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长篇小说2006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此次再版，建议让我写一篇“序”。

理由是：

“给本书增加一篇序言，说明本书时隔多年再次出版的初衷和意义等，以及除《万家诉讼》之外三部分的写作缘由等相关内容。四篇文章应该是写于不同的时期，可以将您的写作目的等做一个简要说明，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所谓“恭敬不如从命”。现按照出版社所嘱，将组成长篇四个部分的写作及发表，以及改编电视连续剧和再版的相关背景情况，逐一介绍如下。

一、关于《万家诉讼》

这部长篇的第一部分发表时，取名为《万家诉讼》。这部作品曾被改拍为电影《秋菊打官司》，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大奖。巩俐也凭此作品，第一次获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万家诉讼》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境下写成的。

1990年12月31日，我正在农村深入生活，突然得到消息，我居住的省文联简易宿舍楼（系木质结构）深夜失火。我赶回省城，面对的是一片残烟未尽的废墟。我家住在最里面，离唯一的楼梯口最远，除爱人小孩得以逃生外，包括手稿、藏书在内的所有家产，荡然无存。全家人被临时安置在一个名叫“西园饭店”的小旅馆单人房间里，连吃饭的碗筷和洗漱的毛巾牙刷都没有。

说来奇怪，面对骤然降临的天灾，我的内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详宁静，竟然产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写作冲动。

在简陋小旅馆里，我铺开纸笔，小说的题目《万家诉讼》，包括第一句话“太阳好起来了”，以及“讨个说法”，从头脑中自然而然地跳了出来。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一件有点匪夷所思的事：我突然接到了《中国作家》编辑赵虹连续寄来的九封约稿和催稿信。

自我从事创作以来，接到编辑的约稿信，很正常。但在极短时间内，连续接到九封约稿和催稿信，前所未有。事后，即使是赵虹本人，也有点儿觉得不可思议。

《万家诉讼》被《中国作家》1991年第3期头条位置推出，并上封面要目头条。封面要目二条为从维熙的《黑伞》，三条为邓友梅的《死亡之乡》。有这两位著名作家的衬托，《万家诉讼》显得格外醒目。

《小说月报》当年第8期以头条位置予以转载，碰巧的是，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力作《蜘蛛》也被同期二条位置转载，同样对《万家诉讼》起了加持作用。

此外，《新华文摘》当年第8期亦予以转载，《中国文学》将这部中篇翻译为英法两种文字，以头条位置刊出。

1991年8月13日，我意外收到了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加急电报，邀我去北京洽谈电影改编事项。从张艺谋处，我才得知，《万家诉讼》改编电影一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当时，张艺谋正在重庆筹拍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开机前夕他上街办事，路过邮局时按惯例进去买文学刊物，他先买了一本《中国作家》第3期，头条是《万家诉讼》，二条、三条分别是著名作家从维熙和邓友梅的中篇。随后，他又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第8期，也在头条位置转载了《万家诉讼》，后面是另一位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他觉得有些奇怪，信手翻阅起来，没想到被小说开头的“太阳好起来了”和“讨个说法”吸引了，便在邮局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不足3万字的小中篇，于是临时作出决定，放弃《一地鸡毛》，改拍《万家诉讼》。

在北京与张艺谋签约时，我俩曾口头约定，将在《万家诉讼》、《碧秋嫂告状》和《碧秋打官司》（小说主人公农妇名叫“何碧秋”）中选择一个做电影的名字。

《万家诉讼》的背景写的是水乡，本来，我的家乡天长及相邻的高邮（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家乡，两地风俗人情一致。历史上，天长和高邮曾合并为“天高县”），环绕在高邮湖畔，是电影的最佳拍摄地点。然而，1991年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冲毁了地貌。张艺谋也曾让人到山东长岛取景，不是很满意。最后，这部电影拍摄地点，改到张艺谋的家乡陕西。影片中的人物对话，采用陕西方言。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作品中的主人公名字叫“何碧秋”，其中“碧”和“秋”，在陕西方言中， 属于不能并用的“脏话”。为此，主人公的名字最终改为“秋菊”，这部电影的名字，也由原先的《碧秋打官司》，改为《秋菊打官司》。

1992年，电影《秋菊打官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此后，这部电影相继获得中国长春电影节金杯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后，又摘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大奖桂冠。

