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的出身，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什么是野合？怎么个野合法？后人有种种解读。

有人说，“野合”就是男女二人在荒郊野外交合。因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女交合时，以地为床，以天为盖，孕结珠胎时便感受了天地之气，日月精华，故有伟人魂魄（见《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

有人说：叔梁纥的原配夫人施氏，先后生了九个女儿，没有儿子。叔梁纥娶妾，生了一个儿子，叫伯尼，但伯尼腿上长瘤，是个残疾人。按照周代礼仪，残疾人不能进宗庙祀祖。所以，仍然算作无子嗣位。于是，年过六十五岁的叔梁纥向颜家求婚。颜家有三个未婚的女儿，老大老二都看不上这个老头，只有小女儿，刚满十六岁的颜徵在表示愿嫁。于是，有了叔梁纥与颜氏女的结合。按照周代礼仪，年过八八六十四岁的男人，不可再婚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用“野合”来描述这种不合礼仪的结合（见《孔子家语》）。

读者不难看出，上述说法都是出于回护目的而遮掩。事实是，当时，鲁国社会下层仍流行着母系走婚制。叔梁纥到颜氏女那里走婚，二人交合后有了孔子。

现代人类学证明，母系婚姻制度曾经广泛地长久地存在于东亚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云南纳西人仍然处在母系村落和走婚制阶段。直至今日，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山区仍可找到大批母系家庭和走婚的男男女女。

中国内地社会下层民众从母系婚姻制度中走出，改行父系婚姻制度，得力于秦始皇的诏令改革。秦统一后，秦始皇巡幸浙江，曾在会稽山刻有一通石碑，书云：“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若寄豭，杀之无罪。”男子仍像公猪一样走婚，任何人都可将其杀掉且不犯法。为什么要出台如此严酷的法令？因为此时的吴越大地上，社会下层民众中仍盛行着母系走婚制度。这种家庭结构有悖于以父系家庭为基础的徭役和赋税制度，不利于社会的管理。

由现代的纳西人走婚，上溯到秦统一时期的吴越民众走婚，再由之上溯到春秋末季鲁国下层民众的走婚。不难得出一种结论。叔梁纥与颜氏女的“野合”，实质上是走婚。

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见《史记·孔子世家》），出生的地点是母家，即鲁国的陬邑，颜氏家族的聚居地（孔门弟子中的颜路、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等人便来自这个颜氏家族）。

由于是走婚，又由于叔梁纥到此处走婚后不久便死去，孔子出生后一直跟随母亲在陬邑生活，也从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父亲。孔子十五岁时，母亲死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母卒在孔子十七岁前）。孔子随同颜氏家族里的人，把母亲埋在“五父之衢”。

后来，陬地一个叫“挽父”的人（《礼记·檀弓》作曼父）的母亲告诉孔子：有一个人叫叔梁纥，是个贵族，他到你母亲那里走婚，生下了你。这个人在你三岁以前便死了，埋在“防”地。

“挽父”是个职业称呼：挽是丧车拉纤者。此人可能参与了叔梁纥的丧事，知晓叔梁纥的埋葬之处。挽父告知了他的母亲，挽父之母又告知了孔子。

孔子听说此事后，便从“五父之衢”把母亲扒出来，重新埋在“防”地叔梁纥墓的旁边。从此，孔子对外宣称自己是叔梁纥的儿子。从此，孔子有了一个“贵族”身份。

据《孔子家语》载，叔梁纥的先祖是宋国贵族孔父嘉。孔父嘉曾任宋国大司马，有一个十分貌美的妻子。当时的宋国国宰华父督为了抢夺孔父嘉的妻子，借口孔父嘉连年发动战争，即“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起兵杀死孔父嘉，并夺取其妻。

孔父嘉之子木金父（肯定不是那个美妻所生）不得不逃离宋国来到鲁国。自木金父迁鲁，历经五代，渐趋破落，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时，实际上已降为最低等级的贵族，成为一名给人看家护院的武士。叔梁纥是陬邑的大夫，年轻时曾经参加鲁国的对外战争。古书上又称他为陬梁纥。

