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曹操

在中国，一提奸雄，必定马上想到曹操。如果看过京剧，立刻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那张大白脸，这是《三国演义》塑造出来的曹操。其实，奸，只是曹操的一个侧面，雄，却是他在历史上的全部。李卓吾在《藏书》中对其评价极高："操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武子兵法，而用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若神。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而决机而乘，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虽然，陶谦实有以致之也。"说实在的，就光明磊落这点，我是赞成曹操的，他不是鲁迅先生讽刺的"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也不像时下一些先生们，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当面称兄道弟，背后落井下石。搂得你挺紧，可捅进你腰里的一刀，也挺深。他当年行刺董卓不成，亡命流窜，行到中牟地方，被陈宫捉了，因曹是个反董义士，不但释放了他，陈还挂金封印，随同他一块干革命去。途中借宿旧交吕伯奢庄上，因猜疑，便做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杀人灭口之事，从此留下恶名。现如今，陶谦劫杀其父老全家，他还有什么犹豫，不去兴师问罪，大动干戈呢？"恶滔天矣"又如何，他就是要在徐州这一带大开杀戒，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细想起来，曹操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不也光明坦荡，心口如一，不失英雄本色吗？比之那些实际上如此行事，偏又做出一番假张致，满嘴仁义道德，高喊革命口号，甚至还流出两滴鳄鱼泪者，要大气得多。

王夫之对陶谦评价极低，说他很差劲，说他也颇不是东西。"盖谦之为谦也，贪利赖宠，规眉睫而祸福者也。然则曹嵩之辎重，谦固垂涎而假手于别将耳。"老先生总结曰："吮锋端之蜜，祸及生灵者数十万人，贪人之毒，可畏也夫！"所以，什么谦谦君子，什么长者风度，什么见贤思齐，什么温良恭让，这些表面上看到的，书本上写着的，是当真不得的。姑妄听之，可以，竟然信之，那就不必了，这也是生活教给我们的聪明。

人，为什么要长一个脑袋，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脑袋，就是要让你用这个脑袋来独立思考的。

公款喝酒考

公款喝酒，始于何时，如何制度，史无记载，但李白斗酒诗百篇，陶潜种不种谷，阮籍饮酒步兵厨，一直上溯到给汉高祖出主意的高阳酒徒审食其，他们喝酒，看来都有占公家便宜的嫌疑。所以，凡能够坐到主宾席的中国人，都有资格喝不用自己付款的酒，大概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酒文化，或约定俗成的酒传统了。

休看中国仍是初级阶段，不过稍微温饱，但在用支票埋单的花销上，早就全面小康了。

《三国演义》里，有两位堪称英雄的人物，也是因为喝这种公款酒，而栽了大跟头。这两人，一是张飞，一是吕布，是死对头，见面就要厮杀。张骂吕曰："三姓家奴。"吕骂张曰："环眼贼。"这时候，他们都未喝酒，头脑都很清醒，居然不忘揭对方的老底。可一端起杯子，从壶中倒出来的是公家免费提供的酒，两位英雄就要不免犯糊涂，以至于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喝不用自己掏腰包的酒，也有其弊端，唯其免费，便无节制，唯其无节制，便要坏事。

历史的辩证法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汉末的事，那时天下大乱，诸侯蜂起，称霸争雄，但是，从西凉杀来洛阳的董卓，一个无恶不作的军阀，废了一个皇帝，又立了一个皇帝，自封相国，君临天下，实行残酷统治。于是各路诸侯对这个改变了游戏规则的董卓，当然要进行反抗。

但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集团性质的联合体，不管打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招牌，通常是为了应付一种对抗势力才形成的，尼克松说，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曾对他谈道：联盟的维系是靠恐惧而不是靠热爱。确实是由于董卓的血腥镇压，迫使诸侯们要团结起来对付这位暴君。

曹操发起的这次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联盟，四世三公之贵族袁绍，被众人推为主帅；可是，聚合在一起的大小野心家，义旗还未高举，内部开始不和，没有打上两仗，自家阵脚就先乱了起来。最后，董卓没有打倒，这帮诸侯倒进行了一场狗咬狗的游戏。当初他们誓师时那股不灭董贼，绝不朝食的慷慨激昂之心，全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场宴会，甚至还未举起筷子，就已经散了。

