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行进的步伐经常会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使得洋务运动更像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李鸿章在追随曾国藩那一代精神领袖的时候，确实发自内心相信中国文明的永恒，也坚定地认为中国文明并不会因为暂时落伍而失去光泽。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看来，中西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是一方已经准备好先上路，另一方只是随后拍马赶到。时间的先后，并不是一件要命的事。

1.一为刀俎，一为鱼肉

1895年4月，一艘邮轮缓缓驶向日本的马关，船上搭乘的是以李鸿章为首席谈判代表的中方和谈代表团。马关，又称下关，是日本本州的尽头。这里本是日本地图上一个不起眼儿的小地方，而此时却成为大清国和日本，甚至包括西方列强关注的焦点。

这个时节，也正是日本人赏樱花的美好时节，沁人肺腑的芳香弥漫了整个岛国。这么多年来，这个飘摇于海洋中的岛屿国家很久没发生什么振奋人心的事，他们终日仰人鼻息，委曲求全；而现在，他们终于以一场大胜让举国上下为之沸腾。

日本报纸甚至将这场战争的胜利比作两千多年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复仇，极尽渲染之能事。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对自己的了解。在中国人的眼中，这片叫作扶桑的海洋尽头的地方，与那些蛮荒之所并无区别。讽刺的是，即使是在清国陷入欧洲列强的危难之后，大清国的上上下下对这个为虎作伥的岛国也没有正眼相对。

太平洋依然平静得无风无浪，可对于此时的李鸿章来说，那寥廓无边的太平洋深处，是深不可测的耻辱。而李鸿章此行的目的，是要与那“蕞尔小国”签订城下之盟。刚刚结束的甲午战争，对这位七十三岁的老者，对大清朝廷中的改革力量，乃至对这个在同光中兴之后重新燃起复兴希望的王朝，都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长夜漫漫，遥望故国方向，李鸿章将自己满腹苍凉的心境化为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岁，八千里路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

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觉得自己与那些混迹于市井的小商小贩并没有多大区别，无非是讨价还价的营生。从一个谈判桌，走向另一个谈判桌，而他手里根本就没有底牌可用。他连为自己国家争取最基本利益的资格都没有，明知道要去做一单赔本的买卖，可他还是要上路。

他突然发现，脚下所踩的是一座冰山，即便他一步一个脚印踩踏实了，也难以阻止前方道路的缓慢消融和一场早晚要来的毁灭性结局。面对比自己小十七岁的伊藤博文，他甚至觉得，自己倚老卖老的做派显得过于滑稽和可笑。

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博文长期担任日本总理大臣，有着较为高明的政治手段，懂得如何运用妥协之术，来减少改革的成本。李鸿章真的羡慕他，对方能够驾驶着日本这艘航船乘风破浪，而他自己却只能随着千疮百孔的巨轮风雨飘摇。他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显然要比自己更为开阔和新颖，他们眼里的世界或许是不同的色彩。伊藤博文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架构和理论有着深入的了解，对于本国的国情也同样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十年前曾经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885年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们的地位相当，所处的时代和大环境也是相同的。面对同样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这条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起跑，最后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十年前与今时不可同日而言，那时的李鸿章又怎会将伊藤博文这个小字辈放在眼里？

伊藤博文在李鸿章面前表现得异常谦恭，就像是一个在课堂上聆听老师教诲的学生。或许是伊藤刻意表现出来的低调与内敛，让李鸿章失去了应有的警惕，于不知不觉中上了对方的套。在朝鲜的宗主国问题上，李鸿章居然承认日本对于朝鲜的优先监管权，并签订下《中日天津条约》。

也是在那次会面后，李鸿章专程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可见他对这个来自日本国的政治新秀的赏识。他指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并预测“大约十年之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距离二人第一次会面，刚好过去十年时间，时局也刚好应验了李鸿章当初的预判。对于这个孜孜不倦推进古老帝国改革的老人，伊藤博文发自心底地崇敬。十年，让双方的地位和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一张谈判桌，分开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一为刀俎，一为鱼肉。

李鸿章是战败国的代表，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伊藤博文是战胜国的总理大臣，正值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李鸿章是为赔款乞和而来，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已远没有当年那份大国自居者的傲慢，有的只是满心的屈辱和悲愤。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之时，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更没有闪转腾挪的空间。

甲午战争就像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彼此倡导本国近代化的一块试金石，伊藤博文大获全胜，而一败涂地的李鸿章却身陷各种各样的矛盾泥淖中无法自拔。这场战争不仅输光了他的全部家当，也让他心中的帝国中兴之梦彻底破灭。

有人认为，大清国的失败是因为李鸿章等人决策、指挥失误所致，而日本国的成功，则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的侥幸。历史不能如此轻率地下结论，更不能将一个时代的成败归咎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只手擎天，这似乎太不负责任。

不主战的是李鸿章，被逼出战，战之不胜，最后站出来背黑锅的还是他。大清国投入这场战争的兵力，几乎全部是他的淮军嫡系。那段时间，溃败的消息像一个又一个在他耳边炸响的晴天霹雳。他比谁都要痛苦，比谁都要委屈，也比谁都要愤懑。他的朋友吴汝纶曾经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就像一个身败名裂的赌徒，将自己所有的家当和名声输得干干净净。

黄海战后，翁同龢曾经受慈禧之命，前往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给李鸿章带去了慈禧和光绪的谕旨：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惩罚。那一刻，他只能忍受命运的无情嘲弄。面对气势逼人的翁同龢，他除了“缓不济急，寡不敌众”八个字外，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梁启超曾言：“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很显然的是，梁启超不同意将甲午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那样太不公平。伊藤博文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同一个意思，他说：“李鸿章是中国唯一有能耐与列强一争长短的人。”伊藤博文算是一个思想领时代先锋、视野开天地之阔的东方政治家，他与中国旧知识系统培养出来的李鸿章不在同一个认知平面。

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当无所适从的大清国半推半就地撩开西洋的神秘面纱时，日本国上上上下下已经喊响了“脱亚入欧”的口号，继而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文明开化”的狂潮。柏杨先生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清朝就像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好的拳击手套，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

对于破门而入的外来文化，李鸿章并没有表现出排斥；相反，他所持的态度更像是一种主动迎合。虽然士大夫的主流意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他的精神，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外国文化成了这潭死水的搅动棒。在大清国的高级官僚中，李鸿章应该算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像他这样的高级官僚，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这期间，李鸿章有意识地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以便做到知己知彼。对于西方社会的变革，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思考。他深有感触地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的求变心理的折射。

