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赏《诗经》

《诗经》是毛泽东一生非常喜爱的古典作品。经考证，毛泽东是西汉传授《毛诗》的毛苌的后裔。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熟读《诗经》，随处灵活引用，多次对《诗经》进行过新颖独到的品评；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他对《诗经》的艺术传统，也进行了继承和革新。

毛苌后裔，传经世家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毛姓是当地较大的宗族，宗族祠堂悬挂着题为“传经世家”的匾额。据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今居浙江衢州的毛苌第七十三世后裔毛井根先生多年考证，湖南湘潭韶山毛氏宗族，与他们浙江衢州的毛氏宗族，同奉西汉传授《毛诗》的毛苌为始祖，都自称“传经世家”，毛泽东是毛苌的后裔。

周初分封，文王姬昌第八子叔郑封于毛国，封地在今陕西岐山，以国为氏，这是毛姓的起源。西周亡，贵族东迁，毛国先后封于今河南宜阳、原阳，春秋时毛伯被狄人俘虏而国亡。第二十二世毛遂依附于齐国孟尝君，故毛氏一支落籍于齐鲁。叔郑传第三十九世毛亨，就学于兰陵荀子习《诗》，因秦焚书坑儒，亨无子，携侄毛苌至河间，传《诗故训传》。今河间仍有毛公书院、诗经村、君子馆等遗迹。

汉兴，河间献王刘德好学修古，征书求贤，聘毛苌为博士，开馆传授《诗经》。汉初传《诗》有鲁、齐、韩、毛多家。唯有毛苌所传留于后世，今日的《诗经》就是毛苌所传的《毛诗》。

毛公的后人在河间诗经村居住到魏晋时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不愿忍受异族的统治，毛氏离乡南迁，其中主支辗转迁至浙江衢州。宋朝时衢州毛氏分出一支迁至江西。元明之际江西毛氏中有人参军平定云南，由明朝封赏在湖南湘潭做官，在明清数百年间繁衍成韶山冲一带的毛姓宗族。衢州、江西、湘潭三地的毛氏祠堂都悬挂“传经世家”匾额，他们同出于毛公一系，有宗牒族谱记载始末。

毛泽东虽出身在农民家庭，但与当时中国大多农家不同的是，由于家庭的文化传统，他与兄弟们达到学龄都被送去读书。他们的名字（泽东、泽民、泽覃）也是按照族谱制定的辈序起的。毛氏宗祠门联“注经世业，捧檄家声”，毛震公祠联“声驰捧檄，编衍传经”，乃至“风雅诗宗，廉洁世望”等题词的含义和由来，毛泽东当然是知道的。

家族奉传《诗经》的毛苌为始祖，而塾学又以《诗经》为必读读本，兼之喜爱诗文，所以，毛泽东从幼年起便熟读《诗经》，以后在工作和社会交往中也时常引用或评论，直到晚年还能默写和背诵。

毛泽东对《诗经》的引用和品评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到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一直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毛泽东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

这是毛泽东对《豳风·七月》诗旨的理解。“陈王业”之说，是《诗经》的传统说解，两千年《诗经》学的不同学派，《毛诗序》《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对这篇诗的解说基本一致。

毛泽东吸取了“王业之本”的传统说解，又简明概括地总结为“《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即治理天下（王业）要以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为根本。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向长沙各学校的学生发出一份《征友启事》，这份启事有200多字，文中有“效嘤鸣之求，步将伯之呼”的句子，结尾处又引用《诗经·小雅·伐木》中的诗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伐木》原诗三章，引文在第一章：“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萧三）信也说：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求友声……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不满长沙压制思想自由的环境和就读的师范学校的守旧课程，写信给去北京师大任教的原师范学校教员黎锦熙先生说：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孽孽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太悲伤。昔日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诚；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

此信中的“幽谷乔木”，化用自《诗经·小雅·伐木》中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幽谷是深谷，乔木是高大的树木。诗以嘤鸣起兴。毛泽东用于比喻要从束缚自由的深谷飞向高耸的乔木，到广阔的天地去寻求志同道合的战友，赋予了诗句全新的含义。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贴切地表达了毛泽东为寻求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之情。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对《诗经》有一番评述：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

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以下几层含义。

其一，毛泽东肯定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从古人的著述总结出“发愤著书”这一创作理论。毛泽东赞同这个创作理论。他说:“心里没有气，他写诗？”这与西方诗论“愤怒出诗人”是一致的。毛泽东引《魏风·伐檀》诗为例，结论说：“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这与孔夫子“兴观群怨”说的“怨”字是一致的。

