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俺答再度入寇，经大同进犯怀来，明军指挥使江翰、董赐出兵御敌，先后战死。宣化总督翁万达与大同总兵周尚文督师截击，奋力将俺答击退。不久周尚文病殁，朝廷命张达继任大同总兵、林椿任副总兵。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俺答闻明朝边将易人，遂再次发兵进攻大同，张达、林椿皆战败身亡。我立即奏请天子，推荐我的心腹仇鸾为大同总兵。

仇鸾到任后，马上用金帛贿赂俺答，劝其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遂移师东去，于这一年八月进抵古北口，将驻守此地的都御史王汝孝部击溃，随后长驱直入，大掠密云、怀柔、三河、顺义等地及昌平的诸帝陵寝，并迅速兵临北京城下，大肆烧杀掳掠。北京城外顿时浓烟蔽日、火光冲天。

京师陷入一片惊惶之中。可此时的嘉靖皇帝仍在西苑潜修，礼部尚书徐阶三番五次奏请，天子才召集文武百官在奉天殿议事。但是廷议也没能拿出什么有效的御敌之策，最后只能一边下令严拒京城九门，一边飞檄各镇火速勤王。数日后，大同总兵仇銮与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率部驰援京师。天子大喜，即命仇鸾为大将军，节制各路兵马；以杨守谦为兵部侍郎，提督军务；并责成兵部尚书丁汝夔保卫京畿。

丁汝夔未得只言片语的圣谕，顿时没了主张，只好私下向我请教战守之计。我笑着对他说：“塞上失利，尚可掩饰；都下丧师，谁人不晓？所以你当谨慎行事。穷寇若得饱掠，自然远去，何必轻战！”丁汝夔闻言茅塞顿开，随即将我的话奉为圭臬。其后兵部一再晓谕各部不得轻战，诸将原本人人怯战，一得此令更是各自按兵不动。

屯兵城外的鞑靼人顿时如入无人之境，连日大掠之余又给明廷递了一封书信。此信言辞傲慢，大意是要求与明朝“互市通贡”，文末还有“如不见从，休要后悔”等恐吓之语。天子见信，彷徨无计，急召我和徐阶入西苑问对。

天子手上拿着鞑靼人的恐吓信，首先问我说：“卿以为何如？”

我看了看天子，略微沉吟之后，说：“此乃穷寇乞食耳，本不足为虑！但‘互市通贡’之事关系礼部，臣不便多言，请陛下详问礼部。”

徐阶一听就皱起了眉头。

他知道，我这是怕担责任，所以一下就把这烫手山芋扔给了他。徐阶暗暗瞪了我一眼，我把目光移开，假装没看见。徐阶踌躇半晌，只好开口道：“求贡之事虽属臣部掌管，但兹事体大，仍须仰禀圣裁！”

好家伙！这老小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居然把皮球又踢给了皇帝。

天子闷声不响，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此事的确干系重大，所以诸贤卿还是要好好计议计议啊！”

很好，皇上又把球给踢回来了！我在心中暗笑，看徐阶这回如何接招。徐阶知道自己躲不掉了，只好硬着头皮说：“现在寇患已深，震惊陵庙；我却战守两难，不便轻举。以微臣愚见，似应权且应允，以解燃眉。”

天子道：“俺答若肯退去，金帛珠玉在所不惜。”

徐阶说：“若只耗费金帛珠玉，有何不可？但恐他得寸进尺、贪求无厌，为之奈何？”

“卿可谓远虑了。”天子蹙着眉头说，“唯目前寇在近郊，如何令退？”

“臣倒有一计！”徐阶说，“俺答来书，统是汉文，我只说他汉文难信，且无城下逼贡之理，今宜退出边外，别遣使者进呈番文，由大同守臣代奏，才可允行。他若肯退去，我则趁机速调援兵，齐集京畿，届时可许则许，不可许则与之战，断不会为其所窘。”

天子闻言，连连称善，命徐阶照此计行事。

徐阶此计虽然头头是道，可俺答不是笨蛋。他不但坚持原议，拒绝退兵，而且扬言若不照准，必再增兵，誓破北京。徐阶召集群臣商议，百官瞠目结舌，无人敢发一言，唯独国子司业赵贞吉极力主战。天子随即召他入对，赵贞吉侃侃而谈，一副志在必得之状。天子嘉许，立刻擢其为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并命户部发银五万两，由赵贞吉宣谕行营将士。

