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引 言

前一章我们所考察的是那些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因素，接下来我们所要研究的是真正的军事活动——战斗。这种战斗通过物质与精神的效果，可以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体现战争的最终目的。所以，在论述这种活动及其效果的过程中，必然又会出现前面所讲的战略因素。

关于战斗的部署属于战术范畴，要了解战斗的概况，只需要对它进行一般的考察。然而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由于每次战争的直接目的各不相同，所以每个战斗也就不可能千篇一律，我们以后会谈到这些直接目的。可是，相比之下战斗的一般性质又比战斗的特殊性质来得重要，因为大部分战斗都非常相似。在谈论战斗的具体问题以前，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战斗的一般性质，这样可以避免到处重复叙述战斗的一般性质。

所以，在第二节中我们先从战术角度简单地分析一下现代会战的特点，请记住我们是以现代会战为基础来讨论战斗的概念的。

第2节 现代会战的特点

根据我们所说的战术与战略的概念，很显然，战略会随着战术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战术的特点完全不同，那么战略必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才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在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在战略上运用主力会战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一下现代主力会战的特点。

那么，一般是如何进行一次大的会战的呢？首先是把大批军队前后左右从容地配置妥当，然后按照相关比例将其中的一小部分兵力投入到火力战中，让它进行几小时的搏斗，另外还要经常穿插着进行小规模的冲锋、格斗或者骑兵攻击，并且形成拉锯状态。等到这一小部分兵力在这一阶段中逐渐消耗完战斗力时，就将它撤回，以另一部分兵力取而代之。

打个比方，会战就像受潮的火药一样慢慢燃烧，有序地进行着。等到夜幕降临，天空漆黑一片的时候，谁都不会在这个时候盲目出击，于是就会中止会战。这个时候，就得估计一下，敌我双方还剩下多少兵力可以使用，即还剩下多少充满生气和活动的兵力；此外还要估算阵地的得失情况，以及背后的安全情况；最后，将这些估算结果，与敌我双方在勇敢和软弱、机智和愚蠢等方面的表现概括起来形成一个总体印象，根据这些就可以判断出是立刻撤出战场有利，还是明天早晨重新开始战斗有利。

要注意上面所描绘的并不代表现代会战的全貌，只是勾勒出现代会战这幅图画的基本色调，它无论是对进攻者还是对防御者都是适用的。在这幅图画上，我们添上其他一些特殊的色彩，如预定的目的、地形等等，这并不会改变它的基本色调。

其实，现代会战具备这种特点是必然的。其原因是，在军事组织和军事艺术方面，敌我双方的水平基本上是相同的；另外，现代战争主要是由重大的民族利益所导致的，战争要素已经冲破了种种束缚，沿着自然方向发展。只要存在这两种情况，会战的这种特点就会始终具备。

有关现代会战的一般概念，在我们今后说明兵力与地形等各种条件的价值时，在许多地方都是适用的。不过，上述情况只适用于一般的、大规模的、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或者类似的战斗；至于那些小规模的战斗，其特点虽然也在向这个方面发展，但是相对大规模的战斗而言，变化的程度就微不足道了。关于这一点已经属于战术研究的范畴了，以后我们会适当地做些补充，把它说得更明白、具体些。

第3节 战斗概论

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所有活动都是为战争服务的。这一节我们要对战斗的性质加以认真地研究。

战斗即斗争，目的是通过斗争来消灭或制服敌人，而敌人是指在具体的战斗中与我们敌对的军队。

这就是关于战斗的简单概念，以后我们还要谈到它。现在，我们必须先谈一谈其他一些概念。

我们如果把国家与它的军事力量看成是一个整体，毫无疑问，战争也会被看作是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不过，现代战争却比较复杂，它是由大的和小的、同时发生的或者先后发生的许多战斗组成的。军事活动被分割成许多单个行动，其原因是现代产生战争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

现代战争的最终目的，即政治目的也总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许多条件和企图与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会把原本十分简单的目的变得复杂化，这就使得这一政治目的，无法通过一次单个的大规模的斗争来达到，只有通过组成一个整体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活动才能达到。每一次活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它们都有各自的特殊目的，然后通过这些目的同整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前所述，所有的战略行动都可以归结到战斗这一概念上，因为所谓的战略行动就是运用军队，而运用军队必须以战斗这一概念为基础。所以，在战略所涉及的范围内，一切军事活动都可以归结到战斗上，而且只研究战斗的一般目的即可。当然关于战斗的特殊目的，只要我们一谈到与它们相关的一些问题时，就会详细地加以阐述。要知道，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战斗，都有它的特殊目的，而且是从属于整体的。由此可见，消灭敌人和制服敌人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必须指出，这个结论从表面上来看是正确的，其目的是为了使各个概念在逻辑上相互联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之所以对这一点加以阐述，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看待问题。

怎样才算把敌人制服了呢？答案只有一个，即消灭他的军队。不管采用的是杀伤方式或是其他方式，也不管是彻底地消灭对方或是只消灭对方的一部分，使对方无法继续作战。所以，当我们抛开各个战斗的特殊目的，答案就变得很简单了，所有战斗的唯一目的就是全部地或者部分地消灭敌人。

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情况下，那个特殊目的——即让战斗具有特殊性质，并且让它与更大的整体相互联系——充其量不过是战斗的一般目的的一种变化方式，或者只是一种从属于一般目的的特殊目的。从让战斗具有特殊性质方面来说，它的确是重要的，但与一般目的相比，它就显得次要了；换句话说，实现了特殊目的只不过是完成了战斗的次要任务。假如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很显然，认为消灭敌方军队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这从表面上看是正确的，而实质上是错误的。事实上，战斗的特殊目的同样包含消灭敌方军队，而特殊目的只是消灭敌方军队的一种微小变形。如果不这样看，就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

在最近几次战争之前，正是因为人们不能正确地看待这一问题，所以出现一些错误的见解、偏见和残缺不全的理论体系；理论越是认为不需要真正的工具，也就是说越不要求消灭敌人，才使得这种理论变得越来越糟。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那种理论体系，是因为提出了某些错误的前提，并将一些误以为是有效的手段替代了消灭敌方军队。所以只要以后有机会，我们必须继续同这种错误作斗争。我们要研究战斗，就必须强调消灭敌方军队的重要性，以及它的真正价值，防止那种纯粹表面上的真理而导致的错误。

然而，如何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和在最重要的情况下，最主要的是要消灭敌方军队呢？我们又将如何对待下面这种美妙的想法呢？这种想法是这样的：认为通过一种比较巧妙的方式直接消灭敌人的部分兵力，然后间接消灭敌人更多的兵力；或者采用一些规模较小但极其巧妙的攻击，使敌人陷入瘫痪的状态，以此挫败敌人的锐气，而且把这种方法看作是最好的捷径。是的，在不同的地点进行战斗可能有不同的价值。从战略的角度来讲，的确存在着巧妙地部署战斗的问题，战略是一门进行战术部署的艺术。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是又必须指出，最主要的事情还是直接消灭敌方军队。在这里，我们就是想要努力阐明消灭敌方军队这一基本原则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时还要指出，我们谈的不是战术而是战略，即谈论的并不是在战术上可能会出现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消灭敌人大量兵力的手段。在我们看来，直接消灭敌人属于战术成果，所以我们认为，重大的战略成果是由重大的战术成果引起的，就像我们之前详细地谈论过的那样，在战斗中战术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想要证明这一论点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现证明如下。任何复杂的或者巧妙的行动都需要较长的时间。究竟是简单的攻击效果更大呢？还是比较复杂、巧妙的攻击效果更大呢？假如把敌人当作是被动的，那么当然是后者的效果大。但是话又说回来，任何复杂的攻击都需要消耗较长的时间，而要赢得充裕的时间又非常困难，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我们的部分军队遭到敌人的攻击，但并没有破坏军队整体的准备工作的效果时——才有可能。假如在准备过程中，敌人决定在短时间内展开一场极其简单的进攻，那么就会让敌人占据优势，这就会使我方的宏大计划失去用武之地。所以，当我们衡量复杂的攻击的价值时，务必考虑准备期间内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想要采用复杂的攻击手段，除非敌人的简单进攻不会使我们的准备遭到破坏；一旦敌人的简单攻击使我们的准备遭到破坏，我们也只能被动地采用比较简单的行动，同时还要根据敌人的特点、状态，以及其他情况尽量采取更简单的行动，否则会使自己更加不利。如果认真考虑实际情况，避开那些抽象概念所带来的模糊的印象，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动作灵敏、勇敢而又果断的敌人，肯定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去计划大规模的巧妙攻击；而要对付这样的敌人，军事天才才显得尤其重要。说到这里，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简单和直接的行动效果与复杂的行动效果相比，前者显得更为重要。

当然简单的攻击并不是最好的攻击，但是攻击的准备时间必须在指定范围之内，而且敌人越具有尚武精神，就越需要采用直接的攻击。可以这样说，要求以复杂的计划战胜敌人，还不如采取简单的计划，以至于始终走在敌人的前面。

在上述两种以智慧作基础的打法和以勇气作基础的打法中，人们总是认为，超群的智慧加上普通的勇气，比出众的勇气加上一般的智慧具有更大的作用。然而，从逻辑的角度考虑这两种因素，毫无疑问，在勇气起主导作用的危险领域中，勇气比智慧更加重要。

通过这些抽象的考察，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指出，通过实际经验只能得出上述这一合乎逻辑的结论，不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而我们的考察就是依据实际经验进行的。

能公正地阅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所有武德中，要使军队获得荣誉和成功必须依靠作战的魄力。

在所有战争中，都必须把消灭敌方军队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至于怎样贯彻这一原则，以及如何使这一原则适应于产生战争的各种情况所必须的一切形式和条件，留待以后研究。

通过之前的论述，我们基本上说明了这一原则的一般重要性；接下来，我们根据上述结论继续讨论战斗。

第4节 战斗概论（续）

前一节谈到战斗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并且想通过专门的考察来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几乎都是这样的，因为在战争中消灭敌方军队永远是最主要的。对于那些同消灭敌方军队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夹杂在一起的，或者多少有一定重要性的其他目的的，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先作简单的论述，以后再进一步阐明；而在这里，我们是撇开战斗的其他目的，而只把消灭敌人看作是战斗的唯一的目的来加以研究的。

应该怎样理解消灭敌方军队这句话呢？答案应该是，使敌方军队的损失远远超过我方。假如我方军队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那么，当双方损失的绝对数量一样时，就可以证明我方的损失比敌方小，因而，这是有利于我方的。前面说过，在此我们是撇开战斗的其他目的来讨论战斗的，因此，关于那些用来间接地消灭更多的敌方军队的其他目的，也应该排除在外。这样一来，就应该把相互杀伤和进攻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利益看作是唯一的目的，因为只有这种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才能永远保留在整个战局的账本上，并且在最后的结算中它始终是一种纯利。在这里，有必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其他各种胜利，例如通过在这里不想涉及的其他目的取得的，或者只是提供了一种暂时的相对利益等等。

比方说我们以巧妙的部署使敌人失利，以至于他要继续战斗就必须冒很大的危险，最后权衡利弊稍作抵抗就撤退了，这就说明，我们把他制服了。可是，假如在制服敌人的过程中，敌我双方军队的损失差不多，那么这次胜利（假如把这种结果称为胜利的话）在战局的总结算中就没有任何价值。所以，这种制服敌人的方法（使敌人无法继续战斗），不在这里所要考察的问题之列，因此消灭敌人这一目的的定义中也就不包括它。也就是说，只有相互杀伤和进攻过程中直接取得利益的这一目的才能包括在这个定义中。这种直接取得的利益，既包括敌人在进攻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也包括敌人在撤退过程中直接遭受的损失。

大家都知道，在作战过程中，胜者与败者在物质损失方面几乎没有差别，有时候胜利者的损失甚至还会大于失败者。失败者最惨重的损失是在开始撤退以后才出现的，而胜利者就不可能有这种损失。幸存的精神沮丧的部队被骑兵冲散，疲劳的士兵倒在地上，抛弃了已经被损坏的火炮和弹药车，没损坏的也因道路不好不能迅速前进，结果被敌方的骑兵追获。到了晚上，小部队迷失了方向，轻而易举地落入敌方手中。这种胜利的结果，大多是在胜负已经确定之后才出现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作如下的解释，才能明确理解。

