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华丽缘（贵族血统）[1]

一、祖父和祖母

Long,Long Ago——

告诉我那故事，往日里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中有一篇杰作《金锁记》，女主人公曹七巧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毁杀了女儿长安的爱情，破灭了她“星光下的乱梦”。这时，一阵优美而忧伤的口琴声吹到长安的心海，“Long,Long Ago”……转眼间，爱情就恍若隔世，变为许久许久以前了……

如今，张爱玲已仙逝。她的传奇小说，她的传奇生涯，是一个个许久许久以前的故事，是一个个有着悠长悠长回味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传奇，是苍凉，当然也有欢爱。

张爱玲的传奇不是从她写小说开始的，也不是从她出生开始的。张爱玲的传奇开始于晚清的乱世，开始于一段婚姻佳话。

春天有温腻的细雨，也肯定有艳丽的阳光。那该是1888年4月的一个有阳光的日子，四十一岁的张佩纶应命来到李鸿章的签押房。作为李都署内协办文书，当他像往常一样信步走入房内时，却不意间看到了一个二十来岁的标致美人，那是李大人的爱女李菊耦，且在不意间他还看到了李菊耦刚刚写就的两首吟中法基隆之战的七律：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璋谁叫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辞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张佩纶看得心惊肉跳，因为他正是诗中所咏的中法之战的参与者，且是基隆之战失败的主要责任人。当他红着脸从签押房退出之后，还沉溺在这些悱恻动容的诗句和平和有据的议论中。诗思如波跳荡，美人如影闪灭，往事如烟飘来。

张佩纶生于1847年，字幼樵，原籍河北丰润。[2]早年生活贫寒，1854年7岁丧父。但刻苦好学，才华过人。多年后孙女这样描写照片中的张佩纶：“身材相当魁梧，画中人眼梢略微下垂，一只脚往前伸，像就要站起来，眉宇间透出三分焦躁，也许不过是不耐久坐。照片上胖些，眼泡肿些，眼睛里有点藐视的神气。”[3]他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登进士，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光绪元年（1875年），二十八岁的张佩纶夺得朝廷大考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讲，任日讲起居注官。因大胆议谏朝政，声名渐响。1879年4月，母亲去世。1882年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史，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张佩纶青云直上，官职渐高，生活却十分清贫，平常只能用白粥果腹。当他授了翰林院侍讲学士后，洪钧前来登门道喜，他却无钱无米待客，只好叫仆人去典当了自己的棉袍以办酒席，其寒苦可想而知。想到自己身为高官而穷困至此，而那些京中侍尚、外省督抚仗着心黑胆大头尖手长，一个个富得流油，心中十分有气，于是他把所知贪官污吏上折禀报，毁掉了无数乌纱帽。由于此举深得慈禧太后赏识，他也成了朝廷红人。当时与张佩纶有同好的，还有张之洞、陈宝琛、宝廷等人。他们设有一个“谏草堂”，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因大肆抨击朝野恶习、弹劾污吏贪官，在当时被称为“清流党”。《清朝野史大观》中提到张佩纶和他的朋友们时说：“号曰清流……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巩带夕褫，举国为之震竦……”可见当时影响。而才学过人、仪表清俊的张佩纶更是气度非凡，倜傥风流，“丰润喜着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当时的美国大使杨约翰曾对人说，“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习气者惟佩纶一人”，评价颇高。“但祖父与‘清流党人’的勇于直言，到底得罪了很多人。埋下了他日后被罢官的祸根。”[4]百余年后他的孙子这样议论说。

