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高卢的雄鸡　: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研究　/　朱进东,

陈亚丽著.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1

（东华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系列丛书　/　朱进东主

编）

ISBN9787305187599Ⅰ.　①高…　Ⅱ.　①陈…　Ⅲ.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思想史-研究　Ⅳ.　①A811.6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2863号出版发行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汉口路２２号邮编210093

出版人金鑫荣丛书名东华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系列丛书

书名高卢的雄鸡: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研究

著者朱进东陈亚丽

责任编辑张婧妤编辑热线02583686596照排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652×9601／16印张　175字数　220　千

版次2017年11月第1版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18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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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沉思

（代总序）朱进东朱进东，哲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美国埃默里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国家级精品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核心主讲人。著有《马克思和蒲鲁东》、《黑格尔哲学译述集》、《〈大纲〉研究》、《政治传播学》、《自选集之我学故我在》。译著有《黑格尔》、《20世纪思想史》、《黑格尔传》、《理性的主张》、《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人际传播新论》、《杜威全集卷一》、《欲望与利益》、《先锋派散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有着经济上的性质。当前不能仅仅去数世界上还存在多少社会主义国家，而更重要的是要正视实际发生着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自马克思等人创立第一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和国际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现实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五国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自2006年第五国际（无产阶级联盟）或第五国际联盟的面世，针对帝国主义在全球统治造成的种种灾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对全球资本主义做毫不妥协的斗争；主张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主张保护生态环境。不管第五国际联盟是不是举着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其内容实质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而当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握有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话语权。历史上几个时间节点带给人们启迪。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同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1910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1640年发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16年清王朝建立。16世纪欧洲盛行文艺复兴运动，1919年中国才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类无法使历史言说，而历史自身却在言说。人类究竟应该在历史深处看到什么呢？有些东西确实是用血与火写进人类编年史的，纵使历史中夹杂着谎言，但谎言终究无法完全代表历史。对于某些现象，首先要认同它们是历史的，而后才可对它们加以解析。德意志大哲人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应该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也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上面对比历史上的具体时间，意在表明我们的国家虽然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国情，皆不是发展得慢或贻误发展战略机遇的理由。我们眼下应该参与和利用好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革命。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者，还是打着人权幌子干预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他们谅必不可能看不到，从1921到2013年这近百年间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用了不到3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用了64年（到2013年）时间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是自1978年以来的事情，中国人只用了30多年就走完了别人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稳步前进不等于保守徘徊，国家事业越向高端发展，越要尽量避免犯急性病，越要准备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虽知“高处不胜寒”，却也要勇于登攀。当今的中华民族是理性的、成熟的民族，饱经苦难的磨砺，志向更加坚定。民族品格决定了我们善于知己知彼。在古代以科技发明著称的我们正面临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东西，这自己的东西就是民族的根本之物。每个民族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一定是自觉自愿的选择，因为唯此才有可能使它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中华民族是个理性、成熟的而非强权、霸道的民族。理所当然地，我们拒绝别人强加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但是我们同样善于借鉴和吸收别民族的成功经验，当代中国人已告别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天朝迷梦”。我们已经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我们自己的主心骨，能够做到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的民族精神告诉我们，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对人类世界的责任和担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振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此三者构成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大智慧的出场成为必然。摒弃冷战思维的老套路势在必行，所以力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标志着当代中国政治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走势；彻底摒弃零和思维，坦诚表露中国对世界应有的担当，相信世界必会对中国做出应有的尊重。新丝绸之路的开辟，进行第二次改革，破除特定群体利益固化，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哲学大智慧来引领。中国奇迹背后的沉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军事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接受失败的教训，但我们始终在挺胸阔步、勇往直前。改革开放使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正能量的释放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领域的矫正，经历了对西方文化抉择的认同，经历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稳步发展，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都堪称中国奇迹，而这奇迹背后的东西非常值得我们去细心思考。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乏鼎盛时期，如汉唐两代（甚至唐代思想文化对异域的影响至今还脉脉可感）。然而，每当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人所表现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古人所无法比拟的。不管是我们的思想一次次解放，辩证地接纳西方科学技术，理性地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公允地对待作为“社会主动轮”的资本，还是圆满地完成抗洪抢险，群策群力抗击“非典”，成功地主办奥运，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周密地处理复杂多变的外交事宜，我们的国家都表现出大国应有的风范，这些都证明我们的民族是理性的、成熟的民族。从广义上说，这些都可称作中国奇迹。这其中当然包括3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每逢关键时刻，“解放军”、“共产党员”这两个词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符号，绝对堪称生命精神的澄明。恐怕单用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解释不了这样的奇迹。从民族性格角度看，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和”的理念。如果这能够解释中国奇迹，鲁迅先生就不会蒸出“人血馒头”。诚然，在民族性格方面，何止中国人有着丑陋的一面。大和民族、美利坚民族性格中难道都是阳光的东西？更不能从人的本能和贫富这两个方面来解释这样的奇迹，因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从古至今争论不休，斯世“拔一毛为天下而不为者”大有人在。那么，出现中国奇迹这种现象到底应该做出何种解释呢？或者说中国奇迹背后的支撑物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闯过激流险滩，每逢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都能做到人心稳定、万众一心、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化险为夷。我们以为，这与我国长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主流意识形态，使国民心灵深处形成稳定的思想根基结构有关。在我国，之所以能够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把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宣传阵地是分不开的。毋庸置疑，我党的领袖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受众首先是广大青年学生（从中学生到研究生这个群体）。与此同时，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国民中普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完全应该编撰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我国高校的教学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征程中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从而使国民在心理层面达成识大体、顾大局、乐于奉献、自我牺牲、他人胜过自我的精神上的高尚的共识。如果单就中国经济30多年奇迹般发展的原因来说，除去可以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齐心合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外，还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在中国学界得到深透的研究有关。当今的现实状况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砖国家的引领者，振兴世界经济的巨大引擎。应该说，这是我国人民以大智慧克服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问题，甚至极其棘手的难题，才把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契合中国现实的经济学理论，而且相应的政治理论或哲学、伦理学、文学、法律领域都要与之齐头并进。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了我国的理论家们确实做到了这些。那么，中国为何从改革开放起，就能够拿出一系列高妙的经济学理论呢？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或理论家们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理论起点的，那就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界就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全方位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对《资本论》第一卷几乎做到了逐字逐句的解析。经济学家们游历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心路历程，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起点非常高，具有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拥有了犀利的经济学解剖分析刀，因此，他们可以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完全可以这样断言，大凡当代中国有见地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是从《资本论》出发的，无论他们是赞同《资本论》还是批评《资本论》。所以，中国经济30多年奇迹般的发展，不管其中有多少原因，对马克思《资本论》深度的解读和研究肯定构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说我们的民族表现出的是一个理性、成熟的民族，意味着这个民族不会动辄头脑发热，而能够做到方圆互化，得失进退平衡，分寸拿捏得当，未雨绸缪，居安思危。我们党始终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深知，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已在金砖国家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是，我们的确应该看到打造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势在必行，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而使遇到风险的概率增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显得有理、有利、有节、大气坦荡，而非小肚鸡肠。我们完全能够利用当代中国的政治大智慧极大地减少腐败；腐败现象着实令人触目惊心，而整治腐败却也使我们的人民对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充满信心。必须说的是，要想把一百年前还没有民主和科学概念的国度建成世界强国，这就要求我党在领导我国人民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伟业过程中绝不能犯急性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更为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需要“两个一百年”，但这绝不能构成被他人用做对我国说三道四甚至威胁我国的借口。我们的民族心理上具有更强的承受力，正在和将要继续勇敢地接受内生环境和外生环境的不断挑战。改革开放为何在中国取得成功，为何在同时期的伊斯兰世界没有产生这样的改革开放，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试想，在到处布满荆棘般封建藩篱甚至原始图腾般东西的国度，是绝不可能具有改革开放的清洁的思想根基的，而没有这样的根基，则西方的文明不容易被接纳，纵使接纳了也活不了多久，因为至少资本主义的文明与封建文明是格格不入的。诚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认同西方文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接受了，拿来主义不是包罗万象，什么都要，就像振兴中华文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振兴一样。那么，怎么到了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就拥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基础了呢？我们封建文明古国给今人留下许许多多旧的东西，那新思想、新风俗、新文化、新习惯是如何建立的呢？国人不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更不能掩耳盗铃式地回避这个问题。历史是由一个个时段组成的，不能要这个时段而舍掉另一个时段。共和国不同时期的领袖用以使人民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手段不同，而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如阶级斗争或改革开放和法律手段），其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整体上是相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态度的沉思。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以外的东西，像查尔斯·泰勒将黑格尔哲学看作一种文明那样，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当属人类文明之列。马克思主义是汇入人类文明的东西，因此，它难以用使用时间去量度。这就证伪了所谓“过时论”。凡是文明皆具有通约性、共享性和合类性。不能说《易经》过时了，《奥义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在讲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我们还崇尚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阐释中不断绵延发展。政治不是文明的附庸，它本身就属于文明的元素。无论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看待，还是当作纯粹政治的东西看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出的有悖于历史和现实的误读。马克思主义引领意识形态，但它本身不是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这里不是担心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在“表面的”意义上说的，它背后的东西即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绝不可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否则，传统习俗这类规范性的东西真的就丧失它们自己应有的地位。从这个角度上讲，意识形态是类似柏拉图意义上的“影子”。毋庸置疑，这里的虚假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假的假。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就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无法超越的，后来法国后马克思主义者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主张用马克思的思想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一种文明扎根于世界且生机盎然的重要的标志在于能够接受来自他方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在应对种种挑战中显示出自身的勃勃生机。中国近代史表明，我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我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首先是历史的时代的事实，而不是首先需从理论上阐释其必然性；只要大家面对历史事实，就能够认同这样的选择。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而绝不意味着社会现实都要从理论上予以阐明。中国近代史告诉人们，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先后出现了100多个党派，最终国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出现过不少主义，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不是玄而又玄的理论问题，更不能人为地将其上升为高深莫测的理论问题。若想要去说清这类选择具有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首要的是，不能上来就高谈阔论而必须直面历史事实。如果人为地将事实提升为理论，那么就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这样就会越说越糊涂，以致使人如坠烟海，茫茫然不知所云。我们学理上曾犯过这样低级的错误。作为一种文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时间维度的。纵使某种文明不在场，那也无法借此否定它曾经的存在。江河文明、海洋文明均属于人类文明之列。时间不会对文明作为人类精神化的东西起到束缚的作用。文明呈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又构成历史的在场的东西。从逻辑上说，马克思主义既然有它自己的出场路径，那么，它本身就不会是永无收场的时候。如果说世上有永世长存的东西，那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或“坏的无限”）。所以，恩格斯才从黑格尔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和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命题中得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该灭亡的”这个革命的结论。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本质精神的。作为一种文明，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看作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否则我们就复归黑格尔对待自己哲学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来自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政治智慧。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过时论”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懒汉思想的翻版。历史表明，教条主义是唯书唯上。作为一种顽症，教条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产生“过时论”的温床和土壤。中国共产党党史表明，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曾给我党带来惨痛的经验教训。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懒汉式地抱住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不放，使马克思主义变成空中楼阁，不接地气，这样难免就会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之类的错误。说穿了这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懒汉式的态度，是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包医百病的口头禅式的“灵丹妙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用马列主义老太太来形容某些对马克思主义夸夸其谈的人们，这些人说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当面一套而背后是另一套，对人一套而对己是另一套。“过时论”本质上属于“本本主义”。“照镜子，正衣冠”首先是正自己的衣冠。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但是有人把它弄成教条主义的东西。“过时论”在于硬要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的功能强加给马克思主义，这就会使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对反马克思主义者如波普、曼海姆、福山等应做出回应）。教条主义形式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神化，实际上不是敬畏马克思主义，而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甚至让马克思主义变得庸俗化。说到底，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是思想上的、实践上的懒汉，表面上神话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在败坏和糟蹋马克思主义。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绝不等于使马克思主义不在场或失去话语权或沉默。0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它自己的科学功能。马克思主义具有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域或理论场域；它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是智慧、是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分析人类社会生活；科学社会主义是给人类社会发展定向。马克思主义分析人类生活中的经济生活现象，而又不是纯经济式的分析。所以，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关注的。政治从来都是附着经济生活的，经济现象也都反映某种政治价值取向。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前史，这就抛弃了历史循环论；人类社会的本真状态就是它的原生态的社会状态，就是意味着要朝着人类的终极目标所指方向迈进。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功能，不能期望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它原本就不具有的功能；如果期望马克思主义具有它自身不具有的功能，那么就会令人大失所望，因为这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功能泛化或放大，就是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功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上和理论上，而更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历史的东西来对待，从而避免使马克思主义神学化，从而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变为蒙昧主义。不管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永恒的，还是期待马克思主义拥有它原本不具有的功能，都是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化。而某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搬弄西方哲学话语范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别出心裁的解读和阐释，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弄得不伦不类，变成只有阐释者自鸣得意而使受众莫名其妙的东西。如果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精英们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后果将是更加可怕的。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接受群体的青年学生中，这样的精英们因硕果累累而成为莘莘学子心目中崇高的学术偶像，作为偶像的精英们一颦一笑皆直接影响着青年学子的思想世界。思想理论领域的精英们搬弄马克思主义名词术语，将马克思主义弄得不伦不类，沉醉于马克思早期带着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话语范畴，从学理上恣意阐释马克思主义，这些恰恰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诚然，穿越受众心理底线时会给精英们带来一种游刃有余的快感，而带给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却是些杯盘狼藉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崇尚的是历史的东西，而永恒的东西在他看来充其量只不过是文学上的夸张。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处于繁荣阶段，马克思就曾明确断言，资本主义是历史形态的东西或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它也是一种历史的而非永恒的东西。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一个孕育、产生、发展和将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过程。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人们拍脑袋拍出来的。永恒的非历史的东西最终都是神学的东西，而神学是无法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解读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将会完成它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似乎是避而不谈的。在我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而只要从历史的观点看，也是可以超越的，只是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比中国共产党更卓越的政党（尽管有着许多党派）。放眼世界，美国不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按某些人的逻辑，美国不应该只是由两党交换统治，但这就是美国政党执政方面的现实状况。而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如果哪一天中国出现了多党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那一定是中国政党史上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样看待和前瞻我们党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现实生活中，有人还会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超历史的东西看待。譬如，他们往往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作是永恒的、终极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共产主义社会。这实际上不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神学化，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联系，而且这与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说成是历史的终结本质上毫无二致。这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化了，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肢解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有些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只是与马克思主义攀亲结缘，急功近利式地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他们自己的敲门砖。解读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多种模式，但不管采用哪种解读模式，都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稳定的语境，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人煎炸的面团；反对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样会将马克思主义变成“非鱼非肉”的东西。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不能没有底线，不能关起门来解读，而要了解和研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阐释，要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接轨。不能试图用中国文化来溶解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就类似于给马克思主义洗硫酸澡，过分膨胀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特质，这势必会在表面上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沉思。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没有哪一个概念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一样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空前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不应忌讳“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主张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西方学界，通常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称之为“古典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理论。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谱系准确地把握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才能科学地定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蕴。“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中的“古典”绝不意味着古典马克思主义不在场或失去了话语权。古典绝不代表缺席或沉默。就德国古典哲学来说，黑格尔哲学到目前有过五次复兴（最近一次复兴正在进行着），20世纪依然是康德的世纪，因为康德提出的哲学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人类。科学地领会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有助于定位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介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有助于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尽快归宗入谱，证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旁门左道或异端邪说。自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较早受到国内学界研究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著问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度与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并列为三大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场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强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之外的文化进行研究；二是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属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某些看似不入宗不入流的人物纳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范畴，譬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之一——卢卡奇，这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的著作当然应该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古典与经典是两个需要加以辨析的概念。古典马克思主义有经典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经典著作，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无论古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经典著作，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经典著作，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著作范畴。只是说后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等于没说，因为它没有点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如同后现代主义不可简单地理解成不是现代主义一样。后马克思主义与古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学界和学者必须加以辨识清楚的问题。至少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断裂关系。这里的“后”也不纯粹是时间上的后，而标志着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倒是和后现代这一概念中的“后”有着某种相似的所指。无论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都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而且古典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谱系中占据着始祖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表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着实旨在通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未竟之作）来系统地阐述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样的阐述在于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更加系统化，消除古典马克思主义自身中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成分，这就从而形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经过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列宁所捍卫和发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在西欧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发展出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精致、更加开放和更加流行，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还考察了正统马克思主义领域以外的文化问题，这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贡献。应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统马克思主义受到来自新左派和新的社会运动导致的知识流派和政治流派发起的挑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列宁主义即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样，列宁主义中既有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又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成分。由此不难看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加以辨识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运用要求我们拥有稳定的语境。当人们说到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时，这里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这里既不可将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泛化，也不能使它的含义变得太窄，但人们实际上对这个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理解上不是太窄就是过于宽泛。因此，要消除这种理解上的缺位，就必须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实实在在地弄清马克思主义谱系及其谱系中各家各派之间的牵连。古典马克思主义是源，而之后生出的思想派别是流。换句话说，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诸思想派别间是源和流的关系。十分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样态，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尽管绝大多数外国学者通常做出这样的等同。在视市场为上帝的美国人那里，市场不但不可监管甚至监督也是不可以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是蒲鲁东。绝对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社会主义，而确实早就有人说过，谁能够理论上将“市场”和“社会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市场是个中性的、工具性的东西，资本同样具有这样的特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源头可追溯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含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元素，但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叠加，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拥有它自己的独立的门户和安身立命的东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最高端的表现样态。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据着独树一帜的地位，而且它的现实走向代表着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趋势。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谱系及其谱系内各个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整合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文明的理论场域，以便让世人名正言顺地分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中各家各派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应当互联互通，彼此接纳，弥合门户高低贵贱之分，从而形成高端共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文明。如此态度和做法，不会降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地位。在放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唯我独尊的身段之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容易做到实事求是地定位自身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地位。这样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入流归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中的重要一支，从而消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难以入流的尴尬现象。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有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应有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一个不断生成的群体。譬如，卢森堡、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现在都被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列，但是这些经典作家都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大体上可列入正统马克思主义范畴）。作为经典作家，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毫无区别，至少地位、辈分上没有明显的区别。我国学界所称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常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之后的领袖人物。这样的约定俗成式的称谓也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或“老祖宗”）应有的历史地位。而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使我们能够做出如下的区分：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区别于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切地说，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应属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经典作家。在我国学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之所以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或比古典马克思主义更高明，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纯属旁门左道、异端邪说，这都是因没有正视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所致。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沉思。按照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称谓上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尽管有过“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以及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理论，就像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很快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自然而然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先河（国外有学者将“文化大革命”之后称为“后毛泽东时代”，这是用他们自己的理念范式来表述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直到目前以振兴中华文明为目的的中国梦。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此三者经过理论上的整合统一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历史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绝不是断裂关系，而应该是实际上也是继承关系。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不断用共产党人的智慧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才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健康蓬勃地向前发展，以至今天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理论上积淀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振兴中华文明为目的的中国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延伸，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样态。　民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段。“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如果认同黑格尔这个断言的话，当今必须对民国时期做出深度的历史反思，甚至完全可以说，当今是产生民国哲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文本。马克思主义文本是“洋本子”，要中国化就必须把洋本子变成“土本子”。马克思主义主要文本大都是在民国时期翻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民国时期，不管是从毛泽东算起还是上溯至李大钊。民国时期出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节译本，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涌现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家，譬如，陈望道、郭大力、王亚南、郭沫若等，他们所制定的翻译规范和所翻译的某些术语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乃至为整个西方文献的翻译确立了某种规范性的东西，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方面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者所传承。　在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做沉思时，完全可以断言，共产主义思想的最为高端的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握有最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独树一帜。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现有经济模式显然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它化解风险和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远远强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这绝不是用“市场社会主义”所能够解释得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奇迹般高速发展这一现象的，因为西方社会玩转的也是市场。这样的奇迹标志着我国政治哲学大智慧已经出场。可以预见，我国经济在出现持续高速发展之后，整体趋势应该不会停滞或倒退，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遇到某些波折，尽管如此，市场在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是全方位的。由于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在后理性时代必然会产生德性伦理世界的殊异，他者的价值观念会以自由选择或捆绑强加方式供我们选择或让我们被动接受。当今地缘政治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彰显。我们的民族应该出现且已经出现一批新的领袖人物，新领袖没有跟在先贤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也没有将先贤搁置一边另起炉灶，而是薪火相传式地继往开来，在秉持传统的同时拓展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历史告诉我们，我国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清晰的指导思想，必须深度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地说，必须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必须正视位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诚然，不是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简单的叠加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弄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场域中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同西方学者所梳理出的马克思主义谱系。在追寻和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们必须看到一种主义在一个国家产生长达一个世纪的影响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下去这一现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百年的传承，使我们有着非常成熟的中国马克思学，而眼下当务之急是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目前中国应该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多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弱化中国马克思学或应该少些中国马克思学。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为高端的样态。对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和从中获得什么的沉思。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的稳定的载体。要从著作中吸收思想营养，首先就遇到如何解读经典著作问题。就一般的读书而言，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原始的、最真切的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朱熹的读书方法使人印象最为深刻）。就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而言，以往的从中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的说法现在仍然在沿用。近来有人提出多种解读马克思思想的模式，例如“以马解马”（依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思想）、“以恩解马”（凭借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总体评论来理解马克思）、“以黑解马”（通过黑格尔的总体思想来理解马克思），等等。拿“以恩解马”来说，依据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定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以及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多封通信（从恩格斯那里可以见到“以马解马”的源头）。“以黑解马”的根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劳动使人获得本质的肯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劳动与人的关系方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见解的辨析（马克思在劳动问题上的理路是，在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启发下，肯定黑格尔劳动使人获得本质的观点，提出“异化劳动”这个经济哲学概念，在终止异化劳动思路后，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劳动所做出的系列分析，劳动价值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第一需要）。“以列解马”的依据在于，列宁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来源和组成部分，只有解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才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列宁论断中可以见到以“黑解马克”的源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密不可分，等等。通过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可从中具体学得话语、逻辑框架、理论思路、风格韵味。解读的最终目的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从方法上来说，要以核心文本为中心带动对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体悟，解读文本中潜在的东西（从空白处读出东西），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东西（孙伯的深层历史解读法，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这不但对马克思的文本而且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都是完全适用的。跟一般经典文本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可以起到开心明智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学得话语或语段时，不能实用主义式地损害语境断章取义，不能割裂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本真含义。这里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例。要分清哪些是马克思引用或转述别人的话，有时分清哪些是马克思的话不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往往是在批判别人的东西时闪露出自己的观点，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劳动使人获得本质”的观点的认同，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的一般批判中出场的，再如，后期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阅读《德国工人党纲领》时做批注过程中闪现出自己对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及其特征的总体构想。像孙伯所说的，可以将马克思的理论概括为社会批判理论、社会革命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这就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之后所形成的社会理论。毋庸置疑，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最大分野应该在于社会这个维度，这集中体现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对待人的问题上的殊异。　依靠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既可澄清理论上的争论，也可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找到源头上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可以溯源到《哥达纲领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资本的文明作用”和资本是“社会主动轮”的论断，意味着资本是具有工具性质的中性的东西，这就为今日我国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出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名颇具争议，到底是应称作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应该说这些称谓在马克思那里都可以找到文本依据，但马克思最为明确地为自己哲学命名的是“新唯物主义”。就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来说，要和国际学界的解读接轨。以国外对马克思核心文本的确定来说，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三次漂移：从《资本论》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到《1857—1858经济学手稿》（还有《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里，我们试以《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为例解说具体的解读视野和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总体理论结构场域。首先,必须弄熟《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文本，就是要做到对这部手稿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倒背如流。如此方能做到熟能生巧，专而精而通，触类旁通。马克思主义学术精英们只有做到这样，才能读出文本中的“真经”，悟出其中的“真谛”，才能不至于像对待面团那样随意“油炸”马克思文本（不是低估某些精英们的君子之心，而是他们确实是造出了某些浅入深出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这种东西无论于读者还是于社会都是贻害无穷）。其次，通过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解读，带动对马克思其他文本群的解读；在西方学者所说的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也即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其次，掌握国外学者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解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他们那些新颖的见解。最后，放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文明场域中来解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斗胆地说，这里的四点也可以作为一般地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理论场域的结构模式。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问题的沉思。凡是体系都应该是某些彼此联系的东西的整体，而杂乱无章的东西虽然表面上构成整体但实质上依然无体系可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人曾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存在提出过质疑，而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或社会理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是否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问题上，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做出肯定的回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看不出他们刻意去构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倒是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深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宫殿去竭力拯救辩证法和批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鲍威尔等人）死死抱住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某个部分加以任意发挥的做法。然而，这一事实这并不能够证明古典马克思主义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如伯恩斯坦）提出社会主义可以透过资本主义实现，因此要修正马克思主义，还有人将古典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这时，列宁站出来捍卫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比的方式，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斯坦“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继而在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内在结构，论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单就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哲学部分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讲究本体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思考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那么它的本体论超越了旧的本体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抽象地去研究存在及其特征，而是展现出一种基础本体论，即只不过是认同“自然界”或“感性的外部世界”是基础性的东西，而不复去对这种基础性的东西溯本求源，不去重蹈逻辑上无穷回归的覆辙或不复陷入黑格尔所摒弃的“坏无限”（“恶无限”）的泥潭。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在强调“有米才有炊”，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超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任何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类哲学”的做法实质上都是在背叛马克思主义哲学。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旧哲学本体论的做法，都是没有从根本上领会“新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着实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当作“共产主义者”看待，而只有“新唯物主义”才标志着马克思创立了使朴素的、机械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所无法比拟的新哲学（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历史理论、历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都曾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看待）。在学术层面，不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用何种称谓，都不应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更不应恣意阐释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在堂而皇之地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以的（不能不让这样的哲学家们言说），而将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甚至将当年遭到马克思无情批判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头上（有的学者随心所欲地解读马克思），不管怎样，这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在思辨哲学中，黑格尔为了自己唯心主义体系而到头来却扼杀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体系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并非体系肯定具有这样的弊端，体系同样可有自身的开放性，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谈体系而色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或是反体系哲学，诚如孙伯所说的那样；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是去建构什么思想体系（包括哲学体系），而是在改变世界过程中留下了思想的轨迹，在稳定的语境中呈现出自身的科学体系。毫不夸张地说，将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源头性的思想体系理清了，其后的由完整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各个支脉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结构自然而然也就一清二楚了。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中，体系是没有地位的，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建构黑格尔式的流产的人类精神体系（尽管杜林恶意地让马克思拄着黑格尔的精神拐杖）；但是，这绝不等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论没有完整的体系（而恰恰是具有科学体系的），更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理论结构场域缺乏体系。应该说，体系不见得肯定具有封闭性，而应该具有开放性。就马克思主义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只不过是列宁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种解读，而应该说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还可做出多种建构。可从基本范畴角度来理解或描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或可用范畴作为基点来建构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从历史主义发生学的角度，依靠“深层历史解读法”解读或建构或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也构成一条新的路径。诚然，较之描述，建构马克思主义体系花费的气力要更大些。还可以且应当从历史主义发生学切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发展脉络做出动态过程的观照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体系及其基本范畴互通互联。在确立或厘定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方面，无论是从学理层面来看，还是从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来看，首要的是，这样的范畴要能够贯穿古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结构的始终，但不是要求个个基本范畴都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结构中的一根红线或一以贯之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或“老祖宗”）的思想或古典马克思主义则自始至终是原发性的、根基性的、初始的因素。十分清楚，在探究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过程中，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用其取代一直沿用的泛化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提法，这是与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在场密不可分的；唯有正视且认同马克思主义谱系的真实样态，才能彰显“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应有的历史地位，才能避免淹没、掩映或遮蔽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应有的历史地位。置身于２１世纪的我们，不是要去高扬我国成熟的马克思学（不要去津津乐道我国马克思学堪与西方马克思相媲美），而是要去强化和做实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现已在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高端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是一项源头性的研究；当代中国确实应该少些或弱化马克思学而应该多些或强化马克思主义。2013年，我国著名哲学家孙伯逝世10周年。我们在这里缅怀这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哲学家。00高卢的雄鸡｜目录

目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沉思（代总序）　/　朱进东001

第一章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的多重透视001

一、核心概念界定003

1.　古典马克思主义003

2.　政治哲学009

3.　政治哲学史015

二、研究综述019

1.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020

2.　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现状分析021

3.　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热点分析025

三、研究缘起034

1.　我们为何需要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034

2.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何为039

3.　通向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路043

第二章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起源048

一、古典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传统049

1.　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主题049

2.　马克思与古希腊政治哲学052

二、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宝贵遗产055

1.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056

2.　国家主义政治哲学060

3.　浪漫主义政治哲学063

三、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直接来源068

1.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政治哲学遗产068

2.　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哲学遗产071

3.　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政治哲学遗产076

第三章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079

一、告别浪漫主义080

二、革命民主主义旨趣084

三、转向激进民主主义095

1.　批判自由主义095

2.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102

3.　人民主权论109

四、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112

五、孕育共产主义118

1.　政治哲学的经济实现形式118

2.　共产主义的三种形态121

六、古典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哲学的比较124

第四章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及完成128

一、接近于发现历史唯物主义128

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31

三、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135

1.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136

2.　改造世界的指向138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142

1.　社会进步的机制及其实现的形式142

2.　社会政治变迁的本质和价值旨归145

五、共产党宣言147

1.　阶级斗争学说148

2.　科学社会主义151

3.　自由人联合体160

六、《资本论》中的政治哲学意蕴163

第五章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流变与发展169

一、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流变170

1.　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170

2.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181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192

二、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200

1.　政治哲学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直缺席200

2.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在场方式203

3.　书写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新篇章205

参考文献220

后记245

00高卢的雄鸡｜第一章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的多重透视第一章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的多重透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指出：“如果人们希望研究一种从来不曾被它的创始人所系统地阐明过的世界观的诞生，首先必须重视这位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进程。”[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就属于“不曾被他的创始人所系统阐明过的”思想，甚至现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身份都不置可否，更遑论回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挑战和冲击。鉴于此，有学者已经开始指出，近代以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获得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哲学遗产的不同因素、方面被结合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加以继承、借鉴、运用和发挥，从而导致了人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侯才、牟宗艳、李海星、张瑞芳：《政治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为此，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构建放置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下进行，这样构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兼具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指导性和对指明人类解放道路的宏大开放性的双重特征，担负着提供“中国发展话语”与“人类解放道路”的双重使命。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系的建构充分研究、借鉴和吸收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按照陈义平先生的说法，这其中有六个重要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经典原著解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哲学思想史研究（其中包括眼下正在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第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史研究（包括毛泽东政治哲学、邓小平政治哲学、江泽民政治哲学、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哲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等）；第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转化和合理思想资源研究；第五，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哲学思想影响研究；第六，西方现当代政治哲学（其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理思想资源研究。陈义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研究历程与当代构建》，载《学术界》，2010年第11期。从中可以看出，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通史的研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首先必须重视两位创始人的政治哲学思想发展进程，本书就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希望能够在此领域增进一些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贡献。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政治哲学家。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存在严格的阶段划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成也同样如此。但是，为了清楚地把握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并易于以时间为线，以典型著作为据，对不同时期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起源、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批判、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及完成、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和流变四个阶段，以此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进行深入剖析。一、核心概念界定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赫德认为，组成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和原理应该能够展现当代社会科学图景，它是研究的主干部分，所以也被称为“核心概念”。戴伊指出，核心概念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中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些知识，但是它们却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而且这些知识还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核心概念》[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5711690100mpvy.html.在本书中涉及的核心概念有三个，它们分别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史。1.　古典马克思主义“古典”这个概念源自公元2世纪，当时把“classicus”这个拉丁词——原义是指最高纳税阶层的成员——转用到文学上，然后又转用到其他的艺术上，表示第一流的作品。在近代，这个概念的涵盖范围被固定在历史领域。黑格尔是第一个从哲学方面对“古典”一词进行定义的人，他说：“谈到古典理想在历史上的实现，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应该在古希腊人那里去寻找。”张慎：《西方哲学史》，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同时，黑格尔又尽可能地避免把歌德和席勒的作品称为古典的，尽管他把它们也视为德国民族文学的高峰。直到19世纪，这种对古希腊时代和后古希腊时代的严格界限才逐渐松动和被废除。“古典”一词的重点逐渐向近代偏移，在文学史上，人们习惯于将歌德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歌德和席勒共同发生影响时期的成就，称为古典的，因为它们本身也推崇古希腊精神。到了20世纪，在艺术史中，人们习惯于将古希腊的作品叫作“古典的”，将现代艺术潮流中以古希腊作品为方向的东西称为“古典主义”，不过这种专有名词的区分在文学和美学领域中并不明显。今天它的最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是指那些最优秀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那些创造了属于本领域内最高成就作品的人可以被称为“古典的”或“经典的”代表。把“古典”一词从美学领域带进哲学领域，并且用来标识从康德到黑格尔这段时期的哲学，这是恩格斯于1886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提出的。应该说，这是对德国18—19世纪哲学的恰如其分的概括，因为它们确实代表了哲学的最高成就，是当时精神文化的优秀成果。经过岁月的变迁，这一提法在曾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较大的国家得到认同和接受，并普遍使用开来。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其实在德国，人们更乐意于把这段时期的哲学分门别类地叫做康德哲学、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黑格尔哲学，而不是把它们放在一个笼统的标签下。他们担心那样做，会使人们把一个代表了德国思想文化发展高峰的时期，误解为一个同一、有序、后者师从前者的直线发展过程，从而抹杀其内在的、批判的、创造性的精神，忽视哲学大师们的不同之处。因为正是他们在理论上各有千秋，才使他们能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使那个时代的哲学最终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科学体系，为人类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一个时代的哲学，如果缺乏一个统一的标识，也会给局外人理解它带来不少困惑和麻烦。因此，出于书写哲学史的原因，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这一阶段的标记是有道理的。它并不表示一种思想的统一性，而是表示一种可以超越断裂和指责从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可能性。“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乍看起来似乎有些陌生，但是其在

