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不久，我所在的大学的同学们，举办了一次“歌唱比赛”——二十七名学生唱了二十七首歌。只有一名才入学的女生唱了一首民歌；其他二十六名学生，唱的皆是流行歌曲，而且，无一例外的是——我为你心口疼你为我伤心那一类。

我对流行歌曲其实早已抛弃偏见。我想指出的仅仅是这一校园现象告诉了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一代新人原来是在多么单一而又单薄的文化背景之下成长的。他们从小学到中学，在那一文化背景之下“自然”成长，也许从来不觉得缺乏什么。他们以相当高的考分进入大学，似乎依然仅仅亲和于那一文化背景。

但，他们身上真的并不缺乏什么吗？欲使他们明白缺失的究竟是什么，已然非是易事。甚而，也许会使我这样的人令他们嫌恶吧？

到目前为止，我的学生们对我是既尊敬又真诚的。他们正开始珍惜我和他们的关系。

这使我感到欣慰。

四

大学里汉字书写得好的学生竟是那么地少。

这一普遍现象令我愕异。

在我的选修生中，汉字书写得好的男生多于女生。

身为农村儿女的学生，反而汉字都书写得比较好。他们中有人就写得一手秀丽的字。

这是耐人寻味的。

我的同事告诉我——他甚至极为郑重地要求他的研究生——在电脑打印的毕业论文上，必须将亲笔签名写得像点儿样子。

我特别喜欢我班里的男生——他们能写出在我看来相当好的诗、散文、小品文等。

近十年来，我对大学的考察结果是——理科大学的学生对于文学的兴趣反而比较有真性情。因为他们跨出校门的择业方向是相对明确的，所以他们丰富自身的愿望也显得由衷；师范类大学的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亦然，因为他们毕业后大多数是要做教师的。他们不用别人告诉自己也明白——将来往讲台上一站，知识储备究竟丰厚还是单薄，几堂课讲下来便在学生那儿见分晓了。对文学的兴趣特别勉强，甚而觉得成为中文系学子简直是沮丧之事的学生，反而恰恰在中文系学生中为数不少。又，这么觉得的女生多于男生。

热爱文学的男生在中文系学生中仍大有人在。

但在女生中，往多了说，十之一二而已。是的，往多了说，十之八九，“身在曹营心在汉”，学的是中文，爱的却是英文。倘大学里允许自由调系，我不知中文系面临的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倘没有考试的硬性前提，我不知他们有人还进入不进入中文课堂。

五

中文系学子的择业选择应该说还是相当广泛的。但归纳起来，去向最多的四个途径依次是：

留校任教；

做政府机关公务员；

大公司老总文秘；

报刊编辑、记者及电台、电视台工作者。

留校任教是中文系学子心向往之的，但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起码要获得硕士学位资格。硕士只是一种起码资格。在竞争中处于弱势，这是中文系学子们内心都清楚的。公务员人生，属于仕途之路。他们对于仕途之路上所需要的旷日持久的耐心和其他重要因素，望而却步。做大公司老总的文秘，仍是某些中文系女生所青睐的职业。但老总们选择的并不仅仅是文才，所以她们中大多数也只有暗自徒唤奈何。能进入电台、电视台工作，她们当然更是求之不得。但非是一般人容易进去的单位，她们对此点也不无自知之明。那么，几乎只剩下了报刊编辑、记者这一种较为可能的选择了。而事实上，那也是最大量地吸纳中文毕业生的业界。

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报刊编辑、记者，早已不像十几年前一样，仍是足以使人欣然而就的职业了。尤其“娱记”这一职业，早已不被大学学子们看好，也早已不被他们的家长们看好。

岂止不看好而已。大实话是——已经有那么点儿令他们鄙视。

这是因为，“娱记”们将这一原本还不至于令人嫌恶的职业，在近十年间，自行地搞到了让人有那么点儿鄙视的地步。尽管，他们和她们中，有人其实是很敬业很优秀的。但他们和她们要以自己的敬业和优秀改变“娱记”职业这一已然扭曲了的公众形象，又谈何容易。

这么一分析，中文学子们对择业的无所适从、彷徨和迷惘，真的是不无极现实之原因的……

六

“学中文有什么用？”这是中文教学必须面对，也必须对学子们予以正面回答的问题。可以对“有什么用”做多种多样的回答，但不可以不回答。

我原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当代问题，后来一翻历史，发现不对了——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是清华学校文科班学子的“闻一多”们，便面临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并被嘲笑为将来注定要悔之晚矣的人。可是若无当年的一批中文才俊，哪有后来丰富多彩的新文学及文化现象供我们今人津津受用呢？

中文对于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中文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意义，却还没有谁很好地说一说。学历并不等于文化的资质。没文化却几乎等于没思想的品位，情感的品位也不可能谈得上有多高。这类没思想品位也没情感品位的中国人我已见得太多，虽然他们却很可能有着较高的学历。所以我每每面对这样的局面暗自惊诧——一个有较高学历的人谈起事情来不得要领，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他们的文化的全部资质，也就仅仅体现在说他们的专业，或时下很流行的黄色的“段子”方面了。

一个人自幼热爱文学，并准备将来从业于与文学相关的职业无怨无悔，自然也就不必向其解释“学中文有什么用”。但目前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绝非都是这样的学子，甚而大多数都不是……

七

那么他们怎么会成了中文学子呢？

因为——由于自己理科的成绩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只能在高中分班时归入文科；由于在高考时自信不足，而明智地选择了中文，尽管此前的中文感性基础几近于白纸一张；由于高考的失利，被不情愿地调配到了中文系，这使他们感到屈辱。他们虽是文科考生，但原本报的志愿可能是英文系或“对外经济”什么的……