孔子自称叔梁纥之子，有一个得到他人认可的过程。

有一次，鲁国贵族季孙氏办丧事，宴请乡邻。孔子腰里扎了一条麻绳前往。季氏的家臣阳虎呵斥孔子离开：“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小小年纪便经历这么多事，孔子开始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个人奋斗历程。

孔子特别聪明，经历两次丧葬而改姓孔，由平民出身而跃升为贵族出身，但这并不能解决吃饭问题。他曾经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为了糊口，孔子早年做过乘田（饲养牛羊）、委史（管理仓库），但做得最多的是给执事先生做助手。

执事先生，古称缙绅先生，专职办理丧葬祭祀及其他礼仪的主持。这种人在今天的农村仍大行其道。孔子做执事先生的助手，需要用雅语吟诵，需要读仪式程序和祭文之类的东西，由此孔子开始了“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的自学生涯。一边“助葬”，一边自学文字和文化知识。

三十岁的时候，“好学”且“好礼”的孔子开始独立承办丧葬祭祀一类的礼仪活动。这时，孔子从母亲家的亲戚中招来颜路做助手。同时，有几个出身贫寒，没有文化的“野人”也开始跟着孔子学“助葬”。孔子领头，大家一块干。孔子自豪地称自己实现了“三十而立”。

随着学习助葬的弟子的增多，孔子办起一所丧葬祭祀礼仪学校。凡愿意学习的人，不论出身、不论愚智，只要提上一条干肉做礼物，均可入校学习。这是一所勤工俭学式学校，所有的弟子必须跟着孔子一起给人办丧葬、办祭祀，赚取礼金来养活自己。

孔子做事认真，特有职业道德。例如，与丧属一起吃饭，从未吃饱过。在这一日哭过，就决不再唱歌。举办仪式，必定使用雅言，等等。由于孔子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生意红火。孔子随即把业务扩展到冠婚嫁娶以及贵族之间的燕聘会盟出使等业务上。甚至，可以襄礼君主的朝会。此时，慕名前来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

于是，有文化的上层人物、贵族子弟以及有钱人也提着“束脩”，成为孔门弟子。孔子因而将弟子分成两类：“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孔子的授课内容，除了礼仪实践之外，还开设了《诗》《书》《礼》《乐》等课程。《论语》谓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则设定为“知命”“知礼”和“知言”。由这个学校出去的学生，多数被称之为“小人儒”，这些人主要是给平民百姓办理丧葬祭祀类的事务。另有少数人被称之为“君子儒”，这些人不仅可以为贵族办理丧葬祭祀，而且可以充任接待宾客、办理外交的襄礼（司仪）。优秀者，可以成为贵族家臣，充当地方官吏。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昭公三十五年）。鲁昭公起兵讨伐鲁国贵族季氏，失败后不得不逃亡到齐国。鲁国政局混乱，为避乱，孔子也逃到齐国。齐国的国君齐景公曾经向孔子询问政治，孔子说了那段很有名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后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意思是说：说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是有粮食，我能吃到嘴里吗？

由于齐国大臣晏婴从中阻挠，齐景公没有任用孔子。孔子在齐国无所作为，于是重新回到鲁国。此时，孔子的声誉越来越大，丧葬礼仪学校也越办越好。许多弟子都从远方前来求学。这就有了《论语》一书中的首篇开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了孔子自述中的“四十而不惑”。

那时，鲁国的政权握持在季氏手中。季氏家中的实权又握持在家臣阳货手中。阳货很想把声誉提高，把门徒众多的孔子招致自己手下，但孔子却有意不见。于是他送孔子一只蒸小猪，逼迫孔子回拜。二人路遇相见，于是有了阳货教训孔子的一段话。孔子也答应出仕为官。但是，直至阳货垮台，孔子始终未出仕做官。

孔子改葬其母

鲁定公九年，孔子已经五十一岁了。这一年，阳货反叛被驱逐出奔，定公任用孔子为“中都宰”，后又出任鲁国“司空”，掌管土木工程和制作。随即又出任“司寇”，掌管诉讼和社会治安。任职期间，孔子干了三件值得一说的事：一是夹谷会盟，二是杀少正卯，三是拆除鲁国贵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私邑的城墙。

