色的女性，个个像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张学华老师衣着整洁得体，短发一丝不乱，金丝边眼镜给她增添了几分威严，我化学学得不差，也始终怕她三分。做化学实验，我的位子在第三排靠中间的过道，恰好在她眼皮底下，一不留神，就被张老师发现操作不规范：“赵平，你怎么搞的？”我顿时吓得手足无措。后来下乡劳动，张老师跟班去。轮到和她同睡一张地铺了，我才发现她原来是个很幽默的人。她笑话多多，模仿起外地同学的口音来惟妙惟肖，笑痛肚皮。可是回到学校，她立即把笑容收敛起来，又成了严厉的先生，以至于我在乡下向她借了钱，回到学校竟不敢去还她。严厉让我们不敢懈怠，老师也是一片苦心。晚年，张老师把一个进城打工的农家女孩带回家认作养女，张老师培养她学英语、弹钢琴。养女英文学得好，竟被南师大外语学院聘用，有了工作，还成就了一份好姻缘。后来，养女生了一对“龙凤胎”，张老师含饴弄孙，其乐陶陶。教了几十年书，到了晚年还在家里为社会培养人才，这让我对张老师更添一分敬重。

岳燕宁老师是和老班（杨祖恒老师）同时分配到十中来的。他儒雅稳重略带腼腆，不像老班那么老练。但他才气很高又勤奋过人，能让物理课闪耀哲学的光辉。长征组歌盛行时，岳老师用漂亮的美术字抄写的歌谱在同学间广为流传，得不到亲笔抄本的同学就用复写纸描摹。我下乡插队时还带去了这样一个抄本。其实对岳老师来说，美术字是小菜一碟，他的书法、绘画都有相当的水平。

江兴俊老师是外语组的人才，他本是上海外语学院苏联专家组的翻译，因为爱人调不去上海，才调来南京屈就中学教师。他发音准，语感好，我等受益匪浅。江老师还多次辅导我参加全校的俄语讲演比赛，每次都能取得好成绩。几十年后某一天，江老师在公交车上偶遇我们一个同学，得知我正处于困境之中，立刻出手相帮，把我从原单位调出，和他成了同事。身体不好的我得到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而且单位离家很近，是梦寐难求的，自己能苟活到今天，恩师功不可没！在学术风气很糟糕的氛围中，江老师始终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那为人师表的一举一动乃是渗透到骨子里的优良品质的自然外化。

我高中三年的班主任是杨祖恒老师，我们读初三的时候（1962年）他刚大学毕业分到十中，曾经在教工剧团排演的话剧中扮演过徐鹏飞和林育生。听说“徐鹏飞”当班主任，开始我们还老大不乐意呢。

老班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起来瘦削文弱，很少疾言厉色，也从不咋咋呼呼，比较内敛，却有着不凡的号召力。不经意间，（2）班这一盘散沙似乎进入某种磁场，都做起了定向运动。校运会，（2）班人个个像被拧紧了发条，憋足了劲要争班级总分第一。连我这个体育免修的人都跟在里面忙得不亦乐乎。每个参赛同学都被我们激励着，呵护着，享受着最高的礼遇。团体总分第一就被我们（2）班拿到了。在学校食堂吃饭，（2）班人绝不会浪费粮食。饭后，我们会自觉留下，三下五除二收拾完餐厅，又跑到后堂去帮厨房师傅洗碗理菜，一中午都能听到厨房传出我们的歌声。

老班魅力何在，还真说不清楚，不过他确有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周记本交上去，他会给每个人洋洋洒洒写上好几行评语，而且绝不雷同，绝不刻板。他利用这一小片天地走进同学们的内心，认真地和每个同学对话，比给一个冷冰冰的“阅”字感觉好多了。我们开始期待着周记本的下发，期待着看到他流利洒脱的笔迹，开始感觉到有个兄长在时刻关注着我们。也许正是这种真切的关注安抚了我们，也团结了我们。

老班虽然新婚宴尔，但大多数时间和我们在一起，老班的夫人也替有病的同学洗过床单。除了正常的教学，老班对我们的课外活动也很重视。班上男生排活报剧，被讽刺的反角必须摔倒在地，他现身说法，传授摔跤不痛诀窍，果然摔得漂亮。高一年级排练大型诗朗诵《放声歌唱》，他是总导演，我因此对贺敬之阶梯式排列的长短句大感兴趣，《放歌集》《雷锋之歌》都上了我的书架。我参演的一个节目到校外参加汇演，每次都是他担任领队兼化妆师，真佩服他的多才多艺。会演均在晚间，演出归来已经夜深，既无夜餐也不会有加班费。那年头的老师从不为挣钱盘算。

老班的口才好，开班会，他一番演讲，原本心不在焉的我们马上心潮澎湃，群情激昂，甚至摩拳擦掌。语文课他原本可以发挥特长，口若悬河，但他极少独霸课堂，而是充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让我们对课文展开讨论、批判，而且通常不会对争论各方做出绝对肯定或完全否定的评判。（2）班人的思想活跃很可能由此而来。

语文课学了赵树理的《老杨同志》之后，我们班男生不知不觉当中改变了对老班的称呼。凡说到老班之处，他们总是不无骄傲、不无亲切地说，“我们老杨同志”如何如何。

一个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年轻教师，第一次当班主任，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是很不简单？

后来，老班和我们共同被政治潮流裹挟，或多或少做过一些荒唐事，也都被荒唐所害。也许经历了荒唐，我们能活得更理性，更聪明。

（原载《校友通讯》73期，有改动）

怀念我的老师

刘硕敏(1966届)

劳元丽老师

我和劳元丽老师相识、相处几十年，她于我亦师亦母。2017年1月的那天，她老人家骤然仙逝，如晴天霹雳，我半天缓不过劲来，然后是巨大的心痛，深深的悲伤。这些天来，劳老师的往事不断涌上心头，不能释怀。

我和劳老师相识在1960年。那年我考上十中，劳老师是我们初一（4）班的英语教师兼班主任。开学第一天，朴素端庄、一口北京话的劳老师立刻吸引了我，我喜欢这位老师。初一（4）班是学校贯彻阶级路线的招牌——工农子弟班，班上外地同学多，住校生多，麻烦事多，加上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基础差，劳老师这英语老师、班主任当得可真不容易。记得她像妈妈一样关心着班上每一位同学，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导同学们这事该怎么做，那话该怎么说；记得她经常给同学补课，以纠正方言，练习正确的英语发音；记得她在吃不饱的岁月尽可能带些糖果、吃食周济那些家在农村、患浮肿病的住校生；记得她带着我们夜晚去鼓楼亭附近寻找受人诱惑、误入歧途的女同学；记得她叮嘱住校同学要讲卫生，甚至多次给住校同学洗被单；记得她为了教给学生要团结友爱，苦口婆心调解同学之间的矛盾；还记得她为了住校同学不孤单，星期天带着我们一群同学去公园游玩、拍照，引来不少游客的注目；更记得高中发榜后，她专门把我们几个考上十中的同学召集到一起，语重心长地教诲我们怎样做合格的高中生……

初中三年，劳老师除了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影响我们一生外，对我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太深太深。后来我当教师，当班主任，很多时候是学着劳老师那样努力工作，爱护学生，希望能当个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1968年秋天我离开学校下乡插队，为生存拼搏，和劳老师接触少了，但每次见面，劳老师都会关心我的方方面面，鼓励我好好生活。我的生活安定下来后，和劳老师见面多了，渐渐师生情成了朋友情，无话不谈，她为我的生活稳定家庭美满高兴，为我的女儿健康成长高兴。我爸爸妈妈去世后，我去向她诉说，她陪着我落泪，安慰我……待我退休后，我们来往得更勤了，每次我去，劳老师都会说：“姑奶奶回娘家啦，姑爷（指我先生）还好啊？”每次离开时，她都会给我带回些看的书、吃的零食，真如同回娘家往回带东西的感觉。每次我去美国看望女儿前，她都会请她的巧手媳妇做些小衣物、小玩具带给我的两个外孙女。同样，我也经常会把两个小姑娘的照片发给劳老师看，每次出国探亲或旅游，都会想着给劳老师带些有域外风情的或实用的小礼物，发些照片，与她分享旅游的快乐。

就这样，我们常在一起聊家常，聊家史，聊孩子，聊养生，兴致所至，劳老师还会站起来走几个舞步给我看，要我向她学……——写到这里，眼前浮现出劳老师讲述的场景：劳老师弹琴，老伴丁总吹黑管，老两口乐悠悠，琴瑟和谐，多美的画面！

劳老师极富仁慈之心。每次聊天，她都会说起她的要好的同事，每说起卧病不起或晚景凄惨的同事，她都会唏嘘不已，对比她自己和气贴心的丈夫、孝顺周到的儿子女儿媳妇，幸福满足总是溢于言表。说起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她会如数家珍般一一问起，尤其是几位她特别关心的同学，更是事无巨细，娓娓问来，娓娓道来。——她那慈祥关切的目光，这会儿又在我的眼前浮现……

我和劳老师就这样聊着，电话着，Email着，岁月悠悠地过去了。

认识劳老师时，我13岁，如今我70岁，劳老师离去了。

无尽的哀思诉不尽，愿劳老师如愿抵达天国，永享安宁和幸福！

庄尚典老师

庄尚典老师是我上初三时的语文老师，短短的一年间，庄老师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如今，庄老师已驾鹤西去，我们师生当年相处的点点滴滴又涌上心头……

1962年秋季开学，我们初三（4）班迎来了新的语文老师——庄老师。记得第一堂语文课，庄老师笑眯眯地走进教室，微微佝偻的身躯，略显稀疏的头发，宽阔的额头，尤其是那睿智、和善的眼神，我一眼就喜欢上这位老师。从此，庄老师陪伴我们走过了初中的最后一年。

我们班上有大量从六合农村招来的贫下中农子弟，浓浓的乡音、不尽如人意的行为表现,不够理想的学习成绩，充分展示着当时的城乡差别。班主任劳元丽老师仁慈、博爱，关心、呵护着班上每一位同学；我们的每一位任课老师，也尽量体谅、关心每一个学生，让我们班全体同学得以顺利地完成初中学业。庄老师就是这样对同学们平等、和蔼、耐心的好老师。

庄老师上课从来不用高声，总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娓娓道来；庄老讲课也不喜欢总站在讲台前，而是在课桌走道间缓缓来回走动，遇到同学听课走神了或做小动作了，他只在那课桌面上轻轻敲一敲；庄老师喜欢请学生读书，对于浓重的六合乡音，他总是轻声纠正，不姑息也不责备；庄老师从来不因学习成绩而公开责难任何一位同学，总是弯下腰，凑近那位同学，和声细语地交谈……

记得最让同学们乐开怀的一件事。一次，庄老师患牙病，被拔除了一颗门牙。第二天上课，他指着自己的那个牙洞说：“我这里少了一扇门，我来把它堵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口罩，挂在耳朵上，遮在嘴巴前，接着说：“不漏风了。”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也笑。接下来一段日子，一上课，庄老师就是那怪怪的样子，但同学们再也不笑，只是安静地听课……

还记得庄老师最疼爱他的小女儿。因为他的夫人也在十中工作，所以小女孩儿经常到学校来，小姑娘明净的额，甜甜的笑，长得和庄老师像极了。常常看到庄老师牵着小女儿的手走在校园里，不时弯下腰对小姑娘说着什么，笑眯眯的，小姑娘也笑眯眯的……

笔行至此，庄老师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我想，庄老师在天国一定生活得很安宁、很舒适，一定还是那样笑眯眯的……

哦，我难忘的高三（1）

黄远生(1966届)

1966届高三（1）班的老师们

1963年秋，我升入高中。当时初中每年级六个班，高中每年级四个班，我所在的（1）班，学俄语，班上同学基本来自原初三（1）、（2）、（3）班。

初中阶段，我们教室在学校北面、靠干河沿围墙边的一排平房（八家村），后来搬到西课堂。高一时教室在东课堂，高二到西课堂北的一排四间教室，一直到离开学校。记得教室窗后是一块空地，长着几排小树，还有几块私人菜地，长着点爬豆、青菜。我们四个班，（2）、（3）、（4）、（1）由西向东，依次排开，我班在最东头。这边虽不如东课堂气派，但树荫之下比东课堂安静。

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开始恢复元气。中学教育逐渐追求升学率，当时十中和南师附中在较劲，比升学率。我们这一届，从初中就开始进行教育改革试点，到了高中，学校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师资力量，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对这一届同学寄予了很大希望。

在我们升入高中之前的两年，学校从江苏省几个师范院校争取来一批高才生，如岳燕宁、杨祖恒、周学祁、喻旭初老师等。原本十中就有一批南京颇有名气的教师，这样一来，十中的教师阵容就更加强大。学校给我们这一届配备的班主任有（1）班的江兴俊老师、（2）班的杨祖恒老师、（3）班的岳燕宁老师、（4）班周璟群老师。

我们班的任课老师有：语文宋家淇老师，物理唐绍密老师，化学张学华老师，代数叶佳贵老师，立体几何周学祁老师，俄语江兴俊老师，政治周璟群老师，体育纪珣老师、范琳老师等。

宋老师、唐老师、叶老师、张老师都是十中各学科顶尖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上课不用看教案，一切都在心中，开课犹如行云流水，45分钟一气呵成。

叶老师教三角，什么和差化积、积化和差的，无论多繁杂的推导，从来不带停顿和丝毫错误。推导完，抬起头来不动声色地看着大家，停顿一会儿，胸有成竹地说道：这是可以作为公式用的。

唐老师的物理课，围绕基本概念、简明扼要，将力学、电学的定律通过各类例题演示，由浅入深，深深地印入学生的脑海。高中物理学到后面，将左手定律、右手定律、电磁学和力学搅到一起，相当绕人。但经过唐老师的梳理后，都能一一化解。我当了三年物理课代表，非常佩服唐老师。我对物理课很感兴趣，成绩一直很好。后上了大学，物理仍然是我的强项。工作以后，我一直从事力学分析计算，工作起来总是得心应手。这要归功于恩师唐老师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

张学华老师教化学。化学课在东课堂一楼的化学教室上。张老师是所有老师中最严厉的一位。上化学课绝对要守规矩，本来嘛，又是化学药品，又是酒精灯的，瓶瓶罐罐一摊子，不能乱动。我化学学得也很好，什么化学方程式、元素周期表还都清楚记得。至今无论我拿酱油瓶，还是醋瓶，都是标签冲上，对着虎口，还是那时养成的好习惯呀！

教我们立体几何的周学祁老师,是1962年分配来十中的一位年轻教师。周老师，一米八多的细高个子，说话带着低沉且重重的鼻喉音。上起课来，一脸严肃、一字一句、一丝不苟。最叫绝的是，他拿粉笔在黑板上一笔画下，一个大圆就出来，挑不出任何毛病，就和圆规画的一样，但要比圆规来得生动。一手绝活，直看得同学一脸惊叹。确实，立体几何是反映空间位置关系的数学，首先三维图形要清楚。

总之，老师们水平高，授课生动，学生们注意力被深深吸引，师生间良性循环。

宋家淇老师，早在初中时就知道，首先是他出的一本学生毛笔字帖，学生人手一册。宋老师的书法在南京市颇有名气，他的字比颜体要生动，比柳体要刚劲。宋老师是高中语文组组长，教了我们三年语文。从刘宗惠同学提供的金中资料中知道，宋家淇老师也出自老金中，学生时代还在金中足球队踢过球。宋老师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一上课，首先一排刚劲有力的粉笔字，就把大家镇住。上课时宋老师不用拿教案，一手拿着翻开的语文书放在背后，一手捏着粉笔，一边操着略带六合口音的南京话，一边在讲台上踱着步子讲课，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宋老师家住学校后门的一排平房，和党支部秘书周相权、李治中校长、林敏书记是邻居。宋老师的大儿子宋翱和我们同班。那时我住校，同班住校的还有王增陵、徐新丙以及宋翱（他只来宿舍睡觉、不在学校食堂吃饭），我们四人基本上一直在一个寝室住了两年。十中住宿条件好，一个大寝室四个人，非常宽松。

1966年初，我们正在毕业前准备迎接高考，“文革”却开始了。“文革”后期我们下乡，各奔东西谋生。

丰富多彩的高中生活

初中时，我的饭量就逐渐加大，到高一时更是突飞猛进，个子猛蹿一大截。当时政府给高中生定量三十一斤粮，大约二两油，还有几两肉，相当不错的待遇。家里规定早上二两烧饼（两个），中午在学校包四两饭，吃学校的菜。母亲见我饭量大，每天又给我自带三两米到学校食堂蒸饭（都是从母亲嘴里节省下来的），这样我每天中午有七两米的饭吃。那时班上的杨越岗同学家境较好，对我也特别关照。他饭量小，订三两饭，通常只吃一两多，多余的二两都拨给我。他每天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也觉蛮有意思。就这样，我中午可以吃到九两饭，非常满足。午饭后，回东课堂教室消磨时间。我家旁边有一家街道五金厂，会冲下大量大约直径1厘米，厚度4毫米的小圆铁片。我将它收集起来，买来黑白漆，涂成一副围棋。杨越岗开始教我们下围棋，同时学棋的还有王增陵、洪屏等人。王增陵是1948年出生的，小我们一岁，个头瘦小，是个鬼精灵。两个月后，我们都不是他对手了。班上还组织过中国象棋赛，也是王增陵拔头筹。

十中是体育强校，高一时，我的个子蹿到一米七多，力量也猛增。当时班上掰手腕，开始是高大麟最厉害，后来我成为第一。我的700克手榴弹，初三时的成绩是40多米，到高一，猛增到五十四五米，跃居全校第一，还有铁饼项目也是第一。当时高二、高三的学兄都要对我俯首称臣。

当年南京市每年举行中学生春、秋季运动会。我都能穿着印有十中红字的背心代表十中参赛。能与高年级的梁启骞、戴兆坤、陈冠军等体育明星一起入场，我感到很风光。最感兴奋的还是我的三个弟弟和家门口的一群邻居学弟们，他们得知运动会有我参赛，都会激动地赶到看台观赛，我成了他们的偶像。不过，我的手榴弹成绩在南京市一直是排在第五名，铁饼第六名（保持三年），不起眼，故而纪询老师对我不太重视，梁启骞、戴兆坤等对我不屑一顾。

我们这一届田径好的有（2）班的严宁生，他的100米及110米栏在南京市都有名气，成绩在南京市中学生排前三名。还有（3）班的丁燕霞，小小瘦瘦的，不起眼，而她的800米跑起来像疯子一般，总能在南京市拿到前两名，很受纪珣老师的器重。十中手榴弹纪录是62米，1958年创造的（达二级运动员水平）。我也曾试图达到它，练了一年，长进不大，成绩一直在55米徘徊（三级运动员54米）。

十中体育校记录都贴在体育馆的一面墙上。各项纪录起码都是二级运动员以上水平，而且都是1958年创造的。今天看来，1958年确实是个放卫星、创纪录的年代。

十中校内的春、秋季运动会比市运动会更受同学关注，很吸引人、凝聚人。每到运动会，全班、全校都动员起来，牵涉到班级荣誉，参加比赛的、不参加比赛的都很积极，互相配合、鼓劲。那时的学校体育，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目标。身体健康第一，锦标第二。记得每到冬季，一班一班地拉出来长跑，热火朝天。

同学之间

我和高大麟同桌，他大我一岁，家住五台山医学院宿舍，小时身体较弱，到初中，坚持体育锻炼，身体逐渐强壮起来。他的单杠引体向上、双杠的双手撑，都是一次做好几十个的水平。初中时，他有支气枪，星期天经常约我去医学院打麻雀。升高中后，我掌管十中射击队，枪法愈发准，只打小口径步枪，到紫金山打大鸟，不玩气枪了。

我的印象中，胡骅不但成绩好，还是无线电高手。当我们还在摆弄矿石收音机、晶体二极管时，他的六灯超外差收音机（六只电子管的）就装得非常好了。高中时我还去他家看过他自己装的功放音响，大小喇叭五六个，高低音一应俱全，音域极宽，放出的音乐很震撼人，我是非常佩服。

再说董新华，也是个奇人。他的书包里除了课本外，通常都有十本八本的课外书。他有张图书借阅证，每周去区图书馆，还一摞书，借一摞书。人物传记、政治类的居多。他的语文课基本都在看桌面下的课外书，名副其实的博览群书。

班上有支篮球队，主力有：王都、马伟夫、李行星、颜金康和我。下午两节课后是课外活动时间，一下课大家赶紧去抢篮球场，去晚了就没有。我通常是打半边场，也打排球。

我们班同学，十多个来自部队大院，一部分是五台山小学上来的，一部分是鼓楼小学上来的。尽管大家出身不同，但一直互相关心、和睦相处，从未见过吵架、红脸，包括“文革”期间。

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普遍差。我家，母亲带着我兄弟及妹妹五人，父亲在青海工作养活我们，生活非常拮据。尤其各种物品紧缺、均定量供应。记得有好几年，每人一年发一尺六的布票，一条裤衩的布。我从小学，就是一件外衣，周日洗，周一穿。冬天，衣服没干也要穿上，否则就要光膀子。到高中，我就没有衣服穿了，母亲的化工厂发了一套淡黄色柞蚕丝的工作服，回家买颜料染成蓝色的给我穿。虽然穿在身上抖抖的，总算有件外衣。

高一时的某一天，班上的女同学给我拿来两件蓝外套，五六成新，洗得干干净净的，要我试穿。袖子略短一些，其他基本合适，穿到身上顿时精神多了。同学说是有人送给我的，我先是愕然，后很感动，带回家给母亲看。母亲看到有些哽咽，说谁送的，要好好谢谢人家。过了一段时间，才知是班上巢渤同学送的。后来，母亲参加家长会，向班主任江老师说起此事，并通过江老师向巢渤同学表示感谢。至今我存有一张1966年秋串联在天安门前的照片，右手拿着红宝书，身上穿的就是这外套。穿了好几年，衣服都发白了，后来个子还在长，衣袖短了三四寸，露出里面的生羊毛纺线织成的白毛衣。这两件外套，我一直穿到下乡。将近六年，没做过新外套。

那年头母亲看我在十中念书，尽量给我收拾得整齐些。我的弟弟们比我就要惨多了，上的学校不如十中，穿的都是我穿不得、补补再传下去以及亲戚朋友接济的，解放鞋是漏脚丫的，基本没穿过袜子。母亲八十七岁时脑中风，有点痴呆，但提起我的同学，一直记着巢勃，还在说，要谢谢人家呐。

我们高三（1）班，虽经“文革”，以后各奔东西，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还经常能高高兴兴地聚到一起，看望老师，真难得！原因是我们班上同学都心地善良、不好整人。即便是“文革”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也鲜有太出格的举动，当然最关键是班主任江兴俊老师为人善良、关爱同学的凝聚力。

记忆中的十中的校领导

我们在十中学习期间，校领导基本稳定，有林敏书记、李治中校长、章明华教导主任、柳铮铮副主任等。

李校长在十中苦心培育的教育改革、追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功不可没。章明华主任是十中资深教师，到教导处后，少有教课。教导处负责调配教师、安排课程，以及日常应急任务，工作都在幕后，在学校的作用非常大。印象中，在十中读书的六年，章老师给我们代过一次课，章老师处事干练、果断，很有大将风度。听说柳铮铮老师是毕业留校的，属后起之秀，偏重管初中教学。我们上学那会，柳老师还年轻，给人风华正茂、阳光向上的印象。高中，她也给我们代过课，语文还是政治的记不清了。她讲课如高山流水、跌宕起伏，自始至终，一气呵成，同学们都非常爱听。

林敏书记为人善良，人生坎坷。林敏在十中的工作有目共睹，老师、同学们记忆中有不少她关心老师、同学、为人低调的事情，我也见过她中午在食堂检查伙食的情景。“文革”中我们曾经对她造成过伤害，我很想去看她并向她道歉，但终未付诸行动。在这里，我向她及她的家人致歉。

班主任江兴俊老师

1963年，江老师从上海外语学院调到十中来，担任高三（1）班班主任及俄语教师，“文革”后离开十中到省社科院工作。我们这届高中班从1963年延续到1968年年底，前后近六年。这大概也仅是江老师完整带出的一届高中班。

江老师首先是我们的俄语老师。俄语是我学得最不好的一门课。初中是张润根老师教，我总是应付，成绩70分左右。高中班主任来教俄语，我不敢怠慢。布置的作业都要完成，每天早读基本背读俄语。这样下来总算在中不溜水平。班上不少同学俄语非常流利，有些同学还保持与苏联人交流。

那时中苏关系恶化，俄语的地位大大降低，我一直觉得学俄语没用，现在基本都还给江老师了。江老师的俄语课因人施教，有兴趣的多教一些，没兴趣的达到基本要求就可，他从未为难过我，总给我留面子。

江老师的主要角色是班主任。高中班主任与初中又有不同。班主任总体掌控，放手由团支部和班委会直接管理班级。

那会儿，学校里政治气氛逐渐浓厚，对我这样家庭背景复杂的学生来说，压力很大。政治氛围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像我这一类学生，表现再好也不能入团，美其名曰：团外的布尔什维克。因此，我早就打消入团的念头。记得我们与老师的交流是每周交一篇周记给老师，老师会根据内容给评语。我会在周记中流露出悲观的苗头。江老师给我的评语总是鼓励和引导，虽然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感觉回天无力，但还是能体会到江老师的理解和关切。我们班的氛围，在高三的四个班中是比较平和的，这和班主任江老师的思想认识及治理方法是分不开的。江老师对学生无论出身，看到他们基本面是好的，采取尊重、保护、引导、温和的办法处理同学成长期心理方面遇到的困惑甚至自卑。

前两年，我和江老师简单交流过在高三（1）发生的一些事情。江老师说，当时你本身的压力就很大，之所以那样做，是不希望给你再加压力。寥寥两句，道出为师的一片仁爱之心。

1968年，我们离校了，部分同学参军，部分去国营农场，剩下大部分人都去农村插队。我班李容是李治中校长的女儿，因“文革”中李校长受到冲击，李容姐弟在学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学生纷纷下乡插队时，她们姐弟下乡插队的要求被学校甚至区里阻挠，一贯与世无争的江老师按捺不住气愤，找学校，跑区里，为她姐弟争取下乡插队正当权利。最终，他们被批准。江老师为人善良、性格平和，直到几十年后谈及此事，江老师还是很激动。

我们在十中高中待了五年，特别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江老师——一个极其平凡的教师为呵护这几十个学生，倾注了自己大量心血和劳动，得到了几十个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师恩难忘

王都(1966届)

南京十中，我人生的摇篮。师如父母，师如兄长，八年师生情，终生永难忘。我在十中八年，其中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文革”两年，有幸遇到许许多多老师，有教过我们的，有没教过我们的，不管教没教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哺育、滋养、铸就了我们，一日为师，终身父母，没有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初一时我住校，有一次生病发烧，在校医室打针后（那时学校看病不要钱哦），就请假回口字楼休息了。好像是上午第二节课时，班主任张润根老师来宿舍看我。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张老师摸摸我的额头，关心地问了问情况，忽然发现我的左膀子上有一条细红线，从大拇指根起，过了小臂，一直到二头肌处。张老师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呀。张老师仔细地看了后说，这是你大拇指指甲边的小裂口感染引起的，这条线还会向上走，好像不太好，赶快去医院。张老师领我出了校门，雇了一辆三轮车直奔医院。在车上，张老师安慰我：“不要害怕，我认识个老中医，医术高明，你不会有事的。”记得是中华路上的一家中草药医院，一位颇有道骨仙风的老中医对我说：“你木骨呵，这条线要是走到心脏你就没得命了！把脏血放掉，再敷点草药，保你没事啦。”回校后，张老师把我送回口字楼，又到食堂安排了病号饭。第二天，我果然好了。那时我真是懵懂，星期天回家，居然都没跟父母说自己生病、张老师带我看病的事，也根本没想到医院看病要钱，来回坐车要钱，这些钱全是张老师花的，是应该要还的。我也从来没有向张老师表示过感谢，张老师从来就没说过，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张老师花了多少钱我至今也不知道，更不用说还了。

“文革”期间，好像是1968年的初夏，运动和天气一样懒洋洋的，日显颓势。一天我们班的巢渤找到我，说要离开南京一段时间，有些东西放在我那儿。那是一个大包，里面有些唱片，最惹眼的是一本硕大的装帧精美皮封面的书，打开一看，是四张唱片，上面全是英文，我不懂。那时候，学校无人管理，钱云豹、许德安、涂炳良、吴性镐和我五人占据了西课堂二楼的一间教室，白天搞运动，夜里就是我们的宿舍。我拿到这包宝贝，迫不及待地想听听，我知道吴性镐也喜欢音乐，就偷偷地问吴哪里能找到唱机，吴说杨祖恒老师家就有。杨老师是高三（2）的班主任，没有教过我们。但他教高三时住在他们班的宿舍，和同学们同吃同住，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流着泪朗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心中对他充满了敬意。吴性镐说，有杨老师家的钥匙，等杨老师、陈平老师（杨老师的爱人，九中老师）上班后，我们偷偷地进去。杨老师那时的家在东课堂一楼原生物实验室旁的一间大教室里，一天上午我们瞄好老师出门后，就开门进去了。吴性镐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打开唱机，听巢渤的那些唱片，都是些外国的乐曲。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听不懂，但感觉好极了。不知什么时候，房门响了，杨老师开门进来，问：“你们在听什么？”“不知道。”我们一阵惊慌，连忙关掉了唱机。“没事，没事，你们继续听，不过声音要小一点。”杨老师的态度使我大吃一惊，要知道这些曲子在当时都是典型的“封、资、修”啊，在那样的年代里，杨老师不怕，也不怪罪我们，反而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听，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告诉我们，这是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根据《一千零一夜》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天方夜谭》，那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杨老师一边听，一边讲解：四个乐章，这是主调，这是副调，这是复调，这是公主，这是王子，这是海盗……好像在课堂上。就这样，到杨老师家听音乐成了我们那段时光中最大的乐趣。有一天杨老师诡秘地朝我们笑笑：“今天请你们听好东西。”“什么？”“你们听就是了。”随着优雅的长笛声，“《梁祝》！”我们不约而同地低声欢呼起来。“这是草桥结拜，这是十八相送，这是楼台会，小提琴代表祝英台奏出爱情主题，铜管乐代表恶势力，逼婚，英台抗婚，哭坟，化蝶……”杨老师娓娓道来，教我们听懂了《梁祝》。在1968年的夏天，在特别阴凉的东课堂，在杨老师的家里，我们度过了炎炎的夏日。在那人妖不分、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我们听懂了音乐，增长了知识，净化了灵魂。

1968年10月23日下午，我们从十中图书馆出发，告别了母校，告别了老师，奔向农村。在我们插队的管镇的茅草屋里，在漫长的寒夜里，我们睡在被窝里，总会常常聊起学校、老师、同学，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深深地体味到十中的温暖，老师们父母般的关爱，我们才能忘却白天劳动的辛苦，忘却生活的艰难。

谨以此文，感谢十中，感谢老师，纪念仙去的杨祖恒老师、吴性镐同学，我永远怀念你们，怀念1968年夏天东课堂里的《梁祝》。

（原载《校友通讯》59期）

我的母校情结

王增陵(1966届)

母校的点点滴滴，那已经逝去几十年的岁月，无论何时，想起来总是温馨的。

今天（2007年1月14日）下午，到金陵中学参加校友会理事会，商量明年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的校庆事宜。现任的丁校长向大家通报了学校的设想，准备了10项活动，包括校庆日、校庆周、出画册、征集老照片、出金陵中学校友科技人物文集、开展“百年老校，少年精神”课题研究等。120年的老校，在中国也不多见，的确值得隆重庆贺一下。

金陵中学（我在校时叫南京十中）对于我一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我人生最关键的8年（12岁到20岁），就是在金陵中学度过的。学校里宽松的环境，浓郁的求学氛围，深厚的人文传统，打下了我终身学习的底子与精神的底子。对于一个没有机会上正规大学的人来说，这个底子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我在金陵中学住校6年（初中1年，高中3年，“文革”2年），学校已经成了我的家。口字楼、钟楼、图书馆、体育馆、小礼堂，学校里的一草一木，朝夕相处，点点滴滴，都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的母校情结，恐怕比别的同学要更深一些。

图书馆是长方形的两层楼建筑，踏上六级台阶，就是一个门楼。门楼的圆柱是西式的。东西两面，每层各有五扇窗户，南北两面，每层各有四扇窗户。每扇窗户都又高又大，几乎与楼层相等。所以，屋内光线充足，用来做图书馆，是极相宜的。馆内藏书4万多册，这在当时的南京中学里是数一数二的。我自小就爱看书，有幸进入金陵中学，有这样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犹如进入了书的海洋，真是如鱼得水，如渴得泉。图书馆自然成了我的精神乐园。我读书很杂，古典文学、小说、散文、历史，无不涉猎。我的知识根底，主要就是在这8年中打下的。

口字楼在图书馆西侧、西课楼东侧，是一座方方正正的三层楼建筑，中间是一个方格形的天井，从上往下看，就是一个口字，所以就叫口字楼。四个角各有楼梯上下，楼梯都是木质的。一楼做食堂、浴室，二楼、三楼做住校生的宿舍。家远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住校的。我住得不算远，因为家里住得挤，初三开始，我就申请住校了，一天三顿吃食堂。学校实行包伙制，伙食费每天三毛钱，早上稀饭、油条、馒头、小菜，中午和晚上都是一荤两素，米饭。饭菜都是定量的，我们正是发育阶段，基本上不够吃。家里每月给九块钱生活费，其他就不管了。只要手上有钱，晚自习后，我们就会悄悄溜出去，去买碗阳春面吃。炝大饼也成了我们的最爱，那香味，至今记忆犹新。金陵中学有重视体育的传统，那时候，有体育馆的中学是凤毛麟角，我们的体育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其他学校学生们羡慕的对象。我们的田径和足球，在全市和全省都是有名的。我们住校生都有晨练的习惯，天蒙蒙亮，就起来跑步、锻炼。这也炼成了我健壮的体格，使我受益不浅。

钟楼是金陵中学的标志性建筑，坐北朝南，主楼也是方方正正的三层楼，正面的中间，凸出两层方形建筑，犹如炮楼一般，顶层楼顶是尖的，里面安了一个大钟。一座典型的西式建筑。当年的校长室、教务处、班主任办公室，都设在钟楼，是金陵中学的灵魂所在地。如今则成了校史纪念馆，成了校友们回来必到的地方。

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的金陵中学，只留下钟楼、图书馆、大礼堂没有拆，基本上保留原貌，其余都已经拆掉重建，找不到原来的模样了。最可惜的是口字楼，那样一个独特的建筑，与我相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如今也消失了，令人扼腕叹息。在学校里转了一圈，那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点也引不起我的兴趣，只能增加我思念故物的悲伤。仅存的图书馆和钟楼，就让我们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温馨了。

母校留给我们的物质上的遗存是不多了，然而，她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却是那样的丰富，而且永远不会磨灭。

中学时代，是一个人世界观形成和学问打基础的时期，能够遇上良师，是一个人的福分。当年教我们的老师，在南京的中学教育界，都是一流的精英。语文老师宋家淇，代数老师向培豪，几何老师周学祁，化学老师张学华，体育老师纪珣，都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均为一时之选。这些老师学养深厚，知识渊博，诲人不倦，教学深入浅出，他们在课堂上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还能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宋家淇老师，他是南京中学语文界的老前辈，学科带头人，写得一手好字，板书也漂亮至极。古文讲到投入时，摇头晃脑，既吟且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发现学生写了好作文，他就当场朗读，细加点评，大加赞赏。我的作文，曾经被他在课堂上读过几次，这大大增强了我对作文的兴趣和自信。我现在如果说还能写点东西的话，和宋家淇老师当年的赞赏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学校教育的核心，不应该是掌握知识，而应该是学会做人。应该以“立人”为本。钱理群教授在《钟楼嵯峨》一书的序言中说：“以立人为本，是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在我看来，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精神的一个基本点。说起来这都是常识，却是人文教育的基础，一代又一代的人，正是仰赖这样的常识，对抗专制主义的压迫，抵御拜金主义的侵蚀的。今天，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集中到一点，仍然是对人的生命与权利，人的独立、自由与创造的挑战，立人仍然是当下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建设的基本任务。”

在这一点上，母校施予我们的阳光雨露，是我今生今世都难以忘怀的。

我骄傲的体育名校

陈金林(1966届)

金陵中学是传统的体育名校，众所周知；但她给每一位毕业生一生在体育方面甚至在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之大、带来的终身受益，就“众所难知”了！

（一）

我这个人，个子不高，身体素质也一般；学习成绩不差，体育成绩却平平。从小爱动、喜好体育，无论什么运动，都想参加、都爱看。足球、篮球、乒乓球、田径、游泳，只要有赛事，不管是什么级别的，都会去凑个热闹，探个究竟。

1963年，我报考南京十中，并不完全是冲她教学质量高、考名牌大学概率高去的，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冲她那赫赫有名的“全国体育红旗学校”的名声去报考的。我因进了金中，而派生、衍生出了体育情结和一生对体育的浓厚兴趣。

一个人的大脑充其量只能记住你所接触和经历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绝对是你经常用到和你最感兴趣的东西。我在十中念书时，一向重理不重文，现在想起来，真愧对了我们班当时南京最好的中学语文老师宋家淇，尤对宋老师最擅长的古文、古诗词，更不感兴趣！但我对数理化方面的知识，记忆深刻。因为我心里，一直奉行当年的一句“流行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直到现在，我都能熟练背出中学学的三角函数公式、物理运动学公式和化学元素周期表，甚至是后来学的高等数学微积分公式。但是，我记性最好的还得数我最喜爱的旅游和体育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体育。

记得在十中上学时，我就知晓篮排足国家队几乎所有主力的名字，能记得当时田径的全部（男女）世界及中国国家纪录，甚而江苏省、南京市和十中的纪录。即使是我国未曾参加，但内部报道过的1964年18届东京奥运会的田径成绩，我都能如数家珍。离开学校后，1996年一次在公园路体育场，我和南京体育界许多教练、运动员朋友闲聊体育，他们在听到我对世界田径运动的发展和历史的了解，包括自1896年以来，第一届直到当年奥运会举办的时间、地点和花絮等如数家珍时，就一个劲地夸我：金中的老三届太厉害，一个不从事体育的人，竟然对体育如此熟悉和喜爱，我看你干脆别在中石化上班了，就到体育界来干吧！

我曾有三次与马俊仁交往，边看他训练边交换了许多对当时世界田径运动的展望与看法。马俊仁看我对田径运动的熟悉程度，一直以为我是业内的专业人士，后来听说我只是一名田径爱好者时，则流露出非常惊讶的神情，尤其在我对“马家军”主要成员的成绩、特点一一做出点评时，他更是惊得目瞪口呆，一连说了几个：“你投胎投错了，你就应该来搞体育！”我和马导熟悉后，他曾几次问我，插队前是南京哪所中学毕业的？当我告诉他是南京金陵中学毕业，并简单介绍了金中的历史后，一个当红的世界名教头老马震惊了，完全被一所他称为“神奇”的普通中学所钦羡与折服！他哪听说过一所城市的普通中学，在1949年前就会有室内体育馆、标准田径场这么好的体育设施，并取得中学体育界如此“辉煌”的成绩！

(二）

十中三年的学习生活，给我一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尤其给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还数金中的体育，以至于它竟影响了我一生。无论我是处于青年、壮年还是现在的老年阶段，都一直对体育运动矢志不渝、痴心不改、热度不减、激情依然，甚至到了别人难以理喻的境地：读书、看报、聊天、上网、听新闻、看电视，首选内容，都一定是体育！我曾经对人说过，如果生活中，一旦删去了体育这一版块，我就活不下去了！在农村插队任民办教师期间，我为了看两场普通篮球赛，竟从苏北骑自行车往返六七百里，回南京来看球（五台山万人体馆建成之际，举办的一次普通的全国篮球锦标赛），常常被人诟病为傻子！

1963年当我跨入十中大门，被校园里热火朝天的运动场面和体育氛围极度震撼感染时，我欣喜，宽慰，折服了，认定这就是我最想就读的好学校！

至今我都清楚记得，1963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入十中的那一幕幕场景。那一年，报考十中的人很多，仅外校报考十中的人，就不下一千三四百，而全部录取数，仅为180人！我们这些从外校考进来的考生一共才30人左右！看着这30名从“千军万马”中冲出来的幸运儿，既让我有范进中举般的兴奋，也让我有一丝情感上的失落。兴奋的是，我有幸成为百分之几中的一员；失落的是，这一班“举人”中，好像一个体育好的都没有，一个个不是戴着眼镜，就是一袭书呆子相，一个身高体壮的人都没看到，包括我自己。中考时我在考场上看到的南京中学生男子篮球初中部冠军队的几个熟识队员，竟然一个都没有“挤”进来！我们这些由外校考进来的学生，加上由十中初中考进来的七八个人，组成的一个班，与全部由十中考入的学生组成的三个班相比，总觉活泼不够、生气不足，体育成绩也是年级最差的。瞬间，我“皇榜高中”的喜悦，像被冷水浇了一样，弄了个透心凉！

直到后来，听了教导主任章明华老师给我们做的一番动员报告后，我的心情才稍微“熨”平了些。章主任是这样讲的（大意）：你们这一届，是我们学校1949年以来招收的学习成绩最好的一届，你们跨进了十中的大门，就等于跨进了大学的头道门，十中将靠你们来打翻身仗，甩掉“千年老二”的帽子！三年后，也要靠你们去夺取全市高考的第一名！几十年过去了，这句话都让我永久铭记，也成了我们高中三年学习的巨大动力。一番动员和激励，自然“煽”得我们人人心旌曳荡、兴奋不已。然而，当时我理解的另一层意思也很明确：十中要摒弃原先注重体育特长的办学理念，要狠抓教学质量了！也难免使我最初对十中期望值最高的体育情愫添了些许失望和遗憾。

当新学期开始，我们正式融入了十中这个超级大家庭后，我还是真正感受到了十中体育的无尽魅力。

首先，十中有着得天独厚、无可比拟的“超级硬件”：一个准标准的体育场，一个得天独厚的室内体育馆（当时很多大学都没有室内体育馆！），若干个篮球场，外加一个小一点的足球场。还有着一般学校望尘莫及的“软件系统”：一班资深望重的体育老师（都是南京最好的体育老师），一大批生龙活虎、热爱体育、运动天赋拔尖的莘莘学子，更重要的是学校由来已久、蜚声在外的传统体育校风与氛围。

只要你从西课堂或钟楼或口字楼，稍稍一拐，与大操场刚刚“亲密接触”，扑面而来的一定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红砖体育馆，看到的一定是一幅毕现“全民体育健身”的“清明上河图”，感受到的也一定是充满青春活力和那撩人心弦的“十中体育风貌”！20世纪60年代的十中，华侨多、知识分子子女多、干部子女多，学习风气浓，校风淳朴，体育氛围特别好。放学或是下课后，操场、跑道、沙坑、球场甚至单、双杠旁，都充满着锻炼的人群，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打球的、赛跑的、跳远跳高的、做操的、练习射击的、举杠铃的，甚至还有干趴在地上做俯卧撑的。如果某天，篮球场或足球场上有一场比赛，那更是人头攒动，欢呼声似海呼山啸。到了一年春秋两季的校运会，整个校园就像庆祝盛大的节日一样，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流窜动，“加油”声、欢呼声不断，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好一派“体育大国”才具有的“旷世盛景”！我相信，任何一个十中人，每当回忆起学校校运会的那种盛况，都会情不自禁、激动万分，更何况像我这类特别好动、对体育又特别钟爱的“狂热分子”。

每一次校庆，每一次同学聚会，只要我回到母校，我首先必做的，就是跑到大操场上去，看看那里的变化，回忆回忆当年记忆深刻的场景，感受感受十中那任岁月、风沙打磨都亘古不变的优良校风和脍炙人口的体育道德风范。有人曾问我：你怎么对十中的体育有那么深的感情，有如此刻骨铭心的依恋呢？我对他说，对十中体育的依恋，实际上是对自己“逝去”青春的依恋，是对自己在十中美好学习生活的依恋，是对十中体育那永不言败、挥人上进精神的依恋。

（三）

20世纪50年代的十中体育，在南京，在江苏，乃至在全国，早已是“蜚声海内外”、众所周知了。十中的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哪一支队伍拉出来，绝对都是响当当的。号称“运动之母”的田径队，则更是“傲视群雄”、“誉满天下”！所有球队，只要是参加市里、省里的各级比赛，即使拿不到冠军，也一定是名列前茅。尤其是篮球队、乒乓球队，长期“独霸”南京中学联赛多年，一直是所向披靡、孤独求败。足球队、排球队，亦一直为南京中学界之翘楚，有一段时间，竟因为在中学系统实在找不到对手，只好去找南大、南工一些大学的球队或部队球队来进行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十中的篮球，它虽然没冒出过国家级选手，但也曾培养出像孟光国（江苏体育频道篮球嘉宾）、“小白皮”曹兴康（南汽篮球队的灵魂后卫，曾补过李春祥之缺，打过几年江苏队）等篮球界知名人士，为江苏、南京部队等专业队输送过新鲜血液。

到了我们上一届，十中篮球依然承袭着老十中的光荣传统，牢牢占据着南京中学生联赛的超级霸主地位。涌现出一批用时髦的话来说，是“场上灵魂”、“球队核心”、“队中老大”、“MVP”的偶像级“球星”。如梁启骞、张荣宗、杜建豪、刘胜虎、裴元自等。在“梁启骞、张荣宗时代”，有一场令我至今都念念不忘的经典比赛，让我一直记忆犹新，恍若眼前。那是1964年的秋天，我们十中和南京五中争夺冠亚军的那场球。比赛结束，我们竟赢了对方29分！难怪五中几个市少年队的队员，被打得直摇头，连连“哀叹”：“这场球简直没办法打！”而随同五中校队来助威的啦啦队，更是对十中篮球的实力赞不绝口：“你们十中太厉害了，市少年队来也打不过你们！”冠亚军之间的一场球，竟有近三十分差距！也如实反映了当年我们十中的篮球水平和南京市其他中学的巨大落差。

到了我们这几届，虽然十中篮球仍在南京市名列前茅，也培养出了张梦橘、刘宗惠（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团体第三名成员）、姜文元、汤赤羿等一批“新生代”球员，但与其他学校相比，差距已没有那么巨大了。校际的比赛，已互有胜负。

十中的体育，除了球类和其他一些项目外，其实最应该大书特书的，当属“运动之母”——十中的田径运动。

无论是奥运会，还是评价一个国家的整体运动水平，业内外都有这么一种说法：得田径者得天下！同样，在中学体育领域里，能名扬全国，并占得“一小席天下”的，也是我们十中的田径！十中，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京唯一享有“全国体育运动红旗学校”称号的中学，而评选、确定“全国体育运动红旗学校”的标准我认为基本就以田径来评定。因为，全国有千千万万所中学，还有那么多的体育项目，有些项目不在一起比，是很难分出输赢和高下的，例如体操和球类等。而田径运动就完全不同了，它的各项成绩皆可以通过仪器、仪表等测量手段来记录和体现，能真正做到以数据来评判和衡量运动水平的高低。而且其可操作性也最强，只要每个学校，把运动员每年在各级运动会上或比赛中的成绩和运动员达标人数报上去，由国家统一组织一个评判委员会来评比就行了。所以，当年国家教委评选和确定“全国体育运动红旗学校”时，主要依据的就是呈报上去的田径成绩。这种无须现场较量，无须通过拼搏竞技，就能进行的体育比赛，称之为通讯比赛。我们十中，多年蝉联南京市“全国体育运动红旗学校”的称号，就是通过“全国田径通讯比赛”而获得的。

谈到十中的田径，就不得不谈谈十中“撼山易，撼校纪录难”的问题！自我考进十中的几年里，几乎就没见过什么校纪录被破过（主要指男子项目）。因为当时十中的校纪录，真是太高了。其中很多校纪录就是当时的市纪录。据我记忆，很多校纪录在我毕业前也一直未被改写。只有跨栏和跳远的纪录，总算由1964届的戴兆坤和我们1966届的严宁生让它们“作了古”！

十中的女子运动，向来较弱，一直被男子的光芒遮掩着，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直到储静子、张克南等一批运动天赋禀异的女孩子考进十中，情况才有所好转。许多低水准的校纪录，也开始一个个被刷新和改写了。尤其要提的是储静子，她的多项纪录，即是南京市的市纪录。她的跳远成绩，都能参加成人的全运会。田径强其他就强，从此，十中女子的各项体育运动，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十中的田径运动既“辉煌”又充满着希望。虽然有一些由“前辈”创下的纪录，后人一时难以超越，但只要十中人一旦出现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那照样是掠金夺银、威风八面。你只要坐在体育场跑道的终点处，无论是多少距离的决赛，映入眼帘的、像一阵风跑在最前面率先撞线的，往往都是佩戴着“十中”号码布的十中健儿；就算你不是体育运动的忠实观众，散坐在体育场的边缘旮旯，闪进你耳膜的也常常是“刚刚进行的××决赛，第一名是十中的×××！”的声音。1965年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我们十中的田径总分为罕见的159分，而排在第二的二中，田径总分仅为的37分。可见，那时十中的田径，真可谓是南京中学中的“大哥大”啊！看到这些场景，听到这些声音，想不激动、不亢奋都很难啊！

梳理我近七十载的日月轮回，提炼几十年来自己最幸福最愉快的时光，猛然发现，还是青春年少自己在十中的读书生涯，最为幸福，最值得留恋。那个年代的我们，绝不像现在的孩子，整个像一架考试机器，是一堆书本的奴隶，是生产线上一个个专攻怪题难题的操作工。那时的我们，充满幻想，胸怀抱负，即使在面临即将高考的严峻时刻，都没有忘记以轻松愉快的状态，去面对一切：照样参加文艺活动，照常进行体育锻炼，课堂学习、课外读书、积极备考、打球跑步，一样都不落！

我怀念十中，怀念十中体育的曾经辉煌，怀念那些在十中的体育场和球场上曾经和我一起锻炼、玩耍过的老同学与老伙伴。“谈古论今”的最后，谨祝十中的老校友们，在自己的晚年生活里，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我们的篮球梦

刘宗惠(1966届)

2011年5月3日晚约10点左右，突接同学马清江电话告知，小宝于当日凌晨因急性心肌梗死去世。我大吃一惊，大脑瞬间出现短暂的空白，接着浮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往事，久久不能入睡。

小宝，同学都这么叫他，也许是小名。他大名叫张梦橘，后改名叫张雷。1960年入学十中，他在初一（5）班，我在初一（6）班。我和他是篮球场上的对手、朋友，他母亲与我家母是汇文女中的同班同学，所以我们又可称为世交。

（5）班与（6）班在球场上是对头，两班交手（5）班总是输多赢少，小宝一直耿耿于怀，很不服气。究其原因，（5）班只有小宝、许德安、原所华三人比较出类，其他人已无印象。高一时，他分在（2）班，我在（4）班。一天，他站在（4）班门口用稍有斜视的眼光不知望着谁挑衅似的大声说话：你们班别指望再赢我们班了，这些人都是书呆子！为此我一直闹情绪，要调班，始终没有成功。

也是高一，我和小宝被学校推荐到中山东路业余体校进行篮球训练。已记不清一周几次了，只记得每次训练完后，凭票到烧饼店领一块二两重、上面只有几颗芝麻的侉烧饼，我俩就很心满意足了。几经考核，我俩终被录取为正式队员。为了迎接1964年夏天在呼和浩特举行的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这年的春天，我们搬进了体校进行大松博文式大运动量训练，吃住全在里面，有时运动量达到极限，累得躺在地板上吐白沫，背心一拧直滴水，球鞋脱下也能倒出水，还常被教练训斥。现在想想都苦不堪言。

好在苦尽甘来，7月中旬，我和小宝与一群少男少女踏上北去的列车，参加有北京、上海、西安、天津、长春、呼和浩特、南京等11个省会城市参加的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开始了呼和浩特的征尘。途经北京，故宫的门票只有五分钱，昆明湖荡舟一小时二角钱，玩得极为尽兴。

呼和浩特在内蒙古，我和小宝很快就可以用半生半熟的当地话话与当地人交流。到了呼和浩特什么都新鲜，我们上街乱吃乱喝，很快就有人拉肚子，其结果是不许上街，除了比赛，训练，吃饭，一律待在宿舍里。我们就打扑克争上游。有人嘴馋，不知从哪里搞来含片，大家分吃。有个女队员错把泻药当含片，结果一天拉数次，拉得像瘟鸡一样走路头都低着。我们还在寝室里学红军在大渡河上跳舞，我是主跳，一边跳，一边唱，周围人一边起哄，一边敲击各种器具，发出各种声响，热闹非凡。南京队是最能寻欢作乐的球队，以至于其他代表队队员也跑过来玩。天津队有一双胞胎姐妹经常跑到我们男队寝室来打牌，顶枕头，顶被子，脸上贴纸条也开心。

头一场比赛对长春，我们输3分。可能跟前几天玩得高兴过头有关，也与我们对东北人轻敌有关，总之在总结会上少不了要挨骂。有个控球后卫有一个坏毛病，一遇到女篮观战，动作就会变形，自然是挨骂最多的。他挨骂时，我和小宝，还有其他人都偷着笑。

我们这些运动员是属蜡烛的，不骂打不起精神，骂过后很快就忘了。不过，以后的比赛一是重视，二是玩命。谁不想努力表现表现？以后的比赛，除了输给北京4分、上海5分外，我们在这次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上获得男队第四名、女队第二名。

大会请国家男篮观摩表演，并逐一到各代表队驻地慰问，我们非常激动和深受感动。大会最后一次盛会是八道菜的大餐，对于我们这些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饿死鬼来说，一直撑得扶着桌子都站不起来，还不敢大笑，更不敢哄。男队员如此，女队员也是如此。好不容易挨到寝室，倒头睡到床上，那时我们感觉到吃饱了睡在床上哼哼，是多么舒服的享受。

赛后，我们还在人民公园荡舟，参观历史博物馆，游览王昭君墓，翻越大青山，纵深400里到内蒙古草原，看到了绿绿的草原、蓝蓝的天空、白白的羊群。天地之间很低，但很遥远。总之，在呼和浩特那些日日夜夜里，在那些少男少女的大脑皮层缺乏控制力的时期，大会组织者举办这样的大型赛事确实不易。至今，我仍然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将近1个月的大赛终于结束了。回到南京以后，小宝退出了少年队，我在1965年秋因患上肺结核也退出了少年队，一年后病愈归队一直打到青年队，但体力大不如前。

1971年，我们各自在下乡插队的泗洪、淮安为县队服务。一些原因，我离开了县队。随之拉了一个多月痢疾，结核病又复发了，我的篮球梦终于破碎了，无影无踪，像一个破草帽一样飘落在苏北灰蒙蒙的土地上。就在那人生最低谷时，我却鬼使神差对社科类书籍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如饥似渴，从此，完成了人生的一次不可逆的蜕变。以后病退回南京，进了大集体工厂，当了名印刷工人，两年学徒达四级工水平。在工厂、在医院，几乎没人知道我的篮球历史，只知道我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初二时是年级第二名）。感谢改革开放，我上了大学，当了名牙科医生；感谢改革开放，父母彻底平反；感谢改革开放，我加入了致公党，当了十年人大代表；感谢改革开放，我终于不再做篮球梦了，不管是好梦还是噩梦。

小宝的篮球梦在淮安延续着，一帆风顺，没有中断，以后进了邮局，成了中层骨干。2009年在母校体育馆见面时我告诉他，2004年在南京的当年参加全国比赛的男女队员庆祝呼和浩特40年，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他时，他深感遗憾。我还告诉他我们的教练因病去世，他深表惋惜。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后互相告别，谁知却是永别。

在17岁那一年，我和小宝是同学，是队友，是挚友，是世交，更是兄弟，我们情同手足，一起上学，一起训练，一起比赛，一起吃喝，一起起哄，甚至一起补考。我们曾长时间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在蓝色的思维中，编织着我们的篮球梦。那时，篮球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爱。如今，小宝走了，篮球梦也随小宝飘走，飘向我们曾仰望的蓝色苍穹，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和悲哀的思恋。此时，我想起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感觉是为我们而唱：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小宝！永远活在我的心间！

想起老师

杨世平(1966届)

由同届校友彭泽民（笔名甜业)改编的合唱《老师我总是想起你》，是我们老三届合唱团120周年校庆献演歌曲之一。一遍遍地练唱将我的思绪拉回到少年求学时代。

我在十中先后有两位语文老师，均对我有深刻影响。高中语文老师是后来英年早逝的十中校长杨祖恒，当年他那极具个性的大背发型，抑扬顿挫的念白，狂放的字体，出色的讲课使我们折服。但杨祖恒老师的强项其实是政治，当班主任的他迎合时代潮流，在我们班强力推进毁誉参半的革命化措施，他也因此成为年轻教师中的佼佼者。

杨先圆老师，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我语文学习的真正启蒙者，则更显长久的醇香。在那个亿万蓝蚂蚁时代，杨老师衣着高雅悦目。她字迹清秀有力，语言干净利索。她像一阵轻风走进教室，在讲台上站定，课堂就立刻会安静下来。不像那可怜的生物老师，无论怎样叫喊，也无法阻止同学们在下面的热烈交谈。

除两位杨老师之外，柳铮铮老师也教过我们班很短时间的语文课。柳老师是绝对男生杀手。她极具亲和力，举止优雅得体，令无数学生为之倾倒，其曲折人生更彰显了柳老师的高尚人格。

岳燕宁老师，后来也是金中校长，这次也到老三届合唱团放声助威，他的国画功力十分了得。岳校长是物理老师，我听过他的物理课，清晰的逻辑思维，通俗易懂的讲解，着实让人叹服。多少年过去了，名师依旧伟大，但我们终未成为高徒。

值此120周年校庆之际，我再一次记起了少年求学的点点滴滴，脑海也浮现出老师慈祥和赞许的目光。

一位淡泊名利的老师

徐熙虎（1966届)

1963年秋，十三岁的我们高兴而骄傲地踏进了南京十中的大门。而后整整三年，我们在母校受到了高质量的教育。

尤其令我们难忘的是在这三年中和我们朝夕相处的班主任老师杨先圆。杨老师教书育人，她教会我们诚实做人，认真做事；为我们语文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她呕心沥血，倾心投入在教学中，传授的知识让我们一辈子受益匪浅。

可惜短暂的三年初中尚未毕业，却“迎来”了一场政治风波。此后，我们中大多数人再也没有机会继续学习和深造，高中学习的断档令人遗憾。即使后来恢复了高考，有人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或者上了电大、夜大，如果没有扎实的初中基础，继续学习也是难以实现的。

我们在十中三年的学习期间，杨老师是当年初中部语文教研组组长，她在备课、教学、批改作业等方面处处以身作则，起着教学示范作用，许多师范大学新分来的年轻教师在教学上拜她为师。记得那时我们班上语文课的时候，经常要转移到小礼堂去上课，因为听课的人太多，教室里根本坐不下那么多听课的老师，当时学校还用很昂贵的胶带录音机对全堂课录音。

在教学过程中，杨老师力求使学生掌握好语文基础知识，她说，语文是语言交流的工具，只有基本功扎实了方能受益一辈子。她自己也是这样教的，在汉字的字、词、句训练上，力求发音准确、书写正确、立意明确。因此，要求学生汉语拼音必须熟练掌握，毛笔字要天天勤练，许多词句表达好的文章，杨老师都要求同学们能够背诵；绝不采用投机取巧，靠猜题押题走捷径的手段为学生取得高分，给自己争面子，她认为这样做是误人子弟。每当上新课，她采取请同学们轮流朗读课文的方式来熟悉和理解课文，并请同学们自己进行课文分析，让每一个人都开动脑筋，参加讨论进入角色。这种读、讲、写的方法加强了语文基础训练，这样的教学比那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方式效率高多了。

语文教学比起其他科目的教学要辛苦，光从批改作业来讲，每周有周记，两个星期有一篇作文，新课教学还有课堂作业等。每次同学们拿到杨老师辛勤批改的作文本，不是先看有多少分，而是看最后的评语。文章好在什么地方，哪些方面有欠缺，今后如何努力等，文章中的错别字、病句也一一给以指正，好的句子给打上圈圈。看了杨老师认真批改的文字和评语，着实给你指出了今后的学习方向。杨老师为此付出了多少辛劳和心血啊！

1977年恢复了高考后，资深的老教师们都很吃香，杨老师也不例外。曾有人叫她到校外上上辅导课，好弄点外快，她谢绝了。叫她参加语文升学辅导教材的编写，既留名又得利，她也谢绝了。杨老师认为：把精力放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上，好好教书是一个人民教师的本质，不能只顾名利而误人子弟。

杨老师退休工资不高，对于待遇杨老师看得很平淡，她说：“钱够用就行了。”杨老师在生活上对自己很节俭，在饮食、穿着等诸方面她从来不乱花冤枉钱。可是，杨老师对社会公益慈善方面却慷慨解囊。自从20世纪80年代退休至今，她和老伴、女儿已经资助了十几个失学孤儿，让他们得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2007年11月19日《金陵晚报》有照片和报道）。对待自己的学生，杨老师像慈母一样伸出温暖的双手。我班同学王永燮从小体弱多病，父母早逝，多少年来杨老师经常到他家去看望，嘘寒问暖，使王同学深受感动。但是杨老师从不计较，对过去了的一切坦然笑之，反而安慰那些曾对她无礼的同学说：“那时你们年少不懂事，被人利用了，不能怪你们。”多么坦荡开阔的胸怀！

人生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和幸福莫过于能遇到恩师，在你急待吮吸知识营养的时候，她能引导和启发你；在你步入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她能指导和点拨你，让你有了力量和方向。俗话说：一日为师，终生为母（父）。杨先圆老师就是我们尚在懵懂不谙事理的少年时代，给我们灌输知识、对我们进行教育，循循善诱的老师妈妈。

忆同窗李亮

章虞(1966届)

故事还要从1963年的秋天说起……

南京十中的西课堂，下午，秋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初一(4）班的教室里。学生们正在上语文课。杨先圆老师到办公室取东西，同学们安静地坐在教室里等待着老师。就在老师离开的那几分钟内，突然一个小男孩跳上讲台，做了一个孙悟空亮相的动作，手搭上额，眨眼摇头。当同学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又迅速溜回座位，抢在了老师走进教室的前一步。

这个调皮的男孩就是我们班的李亮同学。几十年后，小调皮成为时时关爱着同学，也受到全班同学关爱的铮铮铁骨的汉子李亮。

小时候的李亮，爱说爱笑，而且常常是拍手大笑，比较“肆无忌惮”。课间休息，常看到他“刮！刮！”朝着同学弹口水，使同学避之不及。初一时，有一次，我在黑板上排扫地同学名单，没留意将魏蕴敏错写成“魏温敏”。当即听到李亮大声笑喊：“温儿敏！温儿敏！”在男女界线分明的当时，我觉得闯祸了，被吓得懊恼了许多天。从此以后，魏同学也有了新外号“温敏”。后来得知，男生许多人的外号都是李亮起的。几十年后，同学再相见，称呼起来，相互间反而有种特别的亲切感。

李亮特别有文才，写文章想象力丰富，总使人耳目一新。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阅读。他也很擅长写儿童诗歌。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劳动，挖地瓜，回来让大家写一篇挖地瓜的儿歌。李亮写得最出色，受到老师夸赞。记得好像有这样几句：“挖呀挖，挖地瓜……挖出瓜王四斤八！”

初三，我们即将毕业了，升入高中部是大家的心愿。可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结束了我们的学业。同学们各奔东西，插队劳动，谋求生存，耗费了我们二十年的青春年华。再聚首，已经到了1988年！

是李亮，他牢记了老师的教诲之恩、同窗的手足之情。他决定要找到当年的同班同学，一个也不能少！他和我班的马恒群、郝家庆等同学，积极地投入了寻找同班同学的工作中。在南京玄武湖，时隔二十年，我们和杨老师团聚到了一起！我们回忆起母校、老师和同学。

从此，初三(4)班五年一大聚，平时小聚，浓浓的同学情温暖了每一个同学的心。李亮，成了我们班聚会的中心。他把同学的事情，当作了他自己的事情。有的同学正值下岗，他四处奔走；有的同学身体欠佳，他送去关怀；有的同学经济困难，他慷慨相助……为同学，他不求回报，不要感谢。同学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同学过得好，他比谁都高兴。

1989年盛夏，李亮赴苏北，看望我们留在苏北的三个同学。端起酒杯，热泪满腮。他对我们三个人说，那场风暴后，都不知道以后还能出来看望同学否？后来，度过风暴，我们班依旧快乐地团聚着。杨老师夸赞我们班是“永远的初三(4)班”，我们都加倍珍惜这份同窗友谊。

不知道从何时起，李亮疏远了我班的人，为什么？一种难言的感觉涌上大家的心头。

2016年2月，严冬刚过，春寒料峭。李亮终于对少数同学道出了实情。原来，早在两年前，他已经患病，他不愿大家为他担心，也不愿将痛苦让老师和同学知道，要求为他保密。他拿出了自己平时积攒的十万元钱，要同学代为保管，作为我们初三(4）班的基金，用以资助需要帮助的同学。接受嘱托的同学，含泪答应了他。

接下来的一年，是艰难地和病魔搏斗的一年。李亮的顽强、乐观，感染了众多的同学、同事和朋友。病榻上，他文思如潮，笔耕不辍，用心血，写出了《一段时光》诗集。《梦回常熟》如泣如诉，歌咏大自然，醉了读者心。美妙的诗句，来自心中对生活的留恋，对世间万物的赞颂，对生命的渴望。一份丰美的精神财富，是李亮对所有热爱他的人们的馈赠！

2016年12月7日，李亮走了。那两天，初三(4)班群里，不分白天黑夜，信息频发，泪眼多多！远在海外的，国内外地的，居住南京的，每个同学都高度关心着我们的好同学李亮。李亮，活在同学们的心中！

2016年12月9日，是送别李亮的日子。省广电局的同事来了，杨先圆老师派女儿来了，金陵中学的学友们来了，南京液压件厂的友人们来了。其中有诸多一年来不辞劳累照顾他的人们。追悼会上，大家才彻底知道，李亮曾经在广电局工作期间多次获奖，成绩斐然。李亮家庭并不富裕，爱人身体欠佳，生活压力颇大。

李亮说过:一生苦短，生命易消。好在来过，心底留照。

郝家庆同学撰写的挽联写道:酒仙诗贤畅饮落笔蓝天遨游李白风范再现，豁达随性潮起潮落黄雀归远李亮真正活过。

李亮，活在同学们的心中！

金缕曲致南京十中恩师杨先圆老师

李亮（1966届)

弟子再叩首

想当年、苦口婆心，循循善诱。

青涩韶华谁引路，先圆恩师牵手。

每到此、双泪横流。

淑德文采舍其谁，

对学生情比子女厚。

做人先，铭心头。

悠悠家事何须留。

抬看眼、巾帼英雄，大家闺秀。

易水悲歌今已逝，

更见神采依旧。

曾记否、那时豆蔻。

功名利禄埋身后，

为斯情、再尽杯中酒。

言无尽，心醉透。

东课堂遐想

饶乐三（1967届)

走进十中学校大门的左边，就应该是东课堂了。但是今日的“东课堂”经过重建，并不完全在昔日东课堂的位置上，好像向南边移动了不少，它还叫东课堂吗？

今日的东课堂已经没有了那时的身影——斑驳的外墙在晨曦中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高高地矗立着，十分的巨大和厚重，好像满藏着等待我们去吸取的知识。

我的高中时期，基本上在那里度过。

回到母校，回忆母校，朝花夕拾，似乎是很浪漫和美好，但使劲想了一下，突然觉得自己的回忆竟然是连不起来的、断断续续的镜头，一闪一闪地，都是片段。镜头中我仿佛看见我和同学们，体现着当年的天真与懵懂，清纯和热血，幼稚甚而木骨，还有冲动和恐惧，这些断续的、甜蜜和苦涩的回忆，使得思想竟然模糊起来。今天的我们，不知道应该欢笑还是流泪，自豪还是悔恨，清醒还是仍然困惑……正像歌词里说的：“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一片片不连贯的思绪，慢慢模糊又清晰地展现……

——东课堂的一楼，化学实验室是我们实践世界奇妙变化的处女地，我们在生物实验室里残忍地解剖过青蛙，二楼的物理实验室更是让我们对现代科技如痴如醉。有人说过：现代科技，就是人们希望生活得更简单便利而产生的极其复杂的科学。

——我记得东课堂南边有个巨宽大的楼梯，几乎从三楼直通到底，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那时是除了中山陵以外最长最宽的楼梯了。课间操时，我们从这个楼梯上飞泻而下，奔向操场，每每感觉一种下楼的畅快，也不知道为什么。

——东课堂的四楼（阁楼）的门总是紧闭着，仿佛隐藏着无数神秘的乐趣（当时是许多课外活动的场所）。

——东课堂的三楼半，通向四楼的必经楼道，转角处有一个低矮的楼梯窗户，是我窥视世界荒诞遐想的入口，我和高中最要好的同学，常常在那儿诉说无稽之谈，他后来在大学时罹患精神分裂，此后悲惨一生，呜呼哀哉！现在才知道，就像真理和谬误仅一步之遥一样，奇思妙想或许就是狂妄怪诞。

——东课堂西侧从一楼至二楼，复杂到我现在回忆不出它的结构，好像宝塔内转着圈子的楼梯，绝不像现在的建筑，简单没有生气。

——踢完足球后，我懒散地躺在大操场的草地上，青草的香味沁人心肺，欣赏着一缕缕白云飘过东课堂和钟楼的顶，什么也不想，就这样呆呆地望着，直到黄昏，在微微黑暗中，踩着吱吱响的木楼梯去拿书包。

——化学老师流畅飞快地板书；生物老师面无表情地说“我们牛、我们猪……”；语文老师吟诵古诗，声情并茂，抑扬顿挫，把头尽量仰起，好像三味书屋中鲁迅笔下的私塾先生；英语老师，总觉得他像巴顿将军，像个军人……

——要大考了，万般无奈地应付考试，还是躲在东课堂的三楼半，枯燥无味地复习课文和公式。有一次，在边上偷听到一个同学很痛苦地在一遍遍的背诵：“如果老师问我们……我们应该这样回答……”先窃笑了半天，然后又认真地想：我不背“如果老师问我们”和“我们应该这样回答”，答题时会不会被老师扣分？

——“文化大革命”中，取消高考使我们欣喜若狂，不上用课了，渐渐远离了东课堂，远离了教室，全然不知道灾难即将降临；

——东课堂后来进去的机会越来越少，直到离开前，我们再也没有好好在里面上一堂课。

四十多年过去了，怀旧的心态是耳顺之年的必然，真希望东课堂还是老的样子，斑驳的外墙在晚霞中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高高地矗立着，十分的巨大和厚重，我们再坐在教室里，重新聆听老班不厌其烦地教诲。

东课堂、西课堂、口字楼、钟楼……“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了我的胸膛”。

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

张平生（1967届)

我所就读的高中是南京十中，在南京市中学里属于一流学校之一。如果说，学生时代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学阶段，把它们进行比较，真可谓各有千秋，不尽相同。对于我来说，高中时期的学习生活是精彩的。从学习知识层面分析，在原来小学和初中基础上，学习知识深度到知识广度，都有了质的飞跃，它影响着人的一生。

奠定文学道路的根基

高中科目的设置与初中大致相同，但是，从课本内容到教学方式上，有了明显的不同。语文课是重要科目，就从高中语文说起。高中语文有散文、杂文、小说、诗词及应用文等，大都选择知名作家的经典部分，文言文内容也增加了许多。语文基本常识以及阅读等，在提高语文素养、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求能力，以至终身学习和个性发展上奠定了基础。

课堂上，语文老师讲解课文，从作者介绍、文章背景，到解释字、词、句、段落，又讲中心思想，再引导深入阅读。高中语文老师善于分析课文，时代背景、作者介绍、作者思路、课文意境等方面是课本上没有的，他们给同学简明扼要地讲解，凸显了高深的学识，丰富了语文教学的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学生们的兴趣。老师试读时，声音时而抑扬顿挫，时而低沉激昂，读到文章精彩之处，则是神采飞扬，吟诵起古典诗词甚至豪放不羁。语文老师在说文解字时，深入浅出，又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用同义与反义字词比较，加深了学生对字、词、成语的记忆。在解释课文中心思想时，老师们精辟的论说，突出了文章的精华，拓展了学生的理解能力，从而引导了学生在写作时的思路。作文课上，老师们从命题的多样化，讲解到文体形式的要求。他们在作业本上，用红笔细致入微地批语；把同学优秀的作文，在课堂教学中做范文朗读，如此种种，给我们在写作方面打下了厚实的根基。语文课上规定的作文，和班主任老师规定写的周记，都是锻炼人写作能力的好方法。这些功课，培养了自己的写作习惯和写作能力，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学习和工作中，成为得心应手的特长与突出的能力。在这方面，我深感受益良多。

课内外的阅读，是同学们十分喜爱的事。老师们的指引和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增强了同学们求知欲望，大家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我对中国当代小说、散文、诗歌，古代散文、诗歌，外国小说、散文、诗歌都有涉猎。中外经典名著、中外传记作品，往往让人爱不释手，争相传阅。大部头的名著，我在高中阶段基本都读过，其中精彩段落都会摘抄在本子上，成为以后写作时的示范，或者作为引入文章中的经典。课外活动中，语文老师的讲座是同学们喜欢的活动，尤其是新书介绍。广泛地阅读，开拓了学生们的视野，夯实了学生们的语文基础。

高中语文的学习，使自己有了读书习惯，提高了文学欣赏修养，奠定了自己走文学道路的根基。

在高中学习中，深刻地体会到，没有较好的语文知识基础，学不好数学、物理、化学。试想，读不懂题目，如何解习题？读不懂抽象的概念、定律的含义，如何理解概念、定律？我暗自欣喜：从小喜爱文学，语文学习勤奋，它帮助我突破了高中学习的难关。我也深深地感激我的高中数学物理、化学老师们。在数学教学中，培养了我思维空间概念的建立；同时，培养了我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个人性格。随着语文知识学习的加深、数学思维空间概念的建立，开始感到理解记忆十分困难的物理继续学习起来也变得得心应手了。化学课中有不少老师的示范实验和我们学生自己在实验室动手的实验。化学实验课是我喜欢的，在实验室做完试验后，用烧杯放入酸或碱，滴下试剂观察颜色变化，再加入实验桌上的液体，反复弄着玩，观察变化。

体育课和丰富的体育活动

学校不仅有两个运动场和800米跑道，而且还有篮球场、排球场、室内体育馆。担任我们体育课的老师，不仅有院校毕业科班出身的，还有不少是有成绩优秀的专业运动员。学校的各项目运动队，在南京市中学生体育运动比赛方面，都有优良的突出成绩。

上体育课，除了队列训练、准备活动与传统的跑、跳、投、掷项目外，篮球、排球、乒乓球和足球教学中都有所涉及。其中排球吸引了大多数男女同学，我也喜欢上了它。班级上，有不少同学有体育训练方面的基础，尤其是排球，带领我们一块儿活动。班上同学经常分组比赛，或和其他班的同学比赛。我们班一些女同学球打得很好，也会在课后进行比赛，有时，会邀请我做她们的场外指导，纯粹是赶鸭子上架。

体育老师都身着运动衣、运动鞋，脖子上挂着哨子。上体育课时，老师要求很严格，运动时细心地守护着同学。每年的校运动会，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有一位年龄较大的体育老师，和蔼可亲的样子，让人难以忘怀。校运动会十分热闹，正式的开幕式，高大的运动员、裁判员队伍出场，各种运动项目开展。广播中，时时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突破了一项又一项的运动纪录；加上同学们热情欢呼的声浪，整个校园仿佛都沸腾起来，沉醉在节日般的欢乐之中。

平时在校园里，运动成绩突出的同学往往会受到同学们的关注。每天早晨和夜间，都有一名高年级的男同学，沿着大操场一圈一圈地跑。他是练长跑的，名字很好记，叫陈冠军。我们这一届有个同学的两个妹妹在初中，乒乓球打得很好，在市里比赛都有名次。只是她们喜欢穿一身黄军装，尤其是剪着男生头，只有看到她们穿着花色袜子，才知道她们是女生。

十中属市里一流中学。学校有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知名度，每年高考成绩排名，总是在市里名列前茅。体育运动方面同样出类拔萃。在这样的学校里，我养成了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

寄宿校生活的开始

报考高中学校时，由于我正值青春叛逆期，有一种远离家庭、独立生活的追求，我没有选择离家近的初中母校。希望因为家离学校路远，可以申请住校，过寄宿生的生活。

由于不符合寄宿生住校条件，我便暂时寄宿在大姐家里。吃饭是在学校食堂搭伙，一日三餐，每月共计九元钱，星期天不在食堂吃饭，可以退三角钱。从小学开始，是在街道食堂吃饭，初中又在学校食堂用餐，我已经习惯了在食堂吃饭。高中食堂采取八人一桌，四方桌每边各两人，无凳子，人齐开饭；中午和晚餐规格：米饭是两盆，饭盆中间画上十字，各人取一角；菜是另外几盆，各取所需；菜汤，用大木桶放置食堂一角，自行盛取。早餐供应稀饭、馒头、咸菜。同学们用餐都是自备碗筷。进入高中以后，没有初中时饥饿和吃不饱的感觉了。隐隐约约记得，一次食堂里贴了一张大字报，是批评食堂伙食的，记得以“稀饭”为题，其中有“一吸三条沟，一吹浪打头”的句子；以“菜汤”为题，其中有“此汤赛过洪湖水”的句子，蛮有意思的。

后来，我终于住校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年高中，在校待了四年，后来因为“上山下乡”才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住校的生活。

学校的宿舍是一个四方口字形的楼房，名副其实的“口字楼”。它四邻有校长室的钟楼、大操场和西课楼，还有名称“八家村”的两排平房教室，以及图书馆。我们的教室在邻近学校大门的东课楼里。口字楼底楼是食堂，二三楼是宿舍，呈内廊式，走廊两边是宿舍。宿舍内，床铺是高低两层的铁架子床，床铺面是钢丝或钢条构成，可住八名同学，都是按班级安排的。我在高中实现了寄宿住校的生活，从此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离开了自己的家。

可敬的老师们

金陵中学从学校始建起，首任校长到历任校长，都是学识渊博的教育家或教育名流。我高中时期的校长姓李，后来方知道，是李治中校长。他中等身材，戴着黑边眼镜，一副学者模样。他讲话慢条斯理，推崇凯洛夫教育学，又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甚至提出：把学校办成清华大学的预备学校。

各科教师都是教育界出类拔萃的人物，有些曾在高等学校任过教。高中任课老师大都是资历颇高、学问颇深的教师，同时，既是严格的老师，又是和蔼可亲的长者。十分受人尊敬的语文老师，讲起课来，纵横捭阖、神采飞扬；他们深厚的中文知识，让学生汲取了功底厚重的文学营养。曾经是苏军翻译的俄语老师，大皮靴叩地板的声响，让同学们知道什么是严厉。不修边幅的数学老师，经常会从衣服口袋摸出粉笔，板书时却发现是支香烟，风趣自嘲地再放入上衣口袋，换出粉笔来。几何老师不用圆规随手能画出个圆形，讲起立体几何时的简单描述，似乎让同学们看到立体模型实景来了。同学们特别尊重的物理老师，讲课条理清晰，对同学慈祥仁厚。戴着无框眼镜的化学老师，一脸严肃讲课的样子，仿佛让人想起试验时的计量，必须分毫无误。历史老师讲解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生动的历史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特别喜爱历史课。政治老师讲哲学原理、讲时事分析，如数家珍一般；面对理论联系实际社会现象，只会环顾左右而言他。穿一身运动衣的体育老师，是一位宽厚的长者，领着我们一块跑、跳、投、掷，一球一球传来，教会我们打排球。教务处、总务处的老师们，不显山不露水地安排好我们的校园生活。

老师们是可敬的，师恩难忘。然而，一场政治风波，同学们对校长和老师们失去了应有的尊重。深深地忏悔，应该是久久地存在年轻的学生们心中。

可爱的同学们

学校高中分三个年级，每个年级的班级按阿拉伯数字排列，我所在班级序列号是3。每班同学50名左右，男、女学生混合，也许是学校对面有女中的原因，班上女同学明显比男同学少。在市内，学校属升学率高的一流中学，加上又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学生，学生的整体素养比较好。

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由本校初中升高中的学生占有不少比率。因为自己的身高，按高矮个子排列，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课桌椅是单人的，前排椅子连着后排课桌，间隔一段时间，纵列横向平移，以保护学生视力。

坐在我前排的是一个女同学，据说是学校对面的女中考入本校的，会舞蹈，她经常活动身体，以致牵连我的课桌晃动。班上有一同学，被大家用俄语称为“大头”，他是学习优秀，但不善言辞的人，其父是南京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利用寒、暑假期已学习完了高中课程，上课时回答问题毫不费力，其主要精力在外语学习上，而体育和唱歌则是他的弱项。后来，他学有成就，可惜英年早逝。有一同学，很有意思，他的周记被班主任宣读，一篇周记上仅写着：“天是昏沉沉的，地是昏沉沉的，我的头也是昏沉沉的。”他排球打得蛮好。班上几位部队子弟，学习都很好，体育往往是他们的强项：有打乒乓球的，有打排球的，有打篮球的，还有会拳击的。会拳击的同学，是从哈尔滨转来的，他带来两副拳击手套，让我们戴上试试，我常常跳动几下，已是筋疲力尽了。我因为是班委，与班干部接触较多，和班长成为好朋友。在班上我和最要好的同学都喜爱文学，一起写过影评，我们一起大串联，一度由于观点分歧分开。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环保专家。同学中大都有自己的爱好，有的人看到街道上的汽车，能分辨出是什么名称、型号和性能；有的人能讲出各种军事装备，飞机、坦克、舰艇等的特点；有的人能讲出许多牙膏的品牌名称……同学们朴实，和蔼可亲。我与班上女同学接触不多。一个女同学，是校团委干部，个子不高、会唱锡剧，唱起来真是有腔有调。有几个会打排球的女同学，她们多是部队子女，常常邀请男同学一起比赛，她们都很大气，从不矫揉造作。她们学习成绩都很好。

正常高中学习是三年，从1964年至1967年，我应当在1967年高中毕业。可是，从1966年开始，我们在高中学校待了四年，至1968年年底下乡插队才结束。高中的同学，他们的音容笑貌我依然记得，只是有的清晰，有的模糊而已，他们都是可爱的同学。

感谢我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

（节选自《平生足迹》)

“老班”——沈达信老师

林恢（林晖）（1967届)

我一直想写，但不敢下笔，怕不能展现老师的风采。我曾在十中读过书是十分幸运的，有那么好的老师，那么好的校风，那么好的同学。

1964年的暑假，我接到南京十中初中入学通知书不久的一天，正值酷暑，午后骄阳似火，我与弟妹们在家午睡得正香，忽然被人叫醒。我揉着睡眼请问来访者，才知道这就是我今后的班主任——沈达信老师。真没想到，我还没到校报到，“老班”就先来学生家“报到”了。小学六年，我的班主任一直是一位年龄比我母亲还要大的慈祥女老师，这下换了一个“男老班”，第一次见面又是这样的场景，好不尴尬。他擦擦满脸的汗水，笑着说：你们这样敞着大门睡觉不怕小偷？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赶紧给老师倒水。他摇着我递给的芭蕉扇，亲切地问我为什么要考十中，平时爱好什么……见弟妹们也好奇地在一边旁听，他捎带着跟他们也聊起来了。老师这么随和，我也不觉轻松了许多。

入学排座位，沈老师要我们男生、女生各排一队，然后按次序每张课桌坐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同学们不乐意，谁都不挪窝，沈老师立即明白了大家的意思，得，那就男女生分开坐吧。看来这个“老班”还真挺好说话的。

沈老师语文课讲得好，上课特别生动，讲《木兰诗》“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他模仿女子对镜梳妆的动作表情，惟妙惟肖；讲《核舟记》，他又模仿“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的动作，把同学们都笑翻了，课文内容也就牢记在心了。他的大作《小竹枪》被《新华日报》发表了，他高兴地念给大家听。他还将学生中写得好的文章反复修改，推荐给报社发表，同学们在敬佩和羡慕中增强了对语文课的兴趣。沈老师有空常和同学们一起玩耍，篮球场上，他那漂亮的“大勾手”令我班的篮球高手佩服得五体投地。渐渐地，学生与他拉近了距离。

入学后不久，一天吃过中饭，我们一群女生在教室玩耍。“家无主，扫帚舞”，老师不在，就是我们疯丫头的天下！我扮演英语老师，领着学生（其他女同学）怪声怪调地将“good　morning　class!”朗读为“狗头猫脸都拉屎”，大家笑得东倒西歪，忽然窗外闪过一个身影，一个女生惊恐地叫道：“沈老师！沈老师看见了！”我想这下完了，肯定要被训了，谁知他竟然笑笑就悄然离去了。我女儿上小学时，我经常因为她的调皮被她的班主任叫到学校训话，训得我这个大学老师头都抬不起来，想想当年沈老师对我们的调皮，只要不犯“大忌”，何其宽容！

我们这个班五十余同学中有四十人是由鼓楼区一中心小学考入的。可能是原来就熟，再加上正值青春叛逆期，活脱脱的一群皮猴子和疯丫头，顽劣无比，有的老师甚至被我们气哭了，当我们的“老班”真不容易！沈老师抓住我们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好奇等特性，组织开展多项课外活动，按现在的时尚话叫抓素质教育，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少同学参加了各类兴趣小组，什么物理兴趣小组，什么舰模队；我们班级的足球踢得好，是全年级第一名，校田径运动会，我班也都能争得名次，邱惠南等还是体校游泳队的，我也参加了学校田径队和中山东路体校排球训练。沈老师还经常组织我们学习讨论时事。有一次讨论我国是否应该参加联合国？同学们讨论前积极查找资料，讨论时争得面红耳赤，很有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还有一次，沈老师流着眼泪，声情并茂为我们朗读人民日报的专题报道《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学们也都被感动得泪水涟涟，沉浸其中。课后沈老师还与我分别扮演父女，排练了活报剧《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化装时，他认真地用棉花贴在嘴边当胡子，用墨汁在额头上勾出皱纹，同学们都说挺像“老爸”！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好像长大了，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要好好学习，今后也要为国家、为老百姓办事，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初二的一天下午，正上着课，与八家村教室一墙之隔的干河沿民房着火了。火情就是命令，眼快的男同学当时就跳窗翻墙赶往火场参加救火，也有不少同学跑步绕过去赶往火场，传水的传水，抢搬东西的抢搬东西。这堂课是没法上了。事后还有人认为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要批评教育。但沈老师在班会上把我们大大地表扬了一通，特别表扬了几个翻墙救火的同学，说我们就是应该把自己培养成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家（特别是我们女生）对那几个身手好的跳窗英雄既钦佩又羡慕。

沈老师经常带我们参加社会劳动。1965年12月，我们到玄武湖劳动，在湖边一个很陡的坡上锄草时，我脚下一滑，一不小心就端着锄头冲下了湖。幸亏水浅，当我拿着锄头从湖里挣扎着站起来时，看着岸边同学们惊魂未定的样子，想想自己这副狼狈相，觉得特逗，便站在水中大笑起来。同学们也跟着捧腹大笑。沈老师立即将我拉上岸，并派专人送我回家。第二天沈老师立即召开专题班会，生气地责问：当同学失足滑下去时，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拦一下？这么冷的天，同学落水了，你们怎么笑得出来？教育我们今后要发扬友爱精神，在同学有难时应伸出友谊之手。

最近沈老师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了这样的批语：

看了你的诗作，不禁联想到我与友人合作编写的香港小学中国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小六的课文：《感激》。现摘录其中的部分内容，以遥相呼应：“感激是什么？感激就是用心去体会别人为我们付出的一切，用心去感谢别人对我们的衷心关怀。”

当年老班对我们的关怀，是我们难以忘怀的。那时我们每周要写周记。有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便在周记里谈了自己的苦恼。在期待中，周记本发了下来，老班留下一大段评语，循循善诱地劝我调整心态，告诫我应“放下包袱”。那个时代我们与父母沟通很少，却与“老班”无话不谈。我们就是这样在“老班”的关怀帮助下逐步成长着，学着如何学习，学着如何做人，学着如何做事。

2006年“老班”从香港回宁，经常聚会的我们班又聚在一起。沈老师站起来告诉大家他已经退休了，并详尽地向学生们讲述了他在香港期间为教育出版工作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同学们都被他的敬业精神所震撼，后悔事先没想到应该采取某种方式对“老班”表示敬意。

如今我们这批学生也已至耳顺之年。“春雨润物细无声”，虽然沈老师当我们的“老班”不到两年，但是当年所做的一切都为我们走向社会奠定了基础，拓宽了道路。我们身上表现出的热情、好学、进取、责任心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的。走出校门四十多年了，在我们初二（5）班这个集体中，每当有人遇到困难，大家都会积极给予帮助，例如，班上有同学患重病，很多同学自发为他捐款资助；远在美国的同学老公生重病遇到困难，王利华立即丢下自家的事前往帮忙。我们不仅帮助同学，还热心社会慈善活动，我和李可深就常参加慈善活动，为需要者献出我们的爱心。我们班有赵人鸿、王德镇、王小青、李抗这样的学者、专家，有一批活跃在教育战线的工作者，有关心母校建设、发展的梅蕾，有歌曲《新知青之歌》的词作者茅继周，有积极为校友服务的陈建华同学，还有为抵御腐败宁可辞官的正义者……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上进，实实在在履行着对社会的责任。也许，同学们的这些表现就是对“老班”最好的回报和敬意。

难忘当年教诲情

赵人鸿(1967届)

看了尊敬的柳铮铮主任在《缅怀李校长》一文中，揭示了当年李校长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南京十中老师们，为何和如何为培养莘莘学子用心良苦的心路历程，作为曾经受益的学生，我感触，感动并感激。

回想当年在学校大礼堂聆听李校长用带有京腔的普通话做报告，犹如聆听一位睿智的长者对当时尚是懵懂无知少年的我们耳提面授家长式的谆谆教诲。“你在实验室看到的草履虫有多大？”“你能心算出99的平方吗？如果能，那你能再心算出999的平方吗？”这类貌似简单的问题屡屡出现在李校长的报告中。他以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情和问题为例，把一些鼓励学生求知和帮助学生做人处事的道理娓娓道来。

在1964到1965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环境下，他又在全校提倡“少而精”，把学生们的主要目标引导到对正规课程的学习上来，使得许多同学在自然和不经意的过程中抓紧学到了许多知识和道理，并且往往受益终身。我们这帮考进十中却从未拿到十中毕业证书的不少同学，包括我自己，在被抛向了社会以后才真切和深切地感受到：李校长当年诸多的教诲，包括曾受到不公正批判的“皮鞋—草鞋”论，无一不是为了我们的当时和将来好。可痛和可悲的是：李校长这位风度翩翩，极富修养且备受同学和老师们敬重的谦谦君子，在那非正常的年代却遭受到许多非人待遇。耳闻目睹那种“以粗暴辱没斯文，以愚昧亵渎文明”的倒退行为，当时心中极为反感。但是除了无奈又能如何？

李校长提出的要“为国家负责，为家长负责，为学生负责”，看似简单平淡，实则振聋发聩，立地顶天。个人愚见：这十五字箴言足以作为金陵中学的“师训”。李校长的精神在我心中永存。

“三层楼”——我的金陵中学记忆

薛冰(1967届)

1964年秋，我考入南京市第十中学，即现在的金陵中学。我在那里读到高中二年级，这也就是我的最高学历。此后“文革”爆发，辍学插队，返城进厂，再没有进入学校深造的机会。金陵中学是我人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金陵中学，是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的简称，其校址就是金陵大学初创时期的校园所在。记得开学第一天，在钟楼前南操场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告诉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有76年的历史，再过24年，就会迎来它的百年校庆。对于时仅16岁的我们，24年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遥远未来。然而弹指之间，我们不但欢度了母校的百年大庆，且又度过了母校的120周年诞辰，纪念册和校友录印了几大本。我的名字也被印在了校友录上，成为金陵中学的一点历史痕迹。虽然一向爱读史书，但读着这样的史册，不免有些韶华流逝的悲切。

建于1888年春天的汇文书院钟楼，是金陵中学的起点。初建时钟楼主体建筑三层，中部的钟塔总高五层，是全南京的第一幢“洋楼”，矗立在传统风格的平房之间，十分醒目。当年南京人说到“三层楼”，就是指这幢地标性建筑。但是我们看到的钟楼，主体已只有两层，钟塔总高四层。这是因为1917年9月不慎失火，复建时将原第三层部分改为阁楼，屋顶也改为四坡顶，铺水泥方瓦，并利用陡峭的斜坡屋面，四面开设了六个老虎窗，窗间有壁炉烟囱。

钟楼的建筑体量不大，立面造型灵动，清水砖墙面，在勒脚、檐口等处有精细的装饰线脚；木构屋架，室内满铺地板，拱券形窗户，外罩百叶窗。南面正中的门廊，东、南、西三面开拱门，但只有南门有青石台阶可以上下。顶层钟塔内悬一口大钟，敲响时全城都可以听到，敲钟的绳子直垂到一楼。我们上学时，钟楼是校领导办公室，也是全校的指挥中心，钟塔下的二楼中部是广播室，上下课的电铃按钮在一楼。停电或有重大事件时，就会敲响大钟为信号。“文革”中钟楼也被红卫兵占领，我因此有机会直攀上顶层，察看悬挂大钟的构架形式。20年后，看到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钟塔内景，遂有似曾相识之感。

与钟楼同年建造的是小礼堂，当时作为音乐教室，原是基督教美以美会礼拜堂。小礼堂位于钟楼东面，砖木结构，人字形屋顶，中脊南北向，东、西墙面外各有六个砖砌立柱，柱间开拱券形窗。南端的门厅，东、西两面开拱门，门前有青石台阶；南面砖砌拱形窗框，两扇窗又各做成拱形。门厅上方的山墙上有一扇圆形玻璃窗。小礼堂内部仍保留着教堂的格局。2016年3月初，北京藏书家韦力先生来南京寻访汇文书院旧址，我陪他去了金陵中学。看到钟楼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颇感意外。但小礼堂就没有这么幸运，在本世纪初被拆除。近20年间，在“老城改造”狂潮的席卷之下，校内历史建筑竟被拆除大半，令人不无遗憾。

我们的教室在东课堂。东课堂位于小礼堂的东边，也是学校最东面的建筑。金陵中学老校舍由美国建筑师设计，我国陈明记营造厂建造，风格统一，都以青砖砌造，外墙不作粉刷，局部采用青条石窗台、勒脚与台阶。沿着校园东西向主干道，钟楼以西还有口字楼、图书馆、西课堂等，都建于1893年。东课堂是四层楼房，同样砖木结构，顶层为阁楼；四面坡屋顶，铺波形铁皮瓦，刷柏油防锈；南北各有老虎窗四个，壁炉烟囱八个，东西各有老虎窗一个。这建筑的设计很有特色，一楼的东、西、北门，平时是关闭的，因为化学、生物、物理实验室都在一楼，为保证安全，没被安排做实验的学生不得入内。学生进教室只能由南门直接进入二楼。南门底层是三面坡宽大青石台阶，上登十级，进入门廊，两侧砖砌方柱，三面开拱券门，但东、西门不通行，有石护栏相隔，北行有楼梯可通二楼和三楼。我们教室在三楼东南角，从早晨起就阳光灿烂。到了夏天，窗外高大的法国梧桐正好遮阴。

十中其时已是南京数一数二的名校，当然不是因为校舍与校史，而是名师众多。印象中最年长的是向培豪先生，教我们数学课，他的门牙已经脱落得只剩一颗，被同学们戏称“喝汤老师”。向老师讲课十分生动，定理公式例题，经他解说，不但令人记忆深刻，而且能够灵活运用。语文老师有宋家淇先生、傅毓衡先生、吴绪彬先生。吴老师讲解课文不用说，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读书的方法。我后来能以自学立身，就是这时打下的根基。宋老师没有教过我，但他在学校里非常有名，一方面是课讲得好，一方面是他头上戴着顶“现行反革命”的铁帽子。其原因，是他在1960年初曾经参与家族中“重修反动家谱”的活动。这一“罪行”长期在朝天宫的“阶级斗争展览”中展示，使得宋先生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吃尽苦头。金陵中学百年大庆时，宋先生尚健在，有《钟楼词十二首》为贺，其中《采桑子》一阕：“三层楼上干河畔，吾学于斯，吾教于斯。几度沧桑，拍手太平时。”心态是十分宽和的。傅老师也没教过我，但他所著的《袁枚年谱》是我后来研究袁枚的入门之书。教政治的吴生机先生，同学们私下叫他“吴大嘴”，主要是因为他思维敏锐敢说话。他订了一份《参考消息》，常在课堂上讲些国际新闻，让我们大开眼界，这也使当年刻板的政治课多了些生气。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老师是夏国炯先生，他是校图书馆的负责人，胖胖的，说话慢声细气，待人十分温厚。图书馆位于钟楼西北，上下两层，一楼门廊前两根砖砌圆柱、两根砖砌方柱，支起三座拱券门，门上方是带围栏的小阳台。进门楼下，右边是阅览室，左边是借书处和小书库，楼上是大书库。大约因为借书还书跑得勤，我给夏老师留下了印象，1965年暑假他安排我在图书馆勤工俭学，任务是修补旧书。阅览室的窗户内有窗帘，外有百叶窗，隔热效果很好，盛夏里也有几分凉意。夏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几个同学如何整理书页，如何裁纸、抹糨糊，眼看着一本本卷角凌乱的旧书精神起来。工作一个月，除了领到有生以来头一回的劳动所得，更享受了随便借书的愉悦。开学以后，我还常常得以进入小书库挑书。高中两年，图书馆中的外国小说我差不多都翻过，不过当年能看到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作品，西欧的就很少了。图书馆建筑尚存，但在拆除口字楼建曹隐云科学馆时，被整体西移了十几米，内部格局也完全改变了。

十中的校园之美，在南京首屈一指，被誉为“花园式的学校”。进入校门，东西主干道两边高大的悬钤木，浓荫如盖。每幢建筑周围都有多种花木环护。现在只有钟楼一片，还可见旧时风貌。东课堂和小礼堂之间，曾有一个几何图形的花圃，主要种的是侧柏。当年各种树木都挂有名牌，对学生认识大自然很有好处。

那时校门已经移到高家酒馆十号，即现在面对中山路的位置。但校门东北的地块仍属于十中，是学校的植物园。金陵大学林农与文理并重，所以金大附中会有一个植物园。植物园的东北角，就是建校之初临干河沿的老校门，虽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封闭，但旧迹犹存。后来，植物园被强占去建了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植物园的西边是北操场，当时是一片绿茵草地，用树木隔成东西两片，辟为小足球场，放学后常有同学自发举行足球赛。十中虽不招体育特长生，但学生体育运动水平之高全国有名。民国年间，金陵中学的足球队远征南北，同学们戏称足球为本校的“校技”。暑假中温湿相宜，草长得很高，开学后校工会推着剪草机剪短草茎。我第一次认识了剪草机，还向校工学会了使用。北操场的尽头，就是图书馆了。

校门东南面，有一个小苗圃，是为植物园和校园绿化提供苗木的。植物园消失后，苗圃也被改建成了自行车棚。东课堂的南边是新建的大礼堂，学生聚会、文娱活动主要在这里。大礼堂西边的南操场，是规范的体育场，有375米长的环形跑道，仅次于五台山体育场。学校每年举行运动会，各班级都积极筹谋，力求好成绩。记得百米短跑的校纪录达到十秒七，还曾举行过5000米和1万米长跑比赛。南操场东端有两个篮球场，西边是建于1934年的体育馆。这也是全校师生的骄傲，下雨天照样可以正常上体育课。此后数十年间，全市中学仍只有这一座室内体育馆。体育馆坐西朝东，砖木结构，室内可以看到三角形木屋架，屋顶覆波形铁皮瓦。入口处的门廊，开三座拱券门，四周墙壁有高大的拱券形窗户，山墙顶端的三角面也是玻璃窗，所以采光良好。室内满铺地板，有篮球场、乒乓球台，也有单、双杠。

校园北墙外的干河沿，是南唐建都金陵时北面的护城河。我们在校时还有一条两三米宽的大水沟，有涵管穿过中山路通向北门桥。校园西边地名豆菜桥，南边地名管家桥，让人犹可想见当年的三面环水、绿茵如画。

（原载《现代快报》，略有改动）

深嵌在记忆中的沈达信老师

王家顺(1967届)

在我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中，沈达信老师是给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之一。

记得我是1961年考入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的。初一时，杨兰芳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她温柔善良，教书和做事都不紧不慢，平淡中透露出井井有条，按部就班。我们都很尊敬她。

初二时，教我们的语文老师换了，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男教师，他就是沈达信老师。

上第一节语文课，他就把我们全班学生震住了，讲课时他声音洪亮，随着课文语境的不同，他的声调也时而平缓，时而激昂；阐述课文时，他不拘泥课文，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正当我们陶醉时，他又巧妙地把我们拉入课文，加深了我们对文章主旨的理解，那真是叫得心应手啊！

他的教学风格与杨兰芳老师迥然不同，一扫过去语文课的沉闷气氛，像平静的水面刮过清新的春风，同学们的注意力都被他一举手一投足吸引住了。

接下来的几天随着语文课的深入，我愈加喜欢上语文课，愈加佩服沈老师。课堂上，我的眼光一直跟着沈老师转，当眼神与沈老师交会时，我感觉他微笑而深邃的目光中透露出询问和关切——你听懂了吗？理解了吗？语文课的时间也顿觉太短了。我真正感觉到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下课后，沈老师留在黑板上的遒劲板书，有时我也会去模仿一下，描上两笔。

一天，上完语文课，当沈老师拿着书，端着粉笔盒走出教室，我立马向周围几位同学说了这一阵我对上沈老师语文课的感受，我讲了沈老师满腹经纶，博学多才；我讲沈老师抑扬顿挫的语调抓住我们大家的思绪；我讲了沈老师分析课文旁征博引，像放风筝围绕主线收放自如……

没几天单元小测验，我感觉词语部分没考好，但也没放在心上。下午课间时，我背对门坐着与几位同学“神侃”，说着说着我感觉面前几位同学神情怪怪的，停止了说话，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讲。突然，“啪”的一声，我的肩头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沈老师正站在我身后，依然是微笑的面孔，眼神中却透出三分严肃。“王家顺！”老师把我喊住了，“你又在这儿高谈阔论什么？你知道啊，这次测验，你词语部分考得一塌糊涂，不及格啊！听同学反映，你背后说我教得如何如何好，可你考得不及格，你到底是说我教得好呢，还是教得不好呢？”说完后，他微微歪着头，注视着我，等我回答。我尴尬极了，无言以对。那时面前要是有个洞，我就钻下去了。接着，沈老师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千万不能把听课当成听大鼓书，我一再强调，初中时期积累词语非常重要。掌握词语，这是学好语文的基础。对课文中出现的词语一定要做到会读、会写、会解释，今后还要做到会运用！掌握了词语就能加深你对课文的理解。学语文，基础可不能丢啊，希望你以后努力。”

我一直谨记沈老师的教诲，在以后的人生中不断努力。1978年，凭着沈老师教的词语基础，我考上大学。再以后，我也成了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我也对我的学生说：“初中时期积累词语非常重要……希望你们今后努力。”

十中我的母校，我童年的天堂

叶惟辛(1967届)

考上十中

“岁月在斗转星移中沉淀，沉淀成浓浓的思念；思念在寒来暑往中凝聚，凝聚成永驻心间的美好回忆”（摘自一位哲人的演讲词），一想起我的母校南京十中，思绪总是从那个闷热的夜晚开始：那是1964年6月下旬的一天，那一年南京的夏天来得特别早，我们小升初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天极闷热。我和哥哥都睡在地板上。那时家中没有空调和电扇，只能凭一把扇子不时地扇动几下给自己扇去些许暑热。空气中弥漫着蚊香的气味，窗外的知了被热得不时地鸣叫几声。那时的升学考试对家长、对学生都没有什么压力，我只不过把它当作是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必须经历的一步，既不激动，也不紧张，摇着扇子渐渐进入了梦乡。待到一觉醒来，东方早已大亮，妈妈已在厨房为我准备好了早餐，不到十分钟就干脆利落地解决了早餐。夹上铅笔盒，和妈妈告别。妈妈脱下腕上的手表，郑重地为我戴上，一边叮嘱我考试时要细心，有时间多验算、复查几遍，并塞给我几角零钱。

从鼓楼到珠江路仅需4分钱车票，一站路就到了。我不习惯地看了看戴在手腕上晃里晃荡的手表，刚刚8点10分，离考试开始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依照准考证上的号码和引路牌的指引，我顺利地找到了我的考试教室，东课堂4楼的一间教室。哇哈！这教室简直太棒了，每人一张洋气十足的带翻盖的课桌，整个教室采光极好，教室的四角放着四个大铁盆，里面各放着一大块冰，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漂亮的教室。我幻想着：能在这样的教室里上课真是太幸福了。从考场出来，自我感觉良好，估计数学得满分没问题，语文得个80分也应不成问题，和老师、同学们道别以后，乘车回家。

1964年暑假，我依旧像往年一样在院子里尽情地玩耍，下河掏龙虾、钓青蛙，上树粘知了、捉牵牛，到游泳池去游泳……等到开始捉蟋蟀、斗蟋蟀的时候，学校发榜的日子就到了。那一天下午，我和同院子的小胖哥一起去看发榜（他考的是十中高中）。只见两张红榜贴在校大门左右两侧，一张是高中的，一张是初中的。我和小胖哥各取所需，分别在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很快我在初中的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年报考十中初中的考生是932人，实际录取300人，平均3.1个考生取一个。放到现在,应该是个非常非常高的比例。

十中令人骄傲

9月份已经悄然而至。我背上新书包，去十中报到。令我意外的是,我们初一学生上课的教室并不是东课堂那让我羡慕神往的豪华教室（后来才知道那是高三、高一年级的教室），而是紧挨着学校北面围墙的一排不起眼的平房教室，我的班级是初一（4）班。

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入学教育，我们这批从南京各个小学考来的学生，每人佩戴上了代表光荣身份的“南京十中”校徽，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两天的入学教育，让我对这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学校充满了敬意，更让我热血沸腾的是这所学校拥有的先进设备和光辉校史。它拥有南京市中学唯一的室内体育馆，它拥有当时南京市大、中学校唯一的200米直道跑道，它拥有当时南京市中学唯一的无动力可载人教练滑翔机，它还拥有带二层楼的大礼堂……它的高中年级在校学生曾获得全国中学生田径通讯赛的第三名，它的在校高三（4）班田径高手们一个班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拿到的积分就高出全市第二名学校总分若干分，十中高中篮球队可以毫无悬念地战胜南京市中学联队的挑战，十中乒乓球队多次蝉联南京市中学生乒乓球团体冠军，高三（4）班的汪海庆同学保持着60米短跑6.8秒的全国中学生纪录，同班的陈冠军同学一人独霸南京市中学生800米、1500米、3000米比赛的三项第一，高三的戴兆昆同学曾数次打破过江苏省中学生110米跨栏的纪录……光荣啊，骄傲啊！听到这些令人振奋的数字和战绩怎不能令人感到热血澎湃？看到那宽阔美丽的校园和古色古香的钟楼和作为音乐教室的小礼堂怎能不令人对它充满热爱和自豪？我像一只在动物园中生长的小猕猴，被放归到广阔无垠的热带雨林中，尽情地焕发出自己调皮活泼的动能，无忧无虑地在十中的校园里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的老师