那么，一个事实是——中文系的生源的中文潜质，是极其参差不齐的。对有的学生简直可以稍加点拨而任由自修；对有的学生却只能进行中学语文般的教学。

八

不讲文学，中文系还是个什么系？

九

中文系的教学，自身值得反省处多多。长期以来，忽视实际的写作水平的提高，便是最值得反省的一点。若中文的学子读了四年中文，实际的写作水平却提高很少，那么不能不承认，这是中文教学的遗憾。不管他们将来的择业与写作有无关系，都是遗憾。

十

在全部的大学教育中，除了中文，还有哪一个科系的教学，能更直接地联系到人生？

中文系的教学，不应该仅仅是关于中文的“知识”的教学。中文教学理应是相对于人性的“鲜蜂王浆”。在对文学做有品位的赏析的同时，它还是相对于情感的教学；相对于心灵的教学；相对于人生理念范畴的教学。总而言之，既是一种能力的教学，也是一种关于人性质量的教学。

十一

所以，中文系不仅是局限于一个系的教学。它实在是应该成为一切大学之一切科系的必修学业。

中文系当然没有必要被强调到一所大学的重点科系的程度，但中文系的教学，确乎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一批批培养的究竟是些“纸板人”还是“立体人”的事情。

我愿我们的未来，“纸板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立体人”多一些，再多一些。

我愿“纸板人”的特征不成为不良的基因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我愿“立体人”的特征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有良好的基因体现……

论中国女性

新世纪以来，中国妇女未经什么“妇女解放运动”，总体迅然“现代”起来。从农村到城市，从女孩到大婶，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相比，女性“主体意识”明显亢扬。这里所言之“现代”，非指素质文明的高程度，首先是说与时代物质水平并驾齐驱的潮流意识。

某次我在摊床买水果，卖水果的四十几岁的农妇让我等会儿，并问“忧愁”二字怎样写？——她在发手机短信。斯时我还没用手机，更不晓得怎样发一条短信。那手机看去很糙，估计是山寨版，据说七八十元便可成交。而从前的农村人，不论男女，从南到北，愁只说愁，大抵前边是不加“忧”的。愁乃日常语，“忧愁”可算是文词了。

还有一次，我走在回家路上，适逢小学放学，见一四五年级男孩跟随一女孩，央求她将QQ告诉他。我不上网，但也知道他说的是网上的聊天工具。

女孩不怎么情愿。

男孩竟说：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一个霸王杀毒软件！

听小学生们说QQ，说杀毒软件，令我大讶。

我的一位朋友常与电脑共舞，但出了一点儿小故障自己也不能排除，于是向他不到二十岁的侄女求助。而其侄女实乃农家女，毕业于计算机方面的技校，在北京某网络公司打工，既是一位修电脑的专家，组装一台电脑不在话下。

时代的职业多样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上九流下九流之说。“上九流”皆达官贵人，意味着社会地位居高层，也当然是指职业。服官政怎么不是一种职业呢？而“下九流”，则意味着卑贱性，故“下九流”又是轻蔑语。文人，教书先生，归于“下九流”，地位排在农、工、商之后，仅在流民也就是“氓”与娼妓们的前边，所以“文革”中被辱为“臭老九”。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五行八作之说，是对“下九流”的职业细分。而包罗万象的概括说法，也不过是三十六行、七十二业。

而二〇〇〇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职业如翻江倒海——海底世界千般百种的水族，一下子被大浪掀到了陆地上似的。而水族的种类，远远多于陆地生物的种类。时代的乾坤鞭，指山山动，点海海翻，直教新女性随鞭弄清影，“新样靓妆，艳溢香融”，争舞婆娑。

据说，全幅《清明上河图》有千余形形色色的人物。若其上每一人物代表一类从业者，也还是要比二〇〇〇年以后之中国的洋洋职业大观少得多。

在如此众多的职业中，几乎每一行每一业都有中国当代女性的身影。而且，在许多业界中，女性大展身手，她们竞赛能力的自信表现，每使男子自愧弗如。

对于中国，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仿佛轰隆一声当空而落。

普法教育改变了中国女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所进行的那一场普法教育当然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但法律意识一向比男性更为淡薄，依法维权的诉求一向比男性更为自抑的女性，一旦觉醒，打官司对于她们便不再是“丢人”之事了。她们开始明白，该打官司而不打官司，反而会让人瞧不起的。她们决定打起官司来所表现的勇往直前，每使成了被告的男人们后悔不迭，也每使别的男人告诫自己——以后当处处小心着点，千万别栽在她们手里。

中国男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女人委实不好惹了，更不可欺辱了。

中国当年的普法教育是成功的法律启蒙，是三十年来，中国做得较好的大事之一。我认为比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世博”于中国的正面影响深远多了。

尽管，现在犯法案件一点儿也没减少，甚至可以说五花八门，判不胜判了。但基本上都非因为不懂法，而皆明明是知法犯法。

不懂法而犯法，是法律的悲哀。

知法犯法，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折射，也是人本身劣性化的现象。

对于大学扩招，校方、学者与专家们，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一方认为——扩招无疑降低了教学水准。而且，并未真的缓解就业压力。

另一方认为——即使同样面临就业难题，是大学生、硕士生的青年群体，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洞察机会的敏感、抓住机会的快速反应，那也还是要高过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

