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中旬，戴笠刚到上海，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将他召回，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月初。蒋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制敌机先”。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拦截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但是这个命令还未下达到军队，日军舰船和这一带的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狼狈撤往江阴以下江面。在此同时，当蒋决定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特事先得到消息企图混入。蒋介石闻讯大怒，要求有关方面迅速侦破。

戴笠认为，只要能够把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调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在日本留学，其子亦经日本留学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黄浚生活腐化、挥霍无度，经济来源可疑，且他是与会人之一。戴笠派人密切监视跟踪他。结果在黄浚与日本特务又一次交接情报时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活动被逮捕。蒋下令将黄以卖国罪枪决。这是戴在抗战初期与日谍的第一次较量。

淞沪战争期间，戴还亲自指挥了一场高水平的对日间谍大战。

9月中旬，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向戴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他们愿意为反间谍斗争做出贡献。程、彭二人在东亚同文书院工作，这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戴经过考虑，决定按程、彭二人的要求成立“文友社”，并谨防反间之计，设计逼程、彭二人就范。

文友社成立后，戴笠首先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其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并把程克祥介绍来的3名日方间谍赶走。最后，把程、彭争取过来，真正建立了一个反日谍机关。

正在这时，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以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南本在华北、内蒙、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戴对其恨之入骨。

南本到上海后，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杨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戴。戴命令文强顶替杨，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与南本接触。

经过文强与南本的多次会谈，戴笠布置了天罗地网，准备收拾南本，不料恰在此时，上海沦陷，杨振华叛变，戴的计划落空了。但这次智斗日谍的整体设计，表现了戴的特工才能。

接下来破获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戴笠间谍史上的得意之作。

1943年正式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任所长。这无疑使军统的特务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把戴笠的权力和地位推向顶峰。戴之所以热心与美国人合作，恐怕由于他的野心，想借美国人之手打入军界，能拥兵自重。美国人对戴笠的兴趣是由于想通过控制军统，进一步控制国民政府。

戴笠很想在军统内部成立一个日电破译机构。他特意从美国聘请来日电破译顾问雅德礼——美国畅销书《美国黑室》的作者。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美国陆军部破译了上万份外国电报。战后，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为他提供了10万美元的经费，让他创立一个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和密表体制的秘密机构——“美国黑室”。在他的协助下，军统局有了自己的黑室——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不久，雅德礼也回国了，戴笠亲自领导这个机构为战争服务。

当时，日本飞机经常对重庆进行轰炸。到1941年，技术研究室不仅能准备地破译敌机前来空袭的时间，而且能准确地得知敌机的起飞地点，飞行路线及高度。重庆防空指挥部决定，利用这些情报，让中国飞机事先飞到高于敌机的云层中，待日机一到，即从上而下地进行袭击。此举果然有用，一贯瞧不起军统的航空委员会，也对其刮目相看了。

戴笠还在沿海地区设电台，破译日本海军部电报，获悉日军将“南进”。戴获取的这份情报非常重要，它使老蒋有充足的时间将囤聚在缅甸的军用物资抢运回来，并事先做好东南亚沦陷后的外援物资运输、电台设置和潜伏人员的安排等工作。

1941年年底，破译机构发现，日本方面突然全部更换了电报密码。他们估计日军将有一次更大的行动，同时加紧了新密码的研究工作。不久。即从日本空军、海军的密电中得知，日本空军正准备向太平洋地区活动，有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迹象。戴笠向老蒋汇报之后，便通知美国站的肖勃，让其设法转告美国国防部，叫他们注意日本空军的动向。美国佬听后捧腹大笑，认为中国方面根本不可能了解日本军方的行动，甚至认为中国在有意离间美日关系。直到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想起中国大使馆曾向他们提出过警告，这才知道消息来自军统的破译机构。美驻华大使馆武官迪帕斯，就近与戴笠接触，企图从军统方面得到更多的日军情报。