1884年，中法战争打响了。张佩纶力主对法宣战，他慷慨陈词，博得重用，以三品钦差大臣会办海疆大臣的身份派往福建督军。据说李鸿章[5]极力促成此事。在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就任安徽按察史期间，李鸿章在安徽办过团练（1853年），“与印塘曾共患难”。李鸿章很赏识这位故旧之子的文才，见他常有关于国防军事的高见，以为他能文能武，想借此机会培植他的实力，以为来日北洋大臣的人选。离京赴海边前，张佩纶满怀英雄豪情和感恩之情，去向慈禧太后告别。慈禧大大夸奖了他一番，并寄予厚望。随后，他取道上海前往福建，“中外人士仰望丰采”，一路十分风光。“以词臣而任军机”的张佩纶，这年三十七岁，正是踌躇满志、大展宏图的时期。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正像李菊耦诗中所评那样，张佩纶一介书生，并无从戎经验，不会打仗，不善纳地方官的意见，兵器又陈旧，很快就失败了。“所部五营溃，其三营奸焉”“海上失了基隆，陆地陷了谅山”[6]，他不仅打了败仗，而且还有临阵脱逃之罪，于是遭到全国上下一片谴责。朝廷也大怒，左宗棠调查的结论是，调度失宜与备战不夙。朝廷革除了他的三品卿衔，把他革职流放到张家口边地。

流放期间，他以读书著述打发时光。原配朱芷芗早在1879年去世，给他留下了两个儿子。长子志沧、次子志潜。继室又于1886年病逝于北京，没留下一儿半女。

1888年的4月，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华美的春天。在李鸿章的努力下，这个流囚回到了津门，成为李鸿章幕下掌管重要文件的文书。于是很快就有了本节开头所叙的结识李鸿章千金的一幕。虽然张佩纶的子孙后代也有人不认为那两首七律为李菊耦的手笔，本书传主在晚年的一本写真集里也说到父亲的反应：“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7]但在张佩纶重返天津不到半月的时间里，李鸿章就把女儿许配给大她近二十岁的张佩纶却是事实，且成为晚清的一段佳话。

佳话之佳在于，张佩纶才华奇绝却命运大起大落，李菊耦年轻貌美且为名门闺秀，李鸿章视女儿为掌上明珠，把她许配给年过四十的流犯，是充分赏识张佩纶的才干，并相信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的。

佳话之佳还在于，张佩纶年轻气盛时曾弹劾过父亲的故交李鸿章，李鸿章却不计前嫌，不仅收落难的张佩纶于帐下，而且还许女儿的终身于他，足见其爱才心切，风度大气。

佳话之佳还因近人曾朴[8]的长篇小说《孽海花》的推波助澜，他在小说中把庄仑樵（即张佩纶）、威毅伯（即李鸿章）及女公子的故事大大渲染了一番。如何不意撞见、如何读诗有知音之感、威毅伯如何暗示、庄仑樵如何及时请人说媒、小姐如何暗喜、夫人如何反对，以及二人婚后的幸福生活，等等，写得十分别致有趣。比如曾朴形容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云。威毅伯爱之如明珠，左左不离”。对小姐的貌、才、德、能予以了充分的评价。

1888年4月，李鸿章在给台湾巡抚李铭传的信中提到张佩纶与自己女儿的婚事：“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可见他还是很满意这桩婚事的。

1895年，张佩纶携妻迁居南京，从此告别了官宦生活。本来，在李鸿章手下，张佩纶并非没有复出的念头。但他“干预公事，屡招物议”。1894年8月就被参过一本。朝廷命他“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属实，不安本分；着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9]。他的原籍本在河北，但李鸿章设法让他们去了南京，并给了一份丰厚的馈赠。张佩纶夫妇在南京买了一所巨宅，是康熙年间一个有功老臣的旧宅。原是清靖逆侯张勇的府邸，里面有3栋36间房间，张佩纶以重金购下后大加修整，府园中有一处冠名为“绣花楼”专供李菊耦居住。每当杏花或桃花开了，李菊耦都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民国时期，那幢房子曾做过国民政府的立法院，1930年代毁于战火。