置身于这个风云巨变的大时代，李鸿章无法平心静气地面对两种文明的碰撞。虽然他坚信中华文化的尊者地位，但是面对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他始终无法做一个袖手旁观的第三者。

2.弱国外交的生存之道

曾国藩曾经问过李鸿章一个问题，他问对方如何与洋人打交道。

李鸿章给出的答案是，与洋人打交道，首先要懂得用“痞子腔”。

曾国藩不解道：“‘痞子腔’是个如何打法，你倒打给我瞧瞧？”

李鸿章觉得老师不太满意自己的答案，只好言道：“门生信口胡说，望老师指教。”

曾国藩考虑良久，才一脸严肃地回答：“我认为与洋人打交道，关键在于‘诚’。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一定会令其感化。”

李鸿章未置可否，他在老师曾国藩面前保留了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曾、李二人在外交策略上存在着很大不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来自中国儒家以和为贵的传统智慧，不过他沿用汉唐以来礼遇外邦的手法去面对工业化的欧美列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弱国无外交的年代，痞之有道，本来就是一种生存智慧。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近百年中国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比较而言，李鸿章又是其中最倒霉的那个，身处于一个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势的困顿年代。他艰难地向前迈出一步，总要付出两步的代价。

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这是均势外交的精义所在。而一旦陷入弱国外交，也就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李鸿章难就难在自己的谈判桌，自己做不了主。他要顺应天下民心，他要顾全慈禧太后的面子，他要糊弄列强的贪欲，他还要顾及自己的名节。有人说他就像是站在四个鸡蛋上的舞者，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在这种情势下，他最终只能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顶着滚滚骂名去维持着一个帝国的完整。

李鸿章和他的老师曾国藩有所不同，虽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鸿章为人机变圆熟。在他看来，老师的那一套过于“儒缓”“迂拙”。他目睹了曾国藩是怎样从舞台的中央一步步退到边缘地带，还要做出一副谨小慎微的姿态。李鸿章明白，他的发迹史完全生搬硬套自己的老师，不可能不被朝廷忌惮。

大清国一直有任用汉族官员的传统，用归用，却始终无法让汉族官员产生精神上的归属感。虽身居庙堂，但处境尴尬。他们既希望能通过建功立业实现儒家士子的人生理想，又要时时受到朝廷的猜忌和节制。兵者，不祥之器，对于兵权的掌控，朝廷更是防汉人如防贼。

不用汉官无以治天下，用了汉官又心有不甘；汉官有心报效，却又无法得到重用。与知难而退的曾国藩相比，李鸿章的责任感显然更重。诚如梁启超所说，曾国藩“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李鸿章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

李鸿章对于今时今日的自己还是相当满意的，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争，他完全可以像自己的老师那样，功德圆满地收场。他本是来自江南的一介儒生，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三十六岁入曾国藩幕府。若不是因为那场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他这辈子或许只能混迹于官场低层。他追随老师曾国藩创立湘军的脚步，创立了淮军。上海一役，他领着这帮脚穿草鞋、头裹破布、满嘴合肥土话的“大裤脚蛮子兵”像一群饿极了的野兽似的冲向太平军的阵营，7000敌10万而胜。一场经典战役成就了李鸿章的半世功名。四十二岁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封肃毅侯、一等伯爵，戴双眼花翎。四十八岁接替老师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兼任北洋大臣。朝廷赐他三眼花翎，这是一个汉族官员前所未有的崇高荣誉，七十二岁高龄的李鸿章抵达了一生事业的巅峰时刻。

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在其所著的《中国人本色》一书中如此描述李鸿章：“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

曾经以《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李鸿章的英国人布兰德，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里，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记载了老年李鸿章的形象：“当我走出下院时，我忽然迎面遇见了李鸿章，他急匆匆地走进去听一场辩论。他个头极高，一脸和善的表情，作为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陌生人，穿着一身蓝色的袍子，显得光彩夺目，步态与风度颇有尊严，嘴角挂着谦和的微笑，表明他对见到的一切都很欣赏。就外表特征而言，很难想象这一代或上一代的任何人能够亲近李鸿章，并不是因为他给了你功勋卓著或大权在握的印象，而是因为他的风采中散发出一种高贵的人品，如同半神半人的自我满足和超然物外，而又老于世故，向劳苦大众屈尊降贵。”

李鸿章一生急于事功，凡事先论利害，再论是非。无论是困守于朝堂，还是放眼于国际，他都要尽可能地做到左右逢源。在大多数时间里，他更像是一个变色龙，披着各式华美的锦袍抛头露面，而他的身体一直隐藏在这袭华美的衣服里面。

一个优秀的政客，大多时候看上去，更像是善于钻营的投机分子。对于弱国而言，处于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中，必然要学会一套实用的外交技巧，以保证本国的基本生存。在这种情形之下，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来互相牵制，从而保证自身独立和生存，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方法和手段。

李鸿章利用各国在华“野心”的不同，使各国的相互牵制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当初建立淮军时，李鸿章就强调“利益”二字的重要性。为了壮大淮军力量，他并不拿“保家卫国”之类的大话来说事，而是出人意料地抛出“人以利聚，鸟为食来”“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这样赤裸裸的动员口号。与那些所谓的道德家们相比，李鸿章更像是一个不知道珍惜自己名节的浑人。他公然以子女玉帛诱集将弁，用人时广收杂揽，并不严格筛选。或许是种因得果的缘故，淮军的军纪不如湘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的泥沼。风纪如此，当然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对于指责，李鸿章总是会站出来替他的部下挡箭，说这些“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既然于国有功，一切小过，能宽恕则宽恕。

在李鸿章看来，西方世界除了船坚炮利之外，好像并无多少可取之处。中国落后于西方，归根结底是科技手段的落后。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作为一个相对务实的政治家，李鸿章并不喜欢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个人踏踏实实地做点儿实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庞大的中国有所改变。

1860年以后，李鸿章开始有计划地推行他的洋务运动。

1861年咸丰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开始了自强运动。

从1862到1875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各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虽然朝廷发出倡议，但大多数地方也只是观望，并没有立即做出响应。即使他们想要做出呼应，也不知道从何下手。他们没有理解力，更没有行动力，仓促为之，也只是做做样子。