赵贞吉此人历来与我不睦，此番在天子面前出了风头，不禁抖擞起来，出宫就直奔我的府邸，可能是想跟我炫耀一下。我让司阍将其拒之门外，赵贞吉恼羞成怒，就在府门前和我的下人吵了起来。适逢我的义子、通政使赵文华来访，就笑着对他说：“足下这是干什么？军国重事，自当从长计议。”赵贞吉冷冷瞥了赵文华一眼，说：“似你这等权门走狗，也晓得什么军国大事！”言毕拂袖而去。

赵文华进府后便把刚才赵贞吉说的那句话告诉了我。

我一言不发，冷笑数声。

像赵贞吉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很快就会为他的狂悖付出代价。

就在朝廷自上而下都在为是战是守犹豫不决的时候，鞑靼人却忽然主动退兵了。

此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但是却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早就说过——穷寇若得饱掠，自然远去！

鞑靼人本来就无大志，他们根本就不想花巨大的代价占领大明京城。说到底，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为了财和色而已。如今他们已经在城外大掠了八天，京畿一带的美女财帛早已被他们劫掠一空，久踞城下对他们毫无意义。况且，如果四方勤王之师云集，明军坚决出战，他们很有可能得不偿失。

俺答一撤军，仇銮立即出兵尾随，准备捡一回便宜。不料鞑靼人忽然回兵反击，仇鸾仓促退却，部众被斩杀一千余人。等到鞑靼人扬长而去，仇鸾才胡乱砍下战场上的尸首八十余级，然后回京报捷邀功。天子信以为真，当即优诏慰劳，厚赐金帛，并加仇鸾太保之衔。

敌寇既退，朝廷就开始秋后算账了。

堂堂大明的京畿重地被鞑靼人围困和洗劫了八天，自始至终明军竟无一兵一卒敢于出城应战，这无论如何都是大明的一个耻辱！

所以，注定要有人来担这个责任、背这个黑锅。

而且鞑靼人围困京城期间曾四处纵火，许多内臣建在京郊西北的别墅庄园皆被焚毁。遭受损失的内臣纷纷把矛头指向丁汝夔和杨守谦，说他们牵制将帅、禁止出战，才导致烽火满郊、惊动圣上，请天子将二人治罪。天子正愁找不到替罪羊，于是立刻传旨，将丁、杨二人逮捕下狱。丁汝夔大恐，急忙嘱咐家人向我求救。我为了安抚丁汝夔，不让他把当初我教他不必出战的事情泄露出去，就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对来人说：“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

丁汝夔以为我定会保他，所以就没有上疏自辩，一心在监狱里等待官复原职的那一天。

然而，我保不了他。

因为当我入宫向天子试探的时候，天子一脸恶狠狠地说：“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所以我一句话也不敢再说。

丁汝夔和杨守谦就这样被绑赴法场，斩首弃市。临刑前丁汝夔仰天大呼：“老贼严嵩误我！老贼严嵩误我啊！”

丁汝夔被斩的第二天，那个出言狂傲的左谕德赵贞吉就被捕下狱了，随即被廷杖，发配岭南。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春，一个名叫沈炼的锦衣卫经历又上疏对我进行弹劾，在奏疏中历数了我的“十大罪”，最后说：“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经历，竟想和我这个堂堂的当朝首辅一命换一命，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奏疏呈上，根本无须我作出反应，嘉靖皇帝就以“诋诬大臣”的罪名将沈炼施以廷杖之刑，贬出朝廷。随后的一两年里，又有刑部郎中徐学诗、御史王宗茂、巡按御史赵锦等人相继参劾我，却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贬谪、罢黜和削籍的命运。

这就叫螳臂挡车、蚍蜉撼树！结果当然是自取灭亡。

六

仇鸾自从冒功奏捷后便获取了嘉靖皇帝的眷宠，以大将军领京师三大营；其后嘉靖皇帝创设“戎政府”，又以仇鸾为总督。仇鸾从此总揽大明兵权。不久边境又传来鞑靼入寇的消息，仇鸾故技重演，又命人携重金贿赂俺答义子脱脱，并许诺互市通贡。俺答遂致书明朝，要求开设“马市”。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春夏之交，明朝与鞑靼经过一番交涉后，定于每年春秋两次在大同和宣化设立马市。