经济学界从已发表的文献来看，国内有关“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提法最早是由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胡培兆教授专门撰写文章提出并对其做出详细论证的。胡教授指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做这样的划分，主要是就经济学说方面而言，显示中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有重大的发展，因而有很大的不同，故而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古典的和当代的，是符合发展阶段论观点的。参见胡培兆：《古典的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载《中国经济问题》，2007年第1期和胡培兆：《经济学本质论——三论三别》，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236页。、哲学界“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的出现是必需的，因为当代社会“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混乱导致我们分不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体系，这样就会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体系中原来所没有的东西附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故而做出这样的概念澄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应有的历史地位的突出。参见朱进东：《古典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话语范式》，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和朱进东：《东华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系列丛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6页。、社会学界在社会学领域，有“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提法，并且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是公认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三大家”，上述三大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奠定了西方社会学的大体框架与基本走向，并形成了三个具有相当号召力的社会学传统或范式：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以韦伯为代表的解释主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主义。古典三大家的确立强化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三大传统，奠定了学科同行进行学术探讨和对话的基础，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术研究不至于蜕化为自说自话的个人秀，进而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及学科知识的不断积累。参见张小山：《社会学古典大家塑造过程》，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0日。、政治思想界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麦克里兰在其著作《政治思想史》“论伯恩斯坦的重要性”章节中也将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的理论称之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用以与之后学者或革命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作为对照。他指出：“伯恩斯坦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犹如穆勒对边沁的批判，是一种由古典马克思主义内在理路发出的批判。伯恩斯坦当过恩格斯的文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人物：是他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的《进化的社会主义》在1900年对当时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批判，比乍看之下更为激进。例如伯恩斯坦说，在德国，以钢板、电力、化学及造船业为基础的‘新’工业革命正在进入一个时代，这时代使思想，尤其资产阶级思想，摆脱其经济基础。这听来像无甚高论的进步主义——说资产阶级已变得聪明一点，宽容一点。其实不只如此，因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何以有此发展。依照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转变成历史唯物论的历史理论，各个历史阶段，通过在该阶段居于主导的意识形态，都自成一个完尽阶段，一个这样发展下来的世界不可能出现任何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伪意识’说认定资产阶级不可能作超越其时代的思考，更不可能超越到一个社会共和国(伯恩斯坦承认社会共和国是未来很久的事)。它要求并预期资产阶级在国会中与一个未来的社会主义多数妥协，而这个社会主义多数是会利用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机制来重新分配财产的，这等于要求资产阶级在革命发生之前改变其本质——而依照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资产阶级是永远不可能这么做的——革命才能从旧秩序的废墟上将无产阶级普遍化，而变化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伯恩斯坦之意似乎是，不用革命，资产阶级就能变化它自己，这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的不可能之事。此外，依照古典马克思主义，阶级战争应该随资本主义之发展而越演越烈，而这对临近末日的资产阶级将有重大影响。资产阶级并非直接从事阶级战争，而是透过国家为代理人。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资产阶级国家看起来可能越加强化，至少变得益发卑劣，无产阶级就是要消灭这种最后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将这阶级国家变成无产阶级自己的代理人，以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伯恩斯坦的见解与此非常不一样，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会逐渐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甚至可能‘萎谢’，不必先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国家，等无产阶级完成将它自己普遍化成它自身就是人类的历史任务之后，再逐渐结束。伯恩斯坦做了一种大大的本末调换。”参见[英]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0631页。、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EB/OL].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itgkwZ4WMEgA6UrCvhkZeuc9BpELwZ09QdB5bmRuHwgEshr4HP1OheAvjqjZhi9_1TTCxHx7tIY0q2MOTU5hFcM8J1rTMsnGIzNyk9Wji.等领域均有这样的提法，并有一批学者力倡启用此概念的重要性。在国外著作中，人们通常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称为“classic　Marxism”，也有部分国内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从而开始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或“古典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笔者是不同意“经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的，因为譬如，卢森堡、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现在都被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列，但是这些经典作家都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因此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不妨碍将卢森堡、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列；此外，笔者也不同意将它们笼统地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都在马克思主义谱系内，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众多的分支和流派，不同的流派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往往有不同解读和着重之处，有时也会融合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由于这些理论方法上的差异，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除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态度一致以外，大多并没有既定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因此，众多从古典马克思主义衍生的政治哲学，在追求社会主义所采取的策略上常大不相同；如同朱进东教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沉思（代总序）》中“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沉思”所一再强调的，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有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样说是因为，在西方，人们通常把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称为“古典政治哲学”，把由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称为“古典经济学”，古典并不意味着不在场或过时，回归古典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现代，因而回归古典的重要性一再被人们激活，就像现代经济学家还要阅读亚当·斯密，心理学家还要研究弗洛伊德一样。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整个政治学科的基石，它能够提供政治哲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持续引导政治哲学领域的发展，这些学说并没有被轻易驳倒、替代或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它们在很多方面仍然维持着我们最基本的看法和态度，它们是对最深层政治问题的本质回答。“古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些博物馆馆藏经典，而是因为他们提出并定义了问题，使所有后续思想家和学者都受惠于此，这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至尊地位的体现。因此，在本书中，笔者郑重主张正式启用此概念。此外，笔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定义为古典马克思主义，除了上述理由外，还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1）　有利于分清楚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承续与异同。由马克思、恩格斯于100多年前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延续至今，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体系仍然是我们今天乃至将来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其思想内容和认识世界的方法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实践与理论创新，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为了认识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这种承续与区别，可将由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将本源马克思主义即由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提出和阐述的思想理论体系提升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其间经历了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实践与理论过渡，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经历了各国共产党人失败与成功的反复尝试与思想凝练，现代马克思主义无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与本源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有了划时代的区别。面对与马克思当年截然不同的世界环境，必然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新世界、新格局、新的历史进程做出全新的理论回答。鉴于此，笔者认为把本源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符合客观、科学、发展的正确认识，是一种适应社会主义新生代的思维方式。正如马克思把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是试图表明一种思想承续和理论渊源。基于这种认识和思维方式，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承续和未来的发展，并且以此为指导，对相关学科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掘和发展工作。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也如此，但不同发展时期也明显地显示其阶段性。马克思主义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也必然显示出阶段性特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同时又具阶段性特色的发展过程中凸显其旺盛的生命力所在，而能否创造出符合各历史时代要求的阶段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更是检验科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为己任，而不是躺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上做思想的懒汉，更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做庸俗的解释。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要做到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有所创造，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追求，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思维和胆略，没有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为此而共同奋斗，那就不但不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会断送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先驱所不希望的，也许更是他们所忧虑的。（2）　有利于更加明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古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由此决定的理论本质、服务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时空的发展阶段上既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又有各具特色的相对区分。在今天看来，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是理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是本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如果只笼统地提马克思主义，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容易发生历史与现实混淆的错误，不是教条、误解，就是歪曲。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古典的和中国化的等，就会使他们各就各位，不会在定位上发生错乱，也有利于更加明确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始祖地位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观点，就容易犯片面化和极端化的错误。没有历史观点，就不会有理论的深度，还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过去的一切理论，以为当时就没有产生和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没有现实观点，就不会有理论活力，还会产生怀旧的教条主义，与现实格格不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往开来，更贴近当代实际，能审时度势地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因时因地制宜，恰到好处地进行成功实践。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只有体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贯彻中才能得到实现。综上所述，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对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分清渊源与发展、认清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更加明确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始祖地位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助于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归流入宗，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来，以及打通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路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然，这只是笔者根据各方面情况思考得出的意见，是否具有更科学的划分，可以众议求同。2.　政治哲学本节部分内容已发表，参见陈亚丽：《“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学理研究——基于列奥·施特劳斯著作的分析》，载《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何为政治哲学”是一个初始但全新的学术问题，翻检中西政治哲学史可知，政治哲学几乎是人类自开始智识活动以来就形成的最具有影响力和最为悠久的学术支脉之一，我们只要一提到那些彪炳千古的哲学大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及黑格尔等，往往首先想到他们在政治哲学上的贡献以及各极其致的政治哲学观点。李佃来：《施特劳斯、罗尔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谱系及其内在关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但诚如甘阳先生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哲学家们并不事先告诉读者什么是政治哲学，以及为什么需要政治哲学。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见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7页。而要检思这一问题，有必要将其植入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对“政治哲学”概念梳理与考辨的畛域，会比较真实地将“何为政治哲学”的质询推向实质性的理论层面，从而使政治哲学研究由缺乏自我规定的散漫和不自觉状态，走向一种自觉的质性概括和深层理论反思，这不仅有助于确立起辨识政治哲学与非政治哲学的基本界标，也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创制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标准，因而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0在施特劳斯看来，哲人之名定义的是爱智之人。在古典用法中，哲学表明了一种生活方式，其目的是探索或“沉思”真理。根据苏格拉底对哲学家所画的肖像，哲学家生活在闲暇和完美的自由状态下。为此，苏格拉底曾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洞穴，我们人类便囚禁在这个洞穴中。他将洞穴描述为城邦的影像，政治社会是“封闭的社会”，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隐喻的手法所说的“洞穴”。城邦公民就是生活在这个“洞穴”中，但是哲学家却不受这种必然事物的奴役，他的思想地下天上无处不在。最终，哲人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所谓“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使“哲学家”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出于“好奇”的自娱自乐的沉思。哲学的思考具有其政治后果，“哲学”是政治性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被迫“惊醒”的哲学家就不得不把“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纳入自己反思的意识中，而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哲学”就变成了“政治哲学”，但正因为“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是一个同时与“政治”和“哲学”的“存在”相关联的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意识”行为。对于“哲学家”来说，“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不是通过对“哲学与政治”之关系问题的观念性梳理就能够化解的，应对两者之间的冲突，需要的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或者说，为了思考和应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哲学家必须寻找和转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当然哲学家的生活方式转向是政治性的，或者说哲学家实践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明智的政治行为，因而在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向和实践中哲学家就不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哲学家”了，“哲学家”变成了“政治哲人”。柏拉图从这一事实入手：整个政治生活的特征就是在更好和更坏的政策之间做选择，在被信以为更好的政策和被信以为更坏的政策之间做选择。但是，如果不同时相信某物完全好，就不可能相信某物较好。换而言之，每个诸如“一项特定的政策更可取”这样的信念所立足的理由如果得到适当阐述，则可揭示出一个关于最佳政制之构成的信念。然而，有必要把这一信念转化为知识，有必要探寻有关最佳政制之构成的知识，这种求索就是政治哲学。政治生活是一种对最佳政制的探索，政治生活因此指向政治哲学，亦即指向对“什么是好城邦”和“什么是好公民”的最佳政制的求索。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的核心定义乃是基于对“政治”与“哲学”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和揭示。任何哲学研究，不管其研究的对象域是否是“政治”，都在客观上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后果。哲学研究的这种政治后果，根源于哲学的思想方式，而不仅仅是根源于哲学对“政治”的研究。因此，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不是“政治”，而是“哲学与政治”。根据施特劳斯的这一定义，笔者认为“政治哲学”的概念并不令人困惑，它在人们心中有其特定的所指，这就是事实性与价值性是政治哲学所必须具有的两个因素。没有事实指涉，政治哲学将流于玄谈；没有超越性的价值关照，政治哲学将失去哲学反思的精神，沦为纯粹经验的描述，也就失去了政治哲学存在的价值。因此，政治哲学实质上是在事实性限制范围内的一种价值性思考。王南湜、王新生，《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事实性限制要求政治哲学必须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价值性要求政治哲学要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以此来协调人类生活中的利益冲突。政治哲学作为哲学，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治疗性特征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是一种治疗或诊断，哲学家“处理一个问题就像治疗一种疾病”。参见[德]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65页。，它一方面要有对现有社会政治生活的清晰考察与分析诊断，另一方面还要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也就是政治哲学要以其特有的规范性思考来引导协调政治生活中的利益冲突，规范政治实践的发展方向，构思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展示政治生活的“应然性”。这正是罗尔斯所说的政治哲学的导向作用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的一种作用是有助于人们思考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作为具有自己历史的社会的基本目标和目的……而我把这种作用称为导向作用。”参见[美]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姚大志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页。，在此意义上，政治哲学“是一种属于理性和反思（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观念，它能够在（概念）空间中为我们定向”[美]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姚大志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页。。也就是说，政治哲学要以其本身所具有的理性反思功能，通过对现实的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批判考察，提炼出未来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合理目标原则，并勾画出政治发展的理想图式。在此，政治哲学虽然关涉具体的历史情境，却又超越了特定时空的局限。这样，作为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不同于作为科学的政治学或更为一般地说认知理论的地方就在于它试图从根本上洞察规范的政治概念，寻求接受或拒绝特定政治制度的合理根据，而不是对政治事物或政治活动进行经验性的描述和认知意义上的科学解释。概而言之，作为科学的政治哲学或认知理论寻求“是”，而作为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寻求“应是”。“是”的问题建基于理性认知，而“应是”的问题则建基于价值判断。当我们在当代语境下关注并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复兴时，就绝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开掘和发展，也不能一般地将其理解为对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而是要从这一当代语境中揭示作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和现实性维度。那么，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否可以容纳一个为应当的社会状态进行辩护的规范理论呢？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一直隐含地存在两种根本分歧的理论观点。在简化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两种分歧的理论观点归结为如下两个命题：（1）　共产主义是对历史必然趋势的科学认知；（2）　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符合人性的价值要求之上的伦理目标。早在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傅伦德等人就强调古典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于客观历史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应当建立起一套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不仅要说明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且要说明它在伦理上是应当的。考茨基等人则强调，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是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认知，因而从根本上讲是排斥道德理想和伦理应当的。在后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对峙中，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将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还是将它理解为一种关于历史必然性的理论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古典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如何看待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从实质上看，这是一个如何看待政治哲学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追随苏联和东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从而将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套科学认知的方法，反对将它看作同时包含有一种规范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解，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之前就阐述了自己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但在他们的唯物史观创立之前，这一理想却被看作是建立在人本学基础之上的“哲学共产主义”。根据这样一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哲学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价值应当，是一种伦理预设，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则是一种理性的认知，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科学把握，这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不可兼容于同一理论体系之中。因此，古典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共产主义理想只不过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从黑格尔向费尔巴哈的过渡，只不过是马克思曾经拥有过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罢了。在这样一个逻辑链环中，人们很少去追问，既然唯物史观是通向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必然理论环节，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然后才通过费尔巴哈转向了唯物主义？一个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在1845年之前所确立的这一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科学的。可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科学认知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与其早期建基于价值应当之上的共产主义究竟区别于何处呢？这里存在一个强制性的思维前提，即共产主义绝不可能是一种价值上的应当，否则就必然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相冲突。就是说，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排斥规范性的建构，关于“是”的考察与关于“应是”的考察不能兼容于同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因此，如果肯定古典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一种规范理论，或肯定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于规范性的预设，就必然会导致其科学性的丧失。王新生：《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6期。以上种种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解释，使得我们有必要澄清作为一种阐释人类理想的规范理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它通过“应是”与“是”、规范理论与科学认知的统一，为西方思想背景下长期存在的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指明了一条理论出路，从而打破了自休谟以来实证主义传统的知识论倾向，弥合了“是”与“应当”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政治批判而走向经济批判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阐发新世界”的，因而它具有“政治哲学”特质的名与实。也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施特劳斯是从理想性层面来对政治哲学予以说理的，罗尔斯则是从现实性层面对政治哲学加以论证的，那么古典马克思主义则在这两位政治哲学家之前将现实性与超越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事实与规范、经验与超验、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双重视域内，开辟了以历史性为祈向的政治学理论路数，完成了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与转折。李佃来：《施特劳斯、罗尔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谱系及其内在关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哲学不仅是一种应有的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的维度，而且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迄今仍然不可被超越的里程碑。古典马克思主义在其政治哲学创造中，不但像所有现代性政治哲学家那样直面不断展开的历史逻辑，而且也像大部分古典政治哲学家那样，在至高至上的理论层面上“一览众山小”地审视现实政治，它客观上构成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极为重要的推动力。3.　政治哲学史英语“历史”（history）一词与“故事”（story）一词共同源出希腊文historia，意为“某人的调查记录”“经过调查研究的纪事”。中文的“历史”最早仅存有“史”一字。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历，过也，传也。”“史，纪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纪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则代表被史官纪录的事，换句话说，即所有被文字记录的过去事情。梁启超对“历史”的定义也很有影响，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洪晓楠：《哲学通论十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冯友兰先生曾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这样写道：历史是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这里所说的历史都是就历史的这个意义说的。就这个意义所说的历史，是本来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它好像是一条被冻结的长河。这条长河本是动的，它曾是波澜汹涌，奔流不息，可是现在它不动了，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时间对于它不发生影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对于古希腊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只是过程，是流逝的事物，不存在什么前定的已知必然。如果说，历史就是曾经在过去的时间中出现过的人、物与事，那么它确实已经随着过去时间的消失而消失了，过去的铁马金戈早已是断戟残矢，往日的辉煌气象已经只剩下萧瑟秋风，东窗下也罢，尽管有种种阴谋阳谋，如今也只留下几页几行的痕迹，千夫指，万民伞，尽管有贤愚忠奸不同，现在也只成就了几出戏文，几个故事。它们在博物馆里，在考古遗址中，在古代文献里，在历史教科书中，向我们叙说着过去，我们可以聆听和阅读，也可以转身走开，这种“历史”并不纠缠“当下”。可是，真正绵延至今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的，在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看来，至少还有两种东西：一是，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前人的智慧和辛劳积攒了许多生活的知识和技术，使后人得以现成享用，也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把前人的终点当起点，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向前延续；二是，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多少代人费尽心思寻找的有关政治、社会问题的观念和方法，影响着今天的思路，使今天的人依然常常沿着这些思路思索这些难解的问题，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地重叠着历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通过语言文字、通过耳濡目染、通过学校内的教育和学校外的熏染，一代一代地在时间中延续下来，由于这种“延续”，今人还可以重温古人的思索，古人的思索对于今人还存有意义。柯林伍德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思考的问题和思索的方式，解释的话语和实现的途径，一代又一代地重复、变化、循环、更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连续，于是就有了历史。也正因为如此，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指出历史与哲学是等同的，“历史在本身以外无哲学，它和哲学是重合的，历史的确切形式和节奏原由不在本身之外，而在本身之内；这种历史观把历史和思想活动本身等同起来，思想活动永远兼是哲学和历史”。克罗齐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曾对克罗齐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进行过尖锐、严肃的批判，但他从没因此而否定其有价值的内容。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考察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长于思想的阐释。古典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从人类解放的立场来看待和阐释哲学的本性、使命和终极目的的。如果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升到哲学高度来看的话，其中也隐含了政治哲学的内容：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看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分析；而他的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然而却堪称真正的“正义论”。侯才、牟宗艳、李海星、张瑞芳：《政治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古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贡献，就是对他的政治哲学做出的最好的解释。从改造世界的意义上看，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可以称得上是“实践哲学”，因而区别于传统的理论哲学。因此，着眼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确立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应有地位是可能的。在转入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即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涉及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属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传统，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它的分析和批判使得他们对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理解深入到了社会经济关系层面，这对他们创立自己新的政治哲学理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古典马克思主义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构成他政治哲学思想变化发展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他们转向政治经济学是他政治哲学研究的必然结果。正是通过政治哲学的研究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才促使他们着手剖析市民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们关于超越政治解放、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哲学的价值指向，促使他们认清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永恒化的弊端，而这种政治经济学研究又成为促使他们在政治哲学上继续前行、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契机和动力。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成熟时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古典马克思主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所得到的政治哲学的宝贵结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了捍卫和发展。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政治哲学史性质的著作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阐释，着眼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整体内容，没有拘泥于具体问题的阐释，比如它们没有过多关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价值，也没有过多关注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等政治范畴的讨论，而是将其放在思想史的视角，突出其历史价值。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探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启示我们，要注意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比如萨拜因、克罗波西、沃林等人都向我们提示要注意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中的政治哲学视角。田志亮：《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当代价值》，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版，第78页。这对于我们国内正在兴起中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就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多在“政治”中寻求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忽视了“经济”中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的底蕴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因而其历史必定与工人阶级之解放（其特征是“人类解放”）历程同在，必定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需要共进，必定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集体话语。这就注定了它无论如何“形而上”，也不可能将其经验基础完全蒸发；无论如何回归“生活界”，也不可能成为“个人的独白”。这表明，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是历史科学，又不仅仅是历史科学。从历史学科的角度看，它有时间上的先后，即“史”“今”之分，有事实上的梳理，即“史”“论”之辨；然而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形态，它又是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既有一脉相承的内核及传统，又有与时俱进的应变及创新，传递着不断变化着的时代精神的信息。因此，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的核心问题，就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问题，是理论应实践之需要而产生并发挥指导作用又被实践所不断突破而不断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类文明和先进文化代表的历史。二、研究综述本节已发表，见陈亚丽：《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1期。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并不是学术界兴趣使然，而是由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价值和学术地位所决定的，近年来它日益成为人们的重要研究对象，以至于有位学者曾说：“我估计政治哲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成为中国的重要显学。”宋宽峰：《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过去十年内取得了不断的进步，其研究文献不断增多，研究热点也不断增加。当前，国际上正在兴起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来深度挖掘数据，以客观、直接、形象地展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易高峰、刘盛博、赵文华：《高等教育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图谱分析》，载《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10期。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已有学者通过科学知识图谱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姜春林：《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知识图谱》，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邓剑伟：《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葛莉、刘海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热点的图谱分析》，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等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证明了知识图谱应用于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本书拟绘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以窥这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状况。1.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科学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像，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载《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2期。通过对科学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可以准确而直观地了解科学研究的发展情况。Ucinet软件是绘制知识图谱的主要工具之一，它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最初由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林顿·弗里曼教授研制，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网络研究和知识图谱分析。刘军：《整体网分析：UCINET软件实用指南》，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本书文献选自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所选取的样本论文来源年限为1998—2015年，因为CSSCI的最早收录时间为1998年，2016年的论文尚未完全收录，暂不做分析。在CSSCI数据库中以题名和关键词为检索途径，输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精确检索，共获得相关研究论文241篇。将所有文献题录下载保存为txt文本文件，导入Ucinet进行分析。2.　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现状分析通过论文的搜集与分析，本书尝试从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论文的年度发表数量、高产作者发文情况、作者合作网络、研究机构分布四个层面揭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和水平。(1)　年度发文数量统计。通过对CSSCI数据库1998—2015年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年度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视程度与研究发展的时间特征，它从总体上反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进展情况。其结果如图1所示。图1CSSCI论文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图从图中可以看出，1998—2004年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一直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其中1998年的发文数量为1篇，1999—2001年间均为0篇，2002—2004年年度发文数量均为1篇，这表明这一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尚未兴起，鲜有研究成果产生。2005—2006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内，以陈晏清、王新生、孙麾、王南湜、阎孟伟、李淑梅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在天津召开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的学术研讨会。赵剑英、陈晏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在会上，与会者纷纷发言并指出，政治哲学在西方是一种“显学”，自苏格拉底创立以来，随后又产生了霍布斯、洛克、康德，以及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阿伦特、伯林、麦金太尔、桑德尔等非常响亮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要流派。相比之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处于边缘化状态，面对现实问题和西方众多理论纷争挑战的解释力和话语权薄弱，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是时代和中国发展的理论要求。同时，这次大会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吹响了号角，并迅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主要是呼吁学术界共同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繁荣和兴盛。2007年至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逐渐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每年的论文发表数量都在20篇左右，其内容已经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各个子领域，它们进一步深化和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这一历程表明，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浅层到深层的发展阶段，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表面繁荣的背后，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不断探索和努力的结果，没有他们的深入研究，就不会有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出现的蓬勃发展局面。(2)　高产作者发文统计。从高产作者的发文情况来说，本研究在CSSCI数据库中检索1998—2015年题名或关键词包含“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论文，并对论文作者进行统计，发文量较高的作者是以李佃来、张文喜、臧峰宇、王新生、白刚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研究者。他们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同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骨干和中坚力量，他们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术新人和后起之秀也加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队伍，这在21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热潮。(3)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科学合作在当今科学界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生产模式，研究者之间彼此的交流、对话会启发新的思路，形成新的见解，提高学术研究的一致性和建立新的学术共同体。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断发展壮大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队伍，在短短的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其巨大的价值性和吸引力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241篇论文共有169位作者，统计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导入Ucinet进行可视化展示，结果见图2。图2中每个节点代表1位作者，节点大小与作者的论文数量成正比；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曾有合著过论文，连线的粗细与作者合著论文的数量成正比。图中部分作者的论文均为独著，尚未与其他作者建立合著关系，因此以孤立节点的形式存在，位于图的左侧。从图2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群体的自我封闭性特征。241篇论文中有201篇论文为一人独著，由多位学者合著的论文所占比例仅为16.60%，这表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中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较少，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各自为政、自说自话的境地，既有研究成果分散在各领域，集成性的专题研究欠缺，研究主体间关系不明显，成果相对独立，继承和拓展的成果较少。图2作者合作网络图谱(4)　研究机构分布统计。研究机构是研究力量的重要支撑，凸显了研究的实力和保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平台。本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论文的作者机构进行统计，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大于等于5的机构分布如表１所示。表1论文的机构分布单位名称论文数量中国人民大学31武汉大学22南开大学21吉林大学19南京大学9中国社会科学院8中南财经政法大学8东南大学7北京大学7(续表)

单位名称论文数量山东大学5复旦大学5中共中央党校5清华大学5从研究机构来看，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镇”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这与前文中高频作者的分布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也便于将高频作者与其单位机构相对应。从表中数据来看，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仍然集中在各大高校和研究院，它们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浓厚的科研氛围，学术研究水平高，科研成果密集。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文喜、臧峰宇教授，武汉大学的李佃来教授，南开大学的王新生、李淑梅、王南湜教授等都是这些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名列前茅的高产作者。另外，从合著情况看，这几位高产作者合著文献较多，说明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较多，进一步促进了研究机构整体的学术发展。3.　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热点分析为展示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热点，对样本论文的引用关系及关键词进行统计，导入Ucinet分别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文献的引文网络知识图谱和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1)　引文网络图谱分析文献是知识的载体，学术文献引用与被引的过程伴随着知识的扩散与转移、继承与创新——被引文献可为施引文献提供知识基础，施引文献可对被引文献进行批判、整合与创新。特定研究领域的文献及其引用关系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就会自发形成复杂的引文关系网络，观察引文网络的结构有助于识别研究的发展演进脉络。邱均平、李小涛：《基于引文网络挖掘和时序分析的知识扩散研究》，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7期。在本研究中，２４１篇CSSCI论文之间呈现了清晰的施引与被引关系，这种引文次数关系最直观地体现了该文献被其他文献引用的程度和引文所发挥的影响力。为了准确统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高被引论文，笔者将引文网络中被引频次≥2的文献进行统计，其结果见表2。这些高被引文献为网络中的其他文献提供了知识，发挥着类似于知识枢纽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表2引文网络中的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作者标题年份12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20066王新生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20064王南湜

王新生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20074邹诗鹏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20064孙正聿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20064郁建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20063王南湜从“理想国”到“法治国”——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20063陈晏清

王新生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2010(续表)

被引频次作者标题年份3李德顺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20063陈晏清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20062张盾

李志军回到前哲学的政治——评阿伦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解读20082王南湜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20062马德普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20052王新生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20072李佃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开显20122李佃来政治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路径2006侯才教授的《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引文网络中被引12次，也即本研究选择的241篇样本文献中，有12篇引用了这篇论文，充分反映了该论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中受重视的程度。在这篇文章中，侯才教授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双重维度。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一种包含了对各种政治现象的哲学研究（例如市民社会、国家、法、阶级等）以及对各种政治概念（例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和对各种政治思潮的哲学研究（例如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等）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广义上讲，马克思的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这与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从人类解放的立场来看待和阐释哲学的本性、使命和终极目的有关。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侯才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受瞩目的情况与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的地位分不开的，其著作《政治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卷》几乎成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侯才、牟宗艳、李海星、张瑞芳：《政治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王新生教授的《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它的复兴实际上已经成为规范理论重新崛起的标志，人们在政治哲学研究中找到了一种价值论研究的现实途径，这可以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批判活动中找到依据。王新生：《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6期。王南湜和王新生教授的《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理想性到现实性的发展必须经过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研究政治哲学的学科地位以及兴起的原因等基本问题；第二个层面是要面向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之发展趋向，例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展开研究；第三个层面是在中国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对重要问题的研究，例如公平与效率、自由和平等、民主之间的关系等。王南湜、王新生：《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邹诗鹏教授的《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提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来看，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的意义就在于重建哲学与现实的公共生活关系，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邹诗鹏：《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孙正聿教授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应该是拥有一批具有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背景的学者结盟，才能对政治生活进行哲学反思。寻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是要充分挖掘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评价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和宏大叙事的诘难。孙正聿：《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郁建兴教授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深入挖掘了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哲学，如果有，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哲学，在今天建构或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事业中，如何对待马克思的思想遗产等问题。郁建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此外，笔者发现表2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高被引论文的发表时间都集中在2006年左右，这正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奠基时期，这说明高被引论文都是那些首倡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复兴的学者所撰写的，他们也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才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有了这样一些深邃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力量作支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和壮大成为必然。(2)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关键词由作者发表论文时亲自标注的，是作者对论文内容的概括。根据文献计量学理论，若某一关键词在特定领域的文献中反复出现,则该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就可能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因此统计高频关键词及其共现关系是识别研究热点的有效途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发现241篇论文共标注了467个关键词，其中词频不低于2的关键词有82个（见表3）。表3高频关键词关键词词频关键词词频政治哲学142实践哲学3马克思69资本论3马克思主义34现实性2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20资产阶级2(续表)

关键词词频关键词词频马克思政治哲学19正义论2马克思主义哲学19中国问题2市民社会12施特劳斯2黑格尔11资本主义2历史唯物主义10政治哲学思想2阿伦特9规范性2马克思哲学8柯亨2西方马克思主义8政治正义2劳动7福斯特2政治7当代中国2唯物史观7方法论2自由主义6西方政治哲学传统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6劳动价值论2辩证法5马克思主义政治学2人类解放5大众化2西方政治哲学5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自由5人类社会2现代性5领导权2正义5公共领域2哲学5国家理论2生态政治哲学4生态正义2后马克思主义4社会主义2批判4当代政治哲学2政治解放4历史主义2社会现实4人学2(续表)