而由我原创的“讨个说法”，成了社会流行词，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说法”条目。

二、关于《秋菊开会》

《秋菊开会》是这部长篇的第二部分。距《万家诉讼》发表，时隔十年，于2001年写成的。

《北京文学》2003年第9期以头条位置刊出，随即产生了较大反响。

《小说月报》当年第10期以头条位置转载，上海、浙江、陕西、河南等地的报刊相继连载，包括一家省人大刊物和一家生活类刊物，也予以全文登载。

作为“秋菊系列小说”的第二部，《万家诉讼》的续篇，这部作品写的是主人公“何碧秋”因状告村长打官司的故事被拍成电影，一举成名，被人叫作“秋菊”，并意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在此期间，所经历的故事。

我曾经当过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代表任期每届五年，除了每年到北京开会十五天左右，还包括到各地视察等代表活动，对人大代表开会的这类生活非常熟悉。写起来，可谓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而小说中所写的核心情节，实际是我担任电视台嘉宾，参与电视台一档法制节目时，所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大致情节是：

有一个自然村的村民和一家林场的职工为一座山林的归属发生纠纷。从据理力争，到言语龃龉，再到肢体冲突，事态愈演愈烈，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械斗。当地政府非常重视，专门召集会议处置，并按惯例，正式下发了一个《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座山的归属如下：以自然生长的山林为界，属自然村村民集体所有；以人工栽种的马尾松为界，属林场所有。”

《会议纪要》里的这一段话，不但没有平息事态，反而激发了更大的矛盾。

事实上，就一座山而言，自然生长的林木和人工栽种的马尾松，是混杂交叉在一起的。如果按照《会议纪要》里那段话的字面意思理解，这座山既归自然村村民集体所有，又同时归林场所有。

通俗地说，这是“一女二嫁”。

村民和林场职工找到当地政府，又出现了意外情况：起草《会议纪要》的人调离了，接任者以不熟悉情况为由，再三推诿，不愿意承担责任。

正是这个时候，国家正式颁布了《行政诉讼法》。村民们便一纸诉状，将当地政府告上了法庭。

开庭前夕，当地政府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于是，下发了一份文件，宣布撤销《会议纪要》。

随后，法院驳回了村民的起诉。理由是，村民是因《会议纪要》而状告当地政府的，既然当地政府正式发文撤销了《会议纪要》，诉讼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村民再找当地政府，负责人答复说，你们已经告上法庭，法律高于一切，应该以法院的判决为准，我们不好过问了。

到此地步，村民的问题，即那座山林的归属，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村民们被逼无奈之际，恰好有位村民的亲属，当选为人大代表。这位代表在人代会期间，直接向一位领导递交了材料。这位领导作了明确批示，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令人意外的是，《秋菊开会》不仅在互联网上产生了热烈反响。许多网友都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新华社记者潘海平、黄深钢也在《半月谈》发表了《从秋菊打官司到秋菊开会 十年的秋菊之变》等文章。

2005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开评，《秋菊开会》进入中篇小说提名奖篇目。按照规定，中篇小说应该评选五部获奖作品。最后一轮投票时，《秋菊开会》名列第五。但是，只差一票，未过半数，最终没有获奖。

三、关于《秋菊打假》

《秋菊打假》是这部长篇的第三部分，写于2006年初，《小说界》2006年第2期以头条位置推出，同样产生了较大反响。

《中华文学选刊》头条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同时作了转载，《浙江日报》作了全文连载。全国60多家报纸发表消息。

《秋菊打假》的写作，源自我参加浙江省的一次打假活动。参加者虽然都是名作家，但是，这项活动非常正规：各人穿着定做的制服，持有盖有国家质监部门印鉴的执法证。出发行动之前，省领导亲自到场授旗。