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极少数地方大臣摸到门道，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他们想通过洋务运动，切实地学习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以此补齐大清军事力量的短板。

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东亚的上空，李鸿章真的不想打这场仗，他一心想要“避战求和”。他真的不明白，朝堂上那帮像是打了鸡血的主战派们，他们膨胀的自信心到底来自哪里？他们似乎瞧不起日本这个对手，开口闭口“蕞尔小国”，认为大清国必定一战而胜。

李鸿章的内心充满了忧患意识，他太了解自己的家底。那轰隆隆开动的机器、升入云霄的烟囱就像给他服下了一粒春药，虽然能够让他心跳加速，却无法改变窘迫的现实。此时的大清国虽然对外号称有百万大军，并大体换上了新造的枪械火炮，但可用兵力却并不乐观。他不止一次地算过账，如果抛去60万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绿营，湘淮勇营加上部分由绿营改编而来的练军，可用兵力不会超过40万人，其中他所掌握的淮军精锐只有区区5万人。如此一来，与日本25万的可用兵力相比，清军并不占优势，更何况在营制、训练、指挥、参谋、后勤等诸多方面都落后于日军。

至于国人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此时也早已是外强中干。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时，确实是樯橹如云、旌旗当空，被国外军事年鉴排为“世界前八”。但从这一年开始，北洋舰队再未添过一舰一炮，而同时期的日本却以每年增加一艘新军舰的速度扩大规模。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超越了北洋舰队。

这笔账只能烂在李鸿章的肚子里，他无法向那帮不明实情的主战派们一一说明。就连外方评论对中方也大多持消极态度，如上海《德国新报》称日军与德国劲旅无殊，与中国交兵必操胜算。英国海军情报处也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日本军队之与中国军队，就像19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与中世纪军队一样”，“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

这时候的李鸿章只能寄希望于朝鲜半岛的利益第三方，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发挥作用，站出来调停这场冲突，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局势。早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使馆及人员被毁被杀，驻朝公使乘英舰逃回国内。事后，日方出兵朝鲜。与此同时，清廷一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断下令派军队入朝平乱，结果清军在北洋兵舰的护送下抢先进入韩京。在兵力远少于中方的情况下，日方只得知难而退。

事后，清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其训练新军，朝鲜的外交事务与海关也掌握在清廷委派官员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势力被大大压制而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两年后，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结亲日的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大肆杀害亲华的朝鲜重臣并控制了局势。危急关头，清军营务处总理袁世凯挺身而出，一举挫败了日方及“开化党人”。由此，袁世凯崭露头角，继而成为“朝鲜监国”，一代枭雄就此起步。

李鸿章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

德不孤，必有邻；道不孤，也同样有结伴而行者。或许是在中国历史上，改革会遇到种种阻力和困难，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流血牺牲，所以那些砥砺前行的改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的行动，想象成一场个人英雄主义的大梦。李鸿章想要从古代来找寻相应的历史经验：“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声势很大，大有风卷残云之势。现在看起来，他的那些行动大都是大包大揽，也似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他当时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事，至于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已经顾不了太多。即使有着周密的计划，也无法保证这趟列车开往既定的方向。

或许是不相信别人的缘故，李鸿章凡事亲力亲为。在他看来，自己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冲到家门口的西方列强，而是大清国的这个烂摊子。它附着于一个执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一个越来越让他感觉到束手绊脚的制度。在当时的那种状况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无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因为如此，大量烦琐的事务压在了李鸿章的身上。

作为晚清最为显赫的汉臣，李鸿章的最大悲剧不在于时局的多舛，也不在于个人命运的坎坷，而在于他作为一个个体，没有办法、也没有意识去表达自己真正的内心。他无法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体，也无法做到真正去面对自己。

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过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双方就朝鲜局势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

森有礼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鸿章道：“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有礼回答道：“五分尚没有。”

李鸿章又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笑着摇摇头，然后道：“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有礼道：“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鸿章说：“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有礼说：“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继续道：“贵国祖先采用我们服装是最贤明的。我们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有礼说：“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们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儿，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鸿章又问：“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说：“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有礼说：“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这种服制。”

李鸿章道：“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这是一场互有攻守的精彩对话，他们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这场对话中表露无遗，也代表了中国大部分旧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所承认的西方世界的进步，也仅限于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就连服装，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织造成本低，不浪费原材料。思想容易改变，习惯却很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与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李鸿章等人在借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领略了铁甲洋炮的厉害，也同时看到了世界在变。“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也。”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曾预言，中国“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甲午战争开战初期，恩格斯又适时地做出判断：“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在李鸿章的思想深处，依然盘踞着东方大国的尊者意识。这种意识更像是一面哈哈镜，让它难以还原世界的真实面目。在他看来，西洋的文化与制度，和他们造出来的枪炮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说：“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

大清国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唯有变，才能通。如何变，变到什么程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大清国毕竟不同于日本，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盘西化”，显然是不现实的。彼时的大清，倘能循序渐进，已难能可贵。否则，再宏伟的改革蓝图，都会半途夭折。这一点，已经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戊戌变法的激进，带来的不只是改革的停滞，更是大幅度的倒退。

一个改革家生在彼时的中国，与生在彼时的日本，面临的境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与前者相比，后者的命运显然要幸运得多。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文明精神，他认为“从国民的一般智德，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这样的观点颇有几分“改造国民性”的味道。

口号喊得震天响，最后还是要落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上。另一位洋务大臣张之洞在他的专著《劝学篇》里论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但是“中体西用”的观点并不是他直接提出来的，而是江苏的一个候补道吴之榛在苏州办学时提出的办学宗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有着夹生饭意味，也有着投机的因素。洋务派们不承认自己的“体”出现了问题，更不想在政体上动大手术。在他们眼里，腐朽落后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浮尘。

在李鸿章看来，这个步履蹒跚的老大帝国肯定是患上了一种难以根治的重病。他虽然不是什么医术高超的老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诊断病因所在，但是患者表面的脓肿，他还是看得真真切切。孙郁说：“他知道大清帝国衰微的结局，但一面又在修补着那个世界，竭力挣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他在受辱和自尊间的平衡点里，重复了古中国庙台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精巧的东西……内心的体味无疑是复杂的。”