关键词词频关键词词频平等3政治哲学兴起2实践3社会政治哲学2罗尔斯3现代政治哲学2行动3社会正义2卢梭3事实性2自然3共产主义2无产阶级3政治经济学批判2政治经济学3葛兰西2后现代政治哲学3普遍主义2费尔巴哈3生态唯物主义2公共性3时代化2分析的马克思主义3生产方式2从高频关键词列表中可以看出，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含有“马克思”及“政治哲学”的固有主题词及相近主题词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热点还包括市民社会、黑格尔、阿伦特、劳动、政治、唯物史观、人类解放、西方政治哲学、自由、现代性、正义等，这些研究热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水平及其聚焦之点，它们的研究对当今中国政治哲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研究深度和难度不断加大的同时，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热点也正在不断增多，这说明这个领域中可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它们一直被学者们所关注和讨论，至今热度仍较高，并且代表了将来的研究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系的重要问题。政治哲学的复兴，是西方政治哲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西方社会政治发展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重新相结合的需要所提出来的，并因此出现了施特劳斯、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金里卡、阿玛蒂亚·森、柯亨等一批当代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们有的试图为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的福利国家做辩护，有的为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做辩护，还有的为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做辩护，等等。段忠桥：《为社会主义平等主义辩护——G.A.科恩的政治哲学追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可以看到，无论他们怎么去思考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发展方向，总是绕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维度，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光谱的每一个位置上我们都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性，在上述这些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很轻松地找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字眼。在中国学者对某些西方政治哲学家的访谈中，我们也会很惊奇地发现这些西方政治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熟悉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在我们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还心存疑虑之时，西方社会的这些人士已经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生命力所在。不过，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但是西方政治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解是否就正确呢？由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始终是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基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历来与它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它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而后现代政治哲学家则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为应予抛弃的宏大叙述与乌托邦，陈晏清、王新生：《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西方政治哲学家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容和精神实质。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我国逐步展开，金林南先生对此保有较高的警惕，他曾经写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被附带复兴的，似乎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没有政治哲学，只是由于现实需要以及西方政治哲学的刺激才需要阐释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金林南：《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范式转换》，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于是，在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性资源被不少人忽视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日益繁荣的外表下，不少研究是为了“比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从而抱着“你有我也有”的心态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西方政治哲学框架中勾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图景，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方枘圆凿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资源处于一种失真和失语的状态，中国特性被遮蔽，西方政治哲学主导着话语权，面向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符合现实政治发展需要，能够引领政治价值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尚未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没有充分显现。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存在这样一些价值弊端和书斋呓语的情况，把它揭示出来不是要否定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所做的不懈努力和开疆拓土之功，而是为了进一步引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们的注意，保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自省、自信与自觉，要看到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真正根基，欧阳英：《如何看待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要永远面向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目前的一些研究困境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困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们应该充分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理想、政治实践与政治价值，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西方的理论资源为对比（而不是“比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而真正开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引领功能。三、研究缘起本节已发表，见陈亚丽、朱进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亚里士多德称政治哲学为“群学之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哲学尤其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专门研究还相当薄弱，在“左”的政治路线和思潮影响下，人们很少涉足这一本来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领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繁荣学术文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政治哲学，80年代后，我国相继有一些政治哲学的著述问世。相比较于西方政治哲学的引介和研究，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门庭冷落，不但系统的专门论著十分稀少，即使研究某一局部问题的论文也为数不多，最常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容纳了少量政治思想，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著作中论及的哲学观点，但是这毕竟不属于专门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近些年来，政治哲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专门性研究和译著明显增多，以政治哲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规模和次数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受到一批年轻人的青睐，学术梯队得到明显充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情况，一方面有赖于西学研究的深入，已经逐步从“跟风式”和“追踪式”的尾随者转变为具有明确问题导向的自觉性研究；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搭建以政治哲学为基础的理性平台来探讨公共问题成为大势所趋。如何把握住历史的脉搏，以政治哲学的视野和知识来阐释、激发和推动现实，就成为一项新的课题。因此，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研究必须对形势与任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1.　我们为何需要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事件恐怕是政治哲学的兴起，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增长点，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需要，也是回应西方政治哲学挑战的需要；既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源流的需要，也是发扬中国政治哲学传统的需要；既是哲学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实践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依然保持着超越性。（1）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中国机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不是很满意。大家似乎觉得哲学不景气，哲学在贫困。近年来，有些地方、有些高校还专门召开了关于哲学贫困问题的理论讨论会，报刊上也经常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章。应该如实地承认，我国哲学的确陷入了一种贫困状态，这种贫困主要表现在：哲学的发展不很显著。我们的哲学常常不能及时地反映、回答时代问题，极为缺乏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呼声的新的哲学思想、哲学理念。所谓时代问题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一种真正的哲学理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地提出、回应和解决时代问题。一个国家、民族在新的时代的进步和成就，往往取决于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哲学理念的出现和它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影响，可我们的哲学未能很好地满足这样一个基本要求。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限于原有的概念框架范围，在原有概念范围内兜圈子，总是在那里把哲学的几大块（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搬来搬去，重新排列组合，使哲学研究变成一种文字游戏，既枯燥，又乏味，这是哲学陷入贫困最突出的表现。政治哲学同一般哲学相比，同现实有着直接的联系，能够直接作用和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于哲学创新，最终对于时代发展所具有的知识贡献，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2）　从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比较来看，我国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还很薄弱。西方政治哲学界每隔十来年就有新的政治哲学学派涌现，诸如马尔库塞、波普尔、罗尔斯、诺齐克、哈贝马斯这样的世界级政治哲学家也不断产生。可我们似乎罕有这样的政治哲学家，也很难产生出真正的政治哲学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我国用以形容学术繁荣的一句老话，可我们现在的学术环境与状况还很难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同西方政治哲学的交流近年来不断加强，这是十分可喜的，但迄今为止我们对西方政治哲学提出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重大挑战的问题，并没有做出有力的回应。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政治哲学发展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这说明，我们在通过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学术交流与意识形态斗争来发展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方面还做得极为不够。哈耶克说：“从长远的观点看，是思想以及使新思想传播开来的人决定着进化过程，进化过程的每个步骤均应受一整套具有连贯性观念的指导。”罗予超：《政治哲学：对政治世界的反思》，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这就意味着一种真正科学的、吸收古今中外先进政治思维成果的政治哲学将对现实政治世界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这样一种影响。（3）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不仅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且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博大精深，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片面强调国家的阶级性、阶级斗争、国家消亡等，侧重于斗争哲学与宏伟叙事，忽视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全面性、丰富性，使得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些理念没有与时俱进，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脱节，丧失了说服力。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必须强调问题意识和实践关切，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切磋琢磨中收获新的学术创见。当下中国人面临的政治问题，诸如国际政治秩序的建立、各民族国家的国际治理、世界和平、政治价值的普适性和可公度性、不同政治话语之间的对话等问题，需要联系当今的政治实践进行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创新，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为响应时代的这种呼声，就要求我们大力开展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4）　政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某种一致性。在中国，政治哲学古已有之，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政治哲学史。儒家的经典《大学》一书里所表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不是儒家一家之言，而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所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理想，古代各个时期的哲学家们总是特别关注使哲学成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宋明理学的“理”，是治国之术,安邦定国之理，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理，可以说政治哲学恰恰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实质性特征。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导向和实践导向也是紧密相关的。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理论失误同他对哲学与现实世界关系的看法联系起来。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之所以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变化，是因为在黑格尔所构造的形态里哲学成了对历史的逻辑回忆。虽然黑格尔构建了复杂深邃的哲学体系，使他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峰，但是阅读黑格尔，使人们觉得进入了思想的迷宫，难以把握究竟。具有深厚西方哲学学养的马克思是黑格尔思想的继承者，但是这种继承是经过批判过滤的。马克思不仅看到了黑格尔的睿智为普通哲学家难以企及，而且也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精致且深奥的思辨难以为大众所掌握，因而难以体现应有的社会使命。正是在颠倒黑格尔哲学思维方式的过程中，马克思使哲学确立了深远的现实视域。正是在这一点上，甚至有人说与西方思辩哲学传统相比，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差别还没有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差别大，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笔者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够很快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并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因。现时代只有推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发扬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精华，剔除其封建糟粕，寻求传统政治智慧与现代政治经验的对接。（5）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依然保持着超越性。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近代西方启蒙政治哲学理论的视界内，继续书写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与人权等政治解放理论的现代性政治话语。一方面，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以新的理论形式重复着近代启蒙政治哲学的政治理念，为已有几百年历史的、新形势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辩护与支撑，处理近代政治哲学理论自身的矛盾，进一步改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合法性说成是永恒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它要回应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人类解放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理论与实践强有力的现代性批判，面对各种有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倾向的理论挑战，尤其是要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坚定捍卫者进行理论的交锋，批判当代旨在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但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最终没有跳出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政治解放的“罗陀斯岛”“罗陀斯岛”是《伊索寓言》中的一个典故，一位爱说大话的运动员逢人便夸自己在罗陀斯岛上一跳绝尘，但在自己本乡本土的地面上却从未真正站出来与任何人比试一把。它告诉我们所处的当下现场便是你能证明自己能力的直接现场，妄图与社会决裂并不意味着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属于自己的现实。马克思后来使用“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这句著名的话，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家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只是继续在政治国家的范围内思考着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换句话说，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科学性与先进性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不可到达的顶峰。2.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何为在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工作中，笔者发现阿伦特对政治哲学家贡献的总结是颇有见地的。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哲学家是从四个方面对政治生活做出贡献的。第一，他为与他同社会的公民提供一种自我认识的能力。他既为人们提供了内在的政治需求洞见，又为他们提供了一套一般原则，以确定人类行为、体制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虽然他不能告诉人们在具体情境中应当怎样行动，但他毕竟告诉人们在处理向他们开放着的选择时，应当怎样做出理智的决断，去面对这些选择可能出现的后果。第二，这种哲学家是社会批评者，他像黄蜂一样刺激公民进行批判性的自我检视。他揭露那些虚假的幻象和许诺，那些诱人的然而危险的教条，以保证其社会共同体的清醒意识。第三，这种哲学家是人类生存的正义原则的保卫者。与那些专注于物质利益的大多数同时代公民不同，他应当看重人类的能力和潜能。他要强调人类生存的诸种可能性，让他的同时代人知道他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对他们当下罪恶的意识和对他们未来荣耀所应具有的信心。第四，政治哲学家保卫着公共领域，保护着这个领域中的正义。人类的政治生活同一般的人类活动一样，是一个充满各种不同意见的领域。不存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所有人都可能承认的那种真理，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看社会问题，因而得出不同的意见、看法。假如要创造一个人人平等、和谐共处的社会，那么就应当使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处于一个有意识的对话中，而政治哲学家的根本作用，就应表现在创立和维护这种对话上。他应当批判地考察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意见，指出它们的局限性，防止它们僵化为教条。他应当使人们丢掉一些不切实际的共同假设，提高他们的洞察力，鼓励他们之间进行对话，帮助他们对他们的世界有更丰富的认识。他还应当指出人们当下所处的言语交流情境具有相当大的约束性，应当帮助人们放松或摆脱这些局限性。总之，政治哲学家应以多种方式揭露意识形态的僵化性、盲目性，疏通交往的渠道，在公民中推动互相理解，以便帮助他们建立起“共同的世界”。李晓南：《多元视野下的政治哲学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对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熟悉的人知道，阿伦特明显地倾向于西方的左派政治立场，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保持了较多的一致，但是她的论述毕竟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立场上的，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今中国社会有何为，笔者试将其归纳如下。（1）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助于揭示政治世界的普遍本质与规律。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一个特殊的概念范畴体系来反映政治现实，对于现实政治生活中每一现象和过程，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都有可能从它的范畴体系出发来对其进行实质性分析，掲示其本质以及特点，它与其他政治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等等。这就为人们对政治世界的认识提供逻辑起点与理论前提，人们的认识，哪怕是最简单的经验认识，都离不开思维，而正确的思维又离不开正确地、客观地把握对象的概念、范畴。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一个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来反映政治世界，把握它最深刻的本质，为政治认识所必须。例如，权力现象是现实政治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对这种政治现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人们缺乏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的条件下，他们便不知道“权力”究竟为何物，自然也不知道自己对于政治权力的正当关系是怎样的。当他们受到政治权力作用的时候，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这是权力的作用。当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权力的限制，他们的财产受到权力的剥夺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愤怒，但他们不会想到要弄清楚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以便做出“服从”与否的抉择。甚至一些领导者由于缺乏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也对权力现象缺乏正确认识，他们也许可以凭经验有效地掌握权力、行使权力，却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弄清楚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权力的来源和根据是什么、正当地使用权力的原则是什么、稳定权力的条件是什么等问题。这就可见，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很重要的认识论功能，政治愚昧的产生和存在往往因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的缺乏。（2）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助于培养人们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论功能首先表现为规范功能。在政治生活中，人们所希求的东西，被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就构成一个合理的政治行为以及一种理想的政治生活的规范。例如，如果“正义”是一个政治价值，那么它同时就是一个规范，是理想政治生活的一个方面的标准与形式，就能够成为一个对于人们的政治行为与现实的政治制度都具有规范作用的规范。人们的一切政治行为都应该符合“正义”这个原则，而政治制度也应该按照正义的规范来建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规范功能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在人们的政治行为之前，在一个政治事物存在之前，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价值便是一个规范；而在此之后，政治价值便成为一个评价的标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评价功能就是依据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标准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现象、政治过程、政治事物做出价值评价或道德评价。在日常意识的水平上，人们也在经常地几乎是每日每时地在进行政治评价。但是只有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水平上，才能对政治事物做出唯一有根据的植根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深刻、完整、合理的政治评价，才能及时地识破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神话与政治骗局。例如，西方自称是什么“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并自诩为“人权卫士”，在日常意识的水平上，是很难对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做出合理评价的，也很难识破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宣传的虚伪性。只有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水平上，在具备了必要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素养，从而具有看穿一切政治事物本质的敏锐观察力与评价能力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一点。(3）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关于政治世界的本体论知识，提供政治认识方法，以及政治理想、政治价值观，对政治共同体的一切成员就具有教育作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教育功能突出地表现在：为社会必须经常地、不间断地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提供最基本的思想、观念、理论、观点，并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改变人们的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方式，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人们摆脱政治愚昧状态。政治思想教育也可以在非哲学的、纯粹日常的政治宣传的水平上进行。这样一种水平的思想教育虽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大量的、每日每时都必须进行的，但要真正提高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政治思想水平与政治思想觉悟仅仅停留在日常政治思想教育的水平上是不够的。只有建立在依据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提供的基本政治理论知识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教育，才能使人民形成健全的、高水平的政治思想素质，例如：如果人们对“权力”“正义”“自由”“民主”“人权”“义务”等概念没有一种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水平上的了解，不能形成为一种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念，人们便会永远弄不清楚它们的实质以及它们的正确含义。在人们的头脑中也永远形不成一种相互连贯的、构成一个完整整体的政治意识与政治思维方式，人们的政治素质便会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提高。（4）　时代呼唤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政治实践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他们身处的这个政治世界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性，充分地、自觉地认识到他们自身在这个政治世界中的地位，他们与这个政治世界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根本阶级利益之所在，从而推动他们行动起来，为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改变这个世界做斗争。第二，对新的国家、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结构做出设计，这即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创造性功能与预测功能。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依据关于政治世界的普遍本质、关于政治世界的规律性知识，可以产生和形成关于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秩序的导向性理论。依据这种理论就可以设计出政治变革的蓝图，而这就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现实的来临。与此同时，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为彻底破坏和摧毁旧的政治制度、旧的政治结构提供理论和意识形态根据，并为如何去破坏旧的政治世界提供战略与策略思想。恩格斯说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践功能的深刻揭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功能更是为历史和现实所证实了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学说，关于人类社会由低级社会形态不断地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学说，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学说，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是20世纪俄国、中国以及一系列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准备，它充分说明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人类历史新时代、新纪元的先声。3.　通向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路要实现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政治生活的贡献，我们目前还面临一系列艰巨的挑战。在笔者看来，重读、对话、反思方法的运用是通向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1）　重读式。经典文本的特点是为其后各代人们呈现了新的视域，经典文本具有丰富多彩、取之不竭的启发性。根据经典文本研究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要哲学地思考政治问题，这里关键是要有哲学的理路。据笔者对哲学的理解，哲学的特征在于它“根本”性地追究问题的思维方式，“根本”性地追究事物的根本，并在人类精神和物质活动中，发挥其“根本”的作用。何谓“根本”呢？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页。。“根本”若一言蔽之，就是通过不断地变换视角追究总体性、基本性、始序性和关键性来提供政治生活的智慧，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旨趣就在于通过文本把握政治的根本。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不能没有经典文本，但仅有经典文本也是不够的。有时候，一个文本代表了一位思想家的政治理念或广泛得多的哲学体系中政治层面的一个发展阶段，而这一阶段与其他阶段或广泛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清晰无疑。用福柯的“后问题”式的谱系学研究方法，考察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也是文本研究的一种新思路。任何文本都无法成为封闭其意义的终结界限，后代人“回到马克思”，以时代的视野、今人的观念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做出新解读，实际上是以发展了的实践语境为底板，与古典马克思主义文本对接，进而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做出新的理解，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哲学文本并不是真正的文本或作品，而是进行了诸多时代的一场谈话的记录。”[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页。尽管政治哲学家各自独立地进行写作，但他们通常都熟悉前人的著作，这种熟悉导致对一些重大主题的共同关注，政治哲学家之间的这种共同性反映在若干个关键领域中。因此，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与自己的文本间、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体际的文本形式相互碰撞、相互炸裂而让意义在流射中显现，这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所必须要有的文本思路。（2）　对话式。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异常繁荣，一些有影响力的派别纷纷出场并且脱颖而出，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膨胀，一个庞大的问题域的存在表明了人们研究能力的不断增强，表明了人们对政治事物的研究不断深化。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且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自说自话的境地。面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们提供的丰富的政治哲学理论遗产，我们究竟应当从中选择什么样的视角、理念和制度诉求来作为我们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基本框架，仍然是一个难以择定的理论难题甚至是禁区。诚然我国政治哲学界在引介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种引介大致还处于一种以拒斥性批判的态度引介和以醉心其中为前提引介的二元对峙状态，如何在将西方的当代政治哲学成就引介的基础上，走出单纯理论消费、学术贫困的局面，告别敌视性的政治心态、自恋化的学术习性，还需要一种理论的大智慧。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想保持相对于西方其他政治哲学流派的优势，必须始终坚持开放的视野。政治哲学是通过相互冲突的信念之间的互动而得以发展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之间彼此经常“对话”，其著作风格经常是论争性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坦嫩鲍姆和舒尔茨曾言：“他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大象显然都像他们所说的这些东西，但又不只是这些。”[美]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叶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显然，我们可以认为每位政治哲学家都对我们理解所谓的政治哲学这一复杂事物增添了有价值的新视角。尽管从总体上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不可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从其提出的问题、观视方式和解答思路来看，应当肯定地说是具有时代性的，是时代问题的折光与反映。从问题的深层来看，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实际上是基于时代地平线、关于时代本性及其时代性问题的哲学对话，有助于我国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深入地研究时代问题，这是繁荣和推进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对话”，人们会看到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从中找到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3）　反思式。当代中国学人研究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理性地审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三是，建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系。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通过文本解读与对话的底板——“我们的时代”问题：诸如新旧全球化转换问题、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关系问题、正义问题、全球性公共和政治的多极化问题等的深切关注和反思，去研究我们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问题。而对于中国悠久的政治哲学传统，我们既不能单纯地批判，也不能“美文学式”地赞誉，而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把其放在中国现当代的问题域中来予以审视和继承。现代英国哲学史家柯林武德说：“哲学是反思的。进行哲学思考的头脑，绝不是简单地思考一个对象而已；当它思考任何一个对象时，它同时总是思考着它自身对那个对象的思想。因此哲学也可以叫做第二级的思想，即对于思想的思想。”[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页。黑格尔也曾说道：“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所谓“思维着的考察”就是对事物做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揭示它的本质和规律，形成明确的概念或思想。这样一个过程，黑格尔称之为“反思”。“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在黑格尔看来，一个事物就是一个思想，或思想的表现形式。所以，反思就是以思想本身为内容而其所得的结果则是“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即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形成了概念，成了一个思想。黑格尔的这种思想，一方面暴露出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但另一方面也表明，黑格尔对哲学基本方法的理解非常深刻，且富有创造性和真理性。笔者认为，这种反思的方法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就是不断实践、不断反思、不断超越的过程，科学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立，必将使我国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得到一个更深厚、更扎实的政治共识基础的维护，这里起作用的将不再是简单的由实际利益所左右的感性意见，而是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睿智和理性的深思熟虑。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虽然我国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起步较晚、进展较慢，但已涌现出了以陈宴清、王新生、王南湜、韩冬雪、阎孟伟、李淑梅、邹诗鹏等为代表的一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相信未来从事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名单将更长。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真正成为引领我国政治发展的一面旗帜，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世界民族之林将更具竞争力。高卢的雄鸡｜第二章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起源第二章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起源贫瘠的园地造就贫瘠的思想，肥沃的园地孕育高深的思想。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之花是在吸收了西方古今丰厚思想营养的基础上孕育和绽放的。许久以来，古典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理论来源的说法影响甚广，似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基只要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理论相关，只要弄懂了这三种思想，就能确切把握“只有三个部分组成的思想体系”。这种看法无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传统、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滋养。[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传统的，它构成了我们从整体上合理地诠释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可以说，没有从古到今的众多政治哲学家思想的滋养和熏陶，仅靠三个来源是熏陶不出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因此，离开了西方古典思想，离开了西方传统思想，我们就无法贴切地理解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古典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传统从历史上看，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总是同深刻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或者表现为社会变革在理论上的回声，或者表现为对社会变革过程的理论把握。在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由此诞生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样一部通过设想理想政治形态来对危机中的社会进行道德评述和政治批判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无疑是希腊城邦国家彻底衰落的产物。这部作品的理论努力就是力图为城邦国家走出危机找寻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途径。因而在古典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著名政治哲学家就已经从希腊城邦国家的生活经验中系统地阐发了他们对人类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理解。尽管希腊城邦社会经过令人称道的繁荣之后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覆灭，但这些政治哲人的思想却作为宝贵的财富对后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以后政治哲学的母体，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形成于对西方这一政治哲学思想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之中。1.　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主题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传统的发展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学说开始的。哲学自古希腊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在古典政治哲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寻求美好的政治生活问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基本论题主要有：什么是美德、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好的政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好公民以及教育与法治等问题。这些论题展开于政治与哲学、理想与现实的紧张与协调当中，这使得古希腊政治哲学表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张力，进而推动着后来的政治哲学不断发展。多少德国知识分子、诗人和哲学家，为了希腊人的政治哲学理念的启发和典范，已经试图回头再看“希腊遥远的天空”和希腊社会的政治、审美的理想。具体来说，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从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可以概括为：关于美好政治生活问题的哲学思考，这一思考一般是在理想与现实、哲学与政治的张力性关系中展开的。苏格拉底作为在古希腊的第一个政治哲学家，对美好的政治生活及来源问题做了深刻的思考。他认为美好政治生活源于“自然”而非神谕，这意味着要脱离、甚至挑战习俗、祖先乃至神的权威。所以说，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思考，“只有被看作是以怀疑精神反叛传统权威，以及对这些权威的独创的、反政治的哲学批判的结果，才能被理解”马云志：《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载《理论学刊》，2005年第5期。。苏格拉底不失自己哲人的本性，坚持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无价值的，故而不停地与人们讨论何为好的政权、好人、正义、虔敬、政治、高尚等问题，这意味着对政治目的与意义的追问，其目的在于使生活在城邦中的人认识到现实的城邦是不完善的，他们应当关心政治生活的美好问题，努力追求现实的更美好的政治生活。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依然继承了其老师关心“政治”的衣钵，希望通过“要么让哲学家当王，要么让王来学习哲学”，去建立哲学的“政治理想国”，实现哲学的最高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从而完成其老师的政治遗愿——使整个城邦更接近真理。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柏拉图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有德性的生活、实践智慧、伦理判断、美好生活、友爱、幸福、教育与社会化以及国家的政治体制，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其政治哲学所考虑的问题。（2）　古希腊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人性向善的目的论基础上，强调以德性为核心的实质正义。在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生活的时代，政治生活乃是公民之为公民的体现方式；或者说，政治参与是人在城邦生活中意义和价值的实现。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所有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这可以说是在生活世界本真意义上的对政治的一种理解，因为政治活动就是人的活动，政治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个人只有在政治活动中才能找到自身的意义所在。由于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而依附于城邦，所以在古希腊政治哲学那里，正义首先取决于对城邦“至善”这一最终目的的实现程度，这就意味着城邦应当以培养良好的公民为己任。因此，古希腊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应当从属于道德，更重要的是从属于理性美德，即作为自然赋予人类的终极目的或人类灵魂的尽善尽美。它强调人只有进入城邦，过政治生活，追求卓越的政治美德，才算完整意义上的人。（3）　对希腊人而言，共同体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命脉，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家天才地猜测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由此个体得以在智慧和德性中滋养和成长。人是一种群居动物，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还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社会分化程度也比较低的历史阶段时，这种群居性更紧密和团结。个人所需要的生存资料能且只能通过群体才能获得，个人利益需要服从群体利益，个人几乎完全消解于群体中，不具有独立性。就如马克思所言：“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人类的这种生存状态自人类文明早期始，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持续了很长时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的这种生存状态不可能不影响到哲学家对人是什么的理解。在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哲人很早就认识到人和城邦的统一。个人不能脱离城邦和他人而独自存在，独立于城邦之外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禽兽。因为古希腊城邦不仅为公民安全和满足各种需要提供物质保障，它同时也赋予公民生存的意义和责任。一个公民只有生活在城邦里且通过城邦，才能在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向和意义。这样，当古典政治哲学强调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天然就要过政治生活时，显然，政治对于人来说就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人可以自由选择的问题。过政治生活是人的本质使然，是符合“人”这个概念并与之相对应的存在形式，或者说，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把人的本质与政治和政治生活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古典政治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亚里士多德这个命题不仅概括了人的群居性，即人必须像自然界中某些动物那样，过一种内部有着分工和合作的群居生活，而且强调了人的群居性的实质就是政治性。2.　马克思与古希腊政治哲学在18世纪，德国沉浸在神秘的魅惑中，这种魅惑便是通过温克尔曼、莱辛、诺瓦利斯、歌德、席勒以及荷尔德林等人的想象而进入迷人的远古世界。[美]麦卡锡：《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十九世纪德国社会理论与古典的时代》，郝亿春、邓先珍、文贵全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这种魅惑刚开始集中于文学与艺术领域。然而到了19世纪，古希腊这种奇怪的魅惑开始渗入德国的政治与经济理论，直至伦理学与社会理论。由于发觉不能遵从（或至少是应对）古人的理想，这些德国思想家便批判地估价现代性的原则与结构；经济与政治机构被迅速地以古典抱负及哲学期待的范式进行检验，其结果是道德与政治想象的膨胀，以及对现代性的脆弱与肤浅的激进洞见，当然也有在可资利用的实践选择方面的晕头转向与无所适从。希腊人提供给现代人的目光与眩晕是迷人的、在道德上是拔高的、在政治上是具有挑战性的。正因如此，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哲学得到了近代众多政治哲学家的高度瞩目。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给它奠定了基石：他用一种统帅全局一以贯之的宏伟历史观，驾驭了以往全部哲学思想史及其资料，使之成为一个有清晰线索的、有生命有规律的有机过程，从而对人们理解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一种洞见，起到了深刻的指导作用。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黑格尔对希腊哲学史抱有极大热情，《哲学史讲演录》大部分论述的都是希腊哲学，比中世纪到近现代部分的总和还要多。后来深受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马克思无疑从中汲取了巨大力量，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并不在于社会工程、科学控制及经济预言（正如他通常被误解的那样），而是应该用更为广阔的视域来衡量，即以其对人类能力、政治理想及社会理性的推崇来理解。他们对未来的见解如此珍贵和深远缘于他们对过去的理解如此敏锐和激动人心。他们对占有性个人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商品生产的批判程度最终建基于他们对古希腊政治哲学的理解深度，以及后者将其理想所提升到的高度。倘若我们对马克思的教育背景做一番粗略回顾，将会发现他在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哲学和历史方面受过广泛训练。在特里尔高级中学时，他沉浸在西塞罗、塔西佗、贺拉斯、柏拉图、修昔底德、荷马和索福克勒斯等人的著作中。在那里，马克思最钟爱的科目是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历史。在波恩的大学早期时日里，马克思的研究集中围绕着古希腊罗马的诗人和哲学家。而在他未来岳父威斯特华伦家中，他完全沉溺在浪漫派的著作中，特别是伏尔泰、拉辛以及荷马和莎士比亚等人。在波恩大学，他延续了对浪漫派的兴趣，参加了施勒格尔以“关于荷马的问题”和“普鲁佩尔提乌斯的哀歌”为题的文学讲座，以及“希腊、罗马神话学”的课程。这一时期，马克思属于一个叫作“邦纳诗人”的团体，这一团体的兴趣点在于希腊美学理想的复兴，特别是美与和谐的理想。正如桑瓦尔德在其论马克思与希腊人的重要著作中陈述的，这些个体在他们的先知歌德和海涅的引导下去追寻美好，追寻幸福与和平。马克思吸收了一切最新写下的关于古人的东西，特别是莱辛和温克尔曼所写的，并且继续其对一些主要古典文本的研究和翻译：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和《论灵魂》的一部分、来自奥维德的《箴言》。在柏林大学，马克思继续与鲍威尔、科本、费尔巴哈以及这一著名的博士俱乐部的其他成员探讨了这些作品及其含义。鲍威尔和科本对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都有浓厚兴趣，鲍威尔同时还是一位《旧约》学者。在大学准备其博士论文材料之时，马克思参与了鲍威尔开设的关于《旧约》先知以赛亚的课程。马克思还对希腊的理想图景与德国研究的实际状况——关于博克、西斯蒙第、马勒、蒙森、尼布尔、加尼尔等人著作的中的古人，连同来自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的关于希腊社会的原始材料——之间的当代历史矛盾很感兴趣。在马克思去世之前，当他的私人图书馆被编目出来时，里头有超过九十部希腊和罗马作家的著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原始语言的版本。[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很显然，从他早年在文科中学的岁月到他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学习研究，马克思对古希腊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古人为他提供了泉源，滋养了他对未来的梦想和希望、构造了他对人类的景象，他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建基于这一图景之上。古人也给他提供了一种对完整、和谐的人类存在的人类学洞见，这一点将融入他的著作，所以试图抛开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哲学来理解马克思无异于尝试抛开斯密或李嘉图来理解他。在马克思对现代性、科学和实证论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错误的客观性摧毁了个体自由和自我意识之可能性的批判中，希腊人占据着他理智与情感的中心。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他的博士论文主题的选择才如此重要，决心解决这个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尚未解决的问题。二、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宝贵遗产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今时代的社会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得以塑造和形成显然都与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相关。启蒙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开端，促成了现代性的生成。启蒙运动所发动的社会的和观念的变革，特别显著地与启蒙理性问题纠缠在一起。对于启蒙理性，人们曾经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启蒙理性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追求，是人类解放的根本手段；它不仅能带给个人自由、平等、幸福，还能为社会建构一套理想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或“千年福祉王国”。黄学胜：《青年马克思与启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在启蒙的政治哲学家看来，当时的社会制度严重压抑了人的天然本性和理性追求，是一种非正义的制度，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建立永恒正义的共和国，才能为人的各种权利提供保障，为人的发展创造广阔的自由空间。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就是近代欧洲社会变革在启蒙理论上的显现。从美洲大陆的发现到商业革命的爆发，再到工业革命的凯歌行进和世界市场的全球拓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占据统治地位，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确立起新的生活原则。这些新的生活原则同封建国家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个背景下，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近代欧洲政治哲学家承担起了政治启蒙以及对政治启蒙进行反思的反启蒙运动的启蒙杨子飞：《反启蒙运动的启蒙——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新解》，载《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5期。的历史责任，他们的理论成为近代欧洲政治变革的思想先导。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继承了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宝贵遗产，深受上述政治哲学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又依据欧洲国家政治过程的现实经验和问题，对近代政治哲学诸方面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在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理论活动相对来说没有马克思那样活跃，他是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时直接从自由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所以说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由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孕育而生的，同时它也是在批判近代欧洲政治哲学传统的过程中形成的。1.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15至17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民族国家的形成，个人自我意识的逐渐凸显，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中世纪那种西方政治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和分支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近代资产阶级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同教会、世俗封建统治者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种社会景观表现在政治哲学上，则是开始打破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用“人”的眼光，从人出发来观察、说明政治社会，进而描绘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在近代政治哲学史上，霍布斯可以说是比较早地认识到人的生存状态的变化并基于这种变化来阐述自己政治哲学的人。霍布斯一反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人天生就是政治的或是社会的观点，主张人天然就是非社会的。在霍布斯看来，人类在未通过契约建立政治社会之前，人类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是自然人，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在战争状态中，最糟糕的便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因此，出于安全和自我保存的需要，自然人才基于理性和自然法原则，通过转让各自的自然权利以成立主权者。当自然人处于共同的主权者的支配下时，自然人也就从自然状态中过渡到政治社会中，自然人也成了政治人。霍布斯对自然人的属性的设定主要是为了揭示自然人形成政治社会的原因、目的和目标。确定了这些内容，政治也就变成了如何为了有效实现自我保存而把人和社会组织起来的问题。无独有偶，奠定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石的洛克，虽然不同意其关于自然状态中自然人由于天性而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说法，可是对于自然状态和自然人的假设却给予了吸收和发挥。洛克也认为，政治社会是自然状态中的人基于理性和自然法原则通过契约而建立起来的。这样，至少洛克也像霍布斯一样，认为自然状态原本就是非政治的，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前政治的人。与霍布斯不同的是，洛克并没有将自然状态等同于战争状态，反而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本身是自由自在、相互独立的，要不是为了维护这种自由以及安全、特权、地产等财产，自然状态中的人是不会让渡自己的权利组成政治社会的。这样一来，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他们的自然状态及其人都表现出了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相距甚远的特点。自然状态和契约论思想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可是霍布斯和洛克设想的自然状态及其人的属性却不是之前的任何一个社会所具有的，而是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英国社会以及由这种变革带来的人的生存状态和观念的变化。霍布斯和洛克生活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兴起并获得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以“天生平等派”的商品交换关系取代封建的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趋于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又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所需要的契约精神和自利心理瓦解着传统的社会道德和心理，使一切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这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古希腊时期的古典政治哲学相比，一方面，这种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主导的新的政治哲学对人的理解具有两个明显不同的特征。一个是就人的存在状况来说，人的存在被视为是孤立的自主存在，人可以生活于社会之外，或者先于社会而自主存在。另一个就是把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或者说人的自利极大地正当化。在有些政治哲学家那里，人的这种自利甚至成为人的本质属性，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动物。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关于人的这两个特征的理解又是对古典政治哲学关于人的理解的彻底“颠倒”。因为人的孤立的生存状态和人的自利行为恰恰是后者所贬斥和否定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关于人的这两个特征的理解并不是不相关的，而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孤立的个人不可能长期保持孤立的状态，势必要走向联合，而走向联合的内在动机和动力，归根结底就是人的自利性。当然，在一些政治哲学家那里，人的这种自利又受到理性的限制，即人的自利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只有合乎理性的自利才是合理的，从而才具有正当性，反之，那些不合乎理性的自利就是不合理的，从而不具有正当性，需要受到限制、甚至反对。不过，这些政治哲学家关于人的自利的类似修正并不改变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把人的自利视为人的本质属性这一根本立场。所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关于人的这两个特征的理解是相互补充和完善的，具体来说就是，个人的自利是推动个人走出孤立状态、形成政治社会的根本动机和不竭动力。另一方面，这种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主导的新的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也有其特殊性。既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把人视为先于社会或者独立于社会的个体存在，那么政治社会显然就不是先于个人的存在，而是相反，是个人基于自利的需要建构起来的。