其实，在双方战斗过程中除了有物质方面的损失，还包括精神方面的损失，如精神受到刺激、挫伤，甚至全线崩溃。所以战斗是否能够继续下去，要考虑的不仅有兵力、马匹和火炮的损坏情况，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秩序、勇气、信心，以及内部联系和部署等方面的受损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双方物质损失基本相等的情况下，就更是这些精神力量在起决定性作用。

想要在战斗过程中对比双方物质力量的受损情况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要对比精神力量的受损情况就容易多了。以下两点能够阐明这种对比：首先，作战地区是否丧失；其次，敌人的预备队是否具有优势。我方预备队少于敌方预备队，这就说明我方使用了更多的兵力去保证战争的胜利，从而导致敌人在精神方面占据优势，这种情况常常使统帅感到苦恼，从而低估自己部队的力量。但主要问题是，经过长时间作战的部队差不多都会像烧尽的煤渣一样，子弹用尽了，队形散乱了，体力与精力也都消耗殆尽了，甚至连勇气也大大受挫。对于这样的部队，别说人数上的减少，就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已经大不如前。因此，我们可以根据预备队的消耗程度去衡量精神力量的损失。

决定撤退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地区的丧失以及预备队的缺乏。当然，除了这两大原因外，其他因素也会导致部队撤退，例如部队与部队之间的联系，以及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等。

任何战斗都是一种较量，它们是以双方的物质与精神力量通过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在进行。哪一方剩下的力量最多，他就是胜利者。

在战斗过程中，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是精神力量的增加与损失。决定胜负之后，精神力量还会继续受损，直到整个行动结束才会达到极点。所以，使敌人精神力量受损也是消耗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较好的手段，而战斗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种利益。当军队队形混乱，不能协调行动时，个别部队的抵抗也就失去作用了。当整个军队的勇气受挫，原来那种不怕危险力争得失的紧张情绪就会变得松弛，这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危险不但不能激发勇气，反而会变成一种令人发疯的惩罚。因此，一旦军队看到敌人取得胜利，他们的力量就会受挫，锐气就会大减，想再依靠危险来激发自己的勇气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胜利者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众而获取真正的物质利益。因为只有这样的物质利益才是最真实可靠的，要知道失败者的精神力量可以逐渐恢复，队形也可以重新建立起来，勇气还会再度高涨；而胜利者只能保留极小一部分在精神方面取得的优势，甚至有的时候连极小一部分也无法保留下来。尤其在极个别的情况下，由于失败者强烈的复仇心和仇恨心，反而会使胜利者感到畏惧。而另一方面，在杀伤、俘获敌人，以及缴获敌人武器等方面，胜利者所获得的利益是谁也抹不掉的。

如果说在会战过程中最主要的损失是人员伤亡，那么会战后的损失主要包括火炮的损坏、丢失，以及人员被俘。前一种损失存在于胜败双方，只是数量不同罢了，而后一种损失就完全不同了，它通常只存在于失败的一方，至少失败一方的损失比胜方要大得多。

因此，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才是真正的战利品，同时还可以作为衡量胜利的标尺，因为根据它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胜利的大小。就连胜利者精神优势的大小，也能从这方面看得一清二楚，如果将它与伤亡人数作比较，看得就更加清楚了。所以，有时候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也能产生一种新的精神力量。

前面谈到，在战争中和在战后的撤退中，受挫的精神力量是能够逐渐恢复的，有时甚至能够恢复得完好无损。但这只适用于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至于整体中的大部分，那就又另当别论了。即便对军队的大部分来说还有这样的可能，但从军队所属的国家和政府这一角度而言，就几乎没有这样的可能。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他们判断问题时是从全局出发的，所做的评价几乎不带任何个人偏见，根据对方获取的战利品的数量，再把这些战利品与伤亡人数作个比较，不难发现自己军队软弱无力的程度。

总之，精神力量的削弱虽然没有绝对价值，而且在最后的战果中也不一定会表现出来，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引起重视，有时精神力量的削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凌驾于其他一切因素之上。所以，在军事行动中常常把削弱敌人的精神力量作为重要目标，我们将在其他章节论述这一点。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它的几个基本方面。

随着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胜利的精神效果也会增大，但是精神效果会以更大的比例增大，即既在范围上增大，又在强烈程度上增大。一个被击败的师是比较容易恢复秩序的，如果让它与更大的军队依靠在一起，就容易恢复它的勇气，这就如同冻僵的手脚与身体靠在一起容易温暖过来一样。失败的精神效果尽管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对敌人而言，已经看不到这种效果了。当然，整个军队如果在一次会战中失败，那就无力回天了。因为它会导致全军每一环节相继崩溃。所以，一堆大火所散发的热度与几堆小火散发的热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双方的兵力对比也可以影响胜利的精神效果。以少胜多，不仅一举两得，而且由此可见胜利者有一种更大的、更全面的优势，使战败者望而却步。但事实上这种影响非常隐蔽。在刚开始行动时，往往不能准确地估计敌人的实际兵力，对自己兵力的估计也可能出现误差，此外兵力占据优势的一方还可以否认这种兵力上的差距，或者长期隐瞒兵力占据优势的全部真相。这样，他就可以防止由于这一点而产生不利的精神影响。当时这种被虚荣心、谋略所蒙蔽而产生的以少胜多的精神力量，大多是时过境迁之后才被人们从历史中发现的。于是，这无疑为这支以少胜多的军队，以及它的指挥官增加了光彩；但是，对早已成为往事的历史事件本身而言，这种精神力量已经毫无作用了。

应该这样说，俘获的人员和火炮是体现胜利的主要标志，是胜利的最终结晶，所以在组织战斗时也就要特别重视这一点。在这里，用杀伤的办法消灭敌人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

这一点对战斗部署能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属于战略范畴；但是，这一点与战略对战斗的决策是密切相关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何保护自己的背后，同时又能够威胁到敌人的背后这一问题上。如果既能保障自己的背后，又能对敌人的背后造成威胁，那么肯定能够俘获更多的敌人、缴获更多的火炮。在很多时候，离开完善的战略而只依靠战术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被迫同敌人两面作战，无疑是危险的；假如没有退路，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危险。这两种情况都能导致军队的运动瘫痪使其抵抗力削弱，从而影响胜负。特别是在战败时，这两种危险会大大加重军队的损失，甚至会使损失达到极限，即全军覆没。因此，背后受到威胁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令人不堪设想的后果。

所以，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尤其是在各个部分的战斗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要保障自己的背后并威胁敌人的背后。这种本能是求胜防袭之必然，而这里胜利的概念，不能等同于单纯的杀伤敌人。

我们认为，努力保障自己背后并想方设法威胁敌人背后是战斗中非常紧迫的任务之一，而且是一个务必努力争取实现的任务。无论哪一次战斗，除了单纯的硬冲以外，必须采取上述两种或者其中一种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哪怕是最小的部队也必须先考虑自己的退路然后再去攻击敌人。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去切断敌人的退路。

虽然这是一种本能的要求，但是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经常不能顺利实施，而且在遇到困难时又往往必须牺牲这一点，而去服从其他更重要的考虑等等，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具体研究的话就会离题太远，在这里，我们只要让人们清楚，这种本能的要求是战斗中的普遍法则就可以了。

这种本能的要求无处不发生作用，常常使人们感到它的压力，所以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所有战术机动和战略机动必须围绕的中心之一。

接下来再来探讨一下关于胜利的总的概念，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1）敌人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2）敌人精神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3）敌人完全败下阵来，被迫承认以上两点。

双方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肯定带有一定的水分，真实的不多，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故意虚报的，连公布的战利品的数目也不是很真实。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报道的战利品的数目较小，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获得胜利。如果要衡量精神力量的损失，那就只能把战利品当作尺度了，除此以外再没有适当的尺度可以衡量了。所以，在许多时候，一方获得胜利的唯一确凿的证明就只有另一方放弃战斗。所以降下军旗就等于告诉人们在这次战斗中自己是错误的，而敌人是正确的，并且甘拜下风。失败一方的这种屈服和耻辱不同于失去均势所引起的其他一切精神后果。它是构成对方胜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恰好是这一部分对公众舆论，以及对交战国和所有盟国的民众与政府产生极大的影响的。

同时，我们必须搞清楚，退出战场不见得就是放弃意图，哪怕是经过一场顽强且持久的战斗之后退出战场也同样如此。如果一个前哨通过一番顽强的抵抗最终退却了，我们肯定不会说它放弃了自己的意图。包括在以消灭敌方军队为最终目的的战斗中，也不能随便认为退出战场就意味着放弃意图。比方说，事先计划好的撤退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撤退，而是一边撤退一边还在消灭敌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研究战斗的特殊目的时将要谈到的。在这里我们只是想告诉人们，在很多情况下，放弃意图和退出战场很难区分，在军内和军外退出战场引起的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对于一些普通的统帅和军队而言，在必须决定撤退的情况下，也常常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假如在一系列战斗中持续撤退，即使事实上并没有失败，别人也肯定以为你是节节败退，这种印象带来的影响非常不利。因为，退却者不可能向所有人表明自己的特殊意图，从而消除这种精神影响，除非他公开自己的全部计划，否则就难以避免这种影响。毫无疑问，这与他的根本利益是完全违背的。

通过回忆索尔会战，大家就能注意到这种胜利概念的特别意义。在这次会战中，取得的战利品很少，大约只有几千名俘虏和二十门火炮。当时在腓特烈大帝对整个局势加以考虑后，就改变了向西里西亚撤退的计划，故意在战场上停留了五天，并借此宣告胜利。就像他自己说的，他认为利用这种胜利的精神效果，对缔结合约非常有利。尽管合约是在劳西次的卡托利希-亨内斯多夫战斗中，以及克塞耳斯多夫会战中又取得了几次胜利之后才缔结的，但我们必须承认索尔会战所产生的精神效果。

如果胜利导致了敌人精神的崩溃，那么夺得的战利品就会大大增多。对另一方来说，失利的战斗便成为悲痛的惨败。在此种时候，失败者的精神往往会被瓦解，使抵抗能力完全丧失，最终结果只能是撤退，再撤退。

耶拿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这种惨败的最好例证，而博罗迪诺战役却并非如此。

惨败与一般的失败的区别只在于失败的程度不同，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找为它们划分界限的标志。但是，认清概念是弄清理论观念的重要环节，这一点必须清楚。如果我们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在敌人惨败时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在敌人一般失败的情况下所获取的胜利，那只能证明我们术语上的缺陷，留待以后慢慢解决。

第5节 战斗的意义

前一节我们研究了战斗的绝对形态，即把战斗当作整个战争的缩影进行了研究；接下来，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研究战斗与其他部分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战斗的直接意义。

许多人都这样认为，既然战争是敌对双方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双方只要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然后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来解决所有问题。在理论上是这样，在现实中似乎也是如此。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看法的确有许多正确的地方。假如我们坚持这种看法，把最初的一些小战斗单纯地看作是一种必要的耗损，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把兵力区分开，战斗数目自然会增多，所以我们必须一并讨论各个战斗的直接目的和兵力的区分情况。但是，这些目的和具有这些目的的战斗，大多都是可以分类的，为了阐明我们的论点，现在很有必要弄清它们的类别。

毫无疑问，消灭敌方军队是所有战斗的目的，但是，其他一些目的往往同消灭敌方军队结合在一起，有时甚至还占主要地位。因此，有两种情况我们必须区分清楚：一种是把消灭敌方军队作为主要目的；另一种是把消灭敌方军队当作一种主要的手段。作为一次战斗的总的任务，除了消灭敌方军队以外，也有可能是占领一个地方或者取得一个目标。这种总任务有时候较单一，可能只是这三者中的一项，但有时候也可能不止一项。就后者而言，往往有一项是最主要的。在我们将要谈到的，进攻与防御这两种主要作战形式中，前面三项中的第一项是一样的，其他两项却不一样。现列表如下：

必须指出，上面这一图表并没有把所有目的包括在内，侦察与佯动就排除在外，因为图标中的任何一项都明显不是这类战斗的目的。所以，我们只能承认还有第四种目的存在。仔细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侦察是为了让敌人暴露，骚扰是为了让敌人疲惫，而佯动是为了让敌人留在某一地点，或者将其引到另外一个地点。所有这些目的必须借助上述三种目的中的一种（一般是第二种），才能间接地实现。为了进行侦察就只能假装进攻，或者表现出驱逐对方的样子。当然这种假借的目的并非真正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恰恰是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进攻者的三种目的中再加上第四种目的——企图引诱敌人采取错误的措施。换言之，就是佯攻。这一目的具有的性质只能是进攻，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此外必须明确，防守一个地点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硬性的，也就是必须坚守那个地点；另一种是软性的，即只需要防守一个时期就可以了。后一种情况在前哨战和后卫战中经常出现。