任何一次失败，都不是因为敌人的强大，而是因为自身的虚弱。在李鸿章复杂的内心里，大清国就像是一个已入膏肓的巨人，不能随便下猛药，更不能改弦易辙，只能进行局部调理，或者用点补药使他尽快变得强壮起来。他很快就找到了一条对症下药的路径，从模仿开始，寻求改变，只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以这种初衷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完全可以看作这个东方帝国的一次内部修炼，是一场高举招幡的借尸还魂。

有人说，李鸿章让这个安静祥和的帝国一夜之间陷落于机器的轰鸣声中，陷落于改天换地的变化之中。朝廷上下许多焦灼的目光，都投向那个来自安徽合肥的白发老人身上。

从北京到上海，从天津到广州，从机械制造和采煤，到铁路、电报和轮船运输……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帝国已经不知不觉分作南北两个阵营，南方开放活跃，而北方保守沉闷。当洋人决计在大清的国土上开设电报业务，朝野上下陷入一片惶恐不安，他们担心“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而此时的李鸿章，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的风水观，支持在大沽口至天津之间开通了第一条电报电缆线。

面对朝野上下的一片沸腾之声，李鸿章也只能用惨淡的笑容回报这个热闹的世界。问得急了，问得烦了，他会强硬地顶你一句“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法”！

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四十二岁任江苏巡抚，封肃毅侯、一等伯爵，戴三眼花翎，可谓雄心勃勃，如今早已两鬓斑白，垂垂老矣，做什么事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亦复何言？

每个人的成功自有他的道理，“运气”二字不足以概括。多事之秋，或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慈禧太后和他辅佐的年轻皇帝才会发现，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能为自己办事的人。这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就好像是为一个超级玩家量身定制的游戏模块，所有的一切都在等着他出面收拾。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曾经引用袁世凯的话来评价李鸿章，他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梁启超也有着类似的看法：“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

放下官场权谋不说，李鸿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干家。他几乎是以一种搏命的姿态投入到大清国的洋务运动中，一个“搏”字道出了他的行事作风，也道出了他的为官之术。他说：“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做成一二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

很多人说李鸿章会做官，实际上他的成功之道很简单，就是拼命地干，拼命地提建议，拼命地笼络人才，拼命地与同僚沟通，拼命地巴结对他有用的人物。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多数时候，李鸿章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更像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符号、一个表现体。每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的思想都是极其隐秘的，在大多时间里，他们并不能按自己真实的想法做人行事，而是以各种力量的权衡来实施计划，做出自己的判断，实施自己的行动。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大清国领教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李鸿章评论道：“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通过与洋人的合作，他对西洋的坚船利炮深深地沉迷。那只写惯了奏折、曾经凭借区区六百字的《参翁同书片》就要了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的命的著名刀笔，居然也写起了科学论文。他所写的《蒸汽动力运转奏折》，文中的许多词汇，都是当时的新词，在古文中未见，让人重见徐光启当年经营西洋实用之学的风采。

如果说农耕文明开启了一个悠长而缓慢的过往时代，那么科学技术则催生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创新与淘汰，成为这个大时代的主旋律。那些曾经敲开中国大门的船与炮，静静地躺在兵工厂的角落里，已经蒙上历史的灰尘。

科技文明催生的器物，最显著的特点是更新换代。而这一次，吸取经验教训的李鸿章们起了个大早，不仅没有掉队，而且走在亚洲各国的最前沿。1864年，李鸿章在一封奏折中，道出了当时许多官员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双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一些开明的官僚士大夫开始认真审视世界，然而他们注视的重点是西方列强，并不是日本。历史上一直以来的文明高位，滋养了中国人的中华文化优越感，这种傲慢的态度造成了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不够。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对此评论道：“当时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前途似乎毫不关心，它同列强和平共处，丝毫没有觉察到正在强大起来的日本。”1874年5月6日，日本明治天皇统治时期的第一位海军元帅、海军大将，也是明治维新的九元老之一的西乡从道带着他的8艘战船，载着3500名日军士兵，在毫无防范的台湾琅桥顺利登陆，未遇到任何抵抗。

西乡从道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在倒幕运动与明治维新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西乡隆盛的弟弟。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西乡从道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可以说是侵华战争中的主要决策者。

清政府方面虽然明确宣布台湾乃中国固有领土，要求日本尽快撤军，甚至有官员建议布告列国，对日宣战，但终难下定决心，做出果断决策。在李鸿章的强烈建议下，清政府以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总理台湾等处事务兼总理衙门大臣兵发台湾。

从春天到秋天，这场浅尝即止的碰撞是日本人试图伸展战争触角的一次试探。双方经过谈判桌上无数次的讨价还价，台湾事件终于有了结局。这时候的日本并不是大清对手，但大清国正沉浸于“同光中兴”的盛世中，致力于“和平崛起”。加之俄国人在新疆的牵制，于是，在占尽优势的前提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签订《中日北京专条》，向日本服软，赔偿50万两白银。这让日本人第一次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也看到了大清国的外强中干，从此消除了对这个帝国的恐惧。

英国人李欧尔卡克做了这样的结论，他说：《中日北京专条》的缔结，是“向世界登出广告，宣布这里有个愿意付款、而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

对于在重重禁宫中决策的东方政治，对于在李鸿章辈神秘的大脑中翻滚的东方政治，李欧尔卡克之流的智慧仅限于此。严格地说，这只能算是一场“准战争”，而在这场中日交锋中，究竟谁是最大的赢家？

军事上得不到好处的日本，开始做外交努力——强盗总是这样：当他不可能把你的家洗劫一空的时候，他就会力图捞一把就走，除非主人有决心把他彻底打跑。然而作为主人的清政府，偏偏既没有这个决心，也没有这份实力。

日本，这个蕞尔小国的背信弃义，似乎比英国的鸦片、法国的大炮更能刺激大清国本就脆弱不堪的神经，言“东洋之害甚于西洋”者有之，言“无海防无以立国”者亦有之。朝中官员里，无论是经李鸿章举荐带兵赴台的沈葆桢，还是直着脖子坐在军机处等李鸿章拿主意的王公大臣，都从不同的层面忧虑海防问题，一个整饬“轮船水师”的机会已水到渠成。