这样，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看来，政治共同体就是个人基于自利的需要后天建构起来的，它是个人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其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维护和确保实现个人的利益，而后者是规定政治共同体功能和限定政治共同体权力范围的首要原则。所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并不像古典政治哲学那样，把政治视为人的原本的存在状态，而是视为人与人联合的产物。这样就势必会将传统政治哲学赋予政治的独立的、内在的善给消除了，使得政治成为一种纯粹的旨在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的外在舞台。如此一来，以追求和实现私人利益为目的的私人生活领域，其价值和地位被大大地抬高了，反之，政治的地位和价值却被大大地降低了。政治对于个人来说，已经不是一种存在状态，而是一种以法权形式存在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甚至可以放弃的生活方式，政治与个人之间再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政治仿佛成为多余的活动。19世纪是自由主义盛行的世纪，产业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一广泛地推动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两大潮流，在德国，最早也最为强烈地影响了当时的莱茵地区。当时，领导德国进步自由主义运动的是知识阶层，尤其是律师、作家等。马克思恰恰就出身于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取向的律师家庭。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律师，还是一位具有进步自由思想的人士，他衷心敬仰英国光荣革命的思想家让·洛克，衷心敬仰法国革命思想的始祖即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狄德罗。总而言之，他的父亲无限敬仰启蒙思想。毫无疑问，父亲对启蒙思想的崇拜、进步的自由主义思想等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马克思还受惠于周围人的思想，他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男爵阅读过法国自由主义的作品，他就读的特里尔中学校长胡果·维滕巴赫是一位康德式自由主义的信徒，马克思中学论文的内容表明他吸收了自由人道主义的启蒙遗产。从大环境来讲，莱茵省是德国经济和政治最为发达的地区，并且在地理位置上最靠近法国。自从1795年在法国革命后期被法国占领以后，直到1815年一直处于拿破仑的统辖之下，因而，莱茵省不能不受到法国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强烈影响，拿破仑曾给予莱茵省的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利，并且给予莱茵省以拿破仑法典——一个不断受到旧普鲁士反动派侵犯而为莱茵省人民所悉心维护的珍宝。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维也纳会议把莱茵省划入普鲁士封建专制王朝，并把渴望统一的德意志分裂为30多个小邦。于是，旨在实现国家统一自由的运动，在知识阶层和学生中便蓬勃发展起来。其核心力量团体“大学生联合会”，1832年在汉巴森召开的大会上宣告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德国。正如德国学者瓦·图赫舍雷尔所说的那样，“莱茵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是使马克思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已觉悟到采取这样一种基本政治立场，即同一切陈旧的、反动的、阻碍发展的、压迫和奴役的、仇视进步和自由的东西做斗争”张守奎：《〈莱茵报〉时期之前的马克思与自由主义传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３期。。2.　国家主义政治哲学国家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源远流长，柏拉图就是肇始者之一。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国家（社会）先于、大于个人。在柏拉图看来，个人只能在社会共同体中取得至善。黑格尔是近代国家主义的代表。黑格尔把国家看成一种产生于等级分化、建立在不同等级之上的共同体形式，并认为只有当等级的差别业已存在，贫富悬殊很大，并且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大量的需要已不能用通常的方式加以满足，那时才会产生真正的国家和真正的国家政府。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等级分化的产物，但它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能克服等级制上的特殊利益的局限。如何看待现实国家的局限呢？黑格尔这样为国家的历史局限做了辩护。国家是从一定的历史社会状况中产生的，所以现实国家尚未“发育完全”“尚未完善”，它只能逐步趋于完善。但是，国家发展史上的这些局限，只是“历史的事物”，只对研究国家史才有意义，它们不决定国家的本质、命运和目标。可见，黑格尔虽然承认现实国家的局限，但国家对他而言仍然是代表普遍利益的理想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中将完成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黑格尔政治哲学是国家主义的集大成者，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重要的遗产。据此，有学者认为“黑格尔是上升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哲学家，不是普鲁士王朝的官方哲学家”，黑格尔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哲学，不是普鲁士王国容克地主的复辟哲学。笔者无意对此提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因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从政治哲学的表现形态来看，澄清这样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当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决定立意共同体本身来进行自由理论的重新建构时，即使他不想构造理想的国家，而只是想以证明现实国家的合理性来恢复国家的应有地位，但实际上却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从而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哲学理论——国家整体主义。（参见刘军：《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新解》，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２期；杨晓东：《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页。）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自创立以来，中间经法国到德国都得到了顺利的发展，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卢梭乃至康德都是其重要的支持者。然而黑格尔却凭借其所掌握的辩证法，很快看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弊端，并且发起了攻势。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相比，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则具有十分明确的国家主义和整体主义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是我们所熟知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并且他的政治哲学与启蒙运动以来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相比，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和整体主义特质。黑格尔看到了传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弊端并展开攻势，从而使传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局限性得以明朗化，并使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有了立论的基础。政治自由主义不认为政府是趋利的，而是避害的，不能代替人民去追求幸福。与所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是，黑格尔坚决反对把国家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从而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成是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在他看来，“自由的理念只有作为国家才是真实的”[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5页。，政治共同体是由若干共同的道德目标确定的，从逻辑上看它们要优于其成员；而国家的合法性则来自于对这些目标而不是社会中个人特殊利益的维护。因而，“国家是伦理精神的现实”，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这样，他就用预设的形而上实体，即“超个人”的国家所强加的一致性取代了社会的多元性和自由，从而形成了与自由主义根本不同的国家观。黑格尔认为历史上的各种国家起源说都是现象，而与国家的理念无关，现实国家的合理性在于国家有效的法的形式。他说：“现在如果问，一般国家或者每个特殊国家以及它的法和使命的历史上起源是或曾经是怎样的，又如果问国家最初是从家长制关系，从畏惧或信任，还是从同业公会等等中产生出来的，最后如果问，这种法的基础是怎样地在意识中马上被理解而巩固下来的：是把它看作神物或实定法呢，还是把它看作契约和习惯呢，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国家的理念无关。”[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4页。很明显，黑格尔不满意社会契约论者对国家存在合法性的解释，他认为自由只有在伦理实体中才具有现实性。在黑格尔看来，由于“精神”的种种规定的体系表现为“伦理秩序”，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所以国家存在合理性的根据就在于国家有效的法的形式，其合理性的内容就是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统一。国家构成了个体的“最终目的”，个体从国家中找到其存在、义务和满足的真理，同时国家也构成了神在外在世界中的实现或显现。然而，国家与个体的关系本质上是相互的，国家只是以自由和满足为自身目的个人的最终目的。在国家中，个体超越了自私的、个人的思想和愿望，超越了黑格尔所谓单纯主观精神的存在。通过国家，个体懂得了将自己的愿望普遍化，亦即将这些愿望化作法律，并根据法律而生活。在政治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将“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做出明确学理区分的政治哲学家。他对于二者各自所代表的领域的界定，为人们重新审视整个政治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性。就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而言，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本身只是一个特殊性的领域；而国家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既是它的外在必然性和它的最高权力，又是它的内在目的，只有在国家中，市民社会才能完善自身。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定，得出了“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结论，这显然与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在国家”框架相反。黑格尔并不否认和排斥市民社会，而是认为它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并且承认市民社会与国家是相互依赖的。然而他却给予市民社会在伦理上的低评价。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充其量只具有形式的或知性的普遍性，只是“外部国家”，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分离的、特殊性是它的第一原则，而为了获得普遍的伦理性，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他坚持反对把市民社会的各种规定搬到国家领域的僭越行为，从而展开了对全部近代政治哲学的批判。黑格尔的结论积极的一面在于，他细致分析了市民社会的矛盾，肯定了国家及其建制对于构建市民社会的作用，试图通过把国家视为伦理实体的方案来克服这种矛盾；而它的消极性在于，由于在原则上肯定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或整合的政治性，以及确认市民社会在道德层面的低下地位，从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市民社会对于建构国家的正面意义。最终的结果诚如萨拜因所言：“对国家加以理想化，以及对市民社会给予道德上的低评价，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政治上的独裁主义。”[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29页。应当看到，黑格尔利用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与否定，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从论述中不难看出，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以其明显的整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特征，代表了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发展的另一条路径，表明了对启蒙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反动，从而在政治哲学史上形成了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的局面。3.　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即黑格尔逝世前后，德国的思想主流完全变成了浪漫主义。这是因为当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19世纪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各国纷纷爆发。但是，法国大革命及其以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并没有实现启蒙主义的理想。“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政治哲学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家企图寻找解决矛盾的新途径。但由于各个政治哲学家所持的立场有所不同，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因此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流派，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如德国的海涅，他的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消极的浪漫主义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的反映。因此，浪漫主义既把进步的也把反动的政治哲学兼容一身。区分浪漫主义中的反动倾向和进步倾向，不应该排斥对整个浪漫主义思想体系做出概括的马克思主义评价。浪漫主义的历史反动性在于：所有浪漫主义者——无论保守反动的，还是进步革命的，都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阶段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但是，浪漫主义者由于本身的社会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不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不能够理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的是人们既不可能绕过也不可能跳跃的一整个历史时代，也不能够理解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灭亡从而实现一切人道主义理想的力量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和发育成熟。在看到浪漫主义的历史反动性时，不应忘记浪漫派思想体系在它表现的各个领域（例如在文学、绘画、音乐的发展上多一些，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里少一些。就哲学领域说，美学、历史哲学里最多，认识论及其他方面则微乎其微）里都有进步意义，这与浪漫派们也是最先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一批人有很大关系。列宁曾在《论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强调指出，浪漫派们的功绩就在于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列宁公正地评价了浪漫主义的这一重要作用，同时又揭示和详细考察了反动的浪漫主义从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感伤主义的批评的肤浅性、不科学性、浪漫主义者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不能理解这种现象，却用美好的愿望掩盖了自己无能为力对之进行彻底的分析。列宁评价道：“这种以感伤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见解是非常肤浅的”。（参见[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页。）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可以看出，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对立，因为德国早期浪漫派自身从未表示出与启蒙运动的完全决裂。他们对于启蒙运动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启蒙运动坚定的认同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始终坚持怀疑论这一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甚至比启蒙运动诸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德]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只是他们将怀疑扩大至了理性自身。所以，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目的不是要抗击启蒙运动，而是要消解它在18世纪末期的危机，即由启蒙运动内部张力所带来的时代困境。因此，对于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对立这一问题，更恰当的提问方式应该是：马克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属于启蒙传统，又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启蒙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启蒙精神的“反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浪漫主义分享了启蒙运动的前提，并且只是颠倒了对它的评价，因为它认为只有古老的东西才有价值。”[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而启蒙思潮却充分信任“进步”，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持乐观主义的态度。然而启蒙与浪漫主义也并非两条泾渭分明的路线。在德国的启蒙传统中更多地容纳了浪漫主义并形成了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因此，浪漫主义传统汇聚了一大批卓越的人物，那些杰出的德国哲学家，“或则某个时候参加过浪漫主义小组（如费希特、谢林），或则与浪漫主义小组相当接近（如施莱尔马赫）。某些耶拿浪漫主义者，如弗·施莱格尔、诺瓦利斯，则专事研习哲学。荷尔德林的哲学创作和文学创作与耶拿小组的活动时间上吻合”[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的思想也受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在思想上受到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例如，罗素就曾断然否认浪漫主义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之间有任何关联，他指出：“马克思同边沁和詹姆士·穆勒一样，跟浪漫主义丝毫无缘；合乎科学始终是他的目的。”霍布斯鲍姆认为，“卢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没有多大直接影响”。此话不确。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批评过卢梭，马克思反对卢梭那种对于“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持“抽象否定”的态度，但是不能据此就认为卢梭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没有影响，马克思深受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参见何中华：《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莫泽斯·赫斯在向他的朋友描述马克思的时候指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个（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李兴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5页。赫斯作为“在场者”，他的话应该是相当可信的。在政治哲学方面，几乎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有一种强烈而自觉的崇古的冲动和情结。正是这一情结，赋予他们对于现存事物加以批判的尺度和能力。卢梭、康德、席勒、荷尔德林、施莱格尔兄弟、施莱尔马赫、谢林，甚至黑格尔，直至马克思，在思想上无不有一种复归本源的冲动。但是，在其现代性的方向上，德意志的激进的进步要求最终还是压倒了浪漫主义，启蒙逻辑毕竟受到自由主义传统及其激进方式更大的推动。德国的浪漫主义也并非总是保守的，而是有其激进的一面，而在19世纪初的德国，所表现的恰恰是激进的一面。在这一方面，以赛亚·伯林的看法较为中肯：“浪漫派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在那些堪称革命的国家，那些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激进国家，浪漫派是保守的，他们要求回归到某种中世纪黑暗之中；在那些反动的国家，例如1812年后的普鲁士，浪漫派变得进步了，因为他们把普鲁士国王视为一个令人窒息的、人为构造的机制，它的存在囚禁了人们，窒息了他们自然的有机的进取力。”[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因此，对于浪漫主义运动而言，马克思曾深受其影响，但是马克思绝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如果说马克思所讽刺的18世纪的自然状态说正是浪漫主义的政治实质，那么沿着马克思的激进批判方向，他必然是要批判浪漫主义的。对于变革思想而言，浪漫主义既是学者耽于既定的生活现实的可靠的、最后的避难所，也是学者所相信的生活展开自身并获得幸福的希望所在，因此，除非彻底同现实决裂，否则人们一般不会反叛浪漫主义。换句话说，反叛浪漫主义，正是彻底走向激进思想的开端。因此，早期马克思的思想还没有明确批判浪漫主义，而只是表明其尚未明确形成的激进政治立场；按照通常的说法，他还处于完成与旧世界的决裂之中。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与马克思有所不同，这也许根源于两个人的气质、禀赋、知识背景、语言风格不太一样。恩格斯的禀赋和气质更接近于科学家，他的知识结构和修养也主要在于自然科学。据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明哲智慧，丝毫没有浪漫和温情的色彩”[法]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8页。。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对恩格斯的政治哲学文本争议和歧义较少，而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文本则相反。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恩格斯的语言表达严谨精确，更接近科学语言的范式，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则是在批判政治现实的同时来阐发对未来新世界的政治哲学观点，从而也就更容易引发不同的解读的可能性。以赛亚·柏林曾以自己阅读的切身体验认为，“恩格斯……他的书比马克思浅显，也清楚明白得多”[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柏林谈话录》，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政治哲学的科学理性主义传统。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哲学思想往往都是对深重的时代危机的反映。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恰好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它有诸多思想来源，虽然形成于夹缝之中，但是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概括说来，古典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诞生乃是源于对欧洲近代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超越。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于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理论的批判，抛弃了先前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从而破除了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浓重的国家整体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一定限度内肯定了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弊端。他站在全人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进一步提出了“人类解放”的伟大构想，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使全人类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马克思曾深受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当他看到浪漫主义运动的性质在日益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正由革命性而转变为消极性时，古典马克思主义便和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分手了，但是也由此开始形成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三、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直接来源尽管如阿伦特所说，“马克思的源头比他感觉到的还要深远”，但就其政治哲学来说，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最重要和最切近的思想资源。1.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政治哲学遗产任何民族的哲学的产生，不但有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更与该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德国古典哲学是在启蒙运动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启蒙运动猛烈地批判封建传统，尤其与宗教的迷信和愚昧做斗争，反对任何偏见和权威，它提倡人们使用自己的理性。在“天赋人权”观念的影响下，要求人的自由与平等，要求人的解放与独立思考，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其创始人为康德，黑格尔为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为第一个走出德国古典哲学的人，而不是最后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片段，也是人类思想发展史所达到的几个高峰之一，它还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之一，更在政治哲学史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虽然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要落后于它的邻国，但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这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所引发的。没有启蒙运动，就不可能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成就；没有思想的彻底解放，就不会有政治哲学史上“哥白尼革命”。康德所处的时代，无论是现实的世界，还是思想的世界，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对于现实的世界来说，康德只是个旁观者。在偏僻的德国格尼斯堡，即使有过战争和占领，局势始终是平静的，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就思想的革命来说，康德不仅是参与者，而且达到了思想的里程碑的高度。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康德超然站在他那个时代之上，未曾参与任何事情，也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只是让一切思潮通过他那富有才华、善于吸收的头脑进行过滤，在所有这些思潮汇集在一起之后，他就创造出伟大的哲学综合”。李梅：《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这一评价适合于康德的整个哲学，也适合于作为其哲学一部分的政治哲学。就康德政治哲学的一般倾向而言，无疑康德是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康德相信法治，他把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看成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最困难的任务。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在这一点上，康德还不那么彻底，因为他还认为主权者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康德也坚信，现代公民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社会化的、进步的力量。因此，保障个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他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国家，其中人们享有最大可能的自由，而法律对他们的自由的范围又有着最确切的规定。最后，康德也是赞同社会进步观点的乐观主义者。黑格尔把立宪君主制作为理想的政权组织形式，他既想用法制取代君主专制，又想保留君主，并将其作为观念的象征和体现，作为国家的主宰。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作用在于将立宪君主制作为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作为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统一。其缺陷在于这种改良主义的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状况相关，也同他受到法国大革命消极后果的刺激相关。归根结底，黑格尔所主张的立宪君主制是“国家形式主义”，是“虚假的国家”制度，它是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为前提的。而古典马克思主义主张扩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现实社会的人民提升为政治的存在，从而克服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消除人的异化，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制。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因而受到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尖锐批判。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的“观念”的实现了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是被歪曲的。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一个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这也是黑格尔政治哲学注定要被超越的地方。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但同时也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黑格尔去世后，德国处在1848年大革命的前夜，在变化了的社会局势下，黑格尔的一部分学生还想发展他的学说，有些人确实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另一部分学生，如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不愿再在老师的旧轨道上行进，他们要批判宗教的神圣性和虚伪性，批判哲学中的“绝对之物”，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基本上使黑格尔哲学走向没落。费尔巴哈开创了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在德国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地位。古典马克思主义没有停留在理论批判的层面上，对他们来说，实践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理论的兴趣，他们志在改造现实。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并认真地研究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在批判性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2.　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哲学遗产按照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古典经济学是指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代表着进步力量的政治经济学，而那些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代表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热衷于对经济体系的表面现象进行描绘的经济理论则是庸俗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追溯自己的起源时，一般是追认到古希腊时期的家庭管理以及对庄园经济的管理引出的经营与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把政治经济学只理解为“发财致富的科学”，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历史的态度。从历史上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古希腊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而是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相伴而生。17世纪初正式出现了与古希腊的“家计学”和“政治学”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它最早出现在安东尼·蒙克列田于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蒙克列田使用这个术语是想表明，这本书所论述的已不是古代希腊罗马思想中只涉及家庭管理的“家计学”（经济学），而是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从这个时候开始，近代资产阶级开始正式利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目为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鸣锣开道。为反抗封建制度，他们不得不采取批判的立场分析社会结构，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二重性与生俱来。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过程中，古典经济学为“科学论证”资产阶级的政治构架——社会结构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佩罗曼在近来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古典学者”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武装警察”，而且还有对“历史的篡改”。“斯密的社会学一贯特征，是强烈地鼓吹那些为自己工作的工匠、商人、自由职业者等人的价值……贬低下层社会中认为自己需要依附别人的人，同时也贬低了那些要求别人恭从的贵族们。”当资产阶级掌握了社会权力之后，政治经济学中对“政治构架——社会结构”进行解剖的理论传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危险的东西了，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方式同样可以对资产阶级自己的社会权力结构进行解构，一些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如霍吉斯金等人就是用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劳工阶级辩护的。于是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政治经济学就开始了“去政治”的转向，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的开始，从此以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武器，只能寄居在哲学人文中，渐渐与资产阶级的“科学”无缘。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干脆把“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二字去掉，由此开始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时代。参见王浩斌：《古典经济学的多重视角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６期。因此，与庸俗经济学相比，古典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进步意义给予了高度肯定。在当时，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国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和过时的重商主义。并且，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理论的考察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初步分析。在笔者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经济学，它揭示了经济学所具有的政治性，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哲学维度。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英国重商主义后期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在1767年发表的代表作书名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佩第更是以“政治算术”命名其经济学著作。这都表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一开始就具有的政治取向。我国学者高全喜指出，经济在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是被放到了一个社会政治的广阔背景下加以分析和研究的。他更进一步指出，从一个广阔的政治社会的现实背景以及历史的动态演变中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和财富的本性，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因此，在英国古典思想家那里，政治经济学是作为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我们也可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研究经济的形式来研究政治社会的，他们的经济学可以被称为“经济政治学”。经济具有了政治的管理功能，被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社会成员，通过建立市场型社会体制，依靠理性经济人的利益需求规律，来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从而代替传统政治国家管理社会的功能。“政治权力从上帝、君主的手中被转移到资本家的手里。”王代月：《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马克思经济政治学》，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古典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运动的观察，发现了经济力量的政治性，即经济权力的压迫性。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种解放，即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政治解放是基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对封建的政治专制权力的摧毁所实现的解放，它所实现的是人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自由。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之后的人依然是不自由的，因为他受到了新的力量的支配，这就是资产阶级产权的统治，这是一种经济力量的支配。在后来的深入研究中，马克思认识到这一经济力量的支配实为资本的统治，人的解放就是针对资本统治而言的。这样，马克思就确认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才是权力压迫的中心场域，在政治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问题，并具体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领域，揭示出了经济权力压迫的具体所指——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从而为寻找克服经济压迫之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缺乏价值维度的经验研究，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重新整合科学与价值，提供了理论空间，从而也使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了政治哲学的意蕴。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否认总收入即生产和消费的量的一切意义，从而否定生活本身的一切意义，所以它的抽象无耻到了极点。国民经济学关心的不是人，而仅仅是纯收入、利润、地租，这些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人的生活本身在国民经济学那里没有什么价值，工人阶级的价值仅仅限于必要的生产费用，工人阶级仅仅是为纯收入即为国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而存在。他们自己仍然是而且必定仍然是劳动机器，只要对这些机器花费一些维持其运转所必要的资金也就够了。这种劳动机器数量的大小，在纯产品相同的前提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外，非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中”金守庚：《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后变化说明了什么？》，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4期。。人被排除在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了。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明确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过评论，他认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撇开了人，所以现实的生活就越来越被搁在一边，从而被考察的就越来越是物质的、不人道的财产的抽象运动”金守庚：《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后变化说明了什么？》，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4期。，因此，“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毋宁说是敌视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再次，古典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古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即资本关系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永恒化、超历史化的社会形态。因而，同样是强调政治经济批判方法与生产方式解剖的重要性，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又是异质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静态的（非历史的）、单纯从一个视角（非辩证的）出发理解生产方式不同，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内含了历史的、辩证的理论逻辑意蕴。造成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政治哲学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解社会历史、批判社会不合理现状、构架理想的社会形态时，总是从作为主观价值的应该出发，把理性的、抽象的人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与社会批判路径。古典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他的政治哲学出发点不是资产阶级抽象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个人”。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看来，斯密、李嘉图式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古典马克思主义拒斥这种美学的想象，而从“社会个人”出发，把其政治哲学牢固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上。所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研究自然是超越于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前者超越于后者的思维方式根源，正在于辩证法对实证主义的替代。以古典马克思主义之见，英国经济学家们虽然也知道在从抽象到具体的道路上建构经济学体系，但他们最擅长的研究套路还是从局部的经验事实出发推导出关于财富生产的具体结论。由于这一套路执着于对研究对象做出理智的区别，缺少辩证思维和总体性视野，因而根本来看，英国经济学家们实际主要还是停留在知性环节，走的主要还是实证主义的路数，这导致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资本这个抽象的存在乃是一个内含自否定性的结构，而只是非批判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从而制造了资本主义恒久不变的神话，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在英国经济学家那里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与此相反，古典马克思主义则郑重申明：“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李佃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用抽象力来代替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即意味着用辩证法来代替实证主义，用理论思维来代替实证思维。正是由于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这一决定性转换，古典马克思主义才完成了对资本内在矛盾的检视与透析，深刻把握到了在物和物的关系中所包藏的人和人的关系，并最终克服了亚当·斯密的徒子徒孙们在实证主义范式内永远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就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把“从具体到抽象”指证为错误方法，同时又把“从抽象到具体”凸显为正确方法的根本内缘。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此番良苦用心告诉我们，在其方法论叙事中投射和灌注的根本性的东西就是指向资本整体统治的批判性要素。古典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懂得了经济所具有的政治性，并意识到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压迫是其最大的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它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压迫的现实基础上，古典马克思主义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价值中立的倾向，实现了科学与价值的整合，并突显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政治哲学价值。3.　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政治哲学遗产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映了这时人民群众对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特别是财产平等的要求。19世纪初，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看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依据，就未来社会必须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见解。然而，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现实理性和正义在那时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到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何时出现，真理正是在何时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这种见解本质上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看法。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这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圆圆的石子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9世纪30年代，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在德国产生影响。这是因为19世纪资本主义的胜利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财富，但是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作为财富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面对这种社会不公现象，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同时在批判的基础上构想美好的未来社会。空想社会主义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思想，在特里尔这个地方（马克思的出生地），路德维希·伽尔开始传播傅立叶主义思想。德国本民族共产主义的第一本书是莫泽斯·赫斯写的《人类的神圣历史》，他是在科伦从父亲的工厂里逃往巴黎之后，了解共产主义思想的。这本书具有神秘性，是漫谈式的，却十分明显地包含阶级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思想。一年以后，一个裁缝——威廉·魏特林，活跃在移居到巴黎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团体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是一本弥赛亚式的救世著作，它反对造成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的人间富人掌权者，主张一切人有通过社会平等和公正的途径获得教育和幸福的权利。这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的传播，按照日本学者城塚登的看法，在马克思移居巴黎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话题已是时事要闻，关注社会政治现实的马克思当然不会在此时无所作为，他“一定彻夜不眠地埋头阅读这些早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阅读这些小册子和各种机关刊物”[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尚晶晶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并从中汲取思想资源。高卢的雄鸡｜第三章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第三章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按照邹诗鹏教授的看法，这一时期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可以称之为“激进政治哲学”，它与流传更加广泛得多的自由主义运动是不同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在较富裕公民中间受到至少是心照不宣的大量支持的运动，所以它首先是实际的运动，它追怀普鲁士改革时期的思想，它推崇的政治哲学家是康德。激进主义则更多的是受了青年黑格尔派所了解的卢梭和法国革命的鼓舞，它过分讲究理论。自由主义的学说是由要参加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产生的，相反，激进主义只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这些知识分子倾向于采取革命的态度，而反对妥协。另一方面，自由派的目的是极其狭隘的，他们只限于赞成改革，希望与君主政体达成某种协定。1841年，当青年黑格尔派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政治问题的时候，激进主义才明确地表现出来。古典马克思主义在先前确立的基本的唯物主义及无神论立场后，完成了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向激进的政治批判的主题转变。选择对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展开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古典马克思主义已从自然社会结构转入政治社会结构的研究；由此展开的政治批判与市民社会批判，则为唯物史观及科学共产主义的确立初步奠定了基础。对于政治哲学的演进而言，1843年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激进政治主题上的逗留，意味着他们在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潮的转变过程中，一定经历了激进民主主义阶段。这一逗留积聚并吸纳了相关社会政治思想资源，培植起一种既生发于又异质于自由主义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且与已经兴起的保守主义区分开来，从而使得随后展开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更加稳健并富于成效。通过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哲学与法哲学批判思想的解读，可以看到，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与青年黑格尔派渐行渐远，如何实现对欧洲近代思想传统的批判与超越；还可以从源头上看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政治哲学何以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这一转变于1848年完成，而1843年时它正在积累能量，蓄势待发。正是借助于在1843年开始确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古典马克思主义在1848年彻底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参见[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陈启伟、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邹诗鹏：《激进政治的兴起——马克思早期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当代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古典马克思主义最初的政治哲学观点的形成受到家庭教育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在政治哲学发展历程中，马克思经历了由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理性主义到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转变过程，在褪却浪漫主义的光芒之后，他在黑格尔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具有唯心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政治哲学思想旨趣。一、告别浪漫主义如前所述，马克思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一个具有浓厚的自由精神的家庭中度过的，在中学学习的六年时间里，他一直沉浸在欧洲人文经典的熏陶之中，接触过哲学史著作，并开始接受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由于对浪漫主义的热爱，马克思起先并不喜欢黑格尔哲学“离奇古怪的调子”，在波恩大学学习期间，那里的主流是浪漫主义，马克思对美学和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作为法律系的学生，除了选修几门法学课程以外，他还选修了几门与美学和文学相关的课程，如荷马问题、普洛佩尔提乌斯的《哀歌》等，而浪漫派的代表人施莱格尔正是他这两门课的老师。马克思创作了不少诗歌赠给他的父亲和燕妮，在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中，他表达了对两人的结合遭到阻难的焦虑和自己的崇高志向。从献给父亲的诗作以及录自他姐姐索菲亚的纪念册和笔记本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和广博的文史知识，对腐朽旧势力的反抗精神和嫉恶如仇的正直胸怀，对真理和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以及抨击邪恶、针砭时弊的战斗风格。尽管这些浪漫主义的作品价值不高，而且马克思本人对它们也持批评态度，但是，它们为了解马克思早年所受思想影响的范围、他在成长时期对周围事物的态度和感受、他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他的理想和追求，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深受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但是马克思绝不是消极的浪漫主义，而是属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派。马克思曾在《愿望》一诗中说：“天堂和灵魂与我何干，昏暗的永恒有何用途？我心中隐藏的苦楚，上帝和时间无法消除。……我不要你们那永恒之乡，不要你们的庞大王国，它是那么虚妄，……你们可以尽心侍奉上帝，你们正是从他那里飞旋而来，你们可以对他顶礼膜拜，却无法使我同他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0852页。可见，马克思虽然渴望逃离当前的尘世，但绝不是向神学、向天国去寻求理想。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兼有反资产阶级的倾向和反封建的倾向，尽管进步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社会理想也是乌托邦式的和实现不了的，但他们的理想毕竟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年轻的马克思渴望超越尘世，渴望未来和理想，他以热烈的、固执的情绪来表达他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渴望。因此，在大学学习期间，革命的浪漫主义支配了马克思此时的精神活动，主观的心情支配了马克思的思想世界，而这些浪漫主义的情绪和心情以诗歌创作的形式被表达出来。同时，马克思在大学求学期间，正值德国资产阶级势力同封建专制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受到进步老师的影响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推动，马克思逐步告别了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开始形成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1835年秋，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时，德国的民主主义运动在封建反动势力的镇压下，转入低潮。波恩大学的进步学潮也惨遭镇压，原先仅有的一点“大学自由”早已烟消云散，进步团体被取缔，进步师生被监视。马克思亲眼看到，经常有些老师和学生被安上“煽动者”的罪名，遭到逮捕和监禁。但是，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青年马克思。1835年年底，马克思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波恩大学一个进步的文学团体——花环社。后来，他和盖倍尔、格律恩等人成为花环社的主要成员。当时他们都是一些不满现状、要求改革的有为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举行赛诗会进行文学活动外，还经常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1836年秋，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柏林有着全然不同于波恩的氛围，柏林大学的面积是波恩大学的3倍。恩格斯后来回忆起柏林的时光，生动地写道：“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怯懦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王都’所具有的一切特点。”[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而且，柏林大学是黑格尔哲学的中心，尽管黑格尔本人已经去世，但他的学生们当时还在努力传播他的政治哲学。不过，马克思起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兴趣不大，认为它似乎是普鲁士国家的官方学说。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他对康德和费希特关于法的看法倒颇为赞许，想遵循他们的路子，写一本法学著作，搞一个先验论的法学体系。在这里，马克思一开始就同时接受两位著名法学教授的讲课，一位是萨维尼，一位是爱德华·甘斯。他们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法学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是历史法学派，甘斯是黑格尔学派。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争论，不仅具有法学性质，而且具有政治性质。两派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反动势力同民主势力之间的矛盾。萨维尼为了替现存制度辩护，提出了法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法的渊源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传统性和习惯性，凡是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习惯法都是合理的。这个学派以历史发展的原则为名，主张习惯法，反对自然法，维护现存制度，反对民主自由思想。历史法学派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反历史主义的。马克思大学毕业后，曾经专门撰写论文批判过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胡果及其代表人物萨维尼。甘斯出身于黑格尔学派，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思想运用于法学和历史，是一位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法学家。但他主要的不是从哲学或法学观点，而是从政治观点来反对历史法学派的。甘斯在讲台上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启发学生关心社会问题，要求学生研究圣西门的学说。他极为同情工人阶级，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正如先前是主人和奴隶，稍后是贵族和平民，后来又是领主和家仆相互对立一样，目前则是游手好闲的人和劳动者的对立。奴隶制在本质上并没有被消灭，只是改变了形式而已。马克思在大学十分尊敬甘斯教授，多次选修他开设的课程，甘斯教授也经常称赞马克思学习“异常勤奋”。当时甘斯的讲课和著作，给了马克思以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促使马克思迅速转向黑格尔哲学，而且促使马克思初步树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马克思的法学观点变得激进了。马克思的父亲为儿子过于激进的学术观点感到担心，他写信规劝儿子说：“你的法律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如果把这些观点建立成体系，它们可能引起一场风暴，而你还不知道，学术风暴是何等剧烈。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那些易受指摘的论点不能全部取消，那么至少在形式上也应当弄得比较缓和、令人中意一些。”李光灿、吕世伦：《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从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已把革命民主主义观点贯串运用于法学领域之中，后来他认识到黑格尔哲学方法论对于探索法的真理的重要性。1837年春，马克思在柏林郊区斯特劳拉村养病期间把黑格尔的著作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看了黑格尔学生的一些著作。他陷进了黑格尔这位哲学大师的著作里，“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我长久地探索着，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1页。。从此，他就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信徒。正当青年马克思深入钻研黑格尔哲学的时候，黑格尔学派开始明显地分裂为左右两大派。马克思在柏林结识了布·鲍威尔、卡·科布和阿·鲁腾堡等黑格尔左派分子，并参加了左派激进分子代表小组——“博士俱乐部”。他们经常聚会，讨论哲学、宗教和政治问题，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批判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武器。但是，在普鲁士统治集团严格禁止议论政治的情况下，他们首先把批判矛头指向宗教神学，举起了批判宗教的旗帜。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总之，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否定了马克思的前浪漫主义的世界观，使马克思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虚无缥缈转向了尘世现实。之后，马克思又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虽然不能确定马克思此时受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具体程度如何，也不能确定黑格尔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马克思去解决康德、费希特、萨维尼的法学思想所带来的障碍，同样也不能确定黑格尔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马克思去解决时代的问题，然而，马克思由此抛弃了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并开始关注现实的法、哲学和政治却是确定的。二、革命民主主义旨趣本文已发表，见朱进东、陈亚丽：《马克思博士论文之革命民主主义旨趣》，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毕业的时候，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从1839年起，马克思就着手研究古代希腊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哲学，写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他原来打算写一部著作，来论述这三派哲学的相互关系。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于是，他选择了一个较小的题目，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作为马克思第一部完整的学术著作，它包含其思想历程之较为明确、也较为稳定的出发点，尽管这部著作的内容是关乎哲学的，却引出了革命的结论。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博士论文时说道：“马克思按其观点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黑格尔左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小组，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页。