南京生活期间，张佩纶对社会政务极少关心，甚至“断不置喙”，他深知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又回归到自得其乐的书生生活。他和李菊耦夫唱妇随、诗酒应和，其乐融融。他们的书房叫“兰骈馆”，也源自一段故事。二人结婚后，喜诗词的李菊耦拿出珍藏的宋拓兰亭，张佩纶惊奇不已，因他也有一份兰亭，“兰骈馆”即因之而来。从他们的日记中可见，有梦中得诗的快乐，有精心赏茶的雅趣。他们合写过一本食谱，也合著了一本武侠小说，自费印刷。张佩纶一生还有一些著述文字，如《管子学》二十四卷、《涧于集——奏议》八卷、《涧于草堂文集》三卷、《涧于日记》十四卷、诗四卷，为他的才学功业留下了真实记录。

但没几年光景，夫妻先后辞世。1903年，五十六岁的张佩纶以肝疾而逝。四年前他返老家河北祭祖时曾购地拟为百年之用，但在临死前对后人说：“死即埋我于此（指南京——笔者注）。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10]李菊耦22岁时嫁给张佩纶，成为继室，37岁丧夫，两人共同生活了15年。之后情绪抑郁，闭门不出，得了肺病。辛亥革命时她从南京搬到青岛，1912年又搬到上海，在丈夫去世9年后也病逝，享年46岁。

他们留下了一儿一女。

1898年4月30日，李夫人生子阿龙，张佩纶向岳父报喜：“世妹于今日得男，自发作至胞衣均下约计三时之久，尚不过累。儿颇敦实，世妹亦甚平稳，堪以上慰系注。”这个孩子就是张志沂（廷重）[11]。1901年7月，李夫人怀一死胎，男孩，小产。1902年6月3日，又生一个女儿，取名张茂渊。

二、父亲和母亲

张佩纶与李菊耦的故事浪漫多姿，富有传奇色彩，他们的婚恋佳话被文人名士们改编得有声有色，年复一年地传扬。但是，他们子女的情感生活刚好翻了个儿，儿子并不安生，并不专情，一娶再娶；女儿一直单身，年老方嫁，长期过着独居的生活。

张廷重生于晚清，但他从少年起就是民国的国民了。1915年，他成了家，娶的也是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妻子黄素琼（后来改名逸梵，英文名Yvonne），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黄宗炎与小妾所生的女儿。黄翼升原籍湖南长沙，幼年父母双亡，由邓氏收养并改姓邓，年少时加入陆军，曾远征广西，英勇善战，闻名乡里。洪秀全太平军攻陷南京后，湖南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奉命治湘军创设水师，将他调入麾下。之后辗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剿灭太平军有功，1859年41岁时，曾国藩为他奏请归宗，恢复原姓黄。后又与李鸿章、曾国藩剿太平军和捻军，再次立功，获授三等男爵。1864年，出任首任长江水师提督。年轻时转战各地，婚后一直没有生育，1865年47岁时夫人才生下独子黄宗炎。黄宗炎曾经中过举人，他的广西盐法道道台的职位，是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得来的。广西瘴气重，当地有钱人都吸鸦片以避瘴气，黄宗炎不吸鸦片，1895年去广西上任一年就因瘴气而亡，时年才30岁。这个职位害了他，英年早逝。黄家三代单传，黄宗炎婚后与原配一直没有生育。原配回长沙乡下为他买了一个姨太太，黄宗炎死后，姨太太于1896年在南京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最先出来的是一个女儿，大太太非常担心，如果这个姨太太生个女儿，黄家的香火就断了。黄逸梵落地时，大太太一听说是个女儿，顿时气昏在地。用人一阵慌乱，又听产婆在屋里说：“不要慌，里头还有一个！”接着生下来的，是一个男孩，后来给他取名叫黄定柱。双胞胎出生不久，生母感染肺痨，20多岁就去世了，黄宗炎的一对儿女由原配夫人养大，直到原配夫人1922年去世。

长大了的黄逸梵身段窈窕、深目高鼻、眉清面秀，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当她与张廷重结婚时，两人都才十九岁。