日本从台湾草草收兵后，无一刻放弃对清政府用兵的准备。他们先后在朝鲜、琉球有所动作，试探清廷的反应。特别是在琉球，日本人更加明目张胆。他们先是于1877年6月阻止琉球继续向清廷纳贡，后于1879年公然兴兵入侵琉球，宣布废琉球国体，将一个邻国改为日本的冲绳县。对此，清廷的态度暧昧，缺乏决断，甚至主张索性放弃番属国琉球这“海外弹丸之利”，以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李鸿章即使不是当时唯一能够清醒分析判断局势的人，也是局中最为明智者之一。他不但了解了日本人的心思，更懂得中国的政治。李鸿章再次重申了一个事实——没有海军，没有铁甲战舰，你能让大清国的骑兵踏过台湾海峡去打日本人吗？

沈葆桢此次赴台所带之兵，不是别人的兵，正是李鸿章的淮军十三营“武毅”军精锐。雄心和野心，如何能够界别分明？李鸿章要把他的政治、军事实力注入这场角逐之中。他既要漂亮的播种，也要完满的收获。

3.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也就是同治、光绪统治时期，拖着病体的老大帝国还没有走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经历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大清帝国，这时候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决心。

朝廷在政治、经济、文化、实业等领域颁布一系列改革弊政、图强创新的施政措施，让奄奄一息的帝国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回光返照”时期。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大型军工企业相继创办投产，天津机器局甚至于1880年试制潜水艇。

上海郊区，本来只是用来生长庄稼的农田被朝廷征用。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厂房和轰鸣的机器声，那些朝向天空骄傲地吞吐着黑烟的烟囱，让那些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农民无比震撼。

每天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江南制造局的上空便会拉响悠长的汽笛声，与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这些西方大工业城市里的汽笛声完全一致，工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充满生命律动的画面，像是给这个老迈的帝国服下了一颗还魂丹，让它突然变得年轻许多。眼前的一幕，让李鸿章这样的改革派有了巨大的成就感。

对于变化，西洋人高斯特在回忆中写道：“60多年前在英国，当人们建议筑造第一条铁路时，全国吵闹反对。如果那些喜欢嘲笑中国人害怕蒸汽机工厂和铁路运营的人们，能回忆一下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英国各阶级的知识人士所提出的反对，比今天中国人所表示的厌恶，可笑得多了。中国人不喜欢他们的墓地受到侵害，或是他们风水的规条受到破坏。但是在英国，一个著名的律师说，在有狂风的时候是不可能使蒸汽机运转的，就是‘搅拨火炉，或是增加蒸汽的压力到汽锅要爆炸的程度’，也是没用处的；医学家们说，隧道的暗淡与潮湿，汽笛的尖叫、机器的飞转，火车头悽怆地睨视着人们，都将给公共卫生带来很大的损害，他们将这种损害描绘成一幅可怖的图画。人们说，火车通过时的火花将引起房屋的火灾，或是使房屋被倒塌的防堤打碎。乡下的士绅们对他们的猎场的前途感到忧惧，因为火车头将穿过他们的地产，放出毒烟，破坏了他们的猎场；他们坚信他们的牛将受惊慌而永远不再想吃饲料，他们的母鸡在新情况之下将不再下蛋；有许多人甚至表示他们怕那些可怖的怪物——工厂所吐出的烟雾将使青天变得完全暗淡无光……当我们想一想，欧洲人和中国人在生活上、文化上、思想的方式上是有巨大的差别的时候，我们对中国从1860年的战争到1895年间迅猛的进步，实不能不感到惊异。”

洋务派们看到了老大帝国涅槃重生的希望，举国上下也陷入“同光中兴”的迷梦之中。

或许是梦境过于美好，让大清帝国的臣民对现实世界失去了应有的判断。虽然掌握了造枪、造炮、造船的技术，但无一不仿制，无一不落后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30年枪，居然还无法设计出一支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却造不出急需的爆破弹。至于其他非军工类的官办企业，同样是一片死气沉沉。

向西方学习不是开铁匠铺，工人们在里面零敲碎打就可以造出一个新世界，它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只会仿造枪炮而没有自我创新与自我造血功能的国家，除了向列强买军舰、送订单，别无其他选择。1866年6月27日，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访问德国。在此期间，代表团参观了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火及钢铁制造商——克虏伯集团，受到了主人热情的款待。回国后，代表团成员张泰向李鸿章报告了他对阿尔费雷德?克虏伯的深刻印象：“他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

对于为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立下大功的“加农炮之王”阿尔费雷德，李鸿章早已钦佩不已。他让手下准备了一份世界各国炮厂的大炮质量一览表。经过认真的审阅、选择和比较后，他认为，克虏伯家族的大炮优于美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大炮，将来一有战事，“稍有优，则利钝悬殊”。

1871年，李鸿章在科隆商人费雷德里茨?佩尔的鼓动下，一口气向克虏伯家族买下328门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首先稳固北京城的防务安全。

1884年成立的南洋水师和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队。它们的建立，得到欧洲军火商的大力协助。李鸿章在他“以夷制夷”的梦想里纵横驰骋。直到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夷制夷”理论的信仰者才蓦然发现，要想制夷，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在中欧关系的“蜜月期”，1877年，李鸿章向克虏伯公司的老板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提出要求，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免费培训。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答应了，他不能回绝眼前这个大主顾。

谁知那些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学生离开自己的祖国，就像出笼的鸟。他们尝到了自由滋味，很多人发生了改变：有的开始信仰基督教；很多人以长长的辫子为羞，把辫子绾起压在帽子里，有的甚至把辫子剪了；有的再也不愿意学习孔孟之道了，只愿意读西方书……

消息传回国内，那些本就意见不统一、观点摇晃的官员自然是抓住不放，很多人要求立即召回在外留学生。时隔不久，由于中国留学生要求进美国西点军校等事宜受阻，旧势力的压力更大了，朝廷也失去了主张，只好同意撤回留学生。

李鸿章主持下的第一次外派留学生一事，在无奈的现实面前也只能惨淡收场。尽管留学计划不幸夭折，但这次时间不长的留学活动，还是为大清政府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从事矿山、电报、铁路等行业的有30多人，包括6名工程师、3名铁路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20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1881年8月3日，清朝政府投资65万两白银的“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终于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下水。

当这两艘巡洋舰在中国海岸出现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1884年，继“超勇”号、“扬威”号两艘巡洋舰之后，大清帝国又有了“定远”号、“镇远”号两艘铁甲舰。这两艘姊妹船也是中国海军历史上仅有的两艘铁甲舰，成了李鸿章手里的王牌。

