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美国同盟战略背景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尽管特朗普政府表面上极力抛弃奥巴马政府的各项政治遗产，为反对而反对，但务实性和功利主义却使其低调延续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精髓。具体到东南亚，即使特朗普政府声称将对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东南亚战略束之高阁，但对于这项战略的精髓——同盟战略，特朗普政府非但无法置之不理，还通过增加对南海的常态化巡航、与东南亚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的互访等各项外交政策继续强化之。再加上在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毫不留情地视为美国的主要挑战之一。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2.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长时间内，在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路径非同盟战略莫属。这就使中国如何反应对美国的同盟战略变得意义非凡。而这又可以追溯至中国如何应对美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

鉴于中国因素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中国采取何种应对策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中国首先应理性客观地全面评价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要明确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拥有多重目标，遏制中国仅仅只是其中的目标之一。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对打击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也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公共产品的受益者。总体而言，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应积极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展开与美国的合作。就中国的具体应对措施而言，首先，中国必须保持提升综合实力和对外的魅力外交。发展才是硬道理，综合实力的提升是外交的坚强后盾，因而中国必须坚定地持续提升综合实力。在外交上，中国应实行魅力外交来削减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鉴于东南亚卓越的地缘位置，而且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实践地，加大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合作就是中国的重要任务，以降低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对中国的负面效应。同时，中国要加大与东南亚各国以及东盟的合作。由于美国通过强化与菲、泰、新等东南亚传统盟友的关系，发展与越、印尼、东盟、马来西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具体实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东南亚国家以及东盟在该战略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需加大与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合作来应对。再次，中国需加大与周边大国的合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拉拢中国周边大国也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重要内容，再加上大国关系本身十分重要，因此中国需加大与周边大国的合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后，在南海问题上“软硬兼施”。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重要抓手，因此，缓解南海紧张局势，中国需“软硬兼施”，综合运用“软制衡”和“硬制衡”策略。

第一节理性客观地评价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

从部分与整体角度而言，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是部分，而美国全球战略则是整体，部分从属并服从于整体。而在作为部分的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当中，同盟战略是重返东南亚的手段和工具，并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因素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考量之一。一方面，随着权力的增加，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迅速增强，随之导致地区权力格局变化，美国重返东南亚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无疑有遏制和平衡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正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地区影响力的迅速上升，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极其重要的角色，任何国际事务，如果缺乏中国的参与，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同样，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与中国的合作是取得成功的关键。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曾高调放言，缺少美中任何一方，或缺少美中共同合作，全球问题甚少能得到解决。Hillary　Clinton，　Ted　Geithner，　“New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ith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7，　2009.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面对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更要讲究策略，不要反应过度，更不能逞匹夫之勇。理性、自信地评估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过分夸大美国制衡或遏制中国，会造成中美的对立；如果过低估计，则会损害中国在亚太的某些战略主导权。“年终报道：2010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基本成型”，http://gb.cri.cn/27824/2010/12/30/5187s3108488.htm.

一、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目标：不仅仅是遏制中国

1.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内涵广泛，遏制中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从主观方面来说，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是美国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出发，对反恐战略矫枉过正进行深刻反思，对其自身战略进行自调的结果，是战略弱势的反应。它也是美国长期以来界定亚太区域利益的一个支战略，是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侧翼，服务于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只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子目标，其总体战略目标更长远、战略内容更宽广。换言之，重返东南亚是为确保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是对美国过去十年相对忽视东南亚政策的矫正，用战术上的进攻弥补战略上的不足，这也是美国欲保持全球霸主地位的外交大战略之一部分。西方学者、政要普遍认为，削弱和遏制中国影响力仅仅只是“重返”短期的、暂时的目标；其长远目标则是将中国纳入美国塑造和主导的亚太秩序。由此观之，“重返”和“再平衡”战略中制衡和遏制中国的考量并非无中生有，然而我们也并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过分夸大其遏制中国的意图。实际上，对于两大战略有无遏制中国之意图，美国国内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可参见Robert　Ross，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November/December　201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21101/problempivot.有部分学者认为，如果“重返”造成亚太地区局势紧张及中美关系恶化等负面效应，那么显然它就不符合美方的利益。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曾指出　“再平衡”战略“不针对任一国家或国家集团”。Cheryl　Pellerin，　“Partnerships　Highlight　U.S.　Rebalance　within　AsiaPacific　Region”，　April　10，　2013，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19733.更有美国学者强调美国几乎对阻碍中国崛起、凭借同盟包围中国、进行中美新冷战等遏制中国的选项不感兴趣。David　Gompert　and　Phillip　Saunders，　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1.因此，正在崛起但并没有意愿改变地区和全球秩序的中国大可不必简单奉行冷战思维、持负面态度，把对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遏制中国的消极方面。总之，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总目标就是重新获得和维持地区领导权和主导地位。具体而言，就是政治上保持在地区的政治主导地位；经济上加强与东南亚的合作，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安全上塑造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因此，缺少争霸能力且目前也没有争霸意愿的中国不必过于担心美国的重返战略把中国作为唯一遏制目标。

2.　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不希望美国过分遏制中国

虽然在安全方面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对中国存在安全担忧，因而希望美国长期驻守东南亚并提供安全保障，但同时，它们也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贸和外交关系。中国毕竟已是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东南亚国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中美对东南亚国家都很重要。在此背景下，如果美国要像冷战时那样遏制中国，地区国家也不会支持。正如新加坡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奉劝美国的那样，“如果美国试图羞辱中国、压制中国，中国一定会成为美国的敌人”，中美是无可置疑的竞争对手，但双方完全不必互为冲突对象。Graham　Allson　and　Robert　Blackwill，　“Interview:　Lee　Kuan　Yew　on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March3，　2013，　http://www.theatlantic.com/china/archive/2013/03/interviewleekuanyewonthefutureofuschinarelations/273657/.不赞成美国抗衡中国的观点也得到新加坡学者西蒙·塔伊(Simon　Tay)的支持，他强调亚太欢迎美国的加入和参与，但反对美国建立地区霸权以及单纯抗衡中国。Fareed　Zakaria，　“The　U.S.　Can　OutChaim　China”，　Newsweek，　December　12，　2005.印尼时任驻美大使也曾呼吁美国不要在该地区同中国争夺权力和影响力。Dino　Patti　Djalal，　“Remark　at　Carnegie　Endowment　Event”，　December　6，　2011，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　/files　/120611_transcript_Rebalancing　Asia　Ties.Pdf.显然，在一贯实施大国平衡的东南亚国家看来，在中美之间“非此即彼”式的选择，依赖一方得罪另一方的做法是非理性的，操控中美，让其保持温和适度的竞争才符合东盟国家的最佳利益。实际上，没有东南亚国家愿意与中国成为敌人，想要放弃中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联美制中是其应对中国不确定意图的体现，且这并非双边关系的主流。合作与共同发展才是东盟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常态和主流。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已经明确表示拒绝对中国采取僵化的遏制，强调东盟地区论坛不是遏制中国的场所，而是促使中国与地区更加融合的平台。Jusuf　Wanandi，　“ASEANs　China　Strategy:　Towards　Deeper　Engagement”，　Survival，　Vol.　38，　No.3，　1996，　pp.117128;　David　Shambaugh，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2，　1996，　pp.180209.新加坡国际关系学者基肖尔·马赫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更是曾撰文批评美国，认为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应该对中国愿意继续遵守美国制定的规则感到高兴。同时，他认为中国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规则的遵守是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而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现代继承性发展也将给美国带来诸多启示。他继而批评美国频繁采取的破坏中国稳定的行为，而且他还将中美间的不信任归结于美方缺乏连贯一致的对华政策。因此，他建议美国对症下药，制定一个连贯的对华政策，且在决策过程中要换位思考，多站在中国角度看待问题，并全面评估自身行动将对中国造成的影响。Kishore　Mahbubani，　“Understanding　China”，　September/October　200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050901/understandingchina.总之，东盟不希望得罪中美任意一方，也不希望成为一方遏制另一方的棋子，中美在东南亚保持温和适度的竞争，使地区安全得到保障是东盟的目标。

3.　中国有足够的战略自信应对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带来的不利影响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时期，也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力及军事实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在经济上，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金灿荣、戴维来：《冷静看待美国重返亚洲》，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世界经济最强引擎。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在年均30%左右。据2017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7和2018年世界GDP增速分别为3.5%和3.6%。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aining　Momentum?”　April　2017.而在当年10月再次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2017年和2018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都被调高0.1%，分别为3.6%和3.7%。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更强劲增长预期的推动，2017年中国经济预期增长率由4月份报告中的6.6%上调到6.8%。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eking　Sustainable　Growth”，　October　2017.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近十多年来已逐渐成为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政治和外交上，近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累累硕果：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会议，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到2017年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在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等，不仅彰显中国特色外交的欣欣向荣，而且也逐渐展现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军事上，中美两国的军事实力虽然差距较大，但近年来中国大力进行军事现代化，军事力量稳步发展。据全球火力网站显示，2011—2020年中国军力排名稳坐世界第三。“GFP　power　ranking　index　of　nations　since　2005”，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globalranksprevious.asp.尽管近十年来中国军力排名未变，但实际上中国军事实力有了较大提高。近年来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的军事武器质量得到较大提升。在海军方面，中国已经拥有两艘航母：“辽宁号航空母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其中后者是国产航母，已于2019年12月17日交付中国海军。另外还在加紧打造中国第一艘自主研发设计的航母。另在建各种新型潜艇和水面舰艇，近海防御力量基本成型。在空中力量方面，各类战斗机、运输机取得较大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导航系统成为可以媲美美国GPS的全球四大导航系统之一，再加上卫星精确制导技术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中国已初步拥有空天作战能力。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2013，　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另一方面，中国军事力量开始走出国门，在海外执行维和任务。中国军队于2008年首次执行国际维和任务，到非洲东海岸亚丁湾海域护航，至今已派出24批舰艇编队。2016年，中国开始在吉布提建立后勤保障设施，以方便护航编队的补给。总之，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中国有能力有信心应对来自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平衡或牵制。

二、　中国也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公共产品的受益者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还包括其他重要内容，其中之一就是为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在某些方面，中国也是其受益者之一。