此议朝野上下皆无异议，唯独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断然上疏强烈反对，他在奏疏中列举了与鞑靼人互市的“十不可”和“五谬”，最后说：“公卿大夫，知而不言，盖恐身任其责而自蹈危机也。陛下宜振独断、发明诏，悉按言开市者。然后选将练兵，声罪致讨。不出十年，臣请得为陛下勒燕然之绩，悬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后世！”天子阅毕，不免又为互市之事犯了踌躇，于是下内阁及诸大臣集议。

我知道这件事情责任重大，所以保持缄默，不置可否。只有仇鸾暴跳如雷，大骂杨继盛“竖子不识兵，乃说得这般容易”，并向天子呈上密奏，痛诋杨继盛。天子遂下定决心，将杨继盛拿下锦衣卫狱，随后贬谪出朝。

马市一开，一系列弊端随即暴露。

鞑靼人刚开始还能讲一点信用，可很快就原形毕露，互市时往往以羸马搪塞，并强行索要厚值；同时并不因马市既开而停止寇扰，经常是大同开市便转寇宣府，宣府开市又转寇大同；到最后甚至朝市暮寇，连刚刚卖出的物非所值的羸马也一并掠去，令明朝损失惨重。于是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时频频上奏：“俺答屡次入寇，与通市情实相悖。今日要策，唯有大集兵马，一意讨伐，请饬京营大将军仇鸾专事征讨，并命边臣合兵会剿，勿得隐忍顾忌，酿成大患！”

嘉靖皇帝得知互市真相，勃然大怒，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下诏罢废马市。这年秋天，断了财源的俺答再次率兵进犯边塞。天子遂令仇鸾督兵出塞，迎击俺答。

仇鸾一下子就慌了手脚。

这个所谓的“大将军”、所谓的“戎政府总督”，这些年来除了贿赂鞑靼人、贿赂我们严氏父子，除了冒功邀赏、取悦皇帝之外，一点真本事也没有。换句话说，他在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根本就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

可就是这么一个欺世盗名的政坛暴发户，从当上大将军后就自以为一步登天了，不但过河拆桥把我置诸脑后，而且时常向天子密奏我和儿子世藩贪贿的情状，企图把我扳倒，以便独得天子眷宠。

天子出兵的诏命一下，仇鸾寝食难安，迟迟不愿动身。我立刻授意朝臣请旨督促。仇鸾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走上战场。结果不出所料，仇鸾刚与俺答的前锋部队接战便被打得丢盔弃甲。天子将仇鸾召回京师，命兵部收缴其大将军印信。仇鸾又惧又恨，遂一病而亡。

仇鸾一死，徐阶等人立即上疏揭发其通敌、纳贿、卖国、冒功等种种罪状。天子大怒，下诏将仇鸾开棺戮尸，并将其父母妻子及一干党羽全部处斩。天子随后想起了曾经反对马市、弹劾仇鸾的杨继盛，于是召回朝廷复任兵部员外郎。

就在我暗自庆幸除掉了仇鸾这个恩将仇报的小人之时，刚刚回朝的杨继盛就把矛头对准了我。他上疏对我大加挞伐，说什么“方今在外之贼为俺答，在内之贼唯严嵩”，必须先除严嵩，再逐俺答，等等，并学着那个沈炼的口气，历数了我的“十大罪”“五大奸”。

我有时候真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总有人喜欢拿鸡蛋碰石头呢？明明知道有沈炼、徐学诗等人的前车之鉴，为何还要前仆后继地提着脑袋，义无反顾地往我严某人的刀口上撞呢？难道他们真的不怕死吗？

我相信，只要是人就怕死。而沈炼、杨继盛这帮人之所以一个个主动上门送死，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把某种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所以宁可抛弃生命也要捍卫那种东西！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像沈炼、杨继盛这种人并不少见，而他们所捍卫的东西其实也并不新鲜，说到底无非就是四个字——道德理想。