也有观点认为，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立场是极其清楚的，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以青年黑格尔学派独特的倾向，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在极其现实的意义上对感性的活生生的世界抱有一种狂热的冲动来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参见万斌、潘于旭：《经典的魅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当代意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对于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时的立场，日本学者城塚登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一书中也做了比较明确的说明。他认为马克思的立场并没有被局限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中，这是值得注意的马克思思想的生长点。“伊壁鸠鲁对感性的信赖、强调偶然性的因素、确保打碎命运之锁链的自我原因的存在，是马克思在论文中倡导的主要内容。”参见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尚晶晶等译校，大庆：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探究马克思在论文中表明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及其哲学论证，对弄清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以两千多年前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位哲学家的自然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绝不是出于在故纸堆中猎奇的癖好，也不是以哲学史的研究来回避现实的斗争。恰恰相反，马克思研究哲学史，正是出于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政治斗争的需要，正是为了从哲学史上论证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1857年12月21日，马克思在《致裴·拉萨尔》的信中，曾经回顾他当年研究古希腊哲学史的情况说：“在古代的哲学中，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页。这就充分说明，马克思研究哲学史正是为了论证他的政治观点。然而，对我们来说，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为什么在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倍加赞赏和推崇。严格说来，人们很难把伊壁鸠鲁看作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他的哲学是远离政治的。马克思与伊壁鸠鲁，一位是现代的革命哲人，少年时代即怀抱解放全人类的宏愿，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颠沛弗定的革命事业，他相信只要打破旧有的束缚和禁锢，让真理的光芒照临每一处黑暗，人的全面解放便指日可待；另一位是声名卓著的晚期希腊哲人，而立之年便在雅典郊外买了一处园子，种菜、授徒，传扬他“过遁世生活”、追求心灵宁静和幸福的人生理想，这位菜园哲人规劝他的弟子远离政治以避开世事纷扰，并在临终之时，对自己度过的哲学的一生感到雀跃和欢欣。人生轨迹和追求如此不同，是什么把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承继德谟克利特原子学说的伊壁鸠鲁，将自然哲学视为祛除人们对天体、诸神和死亡之恐惧的工具，认为只有从各种恐惧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尤其对诸神惩罚和死后灵魂受罚的恐惧，才能达到心灵的宁静和最终的幸福。在对人类基本生存状况的历史考察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屈从于自身的需要，不得不服从占有生产资料的他人，这种状况使得人们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人的生活，更何况还有宗教对人类精神的无形而巨大的掌控力，因而人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摆脱种种束缚。显然，无论为了人性的彻底解放还是最终的幸福，马克思与伊壁鸠鲁，无不关心人的解放；对于人所受到的束缚，他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对宗教的驳斥上，二人有着一脉相承的一致性。伊壁鸠鲁在哲学与宗教的古老冲突中，毫不讳言地站在哲学一边，坚信展示世界之真实性的哲学之理乃是疗治人生痼疾的良药；但伊壁鸠鲁只是在给朋友和学生的私信中谈论这些事情。马克思作为现代启蒙哲人，把古已有之的哲学与宗教的冲突推向极致，不但要以哲学取代宗教的权威地位，而且坚信，哲学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马克思要解放的不是小圈子里的同道，而是全天下的人，一切人。可以看出，青年马克思确定写作以伊壁鸠鲁哲学为主题的博士论文，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哲学而哲学，而是同青年黑格尔派对普鲁士现存制度进行批判，从政治上论证人的个性自由分不开的。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猛将，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一样，相信精神的绝对创造力量，极力推崇政治的自由与民主。他在论文中运用唯心辩证法的观点，对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关系和差别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考察，解决了古希腊哲学史上一个从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从哲学史上阐明了他的政治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这样原子就离开了那种不自由的存在方式，而确立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古代希腊这种自我意识的哲学其中包含自由与民主精神的合理内核。从社会学说来讲，这种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无疑可以论证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的合理性，这样就可以从哲学上间接地抨击普鲁士毫无民主自由的封建专制主义。在古希腊哲学史上，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他认为原子不仅有形状、次序和位置的不同；原子不仅做直线下落运动，而且由于原子本身内部的原因，还会产生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正是这种偏斜运动，原子才会互相碰撞、互相结合，从而产生出万物来。伊壁鸠鲁从他的原子论出发，论证了人的行动自由并提出了无神论思想，同当时的唯心论和宗教神学进行了坚决斗争。所以，他跟德谟克利特一样，在历史上受到许多唯心论者和神学家的仇视和攻击。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列举了许多唯心论哲学家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传统抨击。从古代的西塞罗到近代的莱布尼茨，从哲学史家到教会神父，无不异口同声地责难伊壁鸠鲁。马克思不迷信权威的结论，敢于独立思考，决心解决这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页。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虽然都主张同一学说，但是，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并不是简单的抄袭和剽窃，而是有着重大的修正和发展。这两种原子论不仅有重大的差别，而且彼此截然相反，马克思对两者截然相反的地方做了概括的论证。首先，马克思从理论见解方面阐述了德谟克利特同伊壁鸠鲁的差别。马克思指出，德谟克利特关于人的知识的真理性是有矛盾的。他把认识的对象分为两种：一种是“按照真理的存在”，即原子和虚空；一种是“按照意见的存在”，即冷热色香味等，而后者并不是原子本身所固有的东西。他一方面承认感性现象是真正的客体，感觉能够揭示真理；另一方面又认为原子和虚空这个构成事物的原则，感觉是不能达到的。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是不能避免和解决这种二律背反的。而在伊壁鸠鲁看来，冷热色香味等也是对象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感性现象具有客观性，对感性现象的认识是真理的认识。他认为感知本身无所谓错误，错误只发生在对感知所做的解释和判断中。他断言感知是真理的准则，“一切感官都是真实东西的报道者”“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驳倒感性知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这表明他已经把感知和理性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了。其次，马克思从实践活动方面阐述了德谟克利特同伊壁鸠鲁的差别。德谟克利特认为，感性知觉的世界是现象世界，它是唯一真实的客体。认识这个现象世界是科学的任务，如何认识这个现象世界呢？他不满足于哲学，采取经验的观察，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于是他一生走遍了半个世界，向各种人求教学习，以便增进经验、寻求知识。反之，伊壁鸠鲁虽然承认感性世界的客观性，但他轻视实证科学，而醉心于哲学，他在哲学里感到满足和幸福。他一生从来没有请教过老师，他认为真理之路上无须他人扶助，甚至宣称自己从未有过老师。他也很少出门游历，只是偶尔访访朋友。马克思说以上差别决不能归因于两人偶然的个性，而是代表了两个相反的思考方向。马克思在《笔记七》分析西塞罗《论神性》时提到了哲学史的写法，他反对把哲人个性上的偶然性当作其哲学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此处马克思也并不承认偶然的个性在思想品质的差异中的意义，似乎个人心性的差异不是他选择不同哲思方向的内在原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最后，马克思考察的是所谓“反思的形式”，即哲人在世界与思想之间建立的关系。马克思说，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对现实性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哲人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受制于必然性的世界，“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对德谟克利特来说，真正的认识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他把必然性和偶然性机械地对立起来，在正确强调必然性的同时，却错误地否认了偶然性，把“偶然的”同“无原因的”等同起来。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有些事物是由于必然性而发生，有些事物是由于偶然性而发生，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着，对必然性加以限制是许可的。他认为一个事物的发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用一个原因去解释事物，对事物下一个必然性的判断，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起来了。伊壁鸠鲁还说，听信关于神灵的神话也好过做物理学家的命运的奴隶，因为神话尚有因敬神而得神佑的微弱希望，而命运却是铁面无情的必然性。这里明显针对廊下派，他们认为关于命运，可以想想拉车的狗，顺应命运就欣快地拉着车子跑，反抗命运就被车子拖着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页。“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但在必然中生活却不是必然的。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开放着。”马克思引用塞内卡《书信集》。这里涉及的三个概念，命运、必然和偶然，如果说伊壁鸠鲁用偶然和任意取代了必然的话，那么，他也取消了命运，否弃了目的论，这在古代哲学中是很显眼的。马克思接着引证了西塞罗书信，其中伊壁鸠鲁派维莱乌斯说，伊壁鸠鲁把我们从必然的命运锁链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获得了自由，即命运女神已丧失神力，人自由了，可以自己把握命运了。如果这一推导无误的话，伊壁鸠鲁的思想中就当真藏着不少摩登的货色。然而，令人迷惑的是，心灵的宁静果真可以交付给对神灵护佑的微弱希望吗？这种“前途未卜”的悬念就不会打扰宁静？伊壁鸠鲁反对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的必然性，因为必然性妨碍了自由，可是，偶然性的扑朔迷离、不可把握不是更会妨碍心灵的宁静与自由？命运无论是必然还是偶然，岂不一样无法把握。因此，在这点上，马克思的伊壁鸠鲁似乎难以自洽，因为不稳定的偶然性与对心灵宁静的诉求是不相容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页。完成以上三个对比后，马克思总结到，两位哲人在每一个步骤上都互相独立。这就是马克思对这两位哲学家自然学说一般差别的结论，这个结论虽然用的是黑格尔哲学的语言，但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把这两位哲学家的自然学说完全等同起来的偏见。马克思做此证明的目的何在？因为，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马克思推论说，“关于原子也可以这样说，偏斜运动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这蕴藏着激愤的话中似乎隐含着对传统、对一切束缚的喑哑的控诉，然而，对抗束缚、反抗压制者往往忽略了束缚和压制也可能带来秩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页。从直线到偏斜，从偏斜到排斥，再从排斥到自我意识，接下来，再到自我意识的纯粹个体性；然后，反抗束缚与命运，自由地脱离诸神的控制，就将成为顺理成章之事。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原子的偏斜是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之间的基本分歧，这一根本特征是理解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这两种哲学体系之间一切差别的钥匙。更进一步地讲，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不仅是为了说明原子在运动过程中结合的可能性，而且也是为了证明人类个体所固有的绝对自由。伊壁鸠鲁把他的由排斥而产生偏斜的原子论成功地运用到社会学说方面。“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在社会生活中，那就是友谊，友谊被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218页。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学说，是为了论证他的民主与自由的政治观点，但是马克思并不完全同意伊壁鸠鲁关于自由的观点。伊壁鸠鲁认为个人只有脱离世界才能实现其自由，马克思则指出，这种做法会使人陷入孤立状态，因而使人对外部环境不能发生作用。如果说德谟克利特哲学导致了决定论，即导致了对人的自由的否定；那么，伊壁鸠鲁哲学则导致了对自由的错误理解，因为他把自由绝对化了，不理解人同世界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脱离世界的自由只不过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一种幻想。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由在于人与人的全面交往，因为自我意识的本性要求同别的个体交往。在笔者看来，博士论文既是马克思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马克思思想体系创构的开端，这基本上构成了他日后成熟思想的基调。它不仅反映了表面的时代影响，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马克思本人的精神气质，这种理智上的独立气质使得马克思根本不适合做一名追随者，他渴望拥有自己独到的立场。马克思求学时期的学术背景，可以概括为后黑格尔时代。所谓后黑格尔时代，意味着黑格尔达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起到了思想上的划时代作用，以至于黑格尔之后的学术都笼罩在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光辉之下。因此，要在这个时代做到在思想上有所建树，就需要对黑格尔哲学做出彻底的思想转变。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那个时期，这种思想转变不但已然有迹可循，而且各种思想转变的尝试已经蔚然大观。像费尔巴哈针对黑格尔的泛理性主义宣扬感性的作用、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批判中弘扬作为黑格尔哲学一个过渡性逻辑范畴的自我意识、叔本华将黑格尔体系中受缚于理性的意志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分别在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理论层面上针对黑格尔的普遍性观念提出唯一性概念，都是这一思想转变的不同理论表现。而贯穿于这些不同理论表现的一条核心线索就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进性的思想反叛。这种思想反叛，或者说思想转变，构成了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的思想背景。鲁路：《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研究可视为其批判事业的开端。当时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代哲学和黑格尔以后的当代哲学之间，存在一种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尽管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没有明确说伊壁鸠鲁或德谟克利特可能暗指哪位现代哲人，但似乎我们仍可以把德谟克利特视为老黑格尔的对应物，而伊壁鸠鲁则代表了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借其博士论文评价了老年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之间分裂的实质和意义，在这种评判中，他几乎始终秉持其普罗米修斯式的独立精神，无论是对黑格尔还是对其他思想家的反对，都是为了开创自己的思想之路。如同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尼·拉宾所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题目有深刻的现实内容。[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页。首先德谟克利特作为古希腊一个主要学派的创始人，具有很高的地位，差不多相当于当时的黑格尔；而伊壁鸠鲁出色地继承了德谟克利特，并在德谟克利特学说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新鲜内容，其地位如同黑格尔的卓越继承者——马克思及其同时代人。青年马克思对封建专制政体无比仇恨，对青年黑格尔分子受到的打击和迫害甚为同情。这时，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个青年黑格尔分子，但他在这个学派中又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哲学观点上，多数青年黑格尔分子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马克思则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在政治立场上，一般青年黑格尔分子都是自由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则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同革命民主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列宁说过：“两者都在实行历史上已经成熟的资产阶级改革，有一个对资产阶级改革的后果，往往存有许多幻想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身心都放在实行这个改革上面。”《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鲍威尔、卢格等青年黑格尔分子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要求对社会生活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却把希望寄托在现存的专制国家身上，否认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必要性，否认革命暴力的必要性。他们的所谓政治批判，不过是用空洞的、抽象的纯粹理论来批判现存制度，而根本不触动现存制度的本质。他们以为通过纯理论批判，就可以改变现存制度。他们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马克思与一般青年黑格尔分子不同，不是把民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专制国家身上，而是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斗争；不是用纯粹批判来改变现存国家，而是强调要用革命手段来否定现存国家；不是要限制和改良现存的专制制度，而是要彻底消灭现存的专制制度。在马克思看来，批判是理论上的实践，或者说实践的实质就是批判，这是因为理论只能批判现实而不能以彻底的方式改造现实，自我意识针对的是世界本身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由非理性和非哲学因素造成的。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可以通过理论上的批判并且通过唤起理性原则能够实现一个合理的、组织得更好的世界的那种哲学。[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王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因为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同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深受鲍威尔影响的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具有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是自由派的哲学，另一方面是实证哲学。它们的不同特点是实证哲学是从实在性的环节出发，也就是从哲学的非概念出发，把哲学说成是全面的实在性，并且与此相应哲学也应该是转向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而自由派则坚持哲学的概念和原则，它把使现象的现实本身的哲学化视为自己的任务，即哲学要转向外部世界。马克思对实证派与自由派的区分针对的是对象问题在理论上有着不同的理解，自由派通常指的是黑格尔哲学的左派，而实证哲学则是黑格尔哲学的右派。但马克思指出，自由派代表的哲学仍然具有两重性特点，它是从一定的体系出发，但在批判中还没有达到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克服，哲学解放的道路仍然具有艰巨性。其实，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与它对立的东西、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所以，马克思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论证了哲人的规定性。马克思给予伊壁鸠鲁哲学高度评价，他认为哲人是认识实体的优秀个体，他有自己的内在生活，他像造物主一样创造了另一个不同于当下物理世界的内在世界。马克思相当精辟地揭示了哲人和哲学的真实含义，换句话说，哲人的意义就在于他同世界的对立，他不但尝试着认识世界，甚至还秘密地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来，尽管一开始，仅仅是在思想的领域内。这毫无疑问是贯穿马克思整个博士论文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指出：哲学的自白和格言，就是“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在这里，马克思的政治观点是在哲学外衣掩盖下间接表达的。所谓“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意思是说他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反对天国和人世的一切统治者。马克思认为，先进的哲学就应该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成为传播真理的火种，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你好好听着，我决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做宙斯的忠顺奴仆，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190页。这充分表达了一个坚定的献身于民主主义革命的无畏战士的决心和意志。马克思已经站到了时代潮流的前列，站到了当时人类思维的高峰，同时，他的世界观中也依然存在矛盾，存在继续前进的必要性和根据。三、转向激进民主主义按照邹诗鹏教授的看法，1843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正在经历突破欧洲启蒙思想传统（连同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历史法学派）。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需要正视并回应当时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宗族传统。正是在出离这些思想的过程中，包括出离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马克思接受了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并开始转向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在激进民主主义上的逗留，其实质是政治批判，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在思想道路上进一步清理保守主义，防止启蒙走向自身的反面；另一方面积聚力量，使随后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更加稳健，激进民主主义乃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有机环节。1.　批判自由主义博士论文完成之后，马克思打算到大学里去授课，由于他的活动，很有希望进入波恩大学，可是由于普鲁士反对政府对进步人士的强烈抵抗，马克思的讲师位置并没有获得成功。这一事件对于马克思来说，意味着在大学立身立足的任何希望都成了泡影。然而，就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发展而言，它反而使马克思更迅速、更有力、更毅然决然地转向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新闻工作，正如马克思所说，能给人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新闻工作的触角可以伸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和那种种抽象真理的研究是格格不入的。1842年5月，马克思开始为当时的报刊《莱茵报》《莱茵报》创办于1842年元旦，因受到查封于1843年3月31日停刊，前后存在了15个月。马克思几乎参与了《莱茵报》整个生命期：从创刊、撰稿、起支配作用、担任主编，到最后的被查封。《莱茵报》为马克思提供了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第一个斗争平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搜集到的马克思在参与《莱茵报》工作期间（1842年1月至1843年3月）公开发表的文章共32篇，其中29篇刊登在《莱茵报》上，占全部已发文章的91%。这个数字说明，马克思政治生涯的第一阶段与《莱茵报》的命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的第一篇政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捡査令》，表达了他早期的出版自由思想。1842年10月，马克思主编《莱茵报》以后，利用报刊宣传社会改革，开展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使这张报纸具有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在当时的德意志以至全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撰稿，不久之后他还做了《莱茵报》的主编。恩格斯这时是《莱茵报》的撰稿人，虽然他并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可是在他自身的发展中，他却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学说——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缔造者之一。恩格斯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走向唯物主义，继而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从而成为他那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建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恩格斯在探寻自我价值的时候，使其与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才智的发挥得到了广阔的天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们已经开始批判自由主义，并且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经过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一系列革命和变革，自由主义获得了最伟大的现实胜利，但是，随着民族主义和经济保护的抬头，从理论上讲，自由主义正开始慢慢退位而趋向于保守。因此，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了维护一己之利从而变得越来越保守，并以满足于对自由的闲谈胜似于对具体自由的落实的状况。马克思对德国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们说：“这些自由派以为，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狂热者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5页。人们往往因为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者展开批评的这段文字，就认为他切断了自己的思想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相当肤浅的乃至是根本性错误的。马克思显然批评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德国特殊样式之自由主义的“保守性”，认为它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还没有成为具体的现实运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不是要否定自由主义，而是抱怨自由主义之理想在德国还没有真正得到实现，不是要否定自由，而是为真正的自由在德国还没有得到具体落实而扼腕。之后，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保守性以及阶级性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并且认识到在英法两国作为一种“运动”的自由主义被移植到德国后则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宣言。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以贫富分化和对立为现实社会背景的。在莱茵省，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利益矛盾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出现了大量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在等级制度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利益、权利和尊严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成为被排除于等级制之外的一个特殊等级——“贫苦阶级”。马克思以枯树枝和活树的对比，来比喻贫富分化和对立：“自然界本身仿佛提供了一个贫富对立的实例：一方面是脱离了有机生命而被折断了的干枯的树枝树杈，另一方面是根深叶茂的树和树干，后者有机地同化空气、阳光、水分和泥土，使它们变成自己的形式和生命。这是贫富的自然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2页。在这里，马克思从贫民的处境与枯树枝颇为相似引申出贫民有权捡拾枯枝，这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显然，枯树枝同活树已经没有有机的联系，捡拾枯树枝不能算作盗窃林木。省等级议会之所以将它们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它是站在林木所有者的立场上的。尔后，马克思继续展开对封建等级代表制进行批判，马克思力图证明：决议的确定不取决于普遍的人权，即公民的平等，而是表明等级维护它们的特权、私人利益与特殊利益。因此，马克思说“现在我们来到坚实的地面上演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6页。。该文的出发点和目的是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揭露普鲁士国家关于林木盗窃的立法和省议会维护地主特权、反对人民利益的封建反动本质。马克思的激进民主主义立场表现在，他不期望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改良，而是要把它废除。关于莱茵省林木盗窃法的讨论，令马克思不得不彻底承认，近代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最自由的法律也仅仅是私有财产所有者们的工具，而不是为一贫如洗的阶级服务的。私有财产实际上直接涉及的是有产者的物质利益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把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摆在了台面。从先前的立场，显然突不破这道难题。因此，他必须对既有的理论立场进行反思和自我批判，对深入他思想深处的黑格尔哲学、自我意识立场以及法国的启蒙思想这三个要素进行根本性的批判。不过，尽管马克思批评自由主义但他并没有抛弃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他仅仅是认为自由主义在当时德国的实施出现了问题，这是实践的问题而非理念本身的问题。马克思仍然坚信可以以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倡导的核心理念作为规范性基础去批判现实，从而达到克服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实现个人的真正自由。因此，如果说马克思一方面反对封建反动派的攻击，捍卫了自由主义的每一进步，那么另一方面，他则注意到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不彻底性，并要求完全实现人民的利益，因而除此之外，他反对了“自由人”的激进的批评。“自由人”是聚集在布鲁诺·鲍威尔与爱德华·鲍威尔周围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小组，他们期望用否定一切的、绝对的批判彻底改变现存的政治状况。他们的政治目标逐渐变成了激进的空谈，这些空谈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状况、条件及前提，这些空谈完全忽视了政治斗争的现实可能性，并导致政治上的孤立。因此，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明确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知识。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为了揭示哲学为何显得高高在上，马克思对传统的德国古典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做了反思。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9页。当然，马克思并非借此否定德国哲学本身，他认为，哲学之所以不容易被人理解，是由于哲学高于时代的性质。正如他所说：“哲学就其性质来说，从而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9页。但他提醒人们：哲学虽然不那么通俗易懂，但并非与时代无关，恰恰相反，哲学与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他总结道：“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9220页。可见，哲学思想无非是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劳动和实践的结果，在人类思想的果实诞生以前，首先从事的是劳动，“用双手采摘”实践的果实。随后，马克思根据广泛收集的大量文件和资料以及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的深入考察写成《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马克思触摸到了隐藏在各种社会关系后面的客观本质，加深了对社会生活和国家问题的理解。他在文章中阐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3页。马克思力图揭示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社会原因，说明这种贫困状况同国家管理机构的联系。他明确指出，摩泽尔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这种贫困状况同时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他剖析了普鲁士的官僚等级制度和把公民分为两类即管理机构中积极的、自觉的公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的原则，揭示了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马克思还认为，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有自由报刊的积极参与，而因为没有一个经济问题不同国家的内外政策相联系，所以，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内对外政策。这些新的认识既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在向唯物主义转变中的重要出发点。后来，马克思不止一次对恩格斯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莱茵报》的鲜明的激进民主主义方针，马克思的一篇篇犀利而深刻的政论文章，使政府当局越来越感到这家报纸对普鲁士国家是一个威胁。1843年春，马克思针对普鲁士政府查禁另一家报纸《莱比锡总汇报》这一事件展开了报纸论战。他反复重申进步报刊的重要意义，并制定了“人民报刊”这一概念。马克思的激进民主主义立场表现为如下的要求：真正的报纸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必须反映人民日益发展的政治思想。在马克思看来，“人民报刊”是日益发展的“人民精神”的历史形式。对马克思来说，普鲁士国家机构同“人民报纸”的冲突就是普鲁士国家同人民客观利益的矛盾。针对马克思的这一批评，普鲁士政府展开了报复措施。马克思毫不妥协，并在与普鲁士政府展开论战的过程中，逐字逐句地剖析了伪自由主义的许诺，从而为《莱茵报》的目标与存在的合法性做了辩护。1843年1月20日，《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深刻意识到，普鲁士政府的利益同《莱茵报》的目标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这是查封《莱茵报》的真正原因。在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写了大量政论性文章和著作，其基本特征是剖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维护人民的利益，同他对反动的、为封建制度与普鲁士国家政策做辩护的观点展开论战，是并行不悖的。总之，《莱茵报》时期的工作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在这里第一次亲身接触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要对当时最紧迫的政治问题表明态度，要每天分析社会舆论对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主张和要求的不同反映，还要对付来自政府当局和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和迫害以及其他报刊对《莱茵报》的责难和攻击。这就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使他能够积累社会政治经验，深入体察现实的社会状况，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其他社会阶层提出的基本政治主张和经济要求有了直接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推动他认真地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从而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局限，逐步确立他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并为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哲学立场的彻底转变做好了准备。2.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第一次突破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法哲学”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就是“政治哲学”的同义词，“政治哲学”在西方社会并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学科名称。例如：德国哲学家们依然愿意按照德国学术传统使用“法和国家哲学”或“法和国家的哲学伦理学”这样的名称，即使使用了“政治哲学”这样的名称，德国的哲学家们在其政治哲学的著作中也主要是以“国家和法”作为主要的内容来论证。但是，“政治哲学”在英美国家的学术界是一个广为接受的概念。当然，不管如何产生歧义，政治哲学产生于西方并论证西方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得到西方所有哲学家都认可的事实。我们知道，政治的范围无论就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维度来考虑，还是就其空间维度来考虑，都要大于国家的模式。当然，无论如何，国家是人类政治的最为集中、典型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有时也直接地将政治哲学的对象归结为国家。所以，政治哲学在德国的哲学家那里多指国家问题和法的问题，也指出了政治哲学的实质问题。参见姜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选择》，载《理论学刊》，2013年第3期。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其实就是一部标标准准的政治哲学批判著作，这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研究历程中并不多见。马克思个人曾计划写一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著作，这就是目前看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未完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入手，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彻底揭露和批判，一步步深入国家背后的“物质生活关系”“市民社会”。从现实的市民社会出发，马克思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国家主权等政治哲学的范畴。正如查尔斯·泰勒在《市民社会的模式》一文中指出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体现在黑格尔政治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地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转引自徐娜：《马克思法哲学批判视域中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载《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版，第1页。不可否认，在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范围之内，市民社会领域是与国家相对的、相分离的以及相区别的领域。围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一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立场、出发点开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指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基础和原动力。这一颠覆性的政治哲学宣言，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乃至整个唯物史观开辟出新的篇章。如前所述，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通过参加现实斗争，动摇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信仰。他退出《莱茵报》后，系统地研究了欧美一些国家的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阅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得到了很大启发，于是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历程。费尔巴哈在德国享有“唯物主义之父”的美誉，自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来，唯物主义就是一条与唯心主义或观念论相对立的思想路线。在中世纪的长期冷却后，在17世纪前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再生，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开始得到发展。但是直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流行的思维方式仍是重思想和概念，这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歌德、席勒、施莱格尔兄弟等同样如此，不管是浪漫派还是古典主义，都是赞成唯心主义的。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人开始向注重实在主义的方向变化。究其原因，第一，宗教神学作为世界观，开始遭到人们的抛弃，生活在知识爆炸的新时代里，人们要寻找一种与自然科学发展相符的新思维定向。第二，德国古典哲学或唯心主义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猛烈地批判宗教，要求获得精神自由，以及人的异化本质的回归，这就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即唯物主义的登场铺平了道路。但是，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只注重自然和宗教领域不同，马克思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把重点放在揭露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实质上，以期根据费尔巴哈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原则根本改造黑格尔法哲学，从而为社会解放的新理论奠定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理性绝非是市民社会的先验基础，相反，市民社会本身即居民现实生活中的不同的物质利益领域，才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这是把费尔巴哈的“颠倒过来”的方法具体地用来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学说的首次尝试，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个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所做的批判研究的主要思想成果。（1）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法学观，明确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黑格尔完全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把国家这种上层建筑当作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而把社会的经济关系当作派生的东西。在他那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颠倒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不是国家及其“理念”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它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的存在方式。这样，马克思就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法的“主词”与法的“宾词”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确定了从市民社会到国家和法的唯物主义法哲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说明了财产关系与法的内在联系。私有财产决定法和政治国家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的进一步展开，这个思想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一样，在马克思政治哲学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错误不在于使私有财产成为国家的财产，不是使私有财产成为公民的一般特质，而是使公民的身份、国家存在和国家情绪成为私有财产的意志特质。黑格尔认为，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国家政权统治着私有财产，使它服从自己，服从自己的普遍利益。由于这种考察，马克思初步揭示了财产关系对法的决定作用，并从“私人利益决定法”这一命题得出“市民社会决定法”的普遍性结论。尤其是他对私有财产权所有权的历史演变予以了关注，注意到了占有和所有权的区别及转化，这对于他构筑完整的所有权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铺垫作用和重大理论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看到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尚未能从物质生产、分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出发去说明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发展；并且，他还未能全面破解“市民社会决定法”的内在奥秘，即没有弄清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所以在发现历史的真正动力以前，马克思只能诉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方法来说明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2）　剖析财产权问题的实质。由“物质利益难题”所引发的财产权问题一直萦绕在马克思的脑中，因为所谓市民社会的那些问题——经济问题和财产权问题，确实是现代社会的更根本的基础性问题，是国家和法律等一切现代制度创新的根本目标的所在。马克思认为经济大于政治，那绝不能仅仅看成是马克思一人的天才发现，这一认知是和整个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走向相一致的，也和整个现代社会的时代要求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所谓“现代”的根本特征是：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表述：特殊性，即特殊的个人作为有需要的自然存在，乃是市民社会的第一原则，现代“赋予特殊性以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张盾：《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这个特殊性也就是康德称为“幸福”的东西，即感性欲求的满足。在这个前提下，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生成为：如何把私人利益与公共善统一起来，如何把每个人的自利倾向与人类的自由理想统一起来，这也就是黑格尔在政治意义上所说的“把普遍物与特殊利益统一起来”，以及康德在形上意义上所说的“把道德与幸福统一起来”。很显然，这整个问题的核心仍然是财产权问题，因为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自由只有在所权中才能成为客观的。这意味着，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大于政治其实也是整个现代哲学的主流观点，至少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流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自德国古典哲学孕育出来不是偶然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在讨论财产权问题，不光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以无与伦比的深度和广度讨论财产权问题，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和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也都在讲这个财产权问题。作为现代哲学家，这些人都意识到：财产权才是现代最主要的政治成就，是能够保证现代人自由的最重要的一种权利，而财产权的正当性来源则首推劳动。由此上溯到洛克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由于洛克，整个现代政治哲学都关注劳动和财产；而这在更深的政治哲学史背景上是因为：从赞美闲暇到赞美劳动，从追寻美德到追寻权利（最重要的权利就是财产权），这正是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实行决裂的两个根本观点。它们也成为后来的马克思毕生关注的两个焦点，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开始专题研究这两个问题：劳动是人的自由本质的真实实现，财产则是人对自己这种自由本质的全面占用，它意味着“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这些新观念显示着黑格尔影响的强烈色彩。而就马克思所关注劳动问题和财产问题而言，他关注的其实是市民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些问题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的新贡献在于：他发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是被异化的，财产权是压迫性的，剥削是一种政治压迫形式，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因而是更根本的制度问题，马克思由此论证了社会革命的正当性和必然性。（3）　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提出“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的思想。为了从历史的角度对黑格尔进行批判，马克思并不是仅仅使自己沉浸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理论中，他还对近代法国、英国、美国，甚至瑞典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笔记，并且对公元600年至1589年做了长达80页的历史年表。这些阅读使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法国革命已经彻底摧毁了等级在中世纪中享有的重大政治作用，——黑格尔认为这些等级已足以代表市民社会，这样的思想已经过时了，这些思想表征了德国不发达的状况。黑格尔的概念框架以法国革命思想为基础，但他解决的方法仍然是中世纪的，这说明德国的政治状况与它的哲学相比，是多么滞后。在黑格尔看来，全部问题都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对此马克思看到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如果国家和市民社会继续分离下去，那么作为个体的一切人除非通过议员都不能参与立法，这正是它们互相分离的表现，并且也只是二元论的统一的表现。第二，如果市民社会成为政治社会，那么作为代表的立法权的重要作用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它依赖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神学式分离。因此，人民应该争取的目标不是立法权，而是管理权。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从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出发，为王权歌功颂德。他指出，黑格尔力图把君主说成是真正的“神人”“绝对理念”的真正化身，说君主是“人格化的主权”和体现出来的国家意识，从而把近代欧洲立宪君主的一切属性都变成了意志的绝对的自我规定。马克思通过对普鲁士专制国家的揭露批判，阐明了黑格尔这种把封建王权看作是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环节的理论，无疑是主张“任性就是王权”“王权就是任性”。马克思还进而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出发，把人民主权和君主主权看作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主权概念，批判了黑格尔抬高君主主权、贬低人民主权的观点。他指出，主权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国王的主权却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把民主制作为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实行人民主权的政治形式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本身以外的意义，每一个环节都是全体民众的现实的环节；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因而民主制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了的人；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君主制中，不是法律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法律而存在，人是法律规定的存在。可见，马克思把民主制看作是解决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完善的政治形式，并进而提出解决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冲突的唯一途径是人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思想。沿着这一思路走，我们不难看到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样一个认识转变的过程。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看待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过程与性质，不仅为认识“现代国家”的性质、矛盾内容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最终解决这种矛盾，论证现实制度的不合理性即变革要求提出了依据。黑格尔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出发，对现实的市民社会和国家进行了考察，他指出，现实的“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是一种分离状态，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即“官僚政治”。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极力为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官僚中介论进行辩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提出的“官僚制”“官僚中介”“等级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认为，“官僚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官僚制”加剧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与矛盾，在官僚制度下，政治国家成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这一政治哲学观点并不难以理解，在黑格尔那种“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下，必然要求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才能对市民社会进行更好的统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保守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明确提出要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消除现实政治国家的虚假性，就必须坚持人民主权。3.　人民主权论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演进而言，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次艰难的出离，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经历了从理性的自由主义经激进民主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青年马克思的政治与法哲学批判著述，是激进民主主义过程的主要文本。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题，即民主（且是激进民主）。民主即多数人的权利。青年马克思敏锐地看到，这多数人的权利，看似得到了官僚制以及市民社会的支撑，但是，无论是被黑格尔赋予普遍等级的官僚制，还是其实质是私有财产及私人等级的市民社会，恰恰是剥夺多数人的权利的，并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各个层面形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障碍，且加剧私有制、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利己主义以及商品拜物教等。不断资本主义化的自由主义传统，实际上正在剥夺民主与自由。由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构造起来的政治社会及其法治社会框架内的民主与自由，遭遇到来自资本主义结构及其财产关系的强大挑战，这是自由与民主面对的强大挑战，也是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传统向古典自由主义提出的挑战。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真正的民主制才能否定人的政治异化而扬弃一切以前的国家形式。而在黑格尔看来，全体人员直接参与民主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会把主观任性纳入到国家之中。一个个无机的个人只能向国家输入“没有合乎理性的形式的民主因素”，这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只有合乎国家的理性形式的民主即民主的形式才能成为国家的有机因素。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尽管具有十分明确的国家主义和整体主义性质，但是他的政治哲学理论同样是把“自由”作为全部理论的基石。在欧洲近代政治哲学传统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方案似乎更具有可取之处，尽管它的目标没有民主政治高尚，但是它的前提是遵守某些或被明文载于宪法，或被普遍舆论所接受的原则，保持规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以此对权力——即使是多数人的权力——加以限制，即使黑格尔对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了界定，然而黑格尔所主张的国家形式是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为前提的，因而它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形式主义。马克思主张扩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现实社会的人民提升为政治的存在，从而克服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消除人的异化，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制。马克思批判道，黑格尔把每个人参与国家事务的观点指责为“恪守每一个人都是国家成员这种抽象规定”，这同他关于每个人成为国家成员是其最崇高、最具体的规定的说法是相矛盾的。黑格尔对民主的理解是形式主义的，这同他对国家的理性形式的理解相关。与之相反，马克思强调民主的内容，实行普选权就是坚持民主的内容的体现。这就是说，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选派议员的主张包含的代议制因素，是他的国家观中反对君主专制统治的因素，但也暴露出黑格尔同旧势力妥协、鄙视人民作用的缺陷，因而受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强调，必须变革社会政治制度，将市民的存在和政治的存在融为一体，使每个人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成为行使国家各种权力的主体，实行人民主权。在现代国家，立法权具有双重面向：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利益的实际立法职能和遮蔽这种内容的代表的、抽象形式的职能。前者是现实地起着立法职能的权力，后者是以代表制显示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立法权。立法权的内容和形式往往是颠倒的，立法权的实际内容的利益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只是注重自身权利的政治形式方面。各种社会问题、法律等只有同政治形式相联系才受到关注，那些未同政治形式联系起来的问题：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利益关系问题等就被忽视了，这在法国这个注重政治的民族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立法权不仅存在于立法机构，而且是市民社会的政治存在的表现形式。立法权是市民推选代表参与政治生活、表现自己的政治存在的唯一途径，因此，人们把它视作获取政治自由和权利的表现，因而受到关注。其次，人们关注的是政治国家层面的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关系，好像任何问题的政治本质都在于如何处理这些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忽视了市民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忽视了实际利益问题。再次，立法权所代表的是政治意识，它只有和行政权发生冲突时，才能显示出其政治性质，才受到重视，这样，人们的目光就集中于行政权与立法权这两种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上了。任何问题如社会需要、法律等都要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政治意义来讨论。在国家形式主义中，代表机关内部表面上存在反对派，好像任何内容都具有反对其他权力力量（内容）的形式，这种表面的冲突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黑格尔所说的代议制虽然表面上承认市民社会推选自己的代表参与立法权，但议员是作为市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们的活动局限于狭隘的政治国家层面。这样，市民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立法机关就只能讨论一些无关大局的一般性事务了。在黑格尔构思的由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构成的国家中，人民的权力仅限于立法权范围内，即使在这一范围内，市民社会推选的议员也作为“变体”受到官员的代表和君主要素的支配。不尽如此，黑格尔所说的人民并不包括无财产的民众。马克思主张变革整个国家制度，废除王权，废除官僚政治，打破各种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马克思强调，要打破狭隘的立法权的范围，实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人民统一性。要通过人民享有普遍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确保行政权力受到人民的有效监督，使人民自己的问题由人民自己解决，从而实现人民的自我治理，这种人民的自治就是自由。民主也就是人民自主处理和解决自己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而不需要凌驾于自身之外的外在力量的统治。因此，民主是人的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实现方式。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揭示了代议制国家的局限性。不过，马克思认为，代议制国家对问题的提法不同于黑格尔的提法。在代议制国家中，问题不在于是全体人员单个地还是通过选派少数议员参与立法权，而在于“尽可能扩大选举权并尽可能普及选举”。在英国和法国，这是围绕着政治改革进行的争论的焦点。人们正在为打破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实现普遍选举而斗争，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种斗争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也非常重视选举权问题，但他对选举权的理解突破了英国、法国等代议制国家只是在抽象的政治国家层面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局限，而是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上来探讨。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的条件下，如果只是在政治国家层面争取扩大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是有局限性的，而要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上探讨立法权问题。只有从片面化的政治权力范围内的探讨变成纵深的探讨，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才是哲学上的探讨。选举权改革的关键是要扬弃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马克思强调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和参与立法，以确保人民主权。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保留君主权力的保守观点，而且批判了受其影响的黑格尔的行政权和立法权思想。马克思看到，即使在英国、法国等资产阶级国家，也只是表面上承认人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实际上设置选举的财产限制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马克思在主张废除君主权力的同时，强调彻底改造行政权和立法权，切实实行人民主权。四、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家庭具有彻底的犹太血