第一，对美国而言，同盟战略是美国控制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的一种手段，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更是如此。作为与美国实力悬殊的东南亚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它们深受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甚至操控。虽然因为美国的支持，菲律宾和越南在与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争端中态度强硬，但也正是由于美国极力避免被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拖入并不希望的相关军事冲突中而对它们的控制，Shannon　Tiezzi，　“The　X　Factors:　How　Third　Parties　Destabilize　USChina　Relations”，　March　13，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3/thexfactorshowthirdpartiesdestabilizeuschinarelations/.把握住一定的度，菲、越在与中国的对抗中才不至于过分张扬，降低了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南海问题虽是美国削弱中国的重要抓手，但是维持南海地区的稳定、倡导用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也是美国利益之一，因此，推动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等南海声索国在与中国争端中保持一定的度，是多年来南海争端斗而不破的重要动因之一。

第二，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不仅为其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提供保护，也为地区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安全，这种公共产品不但能有效应对传统军事安全威胁，也是有效应对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结果。包括东南亚传统军事盟友在内的亚太双边同盟体系构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支柱，被美国视为亚太安全和繁荣的基石，也是美国塑造包括保护海上通道安全，应对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地区减灾等地区安全议程的抓手。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0，　p.42.美国2012年发布的新版国防战略指南再次强调与亚洲盟友和核心伙伴的同盟为亚太地区的安全提供了根基。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护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秩序，促进地区的发展可被视为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客观效果。这为中国构建和平、稳定、繁荣的周边环境——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这种较长时间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使中国得以一心一意进行经济建设。此外，这种公共产品还有利于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也为中美两国在东南亚的合作预留了极大空间。

三、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一）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对中国的挑战

毋庸讳言，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确实有削弱和遏制中国的一面。从权力竞争角度而言，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中国都给美国带来巨大挑战。对此，时任美国务卿希拉里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中美关系不仅是普通的大国关系，而且具有特殊性，因为其影响极大、后果重大，所以最具挑战。而在美国官方报告中，中国则被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敌手，美方认为成为地区大国的中国将具备影响美国经济和安全的潜在能力。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美国智库学者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崛起不仅会对亚洲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造成根本性影响。他还强调中国正在试图取代美国在太平洋乃至全球的主导性地位。James　Przystup，　“AsiaPacific　Regio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Imperatives”，　paper　from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pril，　2009.　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则更是将中国视为威胁，在他们看来，飞速崛起的中国不仅是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安全的威胁，而且其整个发展模式也被视为与美国模式背道而驰，不被认可。Benjamin　Shobert，　“US　AntiChina　Rhetoric　at　Danger　Lever”，　Asia　Time　Online，　July　8，　2010.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中国东部与其他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积极插手，支持其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和牵制。

保持在东南亚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地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题中之义，也是对中国崛起的主观战略及应对之策。只要中国继续发展，其所受到美国的压制就会时刻伴随左右。美国采取同盟战略重返东南亚，其一是想将南海问题作为抓手削弱中国，其二是想通过巩固盟友关系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将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的权力加于自身，防止他们倒向中国，避免增加对手中国的权力；另一方面控制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将其作为棋子，用于与中国在当地的博弈中。换言之，遏制中国是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重要动因。“尽管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对此通常予以否认，但事实上美军正致力于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Justin　Logan，　“China，　America，　and　the　Pivot　to　Asia”，　January　8，　2013，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chinaamericapivotasia.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是美国与中国争夺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政策选择，是奥巴马政府欲“收复布什时代失地”的举措。美国显然希望在亚太维持保护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牵制。

总之，美国在重返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把中国视为其战略对手——地缘政治挑战者、军事威胁者、经济竞争者，刘飞涛：《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降速纠偏？》，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特朗普政府甚至在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直言不讳地将中国列为主要挑战之一，这些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对中国的机遇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对中国而言，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不仅仅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其一，美国强化在亚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构建和平的周边环境。美国通过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强化在亚太的双边同盟及促进其向网络化方向发展，这是美国塑造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和平稳定的亚太地区秩序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中国构建和平的周边环境。一方面，美国在亚太的存在有利于管控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改变一些国家如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为，使其在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中不至于太过分，降低与中国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因为从同盟困境角度而言，美国并不希望被盟友拖进一场与自身并无直接关联的冲突和战争中。另一方面，美国在亚太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地区非传统安全。这对中国构建和平的周边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总之，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给该地区提供了诸多公共物品，中国也能从中获得益处。

其二，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需要中国的融入。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既是美国塑造以其为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的手段，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力的大量增长客观上对亚太地区秩序构成冲击，美国要想维持其主导的亚太秩序的稳定就必须将中国融入该秩序中。对美国而言，正在崛起的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融入问题是其核心利益问题。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QDR/QDR_as_of_29JAN10_1600.pdf.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也极力推动中国尽快融入体系中并成为其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其三，美国要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需要中国的认同、支持和合作。美国要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还必须获得亚太地区国家的认同、支持和合作。对亚太地区受美国保护和恩惠的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来说，对美国主导权的认同及对美国的支持和合作是无须赘言的。冷战结束以来，由于亚太盟友没有能力确保美国的安全，因而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同盟轴辐体系的本质在于美国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盟友则支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刘丰：《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8期，第27页。除此之外，对美国亚太地区主导权影响最大的国家则非中国莫属了。中国是一个亚太国家，且是发展最快的新兴国家，中国的快速崛起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权力格局造成极大冲击。因而美国要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就离不开中国的认同、支持和合作。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认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这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中国权力和影响力的蒸蒸日上使其在地区和全球都占据重要一席，因此，在维护亚太地区主导权过程中，美国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这两方面为美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美国强调要推动与中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和责任。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这种思想频繁体现在美国官方文件以及政要演讲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版）就包含与中国建立全方位、建设性关系的内容。美国政要也多次提及此种思想。奥巴马曾多次表示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对地区和全球的发展和繁荣大有裨益，且前者是后者的引擎和发动机。时任美副国务卿多尼隆则在公开演讲中将“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视为“再平衡”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并热情回应中国提倡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称“致力于构建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美时任副防长卡特则演讲表示，“与中国建立并维持积极合作关系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Cheryl　Pellerin，　“Partnerships　Highlight　U.S.　Rebalance　within　AsiaPacific　Region”，　April　9，　2013，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19733.从这些官方文件和名流政要的演讲可知，美国官方充分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仅将其视为美国未来不可或缺的部分张蕴岭：《东亚合作之路该如何走》，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更将其视为事关亚太未来走向的核心命题。为巩固双边关系，美国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增信释疑，还增强与中国军方的了解和交往，降低军方疑虑，增加相互信赖。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Tategy.　pdf.时任国务卿克里则向中国传达善意，表示美方愿意从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宽阔的视角对美国与中国关系进行新的定位，愿意与中国共谋合作，共塑亚太未来。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他强调美方愿意为其增添新动力。“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3/c_115377206.htm.此外，在实际行动中，美国也积极拉拢中国融入当前以其为主导的亚太秩序。如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演习，这标志着两国安全互信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未来的双边互信建设中，在保持不触碰对方底线和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双方逐渐开诚布公、坦诚相待，有望在亚太地区探索合作共处之道。刘飞涛：《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降速纠偏？》，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在与中国的实际合作中，相对于小布什政府“合作、建设、坦率”的指导三原则，奥巴马政府则将其修正为“积极、合作、广泛”的新三原则，意在向中国表明不挑战中国的底线，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以共同合作追求更广泛的共同利益。为表明美国不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决心，美方执意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写进中美联合声明中。此外，相比于小布什政府仅仅将与盟友的对话称为“战略对话”，奥巴马政府则大方地将此称谓用于与中国的对话，并称中国为“战略伙伴”，表明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前所未有的重视。Timothy　Garton　Ash，　“Two　Ways　for　West　to　Meet　China”，　November　20，　2009，　http://www.straitstimes.com/Review/Others/STIStory456690.html?sunwMethod=GET.

总之，美国在维持亚太主导权过程中不仅需要中国的认同、支持和合作，还大力鼓励中国融入其中。美国鼓励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国家，鼓励中国在从东亚到中东的国际事务中与美国一道维护新的世界秩序。［美］　罗伯特·　库恩著，吕鹏等译：《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449页。中国应充分抓住历史机遇，在不挑战美国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基础上积极与美国展开地区合作。

第二节持续提升综合实力和对外的魅力外交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整体上来说，在内政方面，中国应保持国内优先发展，继续提升综合实力；在外交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实行魅力外交，削弱“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影响力。一国内部的健康快速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是外交的坚强后盾，因而，保持国内优先发展，提升综合实力是中国进行外交的前提。在外交实践方面，鉴于存在“中国威胁论”的杂音，中国应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开展魅力外交，以求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削弱“中国威胁论”及提升影响力。同时，积极参与地区多边主义，削弱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效应。

一、　坚持提升综合实力，为外交奠定基础

坚持提升综合实力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即中国国情特有的“大国小国双重性”　决定的。说中国是大国，即人口多，块头大；说中国是小国，即综合国力人均量小，经济效益低。中国国力有限，也就制约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因而，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5.html.“战略的永恒之力在于自己的利益和力量。”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1页。国家实力之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正如黄金之于国际货币，是一国政策和战略得以实践的基础和后盾。实力足够强大的国家，可以承受战略上重大失误或偏差所带来的损失或代价；而实力弱小的国家，即使战术问题上的小失误，也会对国家实力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中国应抓住机遇，致力于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为睦邻外交奠定基础。一方面，中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壮大中国经济，夯实经济大厦的基石，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奠定经济基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往往与自身经济建设成就成正比。因而要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务必要提升经济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0—241页。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曾强调：“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发展。”《军队高中级干部理论学习读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90页。因此，经济建设是中国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的首要任务，它是实现中国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后盾。此外，中国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也是周边国家继续搭乘中国经济便车的基础，从而提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被认可度和软实力。实际上，中国在周边地区软实力的提升来源于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可及从中获取的巨大利益。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也是中国的长久任务。Shaun　Breslin，　“Understanding　Chinas　Regional　Rise:　Interpretations，　Identitie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5，　No.4，　2009，　p.830.

