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想做一个渊博的人，但书到用时方恨少，读书靠涓滴积累，潜移默化，融会贯通，水滴而石穿。任何学问都是如此，没有付出，没有收获。

纵观古今大家，两脚书柜，随说随拿，这些人无不靠学问武装头脑，充斥互联网的短篇心灵鸡汤，初读好像很提神，一经咂摸，就知道没有营养，靠味精调鲜的汤汁只能叫人口渴。我还会扮个鬼脸，写两句无病呻吟的话：我端着一杯清茶坐在窗前，和煦的阳光照在我清秀的脸庞，泛起淡淡的忧伤。

但凡这种话，一天写一百句都有。

写文章必须千锤百炼，字斟句酌，平易清新是文章的生命力，不要以为佶屈聱牙，让人费猜才是高人，那是装神弄鬼，没有底气，肚子里没货。

《诗经》是上古诗歌，如今感觉内容难解，那是因为很多生僻字在文字演化过程中被淘汰了，或者转成了其它意思。放在那个年代，都是能朗朗上口的白话文，是流行歌曲，流行歌曲靠老百姓传唱，如果看不懂，听不懂，就不会深入人心，谁还会去唱，去流传？

鲁迅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文不加点，一气呵成的写作只能是王勃这样的千年难出的巨匠。一般人，即便像王安石这样的“八大家”，也会为炼字而憔悴。

一句“春风又绿江南”，一个“绿”字叫他大费心思，起初是“到”，之后是“来”，总觉得不够有生气，之后改成“绿”，则满篇皆活，整个江南都为这一字而生动起来。

又如贾岛的“僧敲月下门”，起初是“开”，之后是“推”，碰到韩愈后，两人反复切磋，到底是“推”，还是“敲”，后来确定“敲”，推敲，推敲就是这样来的。

《吕氏春秋》成稿后，吕不韦下令把全稿吊在咸阳城头，昭告天下，凡能将书稿增一字，或减一字的即赐千金，结果也没有人敢领赏。

《史记》写作风格更是平易，从不用花里胡哨的辞藻去自抬身价，满篇佳言名句，直指人心。

作者羡慕古哲先贤，但画虎不成，写不出他们的文字，唯有尽量学习他们的好风格，着实认真创作一部35万字的小说，实实在在地把信息和内容一字一句地填进去，力求文字精彩，语言简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饶有趣味。

写文章靠积累和灵感，灵感迸发时，下笔千言，如仙人指路，挥毫神驰；灵感阻遏时，仙人远遁，一字难求。每当此时，只好自我安慰：井水淘干，就当蓄水；种稻三季，就当歇耕；写作艰涩，就当搁笔；文思枯竭，便当移情。游泳、开车、旅游、听相声，看电影，换一换脑子。还算幸运，写作大半年，直到截稿，仙人光顾频繁，还不至于江郎才尽，中途戛然而止。

不论写几百字的命题文章，还是几十万言的大部头作品，都要散得开，收得回，鱼网不是乱撒的。前后要呼应，小情节小呼应，大情节大呼应，曹雪芹写《红楼梦》，最讲究“草蛇灰线，千里之外”。写手尽管去创作和发挥，多头并进，纵深发展，横向牵连，中间隔着多少不相关的情节，都无所谓，但要重视对伏笔的呼应，多少伏笔，就要有多少呼应，让呼应一个个不经意间跳出来。读者带着悬念和期待往下读，作者要一一给他们解开，作者心里要有数，自己埋了多少雷，就要踩响多少次。

写初稿但求尽包事实，讲清原委，再看全篇有无可删之章，每章有无可节之句，每句有无可略之字，尽量使篇无闲章，章无赘（zhuì）句，句无冗（rón）字。一篇四平八稳，没有跳跃，抓不住读者兴奋点的文章就不是好文章。最好能把一些有警策，总结，具有后现代主义，目前社会流行的时髦话用一点，一下子把读者拉进故事，让他们产生很强的代入感，他们会感到亲切，产生共鸣，仿佛和作者面对面地聊天。作者三言两语搔到痒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优美语言可以不多，但能让全篇充满活力，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好的文字，常让人或会心一笑，或忍俊不禁，或开怀大笑。