同父异母的兄长志潜（字仲照），大张廷重十七岁。他主持着日常家务，张廷重兄妹也受着他的管束。这时全家都居住在上海。1916年张廷重生母过世后，他就想与兄长分开过日子。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后来，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部长的堂伯父张志潭的引介，在天津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于是借机分了家。1922年，张廷重夫妇由上海搬到天津。这时他们已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和一岁的儿子，女儿小名叫小煐[12]，儿子小名叫小魁，学名子静。同去天津的，还有二十一岁的妹妹张茂渊。

去天津的那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用人，姊姊和我都还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13]。张廷重很有些遗少派头，因为分家得到了丰厚的遗产，现在又独门单过，排场大、开销大，好玩乐，花天酒地。他是20年代初极少拥有私人小汽车的车主之一，配有专门的司机，他自己也好驱车玩乐，四处招摇。也许是因为分家前受的拘束太多太久了，一旦分家，另立门户，可以自由支配钱财时，就如脱缰的野马，管不住自己，恣意放浪。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不一而足。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洋场阔少。

“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14]，何况是张廷重这样的遗少。出身豪门贵族的人大都带些“皇”气，如果朝代中兴，皇室大户的子弟中既有纨绔膏粱，亦有奋发向上者。如果朝代衰落，他们大都拼命玩乐，仿佛等不及似的。死啃老本，坐吃山空，狂嫖滥赌，在醇酒妇人中麻醉一生。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王朝的最后一代遗少们，他们是彻底垮掉的一代，无可救药的一代。在那个年代，遗少几乎是“恶少”的同义语。张廷重即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一生，除了1923年至1928年春在天津铁路局做英文秘书有几天短暂的“上班”生活外，全部花在了玩乐上。在车轮的疯狂飞旋中，在咸肉庄的淫逸糜烂气息中，在鸦片烟雾的徐徐袅绕中，消磨了一生。家业一天天败落，生命之光也一天天耗尽。

黄逸梵虽然也出身于传统世家，却是一个新派女性。林译浪漫小说、五四时代风潮对她的人格有着很大的影响。她虽也是缠过脚的，因脚小常买不到合适的鞋，只好定做，但思想却较解放。她“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15]，从清朝走到了民国，走向了现代。“逸梵”这个名字也是她在出走时为自己改取的，只因她嫌原名“素琼”不够浪漫。这个骨子里透着浪漫情怀、满脑子都是新思潮的女子，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黄逸梵“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16]，虽然她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娜拉”，没有见过“子君”式的新女性，虽然她不能选择自己的婚姻，嫁给了一个浪荡公子，但她对丈夫不负责任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她的姑子张茂渊也站在她一边。夫妻生活虽不和谐，姑嫂二人却亲如姐妹。然而，无论她俩的言行态度如何清坚决绝，却丝毫改变不了张廷重的浪荡生活方式。20年代初，在面对一个负心男人的时候，她也称得上是一个勇敢的女性。她生活在传统观念依然强大而现代意识只是零星闪现的夹缝时代，她所奋斗的未必是人们都理解的，她所憎恶的却是她不得不接受的。她渴望独立自由欢爱甜美的生活，却被迫拥有着一个无爱的家庭。一个女人嫁给了她不爱的男人，一辈子免不了期期艾艾；而如果她是个新女性，如果她的新观念只处在社会的“前卫”阶段，她内心的痛苦就比那些顺从接受人间性别不平等的旧式女人强烈得多。