升入中学前我们一家人到中山陵游玩，在灵谷塔无梁殿旁的一片幽静草地上，妈妈指着前面一位带着一个小女孩，身材修长、气质优雅的女士告诉我，她在十中教导处见到过这位老师。这是我被十中录取后看到的第一位师长。入学后我才知道她是学校的教导副主任柳铮铮老师，当时教导主任是章明华老师，而和我们初中生接触较多的是柳铮铮老师。柳老师是一位勤奋负责的管理者，在校园的各处都能常常见到她的身影。她是一位温文尔雅、态度认真的老师，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一次上体育课，我趁老师让我们自由活动之际，悄悄溜出操场，拎着弹弓去打鸟，在口字楼东边的绿树丛中正当我瞄准一只小鸟，射出一枚石丸时，目标前方传来一声惊叫，我赶紧上前一看，是柳老师吃惊地站在那儿，她轻声地问我：“你在干吗？”我语无伦次地对她说道：“我们上体育课，我去上厕所了。”柳老师并未拆穿我的谎言，只是轻说了一声，快回操场去吧。

从初一到初二“文革”开始我们的班主任是周旭初老师，她教（4）班和（5）班的外语。那时她刚刚从南师大毕业，只大我们十来岁，说是大姐姐倒更恰当。周老师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典型江南女子，上课认真负责，还经常给全班同学训训话，她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无动于衷。虽然我当年在校学习很不用功，不过周老师教的英文课我学得还可以，成绩在班上可属中上，但是因为太调皮，就成了周老师亲临寒舍进行家访的对象。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周老师悄然来到，同爸爸妈妈谈了一个多钟头。送走周老师后，父亲当即下令，从明天开始午饭回家吃！我也因此像龟孙子般地老实了两个星期。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第一场初试，我以南京供电局外线工的身份参加鼓楼区的考试，考前我还到周老师家小坐了一会儿。此后的三十多年我和周老师一直保持联系。

狄原汨老师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副班主任。四十多年前她美丽挺拔，教学认真。狄老师当时家住中央路厚载巷附近，上班骑一辆26寸自行车。因为我们同路，早上经常会在路上相遇。调皮的学生总是怕遇见老师的，每当我遇见狄老师，不是故意骑得很慢躲在后面，就是突然加速，飞快超越。有一天上午，在鼓楼医院门口的大下坡路上，我来了个百米冲刺般的特快超越，速度有点像现在的飙车。狄老师到校后立即找到我，用关爱的口吻对我说：“孩子，骑车要注意安全；如果骑车遇到我，不想打呼，尽管超过去就是了，像今天早上那样会出危险的。”我羞得满面通红。因为我在班上表现糟糕，且数学也学得不好，狄老师也曾在一天下午到我家家访。事后妈妈对我说：“你的这位数学老师美丽、善良，对你非常关心。你可要好好学习，别辜负了老师的一片好心啊！”狄教师一生经历坎坷、屡遭磨难，但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只身一人将两个儿女拉扯、教育成人。退休后她忘却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以积极向前看的心态参加母校老三届校友合唱团的活动，和当年的学生们一道欢快地歌唱、演出。我深深地祝愿狄老师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孙释愚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当年教我们班语文课的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教师胡秀琴，主要是以孙老师为主。孙老师当年四十多岁，个子中等，身材偏瘦，面孔狭长，表情严肃。他教课非常认真，板书瘦、硬、有力。大概是属于杜甫的诗句“书贵瘦硬方通神”描述的那种风格吧。他当年教过我们的古文《石壕吏》《木兰辞》《捕蛇者说》《周处》《卖油翁》《卖炭翁》《爱莲说》等以及贺敬之的新诗《回延安》，我现在都能记得。孙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当时上毛笔课，要想得到他的几个红圈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一次妈妈到学校去开家长会，回来告诉我说碰到一位年长的语文老师，开口就对妈妈说：“叶惟辛是这班上最调皮的学生。”数日后刘柱陵也对我说，她母亲去开家长会碰到的也是孙老师，评价与我完全一样，只不过主语换作了刘柱陵。现在想来，能碰到这样敢说真话的老师实在是一身中的一大幸事啊！

段茂光老先生教我们班的历史课，当时已有五十来岁，中等个子，头发花白，门牙掉了一颗，说话有点漏风，讲一口地道的老南京话，老人家讲课非常认真、风趣，听他讲课就像在听南京白局。他的历史知识极为渊博，讲课时博引旁征，引经据典，还偶尔加上一句，据我的考据，某事件如何如何……引得同学哄堂大笑。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课是段老师讲辛亥革命，他在交代了晚清末年国家腐败，人民渴望改革的历史背景后，说道：于是……声音突然止住，但见他弯下腰来，双臂及地，然后蓦然起立，双手高举，满面红光焕发，用尽全身之力大声喝道：“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爆发起来了！”全班同学先是惊诧无声，继而笑得前仰后趴，最后是齐声鼓掌欢呼。这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为精彩的一堂课。

我的同学我的同桌

1964年入学时我们班是50位同学，班上有不少同学的父辈都是军人，还有长征老干部，有的甚至是部队高级干部，但他们都家教极严，和平民百姓的孩子绝无二样，在班上从来都是穿着朴素、待人谦和，没有流露出丝毫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座位男女生分开坐，体育课男女生分开上。虽然男女生之间几无交往，但大家对班级荣誉看得很重。记得初一时全校要举行班级合唱比赛，音乐徐美钰老师根本无暇顾及这么多班级的排练，我们班的参赛歌曲《花儿朵朵向太阳》就是文娱委员吴佩和林晓壤同学自己先到老师那里去学，然后组织全班同学学唱、排练。尽管最终我们没有争得奖牌，但是全班同学还是团结一致，表现出极强的荣誉感和凝聚力。

当时的十中学生在南京市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以体育棒而著称，我们一进校也都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我们班的苏一宁同学是男生中的大哥大，他是年级组60米、100米短跑的佼佼者，入校后的第一次秋季运动会他就大显身手，一举夺得两项第一。相比起我们班的女生，男生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女生中的王利华是校田径队队员，专攻中跑，她的女子200米、400米赛跑在初一就显出明显的霸气，每次开校运行会她都是唯一的一身短打出赛的运动员（当时在女生中，运动会穿运动短裤参加比赛的女生她是绝无仅有的），到初二她就打破了女子400米跑的校纪录。而简琍琍则是另一位运动健将，她来自海鹰小学，刚入学时就听说她是位游泳高手，在小学时就曾参加过横渡长江的游泳比赛。她扎两个小辫子，长相甜美，健康活泼，平时少言寡语，浑身透露出一种青春少女的健康美。无论是田径运动还是球类运动她似乎样样都精，曾经为我们班女生夺得年级女子田径总分第一和年级女子乒乓球赛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因为我是个调皮好动的学生，加上20世纪60年代十中学习环境的宽松和本人的精力过剩，从入学开始我就是初一（4）班的捣蛋鬼之一，在十中正式上课不到两年，老师为我调换了五位同桌。我的第一位同桌是刘柱陵，入学时我俩身高相仿，坐倒数第二排。柱陵生日大我八天，从我俩认识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柱陵在家是老小，和我一样顽皮好动。他有一位修养极高，堪称伟大的母亲。因为历史原因，1949年后他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一人以缝纫支撑。老人家含辛茹苦几十年把他和两个姐姐培养成人，而且个个都学有所成。老人家现在已年逾九十，身体依然硬朗，和儿、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俩上课时常常不注意听课，动个不停。三四个月后我俩因上课纪律太差被周老师给拆开了。之后，我与彭祝赤同学同桌。

彭祝赤同学来自炮兵工程学院子弟小学，父亲彭炳南是位参加过长征的军队老干部。彭兄在小学时是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平时少言寡语不大作声，因家住在中山门外，所以他和叶谋荣、张显同、章铁民等几个人都是住校生，住口字楼204宿舍。而我们有一批家住得离学校不远不近的同学则选择了中餐在学校搭伙的方式。餐厅在口字楼一楼，十人一桌，每天三菜一汤，饭后我们常到彭兄宿舍去玩，204室也被同学们戏称为“204国”。里面常常制造出一些令人捧腹的轶事和笑话。有一次彭兄的父亲来看儿子，一进宿舍看到狗窝般乱糟糟的床铺就十分不满，转眼又看到门后纸篓中倒了大半饭盒的白米饭和剩菜，老爷子勃然大怒，端着纸篓就到教导处找到领导大发了一顿脾气，责问学校老师是怎么教育学生的，把如此宝贵的粮食轻易浪费。回想起他在长征途中吃草根、皮带，以及因冻饿而死的战友，老爷子声泪俱下。学校就此请彭老首长为全校师生以此为例做一场忆苦思甜的教育报告。彭老做报告那天，全校学生提前列队进入大礼堂，两位教导主任表情严肃地站在主席台前。我等一见这种阵势，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规规矩矩地认真听讲。彭老爷子从小生在湖北土家族居住的山村，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红军长征时路过他家，为了讨个生路他十四岁就随红军长征了。过雪山时眼见着就要倒下，是一位首长抱起他往自己的坐骑上一放，走了几百米，才缓过一口气来。过草地时，有一夜在露天宿营，全班人为了保护彭炳南小战士，班长叫大家背对背围成一圈让小彭坐在圈中间睡觉。次日醒来，小炳南发现围坐在旁的班长和全班战友全都冻死！后面的部队没有粮食吃，只能从前面部队搜寻过无数遍的青稞秆中反复寻找遗漏下来的粮食，有一天小炳南随战友找了一天，才找到宝贵的几粒青稞。对照现在这帮不争气的后代如此浪费粮食，老爷子气得五内俱焚，讲着讲着在台上就感到血压升高手冰凉，呈摇摇欲倒之状。章明华主任等人赶紧上前捶胸捏背，好几分钟才让老爷子缓过气来。炳南先生1920年出生，当时刚刚四十五岁，就已浑身是病，可见他确实是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大半条命，我等小儿听得肃然起敬，大气不敢出一声。这一报告传将出去，轰动南京，据说后来南京各大中专院校、企业请他做报告的络绎不绝。我们也以此为题作了一篇作文，祝赤平时作文也就60来分的水平，那一次老师却给了他90分的高分。

初一下学期，班上又转来几个新同学，我又被周老师安排与新来的刘朝阳同学同桌。朝阳个子不高，写得一手好字，还是和平路体校游泳队的队员，蛙泳游得极棒，我俩又都爱好养鸽子，很谈得来，很快成了好朋友。

初二上学期因为我坐的后排上课纪律不好，老师又将我调到第一排和张显同同学同桌。张显同来自江南水泥厂，家住栖霞山，所以常年往校，是“204国”的主要大员，其父亲是一位正宗的工人阶级。别看他个子不高，一张嘴却能说会道，讲起笑话来能把人笑得背过气去。

后来老师又嫌本人和张显同上课说话太多，把我调座位和王宁同桌，仍然坐在第一排。王宁是位说话细声细气，待人很客气的同学，动作有些像女人，他父亲是十二中的校长，他老喜欢用女人的口吻说俄罗斯人的名字——阿鸟（嘹）沙，声音极肉麻。我这个人和任何人都能搞好关系，不久我和王宁又成了好朋友，我喜欢集邮，痴迷到常常把妈妈给我买早餐的钱省下来买邮票（盖销票），还不敢往家带，怕被爸妈发现问我哪来的钱买的。于是我就把买来的包括“唐三彩”邮票在内的几套邮票放在王宁那里。至今也未要回来，就算我送给老朋友的薄礼了。

在十中度过的两年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至今让我不能忘怀。那时我们的学习负担很轻，课外作业也不多，用不着像如今的孩子们那样背着硕大的书包，整天被数不清的题海压得喘不过气来；用不着为了挤上中考、高考的独木桥而竭尽全力，以童年和青春去博取一纸“重点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每天中午在学校吃完午餐（十中午餐每周有一盆“元米滚肉球”，那是至今我念念于怀的美味佳肴），我总爱到学校的乒乓球室去打球。下午放学后我不是踢足球，就是拎着一把弹弓在校园东边花房北侧的小树林、东课堂和音乐教室间的花园以及口字楼东侧的树丛中转悠，试图击中一只小鸟。每到深秋初冬之际，学校高大的杨树上总会飞来一批批长着凤头、身披美丽花斑的太平鸟，它们经常是十几、二十几只一群飞来，降落时发出一阵唧唧的轻叫声，十分美丽动人。可惜我射术太差，从未捕获过一只太平鸟。

我像一只鼹鼠，钻遍了十中的每一个角落。我喜欢钻进钟楼下的地板通气口，在那里远远地观看同学们在大操场上运动；我喜欢钻入花房，蹲坐在花架的后面，一面享受冬日花房里湿润温暖的空气，一面复习功课；我喜欢东课堂四层阁楼上的尖顶房屋，学校经常在那里举办一些课外兴趣展览或师生书画展览；我甚至常常钻到东课堂四层阁楼的一扇连接三楼天花板和屋梁的小门里，和同学们玩捉迷藏的游戏。一次一不小心失脚，从屋梁上掉了下来，一脚踩塌了当时高二某班级的天花板。从上往下看，教室里十多位坐着的学生全部仰着头，惊讶地望着我那只在慌忙中苦苦挣扎的细小的脚……我最喜欢每年国庆前夕，学校里到处弥漫着节日的喜庆气氛，花鼓队、秧歌队的歌舞声在浓浓的桂花香中把人们节日的欢快心情推向高潮。我们七八个男生通常会以家住得离校较远，第二天早晨到学校参加国庆游行观礼不便为由，前一天晚上就来到学校，带上弹弓、手电筒、食品等物件，在“204国”、大操场、小操场和教室里尽情地奔跑、追打、嬉闹，疯玩一夜，等到第二天白天正式看游行时，扒在路边呼呼大睡。

记得贺敬之先生的诗句“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地跳”，此时我的心就是这么厉害地跳，那是因为我在回忆一段令人振奋而又难以忘怀的往事。虽然记忆有时会有偏差，但是我敢保证，以上所说都是我的真实记忆。

想念十中的老师们

胡明(1967届)

一年一度教师节，从1985年开始，我已经记不清是多少届了，但是十中的老师们永远在我心中。

今年春节我打电话给班主任胡同恭老师拜年，他却说要到我家来，我连忙说我到您家去。我赶到他家，老师已准备下楼来接我。尽管才一年多没见面，我就发现老师的白发又增加了不少。坐下后老师拿出他新出版的书送给我，接着又谈起班上的同学，一个又一个，老师都记得那么清楚；还多次说那时形势所逼，对某个同学不公，总感到对不起他。老师又谈到我的妹妹，他那时也教过她班政治，还记得我妹妹那时梳辫子的模样，临别时反复要我向妹妹代问好。这次见面后我一连几天心中都不能平静。

我和语文傅毓衡老师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最后一次见到傅老师是在龙江我家附近，他一见到我就认了出来，我们站在路边聊了好半天。临走他还问我班上郑凯蒂，说她的作文写得真好。记得傅老师国学功底非常深厚，20世纪60年代已没有几个人能唱古诗词了，而他能当堂唱出来。

外语邓醒愚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对我特别好。那时就听说他原是国军军官，曾经留学英国，说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记得一次外语考试，我突然对一道题发了蒙，就举手用英语问他，他也用英语大声对全班做了解答。我想那天只要听懂老师的回答的人，这道题肯定答对了。

数学周锡来老师很早就调到温州师范学院工作了。一次我去宁波开会，会上有代表是温州师院的老师，我问她：“你们数学系有个周老师原来是我老师，不知你认识不认识？”谁知这位老师竟然认识周老师，对他大加称赞，并告诉我他已经评上教授了。

物理孟昭华老师和化学张学华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毕业后接触最多的除了班主任胡老师外，就数他们了。

孟老师讲课精练、准确，调动学生思维特别有一套。物理学习需要逻辑思维同形象思维紧密结合，一些学生常因结合不好，觉得物理难学。孟老师总是及时地、恰到好处地对学生进行点拨，化解学生的疑惑,所以他的课一听就明白。

张老师对我也非常好，那时老师喜欢学生提问题，我也喜欢找些问题去问她。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张老师回答学生问题是有选择的，回答之中对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都注意引导。一次我问她一个问题，她耐心地回答了我；接着我的邻座也提了问题，她听了后却不回答，而是要他先看书，说这个问题书里有答案。这样我们都学会了向老师提问，先要钻透教材，先要自己动脑筋想一想。

体育王蓉生老师也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那时学校篮球水平很高，省赛、国赛都能参加。记得有几次比赛是在我们学校进行的。王老师预先找我，指定我去观看那几场比赛，并重点观察哪几号球员，记下他上了几次篮，投中几球，远投几次，投中几次，交给他备战用。他还吸收我参加学校运动会的裁判工作，训练我们怎样用码表，怎样做记录。

除了教过我的老师外，十中还有许多老师我都比较熟悉。刘占坤老师是我的街坊，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曾经被医生宣告“只能活半年”，然而凭借着坚强的毅力，他不仅活了几十年而且还顽强地坚持工作，还曾担任过班主任。2009年年满70岁才仙逝。我多次带学生到十中（后改为金陵中学）来实习、见习、听课，接触到很多的老师。当时任教务主任的特级老师潘慰高老师、范琳老师对我都特别照顾，莫增慧、笪希文、庄尚典、顾荣爵、徐美钰等老师，还有许多后来的老师都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和我的学生一直深深地感谢着他们。

离开十中几十年，老师的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谢谢！我的恩师们。

（原载《校友通讯》73期）

又见老师忆起

王全（1967届)

2009年4月26日，金陵中学老三届合唱团以“青春放歌”为主题，引吭高歌，用充满激情的优美旋律表达了老三届的心声。教过老三届的老师坐在会场第一排，接受学生的鲜花和敬意，师生同乐，欢聚一堂。

我站在台上，望着观众席前排就座的一位位白发苍苍的老师，熟悉而又陌生，亲切而又生疏。手中歌本上的字突然模糊起来……

被我们“启蒙”的老师们

朱锦颜老师直朝大伙竖大拇指，朱老师曾是金中校教工合唱队的组织者和指挥，他的大拇指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朱老师是我们初一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是我们道道地地的中学启蒙老师，我们跨进十中就是向他报的到；朱老师却戏称我们是他的“启蒙学生”。原来当年英俊的朱老师才华出众，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年轻教师。朱老师病愈后改行教学，带的第一个班就是1961年进校的我们。“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朱老师的教学风格真是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给我们的文风乃至人生观留下深深的影响。他可以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们，他站在家里阳台上一边刷牙一边看我们早读，“别以为我没来”；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在课堂上大侃他搞政工时的见闻。他还可以形容同学打架是“抱以毛拳相向”，说得双方破涕为笑。

演唱结束后，我下楼正好赶上班上同学与王茂安老师合影，王老师还是那副招牌式笑眯眯的面容。我们也是他的“启蒙学生”。1962年前后，学校来了一批青年教师，王老师初出茅庐，就到初二我们班任班主任兼语文教师。与朱锦颜老师截然不同，王老师刻意与我们保持距离，似乎时时宣告他不再是学生了。许多年轻老师（也住在口字楼）常常在课外加入我们一起打篮球。记得有冯世森、喻旭初、杨祖恒及潘宜成等老师，谁的球技怎样记不清了，但记得当年都是一色的“马虾”、“细竿儿”，唯独王老师没来过。我想王老师初为人师还是有压力的，一怕讲错课，二怕露出家乡话，那可是要哄堂的。谁知越怕越有，一次把课文“梁生宝买稻种”口误“梁生宝，买稻草”，还挺押韵。于是有调皮者给接上了下联“王茂安，卖饼干”，也算工整。事隔多年，如今同学们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温馨。我们合唱团排练时，王老师特地来观摩过，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还记得我“成绩特别好”。说实话，我并不希望他记得我，因为我曾狠狠地顶撞过他。也不能全怪我的，谁叫他当年就像邻家哥哥呢。

被我们“启蒙”过的老师还有岳燕宁老师。岳老师在十中教的第一堂物理课就是在1962年时的我们初二（4）班。无数届金中的同学没有记不得岳老师徒手画圆的绝招的。我们班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华尔兹”：当岳老师用两个指头捏住粉笔，用小指头做支点，灵巧地一转，不用尺规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圆来的时候，教室里发出一片惊讶的笑声。这时只见岳老师一个优雅的滑步，转过身来，淡淡一笑，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岳老师起初也参加了合唱团的活动，我们提起这“第一堂课”，早已成为校领导的他仍像当年一样淡淡一笑。

“像妈妈一样”的王涵华老师

我在钟楼旁我握着王涵华老师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向王老师敬礼致意，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愿。同学王勤国行动不便，难以赴校，却念念不忘想见见“像妈妈一样”的王老师。我们初三时，由于毕业班的缘故，学校给我们配上了实力派的教师，王老师是班主任。在十中王老师的教学质量毋庸置疑，她的课一听就懂。正是王老师，使我们明白了代数与算术，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现代数学与传统数学的差别和关系，学习数学更有兴趣和方向。王老师见面不谈这些，笑言我们记得她全是因为她“凶”。恰恰相反，我们只记得她“像妈妈一样”的关怀甚至“溺爱”。王老师从不用批评的口气跟我们说话，批评我学习不刻苦，却跟表扬似的：“你替别的老师拿过那么多第一，什么时候替我也拿一个？”一次我们劳动课后在操场边集合总结，我却擅自应别班同学之邀下场打球。集合解散后，王老师只是用手指点点到她面前捡球的我，就算是批评了。我被评上三好生时有同学表示异议，说我“思想（政治）不好”，王老师还幽了一默：“你们的意见在评‘四好生’时我会考虑的。”特别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王老师后来病休在家，当听到我高中报考别校时，抱着病体赶到学校，用跟自己孩子说话的口吻讲我：“别胡闹，万一考砸了谁会像母校一样了解你收留你？！”用她在我心中的威望阻止了我——准确地讲是挽救了我。那年考高中，我真的阴沟里翻船，在一道应用题里一下子丢了20分。若不是听王老师的话改投本校，后果不堪设想。

德高望重的李治中校长

德高望重的李治中校长被搀扶着缓缓地向我们走来。记得当年李校长的一句“同学们跨进了十中，一只脚就跨进了清华”镇住了我们。我们在校期间，李校长虽然一直是二把手，但几乎所有的校会都是李校长做报告。我们进十中后召开的第一次校会，记得还请来了许多名流、教授在台上就座，一下子就把“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我为荣”的概念深深地灌进了我们心中，尽管当时还没出现这样的口号。

印象深刻的还有李校长给我们做的最后一次报告。记得大约是1966年3、4月，无论自然还是政治气候都是春寒料峭。李校长在报告中提及了两篇同学的作文，一篇是同届学友黄孝锡的《（课文）〈药〉读后感》，一篇就是我的《我也说几句》。两位年级数学竞赛冠军，一出手就舞文弄墨，不知深浅，都是逆主流舆论而发。黄批鲁迅，我驳姚文元。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浑然不觉，公然替清官替海瑞替吴晗张目。在会上李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多摆事实，讲道理，论据一定要站得住脚，要避免使用“偶像”之类的不成熟语言。他的担忧溢于言表，护犊的善意随着“运动”的深入我体会得越来越深刻。在“文革”中我整天待在学校，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

古时候的事，远去天边；古时候的人，近在眼前。又见老师，垂垂老矣；又见老师，昭昭永忆！

写到此意犹未尽，我的记忆像流水般地流淌，还想起了那天没在会场里就座的老师们。

章明华主任和张学华老师

我自小离开母亲较早，但在十中，并不缺乏母爱，其中就有章明华主任的“惯”。我虽没聆听过章主任的讲课，但她名列大名鼎鼎的“十中三华”之首，足以彰显章主任的能力和成绩。当年十中每学期都要举办一次数学竞赛，据说就是章主任首创，大大提高了同学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能力。我也因此与章主任结缘。

那是进校后第一学期末的一次校会上，进行了数学竞赛颁奖。当章主任念到“初一（4）班王金”时，台下我班座位方阵一片大哗。一群小把戏乱嚷：“错了，错了，王全，王全！”章主任问明原委后，叫我先把奖状领下来，明天到教导处改。第二天我到教导处，章主任从此记住了“名字特别简单好记”的我，我也认识了她。以后见面，我都是一躬到底，就像在台上领奖时做的那样。

初二时的数学竞赛表彰会章主任与全体冠军在钟楼前合影（记得有本年级的黄孝锡、低一级的邵晓梅），散会后，章主任叫住了我与她单独合影。我就像与母亲拍照时的习惯一样，站在她侧后。遗憾的是这次拍的照片我一直没有见到，但肯定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并不仅仅是因为只有我享此殊荣。

高中在张学华老师的化学课上，以严厉著称的张老师把课堂上插嘴的我撵出了教室。一半是由于赌气，一半是由于风，我出教室时门被摔得震天一响。不仅震动了整个东课堂，也惊动了教导处。下一堂上化学课我故意仍然讲个不停。张老师一次次把求助的眼光投向后排，我知道章主任悄悄地坐在那里(调查)，下课后我还向章主任笑笑。这堂课后章主任和张老师，都没有再批评我什么，但我还是知道了我的错。后来张老师仍对我的化学教学下了特别的功夫，不愧“十中三华”的美誉。在我又一次考了100分后，张老师对我讲：难怪章主任说你是一个骄傲的同学，也是一个令老师骄傲的同学。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是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既没有成为华罗庚，也没有成为侯德榜。不过在荒芜十年后恢复高考时，在江北一个大厂里，我校所有参考的同学都考上大学，还囊括了全厂乃至全区的文理科状元，应该是令十中老师们小小地骄傲了一把。我被一所重点高校化学师资班录取时，立即想起了我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高中语文老师傅毓衡和朱敷礼

我在南京十中读过两年高中，语文课先后受教于傅毓衡和朱敷礼两位老学究。

傅先生说话的率性我是早已领略的。高一那年学校下农村劳动，傅先生跟在我们班上。傅先生矮矮胖胖，面白无须，初见时令人想起《水浒传》里对宋江的描写。他动作略显迟缓，可农活干得很熟练，由此他多次跟我们聊过人杰地灵的淮泗——他的家乡，“谁不是农家子弟？毛主席也是！”有一回休息时，几个同学为毛主席的书法争论起来，求断于傅先生，傅先生脱口而出：“有的人因字而出名，有的字因人而出名。”耐人寻味吧，记性再差，终生难忘。

我的学习一直有一个软肋，就是怕写命题作文。所幸高中遇到两位名师。当年宋家淇老师太有名，否则十中还不知要出多少国学名师，包括傅先生和朱先生。傅先生批改我的作文，从不总评，更见不到“思想性”的评语，随便我写，只是会批上：“此句好！”“此段妙！”“此处要改成××××更佳。”有一回我用旧小说的称呼“列位看官”，傅先生竟“笑将起来”，批道：“哈哈，腐了。”——有点像金圣叹评《水浒》、脂砚斋批《红楼梦》，我写作文仿佛有了写名著的感觉，渐渐地不再感冒。

高二语文老师朱先生与傅先生是两种类型的人，外貌有别，又黑又瘦，短小精悍；性格迥异，话到舌尖留半句。朱先生更绝，仿佛专治我的病似的。他让我们准备两本作文簿轮流用，每周两堂作文课，这一周写命题作文，打分。下一周写自由命题作文，不打分。不交也不催要，但每周会在语文课上读同学们写的作文。那是什么感觉？老读不到自己的作文会感到“刷色”，读到自己作文则又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写“瘘”了（自命题作文我喜欢写糗事）读出来会被同学起哄，兴奋的是写“爽”了，很享受同学们（尤其是女生）欣赏的目光。我开始在课外也动笔写东西，写写日记，做做笔记，甚至写起作文来。

1965年年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本来觉得此事距离我们很远，只是有些不解，清官何错？海瑞何罪？偏偏班上有同学不止一次地宣扬：你们知道姚文元是什么人？反右斗争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写的，跟他观点不同就是右派！我最烦认人不认理，没处讲，自己跟自己讲，我把想讲的话写成了作文，题目就自命为《我也说几句》。当堂课没写完，课外接着写，整整写了满满一本作文簿。怕老师有意见，还加了个《跋》以凑作两篇。

一次校会，全校师生聚集在大礼堂听李治中校长做报告。“文化革命”已成为报告主题。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提到了我的这篇作文，虽然没有点名，可我怎么会听不出来呢？我原以为会挨熊，因为主流舆论已经火药味很浓了。还好，仔细听完只是要我们“摆事实讲道理”，注意言辞。那天课间休息，傅先生见我从他身后往外走，急匆匆地撵出来，伸出大拇指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四个字：“写得整（真）好！”朱老师看过作文，一字未动，只是用红笔在《跋》上写道：“加强政治学习，不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可是在四下无人的时候，朱先生亲手把作文本发还给我，对我说：“单从作文的角度，可以打90分。借去看的教研组较多，传来传去翻破了，你回去换一本作文本吧。”作文本并没破，只是厚了些。作文本已经写满，不用讲我也换上了新本子。我想所有经历过那场风暴的同学都应该明白朱先生的苦心。——山雨欲来风满楼。

初一班主任朱锦颜老师曾戏称我们是他的“启蒙学生”，照此杜撰，朱先生则是我们的“关门老师”，此后我再没有上过语文课。我的学历，常常会这样写：音乐、图画——初中肄业；语文——高中肄业……离开母校四十多年。从口字楼最后一别傅先生就没再见过，感谢先生们给我们留下了语言文字以及表达的能力，趁着还没老年痴呆，让先生们在我们的笔下永远“健在”！

住校生的大“家长”王骥老师

我进十中的第一天就认识了王骥老师，屈指数来已是半个世纪。由于当时我在南京居无定所，接到开学通知已经迟了几天。报到后班主任朱锦颜老师直接把带着行李的我送到口字楼，交给一位有络腮、略带山东口音的大个子老师。都说十中校风好，但也有不足，就是背地里都是喊老师名字。我们宿舍里有两个留级生，我们很快跟着他们王骥长王骥短地叫开了。王老师有时听到，处之泰然，不论什么时候，他都是一脸宠辱不惊的样子，从未见他板脸对我严厉过，莫非真的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来？

对于住校生来说，“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就叫‘口字楼’，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姐妹们虽然不允许上楼，偏安一隅（人多时还有住钟楼顶层），但口字楼楼下天井、食堂、茶水炉、盥洗室、剪头室（姐妹们不叫理发，若听到来借剪刀去“剪某某的头”不要以为会出人命）、总务科会计室、会议室（乒乓室）……随处可见她们的身影，甚至在男浴室出现过。后来就见一位大个子老师亲自在男浴室门口钉上了醒目的新牌子，他就是我们这个“家”事无巨细都要操心的大“家长”王骥老师。

每天清晨，口字楼都会响起王老师的起床哨声，二楼三楼循环两遍。每天晚上熄灯后如果还在讲话，一定会有轻轻的敲门声提醒。鲜为人知的是，王老师每天夜里还要准时开启楼上厕所。口字楼楼上东南角和西北角共有四个小厕所，但只有下水没有上水，只能供小便用，且白天不锁上门就会臊气冲天。

我进校后被班主任指命为生活委，王老师召集生活委开会时，大家会无病呻吟：我们在小学干过各个委，就是没人干过生活委；我转过四所小学，都是很快当上学习委，不知道生活委如何当等。王老师听后说：在十中学习委易找，满把抓，生活委难求。一句话讲得我们服服帖帖，顿时有了“三条腿蛤蟆”的荣耀感，也领略了曾经的政治老师思想工作的功底。

我们曾结伙到紫金山南麓踢拾竹笋、北麓偷摘桑叶，竹笋给其他同学背回家去，桑叶给我拿到校来喂蚕。王老师发现后不仅不阻止，还送我一个大纸盒子盛蚕，教我如何换桑叶又快又好，如何扎草把让蚕上山。我把蚕茧抽丝缠绕在扑克牌上以便观赏保存，并挑拣了一张金黄色的、一张浅粉红的，把最漂亮的它们送给了王老师。有一天下课回宿舍，我发现平时白白胖胖可爱至极的蚕宝宝变成了一堆残体绿浆，尸横遍盒，惨不忍睹。素来不晓得何为癔怪的我也恶心得不知如何下手。有同学习惯性地去“告家长”，王老师跑来一看，肯定地讲“老鼠干的”。果然在床下堆着的草藳件里找到一窝小老鼠，还没睁眼哩。最后还是王老师收拾的残局，一手拿着“惨”盒下楼扔进垃圾筐，一手托着包小老鼠送到食堂。别误会，不是做菜，据说没睁眼的小老鼠用菜油泡了可以治烫伤，王老师是想着食堂里的大师傅们呢。

一块儿住校的江同学知道哪天夜里知了会上树，我们约好在熄灯后偷偷地下楼翻出栏杆去逮。果然“六家村”前梧桐树干上有不少知了在往上爬，都是从土里钻出来，一边爬一边蜕壳一边硬翅。刚出壳的知了是淡青色，双翅蜷在一起，娇嫩柔软的，逐渐展开，直至变硬变黑成形。我们也看不清，有黑影就逮，突然一道手电筒灯光把我们钉住。原来口字楼的每一点响动都牵动着王老师的心，他起床下楼来察看，很快明白了我们在干什么。但他居然用手电筒照着让我们看完了一只知了硬翅的全过程，才把我们撵回口字楼。王老师对违纪同学从不客气，可这次他强调下不为例，原谅我们是因为“（知了上树）很难得，17年才有一回”。我们很意外。我还注意到，从此有一个靠东边老师寝室的楼门夜里不再上锁。

当年十中是市里接纳印尼华侨子女的一个点，管吃管住管读书。自打有了“侨老爷”，王老师便没了节假日。住校生里有要好的同学常常节假日不回家，来陪我，白天打球，晚上我们就钻到“侨老爷”宿舍起哄。当时最流行的印尼歌曲是《宝贝》，可“侨老爷”不爱“宝贝”爱“青蛙”。我们还嫩，“相爱”唱不出口，把最后一句改成“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突然听到有人说“瞎唱”，回头一看是王老师路过，“侨老爷”们立即端水敬烟，把王老师迎进了门。正在兴头上的我们也忘乎所以地哄王老师唱歌：“请你唱啦啦……”王老师不喝水不抽烟，却来了一首苏联歌曲（好像还是用俄语唱的）。至今我们还很荣幸，有谁听过王老师唱歌？我们还见过王老师打球，他虽然没有体育老师篮球名宿王蓉生老师的身手，却也是校教工队的中锋。十中1958年就被评为“全国体育红旗学校”，全国青少年跑得最快的就是我校的“大洋马”汪海庆，60米跑6秒8。学校三大球特别是篮球几无人争锋。我们进校后很快就迷上了篮球，不仅有比赛必看，随着手臂力量的增长，也整天泡在篮筐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混球的办法，那就是在下午课外活动时借到篮球后尽量迟点去还，如果管借球的老师偶尔有事等不及，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留着玩到第二天上课前。球混到手的那天晚自习肯定心像猫抓的一样，草草做完作业，赶紧去找王老师请假早退，撒谎说身体不舒服、感冒头昏等，一般只要作业完成，得到王老师开绿灯不难。

“家有三斗粮，不做猴子王”，我们这些“猴子”不知给王老师添过多少麻烦。王老师默默地奉献了五个春秋，直到“文革”前一年才交给了原总务主任胡老师。当时我们懵懵懂懂的，并没有关注王老师的去向。

进入高中后，一次在校办工厂上劳动课，我想提高生产效率，突发奇想违规操作，谁知冒起了青烟，车床也不动了。工人师傅见状赶来重新启动了车床，但昂贵的钻头报废了。据说这位师傅是特请来的某厂劳动模范，心疼得脸都抽搐到了一块，我这个做错事的孩子也不知所措。他找来了劳动老师，竟是王老师。王老师没变，还是一脸宠辱不惊的样子，只是跟工人师傅商量“能不能挽救”，师傅嘟囔着说：“回厂去淬淬（火）看。”王老师的没批评比批评更令我铭记，从此无论在哪里，我再也没做过违反操作规程的事。

怎能忘师恩

马肇立(1967届)

在中学时代，我心中最想表达的情感就是师恩难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个人一生可以忘记很多很多，但怎能忘记师恩？虽然短短几年的教育，我却如同拥有一个一生一世也享用不尽的金库。

恽宗瀛，我永远的美术老师

翻开这本尘封的速写本，正是翻开了几乎忘却的记忆。在一张张发黄的纸上用铅笔画着一个个女孩的头像，时间是1962年5月17日。正是我在金陵中学读初一下时画的，看着这些扎着小辫子的青春面容，激动不已，而今她们都年逾花甲。于是我立即复印了一张，寄给当时与我同在初一（1）班，后是扬子晚报资深编辑的王清华同学。

很快她回电了：“马肇立，你真的给了我一个惊喜，我真想不到四十多年后，会得到这样一件珍贵的礼品，画得真像，尤其是嘴，还有眼睛，卷曲的头发……”于是我们仿佛回到了那样一个课间，一个在当模特儿，一个在动手速写。“唉，我又想到恽老师给我们画的油画像了，”王清华说，“太可惜了，‘文化革命’时就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今天收到你的速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补偿。”

恽老师就是我们的美术老师恽宗瀛，令人敬仰的特级教师，南京基础教育专家。就在我们还是初一上学期的时候，他给王清华等几个同学画了几幅油画肖像，尤其给我画了一张大幅的。每一幅都堪称杰作，一直挂在学校图书馆里，不论谁看了都赞叹不已。

恽老师在后来举办画展时，缺少了这一批画，真的是一大遗憾，为此，我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一幅失落的油画》刊登在110周年校庆专刊上。

画越是找不到了，那40多年前的记忆便越发清晰起来。

我从小是一个“门门功课100分”的好孩子，连美术都非常优秀。因为我父亲就是美术老师，刘海粟的学生，他给了我遗传和影响，但并不教我画画。真正在美术方面给我言传身教的是恽老师，1961年我考上了金陵中学，不仅初中三年在课堂上受教于恽老师，还在课外活动小组、学校美术宣传活动中得益于恽老师的培养。至今我还保存着那时候的美术作业本，恽老师用红铅笔批写的“甲”字历历在目。课外活动，他与我们一同写生校景，他的粉画《校园晨曦》，在我印象中永不褪色，冬天，法国梧桐的枝干间透着阳光，树的影子投在操场上、跑道上，投在东四楼的墙面上，斑驳的冷暖色交替着，和谐、自然、宁静，就像恽老师的人格，言语不多，从容沉稳，严肃而不严厉，和蔼却不张扬。

一个老师的人格魅力，往往会使他所教的这门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恽老师正是如此。

特别有意思的是人物写生课，恽老师说报到名字的同学就是模特儿，一时间，课堂里寂静无声。“刘金峻！袁大煌！请站到讲台上来！”正当其他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只见恽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极简练地勾出了他们全身的轮廓，比例、动态，都极为准确传神。大家看得呆了，拿起作业本跃跃欲试，情绪特别兴奋，气氛特别活跃。这便是引起我为同学画头像的导火索。课堂45分钟太不过瘾，便随身带着小本子，利用课间十分钟，拉同学为我当模特儿。因为担心大家不耐烦，便画得特别快，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我的写生能力，这个能力使我终身受用。

1964年初三毕业，恽老师觉得我的美术天才应当得到更好的培养，告诉我，南京师范学院有五年制美术大专班，招初中毕业生，可以去考一考。然而我没有去考，而是考取了本校高中，分在高一（3）班，因为想高中毕业后去上清华、北大等名校，并不想在美术上深造。

由于我们“有幸”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老三届”，全部投入了农村的广阔天地，许多人因此永远断绝了大学梦。而命运使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推迟十几年，还是回到恽老师当初叫我去考的南师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当上了美术老师。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感叹“要是当时听恽老师的话就好了，我就会提前十几年得到美术深造了”。

不过，我仍然称得上幸运，因为我又可以继续向恽老师学习了，在去江西、安徽等风景名胜采风时，恽老师总是与我们在一起，我特意与恽老师写生同一场景，看恽老师画水彩画，薄而透明，温馨，淡雅，令人神往，我努力领悟，尽量用到自己的画中。

那年去金寨，恽老师已是八十高龄，他精神矍铄，仍与我们一块写生。他画粉画风景，用淡紫、粉红、轻绿这些颜色，使画面神秘，轻柔，清新又明丽。有他在场，大家特别带劲。我还以恽老师为中心人物，创作了一幅彩墨画《采风》，这幅画，多次在各种展览会上展出，受到大家的喜爱，因为他们一眼就认出了画中的恽老师。

恽老师几十年来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坚持写生，在教学中坚持写生教育，与我父亲教导我“必须写生”的思想相一致，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巨大与深远。

2007年6月，我首次举办了个人画展“正气歌——马肇立辟邪画展”，我采取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国宝石辟邪的外貌与精神内涵。我发现了辟邪造型的比例美，因而我准确地画出其黄金比，并做适度地夸张，充分彰显其凛然正气、豪迈昂扬的精神。

整个画展都由六尺、八尺、两米见方的巨幅作品组成，还有20米的长卷，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我在南师大美院上学时得到的严谨扎实的造型基本功训练，也充分展示了我从初中时就打下的牢固的写生基础，这怎么能不感谢恽老师对我兴趣爱好的培养呢？

在画展的个人简介中，我特别提到自己是金陵中学恽老师的得意门生。当时岳燕宁校长光临了画展，使我感到母校和恽老师的关怀。作为金中校友我无比自豪，这个画展在宣传保护文化遗产和表现辟邪艺术魅力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这与金陵中学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母校，我永远也忘不了。

恽老师，我永远的美术老师。

当沈达信老师的学生是一种幸运

如果要问：“什么是幸运？”

我的回答：“在十中当沈达信老师的学生。”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沈达信老师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就成为我班的语文老师。初二年级第一节语文课，他朝气蓬勃地来了，他双手撑在讲台上，身体向前倾，双眼直视学生，眼光温和而坚定，一种莫名的感染力向我们扑面而来，他用普通话响亮地、认真地朗读课文：“第一课，奔向海陆丰……”他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第一印象。后来他还把自己撰写的散文诗《一个华侨青年的抒怀》，介绍给我们，他近乎表演的诵读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听他上课，我们感到他魅力四射，听他上课，我们沉浸在享受之中。

如果说我的文章写得还能感动人，如果说从我的文章中几乎找不到错别字，那么，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沈达信老师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师恩永难忘怀！我曾经多少次近乎唠叨地向人谈起沈老师的教学特点，他解释一个句子、一个词组、一个词的时候，必然会透彻地讲清每一个字的字义，这些字又是如何组成词和词组的，决不索然乏味或含糊其词地一带而过。例如“哭泣”这个词极为多见，而沈老师却会告诉我们这两个字的不同含义，“哭”是出声地发泄，“泣”则是只流泪而尽量小声地哭，竭力隐忍内心的悲伤，从而加深了对“失声痛哭”、“号啕大哭”、“痛哭流涕”、“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哽咽难语”等一系列与“哭泣”有关的词语的理解。诸如“疼痛”、“投掷”这一类的词，他都是用这种细致分析的方法来教我们，使学习语文如品尝美味佳肴一样细嚼慢咽，津津有味。所以他教过的知识如烙印一般，留在记忆深处，不论年龄如何增长，初中学过的课文、语句，乃至一个个的字都记忆犹新。至今也记得“的、地、得”的区别，知道它们作为定语、状语、补语的不同，前后衔接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差异。至今也不会混淆“己、已、巳”的不同写法、读法与含义，“已”和“以”音同义歧，不可替换乱用。至今也记得“标识”的“识”字应当读作“志”的音，连意思也一样。这些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基础知识于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需用之时，信手拈来，轻松自如。别小瞧这些学问，现在在公开场合大出其错的专家、名人还少吗？有研究鲁迅的名教授在大庭广众之间把“狮虎鹰隼”的“隼”字读成“迥”的音，满座名校名语文教师却听而不闻，有资深名嘴将“老莱子”读成“老菜子”，令人笑翻！

记得初三年级一次语文考试后，同学黄孝锡说全年级只有马肇立一人得了100分，经过核实，的确如此，连一贯聪明自负的黄大头也佩服我，这使我非常自豪。当时沈老师教写“全”字，必须用“入”字头，如果写成“人”字头，那就错了，许多同学就是栽在这个字上被扣去了一分。由此我还真有点喜欢咬文嚼字，常常给别人挑错别字，有时竟忘记了场合以及对方的身份。我在沈老师一丝不苟的教导下，还养成了严谨的作风，在行文之时绝不胡乱堆砌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华丽辞藻，宁愿质朴真诚也不哗众取宠。

下乡插队后，我于1973年被推荐报考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和徐州师院中文系。考作文时我就写自己是如何搞棉花种植科学实验的。没想到主考官在全县考生大会上讲评优秀作文时，大段地引用、朗读我的作文，使许多同考生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以为我肯定会被录取。然而又是一个没想到，正当其时国中出了一个交白卷的“状元”张铁生，于是我就只好名落“铁生”外了。尽管这次遭遇滑铁卢，我心中仍充满对语文老师沈达信的感激之情，要不是他，我哪有这么个出风头的机会？我的考文不但以题材、写作方法和真情实感取胜，而且还胜在卷面书写美观之上。我认真地书写每一个字，成后观之，颇有硬笔书法的味道，不免自我陶醉一番，想必阅卷老师也能赏心悦目。

其实我以前字写得很赖很潦草，很丑很糟糕，完全是沈达信老师对我严格要求，才纠正了我的坏习惯。作业本上哪怕题都答对了，课文都抄对了，但若是字不写好，就大扣其分，看不清的字一律作错别字论处。一开始我认为他是有意刁难，心中挺逆反的。后来他当面对我谆谆教诲，不要轻视写字，字像其人，它能表现一个人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字品即人品哦。再说身教胜于言教，他自己的字就写得很漂亮，他在我们作文本上写批语时，都是按格子写，字体很大气，很具书法味儿，叫人不能不服气。我这才下决心要把字写好，于是按书上的印刷体一个一个慢慢地写，每一个字都方方正正。沈老师看后，立即给予表扬，说我进步太大。从此，我练字成瘾，首先就是学沈老师的字；同时见同学宋翔字写得好看，就借他的本子模仿他的字；还练毛笔书法，临摹宋家淇老师的字帖和唐人楷书。要不是沈老师早早地使我走对了路子，而今我有什么能耐搞中国画创作？办什么画展？真是饮水要思源啊！

沈老师兼当班主任，是要进行家庭访问的。家访常常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当学生犯了错误，需要向家长告状时，老师才去家访，孩子与家长见老师来家访，多半会惴惴不安；而沈老师不同。

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家昏暗的楼梯上叫我的名字。我们全家都很惊喜，欢迎他进屋，他亲切和蔼的笑容，使家访气氛和谐融洽。他询问我在家中的学习情况和兴趣爱好，了解我性格形成的环境。在家长面前，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希望我进一步当好班干部，发挥自己的长处。他的家访使我增强了自信心，得以在集体中更加茁壮健康地成长，对我一生都有裨益。

一不留神竟然过去了好多个年头。有一天我在十中大门口，忽然听到有人喊：“马肇立！”循声望去，竟然是久违了的沈老师，他告诉我，他马上就要去香港了。我赶紧约了几个老同学奔到他的居所，没想到短暂的聚会形成了一个告别“帕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既开心又伤感别离的晚上，音乐声悠扬而舒缓，我们跟着节拍击打手掌，看着沈老师和师母相拥起舞，转过来又转过去，曲子放了一支又一支……

我遥祝沈达信老师健康长寿！后会有期！

惊闻李校长仙逝我敬撰了挽联

王延庆(1968届)

听到李治中校长逝世的消息，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1965年，我从初中升入高中。9月开学典礼上，李校长讲话，他要我们时时刻刻开动脑筋，去观察事物，学习活的知识。他说，你们要知道，“冬天的小便为什么多而且白，而夏天的小便少而且黄？”会上听过了也就算了，没怎么往脑子里去。倒是到了“文革”，这句话被人拿出来批了又批，带着几分嘲谑，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分不清是非，听着也只觉得好笑，觉得好玩。这是少不更事时的懵懂，却不知道李校长心在泣血。因此使我对李校长这话有了很深印象。

岁月沧桑，我们经历了磨难，受了挫折，也陆续读了一点书，逐渐悟出些道理。多少年后，我看到《庄子知北游》上写了一段话。东郭子请教庄子，说，请你一定要告诉我，道在哪里。庄子说：“在蝼蚁。”东郭子说：“怎么这么下贱啊（何其下邪）？”庄子又说：“在稊稗。”东郭子说：“何其愈下邪？”庄子说：“在瓦甓。”“何其愈甚邪？”“在屎溺。”这下子东郭子干脆不理庄子了。庄子说，你真是说不到问题的本质上，你知道怎么判断活猪的肥瘦吗？就是踩着蹄髈，直到猪脚爪。这地方最不易长肉，看这里有没有肉，就知道肥不肥了，“每下愈况”。庄子说，道“无所不在”，不要只是在某一类事物中去探求道，道在万事万物，任谁也逃不脱。至道如此，正大的言论亦然。（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每下愈况就是说,越从低微的事物上推求，就越能看出道的真实情况。不过现在这句话被讹传成每况愈下，意思也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每下愈况因为它富于哲理依旧熠熠生辉。

我看到这里，不由得联想到，李校长的治学理念契合古代圣贤的哲语，透着精深的学养，绝非泛泛之谈！他是在期望我们不要读死书，而是要知道时时处处有知识，向生活学习，来个“每事问”。他在启迪我们，而我们却不懂，现在才悟出来，一悟几十年。

李校长，一位教育家去世了。我想起这一幕幕，怀着愧疚之心和受教的感恩，在讣告上留言：

惊闻李校长鹤驭。忆起往事，回想李校长治学理念和为人风范，感慨万端。

循循善诱求况每愈下细微世界探新知

谆谆严教治学形而上恢弘气象寻真谛

我没有学过撰联，不知写得算不算规整，但我是用心写的。

母校印象

邵晓梅(1968届)

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母校，常在我们心里。她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许多时候更是无声的，值得我们怀念和感恩。

印象中的个性老师

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些有个性的老师留给我的印象还是那么清晰。时不时出现在眼前。

张瑞琴老师是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厚厚的眼镜片和永远微笑的酒窝，在她的面前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是她的孩子。记得有一次数学课，讲评前一天的作业，她把一本作业本举得高高的：“你们看，这个还像话啊？开这么大的天窗，看来是擦了好几遍咯。事先怎么不想想好再写？”不知道谁在下面插了一句“把它糊起来”。张老师瞪了一眼，可是隔着厚玻璃，一点凶相也看不到，就看到笑眯眯的她回了一句：“你蛮聪明的嘛，你糊糊看，要是我儿子的，我不撕掉才怪！”大家哄堂一笑了之。但是后来大家的作业都变得很整洁，谁也不知道被批评者是谁。

进十中的第一课是朱锦颜老师上的，朱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字写得帅，一下几乎把所有的同学镇住了。他自我介绍，很崇拜鲁迅先生，所以自称“朱迅”。他讲课的风格确实有点“迅”，和我们小学老师的细嚼慢咽相比，和后来其他语文老师的中规中矩相比，要跟上、理解，有点难度。但是后来我们比较感谢这样的讲课，促进了我们的自学能力。作文课朱老师也很严格，都是上课后才出题，简短讲解要求后，当堂完成，而且要求用毛笔抄写。确实压力很大，我最怕写作文。只好第一节课开个头，然后边磨墨边打腹稿，就直接往作文本上写了，一篇作文就两三张纸结束。当时很惊叹班里有的同学居然完全不打稿，直接写，几乎一篇就写完大半本本子，太神乎了！

朱老师当时也是个“潮”哥。有一次，朱老师的西装头刷得乌亮，身着长袖白衬衫，米色镂花毛背心，下穿咖啡色短裤和皮鞋，居然还有白色空花长筒袜。铃声一响，走进教室，这身十八世纪王子装扮惊艳全场！他只微微一笑，讲课。本人当堂在下面撕了一页习字本，替他画了一张速写。下课，传疯了。遗憾的是传没了！有一阵，朱老师天天早早到学校练声，大家都很惊奇。结果一次“十中之春”晚会上，一曲《祖国大地任我走》，标准的美声男高音，给全校一个惊喜。

初二的物理老师是万茂全老师，和蔼可亲，宜兴口音很重，实验做得特别好玩，经常做到兴头上来一句：“嘿，真奇怪（gua）。”有的时候还让同学自己来做。因为实验有趣，内容活泼，条理清楚，所以我们班里的同学都特别爱上物理课，也爱上了宜兴方言。记得一次讲到大气压强，在讲解例题的时候，需要代入大气压强的数值，万老师刚问了一句：“大气压强呢？”下面异口同声地用宜兴方言拖腔“一零三三（沙沙）点六”，把老师听得都笑起来了。

初三我当化学课代表，和燕小芬老师接触多一些。她一口京腔，柔和甜美的，很好听。她肚皮特别大，上课的时候，没有板书或实验时，双手总是抚摸在大大肚皮上。据说她以前在北京读书，还是学生排球队的运动员，过去腹肌练得多了，年纪一大，肚皮就大了。同学们对她就像对待自己的老祖母一样，调皮轻松，化学学得非常轻松快乐。

脱新祥老师是初三时的班主任，也是教我们时间最长的老师。数学课上得没话说，特别是在讲授知识的同时，不断地渗透思维逻辑的培养，让人受益匪浅。对于个人来说，我特别感激他对我的特殊关照。体育是我的短项，我特别想好好地锻炼，把体育赶上去。那时脱老师的双胞胎儿子还很小，家务也很忙。但脱老师几乎每天都来得很早，把我一个人拉到一边，陪着我慢慢练，无论是跑步、单杠还是投掷。我也下定决心，拼命练，不过我还是没能练合格。所以我至今相信体育要有天分的。可我还是非常非常感激脱老师的辛勤付出和真心关怀。

恽宗瀛老师在校庆120周年时送给我一幅“奔马”画，是他八十八岁时画的。我把它裱好挂在客厅，这幅画至今挂在我们家。每次看到，既感动又愧疚。当年老师对我也很关心，经常在美术课大家作画的时候，走到我的课桌前个别辅导、指点。我参加了美术组，我的美术字和小礼堂写生，在学校展览后评得二等奖。比起我们班里的许多同学，我的画还很幼稚粗糙。记得初二一次国画课后，老师要评选一些作品选送到日本参加美展，居然还选了我的，说是这是儿童画展，不能过于成人化。我画的是帮助妈妈洗衣服，符合儿童情趣。尽管没有获奖，但我学美术的劲头更大了。很遗憾，走出学校后，就把美术都丢光了。所以当恽老师主动送画给我的时候，我真的不知说什么好，不知如何表达愧疚之心。

管理也是教育

十中独特、严谨的管理方式凸显了领导者的修养、风格和理念。在我的记忆中有这些特别之处。

一是打破班级界限，大学校大社会，让各年级、班级间互相沟通交流。比如课外活动，全校分时间段设各个活动组，不少学科的教师以及有某些特长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成为其中的骨干；开学报到缴费，统统到总务处，总务老师也会邀请一些高年级同学帮忙维持秩序；全校各班级轮流举办的周末晚会，可以互相邀请嘉宾助演。

二是为一线教师减负，以稳定教学为重。开学交费由总务处财务老师负责，学生直接缴费，不用中间环节。连申请补助都是班主任签个字，就直接由总务处办理了。

学期的成绩册登记由教务处全权负责，各科教师只需把考试成绩等报到教务处，计算、抄分全由教务员完成。只是那几个教务老师都属年纪很大的了，很不容易。记得有一次我感觉有一门学科的分数不对，和班主任讲了，班主任立即让我自己直接找教务处。

教务处还设立专门的教师代课，比如王毅老师，他无论文科的哪一科，几乎都能代。所以，我们整个初中下来，课表几乎没有动过，因为很少有别的教师临时换课调课。

三是尊重学生、关爱学生。领导听课、听取学生意见，并及时反馈给各任课教师予以改进；把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体育锻炼、课外活动都纳入常规，形成制度；每次竞赛后的优胜者和校领导合影留念，学校将表现突出的三好学生画像悬挂钟楼；学期末总结表彰，是由各班级获奖最多的同学代表所在班级上台领奖。这些细致入微的举措鼓舞鞭策了许多学子。

也许是自己后来也从事教育工作的缘故，不自觉地常常就会有个比较。更感觉到母校优良传统的可贵之处。不知道学友们还记得哪些？还记得你曾经受惠于哪些？

同桌的你

《同桌的你》，每逢听到这首歌，就会记起曾经的初中同桌。

初中报到时张瑞琴老师指定田和同学与我同桌，很幸运她是位美女，她居左，我在右。记得她两条不太长的小辫子，辫梢还略微烫了花，笑眯眯的，说一口普通话，偶尔也夹带几句南京话。

开学典礼上，才得知她的母亲是前线歌剧团著名的歌唱演员蔡佩莹，扮演过歌剧红霞的女主角。那次校会，学校邀请了好几位名人家长，田和的妈妈就在其中。她一身戎装，最后为大家唱了一段《凤凰岭上祝红军》，让全校师生为之一震。我也特别自豪，因为她是我的同桌的妈妈！后来我才知道，田和的爸爸田烈也是文艺工作者，在前线话剧团当导演，参与执导《霓虹灯下的哨兵》，都是名人。

虽是名人的女儿，可田和非常随和朴实，平时都是步行到学校，常常一双军旅解放鞋，一身穿旧军装。作业写得很认真，书包永远是非常整洁的。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更多的时候是听她讲故事，讲她在书里看到的故事，讲电影故事，讲一些著名电影喜剧明星的故事。她虽然年龄和我一般大，但是看过的书和电影、戏剧实在太多了。记得我先是听她说了《董存瑞》电影，后去电影院看，觉得她说的比我看到的精彩多了。她还和我说了关于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叔叔的小故事，因为张良就是他爸爸团里的演员嘛。我问过她关于导演、制片人、效果等这些都是干什么的？反正你问不倒她。因为太好奇，不过瘾，有的时候上课了还在继续说，一心两用还真能行。

田和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班里的文艺委。平时和节日活动，她都要鼓动每个小组利用课余排练节目。有时候也让我陪着事先审查每个节目，做好演出的安排，我知道这就叫导演。后来，高中时我在学生会也分管文艺，每逢周末晚会，我也模仿田和，做得有模有样了。

田和组织全班同学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是初一的时候，带领我们班级大合唱。别的班级都排了好多次了，我们连一次还没排。田和向班主任紧急呼吁，张老师拿出撒手锏——“今天不排好，不发试卷”。田和也灵活机动，学唱大家最熟悉的歌《保卫黄河》《戴花要戴大红花》，节奏感强，容易唱。记得临上场的时候，张老师再次临阵磨枪：“排整齐咯，走出精神来就能唱好！”果然，我们一上台，整齐的队伍，鲜艳的红领巾，立马就获得一片掌声。田和那天穿的是华侨老师借给她的花裙子，非常漂亮。作为指挥，一亮相，大家的精气神都出来了，眼睛都盯住她了。响亮的童声大合唱，非常成功。等田和向台下鞠躬致谢的时候，一片掌声雷动，张老师的脸笑开了花。我班荣获了一等奖。

二是初二时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高潮，田和策划了一次歌舞节目《我们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邀请了十一中的朋友帮忙指导，全班28个女生动员了18个女生上台。很多人都不太会跳舞，有的还很不喜欢跳。田和使出浑身解数动员，终于把我们教会了，教好了。最后演出成功，还代表学校不止一次参加了社会上的演出！

可惜得很，初二的时候，老师还是看出我们上课话太多，把我们调开了。我和徐德新成了同桌，我当然很不高兴。大家各自坐一边，河水不犯井水。熬到初三，脱老师大概看到我们个子都长高了，男女生合坐不太方便了，开了恩，我的同桌变成了皮肤雪白的谢陵，直至毕业。

谢陵学号56号，以前她坐在后面，一点不了解，和她同座，才让我大开眼界：学识才华了得。她的文科特别强，写得一手好字，而且速记能力特强，她不是一般地抄笔记，而是依据对老师讲解的理解，边听边就整理成提纲，还能边发议论给我听，提出质疑，简直太神奇了！我一下子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谢陵特别爱看书、会看书，初中三年看遍了学校图书馆所有的翻译小说，还查阅了各类文史资料。谢陵的口才也特别棒，我就特别喜欢听她侃，于是我们的话多也出了名。谢陵的本事是不动声色，所以被老师提名批评的常常就是我了。有一次生物老师气愤地叫我们俩站起来：“我认识你们！不要以为我不认识！”后来我俩不约而同地应对，就是一上生物课就聊，但是一回家就看生物。结果，有一次老师请同学“笔答”抽查，我俩最高分。再后来，生物课上老师再也不批评了，终于认识我俩了。

谢陵的渊博学识，使她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得益匪浅。她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中的英语教学深得学生欢迎。她和我说过，课本上的许多英文原作她小时候都读过，对作者都很熟悉。后来她对现代流行歌手也有研究。一次她回头板书时候，学生发现了她的白发，念了一句周杰伦的歌词，没想到谢老师接了下去，博得一阵阵掌声。后来她成为南京市中学英语学科带头人，一点也不奇怪。

琴声

王霖(1968届)

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的波音空客在太平洋上空飞驰，应邀赴美参加年会（VSA——美国提琴协会）的我，结束数十日的旅美行程，正在返程的班机上。座机搏击气流的噪音呼啸贯耳，令人难眠，我不禁思绪纷繁，浮想联翩……

45年前，一个位居市中心的建于1888年的学校——南京十中展开双臂将我拥抱，对其仰慕已久的我，终于怀着敬畏之情，踏入了她的大门。

短暂的校园生活让我强烈地意识到，“井然有序的教学管理，学风浓郁的校园氛围”，只能说是她的“一种存在”、一种“她和其他重点学校的共性”，但不能说是她独树一帜的风范所在。

寒风凛冽、夜幕未尽的冬晨，数百住校生已开始了操练。稍后，临近７时，体育馆内、运动场上，热气腾腾；球类、田径、体操健儿无不飒爽英姿，豪气满怀。每年的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大多数南京中学生田径赛项冠军的桂冠均被十中摘取。

每逢当日课业结束、下午４时以后，悦耳的歌声不时从小礼堂（以前的教堂后来是十中音乐教室）里传出，在校园里飘荡。在十中住校生居住的“口字楼”楼里，琴韵悠扬，“口字”型建筑，让交相争辉的多种乐音更加丰厚动人。

如此校园生活，除了造就肩负“负责墙报工作”的宣传委之任的我一身强健的肌肉、惊人的弹跳力之外，还引导着我逐渐钟情于美妙绝伦的音乐世界。我经常驻足于校园的音乐圣殿——小礼堂的窗外，深情地聆听口字楼的“交响乐”，醉心于弦乐演奏的欣赏和练习之中。

一位父辈为南艺音乐教授的同年级同学，以其清澈细腻的弦韵让我痴迷。

一位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成员的高二同学，在南京东郊农村马群劳动时的全校师生聚会上，以热情洋溢的即兴演奏，将听众带到了如火如荼的年代。此后，在十中口字楼——这位中学生艺术家的宿舍里，我成为一场“一对一独奏音乐会”的“音乐骄子”，我们彼此只为一个听众演奏。

在三年十中校园生活结束之际，1969年1月的一个夜晚，军用卡车将我和高一年级的几十位同学带到淮阴专区涟水县插队落户，我们从此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

每逢夜幕降临，广袤大地银装素裹——此乃当时淮海平原盐碱滩的胜景，也是我们赖以栖息的土地。我们“食之以五谷杂粮，行之以繁重农活，乐之以田头小憩”，与苏北农户朝夕相伴、休戚与共。

略有不同的是，每逢夜深人静，辛勤劳作一天的人们已酣然入梦，在远离村社的田园深处，一盏煤油灯映照出一个挥弓演奏小提琴的身影，这就是我，每逢此时此刻，音乐旋律就会将我带入另一个世界……

“上河工”的任务下达后，我连续数月于陡峭的河堤上奋力推土，却也以疲惫之躯让琴声回响于河工工地的夜空数月之久。每当琴声荡漾在百里河塘，我的思绪就会被琴声带回到母校的“口字楼”，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校园里一个个鲜活的身影……可爱的十中，我在用琴声为你祝福！

光阴似箭，务农生涯已近三年，1971年秋天，淮阴专区军管会突然一纸调令下到公社革委会，将我从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知青，转变为“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革命文艺战士，我成为“江苏省淮海剧团”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

我记忆犹新，在惜别第二故乡之际，十中校友数十人，以浩荡的队列，轮流为我推着承载行装的独轮车，默然步行送我至十几里之远的公社汽车站。车去人离，挥手之间，不禁回眸一望百感生……随后，这源于十中校园的琴声，伴随着样板戏中的英雄形象，洋溢在城市的剧场、部队的营房、厂矿企业的工棚，一马平川的淮海平原……

时过境迁，数十年后，这源于十中校园的琴声，又回旋于高沟酒厂的迎宾馆内，数十位“天命年华”的十中校友，迎着阵阵袭人的酒糟香气，聆听着如泣如诉的梁祝和舒曼、莫扎特等的小提琴曲；这源于十中校园的琴声，又萦绕在南京钢铁厂的大礼堂内，成为“国际家庭年”庆祝大会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源于十中校园的琴声，刚刚还飘扬于太平洋的彼岸、美国大西洋城的“国际提琴年会”上，被异国他乡的知音褒扬……

十中，以其魅力四射的校园文化精神，孕育着我的气质、情感和才华，也是她为我掀开了音乐人生的序幕。她与我一周前走访过的位于波士顿的一所大学——哈佛，是何等的相似。这个“哈佛”中学，是在以其校园精神培育着一批批坚韧、自信、富有创造性的莘莘学子，向社会输送着一批批勇于接受挑战和承受压力的各类人才。

（原载《校友通讯》69期）

我的西课楼，你在哪里

周晓陆(1968届)

我们1968届老三届初一的同学最可怜！只读过不到一年的中学，这成为我们许多人的最高学历。南京十中西课楼是我们一生的圣地，我们对她的感情，是哪怕即使是同属老三届的其他五届学长都难以体会的，因为，在应享受的知识圣餐面前，我们最饿啊！

——2009年4月26日，夕阳西下的西课楼遗址前

一

当我迈开童稚的脚步奔向你，

你是我久盼的母亲。

秋千曾被你的呼唤推动，

明窗是你关爱的眸子。

我鼓起腮帮，吮吸着你的乳汁，

我睁大眼睛，领略你指点的世界迷离。

我获得了奖励，看到你瞳仁闪烁着激动，

我闯了祸，想到的总是躲进你呵护的双臂……

红色的狂飙，让我和你分离，

缺乳的饥饿，失读的无奈，

亲情的割裂，前面的崎岖。

淮北的酷暑冰雪中我苦苦疾问：

我还能回到你的怀中吗！

西课楼啊，我难忘的母亲，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二

当我披着广阔天地的风尘来见你，

你像我梦中久恋的妻。

看着你熟悉的身影就心跳难抑，

哪怕你并不时髦，也不艳丽。

我轻拭那桌椅，像抚摸你青春的肌肤，

我望着下一辈同学，感受你不老的爱意。

你衷情地唱起歌，歌里有仿佛有我们的盟誓，

你执着地续着梦，梦里吻着未来的诗句……

为了向往，你又一次送我远去，

我用如泉的泪滴，洗着你的亭亭玉立，

梦中你檐下的新绿，那色泽染上了嫁衣。

我随着驼铃在戈壁寻觅，

要把比心血还要红的宝石献给你：

西课楼啊，我梦里的情侣，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三

当我拄杖从大西北来看望你，

正是一个老者来看望自己的儿女。

应当有着一贯的执拗基因，

应当有着相同的骄傲脾气。

可是钢筋水泥的动物园里没有了你，

可是永远的春风秋雨中不见了你。

我想吼一嗓信天游让你开心，

我掏出黄土高原的泥泥狗想逗逗你，

你不该夭折，一百二十年在历史长河还只是娃娃，

你不该逃逸，将来又将来还要依靠着你，

你在朝霞中现形啊，在月光下留下影子！

在知识与正义的汪洋大海中，

我始终能够看到永远年青的你：

西课楼啊，我生命中的宝贝，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敬重的柳铮铮老师

史劲(1968届)

在校友博客中看到了我的语文老师——柳铮铮恩师的照片，一时心绪难平，是感恩，是想念。柳老师是帮我打开窗户，看世界的领路人。因“文革”我们失去读书机会，在年少时，那些授我知识，教我做人的十中师长，一直不敢忘怀。那是青春的记忆，是他们默默的奉献，净化我的心灵，滋润我成长。他们是天下最好的老师，他们的教诲，伴随我一生的脚步。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叩谢他们的恩德，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柳老师教了我三年语文，是我们在校时教我们时间最长的老师，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在我的记忆中，柳老师上课严谨，循序渐进，让我容易理解。似潺潺的清泉，她的话语滋润着我的内心。柳老师有一手漂亮的板书，讲课生动，有些精彩段落的讲解，至今我和我的同学还记得。我是一个并不优秀的学生，庆幸有柳老师这样的好老师，可以得到她的指导和教诲。记得在校时，同学们都敬佩柳老师，甚至是敬畏，尽管那时候我们调皮，但上她的课没人敢做小动作。柳老师宽厚，从不轻易批评学生，是个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为感染同学的人。我特别害怕柳老师的批评，不敢做让她失望的事。当四十年后我们告诉柳老师，班上同学都很怕她，老师很吃惊：“我并不严厉啊。”我告之：“是在装老实啊，不愿看到你失望的眼神。”那时的我们真是调皮啊，可老师说她记不得学生的错。那时的柳老师风华正茂，那时的我们童稚天真，师生真诚纯洁，多么美好！每当回忆起走过的点点滴滴，曾经的温暖又回到心中，真正感到幸福。

中学时的记忆特别深刻。因为看到柳老师那颗善良的心，看到柳老师在我们身上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教导，我也曾想做一个老师，决心一定要向柳老师那样，像一支红烛，发出自己的热和光，去照亮学生的人生之路。柳老师师恩今生不忘。

我热爱的南京十中

赵曙东(1968届)

我不知道中国至今有多少中学，但是在这千千万万所中学中，我的高中时光是在南京十中度过的，对高中美好而难忘的回忆也飘落在十中美丽的校园里，我热爱南京十中。

20世纪60年代，南京十中是与南师附中并列的十个重点中学中的重点，也是年轻人所向往的学校。

1965年9月1日，是我到十中报到的日子。碧云天、黄叶地，天空瓦蓝得刺眼，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走进了十中的大门。

十中有两道大门，第一道是临街的高门，给人仰望名校的感觉。高门的左侧有一面高墙，是十中张贴录取榜的地方，每年8月初，这里人头攒动，有的雀跃，有的沮丧。进了第一道门约50米远，就是十中的第二道门。第二道门虽然矮一些，但是跨入第二道门扑面而来的是校园清新的气息，一条笔直的林荫路延伸而去，路旁浓密的梧桐树叶在秋风中摇曳，相互摩挲鼓掌，发出沙沙的欢迎声。

林荫路右侧是学校的公告栏和黑板报。黑板报图文并茂，特别引人注目。黑板报的刊名是《年轻人》，报头是一幅精美的粉笔画，两个意气风发的男女青年做远眺状，背景是白云蓝天和原子旋转模型。后来我也参加过学生会编辑的黑板报《年轻人》的编写、抄写稿件工作。黑板报的报头粉笔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期报头画都各不相同，非常精致，件件是佳作。

林荫路左侧是一座四层大楼，因为坐落在校园最东，俗称“东四楼”。东四楼是砖木结构建筑，外墙由青灰大长方砖砌成，除了一楼，楼内的楼梯和地面都是木头造成铺就。因为年代久远，楼梯扶手润滑有光，显现出古董家俗称的“包浆”。地板则不同了，也许因为有太多莘莘学子走过，地板上已经没有任何油漆痕迹，袒露出浅灰色的木质。尤其是楼梯，有的台阶边缘，木结突起，沧桑古朴。东四楼窗框是深红色的，在青灰色墙体映衬下显露出大楼的青春活跃。木质窗户是提拉式的，窗框上方有滑轮，两边窗框内隐藏有绳索和重锤，轻轻往上一提，窗户就开启了，非常灵活。我后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发现那里古老的图书馆窗户也是这样开启的。

东四楼内没有厕所，每一层楼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味。即使蒙上你的眼睛不告诉你，凭着气味你也会知道到了第几层。

如果你闻到了氯气、硫酸和油画颜料混合的气味，这就是东四楼的第一层了。第一层南边是化学实验室、北边是图画室和生物标本室。十中的化学实验室非常开放，每个学生都可以登记申请做自己喜欢的化学试验，实验室老师会事先为你准备好需要的化学试剂和仪器。记得在高一期间，我在课外化学兴趣书上看到制作“笑气”（化学名字叫“氧化亚氮”）的方法，书上说人嗅闻了就会大笑不止。我想让全班同学大笑不止，就登记了制作“笑气”所需要的试剂和收集气体的实验器材。自习课时间，在老师的帮助下，我收集了满满一试管“笑气”。为了试验“笑气”的效果，我自己先猛吸了一口，等了一会儿，却什么反应也没有。再去查书，才知道真正致人大笑的“笑气”，需要有我收集的十倍数量。后来，在化学实验室里我还做过许多有趣的实验，这些实验锻炼了我的自学、动手能力，提高了学习兴趣。

图画室是恽老师的“领地”，虽然高中已经没有图画课，但是入学之前，我就听哥哥赵正平说过，恽老师的油画功底相当强，他创作的一幅描述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油画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

走廊里弥散着仪器气味的是二楼。二楼西南，有一个很大的物理实验室，东边则是教室。物理实验室里仪器琳琅满目，整整齐齐摆放在长长的试验条桌上和墙边的橱窗里。高一期间，我们正好上力学中牛顿定律的内容，鞠名迪老师在物理实验室里给我们做过许多演绎性的试验，例如小球撞击的试验，让我们感受到不可名状的力的相互传递。物体受力变形的试验至今还记忆犹新：在长长的试验台上，只要你轻轻地按一按坚硬的桌面，监测桌面形状的仪器的光斑就会在墙上大幅度波动，显示桌子表面已经发生变形。

如果你能闻到青春气息的话，就是三楼了。三楼全部是教室，走廊呈T字形，东西走向。T型走廊的横划边是高二的教室，竖直边是高一的教室。你既可以从东四楼中间的楼梯到三楼，也可以从西边的楼梯拾阶而上。从建筑学上看是非常合理的，两个楼梯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西边楼梯左边的第一个门，就是我们高一（2）班的教室，再往前是高一（1），对面则依次是高一（6）、（5）、（4）班的教室。

我们的班主任是吕爱芳老师，矮矮的身材，大大的眼睛，讲话特别快，语速和她讲授的俄语一样。我们的教室里虽然没有心中向往的苏式课桌[当时只有三楼两个朝南教室配置的是苏式课桌，那是高一（5）班和高一（6）班的“宝地”]，但是，对我来说能坐在十中教室里上课已遂心愿了。老师娓娓道来的知识如同清澈山泉流淌到心田里，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另外，上课时不需要站起来回答问题，也让人十中学习时感到欣喜。当吕老师在课堂提问时，我可以坐在座位上神闲气定地用俄语对答如流，一点也不慌张。也许是我入学成绩比较好，吕老师先要我担任化学课代表，后来担任班学习委员，我觉得能在十中担任班学习委员是一个骄傲，所以一直兢兢业业地学习和工作，不想辜负吕老师的希望。

东四楼的第四层楼是阁楼，上楼后有一条短短的南北走向的过道，过道两旁是东西两个大房间，房间里南北方向各有四个阁楼窗户。当时这里是课外活动小组的地方，记得里面还存放了一架真正的红颜色滑翔机。

上课时东四楼走廊里悄无一人，只是隐约回荡着老师的讲课声。下课铃响后，突然升腾起来的喧闹声立即充满了走廊，继而溢出窗户，飘荡到操场上、花园里。

东四楼的西边是一个美丽的小花园。高高的冬青树围成了内圆外方的图案，从花园中心延伸出的四条青砖小道把草地分割成四块。学生们可以在草坪上嬉戏和交谈。有时吴生机老师会将政治课安排在小花园里上。原来在十中，政治课是可以这样上的：老师和同学们围成一圈，同学们有“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故事的感觉。你可以一边听吴老师口若悬河的讲课，一边呼吸到秋天青草成熟的清香，还可以不经意地浏览蓝天上迤逦的白云。

小花园的西边是小礼堂，这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建筑，当时觉得这座建筑的走向很奇特，后来才知道这是原来的礼拜堂。因为1949年前十中是一所教会学校，礼拜堂和旁边的钟楼，是宗教礼仪的一组建筑。小礼堂北端是音乐教师的办公室，下午四五点钟放学走过小礼堂时，音乐老师的歌声伴随着叮咚钢琴声萦绕在花园和林荫道间，让人心扉荡漾。多年来，梧桐树上的落日余晖、林荫道上三三两两同学的长长身影以及小礼堂飘来的甜美歌声凝集成了我脑海里对十中时光遐思的定格画卷。

小花园的南面是大礼堂，十中的大礼堂非常气派。当时很多学校没有“纯粹”的大礼堂。有大礼堂的学校，大礼堂实际上是大饭堂，平时学生吃饭，开会时才是大礼堂，甚至南京的一些高校也是这样。可是十中大礼堂却是名副其实的用来聚会的大礼堂。大礼堂里摆满了一排排整齐的酱紫色长条凳，一条长凳可以坐十多个同学，一个班级只要四个长凳就够了。全校学生都可以集中在大礼堂开会。这里举行过开学典礼和其他会演，但是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学校的潘宜成副书记在大礼堂里做的报告。1965年，他护送十中同学到新疆支边，回来后给全校同学介绍整个护送过程和新疆的情况。他的演讲才能很好，妙语横生，经常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

大礼堂有二楼，二楼有十排左右的座位，还有一方十平方米大小的地方，这既是楼梯到二楼的过道，也是十中话剧队的活动场所。我初中在宁海中学曾经表演过话剧，也不知道十中是如何知晓的，一到十中就受到盛情邀请，参加十中话剧队。当时十中话剧队队长是高三的张德宁学长，他朗诵很好，是南京中学生艺术团的。在话剧队期间，我们排练和演出了两个节目，一个是诗朗诵，诗是喻旭初老师写的，诗的大意是要为祖国繁荣而努力学习。记得是在冬天的季节，大礼堂外飘着雪花，喻老师为了指导我们理解诗的含义，从操场西边走过来，他穿着浅灰色的薄呢大衣走过操场，在白雪中留下了一串匆匆的脚印。喻老师精心指导我们朗诵的节奏和语调，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话剧队演出的另一个节目是歌颂越南抗美英雄阮文追的朗诵剧。我记得领诵人一位是张德宁，另一位是田和，我扮演麦克纳马拉，高二的钱淮海同学扮演阮文追。田和是一位女生，她的母亲是歌剧《红霞》电影的主角。可是田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个谦和、有教养的女生，一点架子也没有。虽然平时说话低声细语，但是在朗诵时声音清亮，富有激情，很有感染力。有时她会很耐心地纠正我们的普通话发音。后来张德宁学长因为要准备高考，推荐我当了十中话剧队队长。也许是我的能力有限，也许是已经到了1966年的春天，话剧队虽然时有活动，却再也没有排演出一个节目了。

大礼堂的西边是绿草茵茵的大操场，大操场的西头是篮球场，再往西就是十中骄傲的建筑之一，赭墙灰顶的体育馆。那时南京市有体育馆的大学也没有一两所。高一（3）班吴舒琛同学的父亲是十中老校友，曾经听他说过，20世纪30年代修建这座体育馆时许多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并且家境比较好的同学每人还捐献一个大洋。吴伯伯说，这个体育馆完全按照国际标准建立起来的，地板铺上是篮球馆，地板掀起来下面就是游泳池。在十中期间，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游泳池，也不知道后来它被拆掉的时候，人们有没有看到。

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在体育馆里上体育课，馆里地板弹性特别好，跑起三步篮要比在水泥球场上跳得高了许多。投球撞击篮板的声音回荡在体育馆里，听起来特别舒心，就像在收音机里听到正式篮球比赛的声音一样。体育馆南边房间是体育教研室，体育老师范老师是我的三级跳指导老师。入学不久，范老师知道我在初中是练三级跳的，就动员我参加了十中田径队，专攻三级跳。在初中，我三级跳的成绩是12.5米，第一步跳得还好，可以跳到5.5米，但是第二步就不行了。为了帮助我提高成绩，范老师还专门给我借了田径体育杂志，上面有当时的世界冠军苏联运动员三级跳的分解照片。范老师耐心分析了我的优点和弱势，优点是弹跳力比较好，弱势是跑步速度和腿部支撑力不足。在范老师的悉心帮助下，我的成绩很快提高到13米。

我除了在田径队活动期间能锻炼跑步速度，还有一个机会就是上课铃响后的冲刺跑。十中在干河沿巷有一个后门。早晨跨进后门，如果发现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两三个学生匆忙的身影，那么肯定是快要到上课时间了。此时，刺耳的上课铃一响，我便会把书包往怀里一夹，双腿就像上了发条一样，身轻如燕地冲了出去，耳边呼呼风响。老师们的菜地、煤渣篮球场、口字楼食堂的烟囱、图书馆的台阶、钟楼、小礼堂的影子在眼前一掠而过，花圃的冬青树、东四楼的楼梯一跃而过。最后的铃声刚落时，我已经从捧着教科书和圆规的宋家澳老师胳肢窝下穿过，“率先”进入教室，老师不能算我迟到，而我也锻炼了腿部力量。

宋家澳老师讲授的是立体几何，一口南京话清清楚楚，干净利落，讲课时没有一句废话，句句都有用，解释立体几何题非常有条理。我也曾把十中图书馆的《几何题典》上我做不出来的题目拿来试探宋老师。宋老师几乎不假思索，立即说出解题思路，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以后我只有敬仰之情，不敢再有试探之心了。

十中图书馆是我汲取知识的第二源泉，也是我心仪的地方。图书馆坐落在林荫路的尽头，校园的北边。从正面看，图书馆也是一座南北朝向的两层楼建筑，周边栽满了郁郁葱葱塔松。但是从侧面还可以看到半截露出地面的一层地下室，据说那是图书馆的藏书室。十中图书馆有多少藏书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我知道藏书量是衡量一个学校历史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正面走进图书馆，走廊两边是图书检索卡柜子，你可以按照字的笔画，从长长的卡片抽屉里检索到你喜欢图书的名称和书号。将摘录的书号、书名和自己的学生证一起交给走廊旁借书处窗口里的老师，不一会儿你就可以得到自己喜爱的图书了。图书馆的新书率很高，我记得《艳阳天》《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等当时流行的小说，我都是在这里借阅的。再往里走，就是阅览室了，阅览室里有各种杂志，同学们安静地阅读，偶尔听见翻书的沙沙声，好似春蚕食叶。图书馆二楼的东边是听力室，这是当时十中教学的又一个特色，你可以选择一段课文或者其他材料，老师会给你一个耳机，你将耳机插在墙上指定的插孔，就可以听到清晰的外语。在当时，这已经算是达到了现代化的教育水准了。

在这里闭目静听，既可以复习课文和单词，提高自己的听力；在这里闭目静听，还可以听到知识振翮高飞的声音；在这里闭目静听，甚至可以听到十中稳健向前的脚步声。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曾在1966年的夏天戛然而止。

记得20世纪90年代作为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的我，在波士顿海滨向东眺望，蓝色波涛上飞翔着翩翩海鸥。我眯缝着眼睛，看着强劲海风中翻飞的海鸥，遐想着。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却一下子想到了在十中短暂而充实的时光，想起了在课堂上神闲气定地回答问题，想起了在实验室里的化学实验，想起了话剧队的诗朗诵，想起了上课铃响的冲刺跑，想起了在图书馆听外语的静谧安详。虽然在十中的时光须臾，然而十中校园处处充满知识，充满了青春向上的令人心驰神往的感觉，真的让人难以忘怀。十中给每个学生创造了这样的环境，只要你愿意，十中就会给你向上的支撑，就像眼前鼓动海鸥双翅飞翔的海风。

我怀念和感谢十中，我要向东四楼和小花园鞠躬，向大礼堂和图书馆鞠躬，向大操场和体育馆鞠躬，向培养我们的尊敬师长鞠躬，向互助友爱的同学们鞠躬，是你们给了我人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光，我热爱你们，我热爱南京十中。

桃

李

坐

春

风

校

友

回

忆

录

忆金中的校园生活

谢金才(1968届)

退休了，有一份社会养老金，“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更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静下心来看自己想看的书，干自己想干的事，学自己想学的艺，发展个人兴趣爱好，以弥补年轻时想而未成的事，这的确是乐事。然而，怀旧成了我们的一个通病，年轻时的校园生活，自然是我们最不能忘怀的。

一堂数学课

小时候，我家住在南京师范学院大门的斜对面，所以，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将来考师范大学，当一名人民教师。其实，我真正对教书育人的尊敬和羡慕，还与一堂数学课有关。

1965年，我考入了南京十中。开学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上课铃响后，一位剪着短发，身穿乳白色府绸衬衫的中年女老师走进我们高一（1）班的教室，看到是教导主任章明华老师来讲课，同学们都比较紧张。但章老师面带微笑，在班长的“起立！”声过后，用双手做着手势和蔼地说：“请坐下！”教室里立刻安静了，章老师告诉大家因为数学老师病了，今天来代课。不一会儿我们就被章老师带入了愉快的数学演示之中。

这堂课主要讲的是因式分解的方法之一——综合除法。章老师先是三言两语地简述了因式分解的重要性，大意是：把一个多项式变形为几个连乘积的形式，为什么它和汉语拼音一样，在中考、高考试卷上都必不可少呢？因为它是数学的一个基础，是解决许多数学问题的手段和工具，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运算能力和掌握解题技巧，以至于提高大脑的综合分析能力，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接着，章老师就在黑板上演示起来，例题是一个接一个，黑板是写了擦，擦了又写，深入浅出，耐心细致，最后还总结出了在什么情况下运用综合除法以及如何寻找因子（除数）等基本规律。

在做课堂作业的时候，章老师缓步走下讲台，对每个座位都巡视了一遍，还不时弯下腰，小声地问同学：“听明白了没有？”“掌握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看到章老师走过的背影，我发现她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当时，我心里就感叹：多么好的老师，多么好的方法啊！要是早掌握这种方法，以往很多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嘛！

章老师讲的综合除法真特别管用。在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一次被一道因式分解题卡住了，就过来问我。那时，我对因式分解的公式已经记不全了，但我一看是个三次多项式，劲头就来了，先用综合除法砍了一斧头，找出了第一个因子，见已降为二次的商还可以继续分，就用十字相乘法得出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因子。哎呀，一下子就做出来啦！于是，我把综合除法教会了女儿。我说：“这还是我们南京十中章老师教的一招哩！”接着，我用分解因式的方法推出了一道因式分解题，递给女儿做。女儿如轻车熟路，一会儿就做对了。我和女儿都高兴得大声笑了起来。爱人走过来得知缘由，也跟着笑了起来。我们的笑声中，无疑充满了对章老师的感激和崇敬。

我曾经问过一些在校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奇怪的是他们不知道有“综合除法”这个方法；前不久，我查找过有关因式分解方法的资料，在介绍的十几种方法中，竟然也没有查到叫“综合除法”的。但是，我坚信实践的结果，综合除法确实是因式分解的一个撒手锏。它高就高在：因子的选定是“综合”分析和计算的结果，而且“除法”的运用是建立在乘除互逆这个最基本法则基础之上的，所以非常易懂、非常易记、非常适用、非常方便，即使你忘记了某些公式和方法，用综合除法也可以把题目做出来。

这堂课给同学们的印象确实太深了，我曾问过陈德明同学，他也毫不犹豫地回答：“记得！记得！”

窥一斑知全豹，在章老师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这样的课她又何止上过千百堂呢。而我有幸聆听到的这一堂课，只短短的五十分钟，就使我们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因为章老师不仅交给了我们一把因式分解的钥匙，而且她良好的师德教风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文革”开始，我们这代人的学业就此中断，“上山下乡”之后，再能进入全日制大学读书的人确实是微乎其微了。但是，我对教师的崇敬，始终如一。而今，五十多年过去了，那堂数学课依然历历在目。章老师及许多老师，在我们心目中就是如此的平凡和伟大。在我们的成长中，学生时代母校与老师所起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啊。

班主任

我们的班主任是蓝华章老师，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两眼炯炯有神，戴着一副褐色边框的眼镜，操一口广东尾音的普通话，说话声音洪亮，对人和蔼可亲，还爱好体育锻炼，经常出现在体育馆北侧的双杠和单杠上。后来得知蓝老师1924年生，1947年重庆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原籍广东在梅县中学任教，1951年投靠二哥来南京，次年入十中任教。1966年年底，蓝老师被查出患了肝癌，住进了鼓楼医院。我们得知后都纷纷前去看望。记得第一次去病房，蓝老师见我们来了，就支撑着坐在床上，询问我们“大串联”去了哪些地方，又问班上其他同学回来了没有等。我告诉蓝老师并把从韶山带回的纪念章送给蓝老师。蓝老师认真地听着，仔细地看着，高兴地笑着。我们关切地问他的病情，蓝老师比较乐观，只是简单说说。第二次我们去看望蓝老师，他说：“大串联结束了，看学校什么时候能复课闹革命。”蓝老师的话语中无不充满着对学生的关心，对学校的期望；从蓝老师的眼神和消瘦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教师职业的使命感，以及对形势的担忧。1967年春节过后，噩耗传来，蓝老师与世长辞。蓝老师的追悼会在学校小礼堂举行，参加的师生很多，小礼堂内外都站满了人。师生们自发地为这位英年早逝的老师送行。我们看着蓝老师的遗像，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淌，都为失去这位好老师、好班主任而失声痛哭。

徐云青老师是我们班的俄语老师，身材魁梧，戴着近视眼镜，经常身着蓝色中山装，封颈扣总是扣着，一看就是一位能文能武的人。他与我们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蓝老师去世后，我们班同学就像失去放牧者的羊群，失落、孤独。徐老师看出了我们的心理问题，与我们班同学走得特别近，有空常与我们聊聊，对我们的学习、爱好都比较了解，甚至一些同学的家庭情况他也了解，他处处关心着我们班，牵挂着我们，与我们班同学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师生关系。后来，凡是有关原高一（1）班的事，学校都要找徐老师，徐老师也乐于帮助，并以此为己任，自然而然地成了对我们班全权负责的老师——荣誉班主任。所以，许多不知情的人都以为徐老师本来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哩。

1980年，徐老师调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了，但是，只要涉及原高一（1）班的工作还是由他来完成。20世纪80年代末，因全国干审工作的需要，我们人人都得有一份在校（“文革”）期间表现情况的“证明材料”。所以，为我们班同学接待外调人员、接受函调、写“证明材料”的工作就非徐老师莫属了。我们单位负责调查的同志曾经问我：“你们的班主任是不是姓徐呀？”我一听便知：我的那份材料就是徐老师写的。我们班有47位同学，可想，当年仅此项工作，花费了徐老师多少精力和多少时间啊！真是谢谢徐老师了。

徐老师的俄语水平相当高，在金陵中学时，他自信而不张扬，认真按教材授课而不照本宣科，时常借题发挥，增加一些日常用语，以提高学生的口语水平。刚开始，我们很不适应，尤其像我们从普通中学考入重点中学的同学，感到跟不上。惭愧的是班上又指派我当临时外语课代表，而我对徐老师的课堂提问，时常转不过神来，要徐老师不厌其烦地给我提示，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好在班上有成绩好的李锡宏、罗来瑛等同学来回答，才算圆了场。

徐老师平时很随和，但在课堂上很严肃。一天上课，徐老师正专心在黑板上写单词，王洪光同学迟到了，站在教室门口喊：“报告！”只见这位同学满头是汗，右手还把篮球夹在腰间，尴尬地做了个鬼脸，把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苦笑着。这时特别是一些爱好打球的同学忍不住笑出声来。徐老师转身让这位同学上位，又说：“同学们，不要笑！上课是很严肃的事情，这对你们学生和对我们老师都是一样的。铃声就是命令！”还用俄语说了一遍：“铃声就是命令！”徐老师中肯的批评，使同学们口服心服。而且这种把自身也纳入其中的告诫，更是加深了同学们的印象，也赢得了大家对徐老师的敬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老三届”学生的年级和班次都被定格在了“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并在前面加上了应该毕业的年份，这是一个不幸。但是，我们幸运和骄傲的是：南京金陵中学1968届高一（1）班有一位用真情和汗水定格的班主任——徐云青老师。

口琴队

金陵中学历来是个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除学习之外，我在校时学校还成立有多种文体组织和兴趣小组，口琴队就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当年，队员约有30来人，平时每周或隔周活动一次，演出前训练得多一些。口琴队队长是高三的吴性镐和杨世平同学，后来为了让高三的学生复习迎考，1966年春节前后，由高一(5)班的文宝莹（原指挥）接替担任起口琴队的队长。这三位同学的良好作风，正是“团结、勤奋、严格、进取”校风的一个缩影，他们对同学和气，对工作认真，排练时要求非常严格，总是一遍一遍地抠，要求队列整齐，站姿端正，节拍准确，重奏分明。记得在学校文艺汇演时，口琴合奏《社员都是向阳花》的声势很大，特别是第二遍由“咪咪嗦咪来”变为“啦啦哚啦嗦”的变调吹奏，别具一格，瞬间把演出推向高潮，赢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

参加工作后，因为我喜欢吹口琴，加上工作在山区生活单调，所以花了四分之一的月工资（约5元钱），走了几十里山路，买了一只上海口琴一厂生产的《上海牌》口琴，这只口琴一直伴随着我。现在，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它也已成了古董，但是那《社员都是向阳花》的口琴声还时常在我的耳边回荡，以上三位同学的名字还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一直在激励着我，因为当年我也是口琴队的一员。

双甲校庆那天，老同学相聚，格外兴奋，谈笑风生。但是，我也得知一个伤感的消息：口琴队的吴性镐前不久走了。我心里一震，实在不愿这是真的。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他长长的脸，浓浓的眉，善于思考，言语不多，但句句能说到点子上。他当过口琴队负责人，还教过我们吹和声口琴应该如何用气哩，可他为什么走得那样匆忙呢?接着我又问起口琴队另一个负责人杨世平，同学告诉我，他刚才还参加了老三届合唱团的演出呢。遗憾的是，我没有见到他。他个头不高，性格很开朗，笑起来很爽很甜，总是露出一口白牙。校庆庆典现场同学校友们在热烈交谈，可是我的思想在“开小车”，还是回忆着当年口琴队的往事。

《年轻人》

记得1965年9月开学的那一天,当我兴致勃勃地走进金陵中学（当时叫十中）校园，一下子就被黑板报上《年轻人》三个大字吸引了，因为那字写得太漂亮了。《年轻人》正是当时学校板报的刊名。

由于我家离学校较远，中午在学校搭伙。吃中饭在口字楼的一楼，教室在东课堂的三楼，几十米长的《年轻人》黑板报便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所以我每天都看黑板报。不光是看板报上的内容，更多的是反复欣赏和学写上面的字。

当时，东课堂的教室除门窗外，四周都是黑板，每个班都办黑板报，而且换得比较勤，这无疑对学生是一种培养和锻炼。为完成班委指派的任务，我也常在板报上抄抄写写。

元旦过后的一天下午，我们班正在上自习课，宣传委员何庆澄接到通知，要派一名同学参加《年轻人》黑板报的抄写工作。也许是我在班上抄写黑板报还比较麻利，何庆澄就把正在埋头做作业的我叫了出去，交给了一位高年级的同学。那位同学说，高三、初三的同学要复习迎考了，出黑板报的事要由低年级的同学承担起来，并向我交代了任务：“你主要负责写刊名和给文章抄标题；‘年轻人’三个字就用这样的行书写，字体保持不变；标题要变用多种字体、多种颜色书写，避免单调。”我想到刊名和标题是最引人注目的，自己难以胜任，便说：“我写得不好，还是抄抄小字吧。”他边走边说：“你的字我看过，可以，多写写就好了。”然后他又忙着给别的同学交代任务去了。无奈之下，我用粉笔在地上把“年轻人”三个字练了好几遍，在黑板上写了擦，擦了再写，尽管还是不大满意，但是也不好意思再重写了，因为还有很多标题等着我写哩。写完标题，我又回到刊头前，审视了“年轻人”三个字，又在字上勾了边影做补救，才算完成了第一次任务。

后来，《年轻人》黑板报又出过两三期，我主要还是负责写刊名和部分文章标题。那时《年轻人》办得很有特色，结合学校实际，内容丰富多彩，学生和老师都爱看，对全校师生都是一种激励。二十多年后，李治中老校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这样写道：“学生在运动场上拼搏，去农村测绘的学生在田野上工作，美术小组在默默地潜心作画，航模放飞在嗡嗡作响，侨生乐团、‘十中之春’在演奏，讲演会上在慷慨陈词，《年轻人》黑板报又在出刊……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十中学生在学习、在成长的图景，我将永志不忘。”可见，在校领导的心目中，《年轻人》黑板报也是占有一席之地啊。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年轻人》黑板报就停刊了。但是，对《年轻人》这个刊名我一直铭记在心里，因为它与我有着不解之缘，它激励我知晓和陆续学会了实用书法和传统书法的多种字体，后来又在无锡书法艺专（函授）系统地学习了书法理论，坚持不懈地习练基本功，从中也磨炼了性格和意志，陶冶了情操；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我的工作岗位，影响了我的一生，乃至如今，书法成了我老有所好、老有所乐的事情。

现在，我每天仍然坚持练字，得以修身养性，以文会友，时常沉迷于诗书画印之中，可谓乐在其中矣！

难忘口字楼

口字楼是南京汇文书院(金陵中学前身)在19世纪末建造的配套校舍之一。据原碑文记载：口字楼建于1893年，原名“考呤寝室”（也称“考呤堂”）。它是一座四方环绕的楼房，当中留有一个巨大的天井，平面图呈“口”字形，所以俗称“口字楼”。资料显示：口字楼最初是两层楼，20世纪头十年已经加为三层楼。一楼的几个侧面都开有门，东门与西门可以穿堂而过（我的印象中，好像其他门总是关着的）。口字楼门廊和每层楼窗户的形状与钟楼、图书馆的风格相一致。一楼是食堂，二楼、三楼是单身年轻教师和学生的宿舍。据说二楼早年做过图书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口字楼和其他校舍曾收留过8000多名难民，一楼食堂曾为饥寒交迫的难民保命度日做饭熬粥，炊烟不断。口字楼历经101年，于1994年被拆除，1996年1月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新楼（曹隐云科学馆），这无疑是学校发展的一个标记。

口字楼和其他老校舍一样，也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最熟悉口字楼的应该是那些住校生和老师。我不是住校生，但有关口字楼的人和事早已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是永远不会被“格式化”的。

我考入十中后，由于家里离学校有40分钟的路程，所以中午要在学校食堂搭伙。当时每月伙食费9元，另交粮票10斤，油票2两。学校炊事员的手艺蛮高，饭菜做得很香，每周都有两次荤菜，过节还有加餐。搭伙的同学每10人一桌，当时我和班上几个同学是分在第十桌，在从东门进到天井左手正对的东南饭厅。

每天中午是口字楼最热闹的时候，东门和西门又是很多师生的必经之路，所以放学路过的、进餐的、住校师生上下楼的，川流不息；说新闻趣事的、说解题步骤的，谈笑风生；特别是测验考试后，对答案的、争论的、感叹的，嘈杂声此起彼伏。开饭了，每张餐桌上放有一两盆菜，一大方盘饭，墙边还时常放有一桶免费的汤，由各人自己去舀。老搭伙的同学个个身手不凡，三下五除二就把饭菜分成了十等份。没有凳子，大家围桌而立，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完了。第一次进餐，令我惊讶的是：上面吊着五六个大吊扇，这在当时还属稀罕之物。饭后，我们常在电扇下多享受一会才走。

食堂打牙祭经常是狮子头、粉蒸肉、红烧大排等，分起来也方便。垫头是黄芽菜、萝卜、土豆之类的菜。在那个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这样的美味佳肴，谁也不会轻易放过的。

令我难忘的是那狮子头，究其原因，不仅是十三香味味俱全，而且大肉团子肥瘦搭配，实在得很；另一个原因，就是第一次吃狮子头的机会我却错过了。

开学不久的一天，由于我有东西遗忘在家，所以中午没有去食堂而跑回家取东西。当我赶回教室时，朱小奇同学问我：“你怎么没有去吃饭？今天吃的是狮子头，你的那份我们还留在桌上哩。”他还告诉我说：“如果你在课间操时到总务处登记一下，就可以退一餐的钱和粮票。”我是新生，还不知道这个规定，只是为没有吃到狮子头而惋惜，要知道一个鸡蛋大的肉团子，在每月只有半斤肉票的年代是相当诱人的哟！朱小奇热心快肠，下午就带我到了口字楼。来到在从东门进去左侧的总务处办公室，见里面有一位老师，他个子较高，长着一副关公脸，戴着眼镜，剪着近乎光头的短发，年纪已五十开外。原来他就是分管后勤的洪大中校长。朱小奇喊了一声：“洪校长！”就帮我说明了来意，我叙述了情况。

洪校长耐心地听着，然后叫旁边一位老师拿出一个本子做了登记，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中午食堂回收了一份饭菜似的。洪校长说：“新同学嘛，下不为例。以后要提前来登记才行。”真没想到，洪校长是这样的爽快。

回去的路上，朱小奇告诉我：班上的黄龙宝同学经常退餐，中午只啃一个烧饼，省下钱到摊贩市场买半导体零件组装收音机，结果不小心烧坏了三极管，气得两眼发黑。所以，学校对退餐管得严一些也是好事。

在我以后的观察中，洪校长没有架子，师生们都非常尊敬他。他言语不多，总在埋头干事，校园里经常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皮肤红黑红黑的，也许就是风吹日晒出来的。

建校120周年时，我专门打听过洪校长的情况，得知他在2005年已经仙逝，享年94岁。后来又在校刊和网上得知：洪校长还是“卢沟桥事变”的重要见证人。1954年他调到南京十中时，就任副校长了。原来，洪校长还是这样一位经历非凡的老前辈。

在口字楼宿舍里，最令人羡慕的东西就是单人钢丝床。其长约2米，宽约0.85米，四周是角钢，当中拉着钢丝和弹簧，床头是钢管做的，还可以折叠起来收在床框里面，非常便捷。住校的学生因睡有舒适、美观、坚固的钢丝床，无不以此为骄傲，让走读生和外校的学生羡慕不已。

口字楼的淋浴，在当时还是少见的。一天放学后，我们打完篮球，正是大汗淋漓，忽有同学发现紧挨口字楼西侧的澡堂没有锁门，我们就一窝蜂溜了进去。能洗淋浴，我们心中的喜悦就甭提啦。虽然没有送热水，只能用凉水冲，我们也越冲越舒服，越冲越高兴；汗没有了，还在冲，直到冲够了才算罢休。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可是第二天，好几个同学都病了，不是流鼻涕、打喷嚏，就是发高烧。我则是鼻子不通气，汗毛孔闭塞，大热天不出汗，浑身酸痛，头涨痛得厉害，两眼发黑睁不开。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互相逗笑，都是冲凉惹的祸，大家称之为“淬火”。我想，以后再也不干这样的傻事了，而且一定会把这次深刻的教训告诫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年轻人。

我在学校参加的涉外接待活动

顾列平（1970届）

20世纪70年代已是“文革”后期，全国局势趋于稳定，学校也已正常开课。为了展示所谓的教育革命成果，金中（当时叫南京十中）也迎来了几次接待外宾的活动。

1970年12月，那时候学校的高中部在煤矿办校，学校只有初中部，我当时在初三（9）班，作为学生代表和初三（10）班的谢谷梅同学，全程参与了这几次接待活动。

因年代久远，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肯定是1970年12月。第一次是接待了法中友协的一位老者，第二次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两个学生。这两次规格不太高，只有翻译和少数陪同人员。学校方面当然很重视，正所谓涉外无小事。当时的校革委会主任林茵以及所有的头面人物都参与了接待工作。

高潮当然是斯诺来访，上下都很重视，提前开准备会时强调这是毛主席的客人，接待不能出任何差错。

斯诺来访的那一天，全校所有的学生都关在教室里，无关人员不得出现。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只有我们一行人陪着各处转悠。

果然接待阵容很是庞大，有几十号人。刚从埃及大使任上回国述职的黄华及夫人何理良陪同，据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何理良给斯诺夫人做翻译。黄华个子不高，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大家交流非常随和，后来贵为外长。我曾心里嘀咕，就那个小老头啊，此乃后话。

接待先是在钟楼二楼的会议室围坐一起介绍情况，然后去各处参观。在图书馆西边的学校工厂，参观了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的成果展览。有一个细节还记得，当时在墙上钉了一件说是校办工厂生产的衣服，是那种白粗布的面料，说不上任何款式，圆筒直缝没有领口，光秃秃的，用图钉钉在墙上，当时黄华就问我，你们就做这种衣服啊……事隔多年现在想来，当时他这句问话也许诸多意思吧。

活动结束，顺着正对大门的林荫道送客人出门。当时道旁背对八家村的那面是一排大字报专栏，于是有人提议就在这个专栏前，全体来宾和接待人员合影。因人数较多，林茵对我和谢谷梅说“两个小鬼蹲到前面去”。这下有些尴尬了，在那个年代，和女生并排照相很是扭捏，但只有我们两个小孩，领导发话不得不从，估计我们蹲在前排，一定是僵硬不自然的。只是这张照片（包括活动中的很多照片）我至今没见过，也许不会再见到了。

矿校往事

王农（1970届）

矿校，是“江苏省煤矿建设指挥部矿办中学”的简称，是20世纪70年代初南京教育部门的特殊产物，它与传统意义的学校不同，没有统一固定的校址，没有课堂，没有系统的文化课，学校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南京附近的煤矿。学生来自南京各中学的高中。当时我们南京十中1970、1971届高中自1970年5月起照上级安排成为矿办十中。

一、开学典礼

1970年5月15日上午，我们两届二百多师生，从钟楼前操场出发，以彻底埋葬“帝、修、反”的万丈豪情，背起背包唱着歌，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向矿校前进。

下午，我们走到了三十公里外的汤山，在初夏的骄阳下，已是“人困马乏、力尽筋酥”！有的同学脚上起了水泡，有的同学背包散了，行进的队伍缓慢前行逶迤千米，出发时的精气神消耗殆尽。就在这时，救星来了，6427部队开来了六辆军车来接我们。很多同学只是把背包扔到了车上，还是坚持步行走到了句容盘山6427部队驻地，部队腾出了停放坦克的库房，为我们准备了宿舍。

学校发给每人一套工作服，同学们成了没有津贴，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按军事编制，我们矿办十中被编为六营，下辖十五、十六两个连。学校及工宣队的领导是营连的主要领导，其余职务由同学来担任。

开学典礼在一个水库边举行。同学们在山坡上席地而坐，忽然有同学惊呼：“许司令来了！”许世友将军和一些军人下了吉普车，大步流星地来到了同学们的中间。

典礼由一位姓付的副政委主持，据他介绍，到场的还有张才千将军，装甲兵的负责人等。许司令讲了话，时隔四十多年，他有句话，我仍记忆犹新：“你们不要打架哟，你们要打是打不过我的哟！”说着还比画了一个冲拳的动作。早就耳闻许司令的少林功夫十分了得，同学们心悦诚服地以笑声做了回答。