千百年来，熟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们，总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冲动，希望这个世界上人人无私无欲、遵纪守法，当官的也都恪尽职守、大公无私，当皇帝的更是要虚怀纳谏、心忧天下。总而言之，所有人每时每刻都要按照古圣先贤的道德模板浇铸自己——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用你们那个时代的话说，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历史上的沈炼和杨继盛们，无疑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同时也是这么要求别人的。

可是，这办得到吗？

办不到。

正是因为方向和方法错了，所以历代高举“道德理想”这面大旗的君子们，往往要在“现实规则”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于世无补。

打倒一个严嵩，还会有赵嵩、钱嵩、孙嵩、李嵩站起来；拿掉一批贪官，也不过是为后来的权力寻租者腾出了位置而已。所以，要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唯一的办法不是改造人性，也不是声嘶力竭地鼓吹道德，而是实实在在地制定一套理性规则，让每个人的私利和私欲能与公共利益并行不悖，并且在客观上服务于社会公益。唯其如此，人性中恶的一面才会得到有效制约，而善的一面才能得到发扬光大；唯其如此，人们的道德水准才能在坚实的规则保障之下逐步提升；也唯其如此，你们那个时代的沈炼和杨继盛，才能让他们的道德理想真正起到改造现实的作用，并真正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而不会像在明朝这样，最终死在嘉靖皇帝和我严嵩的手里。

是的，杨继盛敢跟我严嵩叫板，绝对是死路一条。

他那道慷慨激昂的奏疏一上，第一时间就到了我的手里。

我把奏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但不生气，反而心中窃喜。因为杨继盛在奏疏末尾写了一句话，这句话足以让他引火烧身。他说：“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意思是说，天子要是不认为我严嵩奸，可以问问裕王和景王。

裕、景二王都是嘉靖皇帝的儿子。自古以来，皇帝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亲王和朝臣走得太近。说轻了，这叫行为不检；说重了，这叫联手逼宫、图谋篡逆！

我当即向天子指出了这个问题。天子龙颜大怒，马上把杨继盛扔进了诏狱，并亲自审问：“你写这道奏疏是何人指使？”杨继盛说无人指使。天子问：“既无人指使，何故提到二王？”杨继盛梗着脖子说：“当今天下，除了宗室亲王，还有谁不惧怕严嵩？”

嘉靖皇帝怒不可遏，随即将杨继盛廷杖一百，着刑部定罪。刑部侍郎王学益是我的人，当即主张以“诈传亲王令旨”为由，对杨继盛处以绞刑。刑部郎中史朝宾坚决反对，旋即被我贬谪出朝。刑部尚书何鳌不敢违背我的意思，可又不敢拿主意，只好将杨继盛收监，一切听候天子裁决。

我不得不承认，杨继盛不仅是个满怀道德理想的君子，而且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硬汉。

一般人要是挨上锦衣卫的一百杖，很可能当场就挂了，可血肉模糊的杨继盛进了监狱之后，居然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足足撑了三年。

很难想象，他拖着那一身碎皮烂肉，是如何在肮脏潮湿的大牢里度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在他被关押期间，我听说他在牢里做了一件事。这件事让我很震撼，我相信你们肯定也会很震撼。

那是杨继盛刚刚入狱不久，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叫狱卒给他掌灯，说他要干点活儿。

三更半夜在大牢里干啥活儿？

狱卒满腹狐疑，就给杨继盛捻亮了一盏灯烛。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当即把狱卒吓得面无人色，全身颤抖，险些把手中的灯烛打翻——只见杨继盛砸碎了一个瓷碗，捡起一块锋利的瓷片，然后把身上那些溃烂流脓的腐肉一块一块地割了下来。杨继盛做这件事的时候，神色如常，表情专注，仿佛他是市场上卖肉的屠夫，正在给客人切猪肉。

俗话说骨头断了还连着筋。杨继盛在割肉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麻烦，有些肉虽然割下来了，可筋还连着。杨继盛割来割去割不断，干脆用手把那些顽固的筋膜一一扯断。