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比较而已。

我教过的大本生，尽管毕业前迷惘多多，我也忧心忡忡，但一年以后再一了解，绝大多数还是找到了工作的。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青年只有望洋兴叹。比如记者、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起码的应聘资格是大学本科。

我所带过的研究生们，总体上说，中文从业能力无疑是高过本科生的。毕竟又在大学的环境中多熏陶了三年，毕竟与导师又讨论过某些文化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写出一篇通得过的论文，也毕竟是要再多读些书，多做些思考的——倘言“根本白读了”，是不客观的。

我教过的大学本科生，带过的研究生中，是农家女的不在少数。由于她们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她们的家族中，便终于有一个被文化所“化”的人了，那意味着脱胎换骨。

诚然，她们对已从事的工作不尽满意。她们原本的愿景要理想得多。她们对工资尤其大为抱怨。她们不得不租房住，那么工资所剩无几。她们有心反哺父母，回报家庭，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算种想法。她们是断然买不起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她们的公敌，房价是她们所憎恨的。

但，她们总还是要结婚的。并且早几年毕业的，确乎大多数已结婚了，也多数在租房子住。她们不敢轻率做父母，做父母之后的人生注定更加沉重而艰难。

然她们并不都打算做丁克族。那么，迟早是要做父母的。

那时，与她们相比，她们的孩子出生以后的命运将有先天区别。

她们曾是农家女，而她们的孩子是知识分子的后代了。尽管清贫，那也还是知识分子的后代，而不再是农家儿女。

她们的农民父母，当年除了竭尽全力供她们上大学、读研，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无法给予她们哪怕一点点帮助。

而她们则不同。她们不但也会竭尽全力供儿女上大学、读研，更可以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给予儿女胜任有余的帮助。即使并不执着地、刻意地，那种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的给予，对于她们儿女已属幸事。最主要的——由于她们已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了，她们的儿女的成长过程是城市化的。而城市给予她们的下一代的种种文艺的、科技的、人文的信息量，肯定要比农村巨大得多。负面成长影响无疑是会有的，但与有益的成长影响相比，利大于弊是无须争论的。

大学教育改变了她们，她们则在下一代出生以后就改变着下一代了——这一点对中国的影响也将是很深远的。

文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有几位作家、诗人，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中年女性产生过相当普遍并被证实相当长久的心性影响。并且其影响是良好的——起码她们一直这么认为。

舒婷的诗在当年对广大青年女性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前不久我因创作电视剧《返城年代》重读我这位好友的诗，仍不免被一行行真挚的、温暖的或滚烫的、深情的或庄严的诗句所感动。

舒婷的诗总体是温暖而深情的。不多的几首气质庄严的诗，证明她不但是女诗人，还是时代思想的义不容辞的发言者、传播者。比如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墙》《一代人的呼声》。

当年中国颇多具有广泛诗歌影响力的杰出的诗人——北岛、江河、梁小斌、海子、食指、顾城、杨炼等，不一而足。

舒婷与他们齐名，正如李清照与她那个时代的男性诗词大家们并列。对于青年女性们的影响，她在他们之上。

重读舒婷的诗集，方悟为什么她的诗在当年深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女性——除了她用诗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天赋才华以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她相信这个世界终究是可以变好的，只要大多数人不放弃使自己的心灵首先美好起来的愿望。而这种相信，于她似乎是一种信仰。

舒婷的诗具有信仰的魅力和能量。

当年的中国青年女性，尤其是青年知识女性，需要拥抱信仰——不论对爱情，还是对人生和国家。

我一直心怀敬意的两位作家大姐谌容和张洁，她们的文学作品在当年也都对文学读者中的女性影响巨大且深远。她们是具有极深刻的反思自觉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她们的作品当年唤起了中青年女性们关注国家前途的热忱也是不容置疑的。

两位男性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当年对中国女性尤其青年女性的影响也值得一提——一位是路遥，一位是张弦。

路遥《人生》中的巧珍，使青年女性读者们既同情又尊敬。巧珍当年是她们心目中的“圣女子”。而《平凡的世界》不但是农村男青年们的“圣经”，也使许许多多农村女青年从中寻找到了并非高不可攀的精神热爱的偶像。

我认为我早已逝去的朋友张弦是一位被评论关注得很不够的作家，并且认为，当年没有几位男作家的作品，能像他的作品那么唤起过中国女性的命运思索。比如他的《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

俱往矣。

当年的青年女性，现在都已是老年女性了。

但当年的文化，化过了她们，在她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她们是中国最后一批保留了部分传统心性特征的女性。传统的，也可以说是正统的。因为当年的文化，一传播起人性美点来，即使自认为“现代”，根子上仍是传统的。只不过是一种松绑了的传统而已。我这样认为，并没有否定的意思。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承认关于人的心性确需一些普世价值的滋养，那么以上几位诗人和作家，其实正是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对普世价值的认同的。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当年也堪称女性们的灵魂教科书。

当年是一个普遍的中国人寻找和重新界定、诠释普世价值的时代。

而二〇〇〇年以后的文化，缺少的是传达普世价值的真挚和热忱。偶有呈现的作品，也每被文化泡沫所淹没。

故从总体上打量“八〇后”及“九〇后”，不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承认——前者们仿佛早产儿，被时代锐利的剪刀以老谋深算的心理剪断了脐带——它原本连接着人文文化亦即普世价值的胎盘。而“九〇后”则根本是在另一时代的文化子宫里受孕的，这其后的文化子宫充满时尚文化、娱乐文化、嘻哈文化，总而言之是快餐文化的羊水。任何一对精子和卵子，都不太可能结合成基因非是快餐文化的胚胎。