另一方面，中国必须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相匹配的军事能力，以维护国家安全以及为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奠定良好基础。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还包括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强权政治之强就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实力以及巨大的军事实力，这些都是支撑强权政治在国际社会实行霸道的根本。丛鹏：《大国安全观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治国的根本，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有力保障。《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11月13日，第1版。新加坡学者理查德·毕辛格（Richard　Bitzinger）曾指出，“如果中国真的获得了并非一艘，而是一群航母，将显著改变亚太地区的力量均势，其影响是革命性的。”Richard　Bitzinger，　“Aircraft　carriers　will　make　waves”，　The　Straits　Times，　April　10，　2009.中国无意改变地区均势，但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国受人欺辱的百年历史一再警醒世人:强大的实力是保卫和平与发展的基础。

再一方面，中国需建设文化强国，增强中国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文化是人类智慧的教科书，夏建国：《文化模式与全球化》，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也是当今世界秩序的重要主导力量之一。卢爱华：《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启示》，载《前沿》，2012年第9期。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一方面，我们要大力传承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应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与时俱进，改进和创新传统文化，使中国成为文化强国，吸引其他国家对我国文化的认同。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的顺利推进和实施依赖于综合国力的提升，依托于发达的经济、强大的军事以及有魅力的文化等载体。美国研究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著名学者兰普顿也建议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同时以发展为重，持续建设国家军事、经济和观念实力。David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2.总之，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增强文化吸引力，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和对地区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能力。金灿荣、周鑫宇：《美国东亚政策的新特点》，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5期。

二、　践行周边魅力外交，增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友好政策是中国外交政策必须持续坚持的原则。走魅力外交路线，削弱“中国威胁论”和提升中国影响力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友好政策原则不动摇。

（一）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友好政策，削弱“中国威胁论”

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周边外交政策是构建稳定的周边环境的基础。中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友好政策不动摇。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并积极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友好政策，周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在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中产生了良好反响。未来中国应坚持和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求同存异”以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切实打消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疑虑。前总理朱镕基曾在演讲中强调：“……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坚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与亚洲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唐进修：《朱镕基在“新加坡讲座”发表重要演讲：迈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亚洲》，《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日。中国的邻国普遍希望中国“甩掉中央王国的情结”，采取与邻为善的政策，不要成为区域霸主，并加入国际社会大家庭，成为“负责任的国家”。［新加坡］　许通美著，李小刚译：《美国与东亚：冲突与合作》，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76—77页，第90—91页。在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又恰到好处地提出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指导思想，为构建和平、和谐、合作的周边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重视周边外交，坚持睦邻友好，促进共同发展，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优先考虑。休·桑提斯（Hugh　De　Santis）认为，东南亚国家越是依赖中国的经济机制，成为中国经济的受益者，它们就越有可能对北京的善意予以信任；政治上，中国对亚洲多边主义的支持也有助于加强它的睦邻形象。Hugh　De　Santis，　“The　Dragon　and　the　Tigers:　China　and　Asia　Regionalism　”，　World　Policy　Journal，　No.2，　2005.总之，在与东南亚国家交往时，中国必须时刻牢记和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指导原则，将“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落到实处，在尊重、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地与东南亚国家展开合作，支持和认同东盟在地区机制和地区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要在经济上更多让利，让东南亚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此外，在安全上，中国务必要加大宣传自身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合作意图，更为重要的是要多为地区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提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安全依赖。

（二）　实施魅力外交，提升中国影响力

在不断提升综合实力以及坚持外交原则的同时，中国外交应走魅力路线，以增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魅力外交能够降低周边国家因中国综合实力增强所引发的“中国威胁论”。David　Park，　“The　‘Charm　Defensive’:　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April　9，　2012，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464.1556&rep=rep1&type=pdf.在中国周边践行魅力外交主要体现在：首先，中国在周边地区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具体包括周边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以及周边理念共同体。推动构建周边利益共同体，中国需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健康发展，持续为周边各国提供经济红利，形成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推动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意味着中国需为周边地区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部分周边国家鼓噪的“中国威胁论”主要体现在安全和军事方面，因此，要想消除之，中国必须转变身份，从安全产品享用者变成安全产品提供者。在此方面，中国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推动构建周边理念共同体，中国需发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作用，在周边国家中大力推动“和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荣辱与共”等理念，形成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理念共同体。总之，在周边构建命运共同体，将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所有传统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全部纳入与中国的命运共同体中，能较为削弱美国同盟战略的能效。

其次，具体在东南亚地区，中国采取的魅力外交政策应包括提升对该地区的援助、提升文化外交力度以及加强文化机制建设以培养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等。第一，强化对东南亚地区的援助。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援助大国，但同时，它们的援助伴随着大量的附加条件。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是用援助绑架受援国，打着援助的旗号，实际却是谋求实现自身的各项利益。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日趋增多。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援助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不将自身利益的实现与对外援助挂钩。Brian　McCartan，　“ASEAN　Tightens　up　to　Ride　China　Rise”，　Asia　Times，　December　17，　2008.中国援助的这一巨大特色不仅让受援国甚感欣慰，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受援国对中国的亲近和好感。事实上，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援助虽起步晚，但进展快，效果显著。2002年时，中国对印尼的援助额就超过美国对印尼援助额的一倍；2006年时，中方对老挝援助超过美国对其援助的两倍；甚至对于美国的传统盟友菲律宾，中方对其的援助也超过美国对其援助的三倍。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Charm: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olicy　Brief，　No.47，　2006.总之，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援助东南亚地区最多的国家之一。Thomas　Lum，　Christopher　Blanchard，　Nicolas　Cook，　Kerry　Dumbaugh　et　al.，　“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　Chinas　and　U.S.　Diplomacy，　Foreign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RS　Report，　2008，　p.84.与此同时，中国在该地区民众中的评价也日趋正面和积极，甚至开始超越美国在当地的评价。王正绪、杨颖：《中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基于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第55页。这是中国在该地区魅力外交实践获得成功的标志之一。总之，通过强化对东盟国家无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广泛构建了与当地国家的共同利益，Kerry　Dumbaugh，　“ChinaU.S.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CRS　Report，　January　22，　2008，　p.24.也提升了当地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

第二，强化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外交。一个国家的崛起不能只靠经济力、科技力和军事力，还必须依靠它的软实力，其中，优秀的文化所产生的亲和力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曾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http://www.chinapeople.com/peopleele/pqrty/pqrtyinfo.aspx?pid=4044.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还对国家认同具有深刻影响。因而，要提升东南亚国家对我国的认同度，文化外交是必要手段。首先，中国要大力推进在东南亚国家的汉语教育。汉语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内容，也是其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周边国家推广汉语教育，能激发当地民众对汉语、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了解，为进一步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奠定基础。中国也在这方面下了一番功夫，自2004年以来，中国已累计派出志愿者和教师达数千名，分布在全球近百个国家从事汉语教育，其中东南亚众多国家以其地缘临近以及分布最多华侨华人而近水楼台先得月，特别是印尼、老挝、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国家，是中方推广汉语教育的重中之重。http://www.hanban.edu.cn/en　hanban/content.php.其次，大力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人员和文化、艺术交往。一方面要大力推动互派留学生。中国灿烂的文明在东南亚国家深受欢迎，近年来，汉语学习和留学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掀起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在此大好时机下，中国需趁热打铁，再接再厉继续创造良好的条件吸引留学生来华学习，培养“知中友好人士”。同时，中国也应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将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出去。另一方面，重视对外学术交流。与其他国家各领域的学术交流是展示中国优秀文化的良好机会。再次，重视海外华人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海外华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华人，其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员比例比其他地区要高，再加上地缘临近，更增添了他们成为中国与当地国家联系桥梁的优势，因而，他们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的天然力量，是中国在东南亚施展魅力外交的独特的优势和有利条件。

三、　积极参与地区多边主义，弱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

对于多边合作，中国历来都是热心参与和积极推动者。因为多边主义不仅是中国展示和平、温和、合作意图的最佳平台，也是中国融入地区化和机制化秩序中的最佳路径。中国的多边取向意图在于提高国际形象和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有利条件。［美］　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

与美国参与多边主义旨在遏制中国不同，中国所参与和推动的多边主义并非以国家为针对对象，而是以地区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为针对对象，即对事不对国家。因而，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不具排他性，往往能够获得地区国家的积极支持，如东盟—中国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前者以推动地区的经贸合作为目标，后者则主要谋求解决地区国家的安全问题，尤其是以恐怖主义为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多边合作都是围绕解决参与者所面临的安全和经济问题而展开，多边进程的推进，不仅有利于解决安全和经济的紧迫问题，而且这种对事不对国家的形式能有效地消除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疑虑，增强彼此信任，密切双方的经济、安全等各项联系，增强彼此的相互依赖。而美国在亚太地区建构和维持的同盟体系具有排他性，有明确的针对对象国。因此，中国所倡导的多边主义客观上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构成挑战，且能有效应对同盟战略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以中国与东盟“10+1”为例，中国与东盟不仅于2010年正式建成了自贸区，而且还在安全等其他方面展开了大量合作，使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提升。这使美国很难拉拢东盟对抗中国。“联合早报：中国不追求联盟　却促使美国同盟无效化”，http://www.chinanews.com/hb/2013/1015/5380825.shtml.