接着两辆坦克轰轰隆隆地开了过来，我们以前只是在电影上看到过坦克，这回来了真家伙，大家怎能不激动，一起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说时迟，那时快！这两个真家伙出人意料地“哗”地开进了水库，“乖乖，水陆两栖！”有男生脱口而出。坦克在航行中，突然，“轰轰轰”地向对面的山上开了炮，机枪也“达达达”地一阵扫射。打完靶，大家闻着火药硝烟的气味，从坦克的顶部下去参观。我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感到特别好奇，然后不舍地从坦克前面钻了出来。余兴未消的我，模仿起电影里见过的镜头，一个鹞子翻身骑到了坦克的炮筒上。哪知坦克刚刚开过炮，炮筒滚烫，我“哇”的一声，一个驴打滚地滑了下来。

二、奋战狼山

我们劳动的露天煤矿，在离住地不远的狼山顶上。这座山大约海拔200米左右，山上没有树，小腿一般高的灌木上爬着许多毛毛虫，看了

瘆得起鸡皮疙瘩。当地山民称山上的煤为鸡窝煤，就是一窝一窝地没有规律，混杂在乱石中间。

我们两个连分成上下午两班，任务就是把煤挖出来。

每天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等等气壮山河的口号上山。到了山顶，先把上一个班次炸开的碎石清除，再挖出煤，集中起来。然后两人一对，一人蹲在地上手握钢钎，一人抡起大锤，在山顶上打洞。抡大锤体力消耗大，思想要高度集中，握钢钎的风险高，万一大锤砸到手上和天灵盖上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那个温饱还没解决的特殊年代，大多数同学由于营养不良，都长得很瘦弱。但这完全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斗志，烈日下，同学们挥汗如雨,要在石头山上打出小脸盆一般大、七八十厘米深的洞，绝非易事。特别是女生“巾帼不让须眉”，人再瘦，个子再小，叮叮咚咚地十几斤重的大锤照样左右开弓抡过头顶，紧握钢钎的同学也没有丝毫的胆怯。每一个人的工作服上都透满了汗渍，还露出一层白白的盐霜。“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的老前辈”的信念，已经化作了同学们的自觉行动。

打好洞，放炸药安雷管是个胆大的细心活，稍有不慎就可能出危险。虽然导火索的长度经过计算，已预留出足够撤离的时间，但负责点燃导火索的同学，还是一个个拼了命地往山下狂奔。等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入先前撤离的大部队时，山顶上便传来了“轰！轰！轰！”的巨响，霎时，浓烟滚滚，碎石乱飞。

这时我们忘记了劳累，一路引吭高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着这些革命歌曲返回住地，每个同学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者的幸福。

1970年9月15日中秋节，为改善生活，我们每人分到了一块月饼一个梨，这待遇就足以让我们感到很满足了。月饼象征团圆，梨子寓意别离，这也许只是巧合。在秋虫低鸣的月光下，我们吃着月饼啃着梨，想起父母家人和来到矿校的点点滴滴，真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三、文艺宣传队

20世纪70年代初，十中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常外出演出，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气。符丽娅，葛亚莲、王海韵等同学自编自导，组织了革命历史歌曲大联唱。宣传队的成员主要是以高中的同学为主，高中到了矿校，宣传队的骨干也就到了矿校。

此时，宣传队已不满足跳跳舞，演个三句半、大合唱这样的小节目，这似乎难以表达我们日渐高涨的革命热情。于是决定演一出大戏，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全剧。

在学校口字楼下的木工房，请木工师傅做了一把日本黑田大佐的马刀，油漆过后可以乱真；向十三中矿校借的七八支道具步枪，是我从坟头排山煤矿给扛了回来的；杨玉鹏同学的绘画水平非同一般，演出中的一些布景都是他画出来的。

为了使排练不影响到劳动，演出人员已经压缩到了极限，每人都身兼数职。杨玉鹏同学演郭建光、王传宁同学演阿庆嫂、陆家华同学演沙奶奶、朱兴同学演胡传魁，陈五一同学演刁德一，二十几人的演出班子就搭成了。

黑田大佐这个反面角色，落到了我的头上。这个角色也就是跑个龙套，台词就几句，唯一的难度就是一个前扑虎趴倒在台上，郭建光一脚踩在他的脊背上。同时我还被安排客串一个新四军。一个人在一场戏里，同时出演正反两个角色，这下我的脸遭了罪。王海韵同学先把我化装成黑田大佐，我一下场，她便马不停蹄地为我卸装，再化装成新四军，我再次下场，她又为我卸装，再一次把我化装成黑田大佐，服装换来换去忙得不亦乐乎。正面人物浓眉大眼，红光满面，反面角色脸色晦暗，贼眉鼠眼，还画着东洋小胡子，画的是浓装，要一层一层地打彩，很费时很麻烦。卸装用纸也不是专业用纸，很粗糙蹩脚，反反复复擦得脸火烧火辣！每演出一回，在我的脸上就要来回折腾六次。

一天，我们到部队演出。最后一场黑田大佐上场，按剧情，这时一个伪军上台：“报告！新四军打到后院了！”黑田大佐：“顶住！顶住！”我突然发现演伪军兼京胡伴奏的魏宁同学，不知何故却手持京胡端坐在后台，无奈，我便装模作样地扶扶眼镜，摸摸小胡子，在台上转起了圈子。这时不知谁提醒了他，他连忙丢下京胡，一声“报告！”从后台一直喊到了台上，因为匆忙，一个踉跄才站稳。结果，魏宁同学这次表演最为成功，把反面角色的惊慌失措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红医班

“红医班”是对矿校“医务室”的一个革命性的称呼。十中矿校成立了有李帆、刘德华等七八个同学组成的“红医班”，我当了班长。煤矿医院派来一位名叫李英的医生，她发给我们每人两本书，一本针灸，一本中草药，并从医学基础入手教我们。

6月20日，学校派我和刘德华同学参加了煤矿医院举办的专业培训，我们打起背包从盘山出发，翻山越岭走了十几公里的山路，来到了云雾缥缈、溪流纵横、自然景观美不胜收的宝华山。宝华山当时处于原始状态，山上的一座古寺没有香客，成了部队的营房。整座山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中草药的宝库。

煤矿医院派来了一位名叫阚世豪的老师，参加培训班的还有五中、八中、十三中等矿校其他营“红医班”的同学。阚老师对每一种草药，从药理药性用法，都能如数家珍。他每天带我们钻入古树参天、蝉噪鸟鸣的大山，穿行在泉水潺潺的密林深处，与山鸡野兔不期而遇；攀爬在山顶绝壁，与千变万化的云雾热情相拥。我们采集了各种不同的草药标本，到月底培训结束时，已经能认识两三百种，初步知道了用法。

在“红医班”，大家背针灸穴位，在医生老师的指导下，用针灸针在自己身上试针，感受着“酸麻胀痛”的经络走向；品尝草药，体会“酸苦甘辛咸”的药物属性。我们把注射器磨掉一头，做成制药片的工具，在6427部队的卫生队，用药碾子将晒干的草药磨成粉做药片；用毛竹做拔火罐。在那个史无前例、随时准备打仗、物资极度匮乏的特殊年代，用一根针（针灸针）一把草（草药）来缓解“缺医少药”的压力，是经济适用的最好选择。

记得一次为同学集体打预防针，我给一个女生打完针，由于针头没上紧，操作又有瑕疵，起针时只拔下了针筒，却把针头留在了她的胳膊上，她被吓得“哇哇”地大哭了起来，搞得我很狼狈。

在矿校，我们背着“红医班”的小药箱，及时包扎处理同学们偶然发生的外伤。露天采煤的狼山顶上，龙潭宝华山麓姚家村外的2号井，都留下了我们“行医”的足迹。

五、二号井

2000年，阔别母校30载，我和葛亚莲、符丽娅、郑国栋、吴辛四位同学顶着酷暑，专程到了十中矿校的故地。在盘山，部队领导热情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来到水库边，水库一如既往，上到了狼山顶，当年的工作面已被绿色的植被所覆盖，毛毛虫还没绝迹。重访故地，往事悠悠，心绪难平！

在龙潭姚家村外，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杂树草丛中搜寻，去找寻别离了30年的二号井。

二号井，是一个有45度斜坡的矿井，当年，就是因为它，我们从盘山转战到了这里。同学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草房，睡的是稻草垫的大通铺，吃的是普通的饭菜。当时只想抢时间争速度，尽快挖出煤来，扭转“北煤南运”，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贡献。本该在教室里书声琅琅的同学们，却顽强地以血肉之躯，向坚硬无比的石头宣战！

男生玩命地在巷道内掘进，女生从事与她们性别、生理极不相称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个个弯着腰，不顾死活地用稚嫩的双手、简陋的工具，扒着碎石渣，顺着45度的巷道艰难地往外搬运。

大家双手磨出了老茧，有人还起了血泡，汗水浸透的发辫和衣裤上面落满了灰尘。可是，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哪里有煤的踪影啊！

秋冬之交的山区，天已经很冷了。因为能源短缺，别说洗澡，男生连用的热水都没有，女生也是定时定量供应。如此艰苦，同学们却表现得非常积极，不甘落后，更没有人叫苦叫累！身先士卒的各级学生干部，在同学中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革命的信仰”给予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力量！

这时我病倒了。发烧，手指尖、脚底、口唇出现了小如黄豆大如蚕豆的水泡，不知是演戏时反复化装造成过敏，还是营养不良劳累过度，还是用刺骨的冷水洗漱、擦头抹身洗脚受凉所至，还是兼而有之，红医班的医生老师感到事态严重，连忙把我安排到汤山煤矿医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我孤独无助地躺在病床上受着折磨，远在南京的父母家人对此一无所知，同学们也都不知情。没有人安慰，没有人探望，心里却牵挂着二号井。一个星期后我病愈出院，一人从汤山往龙潭姚家村步行了两个多小时后归队。

走出尘封的历史，关上了记忆的闸门。我们费了一番周折，二号井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四周荒凉偏僻，人迹罕至，荒草没膝，一片凋零。一扇锈迹斑斑上了锁的大铁门把我们挡在了外面，从村民口中得知，这口井已经荒废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出过煤。或许，下面根本就没有煤；或许，原本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们推算，也就是自1970年12月初，我们毕业离开后，可怜的二号井就再也没有人来眷顾过。

如今，历史的尘埃已散尽，它终于等来了曾经的主人。井口外，我们的心情五味杂陈，感慨万千！眼睛湿润！这就是号称“战时中间开坦克两边架机枪”的二号井吗？！这就是我们曾拼死拼活，为之洒下一腔热血的地方吗？！看到他的归属如此凄惨孤独，我们的内心在流泪，为它，同时也为我们自己！

从门缝向里面张望，黑洞洞的巷道，像一个受尽委屈、失散多年的孩子，在向亲人掩面痛哭！又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向远道而来的曾为它付出情感、付出青春的故人在含泪诉说！

这是时代的缩影，历史的印迹。二号井是无辜的！也是无奈的！更是悲哀的！我们何尝又不是呢！！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二号井的孪生兄弟，现在已成为宝华山的一个旅游景点，被命名为“将军洞”。中、英、朝、日四国文字的介绍中，记载了许司令和我们的往事。

六、后记

为纪念2018年母校130周年华诞，2017年10月，我再登宝华山。岁月蹉跎，沧海桑田，宝华山已成了充满商业气息的旅游景点，2号井也难寻觅。沿着当年“红医班”采草药的山路拾级而上，大自然所馈赠的美好瞬间又浮现在眼前。

“红医班”，是我与学医唯一的一次零距离接触。我从小体弱多病，学医是我的梦想，可是在那个大学停办的非常时期，我的学医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1970年的最后一天，我接到了分配我去邮局工作的通知。从此，我与学医擦肩而过，学医成了遥不可及的渴望，成了常常挂在嘴边难以割舍的向往！但我的学医情结一直伴随着儿子长大，夙愿由我的“校友儿子”变成了现实。

2001年儿子王一鸣，从母校高三（6）班考上了北京大学协和医学院“本硕博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2009年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授予他“临床医学”博士学位（2003年起，国家将协和八年制从北大转到了清华）。同年，他又获全额奖学金，赴多伦多大学攻读第二博士学位，2015年获理学（病理学）博士学位。现在，医学双博士的儿子，成了拥有加拿大行医执照的白衣天使，成了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医学科学家。

真庆幸，儿子赶上了一个国泰民安的好年代。

谨以此文献给金陵中学130周年校庆！

谨以此文衷心感谢母校对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培养！

我的高中和班主任柳铮铮老师

陈建华(1970届)

柳铮铮老师是我高中的班主任。在我心目中，柳老师一贯温文尔雅而充满激情，朴素大方而端庄美丽，她是那么年轻，她的年龄我很少去关注，好像她永远不会衰老，永远都年轻。可岁月无情，直到前不久的某一天知道柳老师即将80岁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记得1968年年底，大多数同学告别母校下乡插队后，我和一部分初中同学继续升入高中学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的学校生活基本是在流动中度过的，下农村，到工厂和工地，参加野营拉练，最后到了煤矿（矿校），极少在教室里上课。当时的学校，年级和班级按军事化编制，年级为连，班级为排，小组为班。我所在的年级是八连，是几排（班）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带我们排的是陈亦梅老师，时间不长，我们就由分管的工宣队师傅带领到工厂参加劳动了。在工厂我们和工人一样三班倒，我在曙光机械厂干过车工，在玻璃纤维厂干过拉丝工。劳动回校后我所在的排为八连三排，学校给我们派的班主任正是柳铮铮老师。从1969年春到1970年夏，短短一年多里，在那个非常时期，柳老师和我们在一起，留下了太多的回忆，也影响了我的人生。

上初中时柳老师是分管我们初中的教导主任，在农科所劳动时她曾经和我们一起同吃同住，留下很好的印象。“文革”中她被围攻，舌战“群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佩服她的口才。尽管当时学生对老师谈不上尊重，她做我们的班主任，我们还是很拿她吃劲的。“文革”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1969年夏秋之交，那是我们在校上课的一段时间。

当时教我们数学的是周学祁老师和蒋燕生老师，教化学的是张学华老师，物理是须同瑚老师，外语是万长蓟老师，柳铮铮老师是班主任，也教我们语文。整个高中阶段我们基本上不停地到农村、工厂劳动，或者去野营拉练，在校学习时间极少，连教材都没有，学习都是临时性的，既不连贯更没有系统。在课堂里学习的内容真是少得可怜，现在留有的记忆也寥寥可数。只记得周学祁老师的“鸡兔同笼”；蒋燕生老师的“sin、cos”；须老师的“安培”；柳老师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万老师的“long　live，　a　long　long　life(万岁，万万岁)”；尽管张学华老师是非常出色的化学老师，但对我们这些只有初二底子（从没学过化学）的高中生来说，她也是一筹莫展，我们则一窍不通……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即便坐在教室里也定不下心来学习文化知识，甚至会在某一老师上课时，突然心血来潮，十几个人集体出走。我们这个排有十中初二升入高中的，也有来自其他初中学校的。作为十中学生，我们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傲气，看不起外校来的同学，而其他学校来的同学中确实有人身上也有些不良习气。

柳老师面对这样一群受政治风波影响的学生，面对一个一盘散沙的班级，其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她全力投入班级的工作中，几乎和我们泡在一起,让你感觉她充满活力，极有感染力。柳老师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和对我们的循循善诱，使原来散漫的我们服她。她首先抓学生干部，经常召集我们研究班级工作，手把手教会我们怎么工作。每一次班会前，她都会耐心地指导排长（学生班长）如何开场、如何总结，甚至写好发言提纲。原本在初中班级默默无闻的同学在柳老师的指导培养下，经过锻炼成为优秀的学生干部，后来留校当老师的许多同学都得到过柳老师的精心培养教育。

柳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善于因势利导。1969年的初秋，我们一群女生突然想去紫金山看日出，决定当天晚上睡在教室里，半夜出发，步行去紫金山。这个消息被柳老师知道了，她担心我们的安全，劝导我们取消这次行动。可我们不答应，认为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是对我们很好的锻炼，更何况我们是一群人不会有危险。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在教室过夜的时候，发现柳老师也来了，她要和我们一块去紫金山。我们异常兴奋，也非常感动，我们知道她完全是为了我们。那个晚上，柳老师和我们一起躺在西课楼二楼的教室里。后半夜，为了不惊动传达室师傅，我们翻过学校大门向紫金山出发。一路上有柳老师陪伴，我们心里特别踏实。在东方欲晓前，我们登上了紫金山，等待着日出。可遗憾的是那天大雾弥漫，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我们没见到期望的喷薄日出。在柳老师的提醒下，我们起身下山返回学校。虽然没有在紫金山上见到日出，可有柳老师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心中充满着温暖，甚至连没见到日出的遗憾也抛到了九霄云外。回到学校，才发现每个人都被大雾淋得湿漉漉的，但我们赶上了第一堂课，没有一人缺席。

1969年深秋，全校拉练到了江宁县上峰公社，我们排被安排在李岗头村，全排同学分别被安排住在几户农民家。我与李帆、曹扬、丁曙农住在一农户的堂屋，土地上铺上稻草，打开背包就是我们的床铺。因为天色已晚，都没在意旁边还有一个猪圈。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忽然听到猪叫声，把我们一个个吓得不轻。农村的稻子已经割完，天气已经冷了，已记不清当时我们参加了什么劳动（因为劳动的地方太多）。柳老师一个人带着我们全排，不仅管我们出操、劳动、学习（学习报纸上的文章），还要管我们的吃喝拉撒，非常辛苦。

一天清晨，我们几个醒来后看时间还早，加上天气冷，便赖在“床上”吹牛，议论的话题五花八门，不知不觉早过了出操时间。马上起来吧，可能也赶不上出操了；不起来吧，那肯定要挨批了。就在犹豫之际，有人敲门，还依次叫着我们几个的名字。一听是柳老师来了，我们几个都把头埋在被窝里，沉住气不出声。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有点不敢，也有点不忍，又有点里外里，还有点……过了一阵，听到柳老师离去的脚步声渐远，我们这才一个个探出头来，再一看时间早已过了开早饭的时间。好在上午是分班（小组）活动，也不会跟柳老师碰面，我们几个饿着肚子扛过了一上午。到了中午，饥肠辘辘的我们不能再不吃饭了，忐忑不安地去伙房。想到早晨旷操的错误，真的不敢见柳老师，一路上心里祈祷着最好柳老师别在伙房，一是怕她的批评，二是我们自己内疚，对不起她，怕见到她。可柳老师恰恰就在伙房门口，我们躲也躲不过了，只好硬生生地与柳老师打招呼，准备硬着头皮好好受训。可柳老师见到我们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甚至连早晨我们为什么不出操都没问，此时无声胜有声，越是这样我们就越内疚。虽然这件事以后柳老师也从来未提及，但它在我心里永远抹不去。我常常纳闷：柳老师为什么不批评我们？是柳老师理解我们，相信我们会自己觉悟，还是柳老师……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直到近四十年后，我在校友会工作中看到100周年校庆文集中柳老师《不能遗忘的一页历史》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我做学生时的学习生活是极其愉快的。老师们教学有方，对学生十分宽厚。我们在金女中读书时，虽说都是女孩子，却十分调皮，我们给许多任课老师都起了绰号。最荒唐的是，有一次我们忽然不想上课了，记不清是哪个同学跑到黑板上画了只唐老鸭，旁边用英文写了几个字‘我们要游戏’，想用这个办法把上课的老师气跑。那节课，正是唐绍密老师来上几何。唐老师一进教室，开始很尴尬，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微笑着把黑板上的字擦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给我们讲起课来。面对老师的宽容，我们竟然感到比惩罚还难受。大家低着头，不敢吭声，静静地上完了课。自此，我们都很敬爱唐老师。唐老师的宽容，深深地影响了我。以后，我做了老师，也常常用宽容去教育学生的无知，收到过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时我才懂得柳老师为什么这么做。回想起来，这种无声的教育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1970年高中毕业我也留校当了老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也经常宽容学生们因幼稚而犯的错误，即使批评也决不训斥他们，这也许就是我受益于柳老师对我们的教育。从唐老师的宽容，到柳老师的理解，到对我的影响，这或许就是金中师风的传承吧。

我们的金中回忆

周杏生方群(1972届)

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的中学时代是在金陵中学度过的，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我们是从小学直接划分到金陵中学就读的，那时称南京市第十中学。

到校的第一天，映入眼帘的是梧桐树林荫道，花树丛中坐落着一栋栋西式的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小礼堂、钟楼，还有室内体育馆，展示出它悠久的历史，渗透出岁月留下的痕迹。校园虽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未曾抹去它那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气息。

这里还有一支由资历很深具有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的老教师以及正在成长的优秀年轻教师组成的教师队伍。印象中有满腹经纶的宋家淇老师、言语率真的喻旭初老师、诚恳认真的恽中瀛老师、幽默机智的张成康老师、娇小秀美的鲁小妹老师，还有和蔼可亲的班主任陆佩珍老师等等。

在这里我们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在那特殊的年代，学校有革委会、工宣队和军代表三结合的领导小组，我们必须学工学农学军。每学期除了正常的文化学习外，要安排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课程，那时的教学目标是又红又专。虽然当时还处在“文革”时期，但在十中，我们还是接受到良好的文化知识和适时的政治教育。那时的工厂、农村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我们参加了步行句容的野营拉练，背着包一夜间行军几十公里；我们还去曙光机械厂学工；去十月公社学农。

在学校，实验室老师带领我们做化学、物理试验，每天下午3点钟图书馆开放，我们在那里阅读，寻求更多的知识，还可以参加各种兴趣小组。我们在钟楼过团组织生活，在体育馆，我们甚至观赏过国家女排的集训。金中的各个角落都留下过我们的身影和快乐，我们在金中学习成长。金中给了我们知识和力量，培养了我们勇敢和坚强，在那里我们度过了美好的学生时光，那是我们终身铭记的一段里程。

每每看到有关金中的报道，总能唤起我们美好的回忆。尽管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们的学业没能得到理想的发展，但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金中学子的情结都永存心中，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即使随风飘落到世界任何角落，它依然还是蒲公英。

在纪念金中建校130周年之际，我们衷心地祝愿母校：积光辉历史之厚蕴，展时代先锋新华章！

回忆我的高中生活

王炜(1974届)

1972年7月，我从南京市青岛路中学初中毕业。虽然当时是“文革”时期，社会上不重视读书，但我还是选择了升高中。因青岛路中学无高中部，按学区有一部分转入南京市第十中学。

1972年9月1日，我们开始了在南京第十中学的高中学习生活。我在高一（2）班，第一任班主任是周锡来老师。他教数学，敬业负责，对业务十分钻研。他曾找班上胡元龙同学，借大学数学参考书籍，因胡的父亲当时是南京化工学院的数学教师。周老师非常和蔼，很少发脾气，课也上得好。为解决夫妻分居，我们上高二时周老师调到浙江温州师专任教。全班同学都舍不得他离开，专门举行了欢送会，班委会代表全班同学向周老师赠送了纪念品。周老师在讲话时很激动，说话已远不像平常讲课时那样流畅，眼里仿佛闪动着泪花。在“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师生间有如此真诚的友谊确实难得。

周老师调走后，继任班主任是杨向东和丁如渝老师，因丁老师当时已有身孕，校领导让她协助杨老师工作。杨老师讲话是典型的“南京普通话”。我对丁老师的印象已不深刻，但她教我们珠算课，反复叫我们练珠算口诀一事倒是记忆颇深。高二第一学期数学课学习珠算，每次上课，教室里算盘声响成一片，好不热闹。数学期中考试就是考珠算，每个同学到丁老师的办公室，当面把考题内容用算盘打一遍，对了就算考试通过。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好笑，高中上了一半才学打算盘，但那时强调学习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课程中实用知识较多，内容却零乱而不系统。

我班的语文老师有两位，高一是冯世森老师，高二是喻旭初老师。冯老师上课时语音洪亮，抑扬顿挫。当年他讲授古文《曹刿论战》，高声诵读“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冯老师热衷社会活动，每次学校召开田径运动会，他都担任播音员，操一口浓重的“南京普通话”，每每把男子念作“狼子”，“跨栏”读成“跨狼”，以至于30年后我们同学相会时，仍能绘声绘色模仿他当年的播音。他后来调到省民盟机关工作，现已退休。喻旭初老师显得比较瘦弱斯文，面孔白皙，语调平缓，教学功底深厚，虽只教了一年，但我们都感到获益匪浅。尤其他教的作文课，不拘课本，颇多新意，善于启发每个同学打开思路，至今印象深刻。后来他较早成为全市为数不多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在社会上知名度较高。

其他任课老师中，物理老师孟昭华当时已年近花甲，头发花白且有些谢顶。他讲课时方言较重，但功力扎实，深入浅出。虽然有时课堂纪律不太好，他却从不发火，总是耐心地劝同学们安静，极具涵养。政治老师陈善卿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课时，常拿生产皮鞋做例子，因方言总是把皮鞋念成“皮孩”，每每引来一片笑声。高二时教我班历史的沈嘉荣老师，上课独具风格，仅带几张卡片，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侃侃而叙，娓娓道来，详略分明，举重若轻。恢复高考后我进南大历史系读书时才知道，沈嘉荣老师实际出道很早，年轻时就曾发表过有影响力的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学术论文。“文革”结束后，他回到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早些年因病去世。

现在回想起来，我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学习成绩好，在年级11个班中一直居于前列，老师们对这个班也赞誉有加。这也许与我班52人中南大教工子女约占40%有关。虽然当时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加之“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消极影响，人们普遍缺少学习动力，但我班的学习气氛很浓厚。几年后恢复高考，仅1977年和1978年我班就有12人考上大学。二是酷爱体育，高一时，部分男生凑钱买了足球和篮球，下午放学后就到南大球场上玩球，还经常与别的班级比赛。班里先后成立了篮、排、足、乒乓球队，参加的人多，水平不低。大家的集体荣誉感都非常强，为了在校田径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赛前一个星期，每晚都结伴去南大操场训练。我们班先后两次在校田径运动会上赢得年级团体总分第一，甚至有一次在男子4×100米接力比赛中还派出班级二队参加，只记成绩，不记名次。我班毕业留影中的锦旗就是在校田径运动会上获得的，我当时担任班级体委，还是我上台领的奖呢。

我们读了两年高中，但真正上文化课的时间却不到一年半。高一时，十中是厂校挂钩，南京曙光机械厂派出部分人员担任老师，如高一（3）班的班主任蒋立辉是曙光厂在编人员。我们进校后，在校办工厂学工劳动1个月，经常3人骑一辆三轮货车去城南集合村仓库拉螺丝螺帽。我们还到尧化门学农基地学农，前后也有两个多星期。高一第二学期，学校抓了一阵提高教学质量，但很快又被批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只好回到先前的老路。

我们刚进校时，教室在校园的东北角，位于人称“八家村”的那一排简易平房里。高一第二学期时，我们的教室在东课楼二楼的东北角，上课用的都是扶手椅，光线也不太明亮。但一楼的化学实验室和二楼的物理实验室，据说当时在南京市是最好的，每次去实验室上化学课或物理课时，同学们都比较兴奋。那时，十中的小礼堂常用作上公开课的教室，每次去那里上课时，都会有一些外校的老师来旁听观摩。记得1974年上半年，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在小礼堂召开的南京十中学生代表大会。高二时，我班的教室在体育馆北边的西课楼里，中间与体育馆隔着一片空地，树了许多单杠和双杠，每到课间休息时，大家都喜欢到杠子上动两下，活动活动筋骨。我们最喜欢上体育课，尤其是能到体育馆里打一场篮球，在当时是一件很感惬意的事情。

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到南京市麒麟门外的西岗果牧场插场劳动，成了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

虽然我离开母校已30多年了，但在十中度过的两年高中学习生活，却是那么令人难忘。

（原载《校友通讯》58期）

我在金中的老师和同学

马嘉(1976届)

1972年，我从南京市汉中路小学毕业。因为家住城南，学校要把我分到第五中学或中华中学去，我自己选择并最终幸运地走进了金陵中学（当时叫南京市第十中学），幸运地遇见了我的老师、我的班主任和我的一帮同学们。从此金陵中学成为我的母校，如影相随地陪伴我走过了40多个春秋。

我的语文老师

走进金陵中学报到的第一天，我们初一（2）班第一任班主任曹扬老师，带着全班在东楼南面高高的台阶下集合点名，翻开了我们在金中学习的第一页。曹老师是金中毕业留校的青年语文教师，她在我们的心目中，语文水平是很高的，笑呵呵的脸上透着威严，同学们既喜欢听她的课又有点怕她。那时候，一会儿抓教育，一会儿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不仅我们学生，估计老师们也无所适从。而她却是当年初中青年语文教师上公开课的第一人，之前谦虚推辞，之后勇敢走上讲台。那种风采、那份荣耀，让全班同学都有了一种神圣感，对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不仅课讲得好，作文点评更是吸引大家的地方。每次发作文本，大家都抢着看后面的评语。她的作文点评，严谨细腻，指点到位，我们深受启发和鼓舞。我母亲看了我的作文和曹老师的评语，多次赞叹不已，感慨地说：你刚上十中半年，作文成绩提高得这么快，跟遇上了曹老师是分不开的。是的，在这些成绩和好评的背后，曹老师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

说到语文老师，我还有幸在高中阶段遇到了让无数学子仰慕的喻旭初老师。他上课既条理清晰，又激情澎湃；既紧扣课文，又浮想联翩。他的作文课更是思路开阔，逻辑严谨，收放自如，引人入胜。还没下课，大家就都跃跃欲试，迸发出一种恨不得立刻下笔去写一篇好作文的冲动。我喜欢听他的文学讲座，有一次，他把“下雨了”三个字演绎出好多种表达方式，令人印象深刻，让我们对语文、对文学、对写作乃至对朗诵都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曹老师和喻老师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学生个性的重视和培养，注重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曹老师见我对作文感兴趣，借给我一本写作参考书。正是这本书，让我从初一就开始接触到新闻、诗歌、散文等各种文体的写作知识，在那个买不到也借不到任何参考书的年代，无疑是沙漠里见到一湾宝贵的清泉。喻老师对学生的求学欲望也都是有求必应，不吝赐教。有一次，我跟他去看望病假在家的班主任荣庚安老师，在路上我趁机问了他一些问题，他不厌其烦地讲解了一路。在正常的教学课程之外，他还会设计出各种作文主题布置给爱好语文的学生练习并加以指导。记得毕业不久的1978年，外校一位学友拿着自己的习作，想得到喻老师的指导，辗转求我引见。喻老师在自己的宿舍里热情接待，细心指点，认真程度令人敬佩。

高中毕业以后，我经历过很多次大小考试，包括大专和本科阶段的两次入学考试，各科成绩中，语文始终都是拿分科目。尤其是工作几十年来，文字在各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处理解决各项棘手事务时，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学好语文赋予我们的力量，我要感谢所有在金中教过我语文的老师。

我的班主任

我们班从初中到高中有过四位班主任。初中时有曹扬老师、过小芳老师、陈建华老师，高中是荣庚安老师。陈建华老师担任班主任时，正是社会上不重视文化知识教育的时期，班级纪律和风气都不太好。陈老师工作认真、为人忠厚、说话温和，在调皮的学生看来比较好对付。她既有教学任务又要带好班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尽管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班级里的问题依然不可避免地难以真正解决。毕业多年以后，提起当年的往事以及给陈老师带来的困扰，同学们唏嘘不已，深感自责。而陈老师依然初心不改，话语中透着对自己学生满满的慈爱。

上了高中，荣庚安老师成为我们班时间最长的班主任，与我们共同学习生活了整整两年。她跟同学们一同进厂学工、下乡学农，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我不知道她找多少同学谈过多少次话，在班级活动和个别指导上默默地做了多少工作。只知道她工作深入细致到竟能与不少同学的家长成了好朋友，而且我们毕业时，成为全年级17个班级中团员人数最多的班。毕业后，她还一直关心着我们的工作、身体健康甚至我们的家人。当年，放学后，她与班干部围坐在一起开会，两个幼小的孩子蹲在操场玩耍着等她回家的画面；在青龙山学校农场，全班男生擅自去水库游泳，她从远处边跑边喊着追赶过来的身影……多少感人的场景至今仍像电影一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的体会是，上一所好学校，更重要的是要遇上几位好老师，终将一生受益无穷。而我，不仅走进了金中，还在金中遇到了这么多好老师，真是无比的幸运，可遇而不可求。

我的同学们

不仅如此，在金中，我还幸运地加入了一个要求进步的班级，有了一群结成纯洁友谊的好同学。江南同学，初中、高中都是英语课代表，语文、数学成绩同英语成绩一样好；陈秋平同学，初中数学课代表，他与江南同学一道，大小考试都与我死磕，当时压力很大，事后才发觉受益匪浅；徐振誉同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从未分开过的死党，我俩常常在放学路上讨论作文构思，研究写作技巧，有时一个题材两种写法，以至两篇作文同时被曹老师拿到课堂上去讲评，私下里颇为得意；杨建娣同学，稳重的女生班干部，话不多，学习好，原则性很强，关键时刻往往有坚定的主张；陈桂萍同学，一位普通团员，没想到她不声不响地主动参加了校团委组织的，已经成为一代人记忆经典的长途拉练活动；冀蓉和葛永英等同学，以美妙的歌喉参加了学校大型活动《长征组歌》的排练演出；宋红兵和葛智鸿同学，两位班级篮球场上的男神，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海军；翁汉华同学是班委，一贯关心同学，甚至毕业后在食品匮乏的情况下，还买了二十根油条，专程跑到同学插队的农村去看望慰问。那么多同学，那么多故事，真的写不完。最值得一提的是甘宏亮同学，他是我们班的骄傲！毕业后与本校的俞金陵、邵景鲜同学一起主动要求奔赴西藏日喀则地区，成为插队知青，1976年10月28日中午，在南京站的锣鼓声中登上西去的列车。他在西藏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当上了拖拉机手和电影放映员，用南京市团市委赠送给他们的电影放映机为藏族乡亲们服务。记得他有一次焦急地给我写信说，电影放映机的专用灯泡坏了，很久没有为乡亲们放电影了。我赶紧想方设法找到南京特种灯泡厂求援并及时寄给了他。他把收到灯泡后，当天晚上为乡亲们放电影的盛况写信告诉我，字里行间，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恢复高考后，他又考上大学，先后成为高校教师和上市公司老总。今天，无怨无悔的他，依然坚定地认为这样的人生经历才是自己拥有的宝贵财富。

转眼间，毕业四十余年。写着此文，曾经教过我们数学、英语、物理、政治、音乐、美术、体育等各门学科的老师们都陆续出现在眼前，她(他)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亲切、慈祥。母校、老师、同学和我，我们在金中的故事，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写进了我们的血液中。金中的烙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成为我们这些金中学子努力前行的精神力量。

难忘四十年前的同学情

陈荣宁(1977届)

为了难以忘怀的青春印迹，我们在昔日缘起的青春之地相聚，久别的学子重返故地，回到母校，回望四十年。见到母校为我们打出了热情洋溢的电子欢迎牌，亲切而温暖的气氛扑面而来，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人生匆匆，如行云流水无痕地走远，蓦然回首，一张张带着岁月却又瞬间熟悉的面孔，笑容还是那样纯真灿烂。漫步在美丽如画的校园中，陌生又熟悉，依然的林荫道、依然的钟楼、依然的藤廊、依然的图书馆，操场空荡荡的舞台上,两位曾经的校宣队员情不自禁地起舞。恍如梦中再现的青葱岁月，似乎又见往日的身影，那些模糊遗忘的场景，还有那些斑驳的故事……

我们的青春年华正值国家拨乱反正之际，我们曾经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却历经曲折,跌宕起伏。四十年前,班主任沈老师[沈达信，金中著名语文老师，初中（3）班首任班主任]激情讲解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情景历历在目。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感，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情怀，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成了最具牺牲精神的改革开放实践者，成为忍辱负重、承上启下、有着积极使命感的特殊一代。特别的1977届，我们经历过动荡的特殊年代，却又成了1977年国家重新恢复高考制度的首届应考生。受大环境影响，尽管那时的学习风气并不理想，但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仍然竭尽全力地给了我们良好的教育，我们幸运地获得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们的同学处逆境仍仰望星空，遇坎坷仍不懈努力，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上走出了各自的精彩，成为热爱生活，有益社会的普通一员。在我们中间不乏业界精英和事业成功的优秀人才,在砥砺奋进,

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继续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飞鸟划过天际，沙漏不紧不慢地翻转，诠释着我们难以忘怀的同学情谊。

曾记否，我们同上课、同做操、同劳动、同郊游、同闹腾、同挨批，我们一同做了很多很多……从陌生到熟悉，从相识到相知。一起走过的蹉跎岁月，我们憧憬过、努力过、癫狂过、迷茫过、得意过、失落过、伤痛过、感动过，当然也后悔过……

曾记否，我们越过长江，北赴江浦农场，带着泥土芬芳的田野好大好大，有一种无拘无束想飞的奔放感觉。好像割过麦子，或许摘过棉花，老师与我们同住农场礼堂大地铺，到了下午收工，男生们要么在大通铺上翻滚打闹，要么跳进田边的水渠戏水冲澡。女生们则安静地在地铺上相依而坐，或看书，或窃窃私语。靠坐在通铺一角的恽老师（恽宗瀛老师，著名书画家，中国美协会员，师从徐悲鸿），会突然拿起画板，用画笔迅速捕捉着生动的画面。到了半夜，偶尔有惊醒的女生哭泣。顽皮的男生会结伴入伙，趁黑悄悄爬起，蹑手蹑脚地跨过熟睡的同学，架人梯急不可耐地爬到大礼堂的屋檐下掏鸟蛋，被扰的鸟儿扑腾着惊叫而飞，人梯下接鸟蛋的同学吓得一激灵，捏碎了好不容易找到的宝贝蛋，上面的“捣蛋鬼”应声栽下，咧着嘴强忍着疼痛不敢出声……

那是一个物质生活贫乏，却淳朴温馨的年代，大家在食堂吃着三分钱的韭菜和一毛钱的盐水鸭，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数着饭菜票，但没有人觉得这有多苦、有多难、有多大的压力。“吃马肉包子……”和“过年还要多……”成了当时五班男女生经典打趣的流行语。

我们也曾南驻十中青龙山分校，参加建校劳动，接受学农和学军的教育，那里蓝天下的青山绿水相依成景，如同我们既青涩又阳光的青春一样多姿多彩。白天劳动、晚上小组学习、夜间紧急集合、跋山涉水地背着背包徒步拉练；还有那冒着瓢泼大雨步行30公里，一路高歌回城的经历，在今天的学生生活中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吧……

因为，有了那场只属于我们的花样年华，有了共同学习，集体生活的那段经历，简单而快乐，才有了今天以至于永远难忘的同学情。今夜，我们欢聚在一起，处处笑脸相迎，如同走进欢乐的海洋，这才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一起，诉说再多，也说不尽那过去的故事，所有的过往，都值得我们用心珍惜。

原来，比时光要短、比爱情长的，正是心中念念不忘的同学情。

我们见证了母校这段历史

孙载铭(1979届)

一转眼，离开金陵中学就要四十年了，每次路过金陵中学校门口都要放慢脚步，深情地向大门里张望，每次看到金陵中学，心中就油然升起对母校的敬重之情，每次想起金陵中学，心中就荡漾着对母校的深深爱恋，这种感情随着离开母校的时间久长而变得越发炽热。每当提起母校，脑海里就会呈现出校园的美景、老师们慈爱的脸庞和同学们的身影。

我们是1974年入校的，在学校读了五年，当时还叫南京十中。入校时正值“文革”后期，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影响，文化课教学受到冲击。初中阶段很多时间都是在学工、学农和学军中度过的，我们曾在变压器厂、友谊服装厂、临汾旅部队等学习过。当时，学校还有自己的校办工厂、校办农场。校办农场在青龙山，我记得第一次去农场是步行过去的。当时天上下着小雨，我们全年级师生背着行李，走了好几个小时，从马群那边出去翻过了一座大山，来到了校办农场。学农期间，我们收过麦子、稻子，给山芋除草，给玉米施肥，喂过猪，放过牛羊。不要小看放牛放羊这活儿，看似轻松，真要把牛羊喂饱也不是那么简单。天刚亮就要起来，把牛羊赶到山脚下草多的地方，让它们吃个饱，把肚子吃得圆圆的，需要两三个小时，下午还要再来一遍。如果不用心，就会有个别的吃不饱。1976年学校为了适应教学改革，创办了半工半读实验班，刘占坤和陈建华两位老师担任班主任。刘老师是苏州人，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不怒自威，同学们都有点怕他。其实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坚持授课很不容易，但讲起课来一丝不苟，对同学很有爱心。他讲课有句口头禅“阿是啊”，有次上课时一位同学抢在老师前讲了这句，引得全班开心大笑，刘老师也和大家一起会心一笑。陈老师梳着两条辫子，就像一个邻家大姐姐，对同学和颜悦色，耐心细致，平等相待，关爱有加。她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刘老师身体不好，班上的主要工作都是陈老师承担的，够操心的。半工半读班有60位同学，均分成两个小班，一个班上文化课，另一个班在校办工厂学工，一周一换。学工时同学又分在两个车间，15人学金工，15人学无线电。金工车间生产平口钳，学习车钳铣刨，女同学学开车床和铣床，男同学学钳工，开刨床。无线电车间生产放大器，学习焊接电子器件。学校校办工厂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同学们也像模像样地学，很快就有长进。直到毕业后，有同学出差外地还见到了我们生产的扩音机和平口钳，很是自豪。李治中校长对我们很关心，经常来看望我们，给我们讲教学改革的目的和学工的意义。半工半读班历时一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学工学农对大家也是一种锻炼，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增加了对工农的感情，也增进了师生的友情。

1977年年底，国家恢复了停止十年的高考，金陵中学为了适应高考制度的恢复，紧跟国家人才培养步伐，对我们年级进行了分班教学。其中（1）班和（2）班是作为高考冲刺文科和理科的两个快班，学校领导对我们非常重视，将最好的资源提供给我们，最有教学经验、年富力强的老师都安排在文、理两个快班，章明华副校长亲自安排和过问补习工作，为我们做好各项保障。我们（2）班的数学老师是蒋燕生，一位母亲一样慈祥的老师，整天唠唠叨叨的都是数学数学，至今想起来还那么亲切可敬；语文老师是满腹经纶的喻旭初，这个常常发点牢骚都是亮点的学究，是江苏省首批特级语文教师，他的语文教学让大家津津乐道，到现在每年都还在各大媒体给应届高考学生辅导、点评，他的名气就是从我们那一届攒下的；物理老师是多才多艺的青年才俊岳燕宁，他的物理教学和板书让大家钦佩不已，后来他成为金陵中学的校长，他的书法、绘画、唱歌都是那么出彩；化学老师是资深教师张学华，再复杂的化学方程式都会被她演绎得简单而轻松；外语老师是优雅端庄的劳元丽，一口标准的北京话、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对学生有着慈母般的心；政治老师是身材修长、洞若观火的吴生机；班主任是快人快语、古道热肠的陆佩珍……当时条件比较差，根本找不到学习参考资料，完全就靠老师在课堂上传授、辅导。老师们对我们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不厌其烦诲人不倦，千方百计地为我们挽回耽误的时光。同学们也很努力，课堂上认真听仔细记，下课了总是围着老师问这问那，生怕漏掉一个知识点，每天都要挑灯夜战到很晚，真正体会到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意境。后来大家分别参加了1978年和1979年的高考，基本上都考进了大学。这一段经历刻骨铭心，是时代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打下的印记。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同学们都非常感慨，大家都说要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遇上了好时光。知识改变命运，从大学毕业，正赶上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发展，自然成为时代的主力军。回忆过往，我们衷心感谢母校的培养，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经历者和参与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四十年悠悠岁月在弹指一挥间中悄然过去。四十年前，我们在金中度过了五年紧张、纯洁、青葱、浪漫的美好时光。教室里我们看书学习、听课记笔记；实验室里我们交流、切磋、洗试管；运动场上我们挥洒汗水拼搏争先；工厂农场里我们在老师和师傅们的带领下学工又学农，把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冲刺高考我们埋头学习、画图、做试卷。昔日里，老师们洪亮的讲课声和优美的板书还在脑海里浮现；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欢乐的笑语声还在耳边回响；树荫下同学们背单词、休息散步的身影还历历在目；球场上师生们投篮、跑步的景象还栩栩如生。将四十年前的一幕幕再次回放，有多少难以忘怀的情景，有多少令人回味的畅想。难忘巍巍的钟楼、庄严的东课堂、哥特式的小礼堂，还有令人骄傲的体育馆，金陵中学我们可爱的母校，我们永远爱着你！

回忆从十中开启的中学生活

马永青(1980届)

我是从青云巷小学“戴帽子”读完初一后来到十中学习的，虽然只读了初中二年级一年，但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这不仅是因为十中开启了我的中学生活，更因为我在这里遇到了好老师、好同学。

记得是1976年的夏天，在即将开学时，我们初二（5）班的班主任周莲瑞老师就来到高云岭17号大院我家家访，与我的父母进行了热情的交流，与我亲切谈心。周老师干练的身影至今难忘！开学后周老师对我很关心，让我担任班干部，组织班级的一些活动，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提高了我的组织能力。周老师调动我和几位班干部的积极性，成为她的工作帮手。周老师的数学课上得很好，那时初二年级组织查数学用表的数学竞赛，我还得了第二名。我的一位表妹，她当时在十中读初一，她看到了贴在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上我的名字，亲戚见面时她主动谈起我数学竞赛获奖的事，让我感到学习成绩好在亲戚面前很光荣。以后我参加高考选择理工科，以及后来顺利读完四年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都与周老师为我打下的良好数学基础密不可分。

由于家庭的缘故，我的文科基础比较好，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语文老师龚秀娟是我们的副班主任，多次在班上读我写的作文，使我一直保持了对文学、社会科学的浓厚兴趣。她那时讲解毛主席著作、诗词以及鲁迅杂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0年，我高考语文得了80分的高分，要十分感谢龚老师对我的栽培。2002年春天，我的儿子即将升入初中学习，我想让他报考金陵中学初中，就打电话请龚老师帮忙。让我感动的是，龚老师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去学校教务处咨询并联系了有关老师，为我儿子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

从小学到中学，同桌很多，但印象最深的是在十中读书的两位同桌，一位是尚文斌，另一位是藏威。尚文斌是从裴家桥小学过来的，在许多家住高云岭村的同学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性格随和，遵守课堂纪律，处处与人为善，人也长得端正、阳光，我非常喜欢他的性格，只是当时还不懂“相由心生”的道理。记得与文斌同桌时间不长，很快就换成藏威与我同桌了。藏威与我一样，也是青云巷小学过来的，小学时虽不是一个班的，但对他已有印象，到十中后就熟悉了。他喜欢穿一身“三合一”的黄军装，一看就知道是部队子弟，人长得高大帅气，挺结实的，他虽然那时对学习没多大兴趣，但为人好，对我这个一心向学的同桌也没有形成多大的干扰，我们不但相安无事，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再次与藏威相遇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丁家桥菜场,我们彼此很惊喜，想不到在菜场相遇，从昔日的朦胧少年到如今挑起家庭重担的中年男人，让人唏嘘不已！后来我与藏威也经常相见、相聚，感觉他人更加成熟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我有时就想，如果不是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我的这些同学如果再多学一些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今天为社会的贡献会更大。与文斌再次相见是在藏威家里，他还是那样随和、阳光、大气。我从他身上能感觉到生活的充实、为人的平实。同学聚会时，我们三人特地合影留念，这几十年的同桌友谊就定格在那一瞬间。

情谊是我终身珍惜的宝贵财富，我的好老师，我的好同学。

难忘的中学生活

于荣宁（1980届）

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初诞生的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从小受“文革”影响，到了快走向社会的当口，又“拨乱反正”了。因此说我们是“转型”与“蜕变”的一代一点也不为过。转得好的人化蛹成蝶，转得不好的人蝶蛹难辨。然而生活还要继续，我们还要前行。多少年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现在的年轻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的经历，然而青春无诲，即便我们是从那样一种环境中走出来的，我们也无怨无诲，毕竟时代的磨难也锻炼了我们，成长了我们。今天当我们陆续离开职场，就要告老还乡时，回忆往事，真有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难忘的中学生活历历在目。

江浦学农记

我记得当年我们上中学时的“教育方针”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那个年代我们对“教育方针”的深刻含义并不理解，但对学工、学农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小学时代只有学工没有学农，因为学农要打起背包离开家去农村过集体生活，所以，有没有学过农就成了区分中学生还是小学生的重要标志之一。1976年我在青石街小学戴了一年“帽子”后，直接去了南京十中上初二。当年初二有14个班，分两个片，（1）至（8）班是“一片”，（9）至（14）班是“二片”。我在初二（5）班，班主任是周莲瑞老师，副班主任是龚秀娟老师。当时有两件事我没想明白：一个是全年级14个班，分两片，这个“片”是什么单位，它比年级小比班级大，是谁发明的这个词，我怎么在《新华字典》上没有找到这个解释。第二个是全年级14个班，据说只有我们（5）班有两个班主任，一正一副，难道我们是一个加强班？但就人数而言，我们班并不比别的班多。可是还没有容我多想，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毛主席去世了。全国在一夜之间陷入无限悲痛之中，我也跟着悲痛起来，仿佛伟大的舵手走了，我们的生活就要失去方向了。刚开学不久，毛主席追悼大会举行，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追悼大会，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操场都成了追悼会的分会场，9亿多人参加追悼大会，哀乐此起彼伏，那种压抑的气氛让我很长时间都没有喘过气来。半年后学校要组织我们初二“一片”的同学去农场学农，得到这个消息真的很兴奋，我终于可以“化悲痛为力量了”。

学农意味着我们要去过几天集体生活，打起背包离开家，远离了父母的视线，当一回自己的主人，这是我很期待的。但我又不敢放肆，当时我毕竟还是个班干部，还要帮助老师管理班级，解答和处理同学们的各种问题。记得刚到江浦农场的那天，天已经很晚了，食堂为我们准备的晚饭是青菜汤。说是青菜汤，其实没什么油水，就是开水煮青菜，藏威同学哪里受到过这个委屈，跑来找我说：“我数了一下，汤上飘着21个油花子，吃这个哪有劲干活啊？”我啥也没说，把自己带的零食分给他一半。

学农遇到的第一件新鲜事是住宿。我们住的是江浦农场一个很大的礼堂，8个班几百号人全住在一起，男生住舞台下面，女生住舞台上面，中间隔着一个大幕布。晚上睡觉时，说梦话的、打呼的、磨牙的、放屁的什么声音都有。开始还感到特别有趣，第二天同学之间还互相调侃。后来干农活累了，倒头就睡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年学农正值秋收，我们班的主要任务是把收割上来的稻子捆好，扛到打谷场上去脱粒。我们扛了几天稻子，待到打谷场上稻子堆得像小山一样时，老师又在我们班选十几个“精兵强将”通宵脱粒，我也在其中。那晚，我怎么看脱粒机都像一个喂不饱的野兽，张着“血盆大口”，我们十几个人把一捆捆的稻子往里扔，依然跟不上它的节奏。打谷场上虽然亮着几盏“太阳灯”，但遮天蔽日的灰尘让我们两米开外看不见人影。半夜12点时，农场还给我们加了一餐，吃的是炒鸡杂，可能是干活太累的原因，那顿饭吃得特别多，还特别香，现在想想也算是此生吃过的最佳美味。干活结束时，全身脏得没法说，头发一球一球的，颈脖一搓就是一卷泥。第二天老师让我们加夜班的同学休息一天，去镇上洗个澡，那也是此生最舒服的一个澡，从澡堂出来时，人也好像轻松了很多。

这次学农我经历了人生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干农活，第一次加夜班，第一次深切感觉到作为一个班干部个人的威信不是靠嘴说出来的，而是靠实际行动干出来的。第一次意识到，不论多么艰苦的环境，只要忍耐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江浦农场学农的经历过去四十多年了，有些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但那段生活给我的启发很多，这四十多年来一直受用。以现在的目光看来，一个中学生那么多时间不放在学习上而去农场劳动，真的不可思议。但是我想说，有所失必有所得，真的不是所有知识都来自课堂。就像两个不习水性的人被扔到河里，一个淹死了，一个因此而学会了游泳。所以说，任何一种环境都可以毁掉一批人，也可以造就一批人，关键看每个人的悟性，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我的同学马永青

老马，是他的自称，因其姓氏与成语老马识途相契合，故自称老马，同时大概也是为了以此时常提醒自己要看准方向、走对路。永青是我对他的称呼。中国语言文字就是这样博大精深，大家体会一下马永青、老马、永青，这三种称呼在亲疏方面的差距，你就会发现只有省去姓氏直接称呼名字是最亲密的，如党内称近平同志、克强同志，除了志同道合的兄弟，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叫的。

我和永青平时见面不多，但只要见面一聊起来，在很多方面都有认同感，也许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吧。说起马永青，我一直认为他是中学阶段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同学之一，也是我比较有兴趣的同学之一。首先我对他的姓氏有兴趣。我们知道回民有几大姓——马、达、哈、火、米、沙，其中马姓还是回民中的大姓，但马永青不是回民，他是汉族，这种现象是非常少的，以至于他是我认识的唯一马姓汉族，可见其不同凡响。有时我也爱瞎琢磨，很想让他回家问问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传奇故事。其次我对他的字有兴趣。记得刚到十中与马永青相识时，我就发现他的钢笔字写得非常漂亮，有自己的风格，已经不是小学生一笔一画那种，而是有了点行书的味道，那种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勾连一看就知道是认真练过的。不像那时我才用钢笔，还不习惯，就像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都说字如其人，永青的字就像他人一样沉稳、圆融，是可以拿出来好好欣赏一番的。第三我对他的着装有兴趣。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黄衣服蓝裤子是通用款式，马永青的着装也是如此，虽然有时衣服很旧但始终非常整洁，一看就知道家里有人帮助倒饬。加上白皙的皮肤、文雅的举止，和那些“放养”的孩子完全不同，是典型的“圈养”孩子。第四我对他的学习方法很有兴趣。说实话那时我们虽然小学毕业，但并不会读书，也没有什么学习方法，既不懂预习，也不习惯复习，对老师的讲课基本上提不出什么问题。马永青和我们不一样，他的问题很多，而且非常到位，因此他经常在下课时追着老师问，有时他没有问题也要站在老师身边，认真听老师回答其他同学的问题。我发现这真是一个学习的好方法，有事半功倍之效，于是我就仿效着做，并也养成了这个好习惯。

现在回想起来，在十中学习四年，其实永青与我只同学了一年，后来他就转去十三中了，但这一年他对我的影响和帮助非常大。现在对我来说，回忆中学生活如果不提永青，显然这种回忆是不完整的。不过有两件事我也为永青同学感到遗憾。其一就是转学，这里面也许包含了个人情感成分，我一直认为他不应该转到十三中去，再坚持半年就快慢班分班了。分班后十中的优势突显，十三中与十中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永青如果能在十中参加高考，至少在就读学校上还能更上一层楼。其二就是专业。我一直认为永青应该去读文科，因为他在文科方面是有天赋的。很可惜他去读了工科，相信他对工科的兴趣一定不如文科。好在毕业后永青同学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并没有像理工男那样埋头画图，这也算拨乱反正，扬其所长吧。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马已经变成了识途的老马，尽管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双鬓，但是他的性格没有变，心依然还是那么年轻，永青、永青，永葆青春。

我的一次重大决定

黄莉（1980届）

一、结缘十中

1976年那个夏天很热，让我记忆犹新，这一年暑假我从南京市裴家桥小学“毕业”了。说毕业似乎不太准确，因为我在1975年已经读完了小学六年，但我们那一届不知为什么在小学又多读了一年，也就是我的初一是在小学读完的，当时俗称“戴帽子”。这一年暑假过后我就要去中学念初二了，当时的中学都是就近分配，也没有什么重点中学之说，我住的地区应该属于南京第十一中学的范围，这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中学，就在鼓楼附近。

离放暑假还有两周的时候，班主任给每位同学发了一张纸条，让我们带回去交给家长。我看了一下纸条，上面大概写着：因南京第十一中学校舍正在维修扩建，高云岭地区的学生一律分到南京第十中学读书。晚上吃饭时我把纸条交到了父亲手上，父亲一看说，好啊，十中不错的。母亲却不同意，理由是太远了，上学还要过几条大马路，不安全。我心里其实也是有点矛盾的，一方面我知道十中肯定比十一中要好，但是十中距离我家有两站路多，那个年代有自行车的人家也不多，也不可能天天让我坐车上学，去十中意味着我每天走两站多路去学校，放学还要走回来。所以当父亲问我喜欢去哪个中学的时候，我没有回答。

很快到了发成绩报告单的日子，拿了成绩报告单等于是暑假开始了。这天上午我去学校拿成绩报告单，作为一个好学生，我是可以自己拿成绩报告单的，不需要父母请假去学校拿，这也是我父亲一直引以为豪的。拿了成绩报告单，与老师告别后，刚出校门，就被一名同学拦住了，我一看是本校（2）班的一名男同学，也姓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我知道是一名成绩很好的同学。这位黄同学可能在学校门口等我半天了，满脸的汗顾不上擦就问我：“听说你嫌十中远，我分在了十一中，和你换可以吗？我非常想去十中……”听了他的话，我心里的天平一下倾斜了，脱口而出的话至今记得：“谁说我嫌远了，我也想去十中，我不会和你换的。”说完我转身就走。可黄同学还是拦着我，用哀求的语气说你再考虑考虑嘛，我生怕他继续纠缠，拔腿就跑。

到家后我一直很兴奋，就像一件宝贝失而复得，终于不再犹豫，不再矛盾，我要去十中读书了！这是我少年时期第一次自己做的一项对我来说重大的决定，至今不后悔的一个决定！

二、初进十中

对中学的憧憬使我觉得1976年的那个暑假特别漫长，终于盼来了开学的日子。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我看到了校园里张贴的分班名单，在密密麻麻的名单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被分在了初二（5）班，在这个班里，我还发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我们小学住高云岭地区的同学都分到了（5）班。新学校、新班级却有熟悉的同学做伴，这让我本来有点儿忐忑的心安定下来。

刚开学就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全校师生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深深的哀悼之中。学校专门腾出小礼堂，布置了供师生瞻仰的灵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礼堂门口站岗的两名高中学生，一男一女，身穿军装，臂膀上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女同学的两条大辫子长过腰际。每当中午时分，我就会站在礼堂附近久久注视着他们，充满了羡慕，心里想着一定是好学生才有资格给毛主席站岗吧。好几次我看着看着竟然产生了幻想，自己穿着军装在礼堂门口站岗……嗯，我要好好学习，做个好学生。

终于坐在十中的课堂里上课了，初二（5）班的教室在一进学校大门第一栋房子东课楼二楼的西北角上，班主任有两名老师，正班主任是周莲瑞老师，教数学，副班主任是龚秀娟老师，教语文。周老师是一名印尼归国华侨，戴着眼镜笑眯眯的，讲话语速较快，上课生动有趣，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位数学老师。龚老师讲话比较慢，讲课有条不紊，娓娓道来，但我有点怕她，觉得是个蛮严肃的老师。

第一次作文练习发下来了，打开作文本我看见了龚老师在我作文上画的红色“波浪线”，心里乐开了花，其中的一句话是这样描述的：“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从此以后我开始喜欢上作文课了。每当作文本发下来的时候，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打开去寻找那红色的“波浪线”，有波浪线的时候还是蛮多的，高中时我能在理科班担任语文课代表，也是在初中打下的良好基础吧。

一天早晨在上学路上，我遇见了拎着包上班的龚老师，老师好像是从广州路方向过来的，第一次在校外遇见老师，我还是有点胆怯，说了句“老师早”就无话可说了。龚老师笑眯眯地问我：“平常喜欢看书吗？”我使劲点点头说：“喜欢看小说。”龚老师又问：“你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如实回答了，就这样一路交谈，我们师生走进了学校大门。从那以后我就不怕龚老师了，平时也觉得龚老师挺和蔼可亲的，没有上课时那么严肃。可能是我们班纪律不好，老师上课不严厉点镇不住那些调皮的孩子吧。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要期末了，我已经适应了这种天天走路上学的生活。父母心疼我走这么远的路，允许我每天放学坐车回家，但我常常放弃坐车，因为一路都有同学相伴，说说笑笑一点儿不觉得路远。随着时光流逝、岁月蹉跎，我才明白同学之情是最单纯、最无私、最没有条件的一种感情，愿我们继续一路相伴，走向远方！

追寻梦想

李永炜(1980届)

记得小学四年级时，一次偶然机会，我被学校推荐到鼓楼区“少年之家”航模队，学习制作木制的小飞机模型。我们用废弃材料、罐头皮和小木块等做成各种各样飞机模型。从那时起，我对手工产生了兴趣，久而久之我的双手也变得越来越巧了，对各类飞机的型号和每个部件及其用途都了如指掌。

到了南京第十中学，学校很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的发展，向南京水上运动学校推荐学生去航模队培训，我自然就被选中了。在那里我接受了更加系统的训练，常常参加各种模型表演和比赛。回到学校，在苏勇老师带领下，我们组建了第一支校航模队。学校当时在“口字楼”为航模队提供了两间教室以及各类器材等，招募各年级的同学一起参与。在那里我们做的模型就更多更广了：有遥控飞机、汽车，还有军舰、气垫船和帆船等模型。每当我操纵着自己制作的模型，在蓝天上自由翱翔或在湖里乘风破浪的时刻，我都非常兴奋和自豪！我的少年时光不知不觉地在追逐梦想中度过。那是一段很美好又无忧无虑快乐的日子，我从做模型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力学、动力学和无线电知识，也培养出了很强的动手能力。

中学最后两年恢复了高考，所有中学生都为一个目标——“考上大学”而奋斗。学校把我们分成“文、理”科两类，又分成“快、中、慢”班级，以确保多出“考进大学”的人才。同学们都想挤进“最好”的班级。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加努力，在敬业的班主任荣庚安老师的督促和辛苦的家长衣食住行包干下，同学们日忙夜忙，奋战在题海战役之中。我却云里雾里还在自己编织的航模童话世界里漫游。加上在政治风暴中躲过几劫的父母，一直都希望儿女有一技之长，做一名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对我的行为不加干涉反而支持。于是，我便继续做自己的美梦，玩自己喜欢玩的航模，一心盼着学校开运动会日子早点到来。因为开幕仪式上，有我们航模队自制的无线遥控模型飞行表演的节目。当我们把自己亲自设计制作的模型送上蓝天，飞机在天空自由翱翔，缓缓降落的时候，那一片掌声中伴随着同学和老师们赞赏目光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对成功喜悦的体验！

几十年过去了，回顾那段时光，我丝毫不后悔我曾经把许多时间花费在航模课外活动上。课外活动开阔视野，锻炼动手能力，增强自信心，也让人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在学校里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孩子，所以，在学习书本知识方面我是很自卑的。但通过做航模，在喜好的事上，我不自觉地全心投入，努力地把每个模型做好做精，最终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这使我找到自己的价值，建立起了自信，更为我立下了一条人生的信念。

在这几十年人生路上，从小学、大学到硕士；从“五好战士”、“三好学生”到“先进工作者”；从技术员、高级工程师到建筑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每当我遇到困境，我便用这一信念去突破困境，重新走上希望之路。我也曾经历过山穷水尽的困境，就是这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找己所长，全心投入，坚持不懈的努力，让我每次都逢凶化吉，走出困境，通向梦想的道路。

是的，当你找到自我，你就可以活出自我的价值，最终得到社会的承认。勇敢地去寻找你的所长和你所爱的事，你的父母会为有你这样的儿女而自豪；你的学校会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骄傲；你会感动和影响千百万人的生命，世界也会因你而不同。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实事去做，全心全意地把做好它，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你已达到熟能生巧、炉火纯青的地步，你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相信这就是有意义的人生，这就是成功之道！

记忆碎片：怀念敬爱的潘慰高老师

陈磊(1983届)

2014年7月19日，敬爱的潘慰高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听到潘老师不幸去世这一噩耗，同学们都感到非常震惊与悲痛，大家纷纷在QQ与微信群里都表达了对潘老师的怀念。

记得去年8月23日，我们1983届高三学生回母校聚会，纪念高中毕业30年。潘老师代表任课教师，发表了热情洋溢、充满人生智慧的讲话。当时他的身体看起来挺好的。虽然有30年没见面，潘老师只是头发白了，其他没怎么变化，还是那熟悉的口音，还是那身洁白的衬衫。不过，原先一向严肃的他，变成了说话风趣、慈眉善目的老先生。

潘老师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数学老师，我觉得他的解析几何教得尤其好。记忆中的他中等身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好像一直穿着浅蓝色或白色的短袖衬衫、浅灰色的长裤，干净清爽。奇怪，潘老师冬天穿什么我却记不起来了。印象中他总是带着黄色的木质三角尺和圆规，板书写得跟字帖似的，把黑板写得满满的，他用带着吴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说：“我们把这个点的坐标代入方程……”

当年潘老师上课时，从不搞题海战术，也反对我们迷信课外辅导书（我们十中的老师好像大多持这种观点），一道题总要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来求解。他的口头禅是“遇到问题读题目”，总是在解题“山重水复”之时，通过解读已知条件，指点迷津，再现“柳暗花明”。潘老师教导我们坚持通过不同角度、不同途径来分析解决问题。我很惭愧，因为资质驽钝，达不到潘老师要求的标准，但确实受益终身。

潘老师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们多数同学都挺怕他，虽然从来没见到他批评人。这大概就是所谓不怒自威吧。有一次元旦前各班开联欢会，当时每位任课老师都要来班上看看。潘老师进来后，教室里一下安静了，大家都不作声。潘老师有些尴尬，站起来给大家唱了一首儿歌“Happy　new　year　to　you”。歌毕，同学们小心翼翼地拍了拍手。潘老师坐了一会儿，就悄悄地走了。

其实我觉得潘老师内心是一个相当和善的人。有段时间，我们在课间喜欢

掰

手腕，当时浦晓冬同学腕力最强，我要用两只手才能勉强与他抗衡一会儿。当我们热热闹闹在后排大呼小叫时，潘老师就站在讲台前，笑眯眯地看着。有好几次，我想请潘老师跟浦晓冬扳一回，因为我看到潘老师的手臂明显比晓东的结实，肯定能为我“报仇”，不过始终没敢开口。高考之后，潘老师看到我们这些数学考得不好的同学，也只是宽厚或无奈地笑笑，没有说什么。毕业的时候，郑清班长派顾国江、黄志球和我去潘老师家拜访感谢。潘老师住在一栋很旧的房子里，似乎在长江路附近。我们去的那天非常热，潘老师穿着一件旧背心，坐在小木桌前辅导女儿做作业，他女儿好像还在上小学。那天说了什么我忘记了，只是记得潘老师亲切、温和，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现在想起潘老师那有点简陋的家，我总记起课本中的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这正是我最敬畏潘老师的地方。

我一直是个平庸的学生，潘老师不一定记得我，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我对潘老师的感念。小草感恩阳光，是不敢奢望太阳能多垂爱一些的。

敬爱的潘慰高老师，您的学生永远怀念您！

（原载《校友通讯》81期）

回眸我的中学时光

董晓(1987届)

记得中学时代我最喜欢的台湾歌手刘文正曾唱过一首校园民谣，叫作《人生的车站》。歌中这样写道：“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无数的车站。”我觉得，每个人在他的思想成长历程里所经过的无数个车站中，中学时段是最难以忘怀的一站，因为中学的六年光景往往是一个人渐别懵懵懂懂的童年，开始下意识地有思考的冲动的时期，所以，这一站是一个人思想旅程的真正始发站。

我相信，所有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光，一定会有无数相似的记忆元素，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之歌本身就是由这一系列共同的音符谱写的：中国女排五连冠带给我们的亢奋、中国足球队“五一九”的惨败带给我们的伤痛、邓丽君和刘文正天籁般的歌声带给我们的快乐、霍元甲的迷踪拳和霞飞路上许文强的风流倜傥，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那些无望的暗恋忧伤……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化成一代人美好的记忆。然而对于我来说，最让我珍惜的，还是在那个难忘的六年里所得到的思想启蒙。这是我人生之路中最宝贵的财富。

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金陵中学（那时还叫南京第十中学），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人的思想是最活跃的，冲破一切旧观念之禁锢的欲望空前强烈（就对新思想、新观念的追求而言，今天的中国人恐难以与那时相比）。而在一个好的中学里，这会对一个懵懂少年的思想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回眸我的中学时光，正是一个个可敬的老师在不经意间对我的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最难以忘却的。

一、老脱

我初中的班主任是脱新祥老师。这个奇怪的姓当年让我们所有人私下里议论了好一阵子：脱老师是否是少数民族？男生私下里都喊他“老脱”，大概对于十二三岁的少年来说，四十岁出头的人显然已经是很老的了。老脱教的是数学。他以一口纯正的南京腔，把数学课上得异常生动。今天我尚存的那么一点点的逻辑推理能力，恐怕正是从那时老脱的数学课上开始得到培养的。不过，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两件事：一次是政治课的考试。当时负责监考的正是班主任老脱。当我们正埋头匆匆忙忙地答题，把考前临时抱佛脚强行记忆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倾泻在考卷上的时候。老脱在我们中间来回踱步，看着我们一个个木然的脸庞，表情十分严肃，甚至有些沉重。大概，教数学的老师天然地反感学生死记硬背的作态。突然，他那黑框眼镜后面射出十分不满的目光，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突然慷慨陈词起来，语调可谓铿锵有力：“这样不行！你们只管背吧，写那么多一个模样的话有什么意思？政治课不是靠背的，要有观点，观点！自己的观点！……”其余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几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虽然，考政治还得靠背，这没有办法，但老脱的话让我这个十四岁的少年开始有点儿明白，一个人有自己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另一次是1983年的五四青年节的时候。那一年，全国掀起了学习张海迪的热潮。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张海迪在人民大会堂的演讲，还播放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对她的采访。学校里也不例外，组织大家学习张海迪。身为班主任的老脱自然得担当组织者。我至今还异常清晰地记得他在班会上的讲话：“同学们，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过去号召大家学雷锋，强调的是钉子精神，做听话的好孩子。但是今天，我要对你们讲，面对我们改革开放的时代，学习张海迪比学雷锋重要得多！因为今天需要的是个人奋斗的精神，是对实现自己的价值永不放弃的勇气。”老脱的一番话当时的确让我摸不着头脑，但过后细细想来，茅塞顿开。这应该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启蒙了。的确，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对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势必要超越过去的愚忠，这是时代使然。感谢老脱，给了我第一次思想的启蒙。正是在这一年的六一，我成为第一批团员。然而我当时并不很兴奋，因为我私底下发现，班主任老脱看中的是学习好、为人正直豁达单纯的人，至于他是否是团员，是否是班干部，这并不重要。于是，那时的我便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为人要正直、单纯、豁达，要有真本事，这才是最重要的。这种观念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二、小丁

刚上高中的班主任丁萍也是教数学的，只是异常年轻，二十出头，因此我们私底下都叫她“小丁”。身为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自然在一帮男生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威望，这是毋庸置疑的。记得第一次秋游宜兴善卷洞，一帮男生硬是想出各种损招，不让另一位同行的教政治的年轻男老师有机会接近小丁，可谓煞费苦心。高中的数学，难度陡然增大，不过经小丁清晰的讲解，倒也有惊无险地过关了，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小丁给我印象颇深的也有两件事情。一次是高二的军训。在麒麟门外的临汾旅，我们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军训。军训期间伙食极差。有一次，班上一个男生因实在受不了难以下咽的饭菜，于是把碗里的剩饭剩菜一股脑儿地倒掉了，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表达着不满。倒霉的是，这一幕正巧被随行的做学生工作的政治老师撞个正着。于是，这个倒霉的男生被劈头盖脸地痛斥一顿，甚至还上升到了思想觉悟的高度。但小丁没有这样处理，她心里很清楚，那个男生其实是心地非常纯洁的人，聪明异常，学习很好，根本不是个问题学生，就事论事进行了教育。一个班主任，之所以能赢得学生由衷的敬爱，这当然离不开她的宽容。这种宽容体现了身为教师的一种理念。我个人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在一次政治课上，出于无聊，我和同桌决定开那个在军训时倒饭菜的同学的玩笑。同桌口授，我做听写，完成了一张充满污言秽语的字条，乘老师写板书之际，抛向那个同学。谁知道他竟然拿过字条高声朗读起来。于是，这张写着类似“堕胎、未婚先孕”等字样的纸条便成了我的罪状（因我是执笔者），被直接交到了班主任那里。很快，一天下午放学后，小丁把我喊住了。我很尴尬，但我发现她其实更尴尬，因为二十多岁的小丁大概也不十分清楚，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措辞和态度来跟我谈这个问题。沉默了半晌，她终于吐出了几个字：“太早了一点……”我很委屈，于是做了“有条件坦白”，即在小丁保证不找他谈话的前提下，告诉了小丁这张纸条内容的真正作者。后来我问我的同桌，得知小丁果真没有找他谈话。看来小丁清楚，我的同桌也是一个其实很单纯的男生。小丁有原则的宽容、开明，可见一斑。这恐怕是她赢得我们敬重的重要原因吧。老师的这种宽容和开明对一个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无疑是很重要的。

三、老王

进入文科班后，班主任成了教英文的王余健老师。王老师其实当时并不老，也就三十来岁，也许是实在威严十足，故在我们眼里成了“老王”。其实老王同小丁一样，也是很宽容的。一次我正向别人散发从家里偷来的香烟时，被老王逮个正着。但他也只是轻轻地揪了揪我的耳朵，甚至还略带微笑地警告我：“从爸爸那里偷的吧？小小年纪，肺还没发育好就抽烟，太早了吧……”大概在他眼里，我也是一个其实很单纯的人，远不是什么问题学生。老王的英文课颇有难度，这让那些英文底子薄的同学压力颇大。不过老王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讲话倒不是在他的英文课上，而是在一次再普通不过的班会上。忘了是什么由头，老王突然对我们谈起了他当年下乡的情形。他向我们回忆了当年是怎样怀着满腔的热血，怀着美好的憧憬和乌托邦式的情感来到农村的，又是怎样被残酷的现实敲了当头一棒的。记得老王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绝非是你们在某些书里看到的那样。到了农村才发现，原来地主并不是那么坏，原来农民也不都是那么好，原来并非宣传的那样，结果，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原先的乌托邦式的激情荡然无存。老王的话自然不是历史教科书里的调子，听起来颇有新鲜感，因此对一个思想正在成长中的少年而言，这样的看法是很有影响的。老王是南方人，因此有了一点南方人特有的细心。记得文科班竞选干部，我被推参选体育委，我也做了一番竞选演说。结果新任女班长没有选中我（大概是因为她与我来自不同的班级，对我根本不了解）。过了好一段时间，老王有一次突然叫住我，似乎是在夸我：“我本以为你会因为这事对她不够友好，结果发现你好像什么事也没有，看来你的确是个挺单纯的人。”对当干部这类事情毫无兴趣，这的确是我的性格特点，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老王眼里，我是个单纯的学生。其实，在班主任眼里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这应该是一个颇高的评价了。

四、老喻

老喻是教我们文科班语文的喻旭初老师。他上课不拘一格。记得有一次课堂上分角色朗读剧本《雷雨》选段，他自己承担周朴园这一角色，让班里颇有表演天分的一个女生朗读蘩漪的台词。不过让我很不爽的是，他竟然替我选了鲁大海这一角色。难道就因为我长得黑黝黝，皮糙肉厚，就只配这个剧本里最没有分量的工人阶级代表鲁大海这一角色吗？没有办法，我也只好就范。那个女生声情并茂地朗读了蘩漪的台词，最后竟至伏案而泣，令人叫绝。课后我们一致认为，在这次课堂演出中，最差表演奖应该授予老喻。老喻喜欢利用课堂内外一切场合不时地培养我们独立思考，以自己的观点看待问题的能力。这应该是一个语文老师最可贵之处了。记得1986年年末的一天早晨，按例是早读时分，突然墙上的广播喇叭响了，学校按规定向全体师生传达中央的文件。广播结束后便是语文课。老喻走进教师，未摊开教案，而是表情严肃地对我们说：“刚才广播里说的那三个人，想必你们都不熟悉。我简单地给你们介绍其中两位，他们都是著名的作家。”于是，半堂课的时间里，老喻把那两位资深老作家的作品给我们做了大概的介绍，结果，这两位作家立刻赢得了我的尊重。老喻的良苦用心我们是知晓的，他想让我们明白，人应该永远有自己独立的眼光，不能人云亦云。这次语文课上的“跑题”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今天回忆起老喻的语文课，我觉得，或许对提高高考语文成绩作用不是很大，但对思想品格的健康成长却意义不凡。培养一个人独立的眼光，这岂不是语文课最重要的灵魂吗？

离开学校转眼间已经快30年了，当年老师们课堂上教授的知识早已如数奉还，几近忘光了，但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课堂内外不经意间所给予的启发，却是终生难忘的，这些才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里弥足珍贵的东西。

金中伴我成长

解涛(1988届)

青年时代，是一个一生无法忘怀的时代，是一个永远值得回味的时代，是一个孕育缥缈美梦的时代。那时的校园生活，记忆虽模糊但挥之不去，岁月虽无声但点燃理想，成长虽幼稚但人生难忘的生活。

短暂的青春，虽写满了彷徨和那年少轻狂，却点亮了我整篇的锋芒。

清晰地记得1986年的秋天我进入金陵中学，那是1986年版《西游记》崛起的年代，六小龄童的美猴王镌刻在每个人的心中，蒋大为的《敢问路在何方》响彻南京的大街小巷，同时南北相对的则是崔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一无所有》演唱会奠定了他摇滚教父之名。而中国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也在同年离开了我们。

当时我们的金陵中学还叫着南京市第十中学的名字。记得一个午后，家里忽然来了一位年轻的老师，依稀还记得她戴着一副眼镜，干练清秀，她介绍自己叫彭卫平，是我即将踏入金中的班主任。我内心充满了惶恐和喜悦。她细致地了解我，甚至有什么喜好。几分钟的接触让我紧张的心放松下来，那份渴望踏进校门的念想油然升腾。我也没有想到这位初见的老师竟然成为我生命中的贵人。

20世纪80年代，教学楼是民国建筑和现代建筑的混搭，木板的温润，那般景象还清晰印在脑海，令我怀念。当鸟儿飞过钟楼，钟楼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午饭的时间到了。

那时候大部分同学的午饭都是在学校吃的。还记得当时吃的是五分钱一个菜，据说食堂有个厨子是重庆人，在他偶尔兴致颇高的时候，食堂就会供应一毛五分钱的氽汤肉，那我们就要使出浑身解数，

挤进卖饭窗口，好不容易才能够打打牙祭。随后就可以向别的同学炫耀一番，显得自己如何的人脉宽广、关系深厚。

再说农村来的同学，有时候会带点麦子煸炒后磨成的麦子粉。开始我并不知道那是用来做什么的，直到一个阳光柔美的下午，也记不得当时是哪个同学，只是拿起自己吃饭的碗倒了一撮麦子粉，用开水冲泡，再加一点冰糖，然后用大勺子不断搅拌，拌着拌着那麦香就溢了出来，诱得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把持不住，被深深地吸了过去。那个同学也因此得意起来，没有了农村来时的那种自卑，而且越穷越大方，每次他都会给班里每个同学来上那么一勺，直到碗里空空如也，才想起自己还没吃过一勺。可是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他，因为每次喝到这种麦糊糊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是人生中一大乐事，他给了我们幸福的享受。

当然，不管物质条件多么艰苦，在金中却从不缺乏刻苦读书的同学。但最令人怀念的还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始终互相关心、开诚相见、和睦相处、平等相待的浓厚氛围。而这样的学校氛围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同学友谊的弥足珍贵，师生情谊的真挚感人，以至多年后，我依然无法忘记这种感觉。

20世纪80年代，金陵中学建立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劳动技术课、社会实践和课外活动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的探索和实践。或许我更应该感谢上天的眷顾，命运在这时偏向了我。我曾经遐想，如果我在70年代就来到金中，恐怕还没有进行教育改革或者还在教育试验当中；如果我在90年代来到金中，恐怕全南京市的学校都开始普及了这种教育体系，并不能让我们走在其他学校同学们的前面。

恰恰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是幸运的一届，虽然仅有三年的学习时光，很短，但是在母校的三年是我快乐的少年时代，是我收获知识的时代，是我坚定写作信仰的时代。记忆里，面对校门的林荫道总是那么笔直、整洁；体育馆总是那样雄伟、包容；钟楼总是那样激昂、高亢；口字楼间永远飘荡着年轻学子们的欢声笑语。天空其实从来没有单调的时候，它不会是一个颜色，再怎么乏味，也是灰白相间；它不会是一种风情，没有白云，也会有星辰。

在金陵中学86届班上，我应该算是外表内心都很不安分的一类，

性格使然

也是我最初选择职业时，走上演员这条路的原因之一。想当年“十中”是全国的体育红旗学校，我们当然要秉承传统，发扬传统，所以男生们在课后或者课间来一场足球友谊赛是理所当然的。那么问题来了，看着偌大的球场，我们却没有钱买足球，一个球难倒英雄汉。于是我们开始策划着集资买球，七块多钱的项目开启了我们最早众筹的慧根。大多比较“贫穷”的男同学依靠着智慧，硬是从女生的口袋里拿走了买冰棍的钱，很快转换成我们需要的物品。继而转换成愉快的球场奔跑，女生获得的“奖品”则是成了啦啦队员。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转眼间，母校即将迎来130周年华诞。现在学校里的同学们，不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足球再绞尽脑汁了吧。不过想起那次我的点子加策划解决了男生们的踢球问题，也不禁让我想起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给我在文学上的指引，虽然当时的我并没有开窍，志向也没有大的变化，但心中的种子已经有所发芽了，在以后演员转为编剧的路上不可磨灭。

想起彭老师，这是一个对教学很负责任的教师，她会坐在教室的讲台边陪我们上晚自修。对我们的作业她总是采用面批的方式，她会把我们叫到讲台边耐心地跟我们讲解错的题目。由于她是教语文的，因此她身上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她喜欢用幽默的方式和我们讲解课文，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下，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文章的主旨内容。由于自己的基本功较差，有时候会在别的同学面前有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发酵之后变成了一种逃避。彭老师看在眼里，她想出的那一招直到若干年后我才能明白她的良苦用心，她安排我去图书馆做业余管理员，那一周改变了我的人生，金中的图书馆真的是知识的海洋，我零距离地接触《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等名著，一个不安的心找到了归宿，一颗渴望知识的心遨游在书的海洋。彭老师及时鼓励我将知识化为笔墨，化为感悟，化为对生活的理解。直到有一天我走上讲台与同学们分享我的周记，阵阵掌声直到现在还回荡在我耳畔。如今我已成为国家一级编剧，也成为江苏省话剧院的第十一任院长，我的多部话剧作品和影视作品被搬上舞台荧屏，也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让我时常想起，终生难忘的还是在母校一千多天的成长历程，母校的老师们诲人不倦的无私，母校一草一木的清新，母校在我困顿时的鼓励，写进人生，刻在骨子里，那一段美丽的芳华让我无法忘却。

在一次整理杂物的时候，我还翻出了当年写的小诗，如今看来稍微修改一番很像那么回事，题目叫作《小路》。

这是清新优雅的校园

有美丽缤纷的小路

我们走在小路上

迈出求索的脚步

即使将来忘却了老师

忘却了校园

却不会忘掉这条小路

如果在这里记忆深刻

那么小路就在最深处

小路延向远方

延向知识的天涯

延向自然的海角

小路让我想

想有明天的斑斓

想有未来的辉煌

金中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故事，太多杰出的人才从这个地方走出，在这片人才的海洋中，我就是一朵浪花，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是母校的精神一直提醒着我要奋斗，要崛起，不甘做一个平凡的人。母校就是一本读不完的励志书，每天都在更新着我的精神内存，每天都给我充满能量，去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青春的少年时代是懵懂的，当那一抹曙光升起的时候，是谁,在记忆的河里溯流而上,只为找回那些闪光的珠子,把它们串成串,缀在时间的颈项上。

正如《青春无悔》唱的那样：从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在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不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不仓皇的眼，等岁月改变……

青春就那么一阵子，却在记忆里搁浅了一辈子。做好现在，让当下幸福，这样，当你拄着拐杖依着夕阳的时候，回忆的芬芳便足够温暖那岁月里的沧桑。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祝福母校130华诞庆典，追忆母校对学生的深情厚爱，表达学生对母校的感恩情怀。

衷心地祝愿我的母校——金陵中学，蒸蒸日上，永远辉煌！

一切不再是永远——留不住的青春

王立东(1988届)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时隔30年，回忆上高中前的生活依然令人窒息。那时的记忆里,仿佛未来就是遵循着父辈的脚步，循规蹈矩成为和他们一样的螺丝钉。

直到高中遇到一群这样的老师和同学。1985年9月，高一的全体新生伫立在操场。钟楼前的主席台上，杨祖恒副校长正在训示：“高一的新同学们，欢迎你们进入十中高中，你们今天踏入了十中校门，代表着你们已经有一只脚踏入了大学的校门，我敢这么说话，不是说我们十中的教师是多么了不起，而是你们，你们自己是优秀的，至于你们的另一只脚想必也会进入大学……”从来都是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式教育的我，第一次听到有如此正面的评价时分外地感铭肺腑。激情澎湃的高中生活也自此开端。

第一个故事，共青团员。如果你问我中学最最印象深的是什么事，我一定会说，张捷不是共青团员。张捷在班上的学号是二号，可见他是初中保送上来的，平时的他文静，沉默，从不给老师找麻烦，只是因为我们一班有一群疯狂的女学霸，整个高中他也没进过班级前十名，而高考，却一鸣惊人地荣登第二名，仅次于黄雯一分。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了不起的是他一直拒绝做个光荣的共青团员。青春留不住，回忆却深深地镌刻在脑海里，依然触手可及。如今，已是天凉好个秋的颓废中年大叔的我，当年也曾经有过追求。第一个理想是做个光荣的共青团员。初二，也就是幼稚病开端时的我就积极靠拢团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团申请书，不过我那时候算是个害群之马，组织自然不会吸纳，以一介白身上了十中高中。承蒙班主任陆佩珍老师提携，居然让我做了一班的班长，班长不是团员自然说不过去，于是交上了第二份入团申请书。某一天，在钟楼的团部里，右手握拳，高举脑侧，在鲜红的团旗下，我宣誓时刻准备着，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年级越来越高，团员越来越多，高三的某一天，咱班的团支书李雪同学（李雪同学，品学兼优的一班女学霸之一，会说几国外文，全国外语竞赛最高奖得主），当时她的外号是马列主义老太太。我觉得这外号很贴切，心目中她一直是那个端正、严肃、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如果说这世界上有天使，就应该是这样。她盘点团员发现还有一个游离分子张捷，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他的申请书，一问，压根没写。暗示了他几次靠拢团组织未果后，李雪拖着我，拿着正式的入团表格，递给张捷说，填一下，我和王立东做你的入团介绍人。张捷拿着那表格，翻了两下说道：“给我这个干什么，我不用。”（这人太有性格了，这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张捷中学就是我好友，但当时我很是气愤他的不识抬举，当然首先是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但也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奥莉希亚回忆说：“我们的团干部是个非常好的女孩子，如果你不去参加会议，导致会议没有达到投票的最低人数，那么上面的哪个白痴就会去责备那个女孩，那个每天和你喝咖啡的女孩。”庆幸的是，感谢母校宽松的环境，没有那样的白痴，没有人去责怪李雪和张捷，我们也以非全团员班毕业了。去年，我问过张捷，为什么不入团，他说是因为一帮小子的打赌，只有他坚持到最后。政治面貌最高也就是个少先队员。为君子诺，浮一大白。

第二个故事，老陆和小钱。老陆是陆佩珍老师，我们背后称老陆，小钱是物理老师钱云才的儿子钱旻，他爸爸是老钱，他自然是小钱。去年国庆陆老师在自己微信朋友圈发了恭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小钱在后面评论说，别人说这话我觉得假，陆老师说一定是真心诚意的，于是我们一个接一个为这话点赞。陆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同时是我们的政治课老师。如果要形容陆老师，只需要把八字办学方针扣掉两字，即团结、紧张、严肃。陆老师的课是我们最不敢放肆的课，就连开小会说小话的全班之冠——严玥都不敢在政治课上造次。某一天，陆老师在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老师正在详细解释何为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如何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时，小钱举起了手，然后站了起来开始质疑剩余价值的定义。小钱对于只认工农的增值而否认资本家及资本的成本提出异议，继而陆老师引经据典地解释，而小钱对教条主义的开炮就在我们的目瞪口呆下进行了半节课。除了仿佛从知乎穿越来的小钱，更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原以为会是老陆大发雷霆的场面一次也没有出现，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心平气和，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老陆。写这文章时，我和小钱通了电话，小钱说他要向陆老师为当年的年少轻狂道歉。同时感慨，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学生大概早被赶出教室了。而当年陆老师既没有发火，也没有在事后告诉作为同事的小钱的爸爸。

第三个故事，信陵君你有多贤。高中的语文一直是邓重文老师教，当年的邓老师正是男人魅力最光芒的年纪，再加上飘逸的板书、儒雅的面容，至今还有许多同学记得他的风流倜傥。高二某堂语文课上的是《史记》中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照例，正文学习后就是人物评价了，邓老师点了几个同学来回答。正面人物自然是正面评价，礼贤下士那是必需的，再拔高到高大全也是水到渠成。大家依次表达过对魏无忌的景仰后，邓老师问道：“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常喜欢标新立异的我站起来说：“信陵君是沽名钓誉之徒。”老师说：“说说理由。”于是，我解释道：“信陵君对侯嬴的礼贤下士是有期待的，前一番的三请四邀换来宴席上侯嬴的赞扬，可请魏王援赵不成后带着门客去赵国时，只因为侯嬴的不响应就折道问罪，可见他内心是希望回报的。相反，侯嬴在献计赠友后更是刎颈以报，这才是国士无双。要说信陵君贤明那也只是上位者的贤，个人品质也没多高。”老师听后，说了声：“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多年后，当网上泛滥起伏尔泰没有说过的那句话“我虽然不认同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时，我个人却不是很有感。细细思来，兼且回忆起中学时候这些事，才陡然发觉我的师长们原来已经早早地培养起我们的独立思想，非但没有将其禁锢甚而阉割，而是默默地给它们装上了翅膀。或许他们早已知悉伏尔泰真正的名言“热爱真理，原谅错误”。

曾经，刚上完时事政治课，有一帮风华正茂的少年围着陆佩珍老师，争论着意大利大选后意共已经是议会第二大政党，继阿连德后欧洲不用暴力手段也能夺取政权了。那时候少年们是幼稚的，却是真挚的，

时光荏苒给了我们阅历，有了阅历才能比较，有了比较才会珍惜。也才知晓自己当年是多么幸运，在人生筑基的时刻遇上以杨祖恒校长为首的用生命来教学的师长们，沉默，辛勤地浇育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种自由，必将永远。

金中烙印

郭继军(1990届)

大约十年前，我在埃森哲咨询公司担任咨询总监，负责江苏移动的一个战略咨询项目，紧张的项目过程中，无意间提起我是金陵中学的毕业生。过了几天,客户主管把她的女儿带到项目组来，特意让我见见。原因非常简单——她的女儿是金中的在读学生，算是我的师妹。

客户希望我好好启发一下师妹，给她说说我是如何在金中学习，毕业后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在一个跨国公司担任管理工作的。

我当时有点诚惶诚恐，自己一路走来，不断把学校、职场里的前辈作为榜样，没曾想，自己也变成别人的榜样了。赶紧回忆了一下，告诉她，我考上金陵中学时，学号很靠后，而且当时的学号是按照中考分数来排序的。不过，金中老师教学有方，让我毕业时已经可以有底气去挑战上海交大了。

小师妹嘿嘿一笑，说，我们现在的学号还是这样排的。

白驹过隙，一晃又十年过去了，金陵中学即将迎来一百三十年校庆，十年前那个诚惶诚恐的场景不经意间又豁然出现。尽管工作经历随岁月的推移而日渐丰富，但我初心未改，依然是那个不断为自己设定下一个目标的金中少年。

十年间，我的工作边际扩大了许多。我从事的工作，重要任务是持续发掘培训新人、提拔优秀人才、激励卓越绩效。不过，要把自己作为别人学习的目标和榜样，内心诚惶诚恐，德薄才疏。

内省之后，觉得自己这些年被同事、客户、朋友认可的特点，大多来自金中，是在金中求学期间从各位恩师、同学那里学来的，所以，倒是可以用这个机会总结一下，与在校的师弟师妹们共勉。

在职场里，我对自己的团队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是“靠谱”。在金陵中学就读期间，老师们对大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今日事，今日毕”，金中的同学们也基本上能做到，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记得高三的时候，每天清晨，荣庚安老师总是在大家到达学校前就准时站在教室门口，等待每一位同学到来，开始一天的晨读，从不懈怠。

自金中开始，每天无论多晚，我一定是把当天的学习和工作做完，才觉得一天结束。工作时，有时一天几百封邮件，出差到家已经很晚，金中延续下来的习惯未改，每天处理、回复完这些邮件才休息。

这件事情，看着很小，但一直坚持，还确实不易。日积月累，二十几年下来，口碑自然形成，客户和同事都会觉得只要把事交过来就放心了。

第二件在金中学到的东西，是从我在金中的第一位班主任张松年老师那里学到的，称之为“带领”，现在时髦的说法叫“领导力”。

在上高中之前，我的老师多属“我教你学”型的。他们通盘理解从问题到答案的诸多解法和最佳路径，然后就直接喂给我们这些学生“解决之道”。

张老师当年刚刚从大学毕业，我们是他毕业后带教的第一个班级，他教学的方法很有意思，经常会带领我们一起“探索”各种解题的可能性，在最后总结出最好答案。

上课时，我经常会沿着他的思路，想出好多点子。虽然很多想法会被事后证明是错误或不妥的，但是他这种不断带领我们“探究”解题，并且亲自参与的教学方式，让我获益极多。工作之后，发现这种“带领”团队的方式，比用“管理”来完成任务更加有效。

第三个学到的东西是“荣誉感”。一进金中科学馆，左右两面院士墙上挂满了荣获院士称号的校友画像，最后有一句名言，大概意思是“今日你以金中为荣，明日金中以你为荣”。这句话，我高中毕业后在各种场合听到过多次，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在开学或者毕业典礼上，也会说类似的话，但是我第一次在金中看到的时候，心里是很震撼的，觉得我们这个学校真是了不起，自己一定不能太懈怠，别辜负了学校的期望。

很多年来，这种荣誉感不断鼓励我在我参与的团队里都力争优秀，我也极其喜欢在最优秀的团队里工作，因为那种共同的荣誉感带来的成就和实现的目标，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成绩考核出来的。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系统化全面思考问题。高中初始，我经常满足于能够用学会的方法解决问题，完成作业。物理老师庄伯炎老师，每次在讲述完一道题的时候，总是要追问一句：“想想还有其他的解法吗？”庄老师是一位非常勤勉认真的老师，他的这个问题，让我无法拒绝地去思考更多的解题可能性。印象最深的是在讨论“波”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正向和反向往往是有不同的解题空间的。

工作以后，我经常会提醒自己：“是不是应该抛开框架，思考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这种“Think　out　of　the　box”的思考模式，在我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不断给我带来各种惊喜。工作在一个高度竞争并且技术日新月异的行业里，这种思考方式的掌握，带给我的人生价值，远远比简单学会一种解题方法更加重要。

金中三年，是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的重要三年。这样的例子和学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两年前有幸见到高中时期的英文老师周旭初老师、生物老师莫增慧老师等，我能立刻回想起当年她们给我们的专业指导和人生教诲。

蓦然回首，离开金中已经多年。我在美国工作期间，去过不少常青藤大学，每当进入这些学校的主教堂的时候，脑海里都会不自觉回荡起金中校歌，浮现出校园里那庄严的小礼堂。

我庆幸，自己也曾受过非常庄严认真的环境熏陶，造就了自己的基本品质。这些品质弥足珍贵，令我后来在许多国家的企业里工作的时候，既能正确认识、尊重别人，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想来这也许是金中“树人”的一个案例吧!

在母校一百三十年华诞来临之际，祝愿母校未来更美好。也勉励自己，继续努力，别辜负了“英才摇篮”的期望，用更出色的成绩回报母校。

我们最美好的时光

陈丽鑫印向涛(1990届)

母校金陵中学2018年将迎来130周年校庆，也是我们的儿子Benjamin即将进入大学学习的年头。2017年10月下旬，依照美国人民的习惯，在Ben准备美国大学本科入学申请期间，我们陪他到伊利诺伊州和佐治亚州等地参观访问大学校园。在大学校园里看到一张张年轻活泼的面孔，与一群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一起行走在美丽的大学校园里，不禁回忆起我们自己的金中岁月，感慨27年光阴似箭，一转眼下一代就要进入大学了。

此行也得以与在芝加哥的杨彦、吴铭以及来美国旅行的张俐等三位同学重聚。20多年后同学们在美国再相聚，格外亲切，白天转校园，晚上嘬美食，夜里聊大天，抚今追昔，从各自近况聊到当年校园八卦轶事，回想起老师的教诲和关照，恍然梦回金中，坐在绿荫芬芳的葡萄架下海聊的感觉，好不快哉！唯一不同的是，我们都已人到中年，历尽各种人生沧桑，当年的天真稚气已然消逝，唯有金中的烙印都还铭刻在大家的心中。

我们于1984年进入南京市第十中学初一（4）班，1987年升入十中高一（6）班，经历了1988年学校百年校庆更名金陵中学。百年校庆时的金陵中学校牌，还是由我们班的代表在大操场的司令台上从校长手中接过，一路抬着走到学校二道门口，庄严地挂上去的。1990年高中毕业后，陈丽鑫保送进入国防科技大学，印向涛考入南京大学学习，1997年之后赴美留学，辗转美国各地学习、工作、结婚生子，2007年后定居西雅图至今。最近几年常往返于西雅图和南京两地，为事业和家庭打拼。从金中毕业27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享受做事的过程和家庭的温暖，依次经历着人生的一个个阶段，深深感到当年母校及老师的培养、教诲，在我们身上沉淀了诸多支撑发展的元素，对我们的性格成长和人生历程有潜移默化的熏陶，是我们一辈子受用的财富。

记忆中的金中校园，永远是闹市中一块宁静淡定的净土，保持着百年老校的底蕴，孕育着一代代金中人的坚毅、豁达、淡定、求真的品格，挥发着少年向上的精神。当年的东课楼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下午放学后去阶梯教室看星球大战的录像，脱了鞋进微机房学Basic编程，爬到四楼小阁楼做航模；西课楼上音乐和劳作课也是我们的一件乐事，永远比在教学楼端坐听课要有趣多了，敲键盘打字的功底就是在西课楼劳作课的打字机上练出来的；口字楼一楼是食堂，每天早晨到校第一件事是把饭盒加水放到蒸架上，中午下课铃一响就飞奔去排队取饭、买菜；紫藤架下，是我们午饭后闲聊、打趣的场所；神庙一样的体育馆，大操场上325米的独特环形跑道、篮球场，虽然充满着旁边校办工厂的尿激酶车间的异味，但每天都活跃着一个个青春的身影；还有那一年一度在庄严的小礼堂举行的全体总动员的一二·九大合唱，全校师生都乐呵呵地参与的节日般的秋季、春季校运会，更有过全校停课聚在教学楼前的北草坪观看日全食……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在今天看来算是小儿科了，但细想起来也很难得，这在当年也算是很高大上的事儿了，我们在金中摇篮里愉快地生活。

金中的老师们，有严肃学究型的，温文儒雅型的，也有诙谐搞笑型的，还有初出茅庐脸红紧张型的。他们各个都神采奕奕、兢兢业业地站在讲台前，呵护、陪伴我们的成长。初中的班主任英语郑景媛老师、语文吴国芳老师、数学脱新祥老师、物理杨家淼老师、政治韩立珍老师、地理张昌宁老师、体育李健老师和姚惠君老师，高中时的班主任化学朱宏老师、语文张坤荣老师、数学张松年老师、英语周旭初老师、物理黄健老师、政治林兵老师和江海老师、生物莫增慧老师、体育叶茂老师，还有杨祖恒校长、唐海海、喻旭初等众多老师，都在我们少年成长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影响。脱老师当年讲平面几何，倡导新思维，不按传统授课，不仅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课堂体验，更是早早就在我们脑海里植入了创新思维的种子；张坤荣老师上语文课，自己陶醉在古文中的兴奋状态硬是把我们带入艰涩难懂的文言文语境中，到今天我们还记得他用操着无锡口音的普通话诵读的《卖油翁》里“无他，技熟尔”的痴迷神态；张松年老师当年刚刚入职金中，上课时风度翩翩，板书潇洒，有时讲到紧要之处，怕我们跟不上，听不明白，自己就先脸红起来……很多很多老师课堂上的神采，终生难以忘怀，相信其他同学们也都能够随口倒出一堆堆课堂回忆来。

我们的同学也个个不简单，都是出类拔萃，鲜活欢腾。有难题考不倒的学霸人物，有见题就抖呼的学习菜鸟，有优哉游哉的逍遥仙子，还有沉默寡言的高冷神人。当年，陈丽鑫做团支书，印向涛做班长，为班级和同学们服务，得到了很多锻炼机会，也受到了老师的关照，怎么也没想到至今同学们都还默认我们做微信群主，心中深感惭愧。国内变化日新月异，我们有20多年没在国内生活，早已经赶不上潮流了，只好在群里看看大家的风采，点个小赞。从金中毕业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打拼，成家立业，走向成熟，收获人生的酸甜苦辣。再聚会，有的同学看着眼熟，却一时无法叫出名字，但谈起当年种种小事，脑海里立马跳出当年的模样，没有任何的陌生。我们这批懵懂少年最美好的六年时光，留在了金中校园里，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的金中时代，像海绵一样地吸收着母校和老师们的养分，在知识、体魄、性格、眼界各个方面全面成长，明晰未来的奋斗目标，奠定了我们人生的基石。母校及老师们无私的给予，也促使我们这些学子，无论在何地从事何种工作，都能够做到心怀高远，脚踏实地，事业进步，关爱家庭，回馈社会，都能将金中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开枝散叶。

值此一百三十年校庆盛事，感恩母校，祝福老师！我们在金中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成就了我们终身的荣耀，也赋予了我们神圣的责任。愿每一位金中学子，在自己人生的篇章中，努力，再努力，用更多的贡献谱写自己的成就与梦想，回报母校，回馈社会！

关于三班的那些回忆

郑晓重(1991届)

我们是1988年入学，1991年毕业的初三（3）班。

2014年1月26号，我们班同学举办了一次聚会。我们跟小时候一样，围坐在老师周围，跟老师唠着家常，说着这20来年的各自经历。老师也为我们或大或小的成绩高兴。那一刻，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988年。

1988年，记忆里那是个如金的年月，那一年正好是金中100周年大庆，我们刚进校没几天，就开始忙着为校庆做各种准备。这种隆重热闹的景象或多或少地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批特殊的学生，至少是足够幸运的。后来我才明白，我们的幸运，不在于我们是哪个时间进的校，而是我们能拥有这样的一些老师和同学，这才是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足以自豪的资本，给了我们青涩且甜蜜的回忆。

2012年，我的一个初中好友离开了，我们十来年中联系并不多，我甚至很少会想起他，可当他走了，我居然心疼得无法自控。我突然发现原来他牵扯到我初中时期的大多数记忆，那些我本来以为已经被我自己淡忘的东西，突然间闪耀出前所未有的光芒，笼罩所有我独处时的时光。他走后几天，我们办了一次聚会，那是他走前跟大家说好的日子。那天，我决定一个人走一走，我围绕着我们旧日校园走了一上午，试图在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街道巷陌里，找到属于我们的时光的影子。

我们是个特别的班级，至少在我的学生生涯里，仅此一次。我觉得我们班是一帮重感情的孩子遇上了特别的老师，才会被捏在一起，多年不散。

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是张昌宁老师，我们也是他带的第一个班。我感觉我们是他教育事业上的第一块实验田，他就如所有农科院的有良心、有追求的专家们一样，在我们这些胖乎乎的种子上挥洒他的梦想。我们那时候除了学习，似乎总是有很多活动，没活动张老师也会想出些活动。有段时间每周末会有一次小组会，四个组各自围坐在教学楼前的草坪上开始讨论问题，会议的主题都是怎么进步超过别的小组争当第一，不过讨论的实际内容基本与主题无关了，基本上就是给大家一个聊天玩闹的机会。多亏那时候不用做会议记录，否则张老师看到了，可能会对他的心脏不好。那年，楼前的草坪正对着我们教室，刚离开小学的我们还会在上面玩些小学生才玩的游戏，为此张老师很无奈，他说你们都是青年了，还跨大步骑马打仗呢？你们啥时候能长大？这个问题，现在终于有了明确答案。希望张老师能满意。

初三，宋世敏老师接管我们，他是个很严厉的老师，但我们所有同学都很喜欢他尊重他、爱他。我们对他的严厉从来都没有过埋怨，这么多年过来，只有愈来愈深的感激。我不在南京，宋老师是我想见不得见的恩师。再见宋老师时，在他叫出我名字的瞬间，让我红了眼眶。记得那年我们班上的学习气氛越来越浓，临考的压力和老师的督促影响着我们每个人。虽然还是打打闹闹的，不过更多时候，我们会在课间讨论学习，会互相推荐好的习题练习书籍，会在中午相约到新华书店挑书，会互相暗暗较劲比成绩。那时候有个在金中取景的电影叫《豆蔻年华》，说的就是重点中学几个学生之间的事，在那些角色身上很明显地能看到我们同学的影子。不过，电影里那个为了争名次动坏心眼使阴招的桥段,在我们班可绝对没有出现，我们中没那样的同学，也没培养这种人的土壤。那时候，我们进入青春期，开始有了些朦胧的感觉，但是我们都把这个感觉藏在心里，没有人“违规”。于是在今年的聚会尾声，男生们自发添加了一个“认女神”的环节，喧笑中，我们又回到了20多年前的那三年——纯美得如同秋日午后穿透树叶的阳光。

初三的那个元旦，我感觉我们在潜意识里已经被即将到来的离愁所感染，那天的联欢会我们尽情嬉闹，几乎每个同学都表演了节目，我们点起蜡烛，向大家说出自己的祝福。记忆最深的是有个女同学跟大家说，我希望我们班所有人都能考上金中的高中，这样我们还能是一个班，还能在一起……当年的我们再幼稚爱幻想，也明白这样的奇迹不会发生，虽然我们都努力了。那天我们玩到很晚，是初中部所有班级里最后一个散场的，教学楼里不让我们待了，我们就跑到老试验楼(东课楼)后面的楼梯那里，一起坐在台阶上唱歌聊天。我不记得那个冬夜是否寒冷，只记得楼梯上烛光的温暖和被烛光映亮的那些纯真的脸庞，那一双双回眸时闪亮的眼睛，定格成我记忆中最珍贵美好的画面。

时间这东西实在是挺招恨的，它永远麻木地流淌，把那些珍贵的东西带来又带走。在我的留言本上有个同学写着：“世事无常，为什么总要等到失去时，才懂得珍惜呢？”对于那三年，怎么会没有遗憾，但是没有遗憾的青春，可能也就不是青春了。值得欣慰的是终于有那些温暖的回忆战胜了时间，常常在不经意间回到身边，再次带给我快乐和忧伤。

写下这些纷乱文字的时候，夜已深沉，我那个调皮可爱的小女儿已经熟睡。算一算，其实没几年，她也就到了我们当年的年纪。我对于她的将来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希望她能快乐，所以，我祈愿她也能在将来，拥有如我当年一般的老师和同学，那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

（原载《校友通讯》79期）

永远的金中人

杨旸（1992届）

南京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虽然近20年来一直在香港、伦敦和上海求学和工作，但是每每回到南京，都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与熟悉。因为这里有亲人，有朋友，有家乡味道的美食，有熟悉的地名和口音，更有着伴随我成长了20多年的记忆。有时真的很感慨时间太瘦，指缝太宽，20年就这样转瞬即逝。谆谆教诲的师长，天真烂漫的同学，红彤彤的樱桃果子，此时此刻，记忆打开了它的闸门，那不曾忘记的一幕幕都涌现眼前，心里情不自禁地激动和温暖起来。

我是1986年9月升入南京市第十中学初中部的，3年后又非常幸运地考入她的高中部，母校百年校庆时我刚升入初中三年级，还是个调皮而不懂事的孩子。只记得在此之后，南京市第十中学更名为金陵中学。

我在母校金陵中学度过了六年的时光，那正是我作为懵懂少年的成长阶段，有点惶恐，有点好奇，有点期待。在那里，我遇到了和蔼而又严厉的老师，也结识了调皮而又真挚的同学，收获了知识、友情，努力学习过也疯狂玩耍过，感受过受到表扬后的心花怒放，也经历过被批评后的黯然。老师们不仅传授给我们知识，更把育人作为第一要务，他们用实际行动和谆谆教诲为我们指引人生。我永远记得班主任张松年老师（数学）憨厚温暖的笑容、徐思涌老师（物理）清晰准确的讲解、李慧娟老师（化学）优雅精致的风度、卢尔瑜老师（语文）循循善诱的语调、王征老师（政治）逻辑缜密的论述、杨向东老师（英语）精益求精的态度、马明遐老师（生物）爽朗包容的性格……一幕一幕，恰如昔日重来，让人泪目。令我最为难忘的是在1992年参加高考时，当我正走向考场，杨向东老师轻拍着我的后背，一改平日的严肃，微笑着对我说：“你一定能行的，要相信自己。”有了老师的信任与鼓励，加上同学们都比较谦虚，我那场考试超常发挥，英语第一次考出了全班第一的好成绩。最终，我考入了理想中的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从此踏上了移动通信的研究领域。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张松年老师比我们大不到10岁，和我们亦师亦友。1999年8月，我研究生毕业后，准备离开南京前往香港攻读博士学位之际，还带着新婚的妻子前去拜访了张老师和师母，张老师鼓励我要抓住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好学习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有所作为。老师们的教诲和鼓励，我一直不曾忘记，它总在艰难的时候激励着我，令我看到光明和方向。

在校6年，我也收获了浓浓的友情，同班同学胡石、马振宇、柳晖、葛久翔、季亮、陈耘蔚、蔡如琳等都是我的好朋友。现在他们都是各自行业和领域的佼佼者。当年，我们在学习上你追我赶，课外一起玩耍嬉闹，这份友情一直延续至今，它始终是我心中温暖的一角。就在去年末，我们金陵中学的高中同学还组织了班级聚会，同班同学到了20多位，有的同学还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聚会。经过这么多年，同学们见面后依然十分亲切和热情，大家兴奋地畅聊这几十年的经历和变化，共同回忆当年的学习和生活，分享各自的近况，感慨万千。

金陵中学的校友遍布海内外，说来也巧，我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工作时，同校计算机系的同事汪军博士也是金陵中学的校友，他比我低一届，现在已然是伦敦大学学院的讲座教授，是AI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顶级专家了。在闲暇时光，我们常常会谈到母校金陵中学的老师们，以及紫藤架下嬉闹的同学，樱桃树上结满的红果子，还有大操场上我们最喜欢的体育课。每每此时，思绪总把我们拉回到30年前。

现在，我已经从英国回到上海，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母校和师弟师妹们。从2012年起，我参与创建了上海科技大学，有两年我负责学校招生工作时，还特意到母校宣传过，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到上海科技大学学习和深造。四年来，已经有10多位师弟师妹加入了上科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不愧为拼搏的金中人，将来一定会成为祖国的栋梁。

由于工作关系，我时常来南京，每次从珠江路走向新街口的时候都会路过母校的大门，她依然那么安静的处立于闹市之中。看着她，心中就会有种历经风雨后的踏实感，使得我常常都有进校转转的念头。不仅如此，每当从家人口中了解到母校的点点滴滴和发展消息，心里都由衷地为她加油鼓劲儿，希望母校能越办越好。

当年金陵中学百年校庆之时，我还是个懵懂的中学少年，真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今30年过去了，我已经成长为家庭和工作上的顶梁柱，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耕耘着，老师们的教诲将一直伴随着我、激励着我。在金中母校130年华诞之际，我代表全家向母校送上衷心的祝福，也将这份深深的祝福送给学弟学妹们，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硕果累累，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感恩金中一直在路上

李键(1995届)

2017年5月20日，作为特邀嘉宾，我参加了第一届江苏发展大会，受到了来自家乡极高的礼遇。参会的1200多名嘉宾中，不乏金陵中学的优秀校友。会上诺贝尔获奖者丁肇中做了简短而极有感染力的演讲，而李昌钰博士关于他母亲如何含辛茹苦地培养家中13个孩子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动。在这期间，我回到了母校，校园依旧是那么美丽熟悉，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建筑钟楼巍峨矗立，与“诚真勤仁”四字校训石一起诉说百年来数万师生一起度过的青春岁月。又见到了班主任李惠娟老师，与她分享喜悦以及交流心得。她鼓励我把我的成长历程和大家进行分享。我与“杰出”二字实有差距，作为海归侨商的青年代表，很感激家乡给予我极高的荣誉，与真正杰出的校友们在一起。毕业20多年来，我一直匆匆在路上践行。我难忘母校的培养，感激而依恋。转眼之间迎来学校130周年校庆，作为校友，写下此篇短文，记录自己在金中的求学历程，作为纪念，与金中年轻学子们共勉。

金中教诲，在我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人生之路漫长，不在乎一时的高低得失，但要坚持和努力，终归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从幼儿园、小学及中学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军企小镇长大。我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但勤劳上进，一直为我们创造力所能及的学习环境。我有一聪明好学的哥哥，比我高一届，成绩一直是排名第一、第二。1991年他在艰苦的条件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京金陵中学。

记忆里面，我从来不是班上最拔尖的，没有上过辅导班，没有额外的教参，总是很难考到满分。但我对书十分热爱，而且很爱读书，我一直在小学、中学的图书馆，以及父母单位的图书馆借书阅读，世界名著、革命战争小说、《隋唐演义》《七侠五义》、凡尔纳的科幻小说、20世纪80年代时的科幻小说，这些广泛的涉猎阅读在潜移默化中给我打下良好的基础。

1992年被金陵中学录取应该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但我也做了很多准备。初三的时候，一位数学老师提到我的哥哥很优秀，我应该向他多学习。这个不经意的提醒让我明白在关键的一年需要更加努力地去学习，哪怕不知道以后具体的出路在哪里。在填报志愿时，我拿到是一张中专志愿表，右上角上有一所可以填写的南京市重点中学。我和家里商量了一下，也填了同样的金陵中学。中考结束后，我以第33名的名次进入了高一（2）班。

进入金陵中学后，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与一大批优秀的风华少年共同度过了3年美好的时光。

记得入学的第一周在南空集训团参加了一周的军训，在那里同学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同甘共苦，同吃同住，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在外生活学习。

正式开学后，我每天早晨要6点半前起床，从家里出发，骑行近40分钟到学校，开始一天的学习。每天会带一饭盒在学校蒸饭，中午的时间既有侃大山，也有紧张忙碌的学习。下午两节课后，没有补课，都会在4点左右返回。给我们上课的是全市最好的老师，数学张松年老师的诙谐，英语杨向东老师的微笑，化学李惠娟老师的优雅，语文卢尔瑜老师的不俗，地理老师谈到塞外时的陶醉，体育老师的方言……现在回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

我最喜爱的是校园里地质亭，里面有很多搜集过来的矿石和化石。每每在这里路过，我都会对外面的大千世界憧憬。李惠娟老师作为班主任，对所有的学生开明可亲，有时候她会给我们放一些有益的电影纪录片。1994年一个周五下午，我们观看了《与狼共舞》这部西部片。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以至于多年后在美国加州西部一直在回想搜寻这部片子的场景。

在高中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学习。我入学时成绩靠后，十分羡慕那些成绩优秀的同学，因此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追赶至中等以上不掉队。而在两年后，我的确能够排在10到15名左右，但是同时也感到再也追赶不到前面去了。因为，这些亲爱的同学实在是天资聪颖且勤奋有加。我很开心在班上也交到好几位一辈子的好朋友。

除了学习，还有课间的玩耍。大大小小的游戏机、掌上宝、学习机，也有多种打卡带、随身听，刘德华等四大天王是那个时代的标配，同学相互之间交流着那个时代的流行时尚。也记得《十六岁的花季》《豆蔻年华》等影片在学校取景而拍。我还记得每年学校都有一两次拉练，包括步行去雨花台进行成人礼、玄武湖6公里环湖跑等等。现在想想学校为了我们的成才煞费苦心，我当时只是觉得不上课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3年的日子就是这么简单而充实地过着。到了高三，学习、活动继续，即使生病发烧挂水，带着书本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从不觉得苦，偶尔觉得累而已。

高考，现在想想其实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考前通过一切手段打鸡血，然后去考试。我考的成绩不是很好，虽然上了一本分数线，但是没有能够去北京自己心仪的学校，而是去了家附近的南京林业大学。在那时，我把失落的心情转移到认真学习上来弥补自己高考的不足。也正是这个阶段的抓紧，让我能够达到条件保送研究生。学习、参与研究、考GRE和TOFEL，我开始和很多同学一样准备着下一步。从此和母校若即若离，也没有再回去过。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我在2001年春就已经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全奖OFFER，顿时飘飘然，两次拒签又把我打回原形。好好努力，在第三次终于战战兢兢地拿到签证去美国留学。又是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靠自己，有问题可以求助学长、学生会。教室、实验室、宿舍，选课、上课、考试、做项目，硕士、工作、博士，一切都是那么按部就班，对于金陵中学的思恋是在离开学校后才越发强烈。每当在国外遇到问题和迈不过去的坎，回忆起家乡亲人以及母校，浑身又会多了几分力量。

对母校的感情，平淡而悠长。很想回去，但是又时而犹豫。2015年，终于在过了20年后，才利用班级聚会的机会又回到了熟悉的母校，眼前又浮现出当年的画卷般情景。

和同学聚会交流，看到大家都发展得挺好。我发现自己走了一条另类的道路。我先后在国内外获得1个博士、5个硕士学位，同学老师都很惊诧，追问为什么。我开玩笑地说：“你们都很聪明，机会多，选择也多；我不聪慧，机会少，只知道选择了就坚持，直到有结果。”

人生之路很长，无所谓某一阶段的高低、得失，坚持自己的节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的选择都是最好的安排。Stay　Foolish,　Stay　Hungary,　Keep　young　forever.