那些来自遥远世界、武装到牙齿的军舰，将使大清的海军变得无比强悍，其实力也将远远超于日本之上。想到这些，李鸿章没有理由不感到兴奋。然而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并没有被大清国的船坚炮利吓住，也没有像郑和时代的西南诸国一样向天朝进贡，相反，“定远”号、“镇远”号来到家门口耀武扬威，大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

曾有过海军经历的作家张承志说：“日本正处在侵略大潮的最上风头，如一个肆虐四乡未遇敌手的恶棍。他们正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发愁找不出下一个寻衅的借口，李鸿章却从海参崴跑来长崎修船……”

直至甲午炮声响起，甚至到了今天，日本朝野仍然喜欢把长崎清国水兵事件解释为一次“国辱”。当时《长崎快报》对事件做了如下报道：“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一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

丁汝昌鉴于前日的冲突严饬水兵不许带械滋事，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水兵遭到日本警察有预谋的袭击，双方死伤八十余人。其中北洋水师水兵死亡人数多于日本人。当时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

大清的军舰，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日本的海港。几十年后，当伊藤博文的遗著《机密日清战争》出版时，人们才知道，这一事件对历史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于它丢了一个大国的颜面，增强了日本人的自信心，更重要的是，大清国还弄丢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用汉字译电的密码簿。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捡到了这个密码簿。凭着这个密码簿，日本人很快找到了译电本中数字组合的方法。

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密码通信，至少是外交系统的密码通信，一览无余。这在整个战争期间乃至后来的马关谈判期间，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中国方面毫无知觉。

为了迎接慈禧太后的60寿诞，大清政府编订了远比编练海军更加详细的财政计划。其实筹备工作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就已经开始启动，光绪帝颁下上谕，提前近两年为慈禧的六旬生日做准备：“甲午年，欣逢（慈禧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

有人算过一笔账，在庆典期间，紫禁城、西苑（今中南海）、颐和园、万寿寺等处的殿宇、门座均用彩绸装饰，这项“形象工程”的预算是14万两白银。在巡游回宫的路上，还耗资46万两白银，搭建20多座彩殿、彩棚，此外，还耗资240万两白银装修庙宇、搭建彩棚、安装宫灯、点景楼、音乐楼、灯游廊、牌楼等。不算为太后修建颐和园的费用，仅这些“形象工程”的费用，就能购买3艘“吉野”号，足以把日本海军打个稀烂。

1892年，清廷公开宣布，因老佛爷寿庆需款，海军正式停购军舰。这一决定给日本人吃了一颗安心丸。

老佛爷的六十大寿非比寻常，也由此成为清廷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修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大为震怒，甚至说出“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的狠话。举国兴办如此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六旬庆典”，巨大的开支犹如压在光绪帝身上的一座大山。就在筹备庆典的同时，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户部刚刚向国外银行借贷。

据《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记载：由于战局恶化，为了军事需要，清政府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几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订购了十三艘快艇，共计需款四百余万两；为了应付战局，军队的开拔、招募和编练，沿海的防御，总计需款三百九十余万两。

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短期内集结在一起，令国库空虚、靠借贷度日的清政府难以为继。百般筹措，依然不见效果，不得已户部只得再举外债。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也就是慈禧寿典的筹备接近尾声之际，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

军费的筹措尚且需要举借外债，那么庆典的费用又将如何筹措？从已经寅吃卯粮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用于慈禧庆典的费用，只能是挪用、拼凑与搜刮，此外绝无他途。

黑云压城，日本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战争的借口。对于一心想要发动战争的日本而言，借口不过是一个幌子。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这一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李鸿章派总兵聂士成率900名清兵进入朝鲜，帮助朝鲜平定叛乱。日本人终于看到了机会，迅速派兵入侵朝鲜。

日本人做好了战争的一切准备，而李鸿章还幻想着利用外交手段平息这场战争。朝堂上，帝师翁同龢则以主战派的姿态出现。如同以李鸿藻等为首的“清流派”官员一样，翁同龢不懂军事，只知讲大道理，纸上谈兵。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谁都懂，在翁同龢嘴里，更是显得义正词严。

李鸿章对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他认为，历史上主战派最好当，他们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博得满堂彩，轻而易举地占领道德制高点，反正炮灰往往是别人家孩子。打了胜仗，证明他们正确；而打了败仗，自然还有别人来背这个黑锅。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话：“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这句话让人听了不仅毛骨悚然。显然，当年的杀兄之仇并未在翁同龢的心头泯灭，但他绑架了国家的命运，却有违他所标榜的儒家道德标准。

如果没有日本人掺和进来，朝堂上下“清”“浊”两派的争斗不过是家里的内务事，与前朝上演过的党争游戏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党争也就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既然对手是日本，那就拿日本做自己的一面镜子。观照之下，帝国官僚政治的弊端也就变得一目了然——“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现代化的推进者们不忙于意识形态上的唇枪舌剑，而埋头于扎实的制度建设”，只谈问题，不争主义，扎扎实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清精英阶层的分裂与争斗，则成了帝国内部的致命伤。

这刚好应验了美国学者汉斯﹒库恩的名言：“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象的。”清代党争几乎将洋务运动、大清王朝和李鸿章本人都推向了绝路。1894年7月9日，甲午年八月初九，中、日两军在朝鲜剑拔弩张，双方都闻到了战争的气味。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年份。他们的“大陆政策”执行得太早不行，强大的北洋舰队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执行得太晚也不行，中国的政治处于巨大的变局中，清朝政府正式推行因光绪被废黜而一度中断的新政。这一年，可以说是日本人手里的唯一一次良机。这一年，刚好是“整顿海陆军”诏书提出的“十年准备期”的最后一年。

经过大清帝国自己的大肆宣传，“定远”号和“镇远”号这两艘铁甲舰早已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市井酒肆之间，无论老妇小儿，满嘴念叨的都是‘定远’号和‘镇远’号”。

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担任浪速号舰长的东乡平八郎，当时还只是个海军大佐，他跑到港口观察“定远”舰。当他看见定远主炮上晾满刚洗的湿衣服，说：“这么松懈！说不定可以打败它！”

日本虽然没有“定远”号和“镇远”号，但是它有击败大清帝国的野心和决心。维新仅仅一年后，日本就从美国购进铁甲舰“东”号，海军建设开始起步。1870年，兵部大辅前原一诚提出扩建强大海军的计划，建议用20年时间，建造200艘大小军舰，其中铁甲舰50艘，以7年为一期，分三期实施。