众所周知，战斗任务决定战斗本身的部署。比如，把敌人的哨兵从他们的所在地引开时所采用的方法，与全部歼灭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肯定不一样。再打一个比方，牢牢死守一个地点所使用的方法，与暂时打击敌人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可能一样。就前者而言，不可能考虑撤退；而对后者而言，撤退却成为主要的事情。

上述这些问题均属于战术范畴，在这里是为了说明问题才列举它们的。关于如何在战略上看待各种不同目的的战斗，将在有关章节中分别予以论述。这里只想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这些目的的重要性是按照上述图表所列的次序依次下降的；第二，第一种目的在主力会战中占首要地位；第三，防御战斗的后两种目的完全是消极的，不能带来真正的利益，除非有利于达到其他积极目的，否则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因此，如果这样的战斗越多，就预示着战略形势的恶化。

第6节 战斗的持续时间

当我们开始研究战斗与军队各个方面的关系时，那么它的持续时间就有了特定的意义。

战斗的持续时间可以被看作是战斗的一种次要的、从属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胜利的一方和失败的一方就感觉而言是截然不同的。对胜利的一方而言，决定战斗的胜负越快越好，因为胜利来得越快，效果也就越大；而对失败的一方而言，战斗时间拖延得越长越好，因为失败越晚，损失就越小。

尤其是在相对防御战斗中，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

在相对防御战斗中，战斗的持续时间可以决定战斗的全部成果。因为这一原因，我们可以把战斗的持续时间也当作一个战略要素。

战斗的持续时间与战斗的主要条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些条件包括：兵力的绝对数量而非相对数量，双方兵力的实力对比，兵种的比例，还有地形的性质等。比方说，两万人不会像两千人那样很容易就消耗掉；抵抗兵力比自己大一两倍的敌人不会像抵抗兵力相等的敌人那样持久；骑兵战斗与步兵战斗相比，更容易决定胜负；单纯用步兵作战的战斗相对有炮兵的战斗决定胜负更快些；在山地和森林作战，前进的速度就不如在平原上的速度。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见，要想利用战斗的持续时间来达到预定目的，就得考虑到兵力的数量、兵种的比例，以及配备的情况。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不是为了得出这条规则，而是为了能把经验在这方面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同这条规则联系起来。

一个由各个兵种组成的八千人到一万人的普通师，即使是去对抗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敌人，而且是在比较不利的地形上，也能抵抗数小时；假如敌人的优势不明显，或者根本不占优势，那么抵抗时间可以延长到半天。一个由三四个师组成的军，比一个师的所能抵抗的时间要多一倍；而一个由八万到十万人组成的军团它的抵抗时间则更可以延长两、三倍。也就是说，这些军队在上述的时间内完全可以单独作战，而不需要依赖援助。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内有其他军队增援，这些军队发挥的作用就可以立即同已经进行的战斗所取得的成果合并起来，那么这仍然算是一个战斗而不是两个战斗。

上述数字是我们通过经验得来的。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进一步阐明，即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和结束战斗的时刻。

第7节 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

任何战斗的胜负都不可能一下子在某一个时刻决定，在所有战斗中都有一些极其重要的时刻，对胜负的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战斗的失败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在所有战斗中肯定有一个重要时刻，可以被看作是决定这次战斗胜负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之后再进行的战斗，只能算作是一个新的战斗而不能看成是原先那个战斗的继续。如果能对这个时刻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么在战斗失利时考虑是否能够利用援军有效地将这个战斗持续下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由于没有明确地把握好决定战争胜负的时刻，使得人们有时在一些无法挽回的战斗中无谓地消耗了生力军；相反，在还存在转机的战斗中，有时却又错过了利用生力军挽回败局的大好时机，这些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以下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1806年，霍亨洛黑侯爵在耶拿附近用三万五千人的兵力与拿破仑率领的六七万兵力进行会战，结果败得很惨，几乎是全军覆没；可就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吕歇尔将军企图以一万二千人的兵力让会战起死回生，结果只能是异想天开，以毁灭告终。

另举一例，就在那一天，大约二万五千名普军同达乌率领的二万八千名法军在奥尔施塔特附近一直战斗到中午，结果失败了，可是兵力尚存，遭受的损失与完全没有骑兵的对方差不多。而普军却错过了大好时机，这时完全可以利用卡耳克洛伊特将军带领的一万八千名预备军来扭转局势，可他们没有这样做。假如当时这样做了，那么这次会战也许就不会失败了，甚至还会转败为胜。

所有战斗都构成一个整体，每一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合成总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决定战斗的胜负。这个总的结果也许不是我们在第四节中所讲的那种胜利，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根本无法预料会取得那样的胜利，而有时则会因为敌人提前撤退打破了自己原有的计划。在许多时候，哪怕是在敌人顽强抵抗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时刻总是早于构成胜利概念的主要成果出现的时刻。

我们不禁要问：一般情况下到底什么时刻是胜负已定的时刻，即从什么时刻起用一支势力较大的生力军去扭转局面完全是一种无为的消耗呢？

如果把无所谓胜负的佯攻排除在外，那就是：

1）假如战斗的目的是夺取对方的一个目标，那么当对方失去这一目标时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

2）假如战斗的目的是占领一个地点，那么胜负已定的时刻也就是对方丧失这个地点的时刻。但并非总是千篇一律，当所要占领的地点特别难以攻克时才会这样。假如是一个非常容易攻占的地点，那么无论它有多么重要，敌人都会不冒任何危险地把它重新抢夺回来。

3）在上述情况除外的其他所有场合，尤其是在以消灭敌方军队为主要目的的场合，决定胜负的时刻取决于胜利一方有很强的凝聚力，斗志也很旺盛，而失败的一方即使再增加兵力（有关这一点，在第三章第12节中我们已经讲过）也于事无补。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在战略上就把这一时刻作为划分战斗单位的依据。

在战斗过程中，假如敌人的军队只有极少一部分秩序混乱或者丧失战斗能力，而我方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处于散乱状态，那么我们就无法恢复战斗；假如敌人完全失去战斗能力，但很快又恢复了，那么我们仍然无法恢复战斗。

所以，实际作战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小，也就意味着留作预备军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大（只凭这一点，就可以影响胜负），那么对方想利用生力军扭转局势的可能性就越小。任何能在战斗中合理使用兵力，以及随时都能充分利用预备军的精神效果的统帅和军队，都能更大限度地取得胜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战争中，法国军队，尤其是在拿破仑的统率下作战时，往往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另外，胜利的一方参战兵力越少，消除战斗的危急时刻和重新恢复作战能力的时刻来得就会越早。比方说一小队骑兵在迅速追击敌人以后，短短几分钟内就能够重新恢复原来的队形，危机也能够很快消除，而整个骑兵团要恢复原有的秩序就需要较长的时间；成散兵状态的步兵想要恢复原有队形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如果是多兵种组成的部队，由于它各个部分的前进方向不同，战斗一开始时队形就会发生混乱，相互之间又不可能都明确地知道对方的位置，队形就会变得更加混乱，所以恢复队形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胜利的一方要重新组织和集合军队，并稍加整顿，安置适当的地点，重新恢复战场秩序，这些需要的时间也是很长的。可以这么说，队伍越大，恢复秩序的时间也就越久。

显然，当胜利者还没有调整好状态时，黑夜的到来自然就会推迟恢复秩序的时间。另外，复杂的地形和隐蔽地也会延缓这一时刻的到来。但是话又得说回来，黑夜对胜利者同时又是一种有效的掩护手段，因为失败者想要利用黑夜进攻而取得良好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像1814年3月10日，在郎城约克进攻马尔蒙那样成功的例子是很少见的。同样，隐蔽地和复杂的地形对于长期处于危急时刻的胜利者也能起到掩护作用，使敌人无法反击。所以，黑夜、隐蔽地和复杂地形，对想恢复战斗的失败者来说，会更加困难。

我们前面所谈的失败者的援军，特指单纯增加的兵力，即从自己后方调来的援军，因为这种情况一般比较常见。当然，如果援军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方的翼侧或背后，那就又另当别论了。

我们将在其他章节讨论，战略范畴内的翼侧攻击与背后袭击的效果。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为使战斗恢复而采取的翼侧攻击与背后攻击属于战术范畴。我们之所以讨论它，是因为我们必须谈到的战术效果，以及必须使概念涉及到战术范畴。

军队攻击敌人的翼侧与背后，有可能大大提高攻击的效果，但并非始终如此，有时也可能适得其反。这一问题取决于战斗的各个条件，我们不想在这里深入地讨论它。但下面两点有助于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

第一，翼侧攻击与背后攻击对决定胜负后的成果的影响，通常大于对决定胜负本身的影响。在战斗恢复时，首先应该去争取胜利，而不是避重就轻地去计较成果的大小。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一支赶来试图恢复战斗的援军，应该同原来的军队会合，而不应该直接去攻击敌人的翼侧与背后。在多数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并不是这样，究其原因，下述第二点可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精神效果。

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翼侧与背后，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因为处于危急时刻中的敌人往往是散乱的，很难抵挡这种攻击。如果是在战斗初期，由于敌人的兵力集中，对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肯定有所防备，所以这种攻击在战斗初期不会起到多大作用，但是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情况变得让他们有机可乘。

因此，我们只能坦然地承认，在许多时候，援军突袭敌人翼侧或背后，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如同相同的力作用于力臂较长的一端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样。一支从正面进攻对恢复战斗毫无希望的军队，如果出其不意地去攻击敌人的翼侧或背后，就能重新恢复战斗。在这里精神力量起着主要作用，它的效果是无法估计的，于是大胆和冒险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在能否挽回一个失利的战斗还是一个未知数时，必须考虑到之前提到的各种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作用。

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援军所进行的新的战斗完全可以与原来的战斗合而为一，取得共同的战果，那样原来的失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账本中一笔勾销了。但是，在战斗的胜负已确定无疑的情况下，那就是另一回事，援军所进行的新的战斗会产生新的结果。假如援军兵力很少，难以和敌军对抗，那么新开始的战斗几乎不可能获得有利的结果。相反，如果这支援军实力强大，能独立进行下一个战斗，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甚至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但尽管如此，前一个战斗的失利也无法从账本中勾销。

以库涅斯多夫会战为例，腓特烈大帝的第一次进攻就占领了俄军的左翼阵地，并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这一天的战斗结束时又都失去了，因此第一次进攻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如果他把会战的后一部分进攻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便是失利了，也不会把第一次战斗所取得的胜利从账本中勾销。

如果在战斗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能预料到战斗的不利情况，并且设法扭转战局，这样就可以把不利的结果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甚至能够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意思也就是，如果人们认真考察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就会很容易发现，在结束战斗以前，各部分的战斗结果都只是暂时的，在总的结果中有被抵消掉的可能，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假如我方军队被击溃得越多，同时也意味着敌人消耗的兵力越多，因此敌人的危急时刻肯定也越严重，而我方在生力军方面的优势也就越大。如果这时总的结果突然变得对我方有利，战场和战利品都被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时所消耗的所有力量都转化为我们的纯利，相反我们以前的失败倒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于是，敌人在短暂胜利时觉得值得为之做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被一笔勾销，余下的只有对牺牲了的兵力的懊丧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难在战场上就是这样变化无常。

总之，如果我方占有绝对优势，完全可以以更大的胜利来击溃敌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在战斗（假如它真的很重要的话）还没有结束之前就扭转战局，千万不要等着发动第二次战斗。

1760年，劳东将军在利格尼茨进行决战时，道恩元帅曾有援助他的想法。可是当劳东失败的时候，道恩虽然有充足的兵力，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

这就告诉我们，在会战以前进行艰苦的前卫战，其实是一种下策，如果不是不得以而为之，就应该尽量避免。

此外，我们还得研究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战斗结束了就等于完结了一件事情，那么进行一次新的战斗时就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为依据。可是，这一结论与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即复仇心是相互抵触的。从最高统帅，到地位最低的鼓手都具有这种感情，所以，复仇心最能激起军队的斗志。当然，在这里必须记住一个前提，即被击溃的不是整个军队，而只是其中不太大的一部分。要不然复仇心肯定会由于整个军队都灰心丧气而淡化了。

由此看来，为了补救损失，尤其是在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展开第二次战斗时，就会很自然地利用到上述精神力量。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第二次战斗肯定是进攻，这是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许多非主要的战斗中，这种利用复仇心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规模较大的会战通常不是取决于复仇心，而是由许多其他原因决定的。