我人已40，希望还能够为国家奋斗50年。在此，再次感谢母校，祝愿母校基业长青！百年母校，老师们身体健康！

难忘金中闹市中的一片净土

蔡文杰(1995届)

我是1992年从南理工附中考到金陵中学高中部的。

金陵中学是传统四大名校，跨进高中部，基本上一条腿就迈进了重点大学，所以父母在高中三年基本就不过问我学习生活了，这也是我至今感谢金中诸多原因之一。当时入学头几堂课，老师一喊上课，下面一片“起立”声，各个初中考进来的班长们已经潜伏其中了。所以在这种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环境之中，我度过了难忘的金中三年。

首先难忘的是老师，班主任是化学李惠娟老师，秀外慧中，不怒自威。可能是我那时候比较调皮，而且还会隐藏自己，所以自然小心别被班主任抓到，后来发现李老师其实很为学生考虑，很容易相处，其实都是自己学生时代心虚加调皮。早期的数学老师是潘慰高，有条不紊，一板一眼，像极了老夫子。学生偷懒，大多数习题作业不写“解”或者“答”字，潘老师一连数日每天替几十位同学工整地补写了数百个“答”字，我们只有大写的“服”字了，从此以后乖乖地成为作业上的“小夫子”。后面的数学老师是有名的特级教师金立健，飘逸洒脱，开拓了我们的解题思路。物理老师徐思涌，上课也很有激情，就是时常会拖堂，而且徐老师拖堂很有意思，平时教室大门都是开着的，临下课时他会不经意地走到门口，动作很自然地把门关上，上演一幕掩门不听铃的好戏。还有一个夏天，一只麻雀从窗口飞进来直向讲台而去，徐老师手一挥就把麻雀握入手中，之后走向窗口放生了。全班惊诧，我更是脑海里浮现出了武侠高手的身影。英语老师杨向东，上课时英语口语对练非常多，每个学生基本都会被提问，没抽到的学生提心吊胆（学霸除外），问过的学生如释重负，当然还有倒霉蛋被抽中两次甚至三次。记得一个小花絮，学校后面有一处矮墙，有时有学生贪图省时翻墙而过，一次某同学远远看到杨老师来了，急忙躲好，不想杨老师也是翻墙而过，真是可爱。还有温文尔雅的语文卢尔瑜老师等，就不一一赘述了。

金中的同学们藏龙卧虎，多才多艺。记得我上高中时，已有一定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参加过奥赛），协助老师培养初中对计算机感兴趣的李申杰、章准平同学，没想到他们高中都获得了世界奥赛金牌。我们班同学学习之外尤显活跃，没少让老师们操心，放学猫在钟楼后面下四国，在五层楼上飞纸飞机看谁飞得远，在草坪里“放生”小青蛇……恕我不能一一道来。不过玩归玩，大家学习都不含糊，何况金中的学风很正。当时学习效率很高，已开始使用电教设备投影仪，不少课老师都是用投影幻灯片打上习题，迅速讲解，跟着下一道，笔记都来不及做。不过这样锻炼了我敏捷的思维模式，对我后面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有这么高效的教学方式，才能下午15：40就放学，我们才会有空愉快地玩耍。徐亦陈、王朝晔、赵坚、刘源、罗治年、王恒、杨曹健等几位同学都是那时的玩伴，毕业二十多年了还是经常联系，都是那时候结下的深厚友情啊!

提到老班（班主任李惠娟老师），自然不得不提她当时粉雕玉砌的儿子，当时他才四五岁吧，十分漂亮可爱，有时候春秋游带来，就是我们的小明星。他后来在严谨的家风下成长为超级学霸，那是后话。我家离学校较远，不想有一次李老师居然带着儿子一起来家访。要知道我上了十年学，第一次遇到家访这种事，决定围魏救赵，把老师儿子骗出去玩耍，希望老师心系孩子，尽快结束家访。结果是老师放心得很，我带着孩子在外面胆战心惊地等待家访结束，说来真是惭愧。

春夏秋冬，金中都有独特的美，一幅幅风景如画，就这样伴随我度过了三年的高中生活，更是培养了我学习能力，在东南大学即便翘翘课也能应对自如，这些都是金中带给我的宝贵财富。百年名校的烙印，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生命中。后来在华为工作的十几年间，走南闯北，还时时忆起钟楼、紫藤花长廊、曹隐云科学馆，以及可爱的老师和亲切的同学们。谢谢您，金中，愿您桃李满天下，永为南国雄。

忆往昔，金中岁月稠

宣善明（2000届）

日历指向2018年，这才意识到离开南京，离开金中已经18年之久，回想当年林林总总，恍如隔世。2000年的那个夏天，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弱冠少年从金中走向了北大，又一个弱冠之年过去，才真切体会到金中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

犹记得中考结束后，尽管当时取得了建邺区状元的成绩，但面对门槛颇高的金陵中学，心中仍忐忑不安，最终还是鼓起勇气独自前往金中打听分数线，负责招生的老师微笑着安慰我说，安心等待录取通知书吧，心里这才踏实下来。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对金中的印象也从原本单一的敬畏变得温暖和亲切。

进入金中以后，原以为高中的生活会是题山试海，没想到迎接我的却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素质教育。高二的时候，学校开始开展选修课，进行学分制改革，那是我初次从学校系统接触和学习应试课本以外的东西。我当时选了英语和足球，英语老师是一个来自利物浦的19岁微胖界美少女，自称欧文的女朋友，而足球老师则是南京体育学院的专业足球教练。这两门课程都让我受益匪浅。外教告诉我们，英文取得应试高分并不难，难的是英文思维和日常应用，正是由于我在高二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这才成就了后来的我，在工作中与来自全球各地的精英，唇枪舌剑，并且游刃有余。而足球课也让我真真切切地爱上了这项运动，20年来，从足球小将到足球老将，无论工作多么繁忙，绿茵场上仍有我活跃的身影，每周不间断。

哪怕是到了面临高考压力的高三，学校也从未要求我们海量刷题，更没有强行补课。每天下午3点或是4点，放学铃声响起，我们奔至体育场跑步踢球，挥洒汗水。犹记母校110周年校庆的运动会，我们班甚至包揽了所有径赛项目的金牌，我个人还打破了男子3000米校运会纪录，并且和小伙伴们一起打破4×325接力的纪录。高中三年，我们共同拼搏，凝聚互助，每一个人都在享受这个大家庭的每一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终生难忘。金中给我的远不止这一行行成绩单和一块块金牌，她还教会了我如何独立思考，找寻自我，并最终实现自我。高二下学期，学校开办了两个实验班，入选的学生可以保送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刚刚得到消息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兴奋，毕竟可以有机会绕开压力颇大的高考，而且可以多出一年的时间学习新的应用技能，为未来的大学生活做更好的准备。申请资格出来后，我有些犹豫，不知道是否应该接受保送，还特别担心老师会干预选择，额外施压。当时的考量是，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报考北大或者清华，只是在听到这两所国内顶级学府的时候会暗暗心动，并且持续关注着他们的动态，可是如果真的选择了实验班，北大、清华的大门也许就彻底关上了。究竟是稳妥起见选择保送，还是破釜沉舟追逐梦想？没想到班主任吴莹老师特别简单地说了句，勇敢选择，做自己。最终，我决定放弃实验班的机会，保留着心中的那一丝希望，就算最后未能如愿，这也是遵从了自己的抉择，绝不后悔。

事实证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这并不是因为我最后成功考上了北大，而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思考，独立决定，用自己的努力去捍卫这个决定，并做到坦然面对这个决定带来的一切结果。今天回想起来，正是因为金中三年给我的教育与熏陶，给我的那一份自由浪漫思想的感染，才让我有足够的机会、勇气和能力去做这个选择，也让我初次感悟到之后的人生道路该如何追寻。

高考填报志愿之前，我一直纠结是报北大还是报清华，年级组长简紫鋆老师对我说，这两所全国最高等学府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也不要盲从亲戚长辈的建议，应该自己尝试去了解他们，然后静下心来比较哪一个更适合自己。于是我独自去了大学的招生咨询会。北大的招生老师是计算机系的冯燕教授，她很惊讶在鸡飞狗跳的高三我居然还有时间来咨询会，并且是独自一人前来，而其他前来咨询的都是清一色的学生家长。冯教授对我颇有兴趣，故撂下一圈的家长，跟我促膝长谈整整一个下午，从南京城的历史，到金陵中学的素质教育，从我的学习成绩，到我后来的心路历程。冯教授告诉我，这才是她亲自到各个城市招生的真正意义。北大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故北大并不想用一场考试作为评判人才的唯一标准，她更欣赏有思想、更立体的学子。而这种理念正是金中带给我的财富，我铭记于心并潜移默化付之于行。出于欣赏，冯教授当场和我签订了低于北大分数线20分的录取协议，这应该就是现在北大自主招生的前身，被我幸运地撞上了。经过和冯教授一下午的交流，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北大的自由民主和金中的素质教育一脉相承，欣然填报了北京大学。最后有幸未负金中和冯教授的期望，原始分即达到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电子学系的录取分数线，没用上冯教授赠我的那20分。

在北大的日子里，归功于在金中打下的扎实的英语和数学功底，我大学英语顺利跳了两级，高等数学也基本不用花时间就能名列前茅。不但没有像最初担心的一样成为“凤尾”，反而找到了自信和时间去逐梦我想要的未来。

2018年5月，我有幸参加北大120周年校庆并代表电子系毕业生做了发言，我说北大并没有给我什么，北大只教会了我自由，这是北大精神的精髓，它将伴随我一生。而这种自由，正是因为有了金中三年的熏陶和磨砺，我才能有资格和悟性去体会和融会贯通。

毕业18年后，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欣喜地发现，同学们也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金中没有把我们变成一个一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而是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我们不用成为赚钱最多的那一个，也不用成为升官最快的那一个，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自我意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怎么才能实现我的追求。每一个能走进金中的人，都充满了天赋和能量，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地用这些天赋和能量去完成机械的任务，而是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最好的自己。

人生的道路上，有无数的挑战等着我们，它们没有教材，没有提纲，也没有简单的答案。这些挑战都需要我们用自己独有的能力、勇气和毅力去解决，没有最好的方案，但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方案。人生很长，三年很短。正是这短短的三年，造就了我未来的意识形态和处世之道，也让我遇见了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人生伴侣。

入校时每每喊道“今日我以金中为荣，明日金中以我为荣”，都会充满着自豪和幻想，阔别十八载后才体会到，无论今后是否能做出为母校添光的成绩，我都会永远以金中为荣，因为我属于金中，我的思想中跳动着金中的脉搏，我就是金中的一部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朱思奕(2002届)

光阴似箭，我从母校金陵中学毕业已经15年了，但我依然记得我的高中班主任郁桦老师当年写在黑板上的那句话：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也许郁老师已经写过无数遍了，那么也有许许多多的同学，像我那时一样在心田里默默种下了一粒粟，等到时机成熟的一天，收获自己梦想的万颗籽。

大学毕业后，我被美国全球教育机构UWP组织评选为“全球百名优秀青年”之一，两年内参与环球游学，已经去过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澳洲的100多个城市了。我永远记得飞往美国时，惊鸿一瞥狭窄的机窗里塞满整个大熊星座；永远记得飞往澳大利亚时，穿过烟波浩渺的太平洋；永远记得飞往欧洲时，跨越荒凉苍茫的西伯利亚；永远记得飞往南非时，俯瞰白雪皑皑的乞力马扎罗山……每一次旅行都在飞往我的梦想。

我和来自全世界25个国家的近百名同伴，一路上一边学习领导才能的课程，一边进行文化交流和志愿者服务。一切都还历历在目：我们在美国为残疾人越野赛当裁判，为孤儿搭建大型操场设施，为养老院粉刷墙壁，为先天心脏病的孩子完成愿望；在日本为聋哑人表演节目，为穷人在田间干活，为流浪汉做饭，与智障人士联欢；在欧洲为世界野生动物组织考察动物栖息地，探视非法移民拘留所，甚至和服刑囚犯打排球赛；在非洲为艾滋病预防宣传组织拍摄纪录片，参加艾滋病人的葬礼……我为那些残缺的人生黯然落泪，为那些人性的关怀感到安慰，为那些悲惨的故事打抱不平，为那些乐观的精神奋发振作……太多太多的场景让我反省幸福与安逸，重新思考人生的目标，挖掘自己的潜力，在感动中体会给予比获得快乐！

我能够在25岁就完成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梦想。并且出版了畅销书《不可思奕——一个中国女孩的环球游学记》，媒体总在说我是个幸运儿，似乎这些幸运来的不费力气，但我深深知道这一切都和那一粒粟有关。

在金中的岁月，就是播种的季节，是我一生中接受教育、形成个性的最重要的时期。它留给我的回忆，不仅仅是紫藤长廊、古老的钟楼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还有金中老师们鼓励学生自己组织各种竞赛、戏剧表演、美食节、社会实践和论文答辩的丰富经历……我描绘不尽那些严谨认真又才学渊博的老师，那些真诚友爱又勤奋好学的同窗；我也描绘不尽那些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那些充实而又多彩的课余生活。

金中是素质教育的先行者，我还记得高中时代，在以高考为宗旨、以分数论英雄的敏感时期，我们居然可以双休日不补课，要上就上兴趣班，而且是纯粹的兴趣使然，这对于学校和老师真是极具挑战，对于我们简直是伟大创举，更是让其他学校的同学们羡慕嫉妒恨啊！我记得高一时我选修的是桥牌班，周末不上课聚众打牌，一窝人兴致勃勃、嬉笑怒骂，看起来好不务正业啊！其实呢，桥牌很考验人的记忆力和思考的全面性，对数学运算和推理判断有极高要求，而当年赢了我N墩牌的牌友王珂如今已经是知名互联网企业的董事长了。

高二时，周六我选了京剧课，对于“80后”中学生，京剧往往只是一个国粹的概念，对唱念做打一无所知，甚至反感拖沓的皮黄腔调。金中老师藏龙卧虎，才艺俱佳的刁雪梅老师为了让我们更容易接受和感知老祖宗传下的瑰宝，特地选择把京剧改为京歌《京胡一响韵悠悠》，创造性地保留了京剧的韵味，又改成了朗朗上口的轻快曲调，简直太有范儿了！后来我们全体京剧选修课同学还被选上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京剧艺术节，《京胡一响韵悠悠》更是成了闭幕式的压轴曲目。周末不补课，画画脸谱唱唱戏，看起来好无用功啊！其实呢，这不仅熏染了中国传统文化，还培养了我们得益一生的审美。

也许在当时看来，我们少上了几节语数外补习课，少做了几套高考模拟题，少死记硬背了几个数理化公式。但我们获得的是一辈子受用的独立思考能力，一辈子追求幸福的创造能力。而且话说回来，因为劳逸结合得好，我们同学高考照样成绩优异，喜报连连。

这些经历构成我心中最美好最自由的回忆，无一不体现了母校包容、开放、具有卓越远见的气度。金中给予我的是全面的素质教育，是我环游世界的信心和底气，是我人生中最最宝贵的财富。这种素质教育渗透到我的信念中、气质中，使得我能够从容、自信地面对游学路上的重重挑战，获得日后我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如果说什么能力能够帮助一个人走得远，那么一定是那种早早地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门敞开，将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的能力。如果说金中人与同龄人相比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我们在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获得了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心灵的内在理解力。

我还在路上，边走边学，我想人的生命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遇到不同的事，认识不同的人，尝试别样的事物，学习新鲜的知识。不管今后的人生路上还会有什么样的际遇，我都会珍惜在金中的美好时光，难忘母校的培育之情！特别要感谢恩师郁华、丁萍、范萱、李惠娟、卢尔瑜、张昌宁等老师的培养和鼓励！希望有更多有理想又有行动的金中校友，能更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探索，勇于去争取，勇于去尝试，勇于去接触不同的思维，用行动完成自己的梦想！

母校给予我们那些不变的气质

朱慧容（2004届）

今年是母校130年校庆，今年注定会是个被历史铭记的年份，国内机构改革、“新时代”的到来，改革开放40年之后，又将迎来新的“改革”。都说“戊戌”年主“变动”，在这个革新不断的时代，回忆起母校，想到的却是它给予我的那些“不变”的气质。

初中入学报到，我第一次走进金陵中学的校园，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季节，空气中的桂花香气。我们的教室在“行知楼”，校园里有这样的简介，“行知楼”因纪念校友陶行知而得名，那是一位出生在上上个世纪的教育家，他创办了晓庄师范，育人无数；同时，他也是位革命家，在那个特殊年代，各种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反独裁、求民主。寥寥几行简介，记录不下他轰轰烈烈的生平，他自己这样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诚、真、勤、仁”写进了金陵中学的校训，尤其是这个“真”字，不经意间，你会发现，这样的文化和气质，对于跟这个学校有过交集的教师、学子来说，潜移默化，深入骨髓。

高中时文理分班，我选择了文科，多年之后，依旧记得王鼎宏老师的政治课，邓苏老师的历史课，还有不得不提的张昌宁老师的地理课……金陵中学的老师风格各异，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可贵的“真性情”，他们的课有一个特点：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讲课时书本的内容只占一半不到，文科的课程尤其如此。确实，历史课本装不下上下五千年，地理课本装不下这个星球和宇宙；而它们，更装不下金中老师们的见解。那些所学并不只限于“应付考试”，多年之后，工作生活中的某个场景，你会不经意回想起当年教室里的某节课程，现在想来，老师教的不仅仅是课程，更是他们的人生所得，这远比课本上的文字真切得多。

大学，我考进了中国传媒大学。来到北京，相隔千里，却时常听闻母校的消息：2008年，金陵中学学校门内的用地要被政府占用，喻旭初老师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给市政府写公开信“救救学校”，提出城市建设不能“蚕食”教育资源；2010年，中山路改造，甚至要砍掉百年梧桐树，喻旭初老师再次写信问责市政府滥用公权。看到各大网站上校友们的转帖、点赞，回忆起这位温文尔雅的语文老师，遗憾只上过他的一节课，但是作为金中学子，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真性情”和担当是一种流淌的传承。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工作。作为财经记者，日常工作就是要奔波在各大经济论坛之间。而有幸的是，可以坐在记者席中，听到两位泰斗级校友的演讲：厉以宁、吴敬琏。

两位在经济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也是公认最敢说“真话”的人，无论在哪个场合，他们都是记者们追捧的焦点。从股份制改革开始，到如今改革开放40年后的继续深化改革，厉以宁先生每次接受采访都能直指要害。

而吴敬琏先生在若干年前就被舆论评为最敢说的政协委员。他自己也说，如果惧怕舆论压力，就不如不当政协委员。

如今，走出金中校园已经十多年了，那些同学、校友早就散落天涯。茫茫人海之中，遇见赤子之心，总会让人有难得的喜悦。

真诚之所以可贵，在于也许会遇见现实的阻力，也许需要莫大的勇气，也许结果不一定尽如人意。但奇妙之处在于，可以找到初心。而真诚为人，就是我们回报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热情。

回忆起母校，六年时光，给予我的绝不仅仅是那张漂亮的高考成绩单。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创造完美的实用主义者？

母校教我们做一个真诚的人。“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那些持续了130年的故事，还在继续。

祝母校130岁生日快乐。

北京娃感受金中的16个月

吴澍(2005届)

人总希望自己是有点不同的一个,我就是。

中学的校友，在籍时间通常是3的倍数，3抑或6，印证了自己在青葱年代的记录。也是那个特别的年代，给了北京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年华。

非典的疯狂，造就了一段不敢与陌生人接触的时光，学校早已闭门，近120天的家中留守。在一段恣肆过后，即便官方宣告了SARS的终结，但回忆过往数月，人们还是不敢相信。

在那个与“北”方圆相应的“南”的金陵，也是母亲耕耘身处的江南，SARS绝没有那么疯狂。在这种大背景下，我成了不同的一个，16个月，一段不曾醒的金中梦，一辈子的金中情。

在金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故事。活泼与厚重，一种极强文化张力下衍生出金中的两个极端，对于南漂的我，最大的冲击莫过于此。

入学前，总是喜欢因特网一下未来的校园的故事。1888年，26位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串未曾与中学联想过的数字直接把我拍晕。加上高考录取分数北京“渣”的传说，让我的金中学前生活充满压力，更别说父母“别人家孩子”的“背景音”了。这里的人们如若不是以诺贝尔奖为奋斗目标，则是一种耻辱。万幸的是，这种光环在我入校第一天就散去了，大致是因为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记忆拉回14年前，那时母亲还在和班主任刘红霞老师拜码头，交流着这个高一几乎没上过课的北京娃，如何能在学霸中间赶上进度。恍惚间，办公室冲进来了两三个女孩子，对刘老师说：“老师，你觉得某某是不是长得好帅啊。”这种师生间的关系，对于北京学生家长是一种别样的感受。和老师讨论男生颜值问题，这种情况几乎在北京是不可发生的，因为“帝都”的师生层次始终比较明显，交流大多仅限于解题的技术层面交流，至于感情层面，则有一些大不韪了。但这种师生间的融洽，在金中无处不在。

第二件事，是课堂上的“放肆”。第一天下午的某堂课上，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胖子突然站了起来，在教室最后走了两圈，然后继续坐下听课。那胖子“散步”的同时，同学们的表情无比平静，老师授课行云流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我直接进入了“友邦惊诧”的状态，因为这在北京的课堂上绝对是不可恕的行为。课间，蒙圈的我，小心翼翼地问同桌张力，上课时站起来的那个人是谁。张力答：“啊，对，我给你介绍下，是张天舒，咱们班班长。”这样的答案，直接让我的世界观崩塌了。沉思片刻后，我追问为何他要站起来走两圈。张力进一步阐述：“下午上课困吧，后排的同学一般谁困，就会站起来站会儿，清醒后再坐下。”“大家都这样？”“对啊，老师说的。”这一串的回答，让我十几年小手放背后，不吵也不闹的“课堂观”直接重建。开明的课堂文化观，其实是那时金中思维开明微观的体现，而下面所说第三件事，则是另一方面的阐述。

“你在北京有Panxi不？”这是当时家住不远的蒋腾和朱宇航，问我的另一个“开明”问题。这个问句，直接让我更觉得过往16年的校园生活，全部献身给了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了。因为在北京的校园，别说“女朋友”，即便是对女生公开的好感，都是一种稀缺品，务必不能让他人知道，影响学习可是“大事”。但在金中，大致是校服红蓝天然Coup色的影响，喜欢异性，是一种可以公开，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事情。最典型的是，问我问题的蒋腾和朱宇航两位同学，彼时都有公开喜欢的人，可惜直到毕业，也都未“得手”。

三件蒜皮小事，是那时坐拥百年历史，却居闹市之中，金中文化最真实的体现。

高三了，南飞的我要归巢了，毕竟高考体系不同，使得我无法再留一年。走前的最后一天，大致是落日的时刻，在以“金陵中学”为题词的牌楼下，留了一张纪念照。然而，在之后的不久，在铲车的反复冲击下，牌楼轰然倒下，至今我也不知原因。如今每逢路过金中门口，总有一种遗憾，会去想，当年的拆除是为了什么？

人生并不总是充满幸运，遗憾也是一种成长，对于一个学校也是。金中的日子，就如《完美陌生人》父亲对她的女儿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你之后一生都会铭记，这不是那种明天和朋友的谈资，如果你之后回想起来，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起，都能让你笑起来，那么就去做吧。”

不是吗？

金中鼓舞我砥砺前行

徐骉(2005届)

我于2002—2005年就读于金陵中学高中部省招班，至今已毕业13个年头，高中阶段的学习和生活依然记忆犹新，高中的老师们对我的教导和关怀依旧鼓舞着我在人生路上砥砺前行。

初识金中，是在参加金中省招班考试之前，一群学生和家长围着招生办老师进行咨询。有一位家长问道：“我的孩子从来没有进行独立生活，考入省招班需要住校，如果他不会叠被子洗衣服，怎么办？”招生办老师欣然解答道：“我们的班主任和学校领导老师会耐心地手把手教他。”听到这里，家长们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觉得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一个充满爱心和关怀的群体中。

高中阶段的学习是紧张和充满压力的，而我们作为寄宿生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还承担着走读生体验不到的生活方面的压力。老师入学前许下的承诺一诺千金。我们的班主任陈连余老师，几乎每周一到周五的晚自习都会来查看，对我们开展学习方面的辅导。直到晚上10点晚自习结束之后，他还继续进入每个宿舍，挨个询问生活情况，看看每位同学洗衣叠被是否遇到困难。与此同时，他与宿舍管理员迮德安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关注我们是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是否及时打扫宿舍、是否遵守寝室夜间休息规章制度和是否违章使用电器等。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如慈父般无微不至的关怀，每每令人感动。我从高一开始对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加入李惠娟老师的化学竞赛辅导小组。在她的悉心指导下，我一路过关来到江苏省复赛阶段。此时需要在南京参加培训班，为期7天。我家在外地，而学校宿舍暑假阶段关闭了。这时李老师不辞辛苦，帮我在教工宿舍订到一个房间住下，并经常询问我的生活情况。金中的老师们都以慈父慈母般的情怀关怀着学生，给我们家一般的温暖，这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中最温馨的回忆。

高中阶段是一个人知识体系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知识学习和人格培养打下的基础对一个人未来的全方位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在金中，我得到了不同学科各位老师的高水平的指导。语文老师刘涛经常教育我们要重视写作和逻辑推演，这方面的能力在我现阶段进行国家自然基金申请和进行学术报告展示的时候起到很大帮助。数学老师朱骏和宋亚南，对我们高标准严要求，例如，对教学大纲不做要求的微积分初步和统计学概论，依然认真地讲授，使得我们掌握了大学阶段高等数学的准备知识，同时培养了现代化的数学思维；直到现在我开展一些半导体晶体原子结构模拟时，依然受益良多。英语老师邢文骏，除了教会我们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发音，同时还经常教导我们，要学习西方人大胆自信的性格，学会表达自己、推销自己，至今鼓舞着我们勇敢地面对社会这个大舞台展现自己的风采。物理老师，也是班主任陈连余老师，以其缜密的逻辑思维和系统化知识体系，带领我们掌握了经典物理中力、热、光、电学等各方面知识的推演和构建，同时以超前的眼光，大胆地向我们介绍和灌输大量近代物理的更复杂也更有趣的新知识。化学老师李惠娟，作为我的化学竞赛辅导老师，鼓励我突破自我，钻研更高深的学问；同时具有前瞻眼光地安排我额外进行化学实验练习，为我后来进行化学科学研究打下了扎实基础。

高中三年期间，我在知识、人格和生活方面得到了老师们多方面的关怀和培养。虽然与金中的相遇仅仅短暂三年，但是分别后我更加想念母校，经常回来拜访曾经的师长。再回母校，往往能汲取新的营养，帮助自己在新的征程中探明方向。在我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攻读完博士学位，即将赴美进行博士后研究前，我回到母校，与高中班主任陈连余老师交谈。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一定要在国外多停留几年，充分地学习其先进的科技和理念，练好基本功，积累一定的成果和基础，回国之后才能站在更高的舞台上，大有作为。留美三年期间，我一直将这一教诲铭记于心，做出了较好成绩，最终如愿以偿，继续在南京理工大学从事我心爱的化学科学研究，进行利用化学方法合成半导体热电转化材料，用于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废热（如人体体温、汽车尾气和工厂废热等）转化为电能的研究。

最后，提一个小插曲。我在金陵中学结识了我的终身伴侣——盛青怡女士。高中三年的学习和生活，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值得回忆的美好往事。我们约定，每年都要回母校看看，重温年少时的温馨记忆，同时与旧日师长和朋友交流，从中获得新思想的碰撞，通往未来的幸福生活！

我的三年又三年的同学朋友

王晓刚(2005届)

三年，又三年，算起来我在这座曾经古老校园里待了六年。六年，整整六年。六年之中，曾经的东课楼，曾经的小礼堂，曾经的体育馆，曾经的小操场，一切都已消失，消失在无穷无尽的记忆之中。如今的高中楼，如今的体艺楼，如今的篮球场，如今的二食堂，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在我眼前。我更会回忆起我的三年又三年的同学、朋友。

先前的那个三年，我认识了一帮无忧无虑的少年。他们聪颖睿智，但他们更喜欢嬉戏哄闹。那三年，学校似乎成了我们的乐园。那三年，似乎没有一天缺少过欢声笑语。而他们，是我的同学。

后来，在一片欢笑声中终于也夹杂了一丝伤感，因为毕业，因为分离。也许那三年真的是太过轻松愉悦，分别，似乎依旧以为仅仅是一个暑假而已。只有等到不再走进一间教室，等到不再坐在一起聆听同一位老师授课时，才发现原来自己竟是如此怀念。

走进不同的教室，那已到了又三年。

三年，又是一个三年，又是一帮陌生的同学。他们不喜打闹，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爱好；他们不再总是出人意料地搞笑，但他们也会制造种种让人开怀的元素。

这三年我才明白，同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同学习。学校也不一定要是乐园，因为学校毕竟只是学校，是学习的地方而已。与无忧的少年在一起，让我也无虑；与勤奋的同学在一起，让我也好学。环境可以改变人，你不能不相信。

坐在一个教室里学习三年，又坐在同一辆汽车里看上海、游杭州，一起在田径场上挥洒汗水，一同在崎岖的山路上摸黑攀登，同学，也就成了朋友。

朋友，怎样算是朋友。无话不说的是朋友，心有灵犀的是朋友，患难与共的是朋友，萍水相逢的也是朋友。而我想，那些陪我一起走过三年，甚至是六年求学生涯的同学，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朋友吧。

有些朋友是你整天都能看见，整天都能想到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你默默注视，稍有变化便会被察觉。而另一些，其实你早已经习惯了他们的一切，尽管不是那么关注，可到了有一天，你发现一切要改变的时候，才会突然觉得留念。

前者总不会太多，后者也总是不少。班上五十四位同学，不是每一个都和我有着共同的话题，但我努力和每一个人成为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必都是无话不说的朋友。偶尔瞥见，偶尔想起，偶尔的一次交谈，都可以成为我们快乐的原因。

尤其是那些待在一起六年的老同学，我们大多都彼此十分熟悉，但确实又不能总是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也多是学习最紧张的时候。难得有过苏州之行，金坛之旅，还有在南大度过的那十天。男生们，我们同吃同住，同学同乐。打牌一个也少不了，通宵时一个也别想睡觉。忻海打牌特别精明，冯原打牌不会多想，王泽睿打牌特别认真，李博文打牌每次都要温习规则。女生们，每一个都是我敬佩的同学。她们各有特点，但都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还都是多才多艺。记得陈静萱的数学笔记，胡杨的物理讲义，蔡丹枫的英语笔记，都是我一次次借阅的宝贵资料。还有查佶的八卦带来的无尽乐趣。

当然，还有后来的许多同学。尽管认识的时间只有前面的一半，但也同样是生活中的精彩一页。打牌少不了黄钰亮，打球少不了李磊。笑声最响的时候，一定是黄海在发言；“咔嚓”一声一定是“队长”在偷拍。还有那群在田径场上无比神勇，在舞台上又无比绚烂的女生。

哪一个能不算是朋友呢，尽管有些甚至还不太了解。但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记住曾经有三年，是我们共同走过便可。

忆迎新美食节

查佶(2005届)

每年岁末的金陵中学都是最激动人心的，2002年也不例外。这一年金中美食节已是第四次举办，但同学们的热情丝毫未减，这不，又忙起来了。

第一乐章起名

有一个好的招牌就如做一个好的广告。如何起一个又好听又吸引人的店名，各班同学可是绞尽了脑汁，结果在美食节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有趣的名字。许多班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借用班主任的名字，像高一(11)班的同学竟将班主任杨伟大老师的名字搬上了招牌——伟大小吃。而高一(3)班则大胆引用了班主任蔡欣老师的姓，起名为三味“蔡园”，广告做得挺有意思。蔡老师看起来也丝毫不介意徒弟们盗用他的姓，还直夸这名字用得有创意，有个性，有味道呢。

除了借用老师的姓名外，还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店名：高一(13)班将13变为了十三香，再加一“胡同”——十三香胡同，多响亮的名字；高一（7）班用“七里香”与“十三香”打起擂来；初一(1)班出了“霍格沃兹”的招牌吸引哈利迷们前来，高一（12）班将歌手萧亚轩的名字变成了“潇雅轩”，乍一看还有些诗韵呢……五彩缤纷的招牌、海报成为贯穿于关食节中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第二乐章美食

美食节中，还是众多食品是主角。纵观今年美食，品种多，花样新。冰糖葫芦是各班的宠儿，几乎每时每刻，都可见到有人津津有味地吃着，有人热情地卖着。虽然经常品尝校门口的冰糖葫芦，但这美食节的冰糖葫芦，经过同学们的宣传和推销，有了一种特别的味道。

炸里脊是美食节的老产品了，高一(7)的张天舒同学今年已是第三年做“里脊大厨”，可算上是元老了。不过其他大厨也毫不示弱。校园大道上，总能闻到香喷喷的里脊味儿，令人馋涎欲滴。

“麻辣烫”也是今年各班的流行菜肴。低廉的价格，美味的享受，更主要的是在寒冷的冬季为人们带来的温暖，吸引了食客们驻足购买。

可不止这些，酒酿元宵，爆米花，果汁，粉丝汤，羊肉串，肉包子……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怎样，馋了吧？

第三乐章老师

美食节不仅是学生的天地，我们的老师也扮演了许多各具特色的角色。

最绝的是高一(5)班，请来了体育组的齐老师助阵。只见齐老师一边指挥着同学，一边举着勺子扶着锅，颇有些专业厨师的味道。齐老师人气还真不赖，他的摊前总是围满了学生，做出的一锅锅元宵一下子就卖了个精光。哈哈，这就叫“老师效应”。

大多数老师并没有自己下厨，而是指导学生，帮助学生。像高一(13)班的戴蓉老师，一边看弟子们大显身手，一边不时地帮助学生们加工原料。问及对学生的评价，老师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头脑灵活，蔡老师还幽默地说：“他们很会经营，虽然比我差一点。”

当然老师也是“顾客”，常常可见几个老师从一个班转到另一个班，与学生还价。许多班级还专门开设了外卖，为仍在办公室工作的老师送去可口的食品，老师们出手也挺大方。据说丁校长买了一碗元宵就付了5元，乐煞同学！

第四乐章希望

当我们在来往的人群中采访时，同学们都表示非常喜欢美食节这项活动。初一(5)班一位同学说，虽然他们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都自己解决了。在美食节中，他们锻炼了自己的头脑，提高了经营意识，很快乐，也很满足。

在岁末放松一下，美餐一顿，谁不愿意呢？大家希望美食节能为过去的一年画上一个快乐的、圆满的句号。

尾声

美食节中待新年，挺棒的！

十年一觉金中梦

陈碧清(2008届)

恍然发现，离开金中已然十个年头，人说“十年一觉扬州梦”，“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似乎十年是一个重要的时段。过去这十年里，我完成了专业化学习到正式走向工作岗位这一重要的人生阶段，金中则在她的十年记上又轻轻地添加了一笔；我于金中，不过是万花丛中的一朵；金中于我，却是一生见过的为数不多的灿烂的花园之一。关于金中的回忆像一树的颗颗水晶球，闪耀着星星点点炫目的光芒，却不知从哪个说起。

前两周我参加单位组织的环玄武湖健身跑活动，经过解放门附近桥拱的时候，一种熟悉的感觉浮上心头。十年前，这里挥汗如雨、欢声笑语、不远处就有各班加油鼓劲的老师们。金中的环湖跑，是我所知的别处中学没有的，是中学生活的一大特色，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小半个玄武湖而已，却让本不喜欢跑步的我多了一份欣赏风景的乐趣。中学的时候不曾觉得，毕业后和大学同学聊天中才逐渐发现，金中的课外活动不可不谓多也，不仅有科技节、一二·九大合唱等常规项目，还有学农、社会体验、环湖跑、美食节等特色活动。

前两天毕业后第一次去金中美食节，人潮涌动的盛况是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各式表演也比十年前丰富了许多。美食节大概是我对于金中活动浓缩的情结，后来，我参加过很多地方的美食节，却再没有一个有金中美食节的感觉。大家一起准备食物，把原本一本正经的教室变成原料的战场，再齐心协力地经营自己班的小摊，平面宣传的、吆喝叫卖的、在校园里游击拉客的、假装路人的托儿、人体活动菜单……各路招数里迸发出的是最新鲜的创新苗头，背后蕴含的是最纯真的集体归属感。虽说考试时也会有你追我赶的拼搏竞争，但是更多时候感受到的是课外活动中一个大集体的感觉。进入大学以后，没有了如此朝夕相处的班级，更多的是基于共同兴趣或利益自发聚在一起的社团，每件事情更多出于目的性，志同道合的同志多了，随意自然相处的朋友就少了。有时忽然想起中学时光，耳畔还能听到学农时，所有女生挤在一间大宿舍里半夜集体开聊的窃窃私语；为玉米地锄草后的片甲不留的惨象“扼腕”；还记得入户调研变成了农户请我们吃饭，顺带把他家院子让给我们玩游戏……那时候没有微信，手机还没被学校公开接受，人人网还刚刚起步。可是说也奇怪，我们似乎不会担心谁会失联，也不担忧哪天会无聊，校园里、年级中、班级里总是会有各种新闻。在南京市最繁华的商贸圈里，金陵中学坐拥一片安静的绿荫，这片静中嵌套着她自己热闹的小世界。

这片小天地里不仅有单纯、孩子气般的同学情谊，还有一群有理想、有个性的可爱的老师们。金中的老师是我中学时光最宝贵的财富，这种体会在离开金中后和来自其他中学的朋友交谈后体会才逐渐深刻。一个良师不一定知识最渊博，却会让你喜欢上一门学科，与考核无关的喜欢，这门学科于你不是考试的科目，而是一门堂堂正正的学问。我很庆幸，在金中遇到了很多这样的良师，让我没有失去对学习的兴趣，让我在漫长的、没有结果的研究生涯中还能够坚持下来，还能保持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我很感激，因为在金中受过的全面教育，使我在之后的社交中自然流露出一种诗书气质和博学修养。

常常有人惊叹我的人文素养，这不得不归功于初高中的两位语文老师。教我初中语文的徐捷老师可谓是我现代文学的启蒙者，她带我直接从《格林童话》一步跨越到《蝴蝶梦》，进而开启了文学阅读新世界，至今犹记徐捷老师对自己的那一句“表面单纯，实则思想很复杂”的评价，还好奇她染一头红发的模样。教高中语文的简紫鋆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派，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喊他简总，

简老师

无论是浑身散发的学究气息还是他的学术水平和经历，都更像一位大学老师。从简老师那里，我了解了甲骨文，知道了陈寅恪，荣升为章太炎的徒孙；第一次登上讲台作为老师给同班同学上课并且得到课堂教学完成奖励——一只梨。语文课大概是我最喜欢的科目之一，每节课前有录制的电视节目看，课后几乎没有作业，给我留下了大量阅读空间和写作探索的空间。我的第一篇铅字出版物就是在一位香港来的实习老师的启发下写就的，被简老师悄悄拿去投了稿，竟成了我人生第一笔收入和目前唯一的一笔稿费。尽管身为一名理科生，但我高中最喜欢的课是语文，其原因十之七八在于简老师。虽然每周末在家练笔写作文时挖空心思、搜肠刮肚、令人抓狂，但是简老师温厚的、肯定性的评语足以给人带来成就感，觉得之前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虽然多年后才知道那些评语中更多的是鼓励，但是当年这些评语足以满足一个高中生对自我的幻想。语文课通常是每节课最后10分钟我们终于打开课本，开始讲这节课的内容。

相比于语文老师的天马行空、滔滔不绝，金中的数学老师则很务实，他们对课堂节奏把握得非常精准。每次讲多少内容，讲到什么程度可以让班上百分之多少的学生听懂，似乎一切都是计算好的。不同老师的风格各异，或幽默风趣如马元鹿老师，或严谨沉稳如覃近文老师，或风火干练如戴喜老师，他们都对教学饱含热情，想尽一切办法让抽象的数学变生动。虽然数学课不如语文那样充满故事的乐趣，但我更感谢这些基本功训练为我以后理科逻辑思维的养成打下了基础。

要论起金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恐怕不得不提生物老师许峰。算起来他也是教过我时间最长的老师，从初中到高中，我的生物启蒙全仰仗许老师，从课代表到误打误撞的高中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保送，在一个物化班里我成为并且后来也在继续成为那个最接近生物的人，及至本科选择生物专业，再到后来的后来选择了生命科学中的遗传学研究这个方向作为终身事业，这一切似乎在金中时早就命中注定。许峰老师和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有着对孟德尔共同的兴趣，开启了我与遗传学的终身缘分。从许老师手里，我第一次接过温暖的信任，虽然只是一把钥匙、一句“我信任你”的话，却在年少的我心里种下被信任的美好和一份时刻保持的责任感。还始终记得高一那个夏天，和几个同学窝在满是杂菌的小实验室里，奋力地从一坨不知为何物的细胞中组培胡萝卜的时光。如今的我再也不会用难以控制的玻璃移液器去小心翼翼地吸取液体，不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那里紧张地盯着高压灭菌锅的压力表目不转睛，甚至，我可能不会再接触植物实验，但是，我会始终记得金中的那次研究性学习，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研究。

其实，金中有意思的课很多，以至于生物奥赛复赛备战之际，我站在教室门口，被生物老师和班主任劝说了一个多小时，要我停课备赛，实在是因为金中的太多课舍不得不上。英语课上到泰坦尼克号沉船章节，就把报告厅当电影院，放映完整版《泰坦尼克号》；物理课上到相对论，就花了一堂课观看网络神剧《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语文课上到古诗词，干脆把课堂完全交给学生，由学生“小老师”备课授课；地理课上到文化地理，干脆在全校公开办讲座，大谈两岸问题；语文课上到《史记》陈胜吴广起义章节，直接找来历史老师讲课……这样的体验怕是在金中之外不多见。

金中值得回忆的事儿太多太多，每次高中同学聚会，光是回忆过去的时光，就能聊很久很久，而且每次都不重样。每年最期待的事情里总有一件是中学同学聚会，与久违的昔日同窗见面畅聊的时候，常常有一种中学时代还没有结束的错觉。每个金中曾经的学生都有他自己关于金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和金中曾经见证过的历史大事件相比，也许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却是每个学生最珍贵的回忆。毕业散伙饭上最后来不及吃的那只红酒烩梨，也许暗示着我与金中的缘分尚未结束吧……

回忆我的母校——金陵中学

傅博(2009届)

写下这个题目，各种各样零碎的记忆在脑海里浮现，一时间有些不知从何下笔。电脑里的老照片，书架上的毕业留言册，还有在某个角落里发现的印着钟楼照片的作业本，看着它们才发现原来年少时急着毕业，急着长大的自己，早在心里埋下了若干年后思念的种子。

一转眼离开母校已经八年，读大学，出国读研，毕业工作，回南京的次数不多，但每每路过中山路的街口，总会走进那熟悉的校门，想问一问来往的学生：校园里的叶落了，池塘里的水凉了，下课的钟声又响了，你们是否正像我们当年那样在作业本上奋笔疾书？

是否在抱怨着食堂的饭菜，担心着下星期的考试是否也在说着我们曾经说过的话，做着我们曾经做过的梦？

坐落在寸土寸金的南京新街口，金中其实不大，只要花个二十多分钟就能把校园逛个遍。但这小小的校园很美，绿荫掩映，带着一点旧时民国的气息，和青春的憧憬紧紧系在一起。若要问起金中哪一点最让人难忘，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或许是那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或许是老师们在三尺讲台上的连珠妙语，又或许是那些喜悦与泪水交织的考试。学军，学农，社会实践，还有每年年底让其他学校学生艳羡不已的美食节，这些同学聚会时永恒的话题总是能轻易地唤起中学时代的记忆。而更多的时候，填满回忆的是一些零碎的片段和细节：不安分的自习课；伫立窗前，望着篮球场上飞跃的身影；深秋金黄色银杏树下散落着满地期待的银杏叶；在老师背过身去时课桌下偷偷传递的纸条，还有那些踩着铃声溜进教室的瞬间……每个金中学子都有关于这个校园的梦和记忆，有甜有涩，不尽相同，却都因不曾虚度的每一寸光阴而分外充实。金中给予她每一个学子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全面发展的综合素养，以及今后面对人生选择从容不迫的信心。在日后繁忙的工作生活中，那短短几年的在校时光也许不常被想起，但年少时结下的真挚友谊会延续，恩师的谆谆教诲会被铭记，每一个彼时让人思考、让人成长的瞬间，都会为今后的岁月带来一往无前的勇气。

此时的我坐在纽约联合国的大楼里，身边是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同事。每当有人问起我为什么想来到联合国工作，我总是习惯性地说起第一次在金中参加的模拟联合国社团。依然记得社团的老师和学长神采飞扬地跟我介绍起模联的样子，记得参加北大、复旦模联时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记得第一次穿着西装站在话筒前局促的样子，记得那些忙着准备会议文件和发言稿的忙碌瞬间……当时的我必然想不到今后会真的来到联合国工作，但正是年少时不经意播下的种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后的每一次选择。也正是在参加金中模联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学会了以“世界公民”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变化的世界，第一次去深入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第一次去思考自己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是金中模联这个“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舞台，促使我去了解更多的时事政治，阅读更多的历史典籍，并不断开阔自己的眼界。它让我学会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更教会了我如何学以致用，用知识回报这个社会。不仅是模联，我想每一个从金中走出的学子，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金中经历和际遇，帮助我们成为今天更好的自己。我们感谢母校，不仅仅是感谢她给予我们的学识，更是感激她帮助我们发掘自己的潜力，捕捉人生的梦想。

从不谙世事的十二岁，到青涩懵懂的十八岁，在金中六年的求学时光，太多回忆和往事留在了教室的桌椅之间，藏在了楼梯的转弯之处。再回想起当初的年少时光，总是忍不住地感叹时光飞逝，于是便分外珍惜如今每一次与老同学的相聚。欲买桂花同载酒，即便再也不似少年游，也盼望着有一日重回母校，走一走钟楼前的林荫路，看一看那些穿着红蓝校服的身影，在时而热闹时而安静的校园里试着重拾自己青春年少的记忆。

当我在大洋彼岸写下这篇文章时，昔日的同窗们在不同的时区，或正工作，或已入眠。然而多年不变的是一届届金中学子对母校的思念，对自己年少时光的眷恋，对在这里结识的恩师与挚友的真诚祝愿。写至此处，忽然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阴雨天，空气温热而潮湿，斑驳的叶子被雨水打下来铺了一地。穿着红蓝校服的你我夹着课本急匆匆地走在科学馆门前的路上，校园里那一方浅浅的池塘里，正映着钟楼的影子。

金中给我的美好时光

叶天扬(2009届)

时光荏苒，一转眼离开金陵中学已经有九年时光。我在金陵中学度过了初中、高中六年时光，在这里挥洒过青春，在这里收获过笑语，在这里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充实的学习生活

初次进入金陵中学的校园，是在2003年的夏天。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学生，怀着对金中的满腔憧憬，开始了自己的初中生活。不管现在回忆起来中学的课余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都不可否认学习才是当时的重中之重，而金陵中学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学习环境。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报告厅里丁强校长给我们介绍我们的班主任程亚林老师。程老师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而学校把他安排来做初一新生的班主任，可见学校对于新生教育的重视程度。程老师对数学的独到见解，给我们为人处世的教育，很多到现在还影响着我。程老师对于学生也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还记得校运动会第二天的数学课，程老师红着脸说，今天我讲不了课了，昨天给大家喊加油把嗓子彻底喊哑了，台下的我们哄堂大笑。正是因为老师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初中的课程从来没有给我造成紧张的感觉，每天都在开心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新知识。

初中的优秀成绩保送我顺利进入了金陵中学高中部继续学习，虽然还在同样的校园里面，但是高中学习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金陵中学高中部面向全市，甚至全省招生，全年级由初中的三个班一下子变成了十六个班，高手如林，竞争也激烈了起来。我很有幸在金中的实验班读完了高中，实验班的五位主要任课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语文王芳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现在回想起来，让语文老师来做理科实验班的班主任真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对于人格、性格和价值观尚在成长之中的高中生来说，班主任更主要的任务是教我们做人，在这一点上王老师的教育让我受益终身。作为实验班的班长，愣头青的我不仅没有成为老师的小助手，还经常跟老师唱反调，不服管理。但是王老师每次都能有理有据地把我拒绝回去，还把我治得心服口服。现在想来，当时的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也正是在被王老师教育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数学张松年老师很特别，其他老师都是恨不得把书上所有的东西全都扒下来教给学生，张老师却喜欢给予数学一部分神秘感。记得讲三角函数公式的时候，张老师问，你们知道这几个公式该怎么记吗？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我觉得可以用对称性来记忆，比如说……“打住！”张老师说，“讲到这个点就可以了，剩下的就让他们慢慢悟吧。”张老师莞尔一笑。正是这种神秘感，反而引发了我学习数学的兴趣。而张老师关于数学独到的见解也一直影响着我随后的学习。

英语老师王光明老师学识渊博，讲起课来信手拈来。记得我们当时高中的英语课本还是相对简单的，总共也没有多少单词和词组，但是王老师总能够旁征博引，从一个简单的单词或者词组出发，引申出其他类似的单词、词组、句型、语法，一堂课下来笔记本记得满满当当。我家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叠厚厚的英语课笔记本。

物理朱建廉老师思路清晰，常常能从最简单的生活现象出发找出其中的物理原理，物理学在他的眼里有着清晰的框架，所有的物理量都被物理定律联系在一起。朱老师对于学习知识也是同样的态度，有一次我们正在上物理课，数学老师进来说：“不好意思，我的优盘忘在电脑上了。”朱老师转头看向我们说：“刚刚张老师说了十四个字，但是你们记起来一点都不困难，因为它们连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物理学也是这样的，一个个零散的知识点记不住，但是如果它们连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就好记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我在学习中被繁杂的知识点包围的时候，总是会记起朱老师的这句话。

化学江敏老师充满热情，不论是对于化学还是对于学生。江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节化学课没有一点化学，而是讲了一个小提琴工匠的故事。这个小提琴工匠花了一辈子打磨自己的小提琴，才做出了全世界最好的琴。化学也是这样的，只有保留这种勤奋与执着才能取得好的成绩。每节化学课后江老师总是被学生团团包围，大家问这问那，但是江老师总是会认真耐心地回答大家的所有问题。每年冬天，江老师都会把一瓶液态苯放到办公室做实验，就是因为有一年苯结冰的时候长出了跟它的分子结构一样的六边形，而江老师希望把这化学之美与学生们一起分享。

自由的学习氛围

除了课堂上主要课程的学习，课外的学习也是我对金中难以磨灭的记忆。记得金中要求每个高中生都选择一个研究性学习的课题，通过三年的时间研究它，然后总结研究成果写一个报告。这样的工作对于还在学习基础知识的高中生是非常有挑战的，当然学校也给予了我们全方位的支持。我的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是研究“蚊子的敏感源”，由于自己从小就深受蚊子的青睐，加上我对生物的兴趣，于是就选择了这个课题。但是研究刚开始就遇到问题了，要研究蚊子的敏感源需要蚊子啊，要去哪里找蚊子？又去哪里养它们呢？这时候我的生物老师蒋英子老师向我伸出了援手，愿意让我用生物实验室的一角来养蚊子。于是高二那一年的暑假，我在学校的生物实验室闲置的地方架起来了一个蚊帐，再把装着孑孓的水桶放进去，就开始养蚊子了。自己养蚊子，自己搭简陋的实验仪器，自己做实验，这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研究经历。

不仅是研究性学习，金中一直坚持着自由的氛围，给了我自主学习的条件。相比于其他同档次的学校，金中可以说是管得最松的了，没有铺天盖地的作业，没有必须参加的晚自习，只要完成作业，课余的时间全部交给你自己支配；学校的自习室从早到晚开放，欢迎学生来看书。金中不仅把课外的自由还给你，还着力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是学校里各种各样的课程和活动，记得我们每周二和每周五的下午都是选修课和社团活动，有老师讲心理学的知识，有老师讲英美文化交流，还有老师带同学们排演话剧。这些课程都是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的，非常有趣。当年大家还一起办的科技节，模拟火山喷发、跳绳电磁发电，等等，宽敞的体育馆被挤得水泄不通，现在想来依然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多彩的课外活动

除了学习方面，在金陵中学学生活动的锻炼也让我受益至今。金中有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我们都积极参与其中。比如我就参加过两届金中的新年音乐会，初三的时候是吉他独奏，克服了上台的紧张情绪；高二的时候作为领奏组织吉他重奏压轴演出，锻炼了组织协调能力。我参加过学校的礼仪风采大赛表演节目，也作为学生代表在开学仪式上发言。有时有安排在期中或期末考试前的活动，而班主任王老师依然会给我最大的支持，让我好好准备去参加活动。老师的支持便是最大的鼓励，金中把我公共演讲的能力真正锻炼出来了。后来，我进入北京大学给学弟学妹介绍经验时，在哈佛向台下的教授介绍科研成果时，都没有怯场。这份自信与从容一直伴我走到现在。

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金中生活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金中的时光为我的未来打下的坚实的基础，可惜无论我如何怀念也不可能再回到美好的青春岁月了。金中的学弟学妹们，如果你们看到了这篇文章，请一定珍惜你们在金陵中学的美好时光！

母校留给我们暖暖的怀念

郭博文(2009届)

2018年，即今年，是南京市金陵中学（以下简称金中）——我的母校建校130周年。我于2003年到2009年的六年间，在金中读初、高中。时光飞逝，毕业已经快10年了，中学时的好朋友，现在都已长大。偶尔聊起从前，大家心里都是暖洋洋的怀念。

第一次见到金中是小学六年级的一天晚上。那天我妈带着我路过中山路，我抬头看见路边的一个大门（几年前因为道路拓宽，已被拆除），昏黄的路灯穿透夜色，“金陵中学”四个大字泛着金光。金中是我梦想的中学，一年之后我梦想成真。

金中的大门内，沿着主干道朝西走30米，南侧是高中楼，我的高二和高三是在这里度过的。高考前夕，我们班的一位同学突发重病，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昏迷了两个多月。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很震惊和悲痛。为了帮助他支付医疗费用，我们年级的同学积极捐款，学校也号召社会上的力量帮助他。他苏醒之后，因为后遗症的原因一直在家休息。我们班的同学一直经常去看他。这位同学本来有光明的未来，但是突遭噩运。每次看完他后，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那是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生活的无常。

主干道的北侧是篮球场，那里是男生的乐园。篮球场里六个半场。每次体育课之前的那节课快下课的时候，大家就坐不住了，下课铃一响，一拨人冲向体育馆借球，另一拨人冲向篮球场去占场。除了体育课，每天午休和放学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学在篮球场上打篮球，记得初中时隔壁班的任同学从三楼把课桌扛到篮球场上，踩在课桌上灌篮，结果手腕骨头受伤，石膏绑了一个多月。

到了高中，最重要的篮球赛事是高一“三对三”篮球赛和高二“五对五”篮球赛。为了比赛的公正，学校还去校外请专业的裁判。高中时我们班从上到下都对篮球赛有很高的热情。班主任王芳老师还特地把上一届冠军队伍的组织后卫喊来指导我们比赛，可惜的是我们班最后没有进入淘汰赛。我一直梦想能参加我们班的篮球队去打年级比赛，无奈技艺不精，未能如愿，这是我中学时的一个遗憾。

篮球场也是学校很多活动的中心地点。每年最后一个工作日，是学校一年一度的美食节，那是学校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日子。学生们都以班级为单位，围着篮球场摆上自己的摊位，卖自己做的食物。那一天也是学校的开放日，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被吸引来参加金中的美食节，还有已经毕业的学哥学姐也会回来。

回过头来看，篮球赛和美食节对学生的升学没有明确的和直接的好处。这样的活动却多年来在金中成为传统，这在考分至上的大环境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时身处其中的我，并不觉得。后来上了大学，而后又进入社会，听到同学同事抱怨他们在中学时枯燥乏味的做题训练，我才发自内心地感谢我的母校。中学时代已经过去10年，那时学的很多知识早已模糊，但是篮球比赛和美食节的那种活泼热烈的气氛，还历历在目，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篮球场再往北是行知楼和汇文楼，我在汇文楼里念的初一，在行知楼里念的初二和初三。初中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孩子，但老师们都很尊重我们，平等地和我们讨论问题。初三时候的政治课，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反驳教科书上的观点，当时教我们政治的陈老师完全没有轻视或者立即否定他的意见，而是用自己的午休时间耐心地对他解释，和他讨论。现在我回想起来，心里充满了对陈老师的敬意。扪心自问，如果换作是我，恐怕没有这么好的耐心。

初中的时候，各位老师不仅教给我们专业知识，还教给我们待人接物的道理。我初中的时候喜欢读书，不大爱说话。当时教我们语文的彭老师跟我谈心，问我将来的理想。我说我想在大学里面当老师。彭老师鼓励我认真学习，还教育我说，搞学问也要与别人打交道，让我多跟同学交流。后来我在班里交了很多朋友，性格开朗起来。我初中最要好的曹同学，中学六年一直是班上的体育委员，长得特别健壮，跑得飞快，篮球和足球都特别擅长。高二那年，他在全校运动会上夺得了100米和200米的金牌。但他性格特别腼腆随和，很多人喜欢逗他。踢球的时候，体育老师还特别交代我们不许欺负他，又转头交代他射门的时候不要发力，不要把大家踢伤了。老师让我们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处。

沿着主干道继续西行，路过紫藤长廊，北面是图书馆。在校时我经常来图书馆看侦探小说，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的都看过不少。初中和高中与我一直同班的刘同学也经常在图书馆里看书，他喜欢看哲学类的书。中学毕业以后他进入北大化学系，又转系去哲学系，毕业后又去加拿大攻读哲学博士。虽然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但是每次想到他，我的心里总是满满的敬佩，敬佩他出众的才华和为理想前行的勇气。

十余年之后再回忆，六年的金中生活像映在河里的月亮，在我脑海里闪耀着美丽而柔和的光芒。我伸手去捞，却怎么也捞不起来了。

你好，校园里的那棵银杏树

袁智彬(2010届)

我喜爱的植物唯二：一是南京的梧桐，春绿秋黄，守望着年年岁岁；再就是金中的银杏，灿烂一季，惊艳一生。

南京是我的故乡，金中是我的母校。

坐落在中山路169号的金陵中学，已有百卅年的历史。地处闹市之中，却始终透着智者的儒雅，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被誉为“园林式校园”是有它的道理的。站在素朴的校门口向里望去，就能感受到主路两旁郁郁葱葱的行道树扑面而来的生命力，它们仿佛在夹道欢迎，领着莘莘学子，或穿过林荫的紫藤长廊通往教学楼，或绕过小池塘走向图书馆。若是转过岔路口，眼前就变得豁然明朗，方可见一棵银杏树伫立在那，孤傲挺拔。树有四层楼高，背靠行健楼，面朝体育馆，左邻如茵绿草，右拥嵯峨钟楼。这棵银杏，总会在10月的某天，一夜绽放，如打翻了的黄色颜料，又如熔炉里倾泻出的滚烫金水。

漫漫的金中旧时光里，我总喜欢在秋日，站在行健楼的顶层俯瞰这棵银杏树。男生会在树下三五成群，吃着二食堂买来的“魔法土”，谈论比赛；女生和闺蜜相互挽着手，在跑道上慢慢地走，聊着心事说着小秘密；也有情窦初开的两个人，一红一蓝，尽是甜美；还有一位文艺的老师，姓饶，他会带着学生拾起金灿灿的叶子，用黑色的笔墨、工整的行楷，在上面写下美妙的诗或句子，然后念出来，沁人心脾。到如今，“魔法土”下架了，科比退役了，女孩出嫁了。好在重返母校，还能找到这位文艺的老师叙叙旧，赏一赏叶与诗。银杏叶的黄，校服的红白蓝黑，塑胶跑道的铁红与草绿，美得像一幅油画。

那些年，我喜欢篮球，独爱去南边的球场。北操场邻着紫藤长廊，周围是遮天蔽日的树木，是夏季体育课的佳地。而南边的球场傍着银杏树，更为开阔。躁动与迷茫是青春期的常客，低落时，我会独自一人去那投投篮，偶尔瞥见这棵高耸树，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坐对一山青”的释怀。其实，更主要的，因为远离教学楼，这个球场是自习课打球躲避班主任抓捕的好去处。“中二少年”是后来流行的词，“中二病”可能早就有了，当初总以为银杏树下的女生们，能被自己球场上的英姿所迷倒。

那些年，上午的最后一堂课，我们这群坐在最后一排的“饿死鬼”们，会商量好去哪个食堂，提前虚掩着教室后门。老师的“下课”便是我们冲锋的口令——金中的老师们都很仁慈，从不在关键时候拖堂。都是一米八的男孩子，一步跨出三五级台阶，从四楼到一楼也就转眼的工夫，穿过塑胶跑道直奔食堂。那棵银杏树呢？它在风里摇曳，目送着我们在青春里放肆奔跑。真的是转眼的工夫啊！我们跑得太快了。

2008年，又是怎样的荣幸，我见证了金中120周岁的盛典。犹记得蓝天白云下，鲜红的地毯在绿茵场上铺展开，一直延伸到舞台。广播社的我们，精心编排了诗朗诵节目，列队在舞台两侧，献礼母校。这里不得不说我们的社团，如果高中是一条直线上的冲刺，

那么金中所贯彻的素质教育，则将这条线加粗、上色、增光添彩。那天，“一八八八”在左，“二〇〇八”在右，我站在台上凝望着银杏树和远方，轩昂地悉数、颂扬着母校的辉煌，心潮澎湃，满是身为金中人的自豪。那时我以为，日子会很长，未来还很远。

我有幸和金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人和事有着三年的交集。这交集是真实的。一千多个日子，于这时间的长河如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滴在我人生的流里，却激起了层层波浪，晕开到多年以后。

至今，十年的光景，冲淡了很多具象的记忆，也稀释了一些感情。过往像琥珀凝结在一起，分不出前后顺序，一次次的活动、一页页班级日志，或许会逐渐从我脑海中淡去，但那些沉淀下来的，更为弥足珍贵的，是凝练在我以及每一位金中人内心的品性，是烙印在骨子里的“诚”、“真”、“勤”、“仁”，受用一生,甚至将影响几代人。

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银杏树，北京的钓鱼台，上海的东川路，昆明的大观楼，尽管美不胜收，但皆如走马观花。

早已过了最有文采的年纪。走笔至此，不知所言。清楚的是，我的血液里暗涌着的——本该喷薄而出的——是对金中深深的、真挚的爱与祝福。正如张爱玲说过，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我与金中，金中于我，恐怕是这样的吧。

银杏叶落，此去经年。当某天再踏进校园，又会是哪片银杏叶，掉落进回忆的流年。

金中，梦开始的地方

吴晗(2011届)

2008年，我从老家兴化的初中考入南京金陵中学的省招班，从未离开过老家的我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既兴奋又懵懂，对即将开始的高中生活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入学时正值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双甲生日，校庆典礼场面盛大，校友云集，让我感受到了学校辉煌厚重的历史和历久弥新的传承。

转眼距高中入学已近10年，金中也即将迎来130岁生日，当年的懵懂少年已经成长为一名准医生，回望为自己梦想助力的母校，高中生活的点点滴滴一幕幕浮现脑海。

金中创建于1888年，跨越了三个世纪，见证了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变迁，尽管坐落于南京最繁华的地段，却毫无浮躁之气，闹中取静，开辟出一方教育圣地，宛如市中心的“世外桃源”，自信又沉稳。

金中景色秀美，被誉为“园林式校园”，一年四季都有看不完的花木，像一本植物的百科全书。血统纯正的法国梧桐，四季葱茏的棕榈，高大挺拔，浓密的绿荫遮挡住夏天的炙热和城市的喧嚣；篮球场旁缠绕的紫藤长廊，散发着淡淡的芳香，地上零落的花瓣和枝叶间投下的斑驳阳光交织成网；操场旁引人注目的银杏，每逢深秋时节，可以从新钟楼眺望那一抹迷人的落地金黄；图书馆旁假山池塘的一隅，午间可见水中悠闲的鲤鱼和石头上晒太阳的小乌龟，甚是惬意。新钟楼连接行健楼和汇贤楼的连廊，是金中观景的圣地，西边可以眺望大操场，体育馆及老钟楼，东边则是一望无际的天空，作为住校生，我最喜欢在晚自习的间隙走到连廊，或者在教室的窗口眺望新街口灯光璀璨的夜景，放空一下被知识填充的大脑。

入门的林荫大道正对着桃李碑的花台，绕过花台就是曹隐云科学馆。科学馆入门大厅的两面墙，陈列着建校以来从金中走出去的二十多位中国科学院及工程院院士的油画肖像。学校培养了无数建设国家的各行业人才，为每一名后辈都树立了榜样。至今记得，院士墙的最后一幅是一面镜子，寓意着对每一位学子的激励，每次从那边走过，我都忍不住偷偷照一下镜子，也暗自告诉自己要努力，不能辜负学校的培养和自己的青春年华。

金中的教学氛围是宽松而自由的，在金中学习，需要有自律精神及明确的目标，学校为每个学生都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金中不会给你定型，而是认同每个学生都有无限可能性。无论你是学习成绩优异，社团活动出彩，还是体育技能超群，探索并尽情发挥自己的优势都会被认可，都能在金中有一席之地。

在金中，我们没有繁重的课业负担，因此拥有了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中午，可以选择去图书馆看书，也可以待在教室养精蓄锐，学霸们则是奋笔疾书提前完成当天的作业，只为争取更多自由学习时间。作为住校生，我周末会待在阅览室自习，阅览室订阅了各种科学及人文类的期刊。我总是先集中精力迅速完成作业，之后尽情享受课外阅读的快乐时光。在金中，我养成了合理规划时间和追求效率的习惯，受益至今。

在金中，我遇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有责任心，有情怀，对学生予以最大的宽容和信任，激励与赞扬。他们让学生感受到平等与被尊重，感受到关心与被爱，教给学生自由与独立。在中国的大教育背景下，金中始终在寻找一个应试与素质教育的平衡。然而金中给每一个学子最大的财富，不在于素质教育，也不在于应试，而是那份由内而外的人文情怀，而这种整体的人文情怀更有赖于那些个性鲜明的老师们，他们共同之处则在于对学生倾注了真正的爱与关怀。

入学时的军训，在汤泉镇南京政治学院军训基地举办。军训第三天的晚上，我训练完感觉身体不适，不停地咳喘，校医把我送到了班主任王守明老师的宿舍休息，顾健老师则把他的床位让给了我，自己搬到另外一间宿舍，结果那一晚我呼呼大睡，王老师却因为担心我的病情有变化，一晚都没有合眼。高二元旦放假，住校同学都回家了，因为父母远在外地工作，来回不便，我选择了留校，但是宿舍大楼假期是要关闭的。这个时候，宿管迮德安老师给我申请了校园内另外一处的宿舍，在假期的第一天，还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看我，每次回忆起来都感觉无比温暖。

金中的老师们都有自己独到的教学风格，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些精彩的课堂：语文课上王守明老师和同学迸发智慧的辩论，数学课上蔡欣老师幽默风趣的推导，英文课上王光明老师段子手式的幽默，化学课上李惠娟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学设计和紧扣前沿的生动案例，物理课堂上徐沂老师变幻莫测、摩擦力时有时无的小车和滑块，历史课堂上周文书老师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和“如果你蹉跎青春，青春会把你搓成一坨”的教诲，政治课上赵巧林老师幽默风趣和稳抓考点的讲解，地理课上陈卫平老师传奇的个人经历和的百看不厌的小熊宝宝道具，生物课上贾维薇老师惊人的语速和可爱的性格……每一个老师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知识及对知识本身的思考传授于我们。时至今日，关于讲课内容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但是那些启发思考的观点，鼓励自由思想的瞬间，永远存在记忆的深处。

金中的课余生活十分丰富，在全国的高中都算得上首屈一指。我们有各种选修课，以及形式多样的体育课项目。我们经历过丰富多彩的职业体验，学农时的班级集体篝火表演，栖霞山风景迷人的秋游，令全场惊艳的一二·九大合唱曲目《卡卡林》，一年一度的在五台山体育场举行的校运动会，冬季玄武湖环湖长跑，以及每年闻名南京中学界的金中美食节。

作为一名住校生，我和来自全省各地的伙伴们，朝夕相处，在学习上共同进步，生活上互相照应，课后一起玩耍，那段美好的住校生活是高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在金中的住校经历也培养了我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理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说是受用终身的。所以进入大学以后，我完全没有来自独立生活方面的困扰，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轻松应对。

金中的教育是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她教会我们认清自己的定位和目标，既要拒绝平庸，不断追求卓越，也要坦然接受平凡。在错综复杂的时代的背景下，牢记我们“诚、真、勤、仁”的校训，做一个既仰望天空又脚踏实地的、正直快乐的金中人。

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以后，我接触到更大范围的世界，而要成为一名医生，在医疗体制和医患关系矛盾重重的今天，不仅需要有过硬的知识与技能，更需要对患者有一份人文关怀，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心理素质。感谢金中的教育，让我面对各种挫折和困境时能够更加从容自信，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提升自我，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毕业离开南京七年，金中的校歌至今可以脱口而出，那经典的旋律，国学大师胡小石先生贴切的歌词，始终萦绕在脑海：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钟楼嵯峨，教育之宫，桃李坐春风。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在金中的三年如白驹过隙，我带走了金中给予我的自信和沉稳，也把自己美好而珍贵的回忆留在了金中。我很幸运地遇到了金中，这片浇灌我梦想生根发芽的土地，我将载着这份梦想，一往无前。

金中对于我

孔令杰(2011届国际部)

一眨眼,离开母校已经七年之久。七年不长也不短，这个不长不短的数字都让我不知道如何开始讲述金中对于我的意义。不同于别人的三年高中，我是四年。这个当时在我看来略显尴尬的四年，现在看来更令金中岁月对于我非常特别。

金中对于我的开始是梦想！一个探索世界开始的地方。或许，梦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的故事会结束于中美班，然后继续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习。我只记得2007年的夏天，听着蝉鸣走进校园，记得军训，记得学农，记得钟楼前的点点滴滴。

金中对于我的过程是艰辛！普高的前三年时光有过成长与沮丧。成长让我逐渐羽翼丰满，而沮丧却一次次地将我拉回现实。貌似我已经不太记得那三年发生过什么。只记得高考第一天的下午，我走出考场坐在校门口哭了好久。三年却是这样的结局，有太多的不甘。或许我曾觉得那是人生最失落的时光，往后也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过也真的感谢那样的金中时光，让我面对以后的各种挑战都可以处之泰然。

金中对于我的重逢是重生！我知道选择了一条路就没有了退路，你唯一能干的事，就是硬着头皮走下去。我选择了回到国际部。我的记忆力从来就没有很好，不过我记得第一个星期的周五傍晚。早早地放学之后，教室里空无一人，我走到教师办公室和一位对我很重要的老师说了句，我觉得我好像再次找回了我自己。我从来都不知道她是否有信心觉得我可以做到今天的样子。不过，我一直努力着不曾让她失望。

金中对于我的回首是约定。曾经我觉得能去世界名校是实验班的那些学生，我这种平行班的中等生是不会有那么一天的。不过真的有幸，我可以在斯坦福结束自己的学生生涯。有幸在斯坦福的时候遇到了金中我们那一届最优秀的几个朋友。我不能说我追赶上了别人，不过那一刻我觉得我可以说我不曾让金中丢脸。

我们的十三班

施予洋李恒星谭舒文(2011届)

我常常感到幸运，来到高一(13)班这样的集体，它在过去并且会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滔滔不绝地对我说，那些执着单纯的天真和那些低回深沉的感动。

和我们打成了一片的蒋班

班主任的头衔似乎给我高高在上的感觉，可我怎么觉得我们蒋班一点也不可怕呢？

开学之后的值日，我负责擦黑板，教师节那天我一到学校，蒋班就找到了我，原来我把黑板擦成了一片白花花的样子。我只好重擦，可一边擦一边想怎么越擦越花呢？蒋班一看那越来越混乱的黑板，立刻现场指导，告诉我擦到哪儿换一次水，先擦哪，后擦哪，连拧抹布都教了，顿时我明白了黑板如此不听话的原因。按照蒋班的教法它焕然一新，擦完了蒋班还非常幽默地说：“一看到黑板就能想到是你在教师节为我擦的。”不仅让我做错事的不安烟消云散，还让我明白，原来班主任也可以这么好玩的。

不可貌相的OZ赵一臻

OZ是盎司的缩写，至于为什么叫他OZ，起源已经不可考，也许是他金贵到以盎司来买卖了吧。OZ给人的印象就是瘦。军训时，他不停地生病，体弱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还有很滑稽的一点，就是眼镜总是要滑下，每次都在鼻尖处恰到好处地停住，使他的脸呈现一种怪怪的好笑样，估计是推烦了，他索性就让那眼镜挂着了。

一句话，除了滑稽的眼镜和瘦小的躯干，他外貌没什么特别的。

然而，开学之后蒋班放了一部电影，里面的主人公靠拼出了一个六面齐全的魔方打动了一个经理，从而得到实习的机会。我们班对这个主人公崇拜不已，没几天就有人抱着魔方左转右转。OZ要了过来，出手不凡,一会就拼出了六个面，顿时轰动，引得大群人围观。有不服气者掏出了一个标有数字的魔方，要他拼出顺序正确的来。他照样手到擒来，一下解决。

于是OZ美名不胫而走，天天有人找他拼魔方。我算是切身理解人不可貌相了。

帅气的“班草”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吃力地抬起头望向黑板。咦？今天讲台多了一盆吊兰！同桌眯着眼凑过来说：“怎么样？高一(13)班‘班草’帅吧？”我一边笑，一边仔细打量了它一番：嗯！个儿不高不矮，叶片青绿，显得朝气蓬勃，不乏阳刚之美。“总之嘛！的确挺帅气的！”我笑侃道。

一看班草的衣，“班草”的花盆是同学特地从家里带来的：乳白色衣服上有几朵颜色不同的小花，还有形状不规则的纹路，使“班草”显得活泼，帅气了许多。

二看班草的食，“班草”的食品供应规格可是很高的呢：每天都有同学将少部分牛奶冲淡，小心翼翼地倒入土壤中。有次为它提供食物的同学比较多，它差点儿“溺水身亡”。经过蛋白质的滋润，“班草”变得成熟、帅气了许多。

三看班草的住，“班草”的临时住地就在南京市金陵中学高一(13)班的讲台上。不过，因为夏天空调正对着那里猛吹，所以有心的同学就会礼貌地请它暂时挪个窝儿，以免着凉。有的同学怕它寂寞，从家里找了“班花”来陪它。悉心的呵护，让“班草”变得壮实、帅气了许多。

四看班草的行，同学们看“班草”整天待在讲台上，怕它闷得慌，所以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太阳不太辣的时候，就将它搬到走廊上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经过每天坚持不懈地外出“散步”，“班草”变得健康，帅气了许多。

一转眼。它来到班上已经一个多月了，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班草”的叶子只长了不到一厘米；一个月的时间也不算短，“班草”散发出的浓浓绿意是对大家付出的小小回馈，同学们也都感受到了这个集体的阵阵暖意。

我们每天为帅气的“班草”加油，我们同它一起成长！

合唱的暖流

不经意间已是11月末，连续几天班里都在为一二·九合唱做准备，下午练唱。我对歌唱了解不多，潜意识里认定仅那就是一个歌手站在舞台巨大的聚光灯下，从头唱到尾，最后谢幕离开。合唱的记忆也仅限于小学，可惜它们早已遗失在岁月中，一如成年的牧童落满尘埃的横笛。

可是时隔多年，当我站在庞大的合唱队伍里时，听到同学们的歌声与自己的声音是以何种方式融合在一起，好像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连同其他53个炽热的心共鸣。磅礴的响声将我蜷缩得好渺小好渺小，集体的力量却将我支持得好强大好强大。当歌声响起的时候，我感觉我和全班同学是一体的；当音符止歇的时候，我感觉我和全体成员是比肩的。也许合唱是一种有别于言语表达亲情的方式，你站在队伍里，会有一股暖流去包裹你，去温暖你；你不站在队伍里，你会被那种暖流与温暖吸引，想要站到队伍里去。

练唱的时候蒋老师叫我们站成一个圈，她站在圈的正中心，意味深长地说，很多年后，即使你们将我的名字忘记了，也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夜晚，你们“钩心斗角”地站在教室里面。钩心斗角是《阿房宫赋》里的词语，意思是我们面对面围圈而站。同学们哈哈大笑，同时又不免伤感，但是唯有那滴醇香的幸福感是消释不去的，我们经历十六年的漫长等待，才换来短暂三年的同舟共济，然而我们的情谊一定会变成永恒，岁月是饱经风霜的见证者，沧海桑田，高一(13)班共度的那些日子，依然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小径。

我们练唱的同时，从琳同学带领几位男生在编绘黑板报，有蓝蓝的云，鲜艳的彩虹，还有和蔼可亲的圣诞老人。回想这个集体曾经走的日日月月，广播操比赛、秋游，再到当时即将来临的一二·九合唱，我们都好像成了一家人，筋骨和血脉都融到了一起。我感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竭尽全力地经营这个班集体，而这样一个集体也会由于我们日益深厚的情感积淀而蒸蒸日上。

我爱这个集体，就像爱我的家一样。

习惯的养成与魅力

徐阳洋(2011届国际部)

冒着深秋的寒气，强忍着缩回被窝的冲动，我嘟囔着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匆匆背着书包赶往学校。秋后校园的清晨，白色的霜降在主干道道两边的植被上，诉说着点点寒意。看着身旁快步行走的同学，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迅速跑向了高一（11）班的教室。走进教室的时候，一声急促的铃声响起，在班主任王老师严厉的眼神中，走向自己的桌子，拿出了高一语文必修课本，跟着大家一起大声读了起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中学时代的我往往会陷入困扰，课间休息时看着别的班同学在外放风，我们却都在座位上看着书；在“三年高考五年模拟”中遨游时，常常会扪心自问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习题；在课间做广播体操时，又想要和有病假条的同学一样慵懒地待在教室。然而就在这一次次不情不愿中，我渐渐把这一切当成了习惯。

一晃而去，离开金中已经快七年，刚入金中的我还是个可以为了参加军训而放弃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半大孩童，转眼已经毕业多年，走上了工作岗位。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消除青春痘，染白鬓角，却很难改变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因为这就是习惯的力量。习惯的养成正是金陵中学一直注重培养我们的地方。在我想来，虽然身负豪迈，但金中一直以来都是个质朴的学校，正如四字校训“诚真勤仁”一样，想把我们培养成一代勤勉踏实的人。习惯犹如惯性一般带着巨大的力量，塑造着我，改变着我。多年来，我也一如中学时那样，无论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还是工作上班，都要求自己做人踏踏实实，一丝不苟，虽有时前行坎坷，却不忘初心。

做学生的时候总是想着长大，上班后却发现也许学生时代才是最快乐的。金中的岁月是如此轻松美好，早晨在班上和小伙伴们一起起读书背课文；午饭后在紫藤花廊下坐着看书，又或是在篮球场打打篮球，好不洒脱。黄昏时，漫步在操场边，与同学调笑着，看看百年青瓦上爬满的墙藤，细细地品味岁月的味道。

到中美班前我在本部实验班学习了两年，真真正正体验到了什么是勤奋刻苦的学习，而不是靠着小聪明。严格的王守明老师长期的背诵要求，让我在后来海边落日的时候想到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而不是“哇，太美丽啦！太壮观啦”。和蔼可亲的李惠娟老师，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循循善诱带着我们解开一个个化学之谜，引导我们探索奇特的宏观世界与微观结构。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到国际部中美班学习，为出国深造做准备。在孟群老师的精心安排下，我提早接触了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学方式，很好地衔接了我往后的大学生活。

还有太多的老师和同学需要感谢，是他们让我们拥有良好的习惯、品德和操行，是他们为我们前行铺平道路，是他们陪伴我们茁壮成长。

回想踏入金中时候的120周年校庆盛况还历历在目，而今年母校要迎来130周年校庆。在此真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教育出一代代国之栋梁。

运动会人物小传

潘彦楠(2011届)

校运动会上有一个神龙帮，指的就是我们（6）班。之所以这样称，是因为我们的队服后面印着一条形如“6”字样黄色的神龙，在赛场上十分显眼，霸气十足。

运动会前几天，帮主刘老师喜得贵子，所以运动会不能一直陪着我们，要回去照顾夫人和小宝宝。

刘帮主不在的期间，副帮主蒋老师全面接管了本帮。蒋副帮主总是背着一个运动包包，手持照相机，看上去很专业。不管是在赛场内，还是在赛场外的观众席上，总能见到她的身影。她时刻准备着捕捉精彩镜头，每次团体赛前都会再给同学们以最后的指导与鼓励。

张蒙，神龙帮的总管，正副帮主都不在时他就是头儿。运动会之前练长绳、50米接力时总能看见他在场边“督查”。运动会上他唯一项目是1500米，但是运动会前一个星期他感冒发烧了，运动会上“大病”初愈的他坚持跑完了全程，领先了两个人冲过了终点线。

邵凡紧随着张蒙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赛后，邵凡解释道：“我怕我跑快了张蒙跟不上，他病不是刚好吗？所以我就跟着他慢慢跑了。”大家听了都很无语。邵凡小朋友运动会上可忙了，身为神龙帮后勤总管，他责任重大。第一天上午，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分发食品。“大家要不要喝水啊？×××还吃糖啊？要牛奶味的还是橙味的？×××还吃巧克力啊？”“哎呀，都要发完了，发了半天我自己还一个没吃呢，赶快吃两个。”邵凡参加了1500米和长绳两项比赛。其实我本来还蛮看好邵凡的1500米的，因为有某女生答应他若他进了前十六就送个礼物给他，把邵凡乐得呀。人的潜能无限，这刺激可比屁股后面追这个老虎还要强烈，所以邵凡在赛前一直积极地练习着。唉，只可惜最后，唉……跳长绳时邵凡就站我前面，每次他都特别认真、严肃、紧张。每跳过一轮，他都会一边微皱眉头，一边招呼我说：“快，快跟上！”每次练完，他都是出汗最多的一个。

傅肄芃、王宝仪，为什么这两个人要一起写呢？因为这两个人在运动会上一直是“打包”在一起的，形影不离。二人都只参加了一项，一个是跳远，一个是扔铅球。第一天两人都没有项目，大部分时间里做着嘴部运动，即吃与聊。不过她们也去赛场为我们加油。第二天一早，王宝仪参加铅球比赛，傅肄芃、邵凡和我竟混在高二女子跳高选手的队伍中进入了比赛场地，去看她比赛，给她加油。女子铅球比赛场地离看台较远，关注度也不是很高。我们三个成了仅有的观众。我们组成的亲友团，让王宝仪同学倍感压力。去年她就参加了扔铅球比赛，结果是第九，这次她是抱着能得分的愿望来参赛的。参赛的选手并不多，就十来个，但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王宝仪在其中已经算是娇小的了。只见王宝仪费力地举起铅球，然后全力扔出，而铅球在空中划过一道小小的抛物线，接着径直落向地面。参加铅球比赛的女篮运动员就是不一样，一边嘴上说着：“怎么办啊？第一次扔，不会。”一边手上整着铅球，那铅球在她们手里就像篮球似的，轻轻一投，就飞了出去……结果，场地上宝仪的小旗子很快就消失了……随后，轮到傅肄芃跳远了。她的目标是跳进沙坑，不要丢人。跳远大概有10多米的助跑距离，依我看根本不需要那么远。傅肄芃加速了5米就到达了最大速度，接着就小步匀速跑到了白线前，一个起跳，然后在空中划过一道比王宝仪扔的铅球还小的抛物线，哇，进沙坑了耶！她很开心，我们也为她开心。

陈侯鸣，若是在古代，这一定是个风流才子。这次运动会上陈侯鸣并没有项目，本来马晓天跑不了400米，他想代马晓天跑，但组委会不允许。于是，陈侯鸣只好坐在看台上，写写“战报”，为同学们加加油。他写的好几篇“战报”都被广播了，其中还有一篇是藏头诗，含蓄地表达了他深切的感情，只是不知道那人有没有听出来。

王喆，我们的体委，我们男生的英雄。在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中，他不负众望，获得第五名的好成绩，为男生终于拿到了宝贵的3分！运动会上，他也常去场地边为同学们加油。我跳高时他也来给我鼓劲，还给我讲述了去年他跳高时第二个就被淘汰的惨痛经历，为我减轻了不少压力。

谈周婧，本帮的女中豪杰，被本帮人尊称为“婧哥哥”，让江湖中人闻风丧胆。谈周婧在100米、400米比赛中都闯进了决赛。她凭借一己之力就为我们班增添了不少分数。“婧哥哥”还为我们的20×50米接力做出了巨大贡献。每节体育课她都会召集同学们练习接力，亲自指导我们接力动作，还常组织我们和其他班切磋以检验我们的实力。最终我们在50米接力赛中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谈周婧功不可没。

洪馨婷，说到洪馨婷就必然要提到长绳。作为我们长绳队的精神领袖，她再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年的长绳比赛对于作为卫冕冠军的我们来说其实形势很严峻。我们面临着缺人的重大问题。罗欢琳不在，方昱走了，马慎独也走了，我们这支冠军队伍的实力大大削弱。关键时刻，洪馨婷在班上重新选拔，培养新人。于是，长绳队中人又多了起来，陈侯鸣、梅湄、侯玉冰……为了排出一个最后的队形，让大家接绳接得最顺，她还把我们所有人的名字列了出来，逐个排列，可谓煞费苦心。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最终，我们仍取得了第二名，要感谢大家的努力，更要感谢洪馨婷呀。

梅湄，说到长绳必然要提到梅湄。在长绳队人手不够、形势不利时，她站了出来；比赛前多一个人时，她又默默地走下场去。回想之前还不太会跳长绳的她毅然站在了长绳前，冲进那长绳飞舞的地方，多么勇敢啊！一次次地，那长绳重重地打在她娇小的身躯上，她却从没有放弃，多么坚强啊！最后时刻为了全队，她又独自走到了场边，只能看着我们在场上跳跃，却没有半句怨言，多么无私啊！

梅湄，你虽然没能参赛，但你依然是我们长绳队的一员！

我们神龙帮中强手云集，轶事多多，无法穷尽，尽量记录下来，成为宝贵的回忆，留作珍藏。

“一百分”的金中轶事

张晓天(2012届)

我怀念高三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看书做考卷，只为争个双A+的日子，纯粹。

在北京大学的通宵自习室看书到深夜，和朋友一边说笑一边抱着论文往宿舍走时，回想起高中那些日夜，恍惚间会觉得自己还是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南京女孩。红色的运动校服，胸前V型的白色条纹，配上金陵中学钟楼图案的橡胶校标。每天清清爽爽的，早自习之后就是试卷练习，十点下楼跑操，中午和闺蜜飞奔向食堂，再优哉游哉地从影视作品中的人性心理聊到人生哲学，也聊那些想不通做不来的数理化难题，掏出张餐巾纸拿起笔就能算，傍晚多一节晚自修用来小测。

但其实金陵中学的生活远不止这样。等上了大学以后才发现，金陵中学在潜移默化中带给我的，早就远远超出那些书本印刷品可以堆砌得出的空间。“那是有关态度、格局和眼界的东西，不是简简单单一张印有高考分数的成绩单能够给你的。”毕业五年有余，一路走来也并非顺风顺水，可回忆在金陵中学的三年，每一个刷新自己的时间节点，永远清晰生动，触手可及。

我始终记得金中给我的信条：“要努力，做到一百分。”

这是一个年轻的金中的故事。

一所学校的气质渗透在一草一木里，金陵中学的校园有一种内敛的雅致。我们这一届的学生，都更愿意把城市中心的这一小片土地笑称是一个幽冥山谷，平白在城市的等高线上凹下去一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行政楼里挂有历任校长的照片，从最新的熟悉面孔一张张看过去，从彩色到黑白相片，时光逆流而走。第一任校长，则简直符合着学生对于历史书里描绘的传教士文化人的全部浪漫想象。最神秘的莫过于金陵中学的标志钟楼，当时也是校史馆。外面赫然杵着个石碑，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一入学教育让学生进去参观，上楼梯的时候除了吱呀吱呀的响声，还能感觉到扑簌扑簌地掉一点灰尘和木屑。可能出于安全考虑，钟楼的阁楼连参观也不能去了。原版的钟楼敲钟的钟声已经没人听过。建新楼就干脆仿着旧制式，又造了一个钟楼塔出来。2012年，钟楼经历了一次翻修，重新涂装外墙和瓦片，阳光下那些颜色饱满明亮，但不知为何，就是觉得不够对味。2013年，我在康奈尔大学进行暑期交流。钟声响起的一刹那鼻子一酸，才想起康奈尔大学和金陵中学共享同一曲音乐的校歌。

毕业的那天，学生们一个个排着队去抱树合影。两个女生抱不过来，尽力去拉对方的手，倒也显示好闺蜜的情真意切。紫藤长廊边上的那棵水杉最低调隐蔽，一看就是真“土著”，也有一些观赏性更强的植物是高三那年移植过来的。曾经那个市政建设要从金陵中学正中开一条路的新闻和师生的发声，早已成为流传的佳话。古树，绿茵，一步一景，池映繁花。就算紫藤长廊千篇一律，被开玩笑到“你的学校有这条长廊的请转发”并成功登上热门，可是，我们能在市中心听鸟鸣呀。

大隐隐于市朝。何况此地有高人做引。

初中毕业我被金陵中学提前签约优录的，直接录入理科实验班。开学报到首日，班主任当堂突然要求，每人一份学习计划，即写即交。身边有人叫苦连天，我却很高兴，洋洋洒洒又问老师要了一张纸。

班主任姓李，名跃学，数学老师。收完所有人的材料，他说，“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努力考出好成绩，你们都要争考……”他停顿了一下，“一百分。”

台下一下子都笑了。班主任的口音没有别的，就是没有「bǎi」这个音，读出来全成了第一声的「bēi」。从此这句就成了班里学生最热爱的口头禅。尽管早就不再使用百分制的试卷，可从去声变调平声，竟无端端增加一分强调，自有一股让人信服的味道。

学生们都爱叫他“杯哥”。杯哥改作业是最一丝不苟的。学生作业里犯一个小失误，除了收到一个红叉叉之外，无一例外还会收获批注一句，“细心！”彼时盛传，三个“细心”可以兑换一次“认真”，三个“认真”可以兑换一次“用心”之说。事实也许没这么上纲上线，但每个学生收到“认真”的时候都不免心底一颤。就像杯哥午间巡视，只要在窗外轻轻扫视一眼，全班就鸦雀无声。

其实杯哥是个十分好脾气的人。和其他一些名师的个性张扬不同，他更像一名沉着冷静、经验丰富的儒将。整整三年，没人见过他的厉斥，更没什么重话和恶语。午休前那二十分钟，班里用投影仪大屏幕播放动漫美剧，他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再调皮的学生，见了他都要收起自己的尾巴，乖乖垂头应和。每次模拟考试过后，他总要用一整节自习课的时间一对一点评试卷，从第一组第一排开始，一步步踱到教室最后一个座位去。

语轻意重，不怒自威，宽严有度。这无声督促常让我感激。

而最后，那份入校时的计划，临毕业的时候班主任还从抽屉里翻出这叠青涩的宣言，突然间让走来的路都变得有迹可循。重要的是，让做到最好变成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高一的时候我是个闲不住的姑娘。也许是从小就太过活泼，我的创意点子层出不穷，班里大小活动，都全权负责。还记得学生会改选时我在报告厅里演讲，高一就被票选为学生会副主席。那也是我高中最艰难矛盾的一个学期，努力平衡课业学习和社会活动。我也想过放弃。只有在周记作文里，才借着作业的机会写一点真情实感的心里话。语文老师姓韩，名玉洁，是个让我羡慕的、温柔又犀利的女人，刀子嘴豆腐心，就像自家长姐，靠在窗边挑眉说：“现在的你有没有骄傲的资本啊？没有你就老老实实去拼，怕什么？不要怕。”

转机出现在2010年年初。3月份的北京，寒流过境。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开幕。带队老师饶翼荣一向不吝啬玩笑，也不惮以最严格的要求去“折磨”我们这些代表金陵中学出战的“小豆丁们”。别的学校大多派高年级的代表，金陵中学的队伍里却清一色高一面孔。

当然是挑战，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潜能反而被逼出来了。这是第一次我为了一个自己主动选的目标去努力去奋斗。第一次代表一个“国家”考虑全局立场；第一次纯粹用英语交谈讨论；第一次写决议草案等政府非政府文件。看了无数页英文字母密密麻麻的小字，练了无数遍游说的技巧与演说，画了无数张讨论流程的框图，废寝忘食。实在累了，就想起出发前社团成员们一起登上台城，靠在南京古城墙的堞垛上俯瞰整个城市，迎着被玄武湖的水浸润过的风。想着每年冬天，金陵中学会组织学生来这里环湖长跑。过马路的时候浩浩荡荡，颇有气势。那天没有谁带头，一行人就放声大喊。最后获得北京大学全国高中生模拟联合国“最佳风采奖”的时候，还记得光芒从地平线投射过来，落在那些因年轻而特别清亮的瞳孔里。这也是第一次，我大声地说：“我是金中人！”

学习本身其实不在于知识，也不在于结论，而是一种寻找和思辨的过程。一方面是自由充分的自我表达，一方面是逐渐深入世界的方式。这才是金陵中学在最开始就带给我们的东西。世界眼光、人文关怀、组织管理、研究写作、演讲辩论、团队合作……金中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没有别的，就是提供平台，再给学生最大的自主性。

高一那年，我们已尝试过很多可能大学都未必会教给的东西。我们玩实验、乐队、工器、艺术，也牵头在全南京市范围内组建爱心公益联合会。每年年末，依靠学生自己组织的金中美食文化节，向来是全南京市中学生和往届校友的狂欢。好像没蹭过金陵中学的美食节，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南京上过学。年轻的团委老师赵巧林被学生会亲切地称为“巧儿”，他在策划会议上兴奋地说：“要么不做梦，要么梦得有趣。”

后来高二一分班，一个个的，心也就都静下来。理科实验班的心思终归要比文科班细腻的弯弯绕绕更直接，也更简单，活在学校规矩的条条框框里，并不觉得束缚，反而乐得自在。到高三，时间就是潜在的分数，体育课地位尴尬，学校就决定像苏北地区看齐，跑操。理科班虽然嘴上不情不愿，但还是下楼去跑了，最多“不小心”把某本习题册“顺手”带进了操场。文科班那一帮就不服了，第二天，文采斐然的致校长公开信就贴在公告栏里，联名签名铺满了正反面。

“然后我就被请去校长室喝茶了。”文科班的朋友回来后说，“校长真的厉害。我俩在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陈词，他也不生气，就面带微笑洗耳恭听，完了还问我们渴不渴，喝茶。”

反抗暂告失败，但跑操的规定在争论下变得更加合理。学生不至于洋洋得意，却都津津乐道。在高考的压力下还要自主管理，难得，可金中师生做到了。

自主招生和高考从来就不是孤军奋战，老师们和学生一样忙得焦头烂额。倒是物理老师陈立其总教人耐心：“有些事情急不得。怎么都想不明白的事，可能过一阵绕一个弯，豁然开朗。”

我常在高三楼下的亭子里读背资料，对面是空荡荡的操场，冬天室外还是有点冷，就捧一杯热水。后来的有一天，我才发现花园角落那块被翠竹遮蔽的石头上，赫然刻着“励志园”三个大字。那也真是我高中三年里最励志的时光了。努力从不会让人白费苦心。那一届我们班很多人都拿到了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降分。我也在金中的北京大学校长实名推荐生面试时得到了九个评委一致认可，全票通过；到北大面试，也终没辜负信任，获得了“优秀”。我当然觉得幸运，可金陵中学这几年早就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机遇只为有准备的人而存在。

那时，我刚好在读《燃灯者》一书。平白朴实干净的文字，记录了一代为师者的风骨和情怀。常想起书里那些话：“燃灯者，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无论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

毕业了，再遇见金中人，总觉得很有意思。都发现对方不安于按部就班一味服从被安排好的旧教条，而是一个比一个活得精彩。在人生路上走一遭，不能丢掉自己生命的主动性，算是我们那一届金中人的共识。

不管走多远，我总会想起那句“一百分”的寄语。

在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大会上作学生会竞选演讲的时候，我恍惚间就会看见高一时那个自己。在北大我创办了《此间》杂志和相关互联网机制，《此间》被《南方周末》评选为全国第一的学生自主运营媒体，可我清楚，这是在金陵中学没有完成的梦的延续。