为了能够超过“定远”号、“镇远”号，明治天皇节省宫内开销，捐钱购买军舰。皇太后也把自己珍藏的全部首饰捐献给海军。其实早在三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明治维新中脱胎换骨的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但没有人相信这个不起眼儿的东洋小国，会对大清帝国构成什么威胁和挑战。

从九月二十五日起，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进万寿贡物，拉开了慈禧六旬庆典的序幕。从十月初一起，内外臣工“穿蟒袍补褂一月”，隆重的祝寿活动正式开始了。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慈禧太后的金辇出现在皇极门外，当她从金辇上下来时，上午的阳光刚好洒在她的身上，在她华丽的朝服上面，镀上了一层金色。她由西门而入，从东边的石阶步入皇极殿，在御座上坐定，巨大的宫殿变得一片肃静，只听得大臣们撩动长袍的声音。

在光绪皇帝的率领之下，帝国的王公大臣们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数千人像潮水一样起伏跪拜，像是排练了无数次的舞蹈，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和谐。那曲《海宇升平日之章》也悠然响起，在宫殿庭院上空久久回荡。

如此宏阔的场面，每个人都会对这个王朝具有的强大的组织能力惊叹不已。也难怪翁同龢会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一句感叹：“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

而就在这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并在旅顺进行大屠杀。为此，那个弹丸之国也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典，那场庆典的规模，丝毫不逊于紫禁城内的这场万寿庆典。彼处的庆典是民众自发参加，来自前线的捷报让整个国家陷入翻江倒海的狂喜之中。而此处的庆典却是大臣们被强行召唤来给自己的主子贺寿。两个对阵之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携手上演了这场历史荒诞剧。

熬过冗长的庆祝程序之后，翁同龢等官员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满脸的忧虑之色。就在他们魂不守舍、准备离席之时，慈禧下达的懿旨让他彻底安顿了下来：赏赐皇帝和诸位王公大臣听戏三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

那几日，隔着窗子，慈禧太后应该能看到大臣们的身影明明灭灭。她也应该能够猜得到发生了什么。前线告急的军情电报像雪片一样飞进紫禁城。她看到翁同龢双手哆嗦着将一份电文呈到皇帝面前，她从这对君臣和师生的神色里就能猜出八九不离十，无非是前线吃紧、前线又吃紧。

4.一个愤怒社会的标靶

夏天是太平洋季风来临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同样以不可逆转的风雨之势席卷而来。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炮弹击中“高升”号的锅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锅炉爆炸了，刺眼的火光之后，船的一部分变成无数的铁片、黑烟飞上了天，遮天蔽日。整个船体剧烈地震动着，迅速开始下沉。

8月1日，光绪皇帝在斋戒三天之后，前往太庙行礼，随后驾还养心殿。这天晚上，慈禧太后在纯一斋看戏。就在宫殿的祥和气氛中，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李鸿章被任命为清军的最高统帅。第二天，圣旨又下，李鸿章被暂停穿黄马褂和戴三眼翎的资格，最高统帅的位置不变。朝廷这一举措，可以看作对李鸿章前一段工作的不满，也是对李鸿章的警示和激励，希望李鸿章振作起来，在战争中有一个良好表现，以重新取得穿黄马褂的殊荣。

仗是不能不打了，但打了两个星期，李鸿章深知不能硬拼，硬件方面自不是对手，软件方面，李鸿章亦深感“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于是心里仍然想着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这一争端。

黄海之战，清军官兵作战英勇，“镇远”号在作战中，主炮中弹，一个炮手的头骨当场炸碎，脑浆像柳絮一样在海风中飘过。在他倒下的地方，另一炮手及时补上来。“来远”号水手王福清在搬炮弹时，脚跟被炮弹削去，竟依然奔跑如飞，直到他看见甲板上拖出的长长的血迹，才发现自己受伤。

只有“济远”号、“广甲”号临阵逃脱。“济远”管带方伯谦称，“济远”漏水，火炮皆毁，不能出战，所以退出战场。它返回旅顺港时，才把海战的消息，带给岸上的人们。

李鸿章就在这时获得了关于海战的电文，但关于战果，他一无所知。没有人比他更加焦急。他就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他知道，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维系在这场战斗中。海战结束了，大海恢复了它的平静。李鸿章的手里，攥着丁汝昌在伤痛中给李鸿章写下的一纸避重就轻的战况汇报。他心绪难平，除了为死难的邓世昌、林永升、陈金揆、黄建勋、林履中请恤，他决然奏请将方伯谦即行正法。24日清晨，方伯谦还在睡梦中就被从床上拖下来，穿着一身茄青色纺绸睡衣，押到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他那颗呈现混沌状态的脑袋被刽子手一刀剁了下来。

有人说，甲午之败责任不在李鸿章，而在醇亲王奕譞。为太后一人的雅兴挪用军费，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为名，借洋款八十万两。如此做法，对于这个危患中的国度无异于自杀。李鸿章在面对朝廷上下的责备与谩骂时，心有不甘地说：“假如海军经费按年如数拨给，不过十年，北洋海军船炮甲地球矣，何至大败？此次之败，我不任咎也！”

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京城面见慈禧时，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儿”——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现代化的车轮滚滚。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同样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从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内容来看，他的着眼点一是在军事上，如购船、购械、造船、筑炮台等；二是在商务实行上，如铁路、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说派留学生、设医学堂等。可以说李鸿章考虑得非常周到了，而且意识到在诸多方面的落后，想奋起直追。

对于这个暮气十足的帝国来说，丝毫的改变都有可能如蚍蜉撼树，何况像李鸿章这样大踏步地学习西方？器物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无一不是观念的载体，中国人重器物，也不仅限于器物本身，比如商周的青铜器，就是国家权力和礼仪的象征。犹如电报电缆瓦解了传统的风水观，和洋务运动中的西洋器物一起进来的，当然是西方的科技、西方的思想。正是由于他倡导的物质革命，导致了科举的终结、新式教育的兴起，进而促使了传统社会的彻底解体。

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

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清廷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这多重的任务。清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做出评判。”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在比较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伊（伊藤博文）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唯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1895年3月20日午后，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位于一座小山丘上，面朝大海。木制小楼看上去并不大，却显得错落有致。日方将这里作为和谈场所，可能还是别有一番深意。

