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研究》是萧乾的大学毕业论文，也是他平生第一本书，1935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对一位年仅25岁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他已发表了后来收在《篱下集》里的全部小说和《栗子》集中的几篇，成为京派的后起之秀。

《书评研究》出版后，直到80年代，从未再版过，主要原因是中国读书界向来不重视书评。这种现状现已明显改观，不仅出现了以写作书评为职业的自由撰稿人，且还出现了所谓“酷”评。但在当时，真正的大众尚未成为读者，就连著作者的名字也少得极易记辩。从事书评职业写作的人并不多，更很少有人去研究它。萧乾曾慨叹，书评，这个出版界的骄子、镜子和轮子，在中国的命运太不济了。所以在他主编《大公报·文艺》的日子里，为书评声嘶力竭地呐喊，书评工作也一时红火过。从整体来看，书评在中国读书界的地位一直很可怜。一个最可怜的事实是中国的书评很少能成为独立的读物。拙笨的方式里插着拙笨的言语。述说原书梗概时，理论就抄目录，文艺便零星拼凑原文。好像只要记住“简洁精警”“不偏不阿”一类为市侩滥用而失掉意义的广告语，或能把“基调”“意识”一些未经消化的新名词摆得允当后，便可以写书评了。书评成为不会写文章的领域了。遑论中国从没有一份像美国《纽约书评》那样的权威性书评刊物，它几乎可以决定一本书的命运是生存还是死亡。萧乾老早就喜欢文学批评，1931年在辅仁大学西语系时，参加过五家大学的英语比赛，当时选的题目就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对于如何写起《书评研究》，萧乾回忆是在1934——1935年间，忽然心血来潮，对书评感起兴趣。恰好那时需要交一篇毕业论文。身在新闻系的而心在文学系的他，就找了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研究。他说他开始挑上它还只不过是为过关。可是钻进去以后，却发现它并不仅仅是报刊上偶尔设置的一个栏目，而是现代文化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当时他是靠卖稿来交学费并维持生活的。以前，每月都写上篇把小说，《大公报·文艺》编者沈从文先生就保证我起码每月20元的收入。动手写论文后，没时间写小说了，他就从论文中选一些片断（如《平衡的心》）先在报上发表。这样也可以听到先辈作家（如朱光潜）的意见……论文写完之后，一份交到学校，另一份就由郑振铎先生转给商务印书馆，并于同年（1935年）11月出版。《篱下集》是次年问世的，所以《书评研究》才真正是他的第一本书。

为了这篇毕业论文，萧乾可是花了不少气力。他的志愿是把能找到的关于这个题目的书籍和零星论文统统读遍，整理完竣，再附上自己的意见和结论。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把每天下午都泡在图书馆闷窒的库房里，翻着一堆堆发霉的书。他把笔记写在卡片上，两个月就写满了一大匣。经过一番整理分类，书的各章次序和全书线索就自然决定了。

萧乾对书评的研究是分层次进行的。他首先在序论中援引美国的一份调查材料，来说明读者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书评这媒介与书接近的，并由此认为书评在现代文化界已经能够成为一种新势力。而在中国，这股势力还不够大。但他对中国书评的前途充满乐观，认为终有一天书评会随着文化高潮稳步进入读书界。萧乾在书中援引的几乎清一色是美国资料，这一方面与燕京大学的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这类资料实在少得可怜。但以外来资料为依据来谈中国的书评，总有点隔靴搔痒之感。

有位美国图书馆馆员把当代书评大致分成四大类：学者的，欣赏的，谩骂的和报纸的。萧乾认为这四类书评都有不足，这虽不是他希望的那种，却在中国萌芽了。他一直期待着职业书评家的出现，可又在“未来的恐怖”一节列举了诸多可怕的现象，提出自己的担忧，如书评家要看编辑的眼色，编辑又要看出版家的眼色，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失业。因此，他们往往不如业余书评家热诚，对所评类别的书，也可能是与其兴趣相悖的。不过，他对“纠正这段未来的历史”还是乐观的。

国外有学者认为书评与批评的差别很大，书评家低贱，批评家尊贵，书评市侩，批评神圣，如诗人和批评家艾略特。也有人认为它们之间的差别不大，如曼斯菲尔德的丈夫、英国批评家穆雷。不难看出，萧乾更强调书评的重要，因为它有一些比批评家更不易做的工作，书评是为非专家的一般大众所做的批评。在形式上，它似浅近些，但同批评家一样，做书评的人应有清晰的是的概念，对于作家有亲切的认识，对于文章有透彻的见解。其实未来读书界更需要书评家，他说，我们需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可惜直到今天，批评家还觉得自己比批评家尊贵，书评家也仿佛有低人一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