快餐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特征。

不同的是，有些国家的新人，所遗传了的基因是人文的，故虽然同样消费着快餐文化，但基因并不会被快餐文化异化。而在我们的国度，快餐文化直接便是文化基因。好比习惯于以可口可乐解渴，血管里流的差不多也是可口可乐成分的文化血浆。

故结果如此——同为人类科技时代的新人，我们的新人与欧美国家的新人却又是极为不同的。与同属亚裔的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诸国的新人相比较，也顿时就能感觉到极为不同来。即使与同属一宗的香港、台湾之新人相比较，还是会不消一日就会得出极为不同的印象。

我们的新人，可以说是具有“特别新”的新人特征。

一种“被文化”的新人特征。

并且，“被文化”而又浑然不觉，没有多么不适的反应，“被文化”得挺快乐。还每每反过来以为，是快餐文化之消费上帝，于是文化其实从属于自己。

新人中的新女性，似乎尤其感觉如此。她们消费快餐文化的热忱比男性新青年更洋溢——因为她们既享受着，又常由别人结账。凡需掏钱夹的快餐文化，起码会有一心取悦于她们的男性新青年买单。

以我的眼来洞察，情形基本是这样的——新人中的新女性，或曰“被文化”的新女性，她们是一概之快餐文化的消费主体，而男性新青年，有的与她们文化趣味相投，成为她们的“文化伴侣”；有的虽与她们之文化趣味相左，但为了取悦她们，不得不充当她们的“文化侍从”。倘一个男性新青年，正追求着一个女性快餐文化的热衷消费者，结果会怎样呢？

无非——他爱屋及乌，也为她自觉异化为一个快餐文化的被动消费者。

或——倘他竟是一个有品质的文化的寻觅者（这样的文化在当下确乎是需要寻觅的，且需“众里寻他千百度”方有缘寻到），定会感到充当快餐文化的一味不变的消费者的文化侍从之郁闷，终于不得不说“拜拜”。

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但不多。

在第二种情况下，通常是——他尽量将“侍从”角色充当得令她满意，给予高分，然后用私房钱去进行有品质的文化消费，十之八九那消费也只不过是买一本有品质的书。

一部有品质的好书问世，国内作者的书也罢，引进的译著也罢，读它的女青年与男青年的人数是差不了太多的。

当年有女青年买了《山坳上的中国》《权力论》这类书送给她所爱的爱读书的男青年。

现在还会有多少女青年买那类书送给她男友呢？——除非那类书是他写论文所必须参考的，或考公务员应该翻翻的。

当年曾有一位姑娘求我买一本书《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位西方记者所著的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实类书。她求我买那本书之目的特单纯——与所爱的男友共同了解一个曾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所发生的类似的革命的真相。

现在，还会为爱人尤其为自己到处寻觅一本值得一读的书籍的新女性越来越少了。

人生苦短，故人生如梦。

人生如梦，所以，当活出几分清醒。

好书可以化愚。

这样的好书，几乎在任何一家书店里都还是有的。

但被快餐文化所愚的眼是看不到的。

当年，有多少新女性的眼，并未被快餐文化的翳所愚呢？

网络改变了中国女性

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便也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于是有世界上最多的女性网民。女网民无疑以女青年为主。

网上每有谣言迅播。

谢天谢地，大多数女网民并不会以一时成功地造了一条谣言而觉快哉，更不会有多大成就感。

但某些她们被快餐文化、垃圾文化所翳的眼，寻觅谣言颇有乐趣分明是事实。

她们一般并不推波助澜，只不过默观。默观也势必提高点击率，于是客观上成为围观之众。

当谣言被澄清，若问她们的看法，她们又差不多皆持反感的态度。其后上网，她们的眼首先寻觅的仍是那类吸引眼球的标题。而对于清醒的眼，那类标题并不具有非要点击一下看个究竟的吸引力。

和男性网民一样，绯闻也是她们格外青睐的。其实古今中外，全世界的绯闻一向是内容雷同的。

假如从某一日起，关注绯闻的女网民少了，在网上态度严肃地参与国事民生之讨论的中国女性多了，那么——网络改变女性，就将可喜地进步向女性改变中国的时代了。

网上也往往骂声一片。

更要谢天谢地，女网民一边看一边敲上去的脏话肯定是少的。

我不上网我也深信这一点。

而此点，基于我对于全世界女性之为“女”的人性特征的深信不疑。

毕竟，从古代起，骂脏话不是女性表达态度时的一贯作风。

也基于我对中国教育的起码作用的深信不疑。

试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少从大学毕业了二亿多学子吧？其中女性学子起码占半数啊。

她们是中国女性网民的主体。

若连她们面对网上的骂阵，也都迫不及待地敲出污言秽语火上浇油而乐此不疲，那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国的孩子们还有希望吗？那当教师的中国人，还好意思当众承认自己是教师吗？

故我深信，正由于中国有人数众多的女性网民，网上的骂声才会同时被一定量的理性的、知识化了的、女性特有的文化语言表达所对冲。

正如这世界往往由浮躁得暴烈了的男性卷起咆哮般的声浪，而女性那时偏偏会本能地用歌声慰藉他们。

普遍的女性，尤其知识女性占了多数的她们，即使浮躁之时，也往往表现得很“女”。

上帝使这个世界上有女人，他老人家是用心良苦的。

我在指导我的女研究生写论文时，曾进行过如下对话：

“最近常去图书馆吧？”