自始至终，杨继盛脸上没有出现一丝痛苦和恐惧的表情，反而是站在旁边目睹整个过程的狱卒，早已三魂没了七魄。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承认那个狱卒比我有胆。换成是我，恐怕早就把灯烛扔掉抱头鼠窜了。

面对如此强悍、如此可怕的对手，我感到异常恐惧。

这种人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得安宁。

然而，在杨继盛被囚禁的三年中，嘉靖皇帝始终没有杀他的意思。我只好耐心地等待机会。到了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十月，朝廷要处决一批要犯，我顺势把杨继盛的名字塞进了处决名单。天子只是粗略看了一眼，就大笔一挥，下旨行刑。

杨继盛就这么死了，临刑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七

古罗马人有句格言：“财富像盐水，喝得越多就越渴。”

我可以用我的人生经验向你们担保——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尽管我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财产已经数不胜数，就算几十辈子也花不完了，可我对财富的欲望仍然有增无减。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就在这一年，我又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因为我的义子、工部侍郎赵文华借着到浙江巡视倭患为由，大力搜刮公私财物，回京城之后，拿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孝敬我和我儿子世藩。

我很喜欢这个脑瓜子活络、办事漂亮的义子，所以他回京不久，我就奏请嘉靖皇帝，将他擢升为工部尚书，并破例加授太子太保。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赵文华这小子居然跟当初的仇鸾一样，一得志就忘形——居然想踩着我的脑袋往上爬，独占天子恩宠！

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份炼制药酒的偏方，据说这种药酒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于是赵文华就像煞有介事地地把偏方献给了天子，并在奏疏中刻意强调：“这份偏方只有臣和严嵩知道。”言下之意，就是我严嵩老早就得到了这个偏方，却藏着掖着不献给皇帝。

可想而知，天子对此大为光火，对左右说：“严嵩居然瞒着朕，要不是赵文华献上来，朕还不知道呢！”

我在宫中的眼线随后就把事情告诉了我，同时把赵文华的奏疏也一并送了过来。我气得七窍生烟，马上把赵文华叫到面前，厉声质问：“你今天给皇上献了什么？”

赵文华还在装傻充愣，说：“没有啊。”

我把奏疏往他面前一扔，一句话也不想多说。赵文华吓得面无人色，当即跪倒在地，拼命磕头求饶。

但是，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

这一年十二月，赵文华被剥夺了所有官职，儿子也被流放戍边。

这就是背叛我严嵩的下场！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又有三个不怕死的小官吴时中、张翀、董传策紧步杨继盛之后尘，再度上疏对我发起弹劾。

结果不言自明。他们很快就被施以廷杖之刑，关进监狱，随后全都流放岭南。

古人经常说天道忌盈，只可惜我没有早一点领悟这句话。正当我权倾朝野、富贵满门的同时，一朝垮台家破人亡的灾难就已经在向我逼近了。

日后回头看，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就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毕竟年岁不饶人。到了这一年，我已经八十二岁了，同龄人老早就去跟阎罗王报到了，可我作为天子最为宠幸的内阁首辅，却天天要应付繁杂的日常政务，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已经把政务交给我的儿子世藩了。每当各级衙门向我禀报或请示什么事情，我总是说：“与小儿议之。”或者说：“与东楼（严世藩的别号）议之。”

所以，当时的知情人都说：“上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

嘉靖不能一天没有严嵩，严嵩也不能一天没有他儿子。

我承认，人们说的确属实情。

应该说，我儿子是个聪明人，能力也不比我差，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欲望太盛。刚开始，他花重金收买了皇帝身边的内侍太监，所以凡所奏答，都能让皇帝满意，可到了后来，他就日渐沉溺酒色，天天和一帮姬妾寻欢作乐，应该处理的政务也就大多耽搁了。有时候我在朝堂值班，皇帝催问某件政事，世藩又左等右等不来，我只好硬着头皮提笔作答。

一个头昏眼花、思维迟钝的八十二岁老人，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有时候世藩在外头玩够了，才气喘吁吁地赶进宫来，但奏文已经送出，我连忙让太监追回来，叫世藩重新修改，可仓促之下，也不可能明智审慎地处理事情。这么折腾几次后，嘉靖皇帝对我们父子的不满就越来越深了。