身为两个牙牙学语的孩子的母亲，黄逸梵的天津生活是不快乐的。

三、诞生

小煐煐出生于1920年初秋。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她后来一生的发展，她的人生价值观，她对那个时期的文化主将及精神受益者胡适、鲁迅、老舍等作家的热爱和高度评价，都可以看得出来，时代的印痕是深深地烙在了她的诞生和成长中，也可以说她就是“五四”的女儿。秋天总给人净朗怡人的感觉，但这一年的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也许是阴沉沉、懒洋洋、毫无生气的，不然她何以一开始以笔写人论世时就带着绛色的沉哀呢？她的出生地是上海。麦根路（今泰安路）与麦得赫斯脱路（今泰兴路）转角处一座清末民初式样的洋房，有二十多个房间，后院还有一排专供用人居住的房子。这是当年李鸿章给煐煐祖母的陪嫁之一。祖母在世时，二伯父、父亲和姑姑都住在这里。小煐煐在这里长到了两岁，但这里的一切她毫无记忆。但她成年后却津津乐道于满岁时“抓周”的情形。当然，这是后来听大人说的。

她，后来成为一代才女的煐煐，“抓周”的时候，面对漆盘里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东西，径直抓起的是一个亮闪闪的金锭。虽然人人都爱财，人人都离不开钱，但父母长辈总是希望子女有出息。而对古中国人来说，“有出息”是读书上进的同义语，“抓周”虽是游戏，也寄托着成年人的期望，他们总希望小婴孩抓的是文房四宝之类的东西。小煐煐这一抓，似乎是俗不可耐，令全家骇然。然而，“抓周”的当事人多年后却十分坦然地承认自己的“俗”，她说她喜欢钱，是因为基本上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钱的坏处，只知钱的好处[17]。

她直言自己是个“拜金主义者”：

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18]

在现代社会中，有钱是人能长期自立并追求尽可能多的自由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外作家有许多痛斥金钱罪恶的文字，但并不能以此反证贫穷的伟大。一个生于贫穷长于贫穷永远贫穷的人，对人生往往只有苦难感，苦难感是物质层面的，是形而下的感受。贫穷往往限制了人的视野和境界。少受或不受贫困的羁限，往往会获得形而上的超越感。本书的传主虽出身豪门，但个人生活中从未暴富过，也偶有几次缺钱的窘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自食其力，不为金钱所累。这一点多少帮助她获得观察世事人心的从容以及专注于自己喜爱事业的乐趣。

两岁时全家搬到天津，住在32号路61号，这是英租界里的一座漂亮宽敞的花园洋房，也是当年张佩纶结婚时购置的。父亲在铁路局做事，跟一班酒肉朋友在外面浪荡。母亲一派西方作风，让她单独睡。每天起床后，用人把她抱到母亲的大铜架子床上，母亲逗她一会儿，教她背诵唐诗宋词。玩不了多久，母亲就兴味索然了，她朦胧地觉得母亲是不快乐的。

小煐煐更多的时候是跟用人在一起。在有天井、有秋千架的草坪上，她常和被她叫作“疤丫丫”的女佣玩秋千，还有个用人常给她讲《三国演义》的民间故事。最让煐煐高兴的是，夏日的中午，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的纱短衫、红裤子，坐在小板凳上，看谜语书、儿歌和外国童话。绿茵茵的草地、红艳艳的太阳、清幽幽的树荫，还有这看童话书的小公主，真像童话世界一样。

煐煐和漂亮的弟弟小魁分别由两个女佣看护。带她的用人叫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子，自觉心虚，自感低人一等，凡事都让着带弟弟的女佣。小煐煐不能忍受这种重男轻女的态度，常与她对着干。何干也变戏法似的刺激着煐煐的自尊心，她用抓筷子的手指的高低位置卜占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煐煐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上方，问：“抓得远呢？”何干又说：“抓得远当然嫁得更远。”气得煐煐说不出话来。何干的行为态度使她很早想到男女平等问题，她暗自发奋要做个有成就的女子，一定要超过弟弟。

其实她弟弟是非常孱弱的，好感冒，好哭，好吃甜腻之物，好生闲气。虽然长得漂亮，但张公馆的空气浸染了他的灵魂，蚀空了他的身心，他一生下来就没有奋飞的翅膀。“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抠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掺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口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19]小魁到了老年以后，对这段话有一个解释，他说：“姐姐在《私语》里这段描写，如今我是完全记不得了。只有‘多病’这件事，一直是记得的；因为多病，‘她能吃的我不能吃，她能做的我不能做’。从小在姐姐心目中的分量，从她这段描写就很清楚地确定了。此后的人生进展，细节尽管曲曲折折，形貌变化多端，但生命的基调和方向，无非也就如姐姐描写的那般，虚弱无奈地活了大半辈子。”[20]