“不，几乎每天都上四五个小时的网。”

“上网？难道参考书都在网上？”

“网上浏览起来快捷啊！”

“要爱护眼睛。我认为上网四五个小时，要比看书四五个小时更会使眼睛疲劳。”

“其实，也不是想上那么长时间的网。但往往一上去，下不来了。”

“那倒也不是……”

她不好意思了。

我也明白了——往往一上去就下不来了，盖因网上吸引眼球的内容太多了。

虽然，快餐文化的时代是由美国敲响锣揭牌的，欧美各国的电影节，也一向由本国女性的参与来烘托人气。但近三十年，由于电影越来越少文化元素、人文关怀，越来越商业化、泛娱乐化，各电影节的人气越来越小了，气氛越来越冷清了，女性身影越来越少了。

他们的女人成熟了，清醒了。

何时，中国追星现场的新女性身影也少了点儿；上网成瘾的新女性也少了一点儿；看肥皂剧的新女性也少了一点儿——而相应地，图书馆里的新女性身影多了一点儿；书店里寻觅值得一读的书籍的新女性身影多了一点儿；坐在电视机前看世界新闻、文史钩沉和时事讨论节目的新女性多了一点儿——那么，有理由为中国新女性竖大拇指了。

国家与国家的竞赛，其实也是女人和女人们的竞赛。

新女性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从前的世界，是男权主宰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更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权纳入“三纲五常”之道统礼教，那是相当理直气壮的控制，也可以说是全面控制，由“夫为妇纲”。并且，将女性对男性的服从，标榜为“三从四德”，以无条件地服从为楷模。

一九四九年后，虽然一直反封建，但男权社会的基本权力主体并未怎样改变。

新世纪后，情况大为不同——女干部女领导渐多。在中国官场，不成文法的是，处以下（含处级）称干部，处以上称领导，省部以上称首长。女性在中国权力场的人数明显增加，无疑解构了男权社会的权力主体。尽管她们作为第一把手呼风唤雨的情况凤毛麟角，但实际操权握柄，进而决定属下男性“进步”与否的现象已司空见惯。也于是，大展领导才干者有之，独断专行，似“武皇”“吕后”“慈禧”者亦不乏其人。

但新女性中，尤其特年轻的一代新女性中，令人肃然起敬者亦大有人在。如最新的两条新闻，给了我们对“八〇后”“九〇后”女孩们刮目相看的理由——山东二十四岁的龙口姑娘刁娜，于车流中救起被车撞倒在路中央的伤者；南昌市十二岁的初二女生夏娟，在发现大火骤起时并未独自逃生，而是逐一拍开邻居的门，唤醒至少十五名居民，使他们因而幸免于难……

她们身上，闪耀着中国未来的希望之光。

女性对于一个国家的最伟大的作用乃在于由她们传承爱的火炬，社会仁义的火炬，较之男性，对孩子们具有更胜于公德宣传的威召力。

积极的人生不妨做减法

人生要像手机那样不断增添功能吗？

某日，几位青年朋友在我家里，话题数变之后，热烈地讨论起了人生。依他们想来，所谓积极的人生肯定应该是这样的——使人生成为不断地“增容”的过程，才算是与时俱进的，不至于虚度的。我听了就笑，他们问：“您笑是什么意思呢？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吗？”

我说：“请把你们那不断地‘增容’式的人生，更明白地解释给我听来。”

便有一人掏出手机放在桌上，指着说：“好比人生是这手机，当然功能越多越高级。功能少，无疑是过时货，必遭淘汰。手机必须不断更新换式，人生亦当如此。”

我说：“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而手机没有。一部手机，其功能多也罢，少也罢，都是由别人设定了的，自己完全做不了自己的主。所以你举的例子并不十分恰当啊！”

他反驳道：“一切例子都是有缺陷的嘛！”

另一人插话道：“那就好比人生是电脑。你买一台电脑，是要买容量大的呢，还是容量小的呢？”

我说：“你的例子和第一个例子一样不十分恰当。”他们便七言八语“攻击”我狡辩。

我说：“我还没有谈出我对人生的看法啊，‘狡辩’罪名无法成立。”于是皆敦促我快快宣布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我说：“你们都知道的，我不用手机，也不上网。但若哪一天想用手机了，也想上网了，那么我可能会买小灵通和最低档的电脑。因为只要能通话，可以打出字来，其功能对我就足够了。所以我认为，减法的人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而我所谓之减法的人生，乃是不断地从自己的头脑之中删除掉某些人生‘节目’，甚至连残余的信息都不留存，而使自己的人生‘节目单’变得简而又简。总而言之一句话，使自己的人生来一次删繁就简……”

我的话还没说完，皆大摇其头曰：“反对，反对！”

“如此简化，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面对丰富多彩、机遇频频的人生，力求简单的人生态度，纯粹是你们中老年人无奈的活法！”

我说：“我年轻时，所持的也是减法的人生态度。何况，你们现在虽然正年轻着，但几乎一眨眼也就会成为中老年人的。某些人之所以抱怨人生之疲惫，正是因为自己头脑里关于人生的‘容量’太大太混杂了，结果连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人生的方式也迷失了。

“而所谓积极的、清醒的人生，无非就是要找到那一种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式。一经找到，确定不移，心无旁骛。而心无旁骛，则首先要从眼里删除某些吸引眼球的人生风景……”

对方皆黯然，未领会我的话。

有些事不试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斤两

我只得又说：“不举例了。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想出一个绝妙的例子将人生比喻得百分之百恰当。我现身说法吧。