统，人们很难发现一个人拥有比马克思更多的犹太血统。马克思（Marx）的名字是Mordechai[摩德凯]的缩写形式，Mordechai[摩德凯]后来变化成Markus[马库斯]。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1782年出生，是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第三个儿子。后者在他岳父去世的时候成为特里尔拉比，这一职位又被他的长子萨缪尔（马克思的伯父）继承下来。萨缪尔于1827年去世。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祖辈很多人是特里尔拉比，他们最早从波西米亚来；妻子叶娃来自更为显赫的家族：她是特里尔拉比莫泽斯·利沃夫的女儿，父亲和祖父也是这座城市的特里尔拉比。莫泽斯的父亲约书亚·希尔舍·利沃夫于1723年被选为特里尔拉比，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犹太名人之一；在为真理奋斗的事业中，他以一位无畏的勇士而闻名遐迩。据说犹太世界中任何重要的决定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约书亚·希尔舍的父亲阿伦·利沃夫也是特里尔拉比，后来去了阿尔萨斯的黑森，他在那里又做了20年特里尔拉比。阿伦·利沃夫的父亲莫泽斯·利沃夫来自波兰的波兰雷姆堡（德语为利沃夫城），迈尔·卡其涅伦包根先辈16世纪是帕多瓦犹太法科中学的校长，另一位亚伯拉罕·哈列维·敏茨先辈是帕多瓦的拉比，其父亲15世纪中期由于迫害的原因离开了德国。事实上，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里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由上可见，犹太血统对马克思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而犹太人一直散居于世界各地，不断尖锐化的犹太人问题使马克思一直在思考如何实现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参见[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又作为新教徒迫不得已地生活在天主教地区，所以他的家庭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社会环境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似乎很少受到他幼年的犹太文化教育的影响，但他“转而皈依”基督教却纯粹是为了能够继续从事他的职业，避免“陷入贫困”。马克思的母亲对犹太信仰的依恋似乎比马克思的父亲要多，她仅存下来的几封信件是用不成文法的德语写成的，没有任何标点，甚至她给荷兰亲戚的信件也是用这种德语写成的，这个事实表明她在父母亲的家里说意第绪语。意第绪语（Yiddish）是中欧或东欧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国际语。参见[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由于她非常依恋自己父母那边的家庭，所以一直感到自己在特里尔有点像个陌生人。因此，罕丽达·马克思极有可能在家中保持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这种强大的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他后来写道。虽然人们对马克思的犹太教信仰争论不休，但是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一直萦绕在心的问题，尤其是犹太人的这种散居于万族之中而没有自己的土地，无国籍、无民族的状况加剧了他们受迫害与受苦难的程度，如何实现犹太人的解放，这可以说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毕生所关注与思考的重要问题。《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就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公开论战的著作。在此之前，布鲁诺·鲍威尔发表《论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书，把犹太人的解放这一社会政治问题归结为纯粹的宗教问题，认为一切人、包括犹太人只有放弃宗教信仰才能获得政治解放。马克思对这种看法做了全面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不能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而要把神学问题归结到它的世俗基础，并对这一基础本身加以批判的改造。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解放的政治观点进行批判，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解放”理论，这也是对近代以降欧洲政治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重要概括。马克思把人的“解放”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将这个过程区分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马克思在政治解放的限度内认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承认政治解放在历史上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但是认为它并不彻底，是有局限性的，还应该将革命继续推进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所依赖而又所展示的那个时代，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类解放”的时代，其现实针对性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完成的“政治解放”。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革命也讲人的解放，也进行社会变革，也解放生产力，但它只实行了“两大分离”：一是，国家和经济活动的分离，即经济活动的主体向私人转移，经济活动完全由私人、市民来承担，而国家只作为经济活动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不再直接参与经营，所以叫政经分离，或者叫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二是，国家和宗教信仰分离，即把宗教信仰变成了纯粹的私人事务，国家不再奉行任何特定的宗教为国教，所以国家在信仰问题上就能够比较宽容，做到平等地对待不同信仰的国民。这就基本实现了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即程序的、形式的平等。这确实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也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是资产阶级解放最大的局限性就是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实质性的平等，也就是说它仍然以经济（金钱）等级取代了传统的政治等级，广大的工人农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市民社会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总之，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真正的共同生活，这种分离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人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生活在一起，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状态之下，人不是统一的、完整的，而是分裂的、分离的。人自身的分离和分裂表现为人一方面是私人，一方面是公众；一方面是个体的自我，一方面是普遍的自我；一方面是市民，一方面是公民，这便是马克思所讲的“双重生活”。它说明资产阶级所能实现的解放只是“政治（国家）”解放，而不是“人类（社会）”解放。马克思则试图把宗教的特征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试图以犹太人的社会特性来解释犹太教。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就是因为他们顺应了历史——市民社会的需要和发展；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在他们身上恰恰体现出市民社会的典型特征，这就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金钱至上。所以市民社会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犹太人，正如犹太人体现着市民社会作为利己主义个人的独特性质一样。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不能把社会解放简单地归结为废除宗教，因为宗教不是社会压迫的根源；相反，宗教却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和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因此，只有消灭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人才能从宗教中真正解放出来。从表面上看，政治国家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而实际上，政治关系又服从着金钱关系，政治国家对人们的联结是以金钱对人们的分离为基础的。正是由于贪图金钱使人们相互分离和敌对，才需要政治国家充当人们联结起来的中介。马克思得出结论：“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即克服对政治国家及其从财迷的做生意活动中得到解放，从金钱势力中得到解放。但政治解放还远远不够，国家和人类应最终走向人类的共同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并没有对人类解放的图景做出具体的说明或描述，而仅仅是在克服政治解放的局限性、矛盾性的意义上，阐释了人类解放的一般含义。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国家超越了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差别这些“特殊本质”，宣布所有的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时候”，国家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普遍性，才成其为一个完备的政治国家；而一个完备的政治国家的前提又恰恰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市民社会中的问题，也就是利己主义的人的问题。政治国家之所以制造了抽象的、虚幻的类生活，根源在于它的现实基础即市民社会。而政治解放却“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作自己存在的基础，看作不需要进一步加以阐述的当然前提，所以也就看作自己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这也就是政治解放的限度。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就是要超越政治解放，突破政治革命的限度，摆脱物质生产必然性的制约，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真正的类生活。因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对于欧洲近代自由主义理论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现实基础——市民社会的局限性，同时大胆地提出了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预设。马克思认为，要超越政治解放，必须依靠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来完成，即表现为市民社会中的人的自我异化的克服。他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人类解放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克服，是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的消除。也就是说，“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这就是说，人类解放首先应当确立的是现实的个人获得“类存在”，不是仅仅在彼岸世界如宗教、国家中获得“类存在”，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性的表达。其次，人类解放是以“类存在”为参照，批判的是市民社会下完全孤立的、原子式的互相敌对的个人世界，针对的是人从等级社会枷锁中解放出来后形成的另一条锁链——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再次，人类解放意味着人作为个体的感性存在同类存在之间矛盾的消除。不难看出，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把人的解放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复归，也就是使人成为“类存在物”。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把人的解放归结为认识活动不同，他认为只有通过不停顿的革命从根本上改造整个市民社会，废除私有财产的统治，才能克服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最终使人类得到彻底的解放。由此可见，马克思是从一个更新、更高、更广阔的视域来确立自己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他所构想的价值目标是人类解放，而这显然超越了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家所设定的目标——政治解放。在实现人类解放的方式上，马克思联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现象对此做出一个大致的设想。概括起来说，人类解放仍然必须采取政治革命的形式。由于马克思对于“人类解放”的理解仍然处于理论上的抽象阶段，并没有提供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所以它仅仅停留在一种理想性的维度。马克思并不想把“人类解放”变为一种形而上的人类学抽象命题，而是从科学的视角把人道的目标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事实性分析基础上。前已论及，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始终包含价值预设与事实论证这两个基本的维度。一般来说，价值预设总是基于某种基本的价值准则或价值目标而对现实社会做出某种具有伦理意义的设想，但是如果它不是植根于现实的客观关系或客观可能性之中，那么这种设想便只能沦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已。马克思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努力要使自己的哲学彻底走出“形而上”的体系建构，直面生活的世界，在理解、把握所处时代社会变革过程的性质、特征、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为推进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移居巴黎以后，为什么政治经济学批判会成为他关注的重点。由此可以推断，马克思后来所从事的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无不是从理论上为早期的政治哲学基本思路提供科学性和事实层面的论证。尤为可贵的是，他力图通过这种分析为革命实践探索理论的和经验的基础，从而寻求一条通达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这一思想在同时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列宁认为这两篇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五、孕育共产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光辉起点，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1.　政治哲学的经济实现形式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经济学是与政治学截然对立的一门学科。在学术研究中，经济学的一个特别为人们所喜爱的神话是其学术的“中性”，即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并因此与政治相分离。前面我们介绍过，启蒙时代以来，伟大的经济学家开始逐渐认识到经济并不是与政治无涉的一门学问，他们纷纷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较早运用“经济”来说明“政治”问题的政治哲学家，自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政治批判明确转向了经济批判，由此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学理论探索之旅。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给马克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马克思把对它的摘录放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前面。这篇文章的中心是谴责私有财产和由它引起的竞争精神，周期性危机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资本的增长和积累必然会导致工资的降低，并使阶级斗争加剧，科学和技术在共产主义条件可以提供巨大的可能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只能服务于加大工人所受的压迫。马克思后来称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为“天才的大纲”，并在《资本论》中数次加以引用，对它的阅读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真正开始对经济问题产生兴趣。应该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学术视角来看，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转向，不仅没有将其政治哲学思想推向纵深层面，反而是其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研究与科学的历史理论建构之间的根本界标，亦即，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研究中，政治哲学并未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承认，要根本性地洞思现代政治哲学问题需要回到经济学的语境中，并不意味着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可归结为政治哲学，这是极其荒谬的一个逻辑推论，比如当代西方许多实证性的经济学理论，恰恰是反政治哲学的。然而，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里，却具有与实证性的经济学截然相反的情形。古典马克思主义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实际是承接着早期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论探析而展开的，故而他从政治批判转向经济批判，并非是要求疏远政治批判，而是要求落归于物质生产关系这一实质性层面来开展政治批判。在此番意义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绝非代表着其政治哲学的终结，相反是其早期所确立的政治哲学理论思路的一种根本性深化，故而也就代表着其政治哲学的推进和最后完成。李佃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其实从近代以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哲学的形成机理来看，也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古典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共享那些由洛克、休谟、康德、边沁及黑格尔等人所提出和反复申述的政治哲学论题，如需要、劳动、财产、所有权、道德、正义等。所以，概而言之，在政治哲学研究上，政治经济学既没有偏题，又没有离题，而是真正回归本题。在确证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政治哲学意义之后，还应该指出古典马克思主义既因为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而实至名归地植入了自近代以来一直延续着的政治哲学论域中，又因为其经济学的研究而根本性地超出了近现代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视野，从而与那些影响了他的先贤们划清了界限。因此，对经济生产关系理解得越深刻，越能在政治哲学的理论探索中提出发人深省的见解，那么，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境中的政治哲学整体性地超越过往的政治哲学，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在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上，无论是洛克之后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还是亚当·斯密以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抑或者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无法与古典马克思主义比肩而立，虽然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是在研习这些前人著作的基础上获得的。对此，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在这一意义上，沃林指出马克思找到了现代政治的经济根源，并在“经济”中开发“政治范畴”，这才是马克思“关切之事”；克罗波西认为马克思的梦想不是将正义和政治社会消溶于合理的经济学中。因此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质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把囿于理论阐释的思考的优先中解脱出来，迈入了历史的、政治的活动。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政治”实现了“哲学”：他把政治视为具有新的尊严的事物，强调正是在人类事务中哲学得到了实现。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作为科学试错，而是作为运动法则的发现。在这一意义上说，本质意义上的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要是没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这一维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终生事业。白刚：《哲学的政治实现与政治的哲学实现——马克思和阿伦特政治哲学的不同路径》，载《东岳论丛》，2012年第7期。对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人来说，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政治哲学研究者不能仅仅遁入纯哲学的思辨，热衷于理性自我批判，应当关注现实社会的经济运动，关注并批判吸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只有将政治哲学批判联系于经济学批判，才能洞悉社会历史之谜的真相。它同样深刻地启示经济工作者：搞经济学不能停留于实证的经济世界，应当关注人类的政治命运，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有政治的理解力、批判力、洞察力，这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研究中深入钻研政治经济学所带给我们的宝贵启示。2.　共产主义的三种形态与恩格斯直接转向共产主义的情形不同，马克思则经历了理论活动上的诸种转变后开始了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受当时英国环境的影响，恩格斯很快就摆脱了自由主义的影响，而转向了共产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即相当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如果说物质利益在更早些时候激起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并激起了他的激进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那么，身处更具有现代敏感性的英国的恩格斯，则直接从物质利益中得到启发，使他的思想直接转向了共产主义。但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的停留处就是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系统批判。这样一种“哲学—政治学”意义上的批判，同样是马克思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关键。参见邹诗鹏：《激进政治的兴起：马克思早期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当代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从接触共产主义起，马克思就并没有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成的话语理想，而是致力于清理当时关于共产主义的各种概念。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一封信里，马克思明确地讲：“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而且我指的还不是某种想象中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对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除了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如傅里叶、蒲鲁东等人的别的社会主义学说，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而马克思希望的则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一种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基于此，马克思首先清理的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在它的最初形式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这既表现在实物财产的控制，也表现在以共妻制这样一种动物式的男女结合形式。然而，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性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接下来，马克思还批判了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即“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即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与“废除国家的，但同时还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他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没有弄清楚它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在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所给出的前所未有的积极的理解。实际上，只有在对共产主义形成这种历史性的理解之后，马克思才在思想上接受和转向共产主义。当然，这一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前，共产主义最多只是与社会现实形成抽象对立的空想形式而从属于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也只是伦理性质的社会思潮。共产主义尚未从一般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突显出来，正如各种激进思潮不仅没有形成与自由主义的抗衡，反而是自由主义的表现。马克思对作为话语的共产主义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共产主义的行动。共产主义行动的提出，不仅使得共产主义从理论活动转变成实践活动，而且也给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提供了价值目标，并使得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这一力量不仅逐渐从自由主义中分离出来，并与之抗衡且取代自由主义，从而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广泛影响的政治哲学思想。马克思也曾把费尔巴哈看成是共产主义者。而当费尔巴哈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时，马克思又立即指出，费尔巴哈错误地使用了“共产主义者”这一概念，因为仅仅从事理论研究的费尔巴哈不能算是一位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对此，兹维·罗森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反对把费尔巴哈设想为要给共产主义者，这只是费尔巴哈本人制造出来的印象。马克思提出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费尔巴哈的错误就在于他轻信了马克思的话。”[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王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显然，马克思不希望在无批判的前提下一般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对马克思而言，仅仅从口号上接受共产主义，也就意味着放弃批判而只是接受一种流行的观念而已；转向激进民主主义，正是坚持批判的表现。不过，马克思的激进民主主义转向，也只是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不那么具有独立意义的站点，他的抱负是要确立科学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六、古典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哲学的比较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从理论出发开始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极其复杂而艰难的转变过程。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在从事理论与实践活动伊始就开始关注、研究当时最发达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状况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事社会的“原本”的研究，这就决定了恩格斯的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要比马克思更直接和简单。恩格斯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是在虔诚主义盛行的巴门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工厂主家庭中度过的，但他在爱北斐特中学学习时，就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伏尔泰、莱辛、孟德斯鸠等法国和德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为恩格斯展示了一个崇高而自由的精神境界，催发了他鄙视贪婪、伪善、自私，挣脱家庭宗教虔诚主义枷锁的渴念。后来他屈从父命辍学经商，熟悉资本主义商业的细节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这种环境和条件使恩格斯从小就养成了注重现实、注重经济的务实精神和讲求实际的品格，因而他接触和认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要早于马克思。他最初所形成的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都来自其对现实社会状况的悉心了解和体味。他写于1839年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乌培河谷的来信》，就具体描述了巴门和爱北斐特两地的社会状况和工人、手工业者的困苦生活，充分体现了恩格斯浓烈的批判精神，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和对资本家的憎恶，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信念，恩格斯终生都保持自己这种注重现实的风格。因此，恩格斯的理论活动相对来说没有马克思那样活跃，他是沿着另一条途径，即通过对现实的不断深入考察来发现政治哲学的。从基本史实看，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步入社会，直接接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当马克思参加《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编辑工作的时候，恩格斯就已经到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英国，在曼彻斯特的一家工厂工作。在曼彻斯特，他亲身接触到发展较充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目睹了产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参加了工人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共产主义立场和理论方面来说，恩格斯确实在时间上比马克思较早转向共产主义。恩格斯在1842年年底至1843年年初就转向了共产主义，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最先进的社会力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特别是发表于《莱茵报》上的文章《国内危机》，标志着恩格斯的思想转变的开始。当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和与鲍威尔就德国的犹太人地位问题进行政治哲学论战时，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建立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和第一篇文献，被马克思评价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列宁则称其“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1844年8月底，恩格斯从居住近两年的英国曼彻斯特返回故地德国的巴门，他途经巴黎时在马克思的寓所与马克思会见并朝夕相处了１０天，共同探讨了各种理论问题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问题。41年后的1885年，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回忆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转变具有显著的共性，他们政治上的起点是激进的民主主义，哲学上的起点是青年黑格尔派。1842年以后，受工人运动、思想潮流以及他们自己的实践活动的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哲学观点逐渐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深入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初步探讨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相互联结的新世界观。然而，这一共性恰恰是通过两者思想进程的个性而具体反映出来的。青年马克思主要是通过他在主编《莱茵报》期间接触大量的社会实践，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解决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逐步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的；而青年恩格斯则主要是通过深入实际调查，分析英国社会状况，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做到这一点的。与同时代人相比，他们高人一筹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有一种勇于使自己的认识和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实践精神。正是这种干预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精神，使他们先后各自从不同的道路走向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是通过哲学批判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即通过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的哲学论证进入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熟悉及展现的分析专长超出了当时马克思所达到的程度。马克思受其启发开始研究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新的政治哲学思维，并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样，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研究也给恩格斯以明显的影响。他们正是通过阅读对方的著作和相互通信了解到彼此志同道合，终于结成了人类最伟大的友谊，从此便开始了共同创立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进程。