在蒙米赖，令人尊敬的布吕歇尔，当他的两个军被击溃以后的第三天，于1814年2月14日再次率领第三个军奔赴了同一个战场，这完全是复仇心驱使他这样做的，假如他知道与他相遇的可能是拿破仑本人，那他肯定不敢去复仇；但他当时以为遇到的是马尔蒙，结果他那种高尚的复仇心带来了悲惨的结局，最终由于失算而遭到再一次失败。

几个负有相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的距离，是由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胜负的时刻来决定的。这种配置如果是为了进行同一个战斗，那就属于战术部署。但是，有一种情况必须指出，那就是当它们的距离很近，无法进行两个独立的战斗，即在战略上它们所占的空间被看作是一个据点的时候，这种配置才被看作是战术部署。可是，在战争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即便是负有相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也必须保持相当的距离，虽然它们的主要意图是进行同一个战斗，它们也可能会分别进行战斗。所以，这种配置就被看作是战略部署。

属于这类战略部署的有：军队被分成几个部分或者被分成几个纵队进行行军；派出一些前卫和侧方部队，或者确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预备军；把分散宿营的军队集中等等。人们可以发现，这类战略部署是经常出现的，如果说它们在战略上被看作是辅币，那么主力会战，以及具有相同性质的会战则被看作是金币和银币。

第8节 战斗是否需要经过双方同意

“不经双方同意，就不会发生战斗”，搏斗就是以这一点作为思想基础的。许多历史作家，就是依据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高见，然而却得出了许多模糊和错误的观念。

这些作家在论述中总要重复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统帅向另外一个统帅挑战，可被挑战者却未应战。

我们认为，战斗源于搏斗，但是与搏斗有很大的区别。战斗基础的构成包括双方对斗争的欲望，也就是说双方都同意战斗；以及产生战斗的目的。这些目的始终从属于更大的整体，相应地，如果把整个战争看作是一场斗争，那么其政治目的和条件也从属于更大的整体。所以，想要战胜对方的这一目的本身也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说得更明白些，这种目的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而只能被看作是更高的意志赖以生存的神经。

“白费工夫地向敌人挑战”这一说法，在古代民族中，哪怕是在常备军出现的初期，都还是存在一些意义的。古代各民族进行的战斗，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战场上进行的，所有部署都以此为依据，因此军队的部署和编组是当时全部军事艺术的表现，即表现在战斗队形的好坏上。

那时，军队一般都驻扎在营寨里，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去侵犯营寨驻扎地的，当在敌人离开营寨来到开阔地方以后，会战才可能进行。

假如有人说，汉尼拔向非比阿斯挑战是白费，这对非比阿斯而言，无非表明这一会战不属于他的计划之内，而并非证明汉尼拔在物质或者精神方面占有什么优势；但是对汉尼拔而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至少汉尼拔是真心希望进行会战的。

常备军刚出现时进行的大战斗和会战的情形，同古代战争极为相似。即一支庞大的军队要想进行战斗就必须编成战斗队形，然后指挥它进行战斗。这样的军队往往是一个庞大的、笨拙的整体，只有在平原上才能作战，一旦遇到复杂或隐蔽的地形，以及山地时，就无法展开进攻和防御。因此，防御者就会很容易地找到一种避免交战的手段。这样的情况虽然已不多见，但却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出现过。等到七年战争时期，才开始在复杂的地形上进攻，并且逐渐朝这个方向发展。到了现代，就那些想利用地形作战的人而言，虽然地形可以使他的力量增强，但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影响战争的进程了。

近三十年中，地形根本就无法再束缚战争的发展了，那些想真正通过战斗决定胜负的人，肯定能够想方设法地找到敌人并展开进攻。要不然，只能说明他不想进行战斗。所以，这种向敌人挑战而敌人不接受挑战的说法，在今天只能说明他认为战斗的时机对他不利。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无非是他的一种托辞，只是想借此隐瞒事情的真相罢了。

不过，哪怕是在今天，防御者虽然已经无法拒绝战斗了，但是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战斗，那就是放弃阵地继而放弃防守阵地的任务。这样，对进攻者来说只是取得了一半的胜利，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暂时占了上风。

所以，现在向敌人挑战而敌人没有应战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它只能用来证明进攻者想掩饰自己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防御者没有退却，那就说明他并没有拒绝会战，只要他还没有受到攻击，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他是在以另一方式挑战，事实也确实如此。

现在，只要是想或者可以逃避战斗的人，他肯定不会选择被迫进行战斗。当然对进攻者而言，他也不希望轻而易举地从敌人的逃避中获得利益，而总是希望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所以，他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和利用极其少见的，但又是可行的手段，逼迫对方应战。

逼迫对方应战的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第一种是包围，也就是使敌人无路可退，而宁愿选择接受战斗；第二种是奇袭，不过，这种手段在现在运输很方便的时代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现代的军队灵活性和机动性很大，哪怕在敌人眼前他也敢于退却，除非地形极其不利，才会对退却造成很大的困难与危险。

内雷斯海姆会战就是这样的例子。1796年8月11日，卡尔大公在劳埃阿布山对莫罗发起了这次会战，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容易退却。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位著名统帅和著作家当时为什么要采用这一行动。

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假如联军的统帅的确不想进攻腓特烈大帝的话，那么这次会战就只能另当别论了。

而在索尔会战中，腓特烈大帝承认，他接受会战是因为他觉得在敌人面前退却非常危险；另外，腓特烈大帝同时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接受这次会战的其他理由。

总而言之，除了真正的夜袭以外，奇袭并不多见。就是选择包围战术逼迫敌人应战，也只能是对单独的军队，比方说马克森会战中对芬克军就是这样。

第9节 主力会战——决定主力会战胜负的时刻

什么叫主力会战？它是指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显然，它不是那种为了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次要的斗争，也不是那种一察觉目的不容易达到就想放弃的纯属尝试性的活动，而是为了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而进行的倾注全力的斗争。

就一次主力会战而言，次要目的与主要目的也可能混杂在一起。由于主力会战产生的情况不同，也肯定各具特色，因为一次主力会战往往是同更大的整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充其量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恰恰又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主力会战必须永远被看作是战争的真正重心。总而言之，主力会战最明显的特点在于，相对其他战斗而言，它的独立性最大。

这一点直接影响主力会战怎样决定胜负，以及主力会战的胜利的效果；同时还决定着理论应该对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的主力会战以怎样的评价。

所以，我们选择主力会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并且在谈到与此相关的特殊目的以前，要对它先进行一般的研究，因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力会战，不是一些特殊目的就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主力会战具有较大的独立性，所以它的胜负肯定取决于它本身，换言之，只要有一线胜利的希望，就必须在主力会战中倾尽全力争取胜利，除非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否则绝不能因为个别原因而放弃主力会战。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判断决定胜负的时刻呢？

按照现代军事艺术的一般规律，军队某种特殊的编组和队形，是军队发挥勇敢精神和争取胜利的主要条件，那么，一旦这种队形被破坏就意味着到了胜负已定的时刻。如果一翼被击溃，就意味着还在战斗中的其他队伍的命运也已经被决定了。要是在以前，防御的实质在于军队同地面障碍以及地形紧密结合，军队和阵地仿佛融为一体，那么，占领这一阵地的主要地点的时刻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刻。所以人们常说：主要阵地丢失了，整个阵地也等于丢失了，会战也就无法继续。在这种时候，被击败的一方就如同断了弦的乐器一样，再也不能弹奏美妙的音乐了。

是前一种几何学原理也好，是后一种地理学原理也罢，有一点肯定是相同的，那就是使作战军队像结晶体那样，不可能用到最后一个人为止。这两种原理现在已经几乎失去作用，至少不可能起主导作用了。虽然现代的军队在进入战斗时也讲究一定的队形，但队形已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了；尽管现代战争中的复杂地形还起着一定的抵抗作用，但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了。

在本章第二节中，我们曾对现代会战的特点展开了概括的论述。根据这一论述，战斗队形只是一种便于使用军队的方式，而会战过程就是一方消耗另一方兵力的过程，谁先耗尽对方的兵力就说明谁获胜了。

所以，与其他任何战斗相比，谁会在主力会战中放弃战斗，取决于双方所剩余的预备军的兵力情况，因为只有这种预备军的全部精神力量还保留着，而那些被战火燃烧殆尽的部队，其精神力量已所剩无几了，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之前已经说过，地区的丧失也可以作为衡量精神力量受损的尺度，所以也被列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不过它常常被当作是损失的标志，而不被看作是损失本身。由此可见，双方统帅最关心的问题是尚未投入战斗的预备军的人数。

会战的发展趋势开始时可能不明显，但往往是早已确定了的。有时在会战的部署中这种趋势往往就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假如一个统帅看不到这种趋势，而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会战，这就意味着他是缺乏这种认识能力的。假如这种趋势在会战的部署中和会战开始时还没有被确定，但在会战过程中均势肯定会逐渐地发生变化，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种变化最初可能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就越来越明显。在会战过程中均势的变化，并非像那些不了解战斗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变化无常的。

尽管可能在某段较长时间内均势不会受到破坏，或者一方失利后均势还能恢复，结果反而使对方失利，但是毫无疑问，在很多时候，在退却以前战败的统帅早就觉察到了这种变化。假如有人说，个别情况出其不意地对会战的整个进程产生了根本的影响，那么，这绝大多数是战败者有意掩饰自己在会战中的失利的一种托辞。

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求助于公正而富有经验的人做出判断。他们肯定会同意我们的论点，并且在读者面前为我们辩护。如果一定要我们说出为什么会战过程必然是这样的，那肯定会过分地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战术领域。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结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以外的别的东西。

虽然我们说，大多战败的统帅在做出放弃会战的决定以前，就已经觉察到这种不利的结局，但是我们也承认有截然相反的情况，以免造成我们的论点自相矛盾。如果因为会战已出现失败的趋势，就认定这场会战非败不可，那么统帅肯定不会再拿出兵力去挽回败局，所以肯定是在会战的失败趋势出现以后就立刻退却了。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起初一方的失败趋势已定，但结果反而是另一方失败了。这种情况虽然不多见，但出师不利的统帅总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例外上，只要还有一线胜机，他就不会马上选择退却。只要自己的勇气和理智合二为一，他总是设法通过吃更多的苦、利用剩下的精神力量，以及通过创造奇迹或者借助运气，使自己反败为胜。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想补充几句，但在这之前，先要说明均势变化的征候是什么。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组成整体战斗的结果，而在各个部分的战斗中，均势变化的征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体现在指挥官内心世界受到的情感影响上。假如一个师长亲眼看到他的各个营惨败的情况，那么这无疑会对他的行动和报告产生影响，而他的报告又会对统帅的措施产生影响，所以，对于有些失利来说，即使是有办法补救的，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最终无法抗拒地涌进统帅的心里。

第二，体现在我方部队的消耗比对方更快上。这种消耗在具有缓慢而有秩序特点的现代会战过程中是不难估算的。

第三，表现在地区的丢失上。

这一切就好像一个罗盘，根据它统帅就可以辨别会战这只船的航向。假如自己损失了全部炮兵，也没有夺取敌人的火炮；假如敌人的骑兵冲垮了自己的步兵营，而敌方的步兵营却牢不可破；假如自己的战斗队形的火力线迫不得已从一个地点退到另外一个地点；假如为了占领某些地点而徒然地损失了力量，并且向前进军的步兵营每次都正好被敌人雨点般的榴霰弹击溃；假如在炮战中我方的火力开始减弱；假如随着伤员的后撤大批没有受伤的士兵也跟着逃跑，导致火线上的步兵开始迅速地减少；假如会战计划遭到破坏，以至于部分军队被阻隔或被俘；假如退路开始受到威胁等，那么从这一切情况中统帅必然会看出这次会战的趋势。这种发展方向持续得越久，趋势就更加明显，想要挽回败局就越困难，被迫放弃会战的那一刻也就越来越近。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时刻。