“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时，27岁，正是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我自己带着档案到文化部报到时，接待我的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可以选择留在部里的。但我选择了电影制片厂。别人当时说我傻，认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留在部级单位里，将来的人生才更有出息。可以科长、处长、局长地一路在仕途上‘进步’着！但我清楚我的心性太不适合所谓的‘机关工作’，所以我断然地从我的头脑中删除了仕途人生的一切‘信息’。仕途人生对于大多数世人而言，当然意味着是颇有出息的一种人生。

“但再怎么有出息，那也只不过是别人的看法。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在人生的某阶段，难免会被塞入林林总总的别人对人生的看法。这一点确实有点儿像电脑，若是新一代产品，容量很大，又与宽带连接着，不进入某些信息是不可能的。然而判断哪些信息才是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这一点却是可能的。

“其实有些事不试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斤两。比如潘石屹，在房地产业无疑是佼佼者。在电影中演一个角色玩玩，亦人生一大趣事。但若改行做演员，恐怕是成不了气候的。做导演、作家，想必也很吃力。而我若哪一天心血来潮，逮着一个仿佛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就不撒手，也不看清那机会落在自己头上的偶然性，不掂量自己与那机会之间的相克因素，于是一头往房地产业钻去的话，那结果八成是会令自己也令别人后悔晚矣的。

“说到导演，也多次有投资人来动员我改行当导演的。他们认为观众一定会觉得新奇，于是有了炒作一通的那个点，会容易发行一些。

“我想，导一般的小片子，比如电影频道播放的那类电视电影，我肯定是力能胜任的。600万投资以下的电影，鼓鼓勇气也敢签约的（只敢一两次而已）。倘言大片，那么开机不久，我也许就死在现场了。我曾说过，当导演第一要有好身体，这是一切前提的前提。爬格子虽然也是耗费心血之事，劳苦人生，但比起当导演，两种累法。前一种累法我早已适应，后一种累法对我而言，是要命的累法……”

年轻的客人们听了我的现身说法，一个个陷入沉思。

即使年轻，也须善于领悟减法人生的真谛

最后说：“其实上苍赋予每一个人的人生能动力是极其有限的，故人生‘节目单’的容量也肯定是有限的，无限地扩张它是很不理智的人生观。通常我们很难确定自己究竟能胜任多少种事情，在年轻时尤其如此。因为那时，人生的能动力还没被彻底调动起来，它还是一个未知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自己不能胜任哪些事情也没个结论。

“在座的哪一位能打破一项世界体育纪录呢？我们都不能。哪一位能成为乔丹第二或姚明第二呢？也都不能。歌唱家呢？还不能。获诺贝尔和平奖呢？大约同样是不能的，而且是明摆着的无疑的结论。那么，将诸如此类的，虽特别令人向往但与我们的具体条件相距甚远的人生方式，统统从我们的头脑中删除掉吧！

“加法的人生，即那种仿佛自己能够愉快地胜任充当一切社会角色，干成世界上的一切事而缺少的仅仅是机遇的想法，纯粹是自欺欺人。”

一种人生的真相是——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比较能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而已。有时，仅仅一种而已。

所以即使年轻着，也须善于领悟减法人生的真谛：

将那些干扰我们心思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们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减去，再减去。于是令我们人生的“节目单”的内容简明清晰；于是使我们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凸显出来。所谓人生的价值，只不过是要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

花一生去领悟此点，代价太高了，领悟了也晚了。花半生去领悟，那也是领悟力迟钝的人。

现代的社会，足以使人在年轻时就明白自己适合做什么事。

只要人肯首先向自己承认，哪些事是自己根本做不来的，也就等于告诉自己，这种人生自己连想都不要去想。如今“浮躁”二字已成流行语，但大多数人只不过流行地说着，并不怎么深思那浮躁的成因。依我看来，不少人之所以浮躁着并因浮躁而痛苦着，乃因不肯首先自己向自己承认——哪些事情是自己根本做不来的，所以也就无法使自己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在自己人生的“节目单”上简明清晰地凸显出来，却还在一味地往“节目单”上增加种种注定与自己人生无缘的内容……

社会的面向大多数人的文化在此点上扮演着很劣的角色——不厌其烦地暗示着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凭着锲而不舍做成功一切事情；却很少传达这样的一种人生思想——更多的时候锲而不舍是没有用的，倒莫如从自己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某些心所向往的内容，这更能体现人生的理智，因为那些内容明摆着是不适合某些人的人生状况的……

武汉的启示

我最近一次去到武汉，是十二月初的事。此前我是去过几次武汉的，言“此前”，其实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对于八十年代以前的武汉，只不过是，并且只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座城市的冠名而已。但历史书告诉我，它不愧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那些与它有关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同时也与中国后来的命运息息相关。

当然，成为中学生的我，还知道武汉有值得武汉人乐道的黄鹤楼和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不但是武汉人的骄傲，一个时期内也是中国人的骄傲，中国的骄傲。

八十年代以前的我，对于武汉，确乎只不过知道以上几点。

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人，从这座城市到那座城市的机会少得可怜——何况我是北方人，哈尔滨与武汉之间的距离，是会令当年的中国人咂舌的。自费旅游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后来我便去到了几次武汉。每次都是去开会。以“去到”来说特别恰当，因为次次都会从机场乘车至宾馆，于是在宾馆吃、住、开会；一结束，最快时间内又乘车赶赴机场。往往，会议期间就没离开过宾馆。若谁问我对武汉的印象怎样，我是无法回答的。