姐弟俩常在一起玩乐，这时候总是姐姐出主意。他们曾扮过《金家庄》能征善战的骁将，一个使一口宝剑，一个用两只铜锤，杀得昏天黑地。有时小魁不听调派，免不了一番争吵。他也喜欢编老虎追赶行路人之类的故事，但往往是没等他说完，煐煐就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这样有趣、迷人的生活自然离不开零食。张爱玲笔下提到的各种零食，与今日城市中女孩子的零食差别不是很大。据好吃的“张迷”报告，大致包括以下项目：老大昌面包、糖炒栗子、烘山芋、牛酪红茶、山芋糖、盐水花生、云片糕、爆玉米花、草炉饼、粘粘转、蜜酿火腿、桂花拉糕、糖水炒米、松子糖、芝麻麦芽糖、大麦面子、酒酿饼、奶油巧克力、冰淇淋、蛤蟆酥、炒白果、臭豆腐干、粽子汤团、合肥丸子、萝卜饼、茉莉香片、牛油土豆泥、小麻饼、火腿粥、莴笋圆子……虽然张爱玲对饮食的描写无法与其对服装的描写媲美，但在她的笔下一样琳琅满目、活色生香。近来更有台湾、上海餐厅推出“张爱玲宴”，她笔下的松子糖、桂花糕、茄汁鱼球、蒜蓉苋菜等文学菜式被一一重现，引人玄想。[21]

孩提时代的伤心事她也记得好几桩。有一年新年前夕，她特地给用人打招呼，要他们大年初一一大早就叫她，她要看大人们如何迎新年。谁知他们怕她熬夜辛苦了，让她多睡一会，等她醒来时鞭炮早放过了。她觉得一切繁华热闹都已过去，都与她不相干了，于是她大哭不肯起床，用人替她穿新鞋，她还是不依——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她们家在天津有不少亲戚，五六岁的时候，用人有时也带她到亲戚家去玩，去给老人请安。有一次，张爱玲坐着人力车到堂侄女家，房间里的女眷站起来向他们微笑着打招呼。在一个光线较好的小房间，一个高大的老人坐在藤椅上，用人告诉她这个老人叫二大爷，就是中国最后一个两江总督张人骏。革命党攻打南京的时候，他是坐在箩筐里，从城墙上吊下去，才得以逃命的。二大爷问张爱玲认识多少字，并让张爱玲背首诗给他听。于是张爱玲就背诵母亲在的时候教过她的那些诗句，她不知所云却很熟练地背诵着。

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22]

遗老在民国的身世之感如此辛酸、如此脆弱，幼小的煐煐虽然不懂，印象却很深。

四、童年忧欢

煐煐四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一同出国留学去了。母亲的出走，并非是要专攻某一学位，而是出于对父亲的失望。她借口姑姑留学需要人陪伴，坚决地走了。既然对丈夫的言行无可奈何，无能为力，黄逸梵的出走就是一种反抗、一种逃避或者说是以逃避的方式反抗。躲避无爱的家庭，以乞求个人心灵的平静、知识的充盈，这本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勇敢的。因为她付出了代价——以牺牲母爱为代价。在以家庭本位文化为特色的中国，礼义道德的价值完全取代了爱情在家庭生活中的位置，因而酿造了无数无爱的家庭悲剧，配偶多是怨偶。很多女性通常堂而皇之地以为子女着想的理由压抑个体对自由幸福的追求，漠视主体人格，淡化情爱意识，委曲求全地度完一生。黄逸梵的处理方式与众不同，她不愿迁就，她选择了出走。她部分地为了自己，也部分地失却了母爱。或许可以说，她为了女权而部分地牺牲了母性，为了个人性而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妻性。历史毕竟走向了现代。她不需要别人赞美这种行为，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责她。她有自我选择的权利，现代社会承认这种权利。其实，她有得有失，个中辛酸，只有她自己最明白。多年后，她的女儿也是深表理解的。她女儿后来的某些性格特点，比如自我、独立、守时、惜才、怀疑一切、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常态的道德评价，等等，是能够看得出母亲的影子的。虽然后来人们对她们母女关系、母女情感的评价褒贬不一。