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随同襄礼。齐臣犂弥劝齐景公用武力劫持鲁定公，说孔子知礼而不勇，一定能成功。哪知孔子在盟会上大义凛然，不仅据理责备齐景公，使他无法施展武力，而且取回了以前阳货私自送给齐国的汶阳、郓灌、龟阴三地的田亩。这可以算是孔子凭借礼制在外交上的胜利（事见《左传·定公十年》）。

也正是在此时，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知晓了天帝给自己的使命，即投身政治，做一番治国安邦的大事业。正是在这样的胸怀抱负下，孔子杀了少正卯。

孔子因“聚徒成群”“饰邪营众”而杀少正卯一事，有人相信确有此事，也有人认为没有此事。

《荀子·宥坐》篇云：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五者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

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五十四岁。此时，孔子得到鲁国贵族季氏的信任，他的弟子子路也作了季氏的家宰。孔子主张将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都城城墙毁除，实行尊崇君主、抑制三桓的政策。当时，季孙氏听从孔子的话，将他的私邑“费”的险要段拆除，叔孙氏也将私邑“郈”的城墙毁除。孔子的弟子孟孙本来已答应将他的私邑“成”毁去，后因公敛处父从中挑拨，孟孙氏不肯将“成”毁弃。孔子鼓动鲁定公派兵包围了“成”，不幸，反而兵败。

这件事后，孔子在季氏面前的信用急速下降，没拆除城墙的不满，拆除了的更不满。恰当此时，齐国送了一批女乐给鲁国的执政季桓。季桓接受女乐后三天不朝，而且不把祭祀的膰肉分给孔子。孔子知道自己已经失势，害怕受到他们的迫害，觉得自己在鲁国已无法实现上天赋予自己的政治使命。于是离开了鲁国，前往卫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此年，孔子五十五岁。

孔子诛少正卯

这里要说一说孔子自认为的“天命”。孔子原本是一介执事，为人主持丧葬祭祀。凭借着一套设计好的程序和规定好的仪态行为，执事们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听从指挥，毕恭毕敬地磕头作揖，进退有方。孔子认为，既然一介儒者在祭典场合能指挥若定，为什么不把这套礼仪制度扩延到政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听从自己的指挥呢？建立一个用“礼制”管理的邦国，又有什么难呢？因此，孔子自信满满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齐归女乐，孔子出行

孔子自认天降大任，天帝让自己拯救“天下无道”的社会。他认为，一定有君王赏识自己的“周公”之志，把治国大权交由自己；一定有君王赏识自己的“大禹”之才，愿意把君王之位“禅让”给自己。正是抱着这样的“天命”，孔子踏上了周游列国，寻找时机的道路。

孔子流亡到了卫国，寄寓在卫国大夫颜雔由家里（孔子的母系亲戚）。当时，卫国的宠君弥子瑕曾对子路说，“假使孔子寄寓在我的家中，我能让孔子得到卿的职位。”卫国权臣王孙贾也劝孔子依附于自己。他们都认为带有一批学生的孔子，若成为自己的帮手，对自己是有利的。

流亡卫国期间，孔子曾与卫灵公夫人南子相见，希望能够得到卫灵公的重任。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这件事：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

《论语》一书则记载了孔子见南子，引起子路的不悦。孔子一边发誓一边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事，让上天厌弃我！让上天厌弃我！

孔子在卫国先后五年。孔子和弟子能在卫国长久待下去的主要原因，一是鲁卫接壤，孔子希望鲁国君王能回心转意，宣召自己回去承受“天命”。二是卫国人口众多，两地风俗相近。孔子可以携同弟子在此地操办各种礼仪，或作丧葬执事，或作祭祀司仪，凭借礼金而生活无虞。