尤其是世藩，荒淫纵欲的恶名朝野皆知，所以天子对他更觉厌恶。

当时，嘉靖皇帝正宠幸一个叫蓝道行的道士。此人擅长扶鸾，被天子视为神人。有一天，皇帝想通过他问问神明，看身边的辅臣是否尽职尽责。蓝道行知道天子已经对我心生不满，遂装神弄鬼地做了一场法事，然后告诉天子，说严嵩父子弄权，其罪当诛。天子大为感叹：“果然如此，可上天为何不降祸于他们父子呢？”

蓝道行一脸正色地说：“留待陛下正法。”

天子闻言，默然不语。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我在嘉靖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之时，皇宫西内的万寿宫（嘉靖寝殿）又发生了一场火灾，把一大堆御用物品全都烧毁了。天子不得不暂时居住在狭小的玉熙宫里，终日郁郁寡欢。

这场火灾本来跟我无关，可要命的是，火灾过后，为了讨好天子，我急切地提了一个建议，劝天子搬迁到南内。所谓南内，就是当年英宗皇帝朱祁镇因土木堡之变被蒙古人劫持，回京后被他弟弟代宗皇帝朱祁钰软禁的处所。

刚刚把话说出口，我就懊悔不迭，连声在心里大骂自己笨蛋。

因为这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建议。我确实太老了，老到居然忘记了南内是个不祥的处所，以致犯下了这么一个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

天子听了我这个馊主意，自然是一肚子不乐意。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辅）的徐阶就翩然上场了。他不慌不忙地向天子提出了一个建议——重建万寿宫。

天子大喜，随即下诏，命徐阶负责重建工作。

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彻底完了。

因为，徐阶这一次绝对是冲着我来的，而且还是有备而来！

自从夏言死后，这个徐阶就是我最大的潜在对手。此人虽然早年也曾受过我的提携，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实际上一直想把我扳倒，以便坐上首辅的交椅。前几年吴时中那几个小官弹劾我，就是这个徐阶在幕后主使。因为我很清楚，吴时中是他的门生，董传策是他的同乡，关系都非比寻常。我当时就曾密奏天子，说：“三人同日构陷，背后必定有人指使。”只可惜吴时中等人拼命死扛，无论如何也不肯供出徐阶，才让他躲过了一劫。

如今，徐阶知道我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所以就不失时机地出手了。

换句话说，他是报仇来了。

而这一次，我严嵩注定在劫难逃。

八

不出所料，从万寿宫重建的那一天起，徐阶就将我彻底取代，成了天子最宠信的阁臣。一切军国大事，天子皆与其商议定夺，把我完全撇在了一边。

我的首辅之位已经名存实亡。

不久，我的死党、吏部尚书吴鹏被罢免；我赶紧推荐另一个心腹欧阳必进代之，可没过几天又被勒令致仕。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徐阶在背后操纵的。

然而，明明知道政敌已经在步步紧逼，我却无能为力。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三月，新建的万寿宫竣工落成，徐阶因功加授太子少师，而天子只是象征性地加了我一百石俸禄而已。

五月，徐阶图穷匕见，正式发难，授意御史邹应龙对我和世藩发起弹劾，历数我们父子种种贪赃纳贿、专权不法之状。嘉靖皇帝随即罢免了我的首辅之职，并将世藩关进了诏狱，同时擢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面对徐阶一党咄咄逼人的攻势，我和世藩当然不能坐以待毙。稍后，世藩拿出了他的看门绝活，以重金贿赂天子左右的宦官，让他们对天子说：“邹应龙这道奏疏，其实都是蓝道行给他爆料的（皆蓝道行泄之）。”

内宠交结外臣，这无疑也是皇帝最忌讳的事情之一。

天子勃然大怒，未加思索就逮捕了蓝道行。

我的目标当然不只是这个小小的道士，而是我最大的对手徐阶。紧接着，我就命心腹、时任刑部侍郎的鄢懋卿私下接触蓝道行，承诺要给他重金，并且保他没事，条件是让他诬指徐阶为幕后主使。

如果此计成功，我一定可以反败为胜。

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那个臭道士蓝道行居然一口回绝，还义正词严地说：“除贪官，自是皇上本意；纠贪罪，自是御史本职，何与徐阁老事？”