曾经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最后决定胜负的主要根据，往往是双方留下的预备队的对比。统帅是否决定退却，取决于在预备队的对比上对方是否占有决定性优势。现代会战的特点是，可以通过生力军来补救会战过程中的一切不幸与损失，因为，现代战斗队形的编组和部署，使预备队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任何时间下都能使用。只要还有占据优势的预备队，一个看来就要遭到不利结局的统帅，是不会放弃会战的。可是，一旦他的预备队比敌方的预备队弱，那么胜负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至于他还会采取什么措施，这既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又要看他勇气与毅力的大小，当然，这种勇气与毅力有可能变成不理智的顽固。统帅如何正确估算双方预备队的优劣程度，这属于实践中的技能问题，决非这里要谈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谈论他经过判断得出的结论。然而，得出结论的时候并非是决定退却的时候，因为一个逐渐形成的结论不足以使统帅做出退却的决心，它只不过是统帅下定决心的一个一般依据，要下定决心还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因素。这些特殊因素主要有两种：退却的危险和黑夜的到来。

随着会战的向前推进，如果退却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而且已经大大消耗掉了预备队，已经不足以重新打开局面，那么，只有听天由命或者有秩序地退却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在这种情形之下，长时间地耽搁很可能使他陷入溃败，甚至是覆灭的危险之中。

通常战斗会随着黑夜的到来而结束，因为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夜间战斗才是有利的。黑夜比白昼更利于退却，所以，所有必须退却或者可能退却的军队，都会选择利用黑夜向后退却。

不用解说就可以明白，促使人们定下退却的决心除了这两种常见和主要的因素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比较特殊、比较细微，但又必须重视的其他因素，因为在会战当中越是接近趋势发生决定性改变时，每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就越会对这种改变造成影响。因此，一个炮兵阵地的损失，敌方骑兵团顺利突入阵地等，都能促使统帅实现正在形成的退却决心。

在结束这一论题的时候，我们就统帅身上所具备的勇气与理智，这两者之间的斗争问题探讨一下。

一方面，屡战屡胜带来的骄傲情绪，天生倔强养成的坚强意志，由高尚激情激发的顽强的抵抗精神，都要求统帅要把光荣的英名留在那里，而不退出战场；而另一方面，清醒的理智却在警告他不要把力量消耗殆尽，不要孤注一掷，而要保留必要的力量，以便有秩序地进行退却。在战争中，尽管应该给予勇气和顽强最高的评价，尽管没有倾注全力争取胜利的人大多不会取得胜利，但是必须得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顽固地干下去，那么只能被看作是绝望的挣扎，是不明智的行动，任何评判者都不愿意原谅他。在最著名的滑铁卢会战中，拿破仑用尽了最后的兵力，企图挽回一场已经没有希望的会战，他拿出了最后的本钱，最终像乞丐一样逃离了战场，逃离了他的祖国。

第10节 主力会战（续）——胜利的影响

由于不同的立足点，对某些大会战获得的特大的效果人们可能会感到惊讶，对另外一些大会战没有获得任何效果同样也可能感到惊讶。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一次大的胜利带来的影响。

在这儿，我们很容易分辨以下三种影响：第一，胜利对统帅及其军队，即对战争工具本身的影响；第二，胜利对参战国的影响；第三，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上述两种影响所起到的真正的作用。

在战场上，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伤亡、被俘人数，以及火力损失等方面的区别，通常是不明显的。如果有谁只看到这种差别不明显的一个方面，那么谁就会对这个差别所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可理解。但实际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

我们在第四章第4节中曾经提到，一方的胜利是以较大的比例，随着另一方被击败的数量的增多而增大。一场大规模战斗，其结局都会给失败者和胜利者带来很大的精神影响。这种影响将使物质力量遭到更大的损失，而物质力量的损失又会对精神力量造成影响，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增长的。因此，精神影响应该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对胜利者和失败者而言，这种精神影响起到的作用正好相反：它对失败者来说，能破坏各种力量；对胜利者来说，却能加强各种力量与活动。但是，它主要还是对失败者产生作用，因为对失败者来说，造成新的损失的直接原因正是它。此外，这种影响同战争中的一切困难因素，诸如危险、劳累和艰难有相同的性质，因而与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会受到它们的影响而不断增大。而这一切对胜利者来说，却能够促使它的勇气进一步高涨。我们认识到，为什么当我们谈到胜利的影响时，主要是针对失败者所受的影响，这是因为相对最初的水平线而言，失败者下降的程度要比胜利者上升的程度大得多。如果说在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中这种影响比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强烈，那么，在主力会战中肯定更要比在一次从属性的战斗中强烈得多。具有独立性的主力会战，应该以最大的努力获取它应得的胜利。在进行主力会战的这个地点、这一时刻战胜敌人正是主力会战的意图，它体现着所有战争计划和所有实施方法，以及对未来的所有遥远的憧憬和朦胧的愿望。

对这个大胆的问题做出回答，是命运攸关的问题。精神必然会在这种情况下紧张起来，不仅是统帅，他的整个军队包括最基层一级的辎重兵都是这样。当然，职位越低，紧张的程度就越小，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越小。无论在什么时代，从事物的性质来看，主力会战始终是一种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而决不是一种没有准备、盲目地进行的例行公事。这种行动无论相对本身的性质来说，还是相对指挥官的意图来说，与一般的战斗活动相比更能增强所有人的紧张情绪。人们越是紧张地关注会战的结局，会战结局带来的影响也就越大。

在现代会战中，胜利带来的精神影响比在战史初期中要大得多。现代会战既然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那样，是双方力量的真正较量，那么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应该是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总和，而不会是个别的措施，更不会是偶然性的原因。

人要是犯了错误，可以在下次改正，如果幸运的话，在下一次还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总和，往往不是马上就可以改变的。因此，对整个未来而言，一次胜利所带来的变化都会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所有参加会战的人当中，虽然这种变化只有极少数的人考虑到，但是，会战过程本身将让每个参加战斗的人感受到这种变化。尽管可以用一些牵强附会的特殊情况，来掩饰会战过程中的真相，但人们仍然隐隐约约地看出：总的情况决定会战的胜负，而不是个别特殊情况。

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大会战失败的人，很难对失败有一种完全真切的感受。因此，永远也无法从各种小失败的抽象概念中构成一种大会战失败的真正概念。现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失败的大会战的情景吧！

在一次失败的会战中，能够左右人思维的，即人的智力，首先是兵力的减少；然后是丧失地区——这是极其常见的现象，就算是进攻者在不顺利的时候也会丧失地区；其次是队形的破坏，部分军队的混乱或者退却的危险——这一切经常出现，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最后是退却——这通常在夜间进行，甚至在整个夜间持续进行。一旦开始退却，大批疲惫不堪的士兵，或者跑散的士兵，就不得不被军队丢弃，而丢弃的这部分兵力，往往是那些冲得最远、坚持得最久，最勇敢的士兵。本来失败的感觉只有高级军官才有，到此时就会波及到各级军官，甚至最普通的士兵。尤其是当他们想到，那么多真正被大家所敬佩的勇敢的战友在这次会战中，落入敌人手里时那可怕的景象，就会更强烈地感觉到失败与沮丧。同时，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认为是上级指挥官的失误造成了这种失败，因而对上级指挥官产生埋怨与不信任，这样一来失败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这种失败的感觉并不是随便想象出来的，它证明敌人已经占据优势。对方占据优势这一事实，最初也许会被某些原因所掩盖，不容易为人们所发现，但到会战结束的时候，总会明显地呈现出来。人们也许早已清楚了这一事实，但在缺乏确凿依据的情况下，必然希望能够有偶然的情况出现，必然会相信幸运和机遇，以至于进行大胆的冒险。最后，当所有一切都证实已经无济于事的时候，摆在人们面前的就只剩下冷酷的事实了。

这些情况还远远称不上是惊慌失措。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之所以惊慌失措，决不是因为会战失败；而另外一些军队的惊慌失措，也仅仅是在个别情况下才是会战失败的结果。但是，上述那些沉闷失落的情况，即使在最优秀的军队中也可能产生。假如说长期的严格锻炼和经常取得胜利的心态，以及对统帅的莫大信任，有时可以抑制这些情况，但这种情况在失败初期却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导致这些情况的并不是火炮的丢失或者人员的损失，因为通常是到后一阶段才会出现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损失，而且大家也不会很快就知道。因此，就算均势变化极其缓慢，而且是逐渐形成的，也会产生这种情况，正是这些情况使胜利在任何场合都会产生影响。

前面已经说过，战利品的数量可以增加这种影响。处在上述情况下，作为战争工具的军队将要遭受多么强大的削弱呀！一支军队处在这种削弱状态下，连作战中很微小的困难都会感到难以应付，因此，怎么还能够指望它做一番新的努力，重新夺回已经失去了的阵地呢！交战双方之间，在会战之前有一种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平衡状态，当这一平衡状态遭到破坏时，要想重新恢复它，就必须依靠外力的帮助。假如缺乏这样的外力，那么，任何新的尝试都只会导致新的失败。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取得的最细微的胜利，也会使平衡状态像天平一样向一边倾斜，除非新的外在条件使它发生改变。假如这种新的外在条件不存在，而胜利者又是一个荣誉心十分强烈，并且想要追求更大目标的人，那么，要想使他那上扬的优势不致像洪水泛滥一样，要想通过小规模抵抗阻挡这股洪流，直到胜利的洪水沿着一条新开设的渠道消失，对方就必须有一个具备杰出才能的统帅，以及一支久经考验并具备高度素养的军队。

我们现在来谈谈，对方的胜利会对我方的民众和政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他们的迫切愿望化为泡影，自尊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取而代之的恐惧情绪则会四处蔓延，最后导致他们完全陷入瘫痪状态。这是主力会战，对交战一方的中枢神经最致命的打击。尽管在不同的环境中这种影响也不同，但完全没有是决不可能的。面对这种情况，人们非但不去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便扭转败局，反而担心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于是在本来应该前进的局势下踌躇不前，甚至束手就擒，听凭命运的安排。

在战争过程中，这种胜利的影响所产生的成果，除了统帅的性格和才能决定之外，还包括促成胜利的各种条件，以及胜利带来的各种优势所决定。当然，假如统帅不具备相关的才能和敢作敢为的精神，那么即使是最辉煌的胜利也无法带来最大的成果。但是，即使统帅具备相关才能和敢作敢为的精神，而这些精神力量受到各种条件的严重限制，那么它们也会很快地丧失。假如利用科林会战的胜利的是腓特烈大帝，而不是道恩元帅；假如进行勒登会战的是法国，而不是普鲁士，那么结果会大相径庭！

至于各种促使胜利产生成果的条件，在讨论与此相关的问题时我们再做研究。那时才能解释清楚，胜利与它的成果之间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现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因为胜利者缺少魄力的缘故。我们在这里只想研究主力会战本身，而不想偏离这个题目，所以只指出：胜利必定会产生上述影响，而这种影响只能随着胜利的增大而增大。一次会战越是作为主力会战，也就是说，在一次会战中越是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起来，越是把全部军事实力作为作战力量，越是把全国的力量作为军事力量，胜利的影响自然也就越大。

不过，难道理论就应该理所应当地认为胜利的影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难道理论就不应该努力寻求有效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影响？面对这个问题似乎很自然地就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像大多数理论家那样，既赞成又反对，以至于让自己走上自相矛盾的歧路。

事实上，上述影响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事物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影响。即使我们找到了可以避免它的方法，但它依旧存在，就好像一枚炮弹，即使它从东向西发射，虽然它随着地球自转从而产生的运动其速度会有所减弱，但是随着地球的自转它仍然在运动。

整个战争的进行是少不了人的弱点的，也正是针对着这种弱点的。

尽管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还会谈到主力会战失败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尽管在绝望的处境中，我们依然还要研究可能存在的手段；尽管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相信也许能把失去的东西再重新夺回来，但这并不等于说，失败造成的影响会逐渐消失，甚至完全没有了。因为本来可以把人们用来挽回败局的力量与手段用到一些积极的目的上去。除了精神力量以外，还包括物质力量。

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反而会引起一些在胜利情况下根本无法产生的力量，例如复仇心等。当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很多民族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强烈的反作用如何才能被激发起来，这已经不是军事艺术要研究的问题了。军事艺术只在假设出现这种作用的情况下，才会对它进行研究。

胜利所带来的结果，也许会因为反作用，唤起失败者的复仇心理而变得有害了。这种情况尽管是极少见的，但是既然存在这种情况，那就有理由认为，由于战败的民族或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所以胜利所产生的效果和反应也是存在差异的。

第11节 主力会战（续）——会战的运用

不论在具体情况下的战争是多么复杂，我们都必须承认许多情况都是必然存在的，只要我们从战争这一概念出发，就可以肯定以下五点：

1）战争的主要原则是消灭敌方军队，对进攻的一方而言，要达到目标必须通过这一途径；

2）必须通过战斗才能消灭敌人的军队；

3）具有一般目的，而没有更多特殊目的的大的战斗才会产生大的结果；

4）如果一次大会战是由若干战斗组成的，肯定会产生最大的结果；

5）统帅只有在主力会战中才亲自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他绝不会掉以轻心，肯定会全力以赴，这也是取决于事物的性质。