我们常常看见坐在一张饭桌上的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干杯频频，信誓旦旦，那简直像一奶同胞般的亲密，可是，未必见得席终人散后，那份称兄道弟的情谊仍在。因此，什么八拜之交，换帖之谊，该翻脸一样翻脸。什么至爱友朋，本家姻亲，照样反目成仇，六亲不认。

其实，在人际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结合，都难逃脱由合而分，从聚到散的客观规律。有这份清醒，要比被表象蒙住，最后得到的是失望强些。而政治上，或者经济、军事上的联盟，这种权力，金钱，枪杆子的盛宴，这就更需一个冷静的头脑了。自古以来，这世界上，合纵也好，联横也好，从未有过永远的合作。再神圣的同盟，也是势所必然地由牢不可破，到分手再见。只有利益，大家能够坐在一起，也因为利益，最终还是要分道扬镳的。《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头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人数千年看透世事的哲理结晶，若细细从历史和现实去品味的话，这八个字可以说是参透沧桑变化的精髓之语。

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何尝又不是如此呢？烽火硝烟，种族屠杀，人肉炸弹，恐怖袭击……这都是每晚《　新闻联播　》里的常见的场面。如果时光倒流，几年之前，他们说不定还曾歃血为盟，穿一条裤子，互誓生死地拥抱在一起过呢？

所以，悟透一些分合聚散的生活辩证法，对世间万象多一层理解，不也是件益智的好事么？

董卓进洛阳

公元188年，董卓进洛阳，"每夜入宫，奸宿龙床"；"卓所愿无极，语宾客曰：'我相，贵无上也'"，然后烧掉洛阳，迁都长安。董卓死后，西凉兵痞和盗马贼之流的部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以及白波帅韩暹、李乐、胡才等原系黄巾余党，被招安的"山林啸聚之贼"，也"抢掠宫嫔彩女入营"，"趁势掳掠居民"，"连名保奏无徒、部曲、巫医、走卒二百余名，并为校尉、御史等官，刻印不及，以锥画之，全不成体统"。这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到的那些痞子先锋，一定要到"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欲望如出一辙，与阿Q在未庄土谷祠里，做着革命成功的美梦时，要搬赵大爷家的宁式大床，金银财宝，要睡秀才娘子、假洋鬼子老婆的想法，基本一致。

权力、金钱、女色，是所有造反农民登上宝座以后，少不了三部曲。

而为达到这个目标，这班草根阶层，普罗人士，农民领袖，流寇先锋，由于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由于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由于生活资源相对匮乏，由于社会环境相对恶劣，绝对不顾一切秩序地破坏，不计一切后果地毁灭。读《阿Q正传》，这位流氓无产者与王胡、与小D交手的"优胜记略"中，若要动起手来开打厮杀，苦大仇深的这等人，第一，绝对以属于动物本能的反射方式，一经刺激，即刻生出极具爆破力的冲动，毫无理性可言；第二，行为绝对不怕无耻、下流，手段绝对不怕卑鄙、龌龊，恶性循环，无所不用其极；第三，因为揭竿，因为造反，注定没有退路，是以生命为赌本的，因此，根本不顾及社会成本，我若得不到，也绝不会给你留下，一直到玉石俱焚，神州陆沉为止。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无不使文明进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而付出历史倒退的沉重代价。

曹操与文人

曹操对待文人，常采取铁血手段。

千古以来，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凡作家，有作品，有读者，有传之久远的可能。作家的脑袋可以割掉，作家的作品可以活得很长。所以，历代统治者，若非独夫民贼，举起刀的时候，就得考虑考虑后果了。但曹操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他自己就是作家，而且还是大作家，他的诗文写得比同时代的建安七子，怕还要出色一些。至少可以说是气势非凡，大家风范。毛主席很欣赏他的《龟虽寿》，"东临碣石有遗篇"，对他的文学成就评价很高。

曹操对待文人之狠，原因有二。一、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他杀崔琰，杀孔融，杀杨修，杀祢衡，处置董承衣带诏案，吉平下毒案，都是着眼于"摧破其劲敌"，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础的士大夫阶级这个大目标，是半点也不温柔的。

二、还应该看到孔融、杨修、祢衡，都是他的文学同行，如果考虑到文人的天敌永远是文人的话，其间的嫉妒因素，要是发酵起来，那是很可怕的。隋炀帝杨广讨厌词臣薛道蕴诗写得比他好，找了一个借口，将他杀了，然后悻悻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所以，拥有最高的，和最大的权力的那最高统治者，也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对的话，对于仰其鼻息的文人来说，绝对不是什么福音。