高卢的雄鸡｜第四章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及完成第四章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及完成历史是杂乱无章的事件的堆积，还是事件的往复循环，抑或历史发展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进行了思考，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前进的、向上的过程，因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最终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本章中，笔者将深入挖掘古典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一步步通达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进而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高度的。一、接近于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神圣家族》，全称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合作的第一个理论成果。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越来越尖锐，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一批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已完全堕落为思想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宗教小集团。他们狂热地鼓吹自我意识哲学，大肆污蔑群众，对抗共产主义运动。“神圣家族”是对布鲁诺·鲍威尔和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追随者的谑称，用以讽刺这些人妄自尊大、蔑视群众，好像凌驾于尘世之上的耶稣及其门徒一样。“批判的批判”是指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在他们创办的《文学总汇报》上宣扬的批判哲学，或自我意识哲学。他们认为，自我意识是人的唯一的本质，批判是自我意识创造世界的动力，纯理论批判能够改变一切。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的因素，至于群众、整个人类则是消极的，只有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才有意义。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也标志着古典马克思主义开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相决裂，而作为批判武器的是日趋成熟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观点，以至于孙伯鍨、侯惠勤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中将其标题定为“《神圣家族》接近于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孙伯鍨、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在这部著作中，古典马克思主义已经接触到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们主张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来观察历史，并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自我意识”之中，而正是在被他们所蔑视的“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同时，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接近于得出自己的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即生产离不开社会关系的思想。《神圣家族》深刻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并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作用将不断增长，“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古典马克思主义几乎已经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为了驳斥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神化”的谬论，古典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他们指出，无产阶级不仅是由于贫困，而且也由于大工业的严酷锻炼，使它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这部著作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形成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阐发了一系列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作用，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虽然这部著作还保留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某些影响，还存在“对费尔巴哈的迷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原理的阐述还不够精确和完善，但是，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超出费尔巴哈哲学的范围，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抽象的人的崇拜，毕竟是由古典马克思主义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都是奠基于“抽象的人”“先验的人”的基础上的。在《神圣家族》中，古典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非人生活的愤怒控诉和道德谴责作为自己理论论证的重点了，他们已经明确地转向论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转向研究作为“否定方面”的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消灭私有制”“消灭本身的生活条件”和“解放自己”，以及“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作为”的无产阶级，已经转向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和创造历史、实现思想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虽然批判了黑格尔、施特劳斯、鲍威尔一伙的思辨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探讨了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但是他们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回到和重复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是试图把他们所认定的费尔巴哈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观点发挥出来，并且贯彻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成为一种更加科学的新理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已经注意到关于私人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个人与社会，特别是人的性格、人性与环境的关系的论述，从而为他后来论证改变环境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素材。因此，虽然古典马克思主义在《神圣家族》中以较多的篇幅来论述唯物主义和批判唯心主义，但是他们注重的是现实的能动的使用实践力量，以种种形式进行实践活动的创造历史的人。以此为基础，整个《神圣家族》孕育着一种不可遏止的超出费尔巴哈的趋势。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才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有可能注意到黑格尔思想的合理与科学的一面，因而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和在物质生产的背后人类创造历史的根本依据和理论底蕴——“现实的人”，达到了从能动的、实践的方面理解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从而划清了自己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界限，为随后确立科学的实践观，为新世界观的最终创立，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正是《神圣家族》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所以，按照通常的说法，古典马克思主义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一伙的唯心主义，接近于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的说来，《神圣家族》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以及同他们的先驱者和思想对手划清界限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抓住“社会实践”这一关键，特别是抓住现实地“使用实践力量”，进行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人这一关节点，就能把创造历史的活动放到人类生产劳动的坚实基础上。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恩格斯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状况分析的著述非常清晰，绝对令人印象深刻。[英]大卫·麦克莱伦、臧峰宇：《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1844年8月，恩格斯离开英国回国。从9月开始，他着手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在英国搜集到的材料，于1845年3月完成了伟大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出版不久，资产阶级学者即敏锐地意识到这部著作的“巨大危险性”，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的圣经”，认为从这本书里可以找到一切“革命的根据”。事实正是如此，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这本书所拥有的读者数量是最多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传播共产主义政治哲学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深刻阐述了工业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并评价了这种取代中世纪的宗法社会而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剧变的整个影响。他认为工业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机器即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和使用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发展又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工业革命越发展，无产阶级也就越发展，英国正是发生这种变革的典型地点，也是发生这种变革的最主要的结果即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及其后果的分析，蕴含着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恩格斯分析了生产工具的变革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引起近代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发明，由于这些发明，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带来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一切都完全卷入了这个总的巨流，农业里面也发生了变革。在交通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紧张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页。因此，“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页。。随着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和社会阶级的分化、组合，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在英国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和社会阶级的分化、组合。因为机器的使用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诞生，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多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这样，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也被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但同时，随着以前的手工业生产的被消灭，随着小资产阶级的消失，工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了。从前，他们总有希望自己弄一个作坊，也许将来还可以雇几个帮工；可是现在，当师傅本人也被厂主排挤的时候，当开办独立的企业必须有大量资本的时候，工人阶级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稳定的阶级。而在过去，工人阶级的地位往往是走上资产者地位的阶梯。现在，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么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也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恩格斯在分析工业革命在英国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和社会阶级的分化、组合的后果中，强调了工人阶级是贫苦的阶级，也是最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后来为《英国工人阶状况》写再版前言时承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9。对此，很多人就误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方法，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的意见，其实是不对的，恩格斯这样讲的原因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调整了统治政策，用更加隐蔽、更加巧妙的办法来进行剥削，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实质并没有改变。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及其后果的分析，反映了他关于物质生产及其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思想。他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不只是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深刻革命，而英国工业革命的这一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运动的动力。《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工业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分析，以及工业革命决定了无产阶级的产生、状况、发展和使命的分析，更是表明了恩格斯已经形成了物质生产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的思想。在恩格斯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描述过资本主义的弊病，却不懂得资本主义雇佣制的本质。恩格斯这部著作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他科学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在于剥削工人。资本主义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是一种生存受威胁和生活无保障的制度。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强迫劳动”，资本家口口声声说工人享有“自由”，恩格斯写道：“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裸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0页。空想社会主义者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遭遇，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然而，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是一个缺乏历史主动性的受苦的阶级，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大缺陷。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主要功绩，如列宁所说的，就在于：他“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9页。。恩格斯在书中反复阐明：无产阶级是一个具有强大革命力量的阶级。它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客观上处处体现着人类的进步。资产阶级是那样自私、狭隘、保守，那样腐朽，因此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而无产阶级却由其经济地位所决定，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恩格斯用十分精辟的分析告诉人们，无产阶级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未来属于无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靠资产阶级呼吁，靠实行他们设计的新社会组织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他们拒绝一切革命活动，没有也不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指出方法和道路。恩格斯则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对工人来说是贵族，他们绝不会对无产阶级发善心，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0页。恩格斯详细阐释了无产阶级开展斗争的必要性，分析了工人反抗资本家斗争所经历的几个阶段，指出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合乎规律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是真正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问题只是在于，工人的斗争要和“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相结合，以求得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而社会主义理论则应该从个别人的空想变成科学，使它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才能使社会主义从幻想变成现实。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历史地落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上。而恩格斯的这本书，对这一事业做出了辉煌的贡献。正如列宁所说，恩格斯在该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后来已为全体能思考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完全是新的。三、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1845年春天，当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再次与马克思会见时，他惊异地发现马克思也已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且开始实现其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作后退的第一步。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了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姜涌：《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选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1.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回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知道，他首先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原则，然后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剖析，逐渐认识到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对经济基础的分析中，马克思深入地看到了生产力的决定性意义，而且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治哲学并不像传统政治哲学那样简单强调观念的作用，而是成为牢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新的政治哲学形态，即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谈到对市民社会的定性，马克思曾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市民社会里面的人都是个体的、孤立的、对立的，他认为这样的人一定要消除，这样的关系一定是恶的。那么他赞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他赞扬的是一种普遍的、交往性的，或者说类本质的共同性存在。正是从人类社会出发，马克思看到了经济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看到了人的活动的重要性，甚至还看到了交往形式的存在。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在此看到，尽管以“市民社会”作为出发点，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脚点却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而且他还明确地指出以“市民社会”作为立脚点只是旧唯物主义的做法。准确地说，“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立脚点，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确立的与自由主义以及一切其他政治哲学根本有别的基本立场。在这一立脚点上，马克思阐释了一种超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功利主义等传统政治哲学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走出了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功利主义等传统政治哲学范围内寻找理想性正义的困局。同时，由于这一政治哲学将理想性正义的实现与克服市民社会局限性的历史运动联系起来，因此便为现实性正义与理想性正义、法律之下的自由和未来社会的自由之间的张力安排了可能的现实通道。参见欧阳英：《如何看待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马克思唯物史观充分重视交往形式的社会基础意义，这就使唯物史观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意蕴。哈贝马斯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理由是认为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没有看到交往形式的存在。但是，当我们以市民社会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之后，我们看到在马克思那里不仅交往形式没有被忽视，而且它还明确地存在于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从“人”出发，但不是从现实的在历史活动中的人出发，而是从“人自身”即从哲学所理解的抽象的人出发。他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他忽略了人是实践活动着的人，结果人就成了从不同于动物的生理特征中引申出来的肉体的自然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了。诚然，费尔巴哈也说过社会的人类的词句，但那仅仅是为了证明人们是相互需要的。他把“类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如饮食、男女、思维等，这就使人的本质成了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费尔巴哈一方面把人的自然属性绝对化，另一方面又把人的社会属性理想化，这就使人成为非现实的、非历史的一般的人。拿这个抽象的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在历史观上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既不同于费尔巴哈，又不同于黑格尔。在社会历史观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同时从抽象的一般人出发，也必然使人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人被抽象化了，作为个人简单总和的社会也同样成了抽象物。费尔巴哈哲学终究不能解决个体与类的矛盾，因为它只能直观地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不能揭示社会运动的根本规律。它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立场之上的，因而最多只能以一种新的人本主义的方法解释世界，而不能用它去改造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费尔巴哈没有批判现存的生活关系，他的人本主义意识在于抬高人的地位，客观上却适得其反，成了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社会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因为他仅仅希求达到对现存事实的理解。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并未能超过把“思辨的观念、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的“德国哲学的历史观”。他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学说为建立新的思辨的历史观提供了一个模式。德国社会主义者曾借助于这个人本主义的理论框架鼓吹货币、雇佣劳动等同样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结果社会主义就变成了反映人的本质的哲学概念，整个历史就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显然，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不能建立在这种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同时又是历史所追求的最终极目的这个沙滩上的，它必须在坚实的基地上建立自己的理论大厦。2.　改造世界的指向马克思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指定为“改变世界”的政治哲学，又将这种政治哲学理论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将其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马克思通过批判旧世界而去发现新世界，以及通过预设新世界的思想意识而去扬弃旧世界的政治法则，就是其政治哲学形上特质的一个有力佐证。马克思政治哲学由于兼批判精神、实践品格和形上特质于一体，所以将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彼岸与此岸、形上与形下贯通起来，这不仅昭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政治哲学史上“独善其身”的要素与特点，使其与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明显地区隔开来，而且也钦定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后发展的特定路径，从而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这一传统推延下去。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家渴望承载改变世界的使命，却始终走不出解释世界的漩涡，以解释世界的感召方式影响现实政治与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理论指向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应对政治技艺学以致用，成为政治家并拥有政权；亚里士多德视在经验基础上批判现实世界的政治哲学为“群学之首”；西塞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边沁等在传统政治哲学领域有不同的建树，其理论努力推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与超越。问题是政治哲学的理念架构如何成为现实，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家建构的理论体系带有普适的愿望，冀望一种理论模式历经千秋万代而不失色泽，但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环境中的人们对政治命运的把握必然采取不同的方式，普世主义的困境正在于此。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误区不在于抽象思辨，“抽象是人的一种认识能力，是人能够从个别事物之中发现一般性质或规律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本身不仅没有错，而且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动力。问题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主义信奉者，并不是通过研究具体的事物去抽象出一般属性或规律，也不是从事物发展的具体需要中去确立价值的目标或标准，而是从抽象的概念或观念出发去研究问题，并沉溺于抽象的思辨之中”吴倬、臧峰宇：《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诉求及其当代意义》，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2期。。换言之，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在抽象的漩涡中打转，对现存政治的批判与超越仅限于理论层面。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这就明确论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和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使命。在旧哲学家们看来，只要抛弃错误的观念，正确地说明世界，正确地理解人的本性，就可以改变社会状况。旧哲学无法理解人的本性和社会的罪恶都是由社会生活条件决定的，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改造世界。费尔巴哈本人就是脱离实践的，他的哲学也是企图以自然界和人性来说明世界，不理解实践的革命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现存的东西。只有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才第一次把政治哲学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结合起来，而且认为政治哲学更为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传统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丝毫没有考虑“改造世界”的问题。马克思要超越传统哲学，就不能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可以把改变前的世界称为“世界Ⅰ”，改变后的世界称为“世界Ⅱ”。古典马克思主义为了引导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把“世界Ⅰ”改变为“世界Ⅱ”，他们就不得不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世界Ⅱ”比“世界Ⅰ”好。在这里，“解释世界”的重要性就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世界”是奠基于“解释世界”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人是有目的的存在物，人在诉诸行动之前，必定先对自己的行动有所理解、解释、认同。如果人们不能理解或解释为什么“世界Ⅱ”比“世界Ⅰ”更好，他们怎么可能去改变世界呢？晚年的海德格尔在提到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时，曾经指出：“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为工具吗？”姜涌：《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选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221页。在海德格尔看来，“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研究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解释世界”的，正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历史和实践启示我们，只有深入地研究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才能解答当今时代和现实生活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人们自己的生活”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视域，是其得以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起点与理论归宿，任何社会现象无不源自人们的现实生活。一切社会关系及其特性的形成、一切复杂的社会意识现象都必须置于社会生产中加以审视，才能从本质上得到说明。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仅表达了他对整个政治哲学史的通达理解与性质评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根据政治哲学的运思与价值旨归将政治哲学划分为两类——“解释世界”的政治哲学和“改变世界”的政治哲学，并定位自身的政治哲学是“改变世界”的政治哲学。这样，马克思对政治哲学达到了高度自觉，实现了政治哲学观的根本转变，生成了新型的政治哲学——指向“现实的生活”，以“改变”现实生活为归宿，从而真正走出思辨哲学的基地。以“生活世界”为理论视域，改变“现实生活”为其价值目标，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真正底蕴。哲学研究是为现实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服务的，与现实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密不可分。“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正是这样的理解决定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存在形态，即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注和意识形态色彩，任何试图淡化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减弱它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把它拉回到纯粹“学术”的圈子里，都是违背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本性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特征是改造世界，这里的意思是说，它拒绝教条主义的历史哲学，就必然是一种主张辩证否定的革命哲学。依此而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就必然是用作为方法或视角的辩证法来研究和处理政治问题，或用作为方法或视角的政治来研究和处理辩证法的问题。四、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冬至1846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他们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古典马克思主义阐明了社会进步的机制及其实现形式，同时指出了社会政治变迁的本质及其价值旨归，这些为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　社会进步的机制及其实现的形式市民社会与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范畴的制定，使古典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这个现实的基础来说明国家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现象，并由此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结构理论。这整个社会在结构上被剖析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建立在上述社会结构理论上的历史观能够展示社会运动过程的全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表明社会结构各个层次之间的制约关系，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变化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后者又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化以及其他更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变化。人们在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既定的生产力总和和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但他们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又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旧的生产关系不断地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而新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又迟早要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的发展。这样，人类历史进步的机制就像自然历史过程一样清楚明了。这种关于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学说是以对社会结构的洞察为前提的，否则只能看到世代的更替和历史的演变，而不能说明其内部的原因。如果仅以此来说明社会进步的机制，还不能深刻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因为生产力并不是脱离了人的主体性要素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是人通过对历史进程的科学把握，认清历史领域的价值取向，发挥自身能动力量的结果。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验中可以看出，生产领域的矛盾达到激化程度后，工人阶级则会通过罢工、示威、革命等形式与资本家形成对立面，从而抵抗资产者对生产者的剥削与压迫。具体而言，争取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强度的降低以及福利待遇的提高等都是工人与资产者抗争的结果，所以说生产力发展不会自然地给予工人合理的自由时间和福利待遇，而是需要工人发挥能动作用在生产领域争取主体地位的结果，这种争夺绝不仅仅是在政治上承认自身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平等的法律权利，而是实质地享有合理的自由时间和生活保障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在登上历史舞台的初期，给予了广大民众法权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但是实质生活中广大民众还是生活在饱受资本家剥削与压迫之中，他们在资本积聚财富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得到的却是仅仅维持扩大再生产微薄的生存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通过人们的活动来体现的，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最后，以政治上推翻旧的国家政权，经济上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思想上提倡新的思潮为契机，通过全面的、总体性的社会革命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社会革命不是某些阴谋家、煽动家制定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群众斗争的结果。如果还没有具备实行全面改革的物质条件——更发达的生产力和反抗旧社会的革命群众，那么，尽管社会革命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如果生产关系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障碍，那么，无论旧的社会联系多么牢固，它终究会被革命所推翻。社会进步机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即在于此。从社会关系来看，西方学者着眼于以资本为主导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从交换关系中阐释政治法权上的自由平等观念，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进行等价商品交换，均是处于双方自由意志，从中体现出平等自由的价值理念。古典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这种表面上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事实上掩盖了生产领域的不平等、不自由。在生产领域，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存在着深刻的压迫和剥削关系，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自身的对立物反过来压迫、排挤自己，对立物的占有者即资产者则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从而维护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到现实生活的本质，以生产的逻辑取代资本的逻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呼吁人们通过以自身为主体的政治运动来实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革命主体的确立使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任何一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历史决定论、革命决定论等等划清了界限。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革命主体并不是主观的，而是作为反抗旧社会生产生活本身的革命的群众，作为革命的群众，革命的主体具有物质的力量，具有实践的力量。然而，纵观历史我们更喜欢把历史称为伟人的历史，是伟人在撰写历史，在伟人的眼里，历史是光荣榜，不是什么人都能上光荣榜的，因此，历史就成了英雄的历史，历史从来就不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古典马克思主义却在当时指明了正是群众才代表了物质的力量，批判的批判以精神的活动所创造的只能是抽象的历史，只有革命的群众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才能创造真正的历史。2.　社会政治变迁的本质和价值旨归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前进的、向上的过程，因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最终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全部社会政治变迁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旨归。共产主义作为社会政治变迁的最终目标，不但具有现实性，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价值旨归，它提供了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的载体。古典马克思主义提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使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共同体，显然不是亚里士多德式所言的国家，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将以国家为代表的共同体称为“冒充的共同体”，在这些冒充的共同体中，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这种自由是虚幻的。虽然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事实上，他们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屈从于物的力量。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4页。这种共同体，这种联合，指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它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因此，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政治活动的最终目标形式，不但具有经济的性质，而且是人类得以全面发展的中介，具有价值旨归的意义。牟宗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思想述要[J].理论学刊，2004年第9页。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言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政治之价值诉求如果脱离了社会存在论的基础，不能在物质生活的实践中得到落实，它就只是停留于抽象的、形式的层面，比如近代欧洲政治哲学中的自由、平等、解放等等就是以抽象人格为基础的抽象权利，理论上立足于“抽象的人本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基本成果，而是认为政治解放受其经济基础的制约并不是人类的真正解放，而只是部分的解放、形式的解放。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人类的解放乃是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解放，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是通过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主体来承担和实现的，其政治乃是一种阶级的政治。古典马克思主义由此第一次改变了政治哲学的性质，阐释了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政治哲学基础，将人类解放之命运置于具体的被统治阶级身上，不再是为既定的统治秩序服务，或者说在一种笼统的抽象的人本概念下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体现的是现代社会的真正解体，如果无产阶级这一被统治的阶级没有得到真正解放，就不可能奢谈普遍的人类解放。在分裂的社会中，强势群体不需要代表，他们就是自己的代表，政治总是建立在统治的逻辑之上。革命要打破政治统治关系的存在前提，被统治阶级获得解放不再是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以实现简单的换位，而是消除统治本身，实现类的解放。在这里，阶级的价值取向与人类的取向同一。然而，在彻底解放尚不现实的情况下，社会分化总是使政治成为强者的游戏，成为统治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轮回换位。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要改变导致统治关系轮回的存在结构，诉诸无产阶级为全人类的政治解放运动，只有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才可能谈论告别革命！五、共产党宣言19世纪40年代，欧洲各种政治哲学思想极为活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历史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等相互交织、激荡起伏，而在这些政治哲学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初兴起的社会运动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初在欧洲酿成一股具有强大社会动员力量的激进左翼及其激进民主主义思潮，并在随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大大加速了从自由主义传统向社会主义传统的转变，其历史成果即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成就的科学社会主义。邹诗鹏.马克思何以在激进民主主义上逗留？——再现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J].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它的发表标志着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公开问世，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了科学的阐述，“它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2页。这种新的政治哲学不仅继承了过去一切政治哲学的优秀传统，而且根据最新科学成就和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从内容到形式都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给予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奴役、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道路。列宁说：“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列宁对《宣言》的评价，无疑地也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评价，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产生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最好说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开展，还是后来法国的巴黎公社、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一崭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斯大林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2页。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在人类历史上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世界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1.　阶级斗争学说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一种旨在消除富人和穷人、主人和奴隶之分的注意力，就从宗教性的希望转向了对于一个美好未来的现实可能性的探索。按照宣言的著名说法：“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546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个阶级社会的主要阶级都做了专门的描绘，例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就是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而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基于不同的利益集合是不可能调和的，与国家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尽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不容许与自己的利益集团相冲突的阶级来分享统治权力的，更不用说作为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了。当然，作为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出现也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准备了条件，因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实际上，无产阶级不仅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而且也是20世纪的劳动阶级，更是21世纪的劳动阶级。因为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尽管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也需要无产阶级，作为反映资本和劳动这一对矛盾存在的两个阶级，是一个相伴生的存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为了无产阶级的劳动分配平等的正义追求，阶级斗争学说显然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在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上，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政治哲学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不是关心一切人的命运，它关心的是当时社会中遭受剥削、压迫的整个阶级的命运，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阐述的思想都说明了这一点。只要无产阶级的生存命运得以解决，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命运也都得以解决。所以，他渴望无产阶级的解放，其著述全在叙述无产阶级怎样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在《共产党宣言》中，古典马克思主义明确表述了上述思想。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论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在于指出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物质利益的对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在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互相对立和冲突的基础上发生的，归根到底也都是围绕着物质利益而进行的。自从阶级产生以来，阶级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在它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是由它所决定的。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又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阶级斗争具有多种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斗争发展最完备的社会形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种基本形式。正是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存在，所以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没有对抗、没有矛盾人类社会也就没有进步。这是人类文明社会直到今天所依然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致奥·倍倍尔等人的信中指出：“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时间内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对自己的阶级思想作了总结，明确提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马克思在为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所写的章程中也指出：“协会的宗旨是推翻所有特权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为止，共产主义是人类大家庭最终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05页。在当今社会发展形势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共同存在，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既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应该在古典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政治哲学学说的正确指导下，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2.　科学社会主义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进行，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彻底的贯彻和发挥，从而也得到了第一次系统的、科学的表述。（1）　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所有制是永存的，一切私有制关系都经历了历史的更替，处在不断变革之中。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这是每个历史时代社会革命的普遍规律。奴隶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封建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奴隶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在这些革命中，除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是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外，其他的革命都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都是以不同的形式来维护和发展私有制。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所要废除的并不是任何其他的所有制，而是资产阶级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是私有制的最后和最完备的形式，也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是消灭了人类社会的最后一种私有制，或者换句话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就必须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共产党的这个理论纲领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同空想社会主义根本不同，它不是以某个空想家主观臆想的原则为根据，而是以历史中的阶级斗争及其发展的规律为依据。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代替它，才能使生产力得以继续顺利地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平等互助、共同繁荣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将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2）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科学表述。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而实现这一规律的则是无产阶级。《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执行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是由它的阶级特性所决定的。《宣言》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6页。无产阶级是现代化大生产的直接体现者，由于它和大机器工业相联系，所以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性。由于它是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所以也最有远见和前途。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它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保护。它大公无私，而且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因为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下层，是被资本主义社会踩在脚下的奴隶，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无产阶级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可见，“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7页。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要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按其内容来说，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奋斗的目标。但是，就其形式来说，各国无产阶级首先面临的敌人是本国的资产阶级，它直接斗争的舞台是在本国。不过，资产阶级是拥有国际联系的，一国的资产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打倒了本国资产阶级，也就削弱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打击了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要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宣言》中虽然还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要采取暴力革命形式，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总是首先动用武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这样无产阶级也只有拿起武器，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用革命暴力来反对和消灭反革命暴力，以便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这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第一步，紧接着就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　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第一，共产党人必须把长远目标和当前斗争结合起来。《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2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战略和策略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在为实现最终目的的斗争中，不能忽视当前的斗争，而是要积极参加当前一切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但是，共产党人要永远牢记，当前的斗争不是最终目的，只是走向最终目的的一个阶梯。不参加当前的斗争，实现最终目的当然只是一句空话，但如果忘记了最终目的，就会使当前的斗争迷失方向。总之，要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完成当前的斗争任务当作实现最终目的的条件。第二，共产党人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宣言》分析了法国、瑞士、波兰、德国等国家的不同历史情况，制定了共产党人在上述国家中所采取的灵活的策略。在法国，当时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日益高涨，资产阶级想实行一些小的改革来满足自己经济上的要求。小资产阶级则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主张普选。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有一致的一面，所以应该联合小资产阶级共同战斗。但是小资产阶级又喜欢空谈和幻想，为此，无产阶级在联合小资产阶级时，要同时批判它的错误，肃清它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当时的瑞士，是一个僧侣和封建贵族占优势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共产党人要联合资产阶级激进党进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是资产阶级激进党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有进步的，也有保守的。共产党人在联合他们时，要采取不同的态度，支持进步力量，反对保守力量。波兰原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经过俄、普、奥三国瓜分，沦为殖民地。因此争取民族解放，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波兰人民的首要任务。在波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共产党人要支持以邓波夫斯基为首的民族同盟的左翼，因为只有他们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德国的一个封建割据的君主专制国家，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推翻封建统治。这时的无产阶级只能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首先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为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在反对封建的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它想同封建势力妥协。从斗争的策略观点看，只要资产阶级愿意革命，哪怕是暂时的、不彻底的，无产阶级也要利用它，同它一起反对封建制度。“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4页。显然，当时欧洲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运动，不论是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民族解放运动，其性质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之所以支持这些革命，一方面是因为所有这些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决战。但是，《宣言》也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党的原则，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根本利益，都要有原则的坚定性。第三，共产党人既要同其他革命党派联合，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4页。共产党人要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视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因此，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例如，在法国，共产党人联合小资产阶级时，应不放弃对他们批判的权利。在德国，共产党人利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时，要同它的妥协性作斗争，要特别教育工人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共产党宣言》里，古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它工人阶级就不能夺得政权和实现社会的改造这一基本原理。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拟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时指出，必须使无产阶级正确最近目的的斗争的利益，必须使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共同任务相结合。他们论证了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各个不同阶级和政党的关系的指导原则，强调指出共产党人有责任支援一切革命的和进步的运动，同时对运动的弱点和缺点提出批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完整而严密地阐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伟大基础。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是得到了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就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每当背离这个策略纲领的时候，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40年以后，它已经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同样包含了针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规范性要求。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一定历史条件基础上的，那么，古典马克思主义当时所提出的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也必然建立在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构想，来理解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以及这一规范性要求实现的历史条件。首先，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古典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充分发展，消灭了分工和异化劳动，每个人不再把劳动当作异己的力量，不再是为了生存、为了物质利益而进行艰苦的劳动。人所从事的劳动仅仅是为了自我的发展，人在消除了异化的劳动中体会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感受到了创造的乐趣，人的感觉、情感和理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人在劳作中不再有奴役和被迫的感受，而是获得了对自身劳动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人不再受制于物的控制，而是在对物质财富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实现了人对物的自由支配。社会财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条件，共产主义最终要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一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一旦摆脱了从事物质生产的锁链，一旦从必要劳动时间中解脱出来，就可以拥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从事艺术、科学和文化批判活动，从而在这些活动中享受到美和快乐。所谓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人的理性能力、道德水平、审美判断获得了全面的提高和发展。可以说，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提出的规范性要求。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像自由主义那样仅仅关注于人的自由权利，它要使制度的设计更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政治哲学目标，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而共产主义社会又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当然，并不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取消了物质生产，有物质生产的地方就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为了生存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不再占据大部分时间，人可以拥有大量自由时间来从事其他有利于自我发展的活动。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可以看出，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的自我能力的提高、人与人之间团结和友爱的关系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建立在工作日缩短的基础上。其次，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了公平分配的社会。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以往社会形态的批判可以看出，古典马克思主义非常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起点平等问题。因为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起点的不平等导致人与人之间权力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正是根据人与人之间血缘和出身的不同而划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柏拉图对人的金、银、铜、铁的划分，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有些人天生就是自由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这些都反映了传统社会按照人的自然本性进行分配的观念。在传统社会的观念看来，有些人注定是统治者，而另一些人注定是被统治者，这符合自然的必然性，这种区分也是公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取消了根据血缘和出身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起点的不平等，实现了原则和程序的公正，但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新的起点不平等。正因为一些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些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一些人注定要受另一些人的剥削。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看来，根本不可能取消人与人之间起点的不平等，而共产主义社会可以使人与人之间起点的不平等在分配中不再起到任何作用，直接在结果中实现分配的公正。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是建立在取消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基础上。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重新结合，劳动和生产资料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劳动者不再是其他人的生产资料，不再是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任何人都可以占有生产资料，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果实必然为所有劳动者所有。在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都属于私人的财富，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都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正如古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个人的劳动成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个人的劳动是社会性的劳动，那么，个人的自然天赋、体力和智力都是社会的财富，生产的一切要素都被社会化了，个人的差异不再主导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就是说，起点平等、程序公正是实现结果正义的两个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起点的平等很难实现，一方面是制度的原因，另一方面是自然的原因。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可以看出，古典马克思主义试图消除导致起点不平等的制度，通过公有制的方式把所有人的劳动所得汇集为公共的财富，使个人的劳动不再成为私人的劳动，使个人的劳动所得不再成为私人的财富，按照“按需分配”的原则实现统一的、有计划的再分配，从而通过分配制度的方式直接实现结果的正义。这样就使起点的不平等，个体的差异不再具有任何特殊意义。可以说，实现结果正义、实质正义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要求，是共产主义制度的规范性要求。但是这一原则的实现是以消除了商品交换的公有制为基础，是以发达的共产主义制度为条件的。最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国家权力对人的统治，消除了一切社会政治力量对人的压迫，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对抗关系。自由主义要求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和经济生活的干涉。同样也看到了政治权力对人的压迫性力量，但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本身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只要国家存在，它就必然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它必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按照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理论主张实际上是在为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对国家权力所作出的限制，而这种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肯定会实现。恩格斯后来对国家阶级性的批判更为明确，他进一步指出，国家不可能像黑格尔的哲学概念所描述的那样成为永恒真理、正义以及普遍伦理得以实现的场所，好像国家代表了全社会的利益，但是实际上，它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恩格斯在对国家批判中看到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统治阶级的官僚化。正因为国家采取了通过任用官吏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使人们产生了对官吏优越地位的盲目崇拜，而这些官吏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国民，他们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国家官吏组成了新的政客集团对国民进行管理和统治。恩格斯认为，国家和国家机关的官吏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一现象是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孟锐峰.马克思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的超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始终持有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只要从根本上消灭了国家，从而也就彻底消灭了国家权力机关腐败为统治阶层的可能性。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也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自由人联合体”成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国家的统治形式，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消灭了一切阶级，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国家也将不会再存在。管理社会公共生活的职能将由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履行，这样也就从根本上防止了某些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可能性。可以说，消灭政治权力对人的统治和压迫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而这一价值的最终实现是建立在国家消亡的基础上。“国家消亡”观点并不意味着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虽然表面上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无政府主义一样认为国家是奴役人的罪恶力量，但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国家中受奴役的根源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关系的不合理，废除国家的前提必须是推翻经济生活里的支配和奴役关系，实现经济解放。在恩格斯看来，国家消亡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彻底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这也就不再需要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不再需要镇压任何阶级的政治工具，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将不复存在。3.　自由人联合体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切政治哲学都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对两者关系的不同见解，成为区分各种政治哲学流派的重要依据。在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史上，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见解大体可归结为三种类型：一是主张个人至上，认为个人先于、优于国家，国家是个人契约和权利让渡的结果，它仅应承担“守夜人”角色，这是一种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传统；二是主张国家至上，认为国家优于、先于个人，个人应服从社会共同体，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国家主义传统；三是认为各种形式的国家制度或统治形式都是对个人自由和平等的伤害，应立即取消国家和政府，提倡自由个体间的自助和互助，这是一种蒲鲁东式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在《共产党宣言》中，古典马克思主义曾这样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状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和个人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有机体，个人的本质和自由在社会共同体中得到体现和保障，而社会共同体存在的根据仅在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设想，吸收了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大政治哲学思想传统的积极因素，并克服了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从而超越了这三大政治哲学思想传统。刘军.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新解[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笔者认为，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语境下，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同一个概念，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解就是对共产主义社会政治哲学的理解。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战场，在市民社会中基于物质生产与交换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乃是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是非本真的、片面的联合。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市民社会的分工就是依据资本逻辑建立在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上，这种分工所带来的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是对人的自由劳动的压制。在此基础上，物化的社会关系主导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人在他人的眼里被工具化，成为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市民社会的最高概念就是安全，但市民社会并没有借助安全这一概念而超越自己的利己主义。市民社会的人权正是利己主义的表现，市民社会的整个范畴都包含在利己主义的范畴之中。人与人之间是为了自然的必然性而连接，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性被私欲的满足所遮蔽，故而市民社会就是异化了的人类社会。马克思曾指出，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的区别，就是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区别。这种新的“人类社会”也被马克思称作“自由人的联合体”。市民社会的立足点是感性的私人，其遵循的是个人主义的原则，要克服这种原则就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古典马克思主义点明了新的社会形态的关键所在：它要使得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呈现一种和谐的状态。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导致社会整体的矛盾日益凸显，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种经由个体自由竞争而实现的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并没有到来。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看来，欲达致个体与整体的和谐状态，就要重建人的交往关系，用人的自主性来替代人的自私性。这种新的交往关系的重建，必然会要求消灭阶级差别。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联合是被迫的联合，个体的人总是受到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整体的压制。在这种共同体中所体现的公共性乃是虚假的公共性，它总是以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为前提。而要摆脱特定阶级的控制，就需要跳出私有制的窠臼。古典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展现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能力与财富成为社会的能力与财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消除了自私性的人的自主性的张扬，每个人的劳动是整个人类类本质的体现，是人的自由创造本质的实现，而这又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由此人民摆脱了利己主义的限制，获得了普遍的自由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又使得联合体获得了既定的和谐。因此，自由人联合体既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又是联合起来的自由人，两者相互协调，互为条件构成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特征。一方面，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代替国家和阶级社会等的真实联合体的前提和基础。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占有他们，即才可能使他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另一方面真实的联合体是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形式和条件。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现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自由人和联合体的统一，实际上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制度的统一。古典马克思主义预测和构想的未来社会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承载这一价值理想的社会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后阶级后国家的社会民主制合理的价值目标指导科学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制度保证合理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从而在个人和社会制度之间形成统一的关系。只有把自由人和联合体统一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所理解和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也只有把个人自由和社会制度统一起来的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科学的、合理的。所以，统筹兼顾个人自由和社会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决不能割裂自由人和联合体的内在关联。六、《资本论》中的政治哲学意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学说创立之后，马克思开始了长达30年的《资本论》研究过程。这一过程看似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创立政治哲学学说无关，实则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是什么关系呢？人们通常并不情愿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叙事来证立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相反这一理论叙事却往往成为人们否定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最有力证词，即在人们看来，作为一种基于事实的认知性和描述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排拒政治哲学的。在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历史唯物主义是以自然主义为逻辑起点建构起来的，这导致历史唯物主义只强调历史规律的基础性意义，而忽视了自由、权利、平等、道德、公正等政治哲学问题的价值。因此，长期以来，唯物史观被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似乎人是站在历史之外，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如果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就会受其惩罚。这种解释模式一度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批判或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靶子。政治哲学家约瑟夫·克罗波西在评价历史唯物主义时指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革命性体现出“以历史取代哲学便为以社会和经济取代政治和宗教奠定了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方向的预设深表怀疑。面对理论的质疑，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澄清历史理论的合理性，而是深入历史理论中，探索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如何在历史唯物论中展开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以往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得过于笼统，他们试图在微观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进行阐释，或采用当代的理论术语，或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剖析。这些研究对于突破旧有的解释模式具有启发性，同时也要检审这些阐释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造成的各种影响，以防使其再次陷入理论误区。历史唯物主义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这不仅是因为古典马克思主义自始自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阐发其政治哲学思想，以求突破旧式思辨体系，通过科学考察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达到对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而且还在于通过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中发展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时纠正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曲解和错误认识。[参见金晓燕、曹健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基础——基于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这貌似强有力的证词，其实只是流于表层、不堪一击的偏僻之见。毋庸置疑，古典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社会大踏步向前推进的历史背景下介入哲学的，所以从近代以来哲学的形成机理来看，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性逻辑恰恰就是植根于政治哲学问题域的，这一点与整个近现代政治哲学没有实质性差别。这意味着，在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基点上对现代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予以质询与批判，构成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探索的根本旨趣与核心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在梳理、把握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时，往往像阿尔都塞那样，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界分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前期和后期的根本性变换甚至断裂。根据这种理解，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似乎只是存在于其前期的理论著作中，而后期著作似乎与政治哲学的论题渐行渐远，最终趋于消解这种哲学形态。然而，真实的情形恰恰相反，即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古典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远离政治哲学问题域，反而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考察、探析了政治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从而将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反思水平。这是因为近现代政治哲学是在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形成和得以发展的，其所反映的是近代以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根本利益诉求，那么显而易见，只有保持着对现代市民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高度敏感性，对经济活动领域中的矛盾予以深刻洞察，才有资格进入到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从这一点上看，对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经济生产关系理解越深刻的哲学家，在政治哲学的理论探索中越能够提出发人深省的见解。因此，且不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只是一种认知性和描述性理论，它是否也包含了规范性的视角，仅就古典马克思主义落归于社会生产关系来开展经济学研究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哲学意义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开展经济批判的基本要求在于不是从经济事物和经济活动的表层出发，而是从其深层出发；不是从作为“物”的商品出发，而是从作为“社会关系”的商品出发，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中，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必然不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层面上展开的，而古典马克思主义所看到的那些由经济生产关系所生发出来的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必然不可能一目了然地出现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当中。正是因为如此，英国古典经济学就没有整体性地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虽然斯密也曾论述过正义之类的政治哲学问题，而经过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之后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仅将其早期的政治哲学推向一个新的位阶，而且也是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所达到的一个最高点，这充分印证了全部近现代政治哲学由社会而国家、由经济而政治的基本生成逻辑。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大概是近代以来政治哲学思索遵从的基本开展路径的最彻底形式。进而论之，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他之前政治哲学之间的性质区别，无疑只有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得到豁然开朗的审视和理解。概括说来，由于并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只是基于自然个体在市民社会中的生活经验来进行推理的，其所确立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原子式的自然个人”，所以他们不忘宣说的权利和自由，只是原子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所追求的正义，只是原子式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一种理想化的权利组合关系；他们心目中的社会，只是原子式个人的一种集合形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比自然式的个人组合关系远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将个体的生活经验固化之后的政治哲学，必然不能从根本上切中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质，因为也必然不能真正把握现代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尤其在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定格为一种客观性的“结构”之后，这种在个体生活经验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在解释、解答现实复杂政治问题上就更是捉襟见肘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只有在真正“社会性”的意义上来阐释权利、自由、公正、道德等等论题，政治哲学才能够展现出其宽广的解释力和持久的洞察力，而这就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直截了当地说，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接续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基本论题的前提下，将政治哲学的立论支点由“自然人”置换为“社会人”，所以与过往政治哲学家不同，古典马克思主义所着重分析和揭示的是权利、自由、平等、公正、道德的社会和制度基础而非自然基础，这正如麦卡锡在阐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时所指出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把现代传统关于对与错、好与坏以及美好生活的本质与物质幸福这些道德问题的质疑，转换成了对现代社会制度结构的审查，也即转换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阶级、权力关系、财富所有制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变成了理解道德问题的整个大背景。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大都注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虚假、幻想的政治共同体展开理论研究，而后把理论立足点拔高到共产主义的视野下，通过对“史前史”社会形态的综合批判，得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结论，由此把人的生存域境推向了理想的未来，这种逻辑理路其实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误解。从内容上讲，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人类解放运动，而不是固定的社会形态，以上所述的政治理论是把历史的必然发展规定为共产主义的宿命论，显然违背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唯物史观。从方法上讲，将人类的真正解放寄托于理想的未来，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任何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误解，犯了脱离实践的形而上学错误。历史唯物主义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创举，古典马克思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式的思辨体系和理论脱离实践的理性构建，把着眼点放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得出科学认知，从而引导人们追求真实政治价值的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为发展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实践的、以人为目的、开放的论域，从历史唯物主义阐发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内容，就要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把握好事实与价值、历史与价值的方法论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具有一种政治哲学性质。没有政治哲学的视角，历史唯物主义可能就会被看成抽象的哲学教条，也可能成为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科学，就像在其阐释历史中一再地发生过的那样。今天，政治哲学不仅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吸取思想营养，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成为让历史唯物主义走出历史迷雾、再现生机活力的重要视角。没有实践性范畴，没有政治哲学的视角，历史唯物主义至多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方法论原则，是可以加诸于此，也可以加诸于彼的思维工具。建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离不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中揭示出内在的政治哲学旨趣，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意蕴，分析社会构成要素与人的实践活动的政治旨趣的内在一致性，切勿把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从而错误地归于机械决定论。哈贝马斯曾警示过，如果仅从经济视角看待历史唯物主义，就容易得出经济决定论，如果这样，就违背了古典马克思主义透彻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内容。古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经济不是为了得出经济决定论，而是通过历史领域的经济分析，探索合理的政治机制。之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理路优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理性构架，是因为关乎实质性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问题不能依赖道义原则假设来解决，而是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建立促进每个人不断全面发展、自由解放的政治制度。对实质自由平等的关注不能仅停留在分配正义理论上，而更要洞察深层次的生产领域及其正义问题。因此，透过历史唯物主义来阐发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涵，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任务，这要求我们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民生问题，阐发有力的政治理论和实质性的解放路径，推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断发展。高卢的雄鸡｜第五章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流变与发展第五章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流变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创立，标志着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完成。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止步不前，而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运用严谨的科学精神，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开始了漫长的深化和论证阶段，这使得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最终兼具规范性和价值性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逝世后，古典马克思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效果历史”表明，它以无可驳辩的事实真实地参与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的进程，深刻地影响并作用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及其具体事态，而且，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力量。由于它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之中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因素，因而，它必将伴随人类这一发展阶段的始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只要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还存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另一方面，古典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以学说或者“文本”方式存在的。文本离不开解释和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当前视阈和历史视阈的“融合”。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理解是被理解东西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生活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政治哲学家，他们所面临的具体历史环境、问题和任务早已时过境迁，因此不能再拘泥于他们所谈论的具体问题去把握他的思想，而必须深入到思想的本质之中。为此马克思主义谱系内的各家各派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了阐释和创新，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并不断地予以继承和发挥。一、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流变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了阐释和发挥，它们中有些观点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解有失偏颇，需要我们予以分析和鉴别，而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扬光大。1.　正统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时间上有一部分交叉，因为按照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马克思逝世之后，由恩格斯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捍卫也被称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参见[匈]卢卡奇：《卢卡奇文选》，李鹏程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负起了马克思未竟的事业，面对阶级敌人的无耻谰言，恩格斯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为了捍卫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科学原理，同时也为了捍卫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声誉，恩格斯奋起反击。他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进行了总结，既完成了马克思多年的夙愿，又粉碎了资产阶级学者歪曲、肢解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意图，并且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1）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政治哲学的发展马克思逝世后，在恩格斯生活和战斗的十二年中，为坚持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总结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诞生后四十多年的战斗经验，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外敌人，继续向前发展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由于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活动是在两个世纪，即从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转变、交替的前夕，所以他觉察了新世纪来临的许多征兆，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新现象，从政治哲学上做了探索。关于国家及其走向的判断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晚年恩格斯对国家问题的政治哲学阐释更为现实，他在思考无产阶级与国家的关系过程中理解国家的现代境遇，他关心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是否都通过暴力革命获得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如何治理新国家？现代国家将向何处去？恩格斯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新策略。基于对革命形势新的判断，恩格斯认为当时的欧洲资产阶级还十分强大，他们还有着很强的发展空间和自我调整能力，无产阶级还远没有到与资产阶级决战的时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运动要兼顾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思想，要求无产阶级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在坚持暴力革命的前提下，根据具体历史条件更加重视合法的议会斗争，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建设好自己的政党。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在为理想奋斗的道路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坚持革命信念是十分有必要的，但仅有理论和信念还不够。因为只谈理论而忽视革命实践，只谈理想信念而忽视革命实际的话，便很容易脱离群众，犯空想的错误。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成立并加强自身政党的建设，以政党为骨干，兼顾当前和长远利益，使无产阶级运动能在漫长的斗争历程里，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恩格斯在考察19世纪末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新趋势后，提出了许多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策略。针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社会地位出现新的变化的实际情况，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了工人阶级通过利用普选制和开展议会斗争来壮大自己的策略。恩格斯要求社会民主党要深入群众，宣传党的主张，争取得到选民支持；深入军队，向士兵进行宣传，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把敌人的阵地一块一块地夺取过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阵地战思想。当然，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深刻了解，恩格斯也强调无产阶级在通过议会斗争的同时，绝对不能放弃革命权。迷恋议会斗争，因为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工人斗争，只要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其顽强的抵抗，而和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历史环境中，恩格斯能正确分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提出正确的革命形式和革命策略是十分难得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正是有了恩格斯的这些新观点，无产阶级运动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极左和极右的错误，才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运用正确的方式推进革命运动的进程。认真解读该文的语境可见，恩格斯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在英美法等国可以考虑议会道路，而在德国就不适宜。也就是说，晚年恩格斯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道路，但他为适宜议会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政治实践的出路，即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政权，确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当时，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俄国革命的发展趋势，他关心的是革命能否胜利以及胜利之后怎么办。为此，他提出两个问题：“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如果处理不好这两个问题，那么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就不是真正的进步，甚至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换言之，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胜利，胜利之后必须处理好旧国家残存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必须以更先进的方式治理国家。毋庸置疑，取得革命的胜利是重要的实践前提，但在恩格斯看来，更重要的在于掌握国家政权，提升社会生产方式，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与水平，推动历史真正地进步。达此宏愿，当然要改造以往的国家模式，扬弃旧式的官僚机关。恩格斯在1884年1月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还指出，改造的模式是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民主制度扬弃官僚制度。事实确实如此，但这只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状况，晚年恩格斯进一步展望更为久远的历史前景，对国家问题的政治哲学阐释为人们开启了新的社会图景。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公共权力回归社会，国家统治模式退出历史舞台。同马克思一样，晚年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也相当丰富，特别是他清楚地看到国家的历史走向，国家的消亡既不会永久不来，也不会转瞬而至。他在1883年4月答菲·范派顿的信中说：“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被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灭。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然而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页。在这段长文中可见，从取得国家政权、治理新国家到国家的消亡是历史的逻辑，无政府主义的做法恰恰相反，这样不仅不会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力，反而只会造成混乱，因为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将发挥无可替代的现实功能。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需要国家，也就是历史尚未发展到扬弃国家的时代。只有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这样，国家就不再是国家，而是整个社会的代表。这时，公共性成为社会的唯一属性，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在共同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享有公共利益，实现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人类真正的历史开始了。（2）　第二国际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正“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龙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米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侯才、牟宗艳、李海星、张瑞芳.政治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9页。列宁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很好地揭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遭遇。伯恩斯坦曾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但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他马上以最公开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要修正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20世纪的历程竟然是以伯恩斯坦对其全面的修正拉开序幕的。伯恩斯坦先是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推出了一系列文章，而正是在这些文章中，他开始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提出质疑。