第三节加大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

对美国而言，中国在其战略中被定义为非敌非友的国家，即美国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朋友国家，但也绝非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然而，中国正处于崛起之中，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国的防范和遏制是令中国警惕的。在这种战略定位下，美对中采取的是接触合作与防范遏制的双重政策，其中大部分形势下接触合作是主流。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虽然对中国构成威胁，但这种威胁依然在可控范围内。因此，中国要凸出与美国合作的一面，无限延长美国对中国接触合作的时期，加大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降低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对中国的负面效应。具体而言，首先应亮明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的意图。其次，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对中国的行为策略：在对美对华防范层面审慎低调处理；在对美对华接触层面做出积极反应。再次，要加强中美战略互信，为中美在东南亚的合作奠定基础。最后，中国需采取具体措施加强与美国在东南亚的务实合作，以应对同盟战略对中国的包围。

一、　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主导权

维护美国在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先后频繁发布战略文件，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等。这些报告都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作为重点内容。实际上，除了在全球谋求领导地位，在亚太地区，美国也是将维持和巩固地区领导地位作为亚太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最重要目标。因而，中国不应主动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主导权。只要中国不触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条战略红线，中美两国在该地区就不会卷入大的冲突之中。时殷弘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不应成为美国这位世界领导者的挑战者。他从长周期理论中总结出数百年间世界领导者和挑战者的经验之一就是，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时殷弘：《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因此，中国应避免处于挑战者的地位，将挑战现有世界领导及重新塑造地区和世界秩序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并不符合中国战略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并无能力和意愿与美国争夺地区主导权和改变以美国为主的地区秩序。

1.　中国缺乏能力与美国争夺亚太主导权

冷战的结束终结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唯一对手，将美国推上全球独一无二的全球性大国地位。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7.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近年来发展迅速，实力有所上升，但整体实力与美国比还相差甚远，美国仍然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仍然是处于“一超多强”世界格局的顶端，是唯一的霸主，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状态。简言之，中国还并未具备挑战美国的能力。

这种能力最重要的体现是在军事、经济以及科技和创新领域。在这几大领域，中美差距巨大。

第一，中美在军事领域相差巨大。就军费开支而言，美国常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军费开支国，比第二名到第十三名的军费开支总和还要多。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12: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2.据美国《国务新闻》的研究，2017年美国军费开支达到60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16年3.2%上升到2017年的3.4%。中国2017年军费开支约为1514.3亿美元，约为美国的1/4，占中国当年GDP的1.3%。空中力量方面，中国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美国有超过13000架飞机，中国各种飞机总和还不足3000架。美国空军现役战机是第五代的F22和F35，且已在役数年；中国空军则还处于第三四代战机交替时期，第四代战机才占一半战机编制。海军方面，中美两国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差距大。投送能力主要依靠航空母舰、驱逐舰以及潜艇。而中美航母数量比为1∶10；驱逐舰32∶62；潜艇68∶75。这表明美国在全球的投送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范围都广大。而中国的远洋投送能力才刚起步。在海外部署方面，中国还未有海外部署行动，更没有海外军事基地。而美国在海外拥有超过600个军事基地，海外部署遍布全球各区域。Christopher　Bodeen，　“US　Military　Remains　Dominant　in　Asia，　but　China　is　Rising”，　March　7，　2017，　https://www.defensenews.com/digitalshowdailies/globalforcesymposium/2017/03/07/usmilitaryremainsdominantinasiabutchinaisrising/.

第二，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差距大。就经济规模而言，2016年，美国GDP为18.6万亿美元，中国则为11.2万亿美元，仅占美国GDP总量的60%。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view=chart.在人均GDP方面，中美更是差距巨大。以2016年为例，中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而美国则达到57467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14%。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CN?locations=US&view=chart.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额为1060亿美元，美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则达到3370亿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31.5%。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New　York　and　Geneva，　2015，　p.5.

第三，中美在科技和创新领域差距大。在科技投入差距方面，2012年美国研发科技投入为4360亿美元，中国则为1997亿美元，不足美国的一半。Goldman　Sachs，　“Outlook”，　2013，　p.15.在科技创新方面差距巨大。以科技含量最高的诺贝尔奖为例，美国常年斩获诺贝尔奖的大部分奖项，而中国至今仍斩获有限。在国家创新指数方面，根据2016年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美国位于第1，中国则位于第18位。《中国创新指数综合排名升至第18位》，《光明日报》，2016年6月30日。此外，在全球竞争力方面，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称，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排名第3，中国则排名第28。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2014，　pp.1320.

尽管实力相对衰落，但美国仍有强劲的修复和发展能力，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仍将是无可匹敌的世界老大。奈认为美国世纪将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中期。“约瑟夫·奈：中国崛起终结美国世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313?full=y.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则指出2030年前美国极有可能仍然保持世界第一地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时报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总之，美国的综合实力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都将继续大幅领先中国，中美差距难有实质性缩小。Michael　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3，　2011/2012，　pp.4178.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尽管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短时期内并不具备与美国争夺主导权的能力。

2.　中国并无意愿挑战美国的亚太主导权

首先，中国具有包容性强的政治文化，这是中国不挑战美国亚太主导权的根源。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以和为贵”、“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庸之道”等包容性极强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极少发生对外扩张和侵略。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中国选择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融入者、参与者和建设者，而非颠覆者。《携手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人民日报》，2012年7月8日。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国并无意图在军事上挑战美国，中国仍聚焦于经济发展和获得世界认可这两大主要任务。Zbigniew　Brzezinski，　“Make　Money，　Not　War”，　Foreign　Policy，　No.146，　January/February　2005，　p.46.这样的身份定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使中国不可能挑战美国的主导权，不管是地区主导权还是全球主导权。

其次，包容性强的政治文化在外交上具体体现为中国坚定的不称霸思想和主张。中国不称霸的思想和主张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后经几代领导人的坚定继承与发展，现已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在重要会议、接见外宾、出国访问等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不称霸的思想和主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国永不做超级大国。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指出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91、256、303、178、303页。《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97、491页。这是不称霸政策的基础。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继承和发扬了不称霸思想。早在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演讲时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永不称霸。“1946年4月6日　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8561/79699/5524601.html.1989年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104、158、363、383页。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曾在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表示今后发达起来的中国也永不称霸。“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l；“资料：江泽民在中国十五大上的报告（全文）”，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onggong18da/content4/detail_2012_11/04/18821363_2.shtml.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则在博鳌亚洲论坛等场合强调中国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永不称霸和扩张。“胡锦涛：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http://news.hexun.com/20080412/105188253.html.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如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强调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参见“中国为什么要‘永远不称霸’？”http://www.people.com.cn/n/2013/0131/c3323220390774.html；2015年9月22日在西雅图演讲时习近平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参见“习近平:　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9/7553502.html.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10.html.此外，中国在军事上军费增长较快、军事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但中国始终强调实行防御性军事政策。虽然是一个有核国家，但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政府立刻郑重宣布中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战史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510/16/c_128325373.htm.

再次，中国国家目标的内向性决定了中国并无意愿与美国争夺主导权。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经济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2.html.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以在国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国家的长期奋斗目标。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所言，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仍远落后于美国，因而其政策目标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其目标范围则只能锁定于其所在区域。至少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前，中美可以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　约瑟夫·奈：《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3月11日。换言之，中国致力于在国内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主客观上都不会与美国争夺主导权。

3.　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

冷战结束以来，同盟体系支撑着美国在亚太和全球的主导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美国建立的五对传统双边同盟以及美新准同盟奠定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权以及地区秩序的基础。而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更是拥有50多个传统军事盟友。正是这些盟友撑起了美国冷战以来的霸权和主导权。而中国则在不结盟政策的指导下没有建立一对同盟关系。Yan　Xuetong，　“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November　20，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1/21/opinion/howchinacandefeatamerica.html.中国对不结盟政策的坚持，凸显中国无意与美国争夺亚太主导权。

总之，中国并无意争夺与美国的主导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不称霸不扩张的思想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血脉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因而中国当然也不会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和主导权。此外，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将理性考量通过霸权获取安全收益与谋求霸权所要承担的风险。Jonathan　Kirshner，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1，　2012，　pp.5375.因而从成本收益角度而言，中国也不会与美国争夺亚太霸权和主导权。

二、　对美对华防范层面审慎低调处理

中国发展日新月异，不仅使自身的权力和财富快速扩展，而且引发“人红是非多”的效应，招徕一波接一波的“中国威胁论”的质疑。对此，中国应坚定地以和平发展回应质疑。在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中，中国对美国的对华防范的一面必须利用战略克制和战略耐心审慎低调处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原则也适合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坚持“韬光养晦”，坚持融入地区和全球秩序体系，并帮助修补而非重塑当今体系才是中国的分内之事。无论是对于美国重返东南亚还是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都必须学习如何更好地做好准备，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面对每一个现代社会成员都会受到的批评与指责。李庆四：《中美软实力外交比较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一般而言，迅速崛起的大国都会遭受质疑和阻碍，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更面临各方压力，中国要发扬传统的儒道中庸思想，用耐心和克制回应。

同盟容易导致敌对同盟或者反同盟的出现。美国采取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来应对中国崛起和维护地区主导权，但中国切不可直面其挑战，避免陷入互为敌人、相互冲突的恶性循环。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同盟战略，中国要避其锋芒，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多强调政治上的沟通与交流，强调经济上的合作，避免陷入军事竞争。

总之，面对美国的质疑和防范甚至压制，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要尤为克制。对于地区和国际秩序，中国要积极融入和参与，并热心以参加者的身份尽力帮助改革和完善现有秩序，为地区和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地发展完善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中国应避免挑战美国地区和全球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应理性认识美国的地区存在，并谋求与美国、东南亚地区国家合作，共促地区发展。

三、　对美对华接触层面做出积极反应

在东南亚地区，推动美对华接触的理由有二：一方面，从整体上来说，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相互依赖度前所未有地提升，零和博弈日益减少，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则逐渐成为主流。尤其是对于美中这两个数一数二的大国而言，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不仅是两国自身的需求，也是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共同的殷切期盼。这为美对华采取接触政策提供了大环境。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如果美国在该地区对中国一味排斥，不寻求中国的合作，那么美国很可能无法取得理想收益。美国著名智库报告就将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合作视为美国亚太政策的要害。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政策报告：《亚太构架下的美中关系》，《联合报》，2012年1月12日。这建立在广泛的事实基础上：中美在包括东南亚的广阔亚太地区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传统安全方面，共同维护地区安稳和南海等地区航道的畅通；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合作反恐，合作进行灾害人道主义救援，共同合作援助地区经济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这些方面，美国都少不了要与中国积极接触，谋求合作。中国则需抓住这种机遇，积极应对与美国的合作意向，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要塑造条件谋求与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合作。中国对东盟地区论坛发表反恐声明表示明确支持，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反恐行动表示理解和支持等都是与美国合作姿态的具体体现。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基建合作时也应该将美国拉入其中。这一方面能有效降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理解，另一方面也是中美在东南亚合作的新契机。