在不明事理的小煐煐的感觉中，母亲“辽远而神秘”。有时候喜欢她，有时候怏怏地不快活。每逢看到母亲穿戴打扮的认真劲儿，看到母亲的衣服饰物在漂漂亮亮地闪着光时，她仰着脸，满心的欣羡，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只有在这时，她最感到跟母亲的亲近。而在平时，她总免不了那种生分之感，连上街时母亲偶尔拉她的手过马路，她都有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儿时的煐煐对她的母亲的感情是这样的：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23]

母亲这一走，就更辽远更神秘了。黄逸梵走的那天，伏在床上痛哭了很长时间，像海洋的无尽的颠簸悲恸。然而，煐煐没有哭，她不知所措。

是的，黄逸梵似乎对女儿欠着一笔情感债务，但时间以另外的方式加倍补偿了。过分的母爱也许会培养弱者，培养规规矩矩的书呆痴童。失却母爱，本是人生一大憾事，心智的发展往往受到伤害而不够健全；但也可能使后代增强独立性，早日肩负自己的人生重担。小煐煐因难得母爱，因家中少爱而不大带有那种撒娇、淘气的“小公主”心态，而开始有了一些怯生生的眨巴着眼的孤僻，也开始逐步养成了她早熟早慧性格中的某些因素。当然，说她四岁时就早熟早慧未免太“早”。到了老年时，她对着自己那年穿着大花棉袍坐在姑姑身上的没有笑容的照片，说了句“俏皮话”：

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24]

当然，孩子毕竟是孩子。当母亲从英国寄来衣服和玩具的时候，穿上新衣像过新年一样喜气洋洋，抱着玩具玩得不知时间。“当时我们都还小，保姆照顾我们也周到，对于母亲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回想母亲自国外给我们寄衣服和玩具这件事，我才了解她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忧伤。”[25]

母亲走后，姨太太理直气壮地搬进了张公馆。她是张廷重在烟花巷中长期寻花问柳时觅得的一朵残艳的花，张廷重要把她请到家中，成为专利。读过《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的人对这类故事再熟悉不过了。姨太太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刘海，名唤老八，比张廷重年龄稍大。她讨好煐煐，但不喜欢小魁，大概因为小魁长得太像生母惹得她不快。她喜欢带煐煐去起士林舞厅，让她吃各式各样的点心，让她在旁边看她们跳舞。煐煐看着吃着就睡着了，半夜里被用人背回家。老八常问煐煐喜不喜欢她，小煐煐就直说喜欢，姨太太当然非常得意。五岁的时候，姨太太为她做了一件很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袖长裙，对她讨好说，你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你母亲？她回答道：喜欢你啊。长大以后的煐煐常为有过这样的回答不安，觉得对不起生母。

张公馆又变得喧嚣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歌舞弹拉，打牌赌博，对卧吸毒，一片乌烟瘴气。自然也有宁静的时候，但那是一种紧张可怕的宁静。在泼悍粗野的老八随意发脾气、打人之后，公馆的空气凝固了，没有一丝声响。老八还打过张廷重，有一次她用痰盂狠狠地掷在他头上，砸得鲜血直流。这也是老八在堂子里养成的坏脾气。张族里的人看不惯，认为太不像话，逼着老八离开。老八走的时候，带去了两车银器什物，饱获而归。仆人们平时对她敢怒不敢言，此时同声庆幸道：

“这下子好了！这下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