妩媚关羽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终于要走了。"上马金，下马银"也留不住的曹操，不得不履行诺言放行。至此，一切外部的因素都不重要，关羽的义无反顾地要走，曹操的再三再四地要留，则完全是两个男子汉间充满感性的互动。其实，曹操当真地不放关羽走，也绝对能让他走不成，但是，可想而知，结果必然有二。一、留住了人，留不住心，徒劳无功；二、撕破了脸，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在这两种不愿见到的情况下，曹操的奸，曹操的雄，曹操的嗜杀，曹操的"宁我负人，人毋负我"的哲学，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关羽呢，曹操的放低身段、曹操的柔性动作、曹操的感情攻势、曹操的君子风度，也让他这条甚是多情重义的汉子，离开得很艰难，割舍得很痛苦。然而，关羽到底走了，曹操最后也只能放他走了，这场面、这镜头，既让人觉得温馨，也让人有点感动。

而他的非走不可，因为他和刘备有一个生死承诺，正是他不背盟誓的人格力量，正是他坚贞守约的信义精神，也更使求才若渴的曹操，下定决心挽留。而关羽，当他不得不挂印封金，作出一走了之的决断，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至少，在这一回里，我们看到了英雄豪杰那妩媚的一面。

关羽与孔明

《三国志》评价关羽，只是一员虎将而已，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并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从这部官方史书的看法，关云长有万人之敌的绝对肯定的一面，有报效曹公的并不值得赞扬的一面，更有刚而自矜的明显是缺点的一面。就其战绩、政绩来看，也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蜀之亡，个人英雄主义的关云长，是不能辞其咎的。

在《三国演义》中，抬得最高的，一是诸葛亮，一是关云长，但这两位，一错失荆州，一穷兵北伐，乃是导致蜀国败弱的重要推手。而且这两位最后都失败在非等量级的对手手里，孔明还能得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同情，而关云长虽然被后世人敬之为神，尊之为帝。但他死在陆逊、吕蒙手里，输得非常之惨，从此落下个"只提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经常被引用的讥诮之语，可见后来人敬重之余，对他的失败，多少认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属于活该的了。

某地关帝庙门口的对联，这样写道："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绝大多数关帝庙，无不都是颂其武艺功勋，赞其操行德守，褒其忠贞刚烈，敬其义薄云天，还少见如此持平之论。

无论看人行事，两分法，还是能够避免偏听偏信，偏袒偏私，偏执偏颇，偏心片面的一剂良药。

张角与邪教

小霸王怒斩于吉，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邪教迷信，妖言惑众，神棍欺骗，鼓吹愚昧，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演义》开篇的黄巾之乱，那张角、张宝、张梁三个头目，与中外古今的邪教教主同样，无不以"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蛊惑人心，招徕信众。于吉也是"寓居东方，往来吴会，普施符水，救人万病"，玩同样的把戏。

这种邪教现象，所以能够在底层社会获得生存的基础，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下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普遍贫穷现象。贫穷，则落后，则愚昧，而落后，愚昧，则是邪教迷信得以滋生的最佳土壤。尤其在不可抵抗、无法预防的天灾人祸面前，深感命运之叵测，得失之难料，生死之未卜，存活之匪易，以及对于大自然的无能，对于统治者的无奈。因此，文化程度相对低下，文明熏陶相对缺失的普通民众，是最容易接受邪教迷信的影响，来填补精神上的无可依傍的心理空间。

越是无知，越是盲目，越是头脑简单，越是容易受骗上当，也越能成为邪教最坚定的信徒，这也是我们这些年里所看到的各类神棍闹剧中，那些丑恶表演的原因。包括海峡对岸那些"台独"神棍的得其所哉，其中也不乏这种邪教蛊惑成分的。

