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本是清修之地，可这年夏末的一个夜晚，关中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境内的般若寺，却显得有些忙碌和不同往常。般若寺是一座尼寺，在重檐复宇的三进大殿背后，有一排僻静素雅的尼众禅房。若是平日此时，尼众们肯定都已熄灯就寝了，因为次日还得早早起床做早课。可这天晚上，禅房里却灯火通明，只见一群官宦人家的婢女和六七个女尼正忙里忙外，进进出出，脸上无一例外地带着紧张的表情。

其实也无怪乎她们紧张，因为一向庄严清净的这座般若寺，此刻却变成了临时产房，准备给一位即将临盆的贵妇接生。从禅房紧掩的窗户中，不时传出产妇剧痛之下的呻吟，那令人揪心的声音一下一下敲击着尼众的耳膜，仿佛是在告诉她们：出家纵有万般清苦，但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躲过每个俗世妇人必经的这一劫。

产妇的呻吟很快就转成急促而干哑的嘶喊，显示出那个即将投奔人间的小生命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约摸半炷香的工夫后，产妇的嘶喊在最后的爆发中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初生婴儿异常嘹亮的第一声啼哭。

这个婴儿就是杨坚。

他出生的这一天，是西魏大统七年阴历六月十三，时当公元541年。

这一年，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与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欢还在进行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多年来，这对你死我活的冤家你来我往、缠斗不休，大大小小数十百战，都想把对方一口吞掉，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一年，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还在佛教信仰的世界里痴迷不返，屡屡把身为皇帝的职责抛诸脑后。十几年来，他不近女色，诵经茹素，还先后“舍身出家”两次（不久还将陆续出家两次），每次都把大臣们搞得六神无主，最后只好捐出巨资将他赎回，可他却浑然忘我，乐此不疲，誓将这场“皇帝菩萨”的出家秀进行到底。

这一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正在雄心勃勃地进行着针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试图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可就在他的梦想刚刚展开之际，属地埃及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疫情迅速蔓延到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席卷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其中仅君士坦丁堡就死亡8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1/3以上。长期肆虐的大瘟疫使得东罗马的劳动力和兵力锐减，继而引发饥荒和政治动乱，从而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雄心。

这一年，已然在分裂和动乱中生活了三百多年（自东汉灭亡算起）的中国人，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对于无休无止的战争和恍如轮转的政权更迭，似乎早已见怪不怪，甚至习惯到了麻木的程度。作为普通老百姓，不管明天的城头又要变换哪一杆大王旗，只要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以种，只要老婆孩子还有一口饭吃，这日子就可以照旧过下去，无所谓痛苦和伤感，也没什么追求和祈盼。

所以，大统七年这个燠热难当的夏夜，在关中一隅的某座寺庙里，诞生了某个哭声嘹亮的婴儿，对于这个扰攘纷乱的世界来说，实在构不成任何意义。换言之，杨坚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哭喊，除了惹来附近村落的几声犬吠，骚扰了个把村民的夜半好梦，影响了寺中尼众的次日早课之外，恐怕就真的没什么了。假如这时候有人说，若干年后，这个男婴将终结三百多年的乱世，缔造一个统一的帝国，并且带给芸芸众生传说中的太平盛世，人们肯定都会当成笑话来听。

不过，般若寺中一位法名智迁的女尼并不认为这是笑话。恰恰相反，自打杨坚呱呱落地的这一刻起，她的目光就被襁褓中的婴儿牢牢吸引住了，同时心里不断响起一个神谕般的声音——这孩子定非凡人，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所以，当杨坚的母亲吕氏从产后的短暂晕厥中幽幽醒转时，就听见智迁尼师用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告诉她：“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隋书·高祖纪》）也就是说，这孩子大有来头，不能跟普通的孩子一样在俗世中养育。

据说，这位智迁尼师从小出家，戒行精严，尤其擅长禅观，也就是能在深入的禅定状态下观照宇宙世间的万事万物，因而“时言吉凶成败事，莫不奇验”。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现在，尼师对刚刚出生的这个孩子如此另眼相看，实在是让吕氏惊喜莫名。所以，她没有过多犹豫就答应了智迁的要求——把孩子交给她抚养。

后来，杨坚刚刚满月，就被智迁尼师从吕氏身边抱走了。智迁将杨坚“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给他起了一个佛教法名“那罗延”（梵语，意为金刚力士），从此独自承担起杨坚的启蒙教育工作，并一直把他培养到了十二岁。

在完全佛教化的教育环境中，杨坚的精神成长自然与世俗之人大异其趣。从懂事的时候起，智迁尼师就反复告诉他：你不是凡人，而是护法金刚转世，今生必当成就一番济世安民、弘法利生的伟业。她对杨坚说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不啻于是对未来中国佛教的准确预言：“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日后，北周武帝宇文邕果然大举灭佛，“融佛焚经，驱僧破塔”，而登基后的杨坚则大兴佛法，曾先后两次在天下各州兴建舍利佛塔达八十三处，而中国佛教也正是在隋朝至初唐之际臻于极盛。