但此次去到武汉甚为不同——不是去开会，而是成了市文联的几位作家客人之一。目的地也只有一个，分头到处走走、看看，听听武汉人对自己城市的介绍；一句话，是去感受武汉的。可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与武汉发生了较亲密的接触，也对它真的有了些印象；而且是较深的印象，引起我一些思考的印象。

一、武汉人特在乎他们的城市形象

现在，又有哪一座城市不在乎自己的城市形象呢？都很在乎的。简直也可以说是比着在乎的。但，如果一座城市的地下地上，竟有一万余处在施工建设，它还在乎得了自己的形象吗？即使在乎，又可能在乎到什么份儿上呢？我在武汉的几天里，武汉的地上地下便有一万余处在施工。然而我一点儿都没觉得空气中有施工造成的粉尘。除了有一天难以幸免地出现了雾霾，另外的几天空气是较为清新的。尽管，由于施工也使这里那里的路段形成并不严重的堵塞，但交通基本是顺畅的。城市的大小街道、马路也都非常干净。是的，可以说是非常干净。当城市开始苏醒时，工地集中的路面已洒过水了。我没从任何一条马路上看到工地载运卡车掉下的泥巴、碎砖、石块之类的东西。也居然没发现过烟头、纸片。自然，天亮前被清扫过了。但清扫过的马路能保持一整天都那么干净，这是不容易的。

或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武汉市的领导干部们特在乎他们的城市形象，即使是在有一万余处地方同时开工建设的情况之下。

这么说也对。但我认为这是领导干部之间应互相学习的。有些城市的领导干部头脑是反过来想的——那么多处工地同时开工，脏、乱、差免不了的，也没有太当回事的必要嘛。兴建结束了，情况自然就好了嘛。这么一想，少操心了，但那兴建的时期，不论本市人还是外来人，几乎就没有不因此而烦恼的了。

并且我也不认为，在乎城市形象的仅仅是武汉市的领导干部——我们都知道，马路上的烟头多是司机们丢出车窗外的，包装盒饮料瓶之类也是。要保持马路干净，仅靠领导干部们发布禁止通告是不行的，还要有开车的乘车的人们的自觉配合。没有后一种配合，通告的作用不大。罚款会起作用，但那也得被抓了“现行”。所以，自觉是最重要的。

一座城市有万余处地方同时开工，这是城市管理最难的时期。一切影响城市形象的劣习，也往往在这一时期被放任甚至养成。

武汉市不然，恰恰在有万余处工地同时开工的情况下，领导更上心地抓城市管理，民众更自觉地保持城市环境卫生——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有益于在城市人与城市的关系方面，养成“我的城市”之良好意识。

二、武汉人是虚心好学的吗？

我对此点根本没把握，只得在小标题后加上问号。包括武汉人在内的湖北人，一向自诩“九头鸟”，外地人也往往这么概括湖北人。以我的语文水平，不管怀着多么友好的态度来理解，都难以得出虚心好学的结论。

然而我有理由说，某些或曰有些武汉人确乎给我留下了虚心好学的印象。

在武汉开发区参观汽车制造厂，一位车间主任向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当初与外商合资建厂时，外商代表看着武汉人绘制的图纸皱眉道：“这算什么？完全没有细节嘛！没有细节怎么做施工计划呢？没有计划，又怎么能合作得顺利呢？”

武汉人说：“放心。只要有双方的诚意在，咱们肯定会合作得顺利又愉快。”

武汉人还说：“细节是在实干中出现的嘛！图纸上标那么细有何必要呢？计划没有变化快，只要我们双方的合作诚意不变，那就等于有了最可靠的计划。”

老外们听得一头雾水，却只得入乡随俗。

我不知道合作得顺利不顺利，但合作得颇愉快是肯定的。

但在二期工程开工前，武汉人对图纸也认真起来了。认真到什么程度呢？连每间办公室的桌椅该怎么摆都画在图纸上了。那是最佳摆法。老外们一看，竖起了大拇指，连说：“OK！”

他们居然未对图纸提出一点儿异议。

一期工程完工后，连一把椅子也没多买。按照格外注意细节的图纸建成的车间，材料浪费现象降低到了最低程度。那些桌椅在办公室的摆法，至今无人改变——最佳摆法嘛！

我不能不承认，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开发区的一些武汉人，不张不扬地，特低调地，就将外国的经验学来了。不但学来了，还予以提高了。他们对流水线进行了很智慧的不费多少钱的革新，使组装工人的劳动更省力了，生产效率更高了，连老外们也不禁交口称赞：“中国人真聪明！”

武汉人替咱们中国人长了脸。

我希望那种虚心好学的武汉人多起来。希望许多中国人在虚心好学方面，虚心地向那种武汉人好好学习。

三、武汉人是居安思危的

没有中外合资的汽车制造厂，便没有武汉开发区，这是一个事实。

我与开发区的人们谈到了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的前车之鉴。

他们自信满满地说：“您放心。武汉开发区绝不会成为中国的底特律。”

武汉市委市政府与开发区的领导们瞻前顾后，审时度势，早已为开发区的明天绘好了另一幅蓝图。开发区地域湖泊较多，我想皆是由长江涨水倒灌形成的堰塞湖，大小二十余处。开发区的同志引导我前往观看了几处，水质良好，不曾受任何污染。他们告诉我——不久后，市政府与开发区两方面，将共同投资，在十余处较大的湖泊之间挖通水道，使它们连接起来，修堤栽树，养鱼植苇，那便会成为武汉近郊一处风景旖旎的旅游休闲地。当汽车制造业为武汉的就业与经济发展完成时代使命时，旅游业将接续发挥作用。