我逐渐开始找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却总在下了自习的夜里，忍不住哼起“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的调子。不知不觉就是四年，在北大以优秀毕业生毕业，却好像不变初心。

有些东西是打在身上的烙印，能记一辈子，也感念一辈子。比如“钟楼嵯峨，教育之宫，桃李坐春风”，比如“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这只不过是我眼里一个年轻的金中的故事。但这首歌，一代又一代的金中人都唱着呢。

对回忆的敬仰

洪震宇（2013届国际部）

人对过去的记忆总是在不同的时期产生着变化，在我们的一生里我们做出无数的选择，像一条条岔路，我们一次次地做出选择，最后走到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直到我们生命的结束。像一棵树的枝干一样，我们出生在树的根部，从树干开始分叉的时候我们做出一生中第一个改变命运的选择，然后一个又一个，从树干到枝干，从枝干到树枝，从树枝到树枝尽头的叶子，到那时候我们说起回忆，看得到的只有一条歪七扭八的枝干，却看不到一树的枝繁叶茂。所以当我们说起回忆，我们应当对“过去”的伟大感到敬仰。

现在让我回忆高中感觉已经时隔很久。回忆的意义不在于怀旧，而在于相信未来。幸福的人懂得尊敬自己的回忆。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是一种本能，但从自己的快乐中吸取教训是一种智慧。我想写一写真实的高中回忆，写一写那些我做过的正确选择，写一写真正改变了我的人和事，再反思我现在失去了什么，以此表达我对回忆的敬仰。谢谢李老师和邹校长给我这个机会，谢谢邢老师对我的推荐，更要谢谢我母亲让我选择了金陵中学。没有金陵中学，我无法想象现在的我身处何方。

我接下来描述的快乐不只是出于感性，而是对于过去的反思。我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去了国外，步入社会了，反而会怀念起校园时光，那是因为在一个充满责任与义务的环境里享乐总是不如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里享乐开心。高中是一个让我们走向成熟的时期，我们还在学校和家长的翅膀之下，却又开始拥有成人的一些自由。快乐是我高中的基调，因为我有朋友，有我的家人在我身边，有忙里偷闲的自由，而长大了之后都成了奢望。

我2010年从南京外国语学校初中毕业，来到金陵中学。当时中考成绩不理想，在众多国际部中选择了金中的剑桥班。我相信金陵中学的普高肯定比南外的学习压力还要大，但我到了国际部对学业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这跟国际部本身的教学没有关系，我们的老师非常好，只是中国的初中早把英国的高中教材都教了，再加上我在国外上过小学，英语的教材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高中三年我不记得我回家写过家庭作业，因为要么在学校里写完了，要么就是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当场看看题目就可以给出正确答案。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了我太多普高学生所没有的自由。同时，我的同学朋友都很难能可贵地积极。我在这些时间里学会了与人相处。

我的同学中有一个叫张哲铭的，他总是有比别人更多的动力，总是不安于一个普通中学生的日常生活。我和他会变着法子想怎么让高中生活更有意思。在反正都要出国留学的前提下，我们很早就被西方国家的娱乐文化吸引，好在不只是停留在享受，张哲铭自学视频剪辑和后期处理，成了我们的导演。我总是只出现在画面里，而他把我们和朋友的所有开心的回忆都录了下来，做成了视频，配上了我们当时爱听的音乐。他的自由意志之强，也让我主动开始了一些创作行为。现在回头想想，从兴趣教育的角度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环境。我们同学的才艺基本是从零开始，我们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部自由”感到兴奋，我们对世间万物产生兴趣。那时候回家不是最开心的，能和朋友玩玩甚至吃个饭再回家最开心。我为了在学校多玩会儿，买了把贝斯从头学起，和朋友组乐队。黑板报不需要标语，所以我们大胆地用水彩在上面画画。没人陪我的时候，我还可以去旁边的先锋书店。

要说为什么快乐，可能也只是因为可以作为一个孩子去享受一些大人的自由。我和同学之间的朋友关系从学校里的朋友关系晋升到了生活中的朋友关系。我的性格在这段时间变得更幽默更开朗，因为我习惯了把工作和学习上的朋友当作日常的朋友。那时候我们成熟得比一般高中生快，我跟金陵普通高中的同学去外地参加模拟联合国的时候，大家都在酒店房间里学习，准备资料，安安分分。到了高二我自己组织国际部模联社，带着我的同学和学弟学妹们去无锡开会。我们带着自己的音响，带着自己的摄像机，和一大堆娱乐设备在无锡酒店里玩得天翻地覆，以至于后来我们自嗨的搞笑视频流传到社交网络上，当时其他学校参会的高中生都感到震惊。所以当我回忆这段时光的快乐时，我依然觉得那不是简简单单的怀旧，我觉得我们当时的经历确实是和同龄人不太一样。现在回想起来，这里面有利有弊，就像一直进行的中美教育的比较一样，我们只不过是在中国活得像一群外国学生一样。这也养成了我之后自由散漫的一些习惯。没有约束的时候人需要学会自我约束，这一点我一直不如别人，但我一直没有变成一个混社会的青年。

我在金中的成长是有许多老师影响着我的，其中我和饶翼荣老师的相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与常人不同，对于很多人来说难以接近，但一些阴差阳错，让我和他成为挚交。饶老师当时是模拟联合国社团的老师，因为社团的缘故我总是能见到他。他每次组织谈论的话题都很先进而深刻。他有一次邀请一位美国的知名少数族裔作家来金陵中学开讲座，我因为提了一个幼稚而深刻的问题被饶老师记住，自此之后我和饶老师的交集不断增多。在高中第一个暑假，他邀请了我和几位他的学生，我的学长们，在一个优美傍晚到一座凉亭讨论哲学。对于一个知识体系停留在数理化科学真理的高中生来说，那次哲学讨论优雅地把我摧毁了。我还跟着饶老师学习四书五经，重点在《论语》《孟子》《大学》《诗经》和《周易》。如果他为我今天的成就感到自豪，那我就会为我自己感到自豪，因为我知道，他希望的不过是我能对得起自己和对得起我所读过的书。

我带着全新的渴求，放学后常常就一个人沉浸在先锋书店里，经常等到书店打烊我才走。我也感谢金陵中学的地理位置，让我放了学就可以到先锋——一个藏书品位媲美大学图书馆的书店。当时我不太清楚我在干嘛，因为我爱读的东西跟学校里教的毫无关系。有的时候看到自己书桌上一堆儒家著作边上放着一本Alevel教科书，会觉得那本教科书的样子有点荒谬。有一段时间因为读的书多了，日常中说话语气都变得极具批判性。我那时候精神深处痛苦而费解，感觉现实世界难以和我的精神世界和解。后来我才发现这种痛苦发自生命的根源并且伴随着人的一生，我们一生的使命也不过是学会与这个世界和解，最近我才慢慢学会了宽容一些事物。我不能想象如果那个夏天我没有走进那座凉亭我现在是什么样。我没有选择一个实用的大学专业，中国近代思想史、拉丁美洲社会革命历史、东亚现代史是我的主要学术区域；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国际政治经济思想史及哲学与科学是我的研究生学术区域。我追随了自己对历史的兴趣。现在去回忆，我做过的决定，以及那些没有结果的事情，我不认为有什么让我惋惜的，因为我明白我需要什么。要问我满不满意，我满意，不是因为对现在的自己感到满意，而是因为对回忆的敬仰。

如果非要把话说得功利一点，那么，是那些在先锋书店的日日夜夜，和老师对我的思想启蒙，让我写出了一篇诚恳而深刻的申请文书。虽然SAT成绩一般，但我觉得是我的文书让我上了一个中国学生不可能用那样的成绩上到的大学。我当时挺自豪的，我南外的初中同学SAT比我好，申请结果却不如我，因为我在金中享受了浪漫的文理教育，让我以真善美战胜了虚伪。

我的高中也在我顺利升学的结果下结束了。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做了演讲，洋洋洒洒。之后，我最好的朋友张哲铭，播放了他为毕业做的视频，他剪辑了高中所有最美好的画面，我们上一秒才毕业，下一秒已经能看到画面里自己的青涩。在眼含热泪中我看到我的高中收场。有的时候诗和现实会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共同出现，我想那次就是。我的经历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代表性，我的生活自由和精神自由都不是一个普通高中生所拥有的。这不是因为我特别聪明，也不是因为我刻苦，只是因为我跟随了自己的心意和拥有了一些运气。如果说以大学录取结果来评判一段高中教育的成败，我想我好歹算是一个成功的奇特案例，其中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

我从个人的角度谈了自己高中最重要的回忆，但我没有渲染它，我相信那个过去的我还在以某种方式促使着我现在的成长。

最美好的金中时光

潘迪(2013届)

不知不觉，我已经从金中毕业5年了，现在回想一下，高中的那段时光似乎还在眼前。尤其是操场旁的那颗银杏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依旧那么惹人驻足。

我是金中2010级的学生。2010年，进入了新的十进位，很多东西都焕然一新。2010年，地铁二号线正式开通，我们上学的时间因为有了它而大大地缩短。每天早上7点不到，红色的车厢里总是聚集着各式各样的“校服”。说到校服，这也是2010年金中的一大改变。我们是第一届享受到新夏季校服和冬季校服的金中学生。这两件校服至今还都是我的心头爱好。夏季校服红白条纹的衬衫领搭配棉质的白色布料，穿上它俏皮中又显现文艺的书生气质。我还记得当我把这件校服穿给我初中同学“显摆”时，他们眼中总会透露出羡慕的光芒。冬季校服最特别的是那件棉质内胆。不知道是哪位设计师设计的“内胆外穿”风格，现在的冲锋衣基本上都是这种款式，但在我心中，金中可是创始人中的No.1。红色的帽子，黑色的毛绒质地，背后有简单的金中标识，朴实到不行的设计，但穿上总是觉得很有型。这件衣服似乎成了当时冬季的凹造型神器。为什么要着重说这件衣服，因为它不止陪伴我走过了高中的三年，甚至是接下来的大学四年直到现在。在上了大学和研究生之后，爸妈问我在宿舍冷的时候要不要带件家居服什么的，我就自然地带上了这件衣服。有时去食堂或者出门散步的时候，我就会穿着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衣服，也许是因为我很骄傲我是金中人；也许是因为我想寻找身边更多的金中人；更多的，也许是因为每当我看见这件校服，我就能回想起那段美好的金中时光。

初入金中，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学校好漂亮，不像一个学校，倒真的像一座花园。不知道以前听谁说过，南京市中心最安宁的地方，应该就是金陵中学了。它坐落在南京市中心最喧闹的一角，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它的校门。但就是这道门，阻隔了外界的一切喧嚣，进入这道门，就是一个如仙境般的宁静世界。在校园中，你感受不到门外的车水马龙，你能听见的是教室中传来的琅琅早读声，是篮球场上“哒哒”的击球声，是金中独有的钟声下课铃。金中一进门的林荫道很长，长到我走了三年。我还记得毕业典礼时，我们从报告厅沿着红毯走出来，由校领导给我们扶正流苏。那时我望着林荫道那头的校门，心想，三年，这条林荫道我走了三年，如今总算走到了尽头，可是，下次再走它，不知道会是何年何月。

最近时常会有高中时期的剪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也许是因为时间很久远了，有很多小细节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但总有一些不会逝去的镜头，它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清晰。

第一个想说的就是我高中最可爱的老师们。我高一是（13）班，高二高三分科后是（14）班，班主任是邢标老师。我们都笑称他为“标哥”。标哥真的是一位很可爱的老师，他当班主任的时候粗中有细，有时候觉得他处事大大咧咧的，但有的时候他在安排工作时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很周到，这也许是标哥带的班总是先进班集体的原因。标哥有很多口头禅，经常会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我们一个个在他眼中就是调皮的“猴子”，是不羁的“冲头”，但他真的很爱我们，很关心我们。在教室中最常见的画面就是标哥一边数落我们卫生搞得不干净，一边自己拿着拖把把教室从头到尾拖干净。标哥的物理课也是我上过的最特别的，投影上的PPT如风般一跳而过，而标哥秉承着一贯的PPT放过就算讲过的思想，时常把我们弄得哭笑不得。但很奇怪的是，自从上了标哥的物理课，以前惧怕物理课的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门课。所以因为一个老师爱上一门课，这种事情是真的存在的。

我的数学老师是翁德强老师，我们私下里喜欢笑称他为“翁神”，因为他真的很神，仿佛数学问题没有可以难倒他的。翁老师是一个很幽默的老师，课堂上频出的金句常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而高三时每周的“周周练”也被当成“周周乐”的加餐。翁神总是在发卷前和我们打趣说：“生活本来就要开心点么。”这句话我到现在也会在失落时拿来激励自己。

我的英语老师是蔡蕾老师，也是到现在还有密切联系的老师。我们那时候喜欢叫她“蔡菇凉”。说起这个称呼，翁神说源头来源于他，但这是否是事实已经不可考证了。为什么叫她蔡菇凉呢，因为蔡老师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优雅的女老师，每次进教室时的开场白：“来，谁能给我一张tissue（纸巾）？”陪我们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光。我和蔡菇凉有着特别的感情。因为我刚入校时英语特别不好，入学测试是班里的倒数，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打击。高一的时候迷茫着找不到学习的方向，英语更是赶不上学习的进度，这使我的英语成绩更加地一落千丈。在一次期中考试我的英语只有60.5分的时候，我鼓起勇气找蔡菇凉谈心。那天我们聊了很久，蔡菇凉没有责怪我，没有说你的成绩差你就要去好好学之类的话，而是暖语安慰我，然后和我说怎样才能一步步提高英语成绩。她说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很大的潜力，相信我一定能把英语学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是因为这次谈心，我重新燃起了对于学习英语的激情。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一头扎进学习，英语成绩也在一次一次地提高。在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之后，我的英语能力在同年级的同学中显得尤为突出，我觉得这都得益于蔡菇凉在高中给我的鼓励。我很庆幸我能在金中遇见这么一位英语老师，得良师，乃我之幸。

我的语文老师是钱晓梅老师，我们那时候叫她“晓梅姐”，因为晓梅姐真的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温柔，恬静，一举一动都散发着优雅的魅力。当时晓梅姐和标哥在元旦晚会上送给我们的朗诵《罗密欧与朱丽叶》真的是我们高中生涯中最愉快的片段了。

我的化学老师是赵永承老师，我们爱称他为“温柔哥”。这么看来，我们真的是很喜欢给老师们取绰号啊，也许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爱他们。一听这个绰号，你们就知道赵老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男老师，非常绅士，非常帅气。一米八几的大高个曾经俘获了我们班的一众迷妹。我在初中时就对化学有着非一般的热爱，在高中遇到了赵老师，对化学的热爱又增了几分。虽然大学因为所选专业的原因与化学基本say　goodbye了，但现在真的想回到高中教室，再去听一节赵老师的化学课，再去听一节高中老师的课。

下一个经常浮现在我脑海中的镜头就是美食节。金中美食节应该算是金中每年最大的活动了。每到那天，金中的大门为所有的人敞开，广大校友纷纷回校，去搜寻高中时候的记忆。只要是标哥的学生，就不会不知道“标哥馄饨”。这也算得上是“百年老店”了吧。我们当时分工明确，吆喝，拌馅，包馄饨，煮馄饨，摆小碗，盛馄饨，递馄饨，收钱，一切井然有序。煮的馄饨绝对说不上多好吃，但满满的都是我们的心意，都是我们一起劳动的结晶。毕业后，只要美食节那天有时间，我都会回金中，去吃一碗标哥馄饨，品尝高中的记忆，回味传承的味道。

也许是因为最近本科学校在进行健美操比赛，这让我总会想起高中时期的健美操比赛、运动会等活动，想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的同学们。（14）班永远是一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班级。我们有为了班级各种文艺活动操心的小欣欣，有为了班级各种事务跑上跑下的班长小蛋，有帅人一脸的支书青云，有对任何活动都积极参加的阿钱，有美丽大眼睛的伊凡，有霸气侧漏的政委，有德智体全能的逍遥哥哥，有我最好的闺蜜小王玲，有为了（14）班的发展共同努力的每一个人。我不会忘了我们为了运动会开幕式彩排一起忙碌的日子，不会忘了健美操比赛前的辛苦训练，不会忘了篮球赛场上男生的拼搏与场下女生的呐喊，那是属于我们青涩的年少时光，是属于我们的最美好的时光。

转眼间，母校金中就要迎来130岁的生日了，而我从金中毕业也要5年了。我一直以我曾是金中人而骄傲。金中让我学会了自律，这使我在大学能够依旧保持高效的学习效率，从而最终保研东南大学。金中让我敢于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这使我在大学多次登上晚会的舞台展现自己的风采。金中提升了我个人的综合素质，这使我成为本科学生会的第一位女主席，并带领学生会创出佳绩。金中让我爱上了英语，这使我在大四时顺利取得赴德国慕尼黑公派交流的机会，开拓了我的视野。金中让我遇见了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让我邂逅了生命中最好的朋友，金中给我带来了太多太多，无以言表。我曾在入校时许愿，今日我以金中为荣，明日金中以我为荣。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是否值得金中以我为荣，但我时刻都记得我是金中人，我要努力变得更好，不能让母校失望。

一日金中人，终身金中魂。金中学子遍布全国各地，请相信，在金中即将到来的130岁生日庆典上，所有的金中人都会为母校送上最真心的祝福。金陵中学，生日快乐！

多姿多彩的金中记忆

张心怡(2014届)

2014年6月从金中毕业，一直也没觉得自己毕业很久了，虽然看着学生会的学弟学妹们毕业了，学弟学妹的学弟学妹们也毕业了……直到最近拍了大学学位证照片，才发现很快又要迎来另一个毕业季了；而金中，离我也有接近四年的时光了。恰逢金中130年校庆，作为一个有机会能在金中生活学习过3年的学子，有幸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段宝贵而值得回忆的人生经历。

我的高中3年虽然围绕着升学这一主线进行，但也是多姿多彩而有趣的。

在我的高中学习生活中留下最浓墨重彩一笔的是我的班主任——戴喜老师。在数学学习之外（当然数学学习也非常重要，数学是我高考中唯一发挥正常的主课），身为班主任的他，在这高中三年中给我们班的同学以及我个人，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

依稀记得我的高中开始于2011年8月一个炎热的日子，作为第一届星光班的学生，我们提前集合在了金中教室，与我们未来的老师碰面。

那天第一次见到戴喜老师，他的认真与负责就深深地震撼了我们。高二时，他成了我们的班主任，与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们骄傲膨胀时他所敲响的警钟，在我们沮丧低落时他所给予的安慰，使得我们班可以很平衡稳定地前行，既不骄矜自满，也不会被一时的失利打垮，最终在毕业时都有了很好的去向，目前也在各个高校继续努力前行。

而就我个人而言，戴老师对于我高中阶段的成长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作为一个想法比较古怪多变又“折腾”的人，在高中阶段光是“阶段目标”、“长期目标”、“意向学校专业”就换了七八次，从学习化学竞赛换到学习数学竞赛，再到放弃竞赛准备高考，再到暂时搁置高考复习转到自主招生，再到放弃上海交大一本直录保留上海财经大学的自招录取资格……回想起来都会诧异那时候的自己怎么这么善变，有时甚至想回到过去,去阻止那个朝三暮四的自己。所以愈加感激戴老师的包容和耐心，宽容我一次次地试错、调整与随之而来的学习状态波动，在各方面压力之下，依旧对我所做的决定充分尊重。

除了班主任戴老师之外，我也接触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任课老师，包括见解独到而又貌美如花的徐捷老师，学识渊博且关怀学生的王光明老师，循循善诱也性格可爱的徐锐老师……他们一路陪伴我们走来，让我们本是单调乏味的学习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当然除了老师之外，厉害而有趣的同学也是我高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有机会结识到可以相处一生的朋友。

学业上，周围会有勤奋的学霸，竞赛大神，能说流利而标准英语的同学，精于分析善于写作的才子才女，甚至还有声乐和乐器达人等。聪明与勤奋的同学激励鞭策着我，提醒我不断奋斗，与他们的讨论与交流总能打开我的思路，让我受益匪浅。

如果说在校的时候彼此还有若隐若现的竞争关系，毕业后大家真的成了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支撑的朋友。算到现在，我已经和我高中阶段最好的朋友相识6年半了。她曾经是我的同桌，后来去了中科大读生物，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回南京时总会约着见面。虽然学校所在城市不同，所学的领域也大相径庭，我们始终维持着亲密友谊与互帮互助的关系（尤其在遇到高等数学问题时，她确实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当然，金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包括丰富的社会活动，从美食节到学农和职业体验，让沉浸在学习中的我们明白人生也是有着丰富的组成部分的。从选修课到社团活动，金中贯彻着“自由”的精神，鼓励大家学竞赛，也欢迎大家参与模联活动，同样支持各类兴趣社团的发展。在重视成绩与学术表现的同时，金中也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兴趣、特长、爱好，并乐意给予相关支持。

大学是个与高中差别挺大的地方，尤其在外地上学，人生第一次要开始独立操心生活中的一切，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琐碎而平常的事情，也会在流程、手续、说服别人等很多方面花费时间甚至开始碰壁，所以总会在不经意间怀念起高中，怀念那段无须分心，全身心投入追求梦想的岁月，怀念友善的同学，怀念尽一切努力给学生各种举措开绿灯的老师和金中。

值金中校庆之日，祝金中生日快乐，祝学弟学妹们前程似锦！

回忆我的金中

孟庆楠(2014届)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不在南京。这个寒假虽然会回家过年，但或许也不能得空回金中看看。那不如就趁着写这文章，跟着思绪来神游一趟回忆中的金中吧。

初识

2011年盛夏，距离开学还有两个月，我们高一（13）班就迎来了第一次班会。我穿着黑T恤、白长裤、球鞋，从新街口地铁站一路小跑来到学校。到了教室门口，发现基本坐满了，于是找了个空位坐下，拿出书包里的《新概念》开始看。等例行的自我介绍完毕后，班主任蒋老师歪着头看了看坐在下面参差不齐的我们，说道：“大家到外面走廊按身高排一下队，我们来调整一下座位。”我习惯性地走到了队伍末端。这时，身后传来一个柔和的声音：“嗨，你是不是叫孟庆楠呀？刚刚看书看得好认真啊。”我回头——是一个比我还高些、瘦些的女生，留着很清爽的蘑菇头。“对啊，那你叫什么呢？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叫章心玥。你在锦绣前程（一个培训机构）很出名哦，经常听老师提起你。”“哦，你就是章心玥啊！”我差点抱拳说出“久仰大名”——原来是同一个初中的年级第一，没想到这么清新温柔，更没想到第一次对话竟是以她对我的赞美开始的。

后来，我又发现，排在我前面的女生陈蝶依来自树人中学，有着超强的数理思维，又有着热爱小熊和粉红色的少女心；再前面的女生徐静雅，平时看似严肃，笑起来却如长春花向你明媚地绽放；再再再再前面，第一排那个快言快语的姑娘张新怡，学习也快，连吃东西都快，咔哧咔哧，像只小仓鼠……

大家入位坐定，老班对学校进行了大致介绍后，我们就开始了新学期第一堂课。数学老师戴老师走进了教室。他简单自我介绍了几句，就在黑板上抄了十几道题：“看看你们的数学基本功怎么样。十分钟后，我来收卷。”我们来不及惊讶，赶紧纷纷掏出白纸，演算起来。十分钟后，戴老师果然收卷了，还进行了现场批改打分。拿到成绩的我们几家欢喜几家愁，这大概是我高中印象最深刻的考试了，而戴老师当时对我们说的话则更让我记忆犹新：“高中数学学得好不好，天赋是一回事，别看你们现在是这个分数，等三年后，根据每个人所付出的努力不同，分数又会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并不是每位老师的“第一堂课”都是这个画风，大多数老师还是以“带你走进……百花园”的循循善诱模式开始第一堂课的。

从这些有趣的同学和老师开始，我开启了自己的金中生活。

高一

在文青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老蒋的带领下，我们班度过了忙碌而又诗意的高中第一年。秋日的傍晚，我们来到操场旁的银杏树下，金色的斜阳辉映着金色的树叶，美不胜收；冬季，我们踊跃报名环湖长跑，跑完后觉得结冰的湖面都要被我们散发的热气给融化了；春天，我们班集体趁着一节语文课从学校“出逃”，走到东大、鸡鸣寺附近，赏了一路的樱花，又在玄武湖畔，进行吟诗大赛。而这些场景，都被老蒋用她的相机一帧帧地记录了下来。

那时，蒋老师还要求我们每周写两三篇周记，再利用语文课将她认为有意思的周记与我们分享，这便是我每次语文课最期待的部分。当然，老蒋也会与我们分享她自己写的周记。记得有一篇还是专门写我的，讲的是我借她自行车骑的事。文末写道：“我似乎觉得微凉的风将我耳旁的短发轻轻掠起，好像只要我甩一甩，它们就会听话地伏在耳后，想到这里，我简直要大笑了——啊，我应该还带着牙箍！”大概是把每个学生当作一首诗来看的老师，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吧。

高二

在高二前夕，蒋老师调去了另一所高中，班主任的担子落在了时任教学处副主任的戴老师肩上。新班主任上任没几天，开始任命班委：章心玥被任命为班长，徐静雅和陈蝶依为数学课代表……我被任命为“文体委”，即文艺委兼体育委兼美术课代表。这对于当时想自高二开始“闭关苦读”的我，可以说有些“事与愿违”。好在从高二开始，大家更专注于学业了，外加“小高考”日益临近，班级活动少了许多。

11月，金中校运会。在校运会开幕式上每个班级都要准备几分钟左右的表演。而编排表演的任务，自然就由我和班长章心玥来承担了。我俩秉着“又好又快”的原则，硬着头皮上——用一节自习课的时间在笔记本上你一笔我一笔，安排好了表演流程、方阵和人员。方案定好了，第二天放学后便带着“演员”们到学校附近的一家服装店租戏服。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接下来就是排练。直到排练前夕，当我两步并作一步地下楼时，忽然左脚一阵撕裂样疼痛——脚扭了！虽然立即去了校医室，进行了得当的处理，但仍必须“制动”至少两周。雪上加霜的是，尽管左脚不能动了，我依然保持着两步并一步的下楼习惯，所以……两天后，右脚也光荣“挂彩”了，所幸没有左脚严重。但我似乎被这“双重挑战”激起了斗志。于是，高二（13）班的同学们，就看见他们的文体委一边指挥着他们变换方阵，一边一瘸一拐地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当然，并不是我“单枪匹马”在战斗——班长也承担了一部分排练的指挥任务，而各种校外繁杂的跑腿事务，就全权交给团支书和另外几个男生了。最终，我们班提前好几天完成了彩排，还得了开幕式表演的一等奖。不久后的期中考试中，我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那段经历，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让我意识到多重任务兼顾的可能性，以及协作的重要性。现在想来，这正好是我以后行医所需的素质呢。

高三

对高三的我而言，金中仿佛成了一个大自习室。为什么这么说呢？

高三寒假的前一个多月，各大高校开始发布自主招生的信息，我们也开始向各处投递申请材料。经过戴老师的鼓励和自我的权衡，我确定参加复旦的千分考。由于市面上没有任何相关辅导班，所以这是一场全凭自己准备的考试。在准备好学习资料和模拟题后，我便开始了辗转于各个教室的“花式复习”。在英语老师带的自习课上背六级单词，背得尽兴时，下课铃响了也听不到；在科学馆一楼的阶梯教室刷化学题，刷厌倦了，抬头看看墙上科学家校友们的画像，似乎又获得了动力；在科学馆三楼的小教室背文史常识，还受到了旁边准备其他学校自主招生、只要考物理化学的同学的羡慕：“还是备考千分考有意思，理科学累了还能用文科换换脑子！”有时，在某个教室和某些学科的“专家型”同学偶遇，还能向他们请教问题。

各种自主招生考试陆续结束后，我们这些“自学”了两个多月的同学总算又回归班级，继续备战一二三模和高考了。那段时间其实也是相对自由的。作业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性地完成，充足的自习课让你可以随时请经验丰富的老师答疑解惑。还有中午的“点外卖”活动，可谓是对复习生活的一大调剂。上午最后一节课上课前，十几个同学便把要点的外卖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一个同学和商家联系。我常负责和奶茶店联系，次数多了，不用同学说，我都能猜出某某同学要点什么。想到这个，我禁不住笑了：我们班同学高考复习的记忆里，大概或多或少都会夹杂着些熊本拉面、coco奶茶的味儿吧。

就算是高考结束的暑假，金中仍是一个向我开放的“自习室”。我和章心玥两人常人手一本高数书或者英语书，在行政楼宽敞的会议室里预习。我们沉浸在书中，常常是不知不觉，时间已从清晨到了中午，盛夏的艳阳透过茂密的梧桐树叶，把碎金般的阳光点点滴滴地洒在光滑的实木桌上；不时还能听见蝉鸣，经玻璃窗滤过后，声音轻而悠远。

那年的蝉鸣似乎还萦绕在耳畔，现在的我看看窗外，已是隆冬未化的积雪。那年的同学们呢，现在自然是有的在实习，有的在准备各种考试，有的……应该在地球另一端的深夜里熟睡吧。但大多数人之间并未中断过联系，偶尔参加同学聚会时，我也欣喜地发现，尽管大家的颜值提高了，但仍保有少年时最美好的特质：真诚、勤奋、充满活力与希望。我想，这大概就是金中带给我们的，将伴随我们一生的沉淀。

回忆我们的老师们

陈吉鹏夏雪綦若文李叶彤侯楚仪张梦婷(2014届)

高中三年的时光匆匆过去，感恩之情，常怀于心。感谢缘分，感谢金中，感谢我们的老师，是老师们传授给我们知识，教育我们成人，陪伴我们走过了人生重要的三年。

富爷是我们对班主任王海富的尊称。富爷是个老学霸，勤勤勉勉，刻苦钻研，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每天教室黑板上写的名句默写，很多人看看也就算了，他提出要把句子的注释也一起抄到黑板上。记得有一次，他看大家早晨读书没什么精神，教育大家要重视早读，竟还脱口而出背了一段《孔雀东南飞》，很多人压根没读过这篇文章，当时小伙伴们就惊呆了……

富爷是个强迫症，任何事都力求尽善尽美，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教室布置、卫生考勤、合唱比赛……但凡能算个事的，他都会尽全力督促同学把这件事做好，同时也经常给同学们出谋划策。需要他的地方，他也绝不含糊，譬如每天早晨考勤他会以身作则，早早到班．给同学们做出很好的表率。即使偶尔迟了那么一点，他还会很及时地自我检讨。

富爷还是大家的好友。且不说他经常义务给同学们免费“按摩”，每当心情很糟糕被生活伤得体无完肤时，都可以找他聊聊。虽然看起来他外表粗犷，但其实心思缜密，柔情似水，能很好地给人安慰，让人走出失败的阴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帮助我们对自己情况有更好的了解，更客观地看待自己，发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并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法。尽管大多情况下他给出的总是“认真”、“勤奋”之类，一开始觉得这好老掉牙，但慢慢也觉得这真是通向成功的不二法门。

富爷是我们的班主任，认真、勤奋、严谨、细腻是他的代名词，三年里越来越觉得这也成了我们的班风。

夏广平老师，乃我金中副校长。他脸上常挂微笑，声音中永远洋溢着热情，让人感到亲切，如沐春风。他很厉害，无论是教学方面还是校务工作、组织活动方面，夏老师都做得十分出色。

每次上课前，夏老师都会早早来到教室，从未迟到。课上的讲解清晰明了，课后积极为同学们答疑解惑，十分严谨、认真。面对我们班沉闷的课堂气氛，夏老师可以说是想尽办法活跃课堂气氛，又是开火车，又是点学号，时不时再加上点幽默的话语……一点一滴，无不包含着老师对我们的关爱与殷切希望。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的物理成绩一直在实验班中名列前茅。

夏雪是高一下学期开始担任物理课代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他物理学得很渣的时候，但是老师鼓励他，让他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度过了瓶颈期，有这么一个好老师，真的幸运。

顾健老师个头不高，戴着一副极厚的眼镜，将自己的全部智慧隐藏在了镜片后。高一一开始上语文课觉得什么都没学：课上顾老师很少讲题目，而是用课上的大半时间让我们讨论一个话题，或是让大家自由地发表见解。渐渐地，我们才发现顾老师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语文不等于考试，语文是生活。我们慢慢地爱上了语文课，爱上了顾老师。

顾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良师，更是我们的益友。运动会上，他和同学们一起跑步、跳绳、扔铅球，活跃得像个少年；学农时，他与我们一起登山，下山后抵挡不了香气的诱惑，偷偷揭开了盛有排骨汤的大锅锅盖；化学课后，他称王老师上课所用的分子球棍模型是棒棒糖……不过语文课堂才是顾老师真正的天地。在这里，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挥洒谈笑，卷舒风云。谈起材料作文，他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忘不了他为了备课熬到凌晨；忘不了他亲自为我们选择的图书精华；忘不了他元旦联欢会上的歌声。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埋头苦读，顾老师陪伴我们一同走来。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生活。毕业典礼上，顾老师作为教师代表激情发言，动人的话语依旧回荡于耳畔：“三年前，你也许未经思考就进了金中，就是为了这片球场，或是为了同桌的她。三年后，你必须反思这短暂而宝贵的三年，你是如何度过的？你曾有过怎样的冲动和迷茫，经历过怎样的彷徨和挣扎，如今又有什么收获和遗憾？同学们，每当我们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们迷失在黑夜，思考犹如那夜空里最亮的星，指引我们人生方向，成就不朽的青春梦想。”

顾老师是一个看起来不像愤青，但实际上内心很是愤青的人。当然，这也许是他为了激起我们的情绪而故意展现出的一面，就好比在课堂上的语出惊人和不时展现的冷幽默。同时，顾老师也是一个执着的人，因为有时我们会觉得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而他也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仍然坚持要把话说完。

在三年的生命中，顾老师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记忆。谢谢您，顾老师，生命中最重要的花季三年的培养与陪伴。

人生若只如初见，我们仍会选择这样的遇见。遇见陶兆龙老师是我们在最好的年纪，在最好的季节，遇上了最好的老师。我们称他龙哥，最爱龙哥每天都留到很晚工作的认真负责，最爱龙哥身体不好却依旧给我们上课的那份坚持，最爱龙哥在课堂上的潇洒的字迹，最爱龙哥不时地冷幽默般的关心。陶老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回忆，许多感动。龙哥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很多时候，对同学们的关心都是通过批评或焦急的语气表现出来。龙哥经常工作到很晚，在周末也不放松。但他很少提及自己的辛苦。没有太多的言语，没有太多的表达，我们却能从一点一滴中感受到老师的用心。爱，于无言中流淌。

每位英语老师都是班级的亮色，薛玲老师也不例外。她明媚的笑脸照亮了每个人的心灵,如同她对生活和教学的热爱，从此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记得英语演讲中老师微笑着说“多么好听的声音”——从此诵读英文成了我们的最爱！难忘老师带病坚持给我们指导和鼓励，高三最后的时光，陪伴和拥抱，依然真实。就像她的英文名字Amy最初的含义：爱和被爱。她是一个可爱的中学老师，也是我们挚爱的朋友！

忘不了我们一起拼搏一起祈祷、曾经多次喊错我们的名字后拍着脑袋说我们长得太像了的陈斐斐老师；忘不了永远比课本深入的讲解和宽容体贴温柔和蔼的胡红彬老师；忘不了带领全班获得全A傲人成绩的很伟大的杨伟大老师；忘不了在传授知识中开拓我们的眼界的既是老师更是朋友的孙凯老师。

在老师们和我们一同走过的三年，老师为我们奉献了很多很多，老师说：“这是责任。”风风雨雨中的欢笑和泪水，我们一起分享，一起品味着成长的滋味。感谢你们的教诲，感谢你们的陪伴，感谢你们每一个鼓励的眼神，感谢你们一次次的鞭策……在此，我们想对你们说：“老师，您辛苦了！”

金中我想你

薛梦宸(2014届)

金陵中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木心先生说过，在表达深挚情感的时候，言语永远是最简单的，“我十二万分的爱你”，就不如“我爱你”。

所以于我而言，金陵中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我不能形容它的好，因为如果能，我就比老舍厉害了。

我是幸运的，和金中有着道不尽的缘分。我的外公也是金中人，在他读书的时候，金陵中学还叫南京十中，他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之前常常跟我提起一个叫作“口字楼”的地方，当时他们住在那里。后来我上了大学，班主任也是金中师姐。我们会聊起钟楼，聊起相同的老师，聊起金中给予我们的一切。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大学新生报到的那天，师姐在法语班的桌前说“你也是金中人啊”时的灿烂笑容。转眼现在外公80多了，金中也130岁了。曹隐云科学馆取代了口字楼，外公对于口字楼的记忆也早就消失了。但在我心里，在班主任师姐心里，还有很多很多金中人心里，属于我们的那一幢“口字楼”，永远都在那里。

金中教会了我很多。如果说传媒大学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社会人，那金中就是教会了我如何做自己，而这一点，真的很重要。中山路169号，市中心的绝佳位置，满目公共车轮，集散芸芸众生，但每一个金中人好像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属于这芸芸众生，因为普通而谦虚，因为独一无二而自豪。

我是金中2011级（13）班毕业生，传说中的第一届“星光班”的一员。说我在这个班里“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一点都不夸张，因为班里群星闪耀，而数理化惨不忍睹的我一直是排名“脚踏实地”的那个。喜欢天马行空但又不得不每天接受公式方程轰炸，按理说这三年我应该过得生不如死，但事实证明没有，这三年我很幸福，是那种可以画成画儿的幸福。

我确实不想学理，但我不后悔学理，因为（13）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和（13）班的老师同学在一起，生活简直精彩得过了头，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超出高中该有的条条框框了。合唱节的时候全班居然选了一首法语歌，当时朗诵法语歌词的恰巧是我，完全照着拼音瞎念，朗诵中文歌词的“浴缸”同学还把“热忱”读成了“热枕”，现在听那时候的录音还能笑上半天；高一被抓去跟高二的学长去参加市里的英语比赛演《哈姆雷特》，临近期末居然还有13个小伙伴来给我们加油助威；环湖长跑的时候冻得眼泪鼻涕哗啦啦地流，还要一心往前跑为了给班里拿到可怜的积分；两节连堂的语文课直接跟着蒋薇老师一路走到鸡鸣寺，大家坐在落满樱花的草坪上，一起念不知道到底写了什么的诗；王光明老师的英语课一直要做的presentation直接被班里的天才们升华到了微电影高度，现在上了专业的纪录片课和电影课再回过头看，居然还觉得是部不错的短片；篮球赛的时候，赛场里每一个男生都像是动画片里的樱木花道，横冲直撞无所畏惧，一瞬间就能成为所有女生仰望的小太阳；健美操比赛从来不会有人想参加，最后赶鸭子上架稀里糊涂排出的动作，虽然现在想想确实丑得不行，但好像大家还是都很开心；甚至是后来的青奥会专场演出，已经毕业了还依然和学弟学妹一起嬉笑玩闹着排练了一整个暑假，唱《Memory》唱到好像一辈子都不想再听一遍；全班一起拿橡皮泥贴画、写陈欧体的口号、轮流在白板上画画、砸沙包狼人杀、读贴在后墙的练笔、开火车翻译PPT上的句子、做王海富老师永远布置不完的王后雄、数王梅霞老师永远换不完的眼镜框、听陈飞斐老师时不时蹦出来的南京话……想来想去，和（13）班所有的回忆都那么可爱，好像在金中确实没有什么后悔事儿可言，不过没谈过恋爱除外。

高中生活其实就是单线程任务，不必挣扎选择，只要学习，一个劲向前跑就行了，完全不需要迷茫，而身边的老师同学，就是和你一起完成这个任务的队友，所有人的心情都像是f(x)=sinx的函数图像一样，随着考试的节奏有规律地高低起伏，循环往复，既不会高过头，也不会坠谷底。虽然在黑暗里煎熬的时候，日子总过得很慢，但有了你身边的那群人，时间慢得很温柔。其实很多我们以为是最坏的日子，回头来看也许反而是最好的日子。

之前我以为，关于高中，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定是《赤壁赋》，是定语从句，是圆锥曲线，是帕斯卡和拉瓦锡。可是到最后，《赤壁赋》我只能背到“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定语从句也早就被“qui,　que,　où,　dont”代替；圆锥曲线是什么还需要查一查百度；帕斯卡和拉瓦锡也只是脑袋里两个普通的法语名字而已。

其实深深留在记忆里的东西，知识一定是少于情感的。

——“人嘛，总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这是戴喜老师从兜里摸出小刀开始撬投影幕布的时候说的，全班笑到沸腾。我完全不记得那节课讲的什么定理还是解题思路，只记得要敢“做自己喜欢的事”。

——高三晚上喜欢和谦谦窝在宿舍床上，一部部地看俄罗斯、法国和美国的芭蕾舞剧。“俄罗斯的舞者手最软，法国的服装舞美最华丽，美国的结尾脑洞最大。”现在最骄傲的就是能理直气壮地说“我看过很多芭蕾舞剧”，真的很多。

——晚自习下课，早早收拾好书包去操场。夜里操场没有灯，但金陵中学的黄金地段着实是极大的便利。微风吹过，四周霓虹闪烁，散开头发，就这么在若有若无的黑暗里一圈一圈地跑，思考数理化以外的问题，吐槽心事，编编故事，一不小心坚持了整个高二高三，强身健体，愉悦身心。

——打开练笔本，里面新画了一朵向日葵，彩色的，笑得肆无忌惮。“有翅膀，飞得高，没翅膀也飞得了”，蒋薇老师的这一笔，让我从一个迷茫自卑的理科小白变成了雄赳赳气昂昂的理科班的文科卧底。

——早晨广播操。我真的可以无比自豪地宣布，三年的每一次早操，我都用力到指尖。

——记不清是第几道从第一步受力分析就错了的物理题。徐锐老师说：“没事，不要剥夺自己做错的机会。”虽然高考我后半张卷子几乎一个字没写，但徐爷爷那句标准方言依然在我的脑子里如雷贯耳。

——“这道题怎么做啊？”“你是不是傻？So　easy好吗！”同桌在给我讲题之前永远会愉快地把我损到满地找牙。现在他讲的题我依然一道也不会做，但是他让我练就了一颗巨抗骂的心脏，身经百战，所向披靡。

——高三那年的生日，我是在美术教室过的。“出国党”的闺蜜用气球和拉花把整个空间布置成了派对一样，我们两个人吃着她买回来的巴贝拉，提心吊胆又满心窃喜，觉得这是高中三年做过的最出格也最酷的事。后来读到刘瑜写的一句话：“世界因为我们脑子里缺的那根弦而精彩。”拍案叫绝。

——高考前夜，全校只剩下三个女孩儿，食堂大叔给我们每个人都盛了一份三个人都吃不完的晚饭。“多吃点，姑娘。”我们看着彼此，忽然觉得我们仿佛变成了整个学校的主角，比超级英雄还要勇敢，还要无所不能。

…………

所以我记得的，是很多很多我以为我会忘记的东西，也不是什么活动本身，也不是哪门课，也不是哪一天，而是一个个的瞬间构成的蒙太奇，充盈着情感，或长或短，或喜或悲。这些瞬间并不置于身外，它们其实就是我的一部分，完完全全融在血液里、骨骼里、思想里，甩不掉的。人们称之为成长。

2013年，我高三，金陵中学125岁。2018年，我研一，金陵中学130岁。不知不觉，从每天背着公式和方程式的理科生成长为能捧着法语书啃一天的文科生，从快乐无畏的中学少年成长为安静包容的大学青年。

我感恩金中三年中给予我的一切，从知识到情感，到深入骨髓的观念和习惯，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里昂，它们都伴随着我，让我愈来愈勇敢，愈来愈坚定地做自己，且诚且真，能勤能仁。我大概不会是一个对金中来说很重要的人，但是金中于我而言，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印象中金陵中学的主干道是一条非常浪漫的路，一边种着广玉兰，另一边种着法国梧桐，每到冬天，一侧枝繁叶茂，一侧落叶飘零，这样的不对称美，我愿用最浪漫的词句来赞美它。但如果要用法语对金中说一句最浪漫的话，我绝不会说我爱你。

我一定会说，我想你。在法语里，“我想你”是“Tu　me　manques”，直译过来是你缺少我。你看，说法国人浪漫到骨子里确是有道理的，他们说，我不在你身边，你缺少我，所以我想你。

但是金中呵，你是不必想念你的学子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未缺少你。

130岁生日快乐，我亲爱的金陵中学。

18岁的我们从这里毕业

胡帅琦(2014届国际部)

离开金陵中学已经快四年了。眼看着自己即将大学毕业，身边的大学同学们一个个穿着学士袍，在学校标志性建筑前拍照，我眼前就浮现起高中毕业时和小伙伴们牵着手，在钟楼前拍毕业照的画面，仿佛就在昨天。在金陵中学的学习生活，我感受到的是学校悠久的历史和金陵孕育出的文化底蕴。觉得幸运的是，在高中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中负责摄影的我，留下了很多照片:早于民国时代便有了的汇文书院钟楼，树影婆娑的紫藤长廊，生机勃勃的篮球场，布置得满满当当的汇文楼走廊……每年翻阅时，硬盘里那些活泼灵动的身影就让我回忆起18岁的我们，在金陵中学的点点滴滴。

18岁的我们，在干什么呢？

18岁的普通高中学生们一定是在刻苦努力地学习，刷题，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面对人生最大的挑战，高考。而在金中国际部学习的我们，接受着不一样的挑战。刚入高中，迎面扑来的风里夹杂着一串串各种地方口音的英语，连中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学术生词，甚至是社团的各种集会和年会表演的排练。最初的几个月的学习中，我在英文原版的教材上，密密麻麻地记上了各种中文翻译、批注。我甚至去书店，买来了南京普通高中的教材，来看看他们是怎样学习这些知识的。除了一个人努力地去克服的语言障碍外，国际部的好，便是大家一起扛，比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一个人啃书，要好得多得多。高一的时候，附加数学（Additional　Mathematics)里充斥着一个中国的初中生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微积分。我们放学后经常在教室里一起研究今天的知识点、算法和应用。中英双语都擅长的中国教师们给我们每周补课，让我们学会了这些知识。外籍教师给了我们国外的学习方式和相似的环境，而中国教师给了我们老练的解题方法和做题技巧。

在国外读书不仅需要面对大大小小的测验和考试，更需要在课堂的小组讨论里能和本地的学生交换意见。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每当我看到许多查着电子词典和阅读材料、教材搏斗的学生们，我就能回忆起高中时候的我。国际部给我的语言知识和学习方式都让我受益终身。当我不再沉默，自豪地代表小组举起手，发表我们讨论结果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自信和能力都是因为我是金陵中学的学生。

18岁的我们，虽然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也有别人高中没有的经历。我们国际部的年会（Annual　Function），一直是每年都值得期待的事件。多才多艺的同学们，悄悄寂寂地准备好了一场视觉盛宴。这场年会上，有些同学们展现了潜在的另外一面。不善言辞的女同学们穿着黑白的帅气衣服，跳起了富有节奏感、灵活的爵士舞；文文静静的女同学们唱起了暖暖的流行歌曲；大大咧咧的男同学们，竟能熟练地演奏各式各样的乐器。除了各式各样的表演，各种学习生活的表彰使我们感激这一年的努力，充满斗志地迎接第二年。除了我们的年会，国际部还有各式各样的社团和活动，例如，模拟联合国社团、设计广告、设计校服大赛和职业体验。模拟联合国让我们以世界的角度看问题，设计广告让我们在小组活动中交流创新，校服设计大赛让我们对我们的金陵中学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爱，职业体验让我们感受到各行各业的艰辛和不易……我们可以骄傲地说，18岁的我们，除了学习，我们经历了收获了，最终成长了。

有人说，回忆就像攥在手心里的水，无论攥得多紧，都会流得一滴不剩。可当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发现，金陵中学的过往不仅仅只是回忆，而是一种已流入骨髓里的情感。翻阅自己的照片、日记的时候，有一些回忆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措手不及。那时候的人、事、情感，其实都一直存放在脑子里。高中刚毕业那会儿，我最常和朋友说的话就是:“高中真好啊!”如今，快大学毕业的我，自然不会每天都吟诵高中的好。但是，18岁的我经历了那些，才会有了现在的我。感谢金陵中学，这将会是我终身的财富。

岁月如歌

翟蕊晗(2014届)

六点一刻，窗外的城市是冷得从雾中来的蓝色，融不进一点路灯的黄晕，我起床了。在大大的校服外套里，能塞下四件衣服，以抵抗南京冬季的寒冷。从家到学校的路途不长，但车要开上半小时，因为学校坐落在南京最繁华的一带，即使七点也车如流水，马若游龙。

七点一刻了，我背着书包，快步跑进校门去。身后，那扇黑色铁丝大门的右边和左边分别挂着“金陵中学”、“南京大学实验中学”两块牌子。

教学楼顶楼走廊里最深处的一个教室就是高三（14）班——这届唯一的文科实验班，紧挨着前面四个星光熠熠的理科实验班。

上午的课，我最喜欢的是语文，最讨厌的是数学。语文朱老师是一位资深教师，参与过高考卷的命题，布置作业的手腕也是极高的。他举起那套紫色封皮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刷刷地就把阅读都勾了，一分钟勾上的题目够课后写上一个小时。每次群众奋起反抗时，他昂着头，一指窗外说：“拐个弯就是法院，你们要告就去那里告我。”说完得意地笑笑，没有后话了。

数学徐老师是个年轻老师，瘦瘦高高的，样貌很是端正俊俏。每次一上课，一整面的黑板都不够他板书。虽然教的是文科班，但是理科班的卷子他也会拿来给大家练手，那些难题也条分缕析地讲解了。一到报分数的时候，他往往只会报均分以上的同学，均分以下的便分发一下。遗憾的是，两年了，在他手上我很少有轻松上去领卷子的时刻，更多的时候是以愧对老师的姿态存在着的。更厉害的是，在他手上我人生第一次挂科。160分的卷子我考了92，我同桌考了97，刚刚及格了。记得那一次，我喜欢的理科班的一男生，在这张160分和理科附加40分的考试里考了186分，年级第一。

吃完午饭大概12点半，按往常习惯，我会和曹中琦、陈琪玥一起去开学生会例会，我们三个已经黏成了一个铁三角。在学生会里，我想出什么样的校报、杂志，她们都会第一个支持。我们一起外出辩论，挤在一间房里熬夜改辩论稿；一起做了个广播剧，两天陈琪玥就能编出一个剧本；一起搞运动会的开幕式，拔了两根拖把，借了把椅子，网上买两平方的黄布，一个中午就搭出一把龙椅。

高三时我不再是学生会副主席，中午用来做半张卷子是最好的。班主任赵老师照例饭后来班上绕一圈，劝大家有时间睡一下，家靠得近最好回家睡。那姿态与那些恨不得拿铁笼把学校给罩上，生怕学生跑出去的县中模式迥然不同。

赵老师，我的政治老师，从高一开始就是班主任。我做班长，源于他的鼓励。后来我进了学生会，我们的关系又多了一重——学生会里的同事。我的数学一直跌跌爬爬，但赵老师每次都说：“我不相信数学是你的弱项。”或者说：“小班，我对你一点都不担心，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我的数学还是考得很糟糕，然后他又重复相同的鼓励，再然后我还是学得一塌糊涂……这样的循环始终重复，等啊等，都在等终会有光明的一天。

十五分钟的梦被讲台上话筒吱吱啦啦的声音中断了，不用睁眼便知道，是英语薛老师来了。他挺着大肚子，一副大块头，见大家睡着，想上课又不忍心，每次都故意拨弄话筒好让大家醒醒。我心里感到好笑，只好配合老师把头抬起来。他看到我“起床”很高兴，指着我的额头被压出来的红印子，嘲笑道：“看把你睡的。”

自上了高三，我的英语就很难上90分了，可老师并没有为此担心，好像我的英语没太大问题。他还经常问问我其他科目的成绩，劝我多花精力把数学搞好。历史郁老师和薛老师一样，也对我盲目信任。高手如云的文科实验班里，十次历史考试里，我有八次比班级均分低，但郁老师总觉得我能考A+，还常常让我上台为大家读些美文。

下午的体育课是难得的休闲时光，有先锋姿态的金中早就开设起选修课、课外研学、社团等第二课堂，不起眼的体育课都是选修的。自从选了健美操以后，我有不少时间是放在健美操比赛上的。高二时候班上只有八个男生，高矮胖瘦相差得极大，为了比赛全穿了紧身衣上了。高二的时候，作为学校代表队的主力去参加市里的比赛，结果在最后一次彩排的时候，把脚给摔伤了，后来打着绷带上场，脚肿了两个月。

课间跑完操以后的时间足够在校园里走走，去小卖部走一遭，买两包彩虹糖和一杯奶，看看操场上冬天的风怎么作别一叶一叶的秋天。绕到曹隐云科学馆里，在一位位大师校友的画像前停留、辨认：“这是……齐……康。这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建筑是一幢两层青砖小洋楼，最上面是一座博尔登教堂大钟。这座曾经金陵城里最高的钟楼，现在已经被四周的高楼大厦淹没。但不变的是，每周我们都会在钟声的催促下，合唱起那首歌——“钟楼嵯峨，教育之宫，桃李坐春风……”

周五下午四点多的班会课，老班指着他历届的班级合影：“这位同学最后被南京大学录取……”“这是我当年的班长，她去了……”我想着多年以后，自己成为别人口中的“她”的时候，该是什么模样。望着窗外，天一点点暗下去，路灯一点点亮起来，高考要来了，很难过，但我很快把这股悲伤压下去，翻开日记本写下“坚持”、“勇敢”，又合上。

再次背上书包，踏出校门，灯光越来越浓，把17点多的城市包装得那么绚烂迷人。往前走着，想着地铁上能再背几个单词。每一次离开都没回头看一看身后“金陵中学”的校牌，亦没有眺望那已经在我身后徐徐降下的高中生活。

这就是我在金中一天的生活。十个小时，三年。

何其短暂，不能重返。

后来我高考英语上了90，历史也考了A+。我和齐康大师又一次做了校友，去了东南大学，又去了南京大学。在大学，我数学再也没挂过科，还次次满绩。我又干了班长，又加入了学生会，在大学的健美操比赛里跳了个一等奖。素来擅长的国文成了长期研究的方向，曾经喜欢的理科班男生成了我的对象。累了，在桌子上趴十五分钟，就能重新来了精神。遇挫的时候，也会默默和自己说：“坚持，勇敢。”尽管离开金中以后，只能站在自己的灯下，面对旷野上的不同方向，但知道自己要什么。

在金陵中学的一天十小时，日复一日，稀疏平常，好像三年的时光轻轻松松地，就能折叠进一天去了。而我却没想到，在简简单单的每一天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牵动着后来几年的发展，或许不少风景已化作生命，亦未可知。

我是谁并不重要。百年来，许多平凡的孩子，本走在各自的生命轨迹上，因为这个校园空间而有了超越时间的交错。在那里，每一个学子都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每一个“我”留下的青春也是那时身边的朋友、师长的青春，是紫藤与梧桐的芳华。虽然从来没有一个“我”能永远留在那个地方，留住那段时光，但是凡所有种种过往，皆以风的川流，云的变幻，钟声之回荡，亘古存在，不会消亡。

“大江滔滔东如海，我居江东。石城虎踞山盘龙，我当其中。钟楼嵯峨，教育之宫，桃李坐春风。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不知不觉唱了起来。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也没留意，其实身上已经烙上了属于金陵的记号。

贺母校金陵中学130周年生日快乐，我将永远是您的孩子。

我的高中生活回忆

姜雅(2014届)

在我的记忆里，我高中三年的生活，始于戴喜老师的一句话：“从今天起，诸位同学就是一名普通的金中学生，愿大家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度过三年充实而有意义的高中生活”。

彼时正值8月末，暑热未消。我们作为金陵中学首届也是当时唯一的星光班学生，入学前在学校组织下集体参观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有同学在参观结束后都处在一种兴奋又不安的情绪里：我们既对未来满怀憧憬，希望自己能通过未来三年的努力进入心仪的大学；又都在暗自担心自己是否能顺利适应高中生活，在金陵中学2011级近六百名学生中脱颖而出。

我的高中生活一直是非常精彩的，而这份精彩主要得益于三年中各位性格迥异而又德才兼备的任课教师们。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戴喜老师，他于入学起即担任我们的数学老师，又在高二开学前接替原班主任蒋薇老师成为我们的第二任班主任，陪伴我们直至毕业。大约是因为戴老师之前作为班主任的战绩太辉煌，而我们所谓的“星光班”之名又太树大招风，戴老师自接任班主任起就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但在我们的面前，戴老师始终表现得自信、风趣、睿智。戴老师一直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班主任，比如为了防止我们在学校玩手机，他在班级里专门放了一个保险柜，每天早自习时由纪律委员将全班的手机锁在保险柜里，放学后才发还给大家。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爱操心的人，不管是日常的学习生活，还是运动会、健美操比赛等学校活动，他都尽自己所能调动全班同学的积极性，帮助我们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从高一入学的第一天起，戴老师就秉持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直到最后高考的三天里，戴老师依然努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条件。

另一位对我影响颇深的老师是我们这一届的化学竞赛教练徐守兵老师。徐老师在教授化竞课程时，总是深入浅出、条理明晰，即使是像我这类从未接触过化学竞赛课程的同学，也可以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掌握所需的知识点。甚至在我升入大学后学习化学类专业课时，我都常常温习高中时在徐老师课堂上记录的笔记。

除了任课教师外，我还非常感谢时任校团委书记兼学生处副主任的赵巧林老师。我曾连续两年担任金中团委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并在2013年担任学生会主席，在这期间，赵老师对学生会工作的引领和指导让我受益良多。相比较于老师的身份，赵老师总是喜欢以平等的姿态和我们交流。还记得在每周的例会上，大家都会热烈地讨论近期的学生会工作，而赵老师虽然会针对我们的疏漏之处提出各种建议，但从未强制地向我们发号施令。每一届的学生会招新面试过程中，赵老师也只是作为普通的学生会成员参与投票讨论，最大限度地保证团委学生会是一个来源于学生服务于学生的学生组织。赵老师在管理团委学生会时，不仅充分尊重和信任我们，还非常注重锻炼每一位学生会成员的综合能力。记得我高一刚加入团委学生会时，被选为美食节广场晚会的主持人之一。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高中参加大型的校级活动，内心难免非常紧张。在察觉到我的不安后，赵老师立即鼓励我放下拘谨和羞涩，以自信的态度认真准备，并建议我多和学长学姐交流，吸取他们之前举办活动的经验。

作为一名学生，高中三年里牢牢占据我生活重心的话题还是学习。从每一次测验结束后大家互相打听成绩，到最后高考结束后讨论如何填报志愿；从每天晚上预习第二天的内容，到高三冲刺阶段一遍遍地温故知新；从钻研各种稀奇古怪的自招或竞赛试题，到把“五三”复习资料翻得破破烂烂。这些看似枯燥单调的日子，却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记得由于我们班是理科实验班，在升学途径方面同学们有不同的选择，但无论是选择通过学科竞赛或者自主招生争取降分录取，还是专注课本内容准备“裸考”，乃至决定出国留学，同学们都可以在金陵中学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源和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不断努力奋斗并最终收获回报。

虽然我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了学习上，但我在金陵中学的课余生活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作为一所开放包容并注重培养学生素质的高中，金中每年都会举办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文体活动。美食节、运动会、春秋游、“一二·九”大合唱比赛、金中“达人秀”……大概每一位同学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展示自己学习以外的才能。在这些活动中，有的时候我是参与者，在紧张的学习生活间隙和好友们一起享受校园生活，释放平时的压力；有的时候我是一名观众，为同学们精彩的表现加油喝彩；还有的时候我是一名组织者，和团委学生会的成员们一起进行前期策划并在活动现场维持秩序，在承担各种服务型工作的同时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校园活动。

回想在金陵中学度过的三年时光，有欢笑，也有泪水。值得庆幸的是，我拥有一群可爱的老师和同学，欢笑时可以分享快乐，难过时也有人愿意为我排忧解难。在高中毕业后我成功升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在这所我在高一入学前有幸参观过的高等学府度过了近四年的学习生活。虽然我已经从金中毕业了，但是我在母校所积累的经验和习得的知识，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之后的人生道路。

谨以此文，祝贺亲爱的母校金陵中学130周年生日快乐！

留在金中的无悔青春

李培杨(2014届国际部)

南京的市中心珠江路一带，经常能看到穿着红蓝校服的金中学生们的身影，他们踩着运动鞋，脚步轻快地踏出了一整个青春的模样，记录着一天一天的欢声笑语。

时光飞逝，正式步入了20岁的我，每每同身边友人谈起母校，回忆起自己的高中生活，嘴角总是忍不住上扬。我的母校是南京金陵中学，我爱叫她金中。其实能考上金中，是我从初一就开始萌生了的小小梦想。三年后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我的梦想成真了，虽然很多年过去，但当时心中的雀跃感依然十分清晰。

高中在金中的三年，是吸收知识，提升自己最快的三年。从在剑桥班学习的第一天开始，书本阅读和外教的交流，以及作业都变成全英文的了。学习时间开始变得灵活，却更加需要自己有效地规划和安排；学习方法也和之前大不相同，相比于枯燥无味的题海苦读，劳逸结合以及在理论中穿插实践成了主流。教室里、课桌前、自习室，甚至是大操场的草坪上，都留下了我们学习和看书的身影。短短三年，在外教们和中方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开始对未来有了一些方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些规划，开始变得独立和自主，不再害怕未知和挑战。

金中的校园是秀气的，斑驳的树影透出午后的清闲时光，每天午饭后和同学在校园散步，聊天，都是那么开心愉快，仿佛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和压力。夏天的篮球场氤氲着满满的青春的气息和活力，还记得每每有篮球赛的时候，总会约上几个女生一起去给班里的男同学加油鼓劲儿，仿佛喊得越用力，青春就会更加难忘一样。

金中三年的高中，洒下所有的汗水、付出的努力都变成了美好的记忆；这个让人来了就舍不得离开的地方，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外留学的几年，每次回国都想回金中，看看之前的老师，校园的花花草草和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不管今后的自己会在哪里，做着什么工作，过着怎样的生活，金中永远是心中最柔软也最骄傲的存在。

2018，望母校越来越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我真的没有离开我的高中

朱岑筱(2015届国际部)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被南京的小伙伴们的雪人刷屏了，看看窗外，北加州的冬天没有雪，只有无尽的雨。想想毕业快三年了，从未发觉离开金陵中学中美班有这么久了。上一次在南京和老师同学打雪仗还是2014年的冬天，那时的我高二。翻开日记本和相册，我真的感觉没有离开我的高中。

我真的没有离开我的高中。

走进金中的校园，一不小心和老爸成了校友。我很骄傲我爸爸毕业于金中，他也很骄傲自己的女儿能多年后再次踏进金中的校门。一年四季，不管什么时候都能闻到校园某个角落飘来的花香。操场上还留着我们篮球赛、足球赛时的呐喊助威声。记得那年申请留学，每当收到拒信的时候，我总喜欢一个人默默坐在操场上，看着钟楼，闻着花香，抚慰自己难过的心情。还记得课间喜欢和同学在操场上散步，发发牢骚，抱怨文书有多难写，说着说着我们都笑了。操场成了我们不管开心还是难过，愤怒还是不满都会去发泄情绪的地方，那儿承载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故事。金中的小卖部总是排着队挤满了人，食堂的小吃总是供不应求。钟楼还在，但我们毕业了。每次回去学校看老师，都会一边吐槽校园没有变，一边熟门熟路地走去教室，走去办公室，走去操场。我感觉没有离开校园，每次回去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真的没有离开我的高中老师。

高中三年，真的很辛苦。条条框框的规矩，厚重的全英文课本。回想毕业典礼上的一幕幕，每个老师对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学教授Dr.　Tsang前半段一直在强调到了大学要怎么选课，要怎么学习，一直在叮嘱这个，叮嘱那个，最后说到自己情感的时候，他哭了。我觉得他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一遍遍叮嘱着即将离开的孩子们，生怕我们自己没办法解决问题，生怕我们会难过。大家坐在下面都哭了，三年来，他对我们一直很严厉，每天都有他穿梭在楼道里的声音，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校服呢？桌上不能放塑料瓶，iPad要上锁……听着他唠叨了三年，最后都毕业典礼了，还不放过我们，还在叮嘱这个，叮嘱那个……他曾经说过，自从开始带我们这一届，除了跟他自己的孩子，他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了我们身上。如果将来我没有出息，我真的真的会觉得很对不起他，他真的真的教会了我很多。高中三年，除了在家，跟孟老师、丹丹姐、Ellen在一起的时间最多。还记得毕业典礼上，我和孟老师拥抱的时候，她大哭一场。我总是抱怨孟老师对待我们不是亲生的，总是那么严厉，中美班，就数她最凶了。现在想想，高三最后那段在办公室的日子里，每天都是她跟我们聊天，聊八卦，一脸幸福，好像也没有那么凶，和蔼了好多，亲切了好多。我一点都没有很想念他们，一点都没有。你一定不会相信，毕业后的我们会和只有几个月之交的老师一起出去吃饭。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老师对我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有的老师甚至还留下了自己在美国的住址，让我们有事随时可以去找他。这可能成了我们在美国小小的精神支柱。三年来，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有了依赖性，什么事情都会去找老师，习惯真的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戒不掉，只会越陷越深，到头来突然要离开身边的依靠，会觉得好没安全感，好空虚。高中的那些老师，教给我们的不止是知识，还有很多做人的道理，自己一个人在美国读书，怎么才能正确地做出选择，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然而时间推着我们走向独立。我没有很想念我的老师，只是时不时会打开微信后，找他们沮丧地倾诉,倾诉生活的不易，然后被“冷嘲热讽”过后带着笑脸继续前行。

我真的没有离开我的高中同学。

高一暑假一起去UCLA上夏校，17岁生日那天，第一次踏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我很幸运，有一批小伙伴陪伴。还记得早上6点半起床去universal　studio，一起在鬼屋尖叫，在过山车上发泄，在跳楼机上感受失重。在国内我从来没有玩过这些项目，因为胆子小，如果没有这些拉着我玩的朋友，我可能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身临其境、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们玩的就是心跳。大家一起尖叫，一起疯狂，这种友情跟亲情完全不同，也无可比性，但却尤为珍贵。战胜恐惧的心理真的很难，不过有了这些朋友就变得十分容易了。晚上睡三个小时，第二天起来继续在santa　monica的海边漫步，走着走着就把一个同学或者带队老师扔进了海里，吱吱咯咯的欢笑声随着海浪消失在风里。第一次和同学在同一个宿舍疯到半夜，在机场无聊到开始玩狼人杀，在图书馆熬夜复习第二天的考试。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旅游的幸福，是家里人给不了的。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高二SAT、TOFLE的那段时间，每次有考试，大家都是组团去考，在飞机上互相提问单词，在宾馆互相鼓励，考完后在台北101大楼一起狂欢。高三申请季过后和小伙伴一起去日本毕业旅行。高中三年，我和高中同学一起出去玩儿的机会可能比我跟家里人一起出去玩的机会还多。每天形影不离，哪怕是现在进了大学，也经常飞去同学的城市，再一起疯。每次聚在一起，还会翻出来原来高中时候的那些玩笑，娱乐大家。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一辈子有联系，成为一辈子的朋友，我只知道，高中时候的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为未来奋斗的友谊是单纯的，没有任何利益牵扯的。高中时代的小美好永生难忘。对，我没有很怀念高中同学，只是每到放假，会习惯性地约上大家一起出去玩儿，一起吃一起住，就像回到高中那时候一起去外地考试一样。

高中，真的过去了，真的不会再回来了。与其留恋过去，不如奋发向前。只有这样，才能不愧对于母校，不愧对于老师，不愧对于同学，不愧对于父母。我长大了，就让我把这些怀念永远地留在我的日记本里，留在我的相册里吧。最后，轻轻地说一声，生日快乐！金陵中学。

金中是这样一所学校

王欣然(2016届)

还记得那天早上走进校门，赵老师亲切地叫住我，让我做一次演讲。

同样是在一个早上，我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大门，惊异于传说中的金陵中学却有这般朴素的校门；惊异于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里竟有这片宁静的绿洲；惊异于扑面而来的一百二十余年的成熟与稳重。在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游子重返故乡时的激动。

过去一个又一个早晨，我一次又一次走进那扇大门，我发现，金中厚重的百年老校精神早已与我融为一体，融进每一位新生，洗去了一分浮躁与跳脱，蜕变成灵动与个性。我深深地感觉到，金中不简单！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求学之路从黑龙江延伸到江苏，一路走来，我见识到许多学校，但是每一所学校都仅仅是在教育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告诉我别人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我做什么。而来到了金陵中学，我才渐渐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们的校服之下，是一颗颗依旧充满了个性的心。

从高一到高三一步步走来，我越发地佩服当初选择高中时的机智，可以说为了这样一所学校，我从千里之外而来，这就是缘分。在这里，我遇见了各种各样、风格迥异的老师和同学。毫不夸张地说，我长了不少见识：原来上课可以如此，原来老师可以如此，原来高中生活可以如此，原来真的可以有降低起床难度的学校，原来真的可以有让我们不回家的学校。

感谢这样一所学校，不必说春游秋游美食节，不必说英语话剧篮球赛，不必说职业体验学农祭扫烈士墓，也不必说健美操和合唱比赛，最根本的影响作用于每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

金陵中学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师资雄厚，环境优美；四大名校之一；是我们学习生活了三年的学校……这个答案显然是肤浅的。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它可以使泥土烧成陶瓷，可以使矿石炼成钢铁。金中就像是一个自由的火箭发射台，保养检修，提供燃料，只为护送我们展翅高飞，释放自己的光和热。我想，这就是一所学校所孕育的最珍贵的财富。

快乐的高中时光——我的剑桥班回忆

刘思源(2016届国际部)

时光走得太快，一晃从金中毕业来到美国匹兹堡学院已有一年半了。还记得初三我青涩地跑到金中国际部的汇文楼参加英语加试，和爸妈一起与国际部的老师聊未来。现在，竟已是在当时幻想的未来里了。

高一，我们的班主任是崔充博老师。可能我们班太太太闹腾了，到了高二，班主任换成了张宁梅老师。啊，梅梅老师，从高一就开始教我们中文化学，每每上课，都掩饰不了她对化学的热爱和对我们恨铁不成钢的态度……所以到了高二，成为我们班主任之后，我们更是完完全全地体会到她对我们深深的爱，伴随着她的嗓门。梅梅带领着我们班在和谐与闹腾中一直走到高三毕业。记得教普通高中的老师们来教我们中文课的时候，又气又想笑的表情；记得升学指导老师们为我们上精心安排的升学指导课时的谨慎与青涩；记得朱老师在其他老师每每管不住我们的时候，以老干部姿势站在班级前门直直地看着我们……

回忆与外籍教师的相处是美好与快乐的。长得像维尼熊的和蔼可亲的商务老师Vincent，帅气并充满智慧的数学老师Stuart，超级慈善的英语老师Glen，还有会开严肃玩笑的英语老师Brent以及我最爱的Jackson老爷爷，带着浓厚的口音但物理教得最好的Gangla，会跟我聊家常、讨论书本的第二帅气数学老师Jones，集人好、幽默、课教得好于一身的好老师以及现在还在学校的化学老师小黑，史上最严厉的会把大家书包藏起来的经济老师Marshall，一直被我们diss的学术校长Mark等。还记得高一英文课，是我最喜欢的老先生Jackson教的。一个60岁“高龄”的黑人老爷爷，每次上课是都带着一点看不出年纪的活跃与幽默，因为他的音量，他的课你永远不会睡着。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每学期都会有几节课让我们在教室看电影，请我们吃东西，当然，每次都是比萨和薯片。还记得高中最后一天，一向不喜欢照相的化学老师小黑和我来了张自拍。

怀念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玩耍的时光，天天吵吵闹闹、互相吹捧还捧成了习惯。到了大学后，发现高中那几年是最无忧无虑、单纯、快乐的日子。可能再也遇不到像我们这样的集体，可能再也遇不到我们这样的情谊。高中的时光是最欢乐的时光，当时的我们也是最好的我们。

让我铭记一生的校训

莫嘉轩(2016届国际部)

依稀记得初见金陵中学时，那时正是暖春时节，校园内主干道上的梧桐树开始掉梧桐絮，主干道左侧的一块儿很大的淡黄色石头，上书四个大字“诚真勤仁”。

离开金陵中学时已是盛夏，我依旧记得在燥热空气中梧桐树的绿叶上的阵阵蝉声；时不时还传来几声鸟鸣，就像要和知了一比谁更不忍又一届的瓜熟蒂落。地毯在记忆中依旧红得刺眼，那是为刚刚结束的2016届毕业典礼准备的。“思君不见倍思君，别离难忍忍别离。”毕业典礼是我和Kitty一起主持的，剑桥班的毕业典礼与本部的毕业典礼，时间正好错开。

在“东风西渐，南雁北飞”之前最后一次再见金陵中学，已是在盛夏之末，早秋之前，隔着那一道铁门，我看到梧桐树的叶子已有了金黄的边，知了也渐渐地叫不动了，只有鸟鸣依旧。我随后远渡重洋去了加拿大，在冰天雪地的麦吉尔，也只剩下“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

从高一前的轻狂到高三后的远渡重洋，从入学时的怀揣梦想到毕业后的扬帆起航，我所经历的三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说短是因为在人生中，三年恍如白驹过隙，眨眼即过；说长，则是因为我自认为高中的时光为我形成正确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打好了第一层基础。

刚入学时的第一个下午，所有新生要集体学习唱校歌、记校规。自那时起，我开始知晓金陵中学是有着悠久传统的百年老校，并且直至今天依然在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甚至全国傲视群雄。其120多年的历史既让她像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又让她像一位风度翩翩的贵族。也就是那一天，我确认了“诚真勤仁”是我们的校训。

高一上学期，我们在擦窗户时踩坏了一张桌子，这件事情其实本是一件无人知晓的小事，当时一起打扫卫生的同学和我都明白，如果我们把这张桌子调个包，没有人会知道此事。然而我们后来的所作所为，让我至今仍旧倍感骄傲：我们上报总务处，我们损坏了公物。因为是无心之举，所以没有获得批评与处分，只是照价赔偿。赔偿价格为50元，然其教会我们的东西却远远不止这50元：诚实守信，勇于认错，即为“诚”。

高二末高三初的剑桥班学子是最为忙碌的。高二的CIE成绩直接决定了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大学。考试月从5月初持续到6月中旬，在这一个多月期间，我要参加数学、物理、化学、经济等多门科目的考试，一门科目，多场考试，取每场考试分数总和为最后成绩。高三上学期的申请季，除了要维持学业，还要完成申请资料的准备，个人陈述的撰写，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所幸最后的结果总是令人欣喜，而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准备的态度，也刻在了我的心中。踏实求真，戒骄戒躁，此乃“真”。

纵观整个申请结果，所有被世界一流名校录取的同学，往往不止被一所一流大学录取，这一点与“马太效应”如出一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样的人才，各国名校必争相抢夺。而这些同学多是三年学习中最为刻苦的那一批。刻苦并不是死读书，而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并且从来没有停止过向着目标努力。永远井井有条，永远饱含斗志，永远受人瞩目，永远不言放弃。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持之以恒，勤勤恳恳，曰之“勤”。

所有的金中学子，无论本部还是国际部，入学之初都要在盛夏参加长达一个多礼拜的军训，除此之外，还要在高一末参加学农。军训和学农所教会我的，是对集体与同窗的尊重。一年一度的环湖跑、运动会，亦是大家同甘共苦，并肩作战之时。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同学间互帮互助，师生间互敬互爱也在我的心中播下了善意的种子。毕业之时，我的班主任陆艳老师，赠予了我一套全英文的书籍《立场》，这套书涵盖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目前大部分热点时政问题的讨论。恩师知道我喜欢辩论，于是有意培养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彼此尊重，相互友爱，故称“仁”。

金中的校训，初看并不高亮，即为简简单单四个字，然而直至今日，我才明白其中蕴含的道理，是值得让我们铭记一生的。古人有云，上古造字，王玉同字。王字三横一竖，三横乃天、地、人，一竖，乃参通天、地、人者。参通天、地、人者为王。那么如何参通天、地、人呢？莫不过“诚实守信，勇于认错；踏实求真，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勤勤恳恳；彼此尊重，相互友爱”。若能做到“诚真勤仁”，便是王者风范，自能傲立于天地之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我和金中数学组的老师们

王天娇(2016届)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哪门学科学得好，和老师的关系就一般，哪门学科学得不好，和老师的关系就好。像数学这种差到家的学科，那就是和数学组老师的关系都很好！下面就是我和数学组老师的故事：

用力生活的王泽扬老师是我最后认识的高一数学组的老师。一天晚上，我常态地被数学搞得焦头烂额，却找不到一位可以询问的老师，班主任告诉我数学组有一位王老师，可以去问他，这样我就认识了王老师。他讲题讲得特别认真，每次都会带着他独特的草稿纸，不大不小的草稿纸好像怎么也用不完。他的草稿打得很规矩，他写字的时候也很用力。我呆呆地看着他在纸上演算，表面上在听他讲题，其实心里在想着那张草稿纸。如果草稿纸有生命的话，当他的笔重重落下去时，那草稿纸应该正在唧唧哇哇地叫疼，当他的草稿纸，可真是不容易啊。我想他平日里应该也是这样，是一个很用力生活的人。

王老师很惨，整个数学组就他一个人没有躺椅，我喜欢趁他不在的时候，跪在他的椅子上和曹老师讲话。我向曹老师说过其实王老师也很想要能躺的椅子，曹老师建议我把他的椅子压塌，这样他中午就可以睡觉了。从此，我一直致力于压他的椅子，希望在高考前可以把他的椅子压塌。可惜我太苗条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让我觉得非常遗憾。

有天晚上我和他一起下楼，他叫我好好加油，什么也不要想。他真的好正能量啊。

智慧幽默的曹思齐老师和王老师相反，写字轻轻的，整个人也有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他走路有点慌慌的，手背在后面，表情很严肃，给人一种很不容易亲近、孤傲的感觉。最初见到他，我以为语文组招了个小鲜肉语文老师，之后发现他竟然是教数学的，我震惊了。一开始我很害怕他，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我因为和某位老师聊high，迟到了。我以为他会发火，还好他没有。结果我一连迟到了三次。

他真的很可爱，一旦熟了之后就很爱笑。他笑起来的时候，像正弦函数那样波澜曲折，像一只大号的小神龙玩具，让人感觉看到他就回到了童年。

每次我遇到困难或者不开心，就会找他，听他特殊的安慰，每次都有良好的治愈效果。第一次体验这个效果还是我俩认识没多久，我对英语口语测试很虚很怕，我向他抱怨要是我真拿了B可咋办啊，他叫我不要紧张，按平时水平发挥就行。我哭丧着脸说，我水平就是B啊！他嗤嗤地笑起来说：“人人都是A，你要是拿B，你多独特啊，人家可都没有。”第二天备考的时候我想着他说的话，决定骄傲地当个另类。测试结束老师问我对成绩有异议么？我看到了一个A的时候，真是震惊了，连忙说没有。出了考场，我就站在马路边给曹老师发短信，告诉他我拿了A，他回了一段“哈哈哈哈哈哈”和“恭喜恭喜”。我似乎隔着屏幕都能听到那笑声，那天我真的感到久违的开心。

有这两位小鲜肉在，不仅不愁题目没人问，更不用担心没人聊天。无论是爱把大门敞开的王老师，还是爱虚掩着门的曹老师，只要我看到有人在，就想进去和他们说说话。记得高一去学农的时候，我发现所有数学老师都走掉了，我独自暴风哭泣的时候忽然看见了拿着杯子去倒水的王老师，那种激动就像劳苦大众看到了红军，看到了亲人。我赶紧回去拿题目缠了他大半天。

离开金中之后，没想到我最想念的老师竟然是“大龙猫”徐美松老师。我称他徐美美。

徐美松老师的到来是高三我们全班最重大也最期待的一件事情。记得他第一天到班时穿了一件上绿下灰的体恤，走路很轻，像在空中飘一样。他好像有点害羞，没有转脸看我们，我们也有些忐忑，侧着眼迫不及待地窥视他。他不爱笑，是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我一开始不太喜欢他，他在还不知道我实力的时候点我上黑板写了一道数列，我不会，很尴尬地下去了。下去之后，我前桌转头跟我说那题很难，她都不会，徐老师肯定是故意想让你出丑的。之后上课我就有点赌气似的开始和前桌传纸条。有一次徐老师很生气地敲了敲我们这儿，我觉得他恨死我了，我想我惨极了。

我和徐老师关系好起来是因为运动会。我们班的进场式是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可惜我们班没有多余的男孩子了，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徐老师。记得当时磨了好久好久他才同意赏光。第一次在操场排练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过来开徐老师的玩笑，徐老师像孩子一样追打着他，在空气中留下了很快乐的笑声。呀！原来他还会笑的呀！

每星期的三个下午，我都会趴在他极小的小桌板上写我基本上全不会的数学题。记得有一次去找徐老师问题目，他娴熟地从他办公桌底下抽出我曾经坐过的凳子。他讲得很仔细，以至于我想哭，我怕耽误他太久，听得差不多了就想走。这时他忽然很严肃地给我撕了张草稿纸说：“来一次就要有来一次的效果，你把题做一遍再走。”我看着徐老师超认真的样子，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徐老师特别开心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闭着，有时闭一只，有时闭两只。我受他传染，笑起来的时候也会闭眼睛了。徐老师穿白衬衫和灰外套的时候尤其像一只大龙猫，他也像龙猫一样温暖。我每次见到他都会很快乐，是那种无忧无虑，像傻子一样的快乐……

汤业荣老师看起来很可怕。他戴着厚厚的眼镜，我以为他是一个很严肃的老师，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开始调侃我之后，我就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每次去向徐老师、马老师问题目，他都会神来之笔地插两句话，让本来有点无聊的题目，可以变得开心起来。

虞玲玲老师简直就是一个大写的温暖，笑盈盈地让人想嗲嗲地多跟她讲几句话。我艺术考得不好，她很耐心地开导我。她还把朋友从韩国带给她的粉粉的小唇膏送给了我，她的“我发现你最近又漂亮了耶！”让我开心了好久好久……如果金中都是像虞玲玲老师这样可爱的老师，那整个金中应该都充满了粉色的泡泡。

会用南京话大声叫我驼子的是张松年老师，他的声音如雷贯耳，记忆犹新。胖胖的张老师还是苏同同学的妈妈在金中上学的时候的老师，原来张老师也曾经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魅力四射的马志钢老师，全年级女生没有不喜欢的。马老师是那种同学都喜欢打听的那种老师,“哎，刚才走过的那个老师是谁啊？教什么的？带哪个班啊？”

我打听到了，他叫马志钢，是三班的数学老师，十班的班主任。大概是男神都自带的光环吧，高一在学校里遇到他，只敢低着头怯怯地喊声老师好。他每次都会点点头，之后匆匆离开，好像一直很忙的样子。

真正认识他是高二的春天，不知名的藤叶交织错节地攀在高二的教学楼上，楼梯上原本绿色的塑胶变成了深绿，教学楼在夕阳的衬托下更显古老。我在楼梯上遇到穿着运动服的马老师下来，他的运动服是蓝色的。我趴在三楼走廊上向下看，他和王晨老师化成了两个蓝点在球场上打球。他打的时间很长，中途也不休息，和我一起看他的女生称他是超长待机。等到天色渐渐暗下去，我抱着一沓书去数学组找他，他额头上还有细密的汗。我把书抱在怀里，生怕他要过去看，因为那里面还什么都没写。那一天讲的是基本不等式，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马老师问到什么，我都只能说不会。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教我的乘一变换。

考试前六天，我又拿出了基本不等式问马老师。马老师问我会什么，我很谦虚地说会乘一变换。之后讲题目时马老师用红笔在一上面来回描着，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只能像痴呆一样看着他。最后他受不了了，喊了一声：“你刚才说你会的啥！”我才反应过来，连忙说用乘一变换，马老师已经被我气笑了。

再回到看马老师打篮球，以前和马老师不太熟的时候我都是东躲西藏地看，要么趴在楼上的平台看，要么藏在紫藤长廊茂密的植物后面偷偷看，每次腿上都会被蚊虫咬好多包，但还是雷打不动地去。慢慢和马老师熟了，就明目张胆地上前看了，甚至有时候马老师进了球还欢呼一下。等马老师打完球，再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一起上楼，等他给我讲题目。

在高三快步入四模的时候，高一高二的篮球赛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教室里都能听见楼下呐喊的声音，让我想到我曾经只看教师队打篮球，自己班比赛都没看。忽然我又想再看马老师打一次篮球，虽然我从来都看不懂。那天我去问题目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下马老师：“老师，你们什么时候打球啊，怎么最近没有看到。”

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说他们好久不打了。

我又问：“那王老师还打吗？”

马老师说他要带孩子，他也不怎么打了。

我那一刻忽然很难过，有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像是另一个时代悄然而至，四大天王风头不再的感觉。

球场上要是没了那两抹蓝色，没了马老师和王老师，那该多无聊啊。

高二运动会是在河西分校开的，我通过卖萌撒娇向学生处刘老师要来了一顶记者帽，说动我们班一个有照相机的女孩子拍马老师。所有女孩子面对马老师都是这样，她虽然嘴上拒绝了我，但还是很实诚地跟着我去了。马老师就站在操场的跑道上，绿色的塑胶草坪和红色的操场分外好看，他把外套拿在手上，抱着手臂很帅气地向镜头笑着。他笑起来那一刻，我感觉世界都亮了。

考数学的前一天，我跟他说好考前要抱抱他。那天早上下着小雨，我一进校门就看他打着伞拿着箱子在找车。我朝他跑过去。他朝着我笑了，我说：“老师，就在这儿抱啊？”

他说：“你不好意思啊。”

在我抱上马老师的那一刻，我闻到了下过雨后植物的气味，听到了轮子和地面摩擦呼呼的声音，想到了这一年的辛苦和不甘。但是那一刻，一切都很值得。

高考前马老师给我发微信，微信上说：“一切的一切都会佑护你的。”

现在想想：那护佑我的一切的一切，不就是你们么？

是王老师夜晚每次认真地给我讲题；是曹老师在我没信心时逗我开心给我鼓励；是虞老师每次遇见我都给我最温暖的问候；是徐老师在我松懈的时候催我学习；是马老师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对我的陪伴。

如果不是这些老师，我不知道这一年该怎么撑下去，好像只要数学组老师在，我就会一直开心下去。

这些老师是我的摆渡人，他们一起救起了溺水的我，他们教我放弃虚荣，教我用力生活，教我面对逆境，教我长大，让我和那个看似热血，其实幼稚的自己说再见。

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永远永远爱他们！

一个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地方

陈雨昂(2016届国际部)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转眼间，我已经从中美班毕业快两年了。

老实讲，当要给中美班的十岁生日写点儿感想时，我头一次觉得如此无从下笔。作为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一旦开始回忆，想起的就是整整三年的故事，而三年之间又有太多的人和事，至今都是如此栩栩如生。毫不夸张地说，中美班是一个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地方。

还记得刚进高一，刚来到中美班的时候，我的心态其实是很复杂的。首先，和大部分同学一样，我是骄傲、自信和憧憬的。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也很期待能在这样一个新的教育体系中学习生活；但另一面，我的内心是充斥着惰性的。这里的惰性，远比行为上的懒惰可怕得多，是一种由于满足现状而想要停滞的欲望。初中三年激烈的应试竞争不仅让我麻木地安逸于“中上游”的自我定位，更磨灭了我的野心，让我养成了回避竞争和拒绝为他人或者集体承担责任的习惯。更何况，对于一个板上钉钉一定会去美国留学的人来说，中美班似乎只是相比于普高的一个更平滑的过度，我并不期待能从中收获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然而现在回头看，在中美班的三年，我真的收获了很多很多不得了的东西。

我想，如果在高二的学生会竞选前没有孟群老师在晚上八点给我打的那两个小时的、把我说哭了的电话，我或许不会参加竞选，不会加入学生会，更不会逐渐学会把自身发展以外的责任担在肩上……

我想，如果没有陈丹丹老师的那一句“我告诉你们，我大学四年的数学就是做题做出来的”，我根本不会相信我这样一个从小就没有“数感”，没有学过奥数，没有“灵性”的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把数学学好，更别提选择数学作为大学的专业了。

我想，如果没有Dr.　Zackey和所有外教在全校篮球赛前严格的训练和持续的激励，我们作为一支所有人眼中的“鱼腩球队”，甚至都不会相信自己能冲出小组赛，更不会硬着头皮和一个个对手死扛，杀入一轮又一轮的比赛，直至打进总决赛；而我也不会相信“团结就是力量”其实远远不只是一句口号……

是的，论历届毕业生的录取结果，中美班可能不是最耀眼的，因为它毕竟年轻；论课程的设置和教育资源的安排，中美班可能确实还有些许不足有待改进……从入学到毕业，我们渐渐学会了接受和应对冷言冷语。我们明白，质疑和批评要么会为我们的进步指明方向，要么，就会让我们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让我们这个集体拥抱得更加紧密……

很多人爱把自己的毕业学校称作“母校”以表达对它的感恩之情，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似乎更愿意把中美班比作自己的孩子。在中美班的三年里，我不仅见证了自己的成长，更见证了整个项目的成长，以及很多“从无到有”的变化；在踏入大学之后，虽然一切都很顺利，但我还是会不时怀念起高中时的点点滴滴，于是每次看到中美班公众号上有新的推送，尤其是看到我们当年创立的活动现在仍然在办，并且办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时，我都会打心底里为自己感到幸运，为中美班感到自豪。

感谢所有中美班的老师、同学和校友。中美班，十岁生日快乐！

人生这三年

赵一多(2017届国际部)

中美班挺不错的。

这是我当年中考前家里人一直给我灌输的理念。这里既有金中百年老校的师资力量和文化的沉淀以培养个人情操，又有与现代接轨的趋势以跟紧世界的步伐，能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这学校和老师们能是一般的吗？与其说出国留学是我的目标，不如说是家里人的安排，有一个国外成功学成归来的姐姐，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压力，更何况初中刚刚毕业的我对自己能在国内上个不错大学的想法不抱希望。于是乎，机缘巧合，在这么多因素的推动且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我极其幸运地进了中美班，这是我目前为止人生的重要一站。

一开始确实没什么感觉，乍看来除了学生少点，教师中多了几张异域面孔，好像也没什么大的区别。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事实证明我太过于天真。这里的课程系统和之前我所经历的完全不一样！每次quiz，每次assignment都有可能决定最终成绩是B+还是A-！偏科？……谁给你的勇气不遵守作业的格式要求？梁咏琪吗？不想拿A了还是放飞自我了？听说你没事看剧？是作业不够多？考试不够难？还是阅读不够长？诸如此类的规矩，似乎给了我当头一棒，本以为中美班是避免普高悲催生活的天堂，结果发现事与愿违。

话虽这么说，但是中美班这三年给我带来的改变弥足珍贵：强调时间观念，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各种paper和project的deadline之下改掉了多年的拖延症；遵守各种规矩，这点得感谢亲爱的Adrienne和她的paper的各种要求，完全就是在以美国大学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虽然痛苦，但十分有用。在进入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开始上写作课才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因为都已经在高中经历过了……最重要的是，遇见了一群不走寻常路的老师和性格各异但又富有人情味的伙伴。

我一直觉得，在中美班，师生间的关系被拉近了不少，近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地步。凑在一起玩，一起看电影已是家常便饭；一起出远门爬山滑雪；一起在看电影的时候沉迷美色难以自拔；一起闲逛的时候讨论人间百态……在中美班，课后的师生关系更像是忘年交的友人，有了一定日子的了解，一切都显得很亲切，很自然。

作为一个数学从来没有拿过A的人，这三年我过得那叫一个艰辛。几乎每次作业发下来，我总会被“光荣”地请到丹丹老师面前和那些数字挣扎。挺佩服她那么久容忍我这么个数学白痴，那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道理，似乎在我脑海里就是匆匆过客从不留下一点云彩。考试难？不存在的，在我面前无论是难还是简单都一个样，反正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数学对我来说，永远是难言之隐。可即便这样，丹丹还是能每次都很耐心地主动来指导我，教我，盼望着奇迹的发生。然而不同于励志故事，奇迹在我这并没有发生。即便是这样，毕业后返校丹丹老师待我就似多年未见的老友，依然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切就像昨天，还未毕业，还是那熟悉的样子。

中美班，正因为如此，有这么一群特殊的老师，有这么一套特别的方式，给我们培养出的各种习惯、想法、技能，都为未来的大学生活，乃至整个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美班的三年，是我人生目前最为重要的三年。

中美班挺不错的。

我愿意做敲钟人

钱紫雯(2017届)

站在人生的某个渡口回头，总会看到当初行走在路上的时候看不见的东西。当我在这样一个大雪倾城的午后想起在金陵中学的那三年，会不由得想到梧桐木、留声机这样兼具民国萧瑟和民国风情的物件。这也让我对金陵中学的记忆变得醇厚、优雅，每一次落笔都像是在诵读一封纸张泛黄的家书。

生心忆桑梓

我在高一入学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金中印象》。具体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的我对金陵中学的一个最核心的印象，闹中取静。至今我依然这么想。金陵中学在哪儿啊？在珠江路，在新街口，都是日日车水马龙的所在，红尘滚滚。学校宁静得有些复古气息，这里这样繁华，这样吵闹，好像不该有一所学校的。更何况金陵中学历史久得像是从民国课本里走出来的，而金中偏偏生在此处。

出门衣香鬓影，入室弦歌不辍，后来的我却越来越习惯这样的反差。我们得到最新潮的信息，也咀嚼最厚重的知识，我们从四面八方而来，走进这方绿绕翠围，就能褪去风尘仆仆，淬得丝丝缕缕暖香扑鼻的烟火气，给清冷的书墨添上一两笔红火，倒也非常好。

我与金陵中学结缘应该发生在更早的时候。2014年的5月，那时候太阳还没有热辣起来，我在这样一个极适合郊游的时候，走进了这个花园一样的学校。入眼是高大蓊郁的树木，很像江南的园林，山山水水地掩映着，一步又一步的柳暗花明。敦朴的校训石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主干道上漏下树缝筛出的阳光，紫藤花正是花开照眼明的好时节，一切都宁静得让我觉得我可以坐在某个无主的草坪上，看一下午阳光下的金色微尘。

打破这种宁静的是钟声。一声赛一声的笃定。

后来与同学说起过这钟声，他们觉得这钟声隔三岔五地敲响，不知上课下课，一度使他们苦恼。我当初却只觉得奇怪。从前的学校里上课铃是一种声响，下课铃又是一种声响，严丝合缝地踩着音乐的节奏。而这钟声一声声只顾着延宕，自由地在树冠的上方飘浮，连带着人的呼吸都变得舒缓。这不是催促我去做什么，而是提醒我，冷静吧，清醒吧，跟着钟声的回响慢慢呼吸，再抬起眼看看路在哪里。

金陵中学的钟声有着远比我想到的还要多的意义。据老师说，金陵中学的钟楼是文物，也是当年南京市最高的建筑，是南京市第一座三层洋楼。钟楼的钟亭上确然是有钟的，日复一日地悬着，生出一份庄严肃穆。而对当下的金中人来说，钟声更像是一种象征，烙在记忆的神经上。所有从金陵中学走出去的学子在听到钟声的时候，都会想起在这里度过的时光，纵隔万水千山都能产生“低头思故乡”的情怀。

不知不觉，我已经把这里当作我的桑梓之地。

知君旧时好

既是桑梓地，难免父老情，我的江东父老就是在那三年里我遇到的可爱的老师了。金中人盛传，去了大学才知道金中是大学，大学却像高中。我以为这句话的一种解读就是金中的老师更有我们期待的大学老师的气质，风趣儒雅，个性鲜明。

首先，不得不提我高一的语文老师，刘红霞老师，或者说是红霞姐姐。她对于我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读书方面。她每个月推荐了两三本书给我们，多是散文化的故事，反映着现当代的一些有趣的思想。而关于语文教学，自她始我才知道语文也可以这样教。语文不再是一门以分数计量的学科，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我的大学老师也提到过所谓“文人的意境”，这种境界和一般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处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更愿意去关心无用的东西，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更加古拙。红霞姐姐问过我们，你们知道校园里的花开放的次序吗？最早的应该是小操场边上的玉兰花，之后的应该由你们自己去看。她使我认为语文就应该是体验派的，去真听真看真感受，春分谷雨鸟语花香才是组成语文的血肉。当然除了教学，红霞姐姐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喜爱花花草草，我那硕果仅存的橘红色长寿花还因此得到青睐；养着一只松鼠，一度让我们惊奇不已；热爱运动，每日都活力满满，光是与她打过照面就很让人开心。我曾经和朋友说，我有过一个极好极好的语文老师，遇见她花了我许多的运气。后来因为文理分科我们换了语文老师，红霞姐姐与我们的告别也很美，她说，教学楼转角的绣球花开的时候就是我们分别的时候。从未关心过那一株绣球花的我每每经过都会看上一眼，日子一天天过去，绣球花最终开放。

高二我们换得的语文老师却更令我难忘。朱老师，人称“朱总”，男神一样的人物，未见其人我就听过关于这个老师的“传奇故事”。可他在见到我们的第一面却直说“不要崇拜你们的高中老师”，让我一下子觉得很有性格。一年的教学相处中我总觉得朱总有一种疏离感，不过分亲切，也的确关爱我们，让我在他面前总有一种被“一眼望到底”的惴惴。如果对别的老师我是喜爱的心情，对于朱总更多的是敬重，像是在对待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到了高三我们又换了一位语文老师，爽利直率的王芳老师，不过我们更喜欢叫她王先生，又复古又俏皮。她给我们紧张的高三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也让我们从书山中抬头看看周围的世界。我作为一个文科生，对语文这门学科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对语文老师也有着更深的眷恋。回忆的时候才发现，我在金陵中学遇到的语文老师竟然个个出奇，笔尖起落就有了说不完的故事。

金陵中学是不乏好老师的，但真的要说起来竟是要另开新篇才说得完。所以除了我喜爱的语文老师们，我只想再说一说我三年的班主任，赵巧林老师。初见的时候印象并不深刻，只觉得他和许许多多的高中老师一样认真、朴素、真诚。后来读到了一位学长对赵老师的评价，方觉“真奇人也”，能循循善诱，能斗智斗勇，看似普通竟是无所不能。再到他诉说自己的成长史，分享许多见闻和观点，我才开始觉得学长也没有夸张，他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好老师。比起教我政治学科，他对于我的影响更多的在于怎么树立自己。他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他说，你们是文科生，说和写是万万不能丢的；他说，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我开始有意识地表达自己可能还不成熟的观点，写出可能文笔不佳的文字，一点点地往前走，内向的性格也在慢慢改变。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教育理念，他希望的不是我们高考的时候能怎样用上他教的知识，而是二十年后三十年后我们依然能受益于他教的知识。这种知识，早就超脱于纸面，融在日常的言行之中。

我以为，好的老师不在桃李满天下，而是每一个学生都因为受教于他门下而感到幸运。这样看来，我就是很幸运的。金中的老师教书本上的知识，也教我怎么不卑不亢地为人，怎么向世界发声，怎么走过低谷，怎么让“人”字有骨有格地站立在天地间。我的人生才走过了一小段，日后还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但“自我站立”意识的觉醒是在这方校园里，在这些“先生”的谆谆教诲之下。只道是寻常提到了先生，就不得不提同窗。同学大概是除了亲人之外最亲密的关系，因为我和他们有太多的时候相处。高中时期又是最接近成人的一段求学期，我回忆起的一张张脸庞都风华正茂，熠熠闪光。

高一的班集体是我最热爱的集体，那种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感觉很令人感动。很多老师都喜欢说，班级就是一个大家庭，但真正的家庭感不是来自口号，而来自一日又一日的情感凝结。我们会一起做很多事，打扫班级卫生也好，打理花草也好，每天都让人觉得生机勃勃。这可能就是家的感觉，也许我们有着各自的不顺意，但只要在这样的集体里，就让你觉得温馨。

这三年里我也认识了很多的人，或同窗几载，或一面之缘，却都让我觉得眉眼温柔，好像在这个校园里的人都格外善良。我并不想大张旗鼓地回忆某几个知心的好友，因为对我的每一个同学来说，他们都出现在了我的金中故事里，都闪烁着独一无二的光芒，我也愿意给他们我所有的柔情款款。他们中，有的开朗豪气，与我整日嬉笑，关于他们的记忆总有铃铛一样清爽的笑声；有的才华斐然，气质出众，与他们相处总让我想到“见贤思齐”；有的则温柔和气，善解人意，报世界以温暖。金中给我们的应当是一种氛围，让我们愿意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表现自己的美好，对摩擦和矛盾予以宽容，让尖锐变得温和。

我一直相信“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不敢说每一个金中人都是君子，但我觉得我的同窗们都愿意做这样的人。而我有幸作为其中之一，也在这条道路上努力地前行。最快乐的，不过是在某一个追忆流年的午后，在记忆的海洋里打捞起那些少年人清澈的眼眸。

回忆太多真的伤神，醒过神来，大雪刚刚停止。一不小心三年的时光就已经从我的指缝之间溜走，我也从金陵中学在校生变成了金中校友，突然就很是伤感。我记性不佳，那些光阴在我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蒸发，我只能用力地抓取一条又一条金光闪闪的片段，上面是彼时的芳华。说是回忆金中，我却更多地在回忆金中的人。

人之所以对某地念念不忘，大概正是因为那时那地的那些人吧。我不再是聆听钟声的人，却愿意成为一个敲钟者，告诉人们我曾经遇到过多么好的人，曾经有过多么幸运的时候。我希望那些听到钟声的人，都能想起那散发着清新香气的好时光。

因为中美班，我可以做到最好的我

费雨晴(2017届国际部)

想想时间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我就已经高中毕业了；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大学的第一学期就已经结束了。

在金中的三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段时光对我带来的影响有多大，直到进入大学之后，每当我在山上的校园里奔波于各个教学楼赶着去上课的时候，就会怀念高中在小而温馨的汇文楼里大家挤在一间教室上课的日子。每当上课被周围的陌生感包围时，便会想起在中美班打成一片的同学们。每当遇到上课对你和蔼可亲，考试翻脸不认人的教授时，就异常思念着高中认真可爱按常理出牌的外教和老师们。每当我看到全部是图片的PPT只能靠手速记下老师的重点的时候，我就怀念PPT还带着注释的时光。每当我周四晚上被作业折磨到深夜的时候，便会想起高中时周四晚上的特别节目movie　night。每当周末被拖延症拖到周日晚上挑灯夜读赶essay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有个老师一直在你后面念叨催你写作业学习也挺好的。每当我在村里食堂和餐馆吃不到中国菜的时候，就想念着高中外卖熊本式冒菜、麻辣烫、奶茶等。当我假期回国时我妈问我英语的语言环境是否适应，我说没有，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金中真好，中美班真好。

短短半年过去，我脑海中关于中美的记忆依旧清晰。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踏进教室里丹丹老师对我说：“你就是费雨晴吧。”这样的场景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没有一个老师会这样主动地去记住你的名字并且对应你的人。而在这里，她们做到了，仅仅是通过你发过去的照片，她们记下了你的长相和名字。

初次体验全英文授课时就被大老师历史课上多而复杂的英文地点名称人物弄得头昏脑涨，Tsang在心理课上以飞快的语速讲解着心理专有名词让我根本反应不过来，这些小的不适应都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让我顺利度过了第一学期。

当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托福口语分数的时候，我就知道口语是我的短板。由于多次自我尝试无果，首先是丹丹找到了我，告诉我她自己学英语的方法，看一些美剧，学习剧中人物的发音，多看英文原著。接着我又去找Monica练习口语题目，每练完一题，她都会给我反馈，纠正单词发音和语句用法。她还让我自己在家练习时录下我的回答，再自己回放听一遍，找出自己的不足并改正。就这样，我从哑巴英语外加乡村口音的发音逐渐变得熟练流利起来。

文科一直不是我的强项，尤其遇到写作文我就会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读书笔记和每周小记都是让我痛苦的作业，每次交上去的都是一些毫无思想感情和逻辑的话语，得到的分数显而易见也不是很高。我原本觉得我未来的专业跟文科没什么关系，我只要学好理科就行，但是我的偏科又让丹丹找上了我。她觉得文理科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数学的逻辑思维要靠对语言表达的理解能力才能培养而成，单单偏好理科或文科只会削弱你的强项。于是，我开始读一些文学名著，锻炼词语表达的能力。临近期末，我也认真去听那些文科好的同学详细讲解历史专有名词的意思和意义，听他们讲作文题目以及他们认为要写的重点。而我自己，也会为大家去解释数学物理题目。我觉得这样一种互相帮助的学习氛围，是中美班独有的一大特色。

又想起申请留学的那段日子，我每天绞尽脑汁想着文书思路，临到要交的日期才拿去给Monica和Altice看。Monica觉得我的故事是真实的，但用词过于简单，所以我又去找Altice帮我改。其实他当时挺忙的，临到期末有好多历史论文要改，但他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放学后和我一起逐字逐句地对我的文书进行修改，一直到晚上7点才结束。因为这些文书，我才能申请到我现在的学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专业。也是因为Altice的建议，我才选择了现在的学校。所以说，真的是通过这些老师、同学的帮助，我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们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主动去做的努力，三年前的我是想象不出自己会变成现在的我。因为他们，因为中美班，也因为我自己，我可以做到最好的我。

我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给了中美班。第一次军训外宿，二十个女生在一起叽叽喳喳，每天都要被教官赶着去睡觉，最后一天还一起睡过头挨训；第一次一起看电影，有次女生专场看《桃树》，所有人哭得稀里哗啦，结束后还假装自己没哭过；第一次环湖跑，没跑几步就开始累得气喘吁吁，停下来走几步，好不容易跑到终点，发现后面几乎没有人了；第一次美食节，站在寒风中三个小时只为卖出奶茶、麻辣烫，为班里挣班费；第一次参加运动会项目，在大家的呐喊助威下没跑倒数第一；第一次过集体生日，大家围坐在学农基地的操场上，中间摆着几个蛋糕，在星光下吹着蜡烛许下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爬泰山，和顾菲艰难地在最后一段扶着栏杆爬上了南天门，第二天凌晨起来看了日出以后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第一次滑雪，数不清在滑雪场里摔了多少次，最后腿几乎是颤抖的，到了下午根本不想再滑了；第一次……无数的第一次为我的高中生活增添了色彩，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因为金中，我进入了中美班。因为中美班，我才认识了这一帮老师、同学们。他们不仅是朋友，更像是家人。因为是家人，所以即使天各一方，再次见面也不会陌生疏远。有他们的中美班，才是我记忆里的家。

致这片喧嚣中的宁静

陈艺溧(2017届国际部)

所谓母校，就是一个毕业之后就把你做过的坏事蠢事跟你一笔勾销的地方。因此，每次在提到她的名字的时候，我的嘴角都会微微地上扬。

在金中，国际部属于一个稍稍特殊的地方。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让我感到足够自由，受到校风的影响，金中本身就给了学生一种开放轻松的环境。金中的老师和学生跟别校相比，也显得更加内敛和沉稳，没有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压力和繁重的学习任务，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和生活，总是让人的内心平和并且积极向上。