四、　增强中美战略互信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关系被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Robert　Kapla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o　China　what　the　Greater　Caribbean　was　to　the　United　States’”，　June　19，　2015，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munkdebates/robertdkaplanthesouthchinaseaistochinawhatthegreatercaribbeanwastotheunitedstates/article25039063/?arc404=true.中美两国间的互信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中美互信赤字见长，中美两国有关机构合作撰写的《中美安全关注调查报告》指出中美之间战略互信度较低；Michael　Swaine，　et　al.，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December　12，　2013，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12/12/u.s.chinasecurityperceptionssurveyfindingsandimplicationspub53820.王缉思和李侃如则在合作撰写的报告中详细指出了中美互不信任的具体问题。Kenneth　Lieberthal，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4，　2012，　pp.739.这些不信任不仅不利于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也不利于全球诸多问题的解决。改善中美关系必须从增强双方战略互信着手。

其一，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新时代发展两国关系的指导理念。近年来中国实力增长迅速。国际关系史的经验显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很可能发生争夺和冲突。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有学者研究显示，自16世纪以来，在15对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案例中，有11对最终走向了战争。Graham　Allison，　“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2013.如果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双方都认同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将塑造两国的态度、行为和政策，并最终使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语言”。Aaron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12;Thomas　Fingar，　“Chinas　Rise:　Contingency，　Constraints，　and　Concerns”,　Survival，　Vol.54，　No.1，　2012，　pp.195204.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冲突在所难免”的信念是导致战争的最主要原因，而非国家崛起本身。当各方都认为战争必定会发生时，军备竞赛就获得了合理性。Joseph　Nye，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February　26，　2013，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anewgreatpowerrelationship.这对中美两国提出了艰巨的挑战，两国要坚信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并非必然和注定的，Thomas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March　11，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两国必须极力避免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大国政治悲剧。要达成这个目标，中美两国必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新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指导理念：应摒弃零和思维，坚信两国可以达到合作互利共赢；要抛弃冷战思维，绝不能搞意识形态和军事同盟对抗；要丢弃傲慢与狭隘思维，在处理双边和多边事务中相互谦虚地学习优点和长处，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和短处。王缉思等：《构建中美战略互信》，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2—13页。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关系，《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时强调：相互尊重扩大合作，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人民日报》，2013年3月15日。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温宪、陈一鸣：《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中美两国减少战略互疑，提升战略互信。李永成：《战略意图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

其二，构建中美意图沟通机制。基辛格指出，美国针对他国从来都是评估其用心或动机，而非其实力。［美］　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86、804页。中国学者朱峰则更直接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评估从以往的意识形态等问题转变为中国的能力和意图问题。朱峰：《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22页。而中美在中国军事发展、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经贸问题等众多问题上对对方的意图不明Kenneth　Lieberthal，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4，　2012，　pp.739.，因而需要建立意图沟通机制，以减少误解。

其三，拓展双方共同利益，构建利益共同体。中美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但这些挑战也给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机遇。中美任何一国都无法单独管理和解决恐怖主义、大规模武器扩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地区热点问题、重大疾病等各种全球问题，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这些问题不仅是中美的共同挑战，也为两国合作协调、共同领导带来了机遇。Robert　Manning，　Principal　Drafter，　“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　Washington，　D.C.:　The　Atlantic　Council，　2012，　http://www.acus.org/files/publicationpdfs/403/Envisioning2030web.pdf.中美两国须在合作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建立利益共同体，为构建战略互信奠定基础。

其四，促进经济、政治相互依赖和军事安全互信进一步深化。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有利于促进中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关系，Thomas　Fingar，　“Chinas　Vision　of　World　Order”，　in　Ashley　Tellis　and　Travis　Tanner，　eds.，　Strategic　Asia　201213:　Chinas　Military　Challenge，　Seattl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2，　pp.343373.是建立中美战略互信的必要条件。然而，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只能对冲突起一定缓和作用。换言之，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是阻止冲突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Michael　Nacht，　“Building　Mutual　Reassurance　in　U.S.China　Relations”，　December　31，　2012，　p.12，　http://www.isn.ethz.ch/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因而，中美两国还需建立军事安全互信，因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建立战略互信的基础。“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第二场正式会晤”，http://www.mod.gov.cn/shouye/201704/08/content_4777634.htm.中美两国应努力建立健全各层次的军事安全对话机制，并务必避免将对话交流流于形式，而是要落到实处，为两国建立军事安全互信奠定制度化基础。王志军：《基于信任理论范式的中美战略互信问题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3期，第55页。

综上，中美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必须加快建立战略互信。中美双边战略互信的提升意味着相互间伤害的减少，David　Gompert　and　Phillip　Saunders，　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同时也为两国在东南亚加强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　加强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安全合作

根据现实主义理论，中美存在结构性权力冲突，在东南亚地区两国的安全竞争也很激烈。然而中美两国都不想陷入与对方的军事冲突中。Bo　Zhiyue，　“Could　the　South　China　Sea　Cause　a　ChianUS　Military　Conflict？”May　27，　2015，http://thediplomat.com/2015/05/couldthesouthchinaseacauseachinausmilitaryconflicy/.这为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提供了重要条件。因而在东南亚地区，中美还是有可能在传统安全方面展开合作的。一方面，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在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主导的安全体系需要中国的认同和支持，美国应努力将中国纳入这种安全体系和安全合作实践中。这既可以消除中国对美国利用东南亚同盟遏制中国的疑虑，又可以推动中国为地区安全承担更多责任，作出更多贡献。James　Dobbins，　et　al.，　“Conflict　with　China: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1，　p.vii.然而，目前美国在积极接纳中国融入地区安全体系方面还做得不够。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东南亚地区存在引发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的第三方因素。李开盛：《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在学者归纳出的引发美中军事冲突的可能因素中，就包含了南海或东南亚冲突因素等由第三方引发的冲突因素。James　Dobbins，　et　al.，　“Conflict　with　China: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1，　pp.25.而且，奥巴马政府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利用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平衡中国，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奥巴马政府由不选边到积极介入，热情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导致在奥巴马任期内，菲律宾与越南都曾与中国因南海争端而发生过紧张局势。在南海争端中，菲律宾和越南成为引发中美结构性冲突的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在该地区的互动中，虽第三方因素的存在对互动带来了巨大挑战，但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美的共同利益，因而共同管控第三方因素也给中美在该地区加强传统安全合作带来了机遇。首先，中美之间应建立必须保持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识。鉴于深入介入南海问题、支持作为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的南海主权声索国已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朱锋：《南海主权争议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益博弈——以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为例》，载《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第5页。美国已是南海争端中极为重要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要解决南海争端及维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离不开美国的参与。因而，中美间达成保持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识是必要的。其次，中美以及第三方需合作建立冲突管控机制。在中美爆发直接结构性冲突可能性下降的情况下，当前南海局势的起伏不定警醒我们，中美之间因第三方引发的间接性结构冲突的可能性反而有所提高，因而建立冲突管控机制就变得迫切和尤为重要。

此外，中美需在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机制内加强对解决地区其他传统安全问题的交流与合作。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中美需借助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共同合作解决东南亚的传统安全问题。在这一方面，中美合作已有先例：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及东帝汶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等。在东南亚地区，还有诸如缅甸、柬埔寨问题等传统安全问题，未来中美要加强在这些安全问题上的合作，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外长扩大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扩大交流，将这些地区安全问题纳入多边机制中来，开展预防性外交，以防止此类安全问题再度发生，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也维护中美两国的利益。第二，中美需借助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共同合作推动解决亚太其他地区的传统安全问题。这主要是指朝核问题。美国日益将东盟地区论坛等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机制视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平台，中国应利用参与地区多边机制的机会积极协商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传统安全问题。

六、　推动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战略互动与协调性合作

如前所述，如果说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安全领域还存在潜在合作空间，那么，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合作则潜力更大。东南亚地区是中美两国展示软实力魅力外交少有的典型地区之一，两国展示软实力外交的方式各异。长期以来，东南亚国家视美国为安全依托，因此，美国在当地的军事软实力得以快速增长。

而地理临近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往来为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提供了良好条件，东南亚地区也成为中国影响力辐射的重要地区之一。对中国而言，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主要体现为经济和文化软实力。在经济软实力方面，中国凭借庞大的贸易、投资以及援助等方式，使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产生高度依赖。在文化软实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东南亚地区影响深远。总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外交有效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密切了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也提升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使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将其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的意图逐渐削弱。“中国静悄悄走向超级大国”，　http://www.5seecn.com/world/2005/9436.html.

然而，整体而言，中美两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和影响力仍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仍然远远落后于后者，尤其是在军事软实力方面。中国在该地区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实施外交、文化、军事以及社会方面的软实力，以增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和支持，进而提升中国的地区信誉。Christopher　Whitney，　David　Shambaugh，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nd　the　East　Asia　Institute，　June，　2009.

如果说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竞争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那么近年来，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竞争则是和平互利的，中国在提升自身软实力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而在注重军事和安全的美国东南亚外交政策不断受挫的情况下，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路径为美国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模式，中美在东南亚的正反馈正在形成。张雨涵：《冷战后美国的东南亚战略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第37页。

众多分析家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观点达成高度一致，他们将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视为中国重要的软实力基础。Lee　Kuan　Yew，　“Chinas　SoftPower　Success”，　Forbes，　June　18，　2007.而美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则是其综合运用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的结果。实际上，中美两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发展态势是由各自政策和行为引发的客观效应，是平行竞争导致的自然结果。不存在中国软实力上升是以美国软实力下降为代价。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东南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是两国软实力合作的出发点，也是合作的目的。两国在促进东南亚经济发展、维护地区稳定、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都存在合作的机会。从共赢的观念思考，建立中、美和东盟三方合作机制以解决跨国威胁和地区发展的问题，可以拓宽中美的合作领域，增进相互信任。

总之，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有相同的利益，在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美需要把相互依赖的关系变为相互依赖的战略——共同的经济发展、高度的政治合作与相互支持和协调的安全政策。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既有单独行动的需求，也有寻求合作的动机。中国则在该地区谋求非排他性的战略利益，承认美国在东南亚的力量存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特别是不能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南海主权问题。同时美国应该接受中国发展带来的利益空间的扩展。融合型东南亚秩序，而不是对抗性和竞争性的东南亚秩序是中美两国的福祉，也是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愿景。

随着威胁来源的多元化，作为威胁应对工具的同盟，其功能也随之趋于多样化。从应对传统威胁，到应对非传统威胁；从应对主权国家及其集团，到应对灾害、恐怖主义，等等，同盟功能的图谱也在日益丰富，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运用软实力时，要将软实力的发挥与地区问题或威胁的解决密切联系，寻找与美国共同合作的契机。因此，中国应因势利导，积极参与到应对多元威胁的努力之中，在此过程中寻找和调试多元的共同利益，不仅加强与美国在该地区软实力方面的合作，并且耗散美国重返东南亚同盟战略的对中国的对抗性功能。