这场打假活动，让我大开了眼界。

我被分在金华小队，采用的是长途奔袭的办法，除了吃饭不作停顿，带队的执法人员让大家放心，说反复踩过点，沿途布有暗哨，且消息严密，不会扑空的。但首战还是扑了空。问题出在狭窄山道的拐弯处，司机猛拉刹把，这时，前方正走过来两个少女，两个少女旋即转身撒开脚丫子就跑，赶紧发动车子追上去，晚了，车上带队人员手机响起来，说第一个点泄了光。这是一个很小的造假窝点，本想要现场效果，此刻关门上锁走了人，失去意义了。乘着夜色细雨继续往前，走过一段更加弯曲颠簸的路面，到了一个名叫卢西的地方，前方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原来怕再次失手，埋伏下的暗哨从四下里靠拢过来，将此处造假窝点团团围了起来。大队人马冲进去，抓个正着。这里造的是一种甜奶，标签鲜亮艳丽，商标条码齐整，均为膺品。当日是22号，标注日期为31号，提前了9天。问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之类，答说正准备办理。再看作坊，无门，敞窗，蝇蚊撞舞。至此，造假窝主哑口无言，算是人赃俱获了。往下再战，到了更加偏僻的一处深宅大院，主人仓促逃跑，院锁高挂，但此处是一个大窝点，不可放过，遂有警察翻墙入院开门（只有执法警察才有这种权力），当地干部则将惊魂未定的主人“请”了回来。这儿是假冒牙膏的据点，各种品牌的牙膏，中华、高露洁、佳洁士、黑妹等，应有尽有，将楼屋装得满满塞塞——连续数日不间断地昼夜“作战”，可谓斩获丰硕，有可乐、橙汁、酒、油烟机、席梦思、自行车、汽车配件（多为沪产名牌）、服装（亦为沪产名牌），包括国家明令禁止的低碳钢桁条，甚至进口化肥（多注明希腊产），难以历数，总之，市场上谁畅销谁抢手就假冒仿造谁。

经历这次打假活动，我才明白，浙江打假经历了一个过程，目前已步入比较规范的阶段，从制假者的抗法力度上也可见一斑。每到造假窝点，我们每人手持雨伞，既为防雨，亦可防身，所有角落都布有警力，稍一脱离队伍，马上有警察跟过来。各个造假窝点都养有狗，每打开一个房间，首先传出的是汪汪的狗吠，但一律拴着铁链。黑暗中围观者众多，虽是人影幢幢，但并不聒噪，更无铤而走险迹象。这种时候，会觉得所在的执法队伍没有必要这样如履薄冰，如临大敌。带队的执法者摇头介绍说，几年前可不是这样，有次集结了两百人去执法，竟遭到数千人的围困，几经解救才得以脱身。还有一件我们这个领队亲历的事，有次广东一个厂家代表参与行动，执法人员正在清点战果，有人拍了拍厂家代表的肩，一边一个，随即将他架了起来，又有围观者涌过来挡住了视线，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面，来自广东的厂家代表消失了，犹如被热浪蒸发的水汽一样。事情的结局是，双方互换人质，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警方交出羁留的造假窝主，那边交出遭绑架的厂家代表，就像港澳警匪片中屡见不鲜的那种镜头。这种镜头目前在浙江已近绝迹，或许因为这几年“不是假打确是真打的”力度所致。

《秋菊打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广泛的注意，也得到了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肯定。《中华文学选刊》在头条转载这部作品时，同时刊登了《小说界》主编、著名作家魏心宏写的一篇评论《秋菊并不只是传说》。

魏心宏的评论中，提到了《秋菊打假》的叙述和语言发生了变化。在《万家诉讼》和《秋菊开会》中，文字的叙述采用的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学常见的白描手法，特点是不动声色地展示醇厚绵长的生活细节，较少探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秋菊打假》的叙述则完全相反，全方位地进入人物的心灵深处探幽寻秘，而作品的文字也出现了极大变化，长句子时有出现，包括整个段落没有标点符号。

《秋菊打假》的不同之处，是普通读者对它的青睐。

我年轻时结识过一个朋友，对文学没有兴趣，在商界打拼多年，颇有斩获，我俩已近三十年未见。前不久对方出差路过上海，来电称务必见一面。原来对方是郑晓龙的粉丝，听说郑晓龙执导《秋菊传奇》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后，特地从网上买了一本书，看了一遍。我俩见面时，这位朋友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最喜欢的，是这部长篇的第三部分，《秋菊打假》。

四、关于《秋菊杀人》

《秋菊杀人》是这部长篇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个章节。写于2006年初，《小说界》2006年第4期以头条位置推出。

《秋菊杀人》问世后，也产生了较大反响。《小说月报》（中篇小说增刊）第4期转载了这部作品，《小说选刊》当年第9期予以评介，多家报刊发表评论和消息。

《秋菊杀人》同样源自一个真实的事件。

写作《秋菊杀人》之前，我曾经应某省纪委邀请，写一部专供内部教育用的电视片《利刃高悬》。该电视片写的是一个官员“阴错阳差”落马的过程。

故事的大致情节是：

有一位地级市的书记刚提拔为副省长，市长即将递升为书记。按照当时的官场惯例，官员升职之前，需进党校短期学习三到五个月。这位市长进党校学习期间，突然接到省纪委电话，称有事要找谈一次话。市长去纪委之前，特地给妻子打电话通报了这件事。市长在电话里说，自己曾经反复想过，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让妻子务必沉住气。等谈话结束，就会及时通报情况。