智迁给予杨坚的特殊教育，无疑在他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永难磨灭的烙印，并且赋予了他宏大高远的志向和抱负。多年以后，已然君临天下的杨坚每每回忆起这位非同寻常的女性，总会怀着无比敬仰和感激的心情，亲切地称她为“阿阇黎”（梵语，意为导师），并命史官为智迁立传，命画师将她与自己画一张合像，然后颁发天下，让大隋帝国的万千臣民顶礼膜拜。

尽管杨坚的母亲吕氏笃信佛教，也非常信任这位德高望重的智迁尼师，但孩子出生不久便被抱走，感觉就像被剥夺了抚养权一样，心里难免有些酸楚和失落。当然，吕氏还是拥有“探视权”的。智迁不辞辛劳地把杨坚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亲自抚养，并不是为了隔绝她们的母子亲情，而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最严格、也是最高质量的早期教育。

吕氏自然深知这一点。可饶是如此，每次去看望孩子，心里还是充满了难言的酸涩，每回离开更是恋恋不舍。直到有一天，吕氏无意中目睹了令她万分惊愕的一幕，才真正体会到——智迁将孩子“舍于别馆”的做法，是一种多么明智且用心良苦的选择。

那是杨坚出生不久的时候，吕氏去“别馆”探望孩子，抱在手里亲抚逗弄，可忽然间，她的眼前出现了可怕的幻觉，只见怀里的孩子突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露出了一条张牙舞爪的龙的模样。吕氏大惊失色，下意识松开了手，连连退了好几步。孩子掉在地上，哇哇大哭。智迁闻声从外间跑进来，抱起孩子，看着张皇失措、惊魂未定的吕氏，淡淡地说了一句：“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你把我们的孩子吓着了，害他要晚几年才可得到天下。

天可怜见，真正被吓着的其实不是襁褓中的杨坚，而是吕氏。那天她再也不敢伸手去抱孩子，并且一直愣在原地，许久没有回过神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吕氏始终心有余悸，每当再见到孩子，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心理障碍。当然，说这件事带给吕氏的纯是惊愕，也未必尽然。准确地说，吕氏的惊悸之中，其实包含了很大程度的惊喜。毕竟，这世上只有极为个别的母亲，才能生出“头上长角、身上长鳞”的真龙天子。智迁尼师不动声色的那句话，其实也已经明白无误地向她泄露了天机。至于孩子为何经此惊吓就会“晚得天下”，则大可不必深究。因为“得天下”三个字才是重点，其它皆可忽略不计。

总之，“龙子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吕氏造成了困扰，但自此以后，她已经发自内心地认同了智迁的做法，相信自己的孩子确非凡夫俗子，所以必然要采取跟别的孩子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

杨坚在智迁的特殊教育下慢慢长大，无论是体貌特征还是性情举止，似乎都在逐步印证尼师当初所作的预言。史称，杨坚相貌与常人迥异，天生一副“龙颜”，具体特征是“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且手上有一个奇特的掌纹，细看分明是一个“王”字，而身材则是“长上短下”，亦即上半身较长，腿却比普通人短（据说这是帝王之象，比如刘备也是身长腿短，方能“两手过膝”）。除了外貌，杨坚的性格也与同龄人有很大差异：别的孩子成天活蹦乱跳，他却打小就庄重自持、沉默寡言。大约在十二岁以后，杨坚从女尼的“别馆教育”中毕业，进入西魏的官办学校太学就读。此时的杨坚俨然已是一副小大人模样，举止沉稳，不言自威，就连亲朋好友也不敢随便接近他。

（《隋书·高祖纪》：“虽至亲昵不敢狎也。”）杨坚与生俱来的种种天命征兆，与史书记载的其他帝王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肯定是不值一哂的。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则不难发现，即便围绕在杨坚头顶的种种天命预言和宗教光环并不符合唯物主义者眼中的客观真实，但只要当事人相信、认定其为真，那么这些东西就会对他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从而潜移默化地成为他的人生目标，并推动他去实现它们。

换言之，古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和科学精神固然弱于今人，但他们对神秘主义的笃信和热衷，却可以给他们带来心理学意义上的无穷妙用，并给他们的人生和事业注入强大的动力。这一点对杨坚来说也不例外。日后，当杨坚在北周朝廷的地位节节攀升、并逐步成为手握大权的辅弼重臣的时候，从出生之日起便围绕着他的种种天命征兆，肯定会带给他无比强大的信心和能量，并推动着他去完成改朝换代、经天纬地的事业。

以当下流行的成功学信条——“吸引力法则”而言，每个人每一天的所思所想，都在创造自己的未来。你心里最常想的是什么，最常把焦点放在什么事物上，这种事物就会被“吸引”到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人生。倘若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万法唯心造”“命自我立”“如是因得如是果”。而智迁给予杨坚的“济世弘法”的人生观，或者说杨坚从智迁那里获得的“天命在我”的信念，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吸引力法则。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总是把“物质决定意识”奉为绝对真理，事实上这样的论断正在遭受现代科学的质疑。比如量子物理学就认为，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宇宙，“所有被我们感知的一切，都是由意识所塑造的”。