得人者昌

袁绍在曹操眼中，曾经是庞然大物，不得不买他的账。一、"四世三公"的家族背景；二、冀青幽并的地盘实力；三、折节下士的优雅名声；四、登高一呼的领袖精神，使得曹操不得不买他的账，因为他手下的谋士太多了。早年，他俩因为反对董卓专政，同起造反，还算志同道合，稍有情谊；后来，各霸一方，袁实力强于曹，约五与一之比，袁要把曹吃掉，曹要不被袁吃掉，还要想法倒转头来吃掉袁，便是他俩连做梦都放不下的事情了。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草包之处，迷信实力，有枪就是草头王，他认为只要拥有地盘和兵马，他就是大哥大。但曹操看透了他："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曹操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我实力虽不如他，但我懂得如何任用智力，如何以道御之，结果，曹操在官渡之战中，赢了。所以，那些重物质，轻精神，或太相信自己的权势财富，却不大在乎提高文化水平，重视思想品质，加强政治素养的领导者，倒是应该汲取一下曹袁决战的历史教训。

韩愈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因为儿子出麻疹，作统帅的就没有兴致作战了，简直荒唐之极。"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这样用人的袁绍，岂有不败之理。

而曹操在《遗荀攸书》中，用"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的话来勉励众位幕僚，表明了他十分看重智士，看重智士为他出谋划策，设计献智的作用。在三国时期，使用谋士最力者为曹操，得益于谋士贡献最大者，莫过于曹操。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历代统治者中间，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蔡夫人的功劳

"外戚"，是个古老的词汇，已不为现代人在口头上使用。与此相关的，只有一个由"裙带"衍生的裙带官、裙带关系、裙带风等词语，仍在流行着。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外戚"，"指帝王的母亲和妻子方面的亲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母亲或妻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决定性影响力的朝代，当以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间的两汉为最。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过："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相当大男子主义。所以，书中女性很少，除了貂蝉外，比较有故事的就是这位蔡夫人了。她很了不起，安排下刀斧手，差一点把刘备干掉，如果不是那匹的卢马，刘备也许溺毙在檀溪里了。刘表死后，也是她作出的决定，将荆州交给了曹操。从审时度势的角度看，这个有政治头脑的女人，宁可依托强者，吃安稳饭，也不傍附刘备或孙权，作为争夺战中的一粒棋子，未必不是高明之举。

在新野的刘备，寄人篱下，仰鼻息于刘表，如履薄冰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他一无资本，二无人望，三无奥援，最后能够混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也是赞可叹的了。从跃马跳过檀溪开始，先是在群雄争斗当中，拓展出一块属于他的立足生根之地，存活下来，而那些比他兵强马壮，人多地广的各路诸侯，一个个地无不败在曹操手下。这说明一个真理：不利的客观条件，倒不一定是成功的障碍。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险恶的外部环境，有可能是激励有志者去奋斗、去努力，为改变客观世界而前仆后继的原动力。所以说，弱不可怕，正因为弱，才要把握机会，奋发图强。因此，千万不要嘲笑有志气的弱者，尤其在没有笑到最后的时刻，谁是赢家还说不定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备在思想境界上有了这种飞跃，蔡夫人是作出一点"反面"贡献的。

诸葛亮出场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个伟人。他的几乎毫无瑕疵的人格力量，他的隆中决策理论，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功绩，他在刘备死后辅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榜样。

诸葛亮的"定三分隆中决策"，等于为刘备创造了第二次生命，如果说，三顾之前，只是不自觉地，如没头苍蝇，瞎碰乱撞，那么，三顾以后，则是有目的、有方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自觉行为了。诸葛亮决策，客观形势使之然耳。是由于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东是孙氏三世经营的基业，因此，曹得天时，吴得地利，唯跨有荆、益，踞守险阻，徐图进取；从政治地理角度选择这块地盘，得人和来治蜀，以此立国，养精蓄锐，徐图来日。这就是大政治家和普通政治家的区别了，虽然刘备资质一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他排除关、张的干扰，三请诸葛的虔诚，以及此后对孔明的绝对信任，言听计从，为实现"隆中对"的政治目标不打折扣的努力，还是可圈可点的。

刘备不傻，回顾这多年来，狼奔豕突，东投西靠，无家可归，难以存身。虽以剿黄巾起家，但他的行止，从小沛到新野，辗转千里，其盲动程度，实质与流寇手段也无大差别，光有雄心壮志，并无通盘的立国立本的战略决策。倘无诸葛亮的辅弼，他的下场和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之流差不多的。这些新思维，新想法，对于刘备和关、张及其部属，是闻所未闻的，在此以前，他们像浮萍一样漂泊不定，直到诸葛亮出山，他们才知道不一定非要过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日子，自己可以当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国家，于是豁然开朗，有奔头、有干劲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着如同母体脐带相连而息息相关的命运。所以，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心灵中一份永远推拭不掉的沉重负担。无论干预也好，无论隐遁也好，便有每个人自己的表示关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种关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种关注。诸葛亮身在茅庐，心系寰内。虽耕读自娱，但曹操在冀州作玄武池以练水军这样一个动向，他也牵挂在心。说明他躬耕陇亩，世间的一切，仍时刻萦系在他脑海之中。