伊藤博文是马关所属的山口县人，春帆楼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或许日本国改革的最初构想，也是他站在窗前面朝大海时忽然生出的灵感。下关盛行吃河豚。而春帆楼，是开下关吃河豚风气的名店。海边建有军港，冒着黑烟的军舰往来穿梭。李鸿章看出了主人的意图，除了显示私人的胜利，更是在炫耀日本海军的军威。

谈判的会议室摆放着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十多把椅子相对而设，左为宾，右为主。日方还特别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似乎在提醒着人们，这位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

流水光阴，十年一梦，虽然已经是各自国家的权力代言人，可人毕竟是感性动物。那一天，伊藤博文见李鸿章进来，走过来握手致礼，然后按照事先摆放好的名签各自落座。

谈判桌前，故人相见，免不了一番唏嘘与感慨。除了例行常规的讨价还价，还有一些打哈哈的“闲谈”，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们换位思考所做出的对比。李鸿章坐在谈判长桌一侧最大的红色靠背椅上，他的名签是：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李鸿章。

他身边依次是：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芳，头等参赞官马建忠。

清方的对面，坐着日方谈判代表和书记官，分别为：大日本帝国全权弁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国全权弁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代治。

长桌顶端座位上坐着头等参赞官伍廷芳、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

对面的一端坐着：（大日本帝国）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

双方翻译罗庚龄和楢原陈政分别坐在各自谈判代表身后靠墙的位置。

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博文说：“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博文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一切驻扎费用开支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走出春帆楼，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开了枪。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潜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了一会儿，李鸿章苏醒过来。李鸿章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面对此突发事件，异常镇静，除了安慰随行人员外，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这个七十三岁的老人算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点儿安慰，他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子弹刚好卡在骨头缝里。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德国驻日公使馆的医生赶来为他看病。各国医生会诊之时，日本医生建议开刀，但德国和法国医生坚决反对。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害，不如暂时留在体内。如果贸然开刀，将会危及李鸿章的性命。

李鸿章在日本遇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这种不顾外交人员安危的行为。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介），二十六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在小山丰太郎看来，日本国之所以不能吞并朝鲜、踏上大陆，是因为有了李鸿章。现在，李鸿章又来到日本进行议和，更是凭其三寸不烂之舌挽救清国，阻止日本对中国的进攻。为了日本的前途，更为了激励日本军人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小山丰太郎坚决反对中日议和，决心刺杀李鸿章。

小山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坐收渔翁之利、趁火打劫，毕竟，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耗尽了力量，而小山丰太郎的行为无异于授人以柄。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只好答应“无条件停战”。脸上缠着绷带的李鸿章在床榻上读到了日本拟定的和约草案。这无异于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令他身心俱痛。李鸿章比谁心里都清楚，这场战争的输赢其实早就已经注定了。军事的失败只是一个表象，而政治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

李鸿章就像是一个日薄西山的帝国的谨小慎微的看门人，他的风度丝毫改变不了谈判桌上的弱势地位。结果不用等待，早就已经摆放在那里，就像被人贴上了一张无法撕去的宿命标签。

这是一张条件完全不对等的协议，草案内容主要有：

朝鲜自主；

将奉天以南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赔偿兵费3亿两白银；

修订通商条约，使日本在华的通商地位与欧美列强相同；

增加北京、重庆等七个通商口岸、允许各国输入机器直接在华生产，等等。

4月10日，李鸿章面缠绷带、坚持带伤回到谈判桌前。双方唇枪舌剑，有攻有守。或许是看到李鸿章受了枪伤，伊藤博文最后做了一亿两白银的让步。

李鸿章不甘心于此。关于赔款，他说：“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藤博文说：“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李鸿章说：“财源虽广，无法可开。”

伊藤博文说：“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国有急难，人才易出，即可用以开源。”

李鸿章说：“中国请你来做首相怎样？”

伊藤博文说：“当奏皇上，甚愿前往。”

李鸿章说：“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必知将借洋债方能赔偿，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这次会谈后，日本觉得需要给清廷施加点儿压力了，于是又做出了派兵舰出兵大连湾的态势。同时，李鸿章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的电报，要求他与日本订约。4月15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会谈。李鸿章仍要求日方减让赔款总款。经一番讨价还价后，日方同意每年贴兵费为50万两。17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清双方全权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约。

《马关条约》中有关辽东半岛的条款如下：

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又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

有关赔款的条款是：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翁同龢在日记中写：唯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

这笔白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呢？两亿两白银，加上后来由于“三国干涉还辽”追加的3000万两白银，约合3.472亿日元，而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也就是说，这笔赔款，相当于日本4年多的财政收入总和。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说：“一想到现在有3.5亿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觉得无比地富裕。”

日本人从此怀着暴发户的豪迈，陷入战争的赌博中不能自拔。

学者认为：“甲午战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其影响仍然深刻存在，甚至可能再次空前激烈地爆发出来。”

李鸿章神情黯然地踏上了归国的船只，发誓从此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两年后，李鸿章从欧美归来，当他途径日本需要换船时，他让随从在两船之间搭上板桥，从上面直接走过，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1895年4月18日，当面缠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国内的时候，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陌生。这种陌生感让他心底生出一股寒意，就是置身于生死未卜的异国，也不曾有过这种感觉。

虽然是春天，他的心情却像冬日里铁青色的天空，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他被自己所忠于的王朝抛弃了，他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一个愤怒社会的标靶。他在此之前的所有努力，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

回到天津以后，他称病不出，只是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了《中日马关条约》的正本。在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

8月28日，当他进京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后，皇帝阴沉着脸例行公事先慰问一番李鸿章的伤势情况，然后话锋一转，声音立即变得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一下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得“引咎唯唯”，满脸尴尬。

他就这样一下子成了全国公敌，“李鸿章”三个字成了卖国贼的代名词。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从四面八方雪片般地飞进紫禁城，落在光绪和慈禧的案头。更有所谓的爱国人士在各种场合宣称，要不惜一切暗杀李鸿章，以雪辱国之耻。

李鸿章深知宫廷政治的翻云覆雨，随时会将一个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尽管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可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还是被吓了一跳。光绪皇帝的圣旨适时地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实际上是保留“文华殿大学士”，算是给李鸿章留了一点儿面子，让他赋闲在京。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

就像李鸿章自己所说的那样，终其一生，他也只不过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既不能，也不愿，更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