我无奈，知道世藩这回已经脱罪无望，只好退而求其次，命鄢懋卿在给世藩定罪的时候，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就以“收受赃银八百两”的罪名论处。随后，世藩被发配雷州戍边，其子严鹄、严鸿，心腹罗龙文等人，也全都被发配边荒充军。

我和世藩精心策划的这场绝地反击，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从嘉靖四十一年六月到九月，大明帝国的官场上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暴——凡是我严嵩的心腹和党羽，都在徐阶一党的弹劾下纷纷落马。

如刑部侍郎鄢懋卿、大理卿万寀、太常少卿万虞龙、工部侍郎刘伯跃、刑部侍郎何迁、国子祭酒王材等，一大批朝廷高官无一幸免，都遭到了罢黜和贬谪的厄运。

就像你们那个时代经常玩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我严嵩这张头牌一倒，他们也只能哗哗啦啦地全部倒地了。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八十四岁的我黯然返回江西老家，因实在无法忍受亲人离散的孤苦无依之感，遂上疏天子，向他哀求：“臣年八十有四，唯一子世藩及孙鹄、鸿，皆被发配千里之外，臣一旦命终，谁可托以后事？唯愿陛下垂悯，特赐放归，终臣余年。”

然而，奏疏呈上如石沉大海。

就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还没走到雷州的世藩就暗中逃了回来，包括他的心腹罗龙文也私自逃回，藏匿在附近的县城。

对于儿子的逃归，我虽然稍觉宽慰，但内心不免惴惴。

因为，我总有一丝不祥的预感，总感觉自己的噩梦并未终结……

果不其然，世藩和罗龙文逃回来以后，并没有从此夹起尾巴做人，而是一心想要报仇。有一次，罗龙文喝醉了酒，竟然四处扬言：“总有一天要砍了邹应龙和徐阶的狗头，以泄心头之恨！”

我大惊失色，赶紧警告世藩说：“儿误我多矣！你虽被发配充军，但时间一长，还可望获得大赦。倘若你再有什么非分的举动，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如今皇上正宠信徐阶，还升了邹应龙的官，只要皇上一怒，我们整个家族就彻底完了。”

可是，世藩对我的警告置若罔闻。过后不久，他居然募集了一千多名工匠，大肆修筑别墅园亭，仿佛他不是一个违抗圣命的逃犯，而是一个衣锦还乡的朝廷大员。

这不是在找死吗？！

此时此刻，我只恨当初贪墨的钱太多，以至于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还有折腾挥霍的本钱！倘若家无余财，我相信世藩就老实了，我也就能安安心心地度过我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春秋了。

事后来看，正是因为手里头还有那些该死的钱，我才会在官场失意、晚节不保之后，进而遭遇家破人亡、寄食墓舍的悲惨命运……

有人说：“人不可以把钱带进坟墓，钱却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仿佛就是在为这句话做注脚。

世藩和罗龙文的愚蠢举动很快就惊动了朝廷。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月，南京御史林润上疏皇帝，称：“臣最近巡视南方，发现众多的江洋大盗都投靠了严世藩和罗龙文。罗龙文在深山中修筑营寨，乘轩车，穿蟒服，显然已有不臣之心。严世藩自雷州逃归后，被罗龙文等人推为共主，日夜诽谤朝政，动摇人心。近日，严世藩还假借修缮宅第之名，聚众多达四千余人。当地人言汹汹，都说将有不测之变。愿陛下早日明正典刑，以绝后患。”

很显然，林润的这纸御状有很多杜撰和夸张之词，但是此时此刻，嘉靖皇帝对这道奏疏的内容肯定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所以也就不可能去查证。

天子当即下诏，命林润负责将世藩和罗龙文逮捕归案、押解回京。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我预感中的最后一场灾难降临了。嘉靖皇帝下诏削除了我的官籍（原本我还享受高干离休待遇，可现在变成一个平头百姓了），同时抄没了我的全部家产，并将世藩和罗龙文斩首弃市。