由上述五点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消灭敌方军队必须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来实现，而大会战又必须把消灭敌方军队作为主要目的。

当然，消灭敌方军队这一因素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包含在其他手段中。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各种条件都十分有利，一次小小的战斗也许就能出乎意料地消灭敌人很多的军队，比如马克森会战；相反，在有些主力会战中，有时主要目的只是占领或坚守某一阵地。总而言之，进行主力会战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消灭敌方军队也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完成，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真理。

所以，主力会战应该被看作是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所在，就像太阳光在凹镜的焦点上汇聚成太阳的完整的像迸发出高温一样，在主力会战中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才能够得到集中，并产生巨大的效果。

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要把军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成一个大的整体。这就说明，无论是对进攻者还是对防御者来说，都有利用这个整体进行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想法。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大战斗，那就表明虽然有敌对情结，即这个战争的最初动机在起作用，但同时还有其他缓和因素在削弱或完全阻碍这种作用。然而，即使双方都按兵不动（这是过去许多战争的特点），他们仍然把主力会战作为未来的目标，把它作为构成他们的计划的长远目标。战争越是名副其实，越是被当作一种发泄敌对情绪和仇恨感，以及制服对方的手段，因而所有活动就越是集中表现在流血的战斗中，这就更加显示了主力会战的重要性。

凡是志向远大的人，也就是把挫败对方作为目的的人，肯定会选择主力会战这一最恰当的手段。而这种手段，恰恰又是最好的手段。那些害怕大的决战从而逃避主力会战的人，必将自食苦果。

进攻者肯定抱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主力会战往往是进攻者的主要手段。虽然我们在这里无法更详细地确定进攻与防御的概念，但必须明白，哪怕对防御者来说，要想更快地适应防御的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很多时候也只能选择主力会战这种唯一有效的手段。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忍、最直接了当的方法。正如我们在下一节还要具体阐述的那样，虽然主力会战并非单纯的相互残杀，它更多地体现在摧毁敌人的勇气这个效果上，而不在于杀死对方的士兵，但是流血始终是它要付出的代价，而“屠杀”这个词不但表示了“会战”的名称，同时又说明了它的性质——在德语中“会战”这个词派生于“屠杀”这个词。作为一个人，统帅也会对这一点感到不寒而栗。

然而，使统帅精神压力增大的，还是在于他想通过这次战斗来决定胜负。在这里，所有行动都集中在时间与空间的某一点上，于是，人们免不了会觉得他们的兵力无法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展开活动；似乎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就会赢得很多好处，可实际上时间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这种错觉。一个人在做任何一项重要决定时，几乎都会受这种错觉的干扰；而当一个统帅在做出这种重大决定时，他的这种感觉自然就会更加强烈。

所以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想方设法避免决定性会战，希望以此达到自己目的的同时又避免了会战，或者偷偷地放弃自己的目的。于是，一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就千方百计地想从这些用另外的方法进行的战争中，找寻到可以取代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还想找到更高超的军事艺术。如此一来，在今天，就有人按照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规则，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导致的祸害，是正常的、严谨的战争中所必须避免的错误。在他们眼里，那些能够用不流血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戴上桂冠的资格，而那些不合时宜的战争理论，恰好就是把传授这种艺术作为自己的任务。

现代历史已经否定了这种谬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使当权人物受到诱惑从而相信这种迎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被人们接受的颠倒是非的观点。或许很快就会有人认为，拿破仑进行的几次会战，是野蛮得近乎愚蠢，并以赞赏和信任的心态再次推崇那种不合时宜的、装腔作势的旧式部署和打法。假如理论能够告诉人们，必须警惕这些东西就好了，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愿意听从理论忠告的人们，它就做了极大的贡献。但愿对我们亲爱的祖国那些能够就军事问题说出权威见解的人大有帮助，给他们在这方面做向导，并且要求他们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无论是战争的概念还是经验都告诉我们，要决定重大意义的胜负，必须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做到。从古至今，巨大的胜利产生巨大的成就，这无论对进攻者还是防御者来说几乎都是这样。即使是拿破仑，如果他害怕流血，也必定不会取得乌尔姆会战的胜利——这种胜利在他所有的战争中也只有一次，这一胜利毫无疑问是他之前战局胜利的第二次丰收。所以，无论是胆大的统帅、善于冒险的统帅，还是倔强的统帅，都试图用决定性会战这个必要的冒险手段来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连那些只想依靠运气的统帅，也不例外。这些统帅对这个关键问题所做的答卷，我们非常满意。

至于那些想通过不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种种，我们是不想听的。正因为屠杀是残忍恐怖的，所以我们必须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就此让人道占了上风，让佩剑逐渐变钝，最后导致对方用利剑砍掉了我们的手臂。

我们认为的一次大会战可以决定主要的胜负，不是指一次战争或战局中必不可少的、唯一的一次胜负。单凭一次大会战就决定整个战局的胜负，只有在现代才比较常见，至于说一次大会战就能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那是非常罕见的。

通过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不但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投入到会战中的兵力与会战胜利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双方国家以及军事力量等很多别的情况。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投入的大规模的会战，决出的胜负肯定是主要的。胜负规模的大小，基本上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虽然不全是这样。作为第一次胜负，虽然不是唯一的一次，但对以后的胜负肯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精心筹划的主力会战按其情况的不同，在不同程度上也始终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与重心。统帅越是以严谨的态度——即真正的战斗精神——投入战争，越是具备击溃敌人的情感与思维——即意识，他就越会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第一次会战中，并且会用尽全力争取在第一次会战中取得胜利。在拿破仑所从事的战争中，几乎每一次都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击溃敌人。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规模虽然较小，危机也不大，但当他率领一支兵力较小的军队从背后袭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从而想开辟一个新天地时，他也是这样在努力的。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由主力会战决定的胜负的重大意义，有一部分取决于会战规模的大小，也就是说取决于参战的军队的数量，以及会战成果的大小。

统帅为什么可以用增加参战军队的数量，从而提高会战在决定胜负时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只想指出，如果主力会战的规模越大，那么由主力会战所决定胜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凡是充满信心而又向往大获全胜的统帅，在兼顾其他情况的前提下，总会想方设法把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到大会战中。

至于胜利的大小，则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条件：

1）会战采取了什么样的战术形式；

2）地形的性质怎样；

3）各兵种的比例情况；

4）兵力的对比情况。

只采取正面进攻而避免迂回的会战，其收到的成果肯定小于采取迂回战或者迫使对方改变正面会战所取得的成果。在复杂的地形上，或在山地上进行的会战，其成果同样不会很大，因为进攻力量在这里必定会受到限制或是削弱。

如果胜利者的骑兵少于或者等于失败者的骑兵，那么胜利者取得的成果就不会很大，也就是说会失去部分胜利成果。

不言而喻，在同样采取迂回战，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会战的条件下，优势兵力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往往大于劣势兵力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可能人们根据勒登会战，会质疑这一原则在事实面前的正确性，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规则总会有例外的。

因此，利用上述四种条件，统帅可以使他进行的会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诚然，也会因此而增大他的危险，不过，他的所有活动，原本就要受到精神世界这一力学定律的支配。

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能比战争中的主力会战更加重要的了。因此，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决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军队进攻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成果，是战略上最大的智慧的表现。

上述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觉得它们是复杂的，是不容易把握的。正好相反，这一切都是非常简单的，并不需要运用过多的巧妙艺术，而只需要具备敏锐地判断各种现象的能力、胆识和坚定的始终如一的精神，以及敢作敢为的朝气蓬勃的精神，总之必须具备我们时常谈到的英雄气概。统帅在这方面很少需要书本上的知识，假如说他能够学到一点知识的话，除了书本之外，更多的是要通过其他途径。

要想进行主力会战，要想主动而有把握地在主力会战中开展行动，除了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以外，还要对必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换一种说法，必须有与生俱来的勇气，以及在丰富的生活经验中得到的敏锐的洞察力。

最好的教师是光辉的战例，但是千万不要让理论上的偏见像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例，因为，阳光虽然能穿过乌云，也要产生折射和变色。有时这些偏见会像瘴气那样扩散开来，所以粉碎这些偏见就是理论的迫切任务，因为理智上产生的错误，只能用理智来消除。

第12节 战略上利用胜利的手段

最大限度地为赢得胜利做好准备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功绩是战略默默无闻地做出的。在这方面战略几乎得不到任何表扬，只有战略利用已经获得的胜利，才能显出光彩与荣耀。

会战的特殊目的会是怎么样？它对整个军事行动的影响会怎么样？面对各种情况如何获取胜利？胜利最终的位置在哪儿？我们将在以后讨论这一系列问题。但是，如果在会战中不进行追击，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可能产生巨大的效果；无论胜利的发展是如何的短促，它总会存在初步追击的时间。在所有情况下的确都是这样的。为了不再重复这一点，我们想简明扼要地谈一谈决定胜负之后，必然会随之而来的这个任务。

从敌人放弃战斗并撤出阵地的时候，对战败敌人的追击也就开始了。至于在此以前出现的双方交替前进或后退的行动，都不能被称作追击，而仅仅归于会战进程本身。在一方放弃战斗并撤离阵地的瞬间，虽然胜利已经被肯定，但它的规模往往还很小，而且它的效果也不明显。如果不在当天进行追击以扩大胜利，那么在许多方面胜利就无法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以及更加巨大的利益。之前已经说过，通过这种追击，可以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来体现胜利的那些战利品。首先，我们就来谈谈这种追击。

会战前夕的所有活动都是紧迫的，因此，通常在进入会战以前，交战双方的军队体力就已经遭受很大的削弱。军队可能会筋疲力尽，因为长时间的搏斗需要消耗很大的体力。除此之外，在部队分散和队形散乱方面，胜利者并不比失败者好多少。因此，必须进行整顿，召集失散的人员，给用尽子弹的士兵补充弹药，这一切使胜利者也同样处于危急时刻之中，这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如果只是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被击败，它们很可能被主力收容，也可能得到强大的增援，那么很显然，胜利者随时都有丧失胜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意识到这种危险，就会立刻停止追击，至少制定一种追击限度。即使胜利者不必担心失败者会得到援助，但是面对上述危机，也会很大程度地限制胜利者的追击力量；即使胜利者不必担心会失去胜利，但不利的战斗仍然可能发生，既得的利益仍然可能减少。此外，士兵生理上的需求和弱点，必然会对统帅的意志施加更多的压力。统帅所率领的成千上万的士兵，都需要休息和补充体力，都有暂时停止进攻和避免危险的要求。只有少数人像统帅一样，看到和想到更远的目标；只有他们还有余力发挥自己的力量，并在完成必要任务以后，还能想到更加巨大的成果，在别人看来这些成果已经是美化胜利的奢侈品。但是，在统帅左右是会有人反映成千上万的人的呼声的，因为，通过各级指挥官人们的这种切身利益将会如实地传到统帅那里。何况统帅自己的精神也非常紧张，身体也很劳累，这或多或少会削弱他的内心活动。于是，由于这种人之常情，人们实际做到的，往往比能够做到的要少得多，而且也只有最高统帅的荣誉心所要求的那部分做到了。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统帅在以优势兵力获取胜利之后，想要继续扩大这一胜利时却犹豫不决了。胜利后的初步追击，在我们看来一般只限于当天，最迟不得超过当天夜间，因为超过了这个时间，自己就必须休整状态，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停止追击。

初始阶段的追击就其程度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用骑兵进行的追击。这种追击主要用于威胁和监视敌人，而不是真正的追击敌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妨碍追击者前进往往只需较小的地形障碍就能做到。虽然精神受到震撼和力量被削弱的军队中的零散队伍，骑兵有能力进行攻击，但是追击敌人的整体军队时，它始终只能作为辅助兵种，因为敌人可以利用预备军的掩护进行撤退，并凭借较小的地形障碍联合各个兵种进行有效的反抗。在这里例外的只有真正逃窜的完全瓦解的军队。

第二，由各兵种组成的强势前卫进行的追击。大部分骑兵当然要参加这种追击。这种追击能够逼迫敌人退至他的后卫，或者军队的下一个阵地。就一般情况而言，失败者不会有机会立刻利用这一阵地，因此胜利者可以继续追击，但绝大多数不超过一个小时的行程，最多不超过二到三个小时，否则，前卫就会出现得不到充分援助的顾虑。