比如优秀的相声段子，讲了很长的情节，中间却没有可笑的桥段，全场一直沉默，直到最后一句，迸出一个响亮的总结，于是全场大笑，余味无穷。艺术家讲一大通，只为最后一句画龙点睛的包袱，若没有最后一句撑着，前面都成了废话。这叫经典，经典因为精彩才叫经典。

《李鸿章：奋斗者必学智慧》没有啰里啰嗦的话佐料，学冗长的电视剧故意拖沓，这是作者的性格和他的写作风格，崇尚言简意赅，只奉献给读者干货。平生最讨厌热衷纠缠琐碎，琢磨小事，无格局的人。

多年历练，对文字有了领悟，品人也逐渐深刻，为更好学习王阳明先生超凡入圣的精神，洁身自好，只交君子，把鸡糟男人，酒肉朋友一律从朋友圈淘汰出去，如今可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也很忧虑，水至清则无鱼，不学一些和光同尘的中庸之道，再发展下去，就成了孤家寡人，人就是那么矛盾。

成功脱离不了几大要素：

第一， 天赋；第二，机遇；第三，自律；第四，坚持。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天赋不是后天的，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能自己做主的只有自律和坚持。作者在这两点上有些体会。坚持写作，每天2500-3000字，多时5000字，身无半亩，与古人神交，忘掉现实的烦恼，也是心灵解脱的好办法。

少食多动，回绝多数应酬，少去饭店，成为作者的生活习惯。一日不过两餐，四季常服不过八套。早中两顿饭，早饭杂粮粥，菽黍粟藜；中饭糙米，一蔬一荤。七点起床，十一点就寝，每天游泳半小时。

自律加坚持，一年下来，从75公斤跌到65公斤，一时形象大好，自信大增，体质已改造成瘦肉型，股票跌不是好事，体重跌是好事。

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先生将历年征集、出版的图书保存在重庆南岸的汪山上，他每周步行上山整理图书，常上午上山，下午下山，来回走30里，台阶3000级，其中一段张家坡，须一口气攀登380级。重庆几年，他一直在登山中度过，体重从77公斤下滑到63公斤，为追求精神食粮而消耗物质食粮，精神愉快，身体健康，可谓一举两得。

王云五在抗战初期，组织印书馆全体同仁聚餐，餐厅有磅秤，于是人人过磅，王云五名列第三。抗战胜利时，排名第一，第二，第四的同事都已去世，不是死于战乱，而是死于肥胖。体重与寿命成反比。

书名为《李鸿章：奋斗者必学智慧》，原来只想写十万字，应音频平台和读者的要求，不断扩张，变成如今的35万字，但已经不是李鸿章：奋斗者必学智慧，而是李鸿章之大半生，书名明显不能覆盖全部内容。可作者对《李鸿章：奋斗者必学智慧》的名字还是很有感情，欲想保留，最后还要听出版社的意见。

前后拖沓一年，时写时停，真正写作六个月，尤其后三个月，每天四五千字，只好推掉一切应酬，潜心笔耕，有时候真想大哭一场，真是一次文化苦旅，身心俱疲。身体还留在现实里，可元神早飞驰去了100多年前，可谓“神交古人”。

本书没有写李鸿章的最后十年，两个原因。第一，他的晚年和中国那时的情况类似，风烛残年，写多了都是泪，不忍下笔；第二，不知道市场反响如何，若好，就继续创作；若不好，便搁笔，道理很简单，不想一人独唱而满场空座，还要付场租和水电费，作者感情脆弱、柔软，难以承受。折磨人的不是艰辛奋斗的现在，而是看不到希望的将来。

如果全国有四万万五千万读者看我的拙劣文字，听我的节目，做我的衣食父母，我该多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