校园没有多大，却足够逛上三年。十月深秋，闻桂花香气铺天盖地地涌来，就像海浪一层叠着一层，把你打晕在树下。腊月飞雪，虽不是北方那种豪迈的气势，但也是极适合金中的冬色。四月入春，海棠、桃花和无数叫不出名的花像烟火一样，一簇一簇地在枝丫上爆炸开了，如果适逢天气宜人，赏花的人群能在学校里组成一个赏花团。六月凉夏，可能是她最不美好的季节了，太过于完善的生态环境引来了大量烦人的昆虫，但令人欣慰的便是还有远超我年龄的树木们提供的巨大树荫了。

图书馆似乎是老旧建筑的代表。比起这座老建筑，我更经常去它后面的那间阅览室。想必也是有些年头了，书架上堆放着好几年前的杂志合订本和刊物杂谈，微微浮尘在午后的阳光下从一个书架流向另一个。窗户是那种已经锈迹斑斑，在我小时候才能见到的窗户类型。虽然破旧，但是看到之后内心不由得会有种文艺青年般的怀旧感。前不久所有的窗户都翻新了，仿佛一扇窗可以承载的过去都被舍弃了，实在是觉得有点可惜。

要说她还有哪点吸引了我，就是那栋藏匿于操场旁边毫不起眼的二食堂了，像废弃仓库一样刷成灰白的外墙和吱歪的大门，丝毫没有让当时刚入学的我意识到这个地方的真正价值。一旦熟络起来，我就变成了常客，每次必点的是三块钱一碗的皮蛋瘦肉青菜粥和十块钱一碗的筒骨面。筒骨从来不缺斤少两，厚厚的肉片下骨髓也是满满的，甚至有时候还要两个人分食才能吃完。除此之外，还有无数香喷喷的小吃，想必整个南京都找不到比这更美味实在的地方了。可能这就是虽然“夏暖冬凉”，却还是很多金中学子闲暇之余谈天说地、做作业的秘密基地的原因了吧。

金中属于我喜欢的那种充满古旧和包容的地方，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在这繁华商圈里她所展现出来的别样美好。我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保安大叔们总是对不属于学校的人那么凶巴巴的，可能是因为想要好好守护这扇校门里的珍贵事物吧，毕竟校门外是南京，校门内便是金陵啊。

桃

李

坐

春

风

校

友

回

忆

录

中美班，一旦拥有即成永恒

祖业阳(2017届国际部)

我们因为中美班而走到一起。

在军训中我被选作年级唯一的标兵并且听错指令搞砸汇报演出后，我意识到这是个注定不平凡的三年。

三年摸爬滚打毕业了，但中美班没在我生活中消失。回忆金陵中学中美班的日子似观赏一幕幕电影，那是我们坐在教室里，吃着比萨和生日蛋糕，在Movie　Night中度过的三年。

我挺倔的。初三，中美班招生会，看完陈雨昂的演讲，我一拍大腿：“就上这，没得说。”这位高二学生对掌控全场的自信，那份中美班澄清网上流言蜚语的那份底气，他让我看到了我要努力的模样。那时国际部对大部分人可不是什么好词，这样的对话我几乎每天都得重复：

“同学请问你哪个学校的？”

“我金中的。”

“是那个金陵中学吗，很好的，还有星光班？”

“啊不，我金中中美班的。”

“哦……国际部的啊。”

来吧，谁怕谁。我得证明给所有人看：我们同样优秀。

不过中美班的生活教会我，做真实的自己。我们不用和谁比，每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也无须证明什么，人生本没有什么捷径可图，跟着自己的步伐走，总会踩出一条独一无二的足迹。

学习压力远比想象中的繁重。如你看到我早上上学路上抱着一张张A4纸在背单词，别说了，今天Monica要默写；如果你看到大家都疯狂用iPad打字并在各个打印机间来回疯跑，准没错，Altice的论文今天deadline。放学做一套科学，找Monica练完口语再去打球，周末还能特地和同学不约而同来班上自习刷两套ACT。少了种竞争感，多了分相互支持厚重的友情。

我们在学习中生活。以生物课作业做生物圈为理由，我们弄了个鱼缸在班养起了金鱼；班主任刚入学让我们每周写“小天使”，那段时间满脑子想TA是啥样的人呢？于是旁敲侧击去观察询问TA的生活，有时候一不小心藏不住秘密还会穿帮了。不过一学期就这样写了七八位小天使，期末也收到一份来自TA们整合的礼物，看着这群好像比我还了解自己的伙计们对自己的评价，忍不住看了一遍又一遍。

课堂上，是Alex的“呵呵”满教室飞，是the　Lord　of　Flies中的海螺一样代表着发言权；是爱搞怪的大老师举起双手大喊“HISTORY！！！”；是Mrs.Gee一流的幼圆字体板书；是听Zackey上课花式吐槽；是爱玩的Fields总能在THE　TWILIGHT　ZONE吓到我们得意的表情；是AQ那一丝不苟和严格的Essay标准；是Monica一次次说你们是我们带过最差的一届（不存在的）；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的骆&蟹语。这些曾以为会忘记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在眼前。中美班早成了连接我们每个人的情感的纽带。我还记得，每个月要过的集体生日，切蛋糕，被我用奶油涂满脸追着我满走廊跑的你们；我们偷偷地去旅行，嘴上说着不愿意带着我们麻烦的班主任，不过没了她得少多少乐子；本着在我们的赤木晴子面前好好表现一番的热血，篮球风靡了全班，我们有了一只自己的球队；日常输球，吵架，有了Dr.Zackey做教练，酷得不行，抱回Big　Three金牌的时候还是挺得意地发了条朋友圈。

前段时间家人问我当初后不后悔中考没填南外或者附中，要试试别的选择呢，我脱口而出的一大段：

“如果没来中美班，我见不着这群搞小集体倾向的女生；如果没来中美班，我遇不见这群兄弟；如果没来中美班，我也不用受Monica这样妈妈式的班主任管。

不过，我还选中美班，我想再和全班同学一起在泰山顶看日出；我还选中美班，我们还约好了再去一探长白山天池的真身；我还选中美班，我们还要和剑桥打比赛，不能少了我这个控卫；我还选中美班，我要和我好兄弟们一起做更优秀的主席们；我还选中美班，我期待每周四和他们看电影吃蛋糕；我还选中美班，我喜欢被他们打趣做冷场王，总要有个人给聊天画上句号。”

我亲爱的兄弟们，我在LA输了球总想到“这群小子真不懂我”，身边要还是你们，得给他们颜色瞧瞧。我把队服收着呢，管他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凛凛，要再吼句“ONE　TWO　THREE　TEAM”响彻金中的天空。别忘了，赛季还没打完，我们的冠军还没拿到手，我们可是中美人。

身为第三届完整三年制的中美人，学哥学姐和老师们让我们体会到这是一个家，一个学习中生活的家。

感谢这三年中美班的生活。在老师同学们的包容和支持下，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拥有了放手一搏的勇气。三年前，我把自己交给了中美班；三年后，中美班和我共同创造了更自信、坚强、勇敢的我。正是因为这三年的成长，让我前所未有地迫不及待看到再一个三年后我的模样。我很骄傲做一个中美人，“ZMB”早已成为我的一部分，伴随我无所畏惧在外闯荡。

到了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我还能一直和Alycia，Joey，AQ等保持着联系。中美班是一个大家庭，是联系着我们的纽带，“ZMB”是只有我们懂的神秘语言。一届届新面孔的外教和同学们也在为“ZMB”注入新鲜的血液。十年了，期待我们能更快组成在美国各地的同学会，我们一直都在身边，不曾走远。

中美班，十周年快乐。

中美班我想念您的一切

章尔菁(2017届国际部)

已经毕业七个月的我，依旧会在恍惚中以为第二天就会回到中美班上学，会情不自禁想念午间走在金中校园时从叶间透出的阳光，会不断翻看毕业视频、同学老师写给我的明信片和我们三年留下的所有照片。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三年间的我们是如何把日子过成歌儿的。也不是没有难过沮丧的时候，但就是会在第二天的清晨又充满希望，又会期待新一天里的惊喜。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变成了小学生，有些明明是很千篇一律或者幼稚的事情都能让我快乐起来：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在大课间跑步运动，有一个身影永远会站在队伍的最前端，“超凶”地看着每个不好好跑步的人。那时候终于明白学弟学妹眼中的她有多威严，可是又仿佛她是我们的在下一秒就会“破功”笑出来的小班长。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以前在教室永远待不住的我，会在高中开始爱上所有能在教室待着上的课，尤其是那种能25人、甚至50人一起上的课。我总是相信在一起的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所以不管是高二开始跑班上课或是将座位拉开考试，都会让我有些伤感。当然我也很好奇，是谁给我的勇气让我能和老师们这么亲密，我会时时刻刻想要去拥抱我们班的小班长，会在有问题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跑到办公室去，请教那位像父亲一样照顾我的老师，会在课余和帅气的他踢踢毽子，会和永远乐观带着笑容的他们去说说中文，甚至在喜悦时相互拥抱。还有好奇的事，就是我居然能有幸遇到了这么好的同学和朋友，现在的他们依旧是我的微信置顶，他们在我的生命里写尽了青春的美好，我们一起吃过的每顿饭，看过的每场电影，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点亮了我贫瘠的生命。

这些看似零碎的回忆是我现在最想回去的时光，也支持着我度过了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七个月来时常感到的孤独和落寞。我想念中美班的一切，想念这里所有人们曾给过我的善良和幸福。我依旧能记起所有的点点滴滴：想重新认识你们，想重新走过这三年。我想补完那一次班会的下半场，我想再写几篇读书笔记，我想再打一次雪仗，我想再在中美班登台演一次戏，想再和大家一起刷题，一起去香港，我想多和大家吃几顿集体饭，我想再写几篇文章，告诉别人我生活在一个多好的集体里，我想再上几次AB数学课，我想再过几天毕业前大家聊天谈未来的逍遥日子，我想再看到毕业那天大家最美最帅的模样，我想将每个人都铭刻在我的生命里。

现在已经不再是毕业时那种强烈的感伤，因为这些思念已经融入我的身体，时时刻刻提醒我，要带着我们的回忆去更加珍惜生活，不论喜悲。中美班的三年灌溉了我追逐梦想时的坚韧，教会了我遇到难题时的冷静；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上，我还是执着地去做那个最勤奋的种子，尽力地发光发热。只是再也没有人像从前那般宠着我，但渐渐地也就释然了，曾经拥有你们已经是我最大的幸运了。不管你们在哪，我衷心地祝福每个人都能有更好的未来，也会一直记得这个我们的家，而我相信中美班也会作为最美好的地方继续温暖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师

长

回

眸

缅怀李治中校长

柳铮铮(原金陵中学教师)

李校长走了，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怀念和遗憾。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师长、好朋友。站在他的遗像前，看着他紧蹙的双眉，深邃而略带忧虑的目光，不禁想起他为十中教学改革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往事。

李校长在十中（现金陵中学）担任校长期间，一直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在那个年代，抓业务就是走钢丝，一会儿一个口号，一会儿一个运动，学校的教学工作举步维艰。但李校长面对万变，不改其宗，始终抓住课堂教学不放，始终在探索教学改革的路子，始终注重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他常说，学校工作是要在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看出成果的。现在就是要打好基础，打好知识的基础，打好做人的基础，打好身体的基础。我们要为国家负责，为家长负责，为学生负责。

因此他要求教师上好每一堂课，每一节课都要有实效，要学生在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上获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他亲自去课堂听课，亲自上课，掌握教学“第一手”资料。发现“好课”，及时总结、推广。我记得有好几位老师都曾在江苏电视台做过示范教学。高质量的课堂教学，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离开学校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老师们在课堂上给自己的教益。

他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常对我们说，老师要教会学生“学”，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教是为了不教”，教师不能跟着学生一辈子。语文老师出一个作文题，你老师要先做，要知道学生的难处在哪里，怎样展开思路……理科老师要讲清概念，利用例题让学生举一反三。

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期间，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初一年级安排有经验的老师，初一学生作业要有规范。写中文一律用方格纸；写外文，一定要用蘸水钢笔，要用三条杠的练习簿；等等。

李校长提出了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口号，他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要他们主动地学习。除了课堂，还利用课外活动营造生动活泼的学习气氛，把学生的精力和兴趣引导到学习知识上来。1960年开始，学校的课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他要求图书馆全天开放，敞开借书；每周都有一到两次的学科讲座和学科性的比赛，如演讲比赛、数学比赛、歌咏比赛、球类比赛……要求各科教研组组织课外兴趣小组，让学生自己动手做教具；开放实验室，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为了督促大家去参加课外活动，放学后，他亲自去把学生撵出教室。他自己还参加华侨学生组织的管弦乐队，又明确规定教师布置作业的数量、时间，用具体措施保证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初一年级的学生一进中学的大门，就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学习知识探索科学的大门。有一些同学的志趣就是在课外活动小组里得到启蒙和培养的。

李校长非常重视学生的健康。开行政会议讨论学校工作，他邀请医务室的王兆秀医生来参加，要她汇报学生的健康状况、校园的卫生措施以及学校食堂的营养调配。要食堂管理员吴绍沧写好一周的菜谱。有一次他去厨房看见洗菜的张师傅把菜切碎了洗。他立即批评说：“这样洗菜把营养都流失了，一定要洗好了再切。我们就是为学生服务的，千万不能为自己省事而有损他们的健康。”为此他常去食堂检查、督促。

李校长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除了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树大志，还很重视学生道德行为规范的训练。他拟定了各年级学生守则的内容。他曾要求班主任在班会上说些“小事情”，如懂礼貌、讲卫生、尊长爱幼等。现在看来这正是常被人们忽视，却是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一位同学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他在操场玩，忽然李校长叫住他说：“我看见你刚才在挖鼻孔，这样不好，既不卫生也不文明。以后要注意了。”这个同学感慨地说：一个校长连这样细微的问题也能注意到，真是观察入微啊！

李校长对工作十分认真，严谨、严肃。布置的教学任务要按质按量完成，达不到要求，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甚至会在教研组会、教师大会上批评人。因此有的老师惧怕李校长，说他不讲情面。我就常常被他批评，写的总结经常要打“回票”，有时一个标点符号也要受到他的挑剔。当时心里很憋屈，甚至曾当面顶撞他。但是这种“挑剔”和“严谨”，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让我受益匪浅，我渐渐体会到，这样的领导是我们的严师诤友。

李校长严格要求别人，也严以律己。他常向老教师请教；也常找学生了解对教学的意见，每周都安排了与学生座谈的时间。他办公室的案头堆满了书刊，即使是节假日也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

他是学生物的，但对中学的各科教材都做了浏览和研究，听课前他自己要认真备课，听过课后，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能给老师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他还制定了各学科各年级教学的基本要求。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自己的任务、成绩和问题。

他要求我们做工作要有设想，告诫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我们写计划做总结，“逼”得我们硬着头皮走下去。1966届的高三从1960年进学校就承担了五年制教改的任务。改革的目的是年限缩短，知识增加，质量提高……面临这样的任务，李校长自己说，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因为改革影响了学生的前途，后来宁可把他(她)们多留一年，也不轻易地让他（她）们当试验品。

我从1951年进入金中校园到1970年离开，期间换过好几任校长，像这样认真细致抓教学的，我以为他是第一个。他对普通中学的教育是有设想的，要不是在特殊年代，李校长会把金中办得更有特色，会对教育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现在他走了，带着师生们的崇敬和缅怀，带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美好憧憬，也带着未了心愿的遗憾。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一定不会再有烦恼苦闷，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校园，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现。

李校长，请展开你的双眉，绽放你的笑颜。你无愧你的同事，无愧你的学生，无愧你毕生热爱的教育事业。安息吧，李校长！

（原载《校友通讯》75期）

祖恒同志逝世十周年祭

汪庆云(原金陵中学副校长)

逝者长已矣，生者常思念。

老杨同志，你在2000年1月20日永远离开我们，不知不觉到现在已整整十周年了。你可知道，我时常思念你。

1983年我调到十中工作，有幸认识了你。你穿着朴实，戴着一副细架眼镜，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谈吐有条不紊，一派儒雅书生的风度。你那时已是南京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和劳动模范。你做班主任所带的班级一直很优秀。1982年，你所带的高二⑴班，被评为江苏省和全国先进集体。1984年，你荣获了全国优秀班主任称号，同年，担任了副校长，我们又有幸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并建立和加深了友谊。你办公桌上的书籍和文件，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你阅读的文章，总是画上一道杠又一道杠；你处理众多的事情，总是能分清轻重缓急，很会“弹钢琴”。

你在分管的德育和体育工作中，不仅表现兢兢业业，而且显露出开拓创新的精神、沉稳不露的魄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我赞赏你顶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顶住社会上轻视思想工作的思潮，克服学生德育工作难搞的困难，充满信心地坚持德育工作改革，开创了金陵中学德育工作新局面，形成了金陵中学德育工作特色。你在领导班子和全体教师的支持下，在全市中学德育工作中做出了一系列率先行动。1984年，恢复和坚持升降国旗的制度。1990年6月，成功开展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系列教育活动，受到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和全国城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研讨会全体代表的赞赏。1992年，举办“二史一情”大型图片展览，赢得了全市广大参观者好评和省、市与中央领导的赞扬。1983年你制定和推行了《学生一日常规》，非常重视学生日常文明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并总结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找出工作规律。你在1986年全校学生抢救患白血病的校友马蓉事件中，成功地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工艺品、批发饮料，义卖捐款，《南京日报》以《嫩肩挑义担》做了报道，在全市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你最早在全市建立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学军、学农，访问农村和工厂，了解农村和城市改革形势，访问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和改革开放形势的教育，立志振兴中华。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面恢复家长委员会制度，有效发挥家长的作用。你在校内全力推广《德育全员岗位责任制》，开创“教书育人、活动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的德育新格局。你带领群众长期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科学化、理想教育具体化、道德教育系列化、行为教育规范化和自我教育制度化”的有效途径。1990年起，你又开创性地在专家帮助下，经过三年的心理教育实验，引进了心理学教师，编写了《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在高一开设“心理健康指导”必修课，在初一结合公民课进行心理品质教育，开辟了心理咨询室，走在全国中学前列。你积极参与制订和试行《南京市中学德育大纲》，率领全校师生开展《中学德育大纲》实施系列实验研究，形成了以《中学德育大纲》为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旋律，以学生日常文明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为基础，结合党的基本路线、革命传统、社会主义公德、民主和法制、科学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德育内容体系，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结构体系，采用根据青少年特点的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构成了金陵中学德育的基本特色。金陵中学被省教委评为“江苏省德育先进集体”，被中央教科所评为“中学分年级德育整体改革研究先进实验学校”，你本人被评为江苏省德育特级教师。

你在分管的体育工作中，坚持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推行“三课两操一竞赛”制度（即每周三节体育课，每天坚持做眼保健操和广播操，每周至少举行一次校级体育竞赛），严格执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推动全校群众性体育运动广泛持久地开展，同时重视田径、女排等传统竞技体育项目。1987年，你又力主举办“培养女子篮球后备人才试点校”。女排和女篮先后获得全国中学生比赛季军和冠军，输送了后来担任国家女排主攻手的孙玥到江苏女排。

1995年你担任了金陵中学校长，恰逢我退休，你和领导班子决定返聘留用我继续在校工作，让我得以发挥余热至今。我留校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编写《中国名校丛书·南京市金陵中学》卷。在同志们的协助下，我执笔完成了编写草稿的任务，又派我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参加审稿定稿工作。你对我充分信任，一切由我做主。你对我非常关心，特意向南京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招待所主任恳请“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老同志”。招待所用专车直通北京火车站月台接送我，并用专车送我到各处办事。我们的专著32万字，终于在1998年6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向全国发行。这是一份献给金陵中学建校110周年的厚礼。

在你任校长直到逝世的5年时间里，你和你的领导班子，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大大提高了金陵中学的声誉和地位。一方面，学校以争创国家级示范性高中为契机，建成6130m2的科学馆，开辟了一系列实验室和专用教室，配备了成套的现代化设备，使金陵中学的硬件建设一跃而为全省前列；另一方面大抓改革创新，大力实施《金陵中学以学分制为制约和激励机制的高中素质教育改革方案》。这是一个得到驻宁高校校长和省、市领导大加赞扬的先进的全面素质教育改革方案，从1996年高一年级开始实施。在此基础上，先后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和华中理工大学，联合举办高三教改免试直升高校实验班，放手进行全面素质教育，在国内率先采用研究型学习方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特别是回想在你的领导下，全校师生争创国家级示范高中团结奋战，我们夜以继日的工作日子里，我完成了你交给我的起草学校总的自查报告的任务，又承担了起草60条分项自查报告的任务。在起草过程中，我因过度劳累，感冒发烧，嘴唇起满水泡。你心疼我，特地从你家（五楼），用红塑料桶拎了一桶鲜活的鲫鱼到（三楼）我家，再三叮嘱：“好好休息，煨点鱼汤补补。”“士为知己者死”啊，我烧一退，立即继续起草，直到完稿。验收评估团高度评价了我校的工作，省教委通过了我校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的验收，全校师生无不欢欣鼓舞。在夫子庙状元楼感谢和欢送验收评估团同志们时，我们高举斟满“状元红”的酒杯欢庆胜利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次你到外地出差，特地带回一头用青瓷制作的牯牛工艺品送我，鼓励我埋头苦干的精神。1998年1月16日，你又率领全校师生充满喜悦地接待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我校，我校工作得到他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你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江苏省名校长。

正当你在率领全校师生继续前进的红火日子里，1999年7月1日，传来你被检查出癌症立即住院治疗的不幸消息。经过近半年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却突然有反复，到2000年1月20日你不治逝世，大家无比哀痛和惋惜。

你逝世时，我送给你的挽联是：“远见卓识，悉心开拓，对人民教育竭忠至诚，业绩辉煌，誉满江淮；敏思好学，锐意改革，为金陵中学鞠躬尽瘁，师生敬仰，名垂校史。”

在庆祝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华诞前夕，以侯军为首的你的学生们，捐资建立“杨祖恒素质教育基金”，意在纪念你、赞扬你在世时极力推行素质教育，奖励在校师生继续推行素质教育。我得知这消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值得告慰你的一件事。

祖恒同志，在你逝世十周年之际，我无以为念，谨以文祭。

（原载《校友通讯》63期）

六十年的金中情缘

章承鲁（原金陵中学教师）

1949年12月，我从南方来到南京。翌年2月，考进了金大附中高二春季班学习。本来，我只指望在金中打好高中基础，然后顺利跨进大学之门。没想到从进入这所学校开始，我其后的大半辈子，就和它结上了不解之缘：在这里，我不但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习任务，而且开始了我的革命和工作生涯；在这里找到了我生活的另一半；在这里执行了多次富有意义的工作任务；最后，还被邀请参加这里的校友会理事会活动……前前后后，历经了六十个年头。六十年的缘分，真是情深似海啊！

可是刚进金中时，由于当时特殊的条件和环境，我对它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学校有点乱糟糟的，我所在的高二春季班有时甚至还有“混乱课”；这里经常会出现社会上的反动谣传和流言蜚语；我的一件新呢子大衣在口字楼竟被偷了……进校大概一个多月，我就写了一封言词相当激烈的意见书给学校，把来校后的所见所闻、大小意见，一股脑儿发泄了一通。我当时确实产生过转到其他学校去的想法。然而，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学校私立改公立，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加上老师们认真、高水平的教学，逐渐稳定了我在金中继续学习的心情。

1952年2月，高中毕业考试结束的第二天，班主任赵允文老师约我到学校，对我说：“学校决定了，要你留校工作。如果你愿意，从现在起，你就是学校的教师了。”就这么简单！寒假过后、新学期开学前，我住进了钟楼的单身教师宿舍。1953年7月，我父亲去世，母亲和弟弟回南方老家去了，金中就更成了我的“家”，我成了金中的“儿子”！1956年春的一个上午，周家瑞校长对我说：“教育局来通知，要调你到局里工作。如果没有意见，你下午就去报到吧。”同样是这么简单，我下午就去教育局报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学子都是这样的，在学校的教育熏陶下，“一切服从需要，一切服从组织”，“为了祖国、人民，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是我们头脑中的主导思想。我们都认为，我们曾经从祖国、从人民、从组织那里获得过许多、许多，付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正是这样。从进入金中读书，到留校工作，到离开学校去机关，时间不长，只有短短四年，可是，我从母校那里得到了许多，接受了许多。

母校的老师，我至今记得并缅怀可以把厚厚的范氏大代数倒背如流的向培豪老师；声如洪钟、发音标准的孙良骥老师；讲起中外史实和年代来如数家珍的王祖锡、王永芬老师；随手在黑板上就能画出准确的中外地图的徐允明老师；还有工作认真，态度和蔼、性情敦厚的班主任吴云端、黎在诚老师。当然，我更永远不会忘记高三毕业时候的班主任、我后来亲密的同志和战友赵允文老师。这些老师，无论是知识能力、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工作作风，都使我得益匪浅。我一直视他们为我的楷模。

母校的同学，在当年，让我感到钦佩，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优点的不少。最突出的当然是抗美援朝时参军的王根深、朱祖望、李正邦、陈广田、李朝杰、方光星，他们是全班的光荣和榜样。其他的如：鲍家禄，团支部书记，我的入团介绍人；王恩全、杨荣光、阮治佛，我爱好音乐、文学的同道；李正中、许世杰、许有丰、董明煜、王定兴，都是学习的佼佼者。1951年9月，友校来了一批同是暑假没有参加高考的同学，组成我们新的南京十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班，其中有不少思想和学习都很好的“尖子”。毕业后，有25位同学服从祖国需要，放弃高考，直接到了南京师专，决心当中学教师。他们都是那么好、那么值得学习的兄弟姐妹啊！

社会工作和留校工作对我的锻炼更显示出母校对我的关怀和培养。学生时代，我担任过班委，组织、指挥过校歌咏队，担任过学生会执委，到1951年5月，又接替了郑斌担任的南京学联执委的职务。这样，一步步提高了我的活动能力、工作能力，也提高了政治水平。留校工作对我的磨炼更大。当时的领导和老师对我的培养，可以归纳为“压担子”和“手把手”六个字。第一个学期，我当初一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和一个班的政治、历史，还负责编、写工会的黑板报，对一个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青年新手，任务不能说不重；第二个学期，我改任了一个新招的“工农班”的班主任，学生大部来自生产劳动第一线，年龄比我大，而文化水平低且参差不齐。领导的要求是，以“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把他们带好、教好。这对19岁的我，也是挺不容易的。这一年的年底，我被调任人事秘书。当时，我是人事秘书、行政秘书双肩挑，既要管理教职工的人事，又要了解学校的全面工作。学期、学年都要各写一份全校的小结、总结报告，从起草到誊清、复写、上报，都是一个人“包办”。同时，还担任了教师团支部书记，负责工会组织的校工学习和归国华侨学生的教育管理。1955年夏天，我又担任主持工作的团总支副书记兼教导处负责教学管理的教导员。工作要求我深入教研组、班级、团支部，甚至逐个去做师生的工作。这四年，我确实被沉重、多变的担子压得气喘喘的。可是，母校领导干部各自身上的优良品格，感染、启发、鼓励了我坚持挑起担子。刘开荣同志的优雅亲和，李震同志的宽容忠厚，王佐周同志的真诚协作，周家瑞同志的带头苦干，洪大中同志的严于责己，郑斌同志的老成稳重，还有赵允文同志的严谨细致。我不时想着：我要为祖国、为人民、为学生，也为回报学校，多做一点，更多做一点。他们日常的关怀，随时随地的指点，更让我刻骨铭心。赵允文同志在校期间，自始至终是我工作和学习的指导老师；教导主任何锡嘏同志经常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发挥学校新生力量的作用；李震同志更是时时刻刻、事无巨细，手把手地带领着我的好领导、好同志。我在母校四年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都倾注了他们的挚爱感情和辛劳汗水。

自从离开母校，在工作中，我时时记起母校教导我为人处事的道理，也时时想到应当为母校做些什么，回报些什么。初期，我差不多每周都会回学校去看看。尤其1958年我和须同瑚结婚，我这个母校的“儿子”，又成了母校的“女婿”，关系就更密切了。我在教育局期间，主要都是承担视导工作，这让我有许多机会回到母校，进行“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和“横向交流”的沟通工作。

在倾诉自己与母校的60年情缘之余，我衷心祝愿母校：为研究、总结、继承和发扬金陵中学的优良传统不懈努力奋斗；为探索、实践科学发展的教育规律、理念、途径和方法更上层楼。祝愿母校永葆美妙青春，名垂千秋！

（原载《校友通讯》61期，有改动。）

金陵中学，我的幸福在此

谢佩玉(金陵中学教师)

我和陈亦梅、张赞阳、龚秀娟、周莲瑞四位老师，都是1961年同时分配到十中工作的。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又一年，不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眨眼间我就到了80岁，已变成一个看东西眼睛有些模糊、说话有时张口忘词、走路腿脚也有些不便的三有老妪。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往日的时光，只要想起那往日的时光，我的眼睛就会发亮，感觉到全身温暖。记得刚进十中时，我很兴奋，处处感到新鲜、好奇，有些跃跃欲试，可是做起来事与愿违。印象很深的是我第一次上课，给同学们讲地球的经纬度。为了给学生建立三维空间概念，我请我父亲去夫子庙买了一只西瓜（当时9月西瓜已下市，很难买到）。谁知上课时，把西瓜一切，瓜水淌了一讲台，弄得我手忙脚乱，同学们哄堂大笑。备课方面也好不了多少。为了备好课，总是忙到深夜，后来怕打瞌睡耽误备课，我、陈亦梅和周莲瑞三人干脆轮流睡觉，此起彼伏，彻夜备课。还有一次陈亦梅请我和周莲瑞去看歌剧《洪湖赤卫队》，剧散回到学校，校门已关，我们三人决定翻墙入内。谁知我们刚骑上墙头，就被夜间的巡逻队队员发现，把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我这才感觉到自己距离一个合格的地理教师，一个好的人民教师相差甚远。我决定虚心向老教师们学习，拜他们为师。正是老教师们施以援手，给予无私的帮助，才使我一步步地走到今天。

我在金中从教三十多年，主要从事初、高中地理教学，做过二十几年的班主任和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等工作。我非常珍惜我从事的工作，记得1965年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曾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去他们所工作，我婉言谢绝了。因为这里才是我擅长而又喜欢的工作。我感到非常幸福。

令我幸福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喜欢金中教职员工这个大家庭、大集体。在这里孤单时有人陪，困难时有人帮，病痛时有人惦记。只要你想干、肯干，在金中总会有你用武之地，会得到领导的支持，老师们的帮助。比如学校曾专辟了一块100平方米的草坪给我们建立“红领巾气象园”；行知楼楼顶的圆形建筑是我们在南京市中学界第一个建立起的“天文观察室”，内配有高倍率天文望远镜；校园内还有全市独一无二的“地质亭”等。我们知道光凭我们几个人的地理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20世纪70年代末，高中新开了“地学”这门课，内容涉及天文、气象、水文、地质、生物、土壤、环境等科学知识。备课的过程中我经常向相关学科的老师们请教。他们常常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帮我查找资料，耐心地为我排忧解难。特别是物理组的钱素芬老师，经常陪我到天黑才下班。我们经常组织各种地理课外活动，紫金山天文台、南大天文系、南京地质博物馆、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南京环境保护研究所、上元门自来水厂、浦镇机车车辆厂、栖霞山、九华山等，都有我们学生的足迹。不仅走出去，我们还请进来，南京大学、南京地理研究所、南京环境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为我们的学生开过科普讲座。不论是校内还是校外，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这些全年级的大型活动，都是在班主任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进行的，是他们放下自己的工作和牺牲休息时间协助我们完成的。

1965年春，我联系好要带学生去栖霞山铅锌锰矿参观，并要下到100—200米的矿井中。李治中校长听了汇报后，考虑到学生的安全，立即决定亲自带队，而教导副主任柳铮铮老师捷足先登，和我们一起率队前往。

不仅是教导处的工作做得好，总务处配合教学也很出色。1979年的夏天，我们和上海青少年天文爱好者协会联合举办了一次“青少年暑期天文夏令营”，为期一周。近百名师生在我校食宿，就住在原先的小礼堂内。总务处的职工们在烈日炎炎的暑期，毫无怨言，默默地为我们做后勤保障服务，深得上海师生们的好评。

令我特别感动的还有一件事：我们地理组1990年曾获得“南京市中学地理1985—1990年度课外活动成果展”一等奖。用作汇报的那块大展板的美工全部是美术组许秀琴老师替我们画的，那块展板可以说是全市最漂亮的一块。许老师为我们锦上添了花，我感动不已，一直铭记在心。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

学校曾给过我不少褒奖，但这些都离不开大家对我的帮助，各位老师的热情和真诚始终是鞭策我前进的动力。

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从来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执着，一份真诚。那时担任班主任，没有额外津贴。我们从进校到1977年，十七年未曾加过工资，也没有什么奖金。可那时我们十中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计个人得失，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就是我们金中教职员工团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办好学校的精神支柱。

退休后，我常住广州。我和老伙伴们虽不常见面，可他们的一条信息、一个电话足够温暖我的心。日子越长，情谊越深，距离虽远，心灵相通。时间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带不走往日的真情。有句话说得好，“情谊要用心才能拥有，感情要真心才能长久”。再次感谢金中大家庭多年来给我的帮助、鼓励和褒奖。祝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十中风物长牵梦

沈达信(原金陵中学教师)

离开南京十中已经38年，此前，我在十中工作近20年，十中的校园、十中的人和事，却没有因为时光的渐逝而淡忘，反而在我的脑海中越发清晰，难以忘怀。

缅忆李校长，却恨几度相对无语中

虽然李治中校长的职位曾有所异动，但是我和我的家人一直尊称他为“李校长”，几十年来没变过，似乎没有“校长”这一称呼能代替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没想到2012年9月回南京，到医院探望李治中校长，竟成永别！没想到再不能去看望他，再同他聊聊大事、小事、天下事！可希望他在天之灵知道，我始终牵挂他啊！

最初认识李校长，是50多年前我莫名其妙地调到南京十中以后。那年，我从南京师专中文科毕业，却留校教俄文。不久，十中的资深教师傅毓衡先生被“拔白旗”，不知拔到何处去了，我就由师专借调至十中，回到老本行——教起语文。

那时，我不知李校长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生是如何评价的，但在模糊印象中，我对他只能是仰视，毕竟是一校之长。我听说，钟楼的深夜常常灯火不熄，那里总有他不倦的身影。

我清楚记得，他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要求学生以中外名人为榜样，立志做一个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虽然有时会场的秩序不佳，场下难免嘈杂，但他总是孜孜不息。那时，我真的钦佩李校长的“韧”劲。我清楚记得，李校长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要求我们坚持教改，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每到学期结束时，我最怕见到他要我们交“总结”。我总觉得是搞形式，可李校长总谆谆地教诲说，我们不能盲目地去做教改尝试，一定要从理性上认清目标，并在不断总结中去摸索、探究，更具主动性，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在李校长的启示与坚持下，我曾做过这样的实验：把在校的语文课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使语文教学面向社会。事后，我曾写过关于大课堂和小课堂相结合的总结。

在李校长的启示与坚持下，我曾做过把语文课和其他学科结合的“综合课”实验，事后，我曾写过关于“综合课”的总结。近年我在香港编纂语文教材，常常要构思加入“跨学科的专题研习”元素，竟把我们20多年前的粗浅构想，一下子升华到多元智能的培养。

在李校长的启示与坚持下，我曾做过把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相结合的实验，每星期语文课的两节连堂，除了隔周写一次作文，另一周的连堂，我带学生到阅览室，任学生自由阅读，并在阅后写读书笔记。事后，我写了有关课外阅读的总结。近年我在香港编纂小学语文教材，几乎每一单元都安排了延伸阅读的自学活动。

在李校长的启示与坚持下，当年我与1967届原初二(5)班同学相处一年后，我写的总结题为“从‘天地君亲师’牌位上走下来”，专谈怎样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也许半个世纪后，我与原初二(5)班同学之间，与其他各届的同学之间仍保持那份深情厚谊，正是源于斯，长于斯！

这一切都源于李校长对我的从严要求和循循引导，它的原始构思都源自他的启迪与期待！

跟李校长较多近距离的接触，也许正是从此开始，因为李校长的孩子与其他多名教职员子女都聚集在初二(5)班。我清楚记得，中午饭后常常去几位校长、老师家坐坐，也算得是非正式的“家访”。但每次到李校长家后，我不仅可以与他屈膝交谈，更让我近距离地见到的是一位孝子、贤夫、慈父！

我依稀记得，那时李校长的妈妈听觉失聪，不能言语，我亲见他用一块小黑板一字一词地同老人家沟通，一箪一瓢地侍候老人家。我曾仰视的那份一校之长的尊严，即刻化为孝慈的无间亲情。

中午或黄昏课间休息时，我亲见他在门外的自来水池边，卷起衣袖，清洗整盆衣服。那时，我曾仰视的那份一校之长的尊严，即刻化为生我劬劳的无间亲情。

有时到李校长家，他也常会对我的工作有提点。我猜想他曾觉得我对学生较为迁就，对我提出意见，虽然我似乎觉得他对子女不苟言笑，过于严肃，但也欣然接受，因为他批评时的语气恰如春风拂面。我曾仰视的那份一校之长的尊严，即刻化为浅淡如水的无间友情。其实，从李校长几个孩子的成长道路，可见他教育子女的轨迹，我至今仍自叹望尘莫及。

在李校长家的小屋内坐坐，所见之处，最醒目的印象是书！中外书籍，报纸杂志，他视书如珍如宝。在书报团团围住的氛围中，我曾仰视的那份一校之长的尊严，即刻化为孜孜不倦的学者风范。

…………

当年屈辱的日子里，我们和李校长在“劳改队”人拉马车拖垃圾。出汉中门外，过一座石桥时，我们便会在路边一个茶水铺“偷歇”，彼此围坐在简陋的木桌旁，每人一杯粗茶一根油条，任河风轻轻吹拂，享受这惨淡间歇！我每次都留神李校长端起那残旧的茶杯时的一瞬，总是拿出手帕，将杯口一圈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沾，才缓缓就饮，就像他以前每次给我们做报告时，慢条斯理，从容自若；就像他平时做人，洁身自爱，一尘不染。在那段日子的接触中，我对他更加景仰，只是默默无语的景仰……

“文革”中李校长面对一次次不公平的待遇，多年来，我都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希望是虚夸的传言。多年后，我终于冒昧地亲口问他，李校长只是平淡地点点头。我听了只有无语地默默相对……但我相信，你洁身自爱的品德、献身教育的精神，不是用任何语言文字所能玷污的！

总算熬过那些岁月，李校长“官复原职”，我又重返教师岗位，只是还在风雨飘摇中……

我首批去了十中创建的“农村分校”青龙山，中途，我妻子突然因骨刺不能行动，李校长亲自上门慰问，还安排老师每天送她去医院诊疗。妻子来电说：“你放心，李校长特别安排老师用自行车送我去医院。”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她说这话时，“李校长”三个字发音的强调与感慨，那时，我在心中默默地感激……

当年我居住的条件较差，李校长亲自前来视察，又联络我妻所在学校，重新调整宿舍，让我们可安心生活和工作。事后他还亲自登门，前来探访。我们一家人都为李校长的来访而高兴，因为这是我任教十年后，第一次有校领导亲赴寒舍，亲赴一个寒酸的教师之家。

面对当年无止境的折腾，我和几位青壮年老师曾经和李校长笑谈，如果有一天，我们跟着他，像陶行知先生那样，找一处地方，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办学，那该有多好……他听了只是浅笑，而我们也只有面面相觑……

当李校长知道我和妻子要离宁时，特来看望，还特别嘱咐我的妻子，出去以后不要让我放弃老本行，不要让我放弃从事教育事业……

我和家人离开南京那天，李校长到下关车站送行，在人群中，他紧握我的手，两眼湿润。前路茫茫，凶吉难测，我们只有相对无语……

我来港后不久，李校长知道我终于在一家教育出版社做了编辑，为我能在异地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而舒心。每当我向他介绍正在编纂的教材时，他总是细心倾听，间有赞赏。对于失误的教材，他也率直地提出批评。我曾请他审阅一套以传意教学理念编写的小学英语教材，阅后，他一针见血地说：“它是为英语系国家的孩子编写的教材，不是为中国孩子编写的教材。”

每次回宁省亲，我们夫妻俩都会约同一些故友旧交去看望李校长，或与他出外聚会。至今，每当我重观那一帧帧珍贵的旧照时，心中仍不禁泛起幸福的涟漪……

前年，李校长在获知吾妻病逝的噩耗后，和几位故友一同来我住处慰问。那时他已患不治之症，临别时，我俩紧紧拥抱，相拥无语，泪水不住地流下……

2011年，我和几位十中旧同事到李校长家探望，他捧着陈建华呈送的《金中魂》，流露出对十中的不了情怀。

2012年，李校长病危住院，我返宁省亲，专门去医院看望，李校长虽面如槁木，却笑容依旧。他似乎怕我在病房易于感染，几次三番催我早早离开。我离开病房时，不断回望，不舍地默默相对……不久就听朋友电告，李校长瘦了不少，精神不如以前，不想吃东西，病情也没有好转……可他想念十中的大操场，想念十中的老同事。是啊，我们几度相聚也觉叙说不尽，离别前不时影张合照，希望留下这珍贵的默默瞬间：活着就好！情意永恒！可如今一切只在默默无语中……

一切都已逝去，但是我们的记忆不能，也不该被抹去……

永别了，李校长，但情意永恒！愿我们在另一世界再相见，构建我们理想中的校园……

恽老师，我们因你而感动

读完学生马肇立的《恽宗瀛，我永远的美术老师》后，思绪的泉眼总是涌流不断，其中一个重要源流来自恽老师。我总想在往事的画面中找出恽老师的影像。

时间：40年前；

地点：十中图书馆二楼的教师阅览室；

情境：一位年轻教师端坐在临窗的桌前，对面的恽老师以他独特的目光，从瞬息即变的表情中捕捉神韵，纯熟地用粉彩绘就了一幅人物画。

看着恽老师为我们作的粉画肖像，你会觉得这幅画中的角色是你，也不是你。其实，日日对镜，你也觉“自惭形秽”，但在恽老师的笔下，你会从画中看到一种“美”，这不是你个人的美，这是一种个性的“美”，人性的“美”。我还清晰记得恽老师为我作画的画面：浅褐的底色上，一个身着深蓝色旧袄的清瘦面庞，以及只有在画中才能找到的难得的恬静……令人惋惜的是这画已丢失了。但恽老师在我们身上注入的那份情感永远不减。

当年，恽老师为我们许多老师都作画的啊！你可想到，恽老师事先在一张张画纸上用不同的广告色彩打上底色，等它晾干了再用来作画。每一个人都需恽老师花上数小时啊！

无论是恽老师给我们师生作的速写、素描、粉画，还是他的大作《保卫鸭绿江大桥》《郊游》等，你不仅为他的艺术魅力所折服，也为他笔下描绘的真善美而感动！

我更钦佩的是恽老师对学生艺术教育的感染力。就我的记忆，恽老师很少做班主任，但他对美术组内同学的教育和引导更具感染力。他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令学生受益终身。十中校友、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行健介绍自己时，说十中对他的两个重要影响：一是十中图书馆，一是恽老师。他说自己师从画家恽宗瀛先生学画素描、水彩、油画以及泥塑。对这段时光，他回忆道：“我的底子是在那时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画家马肇立、高行健……都像一颗颗水珠，折射出恽老师作育英才的光华。

恽老师，我们永远因你而感动！

忘不了十中图书馆

说到南京十中，不能不说说她的图书馆。

十中的原图书馆，是一座兼具中西建筑风格的两层建筑物，追溯1910年创设，直到我们偎傍她的20世纪60年代，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沧桑：青砖砌筑的外观，无论勒脚还是檐口都稍有剥落；步上二楼的木制楼梯，已嘎嘎作响；四面墙上的窗户，上下开合也颇为费力……但它恰似一位满腹经纶的年迈学者，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令人神往。

十中图书馆曾经是，也一直是师生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

当年，每逢下午两节课后，楼下的大阅览室内，座无虚席，却鸦雀无声。同学们如同得水鱼儿，在知识的大洋中翻滚畅游，吸收空气和营养。两厢借书室门庭若市，排队借书的人龙蜿蜒至阶梯以下的花径旁。管理图书馆的张必恪、夏国炯老师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时举办推介活动。

目睹同学们对知识的追求，当年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我曾在任教的两个班级做过这样的尝试：我把每星期两节连堂的“作文”课时间，变动为“一星期作文，一星期阅读”；阅读时间，我就带领学生到大阅览室内自由阅读，阅读后写一篇读书笔记。直到如今，我每每忆起同学如饥似渴地阅读的情景，就想象到他们各自进入书中世界的忘我境界：有的好似深入海底去做另样的探险，有的仿佛回到古代做了忧国忧民的诗人，有的犹如坐上火箭在太空穿梭……图书使他们得到无尽的精神享受。

我和许多老师也都是图书馆的常客，在这宝库内，我读过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中的一小部分(《万有文库》本身就是小型图书馆，共有4000余册，可惜我读到时已经不全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都有涉及。20世纪60至80年代，我们又从图书馆中借阅到一些“内部读物”，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多雪的冬天》《州委书记》《你到底要什么》等。每一次，我们轮流排队，一旦从图书馆管理老师手中拿到这些书后，真如饥肠辘辘喜获食粮的满足。

林语堂先生在《读书的艺术》中说：“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一个古代的作家使读者随一个久远的死者交通；当他读下去的时候，他开始想象那个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类的人。孟子和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都表现过同样的观念。一个人在十二小时之中，能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两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的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妒羡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说来，是和旅行一样的。”

直到数十年后，我在香港主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时，仍对当年的尝试，对十中图书馆的推介活动津津乐道，不时向同事们介绍，以引起对图书馆建设，对广泛阅读的关注。因为我总忘不了，十中图书馆，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十中的读书风气，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可是，一次偶读2005年9月30日慧聪网的一则新闻道：金陵中学的图书馆藏书有10万多册，现在学生到图书馆看书的少了，该校图书馆馆长感到很着急。他说：“以前好的时候，每天中午能有七八十人来借书。最近一两年少多了，有时只有十一二人来。”不禁忧从中来！是什么因素造成如此局面呢？

作为十中校友，十中的原教师，我不能不说：珍惜啊，十中图书馆！珍惜啊，十中的读书风气！

十中图书馆曾经侥幸躲过了钟楼前小“焚书”的劫数，后又幸亏许多师生的日夜守护，才得以保存这万册书卷！十中图书馆曾横遭不幸的教训，“读书无用”的往事，应该永远记取！珍惜啊，十中图书馆！珍惜啊，十中的读书风气！珍惜啊，自由读书的权利！

愿十中图书馆再现门庭若市的局面！愿十中的读书风气永存！

寻觅盘桓于大礼堂的足迹

坐落在十中东南角的大礼堂落成于20世纪50年代，我当年视为教育殿堂。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要追寻那盘桓于大礼堂的岁月，寻觅盘桓于大礼堂的足迹……

礼堂约有800多平方米的面积，人字屋顶，四面砖墙，前有一舞台，后有两层楼。当年我们称之为“大礼堂”，因为它真的大，可容纳全校师生千余人。

每次集会时，礼堂里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闹哄哄的一片。最美是那会前的班级、年级之间的拉唱。某班的班主任或班长带领全班一起呐喊：“一二三，××班来一个！”有时见对方尚无动静，便追加一声吼：“××班，在哪里？”接着全班一边指着该班所在地，一边跟喊：“××班，在那里！”这时，随着歌声，你真能体会“人声鼎沸”的境界。我最钦佩的是冯世森老师，他带领的班级能攻能守：攻，他能主动点击，被点中者常常措手不及——我和我的班级就怕被他点中；守，他能沉着应变，即刻舞臂指挥，带领本班大展歌喉。后来的朱兴老师、米寿江老师，也都是这样的“将才”。

这礼堂前方的三尺讲台，我以为它是神圣的，它曾让千余师生在台下聆训受教。

忘不了全校师生聚集大礼堂的校会：林敏校长论述政治时的严谨风范，李治中校长演讲世界科学家事迹时侃侃而谈的风采，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总觉得大礼堂大，它大得能容世纪风云，它大得能纳宇宙泓宏。

有时，主讲人的讲论索然无味，台下同学难免心猿意马，交头接耳，对此，身为班主任虽内心谅解，但也俨然以“巡警”姿态，像手按跳蚤一样勉强维持秩序。如有校友回想起来，可能尚为我们这些班主任的窘态而暗嘲或窃笑呢。

这礼堂里有百多张无靠背的长凳，最温馨的是可做小睡的卧床。每到午睡时间，为保证带饭或在校包伙的同学在教室午睡不受干扰，随后陆续来到学校的同学便集中安排在大礼堂午睡。虽然有不少同学并不会轻易就范，但也不会在礼堂内大声说话。看着那一个不规则睡卧的身影，有时也会见到一些顽皮的动作，你真不忍再大声呵责他们，他们毕竟是口尚乳臭的孩子。

这礼堂前方有几十平方米的舞台，我以为它是欢乐的园地，它让千余师生享受各类文娱的乐趣。

每次文娱会演，各班同学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话剧、朗诵、大小合唱、各式舞蹈、曲艺……无不施展了各自的才能，像满园花卉在大礼堂的舞台上争奇斗艳，让师生得以多感官的艺术享受。

我还记得，当年我任教的初三(1)班，丁华芝同学带领几位同学演出的采茶舞，那越剧调的伴唱还萦回耳际。

尤为难忘的是，我们当年的年轻教师在这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话剧：《年轻的一代》《红岩》(片段)、《三月三》……杨祖恒、顾荣爵、冯世森、脱新祥、朱锦颜、柯兆云、徐美钰等老师在舞台上的形象，历历在目，难以抹去。而舞台上生动的表演，折射着在幕后默默工作的岳燕宁、姜广仁、鞠名迪等老师的不倦身影。

这礼堂真大，它没有师生之间的鸿沟，它包容着稚嫩与成熟，它包容着先行与后进，它包容着施教与受教……我在舞台上也步入自己的角色时，觉得与台下的同学融为一体，感受了他们的脉动与呼吸。

当那阴雨连绵的日子，大礼堂又可暂作体育课的用处。师生做垫上运动、鞍马的身影令肃穆的礼堂充满生气。

我尤其忘不了自己曾在大礼堂上的那次公开课。面向全市中学语文老师，我以记叙南京长江大桥双曲拱引桥建造过程的课文，请了市政公司的万师傅和我一起上了这一课。虽然这一课还带着浓郁的“左”倾色彩，但它让我在大礼堂留下了教改的足迹。

我还记得那些在大礼堂高谈雄辩的日子，直到机床、机器占据了礼堂，它变成了校办工厂。

如今，栖身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的脚踵之地，大礼堂岌岌可危，终有一天它会消失在母校的版图上，但我企盼，那在大礼堂建立的朴实严肃的校会之风，那亲切朴质的师生情谊，那活泼生动的课余追求，与母校同在，随母校永存！

我的回忆

周莲瑞(原金陵中学教师)

我是1955年6月于印尼棉兰市华侨中学初中毕业，当年祖国建设热火朝天，我随着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向往着新中国，没有理会母亲含泪的不舍和兄姐的劝阻，毅然回到了祖国怀抱。

当我乘着万吨巨轮抵达香港，跨过罗湖桥踏进深圳海关时，我们看到那高高挂起的鲜艳的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接着传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亲爱的侨胞们，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回到祖国的怀抱。从此祖国又增添了一份建设力量。此时此刻，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头，使我内心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祖国母亲对我们的召唤和期望，使我终生难忘。当时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祖国培养哺育下，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决不辜负祖国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回国后，我和其他归侨一样，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我先被安排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了一个月，之后便被分配到南京第八中学就读高中。在校期间，校领导从学习上、思想上、生活上给予我们辅导和关心，使我立志在学习上一定要勤奋努力，学好报效祖国的本领，在思想上积极要求上进。高中毕业后参加了高考，我被徐州师范学院录取，我愉快地进入师范学院学习。在师院，我加入了共青团，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我于196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十中工作。

来到学校，领导信任我，安排我负责侨生的工作，当时十中的侨生有150多名，我对学校领导交给我的工作，从不讨价还价，总是任劳任怨地完成。从1968年开始，学校安排我当班主任。记得我接的第一个班是初一（4）班，当时班上有62个学生，我接过班后，首先选好班干部，然后以班干部为核心，在全班开展工作。我除了教好数学课外，还到每个同学家进行家访，了解同学们的家庭状况，还和家长配合，帮助同学们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我把每个同学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护，同学们跟我相处得非常融洽。我的家访得到了好评，有的家长还用红纸写了感谢信贴在学校大门口。后来，我又当过初一（6）班和初一（7）班的班主任。

1976年，我任初二（5）班的班主任，学校领导还派了教语文的龚秀娟老师来协助我。当时学生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严重，我仍旧采取家访的形式，和每个同学的家长取得联系，共同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使每个同学能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我从一个向往祖国的热血少女，到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一名人民教师，我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凝聚着党的教诲、关心、培养和帮助。

今年我已80多岁了，回忆往事并不如烟，它是我们生命的轨迹，也是时代的烙印，回忆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很有意义的，那也是我们的芳华。

难忘而值得珍惜的回忆

吴国芳(金陵中学教师)

我是1978年调入金陵中学的，至2000年在金中退休。在金中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给我留下了一连串难忘而值得珍惜的记忆。

严谨、认真、负责的教学风格

我所在的初中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严格遵守“以纲为纲”、“以本为本”的原则，每学期都会认真深入地研究教学大纲，吃透大纲精神，精确地把握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把大纲中规定的知识点进行细化，具体化。如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学生应掌握哪些文言实词、通假字及词的活用，要掌握哪些文言虚词，文体文化知识。又如现代汉语教学中，从汉字>语音>语素>词>短语>句子，以及标点符号和修辞手法的运用等都要烂熟于心，而且要具体落实到某篇课文中。熟悉课本结构和深入钻研课文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只有熟悉课本结构，才能对教授内容做全面合理的安排，才能理清“单元知识与训练”的线索，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有关知识，有利于实践运用。

在对课文的钻研方面，博采众长，向深处开掘，这是我在金中二十多年教学生涯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如在教鲁迅的小说《故乡》时，除“教参”提供的某些意见外，我们还把它放到大的文学发展史中来考察，还参考了诸如南大出版社的《初中语文赏析》、北岳出版社的《名作欣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初中语文精读》、山西希望出版社的《语文教学通讯》编辑部的《红烛集》等六七余种教学辅助读物，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教学中我们还考虑到学生的因素，一是老师们及时交流从作业和作文中发现的问题，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二是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组织不同的形式，如讨论型、比赛型、读写结合型、练习型等活动方式来巩固学习成果。我先后服务于四所学校，金中的教风是最为严谨、认真、负责的。

团结、合作、互助的工作氛围

来金中前，我从事的是中等师范教学和师资培训工作，对象是中小学教师。来到金中，我被分配教初中语文，对十二三岁青少年如何教学，我心中无数，多少有点忐忑不安。幸运的是与我同备课组的是沈达信和杨先圆两位教学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师，他们不仅业务精粹，而且乐于助人。从我到金中第一天起，我可随时去听他们的课，他们从不推辞；对我提出的问题，他们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三年一轮的初中语文教学，使我受益匪浅。

在这样的集体中，忐忑不安感渐渐退去，代之的是自信心的增强。后来我先后与庞声闻、彭卫平、岳瑛、曹扬、王芳、严盘英、石颖、杨隽等老师组成初中各年级的备课组，也都坚持每周有一次备课活动。这种备课活动虽然在形式上由某位老师当“主备”，但实际上每位老师都在深入钻研课文的基础上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地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老师各自写的教案也相互参阅，甚至某位老师能深入、科学地揭示课程内容、体现的知识全面而深化的板书计划，大家也可以采用，设计的老师十分高兴地提供。备课组的团结互助合作还表现在一起研究的氛围特浓。例如每学期开学我们都要在一起研究本学期教学大纲要求目标，然后细化到课文、写作指导、评讲等课时安排，使教学活动始终紧扣大纲，井然有序；我们还在一起研究课文的重点、难点，以确保把力量用在关键部位；一起研究学生的学习状况，在批改、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找到共同存在的问题，以便在教学、训练中更有针对性。备课组成为一个团结、合作、互助的集体，身处在这个集体中，真有一种“家庭式”的温暖感。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教学质量大大提高了，为我校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例如，我校在南京市初中升高中的统一考试中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是1984届、1987届、1993届均为全市第一。作文比赛中我校初中组获得全国擂台赛第一名。1981届的牛磊同学在世界“外空探索”作文比赛中以《艰难探索的记录》获世界作文比赛一等奖，后其作文被编入《中国初中生优秀作文大世界》中，其他在全国、全省、全市作文竞赛中获一二三等奖的就更多了。例如文昌莉同学的《我的欢欣与苦恼》获全国一等奖。吕晶的《钥匙》姜涛的《包饺子》，肖璐的《第一次看海》均获全国作文赛二等奖……1993届（3）班54位同学几乎有一半同学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刊登自己的文章。有时我们还师生共同写作参加全国竞赛。如我和岳瑛与同学韩若燕、李萍、高昌莉、周丹晨一起写作，以《面对人际关系的经纬》参加了由辽宁《百家作文指导》杂志举办的全国作文竞赛，我们所写的一组作文获全国二等奖。又如为了提高阅读教学，我、彭卫平、程军还一起参加了由山西省吕梁现代教育中心主办的《中学生之舟——初中语文延伸阅读与训练》的撰稿工作。我们初中组在南京市的基础知识竞赛中也获得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和谐情深似海的师生关系

这种情深似海的师生关系是我们金中的优良传统，而这种传统是在天长日久中，在各个教学教育环节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我清楚地记得已故校长杨祖恒，他生前几乎每天早晨都在校门口迎接、问候进校的同学和老师，这一平实的行动所体现的丰富内涵，无须在此多言，每个人都能从中感到温暖并获取奋发向上的力量。我还记得与陈维宜老师一起合作时，那年流感爆发，班上已有同学染上，她就在放学后，把自己家中烧煤基的炉子拿到教室里，锅里放上醋，用醋蒸发出的气体为教室消毒。还有我们备课组每周在课文教学中挤出两课时，到校图书馆阅览室让学生广泛阅读自己喜欢看的书报、杂志。有一位同学每次去都是看《兵器知识》这一杂志，有一次他爱看的文章没有看完，就偷偷地把杂志带回了家。图书馆的老师在清查整理时发现少了一份杂志，来向我反映情况。我一猜就是那位同学，但我没有在全班同学面前批评他，而是找他个别谈话，一方面指出他不当的做法；同时给予更多的鼓励，希望他保持并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并鼓励他将来可去考哈工大，为祖国的兵器制造做出贡献。后来果然如愿以偿。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们领导、老师个个都把自己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学生有进步，我们喜在心，他们有不足我们耐心帮助并时刻提醒，不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因此也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感，他们也与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他们有的已当上高层管理，但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还回忆当年老师指导作文时“作文先做人”的教导；有的同学结婚时还请老师去做他们的证婚人；有的在海外大学任教，每逢佳节还来电问候；各届学生会到母校聚会，只要得到消息许多游子就会很快赶回学校，抒发他们许多肺腑之言，感谢母校对他们的培养，他们的真情实感让在场的师生听了十分动情。

老师关怀爱护学生，学生尊敬感激老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金中教师值得珍惜和难以忘怀的。

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由成长

喻旭初(金陵中学教师)

岁月流逝，不忘感恩。我感谢金陵中学的这方净土，感谢历任领导的真心关爱，感谢同组老前辈的热情扶持。

刚到金陵中学（当时叫南京十中），我任教初中语文。“文革”后，有一年时间，我跟几位比我小的老师一道，晚上听宋家淇老师讲古文。没有讲义，我就把宋老师提供的选文，一篇篇刻钢板，油印。宋老逐句讲解，逐段点评，有问必答，诲人不倦。他从不迟到。有时为了不影响准时上课，来不及吃晚饭，就带了两块烧饼充饥。这让我感动不已。虽然我教初中，但仍抽空去听宋老高中的课。他讲《过秦论》，论点突出，条分缕析，印象深刻。他讲《岳阳楼记》的“衔远山，吞长江”，一“衔”一“吞”之间，气象万千的景色活现于眼前，令我久久不忘。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初中语文组长杨先圆老师的课几乎每周都要听一次。她的课目标单一，条理清晰，训练实在，对书写、朗读、作文的要求都十分严格。我尤其敬佩她干净利落的教学语言。

沈达信老师的课则是另一种风格。他善于激发学生兴趣，师生互动充分，课堂气氛活跃，不时迸射出求异思维的火花。他的课已体现了现今新课标的要求，也就是说，金陵中学的语文课所体现的先进理念比新课标早了四十年。

最难忘是初中的集体备课。每次，从教学目标、课文理解到作业布置、教学方法，逐项讨论；有时对一段课文甚至一个词语到底该怎么讲解，各抒己见，斟酌再三。当时的南京市教研室语文组长钱任初先生经常参加我们的备课活动。他对课文有些词、句会意的理解，常有独到之见，这使我深受启发。他往往提出具体的教学建议，然后请杨先圆老师按他的方案去教，教后再坐下来总结得失。这种仔细推敲、注重实践的作风，给我以深远的影响。

李治中校长曾多次听我的课。他听课从不事先打招呼。有一次，课已上了大半，我才发现他坐在最后一排一个大个子学生旁边。课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充分肯定了我的优点，同时指出我有些词句没讲清楚，要我重讲一遍给他听。面对如此较真的校长，我丝毫不敢怠慢，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

要说“平台”，以上所述就是金陵中学为我搭建的平台。它是无形的，实质就是一种氛围。正是在金中语文组前辈和同事以及校领导的带动下，我坚持查资料，坚持深入钻研教材，坚持写教学后记，坚持独立思考，在不断探索中自由地成长。白天上课、改作业，晚上看书、备课；有时一备就备到深夜，睡意全无，兴之所至，作诗一首，自得其乐。

五十年的教学生涯告诉我，要让教师“自由成长”，需具备以下条件：一要有宽松的环境，二要有选择的余地，三要有个性发展的空间。在我执教的前三十年中，基本上没有高考的压力，任由内心需求；没有职称评比的竞争，潜心做好分内之事。只要符合教育规律，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课怎么上，全由自己掌握。

就教师自身而言，能否自由成长，关键在于是否真想成长。要想真正“自由成长”，第一要自觉，第二要敬业，第三要刻苦，第四要坚持。只有心甘情愿，持续思考，不断修炼，方能成“正果”。老是要有人“管着”，是“没有出息”的，也是不可能自由成长的，只能“混口饭吃”，最多“对得起这份工资”，而不可能有风格、有成就。正是金陵中学优良传统营造的特定氛围，使我的人文素养得以提升，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个性。我给学生阅读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在人格平等的氛围中，与学生一道自由地成长。同时，还必须冷静地看到：自由成长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它不可能立即见效，而需要静静思考，慢慢领悟。这就要摒弃急于事功的心态，秉持一份对事业的执着。

五十年来，虽然同组的前辈和历任领导先后离校，但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教诲。他们的敬业态度，他们的求实作风，他们的钻研精神，对我来说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财富。是金陵中学造就了我，我永远热爱金陵中学。

上了五十一年的课，虽有不少成果，但深感不足甚多。我体会到：教育的生命在实践，老师的生命在课堂。自由成长主要在教育实践中体现。我虽已七十三岁，但热爱教学、钟情语文之心没变。我仍将尽绵薄之力，继续在语文教学之路上缓缓前行，自由成长。

（原载《校友通讯》83期）

校友会工作的好同事

彭卫平陈建华(金陵中学教师)

汪庆云老师和聂祝旭老师都是我们在校友会校史办工作的同事，因为患病，他们离开了我们。我们至今十分怀念与他们一起团结协作、互相帮助、互相关心、愉快工作的时光。

汪庆云老师是基础教育战线的一名老兵、我们可亲可敬的前辈，原金陵中学副校长、金中校友会副会长。他一生热爱教育事业，积极追求进步，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中，热爱学校，务实工作，谦逊待人，特别是在金陵中学的校史整理、宣传工作、校友会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汪校长从1986年起就参与金陵中学校史研究。1995年退休后在金陵中学校史办留用，大家都还是习惯地称他汪校长，以表达对他的尊敬。他不顾年事已高，为研究总结金陵中学百年历史，传承优良办学传统，多方奔走，查阅档案，收集资料，联络校友，征集文物，勤奋写作，笔耕不辍，为学校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字记录。

1998年他负责编辑的《中国名校丛书：南京金陵中学》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为金陵中学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2007年他参加了学校省级课题“百年老校，少年精神——金陵中学文化底蕴和办学特色的自我审视与构建研究”，执笔撰写了课题成果《金中魂》（南师大出版社出版）中的多篇重要文章，从感性到理性提炼了金中的人文精神。20多年来，他在校史整理、撰写和研究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对金中校史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生病住院前还亲自整理了校史资料，并登记造册，使学校的宝贵史料保存得井井有条、便于查找。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他关注学校的改革发展，撰写了《点燃创造的火苗》《成才之道》等20多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教育》《人民大学资料汇编》等报刊上，及时总结报道了学校教育改革、培养创新人才的成果。

汪校长参与了筹备、组织金陵中学建校100周年、110周年和120周年的大型校庆庆典活动，工作卓有成效。他经验丰富，积极提建议，作风踏实，工作主动效率高，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不计较个人利益。2008年金中建校120周年筹备中，他不仅为学校校庆出谋划策，着眼大处，而且脚踏实地做事实，在校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承担了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校庆纪念册《永为南国雄》的编撰工作，其中，为了拍好全校退离休老教师的集体照，他利用业余时间，在教师宿舍区走家串户通知大家；为金陵中学120周年校庆纪念文集《桃李坐春风》撰写前言和后记，为校史馆的布展增补资料跑前跑后，甚至不辞辛劳七十多岁还亲自出差外地……

他始终关心校友会的建设，他提出“校友在母校面前人人平等，母校对校友的关怀一视同仁”，受到校友们的欢迎。他把校友会当作母校的窗口，把校友当朋友，热情接待每个来访的校友；积极支持建立老三届校友分会、书画校友分会等分会，热心关注他们的活动；他关心校友的困难，曾亲自去看望张坊校长生病的小女儿。

汪校长在病中仍关心校友会工作，主动撰写第四届校友会工作报告，并参与校友会第五届换届改选工作；到校热情接待著名校友陈嵘家乡同志的来访，详细介绍有关情况；经常在媒体上关注和收集校友信息，提供给校友会，有些材料他亲自送到学校……

汪校长为金陵中学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音容笑貌与他淡泊做人、认真做事的品质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聂祝旭老师2001年从部队转业到金陵中学，担任劳技教研组组长，面对全新陌生的岗位，他认真负责，努力适应地方工作。2002年查出患脑胶质瘤，他积极配合治疗，及时成功地进行手术。病愈后，他很快重返工作岗位，服从学校安排，在校办负责校友会工作。聂老师坚持锻炼，增强体质，到2013年年底旧病复发，正常上班了11年。他再次进行手术与化疗，以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聂祝旭老师在金中校友会兢兢业业工作了14年，他勇于承担校友会的各项任务。他接收校友会工作时，前任校友会工作的老师都退休了，他就一个人承担了原来两位老师的工作。他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以谦虚的态度对待自己不熟悉的工作。他遵照“校友在母校面前人人平等，母校对校友的关怀一视同仁”的原则，以满腔热情对待热爱母校的校友，受到校友的欢迎和好评。

聂老师对校友会工作认真负责，努力学习，任劳任怨，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编辑季刊《校友通讯》是金中校友会重要工作之一。他是学理工科的，不擅长文字工作，但他没有畏难推辞，而是虚心学习请教，积极想方设法收集稿件，热心向校友约稿，甚至发动爱人帮忙打字输入，克服困难，保证了2003—2006年《校友通讯》的按时出版。为了搞好校友接待工作，他学习和熟悉金中校史、传统与特色，经常为到钟楼校史馆参观的校友以及到金中来访的同仁服务。

他经常放弃双休日休息时间，为回母校金中聚会的老校友做好服务工作。在校史馆从钟楼搬迁到艺术楼过程中，他不辞辛劳，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了筹备、组织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125周年的大型校庆庆典活动，工作踏实，特别认真。2008年金中120年校庆期间，聂老师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从台湾回来的1935届校友、96岁的叶延燊先生，参加了金中校庆庆典活动。2013年10月17日晚，1968届校友谢金才联系南大声学研究所的陈锴老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带着专业设备到金中，对钟楼彻底修复的大钟钟声进行了认真采集检测，为避开环境干扰，有些数据反复测录，从19点30分一直工作到22点50分。聂老师也登上钟楼，始终配合他们工作。后来，谢金才校友得知聂老师去世，发来了《检测钟声日记》和工作照，表达对聂老师的怀念。聂老师在病重期间，还关心校友会工作，为自己不能继续为校友服务感到遗憾。

聂老师正直善良，热爱生活，为人谦和、宽容。热爱运动的他和青年教师组织了篮球队，常年坚持打球，增强体质，保证正常工作，也和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成了好友。一天早晨聂老师骑车上班，路上被十三中一学生撞了，他怕影响学生上学，不问姓名就让他走，结果自己花了二百多元，跑了两三趟才修好车，宁可自己吃亏，也毫无怨言。

汪校长和聂老师他们的优良品质为我们所敬仰，他们的精神永存！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怀念我的师傅——脱新祥老师

张爱平(金陵中学教师)

记得1991年，我从师范学院毕业踏入金陵中学这所百年老校，对如何教书很朦胧，也不太清楚未来的教书生涯会怎样，幸运的是当时脱新祥老师是我的师傅，是我教学上的指导老师。二十多载春华秋实，我在初中数学教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已经被评为江苏省数学特级教师。一路走来，或欢笑，或伤感，或彷徨，或昂扬，总有脱老师对我的关注、指导和鼓励。脱老师以他的率真、睿智、高尚，给了我教育和启迪，给了我智慧和力量。如今，师傅离开我已有一段时日，清明即将来临，让我更加怀念他，只能用文字聊表我的哀思。

曾经，脱老师为了我课中一个问题费尽思量。1998年9月，我要参加江苏省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为了准备要上的课“角的画法”，经过多次磨课，总觉得没有将知识产生过程揭示出来，教学过程还比较程序化，没有很好呈现学生的思维过程，这个问题不解决，难以完成准备工作，也不利于赛课。为此，脱老师和我反复讨论，分析教材和教参，讨论学生已有的数学活动经验，最后决定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出发，利用量角器画角中所获得的经验，适当迁移到利用直尺和圆规画角的思考中，即利用圆规画弧，自主构造“量角器”，较好地揭示了其中的数学本质。这次磨课过程为我在赛课中取得好成绩打下了基础，也成为我专业成长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样的研课、磨课在我的教书生涯中，成为我和师傅之间经常有的故事。一次次砥砺，一次次成长，为我后来的专业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曾经，脱老师为了我命制试卷而和我多次磨卷。有一次，鼓楼区需要我命制一份初二年级的期中考试试卷，我接下任务后，感觉压力大，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命题，就找到师傅，向他汇报自己的想法和担心。师傅知道我的心思后，首先鼓励我大胆地去完成这项工作，然后指导我分析试卷的测试要求、范围，制定过程性评价试卷的双向细目表，预估试卷难度；再指导我合理选择各种素材，根据不同题型进行改编和原创。特别是试题的修改和打磨，师傅总是严格要求，对每一个字都要求我仔细推敲，寻找依据，杜绝科学性错误；试题正式交稿前，还和我一起读题、做题，使我第一次命制的大型区域性试卷取得成功，也帮助我成功参加了2003年南京市中考数学命题。

曾经，脱老师为了我撰写教学论文而精心指导。我发表的第一篇教学论文是2004年《中国数学教育》第9期的《有理数乘法的案例及分析》。当时为人教社录制了《有理数的乘法》一课后，师傅及时提醒我，说：“爱平，你现在要有反思意识，可以将教学中的想法写下来，这对你今后的发展很重要!”这一语，如醍醐灌顶，接下来的几天，我及时将录像反复播放，认真分析，写成了课堂实录和案例分析，拿给师傅指导。师傅看到第一稿后，很快指出我的文章中的问题：“文章平铺实叙，没有中心，而且也没有一些教学理性的思考，推广的价值不大，将来发表的可能性小。”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需要多读一些文章，多读一些教学方面的书，从中找到自己教学的上位或中位观念，佐证自己的教学实践。”字字珠玑，谆谆教导，拳拳心意。按照他的建议，我重新修改，并请师傅逐字逐句修改，最后，我的第一篇论文顺利发表。

曾经，我和师傅脱老师之间发生过很多故事……我钦佩他的真知灼见，更珍惜他的倾心扶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今年的清明节即将到来之时，我深深地怀念我的师傅，脱新祥老师，感谢他毫无保留的悉心指导！感谢他对我的如父般的恩情！泪如涟漪，愿脱老师在天堂一切安好……

（原载《校友通讯》87期）

又见玉兰花开——怀念敬爱的潘慰高老师

韩蕾（金陵中学教师）

金中校园里的玉兰又开了，玉兰花纯净而淡雅。第一次见潘老师，就是在这样的时节。

2003年3月，我到金中实习。数学组张松年老师把我领到潘爷爷的办公室，说：“这是潘老师，你实习就跟着潘老师了。”当时潘老师刚下课回办公室，他年逾花甲，穿着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却戴着一副藏青色护袖，满是粉笔灰的手里拿着课本和一只三角板。“今天课上完了，你明天早上来找我吧。”潘老师说。——这是第一次见潘老师。我当时内心充满的是紧张和对那副完全不搭的护袖的好奇。现在想来，当时我是何其的幸运，能跟着潘老师实习。那时的潘老师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特级教师，金中资深的老教导主任。

实习期间，主要就是每天听课，批改作业。我自以为批改得非常仔细认真，不想一天潘老师拿着我批改过的作业本，说：“你看这道题，答案是对的，过程有问题。你打一个半勾，学生却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要在这里标注一下，告诉他要写角的范围。”当时我的心里既惭愧又紧张，惭愧的是没有把事情做好，紧张的是怕潘老师批评。然而，潘老师说完只是轻轻合上作业本，并没有一句批评，也没有在我批改过的作业本上再做任何修改，我赶紧悄悄地补上。

潘老师每天上课都会带着三角板，但凡要在黑板上作图，他都会用三角板一板一眼画出。有一天听完课，跟在他后面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徒手作图，快捷又方便。我永远无法忘记，在办公楼门口的玉兰花树下，潘老师转过身，很认真地对我说：“教师要起到示范作用。如果老师上课时作图都不用尺规，学生又怎么可能认真作图呢？”如今已是我工作的第15个年头了，无论上三角函数，还是上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但凡要作图，我也都会带着三角板。偶尔一次忘记带，徒手作图时，耳边总会响起潘老师的那番话，心中难免惭愧！

非常幸运，大学毕业我来到金陵中学工作，而且潘老师正是我的教学指导老师。2005年到2008年，我从高一带到高三，潘老师听了我整整三年的课。那时，在行健楼里，每个星期一早上，我第一节课快上课的时候，总会看到潘老师的身影出现在楼下。潘老师的膝盖不好，走得很慢。有时他疼痛难忍，扶着墙壁暂歇片刻，缓过气来，仍坚持爬上五楼来听课，这里面饱含的不仅仅是对三尺讲台的深情，更是对我们青年教师的关爱。偶尔一次潘老师没有过来，我心里总会有点担心，办公室的老师们也会问：“潘爷爷怎么今天没有来呢？”而我教的两个班的孩子们也都习惯了有一位慈祥的爷爷经常来听他们的课。我的两节课经常连排，潘老师会听我第一节，然后利用课间把一些要改进的地方跟我说，让我在另一个班上课的时候能讲得更好一些。遇到课间有学生问问题，我总想着潘老师在走廊上等我，于是让学生换个时间问。潘老师知道后，他说他等一会儿不要紧，解决学生的问题才重要。遇到问问题的学生多的时候，潘老师直接就在教室里和我一起给学生答疑。

2008年的那届高三，是我带的第一届高三。第一次上高三，心里多少有些恐惧。好在潘老师一直在，每天的课他来听一听总觉得心里特别踏实。那一届高三我们编写使用新的校本讲义，讲义在印发给学生之前，老师要从头到尾先做一遍。由于高三每个老师的教学任务都特别重，于是提前做讲义的事有时会来不及。我们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支持着我们，潘老师总是每天到我们高三办公室来，默默地拿走我们尚未发下去的新讲义，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然仔细地做每一道题，包括填空题都写出详细的解答过程，然后告诉我们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哪些题目学生可能会有问题，甚至把他工整的讲义复印了给我们，我们把它当作解题的典范，张贴在班上。

一届又一届的高三毕业了。习惯了潘老师每天来听课，习惯了看潘老师字迹工整的讲义，习惯了他经常到我们的办公室来转转，习惯了经过二楼的办公室时弯进去和他聊几句……习惯了这一切的习惯，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一定会长长久久。然而，2014年的夏天，潘老师悄然离我们而去了。潘老师走后很长一段的时间里，汇贤楼一楼大厅的名师墙上依然悬挂着潘老师的照片，每每路过，总会情不自禁地抬头看一看他，仿佛在那照片里还能看到潘老师戴着护袖上课的身影，还能看到潘老师拿着听课笔记缓缓向教室走来……

最后一次见潘老师，是在2014年的春天，也恰是玉兰花开之际。当时的潘老师做了第一期治疗，病情好转在家休养，我与同事一起前去探望。因为怕感染，所以没敢进屋里。相隔数米，他见到我们很高兴，笑盈盈说等他病情稳定了再回学校来。我们看他好好的模样，也很高兴，以为总有一天，潘老师还会再回来。

校园里的玉兰花开花落曾几何，可在这校园里，再也见不到潘老师了……

今年的玉兰又开了，漫步校园，淡淡的芳香飘散在空气中，但浓浓的思念弥漫在心间。潘老师，您还好么？在另一个世界里，您是否依然还带着那副护袖，在辛勤耕耘忙碌不停？希望萦绕在您的周围的永远是鸟语花香、桃李芬芳……

亲

属

追

忆

至深金陵情

陈农恩(1966届)

金陵中学校友会陈建华老师再次向我约稿，希望将我们家几代人与金大暨金中关系记载下来。起初，我很犹豫。后来，经老校友的鼓励和帮助，于情于理我都不能再推辞了。所以，还是梳理一下，做个叙述。

南京，是我们陈家的第二故乡；金陵二字，永远铭刻在陈家人及亲属们的心坎上。一百多年来，陈家人及亲属们与金大（金中）、金女大（金女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现在要写成文章，我却犯了难。因为，到了我们这辈人知道得就很少了，即便知道，也不具体。在过去那个年代，说这方面的事会遭殃的，长辈们谨小慎微，生怕因宗教信仰和家庭出身问题再影响子孙后代，一般不向我们讲述。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亲领着我途经南京大学。见他心旷神怡，我就问这问那，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指着一座建筑对我说：“噢，这是我老早设计的。”我问：“你还设计过哪些？”父亲说：“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就这样，一直到1962年父亲去世，他都没有“机会”。1979年，母亲由南京到美国定居，第二年我也来到了美国。遗憾的是：在之后的三十年里，我没有主动向母亲细问过这方面的事。现在，前两辈人均已过世，此遗憾再也无法弥补。

对母校布置的任务，还得要完成，更是对历史负责。我只能根据从本家人、亲戚和他们的直系后人，以及知情人那里得知的情况，根据从正式出版物和专家学者（考证）的文章中得知的情况（符合史实的），仅限命题范围，做如下提纲式地叙述：

一、祖父来宁与创业

我们陈家的祖籍在浙江鄞县，要说与金陵（南京）情缘至深，必先从祖父陈烈明和他从事的建筑行当说起。他十四岁（1880年）时，进入江北营造厂学建筑(技)师；隔了一年（1882年），学艺完成，就跟随张茂允先生来南京建筑韦师母的住宅，从此闯荡长江三角洲一带；十七岁至二十一岁（1883—1887年），连续建筑了杭州广济医院（注：医校）、南京汇文学校（注：书院、女子学堂）及上海监理（公）会书院、美华书馆等多座洋楼；到了二十二岁（1888年），创业于（南京）焦状元巷；大约二十五岁（1891年）时，他与黄贞芳（1873.5.22—1960.8.16〈阴历〉）结了婚，婚后生育11胎，共12个子女，其中两女（双胞胎）和两男在儿时夭折，长大成人的有四儿四女；他所创办的陈明记营造厂则日兴月盛，承建过房屋千百幢……

祖父先干过木工，后学了建筑，手艺出众，当了多年的建筑领班，1888年创办的陈明记营造厂（即建筑公司），是南京近代首家（中国第二家）华人营造厂。由于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及叔伯信奉基督教，并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后来又参加了基督教长老会，所以在创业前，他就负责承建过基督教出资修建的一些建筑，如1884年的明德女子书院等。陈明记素以诚信为本，在社会上口碑极佳，所以外国来华的基督教人士在南京办学校、开医院、建教堂的建筑以及私人住宅大多交由陈明记承建。祖父还担任过南京宁波同乡会会长，所以许多宁波生意人在南京的个人和企业房屋（如宝庆银楼等）以及许多南京基督教信徒家的房屋也大多交由陈明记承建（如小粉桥1号，即拉贝故居；平仓巷3号，即赛珍珠故居；等等）。在南京，仅现已确认的此类建筑群就有：“两汇文”（1888年始建的汇文书院、1887年始建的汇文女中)，“三基督”（1891年始建的基督书院、1892年始建的基督医院、1896年始建的金陵基督女书院)，“四金陵”（1910年后始建的鼓楼岗下的金陵大学及1914年改为金大附属的鼓楼医院、1922年始建的金陵女子大学、1907年始建的金陵神学院、1921年始建的金陵女子神学院），“两教堂”（1923年始建的圣保罗堂、1936年始建的汉中堂）。他还在民国八年（1919年）九月十三日被封立为老长（注：在四根杆子耶稣会堂，即老汉中堂；祖母黄贞芳曾毕业于教会学校宁波崇德女校，任汉中堂堂委执事)；可见，“陈明记”同教会的关系显然已经超越了营造厂与业主的普通关系。“陈明记”把盖房子、传福音作为两件大事，规定每逢礼拜天停工，工资照发，员工和家属们就在陈家院内做礼拜，并提供免费午餐，所以绝大多数员工都信了基督教。为回报教会项目的丰厚利润，“陈明记”多次为教会做出了大量的奉献，如建浙江鄞县的一座教堂，20世纪20年代建南京圣保罗堂和30年代建南京汉中堂等；他在20年代，还自家出资，购得南京迈皋桥的一片荒地，捐给教会做墓地使用，被公认为迈皋基督教公墓的主要奉献者。（注：2004年，墓地拆迁还建至南象山，免费把陈家自购的私家墓地一并归于“南京市基督教公墓”，但墓葬安排与其他人的墓葬安排很不相同。）

二、前辈作盐与作光

祖父祖母信奉基督教，遵循《圣经》教诲——“作盐作光”，服务他人，服务社会；也信奉和推崇中国传统古训“勤俭持家”，“至乐无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把子女培养成人；还认识到“教育是振兴中华强国富民之本”，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和从事高等教育，并“用爱心造就人”，“心存谦卑”，“荣神益人”。因而，他们大多对社会（特别是对教育方面）都有所贡献。

下面，仅把我知道的前辈亲属中与金大（金中、鼓楼医院）、金女大（金女中）有关的人和事简要列举如下：

1.　陈烈明（祖父，1866.9.17—1957.11.7），清同治五年阴历八月初九出生于浙江鄞县（现属宁波鄞州区）。1888年起，承建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生）的建筑；1910年，汇文书院、基督书院、益智书院三院合并为金陵大学（1914年又购得基督医院，更名为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遂承建金陵大学的建筑；1922年起，又承建金陵女子大学（后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建筑。由于陈明记营造厂对所承建的建筑实行“三包”，所以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金大（含金中、鼓楼医院）、金女大（含金女中）的扩建、维修、改造工程全部由陈明记承担。

2.　陈裕光（大伯，1893.3.8—1989.4.19），字景唐，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清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出生于南京四根杆子老屋（后编作莫愁路415号）。1905年春，入汇文书院成美馆（中学部）读书；1911年春，入金陵大学读书；1915年夏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1922年夏毕业，获化学、哲学双博士学位回国，应邀任北平师范大学理化系主任、总务长、评议会主席兼校长。1925年秋，应邀回金陵大学执教；1927年11月，被金陵大学校董事会推举为校长，成为金陵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也是全国十三所教会大学中被国民政府承认的第一位华人校长）；到1951年春卸任截止，任金陵大学校长长达二十三年之久，是历时最长的大学校长。1954年，他研究胶木印版（胶版）获得成功，结束了我国铜版印刷的历史；该发明被拍成新闻片放映，并获国家奖励。1932年，他参与创建中国化学会，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后又连任三届会长（理事长）。（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诚真勤仁光裕金陵》中有详细介绍。）

3.　林文秉（大姑爹，大姑妈陈圣婉的丈夫，1893—1969），1920年获美国哈弗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1925年获奥地利维也纳医学院博士学位。他任过金大鼓楼医院眼科主任，南京中央医院眼科主任（后为南京军区总院），搬到上海后任后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眼科主任，是中国眼科先驱。

4.　陈竹君（二姑妈，1900.9.27—1985.1.6），清光绪二十六年出生于南京。毕业于明德女子中学、金陵女子大学（英文专业）；后赴美留学，在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主攻英文，获文学硕士；又在麦考密克神学院（Mccormick　Theological　Seminary）主修神学课程。毕业后回国，曾任金大附中和金陵大学英语教师、明德女中校友会会长；1941年至1946年任金大附中驻蓉分班主任。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曾任金陵中学副校长、校友会名誉理事；也曾在金女中任过领导职务（时间、岗位不详）。1949年去台，长期在台湾神学院任英文教授；曾任台湾金陵女子中学第一届董事。她直到1968年11月16日才出嫁，嫁给农业专家章之汶，后暂住菲律宾，又移居美国。

5.　章之汶（二姑爹，1900—1982.1.5），清光绪二十六年出生于安徽来安。1916年，就读金大附中；1918年，就读金陵大学农学院。1922年，毕业后留校执教；翌年，升任该校农业专修科主任。1930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1931年获硕士学位回国。1937年，接替谢家声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第二任），直至1948年。著有《我国战后农业建设计划纲要》等，并主持育成“小麦2905号”、“大豆332号”等几十种优良品种。1949年，应联合国之聘，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远东办事处顾问，同时兼任世界稻米协会执行秘书等职，常驻泰国曼谷和菲律宾。1974年，从联合国粮农组织退休后，夫妻俩赴美定居。

6.　陈裕华（父亲，1902.1.26—1962.5.17），字蕴辉，清光绪二十七年腊月十七出生于南京。约1914年，入金大附中读书，毕业后又入金陵大学理学院机械系读书。1924年毕业后，赴美深造；1928年6月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筑系；1931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筑系研究院（获建筑、土木双硕士学位）。同年年底回国，担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并担当起陈明记的许多事务，后继任厂主。1934年至1949年先后设计和承建了金陵中学体育馆和两幢“H”型建筑（十中时期称作女生宿舍、校医室），莫愁路基督教堂（原名汉中堂）和南京银行工会等。抗战期间，在上海英法租界内基督教联合大学的之江大学任建筑系教授；抗战胜利后，金中从四川（万县、成都）返回南京，兼任金陵中学董事长。他竭力于金中的复校和重建，例如：因校舍年久失修，且在抗战中也遭到日军破坏，在资金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他就以南京新华银行经理的身份为金中筹到大量贷款，并通过个人关系(基督教社团和亲戚)和他加入的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为金中筹到大量捐款；在对原有校舍进行全面维修后，为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1947年又在网球场一带建起了住宅六幢，在图书馆旁修建了米仓一座，这些建筑工程，也是由陈明记承担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和土木系两个系的教授，直至病逝。

7.　黄丽明（母亲，1907.1.6—2009.10.20），清光绪三十二年冬月二十二出生于南京；原籍在广东花县，祖父是位私塾先生，从祖父起，家人开始信奉基督教。其父亲黄郎山由教会送往德国留学，回国后，到了德国在南京的领事馆工作（为清政府蓝领官员），遂在南京定居；其母亲胡慧云是广东中山县人，也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婚后生有五女一男（名为黄丽婵、德、金、群、明和黄道民，黄丽明最小）。黄丽明出生五个月后，父亲由于在北京筹建万生园（野生动物园）而染上了动物病，与世长辞，黄家从此靠领事馆给的微薄抚恤金生活。当年德国政局不稳定，多次政变，但对于曾经的雇员的抚恤金一直没停过，直至希特勒纳粹上台，不再讲信用，停了抚恤金。黄丽明从小进入基督女中（原金陵基督女书院，后为中华女中）附属幼儿园，后就读小学、中学，直至1923年高中毕业。1923—1927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两年，1929年进入美国名校维斯理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体育系研究院深造；1931年夏获体育硕士学位。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规定所有外国企业的第一把手必须为中国人，金女大校长吴贻芳三次急电，母亲放弃了继续读博士学位的机会，立即回国，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主任；1932年8月，参加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宣言起草，并任全国体育常务委员会委员（九名常委中唯一的女性）。1933年春与陈裕华结为伉俪，婚礼在金陵大学大礼堂举行；1936年，作为中国代表队的女运动员指导参加了第十一届世界奥运会（德国柏林）。“卢沟桥事变”后，因她已是妊娠晚期，无法随校入川，即代表金女大带着无法入川的一些学生到上海英法租界，参与组建基督教联合大学(圣约翰、之江、沪江、东吴、金女大五校)，行金女大敌占区代理校长一职，参加校领导班子，并负责该大学女生体育及舞蹈教学等，因而获吴贻芳校长颁发的金女大终身教授奖。“珍珠港事变”后，基督教联合大学被迫关闭，她带着将要毕业的体育系两名学生(其中喜勋后来成为中国体操、艺术体操和健美体操的创始人)回到南京，在家中继续上课，直至她们毕业（1943年）。1945年日本投降，她参与金女大回宁复校的筹备工作，同时筹建恢复明德女中，并任明德女中校长（1946年辞去金女大体育系主任一职）。1952年，调至南京四中任教师，直至1972年退休。晚年（1979年后），移居美国加州，曾在地铁卖报，做清洁工，当幼儿园老师等，更多时间则在华人教会做司琴、翻译等。2009年10月20日逝世。她曾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国同学会主席。

8.　黄丽婵（大姨妈），早年即为基督教基督会成员，曾任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总务长。

9.　陈裕康（三叔），清光绪三十年（1904—1974）生于南京。金中、金大毕业，又赴美深造电气专业（硕士）。毕业回国后，曾任真如电台和南京（下关）电厂高工等职；不久因伤病离职，回陈明记营造厂负责。

10.　陈信美（三姑妈），1906年生于南京。金女大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学的是微生物学；毕业后，一直在美国纽约大学任微生物病理学教授，终身未婚；1991年2月4日逝世。

11.　陈越梅（四姑妈），清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于南京。1930年，金女大毕业，后到美国维斯理女子学院体育系深造，1933年获维斯理女子学院体育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燕京大学体育教授；1946年至1947年，在南京琅玡路小学任校长；曾在金女中任过领导职务（具体时间和岗位不详）。1949年入台后，曾任台湾金陵女子中学第九届、第十届董事长。1994年2月8日逝世。

12.　杭立武（四姑父，陈越梅的丈夫，1903.1.26—1991.2.26），清光绪二十八年腊月二十八生于安徽滁县(今滁州），祖籍浙江杭州。1913年，入滁县基督中学读书；1916年夏，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19年，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学院读书，1924年毕业。次年赴英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后又赴美威斯康星大学任名誉研究员，获硕士学位后又返英继续学习；1929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旋回国。1930年任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曾兼任系主任等职；1931年4月，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曾任金陵大学董事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部长和政务次长等职。在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前夕，为保护难民的生命和国宝的安全，他邀集国际友人并提议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难民安全区），他又提出抢运并受命护送珍藏在南京的中央、故宫两博物院的中国历代文物迁徙至四川；1948年起，他又受命把上述等部分精品文物运往台湾，并负责筹建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65年落成。1949年到台湾后，他以教育部门行政负责人的身份为台湾金陵女子中学的建校、选址、规划等起到关键作用。（海峡两岸纪念馆、出版物和影视资料中均有详细介绍，《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中有详细自述，著有《中华文物播迁记》等。）他还是金陵大学台湾校友会（名称不详）的负责人。

中国网（china.com.cn）2009年5月1日题为“《拉贝日记》中记载的国际友人”中有一段报道说到杭立武：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南京危急。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军侵占上海时，法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20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

杭立武早年留学英、美，他与南京的许多外国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理人都很熟悉。11月22日，杭立武邀请他们到学校讲了报纸上有关饶神父的报道，提议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他们为这个组织起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选德国西门子洋行代理人拉贝为主席(他还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代理人)；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等17人也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由梅奇任主席。抗战胜利后，他们中有27人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13.　陈裕耀（小叔），1915年生于南京。金中、金大毕业，又赴英美深造汽车制造专业（硕士）；毕业后，一直在美国某汽车制造厂任工程师。在20世纪50年代，因病早逝。

14.　谢家声（姨表姐黄文惠的公公，1887—1983），安徽无为人。约1904年，入汇文书院成美馆（中学部）读书；1910年春，入金陵大学文学院读书（与陶行知同班）。1914年毕业，后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农学院深造植物病理学，获硕士学位；1918年又到康奈尔大学进修。1920年任金陵大学农林科副科长；1923年兼东南大学农业推广部主任；1925年又兼任东南大学农科教务主任，一度担任东南大学农科代理主任；1930—1937年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1935年4月起还兼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1935年11月兼任全国稻麦改进所所长；1937年起专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1946年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农业部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定居美国。

15.　刘镜澄（大姨的亲家，他的儿子刘本立与我大姨黄丽婵的女儿杨嘉真是夫妻；他也是金陵中学校友刘思贤和校友刘思成的爷爷），曾就读金大附中、金陵大学；后来任过金中的英语教师、舍监、斋务主任；1924—1926年，任金中代校长；抗战胜利后，任金中训导主任；1950年，任金中副校长。

三、同辈就读与供职

我们陈家的上一辈人，可以说全部男性是在金陵中学和金陵大学就读的，全部女性是金女中、明德女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读的；我母亲家五姊妹，有三个（三姐、四姐和她自己）都是在基督女学（原金陵基督女书院，后称中华女中）就读的。

我们陈家和亲戚的同辈人与上辈人一样，在上述学校就读的比比皆是，如：男性中，大伯的儿子陈农文、陈农安，我的大哥陈农辉和我；女性中，大伯的女儿陈佩丽、陈佩德、陈佩结和我的大姐陈俊懿等都是金大、金女大、金陵中学、金女中、明德女中和中华女中的学子。

下面，仅对部分同辈人的供职等情况列举如下：

1.　杨嘉仁（大表哥，黄丽婵之子），籍贯广东省中山县，1912年10月28日出生于南京，著名音乐指挥家、教育家。于金陵中学、金陵大学教育系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毕业（金女大唯一的男生）；1937年，得到基督教会的资助，赴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研究部深造，获得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两个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南京汇文女中、明德女中、中华女中、上海之江文理学院、南京金陵神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中西女中、私立上海音专、沪江大学、国立音专（即今上海音乐学院）等学校执教；他一心扑在教育上，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指挥系，为主要创建人，并任第一任系主任，直至“文革”开始。其代表作有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等。

2.　程卓茹（大表嫂，杨嘉仁的妻子），1935年在南京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由于抗战西迁，1941年毕业于成都。同年与留美归来相恋六年的杨嘉仁成婚。后来，她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主要创建人、第一任校长，曾被授予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1958年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她是一位治学严谨、认真负责又充满爱心的教育家。

“文革”之初，夫妻俩在绝望之中，于1966年9月6日含冤自尽；“文革”之后，双双得到昭雪。杨嘉仁的遗著《指挥法》（稿）意外被发现，1997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2013年11月27日，上音附中60周年校庆，隆重举行了程卓茹的铜像揭幕仪式。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两位杰出的教育家。

3.　谢贤达（姨表姐夫，黄丽德的女婿，黄文惠的丈夫，谢家声的儿子），金中、金大校友。后为纽约联合国总部邮电等四部门负责人。

4.　张全复（姨表姐夫，黄丽德的女婿，黄文奥的丈夫，金陵中学校友张乃望的父亲），生于1922年，曾任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大夫、鼓楼医院胸腔外科主任，2016年病故。

5.　刘本立（姨表姐夫，黄丽婵的女婿，刘镜澄的儿子，金陵中学校友刘思成的父亲），曾就读于金大附中；曾任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大夫、鼓楼医院妇产科主任。

四、遵照遗愿捐故居

1996年5月3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一条消息：“曾经长期担任金陵大学校长的陈裕光先生的子女，遵照父亲的遗愿，将私房变资500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南京农业大学金陵研究院。”

此为南京汉口路71号小院，是爷爷陈烈明在20世纪20年代购置了数亩地皮，建起的三层楼别墅。陈裕光担任金大校长，其家一直住在这里。1986年5月，政府将此私宅院落归还给了陈裕光。陈裕光则由上海迁回南京定居。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时光。他晚年仍为教育工作操劳，牵挂着争取“亚联董”（U.B.）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更大的支持，使金陵儿女能再有一个联络感情、加强合作、交流学术、开展研究的家，如建立金陵研究院，延续“金陵”之名的问题。现在，汉口路71号的“陈裕光故居”已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在我们校友中，与金大、金中关系密切的人家还有不少，希望他们及其后人也能把掌握的有关情况和资料提供给我们的母校。

（注：由校友谢金才帮助整理）

回忆我的爷爷刘镜澄

刘思贤(1966届)

我的爷爷刘镜澄（1886—1968）和金陵中学有很深的渊源，“金中”不仅仅是他的母校，更是他一生主要工作生活的地方——从做学生到当老师，到首任中国人校长，到抗战结束后回校担任训导主任、副校长。他倾其毕生精力，教书育人，蜚声中学教坛，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回忆往事，思绪万千，那是难忘的金中情结。

爷爷的简况

爷爷自小家境贫寒，小时读过私塾，稍大些在镇江教会小学读书。几年后他和另几位学生被镇江教会小学送到南京基督教开办的汇文书院(金陵中学的前身)读中学，从此与金中结缘。

汇文书院因为是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老师大多都是外国人，学生都住校，上课和平时交流基本全是说英文。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爷爷凭着天资聪颖又好学上进，很快便能和老师对话了，解决了学习中的拦路虎。

金中毕业后，爷爷顺利进入金陵大学读书，专修英语专业，在金大学习期间因成绩优秀，不断受到母校邀约常回金中讲课。爷爷告诉我，他是金大首届毕业生，一个班毕业三个人。经过大学深造，爷爷的英语口语十分纯正，连外籍人士都难听出来是一个中国人在讲英语。金大毕业后，应要求回金中当老师，教英文，从此开始金中的教师生涯。

金中是以英文教学水平高而著称的。爷爷对英文教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学方法别具一格。课堂讲解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有声有色，讲得精彩；课堂提问和回答中，使学生全神贯注，不敢懈怠。他在教学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学生的作业批改一丝不苟。他对学生的计分方法是，课堂问答（包括作业）分数与月考分数相平均，月考分数又与期考分数相平均。当时学生公认，学习英语第一关就要过刘老师这一关，在刘老师这儿过不去，不能升级，也不能毕业。正是爷爷治学严谨，教学有方，使他的学生们能够打下扎实的基础，在以后的深造中获益匪浅，这些在他的学生的回忆文章中都有提起。

那时还经常会有不少外校的老师来听他讲课，因为名气大了，也有大学来请他去任教，但爷爷认为基础教育很重要，金中就很适合他，所以都婉言谢绝了。

爷爷在金中还担任过舍监、斋务，管理金中事务。因金中都是住校生，校规严明，学生不得任意离校，作息时间紧凑，全天按时进行。爷爷在监管中严肃而认真，从不讲情面，严格监管，促使学生养成遵章守纪的良好习惯和应有的品德修养。学生们离开金中后，对在金中学习时的良好环境和严格的老师都念念不忘。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形势的发展，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当时有规定教会学校校长须为中国人，金中外国人校长去职后，爷爷成为金中第一任中国人校长。

1927年，因北伐军打进南京城，战乱中学校停课，爷爷带着奶奶和全家人到了上海，也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过翻译。

后来爷爷回到南京，在金中、安徽中学（现在的南京第六中学）都教过书，那时有名的老师可以被外校聘请去兼课。

抗战胜利后，爷爷带着家人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了南京，受金中校长张坊之邀，回到金中担任训导主任，在1950年时还担任过副校长。

曾有爷爷的学生在国民党政府做官，想介绍他去任职，可爷爷一生只钟情教育，对其他丝毫不感兴趣，正是他有这种专注执着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为金中英语教学和学生的培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2年，爷爷因年老辞职（当年还没有实行退休制度），告别了学校，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八家村，从此安度晚年。

我眼中的爷爷

我和哥哥从小生活在金中校园里，有幸在校园里度过了懵懂的童年岁月。在我成长的日子里，爷爷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对我影响很大。

记忆中的爷爷喜欢穿长袍，外出拿手杖，他话不是很多，虽然有人觉得他不苟言笑，有距离感，可我眼中的爷爷是个和蔼可亲、正直善良的老人。

有这么一件事，过去的宿舍都是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表、一个电表，每户轮流计算并收取一个月各家该交的费用。爷爷主动把这计算和收费的事承担了下来，他说，别的家庭都忙，而我可以做，就这样一干很多年，可见爷爷是一个善良、乐于助人的人。

爷爷为了增加我和哥哥的知识面，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去莫愁路旧书市场，好不容易淘到《孟子》共四册线装书。他认为相比较而言，四书中《孟子》小孩子读起来容易上口。小学三年级的暑假我们就正式跟着爷爷学起来。他边读边讲解，他吟唱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每天我们必须下功夫背下当天学的段落。就这样，一个暑期学了一册半书。后来我读初中时，语文课本中选入了好几篇我曾学过的《孟子》的章节，更加深了我的记忆和理解，有些段落至今不忘。现在回想起来，倒是感到年轻时多学些东西，记忆力强，终身受益。那四册《孟子》线装书，虽经数次搬家，总也舍不得丢掉，至今还收藏在家中，那是我和哥哥对爷爷永远的思念。

爷爷一生养育了五个子女，其中有四个是金中学子。1963年我很幸运地考取了十中，成为家中第三代金中学子。记得初中开学前，学校要求备好《新华字典》和大字帖，是爷爷陪我去新街口新华书店挑选的。在挑选大字帖时，经过各名家字帖的比校，爷爷帮我选中了欧体楷书九成宫字帖。他认为字体清秀、规整，适合女孩子写。后来名师恽宗瀛是我们班的书法老师，我曾经有幸被他挑中，写了一张大字贴在校门口的橱窗里，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我退休后，还用这本字帖重识记忆，练了好一阵子九成宫大字，可能就是所谓少年养成、老来得趣吧。

当年进入金中，我分在六班，入学前，爷爷就把英文字母的发音、英文单词是如何拼读的等，给我讲解、分析，让我对英语有了大概的了解。在平时的学习中，他也是随时给我答疑解惑。我渐渐对英语产生了兴趣，初中时我的外语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当然那主要是我的英语老师彭革成和劳元丽两位老师教学有方的功劳，我永远怀念他们。爷爷的帮助也是功不可没的。

1966年，本该求知若渴的年华，被中断了学业，每天都在浪费青春时光。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一日我从学校回来，爷爷手拿一小册书跟我说，今天我到新华书店买了这本英文老三篇，有时间我们来学。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可想爷爷是多么的心疼和无奈。

一辈子当老师的爷爷，培养了众多学子。有爷爷的三个学生，其中张邦锐老师是金中的数学老师，他们和爷爷相交甚密，每到过年就会相约来看望爷爷，给爷爷拜年。亲切的称呼，热情的交谈，亦师亦友，令我印象深刻。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十分温馨。

爷爷心胸豁达，热爱生活，尤爱京剧。1957年梅兰芳、马连良到南京来演出，当年还没有“追星”一说，但也是一票难求。我母亲好不容易买到两张票，和爷爷一起去看，非常过瘾，多年后爷爷还经常回忆这一幕。除了听戏，爷爷还喜欢游园，大约是1965年，八位老友相约游玩玄武湖，还拍了一张集体照，爷爷给照片取名“八叟游园”。八叟中有他金大毕业的同班生——杨爷爷，多年的交往使他俩结缘成了儿女亲家。照片中最年长的一位——周爷爷，是小时和爷爷一同从镇江到南京来读书的老朋友了。这使我们后代称之为世交。

爷爷的身体很好，直到80岁时仍耳不聋，背不驼，精神很好。爷爷的晚年生活是在平凡而又不失乐趣中度过的。

1968年，爷爷病了，数月后医治无效去世，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爷爷的一生不图虚名，正直而坦荡，终身恪守教育本分。

值此校庆130周年之际，怀念我敬爱的爷爷，感谢母校——金陵中学，愿金陵中学在前进的道路上再创辉煌。

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万县金中

韩立德(1954届)

抗日战争爆发时，父亲韩发义在金陵中学供职，1937年年末，我们一家三代七口人随金陵中学部分教工及学生迁至四川省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当时我才一岁多，1945年返回南京时，我已经八九岁了。万县金中的几件小事还留在我童年记忆里。

当年万县的生活条件自然很差，我们就住在老乡的土屋里，烧柴草大锅做饭。母亲脱下旗袍、高跟鞋，换上了布衣布鞋。按当时金陵中学的规定，夫妻双方是不能同时在学校任教的，母亲只能到当地一所师范院校教音乐。我们几个姐弟在房前屋后草地上追逐嬉笑，玩得倒也开心。还用绳、棍绑个鞭子，将木头削成锥形，用橡皮筋绑在一起，自制弹弓，这些就是我们的玩具。

由于长时间不洗澡，我们身上都长起虱子。至今还记得母亲常将我们四个孩子（含一失去母亲的表哥）的衣服放在锅里煮沸情景。当时万县医疗条件很差，发了烧，煮点老乡介绍的草，喝后就退烧了，但是大病就很难处理了。记得在万县期间母亲生我们的小弟弟，由于难产几天都未生下来，无奈接生婆喊父亲前去帮忙，我们几个姐弟惊恐围在祖母身旁，听着母亲痛苦大叫，不知过了多久，父亲从里屋走出来满脸大汗，沮丧地瞅瞅奶奶一声不响走开了。小弟弟夭折了。后来父亲写了一篇长日记，记叙母亲生产过程和他当时的心情。我成年以后在父亲的遗物中看到了这篇用英文写的文章。母亲能够死里逃生实属万幸！因当时条件下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仅金中就有12人死在万县，装进棺材但未入土。

万县既然这样艰苦，我们为什么要从南京来这里呢？我们曾就此问过大人，父母告诉我们，金陵中学迁至万县，学校内部争议是很大的，你们只要记住金陵中学迁至万县就是为了抗战就行了。由于当时太小，只留下这么一个笼统的概念。

随着年龄的增长，姐、哥都上学了，我又结识了新的小伙伴——石圆儿，禾瘪成儿……石圆儿是房东的儿子，我常跟他们几个到学校门前的沙河去抓鱼，河水很清，河底是沙子，鱼儿游过看得清清楚楚。也不知玩了多久，又跟在小伙伴屁股后回家吃饭。还有一事仍记忆犹新，四川夏天很热，父亲设计制造一个土风扇，像驴子拉磨一样让叶片旋转，每到周末父亲与同事打麻牌就由我们几个小伙伴给他们拉风扇。如今说起往事，晚辈问我拉风扇有何奖励？这个可真记不得了！有时大人打牌差我们到镇子上去买香烟，返回路过沙河又看见小鱼一帮一帮游过，不慎香烟掉进河里，吓得我们面面相觑，无奈只好等烟晾干再回家，当然回家的状况可想而知啦！