第三，这是最强有力的一种，胜利者倾其所有兵力连续不断地向前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失败者可以利用地形障碍阻止追击，但是一旦察觉到对方准备全力进攻或采取迂回战术，就会自动放弃大部分阵地，至于他的后卫，就更没有胆量进行顽强的抵抗了。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即使还没有结束整个追击，如果黑夜已经到来，通常也会停止追击。至于极个别的连夜追击，就必须看作是极其猛烈的特殊追击。

人们如果想到，进行夜间战斗，或多或少都要依靠偶然性，而且当会战临近尾声时，各个环节的正常联系，以及会战的正常步骤必然会遭到严重的破坏，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夜间继续战斗双方统帅都会害怕。除非失败者已经彻底瓦解，或者胜利者的军队具有超常的武德，能够完全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否则，在夜战中所有行动都只能依靠运气，而这是任何统帅，甚至是最冲动的统帅也不愿采取的行动。因此，通常在黑夜会停止追击，即使是在天黑前不久才决定会战胜负的，也是如此。黑夜能够直接给失败者一个休息和重新整合部队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想继续在夜间退却，黑夜将有助于使他摆脱敌人。当黎明来临的时候，也是失败者的处境明显好转的时候。这时，大部分溃散的士兵又重新归队，弹药也得到了补充，整个军队又重新恢复了原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打算继续与原先的胜利者作战，那么这将是一场新的战斗，而并非是上次战斗的延续。即使失败者在这一次战斗中没有取得较好的局面，也仍然算作一次新的战斗，而不是胜利者在清理上次战斗的残局。

因此，在胜利者能够连夜追击的情况下，即使仅仅依靠各兵种组成的强大的前卫力量进行追击，也能明显地扩大胜利的效果。勒登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种追击的所有活动，基本上都属于战术活动，我们之所以谈到它，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击所获得的胜利的效果，与其他效果是不同的。

在初步追击中，逼迫敌人退到他的下一个阵地，这是所有胜利者的权力，是不被以后计划和情况所限制的。这些计划和情况也许会大大减少胜利者主力会战所取得的胜利的成果，但是并不会妨碍这种利用胜利进行初步追击的行动。即使我们设想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但至少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以致从理论上可以不去考虑它们。在这儿，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军队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活动领域。在过去那些规模较小、局限性较大的战争中，追击与其他所有活动一样，必然会受到一种多余的、习惯上的限制。对于当时的统帅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胜利的概念和胜利的荣耀，以至于在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很少想到如何真正地消灭敌方军队。在他们看来，消灭敌方军队仅仅是战争众多手段中的某一个手段而已，从来都不是最主要的手段，也就更谈不到是唯一的手段了。一旦敌人将剑垂下，他们自然就会将自己的剑插入剑鞘中。在他们看来，一旦胜负有了分晓，就可以停止战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继续流血意味着无谓的消耗。这种貌似仁慈其实是错误的理论，虽然不是人们做出所有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它却能产生这样一个容易被人们接受，而且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那就是双方力量都已经消耗完毕，军队也就不可能再继续投入战斗了。假如一个统帅只拥有一支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在不久的将来便会遭遇无法完成的任务时——在进攻中，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他自然就会非常珍惜这个用以获取胜利的工具。但是，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错误的估计，因为在追击的过程中，自己遭受损失的兵力比对方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这种看法之所以重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方军队当作最主要的任务。因此，我们看到，在以前的战争中，只有查理十二、马尔波罗、欧根，以及腓特烈大帝这种真正的英雄人物，才会在胜负已经决定以后仍然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追击，而大多统帅只要占领了战场就会感到非常满足。到了现代，导致战争的因素越来越复杂，战斗也更加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循规蹈矩的束缚。于是，追击成为胜利者的主要任务，因此大大增加了战利品的数量。如果在现代会战中，不进行追击的现象依然存在，那么它只是极个别的例子，而且这往往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比如格尔申会战和包岑会战，联军之所以能够避免失败，是因为骑兵占据明显优势；而格罗斯贝伦会战和登纳维次会战，则是因为瑞典王储不愿意进行追击；郎城会战，则是因为年老的布吕歇尔感觉身体不适，才没有进行追击。

博罗迪诺会战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说几句，因为在我们看来，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是没有意义的；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与其他类似的情况都是非常罕见的，即在会战结束时，统帅被总体局势所束缚。拿破仑的崇拜者，比如沃东库尔、尚布雷和塞居尔，以及一些法国军事作家严厉地责备了拿破仑，责怪他没有在最后关头用尽所有兵力将俄军全部粉碎，否则足以使俄军的失利变成彻底的失败。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详细地解说双方军队当时的情形，否则将会离题太远，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当拿破仑渡过涅曼河的时候，他率领的共三十万人准备全部投入到博罗迪诺会战中，但是最终却只有十二万人参加了博罗迪诺会战。他也许是担心这些兵力不足以用来向莫斯科进军，而莫斯科看来是决定所有问题的关键点。在取得这次胜利后，他坚信能够占领这个首都，因为在他看来俄国人无法在八天内发起第二次会战，拿破仑原本希望缔结合约的地点是莫斯科。如果能打垮俄军，当然有更大的把握缔结合约，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要到达莫斯科，因为假如能够率领一支兵力雄厚的军队抵达莫斯科，就可以依靠这支军队来控制首都，从而控制整个俄国和它的政府。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抵达莫斯科的兵力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如果为了打垮俄军而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消耗在博罗迪诺会战中，那就更无法做到这一点了。拿破仑深知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他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这种情况不能归于是统帅由于总的形势而无法在胜利后进行初步追击的例证。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单纯的追击问题。当天下午四时，胜负已经确定，但是俄军仍然保留绝大部分阵地，而且并不打算放弃它。在拿破仑重新发起进攻时，他们准备进行顽强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必定会遭受彻底的失败，但也会迫使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把博罗迪诺会战列入没有进行到底的一类会战中，就像包岑会战。但是包岑会战的失败者宁愿早点离开战场，而博罗迪诺会战的胜利者却愿意满足于半个胜利，这不是因为他不确定结局是否已定，而是由于他的兵力无法获得完胜。

假如我们回到正题上来，那么，在我们的考察中，对初步追击有如下几点结论：追击时的猛烈程度决定胜利的大小；取得胜利的第二个步骤是追击，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比第一个步骤更加重要；战略与战术相接近，以便运用战术上取得的完整的胜利，这就要求战术取得全胜。

诚然，初步追击仅仅是发挥胜利的潜能的第一步，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胜利的效果才表现在这种初步追击上。我们曾经提起过，其他条件决定了胜利的潜力的作用。在这儿我们不打算谈这些条件，但是我们可以谈谈追击的一般情况，以避免在可能涉及到它的场合中不断重复。

继续追击依据程度而言又可以分为三种：纯粹的追踪、真正的紧逼，以及以阻碍敌人退路为目标的平行追击。

纯粹的追踪可以让敌人继续退却，一直退到他认为能够再次发动战斗的地点为止。因此，纯粹的追踪能够充分发挥已经获得的优势的效果；另外，还可以得到失败者无法带走的一切，比如伤员、疲乏不堪的士兵、行李和战车等。但是，这种纯粹的追踪无法像下面两种追击那样进一步瓦解敌方军队。

假如我们并不满足将敌人逼到之前的营地，或者只占领敌人已经放弃的地区，而是想要获得更多的东西，意思就是，当敌人的后卫占据阵地时，我们就让做好充分准备的前卫向他发起进攻，这样一来就能够促使敌人加速退却，最终瓦解。敌人在退却中的慌乱逃窜，最终导致了敌人的瓦解。对士兵而言，在强行军后准备休息时又听到了敌人的炮声，这实在是最苦恼的事情。在一段时间内，如果天天遇到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士兵惊慌失措。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者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抗拒对方的意志，而自己已经无力抵抗。假如意识到这一点，军队的精神力量必然会遭受更大的削弱。假如能逼迫失败者在夜间行军，那么，追击就取得了最大的效果。因为，在傍晚胜利者逼迫失败者逃离已经选定的营地——不管这个营地是后卫用的，还是整个军队用的——他们就只能实施夜行军，或者继续后撤另找营地，这两种结果是相类似的。可是对胜利者而言，却可以安然地度过一夜。

在紧逼追击的情况下，军队的部署和营地的挑选还需要依据其他很多条件，尤其是给养、地形障碍、城市等，因此，只有书呆子才会死板地利用几何学来说明：追击者总是可以任意摆布退却者，逼迫他在夜间行军，而自己却可以在夜间休息。尽管如此，在部署追击的时候，紧逼追击的方法不但可行而且是非常正确的，此外还能够大大提高追击的效果。假如说人们实际上很少采用这种追击方法，这是由于对于追击的军队而言，在这种追击中选择宿营地和支配时间，要比正常情况下的行军困难很多。早晨提前一些出发，中午到达宿营地，余下的时间筹划粮秣，夜间休息，这种普遍法则要比依据敌人的行动来确定自己的行动的方法简单得多。因为在后一种方法中，关于行动的各项决定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的，有时出发会在清晨，有时出发会在傍晚，一天之中总有多半时间在与敌人接触，进行炮战、零星的战斗或者迂回战，简单地说，各种必需的战术措施都要采用。对于追击的军队来说，这种负担是相当沉重的，而在负担原本就已经很多的战争中，那些并非绝对必要的负担人们总想摆脱。以上考察是正确的，它适用于整个军队，包括强大的前卫队。所以，第二种追击中，即紧逼退却者的追击中，是非常少见的。甚至在1812年与俄国作战的战局中，拿破仑也很少使用这种方法。很显然，这是由于在这次战局中还没能达到目的之前，他的军队已经被巨大的艰难困苦折磨的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然而，在其他的战局中，在紧逼追击方面法国人却出色地发挥了他们的毅力。最后这种追击方法，也是一种最有效的追击方法，是以阻碍敌人退路为目标的平行追击。

当然，任何失败的军队在退却的时候，总有一个目的地是他最先想要到达的，不管它距离自己有多远。这个目的地也许是隘路——不预先抢占它继续退却就会遭受威胁；或者是重镇、仓库等——抢先到达那里就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是坚固的阵地、同友军的集合点等——到达那里就可以重新获得抵抗的力量。

如果沿着与失败者平行的道路向这一地点追击，那么，显而易见，失败者就必须加快退却的速度，以至于最后变成逃窜。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只有三种应付的方法：第一种是拦截敌人，运用出敌不意的战术，取得成果。不过，从失败者自身的处境来看，获得这种成果的可能性较小。显然，这一方法只适用于具有果断精神、敢作敢为的统帅，以及虽然已经战败但还没有彻底丧失战斗勇气的优秀的军队。因此，失败者选择这种方法的几率非常的小。

第二种方法是加速退却。但这与胜利者所希望的恰好符合；而且这种退却容易导致部队过度疲劳，致使大批士兵掉队，火炮和各种车辆也会丢失或损坏，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

第三种方法是避开敌人。绕过那些对方容易阻断的地点，尽量远离敌人，比较轻松地行军，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匆忙退却时的不利情形。这是三种方法中的下策，它就像一个无力偿还债款的人又欠下一笔新债一样，只会造成更为狼狈的局面。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个方法还是奏效的，有时甚至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有获得成功的例子。但是一般说来，人们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不是因为相信这种方法可以有把握地达到目的，更多的是因为其他令人无法容忍的理由，即担心与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惧怕与敌人展开真正的战斗的统帅是多么可悲呀！不管军队的精神力量遭受多大的挫折，不管遭遇敌人时自己在精神力量方面将处于多么不利的形势，胆小怕事、回避与敌人战斗，对自己只能更加不利。如果1813年拿破仑回避哈瑙会战，而选择在曼海姆或者科布伦次渡过莱茵河，那么，他甚至有可能无法像在哈瑙会战后那样率领三四万人渡过莱茵河了。这说明，失败者可以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防御，周密地准备并谨慎地进行一些小规模战斗。只有通过这些战斗，军队的精神力量才能逐渐振作起来。

在这儿，就算是最微小的成果，也能产生让人无法相信的有利效果。但是，对于多数指挥官而言，只有克服了自己的疑虑才可能做出这种尝试；但避开敌人，初看起来好像非常容易，所以人们常常愿意避开敌人。但是，失败者避开敌人，正好能够促使胜利者达到目的，使失败者更加失败。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是相对整个军队而言的，至于一支被截断的部队，企图绕过一段弯路与部队会合，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后一种情况是不同的，而且取得成功的例子也很多。