他借助于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检验，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企图用康德的理论取代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紧接着，他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古典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否定与修正。他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修正和否定，是从批判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的，他集中批判这一学说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论述。他如此致力于否定和批判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经济关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的做法，说到底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鼓吹人的意志、意识至上的历史唯心主义。在他那里，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否定与修正，同对古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与修正，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伯恩斯坦看来，正是黑格尔的关于对立面的发展的辩证法，导致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造成了他们的“自我欺骗”，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纯粹思辨的错误预测。伯恩斯坦本人承认，自己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彻底、全面的否定。考茨基长期担任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由于立场和观点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考茨基实际上对伯恩斯坦的批评是摇摆不定的。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理论的批评的不彻底与肤浅主要表现在，他只是从方法论上加以揭露，似乎伯恩斯坦之所以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主要是因为他用以研究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对头，主要不是指伯恩斯坦背叛了唯物史观，而是他的思想方法出了问题。例如，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而伯恩斯坦正是在否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企图推翻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但是在考茨基看来，伯恩斯坦推翻科学社会主义论断的主要手法就是曲解“科学”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也就是说，伯恩斯坦主要是由于对“科学”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在理解上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考茨基是第二国际内把古典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和实证主义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古典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的后期，成了像其他实证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要把古典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像其他实证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首先必然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去哲学化”，也就是排除古典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哲学内容。考茨基正是这样，他反复论证，政治哲学在古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并不是核心的内容，古典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全然不包括任何政治哲学问题上的特定立场的。在考茨基看来，强调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强调古典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两者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他在排除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内容的同时，竭力说明古典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考茨基突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为了消除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他把科学性与革命性对立起来，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化的过程，就是越来越摆脱主观的价值判断和革命意志的过程。考茨基到了后期并没有从“中派”的立场上走出来往左走，而是选择了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沆瀣一气，即继续滑向右派的泥坑，最后沦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第二国际内部也有一些理论家，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其中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卢森堡。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背叛，说到底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背叛。卢森堡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辩护，她指出这并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理论，相反，它们却构成了一个缺一不可的理论整体。当古典马克思主义审理资本主义经济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要从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意义上，从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层面上去进行。也就是说，古典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整体的历史现象来看待，而不是仅仅从某一个固定的节点来对之加以把握。这种“整体性”的理论方法，正构成古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性内容。古典马克思主义也正是由于运用了这样一种辩证的方法，才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与古典经济学家分道扬镳。李佃来.总体性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6期。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认识放到一个整体的构架当中，没有以一个未来预设的目标来批判地审视现实的经济现象，即他们不会“向前看”，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只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既定事实出发，最后也还是要回到这样的事实，论证这些事实的合法性。与古典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论方法相比，这是一种十足且无味的“非整体性”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哪怕是在最为直观的意义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从卢森堡的论述中，开引出政治哲学或者与政治哲学紧密粘连在一起的理论取向。此外，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做出种种新的研究。她论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真正贡献之所在，提出由于古典马克思主义在从当今社会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无产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从而使无产阶级运动由自发的运动变成自觉的运动，这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她论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停滞的原因，她认为停滞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力向前发展或是它本身已经过时，而是由于人们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武库中取来了思想武器却又不充分利用；并不是由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的需要还没有达到运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程度。（3）　列宁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真正代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方向的，当然不是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国际解体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而是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分化出来的共产党。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的列宁主义，代表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新的发展阶段。列宁主义萌芽于20世纪初，而到了十月革命前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主义始于俄国和苏联，而后扩展到全世界，乃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样我们在西方世界，不仅看到了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国际解体以后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修正，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按照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继承与发展。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随着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古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经济决定论或修正主义的诠释而被遮蔽起来了。因为，考茨基、拉法格等人从经济决定论的向度来诠释马克思，导致了对马克思理论话语之规范性和超越性的打压乃至删除，这使人们难以将马克思的哲学确证为一种政治哲学；而人们即便要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对马克思的思想做出理解，也很容易受到经济决定论的诱导，从而误以为马克思是在经济生产和物质财富的座架内来提出问题的。至于在经济决定论的对立面上表达另类观点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斯坦，虽然在其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所做的道德解释中，隐藏着一种将政治哲学释放出来的理论冲动，但实质上他使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歧变为了指向社会改良、与自由主义相会通的理论范式，从而以一种“修正主义”的方式，改写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逻辑。这两种情况，都使原本意义上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处于一种蔽而不显的状态之下，于是如何激活、彰显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要素，进而推动这一哲学之传统的再创生、再运演，就成为20世纪初期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最早明确意识到这一课题之重要性，从而突破第二国际的思维定式、开显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传统的人是列宁。李佃来.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传统及其推延[J].东岳论丛，2013年第9期。列宁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他在政治行动主义的意义上释放并推动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之维，这是其辩证法研究、其对于主体能动性之凸显的一个重大创获。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作为革命家和实践者的列宁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创生出来的。列宁作为革命家和实践者的中心问题意识，就是如何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和革命意识，激活被第二国际的理论阐释所封存的革命的可能空间，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活化成具体的革命行动。正是出于对列宁这一问题意识的洞察，葛兰西才不止一次明示，在列宁的思想意识深处，有一种强烈的“叛逆”，这使列宁一方面在其认识论逻辑中消解主体能动性，另一方面还要去开发这种主体能动性，这才造就了列宁哲学的行动主义之倾向。实质上，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除了一种消解主体能动性的逻辑构架外，又有一种冲破这种构架，从而显现主体能动性和历史性原则的隐在诉求。列宁的下述说法就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页。列宁在这里突出“辩证”和“历史”之措辞，说明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辩证法和历史性原则在界分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和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性，开始意识到哲学研究朝向由辩证法开引的主观世界和历史境地所具有的实践性价值。列宁这种重要的认识，随着他对俄国革命情势的审视与把捉而愈加强化，这促成了他1914年前后开始的辩证法研究，最终的成果即是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总之，如果说第二国际理论家从实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双重路向阻止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的向前推进，甚至将之直接拉回到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水平上，而列宁又通过研究辩证法、释放主体能动性而在实践的路向上解除了第二国际所设下的双重阻碍，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要素重新运动起来，那么毋庸置疑的是，列宁的政治哲学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了20世纪和苏俄的特定问题，它也没有脱开古典马克思主义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之链环，它在实质上是沿袭并推进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由于超越自由主义思想范式而确定的革命和实践的维度，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实践思维的铺展。用葛兰西的话说，这体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科学的世界观”到“实际的革命运动”的递进，这是两个相辅相成、并非完全互为他者的部分：“对比马克思和伊里奇（列宁）以造成一种等级差别，这是愚蠢且无用的。他们分别表现了两个阶段：科学和行动，这两个阶段既是同质的，又是异质的”。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春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列宁虽然不再像古典马克思主义那样通过与自由主义的直接对话乃至对峙来发展政治哲学，因而也不再以肯定或否定的方式来回答环绕市民社会的那些问题，但既然列宁的政治哲学构成了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跟进，那么当20世纪的政治哲学依然以强大的自由主义范式来切入的时候，列宁系于革命实践和政治行动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叙事，实质上还是作为自由、权利、公平、正义等话语的对置面而出场与在场的。这一点，在当代西方从列宁出发的政治哲学探索者那里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因为这样的探索者已不满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以及社群主义并非关乎制度改造的政治哲学讨论，他们要求“回到列宁”，重新开发列宁政治哲学的思想遗产，以此来批判风头劲猛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及其部分回应者，并由此来切近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政治危机导致的民主、革命、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论题。照此说来，这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列宁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及其特定祈向。2.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在20世纪，不仅列宁在激活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要素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以全面的方式开显了这一被实证主义解释模式所蒙蔽的理论。不过，与列宁侧重于实践维度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主要是从理论维度彰明了政治哲学的内蕴，并由此证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推进政治哲学的发展上所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之一。（1）　强调政治哲学的总体性意义如前所述，自第二国际开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实质的注解风潮以降，正统的解释者们总会千方百计地将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一种“科学的”理论连接起来，似乎唯其如此才能领会古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与之相反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主张在总体性视阈中来考察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西马的创始人卢卡奇强调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总体性的意义，卢卡奇的检思与辩难可以看出他的这样一种隐微之辞：马克思从来没有粗率地停滞在资本主义静态的经济层面，而是在思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现在与未来、完成性与未完成性、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等张力结构中，揭示作为社会关系和作为权力的资本之实质，这使他的政治哲学理论能够穿透资本主义的经济表象，体察到“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的资本生产之奥秘，最终提出资本逻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从确立到解体的辩证法。这样一种隐微之辞，与马克思站在市民社会之外来建构政治哲学的实际进路基本上是相吻合的：当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及与之相呼应的价值原则当作“被告席”上的陈列品来加以检阅时，他是不会如同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借助于“显微镜”和“化学试剂”来审视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的，而是充分运用其“抽象力”来为之，这体现了“理论引导实践”、“思想创制现实”的充分可能性，进而也展示了其政治哲学超越性的一面。反过来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现实的超越性运思结构，马克思才实至名归地站在了市民社会之外，推进到了人类解放的至高层面，他也才不顾一切地使用“解构”的手法来处理自由主义者的权利、自由、平等、正义诸种话语。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总体性视阈内对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现实之关系的重新梳解，大体上昭显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常遭到实证主义者排拒的理论沉思的部分，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维度从一种隐在的状态渐变为一种显在的状态，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古典马克思主义在与市民社会相对置的人类社会高度上、与政治解放相抗衡的人类解放的视阈内提出基本价值理念及基本社会法则，正表明其政治哲学暗含着一种理论沉思、一个理论维度。诚然，卢卡奇、葛兰西等强调总体性、主观性，是出于矫正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这一动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从经济主义走向了政治中心论，但它们也开始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退回到思辨批判和道德批判那里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由经济学和政治学又转向了哲学，采取了一条与青年马克思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倒退呢？当然，人们对此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这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所进行的‘哲学转折’当作它们‘理论脱离实践’的标志的观点……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何中华.重读马克思[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确离开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批判”的立场和宗旨，向当年曾被古典马克思主义批判地超越了的青年黑格尔派复归。它在现代性危机根源、清算批判的前提、为未来开药方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实践的原初性。例如，葛兰西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本身的改变，其领导权思想认为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已为知识分子广泛传播，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因此，改变领导权的关键就在于改变意识形态。在这一背景下，“课程成了前线，很多激进主义者也因此可以颇感宽慰地认为，撰写一本书是和构筑街垒一样的革命行动”。何中华.重读马克思[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马尔库塞则代表了一种趋势，即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浪漫化，他甚至将未来的出路诉诸艺术，由此可以依稀看成海德格尔对马尔库塞的影响，因为他毕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麦克莱伦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最显赫的成就是在美学领域”。[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这一判断是符合事情的真相的，它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情结。这是它的特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2）　强调微观政治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问题决定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的是宏观视野中的人类社会变革和革命的问题，在他们那里，并不太重视微观政治哲学的思考。随着20世纪历史实践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形和衰退，改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遭遇到致命的打击，改造现实、构想未来被指责为无知者无畏的主体性僭越。批判宏大的革命主体性叙事成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曾经被看作变革现实之先导的理论，自嘲地成为话语游戏和思想体操。所以我们才看到，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中，话语的激进主义与实践上的保守主义握手言欢，对现实的肯定主义认同和犬儒主义反讽相安无事、自得其乐。思想从实践中撤退，变革现实的激情转化为话语中的激进。那种解放的话语本身蕴含着使政治更加激进化的因素，革命概念作为它的产物意味着政治被赋予了直接地改造现实以实现人类自由和全面解放的意义。在当代反对启蒙主义的思想家看来，解放诉求以完善的人性假定为前提，通过强制乃至暴力的方式推行理性预设的“社会工程”，以“同一性”标准压制和剪裁他者，本质上是专制极权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在这种批判和反思解放话语的后现代语境中，政治思想又发生了一次显著的转移。当代思想强调对差异性、多样性的尊重，突出主体身份的变异性、偶然性，认为现代政治哲学将个人看成抽象同一的法权人格，忽视了人的欲望、身份、性别等方面的多样性，忽视了主体身份在特定社会历史中的构成性和变异性，因此形成了一种宏大的政治叙事。后现代理论家更多从微观的多元视角理解人的身份及其实践，理解权力因素对于个体存在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没有同一不变的历史主体能代理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阶级革命的政治不过是对人类主体性的僭越，总体性革命导致透明社会的到来是一种乌托邦构想。政治应该是一种微观政治，是一种分散政治，因此，是一种多元性政治。政治话语关注的不再是立足于天赋人权基础上的个人权利和群己关系，更不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等改变社会结构和基本框架的宏观实践，而是向心理、族群、生态、性别等具体而微的领域拓展，探讨这些领域中存在的政治因素和参与政治的可能性。然而，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之后，表现出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的转向。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乐意从经验生活本身来理解经验，强调生活的具体性、现实性和经验性。政治哲学的价值旨归被人们看成是虚假预设，其结果是，人们不再像古代那样赋予政治哲学以重要担当，也不再像现代政治那样赋予政治改变社会历史的巨大使命。在这样的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视角中，政治活动实际上进一步被看成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专业问题，政治活动的行政管理化在当代是异常明显的。在后现代政治思想中，再难看到自由解放的宏大主题，甚至对于政治权力的理解也不再围绕着国家政权等展开。相反，个体的欲望、利益、感官、直觉、本能、身份、话语等等成为政治阐释中的关键词。政治和权力无所不在，在肯定它的普遍性的时候，也就消解了它的鲜明性和硬度。在后现代的生活世界中，崇高、伟大、深邃、理想等等被消解，生命成为“此时此刻”当下性的经验存在，政治也就彻底失去了它超越现实的担当维度。从总体上说，引起社会政治哲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分析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巨大变迁，时代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现实社会中个人更多关注的结果。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加塞尔在《什么是哲学》这本小册子中说，哲学的发展越来越转向人的生活世界，对于政治哲学的发展来说亦是如此。政治哲学的研究与发展如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即转向、密切关注现实个人的微观、具体生活，那么它就很难以为大众所接受，也就会丧失其生命力。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的显著特征就是碎片化。伴随着资本和政府的自身干预过程，后现代的社会政治表现出一种将所有社会生活和个人存在的领域政治化的趋向，“对集体斗争、联合、联盟政治的现代强调，让位于极端碎片化的方式，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分化为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各种相互冲突的斗争。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的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李福岩.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注重社会历史发展的非理性、非西方、边缘、它者、弱势群体、底层群众、日常生活、微观事物、突发事件、妇女、枝节、多样性与宽容等等，政治哲学的这种转向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3）　突出话语民主的浪漫情怀在20世纪人类政治的暴力之后，话语民主的浪漫情怀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话语分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要方法论。当代政治哲学的话语政治转向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恰如哈贝马斯所说，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准备了概念手段，用以分析体现在交往行为当中的理性。以语言分析为基础的“话语”分析逐渐成为当代政治哲学方法论的重大创新的又一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话语转向与创新的重要力量，拉克劳、墨菲甚至“把社会归结为话语，并用话语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概念，把传统社会科学的一系列范畴消解为话语”，可谓“一切皆话语”。然而，同样是从话语分析出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以话语模式为基础对现代性政治规划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福柯说：“话语模式并不仅仅是一种使得言说成为可能的语言结构，而是体现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用语言说出事物的世界中。这些语言并不是不留痕迹的，实际上，它们的多样的痕迹都会保留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被交织的话语标记、包围的世界中，它的内容就是被说出的物，断言与命令，以及已出现的话语的言说。”袁久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期。因而，话语实际上就是展示秩序的符号系统，福柯用“离散中的规则”加以表达，据此，福柯展开了他的政治解剖学，即一切规训与惩罚都是权力话语，而权力的弥散性决定了一切真理话语不过是一系列政治事件，正义则是语言游戏。在罗蒂这里，民主是通过对话、协商、妥协的方式达成共识。真理是民主共识的结果，是内在于沟通和对话实践的，而自由、民主、宽容的社会才会尊重共识和意见，不会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导致极权和专制。罗骞.走向建构性政治：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这一思想被吸纳到政治哲学中来，使罗蒂认为对话中形成可更改的意见和共识，对话民主不仅是政治实践而且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罗蒂说，最好的真理是自由研究获得的意见。在这种自由研究中，公共空间中的平等话语民主是罗蒂后哲学文化反对霸权的内在要求。就像在汉娜·阿伦特那里一样，罗蒂以这样一种对话姿态反对暴力和强制，突出自由民主，阿伦特甚至说暴力是反政治的，话语民主才是政治的本质。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相反，哈贝马斯从话语分析出发则试图拯救现代性政治规划，即通过“普遍语用学”及其“以对话为中心”的协商民主重建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在传统中人们普遍重视“语言”，而轻视“言语”。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语言系统”才适合于逻辑分析和规范探讨，相反，“言语系统”只适用于经验分析，即只适用于经验科学。对此，哈贝马斯指出：“我坚持这样的论点：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话语中对句子的使用——也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正如语言的要素单位（句子）一样，言语的要素单位（话语）能够在某种重建性科学的方法论态度中加以分析。”[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据此，哈贝马斯认为，人际关系是由言语者、听众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具有的视角系统构成的，这些视角相互约束、相互作用，并在语法上形成了一种相应的人称代词系统，不管是谁，只要经过这个系统训练，都能学会用完成行为式的立场来接受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视角，并使这些视角相互转换。这样一来，自我就能够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与作为互动参与者的自我建立联系。因而，话语政治其实就是消解自我中心主义，通过去自我中心化的政治进程，建构交互主体的政治模式，确保个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政策的决定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个人的权利的实现。在此基础上，以对话方式为主的民主程序可以实现对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的消解。在社会政治哲学领域中，皮埃尔·布迪厄也开始用“文化资本”这个概念，预先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等同起来，其唯一的根据就是两者都是在市场上交换商品和收入的消费者。至此，古典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消费品分配与生产资料分配之间的根本区别，在皮埃尔·布迪厄那里消失殆尽了。布迪厄通过这样的手段，依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把资本归结为一种简单的“用于消费和流通的商品”。[法]让·卢日金内.新阶级斗争[M].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因此，“文化资本”概念抹杀了生产资料分配关系与生产力、资本家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矛盾。文化资本理论囿于消费和收入分配领域，不能上升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形成中的新的需要即古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能力及生产者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分析。正是基于这一论点，有学者开始指出有关阶级斗争的政治哲学已经过时。生产工具的现代化，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疏远，劳动代表机构的非政治化，凡此种种削弱了阶级的集体代表意识，加强了当代个人主义。个人能够用按照个人创造性来设计“社会未来”的承诺和表象来抹掉原来的阶级属性。经理人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倾向于允许个人在商品化进程中求得市场手段与个人目标的一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和政治现代性的许诺越是占上风，告别工人阶级的行动越是觉得无足轻重。雇佣劳动者开始转向，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子女能够提前享有一种上升的职业流动性，确立一个中产阶级和政治上和谐的核心共和国梦想，应运而生。诚然，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失业的幽灵到处游荡和扩展；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核心”的企业及其运转和许诺似乎基本上能够给予雇佣劳动者以保障。[法]让·卢日金内.新阶级斗争[M].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2页。从经理人资本主义向承袭式资本主义或者说股东资本主义的过渡，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发牌方式，阶级斗争已经成为过去，话语民主是新型的力量。（4）　正义之争相持不下正义是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围绕“古典马克思主义与正义”这一论题展开了长期的激烈论争。从参与者来看，介入这场争论的既有科恩、埃尔斯特等严格意义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伍德、布坎南等广义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若按照佩弗的定义，则可以说这是一场发生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艾伦·伍德是引发这场学术争辩的始作俑者，导火索是他发表的“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伍德在论文中指出，古典马克思主义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描述，虽然给我们以非正义的强烈意识，而且这种描述本身看起来也蕴含着非正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根本没有提供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论证，甚至没有明确地指出它是非正义的或不平等的，或它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虽有种种明显的缺点，但就正义而言，不能算错。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来说，“无论资本主义可能是什么，它似乎都不是非正义的”。刘振江、彭富明.追寻正义：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派与伍德等人的观点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赞成正义”，即古典马克思主义运用了伦理标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当古典马克思主义有时候说及资本主义交易与剥削是正义的，他一定是以“讥讽笔调”或“不能当真”的方式来说的。美国学者齐雅德·胡萨米在“马克思论分配正义”一文中说，纵观马克思作品的大量章节，古典马克思主义典型地使用了关于正义的政治哲学论述的语言方式，并且似乎在谴责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他引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几段话作为例证，勾勒出一个财富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画面：“社会财富由生产者创造，但享有却属于一个对生产者的贫困、苦难和不幸冷漠的阶级。一个阶级通过迫使另一个阶级去承受社会的所有重负来垄断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好处，诸如，教育和文化。资产者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是通过剥削工人的劳动力来聚集财富和文化享受”。刘振江、彭富明.追寻正义：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著名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科恩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种观点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科恩认为批判资本主义必须进入到正义领域，从生产资料的原初占有情况看，当且仅当资本家有权利去占有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才是正义的，因为正是他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才使他们能够从劳动中获得利润；因而，如果那种所有权是合法的，那么从劳动中获得利益也是合法的。现在，私有财产的每一个现实部分，不论多少，已经存在，要么产生于曾经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的东西。如果某个人声称有权利持有他所持有的私有财产的某一部分，那么除了他如何获得那一部分财产这个问题之外，还必须考究那个物品是如何成为私有财产的，然后考查这一转变的正义性。科恩进一步主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应该归大家所有，即人人对这种所有权有一种道德权利，这是一项人的自然权利，而生产资料的私人财产权剥夺了大多数人对在道德上应该共同拥有的东西的权利。从道德和人权角度讲，物品在转变为私有财产的初始阶段，这一转变是不正义的，因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可能是正义的。需要彰明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批评公平、正义、权利、自由是一回事，他们在思想深处对它们予以肯定是另一回事。如果说公平、正义、权利、自由乃是现代人政治生活以及政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内在构件，那么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可能作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异类去完全排斥它们，否则，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将变得无法理解。真实的情况毋宁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乃至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即是对人的权利与自由的深切诉求，以及对公平、正义社会的热切渴望。比如说，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够从事其他活动。如果说这一观点构成古典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历史内在机理的第一前提，那么这一前提，实际上也就是对人的基本生存权的尊重。出于对人的基本生存权的尊重，古典马克思主义又在批判异化以及剥削时，直接肯定了人的劳动权以及财产权，并由此而形成了他关于正义的基本把握。所以概而论之，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旨趣之一，恰恰在于求取归属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并由之而奠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李佃来.中国化范式与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J].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哲学转向，增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但这种转向的致命伤在于，在否定必然性、强调规范论证的道路上走得过远，纯粹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抽象的道德辩护之上，成为一种古典马克思主义曾经批判过的脱离现实基础的道德主义。实际上，古典马克思主义一生都在致力于批判永恒正义、永恒真理，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正义理想、正义价值、正义原则、正义标准，都是历史的产物，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所谓永恒正义、永恒真理、永恒权利、永恒制度的神话必将被历史的发展所粉碎。正义内容是历史的，必然包含着具体性的特点。就正义来讲，“人们在分析考察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正义问题时，要从其具体的历史规定性出发，即从‘一定的’历史关联、历史时空、历史条件、历史场景、历史进程等出发来把握历史本质与趋势”。袁久红.正义与历史实践[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按照张一兵的说法，就是“通过实践，走进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情境”，“根据一定社会现实进行具体研究的方法论话语”。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自清末士人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进而认识到西方先进科技的基础在于其思想和制度。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学习和探究西方的思想制度，思想制度所涉，正是我们所谓政治哲学的内容。康梁著述、戊戌变法、严复译书、孙文革命，无不是在为中国寻求新的政治哲学、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道路。仅从著述而言，自清末以至民初，政治法学类就占了很大分量，而举凡文学、哲学、经济、历史各科，也莫不以为国家民族探寻富强、文明、民主，即以探寻如何使中国人过上良好的生活为鹄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先辈们的努力都是政治哲学上的努力。此一时期的探寻，虽流派纷呈，主义莫一，但却为中国理解西方，进而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打下了基本根底。从政治上说，民国时期已经按照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体系和制度设计建立了基本的法律和制度，但并不适合中国。从学统而言，此一时期仍赓续了清末民初的传统，一些留学欧美的人物，如胡适、冯友兰、王宠惠、吴经熊等，担当起了重塑政治哲学和政法制度的重任。这些人既吸纳了欧美近代的民主、人权等思想，又把儒家政治哲学杂糅其中，欲图创造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惜乎这些思想不合时宜，而唯有中国共产党人寻找到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能够带领中国人完成近代以来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那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就是历史的必然。应该说，没有哪一种政治哲学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关心人类的终极命运，并为社会变革提供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导引。而在这种政治哲学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必然能够广纳东西方一切政治哲学智慧，塑造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建立以往不曾有过的新的制度体系，为近代以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造福。具体来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正确对待唯物主义历史观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基础，当代中国政治价值导向便难以真正确立。如果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没有首先解决政治价值问题，而急急忙忙地研究中国的自由、民主、公正等问题，就难免形成新的教条主义——以当代西方的政治价值、政治规范为教条，动不动就诉诸普世价值、普遍正义，从而或为少数“精英”的自说自话，或误国误民，根本无益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政治价值的核心内涵是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政治解放的任务具有阶段性。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确立，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解放的制度保障，中国人民的政治解放从而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但政治解放的任务有着长期性、动态性，其核心指向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我们就无法理解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和政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而人的解放这一最高政治价值也只能沦为空洞的口号。（2）　正确对待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于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同时，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具有现实性意义的理论，其核心是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何对待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能否建立起真正属于这个时代、服务这个时代，并且与这个时代保持一定张力的政治哲学的“试金石”。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淡出了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也没有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但在讨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不能回避的议题。经由阶级动员的历史过程达致政治解放，从而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从根本上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关注。这一诉求不单单是道德感慨，更是对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调整以及对建立公正社会结构的呼唤。毫无疑问，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及其对人类解放的终极追问，仍然是现当代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议题。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却刻意遮蔽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阶级性因素，批判和否认古典马克思主义由阶级解放达致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阶级分析方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完善和发展，决不能落入西方政治学排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窠臼”。我们主张从政治哲学层面继承和发展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并非教条主义地肯定阶级分析，更不是意欲引发毫无建设意义的“左”、右之争，搞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基于现实性批判基础上的具有自身严密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世界资本主义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都具有独特的分析视角和启发意义。作为思考和引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哲学，从政治价值的倡导方面，要有阶级分析的观点，才能对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如何促进各阶层间利益协调等问题拥有更丰富更科学的视角，才能从哲学层面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方向。（3）　具有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政治哲学作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价值追问和应然性判断，不只是简单地回答技术性问题，而应发挥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功能。反思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继承自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理论重构的重要途径。某一理论的批判取向与反思程度，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思想价值与社会意义的重要标尺。缺乏反思精神的理论，终究会失去理论的说服力、生命力与创新力。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品格，就在于其具有鲜明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这是其葆有旺盛生命力的内在原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发展中能够正确反思和处理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因而超越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有着相对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影响，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话语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态度必须是辩证的，才能保持自己的科学性和主体性。既不能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大潮所淹没而失去自我，又不能闭目塞听，一味全盘否定，而应进行积极的科学的反思，并以此作为超越其现实性存在的基础。现实的理论研究中，尤其应注意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的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资源缺乏主动反思的问题，不加区分而“照搬”其基本概念、范畴、理念，模糊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边界。（4）　立足中国社会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未来社会的价值规范，是人类社会理应追求的美好而崇高的价值目标，但这一规范性目标的实现需要现实条件，因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实现这一规范性目标。现实社会生活有着稳定的社会结构，与未来理想社会还有巨大差距，需要一个能针对现实的规范性理论，为当前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制度建设提供基本的价值理念。然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形而上学，而是现实地反映社会实践的要求。我们建构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不是古代、近代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更不是普世的政治哲学。它只属于现时代的中国，是符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现实基本逻辑的政治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针对的是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时代性问题。它并不是要为解决整个人类生存中的困境提供一劳永逸的方案，也并不是要为整个人类社会规划出一个永恒的普遍正义法则。逻辑地把握中国现实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政治哲学才可能对中国问题产生解释力和引领作用。现代社会的诸种弊端给人类带来了生存上的困境、精神上的困惑：为什么自由民主的社会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为什么发达的工业社会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是要立足中国实际对这样一系列具有时代性意义的问题做出回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实性内含着“问题意识”。当代中国处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基本国情，现阶段中国的历史性任务是实现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巨大的执政风险和执政考验。目前存在着的生产力还不发达、民主政治还不发育、封建遗存仍然存在、公民素养还比较缺乏等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考的现实性基础。只有立足于现实的历史方位，我们才能够充分而清醒地认知过去中国与当代中国、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等关涉中国发展的重要维度，以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维和宽广视野，为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找准方位。（5）　尊重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既有“万花筒”般的多样性，也存在内在一般规律和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前者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个性，后者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共性。基于此，对政治文明进行哲学观照的政治哲学的建构也面临着正确处理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的问题。李海洋.关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J].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3期。人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发展逻辑内，“共性”内容具有客观性和普适性，其蕴含的内在逻辑是不能被轻易否定的。各个政治实体又因各自国情、文化的不同，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选择了最适合自己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是政治发展模式形成的客观条件。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对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强调得多，对自身的特殊性关注得不够。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过程中，需要辩证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按照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应该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作为重要的理论建构方法。人类政治发展有共同的规律性，存在一定的共同性主导原则，如生产力发展因素、社会生产关系变动原因、利益格局调整因素等，这些基本动因推动人类政治生活的跃迁，成为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此同时，任何政治实体的政治实践推进都有着彼此间的“边界”。这个边界的形成，皆因政治发展的个性存在。这些政治实体推进政治发展，是与各自政治生活的实际、政治实践的阶段性要求相适应的过程，由此发展出适合自身特质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样态。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同样是在政治发展的共性基础上推进的。注重“共性”，首先意味着尊重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也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体现。尽管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路径和呈现状态差别巨大，甚至彼此对立，但其中的共性的东西，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思中，对人类政治发展“共性”的思考不能缺席。把握本质，会增加科学认识自己政治发展选择的可能性。“共性”往往是“个性”认知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思考中，应该更加注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个性问题。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实践方式和呈现状态，尤其是有着特殊的“中国式政治议题”，这些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思索的“个性”化的议题。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个性，源于我们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国情的阶段性、执政党的唯一性等。对这些方面的理解，离不开政治哲学的参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而生产力相对落后，现实政治生活、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社会化程度必与其相适应。中国政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党内民主和权力监督制约问题亟待解决。中国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一方面，政治对国家、社会和广大公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家、社会和公民的诸多事务，也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或者需要从政治层面加以考虑。这些独特性因素的存在，使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了特性，也需要政治哲学更多地关注“个性”，进行更多的基于共性的个性思考。总之，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亟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实指导。“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转型，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迁。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政治领域的改革日益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成为不可回避的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广泛议题。这种政治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动，对国家和社会影响深远，出现任何偏差，都将产生不可逆的后果。因此，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如何合理运作、政府治理如何达致现代化、政治制度如何完善和发展等，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照的对象。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引领、把关、前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使命。从面向“中国问题”、坚持重在建设的角度，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有符合研究实际和研究对象的辩证思维，这就是要在继承基础上开拓“创新”的领域，在反思基础上思考“超越”的边界，在理想基础上关注“现实”可能性，在共性基础上发挥“个性”的优势。如果缺失这些角度，我们的哲学建构就成为书斋中的文字游戏，从而无法回应国家与社会的时代性要求。其中，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这一活的灵魂。一方面，要使理论建构达致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目标。理论思维活动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思想观念的逻辑化、系统化，使理论表达更加透彻地反映实践活动的发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就是要逻辑地再现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活动，实现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精神生产的继承性，借鉴吸收既往精神资源。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既要吸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核心要义，也要正视西方政治哲学所张扬的合理主张。唯有如此，才能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过程中，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全面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才能充分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引领作用。二、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古典不等于不在场或失去话语权，更不意味着陈旧、过时。不可否认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下面临纷繁复杂的中国问题，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直缺席，当下有不少学者提出“政治哲学复兴”的口号，这有助于我们重新去发掘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魅力，思考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在场方式，从而书写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上的崭新篇章。1.　政治哲学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直缺席政治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显学，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并呼唤着新的、深刻的政治哲学思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然不能置身事外，远离现在的争论和现实的斗争，它必须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变化做出自己的回应。然而，长期以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没有被人们视为政治哲学来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并未为政治哲学留有席位，所以，有关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许多理论内容都有待重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来看，有关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新世界观形成之前，而人们常常关注的是他的新世界观形成以后的思想。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形成以后，他们主要集中于从经济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从表面上看来，对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被隐去了。因此，后人在研究中往往忽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维度。事实上，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其新世界观为原则，从经济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批判，正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的一场政治哲学的批判。他们的经济学研究是“政治”的经济学研究，旨在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中，科学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与压迫的本质。古典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在实质上可以被看作是以经济研究的形式写出的政治性话语[英]卡弗：《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其旨在催发人们对当下制度的反思、批判，进而推动为超越当下的不合理制度而采取政治的行动。但遗憾的是，作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根本的政治经济学在古典马克思主义自己学术研究的整体中处于强势地位，弱化了其政治哲学性的思考，同时也使后世研究者忽视了从政治哲学的视角阐发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第二，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政治哲学理论从未被系统化、理论化。例如，英国政治学家密里班德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政治哲学的探讨不仅多半是不系统的和片段的，而且往往只是其他著作的一部分”[英]密里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这让人们产生古典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哲学的错觉，也使人们忽视了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反思。无论是以理论反思的方式，还是以实践参与的方式，我国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并未走在所有人前面。对此，有学者指出：在众多解释过或正致力于解释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中间，每个人都隐含地或明确地、正确地或错误地假定，他知道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会同意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因而即便是那些有政治现实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编撰人，在处理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所发生的争执时，也大都会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分歧未必是由于他们对该原则本身有不同的看法，而是由于他们对该原则做了不同解释，他们把哲学和政治哲学区分为不同的领域，由此带来了一种视野，使人认识到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差异。对他们而言，古典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政治哲学，如同医生谈论如何治疗癌症那样，政治哲学是谈论在共同体生活中构建国家的必然性。因此他们一上来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说，古典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之间没有直接相关性。如果他们坚持这种解释的话，他们讨论问题时所依据的就可能是如下事实：即古典马克思主义没有一门法律学说和国家学说；他自己既没有在一定的关联中阐释了这样一门学说，他们的整个事业也没有在这个视角上被人们得到令人满意的研究。与之相反，他们并没有在这两个领域（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做出方法论上的区分，而是把两者内容等同起来。他们往往以一种挑战全部欧洲政治思想传统的方式来定位或打发掉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或更确切地说，如果切合欧洲政治哲学传统的范畴来理解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他们就定会否定上述原则。张文喜：《如何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载《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张文喜教授对这种现象的描绘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毫无疑问，它不利于人们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纵深研究的展开。第三，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内涵的理解与人们关注的时代问题有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面相被诸多关注不同时代问题的思想家、革命家做了时代化解读，有些遮蔽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政治哲学的总体面相。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基于自己对现实情势的判断，将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从而忽视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政治哲学因素的关注。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前夜，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让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的因素，而忽视了“政治哲学”的关注。人们在十月革命中看到的只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关注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经济状况的剖析被忽视了，也就是基于科学考察基础上的价值性研究被忽视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哲学本性在强大革命性话语中处于失语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中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注，汲取早期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部分见解，将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人道主义，突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内涵的人的因素，而较少关注政治的因素。当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时，也是主要以一种暴力革命的形式占据人们的头脑，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来理解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占据主导，人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关注不多。1978年后，我国开始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迈开改革的步伐。解放思想实质就是解放人和开发人，在此过程中，我国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学维度，政治哲学的因素关注较少。2.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在场方式世纪之交至今，国内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意识渐浓，焦点、热点问题的探索此起彼伏。“政治哲学在中国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何建构”成为时代性的新课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政治哲学俨然成为显学。在寻求政治哲学的对话与交流方面召开了多起大型研讨会，并且对毛泽东政治哲学、邓小平政治哲学、江泽民政治哲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等方面的研究陆续展开，中国现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逐步成形。随着对中国现当代政治哲学继续得到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的研究成为主题，学者们用政治哲学的学术理念来解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治国方略”、“科学发展观”等等。此时还有一个最具标志性的学术动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和一个理论体系是如何建构”的课题被大力推出。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单位自2001年举办第一届全国性的“马克思哲学论坛”起，每年举办一届，至2006年第六届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引发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与发展的深层思考。参见陈义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研究历程与当代构建》，载《学术界》，2010年第11期。至此，国内原先相对独立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有关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研究以及政治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学者们自觉地相遇、对话与沟通，合力尝试建构具有当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系的态势呼之欲出。学者们自觉认识到，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和理论旨趣的基础上，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为基础，结合当今人类实践尤其是政治形态的新特点和新功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中汲取思想资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必然途径和艰巨使命。对于当代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定发展以及政治哲学建构，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目前面临着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就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新形态。为此，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国情与实际发展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指导，转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智慧，批判吸收西方政治哲学文化的精华。政治哲学关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时代呼唤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政治哲学，中国的政治哲学工作者有责任并且有自信能为解决人类当代所面临的问题贡献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给多元的世界文化增添绚丽的中国色彩。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当代政治哲学应紧扣时代脉搏，反映中国的时代精神，富有中国智慧和学术原创性，这是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任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哲学，要富有中国智慧和学术原创性，反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建设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当代政治哲学，就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合理成分和有价值的元素，保持和吸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维风格。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既要汲取优秀传统政治哲学的精华，同时又要适应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把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建设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当代政治哲学，还要有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形成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的大众的语言风格和话语体系。中国当代政治哲学要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防止哲学“言必称希腊”，反对哲学上的本本主义和拿来主义，反对生搬硬套各种生冷怪癖的政治哲学概念，反对话语霸权和语言暴力。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政治哲学应关注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并用新的理论指导和推动新的实践。伟大的实践必将呼唤和产生出伟大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是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政治哲学必将经受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反复历练。中国当代政治哲学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它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不只满足个人或少数人的理论兴趣。中国当代政治哲学还要研究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比如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政治哲学有自己独特的问题视角和意识，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紧密结合上，提供一些理论思路和哲学洞见。中国风格是中国当代哲学的禀赋、特质，中国气派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动力、活力。风格与气派互相烘托、互相增色，越是有风格就越显气派，而越气派就越显风格，风格和气派都是软实力。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是历史地形成的，也必将在未来的历史中不断地成长和发展。3.　书写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新篇章笔者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要想书写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新篇章，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正确认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二是回到场景中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三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四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与中国当下社会问题，下面将分别予以介绍。(1)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现实背景和理论渊源，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密切地相关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产生的深厚土壤，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对于确立近代国家原则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后果打破了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从而使近代欧洲政治哲学出现分化的趋势。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注意到了自由主义的弊病，但并不是进行修正性的批判，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国家整体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先前理论的有益成果，超越于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对立，从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批判开始，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基本思路。具体来讲，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成，是以否定的面目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那样：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第一个批判的对象就是对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主义保守的政治哲学批判，从而形成自己的国家观和市民社会理论，这也成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近代政治哲学相关联的一个突出表现。在1843年克罗茨纳赫时期，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欧洲各国历史的充分研究，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并非黑格尔所说的自由意志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结果。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抛弃了理性的国家观，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他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现代政治国家绝无可能是普遍理性的体现，它的作用仅在于维护私有者的权利，因为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这种看法是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是一致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相关联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近代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继承。从大环境来看，1848年以前的欧洲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且在同封建势力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归结起来，这些现实都表明了启蒙时期政治理性的大获全胜。在摧毁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势力、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自由主义作为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哲学一直承担为现代国家制度进行理论论证的任务。在自由主义理论指引下建立的近代国家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控制，将人的生活从天上拉回到地上，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发展起来，政治国家和私人领域的明确区分成为抽象国家原则的基本理论前提。马克思对于这种旨在追求政治解放的理论表示了一定意义上的肯定，承认它在社会变革中的进步作用，但是它并不能成为人类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这种与人民生活相分离的抽象国家依靠人为的建构原则来获得自己的内容，这种普遍性是脱离了人民生活的特殊性，其实质仍然是特殊的。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政治领域是国家中的唯一国家领域，是这样一种唯一的领域，它的内容同它的形式一样，是类的内容，是真正的普遍物，但因为这个领域同别的领域相对立，所以它的内容也成了形式的和特殊的。就现代的意思讲来，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理性王国的建立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然而昔日启蒙思想家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日渐苍白，从封建势力手中夺回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性王国并未真正保障最下层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改善他们的境遇，这一切不公正的现象促使马克思从最初就开始关注穷人、下层人的利益。马克思从德国人解放的具体历史现实中发现了人之生存的不合理状况，提出了“人的解放”的应然原则。也就是说，“人类解放”思想产生的动因实际上是针对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即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之间的争论，包括他们内部存在的种种分歧，在马克思看来都没有超出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界限，而社会底层所要求的权利和自由根本就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政治理念仅仅代表了他们自身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并未使贫苦的下层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权利和自由。由于觉察到政治理念在现实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虚假性，这促使马克思重新定位理论的立足点，也就是从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转换到整个人类的政治哲学，正是这种根本性的转变促成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诞生。总而言之，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启蒙以来近代政治哲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先前的政治哲学家都是用预先设计出来的逻辑来规定和解释现实，并且想让现实朝着这个设计出来的方向前进；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预设了价值理想，但他们并没有要求现实“应当”那样发展下去，而是在尽量地探究事物本身的本性，然后在其中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样的发展方向便是后来古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要义就在于肯定了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价值，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大胆地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和实现人类解放，追求实质意义上的人类自由，亦即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必须明确的是，“人类解放”在最初仅仅是未加证实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预设，围绕这个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这种对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批判性超越，既表明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重大转向，也构成了他们一生致力于从理论上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科学性分析的总体框架。换句话说，“人类解放”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本思路的形成，他们以后的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全部的科学性分析都是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并为此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2)　回到场景中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作为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的一个类别，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演进历程的历史再现。这种“历史再现”内在地蕴含着两种有所不同的研究取向，第一种研究取向就是试图呈现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另外一种研究取向则是致力于政治哲学思想及其演进的外在“历史情景解释”。这两种研究取向各自也有其坚实的合理性之根据和理由，就前者来说，其根据和理由在于，政治哲学史是前后相承的一系列政治哲学著作，而任何政治哲学著作都有其内在的思想理路和思想逻辑，就内在的思想理路和思想逻辑而言，后来的政治哲学著作表现为对先前的政治哲学著作的修正和转换，这种内在的思想理路和思想逻辑中的修正和转换是有轨迹和线索可寻的。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相关原著的解读，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原著的研读有着十分明确的要求，比如，恩格斯明确地告诫人们在把握唯物史观时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孙伯鍨，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又比如，列宁在研究国家问题时特别强调，“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他甚至主张“根据德文原著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孙伯鍨，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根据原著或最好的原著译本，尽可能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把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把握，等等，既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理论的基本要求，也被证明是正确的方法论原则。而就外在的“历史情景解释”的研究取向而言，根据和理由也同样充分有力。因为任何政治哲学著作都是存在于特定历史情景中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成果，而存在于特定历史情景中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过程无疑会受到相应的历史情景的影响和限定，因而脱离这样的历史情景，我们就无法历史地理解任何政治哲学著作的思想内容和思想趋向。在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的“史学式”研究方式之中，这两种研究取向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共存互竞，而且也能够相互补充。这种“史学式”的政治哲学史研究所追求的就是，对政治哲学演进的思想历程的“客观再现”。换言之，研究的目的是呈现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史是怎样的，历史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思考的，特定的历史情景又是如何影响和作用于他们的政治哲学思考的，或者他们的政治哲学著作具有什么内在的思想理路和思想逻辑，前后相继的政治哲学著作之间又具有什么样的内在思想逻辑关联。我们衡量这种“史学式”的政治哲学史研究的优劣之标准或依据，就是它是否做到了或者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再现”。这种以“客观再现”为理想，以“客观性”为学术美德的政治哲学史研究方式，要求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回到场景中，戳穿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研究中还存在的出自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制造的“神话”，例如所谓“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马克思”一类问题。(3)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本节部分已发表，见陈亚丽，朱进东：《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借鉴与启示》，载《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3期。只有通过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与当代政治哲学之间的“对话”，人们才会看到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从中找到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第一，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基础——基于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在英语地区占据主流的规范哲学（normative　philosophy）都很熟悉的人可能认为前者与后者是不相容的，因为对于哲学来说，规范性命题的正确与否与时间无关，根据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不就是不存在规范性真理这样的东西，要不它就是随着经济环境和经济需求而历史地变化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在解读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诉求及其历史基础问题时，我们会看到，古典马克思主义把获得美好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知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可靠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几乎常常更多地被用来表示为分析或验证“正确”的政治思考之奠基的社会秩序和准则等含义，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和价值性之争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但是由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界自身的学术规范尚未有效建立起来，这使得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主体对于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目标与学术规范，还缺乏共同的价值认同基础和理论辨识方式。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共同体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涉及必须建立在学术共同体共同认可基础上的政治哲学思想——学术收获，当然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将“知识”与“价值”剥离开，规范和事实相分隔，就会将所有的对话化简为辩论而失去意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于规范性与评价性之争的问题，并不影响笔者的下列观点：规范性终极真理是历史中的不变量，虽然历史环境无疑会影响公正的具体要求，但它们之所以能施加这种影响，就是因为永远有效的公正原则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内容。可以说，正是规范性与评价性的统一，才能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充分吸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同时又区别于那些总是把自己的理论神圣化、绝对化的政治哲学家的旗帜和勋章，它构成了古典马充思主义政治哲学超越时空限制而真正“永恒在场”的东西。第二，在现实与理论之间，或者政治与哲学之间——思考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施特劳斯是德国观念论思想传统的代表者。在施特劳斯看来，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哲学以为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现世问题。可是，启蒙的后现代来临之后，不仅现世问题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不过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样板），哲学也不再是一种精神的自由高贵的生活方式，而是种种“主义”式的“学问”。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施特劳斯实际上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施特劳斯所生活的年代里，自称黑格尔左派——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人科耶夫与施特劳斯一开始所想的就不是一个路子，政治见解也南辕北辙。以后两人各自越走越远，施特劳斯是古典的——坚守哲学学园的自由地盘，科耶夫是现代的——不屑于在学园讲授哲学，相信马克思所主张的哲学在于改变世界的信条。然而，这两位哲人终身在对话。施特劳斯完成一篇重要著述，通常要寄给科耶夫，似乎是专为反驳科耶夫写的。科耶夫说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实质上是一种“神学”，不能视为随随便便的说法。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在当代中国，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不仅要改变那种为领导人做注脚的状态，而且更要以实践为导向。对于当代中国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来讲，不论是站在什么视角，主要依据什么样的思想资源来申述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见解，都得面对一个研究者不得不正视的问题，那就是他不能不以“中国问题”为政治哲学运思的中心问题。这是此前的政治哲学研究者没有提供现成理论的一种政治哲学致思，这就注定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者不得不在研究之前，确立起原创的研究，来超越前述已有的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第三，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本质——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域。关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价值本质原则在国内学界众说纷纭，“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说法颇为流行，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正在兴起，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还不成熟，有待深入的状况。如何更加深刻地挖掘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价值原则，发掘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真义，使之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站在同一阶梯上，是目前我国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迫切任务。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既为人们提供内在的政治需求洞见，又为他们提供一套一般原则，以确定人类行为、体制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虽然它不能告诉人们在具体情境中应当怎样行动，但它毕竟告诉人们在处理向他们开放着的选择时，应当怎样做出理智的决断，去面对这些选择可能出现的后果。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立，必将对我国现实政治造成深刻的革命性的变化。我国的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必将得到一个更深厚、更扎实的政治共识基础的维护，这里起作用的将不再是简单的由实际的利益所左右的感性的意见，而是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的睿智和理性的深思熟虑。第四，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脚点——“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从政治本体论的层面看，共同体由个人组成，但是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个人存在于共同体之中，有其独立的、不可还原的、不可取代的价值，所以绝不能仅仅被视为共同体的一个被动的部件。也就是说，可以从社会来诠释个人，也可以从个人来审视社会，辩证地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来看，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后果打破了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从而使近代欧洲政治哲学出现分化的趋势。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注意到了自由主义的弊病，但并不是进行修正性的批判，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国家整体主义。马克思继承了先前理论的有益成果，超越于自由主义和国家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从对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批判开始，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整体主义之间的争论，包括他们内部存在的种种分歧都没有超出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界限，而社会底层所要求的权利和自由根本就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自由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而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自由主义要求的是政治解放（政教分离和市民社会的独立），而古典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指出，目标在于“人类解放”。第五，进步还是回归或者终结？——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古典理性主义和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较量。面对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问题语境下，有一种倾向颇值得重视：复兴古典政治哲学。在任何一个危机时代，复古似乎是一个共同特征。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一场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运动正在展开。列奥·施特劳斯、埃里克·沃格林的建立在对古典的解经学之上的政治哲学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共同体主义似乎也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一个部分，如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将城邦看作一个公民的友爱共同体的观念，回归古典就是回归起源。起源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它既是创建性的，又是解放性的，它自身处于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分裂之前。这两个端点同时设定了对方起源既是传统的，又是反传统的，既是一种基础，又是基础的丧失。从这一角度，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基于其基本的问题语境所不得不取的方向，这不得不说他们开了历史的倒车，只把哲人的眼睛对准原初故乡的“路标”，成为一个反讽式的例子。与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相比，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哲学家面对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情况，又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的言论。弗朗西斯·福山无法合理地区分，而只能是抽象地将有关维持一种特殊的制度理论的讨论去取代最好的政治秩序问题，他通过分析现代社会制度而得出结论认为，现代文明虽然有缺陷，但已经是足够好的制度，因此不再有制度革命的可能性，历史也就完成了。这个历史完成论的特点是把人类历史过程置于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殊死斗争的政治场景之中来加以论述，此论既出，批评、拥护之声鹊起。张文喜：《在政治哲学视界中洞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载《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在不同的立场和世界观认知的情况下，对历史的发展趋势进行历史性评价，必然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林林总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围绕“历史的终结”和新历史的开端，马克思主义与福山等人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终结”的对话。马克思的诠释者通常都会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开启者，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建构面对的是未来社会，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向。在当今，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应该坚定共产主义的正确方向，同时对话古典主义政治哲学，更加重视政治生活中国家或城邦这一大前提，对伦理道德和政治理想进行更多追问；从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观点出发，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更多地展现出对实现自由、权力、公平、正义等内容的关注。(4)　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与中国当下社会问题随着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扛鼎之作《正义论》的发表，政治哲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复兴，并且在西方世界己然成为一种显学。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的最根本、最深刻的原因是社会生活的变迁。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政治实践本身的需要，亟待要求对现实政治做出深刻的哲学反思，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理念基础，亦即从哲学的高度、从政治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问题，必然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前沿问题。在哲学上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首先属于作为部门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的任务。因而，作为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好坏之别的价值判断的政治哲学在学界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一种中心话语。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在于它符合时代的进步要求，抓住了时代的主题，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所谓时代精神的精华，实质上它代表的就是时代主流的哲学。当黑格尔谈到时代精神的时候，他更多注意的是时代精神；而当马克思谈到时代精神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注意时代精神。因此，用背对着自己的时代的哲学是僵死的经院哲学；对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哲学家是空头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说的话多是“多余的话”。一个政治哲学家越有才华和贡献，他就越是依存于他的时代并反映他的时代，用哲学为他的时代的进步服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说：“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色了。把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对此，马克思批判道：如果这样，那么“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Postfestum（事后）才上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出了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这段名言。时代问题就是个关键问题，它是我们坚持和发展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依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我们今天之所以仍然需要以古典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根本上说，就因为“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发展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说到底也就因为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世时相比，历史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时代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潮流，否则将会因落伍而被淡出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变革中完成的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相应时代内涵的揭示，以及历史自身丰富性、曲折性的不断展示所推动的理论创新，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的基本线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因此，不能人为地制造传统和当代、古典和新潮的对立。就理论的时代背景、实践主旨、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言，马克思无疑地属于当代，当今世界正在不断地“进入”马克思的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责无旁贷；而从历史总比任何理论来得更为丰富、复杂，实践总不能为任何理论所完全穷尽、总会不断地突破理论的界限的角度看，唯有不断的理论创新才能保持理论的活力和先进性，发展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天经地义。当然，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性亦非自在地显现，而需当代研究者的创造性对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为根据，以历史观、方法论、价值观和人生观为对接口，展示其当代性价值，是当今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正在做的主要工作。这里既包含由于参照系的变化（从理想尺度转向中国特色尺度）而必需的创造性转换，又包含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文本语境与当代场景交融的领悟和把握，是史论结合、知行统一的学术展示。所以麦克莱伦曾经指出：“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哲学’的时候，他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思想已经进入到（虽然是毫无意识地）我们现在对世界的看法之中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倾向于把人看作社会中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得以研究改变和改善社会的种种方法；我们以历史的观点来正确评价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我们看到，在特定的时代，思想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已教会很多人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教他们至少要努力去减少这些现象。”[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2页。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再度反思和重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这是因为历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总有一些经典问题历久弥新。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论述它们的文本中隐藏着多少隐秘的教诲可供后人挖掘，而是因为它们紧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脉搏，从而得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生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就是这样的经典问题，它的政治哲学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和基本建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之中，依然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问题，因此，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问题”依然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召唤我们投入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公平、正义、权力等体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日渐凸显；与此相应，对政治生活或政治哲学遗产提供的丰厚思想资源，深刻揭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自身的理论困难，批判地吸取其有价值的理论资源，深入反思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做出深刻的理论回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的长期、艰苦的共同任务。实际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无论是在探讨国家、社会、阶级、革命等问题，还是关注自由、正义、民主、现代性等问题，都无法也不能“绕开”马克思。美国伦理和政治哲学家乔治·G.布伦克特指出，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借用郑昕先生评价康德的说法：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通过马克思，就会有好的政治哲学，而绕过马克思，只能是坏的政治哲学。白刚：《哲学的政治实现与政治的哲学实现——马克思和阿伦特政治哲学的不同路径》，载《东岳论丛》，2012年第7期。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代的政治哲学依然是在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做“注脚”，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才是“第一哲学”，未来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地基上继续发展。

高卢的雄鸡｜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一、中文文献

（一）　马克思主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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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A].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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