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场，为《三国演义》的重要章节，这样下力气着力描写，不仅仅是构置悬念地吸引注意，重锣密鼓地突出人物，而是一种张扬正气的政治取向，一种道德高度的价值宣示。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书，那么在善于弄权方面，当数曹操为第一好手，无人能以过之；同样，在精于用谋方面，当数诸葛亮为第一谋士，无人能出其右。这两位，善恶对峙，正邪较量，贯穿全书，一以"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杀戮开场，满纸血腥，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终结，万世流芳。所以，《三国演义》的早期的《说三分》群体创作，到罗贯中的成书，所以要对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第一次出场，绘声绘色，不怕重复，浓墨重彩，不惜工本，就是要在读者心目中将高大形象树立起来。

谋士三国

韩愈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袁绍官渡之战的败北，很大程度败在他的用人上。他手下的谋士几乎个个出色，然而，他优柔寡断，谋而不决，狐疑猜忌，感情用事，结果坐失良机，贻误战局，被曹操打得一败涂地，呕血而亡。曹操打下冀州，劝降袁绍的谋士沮授，宁死不从。曹操叹息，冀州的忠臣志士何其多也，其实，他也是替袁绍叹息吧？

曹操十分看重智士，看重智士为他出谋划策，设计献智的作用。在《遗荀攸书》中，用"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的话来鼓励，来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三国时期，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力，从而得益于谋士贡献最大者，莫过于曹操。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历代统治者中间，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计谋的书，自然也是一部讲谋士的书。书中的谋士，除了良莠之分，好坏之别，高低之差，善恶之异外，成败之不同，命运之顺逆，结局之悲欢，后世之褒贬毁誉等，也是大相径庭的。在三国所有的谋士中，最典范的、最不朽的、最坚贞卓绝的、最出类拔萃的，莫过于为其目标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了。但这个谋士中最光辉的典型，并不是最成功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便是最大的遗憾。

而在三国期间，那个贾诩，却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从助纣为虐开始，到为张绣出谋划策反曹；到为曹操，曹丕父子效力。计无不立，谋无不成，也是这部书里唯一的大获全胜的谋士。贾诩在杀掉那么多谋士和文化人的曹操手下，能平安活到耄耋之年，功成名就而逝。这位最懂得在"伴君如伴虎"的环境下求生存的谋士，才是最杰出的谋士。这就是执拗地去做成一件事，和机变地去做成一件事，两者之间的差异。然而，一个有着坚定信仰而无我的人，为信仰付出代价，和那些并无坚定信仰却有我的人，总能顺水行舟，如鱼得水，究竟谁更值得后人钦敬呢？

曹操最得意，也是最欣赏的谋士，莫过于郭嘉了，这是一位具有高明见解，战略宏图，而且判断准确，料事如神，但可惜却短命早逝的谋士，他不但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动乱不定，变化不已的局面，作出攻守得当，进退适宜的决策。而且具有高瞻远瞩，真知灼见的能力，在看到今天的同时，看到明天和后天，来作出与现在相衔接，而又与未来相吻配的正确决断。在官渡之战后，他主张乘胜追击，以犁庭扫穴之威，以闪电攻击之势，彻底破除了北部边境民族经常骚扰中原的乱局，解决了困扰汉王朝多年的积难，一举成功，大获全胜，自此再无北顾之忧，很大程度上是曹操和郭嘉一次精彩合作，一次完美表演。

"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赤壁之战败后，他还不禁怀想：若"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因此可以相信他对郭嘉期望值之高，他对荀攸等人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恐怕也是他感情的真实流露。

陈琳是个文人，原是何进谋士，后投袁绍幕下，成为他的文胆。讨曹前夕，他写过一篇檄文，把曹操祖宗三代直到他作恶多端，揭了个底朝上。官渡之战中，他被魏军俘获，押到大营，大家都以为他大概活到头了。曹操当然记得他写的声讨文章，《三国志》载："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三国演义》在这里添了一句陈琳向曹操的辩解之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一方面，他不否认是箭，而且还是一支利箭，伤了你，我抱歉。另一方面，说明自己不过是人家手中的工具罢了，他要张弓勒弦发射出去，我是无法自己拐弯或者罢工的。显然，这种实事求是的说法打动了曹操，不但放他一马，还安排他当了自己的记室，这也证明了曹操用谋士的胸襟和度量。