向同一个目标进军，这种速度竞赛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退却者后面必须紧跟一支追击者的部队，收集所有被遗弃的东西，并且时刻提醒退却者敌人就在他们后面。从滑铁卢到巴黎，这一段追击法军的过程中，布吕歇尔在其他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唯有这一点没有做到。

当然，这样的追击同时也会使追击者本身遭到削弱。假如失败者被另外一支强大的军队收容，或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统帅在率领它，而追击者这时还没有做好消灭敌人的准备，那么，就不宜使用这种方法追击。但假如情况允许，这种手段却可以像一部大机器那样发挥作用。在这样的追击下，随着伤员和掉队的士兵的增加，失败者的损失也会随之增加；而士兵也会因为恐惧的心理而士气低落，以至于最终再也无法进行真正的抵抗。每天都会出现成千上万不战而败的俘虏。在这种十分幸运的时刻，胜利者不用害怕分散兵力，而应该尽量把他的军队投入到这个漩涡中，以攻击敌人零星的队伍，攻占敌人来不及防守的要塞，占领敌人的主要城市等。在出现新的情况以前，胜利者可以为所欲为，而胜利者越是敢于向前冲，新的情况就出现得越晚。

在拿破仑经历的战争中，有很多通过巨大的胜利和出色的追击而获得辉煌战绩的例子。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滑铁卢会战、莱比锡会战、勒根斯堡会战和耶拿会战就足够了。

第13节 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遭到破坏，但精神力量遭受的破坏要比物质力量遭受的破坏大得多。在新的有利形势出现之前勉强进行第二次会战，一定会招致更彻底的失败，甚至是全军覆没。这在军事上是一条公理。就其性质而言，退却应该进行到重新恢复力量以至出现均势时为止，这种力量的恢复可能是因为获得了增援，可能是因为有坚固的要塞作掩护，可能是因为利用了巨大的地形障碍，也可能是因为敌方的兵力过于散乱。损失的程度和失败的大小决定了均势恢复的时间，但最主要的是取决于面对什么样的敌人。虽然在会战后没有丝毫改变战败的军队的处境，然而在退却不远的地方军队重新整顿就绪的例子还少吗？出现这样的局势，或许是因为胜利者存在精神方面的弱点，或许是因为胜利者在会战中所取得的优势不足以展开强有力的追击。

想要利用胜利者的这些错误或弱点，想要在形势所要求的范围以外不再退让，最重要的是想要保持自己的精神力量，那么必须缓慢地进行退却，并且且战且退，一旦胜利者在追击的时候超出了优势的限度，就应该立刻展开强有力的反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统帅和经历过多次战争锻炼的军队在退却时，就好像一只受伤的狮子退去一样。很显然，这是退却的最好的理论。

事实上，人们在摆脱危险处境时，常常不是立刻逃离危险的处境，而是喜欢表现一些没有意义的形式，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久经锻炼的指挥官认为，最重要的是迅速脱离危险；但是，在会战失败后，整个军队的退却不同于一般地摆脱危险。谁认为会战失败后，在退却中进行几次急行军就能够摆脱敌人、站稳脚跟，谁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开始一定要尽可能放慢退却的速度，一般而言，最基本的原则是不受敌人摆布。要坚持这个原则，就一定要与紧追自己的敌人进行血战，为此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不遵守这一原则，就只能加快自己退却的速度，不久就会变成溃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掉队的士兵可能会比在进行后卫战时牺牲的士兵还要多，而且最终会导致那一点剩余的勇气也会消失殆尽。

实施上述原则的具体方法有：选择最优秀的部队组成强大的后卫队，并由最勇敢的将军率领，在最关键的时刻全力支援，在利用地形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当敌人的前卫草率行动时，当地形对我方有利时设下埋伏，简单地说，就是要准备和谋划一系列小规模会战。

因为每次会战的有利条件不同，持续时间也不同，所以会战失败后的退却其困难也是不同的。在耶拿会战与滑铁卢会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用尽全力抵抗优势敌人后，所进行的退却其混乱程度如何。

此外，还有一种主张即分兵退却，也就是让军队分成各个部分分别进行退却，甚至做离心方向的退却。假如只是为了方便退却而将军队分成几个部分，它们依然能够一起作战，而且始终保持共同作战的目的，那么，就不属于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了。至于其他任何分兵退却的做法，都是极其危险的，是违背事物的自然规律的，因此也是极其错误的。在任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中，军队都会处于瓦解状态，这时，集中兵力是最迫切的需求，此外还要在集中兵力的过程中维护秩序、增加勇气与信心。在敌人乘胜追击的时刻，失败者却将军队分开，想要骚扰敌人的侧翼，这完全是荒谬的。除非敌方军队的士兵个个都是胆小怕事的书呆子，那么这种做法才能够起到作用；假如无法确定敌人有这种弱点，那就不应该采用这种做法。假如会战后的战略形势需要将军队分开，以便掩护自己的两翼，那么也只局限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此外，即使如此，这也只能算作不得已的下策；同时，在会战结束的当天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科林会战后，腓特烈大帝放弃对布拉格的围攻，分三路退却，他自己并非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的兵力部署，以及掩护萨克森的任务使他别无选择。在布里昂会战后，拿破仑命令马尔蒙向奥布河方向撤退，而自己却渡过塞纳河掉头转向特鲁瓦，这次行动之所以没有给他造成不利，只不过是因为联军不但没有追击他，反而也同样分散了兵力，布吕歇尔转向了马恩河，而施瓦岑贝格则担心兵力不足，推进得十分缓慢。

第14节 夜间战斗

怎样进行夜间战斗？它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都属于战术上的问题。在这儿，我们只将夜间战斗作为一种特殊手段来进行考察。

事实上，任何夜间攻击都算得上是程度较强的奇袭。初看起来，夜间攻击好像十分有效，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防御者遭受攻击是出乎意料的，而进攻者早就做足了准备，对于所要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两者的处境截然不同！夜间战斗在人们的想象中是：防御者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而进攻者只要在对方极其混乱的状态中收获成果就行了。认为可以经常进行夜袭的往往是那些不指挥任何军队、不负任何责任的人，然而在现实中夜袭却是很少见的。

上述想象都是在这些前提下产生的：防御者的措施被攻击者所了解，因为这些措施都是事前计划的，并且也很明显，只要通过侦察和研究攻击者就能了如指掌；与此相反，攻击者的措施则是在进攻之前临时决定的，对方绝对无法了解。但是，并不是完全无法知道攻击者的措施，也不是完全能够了解到防御者的措施。假如我们与敌人之间的距离，没有近到像霍赫基尔希会战前，奥国军队与腓特烈大帝那样能够直接看到对方，那么敌人的配置情况我们只能通过侦察和搜索到的报告，以及俘虏和敌探的口中了解到。以这样的方式了解到的情况往往是不全面的，也不是正确可靠的，因为这些情报总有一些已经过时，或者敌人已经改变了原先的配置。不过，在以前军队采用老式的战术与野营方式时，要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是非常容易的。幕营线比厂营或者露营更容易识别，部队有规律地展开横队野营，比现在常用的各师纵队野营更便于识别。即使我们可以看到，敌人成纵队野营的整个营地，也无法全面了解他的配置情况。

对攻击者来说，不但要了解防御者的配置情况，还要了解防御者在战斗过程中会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不只涉及射击的问题。在现代战争中，与以往的战争相比，这些措施给夜袭造成的困难要大得多，因为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比战斗前所采取的措施多很多。在现代战斗中，防御者比过去更能出敌不意地反击敌人，原因在于防御者的配置多半是临时决定的，而不是未来就有的。

因此，在夜袭时攻击者除了直接观察以外，很少能够或者完全无法了解到防御者更多的情况。

可是，防御者却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与攻击者相比他更熟悉自己阵地的地形和配置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一样，就算漆黑一片，也比陌生人容易辨别方向。同攻击者相比，他更清楚自己军队的各个部分分配在哪些位置，这有助于他转移力量或者进行援助。

由此可见，在夜间战斗中，攻击者与防御者一样都需要了解情况。所以，除非是有特殊的原因，否则夜间战斗是无法有效进行的。

而这些特殊原因，大多只与军队的某一部分有联系，很少牵涉到军队的整体状态。所以，通常夜袭只在从属的战斗中进行，进行夜袭的情况在大会战中是很少见的。

假如有其他有利的情况，我们就能够用强大的优势兵力攻击敌方军队的某个从属部分，并将它包围起来，予以全歼；或者在不利的战斗中使它承受重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的行动必须出敌不意，否则是不可能实现这种意图的。因为敌人的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投入到这种不利的战斗中，而只会竭尽全力避免这种战斗。然而，只有在夜间进行战斗才能达到高强度的出敌不意，除了利用隐蔽地形的极个别情况以外。因此，如果想要实现上述意图，不但要利用敌军某一从属部分在配置方面的不足，还要尽量选在黑夜，即使是在拂晓开始正式的战斗，至少也要在夜间预先做好战斗部署。就是这样展开对敌军的前哨或者小规模夜袭的，其关键在于必须使用优势兵力，并进行迂回战术，出其不意地逼迫敌人进行一次不利的战斗，使敌人必须遭受极大损失，否则就无法脱身。

被攻击的部队越强大，这种攻击就越困难。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有能力运用较多的手段，而在援军到来之前，他有能力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

综上所述，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将敌人的整个军队作为夜间袭击的对象的，因为，就算没有外来的援军，它自身也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应付多方面的攻击。特别是在现代，任何军队在一开始就会对这样普通的夜袭有所戒备。多方面攻击是否可以收到效果，通常不是取决于出敌不意，而是完全取决于其他的条件。我们不想在这里研究这些条件，而只想指出：迂回战术虽然可以收到较大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危险。所以，除了特殊情况之外，要想使用迂回战术，就必须具备优势兵力，就像攻击敌军的某一从属部分时一样。

特别是在漆黑的夜间，包围或者迂回敌人的一支小部队，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即使我们所使用的部队对敌人具有优势，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军队的一个从属部分。在这种存在巨大危险的赌博中，谁都只会让一部分兵力作为赌注，而不会拿整个军队作为赌注。此外，为了减少行动存在的危险，军队的大部分力量，甚至全部力量，都有能力支援或收容前去冒险的这一个部分兵力。

此外，之所以只让一小部分队伍来进行夜袭，不仅因为它是在冒险，而且还因为在实际行动上存在很大难度。既然夜袭的基础是出敌不意，那么夜袭的基本条件就是隐藏自己的行为。小部队比大部队更容易隐藏，但是整个军队却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夜袭通常只对敌军的个别前哨有效；至于对较大的部队进行夜袭，只有当它没有足够的前哨力量时才能产生效果。例如在霍赫基尔希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前哨力量才遭受夜间袭击的。与从属部分相比，整个军队遭到夜袭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现如今，战争进行得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双方一直处在决定胜负之前的紧张状态中，因此，双方军队经常相距很近，而且也没有设置强大的前哨力量，但在这种时刻，双方都会提高警惕，并且有很充分的战斗准备。与此相反，在以前的战争中却常常有一种习惯，除了相互牵制以外，即使没有任何其他企图，双方军队仍然要面对面地安营扎寨，相持较长的时间。腓特烈大帝和奥军在相距很近的时候，也没有进行炮战，而是相持了好几个星期。

然而，在现代战争中，已经不再使用这种便于进行夜袭的设营方法了。在现代战争中，也不会再携带所有的给养和野营必需品，因此在敌我双方，总是会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如果我们对整个敌方军队进行夜袭的问题还想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可以看出，足以促使进行夜袭的因素是很少的，现归纳如下：

1）敌人特别大意或者莽撞，但是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即使存在这种情况，敌人精神方面的优势也能弥补这一缺点。

2）敌军惊慌失措，或者我军精神方面的优势能够取代指挥。

3）冲破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因为这时一切都依赖于出敌不意，而且只有冲破重围才能使我方兵力更好地集合在一起。

4）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的处境十分艰险，要想取胜只有冒极大的危险。

在上述情况中，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眼前的敌军没有任何前卫掩护。

其实，绝大多数的夜间战斗会随着日出而告终，进攻者必须在黑夜中接近敌人并发起进攻，这样，就能更好地利用敌人的混乱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如果战斗要在拂晓才开始进行，而黑夜只是用来接近敌人，那么这就不能算作夜间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