孔子在卫国期间，接纳了子贡为弟子。子贡是一个有商业天赋的人，对孔子的生活能有一定帮助。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阳虎尝暴匡人。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论语》则说，“孔子畏于匡。”《史记·孔子世家》又云：“孔子去匡，即过蒲。月余反乎卫”。孔子去匡地，去蒲地，都是为了承办丧葬祭祀类的礼仪之事，在匡、蒲两地待的时间都不长久。

公元前493年，卫灵公死，卫国因君位继承问题发生内乱。于是孔子离开卫国。此年孔子已经五十九岁。孔子先到曹国，尔后经过宋国和郑国，最后到了陈国。

孔子经过宋国时，和弟子在大树下面演练礼仪。宋国权臣司马桓魋厌恶孔子的政治“复辟”，害怕对自己不利，于是派人将大树拔去以示警告。于是孔子微服离开宋国。

孔子经由郑国时，与弟子走失，独自立在东门等待。子贡问路，郑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话告知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此时的孔子，状似“丧家之狗”，但更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鲁哀公六年，吴国攻打陈国。本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原则，孔子离开陈国前往楚国。中途因为兵乱，竟至于“绝粮”。子路很愤慨地向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则坚定地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适于蔡三岁”，在楚境蔡地也很不得意。于是他又回到了卫国。当时，卫国的国君是卫灵公的孙子卫出公。这位卫君曾经想请孔子出面整理政治。子路问孔子先从何处入手，孔子说：“正名”。子路因为卫国的两父子正在争夺君位，按“名分”应将王位让给父亲。父亲死后，再把王位传给儿子。觉得孔子的“正名”不合时宜，于是说：夫子太迂远了！现今你还“正”什么名分呢？这就有了孔子关于“正名”的长篇论述。至于延请孔子为政之事（参见《子路篇之三》），后来便不了了之。孔子在卫国终于没有出仕为官。

公元前484年，孔子已经六十八岁了。这一年，感觉该叶落归根的孔子离开卫国回到了鲁国。

孔子周游列国流离在外，时常遇见隐居的哲人，或讥讽或规劝，让孔子放弃“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的梦。但是，孔子却不愿放弃君位“禅让”以及“周公”再现的美梦。孔子一直盼望，有朝一日能一步登天，大权在握，实现自己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大业。为国、为民也为自己做出一件在历史留“名”的大事。

长沮、桀溺两位隐者在那里并耜耕种，孔子叫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在哪里。长沮问：“那位在车里拉着马缰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讥讽：“他周游各国，当然晓得渡口在哪里！”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又问：“你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也讥讽说：“现在天下全是乱七八糟的样子，你和谁能够改变它？而且你与其跟从这位‘避人’的人，岂若跟从我们这些‘避世’的人呢？”他在那里不停地劳作着，却故意不说渡口在哪里。子路弄得无法，只得回去告诉孔子。孔子很失意地说：“鸟与兽不可同群；我不和这类人亲近又和谁亲近呢？假如天下有道，我孔丘又何必改变它呢？”

孔子击磬于卫

孔子在卫国时，一天在击磬。一位挑着“蒉”（捆草的绳子）的人走过孔子门外，听到磬声，说：“太固鄙了！这样硁硁然，说没有人晓得自己。没有晓得就没有晓得，何必忧伤呢！人们的处世同渡水一样，水浅不妨将衣襟揭起，水深就脱了衣服游过去好了！”讥讽孔子既想涉世，又怕丢了性命。

孔子到了楚国，有一位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说：“凤啊！凤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这样衰落啊！已往的无法阻止，将来的尚可以追求呢。完了，完了！现在从政的很危险呢！”孔子下车，打算和他说话；但“接舆”却跑开避掉，不和他交谈。

孔子始终抱着周公再现和尧舜禅让的梦想奔波。所以，既实现不了梦想，又无法得到隐居哲人的理解；然而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在于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孔子返鲁，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翁了，孔子说自己是“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然而，七十一岁那年，齐国的权臣陈恒杀死了齐简公。孔子沐浴斋戒去朝见鲁哀公，说：“陈恒弑他的国君，请讨伐他。”哀公说：“你去告诉‘三子’”（指鲁国权臣季孙、孟孙、叔孙三卿）。孔子又到“三子”那里去请求出兵讨伐，“三子”不肯。孔子说：“因为我做过从大夫，所以不敢不告啊！”孔子对政治仍抱有极大的热忱。