（朗达·拜恩《秘密》）由此可见，在人的意识深处，至今还隐藏着诸多不为我们所认知的现象，同时也蕴涵着尚未被我们开发的巨大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唯心论或者说神秘主义，就不该被现代人全盘否定，而是值得我们用更加多元的眼光和方法，去重新考量和探究。

无论杨坚身上的种种帝王之象是否为真，有一点是无庸质疑的，那就是——他拥有比别人高得多的人生起点。毫不夸张地说，杨坚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据隋朝宗室自己的谱牒记载，其祖籍地是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市），并声称东汉名臣、官居太尉的杨震，就是杨坚的十四世祖。由于自汉代以降，弘农杨氏便是名闻天下的世家大族，所以后世许多姓杨的人往往喜欢冒认祖先，以此光耀门楣、自抬身价。而据有关学者考证，杨隋宗室出自弘农杨氏一说，实际上也是附会。不过，虽然杨坚的祖上和地望不像他自称的那么显赫，但是，从史籍可考的杨坚的六世祖杨铉以下，杨氏历代皆为官宦则是不争的事实：杨铉官至北平太守，子杨元寿官至武川镇司马（武川，今属内蒙古，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后代子孙便世代居住于此；杨元寿生子杨惠嘏，官至太原太守；杨惠嘏生子杨烈，官至平原太守；杨烈生子杨祯，官至宁远将军；杨祯因战功卓著，死后追赠柱国大将军，其子杨忠，就是杨坚的父亲。

西魏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最高阶设置八个柱国大将军，即宇文泰、元欣、李弼（李密曾祖）、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李虎（李渊祖父）。按府兵制规定，宇文泰位总百揆，是最高军事统帅；元欣是西魏宗室，仅为挂名性质；余下六个柱国，每人统率两个大将军，共计十二人；每个大将军统率两个开府，二十四开府下辖全国一百个军府。十二大将军分别是：元赞、元育、元廓、宇文导、侯莫陈顺、达奚武、李远、豆卢宁、宇文贵、贺兰祥、杨忠、王雄。

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大多是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他们既是西魏王朝的中流砥柱，也是宇文泰逐鹿天下的军事资本，更是宇文家族日后篡魏立周的佐命功臣。以他们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被陈寅恪先生命名为“关陇集团”），对当时和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杨忠作为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在西魏、北周的权势和地位自不待言，对杨坚的荫庇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

显赫的官二代背景，十二年特殊而严格的宗教教育，加上两年太学的深造，把杨坚打造成了一个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贵族少年，也使他成长为最符合关陇集团标准的后备人才。难怪当时西魏的实际掌舵者宇文泰只见过他几面，就对他大加赞叹，称：“此儿风骨，非世间人！”（《北史》卷十一）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年仅十四岁的杨坚从太学毕业，被授予京兆府功曹的勋职，开始登上西魏的政治舞台。十五岁，因父亲杨忠攻取南朝的江陵（今湖北省荆沙市）立下战功，杨坚又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之勋官，封成纪县公。十六岁，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衔。

尽管这一系列勋位和爵衔都属恩荫和荣誉性质，并无实际职权，却都是贵族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也是杨坚作为关陇集团后起之秀的“资格认证”。有了这些勋位爵衔，总有一天，杨坚就能从父亲杨忠那里继承所有的世袭利益和政治资源。换句话说，此时的杨坚虽然还没有正式踏上仕途，但是一条前程似锦的金光大道，已经确凿无疑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关陇集团内部非常流行政治联姻，亦即通过子女通婚的方式，加强彼此的利益联结和情感纽带。其中，西魏八柱国之一、大司马独孤信就是一位著名的“纽带人物”。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嫁给了李虎（八柱国之一）的儿子李昞（李渊之父）；而七女独孤伽罗（梵语，意为香炉木），则大约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年末，由独孤信和杨忠亲自主婚，许配给了杨坚。

独孤信与杨忠都是武川人，两人自幼便是好友，从北魏末年起，杨忠便追随独孤信南征北战，两人称得上是过命的交情，如今再加上这桩婚事，双方的关系自然更为紧密。独孤信一直以来都是杨忠的顶头上司，眼下在西魏朝廷的地位也比杨忠高得多，所以，杨坚能够成为独孤信的乘龙快婿，对其未来的政治前程无异于锦上添花。

然而，就在杨坚和独孤氏刚刚成婚不久，西魏帝国突然间风云变色，一场改朝换代的政治动乱迅速把独孤信和杨忠这两个家族推入了权力漩涡之中。原本一帆风顺、前程似锦的杨坚，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血腥和残酷，以及鼎革之际高层博弈的波谲云诡与惊心动魄……