第四节加大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

中国是一个面积辽阔的亚太国家，亚太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是以亚太作为落脚点。亚太地区已成为并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位置。因而，中国外交的中心和重心也应是亚太地区。朱志群：《美国“战略再平衡”与中国外交》，载《美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28—29页。中国不称霸，但作为亚洲强国，又有地理上的优势，中国应聚焦亚太地区，寻求稳定的周边环境。亚太安，则中国安，亚太繁荣，则中国繁荣。东南亚是亚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沟通中国与南亚印度洋以及大洋洲的中转站。东南亚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权益受到东南亚部分南海主权声索国的掣肘；该地区也有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海上交通要道；该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产、渔业资源事关中国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业；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专心经济建设的保障；该地区也是美国对中国实行“岛链封锁”的重要一环。再加上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交往源远流长，历史上以中国为主导而构建的和平的地区秩序曾长期存在并影响深远。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打破了东南亚地区传统的和平秩序，中国也沦落到半殖民地境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迅速，对东南亚地区的辐射和影响日强，同样，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反作用力也随之日益增大。更重要的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是以东南亚地区为平台的，未来这一地区将继续成为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政策的重要舞台。因而，中国需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以及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以应对美国的同盟战略。

一、　为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提供公共产品

（一）　积极维护地区安全，为东南亚各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首先，维护东南亚的地区安全，中国可以从非传统领域着手，积极为东南亚各国提供非传统安全公共产品，为维护安全的地区秩序尽一份力。近年来，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海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走私贩毒、武器扩散等问题日益严重。东南亚地区海域和热带雨林面积广阔，为各种犯罪分子提供了藏匿空间，使上述问题易溢出国界，具有跨国性。同时，东南亚国家大多军事实力欠佳，单个国家根本无力应付这些问题，因此，东南亚国家团结一致以及与其他大国合作，共同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成为其最优之选。张艳军：《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第16期。近年来，中国抓住机遇，在与东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首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4日。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其次，在实践方面，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方面，中国与东盟积极合作。如中国对东盟国家援助资金和武器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对受灾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等。对马六甲海峡及其周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海峡重要使用国之一的中国，始终对其保持高度重视，并积极提倡维护海峡安稳，积极推动马六甲海峡周边三国在打击海盗和反恐方面的工作，并为它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国为东南亚地区提供更多的非传统安全公共产品可以带来双重好处：其一，中国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维护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其二，为东南亚地区各国带来更好、更多的非传统安全公共产品，一定程度上降低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其次，中国需在东南亚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中多尽一份力。东南亚地区存在南海问题、缅甸问题等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地区安全。中国需在这些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中多承担责任，多尽一份力。在南海问题上，中国须保持承诺不首先使用武力及努力追求以和平协商来解决分歧，维持南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在缅甸问题等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上，中国需发挥更大作用，促进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最大限度地为谋求地区和平与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地区安全层次，中国的政策是加大参与力度，承担更多的单边、双边与多边的义务，在地区危机的解决中扮演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为东南亚地区提供更多的传统安全公共产品。

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新的挑战；再加上东南亚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变化与调整，传统安全问题仍然占据各国安全的重要位置。可以说，目前东南亚地区正处于非传统安全因素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时期。因而，中国要积极承担责任和义务，力争为构建安稳、繁荣的地区安全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为东南亚地区提供更多、更好的安全公共产品。

（二）　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为东南亚地区提供经济公共产品

其一，强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合作，推动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东盟各国都是“出口型经济体”，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外需减弱，导致“出口导向型”的东南亚国家经济遭受巨大连带打击，经济进入波动期。泰国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出口猛降26.5%，全年经济下降4.3%。菲律宾2011年的经济增长跌入近年来的低谷，而2012年的经济增长则只能依靠政府支出和国内消费的拉动，以降低西方需求大幅减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陆建人：《20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载《创新》，2011年第4期，第6页。东盟人均GDP最高的新加坡则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一轮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经济再次展现了其活力和吸引力，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He　Liu　and　Wang　Jingzhong，　“　China　Takes　Leading　Role　in　Global　Recovery:　Asia　Pacific　Business　Leaders”，　November　15，　2009，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3/6813259.html.2011年11月，世界两大巨头咨询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消费者对国外产品的兴趣和偏好拯救了这些产地的经济，成为推动经济繁荣的动力。John　Berthelsen，　“Will　Chinese　Consumers　Come　to　the　Wests　Rescue?”Global　Asia，　Vol.6，　No.4，　Winter　2011，　p.25.一言以蔽之，从生产、投资到消费，全球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少不了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Roundtable，　“Chinas　Surround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China　Review，　March　2011，　pp.5367.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和利益，东南亚地区可以优先分享。特别是在欧美经济衰退、自顾不暇之时，中国又一次在金融危机中帮助东南亚国家恢复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同年双方贸易额创新高，同比上涨近38%。朱耀顺、孙康、丁红卫：《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研究》，载《经济问题探索》，2011年第6期，第148页。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有效降低了东南亚国家因欧美出口减少而产生的经济冲击。中国与东盟在经济与贸易上有着相当大的互补性。中国在电子及机械产品、服装及纺织品上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在对东盟相对落后的成员国如缅甸、老挝、越南以及柬埔寨等出口上具有很大的潜力。而东南亚各国丰富的矿物产品、林业资源产品在中国也有很大的需求。尤其是中国—东盟自贸区于2010年正式建成之后，东盟从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就投资而言，中国对东盟投资从2003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30亿美元，七年间超过13倍樊莹：《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50页。的飞速增长为双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在贸易领域，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至2011年已达3628.5亿美元，20年间年均增长率超过20%。2012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超过4000亿美元，为2002年的7倍多。中国继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2012年中国东盟贸易额突破4千亿美元　是2002年的7.3倍”，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723/c100422292436.html.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贸易、投资的增多是中国为该地区提供经济公共产品的重要体现。此外，中国与绝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对这些国家具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中国大力推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并与当地国家合作，结合当地实际，帮助他们探索出适合各自国家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是中国为该地区提供经济公共产品的体现。

其二，在东南亚地区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利用亚投行推动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中，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存在数万亿美元的巨大需求，中国应抓住机遇，在东南亚国家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利用亚投行推进东南亚国家改善基础设施。这不仅能使东南亚国家政府受益，也使东南亚国家的普通民众成为最大的受惠者。此外，中国在东南亚具体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还应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扩大东南亚国家民众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受益面。卢光盛：《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关系》，载《创新》，2011年第3期。换言之，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不仅要对当地国家和政府有利，而且也必须直接有利于东南亚地区人民。

二、　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

与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如火如荼的军事合作相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还非常落后，仅处于起步阶段。以与中国军事合作最好的泰国为例，中泰两国军事演习的数量和质量与美泰演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就数量而言，美泰两国演习年均超过40次；在演习规模上，两国演习规模日益提升，演习时间长，双方参演兵力多达万名以上，还出动各种飞机、舰艇等参与演习。中泰联合军事演习自2005年至今才寥寥数次，且投入力量较少，历时也较短。2005年的中泰联合搜救演习历时短短3小时就宣告结束，这与美泰联合演习动辄持续十多天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福田保、邵鸣：《美国和中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比较：权力转移与军事合作平衡》，载《南洋资料译丛》，2012第４期。因此，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是中国东南亚政策的重点内容。具体包括：一增加军事演习；二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的武器销售；三与东南亚国家军事人员展开交流、培训等；四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的军事援助，包括武器和资金援助等；五建立和巩固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和军事合作机制。

强化与东盟各国军事合作对中国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中国可借此机会向东盟国家展示中国和平的军事意愿以及防御性的军事战略，降低并消解“中国军事威胁论”；另一方面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向东南亚国家表明中国有能力和意愿为该地区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产品。如此，中国一定能处理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容应对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对中国的牵制和平衡。

第五节加大与东盟整体的合作

毫无疑问，东盟是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组织。同时，作为奥巴马政府的战略伙伴之一，东盟在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中作用和地位也不容小觑。而且在中国国际战略环境中，东盟的影响也极为关键：一是美国在实践重返东南亚过程中加大与东盟合作的发展趋势对东盟对华关系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影响，如何趋利避害地应对已成为中国对东盟关系的重要考验；二是东盟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有意愿继续领导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主张，要求中国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与东盟关系；三是东盟地区的政局稳定、经济增长、对华友好直接影响着中国周边安全、对外发展，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深化与东盟的合作是我周边外交政策的重点，中国不仅要采取切实有效、系统协调的积极行动推动双方合作，促进双方的利益融合，Lee　Kuan　Yew，　“Chinas　SoftPower　Success”，　Forbes，　June　18，　2007.还应采取集预见性、积极性、协调性、务实性为一体的全方位的对东盟合作行动。许宁宁：《中国与东盟关系现状、趋势、对策》，载《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3期。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与东盟的政治互信；强化双方经济合作；支持构建东盟安全共同体。

一、　加强与东盟的政治互信

周边国家往往是一国获得信任的重要区域，也是一国国际信任传播的起始点。因而，东盟的信任是中国获得国际社会信任的基础。王日华：《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中国、东盟的互信不仅有利于中国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而且也有利于推动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局势的维持；Bruce　Stokes，　“Asias　view　of　Chinamostly　wary，　but　Japan　most　of　all”，　August　5，　2013，　http://www.pewglobal.org/2013/08/05/asiasviewofchinamostlywarybutjapanmostofall/.不仅有利于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因此，中国应继续完善与东盟的政治对话机制，强化中国、东盟的政治互信。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多年来，双方政治关系经历了从“磋商伙伴”到“对话伙伴”再到“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发展，并最终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熊红明：《中国和东盟：不断磨合差异寻求共同发展》，载《广西经济》，2011年第11期，第11页。双方建立的具体的政治对话机制包括：领导人会议、十一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五个工作层对话合作机制。许宁宁：《中国与东盟关系现状、趋势、对策》，载《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3期，第52页。中国应继续努力将双方政治对话机制推向更深层次发展，增加互信。此外，双方还应以维护东盟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为目标，在国际事务中积极配合。特别是要努力完善“10+3”机制，将“10+3”打造成为东亚一体化合作的唯一载体。