许攸也是袁绍的谋士，袁绍不用他，遂投奔曹操，因为他与曹操曾经相识而且有些交往。在官渡之战中，这个堪称上乘的谋士，屡有出奇制胜的高招，常收事半功倍的成果。要没有他，曹操这一仗要打得吃力些。但许攸是那种恃才傲物，行为突兀，性格放荡，不羁常俗的人物，生就的脾气长就的肉，爱发自以为是非的言论，总要表现特立独行的样子。不宁耐官场规范，习惯于平等对话，不大肯把别人看在眼里，这种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却不宜成为你的部下。自然也不会在曹操面前，扮演臣属的角色。这等人最好是需要时现身出力，事过后抽身而退，只求用其才智者的赏识，不必在意利润的分红，最好离红尘尽量的远，别搅进权力场的是非之中。可许攸却偏偏选择后者，曹操爱才、用才、惜才，但他不愿意这样一个不知进退、不知分寸的老朋友，指手画脚，颐指气使，没了规矩王法的。显然曹操觉得他很难成为工具式的谋士，遂示意部下将他杀了。

作为谋士的许攸，竟然在攻下冀州时，用鞭指着曹操问道，你没有我，能进得了这座城池吗？曹操当时笑笑而已，实际上许攸想不到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古人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皮决定毛，而不是毛决定皮，这就是中国文人（当然包括谋士）永远摆脱不掉的宿命。

《三国演义》，其实就是一部谋士传，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士，林林总总的韬略，使得这部书成为历朝统治者的必读书。

碧眼儿孙权

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险阻，胡汉隔绝，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并不多么意外，因此孙权极可能具有外族血统，不过，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孙权的嗜酒，以致因醉误事，以致酒淋群臣，这也似乎有着异域的基因。

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地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材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三国重头戏

《资治通鉴》引习凿齿论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以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

曹操从公元184年讨伐黄巾起家，二十多年间，早期，他不是没有失败过，进军洛阳以后，便基本上是战无不利，攻无不克了。但是他在取得荆襄战役的空前大胜以后，发动的这场在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是这位枭雄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败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兵员疫疠，不习水战，降卒二心，火烧连营；若从决策者主帅个人察究的话，习凿齿所说的"骄"，是赤壁失利的根本因素。而这一败的后果，曹操休想在他手中统一南北方，造成长期三分鼎立的局面。

一念之差，俯仰之顷，全在一个"骄"字上。因此，凡骄傲自矜，倚胜恃功，头脑发热，自我膨胀者，无有不败的。西楚霸王如何？不也刎别乌江？所以，在决策中，如何摒除个人感情用事的因素，和自身性格上的弱点，是影响事业成败的关键。

战争是解决政治、军事、经济等矛盾的最后手段。因此，曹操和孙权的这场决战是不可避免。但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实力的较量。所以，孙权始终下不了决心应战，他确是被曹操声势浩大的八十三万兵马吓住了。犹如角力，力气大的，总是要占优势，这也是共识。但实力强的一方，未必就是最后的胜者。因为战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人类有史以来，以生命为代价的最大赌博，是伴随着时代进化演变的魔方游戏。它是个不停地产生误区，又不停地制造机遇的庞大迷宫。

这又是周瑜和诸葛亮敢于和曹操一决雌雄的信心所在。

敌我双方都存在着太多的彼此未知之数，和无法准确把握的变化和可能性。因此，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会有许多偶然因素，变生不测，打乱部署。措手不及，一错百错有之；棋高一着，全盘皆活者有之。也有不少以为势所必然的事情，却有意外的结果，于是，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有之；得胜之师，全军覆灭有之。这些，是战场上屡见不鲜的。

善战者便在这误区与机遇，偶然与必然的不停变化之中，扬长避短，把握时机，趋利避害，应变图胜。

赤壁之战，从军事角度来看，确实是一次表现高水平的战争艺术的范例。从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起一直到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孝》止，把这次战役的始起乃至余波写得淋漓尽致。大费笔墨的孔明出山之后，《三国演义》的重头戏就是这场赤壁之战了。