小伙伴还带我去金中校园玩耍，金中坐落在杨家花园。杨家花园是国民党上将、著名川军将领杨森私家园子，依山坡而建，绿树成荫，一株株八蕉树伸展着它的蒲扇叶子；石板方砖铺地，一段段石阶让院子层层叠叠；院里有石桌、石凳，还有一个大水池（用来集山上淌下来雨水）用于日常生活；房屋有厢房、正房，张坊校长的住所就在山坡上。

1945年抗战胜利，金陵中学员工乘船由万县回迁南京。好多木船载着教工家属老小，学校财产，还有那12口大棺材顺江而下。当时父亲任学校总务主任，押运学校财产当然责无旁贷。然而途中并不顺利，有一只木船船板掉下一块，船舱立即进水，眼见着棺材漂了起来。我和哥姐被输送到一只驳船上，驳船挤满了人，我们只能在煤堆旁蜷作一团，满脸煤粉。父亲仍留在漏船上押运，全然顾不上我们。母亲见煤堆旁我们的样子，想到几天几夜地走下去怎么能行，无奈只好找人联系。随后我们被带到一间船员办公室，屋内只有办公桌下还有一点空间，把我们几个塞了进去。年迈的奶奶不吃不喝一筹莫展，因为她唯一的孩子还在漏船上，生死未卜。后来听父亲讲，漏船上的人撤退后，漏洞浮出水面，立即进行淘水、修补，然后恢复航行。但是没过多久，劫匪又上了船，直奔着西装大衣的父亲而去，令其把大衣脱下。大衣、怀表，还有一只金笔是父亲身上的全部贵重物品。父亲趁劫匪巡视箱子时将怀表、金笔掏出藏在一边，此时劫匪撬开一个个箱子，都是学校办公用品，不经意间还划破了手。按着劫匪的讲究，见血必须立即离开，因此立即逃走了，父亲的大衣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如今我已年过八旬，但童年的点滴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几次次梦里回万县，想念杨家花园，想念那条捉鱼戏水的沙河，想念我们住过的土屋，更想念那些不知姓名的小伙伴。去万县看一看成为我的一个夙愿！2012年10月在家人的陪同下，我又踏上阔别67年的万县土地。学校旁边的山还在，但感觉没有童年时高了，记得当年日本飞机轰炸时总会在山顶挂着大红灯笼作为警报；沙河没有以前宽了，填河架桥只留下很少一点原来的踪影；学校石阶还在，也不像儿时那么宽阔啦；学校正门现在是沙河街道办事处，层层叠叠的院落住满居民，石桌、石凳缺边少沿的还有几个；去往山顶原张坊校长住的房子的通道已被堵死，修了备战仓库；原积水大水池还在，里面盛满黑乎乎的东西不知何用。最让我们激动的是院子中央有一块由金陵中学第四代子嗣立的大碑，碑文篆刻着金陵中学迁川8年历史，我抚摸碑石浮想联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注：韩发义原为金大附中英语教师、总务长。

父亲

李容李放李抗李迎

我们的父亲李治中在十中工作了20多年，我们家姐弟四人也都曾是十中的学生。因今年是金中130周年校庆，校友会约我们姐弟写一篇从子女角度回忆父亲的文章。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回忆起父亲，一时间我们竟然不知如何下笔，只好把一些零碎的往事记录下来。

幼年时对父亲的记忆比较模糊，只是感到父亲总是很难得见到，当他晚上回家时我们已进入睡梦之中。有时父亲会把我们从床上轻轻抱起，用胡子茬将我们扎醒，然后一次又一次把我们高高举起，我们觉得就要飞到天花板上了，飞腾中感觉小脸被扎得麻酥酥的，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夏天，我们兄弟几人晚饭后会到十中大操场纳凉，嬉戏，有时累了困了就在草地上睡着了。父亲晚上回来见奶奶在家着急，担心后半夜天凉了我们在外面睡着会生病，就会去校园找。父亲发现我们熟睡在草地上，就抱我们回家。我们迷迷瞪瞪睁开眼睛，上面是浩瀚的星空，下面是父亲温暖的手臂。

后来，我们大一些开始上学了，对父亲的记忆也清晰了些。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总是鼓励我们自己思考问题。记得有一次他做了一些卡片，卡片上有一些数字，他让我们设想一位同学或老师的年龄，然后展示卡片让我们告诉他哪张卡片上哪位同学（老师）的年龄，随后他就说出那个人的年龄。我们都觉得很神奇，要他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上小学时见到这种游戏，于是就自己琢磨，最终找出其中的缘由。他希望我们碰到问题也能自己动脑筋，相信我们也能琢磨出来。我们自己也想明白后，心里高兴极了。

父亲希望我们热爱科学并能自己动手去探索。有一次，他带着我们找了一些碎玻璃用酒精灯加热，熔碎玻璃使之收缩成小珠状，冷却后选无气泡的小玻璃珠嵌在硬纸板上，就做成一个简陋的显微镜，用它去观察花粉、蝴蝶翅膀、树叶、羽毛……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神奇世界。

父亲酷爱读书，看见喜欢的书，只要经济许可都会买回来。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妈妈让他去买菜，结果菜没买，捧着一部书高高兴兴回来了。原来菜摊边有一个人在卖一套线装本的史记，要价也不高，于是父亲就用买菜钱将书买回来了。遗憾的是，这些书连同父亲几抽屉的读书卡片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都付之一炬了。

父亲希望我们多读一些课本以外的书，多掌握一些科学知识。上中学以后父亲告诉我们，现在学校图书馆已经开放了，里面有几万册书、各种期刊，你们要会利用这些资源，要会查找资料，以后在工作中很有用处。他还跟我们说学校实验室课后也开放了，而且有老师辅导，帮助同学掌握科学的实验方法，可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我们当时并未能完全理解这些，直到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认识到父亲这些话的重要。

父亲还教育我们做事要严谨。他以实验室洗试管为例告诉我们，洗试管不是随便洗洗就行，一定要洗干净，要看到试管内壁附着的水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股流下才算达到标准，若是没洗干净就会影响实验的结果。他希望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追求完美，精益求精。

父亲爱唱歌且有一个好嗓子，声音浑厚优美，学生时代就是学校合唱团的骨干，时值抗战期间，他经常和其他爱国青年学生高唱抗日歌曲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早上起来一般是先读外语，然后一边洗漱刮脸，一边哼唱歌曲，主要是年轻时唱过的抗战歌曲，如《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延水谣》等，有时也哼唱一些外文歌曲，如福斯特的一些歌曲以及《欢乐颂》《圣母颂》等。“文革”开始后，就听不到父亲的歌声了。有一次父亲回家告诉我们，受迫害的老师们被逼唱自我侮辱的“歌”，并唱了两句给我们听，听完我们都低头无语。父亲认为歌曲应该是美好的，应该去歌颂爱，去净化人们的心灵，去激励人们向上……再也没想到世间还会有这样丑恶的东西。

“文革”中我们姐弟四人全部到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当时我们感到前途渺茫情绪很低落。父亲鼓励我们一方面好好参加生产队劳动，一方面安排好自己的学习。他告诉我们不论从事什么行业，文化科学知识都是有用的，而且机会也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父亲还给我们买了许多书籍、杂志帮助我们自学。返城后，在农村养成的自学习惯和培养的学习能力对我们一生的工作和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父亲是我们一生的老师，他教我们应如何做人做事，他告诉我们应该“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工作”。在我们儿时，他就给我们讲“瓜田李下”的成语，讲“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讲“正气歌”告诉我们做人应有的气节。他又告诉我们，做人要“与人为善”。他也针对我们的缺点，希望我们能听进去别人的批评意见，做到“从善如流”。他还告诉我们，对别人要宽容，包括伤害过自己的人……他希望我们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一定要坚持学习，提高自己，把工作做好，成为有用的人，不能做“有你不多，无你不少这种混饭吃的废物点心”……父亲的教诲始终鞭策着我们。

父亲几乎一生都从事教育工作，其中从1956—1977年有20多年时间是在十中，后来调到南京外国语学校直到退休。在十中工作的这段时间，父亲正值年富力强，在工作中投入了他的全部心血。对父亲而言，在十中的这段工作经历是他终生难忘的。

父亲退休后，仍然保持对学习新鲜事物的热情，他学会了用电脑上网看新闻，查资料，写文章，听音乐，经常带着数码相机出去拍照……还经常参加当年十中老师同学的聚会。

在父亲生病到去世这段时间，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父亲，他的坚强豁达和贯穿他一生的那种爱。父亲在2011年初查出患了直肠癌而且已到晚期，并已经转移到肺部，预计生存期只有半年。知道父亲患病，当年十中的同学、老师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寻医问药。在大家的关心帮助下，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父亲的病情一度有所缓解。但到2012年下半年病情又迅速恶化，再次住进了医院。医生告诉我们癌细胞已转移到身体多处，肺部已布满了肿瘤。父亲自己也知道最后时刻就要到了，但他仍然与病痛顽强抗争着，但凡有一点气力就起床，用助步器在病区走廊来回走动。每当有老师、同学、朋友来看望，父亲都很高兴地和他们交谈。同时父亲坚持每天洗漱、刮脸，保持自己一贯的精神风貌，并一直坚持到他去世的那一天。

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父亲已非常虚弱，他告诉我们“大限已到”，这真是锥心刺骨的痛啊。我们也知道回天乏术，但也不知道如何安慰父亲，只是傻傻地问他想吃点什么，我们给他做，给他买。父亲告诉我们“人是有精神需求的”。父亲开了一个目录，希望我们帮他找一些歌曲放给他听，这些歌曲主要是抗战时期的歌曲，父亲特别提到《我所爱的大中华》这首歌。我们寻觅到这些歌曲后赶到医院放给他听，父亲听到《我所爱的大中华》这首歌时，精神为之一振，一面随音乐的旋律打着拍子一面高声唱起来。由于虚弱，唱得有些断断续续，但歌声中充满感情：

“我所爱，我所爱的大中华，我愿永远地为你尽忠！

你的永远的历史与文化，给我无限的骄傲光荣！

你的江河湖沼美丽如画，我一生一世永远怀想！

你的平原山野何其伟大，我一生一世永远不忘！

我愿与你共享一切荣辱，我愿与你共尝一切甘苦！

……”

这歌曲伴随着父亲走到他生命的终点。

我们当年读书时的南京十中，如今已恢复原来的名称“金陵中学”。但不管校名如何变化，学校的文脉没有断。就像一条连续不断的路一样，它可能曲折，可能并不平坦，但一届届的莘莘学子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走上社会，成为有用之才。而一代代老师也正是这条路的铺路石。不管经历什么艰难困苦，老师们都用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品格、他们的担当、他们的爱，承载着这条路，使它向前延伸。如今这条路已延续130年了，希望这条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好。

注：作者为李治中校长子女，均为金陵中学老三届校友。

怀念父亲林遵

林华明(1967届)

父亲林遵出生于1905年。1923至1925年间，年少的父亲曾就读于金陵中学，母校的学风和教诲，深深影响着父亲一生的信念和追求。

父亲青年时曾留学英国、德国，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海军长江中游布雷第五大队大队长，抗战胜利后率领舰队进驻过西沙、南沙群岛。

秋浦河，一条在父亲生命中流淌过的河流，一条许多中国海军军人不会忘记的河流。1939年冬季，父亲带领国民党海军长江中游第五游击布雷大队，驻扎安徽贵池县的一个偏远山村，距离长江约100公里。日军为了保护水上运输线，沿江修了许多碉堡并派有重兵把守。父亲亲自带队多次深入敌占区，白天先行军到离敌占区不远处隐蔽，等夜幕降临再穿过封锁线，渡过宽阔的秋浦河直奔长江，用木船把水雷载往长江中游，在日军船只行驶的航道布下水雷，炸沉了日军大型运输舰及船只数艘，给了敌人沉重打击，迫使日军不得不多次宣布长江停航。在那秋浦河畔，在和日军的战斗中，他们被悬赏，也曾遭伏击，但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官兵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战，有的身负重伤，有的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为救亡图存而战，为中国海军而战，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告诉侵略者：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

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曾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将西沙、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并决定派海军舰队及人员前往进驻。父亲当然知道进驻的风险，首先是这片海域暗礁星罗棋布，再就是当时没有完整的海图、气象等信息资料，但这是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大事，父亲毅然领命前往。他曾对母亲说过：这是一项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事，我心甘情愿去做。1946年10月，父亲率太平、永兴、中业、中建四艘军舰开始了进驻西沙、南沙群岛的航程，一定是经历了许多艰险，克服了许多困难，同年12月份他和他的舰队终于登上了祖国的西沙、南沙群岛。虽然进驻和登岛的过程我都是通过电视、新闻和资料里得知，但是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他们以四艘舰艇的名字分别命名了南沙和西沙群岛主岛的岛名，并在岛上竖立起了太平岛、中业岛、永兴岛和中建岛的石碑，石碑背面刻有登岛日期，同时在岛上升起国旗，还埋下了中国的铜钱。当时除了舰队的官兵，还有同行的广东省官员、工作人员和记者参加了纪念碑揭幕仪式。

父亲生前常会独自吟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后来从文史资料中我才知道父亲的舰队在进驻西沙、南沙的途中曾停泊零丁洋附近，南宋宰相文天祥就是在那写下了气贯长虹的《过零丁洋》诗篇，父亲每每朗诵这首诗时，一定是想起了收复西沙、南沙群岛那一段让他一生难忘的经历。不容置疑，南沙、西沙、太平诸岛是中国的领海、领土，父亲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父亲极其痛恨内战，厌恶腐败，面对民心尽失的国民党政府，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关心下，1949年4月23日率领国民党第二舰队20余艘舰艇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毛主席称赞这次起义是“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父亲一生热爱祖国，热爱海军，热爱海洋。遵照父亲的遗愿，他的骨灰撒进了祖国的海域，他把灵魂留在了他所深爱的祖国的蓝色海疆。

2017年7月16日，父亲离开我们38年了，但在我的心中他从未离去，他教会了我正直清白做人，让我明白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有这样一个父亲我非常骄傲！

南京金陵中学是我和父亲共同的母校，感谢母校，感谢南京金陵中学！

注：林遵将军，林则徐的侄孙，金陵中学1925届校友，在金中的学名为林莱钥。

（原载《校友通讯》88期）

回忆父亲黄钺老师

黄德洪黄德瀚黄德沛黄德汾

2009年是我们敬爱的父亲黄钺诞生100周年，他离开我们近四十年了。我们怀念他，不仅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更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一位普通的传播生物学的使者、仁者，一位在教书育人的园地里，默默无闻、辛勤耕耘一生的普通园丁。

父亲黄钺（1909－1971），祖籍仪征，其父是晚清秀才。父亲1928年毕业于金陵中学，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大二时其父逝世，家道中落，老师陈嵘不忍他辍学，帮他联系勤工俭学，在金中辅导住校生晚自习。毕业后，陈嵘先生介绍他任金中生物教师。父亲对恩师满怀感激，治学做人均以陈嵘先生为表率。

1937年日军侵华，留守金中的陈嵘、齐兆昌等教授历经艰辛办同伦中学，父亲任教务处主任，他们为保护金中财产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张坊校长回南京，改聘父亲任科学部主任，1949年后任科学教研组组长。1956年父亲被评为中教三级教师，与向培豪、宋家淇、卢崇烈等老师被誉为“金中四名师”。

父亲治学严谨，他常说：“教学生一分知识，就必须有十分学问。做老师的切切不可误人子弟。”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学生物教材和教学重点常有变化。依照每学期教学大纲，父亲认真做备课笔记，思维有章，行文有序，书写一丝不苟，结合教学重点，体现生物学内涵。即使“文革”停课，父亲还坚持做备课笔记，我们终生难忘的是学生来抄家时，父亲正在做备课笔记。他或许渴望有朝一日还能登上讲台，为学生传道；还能重返实验室，为学生解惑。但他始终未能等到这一天。

课堂上授课，实验中加强理解，是金中传统的有效的教学方法。因此父亲常去生物实验室和花房。实验课上父亲现场解剖兔子、青蛙、鲫鱼等，讲透各类动物的内部器官，使学生对书本知识有深刻的感性认识。实验结束，他和工人师傅清理洗涮玻璃试管和器皿，亲手仔细擦净高档仪器、显微镜镜头，装箱存放。花房内种植着牡丹、芍药等各类花草，角落里养着小白鼠、刺猬等小动物，还饲养两箱蜜蜂，花房成为校园里一个小型动植物园。他培育的铁树开过花。有一年花房内昙花即将开花，父亲兴奋地把昙花搬到大礼堂舞台，让师生一睹昙花一现。有位华侨学生拍了照片赠送，可惜“文革”时遗失。

父亲还为校内的树木、花草统一挂牌，注明银杏、木瓜、琼花等各树木花草的学名、别名、英文名、科名、产地、特性、用途等。每块小木制牌标都是木工师傅刨平油漆好后，父亲亲自用毛笔工整书写中英文。

父亲精于制作各类植物、动物、人体标本。现在学校生物标本室里陈列的一具放在玻璃器皿内的人体胚胎，还是美国血统哩！那是父亲1949年任教生物学时制作的。父亲通过鼓楼医院的同学，向一位因要回国而做人流手术的美国妇女索要胎儿。她得知金中生物老师索要胎儿是制作标本，欣然同意，还风趣地说，请这位先生做得漂亮些。

我们的父亲教书育人一辈子，清贫勤俭度一生。他常说，选择教书匠这个行业就必须耐得住清贫。父亲一人工资要负担全家六口人生活，还要抚养我们两个表哥，经济拮据，可父亲从不向学校申请减免子女学费。

父亲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有传统的方式，清晨即起，打扫庭院是我们自小的必修课，我们都吃过戒尺，被打手心，被罚过站。父亲在金中求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过《学生于课室内应养成之习惯》一文，强调遵守课堂纪律的重要，他这样做了，也要求子女做到。在课堂上父亲把我们当学生，提问、考试和其他同学一样。有一次德沛在课堂上打瞌睡，照样被点名站起来。

但父亲也不乏民主，希望我们能继承他所学的生物，经常带我们参观博物馆、植物园、古生物研究所，为我们讲人类起源，教我们制作简单的树叶和蝴蝶标本。即使难得带我们去玄武湖公园，重点也是到动物园。我们长大后，父亲很民主地尊重每个子女的选择。德洪爱体育，德瀚喜航模，他从不横加干涉，只要求做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父母含泪送唯一的女儿德汾去农村插队，反复交代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德汾经努力成为赤脚医生，父亲分外高兴，子女中总算有一个和生物学靠近的职业了。

父亲对学生学习上严肃认真，生活上则体贴关心。逢春节中秋传统节日，邀不能回家的华侨学生、抗美援朝期间还有朝鲜学生到家里聚餐，欢度佳节。母亲热情好客，亲手下厨准备丰富菜肴，以慰学生思乡之苦。对贫困学生，父亲更是关心备至，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帮他们减免学费，享受助学金，完成学业。多少年过去了，很多学生还记得父亲的帮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或付诸文章。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敬爱的父亲，普通的生物教师黄钺先生诞辰百年。

注：作者为黄钺老师子女，均为金陵中学校友。

（原载《校友通讯》62期）

遥远的回忆

刘宗惠(1966届)

关于祖父刘靖夫

翻开南京市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册第40页，一位戴学位帽的男士照片映入眼帘，他就是家祖父，金陵中学第一任正式华人校长——刘靖夫。

刘靖夫大约生于1886年，祖籍山东章丘。不知何时，当大批山东人闯关东时，刘靖夫的祖上人却沿大运河南下至镇江，几经打拼，家境逐渐殷实，到我曾祖父刘梅村时，大概是受洋务运动影响，遂创立了镇江南徐中学。

刘靖夫大约190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主持过南徐中学事务，后举家搬迁至金陵。在1921至1926年间，两次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据家父生前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与罗隆基是同班同学。家兄也看过刘靖夫与罗隆基的合照，但“文革”时已销毁。有疑问的是，罗隆基攻读的不是教育而是政治，并获得博士学位，而刘靖夫以后是否获得博士学位无从查考。

刘靖夫在金陵大学先后担任图书馆馆长、教育系主任。1927年，北伐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学校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在金陵大学，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了临时校务委员会，初设委员五人，由农林科长过探先，文理科长陈裕光，教授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同年11月，金大理事会做出决议，推选陈裕光为校长，刘靖夫兼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在担任金陵中学校长期间，刘靖夫提出两大问题必须先决：1.　处理校务须有全权，用人行政不得干涉；2.　经济权由校长根据校董事会通过之预算，负责支配、决定。用现金陵中学校方评价：这次办学自主权的争得，为金陵中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南京《金陵中学建校百年纪念册》中记有：1926年刘靖夫任校长时，宗教为选修课，从德、智、体、群四方面来培养学生。关于群育的解释，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潘光旦(1899—1967)先生认为，群育就是培养协作精神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能力。也就是说，群育是一种建立和谐的人群关系、促进个人“群化”而培养群性的教育。2008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解释：群育是学会如何待人处世，培养学生与老师、同学、父母、家庭、亲友、社会进行思想交流、互相关爱和协作相处的能力，以及培养其团队协作精神和领导艺术。有些学者研究结果认为：群育是指社会教育，其代表人物有严复、蔡元培；群育是培养合群、合作、团结精神的教育，其代表人物是潘光旦、梅贻琦、罗辀重；群育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教育，其代表人物是张伯苓。

《金陵晚报》2009年6月5日《戏剧家欧阳予倩的金陵旧梦》一文中谈道：1922年夏（时间可能有出入，当时刘靖夫已在美国留学，1927—1929年为金中校长——作者注），欧阳予倩接受田汉等友人建议，率民众戏剧社，带七幕剧《歌女泪》与《同住的三家人》来南京演出。两部话剧都是反映当时都市生活的作品，对社会的腐败黑暗、贫富悬殊、为富不仁的现象做了无情的揭示。但这个作品不符南京老戏迷的传统胃口，上座率不及三成。此时，教育家陶行知、金陵中学校长刘靖夫挺身而出，在南京报纸上发表文章，赞扬正上演的两出文明新戏，呼吁师生和民众给予支持。两位名人还抽空去青年会剧场看戏。在他们的影响下，多所大学、中学师生买票包场，局面迅速扭转了。后来，欧阳予倩曾说，对这次在南京的演出终生难忘。祖父自1910年就职金陵大学始，直到1937年离开南京时长达27年里，一直住在金陵中学内靠干河沿前街老大门西侧的青砖平房里。家父自述，他于1916年某日晚12点出生于金陵中学这青砖平房内，直到高中毕业去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前，他一直生活、学习在金陵中学。

出于政治上的谨慎，家中人很少谈及家祖父，许多照片在“文革”中或被抄家，或被自家销毁。金陵中学百年校庆时提供给学校的照片资料有的是那个年代幸存的，有的是通过海外亲友征集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父退休，家中常有8个左右的老金中校友“抬石头”，所及内容无非是国家大事和旧人旧事。一次，酒酣之际，有位老校友离席描述家祖父形象：一身西装，系领带，戴一副框架是圆的眼镜，左手夹个皮包，右手拖个文明根，腰微弯，走路向前一冲一冲的，上课遇到声音嘈杂时，时不时会拿起文明棍敲两下……老校友惟妙惟肖的表演引得全桌鼓掌大笑。笑声结束后，家父才勉强“嘿、嘿”干笑两声，结果静静几秒钟后，爆发更大笑声……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些老校友就被上天一个不剩地召唤去了。

据家父回忆，一次，家祖父在家看书，看着看着，突然把书倒磕在桌上仰天大笑。家父偷偷一看，原来是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

以上就是我仅存的家祖父的多维形象。

1929年刘靖夫辞去金陵中学校长职务。

1937年日本攻陷南京前离开南京。

1944年坐车途经贵州独山死于日机大轰炸，尸骨皆无，时年58岁。

关于家父刘祖修与足球队、弦乐团、校刊社

近日，在整理家父母遗物时，发现了有关金陵中学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老照片。其中有足球队、弦乐团、校刊社。

20世纪30年代金陵中学足球队。足球是金陵中学优秀体育传统项目之一，在上世纪30年代金中足球队参加各种足球比赛屡屡获胜。家父曾任足球队队长，汤文耀先生为体育主任，温陵熊为干事，王静先生为体育指导。直到20世纪50年代，足球仍在学校盛行。当时学校有两个足球场，体育馆前面的叫南操场，图书馆前面的叫北操场，而且北操场的赛事好像比南操场多。记得50年代我家住干河沿前街，我读五台山小学（现鼓楼区一中心小学）时，每逢下午放学回家，看到几个马车紧贴学校外墙，不少人站在马车上往里看，校园内传出阵阵欢呼声时，那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家兄那时好像还是校足球队员，也是市少年队的。那时的金中足球队好像也是市中学生冠军队。

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北操场被一劈两半，西半为草坪，东半为菜地。那个年代，不可能为足球提供起码的物质条件，金中足球开始走下坡路了，尽管在1965届汪海庆时还有些回光，但毕竟还是一蹶不振了。

20世纪30年代金陵中学弦乐团。关于金陵中学弦乐团的照片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原以为体育是金陵中学的优秀传统，结果发现，金陵中学的弦乐团居然也曾名震宁、沪、杭，声誉卓著，而且家父刘祖修还是团长。大约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十中还有一个由东南亚侨生组成的合唱团，演出时一律头戴墨镜，西装革履、烫发花裙，配以西洋乐器，架势空前，合唱曲目有《小白船》等，美极了！

如今，这个传统在金陵中学学生合唱团和金陵中学金钟校友合唱团得到延续，心中深感欣慰。

20世纪30年代金陵中学校刊社。当年《金陵中学校刊》是由于佑任老先生题词，家父刘祖修为社长，校刊的卷首有家父这样一段文字：“——虽不敢说是学术界的一点贡献，却也能引起不少人的浏览；莫奈何光阴似水，还好——造下些人生的痕迹。”说实话，我一点都不知道校刊社是什么，顾名思义，可能是发行校刊的一种集社。至于其发行实物的内容也从未见过，家父母也从未提及。

我对出版发行不甚了解，但从校刊社的阵容来看，颇具规模，尤以于右任老先生的题词，使得校刊平添几分庄重和严肃。

回忆我的母亲章明华

宋起(1966届)

2013年8月7日，我的母亲章明华走完91年的人生之路，驾鹤西去。噩耗传来，不仅亲友动容，金中师生校友也同悲，纷纷赶来见母亲最后一面，为她送行祈福。母亲一生服务于金陵中学，永远是我做人的楷模。至今回忆母亲与金中相关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1947年，母亲毕业于中央大学教育系，被金大附中录用，从那时起与金陵中学结下了终生之缘。她在金中工作了35年，从授课于东、西课堂，到忙碌于钟楼办公室，由青年教师历练成有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的名师、教导主任、副校长。20世纪50年代就和母亲搭档的柳铮铮阿姨，在吊唁词中说：“尊敬的明华校长：自我参加工作，就一直与你在一起，十九年同一个办公室，1966年我们还同一个‘劳改队’，同挑一副水桶洗厕所。做班主任，你是优秀班主任；教数学课，你是优秀的数学老师；做教导主任，你是优秀的领导……”金中为母亲提供了一个展示人生的平台，母亲用汗水和心血浇灌了金中这棵常青树，为金中奉献了毕生精力。

母亲到金中之际，逢缺数学教员，于是任教数学。她毕业于教育系，并未专攻数学。为教好这门课，她虚心向老教师向培豪先生学习，同时认真揣摩，刻苦钻研，一丝不苟。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积累了数学教学经验，有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她讲课语句简练，重点突出，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令人印象深刻。校友们评价她教学风格严谨、简练，夸赞她是金中“数理化三华”之一。她曾受到苏联教育代表团专家的赞誉。

许多校友在回忆中，都提到母亲当年上课的情景。校友谢金才在《一节难忘的数学课》博文中，回忆了1965年母亲为生病教师代上数学课的教学过程：“看到是教导主任章明华老师来讲课，同学们开始比较紧张，但不一会儿就被章老师带入了愉快的数学演示之中。这堂课主要讲的是因式分解方法之一——综合除法。章老师先三言两语简述了因式分解的重要性……接着就在黑板上演示起来，例题一个接一个，耐心细致，深入浅出，最后还总结出了在什么情况下运用综合除法以及如何寻找因子（除数）等基本规律。看到章老师走过的背影，我发现她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而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那堂数学课依然历历在目……”谢金才校友不仅对上课的过程印象深刻，对这一数学解题方法也记忆清晰，多少年后他还把这堂课学到的知识方法传授给女儿，使她同样受益。回忆起这些，校友们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和崇敬。在母亲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类似这样的课她又何止上过千百堂？短短的45分钟，使学生受益匪浅，终生难忘，这对当教师的母亲来说实在是最高褒奖。

1951年，金大附中转为公办南京十中，教师还须同时承担班主任工作。母亲把满腔热情投入学生日常管理中，班主任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多次受表彰，1956年先后获“江苏省优秀教师”和“江苏省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记得当时每逢周末，学生们络绎不绝来我家，或交谈，或倾诉……有的一谈就是一两小时，令年幼的我和弟弟反感，讨厌他们把母亲的时间全占用了。这时，母亲会把我和弟弟关在小屋里，或让姨婆把我们领走，自己继续和同学谈心。后来我习惯了，渐渐理解了母亲，知道在母亲心目中孰重孰轻，来了舅舅和阿姨（当年母亲让我这么称呼她的学生），就自己避开，不打扰了。为了让远离家人的海外侨生不觉孤寂，周末晚上母亲曾在我家小院里挂上灯，举办露天晚会，唱歌、游戏，欢声笑语让邻居们也十分羡慕。

记得1954年暑假，家中添了位临时成员，是当时读初三的周柏林舅舅。他和我们同吃同住了一个暑假，让我和弟弟开心不已，以为是母亲安排他陪我们过暑假。直到几年前，后来成为教师的周柏林为我揭晓了谜底，原来当年他患癫痫，家住六合农村，治病不便，母亲安排他住我家治病。还有一位阿姨因失眠而神经衰弱，成绩不佳，情绪悲观，母亲常和她促膝长谈，开导帮助，她日渐开朗，考上了大学。类似的事还有不少。我和弟弟从小由姨婆照顾，母亲很少亲自照顾我们。家里经常有补课的学生，可她从没给我辅导过功课。说她爱生胜子，一点儿不为过。母亲的付出没有被她的学生淡忘，如今这些年逾古稀的弟子，不仅在母亲生前保持密切来往，母亲离开后还来看望家父，浓浓的师生情，近六十年不曾淡化，不亚于母子情。

1956年前后，母亲调至教导处，专职从事教学管理。这之后她更忙了，只有早晨与母亲上学时同路，我才有机会和母亲相处，晚上我已入睡，她还在学校加班工作。母亲走上管理岗位后，以管理严格著称。她深入教研组和课堂，视教视学，对发现的教学质量问题一抓到底。虽作风泼辣，但因严以律己，且以理服人，师生们既畏她，亦敬她。师生如今这样评价她：“踏踏实实做事，正正派派做人”，“处事干练、果断，有大将风度”。金陵中学评价她：“在学校创建省市重点中学工作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因表现突出，1960年母亲又被评为“江苏省先进工作者”，1979年荣获“江苏省三八红旗手”。成绩的背后，人们不知道的是，在教导处工作期间，母亲两次因劳累而导致流产。正因为当年母亲与李治中校长、柳铮铮主任配合密切，治学严谨，使学校教学质量稳步上升，1956年南京十中被市教育局评为重点中学，1961年续评为市重点中学，为金中的后步恢宏奠定了基础。

在同事们的眼里，母亲是既严厉又亲切。严厉在工作中，不讲情面；亲切在生活中，如同大姐。记得一位教师结婚无房，母亲就把我和弟弟的卧室腾出，借他做婚房。柳铮铮阿姨说母亲：“在同事的心里，既严厉，又慈爱；既敬畏，又爱慕。是领导又是长者，有问题愿意与你商量。”正因为母亲性格豁亮，生前同事们都愿意和她相处；辞世后，大家又以各种方式思念她，悼念她。相信这些思念都会传递到母亲那儿，母亲在天国不会孤寂的。

以此文纪念母亲，愿金陵中学优秀校风永远传承。

（原载《校友通讯》78期）

追忆父亲孟昭华

孟平(1967届)

我的父亲孟昭华于2012年11月25日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悲痛之余，追忆父亲，可用12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父亲身世坎坷，出生两个月后便失去了亲生母亲，跟着奶奶长大。16岁时奶奶去世，父亲便独自一人离开河南老家，到抗战的大后方四川投靠亲戚。虽然在战乱中几次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历尽艰辛，一路颠沛流离数月，学业受到影响，但父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还是考上了重庆的南开中学。毕业后又考上重庆交通大学，1942年至1945年赴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团轮机科学习。这些学习经历，为父亲今后的教师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父亲1949年开始任教，1988年退休。在他近40年的教师生涯中，为国家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父亲的一生，是勤恳踏实、严谨治学的一生。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住房不大，但堆满了书，除了物理课本、教学参考书之外，还有一摞摞的备课笔记、《物理通报》和我最喜欢翻看的《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有单本也有合订本。那时一个中学教师的工资并不高，可父亲同时订阅了三种教学和科普杂志，用新的专业知识不断充实自己，从1955年一直订到“文革”开始，可见父亲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投入。

父亲的一生，是稳健坦诚、无私奉献的一生。父亲虽两度担任南京市物理学会理事，长期担任金陵中学物理教研组组长，但为人谦和，从不为利益与人计较，而把全部精力投入教学工作中。父亲和同是河南籍的母亲生活了一辈子，乡音未改，虽说一口河南话，但父亲的教学一直受到各届学生的好评和欢迎。“文革”前金陵中学校友中流行过“名师三华”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指教物理的父亲。20世纪90年代，总有一位当时60多岁的金中老校友（请原谅我忘了这位老校友的姓名，只记得他是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退休后才回到南京），每年春节必来给父亲拜年，坚持了好些年；每当金中校庆纪念的日子，父亲因腿脚不便，无法到校参加活动，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头发斑白的校友到家里看望父亲。看到同是白发老人的师生一起回忆当年，促膝长谈，我总是非常感动。每每回忆起这些温馨的场景，一方面从心里感谢这些老校友毕业这么多年来对父亲的牵挂，另一方面也为父亲感到骄傲，这些事也折射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师德修养的光彩。父亲做人低调，淡泊名利，在家从未和我们谈起过他教学中的事迹或荣誉。我们也未追问过这类事，现在已无从问起。

作为一个普通老师，父亲为金陵中学工作服务34年，想来并无惊人之举，只有平凡朴实之风。父亲去世后，校友在网上悼念：“痛悼恩师孟昭华先生，永远的尊敬和感激。”“十中三花谢一朵，芳华已育天下春。孟老师安息！您教的牛顿三大定律、波马定律、查理定律、盖吕萨克定律学生犹未敢忘，薪火相传，师恩如海，您的恩情、您的名字永在我心！”这些肺腑之言是对父亲最好的肯定和告慰！

生如春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父亲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您永远活在您的亲友和学生的心中！

（原载《校友通讯》74期）

别

后

相

聚

盛况空前影响深远

——南京市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庆典活动巡礼

汪庆云（原金陵中学副校长）

引言

由于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指导思想正确，工作班子努力，师生认真投入，校友积极参与，各界大力支持，金陵中学12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学校成功地进行了人文环境改造，将科学馆建筑风格装修得与钟楼、图书馆协调一致；在每座新建筑前留下老建筑的纪念石柱；在科学馆大厅悬挂了20位院士校友巨幅油画像，在新教学楼一楼大厅悬挂有14位人文大师校友照片，在行政楼各层悬挂有历任领导、历代名师的照片；学校竖立了“诚、真、勤、仁”校训碑和抗日战争纪事碑；悉心编印了纪念册，校友风华录、校友回忆录，制作了纪念章和纪念邮册。这些丰富了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并以此为重点，充实调整校史展览，大力进行宣传。学校突破性成立了“我爱我师基金”、“杨祖恒素质教育奖励基金”。学生和老三届校友合唱团积极排练文艺演出节目……一切准备就绪，单等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庆典活动日的到来。

2008年9月30日，万里无云，正是金陵中学双甲校庆日。清晨，迎着中山路的校门入口处，巨大的落地吹塑拱门上，呈现着显赫的“热烈庆祝南京市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横幅。走进校门，只见绿树丛中林荫道旁，彩旗招展，鲜花满园，横幅口号，悬挂半空，竖条标语，垂下高层建筑。南操场西端舞台，金黄色的背景上，写着“永为南国雄”五个主题大字，两侧屏幕，左边是“1888”，右边是“2008”，大红地毯，铺满舞台。舞台左方，悬挂着电视屏幕。整个金陵中学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3000名师生，早早来到学校。全体中层以上干部带领处室工作人员和200多名学生与校友志愿者，在7点半钟都各就各位做好接待准备。8时不到，礼宾人员就站立在校门内外的道路两旁，伴随校铜管乐队的迎宾曲，满面笑容地热烈欢迎川流不息、喜气洋洋的各方来宾，散发着内容详尽、装订精致的《庆典指南》。来宾们分别在指定地点签到，领取或购买纪念品，赠送礼金或礼品，捐款或捐物。据事后统计，学校分别接待了30多位省、市、区领导，近200位高校与兄弟中小学代表，200多位学校老领导、退离休教职工和曾在我校工作过的同志，3500位来自美国、泰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各地的校友。到处是久别重逢的同窗和师生热泪盈眶、握手拥抱的镜头，到处是亲切交谈、欢声笑语的画面。96岁的台湾校友叶延燊，重复着20年前百年校庆时的活动，寻找出同班同学在1934年毕业时种植的松树下建立的“百年树人”石碑。学校还收到了海内外47份贺电、贺信。

7000多人济济一堂，共贺金陵中学120周年华诞。当校党委书记尤小平宣布庆典开始，钟楼敲响了12下悠扬的钟声，白鸽飞向蓝天，气球升腾高空，全场欢声雷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校长邹正百感交集地致辞。他深情地说：“刚才敲响的12下钟声，见证了金陵中学120年的辉煌历程。”他代表全体师生和校友会，向在祖国各地和旅居海外的广大校友，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金中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他说：“金中在120年的漫漫征途中，始终秉承‘诚、真、勤、仁’之校训，培养了5万多学子，我们有陶行知、吴仲华、厉以宁、吴敬琏等数以百计的著名校友，更有数万平凡的服务祖国、造福人民的校友，他们都是金中的骄傲。蔡元培先生所赠‘英才辈出’的美誉并非虚夸。”他回顾了金中贯彻全面发展方针，推行素质教育，继承优良传统，锐意改革创新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他认为：“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坚持‘为学生一生奠基，对民族未来负责’这一理念，努力创建‘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让校园焕发绿色生机，让环境放射人文光芒’的和谐教育教学氛围，把金中的基业推上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他谈到了最近学校的发展，号召大家“共同为神圣的教育事业增光添彩”。中科院院士齐康代表广大校友做了言简意赅的讲话，一是祝寿，二是感恩，三是献礼。他说：“我认为对母校献的最好的寿礼，就是每位校友，在自己的岗位上，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勇于创新，为母校争光，为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光。同时，每位校友，都要根据自己的力量和条件，关心母校的建设和发展。”在校学生代表徐亦然用抒情的语句发言，她赞美母校的辉煌，感谢母校为他们创造的成长摇篮。她深情地说：“在我的心中，金中的校园将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梦想飞扬的地方！请相信：作为‘90后’的新一代金中学子，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金中师长的厚望，不会辜负金中的盛名美誉，我们将恪守‘诚、真、勤、仁’的校训，努力学习知识，锤炼品质，以优异的成绩和全面的能力，为祖国和未来增光添彩，为金中的未来续写辉煌！”南京市副市长许仲梓和江苏省副省长何权相继讲话。他们都首先祝贺金中120周年校庆，盛赞金中的历史和成就，希望金中发挥名校的先进性、示范性、辐射性作用，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中学，为把南京建成教育名城，为江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紧接着是庆典的文艺演出。这次演出的特色是：金中人演金中人创作的节目，反映金中的优良传统。主持人是全国金话筒获得者、杭州电视台著名主持、校友刘忠虎，江苏电视台著名主持、校友刘璐璐，还有邢严心和朱罡煜同学。他们用优美的声音、浓郁的激情，通过串词，把整台演出融为一体。校舞蹈队的开场舞《欢庆》，红衣红绸，热情奔放，高歌劲舞，一下子掀起欢庆高潮。广播组的学生怀着深厚的感情，朗诵着校友解涛创作的《祝福母校》诗篇，回忆母校风雨历程，歌颂母校辉煌成就，祝福母校美好明天。河西分校舞蹈队的小姑娘们，穿着翠绿的傣族服装，伴着老校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权威田联韬的电影音乐《孔雀公主》片段的优美旋律，跳起了充满傣族风情的《孔雀飞来了》舞蹈。学生新颖地边舞边唱的是张铭老师创作的音乐说唱《金陵新赞》，反映了我校近十年来改革创新的成果。还是这位万县金中毕业的、现已78岁的老校友田联韬，专门创作的《母校，你永在我心间》，为老三届合唱团男生深情地合唱着。唱罢，14位万县金中老校友上台向老三届合唱团表示感谢，并接受在校的14位小校友献花，全场又一次掀起欢庆的高潮。舞蹈《绣》被一群穿着粉色服装的姑娘们演绎着，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经历艰苦生活的老三届校友组成的合唱团，怀着深厚的情意，经过三个半月的精心排练，用高水平的技巧唱出的《天路》，歌颂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用无比激情唱出校友彭泽民改编的《老师，我总是想起您》，表达了广大校友对老师感恩之心。他们还特地打出了“母校，你好！老师，您好！”横幅，全场又掀起一波激动。他们加唱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表达了大家永葆青春的愿景。劲舞《青春飞扬》，充满生机和朝气，反映了青少年学生多彩的生活。由沈阳老师领唱、学生合唱团合唱的《创造之歌》，是校友彭泽民根据老校友陶行知的名言创作的荣获全国校园歌曲大奖赛一等奖的歌曲，它集中反映金陵中学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优良传统，表达了金中人的心声。先由学生合唱，再由全场高声齐唱的雄壮的《校歌》，突显了120周年校庆“永为南国雄”的主题，表达了金中人的愿望和决心。

演出过程中，还穿插进行了南京大学赠书，香港福建中学赠画和由江苏省教育厅长沈健和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徐传德为“杨祖恒素质教育奖励基金”揭牌的仪式。

演出结束后，与会者分别参观了校史展览、李小缘事迹展、马肇立辟邪画展、张亚夫“雨花神韵”展以及周末画展，领略校园人文环境。校园里，到处可见校友们与恩师在一起，纷纷取景摄影留念。校友们以不同方式共进午餐后，分届分班在事先准备的59个教室聚会交谈。他们回忆了当年在母校的情景、别后的经历，抒发了对老师同窗的情谊，提出对母校持续发展的建议。下午，还同时举行了书画界校友笔会、女篮表演赛、男足与校友友谊赛。

至此，盛况空前的令人难忘的120周年校庆活动圆满结束，它象征着金陵中学经历120年的里程碑，它将作为重要一页永载金陵中学史册。

（原载《校友通讯》57期）

我见到了恽宗灜老师

孙建昌（原金陵中学教师）

9月30日，在金陵中学120周年校庆的日子里，我在钟楼下见到了阔别已久的恽宗灜老师。虽然已隔30多年了，且都已两鬓斑白，但乡音未改，都在第一时间认出对方：“您是恽老师？”“您是孙建昌老师吧？”哈哈哈，笑声中大家又仿佛回到了1974年至1978年的南京市第十中学的口字楼三楼的红画笔美术兴趣小组。

“最近还见到了兴趣小组组长王立庆了吗？”“没有，我现在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老了。”“嗨，我那个学生夏曙红的家里还挂着您给他用粉笔画的素描呢！夏曙红说啦，这是珍品，是恽老师对我的肯定。这张画坚定了我走美术之路。虽然我现在混得不尽如人意，但恽老师当年的教诲我是不敢忘记的。”“哟哟哟，难得，难得，你再看见他，一定要代我向他问好！”说罢，我们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中的提包，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双目对视，互相宽慰着对方：“不老，不老。”只是我握着的恽老师的手，感觉到只有刚才那一瞬间是有力的，之后便软绵绵的了，但很暖和。我的手感到恽老师想把手抽回去。我当年的顽皮劲又来了，就是不放手，还用小手指轻轻地挠着恽老师的手掌。大概是有点痒吧，恽老师笑了，我这才把他的手放下来。旁边有不少来宾，听着我们的谈话，感到十分有趣。我拉着恽老师的胳膊，大声地对他们说：“这就是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弟子，是正牌的。恽老师是我省的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恽老师的粉笔肖像画可是独步艺坛。恽老师在1956年画的大型油画《春游》，获得了全国美展的银奖。傅抱石先生的儿子、画家傅二石就是他的弟子。”我这一讲不得了，大家纷纷上前与恽老师握手。恽老师一面笑着，一面嘟哝着：“哪里，哪里，哪里。”我打开了相机，请了一位来宾，给我和恽老师合了一个影。

钟楼下还有好多人想和恽老师合影，我不敢独占恽老师的时间，双方互留地址时，恽老师这才想起来问我现在干什么？我答道：“在省级机关当一个处长，写了十几本书”。“啊哟，好！好！好！我们十中出去的老师就是棒！”说完又一次握了我的手说道：“谢谢你在那几年帮我辅导‘红画笔’的学生。”这下轮到我表白了：“哪里，哪里，我只是帮你维持维持秩序。点点名，顶多就是一位值勤老师罢了。”说罢，我们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这笑声在钟楼的楼下一直回荡，在我的心中一直回荡。

（原载《校友通讯》57期）

与瞿宁淑老师的会见

李永泰(1952届)

1999年4月22日得知久别的瞿宁淑老师在南京停留一日，我们1952届同学会的几位热心人便抓紧约会在宁的十位同学，于当日晚赴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拜见瞿老师。

按1952年毕业算起，大家与瞿老师分别已有47年之久，但一见到她，便立即认出来。瞿老师今年七十有五，头顶银丝，但眼睛有神，步履稳健，谈吐如昔，使我们一下子回到中学时代。

坐定，老师便挨着次序一个个端详面孔，对照名字，第一个是问李策励，策励提起老师曾讲到“美国地域广阔，两边是大洋，雨量充沛”给他印象深刻，至今未忘。问到郑长庚，老师说我知道你，大家对老师的超强记忆力极为叹服。当知道汪传甲学化工，对玄武湖水质进行过成功治理，又知道刘友瑜学电气，搞环保工作，老师脸上泛着笑容。刘友瑜还说起他有一次上课分心，老师突然说：“中国的最大城市刘友瑜。”他一怔，回过神来听老师讲课，老师的善意批评使他终生难忘。李永泰说自己是A班地理课代表，对地理有兴趣，至今未减。朱刚恒学习工作均在南工，中学毕业后还经常能见到在地理所工作的瞿老师。还有1950届金女中毕业的程淑芳和李中两位高班同学，她们也兴致勃勃地来看望瞿老师。在座同学中学地学的大概只有章邦桐一人，他向瞿老师报告了学习工作情况。参加会见的同学还有石尧、程遵铭，此时老师方知章邦桐与石尧原是夫妻一对。

瞿老师谈到一生从事的地理工作，先是教中学地理，中间有一段在做民主党派工作，到北京后任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多年，办杂志，组织出版著作。她认为地理课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她曾组织北京的中学地理老师看海洋，老师们都很支持这项活动，过去讲海洋却从未见过海洋，这一回见到了，感触很深。老师还计划再编几本书。

瞿老师回答了同学的提问。她说她父亲是学教育的，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瞿秋白是她的堂兄。“文革”中，瞿秋白被诬为“叛徒”，她也受到牵连。她的先生是我国知名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他们的一儿一女历经坎坷，但最终成才。同学会送上母校金中110周年校庆时我们这一届同学照片，一一注上姓名，在像集的扉页上题有“授业一届，一世之师”，并送上1至9期《友声》给老师做纪念。

跨世纪同窗欢聚爱母校尊师重教

高三（4）班(1959届)

2009年9月19日上午，我们毕业离开母校半个世纪的1959届高三⑷班校友陆续来到母校，老同学再次重逢，心情异常激动，尽情感受“回家”的温暖。

母校最旺是人气

9时，在学校接待室，伴随着欢快的乐曲，同学们唱起了《亲爱的朋友来相会》，嘹亮的歌声揭开了我们班跨世纪欢聚的序幕。当老班主任、已退休的副校长章明华老师到来时，在场的20多位同学起立，热烈鼓掌，情不自禁地拥上前，或握手或拥抱，非常亲热，有几位同学还流下激动的泪水。

章老师年近九旬，在母校从教40多年，德高望重，培育出的学子满天下。她那天心情特别好，非常高兴参加我们的“尊师重教爱母校”主题班会。班长倪秀琴首先致辞，带领大家向她致敬，请她讲话。同学们再次聆听老班主任的亲切教诲，受益匪浅。接着向她敬献象征团团圆圆的月饼和寓意“桃李芬芳”、“硕果累累”的寿果，还向她敬献一首《世纪欢聚集九九歌》：五九Ο九九一九/我久你久就要久/同窗同堂同叙久/人人冲过九十九……祝愿敬爱的章老师稳超百岁成为人瑞，带领我们一班人快快活活超过九十九岁。

会后，大家簇拥着章老师来的学校大门口，留下了我们这些年过七旬的金中学子和敬爱的班主任章明华老师在一起的珍贵合影。

接着，校友会老师领我们参观了金中校史馆。一幅幅珍贵的图片，浓缩了母校120年的发展历程；一批批从母校走出的学子成为国家栋梁、社会名流、科技精英及各类人才，体现了母校坚实的教育根基，反映着母校的丰硕的教育成果；同学们在展出的图片中，看到敬爱的班主任章明华和教过我们的张学华、蒋燕生等恩师的形象，十分敬佩。好几位同学看到自己的青春靓影和个人资料也被陈列展览，充满欢乐喜悦之情，纷纷在有关照片前留影。

母校师长们的人格魅力，“永为南国雄”的十足底气，构成了独特的人气。正是日益兴旺的人气，铸就了母校的名气。名校名师的名气，反过来又吸纳和积聚了更加兴旺的人气。我们为常回母校看看，进行欢聚，感到无比的快乐和自豪！

同学最重是义气

我们1959届高三（4）班，曾经参加军训，搞“劳卫制”，工厂做工，下乡割麦，制过汽水，修过铁路，炼过生铁，办过农场，在街头演过活报剧，到市电台录过节目……同学中有三分之一是团员，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同学们齐心协力，荣获过学校的帅旗，大家珍惜集体荣誉，在勤工俭学中逐步加深了友谊。所以现在只要有人邀约，大家很快就会聚到一起。

这次聚会就是今年春节期间，现居上海的石福圣同学提议的。在宁同学作为东道主立表赞同，成立了接待组，经多次商讨安排，确定9月19日至2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之前，回母校进行欢聚。同学们积极响应，共有24位同学参与，仅外地同学就到了十几位，有几位还带着亲人一道来参加团聚。

居住在北京的方崇裕同学推迟出国探亲，提前九天来到南京。刘发来同学带上夫人也提前四天从首都来宁。现在保定的何有益同学酷爱笔耕，不仅早早赶到，还带来上万字的回忆同学的文章。现居香港的梁玛娜同学9月17日也乘飞机提前到达。苏州、无锡的两位同学因家事分不开身，他们当日清早赶来聚会，并带来当地特产给大家分享，当晚又分享着大家的欢乐，满意而归。南京的吴云炎同学因痛风敷药过敏，手背肿得像馒头，硬是抬着胳膊，坚持参加三天欢聚。陈宜林同学因亲属住院正做大手术，仍挤出时间参加活动。还有几位同学因伤痛不能到场，接待组的同学就登门探望，他们的家人深受感动。我们同学之间感情之真，友谊之深，态度之诚，的的确确难能可贵，实实在在千金难买！

健康快乐多朝气

改革开放30多年，祖国面貌发生巨变，为我们同学跨世纪欢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大家对告别母校后的各人情况有了一定了解，但关心和祝愿最多的是健康和快乐。我们的《世纪欢聚九九歌》下文写道：和谐社会时光好/七十上下不现老/平心静气看未来/无穷乐趣自己找。

这次欢聚期间，秋高气爽，天公作美。大家重游文明古都的名胜景点，看到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感慨万千。同学们兴致勃勃地登狮子山阅江楼，观大江滚滚东去，看大桥飞架南北，继二桥、三桥建成之后，四桥和过江隧道不久即将要竣工，南京长江五桥也在筹建之中……大家触景生情，心情非常激动，又乘兴参观渡江胜利纪念馆、宝船遗址公园、奥体中心、国际博览中心、总统府和夫子庙等处，还乘船畅游外秦淮河，从石头城到中华门，水声、琴声、歌声、掌声、笑声，声声不断，连成一串，两岸景色秀丽美观，令人心旷神怡，交口称赞……

在依依惜别的时刻，有的同学拿出珍藏的美酒请大家品尝。大家频频举杯：为我们人生的“精彩绝色”，为五十年前的“有缘相会”，为同学之间的“淳朴友谊”，为我们今天的“再次欢聚”，干杯！干杯！然而，酒不醉人人自醉，热热闹闹十分欣慰，痛快欢乐至极，好几个人流下了晶莹的热泪。

为了让这次跨世纪欢聚活动留下永久的纪念，我们把搜集到的50多位（包括曾在班里学习过的、不幸仙逝的）同学高中阶段的个人照片、在校期间一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毕业后部分同学聚会的以及这次欢聚的精彩身影，定格在一本纪念册中。师生欢乐在一起，照片汇集在一起，友谊凝聚在一起，我们同母校的心永远紧贴在一起。

时代在前进，祖国在发展，母校在变化，一切都在变，唯独有一点——我们“尊师重友爱母校”的传统理念，永远不会改变。

（原载《校友通讯》62期）

阔别金中五十载欢乐相聚在母校

——记1961届高中毕业50周年师生联谊会

吴鹤林(1961届)

2011年6月18日，阔别金中五十载的1961届校友两百多人，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地汇聚到母校，欢庆高中毕业五十周年。他们来自首都北京、南国边陲海南岛、西北兰州，多数则来自东部长三角地区。其中原高三（6）班庄承才同学冒着倾盆大雨，骑自行车途经五十华里，翻越长江大桥，来到母校参加聚会，可见热情之高、精神之可贵。

上午，金陵中学科学馆报告厅笑声盈盈，热情四溢。会场上方“金陵中学1961届高中毕业五十周年师生联谊会”的会标闪烁着红色光辉。屏幕上“五十年前矢志青年驰离金中施展宏图大志，半世纪后暮年老骥凯归母校闲话曲折人生”的电子字幕表达了与会者的共同心声。同学间畅叙情怀，向老师嘘寒问暖。有的喜乐开怀，有的相拥而泣，师生情、学友爱，顷刻得以释放与宣泄。

9时许，主持人彭奇同学宣布联谊会开始。她简述了筹备这次聚会的过程及此次聚会的宗旨。她说，经过两个月筹备，今天我们1961届校友终于在离别五十年的母校又相聚了，其中虽有别后重逢过的学友，也有不少五十年后才第一次谋面。为了寻找部分别后未有联系的学友，我们动用了户籍信息网络查询，才得知一些学友的下落。今天见面可谓来之不易。她说，我们毕业时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而今我们已是年届古稀的爷爷奶奶了。今日相聚可畅叙别后的人生之旅，共勉安享幸福的晚年，感恩培育我们成长的母校与教诲我们的师尊。接着她介绍了与会的校领导及年逾耄耋的老师：田国生副校长、汪庆云原副校长、恽宗瀛老师、柳铮铮老师、王涵华老师、张成康老师、蒋燕生老师、柯兆云老师、须同瑚老师、杨先圆老师、张润根老师，还有校友会的陈建华、彭卫平、聂祝旭老师。在热烈的掌声中，十五位女同学向恩师献上并佩带胸花。

同学代表吴鹤林精神饱满地走上讲台向大会致辞。他首先向师长及同学们鞠躬致意，接着回顾了同学们在校学习期间的闪光年华以及毕业后的丰富人生。他说：“五十年前的此时此刻，我们怀揣着人生的理想与梦想，庄重地告别了母校和老师，同学间相拥、握别，奔向祖国四面八方；五十年中我们经历了过多的成功与失败，有喜悦也有惆怅。然而岁月的沉淀，让我们有着丰富的人生色彩，生活的磨炼使我们更现实、更坚强；五十年后，回味过往人生，可谓百感交结，千言万语也难诉衷肠。这次聚会为我们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我们展开思维的翅膀，追寻已逝的时光。”最后他祝老师长寿比南山松不老，祝同学情如东海水长流！

母校领导对这次聚会给予了重视与支持。田副校长到会做了精彩的讲话，他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向1961届高中校友回母校聚会表示热忱欢迎。他说：“五十年时间见证了你们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因为各行各业都有你们流下的汗水，都有你们写下的业绩，都有你们承上启下的不懈努力。祖国的辉煌有你们这一代的无私奉献。”

当年曾任教我们、现已退休的两位老师即席发言，更是沁人肺腑。柳铮铮老师深情地说：“五十年再相聚，是人生难得的事。五十年时间很长，但又好像转眼一瞬。有人说，人的一生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创造了昨天的辉煌，享受着今天的幸福，走好美好明天的人生之路。”杨先圆老师则幽默诙谐地说：“如果有来生的话，我愿意再做老师。”

吴野同学是我们中的佼佼者，他不辞辛劳，几十年勤作耕耘，现在是诗人和国家一级作家。他借这次机会向母校签名赠送了十余本已出版的作品，并在会上颂诗一首。他在《祝您永远不老》诗中热情抒怀：“青春涌出校门的时候，我们相约回到母校。回到母校的时候，母校比我们更年轻，充满活力。涨涌的潮汐、欢笑的晨曦，智慧的停机坪，人才的发射基地。啊，母校，祝您永远不老，在名校的森林里巍然矗立。”

聚会在师生《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嘹亮歌声中落下帷幕。

散会后师生们齐聚体育馆摄影留念，先留下全体到会师生的合影，接着是分班合影，最后是三五成群的留影。相机记录了这一美好的时刻。一张张照片现已编辑成影册，作为每个与会者的终身留念。

师生聚餐是这次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大家的欢乐情绪推向了高潮。席间觥筹交错，笑语欢声，响彻大厅。既有当年在校学习期间的趣事回忆，又有五十年间个人人生的描述，生命的火花不时绽放，真挚的情感尽情流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品味佳肴与人生，最后在吴鹤林等同学们的倡议下，全场为“母校越办越好，老师健康长寿，同学友谊永存”干杯。在祝福声中聚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聚会虽已结束，但留给我们的美好记忆直到永远！

（原载《校友通讯》69期）

母校——妈妈的怀抱、游子的港湾

1962年赴东辛农场的部分校友

我们是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南京十中的校友，当时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奔赴苏北东辛农场务农。1963年我们这批赴农场的一些同学，被省农林厅抽调到拖拉机训练班学习，然后分配至苏北各县拖拉机站工作。大家在广阔天地里摔打了大半辈子，基本上都在当地定居成家。天各一方又忙于各自的工作，我们多年未谋面了。今年原机训班老师提议为庆祝机训班45周年搞一次聚会，大家积极响应，聚会就定在2008年11月29日。散居在全省各地的同学有三四十人表示要到南京来，可是聚会的会场问题让筹备小组的同学犯了愁。正当一筹莫展时，我们想起了母校——南京金陵中学。但是母校还认我们这些出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游子吗？筹备小组一行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于11月23日来到金陵中学校友会，校友会原副校长汪庆云热情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的请求后，他马上说“母校就是校友的家，任何时候都欢迎校友们回来”，并且立即给安排了会议室和接待人员，吩咐届时准备茶水、开放校史展览馆。顿时，我们心中涌出一股热流——母校就是我们温暖的家呀，当年她像妈妈一样无私哺育我们成长，现在又像港湾一样宽阔接待游子回归。

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我们的聚会在金陵中学会议室开始了。1962届高三（1）班的校友姚毅同学主持聚会，他代表大家向给我们提供方便、提供交流平台、提供周到服务的母校表示衷心感谢，这时全体与会同学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同学们在尽情倾诉了45年来的母校情、师生情、同窗情后，来到校园漫步。东课楼、西课楼、小礼堂、口字楼、体育馆、八家村等老建筑不复存在了，让我们这些老校友产生些许惆怅。但是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校园更美更壮丽，学弟学妹们能在比我们那时优越得多的环境里学习，使我们又倍感欣慰。在参观校史展览时，姚毅同学发现展品中有他所在班级获得的“红旗班”奖旗以及毕业照，兴奋不已，不断炫耀，向其他同学回忆当年。随同我们一道参观校园和校史展览的还有原毕业于南京其他中学的同学，他们深有感触，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对我们金陵中学校友既羡慕又有点“嫉妒”。羡慕的是我们从小能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学习、生活，并受到良好的教育；“嫉妒”的是母校对我们的关怀一如既往，四五十年过去仍然热情关心帮助她的学子。他们说，难怪金陵中学这所一百廿年的名校能培养出那么多英才，而从金陵中学走出来的学子对母校又是那么地眷念。

不知不觉日已当午，我们要离开了。大家一边走向校门，一边不住地回头再望一眼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心里默祷着：祝愿母校创造新辉煌，永为南国雄！最后我们在这里向牺牲自己休息时间特地来接待我们的校友会聂祝旭老师说声抱歉，那天由于过于激动和兴奋，临走时都忘了跟他告别道个谢。

（原载《校友通讯》58期）

同学缘姐妹情

——高中毕业50周年纪念聚会小记

文昆玉（1962届）

2012年对我们这群老太太们是个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离开亲爱的母校已有整整五十年了。尽管1962届高三（3）班的姑娘们如今成了外婆或奶奶，但我们回想起在学校读书的日子，还是感到那么亲切和留恋。

在过往的五十年间，不论我们的学习或生活经历有多么的不同，我们还是经常寻找机会碰头相聚。只要有同学远道而来，或是借助节日、校庆纪念日，我们都会相约相聚，或是十数个同学欢聚一堂，或是七八个人小范围碰个头。无情的岁月在我们的脸庞上刻下了年轮的印记，但我们的心依旧年轻多情，大家欢聚一堂，畅叙儿时趣事，分享晚年生活乐趣。

在这偌大的世界，茫茫人海之中，当年我们51个女生能坐在一个教室里聆听老师们讲课，一起玩耍，一道学习，这就是缘分。这个缘分让我们结成同窗挚友，更有一种姐妹之情。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的情谊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是更加浓厚真挚。我们班上先后有好几个同学患重病，同学们都在精神和生活上尽力相帮，关怀备至。

6月6日是个喜庆的日子，我们25个同学聚在一起庆祝我们高中毕业50周年，并为1942年和1943年诞生的同学过了七十大寿。黎美荆和高慧颖克服了多种困难从上海来南京和大家相会，唐碧琴和李卫英两个同学分别专程从香港和美国赶来参加聚会。唐碧琴在1962年毕业后直接去了东辛农场，今年也正是他们“进场”50周年。所以，我们和她的农场朋友以及她的原二女中的初中同学一起联袂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

会场高悬的横幅上书写着“老友相逢情意浓，奔七奔八携手行”，中间的“寿”字格外醒目。庆祝会开始前，不少同学一见面都激动万分，有的同学彼此间已经有很多年没见了，碰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虽说在场的老头老太都是七十上下的老人了，但是聚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浓浓的喜气和热情。龙锡华以轻盈的步伐跳了一段非常抒情的舞蹈《茉莉花开》；顾慧君用清脆的女声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唐碧琴拉着小提琴，文昆玉用电子琴伴奏，拉动了全会场的气氛。唐和文在高中阶段一直是学校乐队的成员，如今在同学们面前“重操旧业”，心里很是激动。

可惜的是，我们班毕业时是51个同学，这一天只来了25人。有好些个同学不在南京生活，也有同学体力不济无法前来。这里借用遥在香港的侯金慈同学写来的几句话道出大家的心声：少时小同窗，今日老朋友。友谊带来了温暖，友谊带来了欢乐。愿友谊永远伴随我们。

（原载《校友通讯》72期）

在吴志英老师家做客

江厚生(1964届)

2017年年底，我们一行13人受吴志英老师的邀请，到她泰国曼谷的家做客。

吴老师是泰国华侨，20世纪60年代初教过我们体育。1964年秋，我们20名金中（十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到了连云港市新浦农场。当时学校的10多名教师也先后到这里劳动锻炼，吴老师是第一批。在3个多月里，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饭，同在盐碱荒滩上摘棉花，砍芦苇，冒着严寒在冻土上开沟挖渠。春节到了，吴老师放弃同家人团聚的机会，留下来率领农场的女子篮球队参加全市“迎春杯”比赛，一举夺得了冠军。这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100天，拉近了师生之间距离，大家相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65年，吴老师举家返回泰国。2006年，吴老师和她先生刘锦庭叔叔，通过连云港市侨办找到我们，从此恢复了联系。

12月的泰国气候宜人。一抵曼谷，我们便深切地感受到吴老师夫妇的热情好客。公务繁忙的刘叔叔亲自到机场迎接，吴老师在家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接风。吴老师的居所是一幢乳白色的五层楼房，门前是一片足有三四个篮球场大的绿茵草坪。宽敞整洁的道路、高大挺拔的槟榔树、修剪整齐的灌木、绚丽多彩的花卉，把环境装扮得清静优美，犹如花园一般。吴老师虽然82岁了，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声音洪亮，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她为我们的吃、住、交通和活动，都做了精心周到的安排，并交由家人分工负责，具体承办。无论在曼谷的大皇宫、玉佛寺、水上市场，还是到芭堤雅的海滩、东芭乐园、真谛圣域，吴老师都坐镇家中遥控指挥，不时向随行“导游”了解情况，提出一些要求，使我们玩得更加舒适开心。吴老师膝盖不好，行走不方便。但她让儿子推着轮椅，带我们参观他们创办的公司和工厂；陪我们乘观光游轮夜航湄南河；到大商场一起逛超市；去当地有名的菜馆为我们饯行。吴老师夫妇还举办家宴，介绍我们跟曾在南京的一些归侨同学见面。晚餐后，我们常常跟吴老师围坐在一起，无拘无束、谈天说地，在欢声笑语中，总是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

吴老师现在家庭生活幸福美满，事业兴旺发达。可谁能想到刚回泰国时，他们全部资产只有一些简单的行李和几百元钱。吴老师顾不上年幼的孩子，每日外出打工挣钱，艰难度日。但她和刘叔叔没有退缩，始终相互支持，相互鼓励，顽强拼搏，终于抓住了商机，把产业逐渐做大做强，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现在她和刘叔叔创办的泰大实业有限公司，是集设计、制造、安装路灯和各种照明设备为一体的大型企业，经营范围涵盖了泰国大部分的路灯工程和一些机场、码头的照明工程，已经具备了雄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实力。一位长期随吴老师夫妇创业的老先生告诉我：“刘大哥、吴大姐宽容大度、待人真诚、重情重义、乐于助人，在海外跟着他们干，底气足，有安全感。”我想这不正体现了吴老师夫妇优秀的品质和魅力吗！

吴老师虽然身在泰国，但心系祖国，十分怀念当年的朋友们，金中也是她常想“回家”看看的地方。她深情地回忆1960年结婚时，学校想方设法腾出房间给她安家；林敏校长在食品匮乏的情况下，筹办了热闹的婚宴。贾其锐书记亲自去有关部门交涉，帮他们办齐了出境手续。张润根、沈达信等众多老师，也给过他们很多照顾和帮助……这一切，吴老师至今心存感激，难以忘怀。刘叔叔说，当年他们是受“海外关系”影响，迫不得已回泰国的，但报效祖国之心从没有改变。刘叔叔身为泰国著名的侨领，担任过泰国中华总商会的主席，至今仍在泰中友好协会和全国、江苏的侨务等社团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他经常往返于中泰两国之间，热心致力于发展泰中友谊和促进双方的贸易合作，曾受过中央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亲切接见。吴老师作为贤内助，也是不遗余力，全力相助，为泰中友好不断做出积极贡献。

在吴老师家，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元素、中国文化。餐厅、办公室、会客室等主要场所，墙上整整齐齐挂着两国领导人接见的大幅照片，挂着吴老师一家不同时期的生活照片，还有大量中式的名人字画。柜子里陈放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古朴典雅，显示出主人不同寻常的中国情结及吴老师的家教、家风，也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吴老师和刘叔叔结婚56年了，两人相濡以沫，互敬互爱，从没有吵过架，没有红过脸，这也为儿孙们做出了榜样。家和万事兴，这里长辈关心小辈，小辈孝敬长辈，一家人其乐融融，和睦相处，事业越做越红火。子女们自强自立，都很有出息。大儿子现在不仅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且还担任泰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长。每个子女虽然在外都有住房，但谁也舍不得离开这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

在泰国逗留了10天，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温馨的气氛中，如同回到家和亲人们在一起。分别的时刻来了，吴老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略显吃力地站着向我们挥手告别，霎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吴老师，您多保重！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浓浓的师生情谊！谢谢您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又一次学到该怎么处事，怎么做人！您过去是我们的老师，现在和今后，也都是我们尊敬的老师！

四十多年后的聚首

——1965届初三（3）班师生聚会

樊宁章学泰(1965届)

2010年金秋十月，秋风送爽。金色的季节母校金陵中学迎来了欢乐的一群人，他们就是四十多年前曾经在这所学校里同窗共学的小学友、小玩伴，还有呕心沥血辛勤执教的老师。岁月流逝，青春不在，华发已染双鬓。然而他们的心依然赤诚火热，青春永驻！

这次聚会是吴舒琛同学牵头发起，由一批热心的同学负责联络组织筹办才成就的，应当说是很不容易。因为当了我班三年班主任的谢佩玉老师目前居住在广州女儿处，她的爱人身体十分不好需要照顾，所以她来一趟南京也不太容易，这次回宁参加完侄女的婚礼立即得返程。为确保能参加这次难得的师生聚会成功，几位班干部和热心同学精心筹备，联系班上同学，聚会的时间、地点、聚餐地点等一一详细落实。

10月24日上午9时，1965届初三（3）班的同学陆续来到了金陵中学宽敞的会议室内，椭圆形的会议桌和摆放整齐的椅子体现了母校的关爱之情，感谢校友会陈建华老师的具体安排。

我们这个班50多人有30多人是鼓楼区一中心小学毕业的，这其中还有6位是幼儿园同班。真是童年的小伙伴，青梅竹马的老感情了。小时候的许多事情淡忘了，但是每想起这份因缘就觉得亲切，格外珍惜。

同学相见分外高兴，几位在外旅游的同学是前一天晚上赶乘夜车返宁的。王玉芝同学是特意从浙江赶来的，几十年了，她非常想念儿时的同窗和老师，想念哺育她成长的母校。经过多年的磨砺与打拼，如今她已是浙江大学的党委副书记。

原班长李源主持见面会。他说，今天几十年前的同学、老师在一起聚会见面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许许多多热心的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他风趣地请后来任班长的李国强同学先讲话。

李国强在我们的印象里是一位很认真、努力的同学，品学兼优。他首先回顾了我们青春年华时期的学习与生活，满含深情地说：初中阶段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特别是打下坚实知识基础的阶段。因为只有这三年我们安安稳稳地在校园里学习成长，而高中我们只学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从此我们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下放到农村，经历了坎坷与蹉跎。所以初中这三年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事实证明，母校十中无论是对我们知识结构的培养还是优良的学风校风方面的熏陶都是深刻的，我们虽然经历了磨难与动乱，但当国家稍稍恢复正常秩序，我们进入工作岗位或是学习岗位，都能适应环境发挥出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在做人方面，绝大部分同学都是规规矩矩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都是母校优良传统教育的结果。

接着王玉芝同学发言，她激动地说，看到那么多儿时熟悉的面孔和亲切慈祥的恩师，心里真有说不完的感触与感想。她同样表达了初中阶段对她一生成长的重要性，在这里，夯实了中学的基础知识。她特别感触十中教育的多样化、灵活性，老师传道授业的水平。她至今清晰地记得柳铮铮老师上课时，手里转动着粉笔，生动的板书，讲课的姿态。班主任谢佩玉老师的地理课，带领学生走出课堂，使她对地理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受益匪浅。她说，十中的体育运动搞得好，她至今还保留着当时曾经获得的一项运动的奖状。此外，丰富的课外兴趣小组，例如美工组、航模组、音乐舞蹈组等将课外活动搞得多姿多彩，没有像现在的学生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那时学习有兴趣，生活很愉快。她说其实那时十中素质教育已初见端倪。她将永远铭记母校的这一段经历，铭记恩师的教诲和学友的情谊。

班主任谢佩玉老师大学毕业到十中工作，就当我们班的班主任，她说我们班是她第一次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她是“处女”班主任，因而对我们班的印象与感情都特别深厚。她说那时刚工作，自己还没玩够，就带着学生玩。她特别希望能经常见到同学们，并与同学们交流交往，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幸福。我们回忆起谢老师教地理，带大家去栖霞山，下矿井，看地质，讲地貌，摘蘑菇，一起踢毽子的情景。

柳铮铮老师接着说，看见王明亮同学的《岁月留痕》一文，也勾起了她的回忆，很有感慨。她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教师应当做的，却给学生带来如此深刻的记忆，说明作为一名教师任何时候都要以人为本，关爱学生，为人师表，并且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她祝愿同学们身体健康，快乐幸福。

其他同学也陆续发言，都共同表达了对这一段学生时代的怀念，对母校在知识传授、道德培养与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教诲，对自己一生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已经体现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这次活动因事未能前来的王明亮、李定屿、谢牛等同学均发来短信，祝愿谢佩玉老师、柳铮铮老师等南京十中的老师们健康快乐，永远年轻！

刘秀安、冯世萱代表全班同学向敬爱的老师献花，感谢老师，感谢母校。

中午，师生相约来到天福楼大酒店，举杯共祝老师健康长寿、合家幸福！席间，同学、师生互致问候，为友谊干杯！师生欢聚一堂，其乐融融一片欢腾。

金色的学生时代永远难忘，希望纯真友爱能温暖、伴随我们的一生，友谊地久天长！

（原载《校友通讯》66期）

师生欢聚激情放歌

——记金陵中学老三届校友分会成立一周年大会

金陵中学老三届校友分会

2009年4月26日下午，金陵中学校友会老三届校友分会以“青春放歌四十年再回首”为主题，在学校体育馆召开大会，庆祝分会成立一周年。

会场上，铺着红地毯的大舞台是那么的喜气，巨大的舞台布景设计独具匠心，“青春放歌四十年再回首”更是让人震撼！700名来自四面八方的老三届校友和大会邀请的30位当年教过老三届的老师欢聚一堂，追忆青春，畅叙友情，感念师恩，盛况感人。在这样欢乐的场合又见到了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整个会场洋溢着浓浓的师生情、同窗情、校友情，叙不完，聊不尽。

大会由老三届校友分会副会长张南军主持。首先由金陵中学校友会会长邹正校长讲话，他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和校友会，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老三届校友勇敢地面对现实，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茁壮成长，成人成才，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母校，表示崇高的敬意；对老三届校友分会积极参加和热情支持120周年校庆活动，为母校发展建言建策出力做出可喜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老三届校友介绍了母校的发展，对老三届校友分会的工作提出了希望。

老三届校友分会会长米寿江向大家汇报了分会自2008年1月成立一年来的工作，主要是抓住庆祝母校建校120周年的机遇，广泛发动和联络老三届校友热情参与，为建立抗日战争纪事碑和校庆捐款、捐物，为出版校庆纪念册和文集投稿、出力，积极宣传母校优良传统，参与校庆画展，特别是组织老三届校友合唱团参加校庆文艺演出，展示了老三届的风采，引起了轰动。他还提出了分会今后工作打算。

当年高三（3）班班主任岳燕宁老师代表老三届任教老师讲话，他从120周年校庆老三届合唱团的歌声联想到40年前的歌咏比赛，感慨当年的同学少年，如今已鬓发斑白，步入花甲之年，但歌声激情依旧，对祖国的感情依旧，对母校的感情依旧。

当年高三（2）班的张思敏同学代表老三届校友发言，她用最挚诚的语言表达了老三届校友40多年来对母校的一片赤子之心，对母校的眷恋之情。她说：“母校的历史积淀、母校的人文精神、母校的严谨治学风范、母校的精英风采，将永远照亮我们的人生之路。”她表达了老三届校友对母校发展的无比关注，祝福母校永远年轻。她祝愿老三届校友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向母校、向老师交出人生第二春的满意答卷。

教过老三届的老师们坐在会场第一排，老三届校友代表向到会的全体老师献上鲜花，表达对老师的衷心感谢。

接着全场师生共同欣赏了老三届合唱团的精彩演出《青春放歌》。

老三届合唱团校友引吭高歌，用充满激情的优美旋律表达了大家的心声。老三届合唱团继120周年校庆演出后热情不减，他们为此次大会进行了精心排练，并聘请了南京音协副主席、毕业于一中同是老三届的王亚伦担任指挥，毕业于九中同是老三届的张中谚钢琴伴奏。合唱团深情地演唱了由老三届初二（5）班茅继周作词、高三（4）班彭泽民作曲的《陪伴母亲度过那多难的时光》，电视连续剧《北风那个吹》主题歌《那时候》和由老三届初三（4）班李亮作词、著名作曲家徐沛东作曲的《我们真正的活过》。歌声把大家带回40多年前曾经的风华正茂、曾经的青春蹉跎，曾经的艰难跋涉，感慨“我们真正的活过”。青春的歌声总是那么令人难忘，那带着青春的苦涩和磨难，让所有的人感奋起来。每个合唱团员都忘情地演唱着，每个人的眼眶里都滚动着晶莹的泪珠，知青的情结让人潸然泪下，那动人的旋律和绝妙的歌词真的拨动了我们的心灵，荡涤着我们的心灵。

《天路》是老三届合唱团传统曲目，他们热情讴歌祖国现代化建设成就，欢呼青藏高原铁路建成，赞叹神奇的天路带领我们走进人间天堂。男声独唱《老同学你好吗》是由茅继周和彭泽民为同学聚会而共同创作的，歌声向全体老三届同学表达了亲切的问候。

曾是前线歌舞团二胡独奏演员的原高二（5）班孙剑宁，在原初三（2）班姜有为的钢琴伴奏下，为大家演奏了一曲专业水平的《家住安源》，赢得了台下的热烈掌声。

合唱团的校友们还为大家表演了男女声三重唱、女声三重唱、男声独唱、民族器乐巴乌独奏、男声小合唱等精彩节目，受到大家的欢迎。

歌声、琴声、掌声、欢呼声，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金中体育馆二楼演出大厅的气温似乎比平时也高出许多。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经历，让我们拥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正是这份特殊的感情，把分散在四面八方，相隔了几十个寒暑的校友，紧紧地联系起来！在歌声中，我们回味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憧憬无限美好的夕阳时光……最后在合唱团的带领下，全场一起高歌《金陵中学校歌》。

演出结束后，与会的老师与合唱团校友合影，留下了美好的瞬间。

南京一中、四中等兄弟学校老三届代表也前来庆贺，还有南师附中、九中、十三中、十六中、二十九中等兄弟学校的老三届，以及许多不是老三届的朋友，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这欢乐的海洋中……这次大会受到大家的盛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那激情四溢的歌声中，我们看到了十中老三届人的风采，看到了金陵中学素质教育的传承和发扬，也看到了他们对生活真诚的追求、充满活力地奔向前方”

“当一个人被师生情、同窗情、校友情、插友情、战友情的浓浓亲情包围时，那是最幸福的。”

“这是一场值得纪念的盛会，老三届校友们将继续自己坚实的脚步，永葆自己的青春，发挥自己的光与热。”

…………

（原载《校友通讯》60期）

第一次参加金陵上海校友会年会

连苹(1966届)

2011年11月5日，我第一次参加金大金中上海校友的活动。因为退休以后我居住在上海，很少参加南京校友会的活动，在得知有上海分会活动时，心中十分喜悦，且有亲切感，又可以享受回到校园的感觉了。我盼着活动日的到来，又想着见到学长们会是什么样的呢？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当怀着欣喜并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场时，一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清洁幽雅的环境，院内礼堂外面摆着一张小条桌。桌旁的一位学长正亲切接待着每一位到场的校友，动作麻利地泡上一杯茶，小心地递到手中，并一一告知会议的程序和地点的安排。这一切井井有条，让我完全没有了陌生感，犹如步入的就是南京母校的校园，感觉既熟悉又亲切！我和学长们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开始了。

站在面前的这位学长，除了年龄比我大之外，体态和动作都很年轻，健康、热情，充满活力！这就是我们金陵校友的特质之一吧，让我这个晚辈心中敬佩。

礼堂内，排放着整齐的椅子，已经来到的校友们有的小声亲切交谈着，有的独自端坐着。礼堂内负责签到、交会费、发午餐券等项事宜的两位校友，一位年迈，一位较为年轻。他们忙碌着，发给我们的餐券是预先自制的，上面有校友会的图章并有序号，便于统计人数。学长在发餐券时特别交代说：“在拍完校友合影时，请将自己的姓名和排位序写在餐券背面。”这一过程虽然简单，却处处透出学长们严谨有序的思维方式和其中的智慧，会中、会后省去了很多统计方面的麻烦。与许多烦琐忙乱的其他会场相比，这也是我们母校毕业生的优点了。

整个聚会，时间安排紧凑，内容丰富多彩，既欢聚一堂，又让高龄的学长们不至于太劳累。会上，学长们的发言内容广泛，声音洪亮。在全体合唱校歌时，虽然没有经过事先排练，但歌声和谐整齐，音色如同美声合唱团的演唱一样美妙动听！这让我这个晚辈又一次感受到了学长们当年曾受到过多么良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我是“断档”的一辈，我在校时不知道有这首校歌，直到金中120周年校庆时才第一次知道。在这次聚会唱校歌时，我既是合唱的校友，又是少数不会唱校歌的校友之一。我和学长们在一起，陶醉在歌声中，既快乐无比，又羞愧难当。

在等待开会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静静端坐的女学长，她85岁年龄，体态端庄，衣着得体，风度翩翩，学者风范。我俩亲切地交谈着，我感觉，她既是校友，又是我的老师。交谈中得知，她不仅是金中的毕业生，还是金大毕业生，是一位对母校十分熟悉和热爱的优秀学者。我景仰她，今后要向她请教，听她诉说我们母校的历史。

午餐时，我又认识了同桌的几位，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是一代栋梁之材。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的外事工作者、历史工作者、农业专家等。他们当中，有的虽年迈，但还在继续工作。他们又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和考验，其中一位学长，因为战乱曾经在中小学六次转学，成绩依然良好。如今他体态年轻，歌声美妙，和校友们谈笑风生，令人敬佩！

午餐的时间有限，各自只能简短地自我介绍而已，许多金中校友后来也成了金大校友。由于金大学科丰富，学长们又经历丰富，个个才思敏捷，妙语连珠。我是才疏学浅的晚辈，听得都顾不上吃饭。我自愧弗如，我在他们当中除了有年纪较轻的“优势”之外，健康状况、工作、学习能力方方面面都不如我面前的各位学长，也不如比我更年轻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学妹们。午餐时间很短，来不及细细交流，就依依惜别，甚至其中几位学长的姓名我都来不及记住。

时间过得很快，愉快的校友聚会结束了。让我回想，让我难忘。这次聚会，让曾经在各地工作、现在定居上海的校友们，如同回到母校校园一样欢聚一堂，无论是高龄的、中年的、年轻的校友们共同回忆学生时代美好的校园生活，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十分宝贵。其中的情景时时感动着我，激励着我！

后来在日常生活中，每当我觉得自己未老先衰，力不从心，烦恼不已时，年龄如父辈的学长们的形象就会出现在眼前，让我羞愧，让我平静，让我振作起来！

古往今来，知识在于积累，文化必须代代相传才能进步。敬爱的学长们，你们的丰富阅历、宝贵经验、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母校良好的校训应该得到传承，我愿做承上启下的一分子。

祝愿学弟们更优秀！祝愿学长们永葆青春、健康快乐！愿上海校友们能时常相聚，相互关心和帮助。

（原载《校友通讯》74期）

感恩惜缘

——1966届高三（1）班聚小记

王增陵(1966届)

早在2006年我们班集体过60岁的聚会时，章道培同学提出：2013年是班主任江老师80大寿，我们要为江老师祝寿。从2012年春天起，高维强、王都等十位同学就开始商量此项活动的准备工作，我们约定在2013年春暖花开的3月月底举办这个活动，既是为班主任江兴俊老师庆祝80华诞，也是纪念我们进入高中50周年。主题为“高三（1）班师生结缘50年暨江兴俊老师80华诞”的庆典活动，与以往的班聚相比，意义自是不一般。不过，50年后一下子还能聚集到38位同学，依然出乎意料。

当年，我们班整整50个同学。1968年年底，同学们有的下乡插队，有的参军，有的回乡插队，四散分离。如今，除了5位同学英年早逝，先我们而去外，落脚外地的就有11个人。即使同在南京的同学，也有几位身体不好。要聚齐现有同学，实属不易。细算一下，这次能来的，几乎全部都来了。聚会当天，未能前来的杨越岗同学，从上海打来电话，向老师祝寿，向同学问好。远在浙江丽水的章道培同学，实在脱不开身，就委派先生做代表，不远千里赶来南京参加聚会。定居上海的巢勃，前不久心脏刚做过大手术，聚会时却始终精神抖擞，声若洪钟，侃侃而谈，兴奋无比，一如当年的活跃……

高中三年，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温馨的。我们班有不少干部子弟，也有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但互相之间没有歧视，同学之间真诚相待，互相关心，相互帮助。那时候，我住校，常常吃不饱。王瑞丰家住学校后门的广州路上，一有机会，他就会带我穿过后门，到他家找吃的。有的同学的铅笔盒里，忽然会冒出五斤、十斤的粮票，那是细心的女生做的事。黄远生在《哦，我难忘的高三（1）》一文中，回忆不少令他难忘的细节：他90多岁的老母亲，至今还记得巢勃给过他几件衣服，一再叮嘱黄远生，一定要感谢巢勃。聚会时谈起这件事，巢勃一脸惊讶：“啊？还有这个事啊？”

一个班的风气，和学生的素质有关，与学校的环境有关，与班主任关系也大。江兴俊老师是我们的俄语老师兼班主任，他为人正派，上课认真，对班上的同学，无论成绩好坏，表现如何，他都十分关心。我的俄语不好，最怕上俄语课。江老师总是鼓励我，从来没放弃过对我的帮助。最让我感动的是：我插队十年期间，江老师始终关注着我的成长，见到我的家人，总要关切地询问我在乡下的情况；1976年，像我这样仍在插队的老高三已经不多了，可我上调仍然无望。江老师和朱师母为我的“出路”操心，通过朱师母的一个亲戚为我找关系……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江老师来信鼓励我参加高考，并寄来复习资料。回首往事，桩桩件件、点点滴滴，无不凝聚着老师对学生的关怀和殷切期望，让我永生难忘！

我很庆幸，“永远的高三（1）”有一个这么好的班主任，伴我们走过风雨50年人生路。我很自豪，“永远的高三（1）”有这么多惜缘的同学，同窗情谊延续了50年愈加浓烈芬芳。

这次班聚，一年前就策划筹备了。筹备组的张朝宓、高维强、洪屏、王都、程惠清，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千方百计联系老师、同学，专程到南通探访周学祁老师，策划聚会节目，搜集了大量的珍贵的老照片，翻拍、剪裁、编辑、制作，刻录成光盘。当聚会开始时，屏幕上播放出同学们各个时期的精彩生动的画面时，同学们重温花样年华、非常岁月、风雨人生，无不感慨万千。

聚会时，同学们表演的几个节目，使聚会气氛更加热烈欢快。一个是大合唱《祖国颂》，这是我们班在高一时参加学校的大合唱比赛拿到一等奖的；一个是苏联歌曲《喀秋莎》，我们先用俄文唱了一遍；一个是《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老师》，是填词改编的。最让大家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几个同学用俄语朗诵的童话剧《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那流畅而纯正的俄语，让教俄语的江老师和张润根老师大为惊讶，十分欣慰。我知道，为了这个童话剧，要重拾50年前学过的俄语，对于我们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这几位同学的表演真是太让人惊叹了！

这次班聚，我们还邀请到教过我们的张润根老师、范琳老师、柳铮铮老师和岳燕宁老师参加。他们都是我们尊敬的师长。看到他们一个个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同学们都很开心。柳铮铮老师动情地说：“当你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有缘相识，走到了一块；当你们成了大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块经历了非常时期；当我们变成老朋友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心心相印，携手走进夕阳，快快乐乐、健健康康。这是我们的缘分，我们会好好珍惜！”

李白诗云：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我们的生命，已经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夕阳无限好，为霞尚满天。“回顾所来径”，那苍苍翠微里，有我们共同走过的路，有我们永远难忘的情。还是洪屏同学说得好：我们憧憬明日，因为有同学间互相牵挂的日子会更加温馨，更加绚丽。

看望恽宗瀛老师

高维强（1966届）

南京十中荟萃了众多的优秀教师，记得当时我们的一些任课老师不仅在十中教书，有的还受聘到南大、南师授课，十中优秀的师资队伍使我们在中学时期的教育受益匪浅。在十中优秀的教师队伍中，有一位卓越的教师是无人不晓的，那就是我们的美术老师恽宗瀛。美术课是每一位进入十中的学生必修的科目，印象中一直到高一好像还开设这门课，所以恽老师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老师。

马年岁末，我因机缘相伴前去看望恽宗瀛老师，给老师送上新春的祝福，并祝老师新年快乐。我虽不具绘画特长，实在说恽老师对我的印象也不深，不过只要是老师曾经的学生，彼此交谈起来甚是愉快。一开始，我自然谈到恽老师的那幅“郊游”的油画，当年悬挂在图书馆东面的墙上；那幅栩栩如生，充满灵气、活泼的画面，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就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可以说，看着这幅画我们走进了十中，离开十中，我们又告别了这幅美丽的画面。

接着，我谈起了恽老师在抗美援朝时期，亲临战火弥漫的前线体验时所作的一幅油画。恽老师清晰地回忆说：那是一幅志愿军高炮部队保卫鸭绿江大桥阻击敌机场景的油画，这幅画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我跟老师说1966年大串联去北京时，我们一行十中的同学专程到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找到了他的这幅画。恽老师听后很高兴，并且说，当年是两位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陪同他一起去的鸭绿江边战斗现场……

如今，恽老师已是九十五岁高龄，虽然耳朵不太好使，但面色红润，精神依然矍铄。恽老师从教数十年，他的师德、学识和人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祝愿恽宗瀛老师身体健康，欢乐幸福！

（原载《校友通讯》83期）

庆贺岳燕宁老师七十寿辰

高三（3）班通讯员(1966届)

我们南京十中1966届高三（3）班的同学们于1963年9月—1968年10月，在班主任岳燕宁老师的陪伴下，在十中度过了五年的青春岁月。1968年10月，我们上山下乡，历尽十年艰辛后，又重返南京。不论是历经坎坷，还是趋于平稳，直至晚年退休，我们师生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和交往，结下了近半个世纪的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2010年10月7日上午，我们班一群年逾花甲的老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庆贺我们敬爱的岳燕宁老师七十大寿。早在2006年岳老师和我们共庆我们的六十岁时，大家就约定4年以后共贺岳老师的七十大寿。祝寿会在母校金陵中学的一个会议室举行，同学们纷纷用自己最好的照片和贺词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并向老师祝寿。

杨飚同学主持祝寿会。他说：“岳老师人品高尚，知识渊博，他做人堂堂正正，教学至臻至美，不知不觉中对我们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岳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做到了：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实，说话要符实。我们没有沦落，我们没有流于世俗，我们没有趋于功利，我们坚守了道德的底线，捍卫了人格的尊严。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无愧于是岳老师的学生！”他的发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同学代表朗读了全班同学给岳老师的祝寿贺词，然后，同学们给岳老师献上鲜花和生日礼物。会上，同学们纷纷发言，还有同学唱起了深情的歌，由衷表达了对岳老师的感恩之情和祝寿心愿。身处异国他乡而未能到会的同学也即时打来电话贺寿。岳老师向大家回赠了礼物——他的画册《岳燕宁画集》，并笑称：“这是我的作业。”激动的岳老师热情洋溢地发表了讲话，他回顾了47年前和我们相识、相处的经过，他说：“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和你们相处了5年，你们是我教书生涯中接触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一个班同学……如今，看到年逾花甲的你们精神很好，我很宽慰！……你们都做爷爷奶奶了，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照顾好第三代。”

祝寿会在与会者齐唱生日歌和欢快的掌声中结束。会后师生在当年教室所在地东课堂原址合影留念。中午易地欢宴。

宴会上，岳老师面对巨大的寿桃蛋糕，默默许下了心愿，吹熄了生日蜡烛。但很快他就告诉我们，他许的愿是：愿所有在座的同学，健康、长寿、愉快！

宴会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学生和老师陶醉在祝寿活动的愉悦中。

四十八年的师生情谊，在祝寿活动中酣畅尽致地延续着……

岳老师说：“再过六年，我来给你们过七十！”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们要健康、积极地过好每一天，迎接一次又一次师生欢聚的日子！

祝寿活动结束后，我们把这次活动的所有照片和录像，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和岳老师在一起的老照片，刻成了精美的光碟，留存下珍贵的时刻。

在此，我们还要衷心感谢老三届校友陈建华、涂高博在这次活动中给予我们的热情、悉心的支持和帮助！

（原载《校友通讯》66期）

探访周学祁老师

张朝宓(1966届)

周学祁老师教我们立体几何，高一时是我们的副班主任，曾两次带我们下乡劳动。他高瘦的个子，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说起话来一板一眼，但充满幽默和夸张，就像侯宝林一样，自己一本正经却总能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毕业后听说他身体不好，后来又调动工作去了南通，从此断了联系。

2013年是我们进入高中五十年，恰逢班主任江兴俊老师八十大寿。早在一两年前同学们就在策划，想举办一场隆重的聚会，尽可能把以前的老师同学都邀请到。我们扳着手指数来数去，健在的恩师们已经不多了。我们通过省教育厅数理化教研室的关系，在校友会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周学祁老师的联系方式。

自从联系到周老师，我们就决定去南通看看他。

2013年1月18日清晨7点半，黄远生、程惠清、陈景南、张朝宓一行四人登上去南通的大巴。车行四小时到达南通，转乘县际客车到通州，再打出租车到达通州高级中学附近，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周师母（向培豪老师的女儿）出来接我们。周老师早就在翘首以盼了。他因小脑萎缩，不留神就会摔倒，行动不便，站在家门口迎接我们的到来。他的状态真让我们有点喜出望外。

周老师反复地说着：“听说你们要来，我很激动，我很高兴。”

我们把同学和老师们的老照片放给他们二老看。

周老师还是和以前一样，率真到近乎刻板，他大声地说，你们班我只记得两个名字，一个是李容，一个是张朝宓。同学们打趣说，是不是因为张朝宓数学成绩好，所以你能记得她？周老师摇手说，不是的，是因为她的名字里面有个字很特殊。我们大家都要晕倒了。

我想起二班有个同学，名字里有个“蓓”字，我们都念作“péi”，只有周老师字正腔圆地读“bèi”。因此赵平同学曾说过，周老师若做语文老师，一定也很称职。我把这事讲给周老师听，他笑道，“文革”后我真的教过三年初中语文呢。

我指着老照片中和我们班王都同学一起插队的杨世平问周老师：“这是二班的杨世平，他本来也要来看你的，你还记得他吗？”周老师一板一眼地说：“杨—世—平，这个名字我还有印象，不过人已经认不得了。”

因为周老师是江都人，周师母是南京人，我们一直很好奇周老师调往南通的原因。问起来，周师母给我们讲了一个温馨而又有点凄凉的故事。原来是向培豪老师夫妇看中了周老师的才华和人品，把自己的小女儿介绍给他。他们1963年结婚（今年正好是金婚哦）。周师母是学医的，被分配到南通的县级医院工作，转眼就是十年。周师母一直调不进南京，一双儿女实在照顾不过来，只有把周老师调往南通。周师母说，还记得那年她回南京去接周老师，离开十中时，周老师说了一句，今后只有在梦里回到这里来了。

周老师才华横溢，在南通也深得学生的敬重和喜爱。听说有一次他生病请假，学生们在黑板上写了“我们怀念周老师”几个大字，代课的老师愣在旁边不知所措。周老师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撰写有十来本著作，是南通第一批中学特级教师，退休后还被请到各处讲学和编书。可惜在2007年他被发现罹患小脑萎缩，行动和言语能力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师母给我们看周老师头上的多处伤痕，说自己这个内科大夫只好兼任外科护理，给他清洗伤口，包扎换药；平时还要督促和搀扶他行走锻炼，每天至少走一个小时，以减缓病情的发展。

周老师坐在扶手椅内，看着老伴诉说他的情况，一声不吭，就像个犯了点错的乖孩子在听大人数说。那神情，像是感激，又像是羞愧，抑或还有点自豪。我们脸上在笑，心里也在流泪。

周老师和周师母为我们的到来准备了好久，烧了甜点心，买了水果和西亭特产，还送我们每人一本他自费出的散文集《风景独好》。周老师还为我们在散文集上题了字。集子里收着周老师多年写下的散文游记，插图是周师母的画。如果周老师没有生病，那是多么美好的晚年图景。

当我们说起，今年我们也六六大顺了。周老师很高兴地说，你们六十六，我六十七。周师母又笑话他说，还想过六十七呢？七十七了。周老师依然很认真地说，哦，对，我七十七了。

啊，岁月啊，你是不是走得太快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当我们回到南京，已是晚上9点多了。南通，还是稍微有点远。我们还会去看望周老师吗？我不敢承诺。不过我们不会忘记所有这些在我们成长中付出过心血的师长，永远感激他们的栽培之恩。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五十年久别喜重逢话今昔饮水同思源

——1966届初三(1)班母校聚会散记

柳世华(1966届)

多少次梦见这熟悉的校门，多少次在心底默默地呼唤：母校，您好！母校，您早！今天——2016年5月7日，您的学子——1966届初三(1)班的同学们回来了！

曾记否，那一个个旭日东升的清晨，正值金色年华的我们，怀揣人生理想，带着求知的渴望，从这里走向新的一天。

曾记否，那一个个晚霞满天的傍晚，满载着一天的收获，回味着老师的教诲，继续着课堂的争论，陶醉在精彩的进球瞬间……今天我们又一起从这里走过。

五十年时光荏苒，再聚首鹤发童颜。经周玲同学召集，全班53位同学今天到场26位，比肩而立，人人绽放青春笑脸，两鬓飞霜，个个风采依然。骆观平同学的高清镜头凝固了这一难忘的时刻。汤陵、周家若、胡孝安毕业分别后首次亮相，大家兴奋地紧握手，细端详。半世纪岁月风雨，洗刷不去儿时印象，一个个久违的名号，从沉睡的记忆中唤醒。“真想你啊，老同学！”成为久别重逢后最掏心窝子的话语。

合影留念是聚会的重要项目。全体大合影后男女生分别合照，再就是各类名目繁多的小组照。住校生们来一张，再次感受曾同窗共载、同桌共餐、同室共寝的温暖。知青之家的同学合影，重温下乡插队的手足深情。“蘑菇牵红线，下乡结良缘”，我们班唯一的同学伉俪孙维真、付世吉夫妇，在大家羡慕的瞩目中再秀恩爱。曾经同桌今又同桌在一张，当年的“三八线”依然于无形之中……

座谈话今昔，相见亦恨晚，饮水同思源，寸草报春晖。在“汇贤楼”二楼会议室，同学们按学号依次发言，以最朴实的语言介绍各自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下乡、入伍、求学、务工、从政、经商，生活道路虽不尽相同，勤奋努力奉献进步，共同的使命终究殊途同归。可以欣然告慰母校的是，我们所有同学，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身处何种岗位，都做到了脚踏实地工作，善良正直生活，无愧母校培养，实践“诚真勤仁”，发挥聪明才智，奉献青春力量，做出了各自贡献！漫漫人生之路，蓦然回首，惊喜于无一人迷途、失足、落伍。

聚会现场气氛热烈，网上报道同步跟进。余启华等同学在班级微信群里，用视频图像及文字报道，给守候在北京、上海、美国、日本的同学实时共享。

室内座谈刚一结束，大家就迫不及待来到校园走一走，看一看。

又见“钟楼”——母校的象征，当年的学校行政中心，是我们心中永恒的骄傲。

来到“南操场”，正是在这里，一次次彩旗招展的校运动会，一场场扣人心弦的篮球、足球大赛，一阵阵摇旗呐喊的加油助威，一幅幅欢声雷动的热烈场面，至今记忆犹新。汪海庆、戴兆坤、陈冠军、梁启骞、杜剑豪……一位位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一个个神采飞扬，定格记忆！运动健儿们百米冲刺，三步上篮，交棒接力，你追我赶……洒下多少汗水，创造多少纪录，留下了多少回味与沉醉！

走近具有百年历史“图书馆”，这是我们的第二课堂，吸引莘莘学子流连忘返。

再到“体育馆”，她已改变了模样，可当年的风姿，仍深深印在我们心上。

驻足如今已华丽转身为科学馆的“口字楼”原址，这里原是住校生的家。此时，我们仿佛又闻到食堂里的饭菜香，又听到熄灯后王骥老师巡视的脚步声。

脚踏“西课堂”旧地，这是我们入学第一年学习的地方。全班从1号到53号同学在这里结识同窗情，语数外各课任老师在这里与我们结拜师生缘。

班主任顾荣爵老师风流倜傥、潇洒俊朗的形象由此印入脑海。“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开学第一天，他笔走龙蛇于黑板之上的共勉词，让我们受益终身。《落花生》《卖炭翁》《松树的风格》《天安门的赞歌》等一篇篇课文的讲解背诵，如春风化雨，润泽我们久旱的心田。

数学老师张邦瑞在教室里以步丈量，演示数轴的定义，讲解正数、负数和零，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终生难忘。

俄语老师陈寅生耐心纠正我们各自的乡音，讲解单词的意义。殊不知，课后男生却另有高招，“大袜你洗”(товарищ)——同志，“袜子搁在鞋里”(воскресенье)——星期日等，对于新生们来说十分拗口艰涩的词汇，竟这样中俄结合，一学就会，且朗朗上口，读音与词译一气呵成。

“西课堂”里故事多，此刻，我们多想再看一看你，为何，你却了无踪影？

当年的“大礼堂”依然还在，记得每次周会，在这里听李治中校长的报告；节假日，看师生演出。我们班曾在顾老师带领下，在这里表演大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歌唱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大礼堂”，今又相见，倍感亲切！

校园活动结束后，接着就是聚餐。下午自由活动。相见恨短，相见别难，椅子刚坐热又要各奔东西。让我们记住这一天，江南繁花烟雨，同学后会有期！

因篇幅所限，还有许多我们的任课老师未能提及，如数学老师史济芬、俄语老师张赞阳等，在此谨向所有教过1966届初三(1)班的老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最后感谢母校金陵中学校友会为我们活动提供支持与帮助！

再过二十年，我们仍相会

唐晓鸣(1966届)

2009年11月7日，我们1966届初三(4)班举办了“青春记忆，甲子畅想”，又称“8360”的主题班会，因全班同学基本到了甲子之年，又恰逢班主任杨先圆老师83岁生日，师生同庆，故取此名。

早晨在集合地点站满了期待再次团聚的同学，大家握手拥抱，互相问候。看到杨老师出现，同学们纷纷拥上前去，师生相见格外亲切，场面热烈动人。

在高淳县环保局的会议厅内，主题班会由放映老照片开始。当屏幕上出现一张张老照片投影时，同学们顿时兴奋起来，“啊!那就是当年的我们，那时我们多么小啊!”“那是我们上课的六家村!”……同学们兴奋地涌到屏幕前指认自己，辨认同学。照片中出现的同学又纷纷拉起手来，按照原来的队形在老照片前留下了现在的身影。一张张几十年前的老照片，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十中的校园：钟楼、小礼堂、东课堂、体育馆、图书馆、六家村……稚嫩的脸庞，朴实的衣着，展现了四十年前我们的青春年华，纯真可爱。老照片中还有一部分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照。另有不少彩色照片，回顾了我们班从1988年开始的八次大团聚和十余次小团聚活动。

接着是献诗词和对联。这次班会的主要策划和主持人郝家庆同学首先献上对联：

三年同窗，结一生师生情缘；甲子同行，续下辈校友情怀。

徐熙虎同学献对联：

天高气爽丹桂年年飘香，时八三逢双节普天同庆，当蜡烛多奉献有梦先圆；冬去秋来光阴悄悄流逝，整六十回甲子与国同岁，垒砖瓦搏人生能有几回。

李亮同学更是诗兴大发，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自己所作的《金缕曲·赠杨先圆老师》：想当年，苦口婆心，循循善诱。青涩韶华谁引路，先圆恩师牵手。每到此，双泪横流……

对这些表达了大家心声的诗词和对联，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随后大家即兴感言并感谢大会组织者的辛勤劳动，相互间表达了美好祝福。

接下来的生日宴把活动推向高潮。碰杯声、祝福话，真诚而热烈，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大厅，大家举杯共祝杨老师健康长寿，同学们生日快乐、友谊长存。当一只写着“8360”字样的大蛋糕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时，同学们都欢呼起来，大家默默地各自许愿，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和掌声中，神采奕奕的杨老师和我们共同吹灭了蜡烛，相机留下了美好的瞬间。

回想初中三年，杨先圆老师既教我们语文，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当时我们年少不懂事，也许还不喜欢老师的严格要求，还不能理解老师的苦心。但我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特别是为人父母后，才真正认识到母校和老师的教育影响了我们的一生。记得1988年我们班第一次大团聚时，一些同学对“文革”中由于自己的幼稚和冲动给老师造成的伤害，深表道歉，杨老师用慈母般的爱心拉起全班人的手，把我们又团在了一起。还记得2006年杨老师过80大寿，在班聚上，陈忆元同学特地从北京赶来，还背来一整套初中语文课本和杨老师批改过的作文本。看到当年杨老师所批改的长段的红色字体，大家才体会到杨老师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了多少心血。陈忆元历经数次迁移搬家，竟把这些如珍宝似的收藏着，着实让大家感动。在大家一致的要求下，杨老师激动地朗诵了初中第一篇课文《落花生》，获得掌声一片。更记得李亮同学站起来把杨老师教的多篇古文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要知道，这是四十多年前老师教过的课文啊!杨老师眼睛湿润了，我们大家都被感动。

以上所有这些感人至深的师生情、同学义是班聚一次次成功的重要因素。

这次主题班会上，轮到杨老师讲话时，她说：“同学们，我的孩子们，你们也老了，头发都白了，要多保重啊!……谢谢你们……我也许五年后已无法再与同学们相聚……”杨老师哽咽动情地说着这些话。我想说，杨老师，您不用太伤感，看到您今天这样硬朗的腰板，这般精神抖擞的状态，我们自愧不如。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是您这般年龄，如果能像您现在这样，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听说您还与老伴常骑车逛新华书店，读书、旅游、上网，您还会打字，您关注班上的每一个同学，困难的、生病的，还是抱孙子的……您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捐助失学儿童；您在老三届校友《青春放歌》大会后，当即捐款1000元，支持老三届分会工作，是十中老教师中捐款第一人……我们全班同学退休后还有几十年的日子要过，杨老师，您跟上时代的步伐，善良助贫的爱心，淡泊名利的心态，不仅给我们做出的了榜样，这些也应当是我们今后正确的生活态度。