此外，中国在发展和巩固与东盟的政治互信时，还应该处理好南海争端问题，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强化与东盟的民间交流等。陈瑶：《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现状、问题与模式选择》，载《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第39页。

二、　强化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作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引擎作用日益明显。东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增长最强劲的区域经济联合体，经济发展潜力惊人。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强化是发展中经济体合作的榜样，也是双方继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双方共同不懈努力的目标。此外，对中国而言，通过开放经济，让地区国家共享发展和增长红利，是加强双方伙伴关系的良好机遇。因而中国应强化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特别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是双方经济合作的重大里程碑。中国—东盟自贸区虽正式成立，但其相关机制发展完善仍需时日，有大量的合作尚需务实细化，如需积极打造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加快双方互联互通、处理好开放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等的关系。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中国—东盟自贸区相关机制：

其一，丰富完善中国—东盟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框架内容。中国与东盟2002年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的《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此后数年中，中国与东盟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等相关问题先后达成了不同协议，且这些协议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补充，为完善自贸区的机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东盟未来的经济合作中，双方必须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继续完善自贸协议框架内容，为推动双方经济合作提供法制保障。

其二，进一步提升进出口贸易额。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有较快增长，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目前，东盟仍不是中国的首要贸易伙伴；对中国而言，作为近邻的东盟，其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原料产地的优势还未完全发挥，双方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其三，加大对东盟的投资力度，扩大投资范围。相比其他大国，中国—东盟的相互投资起步较晚，整体而言还有巨大提升空间。以2011年为例，当年美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已达1595亿美元，东盟在美国也有246亿美元的投资。ASEAN，　“External　Trade　Statistics”，　August　14，　2012，　http://www.asean.org/news/item/externaltradestatistics.而当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仅为29.08亿美元，东盟对华投资也仅为45.5亿美元。至次年6月止，中国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还不足930亿美元。这与美国、东盟间的投资不可同日而语。“商务部：中国在东盟投资额已达188亿美元”，http://jingji.cntv.cn/20120810/108618.shtml.整体而言，中国、东盟间的投资还处于较低水平，投资范围也有赖继续扩大。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地点，中国应在东南亚地区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利用亚投行加大对东盟的投资力度，扩展投资范围，以推动双方经济合作。

其四，加大中国西南地区省市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接壤，具备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地缘优势。因此，推动中国西南地区省市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是促进双方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此外，这种合作还可推广到其他各省市区，尤其是南方省市。

其五，在能源领域提升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且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所需其他能源也大部分依赖进口。东盟国家能源资源丰富，海上东南亚国家中的文莱、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是重要的油气出口国，新加坡则是世界主要的炼油中心和石油贸易中心之一；陆上东南亚国家中，越南是东盟国家中第二大石油储量国，泰国、缅甸则油气潜力大。而且东盟国家距离中国近，能源运输相对有保障。中国能源需求巨大，且有丰富的油气勘探开采经验和技术。因此，中国与东盟能源战略互补性强，能源合作应成为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名单上的重头戏，主要内容包括：完善能源合作机制；拓展能源合作领域；在南海合作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共同维护马六甲海峡、南海等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合作建设新的能源运输通道等。

三、　积极推动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安全共同体

包含东盟经济、安全以及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东盟共同体虽然已于2015年12月31日宣布正式成立，但东盟安全共同体仍面临诸多挑战，因而其发展完善仍将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对于东盟安全体构建面临的具体问题，学界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使东盟安全共同体进展缓慢的原因有如下：其一，各国间差异大。东南亚是世界上最具差异性的地区，各国之间在政治体制、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程度等领域差异都很大。更有学者指出，东盟包括十个国家，涵盖五亿人口，如此庞大的体量对统一价值观的形成构成巨大挑战。Donald　Emmerson，　“Security，　Community，　and　Democracy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ASEA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　No.2，　2006，　p.173.其二，东盟运作方式缺乏威慑力。东盟安全共同体的运作借助其独特的“东盟方式”展开，使东盟安全共同体区别于传统的、规范的安全共同体。然而，以追求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为主要内容的“东盟方式”缺乏传统安全共同体所拥有的集体安全模式和军事一体化的运作机制，Jurgen　Hacke，　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3，　p.1.因而其运作缺乏威慑力和强制性，运作效能有限。还有学者从安全共同体的主要框架规范、制度、认同的角度，认为东盟安全共同体由于缺乏主导性国家而面临着规范难建立、制度难生成以及国家间集体认同单薄的问题。郭琼、陈一一：《主导性国家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载《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5期。虽然角度不同，但学界对东盟全共同体存在各种问题却有着统一认识。因而需要一个受到共同体内各国认同的主导性国家来主持应对这些问题。主导性国家应符合以下几个标准：具有相对强大的综合实力；获得潜在主导性国家及安全共同体内他国的认同；获得安全共同体外大国的认同。郭琼、陈一一：《主导性国家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载《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5期。就国家综合实力而言，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位列东南亚地区前三名，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越南实力上升也较快，这些国家都是潜在的主导性国家。其中，印尼的优势又大于其他三国。但东盟成员国内部差异大，相互认同度低，谁也不服谁的领导。因此，东盟成员国都难以胜任主导国家。而美国因不是域内国家，且美国只是将东盟视为维护其地区利益的工具，难以获得所有东盟成员国的认同，且美国的长期介入必将对东盟安全共同体构建产生致命影响。郭琼、陈一一：《主导性国家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载《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5期，第57页。

在国际关系中，安全永远是稀缺品。随着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任何一国都难以凭一国之力维护自身安全。因此，谋求合作安全或共同安全是当今各国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必由之路，尽早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应是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努力的目标。长久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东亚地区始终缺少一个像欧盟那样深入发展的一体化组织。为加强中国的周边安全，也为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更为了有效应对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所导致的东亚安全形势的复杂甚至恶化，中国应积极推动建立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安全共同体。该安全共同体是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主体、以“东盟安全共同体”为领导核心的地区安全框架。该安全共同体与历史上和现阶段已有的传统安全共同体有很大差别，主要体现在其成员不仅包括区域内国家，也包括域外大国，且它并非军事排他集团，缺乏具体的国家针对对象，仅仅只是针对某些安全问题。Hugh　De　Santis，　“The　Dragon　and　the　Tigers:　China　and　Asian　Regionalism”，　World　Policy　Journal，　No.2，　2005.东盟是东亚安全合作方面的佼佼者，其自身内涵丰富的东盟共同体已正式建成，不仅标志着东盟有长期安全合作的历史经验，而且体现出其在主导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和意愿。对中国而言，在多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中应以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中国要维护自身利益，便更需坚定支持东盟在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发挥主导和中心地位。中国要坚定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以及安全合作方面保持中心地位，要坚定维护“东盟+”的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模式，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地区认同的东亚安全共同体。

第六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拉拢中国的周边大国，将它们纳入美国的亚太同盟框架中共同制衡中国，因而中国亟须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合理应对。在探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周边大国环境的复杂性。

一、　中国周边大国环境的复杂性

大国历来都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角，大国的兴衰荣辱和大国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谱写了国际关系史的主要脉络。大国关系不仅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否以及秩序的塑造。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期，大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决定着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前途。

中国背靠欧亚大陆，面朝太平洋，面临着最为复杂的大国周边环境：周边大国数量多以及周边热点问题多。中国周边每个地缘方向都分布有大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大国都有过领土纷争，而且有部分领土纷争至今悬而未决，成为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定时炸弹。整体而言，周边大国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都存在激烈竞争，中国的周边大国关系充满挑战。就热点问题而言，中国周边就有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克什米尔问题等。这些热点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中国周边大国有莫大关联。由于东亚地区缺少安全合作机制，因而大国磋商和协调是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关键。有学者认为，不论环境和形势如何变化，大国关系仍将是未来长期影响东亚安全形势的关键变量。尽管大国之间关系变幻莫测，但都趋向于维持基本的均势平衡，正是这种均势平衡构建了东亚的和平与安稳。牛军：《东亚安全的出路何在》，《环球时报》，2003年12月26日。此外，随着全球权力中心转移，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近年来逐渐成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重镇，各种利益在此交汇和重叠，使该地区不仅成为新一轮大国竞争和博弈的主要平台，也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重要舞台。

在中国地缘环境非常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在尊重地缘政治利益倍增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与大国的合作。简言之，地缘政治利益倍增规律是指两个邻国如若和平相处，则两国收益将因地缘临近而翻倍；反之，若敌对，则灾难也将翻倍。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0页。在中国不断和平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但同时与大国的共同利益也日趋增多。因此，在地缘政治利益倍增规律指导下，中国应避免历史上大国之间必然的冲突与对抗逻辑，寻求合作，获得收益。寻求大国之间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举措。

二、　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措施

为应对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和复杂的周边大国环境，中国必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削弱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带来的不利影响和维护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十八大报告（全文）”，http://news.china.com.cn/politics/201211/20/content_27165856.htm.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构架。“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5.html.具体而言中国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拓展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建立大国利益共同体。如果说仅仅维护各个国家各自的利益很可能将国家引向竞争，那么拓展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则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合作。这为大国拓展共同利益提供了基础。在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地缘战略价值重要的亚太地区，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亚太大国最大的共同利益。近年来，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发之地，不仅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造成严重损害，而且也损害了区内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利益。因此，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地区提供安全共同产品是亚太大国之间最为重要的共同利益。中国需要与亚太各大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框架内拓展地区共同利益，积极合作，为地区提供更多、更好的安全公共产品，为建构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基础。

第二，建立大国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大国之间不仅要处理相互之间的互动，还需处理地区和全球问题，因而大国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中国要与其他大国建立和完善相互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多层次的沟通协调机制，对处理大国本身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提供有效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应与其他大国建立处理重大热点问题和突发问题的协调机制。亚太地区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多，且这些问题几乎都涉及相关大国，因此中国应与相关大国建立相应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功能性协调机制，管控和管理这些地区热点和敏感问题，以防止中国与其他大国因第三方因素而卷入冲突之中。亚太地区是大国利益汇集之地，建设亚太地区大国沟通协调机制，是中国与各大国的共同义务和历史责任，不仅对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利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