其二，毛泽东提出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司马迁说“诗三百篇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这句话历来很难解，因为《国风》160篇之中有许多怨刺诗、民俗诗、爱情婚姻诗，包括被道学家朱熹之类斥责的“淫诗”，怎么能说是“圣贤所为作”呢？毛泽东四两拨千斤地说“老百姓也是圣贤”，这样就讲通了。“老百姓的民歌”，不专指劳动人民，包括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群众，从不在朝做官的小贵族、自由民到贩夫走卒。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其三，毛泽东对孔子选编《诗经》的思想做了一些肯定。他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再结合上文，孔夫子也收了“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不也是民主吗？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民主”，当然不是现代的政治概念，只是说孔子很少封建礼教的死脑筋，不反对男女恋爱，也同情和支持老百姓反对“尸位素餐”的统治者。其实在孔子时代，还没有男女严防的礼教。《国风》的诗是那个时代的反映，编选这样的诗而且配乐，是为了“观风俗，知民情”，是孔子“兴观群怨”的“观”字的体现。反对害民、虐民的统治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核心，编选这样的诗篇也能够对统治者起到讽劝和警戒的作用。

其四，毛泽东不同意朱熹的“淫诗”之说。朱熹的《诗集传》把《国风》中男女欢爱之诗称为“淫奔之诗”，他的再传弟子王柏更进一步统称其为“淫诗”，抡起板斧从《诗经》中删除。这是在宋代兴起的封建礼教作怪，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毛泽东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他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和活用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著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饶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还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

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

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

晚上，当姚淑贤给主席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

“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了意思，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说，“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书写的这首古诗，是《诗经·邶风·静女》中的一章。《静女》这篇诗，就被朱熹指责“淫奔”，也是要被王柏砍掉的“淫诗”。毛泽东抄下来送给恋爱中的青年，可见他是喜爱这首诗作的。

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泽东手书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讲了失约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在谈话中说到《诗经》的历代注疏和“诗无达诂”的问题。他说：“《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毛泽东这段评论，提出了《诗经》阐释学的一个大问题：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对许多作品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做出不同的阐释。“诗无达诂”，本来是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一句话。毛泽东学《诗经》是读过各家注释的，他注意到由于时代变化而产生不同解释，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毛泽东对《诗经》艺术经验的借鉴与革新

作为现代伟大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对《诗经》艺术经验也有所借鉴和革新。

1957年，毛泽东为《诗刊》的题词是“诗言志”三个字。这三个字初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何谓“志”？东汉学者郑玄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史记·五帝本纪》引作“诗言意”。“意”，指怀抱、情感等心灵的活动。诗就是把内心的思想感情通过生动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先秦诸子著述中普遍认同“诗言志”，如《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左传·襄公十七年》：“诗以言志。”所以朱自清称“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为“诗言志”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他用诗词抒无产阶级革命之情，言无产阶级革命之志。毛泽东把这个纲领用作《诗刊》的题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普遍要求。

“《诗经》学”有“六义”之说：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诗体，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古人从《诗经》305篇的艺术经验中总结出赋、比、兴三种表现方法，为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和发展。

1965年7月，毛泽东在与陈毅元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兴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也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毛泽东谈论赋、比、兴，虽是分别引自朱熹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葛覃》《螽斯》《关雎》三诗的解说，却有他独创的见解：

其一，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认为赋、比、兴三者是不能不用的表现方法。要用形象思维，就必须用比、兴，不然，大白话没有形象、意蕴，便不成为诗。

其二，赋之用，是在铺陈直叙中运用包括比、兴在内各种修辞技巧，如《北征》就是赋体，但并不直白。

其三，毛泽东主张赋、比、兴酌而用之，因三者各有特长，各有各的用途。

这个观点与南朝的钟嵘《诗品序》所言是一致的：“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鞠蔓之累矣。”钟嵘指出，若只用比、兴，含义隐晦难明，文字不能流畅易晓。又如刘勰所说：“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一首诗如要多处加注才能让人明白，那太难读了，也就不易传播。但是若专用赋，则容易产生平直散漫，或者文繁意少，淡然寡味。

从钟嵘到毛泽东，都主张赋、比、兴三者酌而用之。毛泽东的诗词就是赋、比、兴酌而用之的。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与时俱进，抒革命之情志，创造了充满新的时代精神的光辉诗篇。他赋、比、兴并用，以当代自然畅晓的语言，创作了意象飞动、韵味深长、含蕴无穷又气势磅礴的诗词，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