这位市长猜测的没错，省纪委找他谈话，其实是一次例行公事。主要是前不久，该市长曾率团出访国外，目的是招商引资。代表团成员中，除了部分当地党政官员，还有一些企业负责人。其中一家企业是中美合资。访问结束回国，企业负责人的相关费用，按规定应该在企业报销。那位中美合资企业的中方负责人也是这么做的。可是，合资企业的美方代表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和规定，对其中的两千元，提出了异议，认为应该由合资企业中方负责人个人承担。针对这一异议，上级领导做了批示，上级部门专门派人调查，认定此事并无大错，让那位合资企业中方负责人个人承担了这笔费用，事情即到此结束。最后上报材料时，需要找当时的出访代表团的负责人，即这位市长，约谈一次，所有程序便履行完毕。

省纪委谈话完毕，这位市长松了一口气，准备打电话向妻子通报。他当然不知道，这个时候，妻子在家里已经捅出了天大的娄子。

市长妻子年纪五十岁左右，正逢更年期。她接到丈夫被省纪委找谈话的电话，在家里坐立不安，越想越害怕。最后，她拿出家中的一叠存款单，总金额为八百万元，到银行要求取现。

市长妻子到银行时，已接近下班时间。接待她的窗口是位女职工，对方告诉市长妻子，按照规定，大额取现必须提前预约。

可是，市长妻子不听，坚决要求把八百万现金立马拿到手。

为此，两个人争执起来。

人们事后分析，这位市长步入政坛已久，分别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他的妻子长期以来当“官太太”，从某种角度看，已经跟世俗生活严重脱节。在此之前，市长妻子想办什么事，一般都由秘书代替，总是得心应手，予取予求。

这一次，情况有点特殊，市长秘书随市长去了党校，而找其他人代取这笔巨款，既不方便，也不放心。市长妻子只能亲自出马。当然，她在银行窗口前碰了壁。于是，不免恼羞成怒，情绪失控，耍起了市长夫人的威风，开始大吵大闹。

市长妻子甚至公开威胁，如果今天拿不到这笔钱的话，她将让这位银行女职员明天卷铺盖回家。

于是，事情越闹越大，惹来了围观人群。

最终，那位银行女职员选择了报警。

警察到达现场，很快证实了市长妻子的身份，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她丈夫作为一市之长，每月工资并不高，这笔高达八百万元的巨款，到底是怎么来的？

刚刚从省纪委回到党校的那位市长，又被叫了回去。这一次，市长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当场留置。

往下，“拔出萝卜带出泥”，市长的问题越查越严重，最后，被判死刑，丢了性命。

事后，有人开玩笑说，那天接待市委妻子的银行女职员，手中没有刀，却杀了这位贪官市长。

《秋菊杀人》中的情节和人物，作了必要的调整。主人公“秋菊”（何碧秋）去银行办事时，遇到了市长妻子提取巨额现款，遭拒后大吵大闹并公然威胁银行窗口女职员。当别人得知这是市长妻子而退避三舍时，“秋菊”（何碧秋）挺身而出，为银行女职员作证，最终让市长夫妇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秋菊杀人》同样在文坛产生了较大反响。《文艺报》发表了该报副主编、著名评论家张陵的评论文章《全世界都知道你秋菊》，其中提到：

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被作家陈源斌打造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请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成为广大读者熟知喜爱的文学形象，也成了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这就是秋菊……

五、关于改编电视连续剧

自《秋菊开会》发表，时有影视公司来联系改编影视剧的事宜，不过，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总是无果而终。

200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将《万家诉讼》《秋菊开会》《秋菊打假》《秋菊杀人》集为一部长篇，定名为《秋菊传奇》正式出版。这时，浙江一家资金雄厚的影视公司，有意将这部长篇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并指派了一男一女两位员工，专门洽谈此事。有关改编电视连续剧的相关细节，也逐一敲定。包括聘请电视界最有名的导演郑晓龙执导，也包括改编权费用数额，合同约定期限，等等。很快，由我草拟了合同，双方条款达成了一致。

就在合同即将签字盖章之际，我和影视公司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矛盾的焦点，是主要演员的人选。

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肯让步，而且，都开始钻牛角尖。影视公司表示，不会拿经济收益去冒险；而我表示，“秋菊”这个题材，总有一天会改拍电视连续剧。与其拍得不伦不类，把这个好题材糟蹋了，还不如等一等。早拍晚拍，无非是个时间问题。