第三，加深与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与大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安全等各领域的相互依赖有利于推动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合作。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逐渐成为其他大国的第一大进出口市场或投资来源国。中国与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不仅能有效抑制对方采取对抗和冲突行为，且降低对抗的程度，对走向失控和恶化的竞争起到缓冲作用，David　Shambaugh，　“Prospects　for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March　7，　2013，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prospectsfor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hip.还能强化两者之间进行合作的基础核心和内在动力。一言以蔽之，中国加深与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有利于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第七节在应对南海问题上“软硬兼施”

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的重要抓手，不仅如此，南海问题还是影响中国与东盟以及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要变量，需要妥善处理。中国需机智灵活，做足软硬两手准备，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方针，另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外来势力插手，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与扩大化。

一、　运用“软制衡”缓解南海紧张局势

（一）　加强与南海声索国沟通交流，将南海争端维持在和平协商范畴内

和平、友善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互谅互让、友好协商是中华民族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对于南海问题，中国政府主张与各个南海声索国通过和平协商的对话方式解决。不管是双边沟通还是多边谈判，中国都积极主张和平协商的方式——这是中国政府不断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旨在将南海问题控制在和平的框架内。鉴于南海其他声索国抱团趋势日益明显以及东盟在南海争端中重要作用日益显现，中国政府在坚守和平协商原则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地提出解决南海争端的双轨思路：一方面，继续坚持与南海声索国践行和平协商；另一方面，非但不排斥东盟参与南海问题，反而主动将维护南海安稳的部分责任分担给东盟。“中国首次提出‘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具有开创性意义”，http://gb.cri.cn/42071/2014/08/13/5931s4652099.htm.而这种双轨思路的核心也是和平协商。总之，在南海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和彻底解决的情况下，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维持南海局势稳定不失为权宜之计。

（二）　资源开发先行

南海地区蕴藏丰富的油气等能源资源、各种鱼类等渔业资源。在南海周边国家大肆开采、利用南海资源的形势下，中国对南海的资源开发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起步晚、技术落后的特点。因此，我国应加快开发利用南海资源。其一，开发利用南海油气资源需快马加鞭。南海有着令周边各国垂涎三尺的丰富油气资源，这也是南海争端长期悬而未决的根源。一直以来，由于对深海油气开发研究的投入薄弱，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深海油气开发技术和设备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油气开发还主要集中在陆上和近海。随着周边各国对南海油气资源的侵占及开发持续升温，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和石油资源净进口国，必须加快对南海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油气资源需求亦受影响，但同时也使深海油气开发工程及相应的装备研制成本下降，我们应抓住机遇，以该深海海域的条件和工程对象需求为牵引，制定和加强系统性研究的近、中、远期规划。尽快推动落实南海深海油气开发的现实需求，振兴我深海油气开采事业。一方面，既要鼓励中石油等大型国有企业积极进军南海油气开发，又要鼓励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大胆开采南海油气资源。另一方面，在南海争议海域采取共同开发原则，与南海周边国家企业以及发达国家的跨国能源企业合作开发南海油气资源。张礼祥：《南海能源安全问题及其战略选择》，载《理论导刊》，2012年第3期。其二，强化利用渔业资源力度。中国应鼓励渔民到南海地区进行捕捞作业，设置渔场、网箱等，同时，海警船、海监船只要同行进行护航。

（三）　设置和强化专门机构统管南海事务

一方面，中国需在南海地区设立完善的行政机构，以加强对南海的行政管理。增加已经在中国管辖范围内的南海海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明确并加强对这些海域的行政管理，并进一步提升对南海海域的综合利用与开发，是在新形势下捍卫我南海主权的必然之举。中国在这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2012年，我国成立三沙市，自此，西沙、南沙以及中沙三群岛及其海域有了具体行政归属。这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进行有效管理的尝试。未来，中国应在南海地区设立完整的市、区、县、乡各级行政单位，并委派国家行政人员进行管理，加强在南海地区的行政存在。罗援：《解决南海问题的几点思考》，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1期，第31页。

另一方面，建立专门中央机构，统筹处理南海问题。杨毅：《周边环境困局与安全政策悖论》，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1期，第30页。在应对南海问题上，中国现有的渔政、海监、海事、海警等部门等协同度低，缺乏专门机构有效协调统筹。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对这些部门进行整合，设置专门机构统管南海事务。而且，鉴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国际性，仅仅是外交部和相关海事部门已不足以合适地处理，因此，中国应成立中央统一领导机构，协调统筹各部门力量，一致应对南海问题。

（四）　加强中国南海话语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强调要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4日。这给维护中国南海权益提供了新启示和新路径，即中国必须加强南海话语体系建设。这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方面，中国拥有对南海无可争辩的主权是具有法理依据的。中国应在国际上对此大力宣扬和传播，凭借融通中外的新表述，讲好南海故事，传播好南海“主权属我”的中国声音，增强中国南海国际话语权，为中国赢得舆论优势。另一方面，中国致力于采用和平的方式谋求南海问题的解决。因此，中国在国际传播中要着重强调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和合作之海的中国理念，释放中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善意和诚意，强化南海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以引导南海舆论向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再一方面，中国还应塑造法律话语权，引导南海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对中国维护南海合理、合法权益产生认同。张青磊：《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动因与解决路径》，载《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21页。

二、　运用“硬制衡”护持南海主权

虽说和平协商是中国在处理南海争端中所坚守的原则，然而这并非等于软弱，如果单纯的和平外交方式不能解决问题，适度的显示实力也是必要的。通过国家军事力量的威慑作用，使南海声索国意识到，中国随时准备武力惩治破坏和平的国家。因此，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南海主权争端中，中国也必须充分运用“硬制衡”手段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一）　尽快提高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实力是维护南海主权的关键

中国作为南海周边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却遭受南海周边小国关于南海主权争端的挑衅及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强力干涉，造成这种态势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军事实力不强，维权力度不够。近代以来，中国百年受辱的历史深深烙印于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血与泪的残酷教会中华儿女，只有强大的国防才能保护国家不受人宰割！

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以及中国经济规模的发展，进口能源、原材料，出口产品的海上通道，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中国目前的海军力量远远无法应对外来威胁和满足国家的安全需求，建立强大海军迫在眉睫。一方面，一支强大的海军能够有效慑止其他国家对中国海洋权益的不法侵害，有助于解决海洋领土纠纷，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另一方面，一支强大的海军能够为海上交通运输线畅通提供有效保障，有助于拓展中国海洋利益，维护中国和平发展权利。因此，中国需要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提升军事训练，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现实需要，可以考虑建造航空母舰群。目前中国是大国中航母力量最弱的国家。直到2011年8月，中国才正式成为有航母的国家，而中国的航母编队成形更是遥遥无期。建造航母是大国的象征，也是中国几代海军人的梦想，更是维护中国海上利益的必然要求，因此，中国很有必要建造航母。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利益、国际冲突等概念都是以国家间的物质互动，特别是军事力量的竞争为基础的。试想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拥有12艘航空母舰，那么至少某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蚕食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漫长的海岸线使中国成为一个海陆型国家，中国要保护广阔的海洋领土以及维护海上生命线的安全、维护海外利益，亟须构建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强大远洋海军。侯晓敏：《新一轮南中国海争端问题的起因及其解决思路》，安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第24页。此外，虽然中国强调实行防御性的军事战略，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利益的扩大，要求强大的军事做保障。换言之，中国需要发展与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军事能力。因而，中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9.html.提升安全自给能力。军事力量的提升才能使中国在外力侵略、威胁和干涉中保持独立。中国军事自强才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占据有利地位。黄小勤：《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及中国的对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位论文，2001年，第66页。

（二）　在南海保持适度军事存在

在南海局势日益复杂化、国际化的形势下，在南海地区保持适度军事存在是维护中国南海权益的必要条件。中国在南海地区保持适度军事存在可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第一，调用海警、海监、渔政以及其他相关军事力量保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正常施工作业，包括渔业作业、深海油气开发等。第二，在中国实际拥有主权的南海岛屿岛礁上修建后勤保障设施以及派遣相关力量轮流驻守。第三，派遣军事或非军事力量定期巡航南海区域，以保持南海航道的安全和畅通。第四，在南海区域进行以反恐、海上救援等为目的的军事演习。

总之，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应对南海争端的思想准备，而且需双管齐下，做好软硬两手准备。在软的方面，在国内完善各项机制，巩固对三沙市的行政管辖；在国际上继续构建、传播有利于我方的南海话语权；同时加快利用南海油气资源步伐。在硬的方面，积极构建护持南海主权所需的各项军事力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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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

214.　萨本望：《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载《和平与发展》，2002年第4期。

215.　王路：《大国竞相拓展与东盟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

216.　陈奕平：《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分析》，载《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6期。

217.　黄莺：《“9·11”事件后的菲美军事关系》，载《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5期。

三、　学位论文

1.　费昭珣：《同盟理论视角下的美国与东南亚军事关系》，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

2.　邵君昱：《美国21世纪“重返”东南亚的安全战略分析》，国防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

3.　王肖亮：《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体系、结构与效能》，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06年。

4.　张雨涵：《冷战后美国的东南亚战略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

5.　赵鹏：《“9·11”之后的泰美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

6.　毛吉康：《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研究——兼论中国的对策》，山东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

7.　赵嵘：《美国联盟战略研究》，武汉大学学位论文，2003年。

8.　汪伟民：《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以美日、美韩联盟研究为例》，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5年。

9.　付瑞红：《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1989—2008）》，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论文，2010年。

10.　王兰：《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解析》，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

11.　侯晓敏：《新一轮南中国海争端问题的起因及其解决思路》，安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

12.　黄小勤：《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及中国的对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位论文，2001年。

13.　翟航宇：《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浙江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

14.　吴永刚：《“民主化”缅甸：奥巴马政府缅甸政策》，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3年。

15.　顾园园：《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公共外交》，辽宁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

16.　杨雪梅：《关于重新升温的美菲同盟关系之研究》，南京大学学位论文，2013年。

17.　董立彬：《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

18.　曲道恩：《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地缘战略研究》，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4年。

19.　程鹏翔：《同盟拓展：21世纪初美澳同盟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20.　林宗汉：《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1991—2004》，台湾中山大学学位论文，2005年。

四、　外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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