据说，世藩和罗龙文被押到西市砍头的那天，两个大男人哭着抱成了一团。家人提醒世藩写一封遗书，跟远在江西老家的我诀别，可世藩提着笔愣了半天，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有汹涌而出的泪水，啪嗒啪嗒地落在那张空无一字的纸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世界上很多人听过这句话，可没几个人愿意接受它的忠告。虽然我曾经不止一次警告过世藩，让他在招权纳贿的时候把握一个度，别太明目张胆，也不要变本加厉，可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我当初对他的劝告很可笑，颇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嫌。

如果说财富像盐水，喝得越多就越渴，那么通过权力寻租轻易获取的财富则无疑是毒品，只要尝过一口，你就会上瘾，而且终生无法戒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藩之所以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我和所有严氏族人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责任其实都在我一个人身上，怪不得别人。换言之，一辈子对不义之财最为如饥似渴的人，被权力毒品毒害最深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严嵩。

世藩在北京被斩的同时，朝廷也派人抄了我的家。

查抄结果，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他珍玩异宝折合白银也有数百万两。与这些黄白之物同时被抄的，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田园宅地，以及我在江西老家赖以栖身的这座大宅。

抄了，全抄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我孑然一身、两手空空地离开那座贴上了封条的大宅，颤颤巍巍地从世人们鄙夷、讥笑和怜悯的目光中走过，恓恓惶惶地来到了我最终栖身的这片墓地。然后，我停住了脚步。

我向来路张望了最后一眼，看见万丈红尘依旧在我的身后喧嚣，看见熙来攘往的人群依旧在那个热闹的世界里忙忙碌碌地竞逐奔走……

他（她）们要奔向哪里呢？

他（她）们能奔向哪里呢？

我知道，无论人们走得再久、走得再远，最终都要殊途同归地来到这个地方——墓地。

是的。自从人们离开摇篮的那一刻起，墓地就是他（她）们唯一的、共同的、最后的归宿。当人们用一种永远不死的姿态在这个世界上欢快地奔跑时，他们肯定是无意中忘记了这一点，或者是假装忘记了这一点。

美国20世纪的宗教学者休斯顿·史密斯说过一句话：“世界是一座桥，走过去，不要在上面盖房子。”

对于这句话，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理解，而我现在宁愿这么理解——相对于整个人类世界而言，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渺小、也是非常短暂的，所以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最好是抱着一个观光客的心态，尽量去欣赏和体验它的美好，而不要试图去占有过多的身外之物，更不要把自己当成世界的拥有者，企图为自己建造一座完美而永恒的宫殿。

史密斯先生告诉你，这对生命是无益的。

即便你建成了一座貌似完美的宫殿，在这座宫殿里装满你想要的一切，诸如权力、地位、财富、名望、美色等，可问题在于——你能在这座宫殿里住多久？

像我，就是一个愚蠢而疯狂的“建房者”。我在过去的八十几年中，竭尽全力攫取并占有我想要的一切，企图为自己建造一座完美而永恒的宫殿，可直到此刻我才蓦然发现——这一切是多么虚妄，又是多么可鄙、可笑、可怜！

就像《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很可怜，从来没想过要“作如是观”。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人真能“作如是观”呢？

如果你能，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个清醒的人，也会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原以为，八十六岁的我茕然一人流落到这片墓地后，很快就会死掉。没想到上天跟我开了一个充满嘲讽意味的玩笑——居然又让我多活了两年。

现在，我已经八十八岁了。

人老了就容易唠叨，不知你们是否厌倦了我的唠叨。

没关系。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也该走了。

请你们记住这个叫严嵩的人，世界于他而言曾经是一座巨大的坟墓，与其说他度过恶贯满盈的一生后凄凉地死了，还不如说他其实一天也没有真正活过。

因为，把权力和财富视为生命真谛的人，充其量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如果他从来没有摆脱物欲的捆绑，那他有什么资格获享真正的幸福？

请允许我最后再说一遍——幸福是一种心灵的能力，与拥有多少昂贵的东西无关。

好了。时辰到了，我真的该走了。

世界是一座桥，我已经到了桥的尽头。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在那个世界里盖房子。我会背着一个松松垮垮的行囊，任由我的脚步带我到任何地方，对每天升起的太阳心存感激，对闪闪发光的星辰充满敬畏，朝我遇见的每一个人点头微笑，然后告诉他（她）：世界是一座桥，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