开发区的同志说：“虽然，我们武汉不乏景美之地，但我们有信心将未来的开发区建设成‘风景这边独好’的所在，使这里不仅成为武汉的风景名片，也成为湖北省的风景名片。”

八十年代以来，“政绩工程”之现象流毒于官场，使中国不少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拆拆建建，建建拆拆，几乎处于无休无止的拆建状态。往往是前任走了，后任来了，前任的“政绩工程”便随之遭到后任的否定，于是拆之；于是后任的“政绩工程”匆匆上马。为什么要匆匆上马？无它，那工程关乎自己官职之“与时俱进”而已。既然是为政绩而工程的，工程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倒在其次了，主要之目的反而是作为政绩证明体现得及时不及时了。百姓对那样一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现象一度怨声多多。近年，情况有所好转。

其实，官员们的政绩由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工程来体现、证明，本也无可厚非。但若以为只能由此点来体现、证明，即使不能一言以蔽之曰大错特错，起码也是急功近利的、片面的。

武汉市政府，不仅关注着开发区未来转变发展形态的方向，也为武汉市未来的发展制定了相当超前的、较长期稳定的发展方向——武汉市未来四十年发展纲要。

我认为这是一种“大政绩”思想和情怀的产物，摆脱了为证明一己政绩而工程的狭隘心理。

“大政绩”思想的基础是大情怀。大情怀是超一己目标的情怀；是真的对一座城市的未来负责任的情怀；是充分考虑下几代城市人对自己的母亲城满意不满意的情怀；是对为什么当官这一根本问题的自我叩问与回答升华之后的一种情怀。

我祝开发区的新蓝图在它的明天得以顺利实现。

祝武汉四十年发展纲要每隔几年都带给武汉人新的惊喜。

四、为百姓花费舍得吗？

在武汉市一处地价较高的地段，有一座可作为标识的大楼——武汉市民服务中心。据我所知，中国许多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都开始出现旨在方便市民的服务中心了。市民服务中心的出现，是为了在诸多方面方便于普通市民，因而也是大受市民欢迎的新事物。

但服务中心与服务中心是很不相同的。

有的城市，仅仅是为了有而有。所以，名为“服务中心”，实际上位置偏，而且服务功能既不齐全，也不能形成流水服务。故名义上虽有，市民们办事之难还是个难。

我问武汉市民服务中心的同志，它所在的地段地价如何？

答曰：“在武汉不是最高的，那也是较高的啊。”

再问：“建服务中心得投入一大笔建设资金，政府不觉得亏吗？”

复答：“怎么会呢！城市是市民的城市，绝大多数市民都是纳税者，花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建服务中心，天经地义嘛！市委市政府在选地段时就是这么想的啊！”

要得！

有些人一当上了主管城市发展建设的官员，地皮就成了他那本经济账上的摇钱树了。医院很旧，市民看病像农民工春运时期探家的情形，他们是视而不见的；缺少绿地，城市“肺”日渐萎缩，他们也是不忧虑的。好地段只要有人出得起大价钱，即使是卖给私人盖什么会所，他们也是乐不可支的。

他们似乎不明白——城市是所有市民的城市，那么城市地皮该卖给谁，谁买了建什么，起码也应听听市民们的声音。

我认为，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他们是明白城市是所有市民的城市这一常识的——武汉市民服务中心建在交通便利的街区，而且舍得花钱建得好一些，使市民们去到那里，感觉是在一个较好环境中接受服务，此点便是“明白”的证明。

对于政府，每一笔直接为人民花的钱，都是最值得的。

正因为市委市政府明白，开发区的领导们也便明白——所以开发区的群众服务中心，是开发区最醒目的建筑。

武汉市民服务中心也罢，开发区群众服务中心也罢，不但使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接受服务时少了许多烦恼，而且心理上也获得了被重视的欣慰，有尊严感。

基于同样的指导思想，开发区最好的地方，不是为富人盖了别墅区，而是正在筹建开发区职工活动中心……

五、武汉的市民文化是健康的文化

不论去过武汉或还没去过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武汉有一条汉正街。

我与武汉的作家朋友们在汉正街聚过一次餐。有四五位民间歌手在我们聚餐时前来献唱，当然不是无偿的。但听他们唱一首歌或湖北花鼓只不过十元二十元的事。依我听来，他们大抵唱得并不算好——唱得好也就不在汉正街上唱给食客们听了。

但他们皆唱得很投入，情绪饱满。或曰，唱得敬业。

毫无疑问，有些人是为贴补家用；但也有些人，似乎更是由于喜欢唱、喜欢有听众欣赏那种良好感觉。所谓独乐乐，莫如众乐乐。

我们离开时，见摆在外边的餐桌间，还有人在为食客吹萨克斯、奏小提琴。

我要强调的是——起码我在汉正街听到、看到的情形表明，武汉之民间的市民文化，是健康的。与某些城市逐俗捧淫的民间文化现象形成对比。

这是我没想到的。

健康的民间文化现象，正因为是民间的，更可使一座城市在气质方面加分。反之，必定减分。减分而不以为耻，则往往会败坏一座城市的声名。

我相信，两三年后，当武汉那万余处工地先后竣工了，武汉将会更美。

我相信，随着武汉城市建设四十年规划的逐步实现，十年二十年后的武汉，将不但令中国人刮目相看，而且肯定会成为令全世界瞩目的大武汉……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