这次班聚，有几位同学因病卧床或手脚不便而不能前来。我们很为挂念，大家在心中祝愿他(她)们心情舒畅，早日康复。人生沉沉浮浮，同学情义始最真。如今，我们都已体味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在经历了世事变迁之后，才发觉，最难以忘怀和割舍不掉的依旧是那份对老师和同学的真挚情谊，这段情谊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忆，去珍惜。

让我们期盼着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同学老师的再相会吧。祝杨老师健康长寿，愿每个同学的明天更加美好！

（原载《校友通讯》63期）

欢笑情深深相聚乐融融

——1967届学子60华诞庆典纪实

庆典筹备组(1967届)

1964年，我们三百多名戴着红领巾、满怀憧憬的少年迈着欢快的脚步走进了南京十中。成为中学生，我们高兴；成为十中的学生，我们自豪。在这所著名的中学，我们曾经快乐地学习和嬉戏。可是怎么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使只读到初中二年级的我们被迫中断学业，个人的命运随着家庭的遭际在特殊年代的汹涌波涛中沉浮。我们犹如半生不熟的青涩果子，生生地被从十中这棵树上拽下，然后又无法自已地被随意抛撒到四面八方。从此，年纪仅十六七岁的我们，却天各一方，或上山下乡，或远走边疆，或当兵，或务工。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幼稚少年历经风雨沧桑，已年届花甲，进入耳顺。

我们回顾往事，盘点过去，这几十年里，谁没有过悲欢离合？谁没有过坎坷趔趄？我们曾经迷茫彷徨，曾经痛苦悲泣，曾经踌躇满志，曾经壮怀激烈。我们的这一个甲子啊，酸甜苦辣，非同一般，抚今思昔，怎么能不感慨万千！为此，我们决定集体庆贺自己的60华诞。

于是由各班联络员组成了60华诞庆典筹备组，从3月开始，五次开会。大家分工负责，团结协作，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组织、宣传、会务、联络、接待等一一落实。经过半年的组织筹备，“金中学子60华诞庆典”活动如期举行。

2010年9月19日上午，1967届金中初中学子（1966年的初二学生）会聚在金盾饭店紫金大厅，舞台上“金中学子60华诞庆典”的会标和彩色气球，把会场装扮得喜庆而热烈；大厅的廊柱和墙壁上布置的老照片展板，有我们无数的回忆和感慨；一张张笑脸迎面而来，一阵阵笑声此起彼伏，一声声问候温暖心田，欢乐充满了整个大厅，热情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好些同学都是几十年不见，此时相见，分外激动。双手紧握，热烈拥抱，高声呼喊着彼此的姓名乃至绰号，迫不及待地追诉着当年的趣事，关切地询问着别后的情况，打听着现在的家庭、子女，端详着花白的头发，笑问：“做爷爷了？奶奶了？外公了或是外婆了？”

10时许，获全国广播电视主持人“金话筒”金奖的杭州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初二（1）班刘忠虎同学情绪激昂地高声宣布庆典开始。他说，参加这个庆典，感到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看到四十多年前熟悉的面孔，浮想联翩。今天，我们在这里快乐地欢聚就是一种幸福。

这次庆典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当年的校领导和老师们，他们是李治中校长，章明华副校长，柳铮铮主任，恽宗瀛、万茂全、王涵华、张润根、袁美娟、朱锦颜、岳燕宁、喻旭初、狄原汨、周旭初、徐美钰、胡秀琴、张赞阳等老师。在我们走过60年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感谢我们的老师把我们引进了知识的殿堂，教我们如何做人，使我们这些懵懂少年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最尊敬的老师。当主持人宣布向敬爱的老师献花并一一介绍参加庆典的恩师的时候，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同学情不自禁地站立，目光投向尊敬的老师，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了我们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和感恩之心。

寿星代表、老三届校友分会副会长、初二（2）班张南军同学为我们的60华诞祝词，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从今天起，我们要为自己活着，要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活得有情趣，活得更潇洒。同学们，不要迟疑，不要迷惘，立即、马上、刻不容缓地去规划后一个六十年。去哭，去笑，去唱歌，去跳舞，去听讲座，去游历山川，去做你想做的事，去爱你想爱的人！今天，我们两百个寿星聚在一起，花自己的钱，祝自己的寿，真是人生一大快事。让我们大声喊出：生日快乐！”

我们的晚辈、初二（5）班梅蕾同学之子、同是金陵中学校友的梅思竹，代表下一代为我们祝寿。他说：“时光可以带走青春年华，却带不走我们心中共同的对父母的眷念和对母校的眷念，带不走晚辈对父母的深深祝福和校友间的深情厚谊。”他献词一阕：“忆往昔，同窗共读，朝夕相伴，情意地久天长！看今朝，意气风发，人生豪迈，事业家庭美满！万般努力终重逢，手和手相握，心与心贴近，感慨何止万千！诉衷肠，情更浓，今日得欢聚，共贺花甲年！同举杯，共祝愿，母校更美好，父母更安康！”表达对父辈、对母校的真诚祝贺。

接着，每个班都表演了为庆典活动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以朗诵、小合唱、表演唱、独唱、舞蹈等艺术形式，载歌载舞，庆祝我们的60岁生日。今年已70岁的狄原汨老师也穿上鲜艳的演出服，参加了初二（4）班同学的表演唱，还似当年那样美丽而有活力，大家被狄老师依然年轻的心而感动。初二（5）班王德镇同学不在台上的“演唱”更是别开生面，也深深感动大家。听着主持人朗读王德镇的来信：“两个月前我接到班级的任务，在60华诞的庆典上演唱我们班茅继周作词的《老同学，你好吗？》这首歌，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并被这首歌深深地打动。没曾想，庆典期间我临时有紧急的工作任务，不能来到现场。遗憾之余，只能将我的演唱制成碟片献给大家，希望能演唱出作者茅继周想要抒发的情感。”欣赏着他动情的演唱，我们都在心中问候见面的和没见面的老同学：你好吗？祝福你快乐康健！

离别了42年后的师生相聚，大家无比兴奋，也非常珍惜，一定要留住这个美好的时光。演出告一段落，全体师生集体合影留念。手捧鲜花的各位老师在同学们簇拥下落座，幸福流露在老师们的脸上，喜悦流淌在同学们的心中。当大家喊着“甜”的时候，摄影师（也是校友）对好焦距，迅速按下手中的快门，定格了这甜美的一切。

记录下今天，再去看看昨天，很多同学不约而同来到老照片展板前，寻找昨天的那个稚嫩、清纯、青春的自己。看着这些珍藏了几十年的老照片，同学们纷纷拿出手中的相机，把它再一次珍藏；还有的同学相约在一起，在老照片前留下了跨越几十年的难忘记忆。

合影结束，柳铮铮老师代表到会的老师们向全体同学祝贺生日。谢佩玉老师专门从广州发来祝福的短信；沈达信老师深情地为这次庆典创作了《我的贺词》，并委托喻旭初老师现场朗诵。满满的爱意，满满的关切，满满的情谊，满满的祝福。我们知道，老师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老师的心陪伴着我们一路走来。各班还有些不能到场的同学也发来了问候。

接着寿宴开席，同学们一批批拥向老师，敬上谢师的美酒，祝愿老师健康长寿、快乐幸福。大家杯盏交错，相互祝福。

席间，优美的歌声又响起来，欢乐的舞蹈又跳起来，高兴啊！激动啊！不管是有准备的还是即兴的，节目一个接一个，大家尽情抒发着快乐的感受。岳燕宁老师还登台为大家演唱了歌曲《夕阳红》，“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被这浓浓的师生情、同窗情感染着……

带着美好的祝愿，带着无尽的回味，离别依依不舍，但我们还会再相会。主持人刘忠虎同学说出了大家的共同心愿：到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我们还来再相聚！

（原载《校友通讯》65期）

让我们相会在微信上

吕承启(1967届)

2014年12月29日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想看看微信上的八卦新闻。一个熟悉的名字突然出现——“十中67届初二4班”，眼前不禁一亮……

“初二（4）班……”记忆把我带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

1964年，我们五十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跨入了南京十中八家村初一（4）班的教室。迎接我们的是老师那慈祥的笑脸和亲切悦耳的呼唤：“同学们，上课了！现在开始点名：1号白飏、2号鲍思明、3号彭祝赤……”

伴随着这一天，我们开始了对未来理想和梦幻的追求；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口号鼓舞下认真学习；在“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中成长。教室里的同窗共读，运动场上的嬉闹追逐，在校园里演绎着一场场同学之间的真情故事。

我们这个班级是个团结、好学、活泼、上进的集体，班级里有一股向上的力量。大家一起参加大合唱《花儿朵朵向太阳》，一起参加校运动会……

但是到了1966年，在我们初二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也永远被定格在初二（4）班，成为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斗转星移，年轮飞转，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懵懂少年，如今都已成了爷爷奶奶辈。随着年龄渐老，身体状况渐弱，同窗好友间相知相惜的同学情怀愈显珍重。正因为此，刘正春同学在微信上创建了“十中67届初二4班”班群，让原来初二（4）班的老师和同学有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不一会儿的工夫，一个个同学前后纷纷加入班群。在“十中67届初二4班”班群里，每个同学都能找到自己的话题，有的怀旧，亮出老照片，让大家猜猜都是谁；一会儿，有的同学在群里亮出自己的书法作品，大家互相切磋，探讨。

新年来临，班主任周旭初老师和副班主任狄原汨老师先后也加入班群。在群里，大家互致问候，好不热闹，1967届初二（4）班又复活了，就像当年一样。

在班群里，不仅可以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八卦新闻，悦耳的MP3音乐、精彩的文章和巨大的免费资源；还可以和同班的好友聊天，网络视频通话（这可是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漫谈21世纪”里遐想的情景），加拿大、美国、欧洲的同学瞬间就通上了话，世界也变小了。新年前夜同学间通过微信互致问候，给老朋友寄去一张电子贺卡，顷刻间就可将问候和祝愿送往远方。在群里，同学们可以讨论任何政治、经济、八卦新闻、养生、各种爱好、旅游等等问题。说来也怪，当年班上男女同学可是从不说话，但是今天在群里就像亲密的老友，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够的天。有一句话说得好：同学，就是亲爱的兄弟姐妹，是精神上的血亲；同学有一种别样的情，有永远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旧、道不尽的喜悦、诉不完的忧愁。一旦同了“学”，就永远是“同学”。

目前有更多的同学参加了班群，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技术不断创新的时代，正像微信图标表现的那样，一左一右两个卡通化的对话图标代表了对话交流。绿色的背景色代表微信更加便捷、时尚。微信技术上也在不断更新，表现了更加强大的生命活力。

同学们、朋友们，欢迎您来“十中67届初二4班”班群做客，让我们相会在微信上吧。

一声感谢，藏在心中半个世纪

王清华(1967届)

2011年3月25日，早春的天气还有些许寒意，我们一群年过花甲的学友们，早早地聚集在母校门口，等待着和恩师沈达信老师的团聚。我们都是1961年考入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的，初二时幸运地成为沈老师的学生，当时他教（1）班、（2）班语文，同时担任我们（1）班的班主任。沈达信老师以他语文教学的非凡魅力折服了我们这些莘莘学子。20世纪80年代初，他移居香港，师生一别就是半个世纪。很多同学得知沈老师要回母校与同学们相聚，激动不已，甚至夜不能寐。

9点30分，神采奕奕的沈达信老师准时来到校门口，我们顿时热血沸腾，纷纷涌了上去。大个子谢里宁干脆朝沈老师来了个熊抱，激动地表达了对老师的挚诚。学友们紧紧地围绕在沈老师的身边，一双双手紧紧地和老师握在一起，感到无比的温暖。此刻老师和学生的年龄差距完全地消失了，在我们眼里，72岁的沈老师是那么精力充沛，风采不减当年！更让我们惊叹的是，沈老师居然一一记得半个世纪前的学生！其实早在网上，沈老师就能把照片上的同学“对号入座”，现在亲耳听到沈老师叫出自己的名字，我们激动得笑了，感动得流泪了。沈老师，谢谢您记得我们！

我们三十多位学友踏进教室，看到电子屏上打着“校园重相聚，再回旧课堂——热烈欢迎沈达信老师”的字样时，一时间感觉穿越了时光的隧道，重新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学生时光。很多同学都记得沈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语文课的情形——他朝气蓬勃地来了，双手撑在讲台上，身体向前倾，双眼直视学生，眼光温和而坚定，用普通话响亮地、认真地朗读课文：“第一课，奔向海陆丰……”同学们的注意力都被他的举手投足吸引了，我们沉浸在语文之美的享受之中。

沈老师满腹经纶，博学多才。教汉语拼音，字正腔圆；分析课文，旁征博引；课堂板书，遒劲工整；作文评语，一丝不苟……沈老师初中两年的语文教学，给我们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教过的知识如烙印一样，留在记忆深处。于1978年考上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并担任了中学校长的王家顺说：“沈老师一再强调初中时期词语的积累非常重要，我一直谨记，不断努力，终身受益。”他深情地称沈老师是“深嵌在记忆中”的好老师。

沈老师做班主任也有独到之处，批评人是微笑中透严肃，家访不是告状而是惊喜！当年十几岁的少年，从沈老师身上吸收了无穷的营养，乃至滋润了整个人生。画家马肇立深有感触地说：“要不是沈老师早早地教诲我不要轻视写字，早早地使我走对了路子，而今我有什么能耐搞中国画创作？办什么画展？”近年来，马肇立致力于文物辟邪的保护工作，去年荣获了全国“中华文物保护使者”的称号。聚会上，沈老师饶有兴致地接受了马肇立的邀请，决定参加她组织的第八批看辟邪活动，这让马肇立兴奋不已。

大学教授陈力敏不仅在物理教学上颇有建树，也成功地培养了一对同在金中读书的儿女。她动情地说道：“世上有两种感情最珍贵，一是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一是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这两种感情都是付出付出再付出，无论时间无论空间都不会磨灭。当年我们年少从来没有向老师说过谢谢，今天能再坐在老师身边，聆听老师的教诲，感到特别幸福。沈老师，谢谢您！”一声感谢憋了半个世纪，一次会面等了五十年。这一天，我们回到了少年时代，这一天，每一分钟都金光闪闪！谢里宁拿出了准备好的一本红色精装纪念册，我们纷纷签名、写诗、献词，好让沈老师回港后，常打开看看。

谢里宁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他和马肇立合作的一首诗：

乾坤天地转，今朝聊发狂。

校园重相聚，再回旧课堂。

历经沧桑路，坎坷共成长。

白头志愈坚，师生情更长。

师恩如海，师恩如山！沈老师，我们永远感谢您！

永远的初二（5）班

——近半个世纪后的重聚

林晖(1967届)

老同学赵人鸿近期由美返乡省亲，2012年12月28日我们初二（5）班同学为他接风洗尘。十多位不能前来的同学纷纷发来信息或来电问候，就连重病中的罗建华、唐金宝也来电问候。居住在香港的“老班”沈达信老师，听说赵人鸿回宁全班聚会的消息也是激动不已，聚会前一天就打电话来了解聚会筹备的情况，当天又打电话向赵人鸿问好，向“弟弟妹妹们”祝贺新年！

不少同学与赵人鸿45年没有见面，今天相见，赵人鸿一口就能准确地叫出每个老师和同学的姓名。

禹厚敬同学听说赵人鸿要返宁的消息后，深情地写下了《赵人鸿，你让老同学盼得好苦》一文，在聚会中他又深情地回忆起当年。

他说，他与赵人鸿同学认识始于鼓楼区一中心小学，考进十中后更成为同窗。人鸿同学出生书香世家，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从少年时代到成人以后，每次去他家，他的父母都会时不时参与我们的讨论，身为教授，又是长辈，却从未居高临下指手画脚，也许这种自由开放的家庭环境为赵人鸿培养和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升入中学后，他依然一如既往是全班的学习尖子。“文革”初期，我的父亲被审查，我也被牵连，当有的同学唯恐避之不及时，赵人鸿、左一响、徐铭翔、梅蕾等同学却从未疏远过我。

1968年秋下乡插队后，赵人鸿和农民一样辛勤劳作，还搞点农业科技，却从未放弃课本，他一直注意搜集和阅读各类教科书，就此夯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和我们一样只在校读到初二的他，以优异成绩被浙江大学化工系自动控制专业录取。在那个思想禁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黑暗年代，赵人鸿的精神自由无疑走在了同学之前。1980年，浙大本科尚未结业的他又考上了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研究生，我们几个为他送行，岂知这一别竟是32年，比我们已走过人生道路的一半还长。1989年春节初二（5）班同学别后第一次重聚，此后20多年来，同学大聚小聚不胜枚举，赵人鸿不能到场成为同学交谈中的最大缺憾。赵人鸿啊赵人鸿，你让老同学盼得好苦好苦。

大家还回想起1995年回母校参加金陵中学107周年校庆时，许二宁同学用大哥大给大洋彼岸的赵人鸿打去越洋电话，全班同学轮流用最简洁的语言与赵人鸿相互问候，当时的激动，好像还在眼前。

同学们牵挂赵人鸿，赵人鸿也牵挂着老同学，他更想念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聚会前，赵人鸿特别表达了他不但要见同学也要见我们的老师的愿望。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也来到了我们中间，最睿智、最有才华的物理老师，后来成为母校校长的岳燕宁老师，他带来母校的祝福；最儒雅、最亲和的教导主任柳铮铮老师，慈母般的笑容仍然是那样的动人；最和蔼的大队辅导员柯兆云老师；最瘦小而最严格的数学老师王涵华；最宽容、最耐心的英语老师周旭初；最美丽、最善良的音乐老师徐美钰；最爽气、像老顽童般的体育老师范琳。我们簇拥在老师们身边，仿佛又回到少年时代。

赵人鸿同学向各位老师表示感谢。感谢老师们教我们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他还当众向王涵华老师道歉。这是因为“文革”期间他曾经因为王老师不让我们学生去救火而写过她的大字报。他说，救火应是消防员的职责，而当时我们这群未成年的孩子翻墙去救火是危险的。

我们金陵中学1967届初二（5）班是个令人羡慕的集体，半个世纪的友情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赵人鸿把我们之间的渊源娓娓道来。他拿出珍藏的当年的南京十中学生证，因为“文革”，我们初中二年级的书都没有念完，学生证学籍登记定格在初中二年级。他拿出发黄的小学毕业证书，回忆起我们班上57位同学中有41位都是来自鼓楼区一中心小学的毕业生，还有当时这一级考上金陵中学的教工子女也都在这个班。接着他还给大家展示了历史更长的幼儿园毕业证书，因为我们班同学中幼儿园时期就同学的也有不少。再后来他拿出了上山下乡批准书，我们班同学又一起走上上山下乡的路。

我们初二（5）班的凝聚力还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才华的、开明、豁达的像老大哥一样的班主任沈达信老师，可惜他远在香港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他曾为我们班写的长诗《跨越时空的班会主题》回响在我们的耳边：

飞越迢迢万里，

飞越半个世纪，

我们永远定格的初二五，

又一次跨越时空的班会主题——

曾记否，那次班会的主题——

听妈妈讲她过去的事情，

看眼前，

让儿孙听我们的酸甜苦辣叙说不惊……

曾记否，那次班会的主题——

想象二十年后的我，

看眼前，

数半个多世纪的坎坷路途跌打奔波……

不分畛域，不以成败，

不分彼此，不问尊卑，

我们班会的主题——

永远离不开定格的初二五。

…………

就在我们欢聚中，沈老师又通过电波传来对赵人鸿和全班同学的问候。

王德镇同学声情并茂地演唱由我班茅继周同学作词，由金陵中学1966届校友彭泽民谱曲的歌曲《老同学，你好吗？》表达了对赵人鸿同学和全体同学的问候，大家陶醉在歌声里。我班金中校友合唱团的团员演唱了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北风那个吹》主题歌《那时候》，表达了对我们曾经有过的上山下乡经历的回忆和感慨。

这么多年来我们惺惺相惜，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走过了那艰难的岁月。现在我们又一起相伴安度退休生活。可惜吴辛同学走得太早太早，我们怀念他，好像他还和我们在一起。

啊，永远的初二（5）班啊，我们热爱你！

我们在校庆重逢

谢金才(1968届)杨季南(1968届)

与“小板鸭”重逢

2008年9月30日上午，在校庆校友签到处，一位身材不高，头发已花白的校友向我走来，他一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看着他熟悉的笑容，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他说：“我是初一（1）班的杨季南。”“哦，是不是那个顽皮的小不点？”“是的，是的，我外号叫‘小板鸭’，那时很调皮。说我的名字别人不一定知道，提起‘小板鸭’，很多人都知道。”我连声说：“谢谢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对不起，我把你的名字忘了，外号也记错了。”是啊，离开学校40年，校庆120周年能在母校重逢，真令人高兴。我立刻请同学为我俩拍照留念，然后，我们谈笑风生，留下地址，随各班同学集合，到大操场去参加校庆活动了。

与“小板鸭”的久别重逢，再次构起了我对金陵中学生活的一段回忆：

“小板鸭”，对南京人来说是一个亲切可爱的绰号，说起与他的相识相知，还得从1965年9月说起。开学不久的一天，班干部通知我说：“蓝老师（班主任蓝华章）找你有事情。”我在东课堂二楼办公室找到蓝老师，老师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好的传统，实行高中班向初中班派辅导员制度，目的是要做好传帮带，也是培养自身的工作能力。我们高一（1）班对口的是初一（1）班，班里要派你去当辅导员，你有什么意见？”我不敢推辞，只好壮着胆子去了。后来，我经常参加初一（1）班的班会，会后与班委商讨工作，还与小同学谈心。“小板鸭”活跃顽皮，单纯可爱，常跟我讲他认为有趣的事，我听了也笑个不停。时间长了，他对我无话不谈，甚至连偷偷放了别人自行车气这类的事都告诉我。我批评过他，表扬过他，也鼓励他为班级做好事。他在自身的努力下，进步很快，学校里也有些名气。1966年6月，由于“文革”，学校停课了，辅导员工作就停止了，我和“小板鸭”的联系也减少了。9月的一天，“小板鸭”突然找到我说：“在西课堂，一些学生对老师采取了革命行动……”我一听，马上跟他讲：“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是错误的，而且极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问我：“那该怎么办？”我说：“你赶快找几个同学，想办法一定把老师解救出来。”“小板鸭”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立刻找了一个同学，悄悄溜进西课堂二楼，在教室后面解救了那位老师。1967年以后，学校完全瘫痪；1968年，学校想复课也没有成功，我和“小板鸭”就没有见面了。1968年年底，我们“老三届”学生，陆续上山下乡，各奔东西了。时间一长，我把“小板鸭”这个绰号也给忘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小兄弟。虽然我在外地，很少回南京，但是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和同学谈起过他的故事，也曾打听过他的下落。由于不是一个班的同学，我又记错了他的外号，所以一直没能如愿。

120周年校庆，我们为母校祝贺，为母校骄傲，也为是金陵中学的校友而自豪。现在我们已步入或将步入轻老，“老三届”毕业生还能为金陵中学做些什么，发挥余热为母校添光吧!祝愿校友幸福安康！特写此文，是给“小板鸭”的也是给其他校友的。

为校庆，本人自得其乐作诗一首，也顺便献给校友：

戊子两轮回，金陵骏骥归。钟楼叙旧事，硕果报春晖。

（谢金才）

应和《与“小板鸭”重逢》

谢金才是我就读南京十中原1968届初一（1）班的对口班的辅导员、我的学长。

当年，他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语，不张扬，性格略显内向；但做事极认真，负责，是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人。在我短暂的十中求学生涯中，他的身影几乎贯穿始终。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高中同学。

虽然他在“重逢”一文中提到的事，我几无记忆。但我们班有事都喜欢对他说，遇到问题都喜欢找他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年他对我们的帮助是多方面的；由于辅导员的特殊位置，他在我们班起的作用，也是班主任老师所不能及的。

初中一年，是我总共享受到6年的正规课堂教育的最后一年。我在短暂的时间内，如果说多少得以汲取些许母校之神韵，与谢金才是分不开的。这也是40多年后，我一眼就能认出他来的原因所在。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们的母校之所以百年长盛不衰，靠的就是师生相互之间，做人、做学问的孜孜以求，代代相传！

由于我与他同班的竺祖慈一直都有联系，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他在武汉工作；也以一直未能再见面而颇感遗憾。120周年校庆，终于了却了我一桩心愿！

想当年，他当我们辅导员时16岁，我12岁；而今再聚首，我俩都及近耳顺。真可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四十多年间，沧桑巨变，物是人非！所不变的是我们共同的母校情结！是共同的相互牵挂！

老谢，与你相约：130周年校庆（2018年）再聚首！好吗？谢谢你，学长！谢谢！

（杨季南）

（原载《校友通讯》57期）

邂逅初一六

陈皓(1968届)

邂逅，是人生之旅的插曲。说人的一生，就是由一个个的邂逅串联而成，也不为过。我们会为不期而遇的邂逅惊喜，也会为此生不再的邂逅感叹。

在种种人生际遇中，茫茫人海，髫年邂逅，总角订交，同窗共读，无疑是难以忘怀的。母校金陵中学即将迎来建校130周年，校友会在校友中征集资料，很自然地让我想起了我们1968届初一（6）班同学之间的一次次邂逅。

“六八届初一六班”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称呼，曾经有同学指出这样的叫法有问题。想想此言有理，如果按照正常学制规范和教学时序进度，到我们毕业时应该是南京十中1968届初三（6）班。如果今天，我们使用初一（6）班的班号，那应该冠以十中六五级初一六班才对。可惜啊，历史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再也没有如果了。不过，“六八届初一六班”这个不规范的称呼，对于我们而言，是约定俗成且能够理解的。

属于老三届绝唱的六八届初中生，而今结缘母校也已半个多世纪。初一（6）班五十多位同学中，除有世交、发小、邻居或小学同学关系外，绝大多数同学得以在人生旅途中相遇，都始于1965年那次小升初考试，大家一同报考并被录取为南京十中的新生。

日月如梭，时光荏苒。倏忽间，年已六十有五，昔日的懵懂少年皆已步入人生晚境。实际上，除了少数在1969年年初，获得升学机会的“幸运儿”，绝大多数同学与母校都只有一段短暂的情缘。大家掰着指头算过，如果刨去寒暑假和那两年多不读书不上课的荒唐岁月，真正同窗共读的美好时光，实际仅有九个月。在人生数十年旅程中，这只是个短暂的过往。

可是，童稚时代纯洁的同窗之谊，是最难以忘怀的。这么多年来，母校的一草一木始终历历在目，恩师的音容风采依然铭记在心，同学的一笑一颦时常跃然眼前，校友的不解情缘至今难以割舍。

自1968年下半年到1969年年初，老三届先后入伍、插队、插场、升学，循着不同的命运安排各奔东西，闹腾了几年的校园冷清了下来。

聚也匆匆，去也匆匆。同学们甚至来不及相互道别，就离开校园，分别踏上跌宕起伏的人生之旅，真正去独自面对社会。待到同学师生再次聚首，都已经是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了。而那再次邂逅，往往颇具戏剧性，成为让人历久弥新苦乐参半的回忆，也是同学聚会时每每忆及而回味无穷的话题。

这些瞬间，有的转眼又过去了若干年了，却依旧那样记忆深刻恍若眼前。在我们已然步入老年的今天，这些回忆带给我们的有喜悦，有叹息，也有终生的缺憾。

一

早年间，使用邮箱是人们常用的联系方式，记得我和罗建、张希龙、高允明等同学，是比较早通过邮箱进行交流的。

印象里，我还去过罗建的单位。我们是曾经的同行，当过船员，还都是从事机务工作的。

与同学邂逅在单位里，还不止这一次呢。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机关浏览当时征集的参加机关职工书画展的作品时，意外发现一幅颇具功力的书法，落款居然是老同学程光熙。询问之下得知，她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是机关里的才女笔杆子，已经被提拔为中层干部了。她，是那次展览的获奖者之一，也成了班上与我较早重新建立联系的女同学。

班上从医的同学不少，邂逅在医院也就不足为奇了。

机关医院是我不时会去的地方。那天，在一位十中校友医生处开完药和他闲聊，他告诉我新转业来的一位医生也是校友，就是荣沪光同学。此后，我们经常见面打交道，我这个病人自是处处得到老同学关照。我俩还曾多次相约，去看望住在附近的班主任俞文杰老师。

与同样从医的孙晓晴同学，则是在另一种特殊情况下邂逅的。那是1987年，我在一家水上单位工作。单位里一名职工因车祸负伤，就近在他所在的部队医院住院治疗。我代表单位，与肇事一方商谈治疗和赔偿事宜。谈判结束后，我和参与协调的院方代表，相互打量起来，双方都感到似曾相识。攀谈之下，原来竟然是多年不见的孙晓晴，那时他是院里的医务处主任，后来当上院长。

同样缘于求医问药的邂逅，有的回忆起来就不是那么轻松的了。

1997年，家父在鼓楼医院检查确诊罹患肺癌，经熟人介绍的一位外科主任医生很帮忙，当即安排入院手术。想想不放心，又联系了省肿瘤医院的一位知名专家求诊。这位专家有个稀罕的姓，心中嘀咕会不会是同学沙斌的父亲，记得当年他是南医大的老师啊？见面咨询病情时，一了解果不其然。分别三十年的老同学，就此恢复了联系。自然是可以随时上门请教，及时得到畅所欲言的指点和治疗意见了。根据他对病情的分析和治疗建议，我们否决了手术方案。尽管医学无法战胜癌症，可是与其他病情相似的患者相比，父亲少受了许多苦，免除预后不佳的外科手术和种种过度治疗折腾，保持了较好的生存质量。我至今都很感激沙斌同学和他的父亲。

有些邂逅，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又颇具趣味。

最有意思的是与汪晓来几乎擦肩而过的街头邂逅。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骑车就着下坡，从机关大院飞驰而出。过了马路，猛然间看到安全岛旁站着个十分面善的人，不由自主捏刹减速。对视下，两人几乎同时脱口而出：你不是汪晓来（陈皓）吗？我们这对同班同学，读书期间都不曾说过几句话，一别二十多年不见，居然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一眼相认。那以后，我们的来往一直没断。

而汪晓来与张希龙的异域邂逅，更具传奇。20世纪90年代初，张希龙将赴日访学，行前从我处得知汪晓来也经常在日本。当时也就是一说，我遇到汪晓来不久，手头也没有他在日本的联系方式。没想到机缘巧合，他们居然就在东京邂逅。张希龙素来喜好黑白之道，到日本时间一长，熟人朋友多了，闲暇时常与同好手谈。张希龙的一位对手是某公司的董事长，恰好是汪晓来的朋友,和汪晓来见面时，说起他有位来自南京的棋友。这棋友，竟然就是多年未见的同班同学张希龙。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邂逅之后就是永别，和倪以恬同学在街头的不期而遇就是这样的。头脑里对倪以恬的记忆，除了记得是位个子小、精力充沛的女生，其他已经非常淡薄了。在校期间，班上的男女生之间很少交往，我们更是从来没有交谈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下班骑车回家路经鼓楼，猛然发现并肩而行的是多年未见的章泽民学长。边骑边谈之中，他向我介绍同行的爱人，这才认出那就是倪以恬同学。可谁又能想到，这次邂逅，就是我们最后的一面。后来听说，他们先后去了国外发展，又听说，倪以恬头脑灵活，在国外事业有成，却不幸因车祸罹难。

我与马恒希既是同学，又曾经做过同事。插队多年后，我进了县城一个工厂，当上了当代农民工的鼻祖——农民合同工。在同批进厂的工友中，发现了马恒希同学。尽管我们在同一个县，学校分手到插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一见面还是马上就认出来了。同学同事同当合同工，这样的缘分，恐怕在班上同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吧。

二

不少同学，是邂逅在老师家中的。

那些年里，班主任俞文杰老师是联系班上同学的纽带，她的家成了同学们聚会的场所。饱受类风湿痼疾折磨，行走不便的俞老师，独居在北京西路上一座老式洋房的底层。老师盼望着同学们，每当大家围坐在她的身边，看得出她发自内心的高兴。还是和上学时一样，俞老师端庄儒雅，面带慈祥，一口京腔，不急不缓地和同学们交谈。

那期间，饶武汉还曾“公器私用”，通过工作便利，根据校友会提供的同班同学名单，按图索骥查询他们的下落。恢复联系的同学们相约去看望俞老师，在老师那里又邂逅了更多的同学。记得的有程光熙、陈礼勤、饶武汉、李吾川、华珊珊、董五星、徐春宁、周善伟、缪东红、陈晓鸽、陈望平、陈念航、汪晓来、荣沪光、齐克林；还有定居外地的徐正红，身在国外的董五星、在美多年的张景和同学回宁后都来看望过老师……

有的邂逅，现在回忆起来，就带有悲情了。

我与黄继业，既是同班同学，也是住校时的室友。我们恢复联系比较早，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总统府门前街头邂逅，很多年一直保持着来往。他的人生经历丰富，离校当兵、复员到工厂、调入事业单位，又离职下海，之后当过职业股民、办过公司、开过出租、卖过彩票，甚至干过为南汽的购车客户送车的行当，最后还开了一家茶楼，折腾过诸多行当。生活，对于这位将门之后并不轻松。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参加校友会的工作，与学校有些联系。为帮黎辉同学补办十中毕业证书的事情，黄继业找我帮忙。他说和黎辉是在股市结识的股友，一直没认出是同学，直到黎辉移居国外前，两人才叙出原来曾经同窗共读。毕业证书办好后，是由黄继业转给黎辉的。待见到黎辉本人，是十几年之后了，此时黄继业却早已与我们阴阳两隔。他的病来得突然，走得也快。病中他没有和一个同学联系过。直到2012年年级聚会前联系他时，方知他已悄然离去。他命运多舛，壮年早逝，令人感慨人生苦短，生命脆弱，要珍惜友情，活在当下。

当年，班上有四名男生住校，黄继业、饶武汉、钟剑光和我，在口字楼同住一间宿舍。但是“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后，印象中他们三位就住回东郊家里去了。再后来，黄继业当兵，钟剑光到农场，我插队。饶武汉则去了内蒙古，他是南京唯一在没有报上名的情况下，躲在运送知青的火车座椅下，去内蒙古插队的知青。钟剑光从农场参军，转业后定居在苏州。直到2012年组织全年级同学聚会时，才通过程光熙找到他，建立了联系。

如果说同学间有令人喜出望外的不期而遇，那也有让人感叹的擦肩而过。招工回到南京不久的一天，我曾经和章泽新在家门口擦肩而过。尽管我们是同班同学，可是直到那时我和她都没有说过话，远不如和她的哥哥熟悉。

在茫茫人海中偶尔得知同学的信息，到多年后才有缘重逢的还不止一位。

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的一天，无意中，从报上看到对赴越参战部队战斗英雄的介绍，其中提到了陈海卫同学；又一次，从电视上看到记者街头采访，采访对象居然是万柏建同学两口子；记不清是什么情况下，还看到过对在武警服役，时任驻某军工厂警卫部队负责人的齐克林的报道；有次到校参加例行的国庆校友聚会，巧遇喻甦甦的哥哥，得知了她已经改了名字和近况。

和定居在济南的徐正红的邂逅，则发生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里。那时我刚刚接触网络，什么都不懂，不知触碰了什么机关，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个博客。第一个在博客上和我对话交流的“远方”，竟然是徐正红，你说巧不巧。直到几年后年级同学聚会时，才和她本人见上面。

和徐春宁很早就有了联系，她到基层任职后，大家工作都忙，交往少了。我在苏北扶贫期间，和她有过一次有趣的不期而遇。那是1999年秋后的一天，我们几位扶友结伴回宁。天近中午，行经浦口高新区，同行的老李指示驾驶员将车子开出高速，拐到了一家饭店门前，说他的一位战友要在此做东招待大家。进了店门，迎面见到了徐春宁。她，就是老李的战友。

同学中当兵的不少，从军时间最长的可能要数王洪全了。在武警部队一直干到五十多岁，大概是到了军队干部任职的最高年龄线才转业的。我们联系不多，这么多年仅有两次。1998年同学们给俞老师祝寿那次，他从上海直接赶到了古南都饭店。第二次是2009年，我工作的系统有个华东六省一市轮流主办的例行年会，那年轮到上海。会前，上海主办方领导打电话来对征求会议安排意见。我正好听说王洪全转业了，顺便向他打听。王洪全得知后，一定要做东招待。承他盛情安排，在紧张的会议期间抽空相聚，欢宴南京路，夜游黄浦江。屈指算来，这也八年前的事情了。

在同届六个班中，我们六班还有个特殊之处，那就是1965年考入十中的初中生里，有包括李治中、洪大中两位校长在内的一些本校教职工子女，都集中在我们这个班上。记得的这些十中子弟有李吾川、夏卓君、高晓源、李迎、覃建军、洪铁民、纪广诚等，算起来不少呢。他们平日里在校和大家一样上课下课，表现都很低调，更不要说什么依仗父母飞扬跋扈了。

三

这几年，一些同学先后结束忙碌的职业生涯，陆续加入了同学圈的交往，随着建立联系的同学如同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班级同学聚会活动也多了起来。

第一次聚会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有近30名同学到会。现在翻看当时合影，同学们一个个似乎还都是年轻人。也难怪，屈指算来那也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了。

第二次就是1998年母校110周年校庆日，恰逢班主任俞文杰老师八十寿诞。一早，同学接来了俞文杰老师，先到学校参加了校庆庆典。大家簇拥着俞老师漫步在校园操场，又重回西课楼，再次一同坐进当年的教室，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合影后，我们聚集到了古南都饭店，为俞老师祝寿。那是最为隆重的一次班级聚会，不仅俞文杰、丁如渝、杨苏祥三位当年的班主任、副班主任老师全部出席，学校也派出代表到场为俞老师贺寿，还有几位曾经为我们授课的老师参加。聚会上，坐在轮椅上的俞文杰老师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她换上了醒目的红色羊绒衫，那是全班同学献给老师八十寿诞的礼物。正值壮年的丁、杨两位老师也十分高兴。这是三位老师，“文革”后唯一一次一同参加班级同学的团聚。我三十年来第一次面对丁老师，没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聚会后没多久，就听到丁老师病逝的消息。

人生啊，有太多自己无法预知和把握的事情。无论是擦肩而过，还是邂逅别离，人生聚散苦匆匆，也许一切都是冥冥之中上天注定的。从“文革”后期到插队前后，那几年里，我经常去一位朋友家，甚至整天泡在那里。这位朋友家和丁老师的娘家比邻而居，两家家长都是南医大的教授，是在江苏医学界闻名遐迩的专家。有几次，还从朋友屋里看到丁老师回到家中。可是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就一次也没有想到走出朋友家，上去和丁老师见个面说说话。这是多少年来，我始终自责追悔又无法挽回的事情。

而后，金陵中学2008年120周年、2013年125周年几次校庆，同学们都有聚会活动。120周年校庆，还请来了俞老师的公子参加同学聚会，以表达大家对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俞老师的思念。

同学聚会活动，从来就离不开热心的组织者志愿者。记得最早的同学聚会活动，春宁就是个热心人。近几年为了便于同学的联系，与时俱进的网络高手、手机玩家望平，组建了班级微信群，现在入群同学已有三十多人，现在同学聚会，经常是陈望平、高允明为确定时间、联系场所、落实参加人，忙得不亦乐乎。

2012年，是我们入校45周年，正值部分同学年届六旬。10月14日，我们这一届组织了一次以“西课楼——我们的共同回忆”为主题的1968届初中同学聚会。活动十分隆重热烈，校长、校友会领导和当年任教的老师到会，共有近两百名师生参加。真是“十六分别六十聚，悠悠岁月映晚趣”，到会的我们老了，当年风采无限的老师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我们班上也有不少同学积极参与，承担了活动的相关任务。汪晓来是大会主持人之一，他还与程光熙联袂出演男女声二重唱，高歌一曲展歌喉，金声玉振惊四座。高允明和尚未退休的洪建明，也都毫不推辞地充当了志愿者，负责签到、摄像。李吾川是当年的“班领导”，一直以来都是个认真负责的热心人。尽管现在依然在工作着，可是对于同学活动的事情，只要有需要从不推辞。这次年级大聚会，她自己的工作、承担的活动任务正好凑到了一块，连续几个白天黑夜连轴转，以至于活动当天，同学聚会结束，她半夜开车回家路上，疲惫到实在支撑不住，停在路边休息，一觉睡到了天明。

西课楼，是我们的教室所在。虽然在校园改扩建大潮中，西课楼也难逃被拆除的命运，就此永远消逝。可是，西课楼依旧存在我们心中，不时引发我们对逝去青春的无尽遐思。

2013年，在齐克林自告奋勇的联系安排下，全班同学们又欢聚一堂，为杨向东（苏祥）老师庆贺七十华诞。我们班是杨老师进入十中，走上从教之路后带的第一个班级，我们是杨老师教的第一批学生。我们感恩老师，杨老师也热情感言，高兴地回顾当年和同学们的交往。师生共同回忆母校，回忆西课堂，互相祝福。

四十五年后重逢师生深情话金中

——1969届一连五排师生联谊会纪实

张大建(1969届)

2015年4月19日，一个平凡的周日。对于金中1969届一连五排（那时编班都是按部队单位编制）师生来说，却那样不寻常，因为这一天我们相约在母校重逢。为了这一天，我们已等待了45年；向往这一天，我们久久不能安眠。

4月19日上午9点刚过，同学们就陆续来到母校。班主任张赞阳老师和筹备组成员在汇贤楼门口迎接大家。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师，同学们心情格外激动，更没想到时隔40多年，老师还清楚记得每个学生名字。同学们动情呼唤老师，老师亲切拥抱学生，时空就在那一刻定格。远在淮安、镇江的同学赶来了，身体不适在家里休养的同学赶来了，不到10点钟，就聚集了29位同学。

校友会陈建华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母校美丽的校园。同学们走在熟悉的绿荫树下，一边惊叹校园的变化，一边回忆老教学楼的位置，历史与现实不停地在眼前交错，一切就像在梦中。来到了钟楼前，同学们集中在一起，紧紧簇拥在老师身旁，拍下了迟到了45年的第一张珍贵的班级合影。因我们这一届学生1970年离校时正值“文革”，没有发毕业证书，也没有拍毕业照。

参观校园后，师生们回到会议室。在青春圆舞曲的伴奏下，两位女同学挽着张老师进入会场，同学们集体起立，齐声呼喊“老师，您好”，老师回应“同学们好”，这一刻大家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1969届是一个特殊符号，它与老三届一样被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今天重逢是不寻常的，因为它相隔了45年。尽管我们早已脱去少年的稚气，两鬓霜白，但我们对母校的向往，对老师和同学的思念却愈久弥深……”主持人的开场白，勾起了同学们对往事的回忆。

29位同学一一介绍了自己离开学校后的工作、生活经历，回忆那些仍残存在记忆中的趣谈轶事。同学们回想起从1968年10月到1970年上半年我们这个集体存续期间的点点往事：老师和我们一起进课堂、下农村、到工厂，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吃的是一锅饭，睡的是相同的地铺，同甘共苦，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记忆尤深的是1969年10月的那次从学校到上峰公社的长途战备拉练。一声令下，师生们背起背包就出发。沿途老师大声鼓励，同学们互相帮助，短短一天，行军30多公里。我们不会忘记1969年那特殊的年代，不会忘记张老师和各位老师亲切甜美的声音，不会忘记曾在盘城、仙林、上峰等地一起学农学军的艰苦岁月。虽然那时我们学到的文化知识有限，但这特殊的学习生活，成就了我们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成为我们一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同学们的发言令校友会的陈老师很感动，她感谢同学们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成绩，并一再强调，校友在母校面前一律平等，母校对校友的关怀一视同仁。同学们听后很激动。陈老师特例全程参加了这次难得的聚会。张老师动情地说：“虽然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你们也从少男少女步入了退休年龄，但在老师眼中，你们依然充满着青春气息。同学情、师生情是一种精神上的血亲，是割不断也忘不掉的，这种感情很真、很纯，没有名利的杂质，也没有物欲的浊流，常常会使人魂牵梦绕。你们在十中时间很短，又处在那特殊年代，但你们没有放弃学习，在工作之余不断充电提高自己，很多人成为工作岗位上的佼佼者。”张老师夸赞这届同学特别真诚单纯，特别吃苦耐劳，没有丝毫傲气。老师充满激情的发言得到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

接着，同学代表即兴表演一些小节目，当年当过兵的几位同学合唱了军旅歌曲，女同学表演了舞蹈《白毛女》和《珊瑚颂》，最后张老师激情朗诵了专为这次聚会写的诗歌《走自己的路》：“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不必嫉妒，每人都有各自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不必羡慕，每人都有各自的追求。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幸福，每人都有自己的解读……人生只有一条路，走自己的路。塑造最好的自己，谁能说你不成功？谁能说你不幸福？”

联谊会结束后，师生们共同端起盛满幸福的酒杯，共同庆祝这次聚会成功。同学们举杯祝老师健康长寿！祝同学身体康健！祝母校青春永驻！

（原载《校友通讯》84期，题目有改动）

柳老师，做您的学生真好！

陈建华郑国栋(1970届)

3月24日，在南京虹桥中心，室外春风习习，新枝染绿，百花绽放；室内是另一番春天的景象：金陵中学1970届高中（4）班（矿校十六连二排）的同学们早早来到，精心布置着会场，为他们敬爱的班主任柳铮铮老师祝福80寿辰。挂上心中的横幅：“柳老师，做您的学生真好！”贴上43年前的定格：1970年柳老师离开南京时和大家的集体合影，照片上方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八个字。

柳老师1952年留校从教至1970年离开南京十中，当过大队辅导员，任过教导副主任，她在十中有无数的学生，赢得十中学生的尊敬和爱戴。我们这个班是柳老师在十中唯一当班主任的班级。在我们心目中她不仅是尊敬的师长，也是真诚的朋友，还是资深美女。

这是43年后的第一次全班和柳老师一起相聚，同学之间有不少相隔43年第一次见面，大家久别重逢，特别激动。有的同学专程从外地赶来；还有的同学因为不能参加这次聚会，提前拜访柳老师并留下了发言稿。同学们陆续到场签到，每个人都用红色的留言纸写下对柳老师深情的祝福。

“柳老师来啦！”当柳老师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同学们纷纷拥上前，大家争先恐后伸出手与柳老师紧紧相握，见到柳老师格外亲！柳老师逐个和同学们打招呼，虽然已隔四十多年，依然能够一口叫出绝大多数同学的名字。

我们和柳老师围坐在一起，济济一堂，鹤发童颜的柳铮铮老师，虽然八十岁，但风采依旧。柳老师和蔼可亲的笑容，不由得将我们带回到四十多年前……

我们这个班是我校1970届高中（4）班（在矿校是十六连二排），1968年由十中部分初二留校升学的同学和外校升学的同学组成。柳老师是连长兼班主任。从1969年至1970年6月柳老师离开南京，一年多时间里，柳老师带领着我们学工，学农，学军，战备疏散，教改，修路，挖煤。她总是事事走在学生之前，成为我们的表率；在艰苦的环境下，她始终精神焕发面对困难，吃苦耐劳，她汗流浃背的身影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她待学生亲若子弟，对工作高度负责，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们的班头（排长）朱兴同学感谢柳老师给他的教育和指导，影响了他的一生。很多同学还回忆我们当时艰苦的条件下的调皮和幼稚，发生过的许多可笑的事情。

回忆当年柳老师对我们的宽容和信任，让我们感悟至今，感谢柳老师教我们如何做人，感慨柳老师的教育智慧和无限魅力。在大家给柳老师的留言中可见一斑：“您教授了我一年，我受惠一生。能成为您的学生，我今生有幸。”“您用生命的真谛，传递着教育的力量。您和蔼可亲的笑容，让我们如沐春风；您睿智的见解，启迪了我们的心灵；您汗流浃背的身影，增强了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深深地感谢您，您教会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是善良、负责。”“老师的一生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泰山。”“我敬重您，您有母亲的情怀，青山不老，绿水长流。”“虽然是在‘文革’时期，您用绵绵细雨滋润我们干涸的心田，您的宽容和信任让我们感悟至今。柳老师，您是我一生的老师！”

聚会前我们精心挑选了鲜花，献给敬爱的柳老师。康乃馨、红掌、粉百合、勿忘我、红玫瑰、望鹤兰，朵朵鲜花用花语表达我们对老师的爱。这是对母亲的祝福，老师像妈妈；这是我们和老师的心心相印；这是对清纯高雅的赞美；这里有我们忘不了的师生情，我们对老师的爱热烈而纯洁；这是我们对老师健康长寿的衷心祝愿！

对于同学们热情洋溢的赞美和感恩，柳老师依然谦虚，她说：“师不必贤于弟子，我是比你们大几岁的大朋友。光阴似箭，时光如梭，箭有多快，箭是火箭，梭有多快，梭是电梭。已经走过的是昨天，现在正在走的是今天，还没走的是明天。现在对我们很重要，抓住现在就是幸福。”

柳老师回忆起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她说：“那时大家都是纯真的，吵架是真的，友谊是真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大家还有那么多回忆？就是因为真。我对大家是真诚的，把你们当我的弟妹，出自真情发自肺腑。同学们需要我，我更需要同学们。身教重于言教，只有真善美的东西才能站得住脚……”

柳老师还向我们讲述了她的家庭，回忆起她在年轻时也调皮过。她向我们讲述了分别后她的工作和身体情况，她说，经过大病我有大收获，过一天是一天，过一天快乐一天，过一天健康一天！她告诫我们最重要的是健康，不许抽烟，不要多喝酒。注意健康要有行动，不要等到明天，明日何其多！

这是柳老师43年后再一次为我们上课。柳老师的这堂课，是一位老师对学子的教诲，是一位长者对后人的忠告，是一位朋友对挚友的倾诉，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叮咛。毕业后第一次听到柳老师说了这么多，真是发自肺腑，让我们难以忘怀！谢谢您，柳老师！

为了在柳老师80寿辰之际，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同学们从两个多月前就开始策划和行动起来。龚曙农同学代表全班精心绣制了梅开五福图，一针针一线线，饱含我们对老师的敬意和爱戴；“梅花傲雪，铮铮铁骨。翠竹长青，青春永驻”一句话表达全班同学对柳老师的赞誉和祝愿。

郑国栋同学代表全班同学向柳老师赠送精致的放大镜、望远镜，愿柳老师能“远望美景，放大快乐”，祝柳老师幸福长寿！

每位同学到场签到时，都把自己要对柳老师说的话写在了红色的留言纸上，一张张留言纸写满感激，写满祝愿，汇成了珍贵的留言本。扉页上是全班的留言：“润物无声桃李满园。”刘念平同学将凝聚着全班同学感恩和祝福的留言本赠给柳老师。

在同学们的眼中柳老师形象一贯美好。我们精心选择了一张大家喜欢的照片制作成相片架，照片上的柳老师含蓄、淡定、睿智、高雅，一抹阳光映在她脸上，真是美极了。柳老师的美好形象永远深深印在我们心里。陈建华代表同学们将相片架送给柳老师，柳老师一定也喜欢。

座谈后，同学们簇拥着柳老师留下了43年后的又一张合影。沧桑写在脸上，当年年轻的柳老师现已是满头银发，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已成了爷爷奶奶，可我们和柳老师都有一颗年轻的心。合影结束，大家觉得还不过瘾，争相和柳老师合影，个个不甘落后，留住这快乐幸福的时光。

寿宴开始，今天的寿星是柳铮铮老师。我们举杯共祝柳老师健康长寿！漂亮的生日大蛋糕来了，我们齐唱生日歌，祝柳老师生日快乐!点上生日的蜡烛，烛光跳动，映红了柳老师的脸庞。柳老师专注地许愿，许愿完毕，她激动地要告诉大家许下什么愿，一位同学高声提醒：“不能说！不能说！”全场一片笑声。柳老师许的愿一定和我们有关。柳老师亲自切开大蛋糕，全体同学与柳老师一起分享着生日的甜蜜和快乐！

席间，同学们纷纷为柳老师送上衷心的祝福，杯盏交错，师生情、同学情浓浓烈烈。在班长的提议下，大家集体唱起了当年在矿校每天吃饭前经常唱的“今日同饮庆功酒”。唱毕感慨万分，当年“壮志未酬志不休”，今日已是告老还乡把闲休；当年“甘洒热血写春秋”，今日春秋写过，我们追求健康快乐的淡定和满足。丁江陵、朱兴、王传宁、郑国栋等同学还即兴表演。大家相约，在柳老师90大寿的时候，我们一定还会相聚！

（原载《校友通讯》75期）

四十年后来相会

——1976届高二（2）班返校记

杨健娣(1976届)

2016年5月14日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午9时，同学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相约来到毕业四十年的母校——金陵中学，在行知楼的教室里，与我们的恩师荣庚安、喻旭初、陈建华欣然相聚，共叙师生情。

聚会正式开始，首先由当年的班级团支部书记马嘉同学汇报了这次活动的筹备和组织情况。由于毕业后，大家都忙于工作和事业，忙于家庭和孩子，加上住址、单位的变化，我们相互之间大多联系较少甚至失去了联系。所以，首先是借此契机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联系上了更多的同学，收获是明显的。今天因为各种原因有些同学没能出席，很遗憾，但他们内心与我们一样激动。

会上，马嘉同学用多媒体播放了同学们昔日在金中学习、活动时的照片和书信影像以及近几年部分师生重逢时的合影资料，勾起了同学们对中学时代的美好回忆，指认着照片上充满稚气的脸庞，讲述当年学工、学农、学军的有趣往事。在那特殊的年代，老师们非常辛苦，除了要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还要与同学们一起参加长途行军拉练，一起下农村、到工厂、去部队，与同学们同生活、同劳动。老师们像父母一样关心、爱护、帮助我们。当历任班主任和各位任课教师的照片整齐地出现在屏幕上时，大家更加激动。老师们当年的风采令我们终生难忘。演讲结束时，他代表全班同学感谢母校对我们的培养，感谢老师们对我们的辛勤付出，祝老师们健康长寿，祝同学们幸福快乐，祝愿母校明天更美好。

会上，我们聆听了老师们充满人生智慧、感人脏腑的发言。高中语文老师喻旭初首先发言，喻老师教导同学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重视亲情、友情。他的讲话还是当年那般睿智、迷人，同学们听了连连点头、称赞。初中班主任、语文老师陈建华回忆了担任班主任和教学时的许多往事：当时正值“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课堂秩序较差，老师们经常是边讲课边维持课堂纪律，为了做好班级教育教学工作，陈老师常常是身心疲惫，夜不能寐。同学们听了后都很惭愧，为当年年少不懂事感到深深的内疚。高中班主任、化学老师荣庚安特地带来电子琴，演奏了多首美妙动听的歌曲，而且边弹边讲边回顾，形式生动活泼，还像当年一样精神焕发。最后一曲《歌唱祖国》，他带动同学们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一起高歌。荣老师在演奏间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场面十分感人。

这次聚会，冀容同学写下她的感受：同学聚会不容易，踊跃发言不客气，畅所欲言谈经历，回忆友情更惬意；为了加深同学情，老师班委操尽心，同学今天有福气，全靠老师来培育；师生感情似海深，同学情谊倍珍惜，四十年后来相会，不忘七六二班情。

徐玲娟同学在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为企业领导。尽管退休后身体不好，近年还动了两次手术，但是她积极乐观，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加社会活动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身体得以康复。她说：积极向上是我们战胜病魔的一剂良药。她的一首京剧清唱——《绣红旗》，赢得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远在美国的江南同学和远在广西北海的甘宏亮同学发来电子邮件，共同表达了他们对母校、对老师、对全班同学的思念和美好的祝福。当年甘宏亮同学响应祖国号召，主动去西藏日喀则地区插队，支援边疆建设，成为学校和我们班级的骄傲。班级团支部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他的理解和支持。马嘉同学在物资匮乏的1977年，想方设法买到了电影放映机专用的特种灯泡寄去。甘宏亮在收到灯泡的当晚就给藏民们放映了一场久违的电影，藏民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形同过节一般。每每提起，荣老师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感慨不已。

大家纷纷发言，时间转眼就到了中午，同学们坐进学生食堂与师弟、师妹们一起用餐，重温40年前在母校就餐时的情形，留下了新的体验。

餐后，师生们来到历经百年沧桑的钟楼前合影留念，结束了在母校的聚会活动。

下午，部分意犹未尽的师生们聚集到KTV尽情放歌，用歌声抒发师生情、同学情。

相逢是短暂的，友情是永恒的，就要告别了，同学们依依不舍，互道珍重，相约2018年金中130周年校庆再相聚。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荣庚安老师、陈建华老师为我们这次聚会活动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还要对没能到会的曹扬老师、过小芳老师、华振荣老师以及其他任课老师说一声：学生想你们！

（原载《校友通讯》88期）

最真最美同学情

——1977届（5）班同学团聚随笔

陈荣宁(1977届)

有一种情感叫“同学”，有一种情愫叫“同班同学”，有一种情结叫“中学同班同学”。新年就要来临，如果要问即将过去的2016年什么是值得点赞的事，我的回答是：年末的中学同班同学大聚会是今年最开心的事。

近年来，远在昆明的曹建明屡次念念不忘地、唠叨着要找中学的同班同学，总是嚷嚷着：能找来一个是一个，越多越好。找到了谁，立马就拨通电话：“老同学，你还好吗？想死你了呀……”商场打拼的铮铮男儿也不免铁汉柔情。如此眷念，如此心切，如此执着，可见压抑太久，事业的成功也难解乡愁。

2016年11月25日，急不可耐的曹同学终于带着美好心愿，带着一大堆厚礼（其实同学见面真的不需要礼物），打着飞的，还有在上海的柏学强、青岛的赵久宽都闻风而动，日夜兼程，风风火火地专程赶赴南京，与阔别近40年的老同学们如约相会。此情此景足见游子阔别家乡的孤苦，渴求与同窗重逢的深深情结。

虽然只是部分同学，但重逢的兴奋让大家的“同窗情结”迅即燃烧，如小宇宙爆发……大家不遗余力地挖掘各种线索，很快，又有更多同学被找到，聚会持续了三天，开始几个人的微信“同学汇”群迅速汇集到了十多人。随后，12月16日，新找到的郑国成力邀在宁同学再次大团聚。此时，“同学汇”群已经加入了30多人，而因处理应急公务，匆匆返回昆明的曹同学也不甘寂寞地用视频通讯与大家再次互动，分享欢聚盛况。

同学情结，格外厚重，像久藏于窖底的陈酿，一旦显露便浓香四溢，回味无穷。那些天，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不造作，不寒暄，不虚情，不能喝酒的忘了禁忌，有酒量的也语无伦次了。那一晚，有人尽醉方休；那一夜，有人彻夜无眠。没有了学生时代的青涩，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语，道不尽的往昔，重温花样年华，沉浸梦幻年代，把青春年少时的友情，甚至轻狂和荒唐全当作美好的回忆。昔日平淡无奇的故事，在一起即使讲上一百遍也没有人会感到厌倦，曾经把对方恨得咬牙切齿的“爱恨情仇”都会相逢一笑成追忆。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或许，那时的清初大词人纳兰性德如有“中学同班同学”，就不会留下这首凄美的传世之作了。同窗情结深入骨髓，历尽沧桑，初心依然。

其实，中学是人生很短暂的一页，却成了人生中最美好的瞬间。我不由得想，为什么“中学同班同学”会有如此深厚的情结？毕业后的同学，各奔东西，有的继续深造，有的直接走上工作岗位，一晃近40年，在纷繁芜杂的大社会里各自奋斗，立业成家。无论境遇怎样，无论结识了多少新同学、新同事、新朋友，那些在脑海里永不磨灭、念念不忘的最美记忆始终是青春年少时的同学情，弥足珍贵而愈久弥香。那是如诗如歌、青葱岁月的美好感情；那是最懵懂、最单纯的深厚情谊；那是没有压力、没有交易、没有势利、不用设防的朴素交往；那是无所顾忌地喊着绰号，一掐上就兴奋得手舞足蹈，打破了头也不会记恨至今的天赐缘分；那是不掺杂利益关系，不受地位高低影响，不因贫富差距而划界的真心实意。

当看到辛宪来同学的题词“有同学在的地方，就是景色最漂亮的地方”时，读毕，美好而温馨的共鸣油然而生。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班的女生就是人间最美的风景，温婉而不失热情，历经春秋，却岁月无痕；我们的男生，就是这美丽风景里的快乐元素，奔放而不失内敛，曾经风雨，仍豁达包容。莫言说：同学是前世的债，这世的情，常来常往，格外芬芳！

我们所以为的成功，不在于谁成了巨富或名家，那样的显赫人物有他们的荣耀与遗憾，而我们有我们普通人的幸福与烦恼。财富与成名成家不在我们定义成功的选项内，今天我们的成功仅仅限于——“时间过去了，你还在这里”。简单到无论在生活或工作中显得有多么的世故庄重，当同学相遇的时候，脸上的笑容还是那样平和，急切中带着率真，轻松而来，愉快而去。我们把平凡的友谊看得很重，很重，我们的感情不会附加哪怕一点点功利的负担，所以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成功者。

我们会继续寻找着那些仍然失联的同学，我们期待着明年七七届同窗毕业40年的大团圆。亲爱的同学，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过得怎样，无论你是否还在成功的道路上奋力攀登，还是在体验了沧桑后归于平静，我们，都希望找到你，希望下次团聚的欢笑中有你的声音，希望下次的重逢能与你一起追忆青春，我们期待与你共同拥抱友谊，我们会为你的成功鼓掌欢呼，我们会为你的淡泊欣然点赞。当然，不管怎样，我们也会无条件地理解你的一切。你来了，是我们的欢乐；你没来，是我们的牵挂。如果你保持沉默，我们相信你在热心地关注我们，如同我们同样的关心你一样，因为，我们是曾经的——中学同班同学！未相见，不相忘，这是真真切切同学情。亲爱的同学，请记得有我们在想着你！

悠悠岁月，弹指一挥间，时间去哪儿了？阔别四十年才难得一聚，我们是否失联的太久，太久，若可以，我们再向天要几个四十年！可那封闭隔阂的年代早已过去，十年？五年？人生何必复杂，我们不哀生命之短，只重当下之好，还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再聚的心愿！我们的相会无需理由，因为我们是同班同学！今天，我们不想再把聚会当作一次阔别，今后我们不再希望有大面积的失联。时间的洪流，卷走了青春，卷走了年华，但我们的心依然驻足青春之缘，不离不弃，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仍然牵挂着还在失联的同学，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念你如初。

中学同班同学——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珍藏的无尽财富，在这信仰缺失的年代，这超凡脱俗的无价财富无声无息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虽然年轮增长，心却依然年轻，那里温暖如春，欢乐祥和；那里灿如夏花，激情盎然。

流年似水，青春已逝，年华向晚，岁月沉香，我们依然有着最真最美的同学情。

师生见面会

龚秀娟（金陵中学教师）

2017年9月，我从加拿大温哥华回到南京后，联系到了1976年至1977年时的学生于荣宁，他当时是班干部，能协助老师管理好班级。没几天，他到我家来看我，我仔细端详他，依然还保留着少年时代的影子，几十年岁月过去了，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了。交谈中，他提议我和同学见见面，开个师生见面会。为此，他后来找了臧威、马永青、李宏楠和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见面会时间放在2017年11月4日，地点在中山大厦，靠近金陵中学，会后还可以去学校参观一下。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1977年初二（5）班的师生见面会准时开始了。当我步入餐厅的时候，眼前出现的同学都已不是少年时代的模样，而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如果走在路上，不加说明，估计认不出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了。大家热情地自我介绍，再回忆他们学生时代的情景，多少还能看出当年的影子。席间大家相互祝酒，不断留影，有全体师生的合影，有同学分别和老师的合影，还有同学们一批批的合照，留下了不少美妙的瞬间。事后于荣宁和孙纪萍还把相片做成了视频，放在了群里。大家相约，2018年在金中130周年校庆时，等周莲瑞老师回来我们再重聚。

聚餐结束，我们一行人重返母校，参观今日的金陵中学。在钟楼前合影，在科学馆看校史展览，由校友会校史办的陈建华老师介绍校史，介绍展览中有成就的校友事迹。她还嘱咐大家写回忆文章，希望能充实校史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内容，而我们班级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在金中学习的，鼓励大家拿起笔来写出这段时间在校学习的点点滴滴。

那天见面会，方芳和杨百元始终陪着我，生怕我出什么意外，于荣宁叫车把我送回家，这些都表达了同学们对老师的照顾，我心中非常温暖。席间有同学讲到在学生时代，老师让自己参加作文比赛，有的拿奖了，有的虽没有拿奖，但这项活动，对他们的印象特别深刻，甚至对自己一生都有影响。还有的同学讲了我当年家访曾对他有负面的影响，使我反思以前我的教育方法。原来在班上淘气的同学，后来在部队、在工厂、在社会得到了磨炼，成为有用之才。凡此种种，我的感触很深，事后我写下了这几句话:

每一个人都是一棵树，

几十棵树是一片树林。

走进树林，

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

每一个人，又都是一本书；

翻开书页有许多不曾读过的故事，

我应该尊重每一个人，

因为他们都是那片树林里的一棵，

又是那本书里面故事的主角。

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

——1980届初中（3）班同学毕业30年聚会

余志武计俊(1980届)

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

时光飞逝，岁月如歌，我们南京十中1980届初中（3）班同学毕业已经整整30年了！

让我们轻轻打开那张早已泛黄的合影照片，唤起尘封我们心里30年的那段美好记忆；久久凝视照片中每个熟悉而稚嫩的面孔，仿佛找回孩提时代学习和嬉戏的踪影；细细品味珍藏了30年的同窗趣事，激起了我们30年以来悠悠思念和绵绵牵挂的情怀……

30年前，我们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求知于同一所学校，忆当年血气方刚，风华正茂，有多少憧憬，多少豪情，我们不仅收获了学业，更收获了真挚、纯洁的友谊。

30年后，如梭的光阴把我们推到了淡然处之的年岁，如今的我们少了一些轻狂，多了一些成熟，少了一些浮躁，多了一些沉稳，我们找准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我们肩上挑起了重担，为家人、为朋友、为社会，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尽管岁月的风霜已经悄悄地爬上眼角，满头的青丝已有少许白发，可岁月的积淀，让我们有着更加丰富的人生色彩；生活的磨砺，让我们有着更加沉稳的人生态度！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在乎过去岁月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但随着年龄增长，就明显怀旧起来。在体味人生的苦辣酸甜之后，我们突然觉得，最令人难以忘怀、难以割舍的依旧是那份浓浓的同学情、师生情！

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通过考试进入南京十中的学生。

30年，我们分别得太久太久；30年，我们承载得太多太多……

2008年的某一天，一次不期而遇的同学相遇，一位同学提议：2010年是我们初中毕业30年，到时，我们是否能找到全班的同学到母校来相聚，去看望我们的老师，来叙述30年的同学情，畅谈毕业30年来人生经历。

倡议提出后，大家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信念，全力以赴走上寻找当年同学的漫漫之路。

我们班曾经有56位同学，毕业30年了，大部分留在南京，也有的远赴他国拼搏，有的在外地奋斗，常有联系的真是不多。到网上去搜索，到记忆中小时候的住处去寻找，向同学的同学去了解，只要有一丝线索，我们就付出百倍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我们约定的2010年8月7日聚会前的一周，我们居然找到了55位同学，真的很了不起！遗憾的是，有一位同学因只在班上上2个月的课，之后去了新加坡而失去联系。

时间定格在2010年8月7日，这是立秋前一天，南京的气温依然很高，达36度，但同学来聚会的热情更高，相约是9：00，可有同学抑制不住激动，7：30就早早来到学校，静静地在校园走了一圈又一圈，寻找当年的足迹，寻找当年的课堂，寻找在脑海中抹不掉的钟楼、口字楼……

从美国专程回来参加聚会的同学来了，在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工作的同学回来了，到西安、广州、北京出差的同学赶回来了……稳重成熟的周储伟、勤奋好学的欧阳、活泼有趣的严军……聪颖漂亮的女生李茵、肖建宇、冯学军……都一一来了。

聚会的现场热闹非凡，30年的时间，一点都没能阻隔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少时模糊的记忆，一次次又浮现在眼前，昔日的同学虽然多年没见了，但感觉还是那么熟悉、那么真切、那么自然。大家相见的第一刻竟是那样地放纵，那样无拘无束，惊喊、打趣、戏谑、握手、拥抱，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时光。彼此想说的话太多，有聊不完的前尘往事，有说不尽的离情别绪，更有道不完的喜悦感慨。

当张成康老师出现大家面前时，我们一起围拢过去，先祝老师身体健康，再谢老师传授给我们知识和做人道理；陈亦梅老师来了，我们一一和她亲切握手，回忆当年上课时的情景；朱锦颜老师也来了，带来了久违30年的、依旧不变的激情。物理鞠老师眼中智慧的光芒，英语强老师风趣而幽默的话语，张老师那并不地道的南京口头语……哈哈，回忆在继续，笑声在延续。

班长周储伟主持会议。国外同学们的代表带来了其他同学为聚会精心制作的PPT，一张张照片展示着他们曾经的拼搏和努力，展现着他们今天的成就、幸福与安宁。

30年悠悠岁月，在无声无息中悄悄过去了，想当初，我们这些同学在一起时度过了最纯洁、最浪漫、最天真的美好时光。曾记否，在同一间教室，我们全神贯注、奋笔疾书；曾记否，在同一个操场，我们驰骋绿茵，傲视篮板，那优美的弧线，一如流星划过青春的天空；曾记否，在同一间宿舍，我们谈笑风生、激情论辩；曾记否，在同一个食堂，我们轮流买饭，粗茶淡饭，记录了我们的艰辛与成长的速度；曾记否，在同一个走廊，我们漫步远望、倾吐心声，青砖红瓦，记录了我们释放的心情与牢固的友情。考试时，我们绞尽脑汁，真情与梦想萦绕于笔尖；晨练时，我们集体出操，意志与风姿镌刻在操场的草坪……

忘不了在学校青龙山农场的学农劳动实践，放牛、牧羊、喂猪充满乐趣，割水稻、挖山芋、打谷场欢庆丰收，为给女生壮胆，前有男生领队后有男生压阵，保护着女生到数公里以外煤场看露天电影。

忘不了老师谆谆教诲，忘不了30年前的学习生活，忘不了同学之间的友情，忘不了同窗帅哥美女的八卦新闻，由寝室中发生的趣事，联想到令众学子不满的带米蒸饭的历史，那些我们一辈子无法道尽的回忆，都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中，那是无所不能的时间也无法带走的记忆。30年前的一幕幕再次回放，有多少难忘的情景还栩栩如生。这一幕幕都是那么记忆犹新，已在我们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除了座谈、合影、聚餐，我们还把聚会延续到场外，暂时放下家庭的羁绊，全身心地投入到同学中去。在去淮安的路上，我们一路回忆。昔日的点滴，而今看来却是那样的不平凡。总是在不经意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那些陈年往事，那些不可磨灭的难忘记忆。然而并没有人在乎，因为每一次我们仿佛都能穿越时空，回到那段美好的时间隧道里。我们讲述着自己30年的人生经历，有的人几经命运的选择和考验，历经磨难与坎坷，但始终矢志不移；有的人经历看似平凡，但平凡之中方显脚踏实地！

滚滚红尘中，我们的友谊淳朴而真挚，我们感慨友情至贵，我们感悟生命如歌，大家团聚在一起诉说所有的欣慰与苦涩，品味所有的酸甜与苦辣，我们彼此间没有虚假的奉承，每一句话都充满真切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我们不说官，不言商，远离尘世、远离喧嚣，青春时光的追忆、光阴如箭的无奈、久别重逢的喜悦、生活生命的感慨……在欢声笑语中，在举杯相庆间，我们把四十不惑的情感放飞到蜿蜒的紫金山山脉，放飞到迷人的秦淮河边……

聚会，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交流的平台，一次中西文化融合的机会。只是为了相互保持联系，维系同学之谊，今天的聚会却是为了真正地不再忘记，不再陌生；暂时放下工作、生活的重担，寻回些最初的纯真与简单，彼此问候下疲惫的心；我们有人世间的诚挚真情需要倾诉；我们有太多美丽的故事需要交流；我们有漫漫长路的酸甜苦辣需要相互分享；我们有人生重大的课题需要共同探究……

相聚是短暂而又欢欣的，在充满激情的聚会之后，拥抱、告别，回到原来的轨道。互道珍重，又要各奔东西了，之后又将是长长的别离。但友情的芬芳会给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一缕和煦的阳光。生活并没有多少不同，路照走，工作照做，只是多了心中的那份温暖与感动。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感念恩师，重温往事，再叙昔日学友情！愿我们的恩师身体康健，愿我们的母校年年昌隆，愿我们大家家兴业旺事事如意，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万年青！

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同学友谊就是这割不断的情，也是分不开的缘。

让我们怀着一颗诚挚的心，将那段芳香的记忆让大家分享，把真挚的祝福写在脸上，把珍藏的友谊带在身边。我们相信，这份真诚的情怀，这朵带露的花蕊，会把你我的生活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彩！让这份友情链接到我们的子子孙孙！

我们约定，我们期盼——四年之后再相聚！

（原载《校友通讯》65期）

师生欢聚全球直播

——记1981届初中、1984届高中校友重返母校

1981届初中、1984届高中校友分会

2014年11月1日，金陵中学1981届初中和1984届高中校友，邀请当年的初、高中任课教师，共180多人，回到三十多年前就读的母校欢聚，度过了激动难忘而美好的时光。

成立年级校友分会

金中1978年进校的初中生有273人，1984年毕业的高中生有269人，其中近150名同学6年均在金中就读。求学时日达两千多个日夜，恩师们给予了精心培育，同学们也挥洒了辛勤汗水，青葱岁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同窗情。

当时间走到2014年，彼时的青春少年走出校园已有30载。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升级，师生同窗不再遥远，我们先后建立了自己的金村网络讨论版、QQ群、微信群，许多失联已久的同学重新找到了“组织”。

为了不再失去，我们特向母校校友会申请，借此次欢聚之际，宣布成立1981届初中和1984届高中校友分会，这是金中校史上第一个按初高中年级独立成立的校友分会。根据同学们在各次校友聚会活动中的热心参与程度，推举了40位同学为两个分会的首届理事，又由首届理事推举常务理事，并根据票数和个人特长，确定刘淳同学任分会会长，姜宁同学任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还有7名副会长和5名副秘书长。1981届初中、1984届高中校友分会成立后，理事们将依据校友分会章程，加强校友与母校间的交流，继承和发扬百年名校的少年精神，为母校发展贡献力量。

在这次欢聚会上，集学长、老师、校友会副会长、老三届（即1966、1967、1968届初高中）校友分会会长多重身份的米寿江老师，向我们新成立的校友分会传经送宝。他深感母校校友会给师生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回忆美好的过去，展望幸福的未来。

金中副校长、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田国生老师代表母校和校友会，对此次欢聚活动和成立校友分会表示祝贺。田副校长回顾了校友们求学的过程和取得的成绩，通报了母校的发展和愿景。他希望校友们借助分会这个桥梁，永远把金中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并在各自领域，怀抱一颗赤子之心关心母校的发展，怀抱一颗感恩之心支持母校的发展，怀抱一颗大爱之心呵护母校的发展。

海内外师生汇集母校

此次欢聚得到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母校。远在美洲的几位同学也风尘仆仆地赶回南京参加欢聚。令人感动的是王余健、荣庚安、姚惠君3位老师和近10位同学，虽然不能回母校欢聚，但都发来了祝贺和祝福视频。我们的任课教师大都到了退休年龄，还有的老师早已调离了母校，在接到学生们的邀请后非常感动和兴奋，17位恩师欣然赴约。深受学生爱戴的沈达信老师已经75岁了，特地从香港赶来南京，与分别34年之久的初中（1）班同学团聚。这所有的一切，都体现了师生们浓浓的金中情结。

我们毕业后不久就离开南京到深圳发展的唐海海老师，聚会的前一天晚上千里迢迢，风雨夜归，又因为感慨万千而一夜未眠。他一句“同学们好”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他带领我们重温了当年任教时的信念：让金中学子成为思辨的人、独立的人和进取的人。唐老师盛赞此次聚会体现了一种金陵中学的光荣感和基因优越感，以及追求人生、舍我其谁的卓越感。

从美国经过20个小时的旅行，深夜回到南京的韩昕同学，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他感叹昔日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如今已两鬓染霜,人到中年。但在金中校园里度过的短短几年时光，铸就了我们一生的情缘。在历经人生30年风霜雪雨的洗涤之后，更感到少年时代的同窗情谊是多么的珍贵。他说：回到美国后要召集北美十中同学聚会，更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些人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再次聚会！

师生们欢聚一堂，漫步校园，追忆往昔；足球大战，雄风不减；欢乐聚餐，高潮迭起！特别是校友分会的成立，让我们这一届同学有了强烈的归属感。两天时间很短，但却终生难忘。

全球网络现场直播

“各位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小伙伴们，远在大洋彼岸的西半球的伙伴们，远在赤道那一端的南半球的伙伴们：大家上午好！晚上好！凌晨好！”9时35分在科学馆报告厅里，代表同学发言的地理特级教师孙小红同学专业而独特的开场白，赢得了全场师生的笑声和掌声。她的发言经网络现场直播，到达了散落在全球各地的同学们的身边。

这次欢聚活动，我们采取面聚和网聚相结合的形式，既达到欢聚的目的，又不让大家花费过多的精力和财力。活动方案赢得母校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活动前10天，组委会在群里公布网络直播地址后，得到了分散在世界各地同学们的密切关注。

活动当日，市电教馆派出了骨干阵容，设置了5路信号接进导播台，对欢聚活动进行全景式跟踪报道。海外同学早早守候在电脑前共同参与。会场大屏上，不时插播未到场的外地和海外同学与现场同学互动的画面。身居美国的后晓东同学看到金遵汤老师发言时说自己昨天晚上睡得很好，打趣地说：“怪不得今天讲得这么有劲！”主会场上播放远在美国的张春兰同学向聚会发来的祝贺视频时，广东的赖萍同学在微信上说“张春兰讲得太短了吧”，张春兰随即自谦道“缺乏锻炼呐”。这些激动人心的片段真所谓“现场直击，同频共振”。

网络全球直播使网聚和面聚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充分展示了金中人富有想象力的新颖创意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虽然由于网络传输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全程直播，但我们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样小投入、大收获的网络直播形式，将会在我们下一次聚会时做得更加完美。

（原载《校友通讯》82期）

拖欠了三十四年的一声道歉

沈达信（原金陵中学教师）

“背抄手”引来的重逢机缘

2014年10月下旬，我抵达南京，欲与两兄弟去重庆、成都一游。

当晚，外甥女婿告诉我：“你的学生彭刚要找你，他们一班同学最近有聚会，有位同学从美国回来，特别想见你。”

我问：“你怎么认识他？又怎么知道他是我的学生？”

外甥女婿说起一段巧合的机缘：当初，彭刚在单位给他们授课时，常常是背抄手，踱来踱去。事后，他对彭刚说：“你的背抄手姿势很眼熟，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我的三舅。”

当外甥女婿说出我的姓名时，彭刚说：“他就是我的老师。”随即表示要和我联络。

1980年我离开故乡南京时，任教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初二（1）班。当年我任班主任，兼教初二（1）及初二（2）班语文。一别三十四年，与这班同学再没重聚。彭刚正是这个班的学生。

彭刚在前几天班级聚会时说：“记忆里在初中学到的第一技能就是学沈达信把两只手背在身后，抄在袖管里。这个动作一直成为我的招牌动作。”如今，一个“背抄手”的姿势让我们再续三十四年的前缘。

11月，我从成渝回南京，彭刚就和林春、何宝林及来自美国芝加哥的韩昕一同到南京南站来接我。

韩昕说，他明天就要回美国了，今天一定要见上一面。

难忍的泪水

韩昕当年是语文科代表，常常带领同学早读。他初一时的一篇作文《我帮爷爷整理书房》，大意是记叙粉碎“四人帮”以后老知识分子家庭的变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我也曾经打听过他的去向，但一直都不得要领。

三十四年前，我离开十中出境前，他妈妈送了几颗雨花石和一封短信给我，信中这样写道：

“沈老师：

果真你要走了。孩子们都舍不得你离开呵！你是韩昕的启蒙老师，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你在孩子们身上花的心血，将来是会开花结果的。

几颗雨花石送你留念，看到它，你就会想起南京、北京，还有梅园，那是周总理待过的地方，桌子上也放着雨花石。……”

三十四年了，雨花石和这封信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可韩昕从来不知道这封信，这次他从我的博客上看到了。

在车站大门前，一见到我，他就抱着我痛哭。当我问候他妈妈时，他哭得更伤心了。原来他妈妈已不幸过世了。说到这噩耗时，我们俩的泪水流在一起了。

随后，他们一直从南京南站送我到住处。一路上问长问短，有说不完的话。第二天韩昕要飞回美国了，不得不依依惜别，又是一阵拥抱……

心灵的震撼

第二天，原十中1981届初中（1）班的同学又一次聚会了，因为几天前他们刚聚过。那天来了近四十位同学。

我与原十中1981届初中（1）班的同学离别三十四年后，终于重逢了。

任教这届同学之前，我带教的是所谓“差班”。当时，学校领导为迎战“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将年级各班的几位“异类”集中在一个班，让我任班主任兼语文教师。

送走这班“小老爹”后，我就从初一带起这个班。任教这两个班，我如临春风，扫尽雾霾。至今，一提起施教这届同学的情景，仍让我陶醉。

当年同学在离别时给我的信中这样描绘：

“刚上十中，我就被您的语文课吸引了。您讲课生动，从来不要我们死背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总是让我们自己分析。那段时间多宝贵啊！每次预备铃一过，您就来了，愉快的语文课就开始。即使我们在上一堂课测验了数学，答案还没来得及对，那种惴惴不安的情绪就云消雾散了。……您，歪着头微笑着，像小孩那样看着回答问题的同学……您为了让我们开阔视野，写好作文，让我们去图书馆阅读。”写这信的是一位女生。

当年，我听闻女同学因为我半途辍教，而一时接受不了，偷偷地哭了。那是因为难过、怨怼……

可我一直忽略了男生的感受，从三十四年前直到这次聚会前，有同学说，沈老师走后，我们有“弃儿”的感觉。另一位男生文章中的追述：

“先生极喜欢吸烟，衣服上满是加了香精的烟草味，上课中随着来回走动的身影，在课堂上飘散。

先生如慈父，无论男生女生都把先生当父亲般看待，每每在其他老师课堂上调皮，只要先生出现，立马鸦雀无声。

先生关爱下美好的日子过去一年半，这日忽闻先生离职，远去香港，全班同学不知所措。

先生威严，国文课喜欢双手抄在背后，抑扬顿挫地讲解，记忆中讲到鲁迅的文章，往往神采飞扬，下面男生女生听得津津有味。

先生终于远行，年少的我们还无法用词语准确描述自己的心情，现在可以说：那是骨肉分离般疼痛。

没有先生管教的日子，课堂上不时出现顽劣的现象，学校连续更换六位班主任……接下来的一年多很快过去，迎来升高中考试，部分同学就此离开金陵中学，从此三十三年未能谋面。继续留在金陵中学的同学打散编入各班，一段思念的往事就此埋藏心底。”

他说出了积压在他们心头失落的苦痛。我在聚会上听了男生类似的发言以后，心灵为之震撼！一种强烈的负疚感涌上心头！我太伤他们的心了！

这是我管带未竟的最后一个班级！这是我不该授教的最后一课！从此，我离别了教坛……

拖欠了三十四年的一声道歉

这届是“文革”后通过考试入学的十中首届学生，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对中学学业、对未来愿景满怀憧憬，而我做出离开十中的决定显然破坏了他们的希望。因此，当时我总觉得羞无颜面对这两班的同学，所以未敢到教室去亲自跟同学们道别，去解释、说明……我该怎样说呢？说我夫妇在“文革”中的屈辱，说想与离别三十余年海外家人团聚……无论怎么说，无论有多少理由，但对这班可爱的同学说来，我这一决定似乎是残忍的，毕竟孩子们是无辜的。他们与我结下难解的师生缘，是我的福分。而我的离别决定虽情非得已，可下意识地采取逃避的心态，不去面对他们，多年来，总觉得有点不近人情，内省甚疚。

当我在这次聚会中得知，在我走后不少同学自暴自弃，这个班竟成了“问题班”……亲历那天的聚会，思绪错杂，心潮翻腾，我再也忍不住，眼眶充满了泪水。

再看看那位男生文章中的追述：

“想到先生年事已高，他乡奋斗不易，料想此生无缘重逢，本已绝望。这日忽闻同学聚会，当年的几位班干部无比热情地奔波，微信群里，如花絮般飘散在世界各地的同学相聚，每天的晚上是最开心的时刻，讨论着相聚的细节安排。这日忽闻先生要来南京相聚，顿时如开锅般热烈，七十五岁高龄的先生依然健康，精神矍铄，三十四载的等待原以为只有自己才有刺肺之痛，同学扑向老师的那一刻，一切都明了，四十多颗同样的心同样的感受。

忍了再忍，泪水还是夺眶而出，三十四年的离别终于等到了和沈老师重逢。站在奥体中心烟波渔港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初中的同窗一个个扑上去和老师拥抱哭泣，一时只有呆呆地看着，终于反应过来上前和老师合影，紧紧拥抱。分别时十四岁的少年和四十一岁的老师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重逢竟然需要三十四年。几十位已近五旬的男女同学紧紧拥抱父亲般七十五岁的老师，无以言表。”

抵达目的地一下车，一次又一次地握手、拥抱，再聆听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我越发感到自己亏负得太多太多！虽然三十余年的岁月流逝，冲淡了他们对我的怨怼，而我面对这班可爱的学生，即使包羞忍耻，也该对他们有个交代。我懊恼多年，今日终得了愿。

我在聚会上郑重地向全体同学道歉，希望他们原谅，虽然拖欠了三十四年！这拖欠了三十四年的一声道歉，是我还以同学们的交代，是我还以同学们的尊重。

几个小时的聚会，仍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在这次聚会上，也没来得及问问每个同学后来的经历，事业的状况……有点懊悔，但事后想想也好，因为它让大家都将时光倒流，回到那些年。无论他们曾经平步青云还是命途坎坷，无论现在的职位是高是低……今天都定格在“初中（1）班”。在我的眼中，他们都是众小无猜的嬉戏少年。

这次聚会让我和初中（1）班(1978—1981)的同学再续师生情。

这次聚会后，班级的微信群更热闹了。

2016年吴宜宁同学别有心思为班级群设计制作了一本年历，上面不仅选印了各次聚会的照片，还把每位同学的生日一一注明。

聚会散了，群组不散，友情不散。我感恩教过这班，他们不计前嫌，向往未来。我也加入了群组，我与他们不断交流，感受到青春的活力，真的“不知老之已至”！

金中奇葩

——艺术七班毕业卅周年庆杂记

朱锦颜(金陵中学教师)

我在金中从教四十余载，带过一个学校独一无二的特色班——艺术七班。光阴荏苒，转眼间学生毕业已卅载。2014年暑假，师生们相聚在秀丽的莫愁湖公园，重温师生情，重叙同学谊，弦歌声里共话衷肠。

诞生于1980年9月的艺术班，是学校秉承上级旨意组建的，含有借鉴国外教育理念，进行教改尝试，以促进学生特长发展，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贯彻美育教育之意图。生源来自小学毕业生中的文艺特长生，其中不乏“南京小红花”中的佼佼者，其中有音乐（声乐与器乐）、舞蹈、美术以及体育等，近四十人。艺术班学生当时文化课成绩欠佳，特长亦不强，我一直担心他们以后的升学与出路。现在我可以欣慰地说：经历了卅年的人生道路，近知命之年的这群莘莘学子，已向母校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金陵八月，胜似火炉，但难掩师生欢聚之情。聚会处是园中最精美的观景娱乐中心——抱月楼。未曾想到，这处所竟被当年以跳印度舞而名闻校园的树佩蓉同学用重金承租了五十年。

当年舞蹈组在张勰老师认真严格辅导下，提高很大。我们曾向前线歌舞团举荐过，可终因年龄已错过最佳时段而未果。现在学生多在国内企、事业单位工作，或在港台、海外发展。梅同学就是转向从商，现在宁、台两地经营玉石等，被人称为“梅总”的她恋舞之情尤甚，在会上只要有人唱歌表演，她即翩翩起舞，舞姿特显飘洒自如。

这次与会的八位教师中，年龄最长者当数九十四岁的恽宗瀛老师，他特奉上了用一生心血与才智凝结而成的精美画册，以表祝贺。美术组现在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在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其中引以为自豪的是从上海赶来赴会的倪亦南同学，他在校学习不久，文化课成绩就已达标，大学毕业后自创设计公司，在沪小有名气，常被聘为设计大赛评委，现还兼任上海一名牌工科大学的客座教授。

音乐组同学大多都从事同专业有关的工作，成绩斐然。在会上深情献歌的陈晓同学，走出金中后即被前线歌舞团选中，她曾在全军文艺汇演中荣获民族唱法二等奖，退伍后还在高校辅导歌咏活动。活泼而玲珑的小姚辉，凭借自己的真功夫，拉着手风琴迈进了厦门歌舞团。同学中不少人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吴桦、颜彪、王艺、陈长玲等任教于大学及中、小学。值得一提的是，有四位同学同献艺于省演艺集团。张晓静克服家庭困难，刻苦学习，专业努力，终考取南艺院校，从擅长的国乐（二胡），转学有一定难度的西洋乐器（圆号），现已成为乐团骨干。唐少杰（竹笛）在校时就被省艺校选上，他对我说，他曾在南大教授笛艺十多年。而另两位更应点赞，双双皆是国家一级演员。奚文，扬琴表演艺术家。郁虹，古筝表演艺术家。奚文在校时即被中央音乐学院选走。她曾出访欧美及我国港台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并讲学，深受赞誉。她在国内外获奖多多，出版个人专辑，举办独奏音乐会，并兼职南艺副教授。郁虹更多是靠刻苦成才，在当年每周只有一天假期的状况下，她日夜往返于宁、沪间，在上海向名师求教，后又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曾作为小大使出访美国，为里根总统夫人表演独奏；为弘扬中华国乐，她在香港组建中乐团，参加演出并亲任音乐总监。正如杨见老师为聚会创作的歌曲《艺术之花满天涯》中唱道：金中校园艺术花，辛劳园丁勤浇灌，百花争艳多奇葩，艺术之花满天涯。

艺术班同学很珍惜金中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说，上午文化课，下午专业课，既紧张又轻松，学习生活很快乐，卅年前的那些日子深嵌在心里，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在金中这片乐土上快乐而自由地成长。这不，直到这次筹备庆祝活动中，有些同学回忆起鲁小妹老师在课堂上经常的嘱咐，还活灵活现地学着她讲话时的有趣腔调。比起智商来，学生在情商上发挥了自身的长处，走出校门大展拳脚，各显神通，各级各类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安律师所、私营业和港台海外，都有他们的身影。音乐组的陆家炜转行外贸，他与一群合作者为日商提供外包装材料，在宁、淮、连三地形成一条龙生产、运输线，干得红红火火。音乐组的胡永坚现在鞋业公司供职，会后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当年以为还遥远的未来，没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复杂，无论贫穷富贵还是成功平庸，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地工作，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作为班主任老师，我在会上感言：同学们遇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风景；我们应该再用后半生的努力，回报祖国母亲。

作为一位老教育工作者我要坦言：我们改革来改革去，正确把握住基础教育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目标了吗？我们不应轻待“大众”抓“小众”，仅以出“尖子”、“精英”为荣。在金中这棵百年老树上，艺术班也有闪光耀眼的一枝一叶，毫无愧色地在金中校史簿上添上绚烂多彩的一笔！

…………

欢庆的聚会久久未散，同学们仿佛又回到青葱年代，无拘无束，意气风发，舒啸高歌，像打开一坛陈年佳酿，令人沉醉……

（原载《校友通讯》84期）

三十载·致青春

——1985届初中、1985级高中校友聚会侧记

1985届初中、1985级高中校友分会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2015年10月2日，正值国庆长假，位于闹市的金陵中学校园显得格外宁静。随着1985届初中1985级高中校友和他们初高中授业恩师的陆续到来，那份静谧被欢声笑语所打破。校友们三五成群，与恩师们畅谈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状况，分享自身所经历的成长磨砺和成功喜悦，感怀母校与恩师对自己悉心培养和帮助；与昔日同窗之间欢乐互动，相互诉说求学时的趣事，倾诉离别后的想念。一时间金中校园成为同学们忆往昔、念师恩的联谊胜地。

聚会期间，组织者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在大操场上，同学们按照当时所在班级的顺序，高举班牌列队绕场一周，并在主持人指挥下兴致勃勃地做起了一个个集体小游戏，不时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和欢呼声。在钟楼前，同学们与当年恩师一起合影，定格下珍贵的瞬间。在报告厅里，大屏幕上播放着同学们当年影像，不时勾起大家愉快的回忆，海外校友还通过视频连线送来遥远的思念和祝福。在学生食堂，同学们再次回味当年的学生生涯。在校史馆内，同学们充分了解母校的前世今生，特别是了解到母校近年来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对外交流与合作、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增添了作为“金中人”的自豪感。在校园里，校友们饶有兴致地漫步紫藤架下，踏寻昔日足迹，追忆求学时光。

在校友大会上，20多位当年初高中的授业恩师和约150位校友济济一堂。金陵中学校友会副会长田国生副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向大家介绍了母校的建设发展情况，向出席会议的老教师表示崇高敬意，对校友们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母校发展表示感谢，一句“欢迎校友们常回家看看”，更是点燃了全场的激情。会上，岳燕宁老师代表恩师讲话，校友代表陈朝晖、郭民等同学做了发言。发言同学在分享个人发展经历的同时，追忆难忘的母校生活片段，表达了对母校浓浓的培育之恩、感激之情。20多位恩师走上主席台，接受同学们的鲜花和祝福，将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为更好地开展校友活动，在金中校友会指导下，经前期酝酿准备，会上还通过成立了金陵中学校友会1985届初中1985级高中校友分会。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这次校友聚会是授业恩师、校友会彭老师提议的，从筹备组发起组织正式启动到最终成功举办，只用了短短的一个月，是历届校友自发组织的大规模年级聚会中效率最高的。在活动的组织策划、协调保障等方面，得到了李炎炜、冯建红、陈芳、郝文璐、郭民等一批热心校友的大力支持，校内相关部门也提供了热情周到的服务，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浓浓母校情，莘莘学子意。三十年光阴荏苒，同学们不再是当年满脸稚气的少年，岁月的沧桑已写在脸上，但改变的只是容颜，而永远不变的是对母校的感恩、对恩师的敬重、对同窗的情谊。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相会，让我们祈福恩师健康幸福，让我们祝愿母校明天会更好！

（原载《校友通讯》86期）

毕业三十载欢聚芝加哥

卢平(1986届)

2017年8月夏末秋初的芝加哥，微风轻拂，阳光明媚，一个被热情和浪漫拥绕着的大气而又不乏精致的城市。金陵中学1986届(4)班的班主任过小芳老师和爱人崔老师赴美旅游，借此良机，（4）班在美的十一位同学从美国的东西南北飞往芝加哥，欢聚一堂，欢迎过老师，庆贺我们高中毕业三十载。另有四位在美的同学因为时间冲突未能成行，也送来深深的祝福。

此次聚会是过老师和很多同学高中毕业后的第一次重逢。这是一次跨洋、跨世纪的聚会。时空割不断师生情、同学情，三十年的岁月烙印挡不住青春少年时代铸下的纯真友谊。欢聚的激动和喜悦沁透每一个人的心扉，欢声笑语充满了所到之处的每一个角落。

在机场，东道主周峻为大家准备了欢迎的鲜花和气球；在酒店，大家展开了侯怡伟同学远道带来的专门制作的“金陵中学86届4班旅美校友聚会”的横幅。这么巧，十一位同学中居然有四位同学的女儿都是Duke大学的学生，作为家长首次相聚，这是多深的缘分啊，赶紧合影。

过老师和同学们重温了（4）班同学历年聚会的生动照片，并送给每位同学一把印有金中logo的扇子作为纪念。这扇子是由过老师全家两代金中人创意制作的，扇子的一面是金中的标志钟楼和校训碑，另一面印有金中logo和“金中86届4班毕业三十载海外师生再聚首”字样。大家激动地在扇面签字留念，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下午，东道主周峻安排大家坐游轮欣赏芝加哥美景。时光荏苒，弹指间三十年光阴流逝；师生们聚在游轮上，被无与伦比的建筑经典所震撼，聆听着芝加哥河水在林林高楼中潺潺流过，细细道来这座浴火重生城市的现代建筑史。

晚上聚餐，把酒言欢！分享三十年一路走来的种种趣闻往事。我们按大家居住地顺时针排座，不要男生一边女生一边哦！餐桌上姚浩激动得酒水湿身；见到柴文英同学，过老师最想说的是她高中三年连任劳动委辛苦了！可大家调皮地说劳动委是指挥，辛苦的是我们干活的人！那就一起干杯！大家辛苦了！文理分班前的老班长田维中也来参加聚会了，国内正在看现场直播的徐文健激动地说：“又看到田维中啦！三十多年了，毕业后第一次见到图像啊！”

晚餐后，同学们给过老师精心准备了一个蛋糕，“to　teach　is　to　touch　lives　forever”。老师是我们一生的引路人。感谢过老师陪我们一起走过高中三年的美好时光，感谢老师的教诲和付出，师恩永记！过老师想给大家一个五十岁祝福！张宏刚提议蛋糕上写：教书育人！不管怎样，老师心中永远有学生！而学生对老师的情谊也永远是最珍贵的！吃饱喝足，过老师上课了，她边放美篇边和大家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欢声笑语，一直到晚上12点！

第二天，密西根大道上大家欢笑留影，流连忘返于千禧公园，云门雕塑里我们嬉笑的倒影让我们仿佛重回了校园时无忧无虑的青涩时光。

短短的两天在欢声笑语飞逝而过，离别之际依依不舍。感谢过老师给了我们重温少年的机会，感谢东道主周峻同学的热情周到，感谢组织委员会周峻、姚浩和侯怡伟同学不辞辛劳的幕后准备工作。热切期待下一次（4）班同学的大聚会，不管多少个春夏秋冬，同学情是我们永远的纽带，年轻的心永常在！

毕业二十年后的欢聚

刘恺范为(1989届)

2009年6月27日早，我们1989届高三（1）班的同学约在一起，又回到了毕业二十年的母校——金陵中学。看到母校庄重的大门，大家的心不由得激动起来。走进校门，电子显示屏上“欢迎1989届校友回到母校”的字幕，更让我们感受到回到母亲怀抱般的温暖。

来到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只见我们进校时的班主任李惠娟老师和邹正老师早已在那儿等着我们了。李老师前两天不慎扭伤了脚踝，医生曾叮嘱她在家好好休养一个月，否则会加重伤势；但李老师表示，就算脚折了她也要来和大家见面。教我们语文的肖文龙老师来了，数学老师史济芬来了，生物老师李伟、体育老师吴大华、政治老师王锡球、英语老师杨向东、地理老师陈卫平也一个个进入了大家的视线，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潮。哈，大家发现那躲在镜头后面、一直给大家拍照、被某位同学错认为家属的，原来是教我们政治课的林兵老师。我们热烈地交谈着，握着手，拍着彼此的肩头，叫着当年的绰号，女生相逢时，更是时有高音高频产生……兴奋在大家中间传递。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稍稍平静下来，见面也进入了正题。在赵宁和黄健同学的主持下，同学们首先开始介绍起自己这二十年的历程和情况。这次一共有22位同学到校，滕红波、陈清、刘如宁、赵宁等多位同学专程从外地赶回，吕梦、丁丁和刘恺更是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很多无法前来的同学也通过MSN在线、短信、电话等，和大家进行交流。几台有视频的笔记本电脑在会场上频繁地传递着。虽然这些年大家际遇不同，但都走出了各自精彩的人生道路。我们中间有的接过了老师们的衣钵也选择了教职，有的在国内外知名学府任教授、博导，有的是美国金融投资业精英，有的是正谋求上市的公司总裁，有的是跨国企业在国内的区域经理，有的是多才多艺的资深律师，有的是高科技软件、生物医药行业的研发主管，有的是将城市改颜换面的工程师、建筑师，有的是为民服务的公务员……同学们在各行各业、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聪明才智，做出自己不平凡的贡献。

虽然相隔多年，但大家再相聚还是那么亲切、融洽，仿佛不曾分开过。在谈话中回忆起当年在校的往事，原本淡忘的事、情、人、物在蓦然回首间又都历历在目，多年来慢慢沉积在心底的那一份珍贵情感，再一次感染着所有的人。同学们在发言中都深深感谢母校老师们当年给予我们的倾心教育，不仅仅是教给了我们扎实的基础学科知识，训练提高了我们求知探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的全面素质——处世为人的道理、积极进取的精神、宠辱不惊和不卑不亢的心态，这些为我们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每一位同学回到母校，都充满着感激之情。

接着，各位老师一一发言，给大家讲话。邹正老师现在已是金中的校长，这让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感到特别的高兴和骄傲。他在发言中介绍了学校这几年的发展和未来的规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得越来越美好的母校。李惠娟老师激动地回忆了她当年第一次做班主任带我们这个高中班级的往事和感受，用“难忘、感动、祝福”动情地讲述着她的心情。她大我们不多，跟我们的心性很相通，兴趣也相投。李老师也回顾了在南京的同学为组织这次活动尽心尽力的点点滴滴，以及需要通过“相似多边形”来认同学的趣事。肖文龙和史济芬老师教了我们高中三年，有的同学更是从初中就在他们的教导之下，长达六年的相处，也铭刻在了彼此的心中。老师们在交谈中提到那时对我们是否过于严格。其实大家早在毕业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就已理解了老师们的良苦用心，现在珍藏在心里的只有对拥有这么好的老师的感恩和庆幸。肖老师可能还不知道，当年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他，曾在多少小男生小女生心目中树立起男子汉的高大形象；他那充满磁性的播音员般的朗诵，至今还在我们耳边回荡。王锡球老师回忆起那时在临汾旅军训时拉歌、操练、抓小龙虾的经历，那是我们师生都难以忘怀的美好的中学生活中的精彩篇章。其他老师们也都带给了大家最诚挚的祝福。老师们都感言学生的惦念探望是让他们最开心最欣慰的。谈及英年早逝的余思狄同学，痛惜怀念之余，老师们都不约而同地叮嘱大家，要多注意身体，多关心父母和自己的小家庭，在困境中尤其要乐观，多和亲友交流。其实这些也是大家多年一心投身到事业上后，终于慢慢感悟到的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健康、亲情和友情。现在听老师们语重心长的再三嘱咐，心中都深有感触。

为了这一次难得的聚会，李老师和史老师专门翻拍了当年的毕业照，并列出了每一个人的姓名和当年的任课教师，以留给大家一个长久的纪念。见面会结束后，大家在操场上按当年毕业照的排位进行了合影。虽然岁月悄悄改变了我们的容颜，银丝爬上了老师们的额头，但大家的兴奋喜悦一如当年，更多了一份相知相惜的情感。有意思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在这张新相片中出现，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经历难忘的中学生涯。接着大家一起参观了设在钟楼里的金陵中学校史馆，为母校的深厚历史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学校活动结束后，中午大家在中山大厦聚餐。之后我们还与部分老师奔赴安徽白鹭岛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很多平常不大喝酒的老师同学都破例开怀畅饮。大家分享着过去的美好经历，传阅着昔日的老照片，追忆着当年绰号的由来和趣闻轶事。晚上我们在白鹭湖畔的KTV一展歌喉。孙芸同学以一曲清唱昆曲开场，再现能歌善舞的本色。王老师和肖老师以保留节目《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回应。大家即兴合唱了当年全校歌咏比赛一等奖的获奖歌曲《明天会更好》。给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陈清同学的唱功，声情并茂；连范为同学也把人唱得如痴如醉。大家的回忆和交流在欢笑声中深入着，延续着……

我们是一个太特殊的集体，一起度过生命中最纯真、最灿烂、最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我们惺惺相惜，真诚相待，是可以不计利益得失的永远的朋友。毕业二十年后的重聚，虽短暂但充满着温馨。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已渐渐习惯了平淡日子的我们，无一例外地被打动，享受着这种久违了的感动。深深地祝愿每一位老师和同学健康幸福，我们的母校再铸辉煌！让我们以后多多联系，多走动走动，经常回母校，看看老师们。分手道别离的时候，我们祝福：“再见不会太遥远，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原载《校友通讯》60期）

记忆蒙太奇

——结缘金中20年后的相聚

钱潇明(2000届)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少年心，伴我行天涯！

1997年9月的那天，我从浦口奶奶家出发坐船渡江，乘风破浪，来金陵中学报到。彼时祖父母都健在，满心欢喜地送我出门，现如今都已作古，想来平添伤感。时间是头对称性严重破缺的怪兽，从正面看似乎遥遥无期，蓦然回首却如白驹过隙，倏忽间不仅三年高中，就连“由你玩儿四年”的大学、研究生以及工作的十来年都已飞逝而去。突然有一天，潇同学提议说：入学20年同学聚一聚。回去吗？一天内得往返千里。回去吧，回到那个斑驳的起点。

熟悉的校门，陌生的街道，梦幻又真实。35岁的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满眼跑动着自己15岁的影子，往事如烟历历在目。教室，单杠，小操场，容颜不改的每一处都呈递出记忆的碎片，连“健在”的厕所都成为欣喜的发现，引众美女去体验。悠长的紫藤廊衔接起光阴的这头与那头。

球场外，跑道边，绿草映蓝天。空气中弥漫着当年汗水风干的味道。艰苦卓绝三千米，壮怀激烈篮球赛，山呼海啸的啦啦队伴随着《灌篮高手》那首最燃的《直到世界尽头》在耳畔一齐响起，进球的抛物线慢镜头般重播在眼前。《重返17岁》的迈克穿越到高中篮球联赛，初心不改；《匆匆那年》里的陈寻却跑回这里对方茴说“我后悔了”。如果能伸手拨开那些年所有的失误，我将拥有怎样的人生？

当年毕业典礼的会场科学馆，很多同学的记忆定格于此，从此各奔前程渐行渐远。还记得掌声响起时女同学们献的花吗？还有手捧花束腼腆而又兴奋的年轻班主任。那些花儿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老师同学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在哪里呀？他们都好吧？

科学馆大厅两侧依旧挂着大师校友们的画像。现任北大副校长、数学院院长田刚也是金中校友，而我的北大数学院同届同学已经在大洋彼岸实现了数论领域30年来最振奋人心的突破，正在试图一统数论与几何，也许即将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500年后的教科书中将留下他们的名字。在巨星的光芒中，我像粒渺小的尘埃。一沙一世界，我将加速燃烧自己凡人的小宇宙，砥砺前行。

同学们大多朱颜未改，用肉眼看不出太大变化，成功躲过岁月这把无情的刻刀，插科打诨欢声谈笑一如往昔此间的少年。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单是桃面、丹唇、柔膝，更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之泉不竭的涌流。回到金中的我们像插上充电桩的新能源汽车，马达轰鸣满血复活，驶上人生的赛道再续速度与激情。

高楼环抱的金中校园，像个静谧的盆地，盛放着我们未曾逝去的青春。无论时光奔流了多远，我们的灵魂或肉体，总有一个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