美国海军部长命海军中校梅乐斯设法尽快地在中国建立一些基地，为美国海军将来在中国沿海登陆做准备，并提出帮助中国建海军的计划。蒋介石表示欢迎梅乐斯，并指定由戴笠协助他。

梅乐斯当时对戴笠一无所知，美驻华使馆武官麦克对他说：“戴笠是一个出名的刺客，是一个‘盖世太保’似的神秘组织头目，那组织在上海时被称作“蓝衣社”，他还成立了专门囚禁政敌的集中营。据说他非常不喜欢外国人，因此，绝少有外国人能见到他。”他听一些到过中国的朋友说，戴笠是个声名狼藉的家伙，要躲他远点。肖勃则对他讲，“戴将军是委员长幕僚中的一位极重要的人物。他是个很好的人，完全可以安排你的一切。”梅乐斯也意识到，若想完成任务，还必须与戴笠合作，否则自己将寸步难行。

到中国后，他与戴笠的合作很顺利。就戴来说，他的抱负决不是仅仅当个特工头目，而是要在蒋死后的最高权力角逐中一决雌雄。戴笠多年来魂牵梦绕的一个念头，就是要打进军界，拥兵自重。他分析当时的形势，陆军是黄埔系的天下，前有何应钦“一夫当关”，后有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强鼎立”，不会有自己这个黄埔六期生的立足之地。空军向来由宋美龄“主持”，自己难以与“夫人”争锋。只有海军由既无后台，又不讨蒋欢心的陈绍宽掌管，可加以谋取。于是，戴拟定了如何把梅乐斯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的计划。

首先命令肖勃具体安排梅的访华议程，切断梅同中国海军方面的联系。其次，通过军委会内线抢先得到消息，亲自取走梅的访华公文，避免因外交惯例，使接待权落入海军。他直接去找蒋，谎称：“军统的客人”梅乐斯访华，从而获得了全权接待梅的“尚方宝剑”。最后，向梅散布蒋对陈绍宽的不满。

戴笠协助梅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中国沿海水文、地形、气象的任务，梅感到很满意，也加强了与戴合作的信心。

中美双方经过了一年左右的谈判、磋商，终于在1943年4月15日，正式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出任主任一职，梅乐斯任副主任，并签订了协作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双方交换军事情报，允许美方派人在中国沿海布雷测量，双方共同在沿海和主要城市设立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台，同时由美方提供武器、器材、经费，帮助军统局培训五六万人的特务武装。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许诺，帮助戴谋求海军总司令一职。

合同签订之后，各种特种技术训练班相继成立，美方人员及武器、器材和美元亦源源地流入中国。军统特务武装也走向了正规化，军统的经费问题也得以解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后的几年，确实是戴笠事业上最得意的时期。

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发现海军方面得到许多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情报，对中国战区及远东局势有了很大的发言权，而且他们也认识到军统和戴笠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便想把合作置于战略局领导之下。战略局局长杜诺万亲自来华找戴笠，并企图利用美国陆、海军的矛盾插手中美合作所。

梅乐斯和戴笠对此采取“软抵抗”的办法，战略局及陆军的一切政令形同废纸。戴笠为了能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公开站在海军方面。杜诺万来华后，戴为其举行了酒会。在酒会上，杜与戴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杜告诉戴，如果中美所阻碍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收集情报，他将单独采取行动。戴笠微微一笑说：“倘若战略情报局在中美所控制以外进行活动，我会杀死你们的人。”

杜诺万也笑着回敬：“你若杀死我手下一个人，我就收掉你的一个将军来抵偿。”

戴笠脸色冷峻，声音很重地说：“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硬脾气的杜诺万毫不示弱：“我就这样对你说话。”

这场争斗，直到戴同意美军战略局的特工参加中美所情报组的工作，才算停止。

抗战胜利后，军统局面临被取消的危险，戴仍然期望借助美国海军解救危机。会见了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准备进行新的技术合作。岂料，戴很快便死了。（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