孙子兵法的要义，"兵不厌诈"，从来还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三国演义》作了如此生动精彩的具象表述。《孙子》一书，有十三家注，若把《三国演义》算是第十四家注，绝非过誉。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是和对手较量时，必不可少的一环。无论是硝烟迷漫的战场，还是唇枪舌剑的谈判桌上，或是商业中的无情竞争，或是股市上的抛出购进，都是像捉迷藏一样，一方是"未可全抛一片心"，另一方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一个人会傻到和盘托出，直白道来的。

如三江口初战告捷，如侦敌情直逼敌寨，都是心理攻势，是在政治上达到挫其锐气的目的。所谓"气壮山河"的气，所谓"气焰逼人"的气，是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设法抑制这股气势不被对方压倒，而反过来压倒对方，那就得虚实并举，真假兼容，扑朔迷离，深浅莫测。但如何耗其实力，除了在战场上的面对面较量外，一位英明的统帅，是尽量采用一切"兵不厌诈"的手段，包括哪怕是卑劣的手段，达到和在战场上同样消灭敌人的结果。削弱其实战能力，破坏其作战部署，扰乱其战略后方，败坏其内部团结，以致未战先乱，不攻自破。《三国演义》在这方面有很多精彩的，绝对有参考价值的实例。

如草船借箭，曹操白丢十万支箭，蒋干盗书，误杀两员海军将领，将计就计，周瑜充分利用两蔡，黄盖挨打，火烧赤壁长江；至于庞统献策，则更是深入腹心的地下谍工之类了。不费一枪一弹而得之，乃战争中之高手也。

赤壁之战，东吴是主体，刘备不过是盟军罢了。实际上，周瑜是三军统帅，诸葛亮也就是参谋长这样一个角色。但经小说家铺陈演义之后，主次位置竟颠倒调换过来，也难怪身居要位的人，对于作家的这一份戒备之心了。

赤壁鏖战

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发动了一场大战。这是他将黄河流域的各路诸侯，大漠朔方的各族渠首，统统打趴在地以后，腾出手来收拾长江流域强敌，一次乘胜追击的决定性行动。曹操是强悍的政治家，是善战的军事家，也是才分很高的文学家，但是这位枭雄选择的战机，无论在天时上，在地利上，在人和上，都不是最佳状态。曹操灵魂中的诗人性格，浪漫气质，使他失去最起码的审慎和谨慎。

没有办法，胜利，尤其是连续的胜利，会对军事统师产生极大的冒险诱惑，和再赌一把的勇气。经过官渡之战的得心遂意，经过征讨乌桓的势如破竹，经过江夏一役俘获了刘表的水师，这个骑在马上，厮杀半生的曹操，也要过一下在水战中指挥千船万舰的瘾。所以，曹操拍板这场赤壁大战，简直不费思量。

曹操磨刀，孙、刘自然也要磨刀，总不能伸长脖子等着挨宰吧？《三国志》载周瑜说孙权："今使北上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上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

据考证，当时两方的兵力，大约北兵是十五六万，荆州的兵有七八万，合计共二十余万。刘备一方面，合水陆兵人有万人，刘琦手下的江夏兵，亦有一万。周瑜、程普的兵，《三国志》上有的地方说各有万人，有的地方又说共有三万，大率鲁肃手下还有些人，合计之共有三万。孙刘之兵约为五万左右。两方的兵力，约系一与五之比。（吕思勉：《三国史话》）

现在分析起来，曹操要打这一仗，也是势所必然，他作了相当的打仗准备，也是众所周知，虽然他对于对手的估计，对于时机的把握，对于水战的经验，对于人心的动向，都有尚待完善和谋划不够之处。但是一个接连打胜仗的统帅，更容易迷信武力解决问题。这也是西方古罗马帝国之败亡，东方秦帝国之覆灭的历史证实了的。这既是统帅太过自负的性格悲剧，也是一支打了胜仗的军队，很轻易地就能发动下一场战争的惯性作用。成功使人骄傲，胜利使人膨胀，立不世之功的自我期许，能使人觉得掉一回脑袋也是值得的。

苏东坡谪放湖北黄州任上，游赤壁，作《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里包含着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强，可以变弱，弱，可以转强，赢了今天，不一定能赢明天，输了今天，并不一定明天也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