结果，拟定的合同作废，双方不欢而散。

这一等，就是九年。

2015年，我已移居上海浦东多年，有一天，我正在公园里带一岁的孙子转悠，忽然接到中央电视台一位熟识的记者电话，称有影视公司有意将《秋菊传奇》改拍为电视连续剧，已经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对方的老总，稍后会跟我联系。

挂断电话，手机响了。对方自我介绍是北京时代光影的董事长王锦，想改拍《秋菊传奇》。

王锦是个爽快人，话语简洁，直奔主题，问这部作品改编权是否授予他人；如果改编权还在，改编权费我方出价是多少；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等等。

我大致说了当年跟浙江那家影视公司洽谈的情况。王锦答复说，如果改编权给他们，在导演和主演人选上将尊重我的意见。

对于改编权费，王锦说，已经过去九年，当然高于浙江那家影视公司当年商定的数额。不过，如果数额过高的话，他一个人定不下来，需要开董事会过一下程序。

王锦电话里说了一个数字，我表示认可。他随即表示，这个数额不用开董事会，他个人就可以拍板了。

接下来，是起草合同。影视公司方先由法务拟了一个，我觉得文字太啰唆且容易产生歧义。于是，由我起草一个简明实用的合同。双方条款随即达成了一致，王锦带着总经理邬大伟，赶赴上海，在我家附近的世纪皇冠假日酒店，正式签约。

鉴于电视连续剧改编拍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各种情况，合同中特地加了一项条款：合同即将到期时，如果电视连续剧已经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公示，则约定期限可向后顺延两年。

双方签约后，时代光影方面即开始联系郑晓龙执导事宜，并大致确定。国家广电总局也对这部剧作了备案公示。

往下，事情变得不太顺利。由于郑晓龙的档期影响，加上出演女主角的演员一时定不下来，电视连续剧的开拍时间，一拖再拖。直到2020年，郑晓龙终于腾出手来，而女主角也敲定由赵丽颖出演，可以正式开机拍摄了。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技术问题：2015年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期限为五年，即将过期。

我的一位律师朋友认为，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影视公司已无法拍摄这部电视连续剧。当初合同中的一个条款，“如果电视连续剧已经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公示，则约定期限可向后顺延两年”，由于上次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公示早已过期失效，该条款也难以成立。不过，律师朋友觉得，影视公司前期投入很大，如果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影视公司的损失将难以估计。最好的办法，是双方重新协商，影视公司再出一定数额的费用，签一个补充合同。

最后的结果是，我没有要影视公司再出费用，而是补签了一个《授权书》，其中用黑体字标出，合同约定期限无偿顺延两年。

我给北京时代光影副总张铧发微信说：

“拍摄一部作品不容易，我当然理解。祝一切顺利！陈源斌，2020.6.16，于上海浦东。”

2020年9月19日，由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幸福到万家》，在浙江宁波正式开机，郑晓龙、刘雪松、姚远联合执导，赵丽颖主演，编剧赵冬苓，制片人曹平。其间曾移师安徽黄山等地拍摄。2021年2月8日，剧组宣布该剧正式杀青。此前，该剧已入选国家广电总局2020年度电视剧引导扶持专项资金剧本重点扶持项目。随后，该剧被评为“抖音”第一届“年度最受期待的电视剧”。

据网上消息，这部电视连续剧作为广电总局重点扶持项目，将突破一剧双星限制，同时在北京卫视、上海东方卫视、安徽卫视和优酷同步播映。

六、关于这部长篇的再版

电视连续剧《幸福到万家》正式开机后，有多家出版社来联系这部长篇的再版。不过，在作品改编电视连续剧的消息公开之前，最早来联系这部作品再版的，是中国法制出版社的编辑张津。

张津跟我联系的时间是2017年4月，她并不知道这部作品即将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考虑的是出版社的“法制”特点。我通报了跟影视公司之间的协议，双方商定，可以做先行筹备工作，等电视连续剧开机，再正式签约。

由于电视连续剧开机时间一再延后，作品的再版也跟着推迟。

当年年底，张津来微信称，她已经离开中国法制出版社。但她仍然惦记着这部作品的再版，她在微信中说：

“这本书出版社交给了我们最有实力的编辑来承接。李佳编辑，曾被评为中国好编辑，做过很多优秀畅销书。我把您的微信发给她，让她与您接洽。”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您的坚持一定会让作品获得最完美的呈现。”

“我会一直关注这部作品，为它祈祷的！”

这就是这部作品交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再版的原因。

陈源斌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于上海源水新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