起初，孔子东奔西跑，很想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弟子子贡问孔子：“这里有一块美玉，珍藏在匣子里呢？还是卖掉呢？”孔子急切地说：“卖掉，卖掉，我是在等候着好价格啊！”孔子在仕途上待价而沽的心态一目了然。

长年奔波，夙愿未了，晚年的孔子常常流露出叹息：“没有人晓得我了！”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晓得夫子呢？”孔子说：“我不怨天，也不怨人。我下学人事，上知天命；晓得我的，难道只有天吗？”

有时，孔子觉得华夏无法施行他的理想，也颇有到边远地方去的感慨。他说：“主张不能施行，只好乘着木排渡到海的那一边了。”孔子曾经想移住到未开化的“九夷”，有人说：“太僻陋了，你怎么办呢！”孔子说：“君子住在那里，有什么僻陋呢？”

孔子六十九岁，儿子孔鲤死了。孔子七十一岁时，他最心爱的弟子颜回死了。七十二岁时他的弟子子路先他而亡。

孔子渐渐衰老，于是时常有沉痛而绝望的叹息。“啊！我已经很久没梦见周公了！”又说：“凤凰不来，黄河里也没有书出现，我是完了！”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七十三岁。那年夏四月己丑，孔子病死。葬在鲁国城北泗水旁。

孔子生于春秋末季。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形式上类似清末到民国初年的大变革），旧的以血缘族群为封国的封建农奴制正处于崩溃之际，代之以地缘制的封建专制帝国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小农经济制度。这是一个由“共天下”向“家天下”迈进的时代。随着蒙昧褪去，野蛮的成分越来越多。在这个时代，绝对的世袭名分制开始崩溃，中下层士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在社会上谋求发展，实现抱负。在社会开放、进步过程中，有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也有了孔子和其弟子们的一生。然而，这是一个凭借实力颠覆旧制度，充斥着革命和“礼坏乐崩”的时代。

孔子葬鲁城北泗水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孔子，显然是一个既现实又矛盾的人：孔子是春秋末季凭借一己之力在社会上谋求发展，实现个人抱负的典型代表。同时，孔子出于职业需求和个人目标，对这个社会大加斥责——天下无道久矣。这种矛盾是特定的，也是无解的。

1.孔子凭借个人智慧，从母系制走婚下的“野合”之子，跳入父系制的世袭贵族名分之中（尽管叔梁纥只是一个破落贵族）。

2.孔子从“助葬”开始自己的“有志于学”生涯。学一行爱一行，学一行精一行，以“儒者”这一职业为立足点，以传统礼仪为起点，光复礼制制度，谋划自己的政治蓝图。

3.从未拜过老师，从未进过校门的孔子，凭借“礼仪”办起了一所学校，传授了七十七名弟子。

4.孔子对生命格外珍惜，秉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暴虎冯河不为的原则，在社会变革的动乱之际得到了长寿（春秋之际的人均寿命不到45岁）。

5.孔子在鲁国仕途短暂没有大业绩，不能与管仲、晏婴、子产等人相比。他的施政举措“其道不可以求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见《晏子春秋》），兜售于列国而不被见用，但孔子仍硁硁孳孳，诚挚追求永不懈怠，即便颠沛流离，知其不可但仍为之。秉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原则，孔子把自己塑造成了道德伟人，为人师表。比照孔子的一生，后人对圣贤有了“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的评价标准。所以，孔子的伟大在于他的立德。孔子的一生与“立言”近一些，与“立功”远一些。

6.如果对孔子的一生做出点评，最耀眼的便是从骨子里透射出的正气，即出人头地，奋斗不已的精神。孔子出身贫寒，从母系的低贱，到父系昔日的辉煌。巨大的落差，使孔子产生极强的政治抱负，尧、舜、禹和周公成了他的偶像和目标，从而有了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救世行为。

孔子与弟子们习礼大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